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五

译传记说：“听到可疑的传闻，就传述可疑之说；听到确实可信的，就传述确实可信的。” 而尧舜之道因此得以保存。愿陛下对先帝所怀疑的也加以怀疑，对先帝所信任的也加以信任，以显示反本求明、不把天下事务专断于己的原则。天下事物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根本。《易经》说：‘天下万物的运动，归根到底以正道为一。’又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五经的根本，从孔子开始。谨奏《左氏》的过失共十四件。诏令将此事交给博士议论。” 章帝建初元年，诏令贾逵入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皇帝认为贾逵的说法好，命他说明《左氏传》比《公羊传》《谷梁传》高明的主要义理。贾逵于是详细分条上奏说：“臣谨从《左氏》中摘出三十件尤其显明的事例，这些全都是君臣之间的正义、父子之间的纲纪。其余与《公羊》相同的有十分之七八，或只是文字简略、稍有不同，并不妨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这一类事，《左氏》对于君父之义阐释深刻，《公羊》多依据权宜变化，两者相差悬殊，实在很远。但冤屈积累已久，没有人肯为它辨明。臣在永平年间曾上言，《左氏》与图谶相合；先帝不因臣是草野小民而遗弃臣，阅览并采纳臣言，抄写其传注，收藏在秘书府。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设立《左氏》，却没有先公开说明大义，反而轻率地把奏议移交太常，仗恃自己的义理高明，诋毁挫辱各位儒者。儒者们心中不服，便一同排斥他。孝哀皇帝不愿严重违逆众人的心意，所以调刘歆出任河内太守。从此攻击《左氏》，于是结成了深重的仇怨。直到光武皇帝凭借独到的明见，兴立《左氏》《谷梁》，会通两家之学。只是先师不懂图谶，所以使这件事中途废止。”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认为五经流传久远，圣人的旨意难以明白，应当撰作章句来启发后来的学者，于是上奏说：“臣听说《诗》《书》《礼》《乐》由孔子审定，阐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来各家分别解释，各有不同说法。汉朝承接秦朝乱政之后，经典废绝，原文大略保存，有的没有章句，于是收集整理残缺遗文，建立明经科，广泛征召儒术之士，开设太学。这是因为孔圣已经远去，微妙的道理将要断绝，所以设置十四家博士，设立甲乙等科，用来勉励学者，向人们表明应当喜爱什么、厌恶什么，改变弊病而归于善道。臣看到太学考试博士弟子，都是凭个人意见解释，不遵守本家章句，私下互相包庇隐瞒，开启产生奸弊的途径；每逢策试，总要引起争讼，议论纷乱，互相非难。孔子称说‘述而不作’，又说‘我还赶得上史官遇到缺文时保留原样，痛恨史官明明不知道却不肯保留缺文’。如今不依照章句，任意穿凿附会，把遵从老师说法看成错误，把个人义理解释说成得到了真理，轻慢学术之道，渐渐形成风俗，实在不是诏书实行考试、选取人才的本意。改掉浅薄而归于忠实，是三代共同的常道；专心精研、致力于根本，是儒学首先看重的。臣认为，博士以及甲乙等科的策试，应当遵从各家的章句，出五十道难题来考试；解释得多的列为上等，引用文字明确的列为高等说法。”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认为五经流传已久，圣人的旨意难以明白，应该撰作章句来启发后世学者，于是上奏说：“臣听说，《诗》《书》《礼》《乐》是孔子整理确定的，阐发经文、撰成章句则始于子夏。此后各家分别解说，各有不同说法。汉朝承接秦朝的动乱，经典被废弃断绝，原文只略有保存，有的甚至没有章句。于是收集整理残缺遗失的典籍，确立明经之学，广泛征召儒术之士，开设太学。孔圣人去世已经久远，精微的道理将要断绝，所以设立博士十四家，设置甲、乙等科目，用来勉励劝导求学的人；这是为了向人们显示什么可喜、什么可厌，使他们改掉弊病而趋向善行。臣私下看到，太学考试博士弟子时，他们都凭自己的意旨解说，不遵守本学派的章句；私下互相包庇隐瞒，给奸邪开辟了门路。每逢策试，便常常引起争讼，议论纷乱错杂，彼此互相指责。孔子说过：‘阐述而不创作。’又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官对有所缺漏的文辞存而不书，却厌恶史官有不知道的事情而不肯存疑。’如今不依照章句，任意妄加穿凿附会，把遵循老师传授的说法说成错误，反而把凭义理随意解说说成合乎道理，轻慢侮辱圣贤之道，渐渐形成风俗，实在不是诏书所说的慎重选取经学本义的意图。改掉浅薄而遵从忠实，是三代相传的常道；专心精研、致力于根本，是儒学首先看重的事情。臣认为，博士以及甲、乙科的策试，应该遵从各家的章句，出五十道疑难问题来考察他们；解释得多的列为上第，能够引用经文而阐明事理的列为高等。” “如果不依从先师，各家义理互相攻伐，就都应当判为错误。五经各取考试上等的六人。《论语》不应采用射策考试；即使这种失误已经存在很久，也还可以设法纠正。”诏令下交公卿议论，众人都听从徐防的建议。魏武帝时，袁涣上言说：“如今天下的大难已经平定，文治武功并用，这是长久治理的道路。可以大规模搜集典籍，阐明先圣的教诲，改变百姓的视听，使海内显著地向往并接受教化。这样，即使远方的人不服，也可以用文德使他们归附。”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吴大帝时，刚开始为《易经》建立注本，虞翻上奏说：“臣听说六经的根源，没有比阴阳更大的。伏羲因此仰观天上悬列的象，创立八卦，观察变化而推演六爻，成为六十四卦，用以沟通神明、类比万物。臣的高祖父、故零陵太守虞光，年轻时学习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虞成继承他的学业；到了臣的祖父虞凤，又为此作图谶详解。臣的父亲、故日南太守虞歆，从虞凤那里接受本学和图谶，有旧书传世，世代承袭其学业。传到臣这里已经五代，前人虽然通晓讲说，却多玩弄章句，即使有秘传之说，对经义的图谶仍不够贯通。臣出生时正逢乱世，成长于军旅之间，在战鼓声中学习经书，在戎马之上讲论义理。我考察先师的学说，依据经文建立注释。又有臣郡中的小吏陈桃梦说，臣曾与一个道士相遇；那道士披散头发、穿着鹿皮裘，布列《易》的六爻，拨动其中三爻来劝臣饮酒。臣请求把三爻全部吞下。道士说：‘《易》的道理在于天，三爻就足够了。’” “难道是臣承受了天命，所以应当懂得经书吗？臣所看到的各家解释，大都不脱离流俗；其中义理不恰当的，臣确实都加以改定，使它归于正确。孔子说：‘乾卦元气运行于九，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圣人面南而王，大概取法于离卦；这实在是天子应当遵行、协调阴阳、招致麟凤的道理。又说：‘经书中最大的，没有超过《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读《易》的很多，但能够解释它的却很少。到孝灵帝时，颍川荀谓号称懂得《易》，臣得到他的注本，认为胜过庸俗儒生。但他解释‘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时，颠倒反复，完全令人不能理解。孔子赞叹《易》说：‘懂得变化之道的人，大概懂得神明的作为吧？’这是赞美大衍、四象的制作；可是荀谓却把它放在章首，尤其可怪可笑。又有南郡太守马融，名声上很有才华，他的解释反而还不如荀谓。孔子说：‘可以和他共同学习，却未必能共同达到道，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然各自作了注，宋忠稍稍不如郑玄，但两人都没有真正进入《易》的门径，难以拿来向世人传示。”

译虞翻又因郑玄注《尚书》有违失，列举条目再次上奏说：“臣听说周公制定礼制来辨别上下，孔子说：‘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才有所安置。’所以尊君卑臣，是礼制的首要原则。臣看到已故征士、北海人郑玄所注《尚书》，把《顾命》中康王手执瑁的‘瑁’字误作同字，既没有察觉订正，又训释为杯，说是酒杯。成王病重，凭着几案漱洗面目，‘洮颒’本应解释为洗濯，却把它当成洗衣；经文中的‘洮’字又错误地改成‘濯’，以迁就错误。又古代大篆中的‘卯’字，读音应当是‘柳’；古代‘柳’与‘卯’是同字，他却解释为‘昧’。‘分北三苗’的‘北’字，古代是‘别’的意思，他又训作北方的北，仍说是分别。像这类错误，实在令人惊怪。古代文字注释说：‘天子手执瑁朝见诸侯，却把它说成酒杯；天子洗脸，却把它说成洗衣。’古篆的卯字反而解释成昧，严重违背了不懂就应当存疑阙置的道理。这几件事的错误，没有比它们更大的，应当命令学官订正这三件事。马融的训注也把瑁解释成同，认为是大同天下；现在经文又把益加金旁写成铜字，训释为天子所用的副玺。这些说法虽然都不正确，却还胜过郑玄。然而如果不加订正，臣死后有人在百世之后兴起，即使世间有明白的人，也会心怀谦退，没有人上奏订正。” “另外，郑玄所注五经中严重违背义理的地方还有一百六十七件，不可不加以订正，使之施行于学校，流传给后世。臣私下以此为耻。” 后魏道武帝曾问定州大中正李先：“天下什么书最好，可以增益人的精神和智慧？”李先回答：“只有经书，即三皇五帝治理教化的典籍，可以补益君主的神智。”又问：“天下书籍总共有多少？朕想把它们收集起来，怎样才能齐备？”李先回答：“伏羲创制文字制度，历代帝王相承，直到今天，世代流传的国史、天文秘纬，多得无法计算。陛下如果确实想搜集，就应严令天下各州郡县搜寻齐备后送来；只要是君主所喜爱的，收集起来也并不困难。”皇帝于是向天下颁布制度，搜集经籍，书籍逐渐聚集起来。宣武帝时，秘书丞、武邑郡中正孙惠蔚进入东观后，看到典籍还不完备，于是上奏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必定得到神明辅助、任用贤人经世，参照天道地理，依照典章旧故，述明尊崇宏大的治国谋略。所以《易》说：‘观察天文以考察时序变化，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这样看来，六经百家、图书秘籍，正是承受天命的正确方法，是治理百姓的正当规范。因此，温柔敦厚、深远广大，是《诗》《书》的教化；恭敬节俭、平易善良，是礼乐的道路。卦爻卦辞以精微为神妙，《春秋》以组织言辞来施行教化。所以古代大训在东序明白彰显，艺文典籍在麟阁光耀。这实在是天下的枢纽，是胜残去杀的要道，是国家的精神根基，是帝王的盛大事业。安定君上、使百姓安宁、敦厚风俗、美化民情，难道不在于此吗？到了秦朝抛弃学术，礼经便泯灭断绝。汉朝兴起后寻访典章文献，重新举用先王遗训，灿然又得以保存。到了光武帝平定动乱时，日夜没有闲暇，但迁入洛阳的书籍已有二千多辆。魏晋时期尤其重视典籍，收集散亡、汇聚遗逸，九流之学都得到搜集。看他们搜罗校阅史书，访求购买经论，纸张竹简所载的文献，大略没有不收集的。臣的学问不足以成为通儒，思虑也达不到深远，只是沿袭章句，片段义理也没有建立。” 承蒙圣恩曲加覆盖，使我得以厕身秘书省，忝居其职，专掌典籍。然而查看秘阁旧有典籍，过去从未制定统一的目录，新旧书籍杂糅在一起，首尾也不完整。有的累积达几十帙，有的多年没有抄写；有的篇章次序脱落，始末残缺；有的文字损坏、字句讹误，错误接连不断。篇目虽然很多，完整而定本的却很少。臣如今依照前任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打算补足残缺，合并有无，校订句读，作为定本；依次整齐抄写，永远作为常规。秘书省原来没有底本的书，也广泛推求搜访，使其全部搜集齐备。然而经书典籍浩繁，诸子百家纷杂，部帙既多，章篇又有错讹，绝不是一两名校书人员用几个月或几年能够完成的。现在请求征召四门博士和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心校勘考订，共同审定字义。如果蒙准许，那么典籍文字就能确实订正，群书也能大为汇集。’皇帝下诏准许了此事。殄寇将军、符节令江式上奏说：‘臣听说，庖牺氏兴起，八卦排列出它的卦画；轩辕氏兴起，龟策显现出它的文彩。古代史官仓颉观察两种卦象的爻辞，又观看鸟兽留下的足迹，另创文字来代替结绳记事，用书契来记录事务。把这些文字宣示于王庭，百工便能各有次序；把它们载入方册，万事万物便都能明白。直到夏、商、周三代，文字形体颇有不同，虽然依照事类制定字形，却还没有完全不同于仓颉的文字。因此，《周礼》规定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学习六书：一叫指事，二叫象形，三叫谐声，四叫会意，五叫转注，六叫假借，这大概就是史官仓颉遗留下来的法则。到了周宣王时，太史史籀著成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当时人便称为籀书。后来孔子整理六经，左丘明撰述《春秋》，都使用古文，其中的意义可以据此了解。此后战国七国各有不同的文字轨制，文字彼此歧异。等到秦国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便上奏，请求废除不合秦国文字的字体。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都取法于史籀的大篆，有的又加以省略改易，这就是所谓小篆。于是秦始皇焚烧经书，清除旧典，官府狱讼繁多，为求简便易行，开始使用隶书，古文从此衰绝。隶书是秦始皇让下杜人程邈在小篆基础上创制的。因为程邈原是徒隶，所以称为隶书。因此秦代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

译汉朝兴起后，有学习《尉律》的课程，又重新教习籀书，并学习八种字体；通过考试考核成绩优劣，以此选任尚书、史吏。百姓上书时，如果文字写得不端正，往往就要被举发治罪。又有草书，却不知道是谁开始创制的。考察它的字形，虽然没有固定的意义，也不过是一时权宜变通的字体。汉宣帝时，召集通晓《仓颉篇》的读书人，只有张敞应召。张敞受业之后，凉州刺史杜邺、沛人援、礼以及讲学大夫秦近，也都能讲说这门学问。汉孝平帝时，征召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讲说《文字》，任命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这些材料，撰成《训纂》篇。到了王莽摄政时，他自认为应天命而制作制度，便让大司空甄丰校订文字类别，大幅改定古文。当时有六种字体：一是古文，即孔子宅壁中发现的文字；二是奇字，就是与古文不同的字体；三是篆书，说的就是小篆；四是佐书，即秦代隶书；五是缪篆，用来摹写印章；六是鸟虫书，用来书写旗帜和符信。所谓壁中书，是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时得到的《礼》《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仓献上《春秋》《左氏传》，字体与孔氏壁中书相类似，就是前代的古文。后汉郎中、扶风人曹喜，号称精于篆书，稍微不同于李斯的法度，却非常精巧。从此以后的后学都采用他的书法。又有诏令侍中贾逵修治旧文，把各种特殊的技艺和不同的学术，以及王道教化的一端，只要有可以增益国家的，没有不全部汇集的。贾逵就是汝南人许慎所尊奉的古文学老师。后来许慎感叹当时人喜欢猎奇，叹息儒生习俗喜好穿凿附会，痛惜文字因誉扬而被毁坏，痛恨字形因诋毁而败坏，于是任意变更，扰乱天下。所以他撰写《说文解字》十五篇，开篇至最后一篇各有部属，包罗六艺群书的训诂、评释，百家诸子的训说，以及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之物和王制礼仪、世间人事，无不完备记载。可以说是按类别汇聚、分门归属，繁杂而不越界，文采与质朴相济，是最值得论述的一部书。左郎中将、陈留人蔡邕，采纳李斯、曹喜的书法，综合古今各种字形，奉诏在太学立石碑，刊刻五经；碑上的题字和楷书法式，大多出自蔡邕。后来鸿都门开放，书法绘画等奇才无不云集；当时各地进献篆书，没有能超过蔡邕的。魏初博士、清河人张揖，著有《埤仓》《广雅》和古今字训，探究《埤仓》《广雅》的内容，拾取遗漏，增益事类，这对文字学也颇有补益；但把他的字义训释与许慎的《说文解字》相比，古今字体的使用，有的得当，有的失误。陈留人邯郸淳与张揖同时，博通古学，开明多才，尤其擅长《仓颉篇》《尔雅》；对于许慎所说的字义、八体、六书，也精心探究其中的幽深义理，声名超过张揖。他曾用书法教授诸皇子，又在汉碑西面建立三字石经。石经文字文采灿烂，三种字体经过校勘，与《说文》的篆书、隶书大体相同，只是古字略有差异。又有京兆人韦诞、河东人卫觊两家，都号称擅长篆书。当时台观匾额题字、宝器铭文，全是韦诞所书；人们都把它传给子孙，世代称赞其精妙。晋代义阳王典祠令、任城人吕忱，上表献上六卷《字林》。考察它的体例旨趣，是依附许慎《说文》，并按偶章、司隶等体例分别列出古文、籀文以及奇异难解的字；文字采用端正的隶书，而不违背篆书的意义。吕忱的弟弟吕静，另外仿照原左校令李登按声类编排的方法，作《韵集》五卷，把宫、商、角、徵、羽各自编为一篇；但其中的文字和他哥哥的书，正如鲁、卫两地的音读一样，楚、夏之间有时也不相同。大魏承接百王末流，继承五运的余绪；时代更替，风俗转移，文字随之改变，篆书形体错谬，隶书形体失真，世俗学者的鄙陋习气又加以虚妄巧饰，善于谈辩的人还凭主观臆见解说，混淆当时视听，实在难以厘正改定。所以古语说：‘众人都把正确说成错误，实行正道才是真正可信。’这句话正适合说明这种情形。于是有人说：‘把“来”字追改成“归”字，把“巧言”写成“辩”字，把“小儿”写成“防”字，把“神虫”写成“蚕”字，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全都不符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慎《说文》和三字石经的字形。’凡是涉及古文字的地方，没有不为此惆怅的。唉，文字是六艺的根本，是王道教化的开端，是前人传给今人的凭借，也是今人认识古代的凭借，所以说：‘根本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孔子说：‘如果要治理国家，首先必须端正名分吧？’又说：‘只阐述前人的学说而不自作新说。’

译《尚书》说：‘我想要考察古人的法象，他们都说要遵循、修明旧史，而不敢穿凿附会。’ 臣的六世祖琼，世代居住在陈留，晋朝初年，他与祖父、父兄以及应元一同从师于卫觊，学习古篆的法式、《仓颉篇》《尔雅》以及方言、《说文》的义理；当时兼收并学，因善于此业而受到称誉。祖琼官至太子洗马，出任冯翊郡守。正逢洛阳发生战乱，便避居河西，几代相传学习这一事业，因此没有失传。世祖太延年间，皇威向西扩展，牧犍归附朝廷。臣的亡祖文威，拄杖归国，献上家中五代相传、世代掌管的书籍以及古篆八体的法式。当时朝廷加以褒奖、记录，把他编列在儒林官班中；有关文字的省略、家族的称号和世传事业，也都记载下来。到了臣这里，见识浅陋，学问平庸，渐渐受到家风熏陶，却有辱祖业而未能显达。只是适逢时运到来，所受恩遇出乎意料；每次承受皇恩，如同在云津沾受雨露，得以奔走文阁，参与史官事务，在宫禁中题写篆字，竟然得以与上等贤哲同列。臣已经竭尽愚陋浅短的才力，却想停下也不能，因此斗胆凭借六代祖传的资业，遵奉祖先的教训，私下仰慕古人的轨范，企望践行儒门的道路，于是请求编撰汇集自古以来的文字。以许慎《说文解字》为主，同时采集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以及各家赋作中具有六书意义的文字，全部依次分类编联。全书文字不再重复纠缠，编成一部。古文、籀文、奇异难解的字以及俗体隶书等各种字体，都分别列在篆书之下，各自加以区别。训诂、假借等义，都随文字加以解释；楚地、夏地的音读，也都逐字注明。对于意义不能确定的，就空缺不作解释。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诏令校定群书。当时秘府藏书文字错误很多。大行台郎中樊逊上议说：‘查考汉代中垒校尉刘向奉诏校书的事例，每校完一部书，上表时总是说：“臣刘向的书，长水校尉臣参的书，大夫公、太常博士的书，宫内宫外合计若干本，把它们相互比较，然后校定竹简上的文字。”如今校书所需供给准备极为繁重，书籍出自兰台，御览本则藏在诸甲馆。刘向的旧例仍保存在府阁中，如果要刊定校正，必定要借用众多版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已故国子祭酒李业兴，都是藏书很多的人家，请发文向他们借取版本，参照校验异同。秘书监尉瑾将此事移文给尚书都坐，最终得到别本三千多卷，五经和各类史书几乎没有遗漏。隋文帝开皇初年，秘书监牛弘因为典籍散失，便上奏请求开辟献书的渠道，说：‘经籍的兴起，由来已久。卦爻的图画起源于庖羲，文字产生于仓颉。圣人用它来宏扬教化，广泛通晓古今，使其在王庭宣扬，在当代施行。因此尧被称为至圣，仍然要考察古道来议论；舜有大智慧，仍然要观察古人的法象。周官中的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以及四方的志书。周武王询问黄帝、颛顼的治道，太公回答说：“记载在丹书中。”由此可知，掌握符命、治理历法，凡是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何尝不是用《诗》《书》进行教化，借助礼乐成就功业呢？从前周朝德政衰落，旧有经书混乱废弃。孔子凭大圣人的才德，开创素王的事业，效法先王、传述祖业，制定礼制、删定《诗经》，端正五经开端，修订《春秋》，阐明十翼，弘扬《易》的道理，治理国家、修养自身，树立典范、垂示法则。等到秦始皇驾驭天下，吞并诸侯，任用威力，做事不遵循古法，开始颁布焚书的命令，施行偶语之刑，先王的坟籍全部被扫荡殆尽。根本先已灭亡，随后一切也就颠覆了。臣从细微之处推论，经典的盛衰确实有征兆和定数。这是书籍遭遇的第一次灾难。汉朝兴起后，改变秦朝的弊政，敦厚崇尚儒术，建立藏书机构，设置校书官，屋壁、山岩之中往往接连发现古书。’ 外有太常、太史的藏书，内有延阁、秘书府的藏书。到了汉成帝时，散失的书籍仍然很多，便派谒者陈农到天下搜求遗书，诏令刘向父子校勘篇籍。汉代的典籍文章，在这个时期最为兴盛。到了王莽末年，长安发生兵乱，宫室和图书一同被焚烧殆尽。这是书籍遭遇的第二次灾难。光武帝继承而兴起后，尤其重视经书诰令，还没有正式登车理政，就先访求文雅之士。于是博学大儒接踵而来，怀抱经书、背负书帙，不远千里前来。肃宗亲临讲习，和帝多次驾临书林。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的秘藏文书堆积如山，比以前多了几倍。到了汉献帝迁都时，官吏百姓扰乱，图书缣帛都被拿去制作帷帐和袋囊，能够运往西面的，才有七十多车。适逢西京发生大乱，图书一时被焚烧荡尽。这是书籍遭遇的第三次灾难。魏文帝取代汉朝后，重新收集经典，都藏在秘书内外三阁，派秘书郎郑默删削订定旧文。当时的评论者称赞他使朱笔、紫笔所校文字各有区别。晋朝承接魏朝，文籍更加丰富。晋秘书监荀勖校定魏代内府经书，又编著新目录；即使是古文旧简，也说其中有增补的新篇章。后来收录汇集的书籍已经很多，足以弘扬正道、作为当世的训范。正逢刘石势力侵凌，京城覆灭，朝廷典章和国家制度也随之失坠。这是书籍遭遇的第四次灾难。永嘉年间以后，盗寇相继兴起，凭借黄河占据洛阳，跨越秦地、连接赵地；谈到他们建国立家，虽然传有名号，但宪章礼乐都湮灭无闻。刘裕平定姚氏政权后，收取其图书典籍，五经、诸子、史书共有四千多卷，都是红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政权兴盛的，没有超过前秦、后秦的；由此也足以看出情况。由此可知，衣冠制度、车服礼仪、图书记录，经过迁徙流离之后，都归于江左。晋宋之际，学术技艺繁多；齐梁之间，经史更加兴盛。宋代秘书丞王俭依照刘向的《七略》，撰成《七志》。梁人阮孝绪也撰成《七录》，统计书籍总数，有三万多卷。到了侯景渡江、攻破梁朝，秘书省的经籍虽然遭受兵火，文德殿内的书史却仍完整保存。萧绎占据江陵后，派将领攻破平定侯景，收取文德殿的书籍以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多卷，全部送往荆州。因此江南的图书，因这件事全都汇聚到萧绎手中。后来北周军队攻入郢地，萧绎把这些书全部在外城焚毁，所收存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这是书籍遭遇的第五次灾难。后来北魏从幽方迁都伊洛，政务繁忙，无暇顾及，经典书籍几乎全无。北周在关右建立基业，战事尚未停止，保定初年，藏书只有八千卷；后来继续收集，才达到一万卷。

译高氏占有山东后，起初也曾访求图书；查验其原有目录，残缺仍然很多。到东夏初步平定时，获得其经史四部书，重本和杂书三万多卷，对旧书增加的不过五千卷罢了。如今御府所藏的单本合计一万五千多卷，各部帙之间仍有残缺。这只是梁朝旧目录的一半；至于阴阳、河洛方面的篇章，以及医方、图谱之类的著述，就更加少了。臣认为，经书自仲尼以后直到当今，年数已超过千年，几次遭遇五次灾难，如今正值兴盛汇集的时机，恰逢圣明时代。臣恭惟陛下接受上天的明命，君临天下，功业无人能比，德行超过古代先王。自从华夏分裂，彝伦败坏，其间虽然霸王相继兴起，但世道艰难尚未平定，想要崇尚儒业，有时也未必能够做到。如今疆土超过三王时期，百姓的繁盛超过两汉；人才和时机都具备，正是在今天，应当大力弘扬文教，使民俗归于太平。然而天下图书仍有散失，这不是用来仰合圣上心意、使教训流传无穷的做法。臣掌管史籍，理应以此为寝食之间的事务，想到过去陆贾向汉高祖进言说：‘天下不能在马上治理。’由此可知，治理国家、建立政权，关键在于典章谋议。作为国家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如今秘府现存的书，也足够供皇帝披览；但当代的典籍必须使之完备，不可以王府没有而私家反倒收藏。然而士人和百姓混杂难辨，访求起来很难；即使有知道藏书的人，多半也怀有吝惜之心，必须用天子的威严来推动他们，用微薄的利益来诱导他们。如果郑重发布明诏，同时开放购买和赏赐的办法，那么罕见典籍一定会纷纷送来。秘阁和书库这样积聚起来，尊重经书之道的风气超过前代，不也是很好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稍加明察，采纳臣的建议。于是朝廷下诏：献书一卷，赏赐绢一匹。一两年之间，篇籍渐渐完备。唐宪宗时，乡贡进士李行修上言说：‘臣反复考察汉初的经籍，有从口头传授和孔壁中得到的，已经焕然明备；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修复废弃的官学，建立太学，早晚讲习贯通，以求深入圣人之意；又按年按时考核课程，以此尊崇师道，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到了桓帝、灵帝时期，竟使扶持正道、挽救整顿衰败风俗的责任，专门委托给宦官，以至于终结汉朝的大运；这难道不是儒术已经施行后所显示的明显成效吗？近来学校没有专门的学术，经书没有老师传授，用音读来确定字形，用俗说来解释经义，这只能使学生在学业中有所依循，却不能使天下由此达到明辨治道的境地。大体上五经都是这样，臣唯独就《诗经》的学问上奏，因为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臣恭惟陛下宽赦臣的愚昧无知，垂恩听取察纳。诗，是发抒人的内心蕴藏；政治把它称为风；手舞足蹈的声音，是施政作用的光辉；祖宗传下来的风教，以及声劳、歌咏、怨诽的声音，是考察施政作用的凭据；官吏治理审慎，教化得以推行。因此四海虽然广大，众生虽然众多，仍然像百姓的和气从脚跟上升到头颅，又流达到脚部；也像草木的丰润泽气渐渐滋养根部，直到枝梢，遍布枝叶，上下没有阻滞的气息，内外没有隐藏的真情。这样，诗才发挥了它的作用，风才合乎它的本性。过去殷、周相继，都有圣明的治理；道德浸润下民，百姓没有怨恨之心，王道教化兴盛而告成于神明；德泽衰退后，便反映为礼制质朴的变化。诗辞以文采为主，委婉劝谏而不直斥；教化温柔敦厚而不流于愚昧。’ 然而由于《诗经》本学渐渐兴盛，当时又因灾异屡次发生，直言之声起初有时不能被完全采纳，最终却仍得到它的帮助。因此自殷朝以来，凡是拥有天下的朝代，没有比它更长久的。后来君臣之道淡薄，诗道衰微，胸怀深义、感慨时事的士人，甚至说：‘我还能从哪里得到依凭呢？’向上追慕屈原，却不足以保全性命；向下仿效司马相如，又不足以纠正过失。因此平居无事时，胸中常常郁闷怏怏，咬牙叹息，世代都不能沟通诗道的源流。臣私下思考，认为当时诗教还不够兴盛，风雅之道还没有普遍施行于天下。教化不兴盛，士人就不会受到勉励；风雅不普及，言论就会多有缺失。因此听到突然的惊变便惊愕发怒的人很多，往往只能暗中投书而退避。自十位圣君继承事业以来，已经满二百多年，经学的作用更加显著，周旋于各种制度之中；但官吏事务反而成为文饰，霸道反而变成悖谬驳杂。到了陛下又登用隐居山林的人才，举拔被压抑埋没的人才，圣心与正直的议论相合，犹如天地自然相定。儒学之风和正直的言论昌盛，与日月并行。用文辞谦让来谈论征伐而不暴虐，用诚信明理来推行教化而不浮夸。这样一来，诗学为什么还要郁积在空虚无用的境地呢？《尚书》从古到今已有残缺，《诗经》在齐、鲁之间又失去了传承。汉代有毛苌、郑康成，师道还值得称道。到了本朝，刘迅讲说《诗经》三千言，近代懂得诗学的人都推重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七十年〕 臣恭惟陛下诏令公卿和诸儒讲论其中的异同，综合其主旨要领，列明四始的根本，穷究六艺的精粹，不要因为讲说涉及太多事物而被喧杂蒙蔽；应当让能够穷极诗义的人成为师法，传授经书并实行毛苌、郑玄的学说；其中有不妥当的，也随即刊正。按照汉朝旧例，选立博士弟子员。然后命令乐师、史官将诗教纳入圣明的听察，命令司成教导世子，这叫端正根本；由朝廷推行到乡里，由京师施行于远方，这叫垂示教化；重新设置采诗之官来考察风俗，这叫兼听；优先选拔人才来激励学生，这叫复兴古道。这四项都具备后，大化自然流行，就能感动天地、感通鬼神，使豚鱼也能受感化，使苦堇、苦荼变甜，使异域风俗归顺，使鬼方之人怀服，所有这些都能归于同一条道路。再推而广之，使之神妙而化成，也没有什么困难了。微臣不知时势变化，沉溺于老师的说法，谨到光顺门，冒死把这些话上闻。（本句原文缺失，未提供可译内容。）

译僖宗咸通年间，著作郎皮日休请求设置孟子科，上状说：‘臣听说，圣人的道理不过在经书；经书流传下来的著作，最重要的不过是史书；史书以下的著作，最重要的不过是诸子。诸子中不违背圣道的，就是孟子。舍弃孟子，必然违背经史；如果一概依从诸子，那就是窃取圣人之道。孟子的文章灿然如经传，上天珍惜他的道，使其没有在秦代焚书中烧尽。汉朝得到他的著作后，曾设置博士，专门传授这门学问，所以他的文章继承六艺，光照百家，实在是圣人幽微的法门。既然如此，为什么他的道理在前代如此显赫，他的书在后世却如此少人研习？难道不是因为他的道理拘守正道，他的文章深奥到了极点吗？喜欢浅近的人害怕正道而不推举它，嗜好浅薄的人鄙视深奥而不称道它吗？孔子喜爱文王，像喜爱昌歜一样从中取得滋味；后世的人如果喜爱孔子，那么他们所嗜好的，就应当在孟子。唉，古代士人把汤、武看作以叛逆方式取得天下，难道是没有读孟子吗？把杨朱、墨子看作通达而有智慧，难道是没有读孟子吗？由此看来，孟子对人的功用和利益，也确实不轻。如今有关官司除茂才、明经之外，次一等的科目中，有熟读庄子、周公、列子著作的人，也可以登科。这样诱导人向善的用意虽然深，但设置科目的标准却不正确。庄子、列子的文章，是荒诞的文章。’ 读它们可以成为世外之士，学习它们可以成为鸿蒙荒远之民，哪里有人能急切地把救济时弊、补益教化作为志向呢？伏请有关官司废除庄子、列子的科目，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孟子义理的人，其科举选取待遇按照明经科办理。果真这样，就不必羡慕汉代设置博士了。事情成功以后，如果仍认为儒道不能使天下归于圣化，或者认为它没有补益，就可以把这种言论定为应受刑罚的罪行。’ 宋太宗至道二年，吴淑升任职方员外郎。当时各路上贡的闰年地图，都由仪鸾司掌管。吴淑上言说：‘天下山川的险要之处，都是王室的秘奥，也是国家的急务。因此《周礼》中的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和户籍。汉高祖入关时，萧何收取秦朝的图籍，由此周知天下险要。请把今后闰年所献的地图上交职方司。又有州郡的地界犬牙交错，过去只绘制一州的地形，那么怎样与其他州郡相互衔接呢？希望命令各路转运使每十年绘制本路地图一份，交给职方司。所希望的是，天下险要不必从窗户向外看也能知晓；九州的周围广狭，都像在手掌中一样清楚。’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仁宗皇祐二年，司马光请求刊印《荀子》《扬子法言》，上状说：‘臣恭惟战国以来，百家蜂起，先王之道荒废阻塞，不能流通。只有荀卿、扬雄排斥众说，弘扬正道，使后世学者平坦明白地知道取舍。国家广泛采集艺文，辅助圣化；至于庄子、列子这样的异端之书，以及医方等小技，也都命令摹刻来扩大流传。只是这两部书仍有缺失。虽然民间颇有私家版本，但文字讹误，读起来不能通晓。实在恐怕贤达的言论渐渐成为废缺。如今想请求下诏崇文院，把《荀子》《扬子法言》的版本精心考校完毕，刻成雕板后送交国子监，依照其他书籍的惯例印刷出售。臣愚昧无知，不通达大体，只是不能自已地陈述一点见解。’ 至和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说：‘臣近来看到，国家近年以来制定贡举科目，作为选取士人的制度；建立学校，作为培养士人的方法。然而士子的文章尚不纯正，节操品行也不够笃实，不符合朝廷勉励贤才、兴起善行的本意，也不能形成移风易俗的教化。臣愚昧地认为，士人的根本在于六经；但自从暴秦焚烧书籍以后，圣人之道中断。汉朝兴起，收拾散失的典籍，保存下来的没有一部完整，有的只是残编断简，从屋壁中发现；有的则凭年老昏昧之人得到口头传授。距离圣人已经很远，没有办法考证。偏僻的学说和异端的说法，于是各自自称一家。然而经学的传授承继，尚且还有师法。到了晋、宋以后，师道渐渐消亡。章句之书，各家私自收藏。后来各家分别作笺注传疏，附着在经文之上。学说的存亡，随着当时人的喜好和厌恶而变化。学者茫然昏昧，不知道归依何处。到了唐太宗时，才诏令名儒撰定九经的疏，号称《正义》，总计数百篇。从此以后，便把它作为定论。凡是不以《正义》为依据的，都称为异端。这样，它就成为学者的宗师，也是百代以后可以取信的依据。然而它所收载的内容既广博，选择却不精审，大量引用纬书和谶纬之文，使其相互混杂；其中怪异诡僻的内容，属于所谓非圣之书，与《正义》之名并不相称。’ 臣想请求特地下诏给名儒和学官，把九经的疏全部取来，删去其中谶纬之文，使学者不被怪异言论所惑乱；这样经义就能纯正统一，不再有驳杂。所费功夫极少，所获益处却很多。臣愚昧地认为，如果想让士子学习古道、勉励品行，却不以六经为根本；想学习六经，却不删除其中诡异驳杂的内容；还希望功业教化能够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伏望圣上慈悲，采纳臣的意见，交付外朝详细议论。仁宗时期，宋祁代人上状，请求保存已故和在世臣僚所献家集，说：‘臣私下认为，周朝德业兴盛，是因为文章典籍丰富，可以鉴戒夏、商两代；舜的德美光明，是因为善于询问并考察浅近的言语。历代以来，先王都遵循这一风范，希望它对治道有所补益，不应废弃无知者的言论。因此臣冒昧竭尽浅陋的见解，仰望用来补益朝廷的缺失。臣想到自己才质鄙陋，职分本来只是洒扫供役；幸逢君主宽厚，不以臣的过错为瑕疵，反而垂恩采录。过去太宗皇帝明察臣的愚钝木讷，以恩宠嘉奖，命臣充任史馆书库都监，兼管秘阁供御图书。当时正逢圣上向慕儒学，朝廷政教影响天下，广泛访求典故，备览清闲，又命臣前往江浙搜访遗书。真宗皇帝继承大统，仁慈爱民，洗去臣的污点，使臣担任清闲的冗职。恭逢皇帝陛下敬守先祖珍贵的基业，交相修明先王法宪；即使遗落的簪珥也不弃置，重新加以修饰，又命臣与天章阁、龙图阁都监共同任职。臣效忠三朝，年已八十，生命将尽，虽然惭愧自己如夜行尘露，未能有所施为，却怎敢忘记向上报答国恩。臣曾经阅览秘书省目录，看到自唐末至五代，其间有凭文章闻名当世的人，都保存着他们的著作，排列在缇帙书箱之中，载入册府以相互辉映，并用象牙书签标明次序。’

译‘我国承接百王末流，披览三代英华，儒学大师相继涌现，名臣接连出现；有的写成高雅宏大的文章典册，成为朝廷的珍宝；有的隐居山林、放言自得，以山林生活为乐。从臣下的抒怀感叹，到太史的诗歌记述，文章灿然，光照前代。然而四部书籍之中，却没有听说有汇编收录；一代之君的言论和法度，又将寄托在哪里？如果宏富的文章不被表彰，那么最高的教化就不能显明，后人回看今日，什么缺失会比没有大臣的著作更严重呢？如今请求降下圣旨，命中书省选取四朝以来在世或已故的臣僚，以及以文学著名的隐逸之士，允许其本人和子孙献纳所著家集，再下交两制详加审定。如果其中有深厚温润、可以流传不朽的作品，就将姓名详细上报，官府供应纸墨，派人抄写三部，分别交给龙图阁、天章阁、太清楼、秘阁收藏，足以增加对本朝的观瞻，使荣光流传后世，使开元年间的书目更加完备，也可以寻求有司所藏的副本。对上可以显示文思安宁，如同尧考察古道；对下可以显示贤士济济，如同周朝因此安宁。臣最为愚昧，却私下对此深感惋惜。况且年代越久远，散失的书籍就越多；如今不搜求，后来也会随之废失。将来即使要让陈农访求旧书，徒增奔走传递的劳苦；让河间王搜购遗书，忧虑补救亡失的典籍，功效也相差太远了，谁说不是这样呢？’ 臣如今衰老多病，见识昏昧一向如此，只愿留住余年，期待看到大教化成功。臣轻率地说出狂妄之言，或许能等待圣人的恩泽；越过常规冒昧呈览，伏候诛戮。哲宗元祐四年，梓州路转运使吕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朝廷恢复《春秋》科，设置博士，是为了扶持发展微末的学问，敦促勉励诸生，实在是极大的恩惠。然而圣人经书简约深奥，传注各家还不能完全通晓其中的蕴意，因此应当广泛采纳众家学说，参取各家长处，或许一部经书遗留的义理便能涣然明白、容易解释。臣看到，我所辖境内广安军的乡贡进士王乘，年轻时就喜好学习，直到白发仍不懈怠，曾撰写《春秋统解》三卷及序、引二十四篇，推明《春秋》的笔法，掌握了其中的大要；与陈岳的《折衷》、王皋的《集传》、孙复的《发微》相比，也不在它们之下。他曾于元祐二年九月间抄写进献完毕，伏请圣上慈悲，特赐查阅。请诏令侍从、馆阁臣僚详细考察此书，如果万一对经学有所补益，就请求收藏于秘府，以备一家之说，扩大四部藏书的盛况。’ 吕陶又上奏说：‘臣先前任梓州路转运使时，曾在元祐四年上奏举荐广安军乡贡进士王乘所撰《春秋统解》以及序、引等篇。这些文章推明《春秋》的笔法，掌握了其中的大要，臣请求诏令侍从、馆阁臣僚详细考察其书，收藏于秘府，以备一家之说。臣看到，朝廷崇尚《春秋》之学，重新设置博士，并将其施用于科举，这是圣明时代大公至正的道路。尊崇经书、勉励学习，必须先追溯根本，不能因为个人好恶而对人才和学术任意废兴盛衰。像王乘所著《统解》等书，简明易懂，有助于经学训释；假如让学者跟随学习，沿着支流探究源头，便能窥见圣人深意，实在是文治时代不可忽视的补益。况且王乘年过七十，无意于仕进，倘若适逢盛世广泛收取、广泛采集，使他能够发挥平生讲解经学的学问，从而上助朝廷崇儒重道的心意，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帮助，也是不胜荣幸。伏望圣上体察臣的一片诚意，特降睿旨，查考臣前次奏章以及这次请求，予以施行。’ 六年，给事中范祖禹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祖宗设置三馆、秘阁，是为了等待天下贤才，公卿和侍从大多由此出任，并不只是为了聚集书籍而设。六经之书不可不尊崇，孔子的道不可不阐明。至于诸子百家、神仙、道教、佛教之书，不过是用来充备篇籍、扩大异闻，显示藏书丰富、无所不有，本来并不是有益于治道的书。嘉祐年间增加设置编校官，抄写黄本，从此书籍越来越多，充满四馆，腐朽虫蛀接连发生。住在其中的人，本来就不能把书全部阅览并逐一校勘。如今又让道士陈景元校订道书，臣愚昧，私下实在不能理解。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汉成帝时，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订兵书，太史令尹咸校订数术，侍医李柱国校订方技；如今让道士校订道书，也与此相类似。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汉代用竹简写书，天下所存的书非常少，非秘府不能完备，并不像后世用纸抄写、流传天下，到处都有。刘向总校群书，不是一人之力能够独自完成的，所以又任用任宏等三人。’ ‘然而兵书、数术、方技都是有用的学问，并非异端之学；任宏等人也不是信奉异教的人。如今馆阁聚集天下贤才，应当有见识详备、学问广博的人，遍览群书，却让陈景元先取道藏之书，校定成书，供给秘书省；又委托本省官员与之对校，却一概以陈景元的意见为准，这不是轻视朝廷的体统、使当世士人蒙羞吗？况且道书除了《老子》《庄子》《列子》已经列入学官外，其余大多虚诞不经，是儒者不谈的。天下名山宫观本来就有道藏，馆阁所藏只要具备数量以备查考就够了，不必让世外之士校勘，以此助长异学。汉武帝时，董仲舒对策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科目、孔子学术的，都应断绝其道，不要让它们一同发展。’汉武帝受到这番话的感动，于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如今馆阁所藏的书，下至稗官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编造的内容，无所不有。既然让陈景元校道书，那么以后让僧人校佛书、医官校医书、阴阳家和卜相之人校技术书，其余各类都交给本行之人办理，岂不是都可以照此为例了吗？这难道是祖宗设置馆阁的本意吗？圣王办事，必定防微杜渐；命令从上面发出，不可不慎重。’ 从前熙宁年间，王韶开拓熙河，王安石曾让他的门客僧人智缘跟随王韶，诱导说服木征；当时人称智缘为安抚太师。如今馆职之外已经设置校黄本官，在黄本官之外又设置校书道士，天下人一定会把这种人称为编校大师。事情虽然极其微小，实际上却损害国家体统；秘书省所请求的这件事，请不要再施行。

译哲宗时，毕仲防上奏论述说：“臣私下认为，世人所谓文章，并不取决于是否有德；所谓德，也不取决于是否有文章。文章之士，虽不能简单以有德无德来衡量，但没有德的人不能写出有德之文。有文章的人不一定都有德，有德的人也不一定都有文章。然而有文章而无德，文章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善的作用。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如今人们谈论文章，所承担的责任大概太小了，只知求取声名、侥幸取悦世俗，迎合当时；而古人谈论文章，所承担的责任却不小：要使善恶彰明，是非辨清，使久远的事情得以流传，使劝善惩恶足以取信，并不只是为了声名地位而已。所以，即使有精金、良帛、深藏的器物和贵重的物品，如果没有车舆运输，就无法运到远方；即使有奇功伟德、元凶大恶，如果没有文章记载，也无法使后世信服。车舆不壮固，即使装载了东西也必然损坏；文章不显著，即使流传下去也必然使人迷惑。因此，文章大概就是承载善恶的车舆。六国以前的文章，经孔子删定的，臣不敢轻易评论。臣曾私下考察六国以后、西汉以前，那些号称善于撰文的人，大多都超过常人。其中远远超过常人的，是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扬雄。这几个人的文章，大概能够彰明善恶、辨析是非，使久远的事情得以流传，使劝善惩恶足以取信。” “他们的议论中虽然有时不完全符合圣人之道，然而文辞丰美、条理贯通，仿佛亲耳听到他们谈论；他们的精神气概，也可以由此想见其为人。后世有识之士心里知道他们非同寻常，却一时难以用言语说明究竟如何。这就是这几个人的文章。然而这几个人难道只是文章写得好吗？他们侍奉君主一定忠诚，修养自身一定端正，志趣趋向一定厚重，议论一定公正。他们所具备的德行既然已经超过常人，那么表现在文章中的内容，难道会不超过常人吗？唐朝三百年间，韩愈号称文章宗师，而他忠厚公正的德行，也闻名天下。自韩愈以后，文章所包含的德行逐渐散失，科场的弊病产生，使那些英雄俊才老死而不显名，反倒让见识浅薄的人开始在其中支离琐碎、强词争辩，自我炫耀。他们私下窃取近世陈旧的说法，公开发表侥幸求取功名的言论。善恶不能彰明，是非不能辨清，久远的事情不能流传，劝善惩恶也不足以取信。谈论当今则近于浅陋，议论古事则近于愚昧。更严重的，竟凿空指是为非，粉饰恶行使之成为善行，借平常易办的事情，编造纷繁曲折的说辞，以迷惑天下。天下人都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在公事上得到有司信任，退下后又受到朋友知遇，于是自己便真的以为很有才能。这正是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的原因。” 高宗时，秘书省正字洪遵上札子请求访求散佚书籍，说：“臣听说，自古尊崇文教的君主，遇到时局艰难、典籍散失，必定急切搜求，常常唯恐来不及。因此汉、唐之间，有时派使者访求，有时赠送金帛。这样一来，当时散断的简册、残缺的书帙，便能隐没后重新出现。本朝承接五代之后，连尺把长的简册也不存在了。直到太平兴国年间，才命三馆依据《开元四部书目》，查阅其中缺少的书，登记书名在待漏院，允许天下官吏百姓到官府投进；达到三百卷的，送学士院考验其人才，再补授官职。于是四库藏书重新完备，历代圣君相继努力，收藏典籍的盛况超过前代。陛下即位后，重新设置秘书省，仿照唐代十八学士的制度，确定员额，广泛搜求散佚书籍，以补充麟台的缺藏，这是多么大的恩惠。臣因职务之便，有幸参与校勘，但看今日所藏，与太平时期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二。昔日汉高祖进入关中时，战争尚未结束，仍先派萧何收集秦朝图籍。臣仰想陛下天资卓绝、将成为圣君，万机之余，若能留心典籍；而今天下太平无事，本来正应铺陈文物，以扩大中兴的盛观，实在不是进入关中时的情形可比。然而典籍仍未大备，这大概是文献的缺失。” “伏望陛下以睿智仁慈，实行太平兴国年间的制度，拿唐代《艺文志》和《崇文总目》相互校勘，凡是馆中缺少的书，就把书名张榜于检鼓院，仍依照监司、守令专心搜访。凡臣民所藏的书，都列出书目上报。然后列明秘阁所缺的书，委托所在州县发给纸张，抄录收集；有愿意进献的，每卷给予钱帛，卷帙丰富的另行议定褒赏。臣将看到秘藏典籍纷纷汇集到宫阙之下，实在可以满足陛下尊崇文教的心意。” 苏籀论述经书注解的札子说：臣听说，圣经贤传是唐虞三代遗留下来的，孔子故里的学业，是君王乐于遵行正道、尊崇儒学的根本；从宫禁之内开始，教化流布四海。金华、露门之地，君主咨询访求、考察讲论；辟雍、东观之中，群贤受到感发而奋进，使天下各类人改变心志而趋向正道，政治得到信任、教化得以普及。三代的盛况、汉唐的隆盛，以及我朝祖宗圣明的功业美德，都由六经的功效彰显出来。臣恭惟陛下生而知之，勤勉地学习舜的美德；临朝听政之余，亲自执经咨询；不分昼夜地以圣明之心阅览，研习典籍，建立太学，作为天下向善的开端；崇尚正道、辨析疑惑，厚加恩惠以培养士人。臣等有幸遇到兴学之时，带着经书、背着书箱，在学校中受到陶冶教养；身穿绅带、手持笏板，列于朝廷行列，戴着高冠入朝，希望瞻望陛下温和肃穆的仪容；又冒死进言答对。如今正值可以在殿阶之前进言的时机，并不是因为有些微功劳可以称述报效，才敢以尊崇文教为不足，而是为了成为真正的士人。臣私下听说，永平年间，期门、羽林军也学习名教；贞观盛世，屯营中的飞骑也接受博士授书。臣虽然确实愚钝低下，也知道应当敬仰羡慕，只是狂妄浅陋地插说几句，不自量力地谈论自己的愚见。过去仲尼删定《系辞》《彖辞》，删削文字并询问周史；听到齐国的《韶》乐后，又使《诗》《书》《易》《礼》《乐》《春秋》各得其所。他只是举出纲要、揭示端绪，并不详尽说明文辞，不是不能详细说明，而是认为过于详尽便会使意义局促，所以加以简略，使仁者智者自己探求而获得。”

译“等到李斯焚灭学术以后，经书从屋壁中发掘出来，已经不是完整的经书；两汉专治一经的儒者，直到白头仍讲习贯通，师徒传授相承，确实没有辜负孔子的遗意。虎观、石渠之会，后学执弟子礼而登堂，坐于尊席，彼此辩论问难，对后人启发增益很多。唐文皇时，起初诏令颜师古考订章句制度，孔颖达撰写义疏，于是成为天下公认的定论。这就是两汉、魏晋以来千年的儒学传统。六经的微言妙旨，不是可以轻易理解、立即明白的，初学必定要凭借传注。近年遭逢兵火，典籍残缺；近来各州刊印的书籍渐渐完备，今日诸生要穷究经义，如果舍弃正义、传注，就会茫然无知。这不是某一代私有的学说，也不是一家偏颇的意见，更不是一人的独断之智，而是汇辑、融会、淘汰千年间天下公认的是非。但汉初儒者各自争论不休，师法《诗》《书》《春秋》的古文经学当时并不很流行；后来《公羊》《谷梁》学说兴盛，《左氏》反而被废置禁锢，因此三代遗留的典章互相乖违而不相合。唐人因袭旧说，承接疑义而有所取舍，大体还算妥当，却来不及作大的发明；《易》数、乐律直到今天仍没有得到传承。臣希望陛下特地下诏给名儒和学官，既收集唐代的义疏，又搜录近世以学问著名的儒臣所写讲解，申明敕令州县，委托守令和通判亲自搜集编纂，刊刻抄录，收藏在太学。” “臣曾思考本朝祖宗以来的名士豪杰，他们体悟大道越发深切，经学义理和注解也越发明白；知道先儒还有未能领悟之处，所列条目很多。本朝的学术因而光明，这不是历代圣君的教化不能做到的。臣以为，可以让他们相互考订、评定品第，给予若干年限，增加品秩、供给经费，编纂成书。古人有《集传》《集解》的名目，可以补足唐代正义的缺漏；凡说法都能贯通的，就一并保存；有疑问的则缺而不论，不要妄加穿凿。这样或许可以恢复孔氏的旧学。祖宗尊崇文教，实在要依赖陛下为之统筹纲纪，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对于设置科举、选取士人，可以考察天下所传是否可信，穷究道理的真实，扶助名教，使天下后世洗耳明目，诚心信服而不动摇，实在是文治的伟大功业。臣不胜惶恐，冒死越职上言。籀又论述取士时专门优待《春秋》三传的札子说：臣恭惟本朝以诗赋、经义造就士人，大概符合《虞书》所说选用能进谏之士的举措，因此能够得到人才，祖宗朝尤其盛大。近来天下诸生，穷究圣贤典籍，通晓道艺，尊崇名家义疏，群士所仰慕趋向的，无不遵循周公、孔子的轨迹，编纂孔子故里的遗说。关于《易》《诗》《书》和二礼，先王的谋略训诰，都贯通详备，学习考试各有课程。唯独《春秋》一经，从前废弃不用；陛下以考察古事的圣明，重视经书和传注，使学者得以访求修习。如今既已施行二百四十二年，文字和五家传说浩繁博大；但因为它长期遭到摒弃，学说孤寂，少有人讲授，即使有治理它的人，终究恐怕也会被荒废湮没，有识之士对此叹息不已。” “这部书的删削取舍，是文王的文德；褒贬评判，是周公的法则；它是礼义的大宗、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典范。考察周朝凭什么能够成为有天下的王者，可以由此守住经常之道而知道应变的适宜，改变礼制而知道权变；其中的是非劝戒，是天下的表率、仪范、绳墨和准则，能够辨别嫌疑，决定疑惑，至于裁断事理的精妙作用，更是世人少有听闻的。传授这一学业的人从容浸润，积累日久而逐渐领会，实在不容易掌握其要旨。古代君子穷究这门学问，直到白头也不停止；只有把握经书的体要，才是天下国家的根本事务。左丘明接受孔子的经学，将其作为附经之传，并不是出于个人私意。前代称《左氏》为古学，它记载考察三代礼乐，上溯牺、炎、唐、虞、禹、汤、周、孔遗留下来的事迹，以及齐、晋霸主尊崇奖掖王室的事情，除了这部书还凭什么了解呢？公羊、谷梁二位儒者传授经书，据说承自子夏的两种传本，都是孔门弟子遗留下来的义理和注释，典范法则不是后世所能比的。西汉贾谊、贾嘉相继整理继承这门学问；光武中兴时，设置《左氏》博士；唐文皇早年学习《麟经》的义理；晋代杜预继承其宗旨和源流。这些都是大贤所从事的学业。研究《春秋》之学的人，如贾谊、杜预，都是名重一世的伟人。臣希望陛下明诏中外有司，在科场中以诗赋、策论命题时，或许采用《春秋》三传；在礼部试中，特别优待这部孔门经典，增加其分数，但不妨仍以声律决定取舍，精选求取精通详悉、才俊而能触类旁通的人，置于博学师儒之列。” “像贾谊那样的才华、谋略和声名功业，未必没有这样的人。这样一来，那些琐碎而懵懂的学者，即使想夸耀于世，也会自行退避，不必斥责他们。臣愚昧，哪里足以窥见其中宏大深奥、达到其高峻坚实的境界？但臣不能胜过自己恳切陈述的诚意。所言越职，臣不敢逃避罪责。” 右正言陈渊因在面前论述程颐与王安石学术的异同，上问道：“杨时的学问能够尊奉孔子、孟子，他所辨析的三经义理很合乎道理。”陈渊说：“杨时起初尊奉王安石，后来拜程颢为师，才悟到王安石的错误。”上说：“从三经义解来看，完全可以看出王安石的穿凿附会。”陈渊说：“穿凿附会的过失还算小，至于道的根本，王安石没有一处不错误；推行他的学说，最终造成了极大危害。”上说：“所谓错误，指的是什么？”陈渊说：“圣学所传不过《论语》《孟子》《中庸》。《论语》以仁为主，《中庸》以诚为主，《孟子》以性为主。王安石全都昧于它们的根本。仁道极其广大，《论语》中随着问答来说明，只有樊迟问仁时，孔子才回答说‘爱人’；爱只是仁的一端，王安石却于是把爱当作仁。他解释《中庸》，却说中庸是用来接待他人的，高明是用来修养自己的。《孟子》七篇专门阐明性善，王安石却取扬雄‘善恶混’的话，甚至说无善无恶，又沉溺于佛教，其对人性的错误就太远了。” 孝宗时，王之望上奏说：“臣听说欧阳修说过：‘六经的道理，在战国时几乎断绝，到秦朝又遭焚毁。自汉代以来，收集散亡遗失的篇章，阐明遗留下来的义理，纠正其中的错误，才大致流传到今天，这难道是一人的力量吗？’后人追寻前代流传下来的学说，考察其中的得失，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只是抱着焚书后残缺的经书，在距离圣人千百年之后茫然无措，看不到诸儒之间的学说，却想独自创立一家之学，臣不相信果真能够成功。臣愚昧地认为，天下流传的名言，大多是六经的训诂；从汉到隋，辗转相承，繁多得数不胜数。唐太宗命颜师古、孔颖达等删取众说，撰成《正义》，贯通包容异同，最为详尽博大。虽然其中不免有冗繁和错误，但至于剖析制度数量、分别名物，对经书的贡献实在不少。近世诸儒撰写解注，各自成为一家，然而也多承袭先儒旧说。学者喜欢它们新奇，认为它们简要便利，于是共同尊奉，少有人再知道前人的学说，经学义疏因而衰微。兵火之后，这部书在天下往往已经绝迹。上天还没有使斯文灭绝，陛下承接盛运重新开启，内设太学，外置学官，亲自书写石经，以使众多士人得以观览。”

译“圣人的道统焕然复兴，朝廷内外都受到影响，知道喜好崇尚儒雅；古今书籍也大略刊印齐备，万世都将永远依赖，这是极其盛大的德政。不过，各经义疏的部帙很多，远方的寒士不容易得到。臣恭闻端拱初年，太宗皇帝命国子司业孔维等校勘《周易》《尚书》《春秋》《毛诗》《礼记》的正义，雕版刊行。咸平年间，真宗皇帝命国子祭酒邢昺等刊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的传注义疏，并另行修订《孝经》《论语》《尔雅》的正义，派国子直讲王焕携带书稿到杭州刻板，再送往国子监。臣愚昧，希望陛下仿照端拱、咸平年间的旧例，全部搜取近地刊刻的群经义疏，连同《经典释文》交付国子监，印刷数百部，把这些书颁发给四方；下诏各郡县用学田或省钱供养学校，或者由省司出钱，各自购买一部，收藏在学校。尚未有刻板的，命临安府迅速雕造，限期一年，遍及远近。这样，偏远州郡和下等县邑也都知道朝廷保存、崇尚古学，借此开辟道术的源头，拓宽经籍流传的道路，从而仰望副合陛下崇儒尊文、追法祖宗的心意，岂不是很正确吗？” 图谶。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皇帝当时很相信图谶，常用它们来决定疑难之事。议郎、给事中桓谭上奏说：“臣听说，凡人的性情，往往忽视眼前所见的事情，却看重奇异的传闻。考察先王所记述的内容，全都以仁义正道为根本，并没有奇怪虚诞的事情。天道和性命，是圣人都难以言说的；自子贡以下，没有人能够听闻，何况后世浅陋的儒生，怎能通晓呢？如今那些巧慧的小才之人和擅长方技数术的人，增益图书，假称是谶记，用来欺骗迷惑贪邪之人，贻误君主，怎么可以不加以抑制并远离他们呢？臣听说陛下穷究驳斥方士炼制黄白之术，已经十分明智【黄白，是指用药物把物质化成金银】，却又想听取、采纳谶记，这又是何等错误呢？它们的说法即使有时相合，也如同卜筮中偶然猜中的一类事情【意思是偶然应验】。陛下应当明察听取，发挥圣明心意，屏斥群小的曲说，阐述五经的正义，略去雷同的俗语，详尽采用通达之人的高雅谋议。臣又听说，天下安定时就尊重道术之士，国家有难时就看重披甲执胄的武臣。如今圣朝兴复祖宗的统绪，君臣共同治理国家，而四方盗贼还没有全部归降，原因是权谋尚未得到运用。臣观察陛下用兵，凡投降的人，既没有用重赏来施恩诱导，有时反而掳掠夺取他们的财物，所以军队中的首领和豪强都产生狐疑，党羽相互结连，长久不能解除。” “古人有句话说：‘天下人都知道夺取是取，却不知道给予也是取。’【意思是先给予宽厚待遇，然后才能取得对方】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轻视爵位、重视赏赐，与士人共享，那么还有什么人招徕不到，还有什么说服不了，还有什么方向打不开，还有什么征讨不能取胜？这样就能够把狭小变为广大，把迟缓变为迅速，使已经灭亡的重新存在，使已经失去的重新得到。”皇帝看了奏章后很不高兴。后来有诏书讨论灵台的位置【平昌门正南大道的东面是明堂，西面是灵台】。皇帝对桓谭说：“我想依据谶书来决断这件事，你认为如何？”桓谭沉默了很久，说：“臣不读谶书。”皇帝问他原因，桓谭又极力说明谶书不合经义。皇帝大怒说：“桓谭非议圣人、无法无天，应当押下去斩首。”桓谭叩头叩得流血，过了很久才得到解脱。” 顺帝在位时，太史令张衡认为图纬之书荒诞虚妄，不是圣人的法则，于是上奏说：“臣听说，圣人明察审定律历，以此判定吉凶，又重视卜筮，参合九宫，通过考察天象、验证道理，所依据的根本道理全在这里。有时观察星辰运行的顺逆，探究寒暖变化的原因；有时考察龟策占卜和巫觋的言论【男子称觋，女子称巫；觋，音胡历反切】，其所依据的并非一种方法。前人立言，后世有所验证，所以智者珍视它们。这类书称为“谶书”。谶书刚出现时，大概知道它的人很少。自汉朝攻取秦地，凭兵力奋战，功业成就，可以说是大事。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称说谶书。像夏侯胜、眭孟之类的人，凭道术建立声名，他们的著述中没有一句谶言。刘向父子掌管校订秘书，考阅并审定九流之书，也没有收入谶书。到了成帝、哀帝以后，才开始听说谶书【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尚书》说：“尧命鲧治理洪水，九年功业没有成就，鲧便被处死，禹于是继承事业而兴起。”可是《春秋》的谶书却说：“共工治理洪水。”各种谶书都说“黄帝讨伐蚩尤”，只有《诗经》的谶书认为：“蚩尤失败以后，尧、舜才接受天命。” 《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的故事，但见于战国时期，并非春秋时期。书中又说另有“益州”，而“益州”的设置是在汉代【武帝开始设置益州】；又称其地为“三辅诸陵”，从这些名称便可知道它所说的时代。至于图谶，内容终于成帝时期；一卷书中，彼此竟有数件相互矛盾的事情。圣人的言论按理不应如此，大概一定是虚伪之徒编造出来，用来迎合世俗、求取资财。过去侍中贾逵摘出图谶中相互矛盾的三十多件事，凡是谈论图谶的人都不能解释。到了王莽篡位、汉朝遭遇大祸，八十篇谶书为什么没有预先告诫？由此可知，图谶是在哀帝、平帝时期形成的。而且《河图》《洛书》以及六艺篇籍的记载已经确定，后人肤浅附会，便没有可以容纳其窜入的余地【“傅”音附，秦、晋一带说不合事实的附会叫“皮傅”，意思是没有深入了解事情的实情，只凭肤浅表面的认识强行附会；“簒”通“窜”或“纂”，意义也可以相通】。永元年间，清河人宋景竟然根据历纪推断将有水灾，却假称自己能够“洞视玉版”；有的人甚至抛弃家业进入山林，后来都没有应验，却又搜集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作为应验的证据。至于永建年间重新恢复帝统的事情，他们却不能预知【永建是顺帝即位的年号；“复统”指被废后重新即位，意思是谶纬之士没有论及此事】。这些都是欺骗世人、蒙蔽百姓，以此迷惑权势地位者；真伪已经十分明显，却没有人加以纠察禁止。况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之术，有些确实能够得到验证并产生效验，世人却没有谁肯学习，反而争相称说那些不占卜的书【指谶书】。这就好比画工厌恶画犬马，却喜欢绘制鬼怪，因为真实事物难以描摹，而虚妄之物可以无穷无尽地编造。应当把图谶收藏起来，彻底禁止它们流传，这样朱色和紫色便不会混淆，典籍也不会受到污损了。

译元文宗至顺二年，司徒香山说：“陶弘景《胡笳曲》中有‘背负屏风而飞升天上，历数终究在甲辰年归于君王’的话，如今陛下的出生年份和年号确实与它相合，这实在是接受天命的祥符，请求把它记录后交付史馆，并颁告中外。”诏令翰林、集贤、奎章、礼部共同议论此事。翰林诸臣上议认为：“唐朝开元年间，太子宾客薛让进献武后鼎铭，说‘上元降下鉴戒，正在建立隆基’，认为这是玄宗接受天命的祥符；姚崇上表祝贺，请求宣示史官，颁告中外。但宋代儒者司马光斥责说，这是采集偶然相合的文字来充作符瑞，是小臣的谄媚，而宰相竟以为真实，这是侮辱他的君主。如今弘景的曲子，虽然同陛下的出生年份、年号似乎偶然相合，然而陛下顺应天意和人心，继承并兴隆正统，至今已经四年，四海内外没有不归心的，本来就不需要旁征曲说来充作符命。若听从香山所说，恐怕会开启图谶之学的端绪，这不是用来安定民心的办法。”此事于是搁置不办。《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五。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六。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国史。东汉献帝时，秘书监、侍中荀悦上奏说：“古代天子、诸侯遇有事情，一定要到宗庙报告。朝廷设置两名史官，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载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写成《春秋》，所说的话写成《尚书》。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善恶、成败没有不保存下来的。下至士人和百姓，只要有显著而特殊的表现，都全部载入史籍。有的人想显扬却未能显扬，有的人想隐蔽却反而声名彰显。一时的得失，却关系到千年的荣辱。善人因此受到勉励，淫邪之人因此感到畏惧。如今应当完备设置史官，掌管这些典章文献，记载君主和臣下的行事。每年年终，把这些记录呈报尚书，用来辅助赏罚，推行法令教化。”献帝认为他说得好。魏明帝景初年间，皇帝问秘书监王肃：“司马迁因为受过刑的缘故，内心怀有隐痛，写成《史记》，并不是为了贬低孝武帝，却使人恨得咬牙切齿。”王肃回答说：“司马迁记事不虚饰美好，也不隐瞒丑恶。刘向、扬雄都佩服他善于叙事，认为他具有良史之才，所写的是实录。汉武帝听说他叙述《史记》，取来《孝景本纪》和自己的《本纪》阅读，因此大怒，把它们削删后扔掉。如今这两篇只有记载而没有原书。后来又发生李陵之事，司马迁于是被投入蚕室受刑。这说明司马迁内心的隐痛在于孝武帝，而不在于史官司马迁本人。” 吴国乌程侯在位时，韦曜任侍中，兼领左国史。乌程侯想为他的父亲孙和撰写本纪，韦曜坚持认为孙和没有登上帝位，应当称为“传”。这样的争执不止一次，后来因为韦曜不接受并执行诏命，乌程侯便把他逮捕交付狱官。右国史华覈上奏辩护说：“臣听说，韦曜时逢千载难遇的时代，特别受到陛下哀怜和知遇，因为他的儒学才能得以参与史官之职；在宫中任貂蝉冠服的侍臣，承接并应答上天对圣朝的询问。陛下仁厚笃实，慎终追远，在迎神之时还为韦曜流泪。韦曜愚昧迷惑，不能铺陈宣扬陛下如虞舜一般的美德，却被拘系的史官身份所束缚，使圣明旨意不能得到叙述，至德善行不能彰明，这确实是韦曜愚昧蒙蔽、应当处死的罪过。然而臣私下认为，韦曜自幼勤学，虽年老也不倦怠，广泛探究综合古代典籍；至于他所经历、所记识的古今行事，在外朝史官中很少有人超过他。过去李陵任汉朝将军，战败未归而投降匈奴，司马迁并没有憎恶他，反而替李陵向汉武帝游说。汉武帝因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想让他完成所撰写的史书，便忍住没有杀他，使此书终于完成，流传无穷。如今韦曜在吴国，也就是汉代的司马迁。臣看到前后祥瑞已经明显，上天神灵的指示和天意的应验接连出现，统一天下的时日或许不再遥远。事情平定以后，应当观察时势制定制度；三王的礼制并不相互因袭，五帝的乐制也不相互沿用，质朴和文饰道路不同，增损取舍各有体制，应当让韦曜这类人依照古代义理有所改定创立。汉朝承继秦朝，于是有叔孙通制定一代礼仪；韦曜的才学，也可以说是仅次于汉代的叔孙通。况且《吴书》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