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五十

译臣认为不是这样。从前戎人的部落距离中国很远，粮运难以接续，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和议也可以长久。如今他们暂时休息之地靠近我国，只要有利可图，突然就能来到，哪里还会顾念盟好？这是第一不可。汴都四面平坦，难以据此立国；他们想夺取我国险要之地作为立足之处，首先侵犯浮光，肆意扩张到淮汉一带，渐渐推进到蜀地。看他们的志向，并不只是为了岁赐。他们没有求和的意思，而我们却强行要同他们通和；他们提出大量索求，我们怎么承受？这是第二不可。而且我们所以想议和，只是为了图省费用罢了。往年四月，聘使返回，刚进入我国境内，侵犯我朝的军队也在同一天进入；事情如此难以相信，和议可以依靠吗？戍兵可以撤除吗？转运费用、生券费用仍然照旧，究竟省下了什么？这是第三不可。忠义之士排除困难、解救纷争，实在依靠他们的力量；既然已经与敌人为仇，敌人正在仇视他们，我们却同敌人议和，一旦他们倒戈反噬，就没有人能抵御。此为第四不可。堂堂大朝廷，却用卑下言辞和丰厚礼物，恭敬侍奉将要灭亡的敌人，自己显示削弱，谁会不侮辱我们？这是第五不可。由此推下去，不可和的理由还有很多。既然不可议和，那么将怎样谋划呢？回答说：自古以来建立国家，固然有始终不与戎人通好的；石勒来向晋朝遣使聘问，晋朝焚烧了他的礼物。苻坚虽然强盛，晋朝也没有稍稍屈服，最终成就了淝水之战的功业。为什么偏偏今天想要通好呢？不要沉溺于宴饮安乐，而应常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虑；不要以顺从为乐，而应急切听取像药石一样逆耳的言论。要想到天象变异的可畏，畏惧国势将要危急。没有一天不修治攻战的器具，没有一天敢忘记受侵侮的耻辱。选择将帅，好像唯恐来不及；训练士卒，常常像敌寇已经到来；并且闭口不要谈论通和。这才是帝王的雄才大略。唉，财用还不充足，兵力还不强盛，姑且维持和好，表面上似乎是为国家着想；但应把通和作为戒条。若不是为国家着想，推究实际情况来说，求和只会使自己不能保全从前的约定，将来会有无穷的悔恨。完全不通和，事情虽然难办，却正是长久安定的防备。这样看来，臣的愚忠，对国家的忧虑实在深远。虽然如此，少数人谋划不如众人共同谋划。臣愿陛下广泛颁布明诏，广泛征求群臣意见，凡是能够制服戎人的办法，都陈列在陛下面前，然后选择最恰当的立即施行。古代国家遇到重大疑难，谋议要问及卿士，甚至问及庶人，正是为了扩大君主的聪明见识。庶人尚且要参与谋议，何况朝廷中的臣子呢？只愿陛下留心，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宁宗时，卫泾论述治理内部、防备外敌说：“臣听说，忧患先于事情发生，所以能够没有忧患；事情发生后才忧虑，对事情已经没有帮助。臣观察中国与北方敌人，双方的形势决定不能并立。考察今天的局势，恐怕不能像从前那样长久安宁无事，这是应当在事情发生前就忧虑的。怎么知道呢？敌人盘踞中原，时间之久没有超过北魏的。然而考察它的传承，即使有十六位君主，也有十代不能善终；始终虽有一百多年，号称全盛却不过五六十年。如今这个强敌从东夷的荒僻巢穴崛起，突然占有中原土地，已经六十四年。靖康之祸，考察前古，比以前更加严重，实在是宗社永不磨灭的耻辱，是子孙必报的仇恨。高宗皇帝仁慈广大，隐忍了三十二年，大志没有得到伸展。至尊寿皇遵循养晦自守之道，辛勤劳苦达二十八年，大业没有得到完成。陛下英武神圣，继承大统，宸谋庙略，都是在问安侍膳之余制定的。凡是高宗未能伸展的志向、寿皇未能完成的事业，都是陛下今日亲自承担的责任。敌人立国已经很久，未必没有内心不安的忧患；但戎狄之心没有满足，仍然常有不肯忘仇之意。这样看来，名义上是和好，实际上是仇敌；名义上是停止战争，实际上是在窥伺我们的破绽。恢复仇雠的行动，只是等待时机罢了。所以说，双方的形势决定不能并立。自古以来拥有天下，还没有只经历一两位君主、长达五六十年而安然无事、没有一天发生危机动荡的。前代君主的事情不必一一谈论。即使是祖宗统一天下、太平至治的时代，也无不如此。何况如今以偏安一方的形势与敌人约和，自绍兴以来五十多年没有大战，自隆兴以来将近三十年没有小规模战斗。今天的敌人，已经不是从前的敌人了。过去的君主一向经历患难，等到取得君位，志向在于偷安；新君年少、缺乏历练，血气正盛，必然有驰骋疆场、喜好功名的心思。国内稍微安定，就一定会谋划对外扩张。间隙的产生，远不过五六年。所以说不可能像从前那样长久安宁无事。这正是有远见卓识的人为国家深深忧虑的原因。如今主张偷安的人却说：敌人的气数将尽，灭亡指日可待；又说他们有内部祸乱，必定不能出兵；又说新君年幼而才能平庸，不值得过分忌惮。五行之数以六十为终，以这个时间考察，确实可说其气数已经满了。继承君位的人取得国家并不合乎正常次序，群臣相互抗争，近侧可能发生的变故，实在不能保证。然而他们新立君主之后，谋划行事，似乎颇有计谋，恐怕不能因为认为他才能平庸就轻视他。假如他们确实有内患，确实君主才能平庸，建炎、绍兴年间也曾有过这种情况。然而一个敌人衰弊下去，另一个敌人又兴起，形势反而更加炽盛，什么时候曾经成为中国的利益呢？古人说过：“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自己有办法等待并应付它。”天下的事情，难道只应计算敌人方面如何，也要看我们自己方面如何。假使我国内部治理完备，外部防备一向修治，敌人即使强大也不足忧虑。假如我们治理自身的防备空缺而不讲求，只能左支右绌、勉强应付眼前，敌人即使弱小也仍然令人忧虑，哪里还有余暇乘敌人的空隙呢？臣实在希望陛下振作精神、英明决断，谋划恢复旧疆的长远大计；修德以感动天心，施惠以巩固民志；不要以小康为满足，不要把富贵当作享乐。要想到仇耻尚未洗雪，想到疆土版图尚未归还，想到寿皇把托付大业、希望得到合适继承人的期望十分深切，想到中原遗民思念汉家、长期郁结的心情。应卧薪尝胆，不忘北望。圣上的志向先要确定，然后与二三位大臣日夜勤勉地讲求大计，委任他们并责成他们办成。国家的财计还不强，怎样才能充实国计？民力正困，怎样才能宽缓民力？

译将领苟且偷安而没有训练，凭什么作为选择将帅的办法？士兵冗杂而不精练，凭什么作为激励士卒的策略？君臣之间都应尽心尽意，不拘泥于表面形式；休戚忧乐，彼此共同承担。凡是足以作为内治外备的措施，没有不修治兴办的。人事已经尽到，天时自然会来，那么大仇可以报，大义可以举。倘若陛下立志不坚定，大臣不知道承担责任，各位执事官只图苟且以保住俸禄职位，岁月悠悠过去，大计不能建立，天下日益委靡，日益走向衰弱；一旦发生变故，人人都推说“不是我的责任”，只把忧劳留给陛下。臣恐怕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孟轲说：“国家在闲暇无事时，要趁这个时候明确政令刑法，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国家在闲暇时纵情享乐、怠惰放纵，这是自己招来祸患。”臣愚昧，禁不住一片忧国爱君的恳切私情，只愿陛下宽赦臣的狂妄冒犯。卫泾奉使回来上奏事情的奏札说：臣等以庸劣空疏之才，错误地承受重大委任，将要出使敌国。辞别陛下那天，陛下亲口宣谕，命我们顺便询访蒙古的事务，但不可张扬惊扰。臣等私下认为，窥察一国，是《春秋》的法则；咨询访察，是使臣的职责。我们恭敬接受圣训，早晚都专心研究。往来道路之间，必定多方体察询问。比如敌国君长荒淫无度，君主的德行没有修治；连年水旱灾害相继，天时不顺；百姓所受的科敛繁重急迫，人心已经离散。近年使者所逐条陈述的情况，近日朝廷大臣所论奏的内容，虽然有的难免超过实际，但也并非毫无来由。臣等亲自见闻所得，不过这些事情。只是敌国法令一向严厉，如今尤其令人疑惧。刚到北方境内，偶尔有人说起这些事，但还不敢认为确实；等抵达伪都，正想访求，却发现防范极其严密，深恐无法完成圣诏所命。如今参照所见事迹，再摘取一两点来说：大体上，北方敌人习惯于宴饮安逸，已经养成骄傲懒惰的习气，不再是过去的样子。而蒙古生长于西北，那些人勇猛剽悍，地产壮马，又加上新近聚集的军众，意气正锐，来去迅疾，如同风雨。契丹遗族和蒙古各部夷戎，怀着世代仇恨，环视而动，敌人疲于左右支撑，应接不暇。他们虽然扩建宫室，盛大设置仪仗卫队，对外显示强大的形势；但臣等看见他们在朝廷中的班列，人才萎靡，上下困窘，好像早晚就会发生近侧的变故。臣等经过河南各州郡，那里凋敝得太严重；供给牛马、筹办军需，十室九空，几乎像实行清野。怨恨和诅骂一同兴起，甚至有“和你一起灭亡”的歌谣。遗老还在，都生出盼望我们前来使他们复苏的愿望。看来不仅中原百姓一向不愿归附，蕃兵部落也有离心。公开发出怨言，再没有什么顾忌。河北、河东屡次征集、检阅兵员，每次交战就失败，有时望见风声便奔逃溃散；士兵和战马死亡，粮食器械丧失，押送馈运甚至缺乏人力；边防各处接待使客，骑兵大多疲弱、老迈、年少。如今两国敌军相持，还在亘抚等州，而临潢被围，过了很久仍未解围。边境军队仅有三十万，又约定在九月决战。臣等回来到涿州、安肃军，多次看见传递军令的使者奔驰，调发军马，从来没有一天空闲。观察这种形势，蒙古各部虽然还不足以灭亡他们，但侵扰者众多，转战不止，长久下去祸患纠结、战争连接，必然导致百姓忧愁、盗贼兴起；危亡的征兆，正从这里开始。天道喜欢循环报应，敌人的气数将尽，难道不是上天为陛下开启大有作为的时机吗？然而臣等区区愚诚，还有不能自已的忧虑：观察别国的情况，虽然自古没有废止，但治理自身的办法，尤其是今日应当平素讲求的。应使我国的治理措施全部展开，防备御敌没有缺失。敌人即使强大，也不足畏惧。倘若只图苟安岁月，仅仅应付眼前；一个弱敌灭亡，又产生一个强敌，这仍然不足以令人高兴。臣等伏愿陛下振作精神、英明决断，谋划恢复旧疆的长远大计，日夜勤劳，急切治理自身。加强君德，尊隆主威，振举纲纪，遵守法度，谨慎爵赏，这是治理自身的根本；选择将帅，激励士卒，积蓄财用，准备器械，审察形势，这是治理自身的末端。君臣共同修治，本末都要兴办。平日闲暇时，使国势安定，威望震慑四方，有办法系住中原人思念汉朝的心，断绝奸雄窥伺的希望。等到时机到来，就乘敌人瓦解的势头，兴起席卷天下的军队，一举便可以收归版图、洗雪仇耻。若不估量自己方面的情况，只想乘敌人多事，譬如孟贲、夏育同有力之人搏斗，尚不知谁能取胜。有一个人，侥幸敌人没有戒备，便攻击其空虚之处；或许还不足以制伏孟贲、夏育，日后的祸患又将怎样呢？古书说：何不暂且反省自己的德行？等到没有缺失之后再行动。只愿陛下留心，臣就十分幸运了。卫泾又进献历史故事说：汉文帝十六年冬，匈奴侵犯边境，皇帝亲自慰劳军队，整顿军队、重申教令，想要亲自征讨匈奴。皇太后坚决阻止皇帝，于是停止出征。后元二年六月，匈奴前来和亲。诏书说：“近来连年匈奴一再暴虐侵犯边境，长期结怨、连续用兵，中外各国将怎样才能自我安宁？如今朕早起晚睡，勤劳治理天下，忧苦于万民，为此悲伤不安，没有一天不挂在心上。所以派遣使者，车盖相望，车辙相接于道路，把朕的心意晓谕给单于。如今单于返回古道，考虑社稷的安定，使万民获利，刚刚同朕一起抛弃细小过错，共同走上大道，缔结兄弟之义，以保全天下百姓。和亲已经确定，从今年开始。” 停止战争，是帝王的长远谋略；使百姓休息，是国家的实际利益。百姓就像人的肢体，军队就像人的爪牙。肢体充实、气血强壮之后，爪牙才可以用来抵御侮辱。自古仁贤的君主、明智的大臣，并不是没有刚健的志向、忠愤的谋略，而是审察事情、估量力量，最终宁可屈抑志向来保全百姓，等待时机而养晦自守；这不是想举事却动辄受挫、谋求功业却不能完成，而是为国家谋划得深远长久。因为民力的虚实，才是国命脉的根本；损伤耗费，忧患在眼前，而事情能否成功，日后还可以谋划。汉文帝知道这一点。平城之仇、使者侮慢文书的耻辱，都是文帝亲耳听闻、亲眼见到的。候骑烽火的警报传来，向甘泉宫运送金帛、丝絮和彩帛的供奉，使县官颇为疲困。文帝难道曾有一念忘记这个敌人吗？当时十四年间亲自驾驭鞍马，锐意想亲征，确实有长驱直入、消灭匈奴的打算。等到详细考察了中外形势，又反复想到水旱、疾病、瘟疫等变故，便坚忍地实行和亲，坚定不动摇；这并不是与当初的谋划不同，而是能出兵也能收兵的人，才是真正为国家和百姓考虑的良策。他的和亲诏书说：“朕忧苦万民，为此悲伤不安。”

译又说：“考虑社稷的安定，使万民获利，以保全天下百姓。”由此可见，他把民心当作自己的心，明白知道国家的谋划应当从这里出发。因此文帝停止战争而使天下安定富足，武帝兴兵却使户口减少一半。停止战争的利益如此，兴兵的祸害那样。前事的验证，是后事的借鉴，难道可以不加以鉴戒吗？理宗绍定六年，知泉州真德秀奉诏上密封奏事说：“臣恭敬看见正月一日的御笔，命令内外大小臣僚全部上密封奏事，凡是朝政的得失、中外的利弊，都要尽情陈述而不隐瞒。臣愚昧无能，从前陛下即位登上大宝，召臣自长沙入朝；一次召对便入朝觐见，又两次侍奉经筵，陛下脸色温润，顾问优厚。臣在那时仰观圣学的高明，已经知道陛下是世间罕见的君主。臣狂妄疏率而妄自发言，自取罪过，退居山林，但心中系念宫阙，一顿饭也不曾忘怀，这颗心始终赤诚。陛下以天地般的仁德，不弃置臣这个微小人物，又重新洗拭任用臣；即使臣献出生命，也不足以报答。上天保佑我大宋，默默启发圣心，使陛下亲自掌握大权，改革各项政务，乾纲振动、雷霆发动，朝廷面貌和天下观听都焕然一新。如今陛下又勤劳谦逊而不居功，亲自书写诏令，广泛告谕内外，凡属臣子，都允许竭尽言论。臣想，士大夫们一定深受感动，直率的言辞、正大的议论会交相进献到朝廷。何况像臣这样受恩而想报答的人，怎敢忘记进言？然而臣伏念，十多天来还不知道应当说些什么；近来私下听说，京湖帅臣把八陵图进献上来，陛下恭敬地反复阅览，悲伤和欣喜交集，于是命卿监、郎官以上官员到尚书省恭敬观看，集中议论后上报。” 大概是要考察、按行旧有章程，派遣使者前去朝见，以慰藉一祖六宗的在天之灵。然而远方传闻的人还不知道事情的确切情形，有人说，是敌人把河南归还给我们，朝廷因此便有了经营中原的谋划。假如传闻属实，那就将要重新走宣和年间的老路了，我从早到晚都感到恐惧，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等到看到随从大臣集议的言辞，才知道朝廷处理此事务求审慎稳重，连派使者这一件事尚且不敢轻率，经营中原的谋划更绝不苟且。然而臣下区区之心仍然忧虑，是因为强敌突然兴起，逼近我国边境；虎狼般的敌人近在藩篱之外，接应稍有差错，事变就难以预测。臣自嘉定四年，国信使余嵘从燕境回来时，正好因入对而论说：金人必然灭亡的原因有三条，中国应当谋划的事情有两条。后来臣忝任柱史，值宿玉堂，半夜思考此事，警惕得不能入睡，急忙陈述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主张。不久臣奉命出使敌国，但道路阻塞，无法前进，回来在延和殿应对时，详细陈述了防备敌人的办法。后来臣又直入进奏，说敌人能够越过三关的阻隔进攻燕地，难道就不能越过黄河一带的水势直趋汴京吗？为什么不谋划自立自强的办法，谨慎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准备呢？可是当时奸邪之人彼此讥笑臣，臣以孤立正直之身，抵挡不住众人的排斥，于是借机请求出任外职而离开了。臣告辞陛下那天，仍然献上了愚昧的意见。到了江东，又上密封奏章，列举宣和年间的十项过失，希望今日对此深加惩戒。大概臣虽愚昧而忠心，知道国家将来必定会与敌人为邻；既然与敌人为邻，怎么能没有嫌隙？既然有了嫌隙，就免不了交战，这是形势所必然，按道理应当预先考虑。因此臣不敢顺从众人所忽视的事情，而独自陈述自己内心深切的忧虑，希望在尚未下雨时，预先大力修缮桑土，做好防备。距离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不幸当时的故相讳疾忌医，拒绝听取人们的意见，只凭自己的主意行事，凡是臣所陈述的，一概不肯考察省察。如今中原没有君主，遗民思念宋朝，扫清河洛，正是这个时机；可是士人无论聪明还是愚钝，都说时机尚未成熟，是因为二十多年间，政权出自私人门第，谋略仍然邪曲，毁坏祖宗的法度，破坏朝廷的纲纪，使民力被搜刮削弱而所剩无几，人才衰败而不能振作。即使陛下奋然振作，气象顿时不同，然而如果不能坚持一项方针，实行十年，也还不能希望收到中兴的成效。不过以今日的名义与宣和年间相比，确实有不同之处。宣和年间对契丹，是讨伐友好之国；今日对女真，是讨伐世代仇敌。讨伐友好之国是不合义的，消灭世代仇敌则是理所当然的。幽燕的失陷，是敌人从前代手中夺取的；中原的失陷，是敌人从本朝手中夺取的。对于前代的遗憾可以放下，但祖宗的耻辱不能不洗雪。正因为名分和道义不同，所以有人认为恢复疆土是应当举行的。然而名分必须有实际相称，道义也不是只凭言说就能实行；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力量不足以做到，却想借助外援，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臣看荆襄报捷文书中详细叙述夺取蔡州的缘由，好像全是出于我军自己的力量；但从“微卢燕貉”等话来看，又不能不借助敌人，这是什么缘故呢？自从有史籍记载以来，同外族共同做事的，从来没有不留下祸患的。只有周、汉兴起时，不向他们求取什么，而他们自己乐意归附，这才是所谓帮助达到极点、天下都顺从的情形。至于唐高祖，曾向突厥求助；唐肃宗，曾向回纥求助。然而讨伐隋朝的战役，主持谋划的是太宗，奋力作战的是诸将；攻下西河、攻破霍邑的是太宗，并不是突厥；攻取扶风、渡过渭水的是诸将，并不是突厥。进入关中的军队有二十万人，而康稍利带兵赶到的才五百人，难道曾经专门依靠他们吗？唐军收复长安时，郭子仪是主将，李嗣业、王思礼任副将；王师先取得胜利，回纥才开始从后面袭击。广平王李俶统率蕃、汉军队十五万人，而叶防带兵赶到的才四千人，难道曾经专门依靠他们吗？唐高祖、唐肃宗只是向外族求助，所以留下了后来日后的祸患；但因为没有专门依靠外族，所以祸患还没有发展到极点。至于宣和年间，则与此不同：童贯谋取幽燕，未能得到，女真却得到了；谭稹谋取云中，也未能得到，女真却得到了。我军在兰沟甸战败，又在白沟战败，再在燕城战败，而女真的军队所到之处总能取胜。我们不能自己取得一寸土地，却反而向敌人求取，所以每年百万的岁币要求，我们不能拒绝；借粮的要求、犒赏军队的要求，各以二十万计算，我们也不能拒绝；驱赶官员和富户前往，把一座空城留给我们，我们不能争辩；敌人背弃云中之约而自行取地，我们也不能与之计较。我们没有可以依靠的实际力量，只是一味依靠敌人，所以祸患发展到了极点。臣难道还忍心说这些吗？如今看来，随从大臣们所议论的，大体已经深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只是担心帅臣既然把此事当成功劳，就想赶快满足敌人的要求；如果事情没有顺利，就一定会设法求和来取悦敌人。道路还阻塞着，就一定会借助敌人的力量来打通。这样一来，今天依靠敌人，就像从前依靠金人一样，国家的祸乱将从这里开始。

译敌人的本性，是冒险轻进、贪婪无厌；一旦同他们接触，哪里能够中途断绝关系？难道没有看到宣和年间的海上之盟吗？当初带着诏书去买马时，也还没有断然决定要同他们共同做事。后来徽宗悔悟，确实曾经中止此事，但敌人责问原来的盟约，想停止也不能，事情逐渐失误，终于酿成大祸。如今帅臣已经派遣小使者同他们往来，又命令军队同他们会合，虽说不曾正式交通往来，也是不得已。如果举行朝拜陵寝的行动，又要再次依赖他们，臣恐怕他们贪得无厌的要求、难以应付的言辞，从此会越来越亲狎；即使竭尽我国力量供奉他们，也不足以满足敌人的欲望。有人说，恢复旧有疆土，确实是上天的命令；上天赐予而不取，反而会受到天谴。臣认为不是这样。宣和年间，契丹溃败，涿州、易州归附，不能说不是上天赐予的机会；但人的谋划不善，恰恰因此招来祸患。如今政治教化修明，当然不是昔日可比；然而要取得恢复疆土的功业，必须有能够恢复疆土的人；有了这样的人，还必须有恢复疆土的物资。谋臣和勇将，是恢复疆土的人；聚集钱财、积存粮食，是恢复疆土的物资。宣和年间，群邪当权，哪里有长远谋略？可是西部军队中的宿将全都集中在京城，老成持重的，有种师道这样的人；骁勇强悍、敢于作战的，有杨可世这样的人；可是把他们驱赶去对敌，每次出战总是失败。如今群贤都在朝廷，难道可以说缺乏人才吗？大体上，文臣的才干虽然优秀，往往不熟悉武略；要宣扬威势、镇守方面，实在难以找到合适的人。翰取、翰守，谁可以接替他们？储备人才、等待时机，是应当早作谋划的事。然而环视各位将领，也没有看到有种师道、杨可世那样的人。种师道、杨可世尚且不能成事，更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这是臣极为忧虑的第一件事。宣和年间太平安定、和乐融洽，公家和私人都富足充实；可以看出用兵还没有多少时日，就发生了变化。盐钞法和科免夫钱推行后，所到之处都骚动不安，百姓不堪承受，疆域尚未恢复，群盗却像刺猬一样纷纷兴起。如今的财力和实力，比起过去怎么样呢？权贵之家有丘山般的积蓄，公家却没有维持十天半月的储备，到处空虚，人人忧愁叹息。江湖、闽浙一带，盗寇警报刚刚平息，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幸灾乐祸、乘乱取利的人却很多。用循吏去安抚他们，用宽缓的条例去体恤他们，百姓的疾苦呻吟或许可以稍稍停息；可是军队一旦出动，征收摊派必然增多，官吏借此苛索，奸雄也会因此煽动，难道是小事吗？这是臣极为忧虑的第二件事。何况还要调运江淮的甲兵，去守卫没有用处的空城；运输江淮的钱粮，去治理无人耕种的荒废土地。只是如今改革变更突然，各项制度都出现缺失，譬如长期的疾病刚刚痊愈，正需要保养；应当厚厚培土、深深培植，以巩固元气，不应轻率妄动，动摇根本。希望陛下每天同辅臣谋划，把日常事务委托给有司，讨论安危的大计，暂缓朝拜陵寝的礼仪，而先急切加强防守边塞；整顿治理内部政务，作为抵御外敌的根本。凡是能够使国家自强的事情，都要急切地谋划办理，使我国元气充实、根本牢固，那么形势自然会壮大，气势自然会显著；敌人即使强暴，难道还能侵犯有道之国吗？然后再审慎估量事情，制定应对办法：或者采用祖宗同辽国交往的旧典，或者仿照东晋与敌国断绝关系的做法，因时制宜，务求恰当。至于中原旧有的土地和事物，难道可以忘记吗？但必须先衡量我国力量所能做到的程度，然后根据时机妥善应对。与其借助敌人而开启后患，不如等待时机，暂且巩固我国边防。从前晋穆帝永和年间，北方混乱，桓温将要谋划讨伐，王羲之劝谏说：“如今虽然有值得高兴的形势，但向内反求自身，忧虑反而重于可喜之处。功业还不能预期，遗民又将死尽，不如先建立不可战胜的基础，等到根基确立、形势兴起后再谋划，那时也还不晚。”后来洛阳发生变故，桓温于是率军前往，修复帝王陵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如今突然更改旧章，百事都出现缺失，这就好比久病刚刚痊愈，正需要保养；应当厚厚地培土、深深地培根，以巩固元气，不应轻率妄动，来动摇根本。愿陛下每天与辅臣谋划这些事情，把日常事务交给有司办理，讲求关系安危的大计；放缓谒陵之礼，而赶紧加强边塞防务；整治内政，把它作为抵御外敌的根本。凡是能够使国家自强的事情，都要急切谋划，使我们的元气充实、根本牢固，那么形势自然会张大，气▯自然会显著；敌人即使强暴，难道还能侵犯有道之国吗？然后再审慎估量事情，作出应对：或者采用祖宗与辽国交往的旧例，或者仿照东晋抗拒强敌的做法，因时制宜，以求恰当。至于中原的旧有疆土和事物，难道可以忘掉吗？但必须先估量我们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事情，然后根据时机作出妥善应对。与其借敌人之事开启后患，不如等待时机，暂且巩固我们的边防。昔日晋建元年间，北方陷入动乱，商浩将要谋划出兵讨伐，王羲之劝谏说：“如今虽然有值得欣喜的形势，但从内部反省自己，所忧虑的反而重于所欣喜的。功业尚不可预期，遗民又将死尽，不如先建立不可战胜的基础，等到根基树立、形势发展起来，再谋划也不晚。”后来洛阳发生变故，浩最终率军前往，修复园陵。王彪之也说不宜轻率进兵，但他们都没有听从。商浩果然战败而归，晋室更加衰弱。如今虽然还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但二王的话可以作为借鉴。希望陛下审慎看待、郑重对待，不要让掌管边疆军政的臣子像商浩那样误事。臣私下以能直言进谏著称，因而不胜诚恳地将这些意见附在奏牍末尾。臣私下见到，宣和年间议论平定燕地的主张，本来出自奸臣，徽宗起初并没有坚决认定此事必须实行。当初，平民尧臣上书，斥责童贯、蔡京任意挑起边境争端，大臣请求将他加以流放、诛戮。皇上说：“言路闭塞已经很久了，怎么可以加重他的罪？立即授予他官职。”这就是徽宗的本心。因此当时，朝廷内的执政大臣，朝廷外的边臣，仍有人能够以正直的议论进言。后来邪说逐渐侵入，皇上受其蒙蔽，听错了圣明的判断。军队出发时，下诏说妄议北方事务的人一律严惩，绝不赦免；宋昭因上书狂妄，被编管流放到海南。于是言路断绝，祸乱的根源也形成了。陛下盛德谦逊，开通言路，寻求谏诤，群臣都仰体圣意。在这场重大议论中，必定会有正直的言论。无论意见相同还是不同，只要是为了国家，都应一视同仁；希望陛下全部加以容纳，不要因为它妨碍办事就治罪。

译理宗时期，侍御史李鸣复论说道，接见敌国使者不必亲临便殿，于是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敌国使者将要到来，接见已有日期，都司官把有关条目具奏上来，想让陛下亲临便殿来接见他们。道路上的传闻，虚实不能完全相信；如果果真有此事，恐怕在礼制上不妥。臣私下认为，还应当重新商议斟酌。有人说：‘临轩选取士人，临轩释放囚徒，圣天子从来没有不亲临便殿的，为什么偏偏在接见使者这件事上吝惜亲临呢？’臣认为不是这样。每三年选取一次士人，由宰执阅读他们的程文，呼叫姓名让他们进见，这意味着公卿大夫都是从这里选拔出来的。每年释放一次囚徒，由宰执阅读他们的案情和罪行，呼叫姓名释放他们，这意味着清查、询问百姓的事情不可不亲自办理。如今只是一般使者到来，没有国书可以进呈，按照通常礼仪接见，再赐给他们惯例的礼物就够了；一定要改变礼制，亲临便殿接见他们，这又是为什么呢？又有人说：‘他们是使者，来自外国，还不知道陛下是怎样的君主。陛下以天威近距离接临他们，他们将会心悦诚服，这就像光武帝对待马援一样。’臣又认为不是这样。帝王本来就有真实的威仪：有龙凤般的姿态、如天日般的仪表，庄严地让人一望便敬畏，何必等到亲自移动御座之后，才足以使他们心悦呢？” 走下堂来接见诸侯，古人尚且认为是失礼；亲临便殿接见敌国使者，如今反而认为这样合乎礼制吗？况且还有一种说法：都司最初具奏条目时，听说曾援引亲临便殿释放罪人的事例；万一使者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认为陛下亲临便殿，竟是按照接待罪人的规例来接待自己。这样本想取悦敌人，反而会激怒敌人。臣愚昧而深切地认为，完全按照通常礼仪办理最为方便，恳请陛下与二三位大臣再加商议斟酌。” 王彪之也说不宜轻率进兵，但他们的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桓温果然在枋头战败而归，晋室更加不能振作。如今虽然还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但王羲之、王彪之二人的话可以作为借鉴。只希望陛下审慎考虑、郑重对待，不要让统帅方面的大臣像桓温那样误事。臣私下以能直言进谏而闻名，仍不胜其大愿，谨附黄签说明。臣私下考察，宣和年间议论平定燕地的主张，本来出自奸臣，徽宗起初并没有坚定认定必须这样做。当初，平民尧臣上书，斥责童贯、蔡京妄自挑起边境争端，大臣请求加以流放诛杀。徽宗说：“言论渠道闭塞已经很久了，怎么可以重罪处罚？立即授予他官职。”这就是徽宗的本心。因此当时朝廷内的执政大臣、朝廷外的边臣，仍有人能够以正论进言。后来邪说逐渐侵染，误导了皇上的听闻。军队出发那天，诏令规定妄自议论北方事务的人一律处罚，绝不赦免；宋昭因上书狂妄，被编管流放到海南。于是言论渠道断绝，祸患的根源就形成了。陛下德行盛大而谦逊宽厚，开通言路，征求劝谏，群臣都仰体圣意。在这样的大事上，必然会有直率正当的言论。无论意见相同还是不同，只要是为了国家，都应当同样对待；只希望陛下全部加以容纳，不要因为它可能妨碍事情办理就治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八年〕 理宗时，侍御史李鸣复论说，接见敌国使者不必亲临便殿，于是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敌国使者将要到来，接见已有日期，都司官把有关事项列举上报，想让陛下亲临便殿接见他们。道路上的传闻虚实，不能完全相信；如果确有此事，恐怕在礼制上不妥。臣私下认为应当再加商议。有人说：‘临轩选士、临轩释放囚犯，圣天子从来没有不亲临便殿的，为什么唯独在这件事上吝惜亲临呢？’臣认为不是这样。每三年举行一次取士，宰执阅读他们的试卷，呼叫姓名让他们进殿，这是说公卿大夫由此选拔。每年举行一次释放囚犯，宰执阅读他们的罪情，呼叫姓名释放他们，这是说清楚询问百姓的事情不能不亲自办理。如今普通使者到来，没有国书可以进呈，按照通常礼仪接见，赏赐他们例行物品就够了；一定要改变礼制，亲临便殿接见他们，究竟是为什么呢？又有人说：‘他们是使者，来自外国，还不知道陛下是怎样的君主。让他们在咫尺之内面对天威，他们将会心悦诚服，这就是汉光武帝对待马援的做法。’臣又认为不是这样。龙凤般的姿态、如天日般的仪表，庄严地让人一看就敬畏；帝王本来就自然具有真正的威仪，何必等到移驾御座之后，才足以使他们心悦呢？走下殿堂去接见诸侯，古人尚且认为是失礼；亲临便殿去接见敌国使者，如今反而认为合乎礼制吗？而且还有一种说法：都司开始列举条文时，听说曾以亲临便殿释放罪人为例。万一使者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说陛下亲临便殿，竟是按照接待罪人的成例来接待自己；本想取悦敌人，反而会激怒敌人。臣愚昧而恳切地认为，完全按照通常礼仪办理最为便利，乞请陛下同二三位大臣再加商议。这大概是太平时期应当优先办理的根本，也是守成时期最重要的道理。所以说：“元气调和，四时没有不顺畅的；心术安定，四肢没有不安宁的；中国强盛，四方远方没有不来归附的。”圣人的最高境界，全在于此。又据《金镜》论柔服之道说：“臣听说，众生各有类别，万物分布在不同方域；对一个类别施行仁政，同类之众都会来到；把教化推广到一个方域，其他方域也会一同归附。这实在是王者仁德教化的神妙境界。天道没有私心，降生万物；得到五行完整禀赋、凝聚阴阳二气正气的，难道不就是人吗？四方远地之外的人，虽然没有沾受先王的教化和圣人的治理，但他们怀抱仁爱、仰慕义理、喜好美德的心，与中原人并没有不同。中国，是四方远地的根基；四方远地，是中国的枝干。从万物各有差别来说，类别虽然不同，但推究到理本一源，其归趣也是相同的。向他们耀武扬威，想让他们知道畏惧，他们就会挣扎着保全残余性命，挟带愤怒来与我们相敌；用信义结交他们，想让他们前来归服，他们就会违背上天和太阳般明白的鉴察，伸展毒螫来相互凌辱；用言辞晓谕他们，想让他们回心转意，他们就会背弃盟誓的大约，倚仗强力、结交援助来轻视中国。

译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不如以宽柔之道对待已经归服者，使他们感受到恩德罢了。宽柔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尊崇自己的道统来临制他们，彰明礼制来约束他们，厚重诚意来使他们信服，宽缓政令来使他们安逸，确定名分来使他们明白，颁下优厚诏书来安抚他们，把他们置于常规法度之外来对待。这样，尚未归服的其他国家听到后都会说：‘那些已经归服的国家，既能依托大国来巩固自己，又没有受到苛刻剥削、督责催逼的痛苦；我们为什么偏要独自违逆上天所辅助的有道之君呢？’自然就会相继前来归服。如今国家统辖六合，群臣诸侯奔走执持豆笾等礼器，中华地区的贡赋已有固定制度；对于边远地区已经归服的地方，正应当实行这种宽柔之道，充分施展感化他们的方法，又何必白白耗费钱粮进行犒赏，兴起本应停止的军队，征讨荒僻之地，使无法降服的百姓劳苦呢？宽柔他们，不仅是为了感化尚未归服的国家，也是为了充分尽到我们自身理所当然的道义。郤缺曾说：“有叛乱却不讨伐，凭什么显示威严？已经归服却不加以宽柔，凭什么显示怀柔？既没有威严，也没有怀柔，凭什么显示德行？”臣因此知道，讨伐以显示威严，归服后加以怀柔，都是为了彰显君王的德行。有人认为，四方远地可以用威势制服，威势却不能体现德行；臣愚昧地认为并不是这样。成汤解开三面之网，文王平息两个诸侯之间的诉讼，汉水以南的诸侯听闻后归附的有四十多个国家；又听说治理达到极致时，鸟、兽、鱼、鳖都各得其所，难道还有不能用德行感化的人吗？有人认为，对不归服者姑且罢了，已经归服却把他们置于常规法度之外，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臣也认为不是这样。王者临御臣下，其根本道理在于使百姓安宁，并不是想求得土地更加广大。周朝盛盛之时，越裳自行前来，周公尚且认为周的德泽没有施加到那里，君子不应接受他们的贡物；政令没有施行到那里，君子不应把那里的人当作臣民，难道应当杀人来求取他们吗？然而如今有时出现这种事情，都是因为群臣不能符合朝廷的旨意，反而曲解道理，请求实行这种做法。伏望陛下幸而听从臣的建议：凡已经归服的国家，都实行宽柔之道。这样将会看到他们铭记于心、刻骨不忘，承受天地再造般的恩德；同类的其他方域，也将仰望并接受把天下视如一家、如父母般的教化。秘书监赵良弼奉命出使日本，回来后入宫觐见。元世祖询问他日本的情况，称赞说：“你可以说是不辱没君主的使命了。”后来元世祖准备征讨日本，三次询问赵良弼。赵良弼说：“臣居住在日本一年多，看见他们的民俗强悍勇猛，喜欢杀戮，不懂得父子亲情和上下尊卑的礼节。那里的土地多山多水，没有耕种蚕桑的利益。得到他们的人不能役使，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使国家富裕。何况水军渡海，海风什么时候发生无法预料，灾祸也难以测度。这叫用有用的百姓之力，去填塞无穷无尽的巨大深渊。”臣说：“不要攻打才好。”元世祖听从了。《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三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