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

译过去欢娱快乐的百姓，如今全都忧愁叹息了。深居九重的陛下，难道也完全知道这些吗？民间的疾苦，不能传达到陛下的冠冕之前；官吏贪婪残暴，却任意行事于法律之外，虐害我的百姓，使国家根本动摇，却很少听说有人因此受到谴责。这是政令刑罚不明确的第二点。臣听说，王畿是天下的根本，京城是王畿的根本。古代贤明的君王虽然一视同仁，但《周官》记载的制度对王国尤其优厚，正是为了巩固根本。行都建立以来将近九十年，人口虽然繁多，衣食却没有富裕，原因是什么呢？大概自从楮币更新，积蓄财物多的人便突然耗尽；自从盐法屡次改变，长期收藏钞币的人便骤然贫困。近年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百姓没有余财，货物积压滞销，商旅不能通行，所以大家族困竭，小民焦急悲号；市场萧条，官府也财用匮乏，这是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又有一些因循未改的事情：淳熙年间，京城守臣另外向禁中进献缗钱，每年以十万计，后来又增加到每一季十万，每年总共四十万。先朝全盛时，炎兴、隆干年间，都不曾有这种事，这些钱从哪里来？官府多方督促，提前进献，甚至借用酒本来凑数，米麦的价钱又不能按时偿付，商人都怨恨，后来来的人更加少了。酒政已经败坏，专卖的酒又卖不出去，凭什么来补助经费呢？京城之下人心不安，大概正是孔子所说的“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是政令刑罚不明确的第三点。臣听说，朝廷之上每一项举措和废置，都是人们观察的对象，不可不谨慎。罪行本应重罚却偏偏从轻，禁令本应严格却偏偏放宽，都不是至公无私的做法，而是在迎合权奸的意愿。请求斩杀一代儒学宗师，这样的恶名百世不磨、众人共同唾弃，却突然为他洗脱罪名，这哪里还算公道呢？科场请人代笔的处罚，先朝规定得极严，罪至鞭打脊背，终身不得入仕。自从禁令逐渐衰败，便肆意而行、毫无顾忌；今年春天才开始依法严禁，却仍然减轻罪罚，只追夺一秩官阶，那些贪鄙而倚仗利益的人，怎么会害怕不犯法呢？任子铨试竟然容易通过，而不能写一篇言辞的人，往往请别人代作；所费不过千缗，却终身可以凭俸禄做官。法律并非不完备，只是废弃不用；给这些横行无忌的平民以爵位，难道不是更严重地危害百姓吗？这是政令刑罚不明确的第四点。臣听说，赦免小过、举用贤才，是圣人对待万物的心意十分宽恕；怙恶不悛便施以贼刑，故意犯罪则罪无大小；圣人惩治恶人的意旨十分严厉，也不过是考察其实际情状罢了。开禧年间出兵时，一时担任将帅、抵御患难的人，以及守卫城池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功劳；事情平定以后，却反而以防守谨慎为名责罚他们，这难道符合汉朝宽宥李广利、赦免陈汤的意思吗？如今已经逐渐登记收录了，但还没有安排任用。前些年也有从朝廷官员中出任盱眙守臣的人，筹划处置很有方略，功效逐渐显著。不久却因获罪被斥退，边地之人深深惋惜他的离去。臣私下认为，台谏根据传闻弹劾并罢免他，是公正；明主想到他的辛劳，赦免他并重新任用，也同样是公正。两方面各有适当之处，彼此并不冲突，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至于选锋统制，欺骗北方人来归降，假装接受他们投降，掠取他们的财宝，又把他们捆绑起来送给敌人，投入死地，断绝了中原归向王化的心。按照实际情状确定罪名，这是先王所不赦免的；但他却安然自若，所受惩罚没有伤及一丝一毫，岂不是太宽纵了吗？这是政令刑罚不明确的第五点。像这样的事还很多。政令刑罚如果明确，强大的邻国也不值得畏惧；政令刑罚如果不明确，微弱的敌人也不能忽视。如今我方虽然遵循正道，边臣却不体察圣意，把那些贫困到来求食的人驱逐出去，使饥民没有不怨恨我方的；又杀戮那些仰慕义理而来归附的人，使豪民没有不怨恨我方的。敌人虽然弱小，但能够招纳群盗并授予爵位，赦免叛臣而重新任用，也不能说没有谋略。它鼓动聚集各种怨恨，一旦有所侵扰越界，我们拿什么抵御它呢？唉，处在如今这个时代，怎么可以一时一刻不把边境事务放在心上呢？正当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卧薪尝胆的时候，却安闲游乐，好像天下四方没有忧患；等到祸患来临才从容救溺、作揖谦让来救火，灾祸很快就要到了，难道不可畏惧吗？”

译《尚书》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四方夷狄就会来朝见称王。” 陛下清心寡欲，早朝、晚退，不让声色货利扰乱自己的聪明，也可以说做到了不懈怠、不荒废政事。然而古人所说的不懈怠、不荒废，大概不只是这些事情。应当做的事却不赶紧去做，就是懈怠荒废。兢兢业业，每天都把万般事务放在心上，这才是帝王盛德；从早朝到太阳偏西，忙得无暇吃饭，这才是王者显著的功业。伏望陛下考察古训，明令大臣，每天都熟议边境事务，每天都接见朝廷群臣，汇集众多人的智慧，谋求经国济世的策略，清除奸弊，修明政令刑罚，自然会使国势安定强盛，威名声势震动重叠，残余敌人也就无能为力了。诸葛亮制定八阵法，敌人没有能够击败他的，可以说是一代杰出人物。然而贾诩不称赞他的用兵才能，却赞美他治理国家的善处，这是因为军政和国政没有两套不同的道理；善于治理国家，正是善于用兵的原因。孟轲所说“使政令刑罚明确，即使大国也必然畏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希望陛下赶快谋划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袁燮又上奏说：“臣天生愚笨，不懂得避忌。每当想到古人说过：‘侍奉君主，有所触犯也不能隐瞒’，这是臣子的职责。何况臣忝居论思献纳的行列，更应当把它作为职责呢？臣听说，天下好比一艘大船，有漏洞就堵住它，这样才不会沉没；天下好比一座大厦，有倾斜就扶正它，这样才不会倒塌。陛下看今天的形势，是安定还是危险？是强盛还是衰弱？如果确实安定而强盛，即使正处于盛势的邻国，也会仰慕风采、归向义理。如今小小的残敌，灭亡已经不远，却还敢肆意凌辱侵犯，那么中国的不安定、不强盛，也已经十分严重了。船漏而不堵，房屋斜而不扶，将要怎么办呢？这正是臣早晚战栗忧惧、食不甘味、睡不安席的原因。陛下难道不深思吗？”臣听说，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良之心，朝廷的势力就尊盛；邪正混杂，忠臣和谗佞一同进用，君主的势力就孤立。凭借土地的广大、百姓万物的众多，共同拥戴陛下为君，当然不能说陛下孤立；然而能够辅助陛下的忠臣贤士很少，又怎么能独自运转天下呢？过去嘉祐年间，张升担任御史中丞，弹劾官员不避权贵。仁宗慰劳他说：‘卿孤高特立，竟能做到这样。’ 张升回答说：‘臣只是朴实地学习、愚诚地尽忠，托身于圣明君主，不能说是孤立。’如今陛下的臣子，保持俸禄、培植交情的人多，赤心谋划国事的人少，陛下似乎已经孤立了。仁宗因此受到感动。唉，一句话使君主醒悟，在这里就可以看出，真可以说是最忠诚、最恳切了。陛下看看今天在朝廷的臣子，他们都是赤心谋划国事的人吗？还是也有保持俸禄、培植交情的人呢？君主好比腹心，臣子好比手足，同为一体、彼此依赖，安乐忧患、利害得失没有不同。国运正艰难，应当寻求使国家安康济治的策略；国威还没有振作，应当思考扩大张扬国势的方法。痛心疾首，不敢有片刻安逸，这是臣子的道义。如今却不是这样，只以柔靡之物为娱乐，只以珍奇之物为喜好，互相攀比奢侈，宴饮享乐没有节制，同堂共席，听不到规劝，只是彼此安然嬉游罢了。赤心谋划国事的人，难道会这样吗？贤才对于国家，好比御寒的衣裘、养生的粮食。荐引善类，不论亲疏；对于奇伟卓异、难以合群而自重的士人，更应当竭力推举任用，使他们为时代所用。这是臣子报效国家的方式。如今推举贤人、宣扬善行，固然不能说缺少；但挟持私心、损害正道的人，也有时存在。与自己意见相合的人，就掩盖他的大过错；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指摘他的小瑕疵；毁誉都出于私情，真正的人才因此不能施展。赤心谋划国事的人，难道会这样吗？星象屡次变化，占验说将有战争，实在令人畏惧；却不把它当作忧患。京城之下公开发生抢劫，也不是小事；却不把它当作怪异。旱灾水涝之后，征收科派照旧，这是残害百姓的大事；却不认为错误。引导谄媚进言、苟且迎合以求容身，只把它作为通往宠禄的阶梯，又哪里是赤心谋划国事的人呢？这还只是其中两三项。其余积弊，本是君主应当急切听闻的，而臣子不敢把话全部说出的原因，大概还不容易一一列举。之所以不敢说，是因为说出来就会大大违拂人情，不利于培植交情；交情不牢固，又不利于自身安定。树立私交的人多，赤心办事的人少，君主很少有所凭借，凭什么使朝廷受到尊重呢？一个普通士人，利害关系还只在自身，尚且以缺少助力为戒，必定寻求能够互相切磋的朋友；何况君主所系的是国家宗社的安危，难道是轻微的事情吗？如果没有众多助力，凭什么治理国家？这正是今天最深的祸患。虽然如此，要挽回改变局面，难道不在于我们自己吗？伏望陛下从内心发出诏令，大开言路；药物以治病为目的，不要嫌它苦口；言论以有益为取舍，不要厌恶它触犯龙颜。只任用真正的人才，只实行公正的原则，像天地不偏私地覆盖承载万物，像日月不偏私地照临天下。圣明君主居于正位，贤能俊杰遍布朝廷，辅翼守卫，共同谋求治理这个时代。国势既已安定强盛，皇威自然震动四方；区区残敌，不来称藩朝见，就在内部把它消灭得一干二净，它又怎么能成为中国的祸患呢？古语说：“端正根本，万事就会得到治理。”臣不胜恳切忧念，只希望陛下留神省察。袁燮又上奏说：“臣听说，保卫国家的策略，威名声势在于防备抵御，根本在于人心。人心有胶漆般牢固的团结，国势就有高山泰山般的安稳。何必忧虑夷狄不服？何必担心奸雄暗中窥伺？这是保卫国家的上策。所谓结纳人心，应当怎样做呢？孟子说：‘得到百姓有方法，得到他们的心，就得到百姓了。得到民心也有方法，他们想要的就给他们聚集起来，他们所厌恶的就不要施加给他们。’政令从上面推行，而百姓的好恶也能得到顺应，不去触犯违拂他们，哪有不感动喜悦的？百姓感动喜悦越深，国家根本就越牢固。陛下看看如今的百姓，果真都乐于从事自己的产业吗？如今的政令，果真都便利于百姓吗？朝廷的本意未尝不是以忠厚为主，但奉行的官吏往往把苛刻当作才能。围田重新按亩征取，缴纳一千钱还不算过分；然而歉年粮价上涨，缴钱反而方便；丰年米谷充盈，缴纳租税才算有利。如今一概征取，百姓已经不高兴了。何况已经向京城缴纳钱财，州县却仍照旧催收租税，这就是缴纳两次，百姓怎么会服从呢？楮币制度变更时，对于敢于减价流通的，一律没收财产，法令写得十分明白。然而在似是而非的情形下，本来并非减价，却立即按法绳治；已经标记拨出的也一并没收。”}],

译朝廷虽然已经发还了，但那些没有发还的人感到失望，难道能没有怨言吗？罪行与法律相合，依法判处刑罚，这是可以的。有的人严厉地实行科罚，因而从中牟利；有的人拖欠官府财物，责令其偿还，这也是可以的。有的赦令已经免除了负担，却仍不停地催逼追缴；秋苗税的每斛折合钱数一天比一天增加，关市的征税一天比一天加重，这难道是百姓所希望的吗？防止百姓所不希望的事情，却日夜把这些事情施加给他们，财物在下层百姓那里日益匮乏，彼此无法供养，难道不会离散吗？陛下不要以为京城之内人烟繁盛、万物兴盛，就可以把它当作值得庆贺的景象；应当知道从这里往外看，情况会渐渐不如这里，实在值得忧虑。我太宗皇帝曾经因为观灯登楼，看见京城车马人物的盛况，宰臣吕蒙正回答说：‘皇帝车驾所在，士人百姓奔走聚集，所以才这样繁盛。都城不过数里之内，因饥寒而死的人却很多，不能只看到这一处就以为普遍如此，希望从近处看到远处。’前代正直的大臣规劝、纠正君主，恳切到了这样的程度。臣也愚昧地希望陛下乐于听取忠言，以扩大自己的视听。像这样，百姓所希望的是什么，百姓所厌恶的是什么，没有不知道的，然后广泛颁布明确的诏令，向天下宣告：政令中不便于百姓的加以更改，官吏中敢于危害百姓的加以罢黜，拖欠而不应催逼追缴的加以免除，久经干旱的地方普降甘雨；这样难道不足以使人心喜悦、招来和气，从而使隆盛太平的教化遍及天下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使前些日子的叹息、忧愁和怨恨，变成今天的歌唱、鼓舞，只在于陛下的一次转变。这样人心既然稳固，国势就会一天比一天强盛。孟子所说的‘对百姓施行仁政，就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棒去鞭打秦、楚两国的坚甲利兵’，将要在今天得到验证了。从前皇祐年间，范镇进言说：‘防备契丹，没有什么比宽待河北、河东的百姓更好；防备灵州、夏州，没有什么比宽待关陕的百姓更好；防备云南，没有什么比宽待两川、湖岭的百姓更好；防备天下，没有什么比宽待天下的百姓更好。’这是至理名言，希望陛下赶快谋划实行。燮又上奏说：‘臣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和财货为根本。国家没有百姓，就没有人共同守卫；百姓没有粮食和财货，就无法生存。因此，粮食贵在充足，财货贵在流通；两者兼备，国家的根本就立起来了。恭敬地思量，仁圣的陛下在上，像上天覆盖万物、海洋包容百川一样，只担心一物不能得到适当安置；但粮食常常忧虑不足，财货常常忧虑不通，这难道终究没有办法解决吗？按道理推究，从古至今，事情即使十分困难，也没有最终不能办成的，只在于办事的人罢了。荀卿说过：‘君主，是天下利益和形势的集中所在。’确实，凭借尊贵的地位统治卑下者，以高位临下，掌握这种形势，心中想办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即使是高屋建瓴，水势也不足以比喻这种形势，这就叫作有利的形势。陛下既然掌握了这种形势，充足粮食、流通财货又有什么困难呢？况且军队名册上的虚额，最为浪费费用；自从招募军队、增加编额以来，费用尤其庞大，确实不容易供给。然而凭借陛下的权势，责成将帅，考核实际情况，减少屯戍的士卒，恢复太平时期原有的数额，把增加的士兵分配去补足各军的缺额，这又有什么不能办的呢？从前孝宗时，大将邵宏渊剔除军中的奸邪蛀虫，把实情全部上报，孝宗下达优厚的诏书，尊崇显用他，以此激励诸将。’ 如今的将帅中如果有像邵宏渊这样的人，陛下就尊崇宠信他；如果不是这样，就摈弃罢黜他，哪里还会有吃空饷的冗员呢？军费节省了，百姓的粮食就宽裕了。如今粮米大量积压，最没有办法的，是两广运粮到歉收地区；这样做获利很大，但海道险远，人人都害怕前往。朝廷本来曾允许商船附带装运，并许诺给予爵位和官秩，可是商人却漠然没有响应，难道是疑虑还没有消除吗？私下装运虽然很多，怎么知道官吏不会加以盘诘？赏赐制度虽然优厚，怎么知道将来不会冲销、改动？这就是他们疑虑的原因。这要靠地方长官从各方面劝导诱使。对流通贩运者厚加赏赐，对阻止买粮者重重施罚；对于两淮、荆襄之间，以耕地开垦的多少作为守臣考核优劣的标准，这样他们还有谁会不尽力呢？这就是使粮食充足的大概办法。楮币的制造，本来是借助虚券来调节实物罢了。虚与实相称，可以把货币发散出去，也可以把它收敛回来，这就叫作权衡。鼓铸钱币的弊病日益滋长：铸钱本钱被挪作他用，钱监的士兵缺额而不补，工程不能完成，混杂取利；又有私自熔毁、销铄以及泄漏钱币的事情，彼此交相为害，钱币怎么能不荒废呢？不过，禁止私自销铄并不难改革。从前庆元年间，惩罚一个通判、黜退一个县尉，人心便肃然震惧，没有人敢再触犯；如今也照这样办理，这种弊病就会立即革除。’ 禁止泄漏钱币也不难。近来江阴的事情败露后，将涉案者逮捕押入天狱，公开依法处刑，不许商船再相通往来，于是便除去了极大的祸害。如今对各个海邦都这样办理，作奸犯科的人就会收敛；鼓铸钱币日益增加，使土地上不再遗留财宝，同时再严格禁止私自销铄和泄漏，钱币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多。对于卖不出去的楮币，用钱收回；又命州县之间把钱输送给官府，钱与楮币各占一半；谁敢违背明确的诏令，必定处罚，绝不赦免。两种办法同时实行，难道还会有其他弊病吗？这又是流通财货的大概办法。其他积累的弊病还很多，臣愚昧，不敢全部列举。只希望陛下效法上天运行刚健不息，振兴扩张纲纪，整顿法度，在天下大有作为。使粮食充足、财货流通，不过是在指挥调度之间罢了，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易经》说：‘伟大啊，乾卦！刚健中正，纯粹精微。’又说：‘刚健笃实，光辉显耀，德业日日更新。’由此可知，圣人的德性以刚健为首。陛下亲具纯粹笃实的资质，再加上刚健不息，日日进步而没有止境，谁能抵挡您呢？百姓生活憔悴，财政计策窘迫，绝不是从容舒缓所能治理的，希望圣心深切念及此事。

译燮又上呈《便民札子》说：‘臣听说大禹的训诫说：‘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只要有一个人胜过我。’又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这就是说，百姓是可畏的，君主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对可畏的百姓忽视不理，对极其危险的处境安然处之，百姓在下离散，君主在上孤立，又凭什么治理国家呢？我朝拥有天下以来，历代圣君相承，都以仁爱为根本。虽然兵力不算非常强大，财政也不算十分充裕，似乎未能完全满足人们的愿望，但人心牢固凝结，国运长久，也只是根源于此。靖康年间的灾祸，使中原覆灭，可以说惨烈至极。没有料到高宗后来中兴，继承并恢复先祖的功业，与周宣王同样兴盛。绍兴末年，金人凭借强势侵凌，炫耀兵威，不久却自行败亡。近来权臣妄自挑起边境嫌隙，对方理亏而我方有理，几乎难以抵抗。然而罪魁既已诛杀，和好又重新恢复；逆曦企图把蜀地附于金国，不久便被诛灭；峒中盗寇相互勾连而起，也很快相继平定。这虽然是朝廷有道、威名声势震动四方所造成的，也由于深厚的仁德恩泽，使百姓爱戴而不可解离，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局面。如今时令调和、年成丰熟，治理百姓的官员应当趁着百姓安居乐业之时，更加抚慰体恤，给予更厚的培养，这才算称职。’ 但间或有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怀着刻薄苛察的心，施行苛酷暴虐的政令，刑罚不当，使百姓无所适从；国家的根本所在，日渐削弱，实在令臣为国家深深忧虑。从前唐宪宗曾对宰相说：‘于颉真是奸臣，他劝我严厉用刑，你知道他的用意吗？’这是想让朕失去人心。从古到今，宽厚就能得到众人，严刑就会失去人心。仁圣的陛下在上，深深通晓这个道理，应赶快颁布明确诏令，让监司、郡守务必施行宽大政策，温暖得像阳春生长万物，丰沛得像及时雨滋润大地，使百姓进入仁厚长寿的境域，难道不是美善的事情吗？臣不胜恳切。’ 燮又代武冈林守上呈《治要札子》，其中第一条是：遵守法度。臣听说，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可以陷溺于卑近，也不可以过分追求高远。自三代以后，大多都只追求眼前成效而没有长远谋划，认为我们的纲纪大致建立了，法度大致修明了，百姓生活大致安定了，这样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建立宏大深远的规模，成就帝王的最大功业呢？这叫作陷溺于卑近。间或有英明锐利的君主，认为治理成效不应当如此琐碎，于是仰慕高远，向上古寻求，一定要使广大巍峨的治理重新出现在今天，志向固然宏大，但成效却遥不可及，这叫作过分追求高远。陷溺于卑近固然不值得讨论，过分追求高远却只是徒劳无益；斟酌这两者而求得最恰当的办法，难道不就是一代帝王的家法吗？自古帝王兴起，必定有自己的家法：在开创之初制定规模，在太平之后持守实行，世世代代的子孙遵循它而行，自然足以治理天下，何必仰慕高远而向上古寻求呢？酌取祖宗的治道可以养育天下，遵循旧有章法可以巩固王业；纷纷改变高皇帝的约束，即使赞美唐尧、虞舜，喜爱商、周，也没有益处。得失是非黑白已经清楚，那么当前的事务应当从哪里采取办法呢？臣私下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唯独以我朝既成的法令为训、为式，这样就可以不费力而取得成功了。比如从前五代之际，天下混乱，百姓不得安宁，上天怜悯他们，于是降生了我们的太祖，以神圣英武的资质，首先扫除奸凶，光大开启宏伟基业；王道废弃后重新兴起，人伦纲常混乱后重新端正。其规模宏大，流传无穷，列代圣君承继它，没有什么更改；这就是我宋帝王的功业能够与天长存、无穷无尽的原因。今后文子文孙，舍弃祖宗还要以什么为法？譬如如今有一家，祖父、父亲在前面制定了家业规模，做子孙的尚且必须世代守护它，何况这样广大天下，是神圣之人所建立的事业呢？我祖宗治理天下，以道德仁义为根本，以法制纲纪为工具；他们经历的事情多，洞察事理明彻，谋虑长远，所以立法周密，损益前代制度，斟酌当时需要，以圣心为根本，通过事业加以发扬，坦荡地遵循大中至正之道，拿去与百圣相比较也不惭愧，建立于天地之间也不悖谬；正如大禹有典章法则留给子孙，文王、武王有谋略功业启示后人。圣上修习光明的学问，日有所成、月有所进，曾经亲临经筵，命儒臣进读《宝训》，继而进读正说；在这方面继承祖先功业、遵循旧章，已经达到极点、完备无遗了。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臣听李绛说过：知道了却不实行，没有益处；实行却不能达到目标，也没有益处。当时宪宗慨叹追慕贞观、开元的盛况，希望差不多能赶上太宗、玄宗的功业，李绛便用这句话告诫他，用来勉励君主，恳切极了。所以臣希望我们的君主，即使天性已经圣明，仍希望圣心在这方面更加努力。况且臣听说，有遵守法度的君主，必定要有奉行法度的臣子；君主倡导而臣下不响应，治理之道就有缺失了。崇尚宽大、以忠厚为根本，这是祖宗的心意，也是圣上的心意；但下面奉承执行的人，未必不会失之于严苛刻薄。使州县富裕、以宽减百姓负担，这是祖宗的心意，也是圣上的心意；但下面奉承执行的人，未必不会在向百姓征取方面过于厚重。其余各种事务，恐怕也都有这种情况，那就大大违背祖宗的训示了，这难道是我们君主的本心吗？一定要在这些地方仔细察看，使中外臣子没有不遵守既成法令的，这就可以了。臣所说的共有十条，都是治理的要领；而把‘遵守法度’列在篇首，它尤其是关键。只要实行这一条，其余九条就没有不相合的，难道不就能再次看见祖宗时代的盛况吗？汉代魏相认为古今制度不同，当今的要务只在奉行旧有成例。他多次列举汉兴以来国家认为便利适宜的事项，上奏请求施行。

译魏相难道不能取法更远的前代吗？只是认为沿用汉代的治理方式，本来就足以达到太平罢了。由此说来，今天谈论治国之道的人，又何必一定要发表过分高远的言论呢？第二条是：求取言论。臣听说，下情是否通达，是安危、治乱由此分开的原因。天下就像人的身体，气血周流，就能长久安定而没有疾病；上下沟通，就能长久治理而不混乱。从前先王想要使上下情意相通，又担心百姓不能自行表达，所以求取意见非常急切。上至公卿大夫，穿着各种服色的官服，没有谁不可以进谏；即使是百工这样的微末官员，也都各自拿自己的技艺进谏，从未设置固定名额。平民在道路上议论，平民就有进谏的渠道；商人旅客在市场议论，商人旅客就有进谏的渠道。还担心这些人的心意不够真诚，于是设置了谏鼓、诽谤木和进善之旌。又担心勇敢的人虽然进谏，胆怯的人有时不能进谏，于是制定法令说：‘臣下不能匡正君主，就处以墨刑；遒人拿着木铃在道路上巡行，以不进谏的刑罚警戒他们。’古人难道只是求取能听从劝谏的美名吗？也只是说：‘听不到鲠直恳切的意见，幽微隐秘的实情就无法通达。’君主深居九重宫禁之中，天下是非利害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全都知道，这可不是小事。应当打破隔阂，去掉矜持，虚心地寻求意见，和颜悦色地接受意见；还担心忠告不能到来，何况反而违拗、阻止它，使臣下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想法呢？臣曾读《唐史》，看到李绛回答宪宗的话，开头本来想陈述十件事，不久删去了五六件；到了将要上报时，又害怕而删去一半，所以最后上达的才只有十二条，臣没有一次不为此深感悲哀。臣下向君主进献忠言，本来是臣子的本分，却竟然畏缩顾忌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原因：顺从君主，利益就随之而来；违逆君主，祸害就会降临。利害之心占了上风，所以形势使人不得不害怕，并不是他们天生胆怯。雷霆所击、万钧所压，也不能使人不害怕。假如使臣下有所畏惧而不敢发言，那么阿谀奉承就会相互仿效，渐渐成为习俗，君主也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宫禁高大深严，等级相隔遥远，耳目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即使是极重大的事情、极迫切的情势，也尚且不能知道，百姓的疾苦又从哪里得到申诉呢？从前我朝祖宗时期，询问访问群臣，唯恐有所遗漏，白天不够，便接着在夜里进行；朝臣轮流入对，允许他们指陈过失；负责言事的官员，多到二十人。谏官行列因循敷衍，有时下诏警告他们；臣下有忠言，有时用漆匣收藏起来。并不只是朝廷中的臣子可以尽力规谏，雍丘的一个县尉，妄议嫔妃，穿着布衣、背着黑色袋子，所写言辞狂妄悖逆，朝廷也都没有加罪于他；这样做是为了容纳正直的言论，保护培养进谏的风气，几乎都把冒犯君颜、敢于进谏看作忠诚。至于濮议、新法兴起时，争辩的人虽然因获罪而离职，后来接替的人所说的话反而更加危险，他们究竟凭借什么而不感到恐惧呢？或许是因为君主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听到劝谏而不违拒，所以这种风声气习本来就应当如此吧？近年以来，饥荒、旱灾接连发生，星象运行失常，天灾时变如此之多，可以进言的人也很多了，但朝廷内外的臣民能够奋不顾身、用忠言规劝皇上而使其磨砺改正的人，却很少听说。这难道是有所畏惧而不敢说吗？恐怕另有原因。自中兴初年起，执掌政事的大臣竭力主张和议，严厉施用刑罚，以钳制不依附自己者的言论；偷求苟合、苟且容身，渐渐习以成俗。所以即使圣明君主相继即位，急切想听到恳切正直的言论，士气仍然没有得到伸展。要触发他们敢于进言的机会，振作他们敢于进言的气概，使他们内心奋发而不能自止，其中必定有办法。奇异珍贵的东西产于遥远的地方和异域，人人都能得到并使用它；事情本来没有不去寻求就能得到、去寻求却仍得不到的。’ 虽然如此，求取言论容易，听从劝谏却困难。古人所说的听从劝谏，并不只是寻求意见而已。忠言虽然没有触犯君主，正确的意见却也不采纳，把规谏的话当作塞耳的玉饰，这叫作堵塞耳聪；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听取言论就差得远了。只有知道臣下进谏的困难，乐于听闻自己的过失，虚心改正，才希望忠言能够完全说尽、下情能够全部通达；这才是求取言论的实际意义。第三条是：荐举贤能。臣听说，人才的盛衰，常常随着时代而变化。自古以来太平安定的时代，经过陶冶熏陶，奇异的人才成批出现，蔚然成为国家的光荣，多得不可胜用，形势本来就是这样。如今天下太平安定也已经很久了，公道显明，正是众多士人如云汇集、如鳞聚集的时候；喜爱人才并非不深厚，寻求人才也并非不广泛，可是人才始终没有兴盛起来。朝廷想有所作为，向左右四面看去，却没有足以任用的人，难道是进退人才的办法还不完备吗？依臣看来，国家不是没有法令，正担心实行法令过度。按照资历任用人才，这是法令；以年资分等，以功劳区别，不越过一个名次，不差开一级，用来显示公正。进退、给予、剥夺的法令未尝不公正，但治理国家、挽救时局的人才却常常像是不够，这难道不是实行法令过度吗？天下人才的长短、高下不能一概而论；本来就有平庸无奇、不能建立大功业的人，也有卓越不群、足以办理大事、建立大功的人。对于那些普通人才，我们用通常的法令来对待他们，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吗？但对于非同寻常的人才，如果我们只受通常法令的拘束，他们难道会低头顺从、按照次序逐步晋升吗？把积累勤劳看作高等，把长期考核作为优先；选拔资历已经达到的人，即使是庸碌之流也不得不任用；资历没有达到，即使是奇异的人才也没有取得机会的途径。这就是唐人所说的被格式条文胶固，以资历配授官职，当时人讥讽为平均配置，官署却没有真正得到人才；这样哪里足以网罗天下俊杰呢？古人并不是没有法令，但也从未被法令拘束；虽然有成法用来进退天下士人，却常常在绳墨之外行事，不计较履历，不介意出身疏远卑贱，以收罗一时英才。开合变化，没有什么不能做，也有许多不可预先窥测。奇杰之士足以施展才能，而中等人才可以升降任用的，也无不奋发努力。唉，这不是资历制度所能做到的。我朝祖宗时期，张齐贤出仕不到十年就位居辅相；钱若水从同州推官任上，经过两年便登上枢密院；其余名臣如向敏中、石熙载、刘昌年、宋琪，也都从低位提拔到高位；张去华、王化基、范杲、杨大雅，也都是由于荐举而被安置在重要职位上。

译至于种放、孙复、胡瑗这些人，又从民间起身而一同升入显贵的仕途，这难道是专门按照资历吗？如今朝廷中的臣子，固然也有破格任用的；但奇异的人才和特殊的才能，受资历限制而不能施展才干事业的人，仍然很多。科举取士，已经用规矩束缚他们；吏部铨选，又用资历限制他们，使天下人才无论长短、小大，全都被拘囿在其中。我们的法制之内，法令本身是公正的；但臣认为不能专门依赖它。人才的盛衰，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引导它，就像源泉一样流出；堵塞它，就变成污泥；雕琢它，就成为良材；弃置它，就成为朽木。人才既会由盛转衰，也会由衰转盛，关键在于怎样培育造就，而不是有固定的形态。当前的事务，臣认为应当稍微放宽铨选法，使任用长官的人能够在法律之外有所任免取舍。比如卢承庆主管选官时，考核漕运船只沉没的人，先评为中下等，后来又提升他，最后又因为他受到宠辱而不惊，评为中上等。他的进退、任免和取舍，本来就没有完全专用固定法令。不要把一切都拘泥于法令，而要参酌人的实际情况；这样即使使用资历制度，也不会胶着于资历。三公府可以自行征召人才，各省长官都可以荐举自己的属官；真正有才、确实有能力并且闻名于世的人，可以不经过科举选拔而直接任用。这些都是在绳墨法度之外收罗人才的办法。这样实行下去，众多士人就会如云跟从，四方也会受到风气影响而行动起来。放弃这些办法而不做，只说既成法令都已具备、足以专门依靠它们，那么臣恐怕资历限制会越来越严密，破格选拔就会越来越困难。第四条是：安定百姓。臣听说皋陶告诫大禹说：‘在于了解人才，在于安定百姓。’天下的事情，重大的也很多；但在了解人才之外，为什么只说安定百姓呢？国家势力的强弱，国运年数的长短，无不在于此。这是君主所依赖的，所以古人很重视它。况且君主尊贵而百姓卑下，君主高贵而百姓低贱，双方等级相差固然不相等，但古人论述彼此相互依赖时，却从未把这一点当作隔阂。譬如说：‘百姓没有君主，拥戴谁？君主没有百姓，就没有人与他共同守卫国家；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役使人；百姓没有君主，就无从事奉。’把君民联系起来而视为一体，并不是混同等级、没有区别，难道不正是说国家的根本所在，极其重要而不可忽视吗？天下以人心为根本，根本一旦倾覆，枝叶也会随之倾覆，不可以不察觉这一点。古代君主不敢横征暴敛，是害怕赋税徭役沉重而使自己的根本困窘；不敢施行严刑峻法，是害怕刑法残酷而伤害自己的根本。用良法美意培养、丰厚、滋养这个根本，使它更加牢固，枝叶也更加茂盛；即使经历衰乱，人心最终也不会离散。根本的形成不是一天之功。三代的君主享有国祚长久，并不是有什么特殊术法可以挽留它，而是他们早晚所从事的事情，只有培植这个根本罢了。面对百姓像驾驭六匹马一样谨慎，爱护百姓像养育初生婴儿一样；人心归附了，就不会在一朝之间解散。安定我们的百姓，就是安定我们的国家。唉，处在百姓之上却不能使他们安定，难道是所谓代替上天管理百姓的君主吗？圣上夙兴夜寐地求取治理，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寻求安定百姓的方法已经做到极致了；但百姓果真安定了吗？还没有。人心没有常态，容易携贰，难以牢固凝结；如今仍然没有安定。幸而年成调和丰熟，百姓还能够一家相安，自得其乐地生活；一旦发生水灾旱灾，就流离离散，无法自行存活。水旱灾害，古人也曾遇到过。然而古人不能使天下没有水旱，却能使百姓遭遇水旱时不至于流离。这难道没有办法吗？防止赋税过重，减轻徭役，使百姓能够在田地里尽力耕作。他们的储蓄已经很多了，储存粮食等待灾荒的仓廪，到处都有。聚集、安抚百姓的政策共有十二条，条目细密完备。所以即使遇到水旱，也有办法救济，从未饥饿匮乏。我们的百姓喜爱那种政事，感念那种仁德，深入肌骨而不能忘记，这本来就是有办法把人心结聚起来。后世却不是这样，赋税徭役繁重，百姓日渐削弱，平时没有多余积蓄，灾害发生时也无法救济。虽然说要打开粮仓、鼓励富户分粮，实行旧有典章，但主管官员不加注意，恩惠不能到达百姓；百姓早晚处于紧迫之中，聚集起来成为盗寇，转而成为大盗，纷纷四处起事，没有谁能够禁止，国家形势也就危险了。这不是百姓的罪过，而是没有办法凝结他们的人心，形势本来就会这样。我国家历代圣君相承，都以仁爱为根本，养育百姓的政策尤其完备。因此京师设有福田院，各路又有广惠仓，内藏所储存的财物，用来准备紧急之需。有人以饥荒上报，就毫不吝惜地拿出来；免除租税的，可以允许不等待上报；闭仓不卖粮的，按违制论罪。即使蓬草、糟粕、麻实等微贱之物，也能上达九重；官吏如果隐瞒不报，必定弹劾治罪。这样像父母爱护困穷者，必先救济无处申诉的人，国家根本应当深厚牢固，国运延长广大，亿万年没有尽头。圣上体恤百姓的心意，与祖宗相同。每当州县荒歉，就忧劳悲悯，拿出府库财物，截留上供之物来赈济百姓。仁爱已经广博了，但下面奉行的人未必都能完全体会圣上的心意。这就是微臣再次进言的原因。朝廷虽然有减免、缓征的命令，但户部常常害怕上供输送不足；公文一下达，便拘促催逼，和往常没有不同。州郡没有办法应付，难道能不向百姓征取吗？这就是臣愚昧地认为下属还没有充分奉行圣意的原因。臣愚昧的考虑是，当前的要务，必须使掌管户部的人经常拥有余财，这样就可以了。使户部宽裕，是为了使州县宽裕；使州县宽裕，是为了使我们的百姓宽裕。安定百姓的办法，没有超过这一点的。然而办理搜刮聚敛事务的人，一定会认为这只是书生的老生常谈。它果真只是老生常谈吗？第五条是：端正风俗。臣听说，风俗的弊病有可以恢复的道理，只怕主持政务的人不能把这件事当作急务。文书期限、考核期会、审断案件、听理诉讼，世人每每把这些当作急务；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却因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这是为什么对那些事情急切，对这件事反而缓慢呢？文书期限、审断案件、听理诉讼，一天不治理，危害立刻可见；风俗所涉及的事情，即使有不善，尚未造成深重危害。人们只看到它似乎可以缓办的样子，却看不到它实际上不可缓办；不加以培养，却任由它继续发展，甚至挥动斧头砍伐。廉耻一天天丧失，忠信逐渐淡薄，颓靡废弛，直到无法收拾。唉，风俗是国家的元气。元气空虚，身体就会随之衰败；风俗一旦败坏，国家也会随之败亡。即使秦国强盛、隋朝富足，但元气不存，危亡也可以立即等待到来。

译这件事究竟是可以缓办，还是应当急办呢？从前先王知道它极其紧急，所以考察、观察风俗；只要有不善之处，就忧心忡忡地把它当作忧患。通过陶冶、教化、培养，必定使社会风气纯粹醇厚，使人人具有士人君子的品行。既然我们代替上天牧养百姓，就不能使他们丧失本性；这项职责本来就应当如此。古人把它当作急务，后世却忽视它，教化不明，质朴日益消散，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国家历代圣君相承，美好的教化流行，习俗发生巨大变化，已经足以和古代相媲美；但仔细观察，仍有应当端正的地方：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奢侈靡费已经成为风气；人们喜爱末流习气，离开根本越来越远。富人竞相表现骄横夸耀，穷人倾尽财产仿效他们，以羡慕艳羡成为习俗，以奢侈靡费互相攀比，天天这样夸耀，人的本真就微弱了。臣看汉文帝以敦厚朴实率先天下，于是海内仰望风气而形成良俗，教化十分明显；唐太宗告诫人们不要喜好华靡、珍奇，当时风俗质朴，衣服不用锦绣。这两位君主的道德还没有完全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但他们亲自在上面实行，风俗就在下面改变；源头清澈，水流就洁净，表率端正，影子就直，效果本来就是这样。圣上清静心志、端正根本，没有其他嗜好，车舆服御一切减省，亲自率先垂范已经做到极致；但从社会习俗中寻求这种效果，却还没有看到，莫非是亲自实行虽然努力，而法制仍不完备吗？如今侯王、富贵、外戚之家，宫室上藻饰彩绘的装潢，器物上雕刻镂饰的工巧，衣服上文绣华丽的美盛，无不极尽奢侈，动摇人心、惊骇耳目；公卿大夫之家，妇人的首饰动辄价值数万，宴饮器具的设置极尽珍馐美味，奢侈浪费到了这种地步。等到追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就说：‘我们有所仿效。’京城是四方的极点，也是古人探究根本、把握枢机的地方；如今华靡尤其严重，后来者没有可以取法的榜样，也只仿效末流习气。因此近年以来，都市的奢侈遍及各郡，甚至传到偏僻乡村。这难道是小事而可以不加整顿吗？唐代柳泽说过：骄横奢侈起于亲近贵戚，纲纪混乱起于受宠幸的人；在亲贵那里加以制止，天下就会跟从；在受宠幸者那里加以禁止，天下就会畏惧。我真宗时期，禁止销金服饰，禁令十分严厉；然而屡次下达制令，违犯的人仍不断。所以宫内从中宫以下，宫外从大臣之家开始，全部不得用金饰装饰衣服，又重新申明严禁，公布于天下；从此再没有人违犯。因为禁令从身边开始，而且法禁明确。圣上恭敬节俭的教化，在宫中后妃居处表现出来，天下也听闻已久。但臣仍担心贵戚大臣之家逐渐背离俭朴风俗，彼此以奢侈靡费相互攀比；法禁的施行，应当从这些人开始。先在一两家实行，以此警励其他人，风俗就可以改变。古人办事，必定要有足以使天下人心完全信服的做法。所以法禁如果对贵戚大臣宽松，却对士民之家急迫，人们就不会服气。为什么呢？他们本来会认为这是吐出硬物、吞下软物，也就是欺硬怕软。以君主亲自实行作为根本，以法禁作为工具，并且从贵戚大臣开始实行。贵戚大臣既然端正了，远近就没有不一同端正的；这就是端正风俗的关键。差知潼川府魏了翁的奏议说：臣自从远僻的行迹中起身，申请任郡后从西边回来，已经十七年了；两次蒙受征召，三次担任郡守，直到按刑、将漕、分阃、守藩等职，惭愧地说几乎都任过了。臣以书生的器量，欲望很少，容易满足，却每天都有满盈过度的恐惧。今天正是元旦，陛下亲自驾临正牙殿，隆重接受宝镇，朝会的盛况为众人所瞩目，而臣却在这一天首先受到特别诏令的任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译《传》说：‘敬重一件事情，就要用任命来作为它的开始。’ 如今陛下既然把敬意施加于臣这样一个外任的小臣，而臣却不以仁义进言，不陈述尧舜之道，这就叫作不敬。有臣而不加以敬重，陛下为什么还要在多年以后记起臣，征召臣于万里之外呢？臣听说，人和天地本来同出一源。天统摄元气来覆盖万物，地统摄形体来承载万物。天地广大，大概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们了；而人凭借一颗心，兼有天地的功能，具备万物的形体，因而成位于天地之间，主宰天地，命令万物，使阴阳开合，包罗造化，推进或退处于今古之间，没有不由此心而来。人的心体极其重要、极其尊贵，大概就像坎、离二卦一样；它是玄妙而光明的心体。先天八卦处在东西，是阴阳的正中；后天八卦处在南北，是天地的正中；在日辰中属于戊己，是土的正中；在时辰中属于子午，是时序的正中；乾坤交合于中而生出坎离，是气的中；作为卦，承接上经而连接下经，是卦的中。离卦的体性是中虚而文明，所以应对万物而不穷尽；坎卦伏藏，刚健居中而诚信充实，所以处在险境而常常亨通。它极其平正，也像人的本性一样。人若能凭借自己极其尊贵、极其重要的本性，而不把它用于小事；凭借自己极其平正的本性，而不偏私地使用它，那么他主宰天地、命令万物，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尧、舜以心相传，《尧典》一篇中，只有‘能够彰明大德’，于是任命羲和，以及询问四岳等事情。尧没有什么私自作为；舜继承尧，也不过是从众人中选取善行来实行。把天下百姓中能称为八元、八凯的人举荐出来，把天下百姓中能称为四凶的人除去。这是天下百姓共同举荐、共同罢黜的；人心共同认可的，就是天意。舜对此没有私心。九官的任命，那些人都是怎样的才能资质呢？从宅揆以下到负责施教的官员，都不是掌管刑法典礼的；掌管刑法典礼的，也不是掌管音乐的。选取众人来举用，只求得到合适的人；分配职务来治理，只求没有旷废职事。到了夏、商、周三代，‘说是举荐俊杰来尊奉上帝’，‘说是提升大治来承受帝命’，‘说是以恭敬办事来奉事上帝’，全都是推行这种心意来回答上天的意旨罢了。然而自秦、汉以后，经过一千几百年，这种心意有时已经很少了。担当政务的人，难道喜欢独自劳苦吗？只是常常忧虑没有人和自己分担责任。处在职位上的人，难道喜欢沉默不言吗？只是常常忧虑没有人和自己共同实行他的主张。一个人有才技，一个人有美德和智慧，秦臣知道喜爱、任用这样的人，以保全子孙和百姓，这就是秦臣的利益。一个人有智慧谋虑，一个人有见闻学识，乐克乐于知道并喜爱、任用这样的人，使天下得到优厚，这就是乐克的善行。难道什么事情都必须由自己亲自做出吗？况且屈伸消长的运数，本来就是天道应有的变化，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控制的。不思考这个道理，却心神不宁地来来往往，都只是徒然思虑。这是不能与天地相似的第一点。孔子谈论天地的神明，认为天地在覆盖、承载万物之间昭然显示给人的，无不是最深的教诲；接着说‘清明之德在自身，气志就如神明’，又引用《诗经》来证明说：‘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最后说：‘这就是文王、武王的德行。’这一篇总共四句话，但意义实际上彼此贯通。人与天地本同一根源；如果使自己的本心湛然清明而纯粹，与天地相通，那么志向所达到的地方，气也会随之达到。它作用于身体便成为梦，显现在龟甲上便成为占卜；即使远在岩石、渭水之间，哪一件不是这颗心的感应呢？何况山泽的气息，也和我们同出一体。山川孕育灵秀、产生异才，以留给数代仁德，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后世君臣所处的格局已经狭小，所以所感应的也只是这样。难道不只是感应如此？下级跟随上级，后人仿效前人，彼此承袭效法，才气越来越狭隘；把沉默拘束当作谨慎，把琐细烦促当作能干。这样连救济时局都还来不及，何况要给后世留下什么呢？天地山川的神气，绵延千古，仍如同一日；人才却绝无仅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只是因为所感应、所仿效的东西造成了这种结果。这是不能与天地相似的第二点。人的忧乐、惨舒程度，本来出于一颗心的细微变化，流行于阴阳之中，显现在祥瑞灾异的光气上，从来没有丝毫欺骗。因此从前的圣人，有舒展安泰而没有拘迫，有宽和从容而没有狭隘；他们用天命衡量自己，不敢让私意和小聪明夹杂其中。劳逸按时调节，喜怒依类节制，凡此都是为了调和宣通血气、专一坚固精神，顺应天地来调理情性。到了后世，有的君主独自运用万种权力，却缺少群臣的辅助；有的大臣兼管细小事务，代行主管部门的职务。他们的规模筹划和权衡运量，既然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那么对于长远谋略、远方驾驭，难道不会有所遗漏吗？光武是贤明的君主，视朝一直到日昃，半夜才睡。太子担心他失去保养性情的福分。诸葛亮是贤明的宰相，所吃的食物不到几升，判罚二十以上的案件，都亲自阅览。吃得少而事务繁多，人们都替他忧虑。人从一命官以上，大小官职层层相承，积累到君主和宰相之后，形势就会变得重大，而外在形态反而闲逸。这就会使君主每天临朝，却得不到大臣的辅佐；大臣们各自忙于职事，自以为贤能，却不借助百官的力量。于是分设曹署、排列局司，暗中拱手默默旁观，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经过省察阅览。这样，下层事务繁多，而上层所能处理的反而很少。像这样，下面的人安逸，上面的人劳苦，难道是调理情性、保养寿命的正道吗？这是不能与天地相似的第三点。《尚书》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两天也要防备万事，不要使众官旷废职守；上天的职事，应由人来代行。”又说：“敬承上天的命令，时时刻刻都要有所防备。”宫廷内即使是屋檐滴漏之处，天下国家在外，无不属于天命的流行。假使对细微的祸患不加敬慎防备，就是旷废上天的职事，违背时势和天命。到了后世，有人自以为智慧足以周遍察看，有人一概说人多可疑，有人说儒生都只知尊古非今，有人责怪直臣多为自己求取声名、把过错归给别人。这样的心态一旦占了上风，贤能之士的进用之路就更加狭窄。班固赞美汉朝得到人才，只称道武帝、宣帝两朝；但武帝到中年时已经说名臣中文武人才将要用尽，于是下诏寻求放达不拘、敢于任事的人。宣帝以后，只传了一两代，往往出现大夫中没有可以任用的人。后来甚至从外地召来盩厔县令，授为谏议大夫，派往东京。此后朝廷中连久负学望的宿儒也没有了，能够充任顾问的大臣更是难得。

译人才固然不容易得到，但也并非真的没有贤良之臣。只是所教导的如果仅仅是任用可以控制的人，所以才没有办法尽量得到天下人才。唐朝中期以后，有时甚至出现东省闭门、南省缺员、正牙停止奏事，众官不再朝见的情况。难道真是没有人才吗？这是旷废上天职事、违背时命的地方太多了。这是不能与天地相似的第四点。士人在家中修养学问，不经过积年累月不能成材；但要在天子朝廷上毁掉他，却只需一言一事。古代君主想到人才成材不易，所以一定扶植、容纳、培养他们，以善意相互融合，共同谋求国家事务的成功，不敢因为意向上的差异而逆意猜疑，因此兼收并蓄，考虑到缓急，以留给子孙后代。汉代的高祖、文帝距离古代还不远，尚且有救济时局、遗惠后世的考虑；中世以后却不完全如此了。辽西告急，李广因此起用；边防开放、边塞略有疏失，赵充国因此被任用；五溪地区发生战事，马援奋起；冉肇逼迫□，李靖出而任事；范阳煽动凶乱，颜真卿看出了问题；河东盗寇结集，郭子仪因此受封；田承嗣肆意作恶，裴度因此出征；蔡州屡次战败，李愬因此显露才能。如果不是仓促之间需要人才，那么李广就会因困厄于霸陵而不得用，赵充国也会因年老而被弃；李、颜、郭、裴这些人都将终身埋没而无人知晓了。这就是不能与天地相似的第五点。臣考察前代，常常看到秦汉以后，君臣大体上反复沿袭同一条旧路，因此废卷叹息说：“大臣啊，难道不知道忧患吗？能够主持天地、统御万物的人，必须宽厚和乐，才能与天地相似，这样才可以不旷废天子之位。”几千年来没有人把这个道理告诉君主，难怪天下治理的日子总是少于动乱的日子，危亡的意念总是浮现在安定的表象之上。如今人才虽然不容易得到，却也并非真的没有；风俗虽然不如古代，却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只要把范围拓展、规模扩大，关键就在于人。于是臣明确而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来告诉陛下；并且想到自己离开仕进之途已经很久，荣进之路也已断绝，如今重新看到上国的光辉，实在是出乎意料，所以才敢趁此时机把心中的话全部陈述出来，希望君臣之心能够因此有所触动。倘蒙陛下留意审阅，认为其中或有可取之处，君臣之间共同推行这份心意，一举扫除几千年来的弊病，那么治国规模既然拓展，人才也将应时而不断涌现。宗庙社稷幸甚，善类幸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工部员外郎杨简上奏说：“臣怀着深切不已的诚意，有一件当今第一急迫的事务，要报告陛下。如今朝廷对于帅守、监司，已经逐渐注意选择；对于贤能之人，也逐渐召用授官。近几年五谷屡报丰收，边防平定，远胜从前。大臣们也已经虚心求言，说听到自己的过失愿意改正，不再顾忌。看这种形势，渐渐可以使明主达到三代盛隆的境地了。然而有一件关系利害的紧要问题：世俗常情喜欢顺从、厌恶违逆，所以彼此相处大多奉承，不敢对同僚直言；同僚之间也常常一味顺从，不敢违背。即使明知对方有过错，也不敢说，害怕触怒他的意旨，最终反而会伤害自己。久而久之形成风气，牢不可破。因此舆论虽然明知吏部注授官职不问贤能与否，不肖之人扰害百姓，无法尽数说明，却不敢改革吏部的弊法，害怕触犯不肖者的情面。虽然明知选择贤能并让他们久任是上策，却不敢实行，因为官员多而职位少，害怕不贤者不能任职，会触犯他们。以至于内外司法官吏用刑罚逼取贿赂，把正曲解为曲，把曲解说成正，使含冤受苦的人无处申诉。负责的官员大多害怕麻烦，接受胥吏已经办成的案子；同僚拱手沉默，签署姓名后不再审听囚犯的供辞。州县承受文书，吏卒因而困苦，小民遭受各种苦难。同僚虽然知道，也不敢报告；即使长官听说了，有的也把它视为常事，有的害怕触犯属下，姑且容忍。即便有人发言，也不敢深入陈说。上官中或许有刚正有德的人，才会查核并奏报这些事情，但漏网的人仍然很多。百姓怨恨吏卒，吏卒的怨恨又牵连到官府，官府的怨恨最终牵连朝廷。朝廷又怎么会知道呢？臣非常害怕内外积累怨恨太久，一旦有一个人高声呼喊，跟随者便会像归向集市一样蜂拥而去。如今圣朝虽然有善政，却仍像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薪燃起的大火；盗贼接连发生，都是乘着百姓的怨恨而起。愿陛下明白告谕大臣：凡有长官能够接受逆耳之言，有小臣喜欢指出过失，或者自己知道过错而能够改正的，都特意加以表彰，并公布天下。切不可认为这只是小小的善行而忽视它。能够改过的人，千人中没有一个，万人中也没有一个。尧舜是大圣人，尚且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成汤改正过错也毫不吝惜。曾子说：‘我有过错了。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改过是天下最大的善行，只有孔门深刻懂得，后世很少懂得，近世尤其不懂。如果朝廷不特意表彰这种行为并公布天下，使天下人改变看法，那么人们终究会把改过视为可耻。这实在关系到治理与动乱、安定与危亡。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再由朝廷在前面重赏引导，由御史、监司在后面纠察约束，那么希望听取过失、寻求忠告的人或许会增多，完全扫除喜欢顺从、厌恶违逆的私情。” 官员和师长彼此规劝，工匠各自执掌技艺，以此进谏；内外官员都知道改过是最大的德行，善政全部施行，弊政全部革除，百姓的怨恨自然消散，祸乱不再发生，国运更加长久昌盛。不只是周朝能够超过它的历数，天命固然可畏，民情更是大可畏惧。臣怀着无比惓惓、恳切、迫切的心情，实在说不尽。杨简任秘书省著作郎，又上奏说：“臣还要痛切地告诉陛下：如今的郡守、县令，所到之处多有残害虐待小民的事情，偏远郡县尤其严重。百姓遭受侵害，怨恨愤怒日积月累，时间久了必将发生动乱。一旦发生变故，社会将全部溃散，便无法挽救。如今守令大多昏庸，听讼的吏员又多怀私心、徇求利益；诉讼中明明是对的反而判为错，错的反而判为对，使百姓饮恨含怨，无处申诉。今天某人受到压抑屈辱，饮恨含怨；明天又有人受到压抑屈辱，饮恨含怨。怨恨积满、积溢，愤怒到了极点，一个人高声呼喊，百姓跟随作乱就会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两税已经缴纳的，又再次追征；百姓拿出赤钞呈明并无欠税，官府仍不接受，强迫他们重新缴纳。不服从就囚禁、拷讯，假称民户有欺诈，追究所欠之数其实并不多；百姓想到要向上司申诉，却又要多花费用、承受怨恨，只好缴纳。缴纳以后，吏卒还索要贿赂，不行贿就不释放。百姓贫困而无处申诉，有的借债，有的卖掉产业，严重的甚至卖妻卖子。陛下试想，民情到了这种地步，他们的怨恨将会怎样？再加上今年旱灾蝗灾，收成没有多少，而郡守大多不肯蠲免税赋，百姓饥饿却得不到救济。郡县中残害百姓的弊政，无法一一记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这都是不选择贤能的结果。外地官司又把贪污视为常事，有的县吏每天早晨借着点卯的名义共同缴纳数百钱，供知县购买物品之费；既已习以为常，其余贪赃污秽之事也就可想而知了。公开索取和暗中窃取的财物，多得数不清，甚至超出所听所闻。官员之间相互馈送，有一方送出一千缗；钱没有送到，只送空文书，双方从本库自行支取。生日要送礼，私忌要送礼，生子生孙要送礼，子弟也要送礼，无法一一记载。如今国家忧虑没有财用，束手无策；如果得到贤能官员，官库中没有公开索取、暗中窃取财物的盗贼，财用就多得用不完。这又是不选择贤能的结果。从前自从元凶肆意妄为，小人势力增长，风俗大坏；如今虽已诛杀，但遗留的风气还没有消尽。京畿的县邑中仍有科举及第者，身在亲丧之中，却戴青巾、穿紫袍，往往地位还在父亲之上。今天尚且不把父亲放在心上，将来还能把谁放在心上呢？君主陛下通过科目取士，却得到这种凶恶悖逆之人；悖逆之风盛行，就敢于作乱，社稷便危险了。陛下如果不彻底改革只凭虚文取士、不考察实际品行的弊病，又不改革士大夫除服便穿紫服的做法，使他们终于忘掉父母，那么不孝便是不忠。吴曦之乱、韩侂胄之乱，都是不忠不孝造成的。”},{ 吴韩之变，使朝廷内外震惊恐惧；如今幸而国家再次安定，陛下应当赶紧筹划，不要听从士大夫庸碌平常的议论，不要听从苟且安于眼前的说法，而不考虑将来的祸患。臣自从学习以来，熟思治理国家的事务，直到今天，已经几十年了，却不知道应当怎样防备。臣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每一路选一位贤能的监司，让监司各自任用本路各郡的郡守，郡守任用各县的县令，郡守、县令又各自任用自己的属官。应先在本地户籍所属地区选人，这样本地人可以长期任职；本地没有合适的人，才选用外地人。贤能者一定不会偏私本地的亲戚故旧；即使是士人，只要受到乡里推重，也可以选用。既然选得贤能，就一定要让他长期任职。选贤并使其久任，百事就能成功；不选贤并使其久任，百事就会荒废。选贤并使其久任，国家就安定；不选贤并使其久任，国家就危险。士大夫没有不赞成这个主张的，只是不肖之人心里知道这对自己不利，所以不支持它。又因为士大夫怜悯亲戚故旧失去职位，即使是不肖之人，也会想办法帮助他们。至于听说这些人贪污害民，也不过发出叹息罢了，却不想想他们会与小民结怨，怨恨积累就会发生动乱，最终危及国家。宰执和谏官应当防止这种情况，知道国家的安危就在于此，大家共同坚定地坚持这一原则。如果内外官员有徇私而不公的，必须罢免，必须治罪，不能因为亲戚故旧的私情而败坏国家的公义。所任用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举荐他的主官也一并治罪。陛下与宰执、谏官应当防止这种弊端，敞开心胸，吐露真诚，共同发誓并共同守持这一原则，以安定国家。这道命令一下，人们就会知道做官晋升的道路，全都以实际品行为根本，而不采用虚浮的文辞；这样人心必将大为改变，舍弃邪恶而归向善良，舍弃虚伪而归于诚实，官吏的奸邪会顿时一扫而空，百姓安乐，财物丰足。从今以后，还可以借保甲逐渐修明闾、族、党等组织的制度：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亲族、有学问的人登记下来，把恭敬勤敏、能够任事并能救济他人的人登记下来，把有德行、有道艺的人登记下来，起用其中贤能之人。这样，成年者有德，小孩有所成就，就可以举用三代盛世那样的明主了。郡县各自为长久守备作打算，就有金城万里般坚固的防御了。天子有道，守备就在四方夷狄之外了。如果大臣还不能立即实行，那么暂且从京城开始自行实行，也会立刻见到明显成效。简又上奏说：“恭敬地想到陛下圣明的政事日益更新，天下因此焕然改观。近来陛下又把无穷的恩惠施加给两浙，永远免除丁税。这样从今以后，不知为朝廷减少的缗钱将达到亿万之数，即使用筹算也无法计算完。臣实在万分欢喜，万分宽慰。看到这样的规划宏大开阔，很有逐渐达到三代治世形势的可能。臣请求为陛下陈述三代的道理。这个道理非常容易知道，也非常容易实行，天下只有这一条道理而已。上天用它覆盖万物，大地用它承载万物，日月用它发出光明，四时用它运行，人凭借它群居在天地之间而不发生混乱。因此，得到这条道理就能治理好国家，失去它就会混乱；得到它就能安定，失去它就会危险；得到它就能获利，失去它就会受害。依照这条道理实行，就有治理而没有混乱，有安定而没有危险，有利益而没有祸害。这是万古以来确实不可改变的道理。但自汉代以来，大多把它同霸道混杂起来。所谓王道，就是道，是纯粹合乎义的道理；所谓霸道，不是道，而是夹杂着功利。利害出现在眼前，实行霸道的人便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道，所以不知道道中最大的利益，也不知道其中的意味，只图眼前苟安，把后患遗留到将来。因此自汉代以下，天下太平的日子少，混乱的日子多。” 之所以会混乱，根本原因是采用了霸道；之所以还能略有治理，是因为其中夹杂了王道。稍微背离道理，就会有小乱；严重背离道理，就会有大乱。如今乡里巷陌的人群共同居住，他们的情形很容易看见：彼此忠信正直，他们就一定会服从；彼此不忠、不信、不正、不直，他们就一定不会服从。假如不合乎道理，即使表面上给予恩惠利益，即使使人感动退让，事后仍会有怨言，他们内心终究不能服从。十件事中有九件合乎道理，人们服从那九件，也不会服从其中一件；即使只有一点不合乎道理，人们也会有一点不服。这个道理的灵验实在太深了，人心的灵验也实在太深了。这个心就是道，所以舜说：‘道心明白，心就是道。’孔子说：‘心的精神，就是圣。’孟子说：‘仁就是人的本心。’这个心没有固定形体，空虚明澈而没有边际；只要一动主观意念，就会失去它。因此孔子说：‘不要凭主观臆测。’禹说：‘安定你的止处。’这说明本心原本寂静安止，只需使它安定而不要让它妄自发动罢了。圣人的话真是高妙啊！这个心空虚明澈，像水、像镜子、像太阳、像月亮，不思虑、不作为，却没有什么不能照见；它自然能辨别贤与不肖，分清是与非，不会有差错混乱。假如起意去揣测它，反而会昏暗、偏差。意念连极其细微的发动都不可以有，更何况大规模地发动呢？”

译一旦生起求利的心，就会发生偏差；生起私心，就会发生偏差；生起玩弄权术的心，就会发生偏差；有所偏爱，就会发生偏差；有所厌恶，也会发生偏差。凡是生起思虑作为之心，都会发生偏差。偏差小，危害就小；偏差大，危害就大。又有些事情涉及自身，即使很细微，内心也不能安定，似乎还没有造成危害，但天下人却认为绝对不可这样做。那么，这种偏差的大小、多少，也很难确定。只有不让主观意念发动，像水、像镜子、像日月一样，才能照见并了解一切。天地人三才共同遵循这条道理；如果有谁不遵循它，就会得不到上天之心、鬼神之助和天下人的支持，想要避免祸患，实在很难。眼前看不出来，日后必然会显现。用这个道理来看，自古以来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险、利益与祸害的报应，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跟随声音一样。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政事，就像北极星居于自己的位置，而众星环绕着它。’道德并没有什么奇异谋略和秘密计策，却能使人无论来自西方、东方、南方还是北方，无不心悦诚服，就像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这个道理的灵验就是如此。士大夫看到这一点，往往大为疑惑，而臣深信它确实如此。愿陛下就依靠这颗空虚明澈而不被意念扰动的心来施政，不增不减，自然没有什么不能照见；贤与不肖自然能够辨明，各项政事自然能够治理，百姓自然安定并受到教化，四方夷狄自然归服。这就是三王之道，就是尧舜之道，就是天地之道。愿陛下不要满足于汉、唐的规划和规模。臣几十年来都把心力用在这件事上，已经看得非常明白，相信得非常坚定。愿陛下不要谦逊推辞，臣实在是恳切而诚挚地请求您接受这一建议。袁甫任校书郎，转对时说，边疆事务的弊病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偷安的根源不除，规划始终无法建立；壅塞蒙蔽的根源不除，国家的血脉始终无法畅通；嫉妒排斥的根源不除，将帅始终无法选得合适；欺骗虚诞的根源不除，兵员和财赋始终无法治理。祖宗治理天下，政事虽然委任给中书省，但最终一定要选用声望才华著闻的人担任台谏，选用敢于论辩驳正的人担任给事中、舍人，用来收敛官吏的邪曲、整肃朝廷纲纪。如今如果确实体察祖宗的本意来实行，哪里还会有偷安、壅蔽的现象呢？” 袁甫任衢州知州，又上奏《便民五事状》说：“臣依据法令，监司、守臣到任满半年以上，都要把民间确实的利弊以及边防事务具文上报。臣只是一个疏略平庸的人，承蒙恩典代理州政，没有一点长处，也没有什么值得考核的政绩。现谨遵成法，应当陈述五件事。臣不敢泛泛提出不切实际的事务，也不敢冒昧进献超越职分的言论，谨把本州的实际事务分条拟定上奏。伏望圣上慈爱，特别赐览；如果其中有可采纳的，便请求颁下指挥施行。以上必须奏闻的事项。” 一、臣近日恭敬地看到陛下亲自挥笔发布诏令，以振兴教化、更新士风为急务，却忧虑涵养还不充足、熏陶教化或有缺失，于是告诫朝廷内外，使他们加强训导。这真是盛美啊，可以说是深深明白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了。臣所管辖的这个州，素来号称士人众多；近年来教官失职，学校没有宗师，士人以失去道义为可耻的观念日益衰退，士人的习气一天比一天低下。上面有勤勉学习、兴盛文治的君主，下面却没有贤明的老师和博学的大儒来推广陛下的德意，臣恐怕训诫的话即使恳切，教化也不能兴盛，天理民彝反而会更加湮没昏暗，臣对此十分忧惧。臣深思，要挽回风俗发展的趋势，没有比尊重礼遇有声望的士人更好的办法，于是招致乡里的名流，依靠他们作表率倡导；选拔前任廊职官员，帮助教训诱导；在每月初一讲学之外，又设立旬讲，选择通晓经学的人讲解经义。臣亲自率领郡中僚属入学听讲；又因为廪给一向微薄，生员很少，于是拨出郡库以及义捐岁入的一千缗钱，补助他们的供养；连同先圣庙宇和诸生斋舍，也稍加修葺，使之焕然一新。这样一来，学校的教育和供养逐渐完备。新教授叶汝明到任后，臣竭力把教育引导的方法告诉他，并勉励他辰时入署、酉时回去，不离开办公处；亲自率先作出端正的榜样，这样就容易使人受到感化；讲论不知疲倦，这样义理就会日益更新；以至于对训诂的细微详尽之处进行研究，考察学生诵读学习的勤惰，都要勤勤勉勉，不敢荒废。又想到安于贫困的困难，应当深切体察。那些在外地设馆授徒的人，既然让他们入学，就每月送给他们馈赠，以代替束脩的费用；对于课业精进的人，想要表示激励，就不时给予表彰奖赏，作为勉励众多士人的榜样。这些费用全都由郡中支出，不成为学校的负担，所作安排可以说已经周全了。但臣微小的志愿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兴办教化，不应只停留在改变外表；要改善士人的习气，必须启发并明白他们的本心。上天赋予人的善良本性、人的常性美德，凡是百姓无不具有，何况称为士的人，却不知道孝悌是本来就有的能力，忠信不是从外界强加而来的，甘愿接受习俗的卑陋，遮蔽自己道心的光明；即使通过科举取得出身，也不懂得侍奉君主的大义，国家究竟能依靠这种人做什么呢？臣虽然迂腐愚昧，却颇相信人的本心；每次到学宫，都同诸生讲明这个道理，希望士人的本心能够振作，道德教化能够流行，不辜负圣朝造就人才的本意。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臣想请求朝廷下令各路提举司，让他们向各郡示范推广；凡是担任训导职务的人，不要把圣训当成空话，必须寻求振兴学校的实际政务，那么将会看到四方士风欣然发生巨大变化。本州每年资助供养士人的一千缗钱，也请求朝廷和省中下札确认。以后便可以据此遵守，不只是当时的利益，也可以成为长久的制度。臣实在万分庆幸。一、臣私下认为，保甲法是用来联结乡里、亲近邻里的百姓的，深得古代比、闾、族、党彼此友爱互助的遗意。近年以来，虽然有保甲的名目，却没有纲纪维系的实际；居住之处虽彼此相邻，内心却如胡越般疏远，这就难怪民心涣散、习俗日益浇薄了。臣考察本郡，保甲原本齐备，案牍也都存在；姑且只说州城之内，分为十寨，由寨官统领，立法并非不详尽。然而上下之间把它看成虚名，不追究实际，年月一久，大多又松弛废弛了。臣近来因讲行火政，曾召集僚属和寄居本地的官员共同商议，他们都说：如果想依法联结邻里，怎么可以统领者无人呢？于是考察乡里的舆论，选择众人推重信服的人，请他们充任乡官，让他们担任领袖；每寨有的四三人，有的五六人，根据乡界的宽广狭窄来决定人数多少。区域划分既已确定，众议都认为适当。但要纠集率领乡里，本来就是难事；有整饬法制的办法，还应有激励人心的手段。譬如善于保养身体的人，要使肢体在外部强健，就必须有精神在内部运行。整饬法制的办法，就像人的肢体；激励人心的手段，就像身体中的精神。

译考察《周官》所记载的制度，每月初一就集合百姓宣读法令；有的登记他们的德行道艺，有的登记他们的孝悌、和睦亲族、任事济急。如今略微仿照这个意思，设置一份簿册，名叫《乡记》。闾里之中，凡是有实际善行、显著而值得称道的，由邻保推举，乡官保明，直接把事情记载下来，报告州府；本州核实后，记入《乡记》。凡是不好的事情，如赌博、斗殴、杀伤、盗贼之类，官司随时参照考察；如果查明界内戒慎安宁，没有任何违法犯禁，也记入《乡记》。每到月末，综合考核簿中所记的事情，以观察乡官劝导率领的实际成效；有善行而没有恶行的列为上等，虽无特别善行却也没有不美之事的列为次等。这两等人确实可以褒奖，本州另行筹措官钱，单独储存管理，名叫厚俗库；从库中支钱，再加上公醖，表彰奖赏行善之家，同时给乡官送去馈赠，希望使人心受到感化，彼此转相劝勉，风俗可以逐渐改变。臣冒昧试任一郡，惭愧没有什么好的政绩来使本州变得美善。每当审理诉讼时，看见有贪图财物而忘记道义、倚仗勇力而轻视生命、违法悖理的事情，没有一次不为之警惕恐惧；臣早晚思考，怎样才能感化这些人？只有表彰善行，才能使不善的人知道羞耻。人的本心原本没有恶，天理也不会永远泯灭，感发人心并使之转移的契机，实在不可忽视。臣愚昧，不敢妄自提出臆测之说。这些道理是从先臣参那里接受教诲，又同师友讨论过的；大家都认为，安抚教养百姓应当以风俗教化为先，而风俗教化又应当把记录善行作为急务。因此臣笃信这些旧日听闻，想把它落实到政事中。如果蒙受圣上慈爱，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那么不但可以在一州实行，也可以施行于其他郡，请求朝廷下令各监司推广奉行，这对于圣上的教化也不是没有补益。一、臣听说州与县本来是一体，利害不能分为两回事；必须存有损上益下的公心，才会有兴利除害的实际政务。臣查考本州所属各县，西安、龙游、常山三县，历年二税大多实行预借，积累日深，终于成为顽疾。臣起初听说这件事，十分恐惧，立即详细询问查究，才知道此前县中催收科税没有办法，迫于期限，只追究拖欠挂账的户，却只向富强之家告急。这些人如果不是有所获利，哪里肯同官府交涉？官府收取全部纸币，却按折价只发给现钱；钱一到吏手，又被大量侵吞，从中造成的亏损不止一项，无法一一列举；事情辗转造成亏陷，原因就在这里。臣查检簿籍，考究事情的源流始末，发现这三县历年拖欠本州各种官钱的数额很多，又积压了如此多的预借款，即使有高明手段，实际上也无从施展。臣认为如果不大加变更整顿，就无法治理。于是提出两项办法，决意一定实行：一是蠲免欠款，二是代为解送。什么叫蠲欠？查明各县自嘉定十七年、宝庆二年起，在这几年之内都有拖欠，只是各年欠额有深浅，所以数目有多有少。于是立即命人清查造册，把全部数目查明。嘉定十七年的欠款，人人都知道断然无法催收，蠲免它比较容易；宝庆元年的欠款，还希望或许可以催收办理，蠲免它就已经困难了；至于宝庆二年所欠的二税，如今天下都认为应当催收，谁肯轻易议论蠲减呢？臣认为，挽救积弊的人不能只顾眼前的打算；胸怀长远规划的人，应当采取超出常规的举措。容易蠲免的欠款，即使蠲免，也不足以缓解百姓的困苦；难以蠲免的欠款予以蠲免，才可以舒缓百姓的怨气。因此连宝庆二年的拖欠也酌情予以缓征、搁置。但各县既然实际得到恩惠，本州就应当节省不必要的支出。这里节省，那里宽免；河道实际有水而谷仓空虚，这是情理和形势所决定的。臣一向没有什么才能，只有朴实忠诚；既不铺张驿传来取悦过往宾客，也大体谨慎地守住边界，以遵守自律的戒条。因此收入同往年相比虽然大为减少，却也勉强能够支撑，没有显得特别匮乏。臣所说的蠲欠，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代解？查明本州虽然同各县减免了旧欠，但蠲除之后，各县应当解送上供的各种官钱仍有数万缗，无从筹办。如今本州既然希望百姓不要再预借，难道还能再催逼各县吗？然而上述官钱都属于解送朝廷的各种名目款项，一分一毫也不能拖欠。本州上面不敢向朝廷控告请求蠲减，下面又不敢督促各县重新预借，反复思量，束手无策。想来必定要另得一项经常收入之外的官钱，替各县代为解送，然后才能革除预借的弊病。本州恰好有每年出售江山酒所得的息钱，前任掌管一万缗，加上臣到任以后今年新收的，可以得到二万五千缗。臣不得不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三县，用来充抵代为解送的数额。臣把这件事刻在木牌上，张贴在交通要道，全郡百姓欢呼声四处响起。臣所说的代解，就是这个意思。既蠲免、搁置旧欠，又代为解送官钱，这两项合计八万二千余缗。凡是过去积累的预借款，都可以正式销除豁免，积弊一举洗除干净。眼下全都按正额催收，但臣所担忧的是，弊病的端绪容易重新开启，实际政务却难以长久保持。今后的县令必须深知预借的危害，常常像身上有病痛一样警惕。已经蠲免的欠款不要再催收，已经代为解送的款项不要再重复征取；杜绝弊病的根源，才可以成为长久的利益。臣愚昧，想请求朝廷下札本州，确认本次申报之事，使情况明白透彻，并下令三县始终切实遵守，不要再打开预借的门路，以免给日后留下祸患。一、臣先前已经陈述，江山煮酒所得的息钱全部捐出，用来充抵代为解送的数额。然而臣还有没有把愚诚全部说尽的地方，不能不替陛下进一步陈述。臣查考本州创办这种酒的情况，每年都有增加数额。起初只是因为入夏以后官醖将要用尽，没有办法接续，才酿取这种酒来补充；官府可以得到加倍的利息，百姓也没有缺酒可卖的忧患，不能说不是权宜之计。一两年来，所取达到三万□，数额越多，弊病越严重。收买时，吏员借机作奸，钱不能及时支付，于是有酒户困苦的弊病；搬运时，水陆运输都有费用，酒液破损还要责令赔偿，于是有人夫怨恨叹息的弊病；发卖时，官府督促吏胥，强行提高价格，于是有酒卖不出去的弊病；收取息钱时，因轻耗、空缺、渗漏等情况，全部要由他人代为偿还，于是有受笞打、监禁拘系的弊病。唉！起初想谋求利益，最终却导致刑罚繁多，仁人君子又怎么忍心这样做呢？事情困窘到了极点就应当变通，变通就能通达。弊病既然已经到了极点，难道不应当考虑怎样变通吗？臣酌情采取中等的制度，在旧例三万□之内减去三分之一，只取二万；把今年新收的息钱和过去所掌管的钱全部用来代替三县解送上供的各种官钱，这就是今年的数额。

译明年以后，这种酒可以不再酿取；即使今年费用较多，也可以按照臣所减的数额逐渐施行，这种酒完全可以停止。臣愚昧，想请求朝廷下札本州，确认这次所申报的事项，限定两年之内务必免除江山煮酒的酿取和出售，这也是宽减民力的一种办法。一、臣恭敬地看到，乾道年间朝廷官员曾上奏请求在处州实行义役，说的是按照应服役户数的多少，衡量各户财力的厚薄，缴纳钱财购买田地，永远作为公众的产业。遇到应当服役的人，就用这些田地帮助他；由公众评议，推排服役次序，把姓名报告官府。这样有协同比邻、和睦相处的风气，没有乖戾争斗诉讼的习俗。当时大家都称赞这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朝廷立即答应了。此后，州县推广并奉行这一制度的，大概到处都有。然而义役在州县之间，能够长久保持的不过一二处，而很快废坏的却常常有十处百处。原因在哪里呢？大概差役的利益在吏而不在民，义役的利益在民而不在吏。差役照旧，托请请托的门路就会打开；义役一旦建立，吏员搜刮取利的道路就会断绝。如果没有仁慈的太守和能干的县令出力维持，那么不趁机窥伺、寻找空隙来阻挠谋划并破坏成效的人，就很少了。臣自从掌管郡政，首先访察本州义役的利弊，知道各县有些地方已经结集实行，经过多年，逐渐有的废弛了。有上户吞并义役田地而导致制度败坏的；有城中贫富变化无常而导致制度败坏的；有逃亡、绝户造成税赋拖欠，官府强行压迫保长而导致制度败坏的；有科配沉重困难，官府使保正困苦而导致制度败坏的；有役首不公，额外摊派，众户交相怨恨，最终收取原有产业而导致制度败坏的。县中官吏正要把差役当作获利的来源，哪里还会过问义役能否成功？法令一天比一天败坏，百姓无法生活，环绕千里之地而担任太守的人，难道忍心坐视不管吗？臣知道其中的情况，很想加以讲明并经营治理。但由于各县版籍不清，如果只想着赶快办成而轻率举行，那么考核就没有依据，推排也不精确，利益未必显现，危害却已经先出现了。因此臣的志向虽然立定，事情却还没有举措；形势虽然允许，谋划却还不够坚实。臣想到其中的忧患，反复思量，安静地尸位素餐，也已经满一年了，正准备上奏陈情请求退闲，哪里敢承担这个责任并把事情办成呢？然而从道理上衡量，也许还是可以讲求实行的。即使不能虚度岁月，取得些许微小的劳绩，难道不能开创这个端绪，决定本州的大计吗？何况预借的弊病已经荡涤，陷欠的税赋可以逐一追查，经界丈量之事固然不容易说，结集实行义役的计划却不妨逐渐开始。只是人心难以统一，公论容易动摇；如果不是禀承朝廷的明确谋略，凭什么杜绝豪强人家的异议？臣冒昧提出请求，希望圣上慈悲，俯赐睿断。如果允许本州讲求实行义役一事，就请求下札，特别准许依照所申报的办法，并允许臣逐条拟定具体规章。以后再依次申报，请朝廷和省中选拔强干明察的官员，分别承担劝导率领的责任，不苟且顾及眼前，期望成为长久而切实的制度，这将是千里之内百姓的大幸。《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一。明代杨士奇等撰。治理国家的道理。宋理宗在位时，下诏征求意见。处州教授陈埙上密封奏事说：“在上位者有忧患危惧之心，在下位者呈现安定泰平的景象，这是世道由此兴盛的原因；在上位者有安逸享乐之心，在下位者呈现忧患危殆的景象，这是世道由此败坏的原因。所以，替天下忧虑，快乐就会随之而来；把天下当作享乐之物，忧患就会随之而来。拥有天下的人，只在于善于审察忧乐转化的关键罢了。如今的弊病，没有比人心不能合一、纲纪不能振作、风俗不能淳厚更大的了。国家疲敝，人心偷安，却没有办法挽救。愿陛下用正道来涵养他们，用实际行动来激励他们，用明察来治理他们，用果断威武来裁决他们。”从此，陈埙的正直声名开始闻名天下。户部郎官张忠恕上密封奏事，陈述八件事：第一，天人感应迅速，超过声音和影子的相应。从冬天到春天，雷声、降雪都不合时令；西霅、东淮一带，狂悖之事接连兴起；客星显现为妖异，太白星白昼出现。这些关系到正统的大事，不应推诿说只是分野所主。第二，人伦之道没有比孝更重要的，送终尤其是大事。孝宗朝，所穿朝服和冠冕都用粗布；到宁考去世，孙子承重服丧，光宗虽然有疾病，也未曾不服丧服。宫中也是如此。等到光宗升遐，权势正盛，却没有人敢进言。去年秋天，礼寺接受既成的礼制，官吏却从未依据义理加以折衷。庆元年间，服丧两期后才举行祥祭，百官才全都改穿吉服。如今如果刚刚举行练祭，虽然朝臣只穿戴极其微小的丧服，也不再有凶服、吉服的区别，那么就是把三年之丧降为服丧两期，损害义理更加严重。何况君主在宫内服丧，而群臣的服制与平日没有不同，这就是只有父子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第三，太母正要推辞垂帘听政的请求，而庆寿尚未到期，陛下却穿吉服举杯祝寿，并传播为诗篇，这是世俗的看法，不是用来向天下作表率的做法。第四，陛下正处在服丧忧痛之中，大婚日期固然无暇过问；但如果不预先讲明并早作决定，恐怕俚俗的说法会乘隙而入。臣今天对陛下的希望，也不过是严格审定取舍，端正法度；广泛询问谋议，协调公正的舆论罢了。” 五是，陛下自以为对济王已经恩典周全、弥补无遗了；然而不让他留在京师，迁徙到外郡，又没有选择好牧守，把他混同安置于民居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奋臂高呼，整座城便会随风倒向他。即使不久能够平息祸患，也没有达到当初的本意。臣认为此时应立即颁下哀诏，严厉地自我引咎，优厚尊崇地施行恤典，并选择册立嗣子；这样，陛下所处的地位或许可以防止留下遗憾，而那些制造谣言、传播诽谤的人也就无从施展了。从开始到现在，事情大都误在含糊其辞，陛下却还没有想到这一点，臣实在不能理解。六是，近世奸佞之徒，凡是直言正论，往往都指责为沽名钓誉、推卸罪过。所谓沽名归过，如果是他们自己所为，当然不对；但如果一开始就萌生猜疑和厌恶之心，那么今后进言的人便会望风而被怀疑，这是危害国家的鸩毒。七是，如今名流虽然已经得到褒奖显用，但搜罗还不够广泛，遗落的人才仍然很多。经学明通、品行高洁的，如柴中行、陈孔硕、杨简；见识高远、气节正直的，如陈宓、徐侨、傅伯放，都是众论所推重的人。史才如李心传，何必吝惜一个官职，不让他参与史事？况且近来选取人才，把名节视为矫激，把忠诚正直视为迂腐疏阔，把清正洁身视为不通人情，把宽厚仁恕视为没有用处，把办事迅速视为强干敏捷，把拱手沉默视为安静恭敬，把迎合上意视为适应时宜，把操切急迫视为能够任事，因此正直之士不得志，小人反而受到亲近。八是，士人的习气日益变化，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宅第的华丽、声伎的美盛、服饰器用的奢侈、馈赠物品的珍贵，从前宗室亲戚和宦官尚且有时才听闻见到，如今缙绅士大夫几乎超过了他们。公家的财物，他们视为自己的东西；荐举、诉讼、军队伎艺、吏役、僧道、富民，凡是可以借此受贿的事情，没有不做的。至于为了逃避讥议、谋求进身，往往还把所得余利分献出去，想使自己的根基不动摇，这几乎是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有关入朝缙绅的事情，正在流传诵说。礼部侍郎真德秀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求得治理的关键，没有比取得上天之心更难的，也没有比收得人心更难的。然而天与人并不是两回事，得人心就能得天心。《易经》说大有卦上九：‘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的人；人们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元祐初年，二圣临朝听政，四方叩首请命，西羌和夏人相继投降归附，黄河又向北流，有恢复大禹旧日疆域的形势，天下明白地知道皇上的意愿与天意相合。苏轼推明其中的原因，认为这是二圣亲自实践信义和顺德、以此率先天下的功劳。凡事都合乎天心，才可以说是顺；凡事都能使人心信服，才可以说是信。如今陛下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内受慈圣谋划，按时势考察，确实很像元祐时期；可是从天意方面看，雷电、雨雪接连在冬春出现，星象的变异近来反复显现；从人心方面看，忠义之士反复不安，朝野百姓的叹息也没有停止。莫非朝廷的举措还没有达到足以使人心信服的程度吗？人心没有信服，正是天心没有顺应的原因。辨明是非的道理，本来出于天道而显现在人心，不因古今而存亡，也不因智愚而增减。” 君上的作为只要有一件符合道理，即使不用教令，人民也自然信服；君上的作为只要有一件违背道理，即使加以刑罚杀戮，人民也不会服从。那么，今天人心没有信服，究竟原因在哪里呢？周成王告诫君陈说：‘有废除，也有兴起，进退出入都由你自己决定；众人共同谋议各种意见，就要反复推究。’孔子回答鲁哀公的询问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置于邪曲者之上，百姓就服从；提拔邪曲的人，把他置于正直者之上，百姓就不服。’可见，建立政事、任用人才，如果不反复参考公议，就没有能够使天下满意服从的。祖宗盛治时期，凡有重大政事，必定采纳群臣意见。太平兴国年间，秦王府的事情，朝廷让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共同在朝堂议论，然后才下诏裁决，因为重大事情不可轻率。近来的霅川之变，与过去大致相同，却没有听说曾在槐棘之下听取公卿大臣的意见，这是人情共同疑惑的地方。康定、庆历年间，选求西部统帅，必定选当世第一流人物；宰臣吕夷简甚至忘却私仇加以荐举，因为重大任命不可轻率。过去淮、蜀两处帅府的任命，都出乎众论所期待之外，如今它们的效果也可以看到了。而任命诏书屡次颁布，众论仍然像过去一样不一致。天下的事情，不是某一家私有的；既然属于公朝，何必吝惜不与众人共同谋求最恰当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