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九

译唐太宗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臣私下见到密王元晓等人，都是皇帝的近亲。陛下友爱亲属的胸怀，义理高过古人，赐给他们车服，让他们镇守藩国，更应依照礼仪，以符合天下人的瞻望。近来臣见皇帝的儿子拜见诸位叔父，诸叔父却也回拜；王爵既然相同，虽属家人也有礼法，怎么能这样颠倒昭穆尊卑呢？伏愿陛下垂示训诫，使他们永远遵守常礼。”太宗于是下诏，元晓等人不得回拜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法令，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不应下马；如今他们却都违法下马表示敬意，这有违朝廷典制。”太宗说：“你们是想抬高自己的尊贵地位，而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征回答说：“汉、魏以来，亲王的班位都在三公以下。如今三品官以及天子的六尚书、九卿都要为诸王下马，按理亲王不应当享有这种地位。考察旧例，没有可以凭据的；实行于今天，又违背国家法宪，确实不可行。”皇帝说：“国家立太子，是把他作为将来的君主。人的寿命长短，并不在于年老还是年少。假如没有太子，就由同母弟弟依次继立。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征又说：“殷人崇尚质朴，有兄长死后由弟弟继位的道理。自周代以来，立嫡子必定立年长者，就是为了断绝庶子窥伺帝位的念头，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治理国家的人最应深切慎重的。”太宗于是批准了王珪的奏议。唐高宗时，杨炯上《公卿以下冕服议》说：“古代太昊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法则，创造文字契刻，于是产生了文籍。后来有黄帝轩辕氏，年长后敦厚敏捷，成年后聪明睿智，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此后历代多次变更五德，君主不止一姓；治理国家、规划田野，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文质相间的制度因此反复变化，正朔也因此三次改易。所谓改正朔，是指夏后氏以寅月为岁首，殷人以丑月为岁首，周人以子月为岁首。至于用日联系月份、用月联系时令、用时令联系年份，这就是夏、商、周三王相互沿袭的制度。所谓改变服色，是指夏后氏崇尚黑色，殷人崇尚白色，周人崇尚赤色。至于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则是历代都可以考知的制度。谨按《虞书》说：‘我想观察古人的服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由此看来，这些图案的来源是很有传统的。日月星辰象征光明照耀大地；山能够布散云气，象征圣王的恩泽遍及百姓；龙变化无方，象征圣王顺应时势施行教化；华虫就是雉，雉身披五彩，象征圣王兼具文明之德。” 宗彝就是虎，虽然凭刚猛之力制服万物，象征圣王以神武平定乱事；藻随水上下浮动，象征圣王随时代变化而应变；火可以陶冶、烹饪，象征圣王至高的德行日日更新；粉米是人赖以生存的食物，象征圣王是万物所依赖的根本；黼有断割之形，象征圣王处理事情能够果断决断；黻是两己字相背，象征君臣之间能够通过赞成与反对相互补益。到了周代，才把日月星辰作为旌旗的装饰，又把龙绣在山上、把火绣在宗彝上，于是制定衮冕，用来祭祀先王。九章，是取法阳数，以龙作为第一章。衮就是卷曲的意思，象征龙德神妙，能够随时应变，或潜或显，表示圣王深谋远虑、能卷能舒而神化万物。又制定鷩冕，用来祭祀先公。鷩就是雉，有耿介正直的志向，表示三公有贤能，能够守持耿介之节。又制定毳冕，用来祭祀四望之神。四望是山岳河渎之神，虎是山林中生长的动物，所以以虎作为它的象征。又制定絺冕，用来祭祀社稷之神，以粉米作为图象，表示社稷生养万物的功劳。又制定玄冕，用来祭祀群小祀。百神形状各异，难以一一比拟，所以只取黻纹相背、名称不同这一含义。周公有如此多的才华，所以在天下安定后制定礼制，在功业成就后创作音乐。” 孔子将成为圣人，所以推行夏代的时令，服用周代的冕服，先王的法服就是由此传下来的。天下服饰中所包含的职能和意义，也从此产生了差别。”杨炯在表状中请求制定十二章的大明冕，供皇帝乘舆时穿用。他谨慎考察后说：日月星辰已经施用于旌旗；龙、山、火、粉米也没有超出古制。至于云、麟、凤，虽有四灵之名；玄龟有背负河图的祥应；云有传说中的纪官之号；水有盛德的祥瑞，这些大概都是另外表示吉祥征兆的事，终究没有超过原有图案的必要。既然皇帝受命于天，天地兴起祥符，仰观天象则有璧合珠联的祥瑞，俯察大地则有银黄玉紫的奇应，那么即使画尽南宫的粉壁，也不足以描绘其形状；用尽东观的铅黄，也无法记载它们的名称和实际含义，当然不可能全部陈列在法服上。云，是随龙而生的气；茄，是藻自然生出的形状，也没有必要另立为章目。这些说法全都极不合经典。又有八章的鸾冕，供三公服用。鸾是太平的祥瑞，并不是三公德行的象征。鹰、鹯是猛禽，只适合用来区别刑曹的职掌；熊、罴是猛兽，只适合用来表彰武臣的力量。又有人说藻是水草，却没有说明它的象征意义，还引用张衡《赋》说：‘在藻井上带着倒垂的茄，披散着红色花朵的斑斓纹饰。’ 于是请求把它解释为莲花，取其文彩。茄就是莲。假如用莲来代替藻，改变古制而迁就今俗，既不知道草木名称的本义，也没有通达文章的含义。这又是极不合经典的做法。又有六章的毳冕，供三品官服用。考察这本来是君王祭祀四望时所服的冕名。如今三品官竟然可以与君王同用毳冕，而三公却不能与君王同用衮冕之名，难道不只是颠倒衣裳、等级错乱，而且自相矛盾吗？这又是极不合经典的做法。又有四章的黼冕，供五品官服用。考察古制，没有这种名称；验证今制，它又不是章服的首等。这也是极不合经典的做法。若礼制只是随俗，那么把命称为制、把令称为诏，是秦始皇的旧例，尚且可以适用于今天；若名义只取决于时势，那么出宫称为警、入宫称为跸，是汉代旧仪，也可以在当代施行。可是，为什么要改变周公的制度、改动孔子的法则呢？”

译武后垂拱初年，下诏询问群臣：调和元气应当采用什么办法。麟台正字陈子昂借此劝武后兴建明堂，便上奏说：“臣从老师那里听说：元气是天地的开始、万物的祖本，也是王政的根本。天地之中没有比阴阳更大的，万物之中没有比人主更有灵性的，政事之中没有比使百姓安定更优先的。所以百姓安定，阴阳就调和；阴阳调和，天地就平和；天地平和，元气就正常。先王因为人同天相通，于是养育万物，顺应天德，使百姓乐于自己的事业，甘心享用自己的食物，满意于自己的衣服，然后天降祥瑞，地显符应，风雨按时而来，草木繁茂。因此颛顼、唐尧、虞舜都不敢荒怠安逸。《尚书》说：‘百姓明白事理，协和万邦，百姓因此变得和睦，于是命令羲氏、和氏敬慎地顺应上天，推算日月星辰，恭敬地把时令授予百姓。’这就是阴阳调和的结果。夏、商衰败时，桀、纣昏乱暴虐，阴阳运行失常，天地震怒，山川鬼神显现妖异灾变，疫病大为流行，最终导致灭亡，这就是失去调和的结果。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创建基业时，把诚信忠厚施加于百姓，所以成王、康王时期刑罚搁置了四十多年，天人终于和谐。后来周幽王、周厉王扰乱常道，苛刻邪恶、暴虐无度，侮慢天地，山川沸腾崩裂，百姓因此忧愁怨恨。” 《诗经》说：‘上天不肯施恩，降下这些大灾祸，不分先后，既施虐又降病，难道不令人悲哀吗？’近来隋炀帝仗恃四海的财富，开凿渠道、决开河流，从伊水、洛水连接到扬州，使百姓疲于劳作，耗尽天地的储藏，于是中原祸难兴起，自己死于匹夫之手，宗庙也成了废墟，这就是违逆元气的规律。臣观察祸乱在天人之间发生的联系，先师的学说明白昭著，不可欺罔。陛下具有天地般的德行、日月般的光明，深远地思考，想求得天下大和，这正是伏羲氏所以成为三皇之首的原因。过去天皇大帝承受大符瑞，东封泰山，却没有建造明堂、祭享上帝，使万世宏大的功业有所缺失而不能彰明；这大概是把这种盛德留给陛下去发扬吧。臣认为，要调和元气、和睦人伦，舍弃明堂就没有办法实现。过去黄帝的合宫、有虞氏的总期、尧的衢室、夏代的世室，都是用来调和元气、治理阴阳的。臣听说明堂具有天地的制度、阴阳的纲统，二十四节气、八风、十二个月、四时、五行、二十八宿，没有不包括在其中的。君王政治失误就有灾害，政治顺当就有祥瑞。臣愿陛下为唐朝恢复万世基业，在国都南郊建造明堂，与天下重新开始，依照《周礼·月令》建成它。” 到了孟春之月，乘鸾辂，驾苍龙，在青阳左个朝见三公、九卿和大夫；背靠斧扆，凭依玉几，听理天下政事；亲自举行籍田礼，亲自举行蚕礼，以劝勉农桑；奉养老年三老。每五天更换官员，来教导孝悌，审明诉讼、体恤狱囚，以止息滥用刑罚；修养文德，以停止战争；考察孝廉，来铲除贪吏；后宫中不是妃嫔、御女的人都遣送出宫；珠玉、锦绣、雕琢以及没有实际益处的技艺全部弃置；迷惑百姓的巫鬼淫祀全部禁止。臣认为不出几年，就将看到太平。又记中宗时期，左庶子刘子玄上《朝服乘车议》说：臣以为古代从大夫以下，都乘车而以马作为骖马；从魏代以后直到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不能混为一谈。至于李广北征时解下马鞍休息，马援南征时扶着马鞍回头顾盼，这说明鞍马的设置用于军旅，戎服乘马，贵在便利熟习。考察江左旧制，官至尚书郎却轻率地骑马，就会被御史弹劾；颜延之罢官后喜欢骑马出入乡里，当时人称其放诞。这些都是明确的近古证据：乘车凭轼时可以穿朝服，单独骑马、御鞍时应当穿戎服。”},{ 自从皇家承受天命、治理天下以来，制度沿革都随着时势而变化。至于拜谒陵墓和宗庙、为王公颁授册命等事，便穿着盛大的礼服、戴冠穿履，乘坐辂车。士人和百姓中有穿戴衣冠亲自迎接尊长的，也有时把礼服装入衣箱以备驾车；至于其他事情，便不再乘车，贵贱出行都通用鞍马而已。臣私下看见，近来銮舆出行，法驾启程，左右侍从大臣全都穿着朝服骑马。穿戴冠履出行，只能配合车乘而行；如今车乘既已停止使用，冠履却不改变，这可以说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为什么呢？宽大的衣服、宽阔的衣带，皮制的鞋、高高的冠，本来就不是在马上使用的，而是车中的服饰。若一定要穿着袜子登上马镫，赤脚骑在马鞍上，不仅不合古道，也会自取惊险。如今世俗之人想在两者之间折中，进退却没有一定标准；况且长裾广袖（原文“长▯广防”疑有 OCR 讹误），衣襟舒展如鸟翼，佩玉作响、组绶盘绕，铿锵华美，却在风尘之中奔驰，在旌旗和棨戟之间出入。倘若马匹受惊奔逸，人从马上跌落，就会使随从车驾右侧遗失的鞋子无人收取；道路旁边，连缀相随的骖马也会彼此纠缠，实在会受到过路人的讥笑，也有损威仪。如今议论此事的人都说，秘阁中有梁武帝南郊图，图中有很多穿戴衣冠骑马的人；这不过是近代的旧事，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文字依据。臣考察这幅图，是后人所作，并非当时绘制的。况且考察历代流传下来的古今图画，类似的情况很多。例如张僧繇画群公祖二防（“二防”疑有 OCR 或传抄讹误），其中有士兵穿着芒鞋；阎立本画昭君进入匈奴，其中有妇女戴着帷帽。芒鞋产生于水乡，并非京城所有；帷帽创制于隋代，也不是汉宫所使用的。议论此事的人难道可以拿这两幅画来作为古代成例吗？由此说来，梁氏南郊图的情形，和这两幅画相同。又有传文说：“礼制贵在因循风俗，殷代的辂车要顺应人情；周代的冕服，制度规模并不一致；秦代的冠、汉代的佩饰，采用或舍弃也没有固定不变的规矩。”何况我朝的道统超过历代帝王，功业高过万古；事情若有不便，按理就应当灵活变通。至于穿戴衣冠骑马，臣私下认为应当加以省除废止（原文“宜▯省废”疑有 OCR 讹误）。臣怀有这个不同的意见，已经很久了，只因事务繁忙，无暇提出，一直没有来得及陈说。如今适逢殿下亲自举行释奠、齿胄之礼（原文“亲▯齿胄”疑有 OCR 讹误），将要前往国学，凡是穿戴衣冠骑马的人，都对此行有所顾忌，所以冒昧进献这番狂言，来表达臣浅陋的见解。睿宗景云年间，谏议大夫源乾曜上奏说：“圣王教化天下，一定制定礼制来端正人情。君子三年不举行礼，礼就一定会败坏；三年不举行乐，乐就一定会崩解。古代选取士人，先观察射礼，并不是为了取得一时的娱乐。射礼可以辨别邪正，观察德行，用于祭祀，并抵御寇贼和兵戎。古代先圣先王，没有不世代承袭这一礼制的。近年来，射礼不再讲习，主管部门吝惜费用，以致旧有典章受到损害。臣愚昧地认为，所盘算的只是钱财，所损害的却是礼制。因此孔子不吝惜那只羊，却保存了礼。大射之礼，见于《春秋》，不可废弃。”

译唐德宗贞元十三年，柳冕兼任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他自认为长期受到排斥，又性情急躁狭隘，不能没有怨恨，于是上表请求替换，并进一步阐明朝觐的意义说：“臣私下感念江汉百川朝宗的义理和《鹿鸣》所表现的君臣宴饮之礼；颂声兴起，是王道的根本开端。国家自从战乱兴起，来不及讨论礼制，地方长官不能入朝，朝廷雅乐也长期缺失。臣受限于现行制度，按例不能参加朝集，眼睛看不到朝廷的礼仪，耳朵听不到宗庙的音乐，双脚不能踏入宫殿台阶之地，到如今已经十二年了。朝会，是礼制的根本。唐尧、虞舜的制度规定诸侯四次朝见，以彰明黜陟；商、周盛时，五年朝见一次，以考察制度；汉代法令规定三年上报计簿，以会同考核功绩。圣唐考察古制，天下官员参加朝集，经过三次考核后朝见一次，都是在十月带着计簿到京师，十一月在尚书省行礼接受考察，办理考绩之事。元旦陈列贡物，群臣聚集考堂，宣布考核等第；进用贤能以兴善政，斥退不肖以黜恶行。自安史之乱扰乱常道后，才开始有地方割据；四方多有变故，才开始有人不来朝见。有些武臣倚仗险要地势，甚至不肯悔过。臣忝居牧守之任，对不肯朝见的臣子十分愤慨，想要亲自入朝朝见，率先天下，使君臣之义更加亲近，使废弃的朝觐礼重新举行。臣实在害怕自己像负薪之人一样突然死去，而朝觐之礼仍未能施行，这是臣的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近来听说诸位将帅中死去的很多，臣自己都担心凭什么德行能够长久任职。乡国的百姓之情，是不能忘怀的；宫阙朝廷，是臣子所眷恋的；朝觐，是国家的大礼。这三件事，都是臣最大的愿望。柳冕多次上表，言辞哀切。德宗答应让他回朝。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上奏说：“臣看到《礼记》说：君子将要营建宫室，先建宗庙，其次建马厩和仓库，最后才建宫室。韦彤《五礼精义》又回答说：古代建造宗庙，一定在宫门之外，吉凶大事都要先到宗庙告祭后再施行，是因为亲近并尊崇宗庙，而不是自行专断。如今命令在城外设置宗庙，稍稍违背礼制；如果把这件事载入史官记录，必定会损害圣明政治。臣以为，从朱雀门到明德门，共有九坊，其中长兴坊是皇城南面的第三坊，已有朝官私庙，实际上太过靠近宫闱。从威远军向南三坊，俗称闱外之地，偏僻清静，很少有人经过，在那里设置私庙没有妨碍。臣等商议，今后皇城南面六坊以内不得设置私庙；朱雀街因为是通往南郊的御路，从朱雀门到明德门，两侧街坊以及曲江附近也不得设置；其余城墙外偏僻深远的坊，不加禁止。这样贵在不违背礼意，也能使人心感到喜悦。” 臣等多次奉行圣旨，凡有事情允许再三论奏，便把所见所知全部陈述出来，希望多少能够帮助陛下明察。宋太宗淳化二年，谏议大夫张洎上奏说：“臣依据中书省札子，奉圣旨修订《入阁图》，应命史馆修撰杨徽之等四人，将旧图逐一比对，把错误文字改正；修订完成后再送交阁门。臣以为，朝廷的典章法宪，简册中都完整保存着；近代因循旧习，常常违背旧式。如今陛下因为担心《入阁图》有文字错误，又命人重新比对，足以说明圣上对于临朝仪注极为谨慎重视。臣有幸因这道诏旨得以进言，冒昧陈述管窥之见，至于沿袭还是改革，只有请明主裁量。臣私下认为，今天的乾元殿就是唐代的含元殿；周代称外朝，唐代称大朝，冬至、元旦陈列完整仪仗，朝见万国使者，都在这座殿。今天的文德殿就是唐代的宣政殿；周代称中朝，汉代称前殿，唐代称正衙，凡朔日、望日朝见起居，以及册立、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接见四夷君长，考试制科、科举人，都在这座殿。今天的崇德殿就是唐代的紫宸殿；周代称内朝，汉代称宣室，唐代称上阁，是逢单日举行常朝的殿。过去东晋太极殿有东西二阁，唐代设置紫宸上阁，正是取法这种制度。况且君主端正自身面南而立，面向光明治理天下；紫宸殿和黄屋都是最尊贵最重要的象征。因此皇帝巡幸时有大驾、法驾的盛大仪仗，临御殿堂时有钩陈、羽卫的严整护卫；所以即使是逢单日的常朝，也仍然要列置仪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前代所说的“入阁仪”，大概是指逢单日皇帝在紫宸上阁接受常朝礼仪时，先在宣政殿前列置黄麾、金吾仪仗，等到核对完毕，传呼仪仗进殿，就从东西阁门进入，所以称为“入阁”。如今朝廷暂且把文德殿正衙权当作上阁，实在很不合乎法度。何况国家大力承继正统，天下太平，各项典章都在斟酌增减，只有临朝视事的礼制还在因循。我看到长春殿正好同文德殿南北相对，殿前空地连接横街，也十分宽广，伏请改建此殿作为上阁，作为逢双日列仗临朝的场所。崇德殿就是唐代的延英殿，应当作为逢双日平常听理政事的地方，这样临御的制度才合乎古代经典。如今舆论却把入阁仪注当作朝廷非常罕见的大礼，实在没有道理。臣考察旧史，中书、门下、御史台称为三司，都是侍从供奉之官。如今常朝之日，侍从官先进入殿廷，在东西两侧站定，等正班进入后一起行起居礼；侍从官却东西相对拜礼，严重失去臣子面北朝谒的礼制。如今请依照旧仪，侍从官先依次入殿行起居礼完毕，再分列左右侍立。”站在丹墀之下，因此称为“蛾眉班”。然后由宰相率领正班官员入殿行起居礼，这样就可以避免侍从官东西相对拜礼的过失，能够遵守正规的礼制。臣又听说，古代君王亲自勤于处理各种政务，临朝的次数，要根据政事繁简来决定。唐朝刚接受天命时，五天举行一次朝会；景云初年，又恢复修订贞观旧例。自天宝年间战乱兴起以后，四方多有变故，从唐肃宗以下，都只在单日临朝，双日不坐朝。单日如果遇到严寒、酷暑、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也免除百官起居。双日则在宰相以下官员奏报、复核公事时，临时开延英殿召见答对；有蛮夷入贡、功臣归朝，也临时开紫宸殿引见。陛下登大宝以来十五年，从未有一天不是鸡鸣时起床，听理天下政事。虽然刚健不息本来是上天的常德，但有游息休养，也同样是圣人的谋训。假如君父在上面焦心劳神，臣子却在下面闭口沉默，不能奋不顾身、以国家大体据理力争，那么忠诚明亮的心意就没有完全尽到。臣希望陛下依照前代旧规，只在单日临朝，双日不坐朝。单日遇到严寒、酷暑、阴雨泥泞，也免除百官起居。双日大官进食以后，在崇德殿、崇政殿两殿召见宰相和常参官以下官员。”

译遇到非规定时日蛮夷入贡、功臣归朝，也临时开上阁召见，并请依照前代旧例区别办理。臣听《易经》说：‘圣人长久坚持自己的正道，天下因此化成。’如果动静都有常规，安静平和地相互调养，夜以继日地忧劳政事，就应当亲自处理政务；端庄安坐、保持清静，就可以在无为沉默中调养精神。这样，圣明君主面向光明、登临帝位治理天下，劳逸能够均衡，崇高明亮可以与天相配，广博厚重可以与地相配，长久绵延而没有疆界。臣先前奉朝廷命令，蒙恩任馆职，国家的仪注制度本来应当参与考订；趁着陛下文治清明、政令整齐之时，献上这些浅薄而未必有用的意见，倘若能稍有帮助，即使死了也如同获得新生。” 淳化四年正月，因南郊礼仪完成，在含光殿举行大宴。直史馆陈靖上奏说：“古代举行宴享，是为了考察祸福、观察威仪。所以宴饮合乎礼制，以贤能之士成就宾礼，铺陈《风》《雅》的诗篇，这才是盛大的礼典。臣看到近年内殿赐宴，群臣应当坐在朵殿两廊的，拜舞刚结束便奔走入席，品级次序混乱不清。等到至尊举爵，群臣起立时先后不整，俯仰失去礼节。希望今后命有司预先按照品级告知众人；凡有越过班次、拜起失节、喧哗过度的，都命人纠察。又，赐食的典礼是为了宠幸武臣，盛大的烹饪宴席本来就应当精美丰盛；但计算一顿饭的费用，足以供数人的家属饱食，而将校们有时到了宴会结束仍面露想吃烤肉的神色。这大概是执事人员疏于察看，没有做到洁净丰盛所造成的。伏望一并申明严厉禁令。”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龄也说：“设置盛宴，是为了使受赐食物的人都得到满足；能够列席盛会，理应尽到礼节，但有官位的人很少能做到恭敬，应当纠察他们的不恭谨。又，供职禁宫，应当确定人数并登记姓名，以谨慎管理出入。掌管酒肴的部门有时不能保证精洁，希望分别命令内侍巡视察看。”皇帝都听从了。宋仁宗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要在冬至接受朝贺，皇帝率领百官向她祝寿。秘阁校理范仲淹极力进谏，并说：“在内宫奉养母亲，自有家人之间的礼仪；如果让她与百官同列，而皇帝面南向她朝拜，就不能成为后世的法则。”翰林学士宋祁上奏说：“臣看到宣德门前，从御道南边直到天汉桥，长期设置梐枑，禁止行人通行。应当制定条令，允许地位较高的臣僚在道路上骑马。近来看到御史台和礼院重新审议裁定，认为出持旌节者属于地位较高的臣僚。臣私下认为，宣德门相当于周代的外朝，朱雀门相当于唐代皇城中的门；其中有一条御路，称为天子驰道，凡臣民都不应通行。汉代制度中，皇太子尚且不敢擅自截断驰道，这是因为尊君卑臣、上下有别。如今朝廷的制度比唐、汉简略，京城的御路只有这一处。臣希望从宣德门到朱雀门外朝之地，在皇城以内标明中间的街道作为驰道，凡臣民的车马一律禁止往来，只有随从皇帝车舆的不在禁限之内。议论者或许说，契丹使者已经获准在驰道上骑马，难以改动。臣认为，天子的制度，臣子都应共同尊崇拥戴；契丹使臣也是陛下的臣属。” 即使他们有所疑问，也可以命主客部门据实详细答复；从事情本身来看，并没有什么妨碍。请求再次下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定。” 参知政事宋庠论述入阁仪，上奏说：“臣近来因与宰相进呈吴育的文字，恭敬地承受圣上询问入阁旧事。臣虽然已经同诸位大臣略陈大概，但其中道理还有不详尽之处，退朝后加以考求，谨在此逐条说明。所谓入阁，是唐代逢单日在紫宸殿接受常朝礼仪。谨按唐代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大明宫在大内东北，世人称为东内，大内称为西内。高宗以后，天子多居大明宫，这座宫殿的制度尤其华美完备。宫城正南门叫丹凤门，门内第一座殿叫含元殿，举行大朝会时在这里临御。向北第二座殿叫宣政殿，称为正衙，朔日、望日举行大规模朝见和册拜时在这里临御。再向北第三座殿叫紫宸殿，称为上阁，也叫内衙，逢单日举行常朝时在这里临御。按照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须在正衙殿列置仪仗；有时皇帝的车舆只停在紫宸殿，就传呼正衙仪仗从宣政殿东西两门进入，这就是所谓东西阁门。若拿本朝制度相互比照，那么今天的宣德门就是唐代的丹凤门，大庆殿就是唐代的含元殿，文德殿就是唐代的宣政殿，紫宸殿就是唐代的紫宸殿。” 如今如果想把入阁的本来含义施行于朝廷仪典，就必须先在文德殿庭院列置仪仗；如果天子只在紫宸殿临御，就传呼仪仗从东西阁门进入。这样才大致同旧仪相合。不过今天各殿相对于唐制，南北并不正相对，这是不同之处，所以后来的议论才有不明白的地方。又考察唐代自中期以来，双日以及非规定时日大臣奏事时，另开延英殿赐予召见；这就像今天逢假日在崇政殿、延和殿临御一样。由此可知，唐代每逢坐朝之日，就是入阁。到了晚唐世道离乱，五代草创，大朝的制度一再改易简化，正衙列仗也因而废弃。后来偶尔有人实行，普通人很少见到，反而又称为盛大礼仪，实在不是这样。如今流传的《入阁图》，只是官府记录常朝制度的图样，就像阁门所藏的仪制图、敕令合班杂坐图一类，哪里值得当作罕见的大事呢？况且唐代开元旧礼本来没有这种制度，到开宝年间，儒者才把它增补附入新礼，开始记载每月朔日入阁的仪式，又把文德殿作为上阁，差错尤其严重。大概当时编撰礼书的人考求得还不够深入；宋太宗朝的儒臣张洎也曾上奏议论，意见相当精确完备。臣恐怕朝廷将来恢复正衙列仗时，希望把这件事交给两制官，使他们预先共同商议，改正旧仪。” 这虽然不是紧要事务，却也是订正错误文字、完备成法的一种做法。”

译宋庠又请求皇帝在前殿朔日列仗，让群臣穿朝服入朝，上奏说：“臣听说，告朔的意义，周家尤其重视。从前孔圣人爱惜羊而保存礼制，汉代沿袭周制，在朔日举行朝会。所以即使优待借给大臣，也允许他们在朔、望日入朝。唐代制度规定列仗的群臣背对宫阙、举伞入会。宋太祖受命后，讨论编次《开宝通礼》，也记载了每月朔日入阁的仪式。由此可见，朔日是施政的起点，也是讲明礼制的盛大节日。国家承接五代战乱之后的统绪，开始战胜残暴、停止杀伐，尽力采取简易制度。虽然制度已经确定，但还来不及讲求谦让。五日一次参见，不区分朔日和望日；禁卫人员既少，威仪也粗疏。礼典不能振兴，朝廷就不受尊重；国家仪容逐渐废弛，臣下就不会肃敬。臣愚昧地认为，设置羽卫并不是为了炫耀华美奢侈，而是为了提高君主的威严；举行朝会也不只是为了拜揖，而是为了彰饰国家的政治体制。臣愿陛下向上考察成周和孔仲尼的制度，向下考察汉、唐盛世的做法，近处遵守太祖开宝年间的礼制。明令主管官员，恭敬地依照成规办理：每逢朔日，皇帝坐前殿接受群臣朝见，旗幡和细仗依次陈列，公卿按仪穿朝服入朝，然后礼毕。这样，臣下之道就能肃整，君主之道就能尊崇，也可以向四夷显示，教化万国，警示百姓耳目，不可缺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年〕 礼制有以质朴为贵的，认为这样才真诚笃实；也有以文饰为贵的，认为这样才有文采章法。伏望陛下公布臣的这些意见，使博士、礼官能够确实讨论可行与否，考求旧例。如果认为合于礼制，就请奉行实施，使盛世重熙、光明的谋略和强盛的功业，都由陛下逐步实现。” 宋庠又论述车驾仪仗，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车驾每次出行，除非举行郊庙大礼、完整陈列卤簿仪仗，平常的导从前面只有驾头，后面拥护着扇和伞，完全没有典礼所记载的公卿奉引的盛大仪仗。侍从和百司官员，下至杂役，都混杂行走在道路中；步辇之后，只由一百多人左右的亲事官手执檛殿后，称为禁卫。各班勇健骑兵又同皇帝车舆相距很远，而士民观看的人大多跟随扈从人员在道路两旁奔驰，喧哗呼喊而无人禁止。经过有旗亭、市楼的地方，都垂下帘幕遮蔽在外，士民凭高处向下观看，毫无顾忌。巡逻街道的官员也不呵止，威令松弛废弛，大家习以为常，这并不是所谓旄头先驱、清道后行的谨慎制度。况且黄帝凭神功盛德，尚且借助军队作为营卫；防备侵袭、抵御变故，古今道理相同。考察汉、魏以来，有大驾、法驾、小驾的仪制；到唐代又分为殿中诸卫、黄麾等仪仗，名称、人数、次序各有安排。本朝承受五代荒残的弊病，办事一味简略，每逢鸣銮出游，完全去掉戈矛旌旗的制度，仪仗卫队单薄，很像藩镇。这些都是制度散失，却又害怕改革而获罪造成的。” 希望圣上慈悲，专门委派一两位博学而亲近的臣子，考订前代仪注和卤簿，制定今后皇帝车舆平常出入的仪式；在大驾、法驾、小驾三种仪仗中斟酌仪物，增加严明的禁令。上可以显示至尊的威严，其次可以防患于未然，革除因循旧习，应当就在今日实行。” 至和元年，直集贤院刘敞论温成皇后设置忌日，上奏说：“臣听说诏令要为温成皇后设置忌日，礼官请求面见皇帝陈述意见，却不被允许。臣对此私下感到疑惑。凡朝廷日常事务、百司细小事情，尚且应当上考旧典、下采众议，何况宗庙大礼，最为尊贵重要，怎么可以因为一时的宠爱，就由圣心独自决定？如果义理上有僭越失当之处，遗笑万世，损害圣明，后悔也来不及了。如今议论者竟说有奸邪之臣秘密进言，蒙蔽圣上的聪明，诱导陛下做非礼之事，劝陛下拒绝劝谏。假如这没有事实，尚且不是好事；假如确有其事，罪过就更大了，应当伏受两观之诛，以向天下谢罪。况且自太祖以来，后庙四室，都是陛下的母妃，尚且没有分别设置忌日，为什么却因为对温成皇后的私爱亲昵，改变古制、超越礼法？这样就是把宠妾置于母妃之上，把受宠者尊于嫡后之上，对上无法侍奉宗庙，对下无法教导后嗣，恐怕祖宗神灵不会以此为乐，也不是陛下奉祀先祖、思念孝道的本意。从前成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所以被称为圣王，能够感通皇天。愿陛下不要沉溺于宠爱近幸，不要安于奸邪佞臣的说法，不要改变先帝的旧典，不要枉曲宗庙的正礼；请改变自己的意念，割舍感情、去除私心，询问主管礼制的官员，追回并停止错误的命令，使后世万万亿年不再有讥议，天下幸甚。” 臣因才能浅薄，忝列儒馆，礼乐方面的失误，臣也有参与其中的责任。御史中丞孙抃等上奏说：“臣等昨日听说朝廷想为后庙四室以及章▯皇后分别设立忌日，已经写好奏札上奏，至今还没有得到批复。臣等恭考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旧例，皇后没有祔祭于太庙正室的，都不设忌日。这是国家重大的礼典和制度，陛下不可不遵守。况且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章惠五位皇后，是陛下三代的尊亲，另立庙宇奉祀，已经历时多年，也从未有过这样的议议。如今因循之间，突然改变旧制，中外听闻后，都说陛下因为温成皇后，竟追及先朝诸后，若把它颁布为诏令，便会招致四方讥讽；若记入史册，又会遗留万世的讥责。陛下临御天下三十多年，圣明功德卓然如尧舜，如今忽然记录下这件事，便造成过失，使盛大的美德和光辉有所损伤，辜负往日的声誉，陛下怎能忍心这样做？希望陛下特别降下圣旨，召集百官议定，然后颁行制敕，这样礼典才会详尽妥当，也可顺应天人之心。” 嘉祐四年，同知太常礼院韩维上奏说：“臣所任的职务，名义上是同知太常礼院。礼制有不正确之处，明知而不说，便辜负朝廷任命臣的本意，也失去了臣事奉君上的礼节。因此臣不敢顾惜性命而不直言。臣确实看到温成皇后庙中的乐舞和祭牲、祭器，僭越而与祖宗相等。考察礼经，这是先圣所没有说过的；核对旧例，这是本朝从未有过的。臣私下听说，当时有臣下拿唐代武惠妃的事情来迷惑圣明。惠妃死后，虽然曾经立庙奉祀，但到乾元年间以后，祭祀享礼就断绝了。当时已经知道那是不合礼制的事，哪里足以作为圣明之主的法则呢？臣近来上奏，愿趁着亲祫宗庙之时，特诏主管官司裁减她庙中的制度，以成全陛下广行孝道、爱护礼制的美德。奏章封上进呈后，过了多日仍被搁置而未下达，臣私心疑惑。陛下不要认为不过是几间屋子、两只祭器，使用它们不会损害政事。圣人之所以区别等级威仪、彰明风俗教化，用来展示给天下人看，正是通过礼制保存这些差别。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不可信，就请把臣以前的奏章一并交给中书门下，让大臣们共同议论；其中若有可取之处，乞请早日赐予施行。”

译仁宗在位时，张方平上奏论说道：“臣听说，昔日在帝舜时，任命伯夷为秩宗，掌管三礼；任命夔掌管乐，以教导贵族子弟。到了夏、商，礼制有所损益，不相互沿袭。周朝以夏、商为鉴，礼乐制度和文化典章完备，凡事都有制度，处处都有防范，数度法纪全都载于六典。因此教化普遍融洽，诉讼案件渐少。后世那些衰弱的君王，他们所能守住的只有祭祀和名号，但天下仍然知道尊崇周朝，是因为周代典礼是礼制的出处，也是国家根本所系。即使齐桓公、晋文公建立威势、平定霸业，也必定借助周王的命令来号令四方，仍要接受周王赐予的祭肉并下拜，请求开通隧道而不获准。到了末世，韩、魏分割晋国，田氏夺取齐国，也都因为诸侯向周王请求命令，在文王、武王庙中登记封册之后，才敢正式确定名分，使爵位通行于天下。由此可知，疆域广大、士民众多、兵甲强盛、威势显赫，都不能冒犯典礼的尊严。否则，凭齐、晋那样强大的势力去对付安陵君，也不过像普通人擒拿他一样。后来到了战国，战争频繁，祸患严重，九种法则全都败坏，三纲也都解体。诸侯先焚毁、削除旧礼的篇籍，继而僭越使用天子的礼制。可是周朝维持国家八百多年，虽危而未亡，将要断绝时又能恢复延续，若不是礼制，又凭什么保存它呢？” 汉朝初年承接秦朝，学术被消灭，礼制荡然无存、毫无条理。叔孙通搜集残存散失的材料，草创礼仪法度，后来君臣的名位才得以端正，郊祀之礼才得以修复，宗庙制度得以尊崇朝廷、严明治道，终于使暴乱平息不再发生。至于设置官职、划分职掌、统理天下纲纪、安排政务本末条理、教导百姓形成风俗、使诸侯遵循正道并共同归于正轨等事，还来不及实行。孝文帝继承皇统，达到太平，贾谊劝皇帝应当制定制度、振兴礼乐，但当时的将相大臣都是披甲的武人，不懂得治国的根本，便阻止并搁置了他的建议。汉朝在文帝、景帝时期，可以说十分兴盛，百姓安居乐业，家家富足，五都的货殖之业，七迁的豪强举动，驱使助长浮华奢靡，放纵越过法度，以至民间的僭越竟超过了彻侯。文帝恭敬节俭、致力于德治，已经具备王道，而距离真正达到王道，只差一口气罢了。他的失误，是由于百姓富足却不能施行教化。到了武帝，招纳延请才智杰出之士，文章礼仪和器物确实很美，但制度典礼始终没有建立。后来兵刑并用，财货更加紧迫，若不是叔孙通的礼法加以维持，局势几乎就危险了。由此说来，叔孙氏对汉朝的功劳流传后世，并不在萧何、曹参之下。中兴以后，礼制逐渐增补修缉，建立明堂、灵台、辟雍、小学，实行宗祀、养老等礼仪。”},{ 和帝、安帝时期，国势逐渐衰落；桓帝、灵帝不称职，王制大为毁坏。此后吴、魏政令不同，南北风俗各异，世局多变，文献又不足。唐朝平定隋末动乱后，太宗依据开皇年间的五礼加以修订、颁行。显庆初年，礼制异同骤然纷起；到开元末年，讨论才刚刚确定。臣私下详细考察《周官》，凡制度设施，都归属于各部门的职掌。有人才在位，法制才能施行；上面修明，下面才能保存。凡成为国家常规的事务，就叫作礼；不恭敬办理这些事务的，便用刑法督责。礼制与刑法表里相成，本末相互为用，治理国家、管理百姓，条理贯通。汉、唐编制礼书，却不同于此，只能分类编排篇目，不能把它们归属于主管典礼的官司；只具备朝廷礼仪，而不包括天下政务。约束官吏百姓的规定，另行写在刑书中。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之心。’这样教导百姓、端正风俗，不依靠礼典，却依靠刑书。这是完备末节而废弃根本，放任事物开始时的情况，却只在失误发生后追究结果。因此后世君王的治道之所以不同于三代，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国家承接衰败的唐朝所中断的传统，继承五代混乱的政事。如今德泽深厚、光辉流传，天下已经大定；国家保持太平已经超过六十年，按理说，经过一世以后，仁德应当能够战胜残暴、停止杀戮。”},{ 然而风俗仍未归于淳厚，刑罚还相当繁密。这是由于礼乐尚未彰明，制度多未建立，王道有所阻塞而不完备。考定钟律，整理正雅、颂诗，向天下颁布明确诏令，告诫百姓不要僭越失常。这本来是朝廷深切思考治理国家根本、想要澄清教化源流、使人民归于法度秩序的做法。臣听《尚书》说：‘伯夷降下典礼，折服百姓只用刑法。’这句话是说，应当先用典礼教导百姓，而不是专门使用法律。因此，在错误尚未发生时加以禁止，叫作礼；在过失已经发生后加以挽救，叫作刑。在事情未发生时禁止，是预先大力设置防范，使人不越轨；在过失已经发生后挽救，是说先让某种风俗形成，然后再加以变革。孔子说：‘用礼乐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和睦。’所以，制定法令而在失误发生后加以革除，不如确立礼制，在事变发生以前进行防范。如今大小官吏，凡是治理百姓的方法，无不把查核文书、督促责罚当作急务；把文辞巧诈、苛刻深酷当作善于任职，搜刮聚敛、侵夺百姓，以此汇集功劳。剥削刻苦贫民，耗尽他们的膏血；即使极细微的利益，人们也全都争夺。这就是驱使百姓彼此吞噬，逼迫他们成为盗贼、制造祸乱。哪里还有时间劝勉孝友礼义，讲求知耻、谦逊、辞让的可贵呢？所以，懂得治理教化的大体，稍能使百姓回心转意、趋向正道的人，大多不是庸俗官吏所能理解的。”},{ 如今群臣所上奏的事情，以及下面议定的条令，四方事务不是刑名方面的案件，就是财利方面的事情。百姓听不到德教，只听到利益和刑罚。因此法律一出台奸诈就产生，命令一下达欺诈就兴起。只求一时取得成效，毫无深思远虑；这是因为逐渐诱导人心的，都是末节。如今圣明君主在上面励精图治，贤能辅臣在下面讲明治道，百姓安居乐业，四方夷族前来朝贡，这正可以开辟九筵之制来施行政教，建立辟雍环水来宣扬德化，进一步扩充天下的学校，使人学习射礼，振兴雅颂的声乐。希望分别命令大臣，召集各地儒者和博学之士，依据前代圣人的遗制，考察旧礼的沿革，确定确当的一种说法，折衷各家意见，删去繁重内容，使其便于遵行。从国家损益制度的原则，到官吏百姓等级差别的尺度，完成皇家大典，建立百世宏规。况且君王接受天命，必定有所制作，因此质朴与文饰相互变更，所崇尚的忠厚、恭敬各有不同；改定正朔，变更徽号，区别服色，改变器械，都是为了更新天下人的耳目，振兴旧有事物的衰败。更何况礼乐这样重大的制度，本来就没有一味沿袭旧制的道理。如今天下学士所学习的，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朝廷群臣所引用的，是往朝的旧故事。”},{ 我们大宋承受天命而称王，长期空缺重大的礼仪，小臣鄙陋愚昧，私下对此深感愤懑惆怅。太平时期难以遇到，英明睿智的君主也偶尔才出现，臣在下位不胜欢跃，以至于不自量力，冒昧陈述重大议论，实在是因为对这清明时代格外珍惜。谨慎地采录这些末尾的议论，其中稍微接近政治教化根本的，保存数条。谨此论奏。”},{

译方平又上奏论车服制度说：“臣听说，治理国家依靠礼制，没有比制度更重要的。制度建立，上下的分别就确定，尊卑的秩序就区别，争夺的祸患就能堵塞，僭越混乱的危害就能消除。这样治理天下，岂不是如同把事情展示在手掌中一样明白吗？《传》说：‘名分由礼产生，礼用来体现政事，政事用来端正百姓。因此政事成功，百姓就会听从。’名分一旦混乱就会产生祸乱。《易经·节卦》的象辞说：‘用节制来制定数度，评议德行。’按照德行授予爵位，按照才能安排职位，就是评议德行；名分和职位不同，礼数也有差别，就是制定数度。所以《虞书》说：‘车服用来表彰功劳。’又说：‘五种服饰，五种纹章啊！’《周官》则规定五仪、九命，用来端正诸侯的位次，区别群臣的爵位。从国家封疆的等级，宫室门庭的规格，宗庙祭祀的法则，宾客交接的礼仪，钟、磬、羽、籥的排列，几筵、俎豆的数量，冕服、圭璧、佩饰、绶带的装饰，车乘、旗帜、飘带、缨旄的制度，祭牲积储、宴享食物的品级，灌鬯、酬酢、问劳的礼节，凡事都必须有制度，然后国家才有秩序。因此观察服饰的彩章，人们远远看见便会敬畏；辨明礼制的文饰和制度，众人就不敢亵慢。”},{ 有德行的人，一件器物就可以用来表彰奖赏；有功劳的人，一句褒扬就可以使其获得恩宠荣耀。君王面南而治，所凭借的不过是名分和器物罢了。汉代车服还保留许多周代旧制，从士以上，都有腰带、衣裳和冠帽，并且都乘车，以马作为副马；车子的车轮、辐条、车衡、轭、车轓、车幰、帷裳等各有不同，用来彰明等级差别。自东晋南朝至隋，礼仪器物没有改变；但中原在永嘉之后，五胡杂居，先王典礼和制度防范荡然无存。北魏、北齐增加许多奇异诡怪的规定，车舆衣裳制度在古代找不到依据。隋朝统一天下后，逐渐恢复旧有仪制，车服等级按差等分为四品，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隋代三公的朝服，是进贤三梁冠、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皂色衣领和衣缘、白色熟绢裙襦、绛色蔽膝、饰金钩鋜的革带、方心曲领、绅带、玉镖剑、山玄玉佩绶、乌皮鞋，笏用象牙；乘油幰车，车上张朱红色网。当时内外百官的礼仪器物都有秩序，贵族、士人和庶民的差别清楚可见。到了炀帝，多次巡幸，屡次兴兵服役，百官随从都穿袴褶。隋炀帝开始下诏，随车驾远行的人都穿戎服，并用五种颜色来表示贵贱。唐代侍臣服饰的法令虽然简略，但与隋制相比，大概只有陪祭、朝享、元会等大事才穿齐全的礼服，平时在宫门等待进见，只戴折角巾，穿紫色襕袍，系环带、鞶囊，佩乌皮靴而已。”},{ 从此开始有了骑马时穿的服装，大概是因为车子不再使用了。这种做法相承至今。臣听说古代先圣制定礼制的本意，是制作冠冕来庄重头部，制作履、舄来使步行庄重；行走时有冲牙相撞的声音，登车时有和鸾相应的节奏。因此片刻之间也必须处于礼制之中。戴貂皮帽而骑马，是赵武灵王所创的胡服；靴是胡人的鞋，合裆袴是胡人的裤子。《传》说：‘舍弃衮冕而戴南冠出行，难道不是简慢礼法吗？’尊卑没有章法，百姓将效法什么？如果只说方便就算了，天下怎么能不奔驰放纵而陷入狂乱呢？如今郊祀大礼，天子驾玉辂，而王公百官都穿法服骑马跟随，这是礼制中最严重的失误。臣看汉代仪制，即使卑微的郡守县令，也都有随行车辆。唐景龙年间，皇子将要在太学举行释奠礼，有司起草仪注，规定随从臣子都穿冠服骑马。当时议论者认为，马本来用于军旅，穿戎服骑马贵在方便熟习；长裙大袖、缠绕组绶、佩玉作响，都不适合在马上穿戴。因此这种仪制后来逐渐衰减。国家盛大的礼仪，是天下人所观看的，应该借此显示尊卑、彰明秩序；宰相等辅弼重臣却混杂在骑卒之中，这难道是彰显朝廷尊严的做法吗？”},{ 又如头巾、鞋履、靴子、笏板，从公卿大臣到普通朝官都作为朝服使用，而士卒、军校、胥吏、书吏却制作成同一等级。他们所穿的罗、縠、绮、纨等丝织品，以及织成的花纹、细葛、刺绣，从君主直到庶民都同样使用。至于住宅、器物和玩好之物的奢侈，豪强富商甚至超过了皇亲贵戚。臣听《周官》说：‘用仪制区别等级，百姓就不会越级。’臣愚见，应当约取前代礼文，详细制定当今制度。大臣恢复依照汉、晋制度乘车驾驷马，并增加有区别的冠服；卿、大夫、士则按照品级逐级降低，身份尊贵的备具各种器物，身份卑下的从简。至于士卒、军校、胥吏、书吏，何不稍加裁省他们的制度，使其有所区别，不至于相互混杂难辨？这样上下就不会互相僭越，朝廷的法度和尊严也会提高等级的意义，自然呈现出崇高台阶的气象，礼制纹章各自分明，也不再有借用器物的讥讽了。”},{ 福建路转运使蔡襄上奏说：“臣恭闻陛下为温成皇后设立忌日，臣私下认为，圣人制定礼制，是为了彰明轻重、尊卑的节度；过分和不足都叫作失礼。因此太常设置官员，职责就在于考核审查。陛下临御天下三十多年，举动都遵循典章法度，圣德盛大，明亮如日月。近来温成皇后去世，事情没有交给礼官详细考察，既然已经施行，即使有所过当，也无法追改。如今又设立忌日，考察礼制，仍未适中。臣以为，孝章、淑德、章怀四位皇后，对陛下而言是伯祖母和皇祖母，亲属关系如此尊贵，过去奉祀她们都没有设立忌日。温成皇后生前只是妃，后来才追册为后，对陛下而言属于卑下的亲属，不应设立忌日。希望陛下仁慈，收回敕命，使天下人知道陛下能够用礼制裁断感情，合乎中正之道。”

译知太常礼院苏颂请求重新修纂本朝所实行的五礼，奏称：臣私下考虑，如今圣明的治理日益更新，各项制度都得到修举；朝廷政务本来没有什么可进言的，但陛下下诏征求意见，臣不敢默然不言，于是冒昧把平日所怀的一两点浅陋意见，上奏以回应明诏。臣看本朝以来制定礼乐，上采三代，下至唐朝，损益和礼文都有记载，但前后礼官编纂汇集时，大多没有法制条理，有的只记载某一时实行的内容，有的把杂乱文书和年月混在一起，条目错杂，本末失序。臣私下考察六经，礼书有三种分别：《周官》记载主管官司掌管的事务，《仪礼》记载升降、隆杀等礼节，《戴记》叙述古今沿革的文字。虽然圣贤撰述各不相同，但说到最终旨趣，实际上彼此表里相成。后世谈论礼制的，都没有超出这三种体例。汉、晋直到隋，虽各代都有编作者，但只求苟简一时，没有可取的法制。唐明皇命学士等依据贞观、显庆年间修订的五礼加以讨论删改，编成一百五十卷，名为《大唐开元礼》。它在历代实行，也用于科举；传授这门学问的人有义、鉴、义、罗等人。这部书比近代礼书最为详尽，所以今天汉、晋、隋代的礼书都已失传，唯独《开元礼》没有废弃，正是因为其中保存了法制。”}], 太祖皇帝特地下诏给儒臣刘温叟、卢多逊、扈防等人，令他们承述这部书，并结合当时的事务加以增删，编成二百卷，这就是《开宝通礼》；另外又有《义纂》一百卷，用来阐明其中的纲要，并仍依照《开元礼》设置科目选取士人。直到现在，各官府仍遵照使用，这部书确实是不可废弃的典籍，正如六经中的《仪礼》一样。不过，这只是礼经本身，关于主管官府掌理的事务以及古今沿革的文字，仍有缺漏而未能建立，所以实际举行礼仪时，有时还不够完备。自《开宝通礼》以后的一百年间，历代圣主亲自实行礼仪，声教日益盛大；如果没有人继承并阐述这些礼制，后世将以什么为鉴呢？嘉祐初年，太常欧阳修上奏请求编撰礼书。当时我任博士，参与纂修，常把“恭谢”这一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皇帝降下御札开始，到公卿百官奉行办理完毕的事项，称为“有司”；第二类是从预先陈设仪仗开始，到裸献礼结束的事项，称为“仪注”；第三类是采录古今曲台的论议以及后来重新创立的制度，称为“沿革”。其他各门都以这一门为例仿照编排。欧阳修已经议定体例并拟好草稿，适逢我被免去礼官职务而改任其他官职，于是又奏请姚辟、苏洵接续主持此事。姚辟、苏洵把旧文拆分整理，另立新的体例，编成一百卷，这就是《太常因革礼》。这部书虽然号称简明扼要，实际上大体只是抄录删节，固然可以供主管官府查阅，却确实不足以发扬圣朝制作礼制的盛大功业。臣下恭敬地看到，陛下留心典章制度，修复并整顿废弛失传的礼制。前些年，陛下下诏命近臣详细审定礼文，从郊祀、宗庙祭祀直到群臣朝会，以及宴享时器物、服饰的名称和数量，舞蹈、音乐的形式，考察古制，衡量今情，认真求取最为妥当的方案；这些都是三代所散失的、汉唐所遗漏的制度。陛下亲自裁断，几乎全部付诸实行，本来就应当载入典训，与六经并行，成为万世的规范。臣不胜欣幸，希望陛下再次命令诸儒讨论本朝以来的礼制，从《开宝通礼》到近年详定的礼文，把“有司”“仪注”“沿革”依照三礼按类别分门编纂，著成大宋《元丰新礼》，交付太常，颁行于学官，使博士、弟子讲习礼制的大义；或者把它施用于科举，那么数年以后，必定会有精通详备、融会贯通的人才，向上可以符合陛下选拔任用的要求，能够担任朝廷讲议礼制的官员。这样或许能使天下都受到教化，知道礼教所倡导的谦恭和节制，不待专门学习便能随着时势变化而达到和谐盛治，这种局面可以等待实现。英宗即位初年，殿中侍御史司马光上奏论述在后殿起居的札子说：“臣私下看到，国家一向以垂拱殿、崇政殿的安排为便利。皇帝的车驾每天早晨先到垂拱殿，退朝后再到崇政殿。因此，侍从近臣已经在垂拱殿起居的，除非有职事需要奏对，否则不再到崇政殿。近年来，皇帝的车驾隔日才到一次垂拱殿，有司没有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便让学士、待制以及两省官员只赴垂拱殿，而不赴崇政殿起居。近来因为山陵工程尚未完毕，皇帝的车驾不临垂拱殿，已经将近一个月，学士以下的官员于是废止了起居之礼。哪有名义上作为侍从近臣，却一连超过十天不能瞻望皇帝的呢？臣恐怕朝廷的仪制会由此相沿，逐渐更加错误。希望今后凡是皇帝车驾不临前殿，就都令学士、待制及两省官员到后殿起居；如果认为这样太烦琐，那么就隔日举行一次起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日〕 治平元年，司马光任知谏院，又上奏论述军中阶级制度的札子说：“臣听说，治理军队如果没有礼制，威严就无法施行。所谓礼，就是规定上下的分别。唐朝自肃宗、代宗以来，专门实行姑息政策，因此藩镇将帅骄横跋扈，威胁侮慢朝廷；士卒骄纵蛮横，侵凌逼迫主帅；下属凌驾上级，上级失去权威，再也没有纲纪。以至于五代时天下大乱，国运短促，百姓遭受涂炭。太祖、太宗以来的祖宗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圣德聪明，知道天下的祸乱产生于没有礼制，于是制定军中的制度说：‘一级一阶，完全归于服从侍奉的礼仪。胆敢违犯，罪可至死。’于是从上面的都指挥使，到下面的押官、长行等，逐级相承，秩序分明。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没有谁敢不服从。因此才能东征西伐，削平天下，为子孙建立长久宏大的基业。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全都由于这条原则。近年以来，朝廷内外掌管军队的臣僚，往往不懂大体，喜欢施加小恩小惠，以窃取虚名。军中有人触犯阶级制度，他们总是务求宽贷，致使军校大多不敢约束长行，只是一味用好听的话和和悦的脸色，委曲地加以抚慰。甚至懦弱胆怯的军官也形成这种作风，于是使军队行列之间骄纵放肆、悖逆傲慢，逐渐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上级畏惧下级，尊长受制于卑下，这就是所谓下属凌驾上级、上级失去权威的情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听说，圣王施用刑罚，是期望最终达到无需刑罚的境地。如今宽贷触犯阶级制度的人，虽然救活了一个人的性命，却不知道军法一旦不能确立，逐渐形成上下失序的风气，那么所关系到的就是亿万人的性命。臣愚昧，希望陛下特地下诏，申明阶级之法，告诫朝廷内外掌兵的臣僚，命令他们一律遵守祖宗的制度。如果有人敢擅自宽贷，曲意收买众人之心，就严加治罪惩罚，以警戒其余的人。这样或许纲纪能够重新振作，国家基业长久安定。”

译治平二年，司马光又上奏论述濮王典礼的札子说：“臣听说，圣人办事，总是与众人的愿望相同，所以能够在下顺应人心，在上符合天意。《洪范》说：‘三个人占问，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这是说国家遇到重大疑难，就应当由众人共同决定，自上古以来就是这样。臣恭敬地看到，先前陛下下诏让群臣议论濮安懿王应当举行的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多人，都认为应当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前后两次集体议论，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他们之所以这样，是想以礼奉事濮王，以义辅佐陛下。然而政府的意见，却独自想尊濮王为皇考，巧妙修饰言辞，误导迷惑圣听，不顾先王的大典，蔑视抛弃天下的公议，使宗室和外戚亲属都已经接受封赠，而尊奉濮王的礼仪至今独未施行。这正是众人因此郁闷而未感到称心满意的原因。或许陛下担心还不能判明这两种意见的是非，臣请再替陛下把它分别说明。政府说：‘《仪礼》和礼令条文中，五年服制的诏敕都说：“作为别人的后嗣，为他的父母服丧。”也就是出继的儿子，对于所继承的父亲和亲生父亲，都称为父母。’臣考察礼法，认为必须针对具体事情来制定文字，使人能够明白。如今想要说明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为亲生父母服丧，如果不称他们为父母，就不知道应当怎样制定文字。这就是政府欺骗天下人，认为天下人都不懂文字义理。”司马光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臣考察认为：宣帝承继昭帝之后，是以孙子的身份继承祖父，所以尊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却不敢尊自己的祖父为皇祖考，因为祖父与昭帝处于同一昭穆次序。光武帝出身平民，诛灭王莽，亲自冒着箭石取得天下，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是开创基业；即使自立七庙，也还不算大过，何况只是称父亲为皇考，已经是非常谦抑了。如今陛下亲自作为仁宗皇帝的儿子，承继大业，《传》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家庭不能有两个尊长。’如果再尊濮王为皇考，那么又把仁宗置于什么地位呢？政府如果以两位皇帝没有给他们的父祖追加尊号为法则，那还可以；如果说皇考这个称号也可以施用于今天，那么事情和道理就不相同了。假如仁宗还在统治天下，濮王也安然健在，在这种时候，仁宗命陛下为皇子，那么不知道应当称濮王为父亲还是伯父？如果先帝在世，就称伯父；先帝去世，才称父亲。臣料想陛下必定不会实行这种做法。” 按照这个道理，濮王应当称为皇伯，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如今满朝臣子，除非是怀着奸佞之心，想要依附政府、误导陛下的人，都认为称濮王为皇考不可行。那么众人的共同愿望，也就可以知道了。陛下为什么不试着察看群臣的真实心情呢？群臣谁不知道濮王对于陛下是天性所生的至亲？如果只想希求迎合，阿附奉承，不顾礼义而过分尊崇濮王，岂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没有祸患吗？他们之所以小心坚持这一意见，只是不希望陛下失去四海人心，受到万世讥议罢了。由此看来，群臣是忠是佞、是正是邪，是很容易看清的。臣希望陛上考察古代典制，下顺众人意愿，依照礼制尊奉濮安懿王，采用王珪等人的议议，这也是使天意与人心和谐的一件事。” 司马光替宰相韩琦等人上奏论述濮安懿王应当举行的典礼说：臣听说，出于天性的叫作亲，依据人情而制定的叫作礼。虽然要用义来裁制事情，随着时势采取适宜的办法，但亲情必定以恩爱为根本，礼制也不能忘本，这是古今不变的常理。恭敬地思惟皇帝陛下具有乾卦般刚健的德性，拥有离卦般光明的智慧，承受天地神灵的福佑，肩负宗庙社稷的重任。陛下即位以来，仁恩施行，恩泽遍及九族，已经使万国和睦；濮安懿王德行盛大、地位尊隆，理应有尊崇的礼仪。陛下接受先帝遗命，亲自承继圣明统绪，却把国家大义置于个人恩情之前，对此重大事情慎重又慎重，不轻易发令。臣等有幸充任宰辅，确实听闻朝廷议论，认为应当考察古制，约束于礼，依据时宜而合乎人情，使尊崇恩德、扩大仁爱有所依据，或许可以在上彰显以孝治国，在下敦厚民间风俗。臣等恭请下令有司议定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应当举行的典礼，详细处置妥当，及时施行。司马光与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论濮安懿王典礼说：臣等谨按《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呢？因为承受了重大的继承责任，必须用尊贵的丧服为所继承的人服丧。’对于所继承者的祖父母、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都如同自己的儿子；所谓如同自己的儿子，是说都要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仪礼》又说，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一年呢？因为不能同时服两种三年斩衰之服。’这是特别尊重大宗，而降低小宗的服制。又说，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兄弟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呢？’这是因为作为别人后嗣的人要降低为兄弟服丧的等级。由此看来，作为别人后嗣的人既然成为所继承者的儿子，就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圣人制定礼制，是因为尊长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如果恭敬爱护之心分散施于两边，就不能专一对待这一边，所以才这样规定。秦汉以来，帝王中有从旁支入继而承受大统的人，有的把亲生父母推尊为帝、后，都被当时人认为不当，后世也以此讥评。臣等不敢把这些事作为圣朝的法则。何况前代入继者，多是在皇帝去世之后，由人拥立；拥立的主意有时出自皇太后，有时出自臣下，并不像仁宗皇帝年纪尚未衰老时那样，深深考虑宗庙的重任，敬承天地的意旨，在众多宗室中选择圣明之人，把大业授予陛下。陛下亲自作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帝位、承奉宗庙，使天下归于一统。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性的亲情和抚养顾复之恩，但陛下之所以能够背负屏风、端正冠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德泽。臣等愚昧浅陋，不能通达古今，私下认为今日尊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其尊荣达到极致。谯国太夫人、防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制度，这样做确实恰当合宜。

译司马光又论述濮安懿王称为安懿皇伯一事说：臣从道路上的传闻听说，不知道是否属实？有人说朝廷想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假如确实如此，臣私下恐怕认为不可。陛下既然是仁宗的后嗣，按礼就不应顾念亲生父亲。臣先前已经详细说过，不敢再烦扰圣听。如今臣不知道陛下的意思，难道确实想追尊濮王吗？前代帝王从旁支入继，追尊其父为皇帝，从汉哀帝开始，后来安帝、桓帝、灵帝也都这样做。哀帝追尊他的父亲定陶恭王为恭皇。如今如果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正是采用汉哀帝的办法。陛下有尧、舜、禹、汤这些圣王不去效法，却效法汉朝的昏君，这有什么值得荣耀的呢？仁宗的恩泽深入人心，百姓铭刻于骨髓；天下人之所以归附陛下，是因为亲爱仁宗的后代，把陛下视为仁宗的儿子。如今陛下已经得到天下，却给濮王追加尊号，天下听说后，谁不会寒心离意？这样又哪里能获得什么好处呢？父母生育之恩，如同昊天广大而无穷，谁能忘记？陛下不忘濮王的恩德，正在陛下内心，而不在于对外装饰一个虚名。孝子爱敬亲人，就应当依礼祭祀；如今用不合礼的虚名加给濮王并祭祀他，这对濮王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这三件事没有一件可取，陛下却要实行，臣私下对此感到不解。这大概是政府中的一两个臣子，认为自己先前提出建议已经犯了错误、辜负了天下重任，便想苟且掩饰过错、坚持错误，完全不顾这样会损害陛下的德行；陛下听从他们，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失。臣又听说政府的谋划，是想借皇太后的手书来作依据，并且不称濮王为考而称为亲。即使巧妙修饰出各种说法，归根结底仍是辜负先帝的恩德，损害陛下的义理，违背圣人的礼制，失去四海人心。政府的臣子只能自己欺骗自己，哪里能够欺骗皇天上帝和天下人呢？臣希望陛下赶快停止这一议论，不要让消息流传到四方，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臣如今虽然不再担任谏官，但从前已经上奏说明过此事，身为近臣，遇到国家重大得失，不敢不说。治平四年五月，司马光又请求宰臣押班，完全依照旧制。他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五月七日的敕文，依据五月四日的手诏规定：今后宰臣到文德殿押班，春分以后遇到辰牌时分以上，秋分以后遇到辰正牌以上，如果皇帝在垂拱殿处理政事尚未退朝，只令传报宰臣，不再让御史台单独放班；其余日期一概依照祥符年间敕命的指挥办理，永远作为定制。所有此前降下、要求太常礼院详定的文字都不再施行。臣私下看到，历来皇帝在垂拱殿处理政事，等到中书、枢密院以及其他臣僚奏事完毕，春分以后很少有不到辰初的，秋分以后很少有不到辰正的。陛下即位以来，只有最近因服药，曾在辰牌以前起驾入内，其余时候都在辰牌以后。这样一来，从今以后，在没有特别事情的日子里，宰臣将永远不能到文德殿押班了。臣私下认为，文德殿是天子的正衙，宰臣是百官的师长和表率，百官既然在那里举行常朝，宰臣按理就应当押班。这本是前代旧规，自祖宗以来从未改变。如今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除非事情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恐怕不必急于更改旧制。恭请陛下特降圣旨，命令宰臣完全依照本朝旧制押班。如果陛下因为先前已经下过手诏，确实想以时刻加以限制，那么也请允许春分以后在辰牌以上、秋分以后在巳牌以上，依照本月四日的指挥施行；这样还或许可以使这一礼制不至于彻底废止。”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九。《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明代杨士奇等人编撰。礼乐【总论礼制】。宋英宗在位时，程颐代替彭思永论述濮王典礼，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因为把濮王称为“亲”的事情，负责言事的臣子纷纷上奏，朝廷内外议论沸腾。这大概是执政大臣违背、扰乱典章礼制，身边的臣子又不能向陛下陈明道理，才导致陛下圣心疑惑，大义未能明白。臣待罪于宪府，不得不替陛下把这件事辨明。臣私下认为，濮王生育了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为嗣，承继祖宗的大统；因此，仁宗是陛下的皇考，陛下是仁宗的嫡子，濮王是陛下亲生的父亲，按亲属关系属于伯父；陛下是濮王出继出去的儿子，按亲属关系属于侄子。这是天地间的大义、世人共同的人伦，就像乾坤定位一样，不可改变，本来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推动改变的。如果扰乱大伦，人间的伦理就毁灭了。陛下既是仁宗的儿子，那么所谓父亲、皇考、亲，都只能指仁宗。如果再把濮王称为亲，就等于有两个父亲；是非的道理已经清楚明白，不必等到辩论以后才看得出来。然而陛下的圣意一定想这样称呼，难道不是出于陛下极其孝顺的心吗？虽然名分上是出继，感情上却深厚地眷恋本宗；濮王生育了圣上本人，如果称伯父，就和其他伯父没有区别；称作王，又和群臣没有不同。陛下只是想设法尊崇濮王，使他超出一般亲属的等级，仅此而已。这难道是陛下的私心吗？实在是因为这是大义所应当如此，是典礼的正道，也是天下的公论。然而执政大臣不能顺成陛下大孝之心，不懂得尊崇濮王的道理，竟用不合礼、不正当的称号加在濮王身上，使陛下陷于有过失的境地，失去天下人的人心，留下乱伦的罪名。议论政事的臣子又不能详细依据典礼，阐明大义；他们虽然知道称濮王为“亲”是不对的，却不知道替陛下推明对生身父亲的至深恩情，阐明尊崇濮王的正当礼制，使濮王与其他伯父、叔父等同，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陛下内心难以安定、又屡屡违背本心的原因。臣认为，对生身父亲的义理最尊贵、最重大；即使应当专心维护正统，难道就能把私亲之恩完全断绝吗？所以，对所继承的父亲，应以大义为主；对生身父亲，则存乎最深的真情实意。全心尽到父子之道，是大义；不忘本宗，尽到恩义和至情，是人情。先王制定礼制，本来就是依据人情：既彰明大义以端正统绪，又保存至情以满足人心。因此，在丧服制度中，依据恩义区别对待生身父亲，正是说明他与最尊贵者不同于伯父、叔父。这是顺乎人情、合乎义理的正道，即使在父母面前实行，也没有什么嫌疑。至于名称和统绪所系，如果没有区别，就会扰乱大伦。如今濮王是陛下的生身父亲，义理上极为尊贵，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若只称为“亲”，反而有所损害。既然没有益处，又何必这样做呢？“亲”与“父”相同，而之所以不称“父”，是因为陛下以自身承继大统，仁宗皇帝才是父亲；在人伦关系上不可有两个父亲，所以避开“父”字而称“亲”。这就说明陛下明知称“父”是绝对不可行的。既然避开“父”而称“亲”，便说明“亲”与“父”不同。现在奸邪之人用邪说迷惑陛下，说“亲”这一称呼的义理并不唯一、并不正当；他们又说，把“父”的义理取来作为臣下所称，和直接称“父”完全相同，绝对不可。既然不取“父”的义理，那么所谓“亲”的称呼就很轻微。如今宗室中关系疏远、地位卑下者，全都称作“皇亲”，反而把这个称号加在生身父亲之上，臣深恐这不合适。孝道以诚实为根本，却用一个似是而非、没有明确正定的名称，来亵渎尊长，在亲属关系上也不恭敬，义理上危害很大。把“亲”称在仁宗皇帝一边，便有偏向和背离之嫌；从濮王一边去掉这个称号，并不会损害生身父亲的尊重，既没有丝毫小利，反而白白扰乱大伦。臣推测陛下的意思，未必一定要求称“亲”，只是认为如果不加特殊称号，就无法使濮王区别于群臣。臣认为不是这样：推明生身父亲的义理，自然可以表明他不是普通臣下；尽到极为恭敬的礼仪，他的尊贵也就显现出来了。何况应当衡量事情的体制，另行建立特殊称号，关键在于既能充分尊崇，又不违犯礼典。议论此事的人都想用高官和大国加封濮王，这实在不是懂礼之人的说法。先朝所定的封爵，难道是陛下敢于擅自更改的吗？爵位和秩品的命令，难道是陛下敢于擅自增加的吗？臣认为，应当让濮王的儿子承袭爵位、奉行祭祀，尊称濮王为“濮国太王”。这样便有截然不同的特殊称号，完全区别于其他等类；一切礼数都必定符合实际情理。请允许臣举一例作为标准：比如已经设置嗣子承袭爵位，必定要举行祭告，应当说：“侄嗣皇帝某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国太王。”这样既能达到对濮王极度尊崇的道理，又不会对仁宗皇帝造成有二父之嫌，确实符合天理人心；不仅可以纠正今天的事情，还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又恐怕议论者对“太”字有所疑虑，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太”字系在“濮国”之下，与大统并不相妨。如今称“亲”在大义上尚未安妥，言事之臣不断上奏议论；前一批人被罢斥之后，后一批又接连如此。即使台臣不再进言，在职百官也一定会继续上奏。道理不可压制，形势也不可阻挡，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终究难以强行坚持。仁宗皇帝在位很久，天下海内的亿万百姓都受到仁恩；陛下刚继承皇位之初，功德还没有惠及天下，而天下人倾心爱戴陛下，是因为陛下是仁宗皇帝的儿子。如今又听说把濮王称为“亲”，一切有生命之类都会愤懑痛心。天下人不知道陛下孝敬仁宗皇帝的心意已经感通天地，也不知道陛下尊敬爱护濮王，并非有意要把不义加在他身上；他们只看到称号被错误地安排，因此深深怀疑忧虑，认为濮王既然又称“亲”，仁宗皇帝却没有这样的称号，便会自行断绝群情，引发各种异议和喧嚣恐惧。君王的孝道，在于能够得到四海之人的欢心。为什么要用一个不正当而又无益的称号，使亿万人的口舌指斥诽谤，导致濮王的神灵在上界不得安宁呢？臣料想陛下仁慈孝顺，难道忍心这样吗？这都是由于身边的臣子不能替陛下阐明这个道理。神明之道并不远离人情，所以先圣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在世者。”假如仁宗皇帝仍在位，濮王居于藩国，陛下既是他的嗣子，又称濮王为“亲”，那么仁宗皇帝难道不会震怒？濮王难道不会忧惧？这样君臣、兄弟之间必定立即产生嫌隙。若处在陛下的位置上，应当怎样看待这件事呢？神灵如果就在眼前，难道不也是如此吗？由此看来，陛下即使给濮王增加称号，濮王又怎么肯接受呢？伏望陛下深思这个道理，去掉称“亲”的文字，明确昭示天下；这样祖宗和濮王的神灵便会在上天共同欢悦，都将降福保佑陛下，使陛下享有无穷福祉。天下各地的人心都会一致得到安慰喜悦，天下受到德化，人伦自然端正，大孝的声名将光耀万世。那些奸邪之人，为了希求恩宠、巩固宠禄，只替自身谋划，损害义理、伤害孝道，来陷害陛下。如今既然公论如此，他们不免徘徊不定，便千方百计搜求说辞，务求巧加修饰，欺骗蒙蔽圣听，抵挡进言者，希望侥幸使事情得以停止，还妄图保全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