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一

译伏乞差官重检计合修换处，量加功役，其余一切停罢。上以应天变，中以惜国用，下以爱民力，顾不益圣德耶？昔汉文帝惜十家之产，罢露台，史册书之，至今爲美。陛下如能爱数万家之产，以罢此两役，则其美过汉文帝逺甚，臣不胜大幸。」金君卿上奏曰：「臣伏读六月三十日诏书节文，以大水爲沴，应中外臣寮上实封言时政阙失，无有所讳。逺方小臣不能详知国体，惟陛下赦臣进越之罪，留神财择，幸甚，幸甚。臣谨按《五行传》：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伏惟皇帝陛下仁孝之心，格于神明，时享月荐，曾靡有懈，咎谴之来，不应縁此。然臣之愚虑，叅考经传，殆宗庙主器，社稷本根之重，陛下或未之思尔。窃惟古先哲王，虽已大治之后，不能无灾异，惟恐惧脩省，思所未至，爲所未爲，以应天心，则灾异自然而消弭。臣不敢逺引他说，试取两汉近事以明之。若孝景、孝成、光武、孝章之世，冬雷霪雨，日蚀星陨，地震川……」竭之变而能早定，封建固国根本，然后灾变消复，享国长久。陛下睿谋英断，夐髙前古，岂特周旋孝景、孝章之间哉？然比歳已来，日月薄蚀，地震河决，天之告戒不爲不至。陛下恻然引咎归已，故尝避正殿，损常膳，节服御，释系囚，以图消伏。天鉴不回，水沴仍作。故臣愚以爲，宜询访故事，思宗庙主器、社稷根本之重，以谨天戒。臣又闻《汉书·五行志》曰：“地上有水，比吉性不相害，故曰比乐也；而相毁垫沦失之象。”又《易》曰：“君不宻，则失臣；臣不宻，则失身；几事不宻，则害成。”今朝廷大政，言未出口，则已喧传于道上矣。愿陛下超然逺虑，奋干刚之断，诏股肱大臣，早定封建之议，羣小之人无得预闻。否则，臣恐怕“隂下”彼此相互成为蠹贼，侵陵的祸患就从今天开始萌发了。《诗经》说：“敬畏上天的威严，才能在此时保全它。”只愿陛下精心垂注，认真留意，天下人就非常幸运了，幸甚，幸甚。嘉祐二年，齐唐论述交趾进献麒麟一事说：“臣私下见到交趾进献的两头麒麟，臣在道路上见到它们，画下它们的形状，大体是牛的身子、象的耳朵、狗的脚、鱼的鳞。臣谨按《尔雅·释兽》说：‘麏的身子、牛的尾巴、头上有一只角。’郭璞注说，这就是《春秋》中所记获麟之事。又说：‘麠比麃大，牛尾，一只角。’这就是汉武帝在雍地郊祀时所获的麟。又说：‘□像马，有一只角；没有角的叫麒。’这就是元康年间九真郡所进贡的。唐龙朔三年，又有麟出现在介山。又在本朝太平兴国九年，岚州进献一头野兽，有一只角，形状像鹿，没有斑纹，角的顶端有肉，性情十分驯善，当时认为是祥麟，便上表称贺。臣根据前代典籍考察，那么麒的形状像马，麟的形状像鹿。况且麟、凤是四灵，是国家最大的祥瑞，天下都会称贺，青史也会详细记载。所以唐朝曾因祥瑞改元，汉朝曾以祥瑞命名书阁；太平的祥瑞，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深切听说，这头野兽与书籍史传中所记的很不相同，关在槛车中，竟与大象相撞；它所吃的草木，也都是中国没有的。万一它不是祥麟，而是海外另有名称的怪兽，那朝廷几乎就要被蛮夷欺骗了。况且交趾以进献麒麟为名，私自携带的货物不少；经过各州县时，负责供应、护送和运输的差役，动辄多达几千人，一直到京城，民间耗费不下百万。” 岭南一带的百姓，按例都贫弱，只得典当、出卖产业来供给公家费用。倘若经图籍比对、查验确实是祥瑞，属于圣朝的瑞应，那么当然不怕劳累百姓，以成就一代盛事；如果果真不是祥瑞之物，难道可以因为一头无名怪兽，就使一路百姓陷于困苦吗？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处于至尊、登临帝位，已经将近四十年，焦心劳神处理万机，爱惜百姓，实在应当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有休息的机会也不要自称休息。不要因为所役使的人数少、事情细小，就忘记周武王接受旅獒而受到的告诫；不要因为要安抚怀柔远方风俗，就忘记汉文帝拒绝进献骏马的话。过去西汉因鹖雀飞入官府，便把它当作瑞鸟；隋文帝喜好祥瑞，有野雀聚集在宫中，便因此改名仪鸾殿，受到当时人的讥笑，并给史书留下羞辱。以这些事作为鉴戒，本来就应当审慎详察。臣伏请陛下召集、访问博学多识的大臣，遍查瑞图中所记载的内容，确实有相符的证验后，才可以进献。如果事情果真不实，就应当立即停止，以宽解一方百姓的弊害。臣一向见闻少，缺乏通达的见识，如果进言不被采用，便默默守着常规罢了。倘若一句话能有一点点补益，一项举措能稍微使疲病的百姓得到保全，那么臣退下后即使甘愿受鼎镬之刑，死上万次也无所逃避。臣因不胜惶恐，越职进言论事，俯伏等候治罪。” 嘉祐四年，连续三个早晨发生日食，秘书省校理吴及上言说：“日食，是阴气侵凌阳气的警戒。落实到人事上，就是臣下凌驾君上、妻子压制丈夫、四方夷狄侵扰中国。如今大臣没有姑息纵容的政务，不属于臣下凌驾君上；其中的过失，在于陛下默然无言地临朝，使阴邪之人没有完全屏退。后妃没有专权横行的家族，不属于妻子压制丈夫；其中的过失，在于陛下左右的亲近宠幸之人骄纵而没有节制。边境没有忧患，不属于四夷侵扰中国；其中的过失，在于将帅任非其人，被敌人轻视。” 嘉祐六年，京城发生大水。知谏院杨畋上言说：“《洪范》五行传说：‘怠慢宗庙，水就不能润泽下行。’又说：‘听取政事不能聪明明察，它的惩罚就是水灾不断。’去年夏秋交替之际，久雨损伤庄稼，澶州黄河决口，东南数路发生严重水灾。陛下即位以来，能够容纳接受直言，并不是听政不聪明；以孝道侍奉亲属，也不是怠慢宗庙。然而灾异屡次出现，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处理万机、听取政事，必定有审察不周的地方；七庙祭享，也必定有不合礼顺的地方。希望陛下深思并加以纠正。”于是将他的奏章交下，礼官和两制共同考察议论。

译判礼部司马光上奏《论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说：臣恭敬地看到，近世以来每当发生日食的变异，历官都先把日、月、时刻以及被食的分数详细奏报。到了日食当天，有时被阴云遮蔽，有时日食没有达到所预报的分数，公卿百官却都奉表称贺，把它当作大庆。臣愚昧地认为，太阳照耀的范围遍及华夏和夷狄，云彩遮蔽的范围却极其狭小。如今如果太阳确实亏缺，只是被浮云遮住，即使京城看不见，四方一定会有看见的地方。这正是上天极其深切的警戒，不可不察。臣听说汉成帝永始元年九月发生日食，四方看不见，京城看得见，谷永认为这是沉湎于酒，祸患在内。永始二年二月发生日食，四方看得见，京城看不见，谷永认为百姓已经困乏竭尽，祸患在外。臣愚昧地认为，谷永所说似乎还没有合乎天意。四方看不见、京城看得见，祸患还浅；四方看得见、京城看不见，祸患就渐渐加深了。太阳象征人君，上天的意思仿佛是在说：人君被阴邪之人遮蔽，灾祸和邪恶已经明显显现，天下都知道处境忧危，唯独朝廷不知道。由此说来，人主尤其应当侧身自戒自惧，忧虑思念社稷，可群臣却开始相互率领着称贺，难道不可以说是上下互相欺骗、蒙蔽，欺罔上天的谴责吗？” 又有日食没有达到预报分数的，是历官推算术数不精，应当治他们的罪，也不是值得称贺的事情。臣伏望陛下明白敕令有关官司：如果六月一日又发生日食的异象，或者四方看得见而京城看不见，或者日食没有达到预报的分数，都不得奉表称贺，以此加重对皇天震怒的敬畏，那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任职礼部，掌管群臣庆贺的章表，不敢不说。英宗即位后，司马光任殿中侍御史，请求体察京西、陕西灾伤的奏状说：臣私下听说京西、陕西两路，自夏末以来非常少下雨，秋田收成较好的，所收也不过五成，枯旱严重的地方所得尤其微薄。然而主管官司有的只顾搜刮聚敛，百姓申诉旱灾也不肯受理接纳；道路上哀号声不断，怨恨责骂很多，已经有百姓流离迁徙到别处求食。何况这两路前些时候供应修筑山陵所需，百姓最为劳苦，朝廷尤其应当优待抚恤。伏望特别降下诏书，命令两路查访、体察所有受灾的地方，加倍存问安抚，宽免租税。若有压制、堵塞旱灾诉状而不肯收受的，严加谴责，使困穷百姓有地方申诉。” 治平元年，司马光任知谏院，请求皇帝早日出行祈雨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见权御史中丞王畴等人建言，请求陛下遵循宋真宗的旧例，亲临各寺观祈雨。朝廷虽然采纳了他们的请求，但商议、选择日期已经超过十天，到如今车驾还没有出发。众人疑惑，都说这件事恐怕会中途停止。臣愚昧地私下认为，陛下登基已经超过一年，京城百姓还没有听到皇帝车驾随从的声音。加上此前圣体不安，远方之人妄自制造事端，讹言至今没有平息。如果听说车驾一出，远近之人就会释然，没有不欢悦喜庆的。何况现在春天少雨，麦田枯旱，禾苗种子还没有播下，仓廪空虚，乡里百姓饥饿忧愁。陛下是百姓的父母，应当与他们共同承担忧劳，向群神祈祷，怎么可以安然旁观而不感到忧愧？况且诏命已经下达，四方都已听闻；如果又拖延很久仍不出发，那么道路上的人只会更加猜疑困惑，还不如当初根本没有提出这项议议。况且王者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所以称作乘舆，有时称作行在。如今车驾只是暂时出行，近在京城之内，又何必拘泥于瞽史之言，反复选择时日，却忘记万民朝夕之间的急迫需要？这恐怕不是成汤在桑林祈雨、周宣王作《云汉》诗所体现的意思。” 臣愚昧地伏望陛下从圣明的意志出发，在一两天之内让车驾早日出行，为百姓祈雨，以满足朝廷内外众人翘首以盼的愿望。” 治平二年二月，知磁州程珦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认为近年来水灾造成了灾害。八月庚寅日下大雨，诏令中外臣僚都可以上密封奏章，陈述时政的缺失以及当今世事的利弊。这大概是皇帝陛下继承祖宗大业，严肃恭敬地对待天命，内心极其警戒畏惧的表现。天下士民敬闻这番德音，假如有所见闻，谁不愿披露忠心、倾吐诚恳，上达天听？臣虽然极其愚昧，官居省郎，职责又在于治理一郡，怎敢不竭尽微薄诚意来响应明诏？只希望陛下宽免臣狂妄轻率的罪责，并赐览察，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听说水灾、旱灾，是阴阳不和造成的；阴阳不和，又是政事导致的。因此从前的贤明君王，一旦遇到灾变，就一定警戒恐惧，反省自身的过失，思考政事的缺漏，广泛征求众人的意见，寻求符合天心、招致和气的方法，所以能够消除灾异，长久保持兴盛太平。过去商王中宗时出现桑树、楮树生长的祥瑞，高宗时出现野鸡鸣叫的异象。两位君王因此感到恐惧，修明政事、推行德行，终于使王道复兴，后世百代都称颂他们的圣明。如今陛下继承帝位之初，接连几年发生阴气造成的灾害，圣心惊惧，特地下达明诏寻求政事缺失，这确实是圣明的作为。” 然而臣考察近古以来，责己引过的诏书、改过自新的言语，世代都有；如果人君不是出于至诚，天下人只会把它当作空话，怎么还会有像商朝中宗、高宗那样在王道衰败之后使其复兴的功绩呢？臣希望陛下借这次上天的警戒，振作起来推行善政，思考商宗真实的美德，以后代虚饰的做法为鉴；这样不但能消除、恢复今日的灾害，还将永远保全宏大的基业。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询问时政缺失、当世利弊以及能够帮助百姓的事情，应当尽心陈述，不要有所避讳。臣私下认为，天下的形势中最紧急的，是关系安危、治乱的关键。至于指出一项政事的缺失，陈述一件事情的利弊，那只是小小补救，不足以挽救当世的弊病，也不能符合陛下勤勉求治的意旨。所谓安危治乱的关键，臣请分条陈述其大端。所谓安定而有治理，是朝廷有纲纪，权力有统摄，各种官职和事务的治理，就像网有纲、衣有领，提纲挈领便有条理，放下也不会紊乱。郡县官员任用得人，职事便能修治；以正确的方法施行惠养，朝廷的政令教化能够向下通达。百姓安居乐业，衣食充足而有保障，心里懂得孝悌忠信的教化，率领他们容易听从，使他们劳作也不怨恨，内心归附君上，稳固而不可动摇。”

译教化施行、政令严肃，没有奸邪、盗贼的忧患；即使有，也不足以成为忧虑，因为已有消灭它们的准备，而没有应对不及的忧患。百姓之心和谐，阴阳顺调，没有水灾、旱灾、虫灾、螟灾；即使有，也不能造成危害，因为仓廪充实，府库充足，上面官府的用度有保障，下面百姓的粮食也充足。武备修治，威势声望振作，蛮夷戎狄没有敢不服从的；即使有，也不足以成为忧患，因为铠甲兵器精良，储备丰足，将领善于谋划，士卒平素训练有素。这六项，就是所谓安定而有治理。如今的情况全都与此相反。朝廷的纲纪松弛涣散，无法总摄，根本既然如此，治理从哪里产生呢？郡县官员的选任不合方法，调换频繁，即使称为有才的人尚且未必能胜任职务，何况平庸之人呢？因循常规、苟且求安，渐渐形成风俗，世人都把它当作当然。政治废弛混乱，百姓困苦，朝廷即使有恩惠，谁能把它宣布传达给下面呢？与朝廷共同治理天下的就是这样的人，天下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百姓日益贫困紧迫，徭役繁多、赋税沉重，剥削不停。天下户口虽然很多，但能够自给自足的人越来越少。主管牧民的人只是办理事务，并没有师保在旁辅佐；他们对善恶、勤惰、趋利避害的判断，有时昏昧而反其道而行；不顺应百姓本性，反而使他们困顿、陷入困境的办法，也不止一种。” 百姓没有生计，只能苟且度过岁月；把他们引导到治理的道路上就很难使其服从，率领他们去做坏事却很容易动摇人心。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到了这种地步，国家怎么能没有百姓的生计？困苦到了极点，祸乱的念头就会产生；百姓没有逐渐受到善的教化，一想到获利，心志就会动摇；一有机会，奸邪就会萌发；被寒冷和饥饿逼迫，就会成为盗贼。如今幸而没有大的事故，尚且只是苟且求安；假如遇到大饥荒，或者有重大的劳役，奸雄一声号召，各地一定都会响应。现在无事之时尚且担心力量不能制服他们，何况劳扰频繁、事务繁多的时候呢？天下的安危，实际就系于此。保全百姓的方法，以粮食为根本。如今从京城直到天下各地，按平常的用度计算，大都没有超过三年的储蓄。百姓困乏空虚的地方就更严重了。拿有一万户的城邑来看，储蓄丰厚的百姓百家中不过两三家，衣食困乏的十家中有六七家。统合比较起来，天下财力空竭的情况就可知道了。丰年乐岁，饥寒仍可在道路上看到；一旦一种谷物歉收，就会导致百姓流转迁徙。突然有方圆数千里连续数年的水旱灾害，不知道拿什么来应付。内部奸盗蜂拥而起，外部边疆又乘机侵扰，即使想要处理，也无可奈何了。敌国的强盛，古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每年输送金帛来修好，但和好不值得依靠；竭尽天下财力养兵，但军队却不够使用。” 还幸亏两个敌国没有谋略，满足于小利而忘记大利，所以我国得以缓解朝夕之间的急迫。如果它们联合而来，就一定会兴兵数十万，驻扎在边境；粮饷不能接济，财用不能充足，将用什么来应付呢？至于骄惰的军队，即使没有溃败逃散的祸患，日久相持，最终也会有消耗困竭的忧虑。又何况征收赋税、发动民力，百姓不断流亡；饥荒、忧愁和怨恨滋长，奸雄竞相起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国家的兴衰就可以知道了。这样看来，天下的形势究竟是安定，还是危险？以上这些方面都存在危亡的忧患，而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是不知道朝廷的制度安排能够使它如此，还是上天偶然眷顾呢？偶然的幸运，难道可以长久吗？先皇帝仁德极其深厚，感通天地，使这种局面保持到今天；时间已经很久，进言的人也已经很多，朝廷于是认为这些事情果然不值得忧虑，可以永远如此，只需姑且维持罢了。即使听到极其深切、极其恳切的话，也不肯为之动心。唉，给天下留下祸患，难道一定就是由于这个吗？如今天下还没有发生大事，朝廷应当赶快思考挽救时局的方法；否则臣恐怕因循拖延岁月，等到此前所陈述的事情一件件发生时，就已经晚了。普通人家有一百金的财产，子孙守护它尚且不敢不放在心上。” 陛下继承祖宗的大业，难道可以不害怕吗？如今谈论当世事务的人，一定会说首先应当做的是：宽免赋役，劝勉农桑，充实仓廪，防备灾害，修治武备，彰明教化。这些确实是重要事务，但仍然没有认识到根本。臣认为最应优先办理的有三件，请为陛下陈述：一是立志，二是责任，三是求贤。如今即使采纳好的谋略、陈述善策，如果君主的志向没有先确立，难道能够听取并采用它们吗？君主想采用它们，如果不把责任交给宰辅大臣，又有谁来承接并施行呢？君主和宰相同心协力，如果不是贤者担任职务，难道能够施行于天下吗？这三件是根本，具体施行事务是它们的作用。有了根本，就不怕没有作用。这三件之中，又以立志为根本。君主志向确立，天下就能得到治理。所谓立志，就是以至诚专一之心，以圣道自我担当，认为圣人的教训一定可信，先王的治理一定可以实行，不拘泥于眼前的规制，不被众人的议论迁惑，一定期望使天下达到三代的盛世，这就叫立志。一个普通人，如果立志不坚定，就不能修养自己，何况面对天下之大，如果没有像天一样刚健的精神，怎么能治理天下呢？自古以来的人君，谁不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然而有的想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有的开始锐意进取却不能坚持到底，有的安于长期积累的弊病而不能改变，有的被众多议论迷惑而不知道应当采用哪一种。” 这些都是因为立志不坚定。臣观察朝廷每有善政，很少能够坚持守行，有时虽已施行，天下却不服从。请举近年一两件事来说明：朝廷认为如今任用人才从来没有真正选择，只是一概采用荐举的既定格式，担心被荐举的人不能胜任。因此下诏告诫此事，并非不够反复恳切，然而负责任用的人却像没有听见一样。陛下认为今后所荐举的人果真能得到合适者吗？与过去相比，曾稍有不同吗？又认为守令频繁更换会妨害治理，于是下诏让监察官员举荐那些有善政的守令，使他们得以继续任职。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有人响应诏令，难道天下的守令竟没有一个有善政吗？如果确实没有，朝廷对百姓的亏负不是已经太严重了吗？既然认为善政应当施行，为什么不使天下奉行，以显示它的成效？如果说不是不想坚决推行，只是无奈天下不肯服从，那么这就是政令不能实行了，将拿天下怎么办呢？这也只在陛下自己。假如陛下的志向先确立，振奋英明决断而一定推行，即使强大的诸侯、跋扈的藩镇，也将震惧，不敢违抗，何况郡县官吏呢？因此臣希望陛下把立志放在首位，像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以先王的治理为法则，考察经典的教训，坚定相信并努力实行，挽救天下深重而积结已久的弊病，为百姓谋划长久的安定，不要把改变旧弊视为困难，不要被众人的议论迷惑，那么三代的治理就可以希望在今日实现了。”

译如果说人君所做的事情不可以轻易改变，改变后有时会造成危害，那么大臣的看法并不是这样。考察古代而实行，并不是为了轻易变更。纵观前代史书，自古以来，难道有遵循先王之治、考察经典训典、将要大有作为却反而导致失败混乱的吗？只有行动不以古代为师，苟且求安、沿袭弊病，最终走向危亡的，才很多。事情有明确的事实根据，没有什么可疑的。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疏远卑微就轻视臣的言论，这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所谓责任，是说天下广大、百姓众多，不能由一个人独自治理，必须依靠贤能的辅弼，然后才能完成天下的事务。自古以来的圣王，没有不把寻求并任用辅相作为首要事务的。商王高宗初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才，便恭敬沉默，不轻易发言，因为没有比这更应当优先处理的事情。等到得到傅说并任命他时，就说：‘治理国家如同渡河需要舟楫，干旱年份需要及时的霖雨，调和羹汤需要盐和梅。’君臣相互依赖倚重到这种程度，这就是圣人任用辅相的方法。谋划任用辅相的方法，以谨慎选择为根本。选择谨慎，所以了解得明白；了解明白，所以信任深厚；信任深厚，所以任用专一；任用专一，所以礼遇优厚、责任重大。选择谨慎，就一定能得到贤人；了解明白，就能仰赖他成事而不疑虑；信任深厚，对方就会献出真诚；任用专一，就能使他充分发挥才干；礼遇优厚，他的礼貌地位尊贵、权势也重；责任重大，他自我担当的心情迫切，功业就能成就。因此应当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以对待师傅的礼节相待，与他坐下来讨论治国之道，把天下得到治理、阴阳调和的责任交给他，这样被任用的人自然会明白自己的担当。礼遇尊崇而任用专一，责任深重而权势重大，他就会挺身而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能够胜任职务。即使有奸邪、谄媚、巧诈、佞幸之人，也知道君臣交情深厚而无法离间、权势重大而不可动摇，最终也会收敛邪谋，归附正道。后世任用宰相却不是这样：开始时选择不谨慎，所以了解不明；了解不明，所以信任不深；信任不深，所以任用不专；任用不专，所以礼遇不厚，责任也不重。选择不谨慎，就得不到合适的人；了解不明，就会使用他时犹豫；信任不深，对方心怀疑虑；任用不专，就不能让他尽展才能；礼遇不厚，他的权势轻，容易受到动摇；责任不重，他就不能胜任职务。因此任用他不能尽其诚意，待他又不给予相应礼节，使他像小吏文书一样奔走办事，处理繁杂的文案，做下属官司的事务。被这样任用的人知道君臣交情不深、自己的权势轻，行事常有顾忌，不肯竭尽全力；上面害怕君主心中怀疑，下面又担心群臣议论夺去自己的职权，因此畏缩不前，不敢有所作为，只求因循常规来保全自己罢了。” 君子不愿处在这样的地位。奸邪之人也知道他容易被动摇，天天窥伺机会。像这样，他怎么能自己担当天下的重任呢？如果说不是任用困难，而是了解人才最困难，那么又凭什么了解他的贤能而任用他呢？一旦错用了人，国家的治乱就系于此，这正是人君感到困难的地方。臣认为，了解人确实很难，但也取决于选取人才的方法怎样。皋陶向舜帝谋划政事时说：‘在于了解人。’禹叹息认为很难，等到皋陶陈述九种德行，记载各种表现时，又说：‘这样就可以取得功绩。’因为询问行为、考察事实，人怎么能够隐藏呢？纵观前代史书，自古以来，难道有践行正道的人，孝行闻名于家乡，品行显著于乡里，德行被朝廷推重，节操在事情中表现出来；他的言论合乎圣人之道，行为践履符合经典教训，等到任用于朝廷后，反而导致败乱的吗？如果依据这些来求取人才，难道还会有差错吗？至于人君认为某人贤能而任用，最终却在政事上失败，古代也很多。考察其原因，大概是选取人才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大多只是某一句话、某一件事合乎自己的心意，便认为他有才而任用，竟不按照前面所说的那样考察始末、核验名实；这样导致伤害百姓、危害政事，不也是应该的吗？四海这样广大，从来不缺少贤才；如果确实能够广泛寻访出身低微而被埋没的人，真诚地降低身份以礼相待，按照正确方法求取人才，即使是皋陶、夔、伊尹、周公那样的人，也一定可以得到；有贤德、有志于道的人，都可以得到任用。” 希望陛下像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既然坚定了求治的志向，就把把责任交给宰辅作为首要事务；以尽厚的礼节待他们，以尽诚的态度任用他们，以尽职的要求责成他们。不要担心他们不做，而要担心他们不能做；不要担心他们不能做，而要担心他们没有机会做。因为不做的人可以责罚，想做却不能做的人可以勉励使其做到，只有没有机会做才是问题。所谓没有机会做，是君臣志向不能相通，对方心怀顾忌而不肯竭尽全力；这正是没有掌握好对待、任用大臣的方法。如今执政大臣，都是先朝所选，受到天下重望，陛下只要对他们负责、任用他们罢了。臣希望陛下召见宰执大臣，从容询问：如今天下的事情，究竟是安定还是危险，是治理还是混乱？应当维持现状来度过岁月，还是应当有所作为来挽救弊病？如果说应当有所作为，那么希望陛下向他们表明一定实行的意旨，询问应当施行的政事；应当审慎思虑并努力施行，时机不可错过，事情不可迟缓。如果说不是不想做，而是担心不能做到，那么天下如此广大，难道没有贤德之人可以礼敬询问吗？朝廷之上，难道没有英俊杰出之人可以讨论吗？有先王的政事可以考察，有经典的教训可以取法，道路难道很远吗？不在别处，只在君臣同心协力，勤勉求取并努力实行罢了。” 如果说不应当妄自作为，只需姑且守住常规，那么陛下应当深思并明辨。唐文宗时期，大权逐渐被夺，天下将要混乱，牛僧孺却欺骗他说天下已经得到治理，史书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可以作为明白的鉴戒。如今陛下圣明，执政大臣忠诚贤良，没有这样的事情。伏愿陛下不要因为臣疏远卑微就轻视臣的言论，这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所谓求贤，就是古代圣王能够使天下得到治理，没有别的办法。朝廷直到天下，公卿大夫、各级官员，都能够称职罢了。怎样才能使他们称职？只是贤者居于相应职位，有能力的人担任相应职务罢了。怎样才能得到贤能之人并任用他们？只是寻求人才有正确的方法罢了。即使是天下平常使用、容易取得的东西，也没有不寻求就能得到的。金子生在山中，木材生在森林里，如果不是工匠采掘砍伐，就不能成为有用之材。何况贤能之士杰出于同类，并不像山林中的物产那样广泛繁生、没有穷尽；如果不是人君以正确的方法搜寻选择，怎么能得到并任用呢？自古以来国家设置官职、任用官吏，没有不选取人才的。只是看选取人才的方法怎样罢了。如今选取士人的弊病，议论的人也很多，臣没有时间逐条分析，大体上说，以投递姓名、自我推荐以及记诵文章、讲求声律为取士方法，并不是求贤之道。”

译求取人才不依循正道，得到的就不是贤者；间或得到有才之人，也只是碰巧侥幸，并不是因为了解他的才能而选取他。朝廷的选拔任用全都出自这种途径，竟不担心贤能俊杰被遗弃在下位。难道天下真的没有被遗落的贤才吗？还是即使有，朝廷也姑且只在上面守住成法，认为不值得放在心上吗？又或者认为科举取得的贤才已经足够治理国家，不会缺乏人才吗？臣认为，造成天下今天的弊病，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用今天选举人才的科目，采用今天升进任用的方法，却想得到天下贤才、兴起天下之治，这就像车子的方向朝北，却要到南方的越国去，距离不是太远了吗？臣希望陛下像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既立下求治的志向，又思考责任宰辅的方法，就把求贤放在首位。假如不先得到贤才，那么即使陛下焦心劳思，又将施加到哪里呢？如果确实得到天下贤才，把他们安置在朝廷，那么陛下垂衣拱手、少加作为，天下也会得到治理。这就是所谓为求贤而劳苦，得到人才后便安逸。纵观前代史书，自古以来，称得上治世的君主，有不把求贤作为要务的吗？有拘谨地守着常规，只凭一般任用人才的方法，却能达到大治的吗？国家的兴盛，有不是由于得到合适人才的吗？由此说来，任用贤才的成效，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如果说不是不想任用贤才，而是苦于求取贤才困难。” 臣认为不是这样。凭借人主的权势，心中有所向往，天下就会像风吹草偃一样随从。假设是珍禽异兽、瑰宝奇玩，即使是遥远异域所有的、深山大海所产的，只要君主心中想要，没有不能得到的。因为上面的心有所好，下面就会动用天下的力量来奉献。如果把喜好贤才的心保持到这个程度，那么哪一处幽深的岩穴不能寻访？哪一处深山密林不能找到？所担心的只是喜好贤才不够坚定罢了。人君任用贤才，也要依靠公卿大臣推举、援引、荐达的力量。如今朝廷从来没有真正求贤，公卿大臣也不把求贤取士当作要务，彼此争相引荐同类，这种情况世所罕闻。访求道术、寻求老师，被显贵之人视为可耻。大体都认为自己任用自己就可以了，士人还能有什么补益？如今世上没有贤才，求取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像周公那样圣明，他自己担当事务已经足够，尚且急切地求取贤才来辅佐自己。凭他的圣明，又喜好贤才，了解人才也明察，按理说天下贤才都应当为他所用，不会有被遗落的；可是他仍然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唯恐失去天下的人才。后世之人才干不及周公，却自认为已经足够，不求贤才来辅佐自己。由于不求贤才且识人不明，按理说贤才处于下位的应当更多，却反而说天下没有贤才。唉，他的用心与周公是多么不同啊！” 想要他们帮助皇上的圣明照察幽隐之处，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也只取决于上面的作为。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把求贤作为要务，常常担心天下有被遗弃的人才，那么朝廷之上推举贤才、援引能人的人就提拔任用他们，蒙蔽贤才、只顾自任的人就疏远排斥他们。这样天下自然会仰慕风气，从下到上，谁不会把彼此争相推荐看作善举，把荐举人才看作急务？搜寻选拔既然广泛，即使只有小才、微小的长处，也没有隐藏不显的。这样一来，士人的地位更加尊贵，操守更加坚定，知道羞耻而止恶，风俗教化也更加淳厚。得到了天下的贤才，天下的治理便不足为难了。如今世道人情浅薄，近来的积习已经形成风俗。朝廷进用人才，如果只是遵循常规，即使选取成百上千人，成批任用，庸劣恶人混杂其中，也从不认为不对。假如偶尔破格选拔一个贤人、一个有善行的人，众人便寻找细小的差错，议论喧嚣沸腾。真宗提拔种放、先朝提拔范仲淹，就是这样。若不是君主内心笃信，怎么能免于疑惑，反而自认为有过错呢？这正是非常规的举措长期不能实行的原因。臣近来看到陛下不通过言官荐举，破格提拔范纯仁，把他置于言路，这在当今世上是非常的举措。范纯仁是名臣范仲淹的儿子，有才名，在朝任职的人多称说他的才能；陛下提拔他，是恰当的。” 然而臣希望陛下自信而不要疑惑：范纯仁如果果真贤能，就是陛下知人明察；如果任用他却没有显著成效，也可以说：‘我费心任用人才，即使还没有取得成效，对天下也没有什么惭愧了。’假如他在职务上大为失败，也可以说：‘这是我的过失。’此后应当更加致力于选择人才，以期得到合适的人。大概选拔十人能得到五人，人才就多得用不完。求贤而有所失，尚且胜过根本不求。如果真能保持这样的心意，何必担心得不到贤才呢？当陛下任用范纯仁时，有见识的人都很高兴，唯独臣感到忧虑。为什么呢？陛下刚刚奋发作出英明决断，破格任用一个人，恐怕稍有差错，便压抑圣心，认为专门遵守常规就可以没有过错，不再把破格选拔放在心上，那么天下还能有什么希望呢？这只在于陛下自己自信而不疑罢了。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疏远卑微就轻视臣的言论，这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前面陈述的三件事，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臣不是不知道兴利除害的方法、安定国家救助百姓的办法、边境防御的策略以及教化根本的议论，可以为陛下陈述；只是这三件事不先实行，其他话就只是空谈。三件事已经实行，就不必担心没有具体方法。希望陛下把社稷放在心上，把百姓放在念头中，以苟且求安的弊病为鉴戒，思考万世长久的策略，赐予省览，察知臣深切的诚意。” 万一对陛下的圣明有丝毫补益，臣即使受到妄言之罪，也没有什么可后悔怨恨的。过去贾谊向汉文帝陈述治乱之道，汉文帝不能采用，到了百世之后仍被人讥议、认为是过失。陛下不要使后人看待今日，像今天的人看待过去一样，那天下就再幸运不过了。臣狂妄浅陋的言论，只希望圣明的陛下裁量宽恕。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责备自身、引咎自责，并广泛询问群臣，由此可以看出圣德达到了极点。臣听说阴阳调和，风雨就按时到来；王道端正，各条河流就能顺理流通。五事不能修治，万物就不能顺利生长，灾害便由此发生。这说明政事教化能够通达天地，显现的效验是可以相信的；上天用灾异告诫人君，是希望人君恐惧警醒，修养反省，振作起衰败松弛的政务。如果人君懈怠荒废，不更新自己的德行，对外没有保全百姓的考虑，对内没有应对灾变的实际行动，那么罪咎惩罚接连而来，危亡也会降临，实在非常可怕。现在秋令渐深，按理说湿气雨水应当止息，可是连绵大雨突然降下，泉源涌溢，冲毁房屋，使百姓受水淹没而死亡。京城出现讹言，几乎导致发生动乱，确实是异常的变故。陛下即位之初，政事没有过分之举，灾害却突然发生，大概是人们长期郁积的怨愁之气聚集成阴气所造成的。上天深深爱护陛下，所以用这种方式谴责告诫，不能不寻求它的根源。臣谨按《洪范》说：‘恭敬，按时降雨；狂妄，也会长久下雨。’所谓恭敬，是容貌恭谨；所谓狂妄，是行事荒妄。居于上位，言语行动一定要谨慎，谋划考虑一定要审慎，号令一定要守信，赏罚一定要恰当。只要有一项妄为，灾咎的征兆就会随之应验。《五行志》说：‘怠慢宗庙，废弃祭祀，水就不能润泽下行。’”

译水属于北方，是万物终结、收藏的地方；神道处于阴位，崇尚安静。恭敬庙祀祭祀，是为了彰明孝道。最近濮安懿王一事，起初议论有人想要让他与仁宗相比、享受同等尊崇，最终却停止追封，连燕王的旧例也没有达到。礼制失去适中，孝道又不足，这也近于怠慢了。《京房传》说：‘百姓饥饿却不减省赋役，叫作泰，灾害就是水。’意思是下面百姓饥荒，上面就应当减省用度。去年冬天直到今年春天，许州、颍州等郡发生严重荒歉，而上面还有许多不急需的用度，后苑又有过度精巧的工程，应当裁减这些事情以崇尚俭约；量入为出、根据收入制定用度，正是今天应当做的。又说：‘阻塞、排斥有德之人，灾害就是水。’这是说有德之人被阻隔压制，不能得到任用。如今官员没有经过试用考察便任职，名声与实际不相称，贤人和不肖之人混杂在下层；何况皇帝在便殿召见、详细延访的人，无非是藩王府邸旧日的属官，清要仕途上的进用，也都出自权臣门下。忠良之人难道不会离心吗？古代依据功绩举荐贤人，于是各种教化都能成就，祥瑞也明显出现；依据毁誉来取舍人才，所以功业废弛，灾异到来。这些都是前代已经验证过的明白事实，陛下应当恭敬谨慎地反复思考，挽救纠正其中的过失，也许可以消除并恢复正常。可是陛下已经侧身恐惧，悔过之诚意深切，正在留意辅臣，代替上天治理万物。” 阴阳不顺，风雨不按时到来，灾变发生在下面，造成时政缺失，罪责将归于谁呢？臣充任掌管监察法纪的官员，没有对陛下的圣明有所补益；朝廷纲纪衰败松弛，时政存在缺失，都是臣的缘故，罪在不赦。诏命既然下达，居官任职的大臣没有不竭尽忠诚、用尽思虑，来仰承陛下询问的。希望陛下不厌倦地省览这些言论，其中有可以采用的，就克制自己而实行。一天比一天谨慎，不断更新盛德，整顿治理的措施，暗中防止百姓的疾苦，感召和气，以此堵塞灾变的来源。如果说福祸只是命数，治乱只是形势，四位辅臣都贤能，各类官员也都举职尽责，却不追究人事，把一切交给天理，那么臣恐怕天心仍不响应，灾害之气又会复发，人心动摇，国家就会倾覆。臣愚昧的言论不知触犯了什么忌讳，唯愿圣明加以察看。” 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应诏论水灾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乙未诏书，因水灾的变故责备自身、体恤万物，并广泛询问政事得失；大禹、商汤引咎自责，汉文帝恭谨约束自己，也不过如此。臣恭敬地看到，自古人君失德，必定都有嗜好偏执、深重而难以改变的行为，用来妨害政事。有的喜欢征伐，有的喜欢田猎，有的喜欢声名，有的喜欢巡幸，有的喜欢营造宫室。因此臣下的言论无法传入，人君的过失始终不能改正，上天便降下灾异来使人君警戒恐惧。像汉文帝那样贤明、唐太宗那样明察，也都不能避免这种牵累。伏惟陛下继承大统，到现在已经三年，勤勉修好邻国关系，屏弃珍玩，减少后宫冗员，停止不急需的费用，早朝晚退，一天比一天谨慎；以上几方面竟没有一项出现过失，可是天变却大到如此严重。臣私下思量，这大概不是出于陛下圣躬本身，而是政事有所失误造成的。臣得以为陛下详细陈述其中道理：上天告诫人，不能总是反复絮说，而是经常用相类的现象来显示。如今雨水造成的祸患，甚至进入宫城，毁坏房屋，杀人害物，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灾害。从人事上说，就是君主软弱、臣下强盛，也就是阴气胜过阳气。” 四方夷狄图谋侵扰中原，盗贼危害平民，这也是阴气胜盛的表现。臣虽然愚昧，但为了防备陛下破格提拔臣，早晚为陛下讲求思考当今的事势和今日应当采取的措施，认为没有比以下八件大事更重要的了：一是君主的恩德没有树立，二是臣下的权力过于强盛，三是邪说干扰正道，四是私恩损害公议，五是两个敌国彼此勾连谋划，六是盗贼肆意横行，七是群臣的情志受到压抑而失去职分，八是刑法失于公平。什么叫君主的恩德没有树立？陛下即位以来，每天能够见到的，不过是两府大臣七八人；有时能够见到、稍稍听到他们说话的，是两制主判官，以及经筵、侍从、谏官、御史等，又有几十人。陛下的臣僚，每五天在朝廷拜见一次的有四五百人，而每天能见到并同他们交谈的才一两人，这样又怎么能够沟通君臣之间的情意呢？至于馆阁、省、府的官员，都是陛下选择、培养而进用的人，却有人一生从未见过陛下的龙颜，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私下推想，陛下并不是害怕劳累而不召见他们，只是因为旧例如此，不能立即改变罢了。唐代的制度有待制一职，本朝建隆、干德、咸平、天圣年间也都曾经实行。况且祖宗临朝时，往往不按常规召见臣僚，向他们询问政事，有时还亲临书林，接见儒臣。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恢复转对的制度，并允许转运判官辞见，以及权发遣官入见。三司判官接受差遣，以及由审官院选择大郡、历来选派知州的人，都应命其上殿，仍请求陛下不时召见。陛下询问臣僚政事，群臣的情意能够上达，那么君主的恩德就树立起来了。什么叫臣下的权力过于强盛？百官的任免进退全都由宰执拟定，而陛下只管批准他们的奏议，十件十件批准，百件百件批准。因此中外臣僚中有受到任用、应当升迁的人，只知道这是出自执政大臣之门，很少有把恩德归于陛下的。士大夫彼此谈论，把得到官职说成是经营钻营，把失去职务说成是某人不喜欢自己。这样一来，希望得到竭力效命、尽忠职守的臣子，难道容易得到吗？臣愚昧地认为，卑官和冗职，不必劳烦陛下亲自选择。至于修起居注、集贤院和史馆修撰、天章阁侍讲、三司副使这四五种职名，总共不过十人左右，都是从两制官员的门路中进用的。陛下如果不留意，那么庸碌之人和才能低下的人凭借依托、请托，从这里得到进身之阶，终于成为陛下的侍从之臣。一旦有紧急情况需要将帅之才，往往就会忧虑无人可用。退斥他们没有名分上的依据，进用他们又没有实际补益。不任用他们，却让他们身居高位、享受厚禄。陛下试着看看今日两制的臣僚，这样的人有多少？

译由此就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得到进用，是因为没有谨慎选择。陛下为什么不普遍接见并认识现今馆阁、省、府的臣僚，暗中考察其中可以任用的人，把他们记在名册上？间或再向近辅和身边的臣僚询问，以验证实际情况，然后同大臣商议某人能够担任某官、承担某事。假如修注、修撰、侍讲、副使共需十人，就考察选取二十人以备任用。每遇一个官职空缺，陛下召见并接待合适的人，那么恩德就出自陛下，不会有钻营奔走的弊端了。至于其他由执政拟定的人选，如果有不合陛下心意的，应当退回去改拟。这样，臣下的权力就不会过于强盛了。什么叫邪说干扰正道？前些时候朝廷商议濮安懿王的典礼，士大夫和民间人士，无论贤与不肖，直到陛下身边一向信任的侍从之臣，都认为濮安懿王既然出继而承接帝统，所关涉的大义十分重大，不应再顾念亲生父亲而追尊荣典，应当依据礼经，不能援引两汉衰世的旧例。然而一两个奸人，内迎合陛下追怀亲属的意思，外附和大臣不正当的议论，又借此结交濮王宫中诸位贵人的欢心，于是全然不顾公议，妄进邪说，把白说成黑，把是说成非，迷惑扰乱圣听，使朝廷内外都切齿痛恨。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把有关濮安懿王的论奏文字全部交付外朝，委托从未参与先前议论的近臣复核确定可否，并向四方宣布，这样阴险邪曲之人就不敢干扰正道了。什么叫私恩损害公议？自古以来，君主即位，没有不拥有攀附自己的旧臣的；然而贤明而有智慧的君主，对待旧臣的情意和恩宠非常深厚，至于议论政事、讨论国家大体，却一定同天下的人才共同商议。汉文帝没有询问宋昌，却任用了贾谊；袁盎因为议论当时的政事，并不隶属于景帝；他认为张武和周亚夫都可以任用。唐太宗评论人物时，轻视高士廉、唐俭，却推重刘洎、马周；他任用王珪、魏征，也都是从前的仇敌，难道曾经计较他们是新交还是旧臣、亲近还是疏远吗？陛下近来多次召见藩邸旧臣，对他们的恩礼十分优厚，外人不了解内情，都认为陛下是在同他们议论政事、评议人物。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对圣德的损害就太多了。因为这些人的才干很低，只可以用深厚的恩典来对待，不应把他们安置在显要的职位上；这样，私恩即使深厚，也不会损害公议。什么叫两个敌国彼此勾连谋划？元昊晚年，君臣互相猜疑，父子之间又结下嫌隙，谋臣壮士往往被杀，而且又屡次被唃氏打败，于是产生了休兵求和的意愿。但边疆大臣急于进取，激励他以求成功。议和之初，答应每年给予太原金帛，折合大约三十万缗。戍守边境的士兵不能大幅减少，比宝元以前增加了五六万人，每年的费用约二百余万，所以关中百姓的财力困乏，内库的钱财流向两边，越来越空虚。如今谅祚年少继承君位，招徕许多亡命之徒同他谋划，有窥伺关辅、剑南的意图。达不到他的目的，就又向朝廷要求增加赏赐，得到满足后才肯罢休。很听说近几年又同北方敌国往来交结，使者往来频繁；辽人以羌人的贿赂为利，羌人则倚仗辽人的援助，彼此唇齿相依，互相配合来作寇，难道能不早作谋划吗？臣愚昧地认为，选择将帅，增加参佐，边防就可以整治；设置都防，结交唃氏，就可以分散谅祚的势力，断绝剑南的祸患；放宽禁约，安抚附属的羌人，就可以逐步加强防守；让戍守堡障的将士长期任职，使他们能够自行处理政务，两个敌国就会有所畏惧了。什么叫盗贼肆意横行？如今京东的百姓，早晚都受到盗贼的侵扰，往往不敢申报举发，是因为官府不能捕获盗贼，盗贼反而能够对告发他们的人家进行报复，使盗贼的威势常常大于官府。长久不加禁止，他们就会屯聚啸集，像翻手一样覆灭州县。臣愚昧地认为，盗贼多的县，应命令监司举荐县尉，另行制定改官的标准，以此激励劝勉；再以捕盗的成绩评定官员优劣，以此考核监司、知州和县令，那么盗贼就会消散。什么叫群臣的情志失去职分？如今审官院所差派的知州、通判，任期届满赴京，往往要过很久才得到新的差遣，通常在一年半以后；等待差遣的人又常常达到一百人。知县、监当官大致也同样如此，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在这些官职上的人不办理事务而领取俸禄的，常常达到一半。这种弊端大概是由于每年流内转官一类的制度造成的，每年只有约一百人能够转官；登记入册等待升迁的，又有几百人。凡是铨选部门中尚未升迁的人，常常要等到三年以后才能得到迁转，这确实是法令的弊端。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改变磨勘制度，根据实际能够接纳的人数来确定入流名额，那么群臣的情志就不会失常了。什么叫刑罚失当？如今大理寺和审刑院，是天下观望并裁定法律的地方，使用法律不恰当、援引判例不统一，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这大概是因为选任法官十分草率。臣愚昧地认为，改变选任法官的制度，那么刑罚就能够适中公允了。郑獬论述臣僚极力陈说政事得失的诏书说：“臣恭敬地看见诏书说，京师大雨是灾异，房屋被压倒、百姓被淹死的很多，于是允许中外臣僚极力陈说政事得失。这实在是陛下谦抑自身、寻求过失，希望找到消除并恢复正常天意的方法；陛下诚恳至极，甚至连鱼虫草木都没有不受感动的，何况能够进言的人呢？臣私下思考，如今陛下发布诏书征求忠言，是准备采用它们吗？还是想借灾异援引旧例，借此文饰一番呢？如果只是想文饰，那么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如果一定想要采用，臣愿意陈述方法。臣观察前代君主，因为灾变而寻求谏言的很多，史册记载下来，把这当作美事加以宣扬。等到考察实际情况，能够采用他们的言论并落实到施政中的，却也很少；只是使后世沿袭这种做法，以为帝王遇到灾异时说些空话就够了，哪里足以称为罪己修德呢？如今这道求谏诏书一发布，天下忠义之士一定会把自己积蓄的意见全部拿出来，向朝廷推荐，这对治理国家应当有益，并不是妄自作为。然而奏章一再上来，繁多而集中，陛下果真能够反复阅读并彻底查看吗？估计陛下一天要处理万机，一定不能这样做。又将会像平常处理奏章那样，涉及机密深要之事的，就留在宫中不发出；

译涉及政体的，就下交中书省；属于军事要务的，就下交枢密院。两府复奏以后，又下交各有关部门和州县，直到没有可以施行的办法才停止。这样就是只有求谏的名声，而没有求谏的实际，同前代流于空言的做法没有区别。臣私下认为，陛下政务万机繁多，既然不能全部阅览，就应当选置官属，专门掌管如今群臣所上奏章；每天允许两府和近臣轮流休息、更替值班，在便殿赐座，从容地逐条陈述，讲解贯通其中可行的内容。可行的，就详细研究后施行；不可行的，就停止；有疑问的，就广泛询问以后再决定。群臣的意见能够得到采纳，众多政事得以兴办，这才是以实际行动回应天意。下级进言，本来很困难；上级听取意见，却常常忽视。若不是忠诚和愤懑激发于内心，谁肯剖肝沥胆，冒犯忌讳呢？古代能够建立功业的人，没有不喜欢进谏的；之所以喜欢进谏，是因为他们能够褒奖提拔并招引进言者。太祖、太宗时期，进言论事的人大多受到甄别和赏赐；从近年以来，这件事却少有实行。仁宗宽厚仁慈，最能容纳直言，但也不能甄别赏赐进言者。希望陛下采纳群臣的奏章，如果其中有宏大的谋略、伟大的议论，可以施行于当世，就召见他们，同他们共同商议；不只是考察他们的言论，也借此观察他们的才能。才能大的就提拔任职，次一等的就加赐金帛，没有可取之处的就答复罢免。这样，陛下发布诏书就会得到实际的言论，得到言论就有实际的用途，而且还可以让史册记载：某年发生大水，皇帝发布诏书求取直言，采用某人的意见，施行某项政事，以此压倒前代流于空言的做法。不要让陛下发布的诏书藏在有关部门，最后又成为几张空纸罢了。” 只希望陛下果断地实行这些建议，那么臣就感到最大的愿望得以满足了。当时连日大雨，灾异屡次出现，议论的人把罪责归于濮王典礼之议。李清臣在廷对时奏说道：“天地之大，就像人的一身；腹心肺腑受到侵扰或阻塞，五官就会因此不得安宁。百姓的生息聚居，是天地的腹心肺腑；日月星辰，是天地的五官。善于止息天地灾异的人，不只是停止灾异，而是停止百姓的疾苦罢了。” 进士范百禄对策说：“简慢宗庙、废弃祭祀，水就不会向下滋润。过去汉哀帝尊奉共皇，河南、颍川发生大水；汉孝安帝尊奉德皇，京师和二十九个郡国发生大水。这是因为大宗应当尊崇，小宗应当降等，宗庙祭祀应当重视，私家祭祀应当轻视。如今却应当降等的反而尊崇，应当轻视的反而重视，这是违背先王的礼制。礼制一旦违背，人心就会失常，天意就会背离，灾变正是由此发生。” 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上奏说：“臣听说水旱灾害，即使圣人在上，也不能使它完全避免。然而圣人在上，即使发生水旱，最终也不会造成祸害，是因为遇到灾害便恐惧警戒，见到灾异便修养德行，早晚自我反省，以回应上天的警告，所以灾害可以转化为福，危险可以转化为安定。后世君主不知道祸福没有固定常态，却认为天命已经归自己所有；不知道人情可畏，却认为凭借权力可以控制一切。灾害已经发生了，仍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错，反而援引尧、汤时代的水旱作比较，却不知道尧、汤广泛询问、自我责备，所以最终获得吉祥。因此人心不归顺，天命不保佑，灾害不停止；怪异接连而来，怪异不止，伤败也跟着到来。由此看来，水旱灾害不能使世间绝对不发生，而最终导致安危存亡的关键，在于是否恐惧警戒。伏望陛下临政以来，每天勤勉处理各种事务；然而连年旱涝，百姓多有疫病，近来又因大雨造成灾害，百姓被水淹困。陛下撤去宴饮，减少膳食，下达不回避禁忌的诏书，打开直言之路，将要克制自己、革新自励，以求符合天意。然而臣愚昧地认为，这些都只是通常的措施，仍不足以消除大灾。只有应当兢兢业业地寻求自己的过错，从奉养先帝、赡养亲属，一直到任用官员、访求贤才、采纳谏言、爱护百姓、节省费用，无不逐件加以思考；实行过去没有实行的，补救缺失和错误，以谢天心、顺应人意，这样社稷才万分幸运。” 熙宁三年，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上言说：“臣自从来到京城，恭敬地看见陛下因为天象变化，避居正殿，减少膳食，降低服用等级，审慎刑罚，停止宴饮，撤去声乐，放宽劳役，用来修养反省、回应上天警戒，已经做到极其周至。臣私下听说陛下退居宫阁，更加忧虑劳苦，甚至亲自为百姓祈求。臣深思陛下凭借上圣的资质，自在藩邸时便考求古事、喜好德行，美好的声誉早已闻名四方。继承天命、承接帝位至今将近四年，开始时政治清明，振奋精神以求治理，却没有听说有人提出整饬纲纪、振扬威灵、探究安危治乱根本的议论。前代史书推论彗星出现的征兆，通常认为是除去旧弊、创立新政的象征。朝廷内外因循已久，官员失守职责，政事忘却旧章，纲目颓败紊乱，法令制度毁坏松弛，上天或许正是要以此告诫陛下吧？先贤认为治理政事，就像琴瑟失调，严重时必须解开弦重新调张。臣私下观察朝政，却还完全没有暇顾及这些。《晋书》记载何曾侍奉晋武帝，退朝后告诉他的儿子说：‘我每次应对觐见，从未听到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只听他谈论平生常事，这不是为子孙留下谋划的征兆。’只顾自身在位，后嗣恐怕危险吧？后来天下果然动乱危急，正如他所说。” 如今万机政务都归两府掌管，希望陛下在燕居闲暇时，到清静之处召见执政大臣，从容赐座，留意询问，使他们各自尽心陈述治理国家的要领。凭陛下的明察，参酌选择他们的意见，施行其中可行的，以振兴弊政、恢复废弛、救济当时的急务；这不只是整治人事，也是承顺天意。近来灾祸接连发生，大多由于阴气造成。阴，象征臣道、妻道、四方夷狄之道，也象征庶民。陛下由此推求，便可以看见天意，得到消除灾害、恢复正常的方法。希望陛下留意察看。” 知谏院傅尧俞上奏说：“臣恭敬地阅读旧史，看到了前代已经出现的结果。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时，上天便先降下灾害加以谴责警告；人君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使其警戒恐惧；仍然不知道改变，于是伤败就到来了。陛下抱有积极作为的心愿，恭敬节俭以求治理，而大雨毁坏房屋、杀人极多，洪水进入宗庙，淹没宫阙，上天这样反复而恳切地谴责警告、使人警戒恐惧，究竟是为什么呢？臣私下思考其中的原因，大概有所领会。”

译《传》说：‘简慢宗庙，违背天时，水就不会向下滋润。’ 过去至和年间发生大水，当时议论的人也认为这是简慢宗庙的惩罚。先帝采纳谏言后，事情立即施行。如今陛下从先帝那里承受天下，而昭陵的土还没有干，执政大臣却引导陛下做不合义理的事，打算把濮安懿王作为仁宗宗庙中的皇考，还有什么比这更简慢宗庙的呢？因此大大失去人心，上触天谴，事情比过去更严重，所以灾害也超过过去。陛下如果还不能感悟，臣恐怕更大的灾异仍会到来，甚至会有比这更严重的灾害。陛下即使不能把执政大臣全部斥逐，也应当贬黜首先提出此议的人，以向上天和天下谢罪。这固然是天道，也有人事的因素。两天的雨，就使京师遭受这样的祸患，陛下认为人事是修治好了，还是废弛了？现在还依赖上天的威灵，暂且降下灾害来谴责警惧；假如再下一天仍不停，难道没有伤败的忧虑吗？陛下难道不为此寒心吗？臣愚昧，希望陛下采纳礼官、两制臣僚的议论，立即确定濮王的封册之礼，贬黜欧阳修，揭露他误导陛下的原因，使天下清楚知道这并非出自陛下本意；然后进用修养子道的人才，广开言路，严厉责备三公，以图求日后的成效；重重贬黜水官，以惩罚失职。这样或许可以满足和安定人情，消除其他灾变。这就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而不是徒有文辞。” 这是用行动来感动百姓，而不是只靠言语。如果认为下诏责备自己，允许有官位的臣僚粗略陈说政事得失，便已经对事情足够了；灾祸到来时就惊惧地知道害怕，事情缓和后便搁置不再思考，使正直的言论全都不能在天人关系上发挥作用，那只会激起某些事端罢了，却没有听说这样能够求得福祉。况且公议郁结而不能伸张，却又局促地征求直言，臣恐怕天下不会认为朝廷是至诚的。如今佞邪之臣很多，将有人借口天时有常数来迷惑圣明，更严重的还会援引尧、汤时代水旱灾害的说法。希望陛下深深拒绝他们，不要让这类人再次误导天下。这关系到国家安危成败，希望陛下留神，不要忽视。”尧俞任右司谏时，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连绵大雨超过一个月，渐渐耽误了秋收的希望；郡国奏报的水灾已经很多，京城百姓的艰难困窘尤其严重。陛下临朝询问政事，多次忧念并施予仁慈。臣虽然非常愚昧，既不能沟通天下人的意愿以扩大陛下的聪明，又不能广泛贯通六经，寻求消除时下灾害的方法，辜负俸禄，罪不可赦。即便如此，臣还是冒昧表达愚诚，只希望陛下留意。臣听说和气招致祥瑞，乖戾之气招致灾异。祥瑞和灾异的到来，本来就不是无缘无故。陛下自亲自掌管万机以来，恭敬节俭以求治理，本应获得庆云、醴泉之类的祥应，却反而遭到旱灾酷烈、淫雨过多的灾害。” 天人之间的关系，不应当乖违冲突到这种地步。臣认为，上天正处在大有之世，对陛下的责备和期望极其深重，所以自陛下即位以来，接连多次降下灾异来警戒震动陛下。又恐怕偏远隐蔽之处有被忽略的事情，因此借灾害来谴责告诫陛下。否则，远方百姓中冤屈、失职而不得其所的人很多，忧愁痛苦、愤懑疾苦聚集起来，就形成乖戾之气。至于四方夷狄，是中国的阴类；阴气盛大而严重，实在值得忧虑。黄河堤防，也应当预先考虑。伏愿陛下赶快下达仁德的诏令，把过错归于自己，用极其恳切悲痛的话语感动人心，表现出恐惧反省的诚意，以切实回应天意。然后虚心采纳意见，特地下诏百官议论政事，使朝廷的缺失和四方幽隐的情况，都能够上达。陛下从中详细选择，必将有所收获。况且因灾异而求取直言，本来就是古代盛德君主的做法。” 尧俞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今年以来，先有旱灾，水灾和其他灾异又接连发生，臣私下为此忧虑。臣此前曾上奏，请求陛下下达罪己诏，命百官议论政事，寻求消除灾害的方法，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采纳施行，实在担心陛下只把它归于天数罢了。天人与人相互感应之际，关于戒惧、禳解和恢复的说法，难道是用来欺骗后世的吗？即使是欺骗，难道不仍然胜过把一切归结为天数吗？伏望陛下将臣先前的奏状赶快赐予施行，一定有人会为陛下说明灾异所以发生的原因。即便如此，臣也曾经有所进言，如今又有所得，不敢默不作声，多次冒犯天听，实在希望稍有补益，然后即使被诛杀、处死、流放，也没有遗憾了。臣私下认为，如今天道刚健之气还没有振作，阳明之气还没有融和，这大概也是导致灾异的一个原因。上天恳切不断地谴责告诫，恐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臣谨以眼前的事情来说明。臣近来说审刑院、大理寺隐匿法律来欺骗皇上，这难道只是小小的弹劾之事吗？臣前次奏章所说的，当今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为什么呢？陛下身居高位，深思政事，使人不敢欺骗，那么万事自然都能办成；如果可以欺骗陛下，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到？臣认为陛下早晨听到臣的意见，晚上就应施行威罚，但事情拖延日久，很像把它当作普通事务权且搁置。” 大理少卿贾寿虽然不是罪责首要的人，实际上却有勾连相通的行为，尚未听说受到弹劾审问，便突然升任提点刑狱，这难道是嫉恶如仇、惩治奸猾、开广言路的办法吗？臣虽然极其愚昧，难道不知道搜罗细小琐碎的事情可以取悦上意、侥幸进身吗？只是触犯众怒，并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臣之所以竭尽诚心直言深论，是想上报陛下求治的心愿，整顿权力和纲纪。陛下如果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臣又何必自取祸患、招来后悔呢？臣又听说法官还有所谓‘事状’的说法，私下恐怕这话也曾上达圣听，这实在是再次欺骗皇上。凡是判案时情节稍有不周全，才可以用事状加以改正；哪有已经奏报裁断、涉及出入人罪的案件，还可以用事状修改的道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不允许依照条贯举发纠察？如果确有这种说法，乞请陛下取来允许以事状改正的规定，以及不在举觉范围内的两套完整条文，亲自阅览，那么是非立即就能判明。臣同卢士宗等平素没有嫌隙，实在是痛恨他们舞文弄法、挟诈欺骗，损害陛下的德声。陛下如果明察臣孤忠，奋然独自裁断，那么天日般刚明的正气就可以改变积聚的阴气之灾；朝廷肃穆端正，就可以杜绝群体冤枉的萌芽。”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一。《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灾异与祥瑞。宋神宗熙宁元年，翰林学士吕公著论述淫雨、地震的奏章说：“臣恭敬地看见夏秋交替之际，淫雨造成灾害，到了甲申日京师发生地震，上天的威严离人并不远，谴责告诫十分明显，这实在是陛下抑制骄意、敬畏上天、修养反省的时候。臣私下考察自古以来的君主，每逢发生变异，有的因恐惧戒惧而得到福，有的因为简慢、欺罔而导致败亡。古代的君王知道祸福无不由自己造成，所以谦抑自身、修养德行，寻求消除灾异、恢复正常，于是上天的回应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这就是所谓因恐惧而得到福。至于后世，却认为天地的灾害都有固定的天数，有的只专门修饰外在事务，有的把过错归给下臣，于是坐看天灾发生，不再自我警诫，这就是所谓因简慢欺罔而导致败亡。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圣德在位，将要兴起太平，然而灾害接连不断，恐怕是上天有意警戒陛下。臣愚昧地认为，必须逐一考察各项政事，把尚未端正的加以端正，那么灾害就可以转化为福。” 《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达到。” 这是说，至诚之道修养于自身，就足以感动神灵和人心。又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百姓的聪明。”君主能够感动人心，然后才可以感动上天。人的真情和虚伪最难了解，君主即使以至诚对待臣下，仍然担心有不能响应的人，所以古代君王临朝接物，没有不把这当作最重要的事务；因此群臣都想着竭尽诚心来响应，不敢怀着机心来侍奉君主。为了国家忘记家庭，为了君主忘记自身，上下如同一体，至诚之间没有隔阂；这样而上天仍不欢悦、灾异仍不消除，是从来没有过的。《易经》咸卦说：“君子以虚心接受众人。”众人的言论不一致，而最恰当的议论很难发现；君子能够不固执己见，而希望符合天下的公议，却还担心不能穷尽天下的善言。然而议论之中，本来就有言语不正却令人喜欢、道理似是而非的情况；如果不幸先入为主，那么后来即使有最恰当的言论，也很难一定接受。因此古代君王革除偏听偏信、独断专任的弊病，不把先听到的话作为定论，所以能够谋虑周全而不被邪说扰乱。从前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远离佞人。”这是因为佞人在君主身边，总是迎合君主先前的意图，唯恐不合君意，所以势必日久而更加亲近；贤人在君主身边，总是直言正行，唯恐不合乎义理，所以势必日久而更加疏远。这就是孔子希望远离佞人的原因。《尚书》说：“恒守自己的德行，就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德行不能恒常，九州就会因此灭亡。” 这是说，天子是臣下接受命令的对象；如果他的德行不能恒常，臣下就会手足无措。因此古代君王思考怎样形成可以长久保持的德行，办事不轻率发布；在命令尚未发出时，没有不谨慎的，命令一旦发出，就没有不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