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一

译齐桓公、晋文公都是这样，君主您难道不考虑向这两位贤明君主学习，却想自行安逸吗？这恐怕不可以吧？《周诗》说：‘不亲自躬行，不亲自过问，百姓就不会信任。’臣害怕百姓不信任君主，所以不敢不说；不然的话，臣何必急着因进言而获罪呢？楚灵王厌烦这件事，说：‘你再对我说：“即使不能采用，我也姑且把它放在心里。”’史老回答说：‘正是依赖君主采用，所以才进言；如果不采用，就不说了。’巴浦出产的犀牛、牦牛、犀兕和象，难道可以全部捕尽吗？您又把规劝当作塞耳的饰物吗？’于是快步退去。后来庄王即位，做了三年君主却不听朝政，于是向全国下令：‘我厌恶臣下做了臣子却贸然劝谏君主。如今我拥有国家、建立社稷，有人进谏就处死，概不赦免。’苏从说：‘处在君主给予的高爵，享受君主给予的厚禄，却吝惜自己的性命而不劝谏君主，就不是忠臣。’于是入宫进谏。庄王站在钟鼓之间，左边伏着杨姬，右边搂着越姬，左边穿着便服，右边穿着朝服，说：‘我连享受钟鼓之乐都来不及，哪里有空听什么劝谏？’苏从说：‘臣听说，喜好道义的人多有资助，喜好享乐的人多会迷失；喜好道义的人多有粮食，喜好享乐的人多会灭亡。楚国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臣冒死把这些话告诉大王。’庄王说：‘说得好。’ 庄王左手握住苏从的手，右手抽出佩刀，割断了悬挂钟鼓的绳索。第二天任命苏从为相。庄王修筑层台，运送石料绵延千里，运送土壤绵延百里。有个士人带着能吃三个月的粮食，准备前去进见；大臣中进谏的七十二人，全都死了。有诸御已这个人，离楚国都城一百里之外耕作，对他的伙伴说：‘我将入朝去见楚王。’伙伴说：‘凭自身去吗？我听说，劝说君主的人都是有闲暇的士人；可是他们尚且到达后就死了。如今您只是个草野之人罢了。’诸御已说：‘如果你和我一同耕作，只能比较力气；至于劝说君主，你就不能同我比较智慧了。’于是放下耕作，入朝求见。楚庄王对他说：‘诸御已来了，你将要进谏吗？’诸御已说：‘君主有义而任用，有法而施行。我还听说过：土地承载水，水面就平；木材依凭墨线，木材就直。君主能够接受劝谏，就是圣明。君主修筑层台，石料绵延千里，土壤绵延百里，百姓的怨恨和罪咎，使血流成了道路。然而我还不敢进谏，我诸御已哪里敢进谏呢？只是臣自知愚昧，私下听说从前虞国不用宫之奇，晋国便吞并了它；陈国不用子家羁，楚国便吞并了它；曹国不用僖负羁，宋国便吞并了它；莱国不用子猛，齐国便吞并了它；吴国不用伍子胥，越国便吞并了它；秦人不听蹇叔的意见，秦国便陷入危难。夏桀杀死关龙逄，商汤因此得到天下；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周武王因此得到天下；周宣王杀死杜伯，周王室因而衰弱。” 这三位天子、六个诸侯，都不能尊重贤人、采用善于辩说之士的意见，所以自身死亡而国家灭亡。诸御已于是快步走出。楚王急忙追赶他说：‘诸御已，您回来！我将采用您的劝谏。先前来劝说寡人的人，他们的说法不足以打动寡人的心，却又把危险加在寡人身上，所以都到来后被处死。如今您的说法足以打动寡人的心，又没有把危险加在寡人身上，所以我将采用您的劝谏。’第二天楚王下令说：‘有能入朝进谏的人，我将同他结为兄弟。’于是拆除层台，停止役使百姓。楚国人歌唱道：‘柴薪啊莱草啊，如果没有诸御已，难道终于没有人才了吗？莱草啊柴薪啊，如果没有诸御已，难道终于没有人了吗？’晋平公喜好音乐，加重赋税征收，命令百姓修治城郭，说：‘有敢进谏的人处死。’国人都忧虑。有个叫咎犯的人，拜见守门大夫，说：‘臣听说主君喜好音乐，所以特意以音乐求见。’守门大夫入内禀报：‘晋国人咎犯，想以音乐求见。’平公说：‘让他进来。’咎犯停坐在殿上，于是钟、磬、竽、瑟等乐器被取出。坐了一会儿，平公说：‘客人，您演奏音乐吧。’咎犯回答说：‘臣不会演奏音乐，臣善于隐语。’平公召来十二名善于解隐语的人。咎犯说：‘臣这个隐语之臣，私下愿意冒死进言。’ 平公说：‘好。’咎犯伸出左臂，屈起五根手指。平公问掌管隐语的官员：‘这是什么意思？’隐官都说：‘不知道。’平公说：‘让他回去。’咎犯于是伸出一根手指，说：‘这是一件事。’便利的道路全被堵塞，城门高峻，是第二件事；栋梁上披着绣衣，而士人百姓没有粗布衣服，是第三件事；宫中的侏儒有多余的酒可以喝到死，而士人却口渴，是第四件事；百姓面有饥色，而马匹却有粮食供应，是第五件事。近臣不敢进谏，远臣不能上达。平公说：‘好。’于是撤去钟鼓，废除竽瑟，便同咎犯一起治理国家。魏文侯时，师经弹琴，文侯起身舞蹈，并吟诵道：‘希望我说话时不要有人违背。’师经拿起琴撞去，文侯没有被撞中，衣冠的缨旒却被撞破。文侯对左右说：‘身为臣下却撞击君主，罪该如何？’左右回答说：‘罪当烹死。’于是把师经提下殿阶一级。师经说：‘臣可以只说一句话就死吗？’文侯说：‘可以。’师经说：‘从前尧舜做君主，只怕自己说话而别人不来纠正；桀纣做君主，只怕自己说话而别人违背。臣撞的是桀纣，不是撞我的君主。’文侯说：‘释放他，这是我的过错。’ 把琴悬挂在城门上，作为寡人的信物；不修补衣冠上的缨旒，作为寡人的警戒。魏文侯同士大夫坐在一起，问道：‘我是什么样的君主？’群臣都说：‘君主是仁德的君主。’轮到翟黄时，他说：‘君主不是仁德的君主。’文侯问：‘你凭什么这样说？’翟黄回答：‘臣听说，君主讨伐中山，不把它封给您的弟弟，却把它封给您的长子，臣凭这一点知道君主不是仁德的君主。’文侯发怒，赶走翟黄。翟黄起身出去，轮到任座。文侯问：‘我是什么样的君主？’任座回答：‘君主是仁德的君主。’文侯问：‘你凭什么这样说？’任座回答：‘臣听说，君主仁德，他的臣下就敢于直言。刚才翟黄的话很直率，臣因此知道君主是仁德的君主。’文侯说：‘说得好。’又召翟黄进来，任命他为上卿。魏王将要修筑中天台，下令说：‘有敢进谏的人处死。’许绾背着簸箕，拿着锹进入，说：‘听说大王将要修筑中天台，臣愿意来出一份力。’魏王说：‘你能出什么力？’许绾说：‘虽然没有力气，却能估算这座台。’魏王说：‘怎么估算？’许绾说：‘臣听说天与地相距一万五千里，如今大王如果把它取一半作为台高，就应当修筑七千五百里的高台。’

译台高既然达到这样，那么它的台基应当四方各八千里，占尽大王的土地才足以作为台基。古代尧舜分封诸侯，土地四方各五千里；大王一定要修筑这座台，就必须先发兵讨伐诸侯，占尽他们的土地还不够，又要讨伐四方夷族，得到四方各八千里的土地，才足以作为台基。所需积聚的木材、役使的人众、仓廪中的储藏物，数量要以万亿计算。估计八千里以外，应当划定农田，足以供给大王修台的费用；等一切材料工具都准备齐全，才可以开工。’魏王默然无言以对，于是停止修筑中天台。秦孝文王把太后迁到雍地，下令说：‘有敢进谏的人处死。’因进谏而死的人有二十七个。齐国的门客茅蕉请求进谏，秦王大怒，催促召来大锅，想把他烹死。茅蕉慢慢走到面前，拜了两拜进谏说：‘臣听说，有生命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拥有国家的人不忌讳谈论灭亡。忌讳谈论死亡，就不可能获得生存；忌讳谈论灭亡，就不可能得以保存。死生存亡，正是圣明君主急于想听到的事情。陛下想听这些话吗？’秦王说：‘这是什么意思？’茅蕉回答：‘陛下有狂妄悖逆的行为，自己却不知道。车裂假父，装袋扑杀两个弟弟，把母亲迁到雍地，残杀进谏的臣子。桀纣的行为，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如今让天下听说这些事，都会像瓦片一样解散，再没有愿意归向秦国的人。臣实在为陛下感到危险。’说完，他便解开衣服伏在刑具旁。秦王亲手扶起他，授予上卿爵位。西汉景帝时，吴国、楚国叛乱，以诛杀晁错为名义，景帝听从袁盎的请求，在东市斩杀晁错。谒者仆射邓公以校尉身份，因议论政事而被召见景帝。景帝问：‘我听说军队从哪里来的？听到晁错已死，吴、楚会停止叛乱吗？’邓公回答：‘吴王谋反已经几十年了，这次因削地而发怒，以诛杀晁错为名义，他的意图并不在晁错。况且臣担心天下士人会闭口不言，不敢再进言。’景帝说：‘为什么？’邓公说：‘晁错担忧诸侯势力强大，无法控制，所以请求削减他们的封地，以尊崇京师，这是万世的利益。他的计策刚开始实行，自己却突然遭受极刑；对内堵塞忠臣的言路，对外替诸侯报了仇，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采取这种做法。’景帝默然很久，说：‘您的话说得好，我也很悔恨这件事。’ 汉宣帝神爵二年，司隶校尉盖宽饶因上书言辞不合道义而获罪。谏大夫郑昌上奏说：‘臣听说，山中有猛兽，藜藿等野菜都没有人敢采；国家有忠臣，奸邪之人就不敢兴起。盖宽饶居处不求安逸，饮食不求饱足，在朝廷任职时有忧国之心，退处时有舍生守节的义行。他上无许氏、史氏一类外戚的依附，下无金氏、张氏一类权贵的托请，只按正道行事，因此仇敌多而同党少。他上书陈述政事，有关官署却弹劾他应处死刑。臣有幸跟随大夫之后任职，官名以进谏为义，不敢不发言。’ 甘露元年，汉宣帝祭祀宗庙，出便门，想乘楼船前往。薛广德摘下帽子进谏说：‘应当走桥。’皇帝说：‘大夫戴好帽子。’薛广德说：‘陛下如果不听臣的话，臣就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使陛下无法进入宗庙。’皇帝不高兴。先驱张猛进言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敢于直言；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船。’御史大夫说这话可以听从。皇帝说：‘劝人明白事理，不应当这样吗？’于是从桥上走。汉成帝鸿嘉元年，原南昌尉梅福上奏说：‘臣听说，箕子在殷朝假装疯狂，却向周武王陈说《洪范》；叔孙通逃离秦朝归附汉朝，为汉朝制作礼仪制度。叔孙通先前并不是不忠，箕子也不是疏远自己的家族、背叛亲人，不能这样说他们。过去汉高祖采纳善言，唯恐来不及；接受劝谏，像转动圆环一样顺畅；听取言论不要求对方已有才能，举用有功之人也不考察其平素资历。陈平从亡命之徒中崛起，成为谋略之主；韩信从行伍中起步，建立上将之功。因此天下士人像云一样聚集归附汉朝，争相进献奇异谋略；有智慧的人竭尽谋划，愚笨的人也用尽思虑，勇士极力守节，怯懦之人也勉励自己舍死。汇合天下人的智慧，兼并天下人的威力，所以举取秦国像举鸿毛一样容易，取得楚国像拾取遗失物一样容易。这就是高祖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孝文皇帝从代谷起兵，并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老师，也没有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只遵循高祖的法度，又增加恭敬节俭。当时天下几乎太平。由此说来，遵循高祖的法度就能治理好，不遵循就会混乱。为什么呢？秦朝实行灭亡国家的道路，削弱仲尼的遗教，灭除周公的法则，破坏井田制，废除五等爵制，礼制废弛、音乐崩坏，王道不能通行，因此想实行王道的人没有谁能取得成功。孝武皇帝喜好忠谏，喜欢至理之言，授予爵位不等待对方已经有廉能茂才之名，庆贺赏赐也不要求已有显著功劳，所以天下布衣都激励志气、竭尽精力，奔赴朝廷，自我荐举、卖身求进的人数不胜数。” 汉朝得到贤才，在这个时期最为盛大。假使孝武皇帝听从并采用他们的计策，太平盛世就可以达到。于是尸体堆积、白骨暴露，匈奴与南越都被攻破，淮南王刘安乘机起兵；他的谋划不能成功、计议泄露，是因为众多贤才聚集在朝廷，所以他的臣下势力凌驾于他之上，不敢同他唱和顺从。如今布衣竟然窥伺国家的空隙，见到机会便起事，蜀郡就是这样。又有山阳的亡命徒苏令一伙，践踏攻占名都大郡，寻求党羽，招引同党，却没有逃亡隐藏的意图。这些人都是因为轻视大臣，没有畏惧忌惮；国家的权势轻弱，所以平民也想同君上争衡。士人是国家的重要器具，得到士人国家就强盛，失去士人国家就衰弱。《诗经》说：‘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朝廷大政的议论，不是草野之人所应当谈论的。臣实在担心自己死后尸体同士卒埋在一起，所以屡次上书请求召见，却总是得到停止召见的答复。臣听说齐桓公时，有人以九九乘法求见，桓公没有拒绝，希望借此招致大才。如今臣所说的不只是九九，陛下拒绝臣已经三次了，这就是天下士人不肯前来的原因。过去秦武王喜好勇力，任鄙叩关自荐；秦穆公实行霸业，繇余归附并献上德意。如今想招致天下士人，凡有上书请求召见的，就让他到尚书省，询问他所说的内容；言论可以采纳的，……

译对其中值得采取的，便按等级授予升斗之禄，并赏赐一束帛。如果这样，天下士人就会发泄愤懑，吐露忠言，美好的谋略每天都能被皇上听到。天下政务的条理、国家内外的情况，就会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四海这样广大，士人与百姓这样众多，能够进言的人极其众多。然而其中杰出的人能指陈时世、陈述政事，写成文章，拿它同先圣的道理相验证而不相违背，施行于当世又符合时务。像这样的人，也没有几个人。因此，爵禄和一束帛，就是衡量天下士人的标准，是高祖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的方法。孔子说：‘工匠想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张设诽谤之网，把它当作驱逐汉人的工具；这就像手里倒拿着太阿宝剑，把剑柄交给楚人。因此，如果确实能够不丧失权柄，天下即使有不顺从的人，也没有谁敢触犯它的锋芒。这就是孝武皇帝开拓疆土、建立功业，成为汉代世宗的原因。如今不遵循霸主的道路，却想用三代选举人才的方法来取得当世士人，就像查看伯乐相马的图，想到市场上寻找千里马一样，明明白白是不可能得到的。所以高祖抛弃陈平的小过而获得他的谋略，晋文公召请周襄王，齐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只要对当时有益，就不顾及是否违逆常情，这就是所谓霸主之道。同一种颜色合成完整的形体，叫作醇；黑白混杂，称为驳杂。想用太平时代的法令来治理暴秦遗留下来的局面，就如同用乡饮酒的礼仪来治理军市一样。如今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意见，反而还因此加以杀戮。喜鹊因进谏而遭祸，仁厚之士就会更加离去；愚昧之人受到杀戮，明智之士就会深深退避。近来愚民上书进谏，大多触犯了不急需的法令，有的被交给廷尉而死的人很多。自阳朔以来，天下把进言视为禁忌，朝廷尤其严重，群臣都顺承皇上的旨意，没有人坚持正道。怎样可以说明这一点呢？拿百姓上给陛下而陛下认为好的奏书，试着交给廷尉审查，廷尉一定会说：“这不是应该说的话，是大不敬。”这样的情形已经十件中有一件了。因此，京兆尹王章资质忠诚正直，敢于当面援引义理在朝廷上争辩，孝元皇帝提拔他，用来激励那些尸位素餐的臣子、纠正朝廷的邪曲。到了陛下时，却诛杀牵连到他的妻子儿女，而且憎恶邪恶只止于惩罚他本人。王章并没有谋反叛逆的罪过，祸患却牵连全家，挫伤正直之士的气节，封住进谏之臣的舌头。群臣都知道这样做不对，却不敢争辩。天下人把进言当作戒惧之事，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愿陛下遵循高祖的旧规，堵绝秦朝灭亡的道路，多次吟咏《十月》之歌，留意不要放纵逸乐的告诫，废除不急需的法令，下达不以进言为禁忌的诏书，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谋议涉及地位低微的人，使深藏的意见不被隐瞒，远方的言论不被阻塞，这就是所谓打开四方门户、使四方眼目都明亮。而所谓不急需的法令，就是防止诽谤的禁令。过去的事情已经来不及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改。如今君命受到侵犯，君主的威势被削弱，外戚的权势日益盛大，陛下看不见它的形迹，希望能够察觉它的影子。建始以来，日食、地震接连发生，概括来说，是《春秋》所记水灾的三倍，无法相比计数。阴气盛而阳气衰，金属兵器飞动，这是什么征兆呢？汉朝兴起以来，社稷三次危急，吕氏、霍氏、上官氏，都是太后家族。亲近亲属的道理，以保全他们为上策，应当给他们安排贤能的师傅，用忠孝之道教导他们。如今却只是尊贵宠幸他们的地位，把大权交给他们，使他们骄横叛逆，最终落到夷灭的地步，这是最严重地违背亲亲之道。即使像霍光那样贤明，也不能替子孙长远谋划，所以权臣一旦更替，后代就会陷入危险。《尚书》说：“不要等火刚刚燃起时还把它当作平常小事，等到它的势焰超过君王、权力高过君主之后才去防范，那就来不及了。” 元延元年，已故槐里令朱云上书说：“如今朝廷大臣，对上不能匡正君主，对下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全都占着职位白吃俸禄。这正是孔子所说的‘鄙陋小人不能与他共事君主，一旦担心失去职位，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臣希望陛下赐给我尚方宝剑，让我斩杀一个奸佞之臣，以此警戒其余的人。”皇帝问：“是谁？”朱云回答：“安昌侯张禹。”皇帝大怒说：“小臣身居下位却诽谤上位，在朝廷上侮辱师傅，罪当处死，不能赦免！”御史要把朱云押下去，朱云攀住殿上的栏槛，折断它并大声喊道：“臣能够下到地下与比干、龙逄交游，就已经满足了；只是还不知道圣明朝廷将会怎样罢了！”左将军辛庆忌叩头进谏说：“此人一向以狂直著名于世。假如他说得对，就不应杀他；假如他说得不对，本来也应当容忍他。臣敢以死相争。”皇帝的怒意消解了。后来应当修理栏槛时，皇帝说：“不要更换！”于是把它修好，用来表彰正直之臣。成帝想立赵婕妤为皇后，先下诏封婕妤的父亲临为列侯。谏大夫刘辅据理争辩，皇帝把刘辅收捕，关进掖庭的秘密监狱。群臣都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左将军辛庆忌等人上书进谏说：“臣听说，英明的君王以宽容的听纳态度对待臣下，尊重负责进谏争辩的官职，广泛开辟忠诚正直之人进言的道路，不因狂直耿介的话而治罪；这样以后，百官居于职位，都能竭尽忠诚、穷尽谋略，不害怕后患，朝廷没有阿谀奉承之士，君主没有失道的过错。” 臣私下看到谏大夫刘辅，先前以县令的身份求见，后来被提拔为谏大夫；他的言论一定有卓越奇异、切中要害而符合圣心之处，所以才能被提拔到这个职位。可是不过十天，就被收捕下到秘密监狱。臣等愚见，以为刘辅有幸凭借公族亲属的关系，位列谏臣，亲自从民间来到朝廷，不熟悉朝廷的体制，偶然触犯禁忌，这不足以深究，即使有小罪，也只应暂且容忍。如果有大恶，应当公开交给司法官与众人共同审理。过去赵简子杀死大夫鸣犊，孔子来到黄河边便回去了。如今上天的心意还不安宁，灾异不断降临，水旱灾害交替发生，正应当大力施行宽容、广泛询问、褒奖正直、尽量采纳下情的时候，却对进谏争辩的臣子施行惨酷急迫的刑罚，使群臣震惊，丧失忠直之心。假如刘辅不是因直言获罪，那么他究竟因什么获罪又没有明白说明，天下人就无法逐户知晓。同姓近臣本来就是凭借进言而显达，按照治理亲属、培养忠诚的道理，实在不应幽禁在掖庭狱中。公卿以下看到陛下很快提拔刘辅，却又摧折伤害他，显露才干的人便心生恐惧，精锐之气渐渐消磨软弱，没有人敢尽忠守节。这样的做法不是彰明有虞氏广泛听取意见的风范，也不是扩扬德美之风。臣等私下对此深感痛惜，只愿陛下留心省察。”

译后汉章帝时，大将军窦宪以罪名陷害尚书仆射郅寿，郅寿被交给司法官审理，判处死刑。侍御史何敞上书申理他说：“臣听说圣王打开四方门户，使四方耳目都能听见看见，延伸直言的道路，下达不避讳的诏书，树立敢于进谏的旗帜，在道路上听取歌谣，设置七名敢于争辩的臣子，用来作为自己的鉴戒和照察，从而考察并了解政事治理。违背、失误而不得人心的地方，就立即改正，因此天与人一同响应，福气流传无穷。臣私下看到尚书仆射郅寿坐在尚书台上，与诸位尚书讨论攻打匈奴的事情，言论议论有失偏差。后来又上书请求购买公田，于是被拘系入狱，接受审讯弹劾，罪名定为大不敬。臣愚见，郅寿是掌机密的近臣，以匡正补救君主为职责。如果他怀抱沉默而不进言，才应当处死。如今郅寿违背众人的正当议论，是为了安定宗庙，难道是出于私心吗？况且尚书台处理政事，分别争论可与不可，即使唐尧虞舜的盛隆时代、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仍称许直言争辩可以使国家昌盛，并不以诽谤治罪。请求购买公田，只是人情上的小过错，可以裁量后暂且容忍。郅寿如果被杀，臣恐怕天下会认为国家横加罪名于忠直之士，贼害伤损和气，违逆阴阳。臣之所以敢冒犯严威，不避夷灭之祸，触犯死罪而进献瞽言，并不是只为了郅寿。忠臣竭尽节操，以死为归宿。臣虽不认识郅寿，但料想他甘心安然接受这一切；臣实在不愿圣明朝廷施行诽谤之诛，损伤晏平之治，堵塞忠直之路，留下无穷的讥议。臣错误地参与机密事务，说了不应说的话，罪名清楚明白，本来应当填尸牢狱。若郅寿先于臣僵仆而死，臣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奏书上呈后，郅寿得以减免死罪。安帝时，河间男子赵腾到宫阙上书，指明陈述政事的得失。皇帝发怒，下诏将他交付诏狱，以欺罔皇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定案。太尉杨震上奏说：“臣听说尧舜时代，在朝廷设置进谏的鼓和诽谤之木。殷周的贤明君王，即使小人怨恨辱骂，也反过来自己敬慎修德，正是为了通达聪明、开放不讳之路，广泛采纳樵夫百姓的话，使下情完全上达。如今赵腾因激烈揭发而使用诽谤之语获罪，这与亲手杀人犯法相比还有区别，请求减免他的罪过，保全赵腾的性命，以此诱导樵夫平民和百姓进言。”皇帝没有理会。司空张皓也上奏说：“臣听说尧舜设置敢谏之鼓，三王树立诽谤之木。《春秋》采录善事、书写恶事，圣明君主不因樵夫百姓而治罪。赵腾等人虽然触犯皇上、违犯法令，但所说的话本来是想尽忠而作正直的劝谏。如果应当杀戮，天下人就会闭口不言，堵塞进谏争辩的源头，这不是彰明德行、昭示后世的办法。”皇帝于是醒悟，赵腾得以减免死罪。当时灾异接连发生，皇帝下诏让公卿百官各自上呈密封奏事。尚书陈忠因为诏书已经打开了进谏争辩的道路，担心进言的人一定会有很多激烈切直的话，有的可能因此不能被容忍，于是上书预先疏通皇帝的意旨说：“臣听说仁德的君主有山林湖泽那样广大的胸襟，接纳切直的谋议；忠臣竭尽直言争辩的节操，不畏惧逆耳之言带来的祸害。因此高祖容忍周昌把他比作桀纣的进谏，孝文帝赞许袁盎讥刺他像对待人猪，武帝采纳东方朔在宣室所陈的正直意见，元帝容忍薛广德以自刎相切谏。过去晋平公问叔向：‘国家的祸患，什么最大？’叔向回答：‘大臣俸禄优厚，却不尽力进谏；小臣害怕获罪，不敢说话；下情不能上达，这是最大的祸患。’晋平公说：‘好。’于是下令说：‘我想要听取善言，如果有人阻止而不让它上达，罪至死。’如今明诏崇尚高宗的德行，推重宋景的诚意，归罪于己，亲自反省，询问群臣。进言的人看见杜根、成翊世等刚刚受到表彰录用，显列于二台，一定会顺应风气、相互响应，争着进献切直之言。若有高明的谋略和不同寻常的意见，应当立即采纳使用；如果只是管窥之见而妄加讥刺，即使话语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也应暂且宽容，以显示圣朝不避讳进言的美德。如果有道之士回答询问而见解高明，应当垂意省览，特别升迁一级，以扩展直言的道路。” 桓帝时，白马令李云因进言论事被下狱，大鸿胪陈蕃上奏说：“李云所说的话，虽然不知道避忌，触犯皇上、违背禁令，但他的本意归结起来只是忠于国家罢了。过去高祖容忍周昌不避讳的进谏，成帝赦免朱云腰斩之刑。今日如果杀了李云，臣恐怕剖心之讥又会在世上流传，所以冒犯皇帝威严，冒昧请求。魏明帝青龙二年，高堂隆多次因宫室之事切直进谏，皇帝不高兴。侍中卢毓进言说：‘臣听说君主英明，臣下就会正直；古代圣王担心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所以设置敢谏之鼓。近臣进献规劝，这正是我们这些人不如高堂隆的地方。高堂隆是诸生出身，名声是狂直，陛下应当容忍他。’ 景初年间，皇帝曾问秘书监王肃：“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说‘帝，就是审察明辨的意思’。既然说皇帝应当明察，为什么竟能不被处死？”王肃回答：“他只是说话失去了君臣顺逆的分寸，推究他的本意，都是想尽心思念、保全并辅佐国家。况且皇帝的威势超过雷霆，杀一个平民，与杀死蝼蚁没有区别。宽容赦免他，可以显示容纳切直言论的气度，把恩德扩展到天下。所以臣认为杀死他未必正确。”吴国乌程侯宝鼎元年，左丞相陆凯上奏说：“臣听说恶行不能积累，过错不能增长；积累恶行、增长过错，是丧乱的根源。因此古人害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设置进善之旌，树立敢谏之鼓。卫武公九十岁时还希望听到警戒自己的话，《诗经》赞美他的德行，士人喜悦他的行为。臣观察陛下没有思考警戒自己的道义，却有积累恶行的趋势，臣对此深深忧虑，这是祸患的征兆已经显现。因此略陈要点，写尽愚诚。陛下应当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继承修治先前的德行，不可抛弃臣下的言论而放纵奢侈之意。一旦奢侈之情发展起来，官吏就会日益欺压百姓；百姓离心，上面就不信任下面，下面就怀疑上面，骨肉彼此相克，公子纷纷出奔。臣虽愚昧，不能明察天命，但用心推究，败亡不会超过二十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臣常常愤恨亡国之人夏桀、殷纣，也不愿后人再次因陛下而产生这样的愤恨。臣承受国家恩德，侍奉朝廷三代，又以余年遇逢陛下，不能随从世俗、与众人一起沉浮。如果像比干、伍员那样，因为忠诚而被杀，因为正直而遭怀疑，臣自认为已经尽到了全部责任，没有遗憾，即使灰身埋于黄泉，也没有辜负先帝。愿陛下反复思考九次，社稷就能得以保存。” 晋武帝太康三年，皇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我可以比作汉朝哪一位皇帝？”刘毅回答：“桓帝、灵帝。”皇帝说：“为什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刘毅回答：“桓帝、灵帝卖官，钱进入官府仓库；陛下卖官，钱进入私人门户。这样说来，陛下大概还不如他们。”皇帝大笑说：“桓帝、灵帝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朕有直臣，本来就胜过他们了。”

译汉主刘聪对陈元达说：“你应当害怕我，反而要让我害怕你吗？”陈元达叩头谢罪说：“臣听说，以臣为师的是王，以臣为友的是霸。臣确实愚昧，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幸而希望陛下能够像齐桓公那样采纳九九之术的道理，所以使臣得以尽抒愚忠。过去世宗能够远距离采纳汲黯的奏议，因此能扩大振兴汉道。桀、纣诛杀进谏者，周幽王、周厉王压制诽谤，所以三代的灭亡很快就到来了。陛下以大圣之德应合时运，挺立出世所罕有的器量，如果能远远抛弃商周覆国的弊病，近处效法孝武帝光大汉朝的美德，那么天下就大幸了。” 刘聪既然僭越登上帝位，便任命刘娥为右贵嫔，非常宠爱她。不久又册立她为皇后，将要修建仪殿让她居住。廷尉陈元达直切进谏，刘聪大怒，将要斩杀他。刘娥当时在后堂，私下命令左右停止行刑。她亲手写表进言说：“我听说陛下将为妾营造宫殿，如今昭德殿已经足以居住，仪殿并非急需。四海尚未统一，祸难仍然繁多，举动都要耗费人力财物，尤其应当谨慎。廷尉所说的是国家大政。忠臣进谏，难道是为了自身吗？帝王拒绝进谏，也不应只是顾惜自身。妾上仰以为，陛下往上应追寻明君纳谏而昌盛的事迹，往下应戒惧昏君拒谏而招致的祸患。应当赏赐廷尉以美爵，封给廷尉以土地。为什么不但不采纳，反而要杀他？陛下的怒气因妾而起，廷尉的灾祸也是妾招来的。人心怨恨、国家疲敝，罪责归于妾；拒绝进谏、伤害忠臣，也由妾造成。自古以来败国亡家，没有不是由妇人引起的。妾每次读到古代这些事情，都气愤得忘了吃饭。哪里想到今日妾自己成为皇后，别人看待妾，也会如同妾看待前代那些妇人一样。妾还有什么脸面仰身侍奉陛下？请允许妾在这后堂自尽，以堵塞陛下受到迷惑而犯错的过失。”刘聪看完后脸色变了，对群臣说：“朕近来得了风病，喜怒超过常情。元达是忠臣，朕对此非常惭愧。”于是把刘娥的表章给陈元达看，说：“外有像您这样的辅臣，内有这样的内助，此后朕就没有忧虑了。” 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朝廷淘汰郎官。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抬着棺材进谏，尚书令任城王元澄弹劾元匡犯大不敬，诏令赦免死罪，降为平民。三公郎辛雄上奏说：“臣私下想，平民元匡历经侍奉三朝，常常蒙受宠遇。他刚直敢言的性格，出自皇帝的了解；像鹰鹯一样勇猛的志向，早在过去就已显露。因此高祖赐给他‘匡’这个名字，陛下任用他弹劾纠察。至于茹皓登上车辇时，元匡斥责并提出应当下车的意见；高肇掌权时，元匡上表陈述专擅权力之事。他的刚毅忠诚，群臣无人能及；他骨鲠正直的事迹，朝廷内外都知道。当高肇掌权时，元匡制造棺材进谏，正说明君主圣明、臣下正直，最终没有获罪。假如想要再次这样做，先帝已经在此前容忍过他，陛下也应当在以后宽容他。何况他原先的列位和事情的缘由，与现在所按的罪名并不相同。假如最终贬斥罢黜，使他不在朝廷，臣恐怕会堵住忠臣的嘴，挫伤进谏者的心，违背琴瑟般的至和，失去盐梅相济的作用。祁奚说：‘叔向的贤能，可以延及十代。’如今元匡却不能保全自身，实在令人叹惜。” 隋文帝开皇初年，皇帝曾在殿前对一名郎官发怒，命人鞭打他。谏议大夫刘行本进谏说：“这个人一向清廉，他的过错又很小，希望陛下稍微宽容。”皇帝不听。刘行本上前说：“陛下不认为臣不才，把臣安置在身边；如果臣说得对，陛下怎么能不听？如果臣说得不对，就应当把臣交给司法处理，怎么能轻视臣而不顾呢？”于是把笏板放在地上退下。皇帝收敛神色向他道歉。唐高祖武德初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陈述三件事：第一，臣听说天子有敢于争谏的臣子，即使君主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隋朝失去天下，是为什么没有听到自己的过错呢？当时隋炀帝自以为功德盛大，超过五帝、胜过三王，穷奢极欲，使天下士人肝脑涂地，户口耗尽，盗贼日益滋长。当时并不是没有直言之臣，最终却没有醒悟，是因为君主不接受进谏，臣下也不敢告诉他。如果当时开放不避讳进言的道路，任用贤能，赏罚及时适当，人人安于职业，谁还能摇乱天下呢？陛下从晋阳起兵，天下纷纷响应，谋划没有片刻迟疑，大业就此成功。不要因为取得天下容易，就忘记隋朝失去天下也并不困难。天子行动，左史要记载；天子言语，右史要记载。凡是田猎巡视都应顺应四时，不可任意行动。况且陛下即位的第二天，有人进献鹞鹰，陛下不拒绝而接受，这正是前代的弊事，为什么还要实行呢？相国参军事卢牟子进献琵琶，长安丞张安道进献弓箭，都受到赏赐。凭天下所有地方的富足，还有什么求取不到？难道缺少这些东西吗？第二，百戏散乐本来不是正声。隋朝末年才开始受到崇尚使用，这种淫靡风气不得不改变。近来太常借用百姓的裙襦五百件，称作给乐伎穿的衣服，准备在玄武门供皇帝游乐。臣认为这不是替子孙后代谋划的做法。

译古书说：‘放弃郑国的淫声，远离谄佞之人。’ 如今这些散乐歌伎，既不是韶乐，也不是夏乐，请一并废除，以恢复雅正。第三，臣听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所受习染却使彼此相距遥远。如今皇太子和诸王身边的侍从、执事，不可不慎重选择。大体说来，不讲义理而又无赖，以及喜欢驰骋射猎、歌舞声色、怠慢游荡的人，只能供人耳目娱乐、听候驱使，至于拾遗补阙、弥补过失，却绝对做不到。广泛考察前代帝王的子弟，没有能够孝顺的、兄弟之间没有能够友爱的，无不由身边的人扰乱所致。愿陛下选拔贤才，澄清皇太子和诸王僚友的选择。皇帝非常高兴，立即下诏说：‘周朝、隋朝末年，忠臣闭口不言，这就是所谓一句话足以防止国家灭亡。朕自知德行浅薄，不能做到性与天道相合；然而希望群臣辅佐调和，以补足朕的不足，而群公卿士很少进献直言。孙伏伽至诚慷慨，据守义理，言辞恳切，指明朕的过失而毫不避讳。应任命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绢三百匹。’ 李纲任太子詹事时，太子有失德之处，李纲多次进谏而太子不听，于是李纲请求告老还乡。高祖骂他说：“你曾经做潘仁的长史，却以做朕的尚书为羞耻吗？”李纲叩头说：“潘仁是贼人，心怀残杀之志，但他每次接受进谏就停止行动。我做他的长史，所以没有惭愧。陛下功业成功后过分自我夸耀，臣的进言如同拿着水去浇石头，怎么敢长久做尚书呢？况且臣侍奉东宫，东宫又与臣相忤，所以交还印绶。”皇帝道歉说：“我知道您是正直之士，希望您最终辅佐我的儿子。” 太宗贞观元年，尚书杜淹曾对太宗说：“郅怀道可以任用。”皇帝问其中情况。杜淹说：“怀道在隋朝时任吏部主事。当时隋炀帝巡幸江都，群臣都逢迎阿谀，唯独郅怀道坚持认为不可。”皇帝说：“那时你说了什么？”杜淹回答：“臣和众人一样。”皇帝责备他说：“侍奉君主，有不对的地方就应当犯颜进谏，不能隐瞒。你认为郅怀道正直，为什么不直言呢？”杜淹谢罪说：“臣的地位低下，又考虑到进谏不会被采纳，白白送死没有益处。”皇帝说：“既然认为君主不值得进谏，那还为什么做官、吃隋朝的俸禄，却忘记为隋朝尽忠呢？”于是回头问群臣：“你们认为怎样？”王珪说：“比干进谏而死，孔子称赞他仁；泄冶进谏也死了，孔子却说‘百姓多有邪僻，不能自行确立法度’。俸禄越厚，责任越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皇帝笑着说：“你在隋朝不进谏，后来应当被王世充亲近任用，为什么不说呢？”杜淹回答：“臣本来曾经说过，只是没有被采纳。”皇帝说：“王世充拒绝进谏、掩饰错误，你怎么能够免祸？”杜淹无言以对。皇帝勉励他说：“如今任用你已经可以了，你还有进谏的话吗？”杜淹回答：“愿意至死不隐瞒。” 贞观二年，太宗派太常少卿祖孝孙用乐律教授宫中的乐工，祖孝孙没有完成，几次受到责备。侍中王珪和温彦博一同进见说：“祖孝孙是谨慎修身的人，陛下让他教导宫中女乐，又责骂他，天下人难道会因此轻视士人吗？”皇帝大怒说：“你们都是我的心腹，竟然附和下属、诽谤君上，是替别人游说吗？”温彦博害怕而谢罪，王珪不谢罪，说：“臣本来侍奉前朝，罪当处死；陛下怜悯臣的性命，把臣安排在枢密之职，要求臣建立忠诚功效。如今却怀疑臣出于私心，这是陛下辜负臣，臣没有辜负陛下。”皇帝沉默并感到惭愧，事情于是作罢。第二天，皇帝对房玄龄说：“从前周武王不用伯夷、叔齐，周宣王杀死杜伯，自古帝王接受进谏，本来就很困难。朕早晚都希望接近前代圣王，昨天责备王珪等人，深深地自我悔恨，你们不要因此受到惩罚而不再进谏。” 贞观三年，太宗曾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能明察，怎样做才会昏暗？”魏征回答：“君主之所以明察，是因为兼听；之所以昏暗，是因为偏信。《诗经》说：‘先人有话说，要向樵夫请教。’过去尧舜时代，打开四方门户，使四方眼目明亮，使四方耳朵都能听见，所以圣明之处没有不能照见的；共工、鲧一类人不能堵塞言路，花言巧语、平庸敷衍的言论也不能迷惑君主。秦二世却隐藏自身，隔绝疏远地位低下的人，偏信赵高，等到天下崩溃叛乱时，也没有听到消息。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起兵进攻宫阙，最终也没有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路贼军攻城夺地，也同样没有知道。因此君主兼听并采纳臣下意见，贵臣就不能堵塞蒙蔽言路，而下情也能够上达。”太宗非常赞赏他的话。有人告发尚书右丞魏征阿附朋党、偏私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查无实据。温彦博上奏说，魏征既然被人指出过失，即使确实没有私心，也还是有可以责备的地方。皇帝让温彦博对魏征说：“你曾经进谏纠正我数百条，难道因为这件小事就损害了你众多的美德吗？从今以后，不可不注意避嫌，保全外在的形迹。”过了几天，太宗问魏征：“近来在外面，听说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吗？”魏征神色严正地说：“前些日子您让温彦博宣读诏令，对臣说‘为什么不注意形迹’，这句话大错特错。臣听说君臣同心同德，义理上本来是一体，从未听说不遵守公道，只顾外在形迹的。如果君臣上下都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亡就很难预料了。”皇帝惊醒，改变脸色说：“我当初说出这句话，很快就已经后悔了，确实大错特错。您也不要因此就心怀隐避。”魏征于是拜谢说：“臣把自身托付给国家，按照正道行事，绝不敢有欺瞒负国之举；只是希望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皇帝说：“忠臣和良臣有不同吗？”魏征说：“稷、契、皋陶，君臣同心协力，使臣子获得美名，君主得到显赫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没有穷尽；龙逄、比干，当面折责、在朝廷争谏，自己遭受诛杀，君主陷入大恶，家国一同覆亡，二者的不同就在这里。” 由此说来，两者相差太远了。”皇帝说：“你只要不要违背这句话，我一定不会忘记为社稷谋划。”于是赐给魏征绢二百匹。

译贞观六年，太宗在丹霄楼置酒，对长孙无忌说：“魏征、王珪当初侍奉隐太子、巢刺王，确实可恶；我能够抛弃怨恨而任用人才，也不比古人惭愧。然而魏征每次进谏我不采纳时，我一开口他就不立即回应，为什么呢？”魏征说：“臣认为事情有不可行之处，所以进谏；如果陛下一不采纳我就立即回应，恐怕陛下反而会把它实行。”皇帝说：“只管立即回答，另外陈述你的意见就是了，难道还做不到吗？”魏征说：“过去舜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以后却另有议论。’如果当面顺从后再另行陈述，这就是退下后的议论，不是稷、契侍奉尧舜的方式。”皇帝大笑说：“人们说魏征举止疏慢，我只看见他的妩媚可爱罢了。”魏征拜了两拜说：“是陛下引导臣进言，所以臣才敢这样。如果陛下不接受，臣哪里敢多次触犯皇帝的威严呢？”贞观七年，太宗对侍臣说：“我看胡裴始完毕上书论述西蕃之事，意见颇有道理。我与他共同交谈时，他非常战惧；如今奏论一件事，人也应当如此。”魏征回答：“天子的容颜俯临面前，怎么能不害怕？臣看朝廷外各司想要奏事的人，先在三五天前反复思考，等到临近上奏时，原来想说的十成中也有七成说不出来。平常容易办的事尚且如此困难，何况进谏争辩的人，开口说话全都触犯忤逆；如果不是陛下放宽神色，给他们和缓的脸色，他们哪里敢把实情全部说出呢？” 皇帝因此对群臣接待得更加温和，并且说：“隋炀帝猜忌心重，对群臣大多不说话；朕却不是这样，君臣相亲，就像一体。” 贞观八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昨天皇甫德参上书说，朕修建洛州宫殿，是劳苦百姓；收取地租，是横征重税；民间风俗崇尚高发髻，想来一定是宫中先这样做的。这个人是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成年男子、不收取一份租税、宫人都不梳高髻，才肯满意罢了。事情既然近于诽谤，就应当论罪。”魏征进谏说：“贾谊处于汉文帝时，上书说可以痛哭的事有三件、可以长叹息的事有五件。自古以来上书大多激烈切直，如果不激切，就不能触动君主的心；激切就容易像诽谤。所谓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从中选择有用的，关键在陛下裁断察看，不可责罚。”皇帝说：“你的话是对的。朕起初想责罚这个人，如果责罚了他，谁还敢进言呢？”于是赐给皇甫德参绢二十匹。贞观十一年，太宗对魏征说：“近来施行政令、教化的得失，比以前怎样？”魏征回答：“如果说恩德威势所达到的地方，远方夷族前来朝贡，与贞观初年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说德义潜移默化地通达，百姓心悦诚服，与贞观初年相比，又相差很远。”皇帝说：“远方夷族来归服，应当是德义所感化；以前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魏征说：“过去四方尚未安定，常常把德义放在心上；不久由于天下没有忧患，渐渐骄傲奢侈、满足自溢，所以功业虽然盛大，最终还是不如当初。”皇帝说：“朕如今的作为，与以前相比为什么不同？”魏征回答：“贞观初年，陛下担心人们不说话，便引导他们进谏；贞观三年以后，看到有人进谏就高兴并采纳。近一两年来，陛下不喜欢别人进谏，虽然勉强听取接受，心里终究不平，这确实很危险。”皇帝说：“从什么事情可以看出这样？”魏征回答：“即位初年，陛下判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进谏说：‘法律没有规定死罪，就不应滥加酷刑。’陛下于是赏赐他兰陵公主园，价值钱一百万。有人说：‘他所说的不过是常理，所赏却太厚。’陛下回答：‘我即位以来还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这是在引导人们进言。’ 徐州司户柳雄在隋朝的资历上妄自增加官阶，有人告发他，陛下命令他自首，不自首就治罪；他于是坚持说这件事是真的，始终不肯自首。大理寺查出是伪造的，将判柳雄死罪，少卿戴胄上奏说法律只应判处徒刑。陛下说：“我已经作出裁断了，只应判他死罪。”戴胄说：“陛下既然不接受臣的意见，就把他交给臣所掌的法司；罪不应当处死，就不能酷滥用刑。”陛下变了脸色，派人杀戴胄；戴胄坚持不退让，直到四五次之后，陛下才赦免他，并对法司说：“只要能够像这样替我守法，我哪里还怕滥杀无辜呢？”这就是因接受进谏而高兴。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有违逆圣旨的话，陛下认为是诽谤，臣上奏说：“上书不激切，不能触动君主的心；激切就像诽谤。”当时陛下虽然采纳臣的话，赏赐绢帛二十段，心里却很不平，这说明接受进谏很困难。”皇帝说：“确实如您所说，如果不是您，没有人能说出这些话。人都苦于不能自我察觉；您还没有说明之前，朕总以为自己的行为没有改变，等听到您分析说明过失，才感到十分惊惧。您只管保持这种心意，朕最终不会违背您的话。” 太宗对侍臣说：“朕昨天到怀州，有人上密封奏事说：‘为什么总是调发山东的丁男到苑中营造？如今的徭役似乎不比隋朝时少，怀州、洛阳以东的百姓残破疲敝，不能忍受这种差役，而田猎仍然如此频繁，简直像骄奢放纵的君主。’今天朕又到怀州田猎，忠直的进谏却不再送到洛阳来了。四时田猎本来是帝王的常礼，朕这次在怀州，丝毫没有侵扰百姓。凡是上书进谏，自有通常的准则：臣下贵在有辞理，君主贵在能够改正。像这样肆意诋毁，似乎近于咒诅。”侍中魏征上奏说：“国家开放直言的道路，所以上密封奏事的人尤其多。陛下亲自拆阅，或许希望臣下的言论有可取之处，因此侥幸之人得以放肆地暴露自己的丑态。臣子进谏君主，非常需要委婉从容地讽谏。汉元帝曾因祭祀高庙，走便门而登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应当登车时摘下帽子说：‘应该从桥上走。’如果陛下不听臣的意见，臣就自刎，用颈中的血污秽车轮，那样陛下就不能进入宗庙了。元帝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进言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处，薛广德的话可以听取。’元帝说：‘劝导人不就应该这样吗？’ 于是改从桥上走。由此说来，张猛可以称为直臣劝谏君主了。”皇帝非常高兴。贞观十二年，太宗对侍臣说：“上密封奏事的人都说朕打猎过于频繁。如今天下没有战事，但武备不可忘记。朕有时与左右近臣在后苑打猎，并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这又有什么妨害呢？”魏征说：“先王只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陛下既然允许他们上密封奏事，就应当让他们尽情陈述。假如他们的话有可取之处，本来就对国家有益；假如没有可取之处，也没有什么损失。”皇帝说：“您说得对。”于是慰劳进言者后遣送他们离开。

译贞观十八年，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下回答帝王，大多顺从而不违逆，用好听的话来取得容纳。我今天提问，你们不得隐瞒，应当依次说出朕的过失。”长孙无忌等人都说：“陛下圣明的教化和道德导致天下太平，依臣等看来，看不出有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回答：“陛下拨乱反正、开创新局，实际功劳高过万古，确实如长孙无忌等人所说。然而近来有人上书，辞理不够妥当，陛下有时当面追问使他理屈词穷，结果没有一个不惭愧退下的，臣恐怕这不是鼓励进言者的办法。”皇帝说：“这话对，朕应当为你改正。” 太宗曾经恼怒苑西监穆裕，命令在朝堂上斩杀他。当时高宗还是皇太子，立即冒犯皇帝威严进谏，太宗的怒意才消解。长孙无忌说：“自古以来太子的进谏，有时是等待间隙从容进言；如今陛下发出天威般的怒火，太子却当面冒犯进谏，这实在是古今未有之事。”皇帝说：“人与人长期相处，自然会受到熏染习惯。自朕治理天下以来，虚心接受正直意见，魏征便早晚进谏；魏征去世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人接续进谏。太子年幼时在朕膝前，每次看见朕因有人进谏而高兴，便受到熏染而养成习性，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进谏。” 太宗曾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过去舜制造漆器，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舜、禹的有十多人；不过是饮食器具，何必苦苦进谏呢？”褚遂良说：“雕琢器物会妨害农业生产，织绣彩绢会损伤妇女的劳作；一开始奢侈淫靡，就是危亡的开端。漆器没有停止，必然会改用金器；金器没有停止，必然会改用玉器。因此争谏之臣一定在奢侈刚开始时进谏，等到奢侈满盈，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进谏的了。”太宗说：“您的话是对的。朕所做的事情，如果有不恰当之处，有的正处于刚开始，有的已经将要完成，都应当进谏。近来读前代史书，常有人臣进谏，君主却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这件事已经答应了’，最终也不停止、不改正；这样一来，危亡的灾祸转眼就可以等到了。” 太宗时，权贵嫉妒魏征，常常对太宗说：“魏征凡是进谏争辩，总是委婉曲折、反复陈说，不被采纳就不停下，他的意思是把陛下当作年幼的君主，和已经成熟的长君不同。”太宗说：“朕年少时没有学问，只喜欢弓马；到起兵时，便有了大功，已经封为王，又偏偏受到父亲的宠爱，对于治国之道和政治方法都不留心。等做了太子，刚进入东宫，便思考安定天下，想要克制自己、施行政事，只有魏征和王珪以礼引导我、以道弘大我，我勉强听从他们，深深感到有益，于是努力实行而不停息，最终达到太平。这是魏征等人的力量，所以我特别加以礼敬厚待，事事听从，并不是偏私他。”说这话的人于是惭愧地退下。太宗又对房玄龄等人说：“如今天下百姓把自己托付给我抚养，首先必须使我自身安稳。现在上密封奏事的人只说九成宫往来的事情，百姓因此辛苦。”魏征回答：“陛下本意在于容纳意见，允许他们进言，那么其中即使有许多妄言，也不妨碍时政；有些言论可以记录下来，说明陛下的长处和短处，这些人多半不肯隐瞒。只要容纳他们，也是好事。”太宗对侍臣说：“朕每当闲居静坐，就从内心反省，常常害怕上不能符合天意，下被百姓怨恨；只是思念正直之人来匡正进谏，希望使耳目能够通达外界，使下面没有冤屈和滞塞。近来又看到来奏事的人，大多恐惧战栗，说话以至于失去次序；平常奏报事情尚且如此，何况想要进谏争辩，必然害怕触犯皇帝威严。所以每当有人进谏，即使不合朕心，朕也不把它看成忤逆；如果立即发怒责备，深怕使人心怀恐惧，他们哪里还敢再说话？”又对房玄龄说：“能够自知就是明智，真正做到却很难。比如写文章的人、工艺技巧的人，都自认为自己的长处别人比不上；如果有名家文匠加以评议批评，他们的浮词拙作才会显现出来。由此说来，君主必须得到能够匡正进谏的臣子，指出自己的过错。一日之中有万端政务，全由一个人听取裁断，即使忧劳，又怎能全部做到完善呢？” 朕常常想到魏征随事进谏纠正，多次切中朕的过失，就像明镜照见人的形貌，美丑一定都能显现。而且自古帝王大多任凭个人情绪喜怒，喜悦时滥赏无功之人，发怒时滥杀无罪之人，天下因此败坏混乱，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朕如今早晚不曾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总想让你们尽情极力进谏；你们也必须接受别人的进谏，怎能因为别人的话不同于自己的意思，就立刻护短而不采纳？如果不能接受进谏，又怎么能去进谏别人？”房玄龄说：“陛下说得对。” 太宗因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上密封奏事，便召见他们，对他们说：“我遍观自古以来臣子竭忠尽节的事迹，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就能够尽情陈述诚意、规劝进谏；至于龙逢、比干，最终却仍免不了被杀戮。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尤其艰难。我又听说，龙可以驯服，但龙下颔有逆鳞，触碰它就会被杀；君主也一样。你们竟然不避触犯威严，各自进献密封奏事。如果常能这样，我难道还会担忧国家倾覆败亡吗？我每每想到你们的这番心意，片刻也不能忘记。因此下诏赐你们设宴取乐，并按等第赏赐丝帛。”太常卿韦挺上章陈述政事得失，太宗赐书给他说：“看到你所上奏章，意见非常正确，正直的言论和辞理都很可观，我深感欣慰。齐桓公对于夷吾，虽然他有射中衣带钩的罪过；蒲城战役中，勃鞮又有斩断衣袖的仇怨，但小白并不因此疑忌他，重耳仍像对待旧交一样对待他。这难道不是因为臣子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心志在于专一无二吗？你的深厚诚意，就表现在这里了。如果你能始终保持这种节操，就能保全美名；如果因此懈怠，难道不可惜吗？从始至终都勉励自己，为后世垂示典范，使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的人看古代一样，岂不是美事吗？近来我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也看不见自己的缺失，全靠你竭尽忠诚，屡次进献有益的言论，来滋润我的心怀，这种恩德真是难以言说。”

译太宗对侍臣说：“我观察前代那些进谗献媚的人，都是国家的蛀虫。有的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有的结党营私、相互勾结；只要是昏暗的君主和庸碌的国君，没有不被他们迷惑的。忠臣孝子因此泣血含冤。所以，丛生的兰草本想繁茂，却被秋风摧败；君主本想英明，却被进谗者蒙蔽。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史书中，不能一一说尽。至于齐、隋之间进谗诬陷的事情，我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略微给你们说说。斛律明月是北齐的良将，威势震动敌国。北周每年凿开汾河的冰层，就是担心齐军向西渡河。等到斛律明月遭祖孝征谗言构陷而被杀，周人才开始有吞并北齐的想法。高颎有治理国家的卓越才能，辅佐隋文帝成就霸业，掌知国政二十多年，天下依赖他而安康宁定。隋文帝只听信妇人的话，特意下令斥退他。等到他被隋炀帝杀死以后，刑法政令从此衰败。又，隋太子杨勇抚军监国，总共二十年，本来早已有了确定的名分。杨素欺骗君主、蒙蔽上听，残害贤良，使父子之间的伦常一朝毁于天性，叛逆作乱的根源从此开启。隋文帝既然混淆嫡子和庶子，最终祸及自身，国家不久也覆亡了。古人说：‘世道混乱时，谗言就会占上风。’确实不是虚妄之言。我常常防范祸患萌芽、杜绝事变渐起，用来断绝谗言构陷的开端，仍担心心力有所不到，或许不能察觉醒悟。前代史书说：‘猛兽居于山林，连藜藿都因此无人敢采；正直的臣子立于朝廷，奸邪之人便因此停止谋划。’这正是我对各位大臣的期望。”魏征说：“《礼记》说：‘要在无人看见的地方警戒谨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恐惧戒惧。’《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会交相扰乱四方国家。孔子又厌恶花言巧语足以倾覆国家，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臣曾考察自古以来拥有国家和家业的人，如果随意听信谗言，妄加杀害忠良，必然会使宗庙变成丘墟，朝廷和市朝沦为霜露之地。愿陛下对此深加谨慎。” 太宗对侍臣说：“君臣本来共同掌理国家的治乱，共同承担安危。如果君主采纳忠诚的劝谏，臣子进献正直的言论，这就是君臣意气相合，是自古以来所看重的。如果君主自以为贤明，臣子却不加匡正，还想不遭危亡，是不可能的。君主失去国家，臣子也不能独自保全自己的家族。至于隋炀帝暴虐天下，使臣下闭口不言，终于让他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于是走向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我和你们怎么能不谨慎，难道要成为后世讥笑的对象吗？”又说：“治理国家与养病没有不同。病人刚觉得病情好转，越应该加强防护；如果有所触犯禁忌，必定会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稍安定，更要戒惧谨慎；如果马上骄傲放纵，必定会导致丧败。如今天下的安危，系于我一身，所以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得到休息也不把它当作可以安逸的时候。不过，耳目和股肱大臣都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道义上同为一体，就应当协力同心。事情有不安之处，可以尽情直说，不要隐瞒。如果君臣彼此猜疑，不能充分倾吐真情，实在是治理国家的大害。”左右近臣说：“陛下能说到这个地步，是国家的福气。” 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所生。她将要出嫁时，太宗命有关部门准备的资财和送嫁物品加倍于长公主。魏征上奏说：“从前汉明帝想给自己的儿子封地，皇帝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同呢？’于是只给楚王、淮阳王封地的一半，前代史书把这件事当作美谈。天子的姊妹称为长公主，天子的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加上‘长’字，本来就是为了表示尊贵于公主。感情上虽有亲疏，名义和礼制上却没有等级差别。如果让公主所享受的礼遇超过长公主，按道理恐怕不可以。实在希望陛下认真考虑。”皇帝称赞他说得好，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魏征退下后把这件事告诉皇后，皇后叹息说：“我曾听说陛下敬重魏征，却一直不知道原因。如今听到他的谏言，才知道他能用义理来约束君主的感情，真可以说是端正正直、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臣。妾与陛下结发成为夫妻，一直承蒙礼敬，感情和恩义深重。每当将要进言，也必须察看陛下的脸色，尚且不敢轻易触犯威严，何况臣下与君主感情疏远、礼制有隔呢？所以韩非说游说君主很难，东方朔称进言并不容易，确实是有道理的。忠言虽然逆耳，却有利于施行；凡是拥有国家和家业的人，都应当把它看作最紧要的事情。采纳忠言，天下就能太平；堵塞忠言，政事就会混乱。实在希望陛下详加考虑，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太宗巡幸九成宫，宴请近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过去侍奉息隐王，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没想到今天又和他们同席宴饮。”太宗说：“魏征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竭尽心力侍奉自己的君主，其中有值得嘉奖的地方。我能够提拔任用他，有什么可惭愧而不能与古代贤君相比的呢？不过魏征常常犯颜直谏，从不允许我做错事，这就是我敬重他的原因。”魏征一边拜谢一边说：“陛下引导臣使臣敢于进言，所以臣才敢说话；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意见，臣又怎么敢触犯龙鳞、触碰忌讳呢？”太宗非常高兴，赏赐钱十五万，又多次加封，封为郑国公。不久魏征因病请求改任散官，太宗说：“我把你从仇敌阵营中拔擢出来，任用你担任枢要职务；你看见我的过错，从来没有不进谏的。你难道没见过矿石中的金子吗？它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经过良匠冶炼锻造成为器物，才被人视为珍宝。我正把自己比作金子，把你看作良工。你虽有病，却还没有衰老，怎么能就这样退下呢？”魏征于是停止请求。后来皇孙出生，皇帝下诏宴请公卿，皇帝极为欢悦，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经历艰难险阻，房玄龄的功劳没有人能够与他争高下；贞观以后，对我尽心竭力，进献忠诚正直的意见，安定国家、造福百姓，成就我的功业而为天下所称道的，只有魏征。古代的名臣，还有谁能超过他呢！”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赏赐给魏征。太宗又曾对魏征说：“隋炀帝继承隋文帝留下的基业，天下富足，如果能够长久据守关中，怎么会倾覆败亡？但他竟不顾百姓，出巡没有固定期限，径直前往江都，又不采纳董纯、崔象的谏诤，结果自身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即使说帝位寿命长短归于玄天决定，但福善祸淫，也同样由人的作为造成。我常常想到这件事：如果想让君臣长久相处、国家不遭危亡败坏，君主有过失，臣子就必须极力进谏。我听到你们的规劝，即使不能当即采纳，经过反复思考审察，也一定会选择其中正确的加以施行。”魏征去世后，太宗亲自前往吊祭，悲痛哭泣，亲自撰写碑文，赐给他的家人食邑，实封九百户，并对侍臣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古代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得失。我曾经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错。如今魏征去世，我就失去了一面镜子。”说着流泪很久，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征经常显明我的过错，自从他去世以后，即使有过错也没有人揭示。难道我不是从前有过失，而如今全都正确了吗？恐怕也是因为群臣只知苟且顺从，难以触犯龙鳞吧？所以我虚心向外寻求意见，打开自己的心怀、反省内部，即使说了而没有被采用，也是我甘心承受的；

译如果被采用却不进言，那又该责怪谁呢？”从此以后，群臣都竭尽自己的诚意；有是非曲直，都直言不隐。群臣都称善。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发布的诏敕，常常会有意见不同的地方，或者兼有错误，需要互相纠正吗？当初设置中书省、门下省，本来就是为了相互防止过失。人的意见有时各不相同，有所是非，本来都是为了公事。有的人为了防护自己的短处，忌讳听到自己的过失，有人指出是非，便都把它当作怨恨；有的人苟且避开私人嫌隙，彼此顾惜颜面，明知事情不正确，却立即施行，只因难以违背某一官员的小情面，顿时造成万人受到的大弊害。这实在是亡国的政治，你们尤其必须放在心上加以防范。隋朝当时内外各级官员，政事因互相推诿而导致祸乱，许多人不能深思其中道理，当时都说祸患不会牵连自身，于是当面顺从、背后议论，并不把它当作忧患。后来大乱一旦发生，家国都遭祸患；即使有人得以脱身，即便没有遭到刑杀，也都是辛苦挣扎才勉强逃脱，且深受当时舆论贬斥。你们必须消灭私心、奉行公义，坚守正直之道，希望彼此以政事相互启发劝勉，不要上下相互附和。又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是掌管机要的机构，选拔人才担任其中职务，委任确实十分重大。诏敕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都必须坚持意见加以论说。近来我只看到阿谀逢迎、顺从人情、唯唯诺诺、苟且敷衍，竟然没有一个人进谏，这难道是道理吗？如果只是签署诏敕、办理文书而已，谁不能胜任？又何必精心选择人才来委任？从今以后，诏敕如果有疑似不妥当的地方，必须坚持发言，不得无故畏惧，明知不妥却闭口不说。”王珪曾上密封奏事，严厉进谏。太宗对他说：“你所论述的，都是切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的君主，没有不想使国家长久安定的，然而不能做到，只是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或者听到了却不能改正。如今我有过失，你能够直言，我又能听到过错就改正，国家怎么会不安定呢？”又说：“你如果一直担任谏官，我一定永远不会有过失。”王珪回答说：“臣等岂敢不遵奉陛下的命令。” 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事情危急而不扶持，倾倒了却不搀扶，要那辅佐者有什么用？’君臣之间的道义，难道不应当竭尽忠诚来匡正挽救吗？我曾读史书，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逢、汉朝诛杀鼌错，从来没有不停止读书而叹息的。你们只要能够措辞正直地进谏，有益于政务和教化，我终究不会因为触犯我的脸色而随意加以诛责。我近来临朝裁决，也有违背律令的地方，你们把它看成小事，便没有坚持发言。所有大事都由小事发展而来，小事不论，大事就将无法挽救。国家倾覆危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隋主残暴，死在平民手中，天下百姓很少有人为他哀痛。你们替我思考隋朝灭亡的事情，我替你们思考关龙逢、鼌错被诛的事情；君臣都能保全，岂不是美事吗？”又对侍臣说：“我观察自古以来因骄傲自满而招致败亡的帝王，多得数不清。近代不能远说古代，例如晋武帝平定吴国、隋文帝讨伐陈国之后，心中更加骄奢，自以为是，臣下不敢再进言，政道因此松弛紊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攻破高丽以后，又兼并铁勒，席卷沙漠，把它们设置为州县，边远地区归服，声威教化更加广大。我担心自己产生骄傲自满之心，常常自我抑制；每天很晚才进食，坐等天明，每每想到臣下有正直的言论和切直的劝谏，可以施行于政务教化之中，就应当擦亮眼睛，以师友之礼来对待他们。这样或许可以防止时局败坏，使政治清明、道路通达。”左右近臣都说：“确实如陛下所说。” 太宗威严仪表庄重严肃，百官进见时都举止失措。太宗知道他们如此，每当有人进见奏事，必定放缓脸色、和颜相待，希望听到规劝和进谏。他曾对公卿说：“人想照见自己，必须借助明镜；君主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借助忠臣。君主如果自以为贤明，臣子却不加匡正，还想不遭危亡败坏，怎么可能呢？所以君主失去国家，臣子也不能独自保全家族。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闭口不言，最终使他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于是走向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并不遥远，你们应当常常防范：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必须直言规劝。”又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我听说自古帝王能够上合天心而达到太平，都是依靠股肱大臣的力量。我近来开通直言之路，是希望知道冤屈，想听到规劝。所有上密封奏事的人，大多告发百官的细小过错，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我遍选前代君王的事迹，只要君主怀疑臣下，下面的实情就不能上达；想求得臣下竭尽忠诚、极力思虑，怎么可能呢？而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专门进行谗毁，交相扰乱君臣关系，对国家特别没有益处。从今以后，有人上书告发他人的小过错，就按谗人的罪名治罪。”又说：“我利用闲暇日子，常常与虞世南讨论古今。我说了一句正确的话，世南没有不高兴的；我说了一句错误的话，他没有不惆怅痛恨的。他的恳切忠诚到了这种程度，我因此很赞赏他。”群臣如果都像虞世南这样忠诚正直，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好呢？虞世南去世时，太宗哭得十分悲痛，亲自写敕令给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对于我，就像同为一体。他拾遗补阙，没有一天片刻忘记，实在是当世名臣，也是人伦的标准。我有一点善行，他一定顺势促成；我有一点过失，他一定冒犯威严进谏。如今他竟然去世了，石渠阁、东观之中，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群臣都说确实如此。玄宗初即位时，收回朝廷纲纪和权柄，果断处理政事，群臣畏服。起居郎吴兢担心皇帝决断过快而不能周密，于是上奏说：“自古以来，臣子不进谏，国家就危险；进谏，自身就危险。臣愚昧而享受陛下俸禄，不敢躲避自身遭遇危险的祸患。近来我看见上密封奏事的人，所说有可采纳之处，却只赏赐一束帛而已，从未蒙受召见和提拔。有违逆圣意的，就在朝堂上杖责，押送回本州，有的甚至死于流放贬谪。因此臣下不敢进谏。古代设置诽谤木，是想听到自己的过错。如今密封奏事就相当于诽谤木；即使所说正确、有益于国家，即使所说不正确、对朝廷也没有什么损害，陛下为什么突然加以斥逐，从而堵塞直言呢？道路上传闻此事，人们彼此相看，惊怪愕然。汉高帝尚且赦免周昌直斥桀纣的回答，晋武帝尚且接受刘毅讥刺桓帝、灵帝的话，何况陛下胸怀宽广、气度宏大，难道不能容纳这种狂直之言吗？君主居于至尊至极的地位，专掌生杀大权，威严本来就极其严峻。即使敞开心怀接受谏诤，臣下尚且害怕不敢把话说尽，为什么反而还要把进谏当作罪过？况且上面有过失，下面一定知道。所以郑国人想毁掉乡校，子产却不肯听从。陛下刚即位时，还有褚无量、张廷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人，屡次上奏争论时政得失。

译近来上密封奏事的人往往获罪，进谏的人顿时减少了。这就像雀巢被毁，凤凰自然不会到来，是情理所必然。臣实在担心天下刚直之士把进献正直言论当作戒忌，弯曲正直去迎合邪曲，削平方正使之变圆，苟且迎合、勉强容身，再也不能竭尽节操、忘却自身来使君主归于正道。帝王的德行，没有比采纳谏言更盛大的，所以说：‘木材依照墨线加工就会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会成为圣明之主。’又说：‘朝廷有讽谏，就像头发有梳理一样。’猛虎在山林，连藜藿也因此无人敢采；忠谏的益处就是这样。自古以来最圣明的君主，都担心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所以尧设置谏鼓，禹拜受正直的言论。没有贤德的君主，自以为圣明睿智，拒绝劝谏、伤害忠臣；夏桀杀死关龙逢而被商汤灭亡，商纣杀死王子比干而被周朝灭亡，这就是明证。凡是与治世采取同样做法的，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采取同样做法的，没有不灭亡的。人将要生病，往往先是不再喜欢鱼肉的滋味；国家将要灭亡，往往先是不再喜欢忠诚劝谏的话。唉！希望陛下对此深加鉴察！隋炀帝骄傲自负，认为尧舜也不如自己；他忌讳谈论灭亡，憎恶进谏，于是说：‘有人进谏我，当时不杀他，日后也一定要杀掉。’大臣苏威想开口进言，却不敢发言，便借五月五日献上古文《尚书》，隋炀帝认为这是讥讽自己，立即将他除名。萧瑀进谏不要讨伐辽东，被外放为河西郡守。董纯进谏不要巡幸江都，被押入狱中赐死。从此以后，正直敢言的士人离去而不再回头。即使发生变故，朝廷大臣也闭口不言，皇帝因此不知道。后来皇帝死于他人之手，子孙被杀尽断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太宗皇帝喜爱听取极其正确的言论，当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都因直切进谏而被提拔任用于重要职位。太宗曾对宰相说：“能够自知是很难的，就像文人和巧匠自以为已经很有长处；如果让通达的大匠批评指点、比较评议，那么其中的荒芜文辞和拙劣技艺就显露出来了。天下万般政务由一个人听取裁断，即使非常忧劳，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如今魏征随事进谏匡正，大多切中要害；我的过失就像明镜照见形体一样，美丑全都显现出来。”在那个时候，凡是有益于政务的上书，都张贴在寝殿墙壁上，坐着可以看，躺下也可以看；即使言辞狂妄、见识浅陋、违逆心意，最终也不认为是冒犯。因此外面的事情必定能够听到，刑罚杀戮也有所防止，礼义大为推行。陛下为什么不遵循这条道路，与圣祖太宗相继媲美呢？凭一个人的心意总理四方万国的政务，明察总有照不到的地方，智慧总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上面的心意没有被下面了解，下面的实情也没有上达。伏望陛下虚心接受人言，广泛阅览、兼听各方，使深隐的意见不被隐藏，远方的声音不被堵塞，这就是所谓打开四方门户、使四方眼目明亮。” 对于能够直言正谏、不避死亡诛罚的人，应当特别加以宠信荣显，破格任用；这样即使在东隅有所失，也希望能在桑榆得到补偿。代宗时，宰相元载大量引进自己的私党，害怕群臣上奏议论，于是欺骗皇帝说：“群臣奏事时多半夹杂谗毁，请求以后凡是议论政事，都先禀告本部门长官，再由长官禀告宰相，宰相详细审查可否后上报。”检校刑部尚书颜真卿上奏说：“各部门的长官，都是通达政务的官员，都有权直接向天子奏报。郎官、御史，是陛下的腹心和耳目之臣，所以出使天下时，无论事情大小、得失，都让他们访察，回来后上报。这就是古代所说的使四方眼目明亮、使四方耳朵通达。如今陛下却想亲自屏蔽自己的耳目，使自己不能聪察，那么天下还指望什么呢？《诗经》说：‘嗡嗡飞舞的苍蝇，停在荆棘上。谗人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国家。’这是因为他们能够把白说成黑、把黑说成白。诗人痛恨他们，所以说：‘把那些进谗的人捉来，扔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不吃，就把他们扔到北方苦寒之地。’从前夏朝的伯明、楚国的无极、汉朝的江充，都是进谗的人。陛下厌恶他们，是应该的。为什么不回转心神，反省察看呢？如果他们的话虚假诬陷，就是谗人，应当诛杀；如果他们的话并不虚假，就是正直之人，应当奖赏勉励。舍弃这两种办法而不做，使众人认为陛下不能省察、厌倦听取阅览，并以此作为借口，臣私下为此惋惜。” 从前太宗勤于处理各项政务，司门的格式规定说：‘没有门籍的人，如果有紧急奏事，应让监司和宦官引导其入朝对见，不得阻拦。’这里的“防”是拥蔽、阻塞的意思。又设置两匹仪仗用的马，需要骑乘的人可以使用。这就是他用来治理天下的办法。天宝以后，李林甫得到皇帝宠信，群臣如果不先向宰相请示而直接奏事，李林甫就借其他事情中伤他们；即使如此，也不敢明文规定让各部门先行关白。那时宦官袁思艺每天把诏书送到中书省，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李林甫，李林甫便能预先揣摩皇帝心意而奏请，皇帝惊喜得像遇到神人，所以他的权势宠信日益加重，路上的人都只能递眼色、不敢说话。皇帝的意旨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这是权臣蒙蔽君主、不遵循太宗法度的结果。弊病逐渐发展到今天，天下的弊害全都集中到陛下这里，其形成是逐步积累的。从艰难局势开始时，百姓还没有凋敝殆尽，本来仍可达到太平之治。然而李辅国掌权，宰相主持政事，彼此递相姑息，开启三司来诛杀反叛者，使残余贼党和溃败将领向北逃走；党项人聚集粮食、酝酿不平之心，彼此惊恐。史思明感到危惧，互相牵引而反叛，东都因此陷没，先帝也由此忧劳而损寿。臣每每想到这些，痛心切骨。如今天下的创伤还没有平复，战争日益增多，陛下难道能不广泛听取正直言论来扩大视听，却反而堵塞断绝忠谏吗？” 陛下在陕州时，奏事者不论贵贱，群臣都认为恢复太宗那样的政治可以翘足等待。况且君子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朝廷已经开放了不避忌讳的言路，尚且担心他们不肯进言，何况如今心怀厌倦懈怠，命令宰相传达皇帝的进止，又让御史台制定条目，不许臣下直接进奏，从此人们就不再奏事了。陛下所听到、看到的只限于少数几个人的耳目，天下士人正闭口结舌，陛下就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议论。哪里知道，他们是因为害怕而不敢进言，这样李林甫、杨国忠就又要出现了。臣认为今天的事情，是古来从未有过的，即使李林甫、杨国忠也不敢公开这样做。陛下如果不及早觉悟，逐渐形成孤立的局面，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译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上奏说：“臣某谨陈：逆贼朱泚尚未伏诛，还藏身于宫禁之中。陛下思念宗庙，悲痛百姓，仁爱和孝心交相激发，以至于愤怒激切。如今陛下把急务下询群臣，臣虽鄙陋懦弱，却尊崇仰慕仁义，承蒙陛下知遇之恩，感佩陛下希望治理天下的诚意。愚臣内心所怀，承受询问便立即发言，不揣度言辞浅深，也不因陛下喜怒而自我顾忌。若这有失于周全防范、顺承君意的规矩，也正是臣对陛下尽忠的一片本分。此前奉诏回答询问，不久便已经详细陈奏，请求延请群臣，逐渐亲近接见；扩大咨询访问的途径，打开进谏诤言的门户；疏通壅塞郁结的民情，弘大采纳意见的道路。自从献上回答的奏章，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天，没有听说施行，也没有得到答复。不知圣意认为怎样？臣愚昧，不能测度，只想竭尽心力；恐怕是因为文辞和义理拙劣，不能把事情畅达地说明。臣怀着恳切的赤诚，冒昧频繁进言，怎能不惭愧惶恐？这大概是犬马感恩、希望效力的心情，眷恋不舍而不能自已。臣听说，建立国家的根本在于得到众人的拥护；得到众人拥护的关键在于了解民情。所以仲尼认为，人情是圣王的田地，意思是治理之道由此产生。由此可知，时势的否泰、政事的损益以及万物的变化，都取决于人情。人情有通达和闭塞，所以产生否、泰；人情有厚薄，所以产生损、益。通晓天下人情的，没有比圣人更明智的；穷尽圣人心意的，没有比《易》的卦象更深刻的。《易》排列卦象，乾在下、坤在上称为泰，坤在下、乾在上称为否；取其象义，上面减损、下面增益称为益，下面减损、上面增益称为损。乾象征天，也象征君；坤象征地，也象征臣。天在下而地在上，位置虽然颠倒，却反而称为泰，是因为上下相交。君在上而臣在下，位置合乎义理，却反而称为否，是因为上下不相交。气不交，万物就不能生长；情不交，万国就不能和睦。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然后年成才能成功；君主的恩泽向下流布，臣子的忠诚向上通达，然后治道才能建立。损益的道理也是如此。上位者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富裕，百姓必然喜悦而奉事上位者，这难道不叫益吗？上位者轻慢百姓而放纵自己，百姓必然怨恨并背叛上位者，这难道不叫损吗？因此，上下相交就是泰，不相交就是否；自我减损的人，别人会使他受益；自我增益的人，别人会使他受损。人情的得失，难道是容易把握的吗？所以把君主比作船，把百姓比作水。水能载船，也能覆船。船就是君主的治道，水就是百姓的民情。船顺着水的方向行驶才会浮起，违背水势就会沉没；君主得到民情的拥护才能稳固，失去民情就会危险。因此古代圣王居于百姓之上，必定顺从天下人的心愿，而不敢让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于是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一天到晚思虑万事。所谓‘防’，就是防范事务。以圣人的德行、天子的尊位，尚且还要谨慎事务的祸患，甚至一天忧虑万事，难道不是因为居上位而接触下民，害怕失去民情吗？《尚书》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道心幽微，所以对万事的思虑不得不精细；人心危险，所以覆舟的警戒不得不畏惧。根据心意揣度事物，再用言语表达心意；言语有是有非，不如考察实际痕迹；实际痕迹有成有败，不如用已经实行的结果来验证。自古以来王业的盛衰、君道的得失，都完整记载在史册中，明白得可以验证。与众人有共同愿望，没有不兴盛的；违背众人而自作主张，没有不败亡的；听从善言、采纳劝谏，没有不稳固的；疏远贤人、以过错为耻，没有不危险的。所以《诗经》《尚书》称述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想法而听从别人。’列举舜的功绩，说：‘使四方的眼目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通达。’说的都是务求与众人同心同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叙述禹因此兴起的原因，就说：‘益辅佐禹，禹拜受正直昌盛的言论。’ 叙述商汤能够成就王业的原因，就说：‘任用贤人只怕不能做到，改正过错不吝惜。’说的是能够采纳劝谏。歌颂文王建立周朝，就说：‘贤才众多，文王因此安宁。’赞美武王战胜殷商，就说：‘辅佐平乱的大臣有十人，同心同德。’说的都是听从善言。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主，是天下最盛德的君王，没有不听从劝谏来辅助德行、询问众人来成就功业的。由此可知，德行越盛，思虑越周密；功业越高，心意越谦下。到了后世衰败时，情况就反过来了。所以《尚书》说：‘纣有亿兆普通民众，却离心离德。’说的是违背众人。《诗经》说：‘你在中国逞强施威，聚敛怨恨还自以为有德；你不明白自己的德行，身边没有可靠的辅佐；你的德行不明，因此没有辅佐和卿士。’又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先王的典章刑法；竟然连这些也不肯听从，国家的大命因此倾覆。’说的是疏远贤人。《尚书》说：‘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的人，必然灭亡。’《诗经》说：‘只有那不谨慎的人，自以为独自做得好；自己有心肺，却使别人最终变得狂乱。’说的是自作主张。前代史书列举桀纣的罪恶，说：‘力量足以拒绝劝谏，口才足以掩饰过错。’说的是以过错为耻。” 从已经实行的事情中考察得失，从已经验证的征兆中鉴察盛衰，哪一个失去正道却不衰败，哪一个得到治理之理却不兴盛？善恶报应各随其类，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不会有差错，怎么可以不以此为法、以此为榜样，恭敬而畏惧呢？自秦、汉以来直到周、隋，其间将近千年，代代兴起的并非一个姓氏，接连覆亡的也并非一个君主。虽然所处时代不同，所做事情的表现不同，但失去众人必然失败，得到众人必然成功。与尧、舜、禹、汤同样致力于治道的，必然兴盛；与桀、纣、幽王、厉王同样趋向的，必然覆亡。完全失去众人就完全失败，完全得到众人就完全成功。越多同于善，功业就越多；越深同于恶，祸患就越重。善恶依类而起，如同串联的珠子；成败随着行为显现，像看火一样清楚，这就是历代最重要的借鉴。还担心议论者说‘时代不同、事情不同’，臣请再为陛下大略列举近代最明显的成效来辨明这一点。太宗文皇帝具有上天赋予的才略，拥有帝王的尊位；以武力平定祸乱，以文治达到太平；威势如雷霆，明察如日月；英明谋略施用于百战百胜，圣德功业流传于九歌，本来不是一般人所能测量、常情所能窥探的。然而他仍然战战兢兢、畏惧谨慎，害怕失去人心，常常告诫臣下献上规劝，始终把危亡作为忧虑。早起听理政事，直到日暮还忘记劳倦；公卿轮流到朝廷奏报各种事务，评议得失，与众人共同处理。下面没有滞塞的情实，上面没有偏私的裁断。退朝闲暇，他宴请接见侍臣，咨询谋略，询问过失；有时讲说往古成败，有时询问民间事情。每当谈到昏君乱政，就反省畏惧、自我警戒；谈到贤君治理时代，就仰慕振作、想着向他们看齐；谈到农耕收获的艰难，就上下互相匡助，努力遵守勤劳节俭；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君臣共同忧虑，商议停止赋税徭役。勉励德行、惩戒违失，接触类似事情便不断推广；还担心说错话、办错事，过去的事情已经难以追回。每次召宰相共同商议，必定派谏官一同进入；稍有偏差过失，立即加以规劝。发现一件善行，必定马上命令甄别提拔；听到一条谏言，必定公开加以褒奖赏赐。因此当时没有遗漏的政事，人人都乐于输诚。又召引文士一类的人，轮流在内署值宿；有时讲求典章礼制，有时讽诵《诗经》《尚书》，常常直到半夜，感情专注而忘记厌倦。以太宗的美德、贞观时期的安定政治，尚且还致力于取得人心，勤勉到了这种地步。由此看来，人心对于治道，难道可以一天不相通吗？高宗初年，也亲自听取采纳意见，所以当时众人一致称美，认为有贞观遗风；又依赖先人留下的恩泽、前代典范带来的富裕，没有改变旧制，民俗因此富足安康。几十年间，天下无事，太平基业延续日久，厌倦勤政的意思逐渐显现，闲居的时间更加增多，与臣下接触更加简少。前代贤哲的光辉渐渐远去，中宫的威势权柄暗中转移，最终有嗣圣皇帝临朝，又有天授年间的改朝换代。难道不是因为治理国家的道理缺少广泛咨询、不能谋划宏大的政略，又因沉溺于安逸而偏信亲近佞幸，逐步导致祸变、国家将要倾覆吗？国家虽然陷入混乱并非由其他原因造成，但根本过失只有一个；弊坏的风俗一旦形成，余波便流传下去，直到神龙、景云年间，都是宠幸之臣扰乱朝政，使君主的聪察不能通达。玄宗亲自平定大难，亲手振举宏大的纲纪，敞开心怀接纳忠言，克制自己听从劝谏，尊重任用旧臣老臣，采纳群才意见；大臣不敢堵塞下情，亲近之人不敢干预公议，朝廷清明、政道通泰，持续近三十年。后来以为教化已经推行，以为安定可以长保；耳目享受逐渐增多，忧劳勤政的志向稍稍衰退。奢侈之心一萌发，邪道便一齐上进。贪恋权力、窃取柄权的人说：‘德行已经像尧舜了，何必劳神？’迎合圣意、承顺趋媚的人说：‘时局已经太平了，为什么不享乐？’有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迂腐荒诞、惊扰众人；有正直切直进谏的人，被说成诽谤求名。至尊收敛视听于深宫，上宰在朝廷中养成威势。议论政事的官员把歌功颂德当作尽职，执掌法律的官吏把察知隐情当作称职；掌管府库的官员把厚重搜敛当作公忠，权贵门户把收受贿赂多寡当作声望。外戚宠臣掌握窃取国家的势力，内廷宠臣擅自传播左右朝局的谣言。祸患的机关炽烈燃烧，火势越来越盛，整个天下仿佛坐在堆积的柴薪上，人人都害怕被焚烧。朝廷上下互相蒙蔽，竟没有人觉察。每天只顾游乐宴饮，还以为这是无边无际的福气。大盗一旦兴起，祸患至今仍成为阻碍。难道不是因为忽视戒备、安居而放纵，害怕忠直之言使自己不快，却甘心让谄媚欺诈顺从自己的欲望；逐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发展到大过失吗？肃宗惩戒导致盗寇作乱的原因，胸怀拨乱反正的谋略，虚心接受、广泛采纳意见，与太宗相合。他招延群臣询问谋略，废寝忘食，彻底敞开内心，推诚待人，坦露胸怀，忘却自身而应对万事。因此得到百姓来归的希望，配天的功业确实充实，国家重新勃然兴起。先皇帝继承并保持恭谨勤政，又增加和善仁惠。仁惠就能使人感动，和善就能使人亲近。虽然当时连续遭遇艰难困顿，但众人没有离散。治理崇尚宽大，力求因循旧制而慎重更改。然而在紫宸殿听朝时，常常限定三人奏事，也宣谕德行政令，考核责问侍臣；有时奖赏他们尽力规谏，有时责备他们容忍沉默。他本性仁厚宽恕，处理事情多能含容弘大。谏言即使没有采纳，也不深深触怒他；情实即使有所阻塞，最终仍能上达。因此君臣相安，百姓也稍稍得到休息。陛下姿态英伟、辩才超群，远远超过常人；武略雄图，也足以包罗万物、凌驾世表。

译如今却习惯旧俗而妨碍治道，把削平弊乱的责任全放在自己身上；以明威照临天下，以严厉法制裁断流弊。由于长期疏浚源头，距离较远的人惊疑而抗拒命令，逃避死亡的乱子由此发生；距离较近的人则畏惧震慑，产生苟且容身、躲避罪责的态度。君臣心意不合，上下情实隔绝。君主致力于达到治理，臣下却防备被诛杀；臣子将要献上忠言，又担心君主认为这是欺骗诞妄。因此圣明的诚意不能遍布众人，众人的实情也不能传达到圣明的听闻。臣过去曾任御史，有幸奉召入朝拜见，任职时间仅仅半年。陛下威严高居，从未降临询问。群臣拘谨不安，匆忙进退，也不能陈列事务、奏报意见；在殿廷台阶之间，尚且不能彼此沟通。天地宇宙这样广大，又怎么能够自行相通呢？即便按惯例接见使臣，另行召见宰辅，既不同于私下赏赐，又不同于公开发表意见。尚未施行的事情，就告诫说枢密机要不可议论；已经施行的事情，又说既成事实不应进谏，渐渐产生拘束阻碍，动辄涉及猜疑嫌隙。因此人人都隐藏实情，把进言看作忌讳。等到变乱将要发生，亿兆百姓共同忧患，唯独陛下安然不知，还以为太平可以实现。陛下可以用今天亲眼所见的情形，来验证过去听到的言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有所得、哪些有所失，那么事情的通达和闭塞就都能详尽了解了，人的真情和虚伪也都能完全知道。历代圣君和昏主兴衰升降的效果，正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 当今治乱的原因，明明白白就是这样：国家没有不因得到众人拥护而兴盛、因失去人才而衰败的；宽裕在于采纳众议，受蒙蔽在于偏听偏信；成就前人的美德在于接纳谏言，德行亏损在于自以为贤；善始源于忧劳勤勉，不能保全则萌发于安逸享乐。如今陛下将要悔除祸患、招来福祉，离开危险而趋向安定，如果不遵循太宗创业的规制，承袭肃宗中兴的道理，鉴察天宝年间导致祸乱的原因，惩戒如今迁幸的缘由，那么凭什么取信于圣明的胸怀，彰显美好的声誉，更新远近臣民的听闻，使心怀反侧者归顺呢？先前承蒙陛下传下圣旨，询问到我这个庸陋之人，我冒昧因这番议论，勉强进献意见。自那以后，我反复思考了千百遍，虽然愚智有别，但这个主张确实不可改变。直到今天，我仍然拳拳之心郁结不舒，所见所思远非愚臣诚恳的心意所能尽述，所以谨再次陈述上报。陆贽又上奏说：朝隐奉宣圣旨，陛下多次阅览卿的表状，劝朕多次接见群臣，并允许他们论事，言辞和道理都恳切，深深表现出尽忠之心。朕本来非常乐意推心置腹，也能够采纳谏言，只是因为上封事和奏对的人少，而忠良之臣多半只是议论别人的长短，或者窥测朕的心意；又担心朕虽然不接受谗言，他们出宫以后却会妄生是非，把它当作施加威福的资本。朕过去曾认为君臣一体，完全不加防备，因为推诚相待而毫不怀疑，反而多次被奸人玩弄。如今造成这些祸患，朕想来没有别的缘故，过失只在于推心置腹。再说谏官议论政事，很少能够谨慎秘密，往往自我矜夸，把过错归到朕身上，以此为自己求取名声。朕自即位以来，见到奏对论事的人很多，大都只是雷同附和、道听途说，试着加以质问，便立刻无言可答。如果有奇才异能，朕难道会吝惜提拔任用吗？朕见从前以来事情总是这样，所以近来不多次接见论事之人，并不是厌倦于接纳意见。卿应当深知这一点。圣德广大如天，包容并俯察怜悯狂妄愚昧之人，仍然赐下嘉奖和谕示，称许臣下言辞恳切，视我为尽忠。虽然我十分庸弱，实在心怀感奋激励。知道而没有不说，叫作尽忠；以合乎义的原则侍奉君主，叫作忠。臣下早年的心愿，早已自我发誓，要以此作为奉事君上的道理，以此作为报答君主的凭借。幸逢圣明时代，得以实现臣下的愿望，既免于罪过，又蒙受褒称，希望以后侍奉周旋，不敢有所失坠。倘若陛下广泛推行这一道理，施及天下，使众人都嘉奖直言而怜悯愚昧，各自录用长处而舍弃短处，那么人人想要向善，谁会不如臣下呢？这样自然会使圣德更加彰明，群臣的心意都能充分通达。愚臣恳切的心意，实在就在这里。陛下特别深厚的眷顾，详细宣示秘密的防备之策，把事理和人情都考虑周全；至于深谋远虑、防患未然，更不是一般人的见识所能达到的。然而臣私下认为，天子的道理应当与天同其原则。上天不会因为大地上有坏树就废弃生长化育，天子也不应因为当时有小人就废弃听取和采纳意见。帝王的盛德，没有比尧更盛的了；即使四凶在朝，众人的议论也没有停止，所以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道。”由此可知，人的邪正贤愚，关键只在于使他们各得其所，绝不可以因为忠良之人少，就缺少询问谋议、听取进言的道理。古人有因噎而废食的，又有因为害怕溺水反而投水自沉的；这种矫正偏差、防范祸患的考虑，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愿陛下从这里吸取鉴戒，不要因为小小的忧患而妨碍大道。我听说，人得到帮助，在于别人信任他；信任能够建立，由于内心真诚。内心遵循真诚，然后才能使众人不迷惑；自己存有信用，才可以教导别人不欺骗。信与诚，一旦失去就无法补救：一旦不诚，内心就无人能够保全；一旦不信，言语就无人执行。所以圣人十分重视它，认为食物可以舍弃，信用却不能丧失。又说：“真诚是万物的终始，没有真诚就没有万物。”所谓万物，就是万事；言语若不真诚，事情也就无从谈起。平民不真诚，尚且无从成事，何况君王依靠众人的真诚来巩固自己，怎么可以不真诚地对待别人呢？陛下所说因失去诚信而导致祸患，臣私下认为这话是不对的。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却不和他谈，是错过人才；不可以同他谈话却偏偏和他谈，是说错了话。”有智慧的人既不会错过人才，也不会说错话。由此说来，陛下可以审察臣下所说的话，却不能不谨慎；对于愿意让他说话的人可以信任，却不能不以诚信相待。即使海中的禽鸟极其微小，也还懂得真情和虚伪；有灵性的众类，当然难以欺骗。前代典籍所谓百姓，是说他们极其愚朴却又神明洞察；他们有的昏昧，有的鄙陋，这是像愚昧的一面。然而君上的得失没有不辨别的，君上的好恶没有不知道的，君上所秘密的事情没有不传播的，君上的所作所为没有不仿效的，这又是像神明的一面。所以用智术驾驭他们，人们就会变得奸诈；对他们表现猜疑，人们就会苟且偷安；接待他们不合礼义，奉行义理的心意就会淡薄；抚慰他们不施恩惠，效忠的感情就会减弱。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跟从什么；上面施加什么，下面就回报什么，如同回声响应声音，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形体弯曲，影子就弯曲；声音淫邪，回声就邪曲。心怀鄙陋奸诈，却希望表情不显露；表情已经显露，却希望观察者不能辨识；观察者已经辨识，却希望百姓不迷惑；百姓已经迷惑，却希望叛乱不发生。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做到过。因此，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才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如果自己不能尽其本性，却希望别人尽其本性，众人必定会被欺骗而不服从。

译在先前不真诚，却说后来真诚，众人必定怀疑而不相信。如今方岳之臣有不忠诚于国家的，陛下就兴兵讨伐；臣民有对上不守信用的，陛下就发布命令诛罚。有关官司顺从命令诛伐而不敢宽纵，是因为陛下用自己所具有的要求责备他们所没有的缘故。假如陛下对万物不真诚、对人不守信，人们将会有借口，陛下凭什么发兵讨伐呢？由此可知，诚信之道片刻也不能离身。愿陛下谨慎守持并更加实行它，恐怕这才不是悔悟之道。我听《春秋传》说：“人谁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易》说：“每天更新，叫作盛德。”《礼记》说：“德行日日更新，每天更新，又每天更新。”《尚书·商书》中仲虺叙述成汤的德行说：“任用人只求合宜，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周诗》中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绩说：“衮服所象征的君职有缺失，只有仲山甫能够补救。”《礼》《易》《春秋》，是百代不可磨灭的经典，都不把没有过错当作美德，而说最大的善和盛大的德在于改过自新。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是圣明的辅臣；仲虺作为圣明的辅臣赞扬圣明的君主，不称道他没有过错，却称道他能够改过。周宣王是中兴的贤明君主，吉甫是文武兼备的贤臣。贤臣歌颂贤主，不赞美他没有过失，却赞美他能够补救过失。可见圣贤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白：只以能够改过为能，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因为人立身行事一定会有过失，即使上智和下愚也都不能避免。聪明的人改正过错而迁向善道，愚昧的人以有过为耻，反而执意非为。迁向善道，德行就日日更新，这就是君子；执意作恶，罪恶就越积越多，这就是小人。所以听到合乎义理的话就能改过，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听从谏言而不违逆，是圣人所推崇的。至于赞扬君主的德行、歌颂君主的功业，有时说“改过毫不吝惜”，有时赞美“有缺失而能够补救”。中古以来，淳厚的风俗逐渐衰薄，臣下崇尚阿谀，君主也自以为圣明，掩盖盛德而行小道，于是形成了入朝便当面阿谀、出朝便说违心之辞的风气。奸邪由此滋长，善行由此受阻，帝王的心意由此受到迷惑，谗臣的罪恶由此产生；一味奉行媚上之道，造成的祸害实在太大。太宗文皇帝才华卓绝于千古，清明圣德存于自身，再次恢弘圣人谋略，一举改变流弊，以虚心受谏为治国根本，以直言为国家的光彩。有人当面折辱、在朝廷上争辩，他一定收敛雷霆般的威怒，明白地奖赏并采纳。有人上封事进献议论，他一定克制自己的心意和欲望，亲自下敕褒扬。因此能够做到有过错必定知道，知道后必定改正；在世时成就雍熙之治，死后名声与尧舜相齐。假如太宗顺从平庸君主的常情，拘泥于世俗的凡见，听到过错就以自己的短处为羞，采纳谏言又害怕别人知道，那么即使有求治之心，也一定没有补救时代的成效；即使有悔过之意，也一定没有听从谏言的美名。这说明听取和采纳的实际效果，与隐瞒真情的态度并没有不同；在损益关系上稍有差异，结果已经如此悬殊。何况才能还不及中等，却师心自用，肆意凌驾于人上，以坚持错误拒绝谏言，哪里有不危险的呢？况且太宗有经纬天地的文才，有平定祸乱的武功，有亲身实行仁义的德行，有治理而达到太平的功绩，他的美好功业和光辉德泽，可以说盛大到了极点。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称颂他，认为他的道德冠绝前古、恩泽无穷，那么听从谏言、改正过错，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因此可知，能听谏、能改过，是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这更大的。陛下所说谏官论事，很少能够谨慎秘密，往往自我矜夸，把过错归于朕，臣认为不谨慎秘密、好自矜夸，确实不是忠厚之道，但这对圣德本身并无损害。陛下如果采纳谏言而不违背，那么流传出去的事实反而足以增添美誉。陛下如果违背谏言、不予采纳，又怎么能禁止它不被传扬呢？希望陛下以贞观旧事为楷模，使太宗的风范功烈在当今圣朝重新发扬光大；恐怕不能说这是把过错归于陛下，反而因此阻断直言的道路。我听说虞舜能够察听近臣浅近的话，所以成就圣明教化；晋文公听取舆人传诵，所以恢弘霸业。《大雅》说要询问樵夫牧童的意见，《洪范》说谋议要涉及庶民。由此可见，圣贤治理国家，务求询问众人的心意，不敢忽视细微之处，不敢侮慢鳏寡之人。浮夸的话没有实效，不必采用；质朴的话合乎事理，不必违背。意见与自己志向不同，不一定就是错；违背自己心意，也不一定就是不对；与别人不同，不一定就是正确；与众人相同，也不一定就是错误。言辞笨拙却见效迅速的，不一定愚昧；言辞甘美却利益重大，也不一定聪明。这些都应当用事实考察，用最终结果思量；采用它们没有别的原则，只要合乎善，就可以穷尽天下的事理，洞见天下人的心意。人的常情，很少能够没有迷惑，大多受所信任之事蒙蔽，被所怀疑之事阻隔，忽视自己轻视的人，沉溺于自己的欲望。信任一旦偏颇，听到话便不考察事实，于是有过分失当的言论；怀疑一旦太重，即使是事实也不听，于是产生不合实情的听取。轻视一个人，就会遗漏他所说的可贵之事。想办成一件事，就会留下那个本来可以舍弃的人。这些都是苟且放纵私心，不考察皇极正道；因此损害天下的事理，也因此失去天下人的心。所以常情所轻视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谋求长远，首先要在近处验证；致力于大事，必定谨慎防微。关键在于广泛采纳而审慎取用其中合宜的意见，绝不在于爱慕高远、喜好奇异。陛下所说近来见到奏对论事的，都是雷同附和、道听途说之人，臣私下认为，议论众多正足以看见人情，其中必有可以实行的，也有值得警惕的，恐怕不应一概轻视侮慢，而不加省察采纳。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问，便立即词穷；臣只是认为，陛下虽然穷究了他们的言辞，却没有穷究其中的道理；能够使他们口头服输，却没有使他们内心信服。我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臣每次读史书，看见祸乱多而治理少，常因此感叹。曾试着思考，私下认为做臣下的，没有不愿意尽忠；做君上的，没有不希望得到治理。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不能治理，君上常常苦于臣下不能尽忠。若是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两方面的心意不能沟通。臣下的心意，没有不希望传达到君上那里；君上的心意，没有不希望被臣下知道。然而臣下总是苦于君上的心意难以传达，君上总是苦于臣下的心意难以了解。若是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九种弊病没有除去。

译所谓九种弊病，君上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好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强善辩，炫耀聪明；严厉显示威势，任意刚强固执。这六种是君上的弊病。谄媚阿谀、观望形势、畏缩软弱，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病。君上好胜，必定喜欢听奉承的话；君上以过错为耻，必定忌恨直言劝谏。这样，臣下谄媚阿谀的便顺势迎合，而忠实的话就听不到了。君上逞强善辩，必定用剽窃来的说辞以言语折服别人；君上炫耀聪明，必定凭主观猜度，使用诈术试探别人。这样，臣下观望形势的便自行保全，而切磋规劝的话就不能尽数说出。君上严厉逞威，必定不能降低姿态来接待外物；君上任性固执，必定不能主动承担过错来接受规劝。这样，臣下畏缩软弱的便躲避罪责，而合乎情理的话就不能申述。天下地域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宫阙重重深远，贵贱之间隔绝；从百姓贤者以上，能够看到至尊容貌的人，超过亿兆而没有一个。即使在这些有幸得见的人中，能有机会接触言议的，又是千万中没有一个。即使有幸得以接触，彼此之间仍有九种弊病阻隔，上下的心意能够沟通的就很少了。上情不能通达下情，人民就会迷惑；下情不能通达上意，君主就会疑虑。君主疑虑，就不采纳臣下的诚意；人民迷惑，就不服从君上的命令。臣下忠诚却不被采纳，就会以悖逆回应；命令发布却不被服从，就会施加刑罚。臣下悖逆君上，刑罚又不能制止，祸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祸乱多而治理少，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考察事情最初的原因，未必是君主淫乱暴虐，往往也是上下两方面的心意互相阻隔，逐渐造成过失，终于陷入艰难局面。过去关龙逢被杀而夏朝灭亡，比干被剖心而殷朝覆灭，宫之奇离去而虞国败亡，屈原被放逐而楚国衰弱。臣认为，夏、殷、虞、楚的君主如果知道这四个人尽心尽忠，必定不会轻易抛弃他们；如果知道这四个人可以任用，必定不会拒绝他们的意见。他们之所以最终忍心加害并抛弃他们，大概是认为他们的话不值得实行、内心不值得信任。四人一旦离去，四国的君主也就危险了。这样看来，说话固然困难，听取意见也不容易。赵武言语迟钝，却成为晋国的贤臣；绛侯周勃木讷，却成为汉朝的重要辅臣。公孙弘上书论事，皇帝让人用十个问题诘难公孙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等到他做了宰相，最终却获得了能干的声名。周昌进谏他的君主，因口吃不能回答诏问，只说：“我的嘴虽然不能说话，心里却知道这件事不可行。”既然如此，口才敏捷的人，所办的事未必可信；言辞屈拙的人，道理未必没有说尽。人的心思难以了解，连尧舜都以此为难，怎么能凭一次回答、一次诘问，就说已经穷尽了他的才能呢？用这种办法观察天下人的心情，本来就会有很多失实之处；用这种办法轻视天下士人，必定会遗漏人才。臣因此私下担心陛下虽然穷究了他们的言辞，却没有穷究其中的道理；能够使他们口头服输，却没有使他们内心服从，确实是有原因的。古代君王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大概是想让幽闭压抑的意见都能通达，同时也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他们在面前垂下冕旒，在耳旁悬挂黈纩，大概是厌恶视听过于苛察，唯恐显露别人的过错。到了后代末世，却反而与此相反：不致力于通晓事物和人情，聪明耳目只用来窥伺罪过和嫌隙；同众人对抗欲望，与正道相违背。于是君臣互相以言辞较量，互相炫示智巧，互相用欺诈蒙骗，君臣之间的义气就淡薄了。陛下天性仁慈圣明，心意致力于雍熙之治，却使最高的道理尚未取信天下，臣私下替陛下在前代圣哲面前感到惭愧。古人之所以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或许正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吧？想治理天下，却不致力于取得人心，天下本来就无法治理；致力于取得人心，却不勤于接近臣下，人心本来就无法取得；勤于接近臣下，却不辨别君子和小人，臣下本来就无法接近；辨别君子和小人，却厌恶他们指出过错、喜欢他们顺从自己，那么君子和小人本来就无法辨别。迎合求媚，人的最大利益就在这里；冒犯君颜而招致怨恨，人的最大祸害就在这里。居于上位的人，如果能把这种祸害看轻，把美好利益给予进言者，尚且担心忠告还不能到来，何况上下有疏远隔阂而不相接近，又有猜疑忌恨而加以损害呢？上天生养众民，使他们聚合成为国家。人有嘴，不能没有话说；人有心，不能没有欲望。言语不能向上宣达，就会在下面形成怨恨；欲望不能归于善道，就会聚集到邪道。圣人知道众人不可以用武力压制，所以设置诽谤木，陈设谏鼓，安排争谏之臣的职位，设置采诗之官，以宣达他们的言语；尊崇礼义，安定诚信，厚重贤能之人的赏赐，拓宽建功获利的途径，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使上位者不至于亢极，下面的人不至于困穷，那么人心怎么会离散作乱？祸乱的征兆又从哪里产生？古代无为而治的君主，大概大多采用了这个办法吧？如果有治理天下的心意，却不知道方法；即使知道方法，内心操守又不能专一，得失就会各占一半，天下究竟治还是乱便无法预料。若再违背正道而任性自用，抛弃众人而只信任自己，认为欲望可以任意满足，认为众人可以欺骗，认为专断不会造成损害，认为询问谋议没有用，认为阿谀之言就是忠顺，认为献可替否就是妄言愚行，认为进献善言就是结党营私，认为嫉恶如仇就是猜忌，认为多疑是驾驭臣下的方法，认为过度察见是洞察万物的明智，那么治国之道将完全背离，国家的颠覆危亡就指日可待了。关于治理和祸乱的鉴戒，前代圣哲已经充分说过了；安定和危险的结果，历代也曾亲自验证过了。旧有典章全都存在，殷鉴也足以证明；至于如何安排、施行和作为，就在于陛下明察而选择了。伏愿陛下扩大接近臣下的办法，开启奖掖善言的门路，拓宽采纳谏言的胸怀，勉励推诚相待的美德。接近臣下，要以礼相待，以和气温煦他们；虚心使他们把话说尽，端正心意以详细考察其中的道理；不要凭口才驾驭人，不要自炫聪明，不要把先知先觉当作能耐，不要把主观猜度当作智慧，不要显露好恶来招致谄媚，不要以盛大声色来显示威严。应当像悬挂的权衡一样，不预先安排轻重，因此轻重自然分辨，无从欺诈；应当像设置的水镜一样，对美丑没有成见，而美丑自然显现，也就没有人能够怨恨。有冒犯君颜而正直进言的，应当奖赏并亲近；有花言巧语而谗佞的，应当疏远并斥退。这样自然会使万事不受阻塞，真实意见不再苟且进献，君子的道路逐渐增长，小人的情态日渐消退，又何必忧虑忠良少，又何必担心有人擅作威福，又何必忧患妄说是非呢？这样，接近臣下的要领就完备了。奖掖善人，要像唯恐来不及那样访求，任用人才要担心不能周遍；如同梓人使用木材，曲直必须分别；如同沧海汇纳流水，大小水流都要容纳。能够办理小事，就让他担任小官；建立大功，就用丰厚的利益酬报他；不忌恨怨言，不回避亲近之人，不挑剔瑕疵，不苛求十全十美，不因人的缺点废弃其长处，不以自己的标准限制别人。

译听说他有才能，就一定用事情来考验；能够胜任事情，才依次提升班秩。这样自然不会有不能任用的人才，也不会有不切实际的举荐。这样，奖掖善人的道理就实现了。采纳谏言，要以补救过错为心愿，以寻求过错为急务，以能够改正过错为善，以能够听到自己的过错为明智。因此谏言多，是彰显我的能干；喜好进谏的人正直，是显示我的贤明；进谏者即使狂妄诬妄，也能显明我的宽恕；进谏者即使泄露机密，也能彰显我的顺从。这里面只要有一项，都是盛德，这就是君主和进谏者彼此增益的道理。进谏者有获得爵禄赏赐的利益，君主也有获得治理安定的利益；进谏者得到能进献可行意见、替换不可行意见的名声，君主也得到善于采纳的名声。即使进谏者有失于适中，君主也没有什么不美好的，唯恐正直的言论不够切实、天下人听不到。这样，采纳谏言的德行就光明了。推诚相待，在于彰明信用、任用人才；彰明信用，不在于把话全部说尽，而贵在说出的话可以兑现。任用人才不能没有选择，而贵在既已选择之后就不再怀疑。所说的话一定诚实，才可以要求别人听从命令；任用之后不三心二意，才可以责求别人取得成效。诚信一旦亏损，百事无不差错；疑虑和二心一旦产生，群臣无不忧惧。因此，言语有时不合宜，可以主动承担过错来修改自己的话，却不能苟且；任用有时不合适，可以访求贤能来替代这个任用，却不能因此产生怀疑。这样，推诚相待的道义就能取信。臣之所以屡屡冒犯天威、不能自我抑制，大概是因为陛下有拯救乱世的志向，但许多艰难尚未平定；有致力于治理的诚意，但各项政绩尚未兴盛；有尧舜般聪明的德行，却还没有光明地普遍施及天下；有覆盖承载、广大宏厚的器量，却还没有完全容纳众人的心情。所以臣每当半夜静思，没有不暗自叹息、深深惋惜的。假如陛下只是有那个君位，却没有必定实行的志向；有那个志向，却没有实现它的资具，那么臣本来早已随俗沉浮，何苦这样急切奔走呢？只是希望陛下详细省察所欠缺的地方，赶快实行应当实行的事情，使天下人心归附，成就中兴事业；这是臣的愿望，是亿兆百姓的福祉，也是宗庙社稷无穷的吉祥。陆贽又上奏说：“右件事情，谨奉宣示的圣旨：因为唐安公主薨亡，不能在这里迁葬，暂且命令建造一座塔安置，等收复京城后，就计划把遗骨迁回，按照礼制安葬。所建塔所耗费的劳役和费用，也非常微小，根本不应是宰相所议论的事情。姜公辅忽然上表奏陈，完全没有道理，只是想指责朕的过失，打算借此为自己求取名声。朕本来特别提拔他，准备把他作为心腹，如今却这样做，岂不是辜负朕太深了吗？卿应当商量怎样处理才稳妥。”姜公辅从前在翰林院，和臣长久担任同样的职务。臣如今据理为他辨明，就会有结党偏私的嫌疑；若希望避免嫌疑而一味顺承，就违背匡正辅弼的道义。涉及嫌疑只会给自身带来牵累，违背道义却确实玷辱君主的恩德。徇私保身而忘记君主，是臣下的耻辱；辨明嫌疑而奖成道义，是君主的明智。臣如今不敢冒犯去做自己所耻之事，也仰赖陛下圣明鉴察。古语说：‘顺从君意的人得到宠爱，这是宠爱产生的缘由；违逆君意的人受到憎恶，这是憎恶发生的原因。’所以做人臣的都争相顺从而躲避违逆；如果不是忘却自身、奉公为国、舍身成就君主的人，谁能冒犯君颜、触犯忌讳，提出一句话、开启一种说法呢？因此，圣明的君主和兴盛的帝王知道事情就是如此，求取谏言唯恐来不及，采纳善言就像转动圆物一样自然。对于正直而合乎实情的，便嘉奖他；对于揭发冒犯的，便认为合乎义；对于愚昧浅陋的，便宽恕他；对于狂妄荒诞的，便容纳他。还要考虑到骄纵放肆容易滋长，而忠实的话难以听到。因此设置敢谏之鼓，树立告善之旌，悬挂戒慎之鼗，设置司过之官。仍然担心还不够，又设置官职制度，使进言成为常规。于是有史官记录，有乐官作诗，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言论，庶民发出怨谤；还担心他们懈怠，每年孟春，遒人手持木铎巡行道路，反复振铎警告。官长之间互相规劝，乐工掌管技艺，以谏止君上可能的不恭，国家有固定的刑罚。然而不是明智的君主不能招来直言，不是圣德的君主不能寻求自己的过失。招来直言，智慧就更加广大；寻求过失，德行就更加光明。只有衰乱的朝廷、昏暗迷惑的君主，才一定忌讳自己的过失，愤怒于直言，把阿谀奉承当作进献忠心，把谏诤当作宣扬自己的恶行。怨恨和诽谤充满天下，却不愿听见；腥秽的德行传达到上天，内心却不求觉醒。等到倾覆，仍不知道错误在哪里，情性昏迷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明智的君主广泛采纳意见以成就德行，昏暗的君主独断专用而败坏自身。成败的道路，千古以来一再如此；与失败走同一条道路的，没有不覆亡的；与成功走同一条道路的，没有不昌盛的。凭陛下如日月般的明察、如江海般的器量，自当纠正夏桀、殷纣拒绝谏言、掩饰过错的弊病，符合大禹、成汤拜受进言、改正过错的诚意。何况如今时运正艰难，民情仍然郁结，正是陛下握发吐哺、延揽人才的时候，也是宵衣旰食、勤于政务的时候。士人无论贤愚，都应当录用；言论无论大小，都应当努力招致。实在不可再有把意见视为忤逆的嫌疑，也不可再有偏爱甘言、忌讳辛言的顾忌。做君主的，应当以众人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智慧，以众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总是担心有一个人没有说尽心里话，有一件事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孜孜不倦地访问采纳，只求合乎善道，哪里只是听从谏言而不违逆罢了？甚至还要寻求诽谤之言，听取舆论传诵；不因荇菜和菲菜卑贱而不采，所以英华没有遗漏；不因樵夫牧童身份低微而不询问，所以幽微隐晦的意见一定能够通达。如今姜公辅官居谏议，职位又在宰相之列，进献可行意见、替换不可行意见并统理政务，本来就是他的职责。与樵夫牧童、荇菜菲菜相比，难道不是更优越、更重要吗？这是常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即使他的比喻不恰当，难道不仍然胜过舆人传诵吗？即使言辞过于激烈，难道不仍然胜过诽谤之言吗？晋文公听取舆人的歌诵，霸业因此兴起；虞舜设置诽谤木，帝王的德行因此广大。这确实是圣贤的高尚典范，陛下为什么要厌恶呢？圣旨又说建塔的劳役费用很小，不是宰相所应议论的事情，臣下愚昧刚直，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应当问的是道理的是非，哪里能计较事情的大小？如果建塔是对的，劳役即使很大，建造它又有什么妨害？如果建塔是不对的，费用即使很小，进言的人又有什么罪过？小事是大事逐渐形成的开端，细微处是显著祸患萌发的起点，所以君子谨慎对待开始，圣人保留鉴戒。知道防微杜渐的可贵，就在于及时制止，不使祸患蔓延；讲求治理，必定要在尚未混乱之前。本来设置辅臣，把他们置于左右，早晚接受他们的教诲，意图正在于防范细微过失并加以辅佐，这就是他们的职责。涓涓细流不加阻遏，最终会变成桑田；微小火焰不能扑灭，最终会烧遍原野。火势蔓延已经严重，灾祸已经形成，即使想救治，也本来来不及了。

译《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操行，最终会累及大的德行。” 《易》说：“小人把小的善行看作没有益处而不去做，把小的恶行看作没有妨害而不除去，所以罪恶不断积累，最终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极点，最终无法解脱。”既然如此，小事怎么能不谨慎呢？这样说来，陛下又怎么能让臣下不要议论呢？《虞书》记载咎繇的话说：“战战兢兢、勤勉谨慎，一天两天之内要考虑万般细微事务。”兢兢，是谨慎；业业，是感到危险；几，是事物发动时的细微征兆。唐尧虞舜之时，君主圣明，臣下贤能，各项政绩都兴盛，万国已经和睦，但上下仍然相互告诫，既谨慎又戒惧，每天考虑的细微事务多达万数。既然如此，细微之处怎么能不重视呢？这样说来，陛下又怎么可以忽视而不放在心上呢？舜做君主时，刚开始制作漆器，群臣就坚决争谏，都说不合宜。漆器的用途十分坚固，制作它的费用也并不多，但群臣仍然接连讽谏，难道不是想杜绝事物逐渐发展的势头、谨慎对待开始吗？由此可知，君臣之间道义上同为一体，事情无论大小，都要相互依靠才能成就。因此舜命令他的臣下说：“你们要成为我的股肱和耳目。股肱侍奉元首，不能因为事务烦琐细小就停止运行；耳目帮助心灵，也不能因为事情微小就废弃视听。因此臣子对于君父，应当尽到自己的敬意而极其恭敬，尽到自己的爱心而极其亲爱。” 尊敬君主，就希望君主极尽尊荣；爱护君主，就害怕君主陷入过错和罪恶。天下万国的百姓和贤者，没有不是这样，何况身居朝廷，担任辅弼大臣的人呢？君主受辱，自己也受辱；君主安定，自己也安定。处在这样的职位却不进言，还有谁会进言呢？《礼记》说：“身居近臣之位却不劝谏，就是尸位受禄。”像宰相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最接近君主了，事情有时发生差错，难道能不进谏吗？武丁是贤明的君主，傅说是贤明的宰相，武丁拿黄金来作砺石，告诫自己的宰相；傅说劝告君主像木材顺从墨线一样，来警戒君主。这说明辅弼的职责，就是匡正补救；无论大事小事，都应当尽力规谏。陛下所说建塔劳费很小，不是宰相所应议论的事情，又说他是为了指责朕的过失、谋求自己的名声。这实在与臣下所听到的道理不同，所以臣愿意剖露肺腑，不敢沉默。如果把谏诤说成指责过失，那么剖心进谏的臣子就不应受到贤明君王的责罚；如果把谏诤说成谋求名声，那么舍身奉公的臣子就不应被圣典垂训赞扬。既然献可替否列为臣职，究竟是为了什么？君主身边既然有这样的人，又还要用臣下做什么？臣私下认为，指出过失以显示自己的正直，固然不如改正过失以获得称誉；进谏以求取名声，固然不如君主采纳谏言更为美好。即使进谏者确实有借指出过失来求名的意图，只要陛下听到善言便改过，见到谏言而不违逆，那么他所指出的，恰好足以彰显陛下最大的善德；他所求取的名声，恰好足以增益陛下无穷的美誉。这样一来，陛下从中得到的利益就多了。倘若陛下因为他指出过失而发怒，却不改正，那么陛下就会招致厌恶正直之人的讥评；如果因为他求取名声而贬斥他、不予容纳，那么陛下就会蒙受违背谏言的诽谤。这就是掩盖自己的过错，反而使过错更加显著；损害别人的名声，反而使他的名声更加彰明。果真这样做，失误就太大了。一得一失，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伏愿陛下嘉奖冒犯君颜而进言的忠诚，消除厌恶逆耳之言的吝惜，平息积累的愤怒，消除猜疑欺诈之心，然后再拿臣下的愚见反复参校，希望能够达到至理，也希望陛下明察臣下的深诚。陆贽又上奏说：“右件事情，谨奉宣示的圣旨：朕看了卿所奏姜公辅的事情，虽然很知道卿是在尽忠，但似乎还没有明白朕的意思。朕认为公辅的才能和品行，与宰相的职位完全不相称。在奉天时，朕早就想罢免他，后来因公辅自己请求退职，朕已经当面答应了。不久遇到李怀光背叛，于是暂且因循拖延，容许他到了山南。公辅知道朕一定打算调动改任他，所以坚持议论建塔之事，以此卖弄正直、求取名声。根据这样的用心，哪里是善良之人？朕之所以惆怅，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臣如今怀疑陛下不能采纳谏言，实在违背了陛下的本意；这是因为臣性情刚愎，坚持务求朴实忠诚，推究道理而发言，有所怀抱就一定说尽。陛下圣意玄妙，不是凡人所能窥见。像臣这样懵懂昏昧的资质，又没有窥伺圣意的心思，奏报失于周详，本来就应当如此。臣所希望的，只是陛下记录臣下的诚款并怜悯至为愚昧的臣心，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古人说：‘明主可以用道理说服。’又说：‘君主圣明，臣下就能直言。’如今陛下秉受上天纵赋的才质，具备明圣的资质，臣如果怀抱道理却不能伸张，守持正直却不能坚定，上亏圣明教化，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因此臣再次依据直道申理先前的话，惟愿陛下留意明察。臣私下认为，处理万机，必须先使内心虚静；鉴察群情，必须先使心意真诚。要像镜子一样鉴察群情，必须先使自己的心意真诚。因为内心不虚静，外物就可能受到阻隔；心意不真诚，众人就都会产生怀疑。被外物阻隔，外物也会反过来阻隔自己；怀疑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怀疑自己。万物受到阻隔的征兆一出现，人心就会疑惧。想要感通人心、达到和平、穷尽事理，使事情没有差错，却反过来行走而希望赶上前人，岂不是更加疏远了吗？孔子说：“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凭空猜测别人不可信。”难道不是害怕放纵情感、任意泄愤，以至于失去中正、违背正道吗？臣区区的心愿，是想从此匡正辅弼君主，所以先前上奏进言，希望陛下平息积愤，消除猜疑欺诈之心，然后再拿臣下的愚见反复参校，希望达到至理，也希望陛下明察臣下的深诚。如今陛下因为一向想废罢公辅的心意，便说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善行，这就是迁怒，积累的愤怒还没有平息；陛下揣测公辅知道自己必定会被调动改任，便说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求取名声，这就是凭空猜疑，猜疑欺诈之心还没有消除。猜疑欺诈未消，积愤未平，公辅当然会因积蓄的疑忌而获罪，臣下也会因违背圣意而被责怪；如果说这就是最恰当的处理，恐怕未必如此。臣进献言论，是为了帮助治理；君主寻求谏言，是为了纠正过失。言论如果确实有助于治理，何必因为进言者是谁就废弃它呢？谏言如果确实能够匡正过失，何必责问进言者的用意而拒绝谏言呢？如果他的话没有可取之处，即使他的用意是善的，又有什么用呢？谏言有可以听从的地方，即使进言者有过错，也宁可舍弃对人的责难。古代圣王之所以采纳葑菲、询问樵夫牧童、传布诽谤之言、采用仇怨急切的意见，正是因为重视听取和采纳到了这种程度。其用意没有别的，只在于合乎义理。愿陛下不要因为憎恶嫌弃而遗漏其中片面的善意，不要一味追求精细苛察就把它说成最高明。忠言有利于施行，却会使进言者在感情上忧惧，只有经过极其周密的思虑，才能不触犯君意。希望陛下屈尊鉴察，再仔细审定何者适宜。《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一。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听取言论。唐宪宗元和三年，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说：“臣听说，近来内外官员的任免改调，使人心十分震惊，远近人情无不忧虑恐惧。道路上议论纷纷，众口一词，都说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因为以直言论时事而受到恩典奖赏、登科，却被落第者怨恨诽谤并加以诬陷，扰乱中外舆论，被说成狂妄欺骗，于是遭到斥退驱逐，一并出任关外的官职。杨于陵因为考策时敢于收取直言，故出任广府节度使；韦贯之与他同罪，故出任果州刺史；裴垍因为复核策问时又没有退却直言，故免去内职，授任户部侍郎；王涯与他同罪，出任虢州司马；卢坦因多次举奏事情，为人所憎恶，又因弹劾奏事时有小错，别人便借此造出罪名，所以被贬为左庶子；王播与他同样，也停止知杂事。臣以为，裴垍、王涯、卢坦、韦贯之等人，都是公正忠诚、正直无私的臣子，朝廷内外都知道，本来应授予他们重要权力，安排在京城附近。因此近来众人的私下议论说：‘这几个人都是众望所归。如果这几个人升进，必定是君子的道路增长；如果这几个人退黜，必定是小人的道路得势。’所以人们把时事的好坏，预测为取决于这几个人的升降进退。这几个人自从陛下继承帝位以来，一直都承蒙奖掖任用，有的任作皇帝的耳目，有的委以心腹重任，天下人都天天盼望国家得到治理。如今忽然在一天之内全部疏远弃置他们，有的降为散班官，有的斥退到远郡。假使他们有过错，尚且可以宽容，何况他们并没有瑕疵，怎么应该贬退呢？所以从上个月以来，上至朝廷，下至道路，众心汹汹，惊惧不安。走正道的人忧愁，敢说直话的人闭口不言。不知道陛下是否知道这些情况？关于这些任免改调，传闻纷纷，都说裴垍等人不能委曲顺应时势，或者因为正直而触犯众人，受到别人的构陷，这本来并不是圣意。对他们的罪责是否审察清楚，陛下是否听说过呢？臣不知道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只把听到的进献上来。如果听到的全是假的，陛下难道不应明辨吗？如果听到的全是真的，陛下难道不应深思吗？无论虚假还是真实，臣都担心陛下需要知道。臣如果不说，谁应当来说呢？臣如今进言，即使因此被杀，也甘心情愿。为什么呢？因为臣的性命极其轻微，朝廷的事情却极其重大。臣又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忠诚；君上明察，臣下就敢于直言。所以尧圣明时，天下已经太平了，还要寻求诽谤之言来扩大耳目；汉文帝英明时，海内已经得到治理，贾谊仍把天下比作倒悬之人，足以令人痛哭。” 这两位君主都能容纳直言，所以得以称为圣明。如今陛下明白下诏征求直言，反而把直言当作罪过，这正是臣不能理解的地方。陛下看今天的政治，比起尧和汉文帝时期，究竟如何？如果认为已经赶上，那么连诽谤和痛哭都尚且应当容纳，何况征求直言、寻求极力进谏的话呢？如果认为还没有赶上，那么僧孺等人的话本来就是应当说的。陛下即使不能推行他们的话，又怎么忍心治罪并斥退他们呢？这就是臣为陛下流泪而深感痛惜的原因。德宗皇帝刚即位时，也曾征求天下敢于直言极谏的人，亲自考问他们，问的是天旱之事。穆质用两汉旧事回答说：三公应当免职，卜式曾上书议论此事，桑弘羊可以烹杀。这些话都是指责当时身居权位而受到恩宠的人。德宗深深赞许他，从第四等策问中改列为第三等，又从畿县尉提拔为左补阙，并把这件事写入国史，用来昭示子孙。如今僧孺等人在策问中的回答，言辞切直、指陈问题，也没有超过穆质，却突然斥退他们，臣担心这不是继承祖宗、承续光明传统的道路。把这件事写入史册，后代继承人将作何观感？陛下难道不应当再三反省吗？臣昨天在翰林院，与裴垍、王涯等复核策问时，每日都奉诏命令我们专心考核复查。臣对上不敢辜负皇恩，对下又不忍违背本心，只按照至公之道来取舍。即使有仇怨，也不敢弃置；即使有亲故，也不敢回避。只是求取直言，以符合圣上的旨意。所以皇甫湜虽然是王涯的外甥，但因为他的言论正直、符合取用标准，王涯也不敢因私下的嫌隙而自行回避。当时已有奏状，臣已经全部陈奏。不料群臣之心反而构成祸端，若圣上由此加以察考，也许就可以明白了。假如陛下察知臣的肝胆，知道臣的精诚，认为臣这番话可以听取采纳，那么请求陛下俯察此事，特别施以宽恩。僧孺等人请依照以往惯例授予官职，裴垍等人仍按原职加以奖用，使朝廷内外人心欢悦，再次安定下来。如果认为臣这番话理由不当，认为臣等复核策问之事有失妥当，那么臣等现在在场的四人，也应当分别加以贬黜责罚。怎么可以六个人共同办理此事，却只治两个人的罪？即使圣上宽厚包容，暂且让事情过去，但臣内心恐惧警惕，岂能苟且安然？臣怎敢不自行陈述，等待罪责。臣现在的职务是学士，官职是拾遗，每天起草诏书，每月请求谏纸。臣如果默默无言、爱惜自身而不发言，岂只是向上辜负圣恩，实际上也是向下辜负神明。因此秘密封缄这份策问，暗中吐露自己的至诚，只要能够符合上意，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臣忧惧而激切至极，实在无以任受。元和六年，宪宗对宰臣说：“朕年轻时在德宗身边，见贞元年间天下治理不好，是什么原因呢？”李吉甫回答说：“德宗自以为圣明睿智，不信任宰臣；臣下奏请的事情，他都心存疑虑，另行结交其他门路，私下接受私人恩信，使事情越过宰府处理，公道不能实行，所以下情无法上达。当时人心也很有些想要作乱。”皇帝说：“不能把怨责全部归于德宗，朕认为这是当时宰相的过错。德宗深居九重之内，怎么能够完全知道外面的事情？政事可不可行，只应由宰相坚持论奏。一遍不能获准，就到第二、第三遍；三遍仍不能获准，就一直说到五六遍。道理既然正确，事实又没有私心，自然会使上意回转；详细思考而达到最恰当的结论，哪里有固守无理之事的道理？如果只是违背重臣所请，事情一定不会这样。朕当时没有见过宰相为公事坚持论奏达到三遍以上的情形，你们都必须振作意志，不能顺从朕的错误，必须坚持奏请。即使到了五六遍仍未获准，也不能以为朕发怒责怪，便停止论奏。你们应当完全明白这一点。”李吉甫曾说：“臣下不应当强行进谏，使君主高兴、臣下安稳，不也是美事吗？”李绛说：“臣下应当冒犯君主的威严，苦口婆心地指出得失；如果使君主陷入恶行，怎么能算忠臣呢？” 皇帝说：“李绛说得对。”后来李绛有时久不进谏，皇帝就责问他说：“难道是朕不能容纳接受意见吗？还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进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