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九

译《尚书》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四方夷族就会前来朝见。’ 这句话是说，君主勤勉地修养自身，政事就会全部兴办，内部治理先安定，四方夷族自然知道畏惧，相继前来朝见。又说：‘敦厚德行，信任善良，难以进用奸佞之人，蛮夷就会相继服从。’这是说，君主信任贤能之士，使阴邪之人无法从中离间，使奸佞之人难以求得进用，那么蛮夷就会知道中原有人才，不敢轻慢侮辱。圣人的话像天道一样可信，这些道理难道还不明显吗？臣自从受命任职江淮以来，仰承陛下深厚的眷顾和知遇，不敢不尽力。臣私下思量，朝廷内没有十位亲信大臣作为羽翼，孤立于朝中；外部将帅又沿袭旧日风气，若从各方面稍加严格约束，怨恨诽谤立即产生。臣个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只是恐怕有始无终，对事情没有补益。因此虽然竭尽心力，政绩和边防功效却都没有显现。仰想到陛下防范古今天下最难之事，臣恐怕事情会受到牵制，所以体察圣意，曲折周旋，希望能够有所成功。然而来自四面的责难已经归罪于臣一身，说臣不能以生死进退据理力争，恐怕将来不能把事情办好。如今陛下奋发乾断，大政方针已经端正；臣年老衰弱，只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怎敢不忘却自身和家庭，设法报答陛下？从今以后，人才都汇聚朝廷，猜忌、离间和谗言不再轻易兴起，那么天下山林中的贤者以及豪杰英俊之士，听闻陛下的风范，没有不来归附的。” 陛下还忧虑什么强敌呢？”臣到了晚年，余生也没有多少了，难道还会再有贪恋陛下富贵的念头吗？只是爱护君主太深切，所以不敢隐瞒言辞。希望陛下赦免臣的罪过。起居郎胡铨上奏说：“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承蒙恩典，在便殿获准应对。当时臣谈到武夫悍将，认为应当让他们懂得礼义，以革除粗暴傲慢的习气。陛下谆谆教诲，谈到了晏子回答齐景公时所说的‘只有礼可以止息这种风气’的话。臣在旁恭听圣音，仰叹圣学高深精妙、见识深远；古人用意的地方，不是臣浅陋的见识和孤闻所能窥知的。臣私下认为，所谓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正是指此而言。臣当时知道陛下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君，可以达到唐虞那样的治理，可以使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臣虽然愚蠢，既逢盛时又遇明主，难道能忍心闭口不言，甘愿同终日不鸣的马一样吗？只能披露肝胆，献出身命，以报答知遇之恩，哪里还敢顾虑其他？因此冒昧竭尽自己微薄的思虑。”况且臣于本月二十三日接到御史台牒文，核查今年三月一日视朝的月份，依条例应在文班中从上次序轮流选二人，直到日期轮换应对。查照后来下达的指挥条文，今后视朝应对的官员，如果当天不举行视朝，也应在前一天到閤门递进文书。臣谨陈一两件事。臣听说，如今的弊政，没有比差役法更严重的，也没有比改官法更严重的。” 而当前最应急迫办理的事情，没有比兴修水利更重要的，没有比经营屯田更重要的，也没有比恢复孝廉、力田科更重要的。差役不废除，百姓的大祸害就不能清除；改官的举主制度不废除，士人趋逐竞争的风气就不会停止。差役法的弊端，臣僚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至于改官法的弊端，请允许臣为陛下尽情说明。臣听说，如今要改官，如果不拿五百千钱贿赂吏部主吏，即使有五纸文字，也不会放行举主。士大夫甚至相互说：‘没有五百千钱，不要接近临安。’而五纸文字，不经过二十年的干求，也往往得不到；通常还要有宰执、侍从的关说才能取得。否则，孤寒之士每纸文字须花三百千，经营奔走才能得到。五纸合计要花一千五百缗。孤寒之士哪里有宰执、侍从的关说？哪里有一千五百缗钱？势必要违背正道去讨好当权者和权贵，以求取得这些文字；势必要贪污受贿，用财物贿赂吏部官吏。否则，终身只是选人，直到老死也不能改官的人就会很多。臣愚昧地请求废除举主，只规定选人实际任职满九年而没有违犯过失，就准许改任符合资序的官职。尧舜时代考核官员、决定升降，也不过九年；《春秋》记载天子赐成公命，也以九年为合乎礼制的期限。” 臣看到，二三年来，年成接连稍有歉收，议论者都把责任归咎于天时。唯独臣认为，是土地的利用还没有充分发挥。臣听说《禹贡》说：‘疏通田间小沟和大沟，使它们通达河川。’古语说：‘禹降低宫室的规格，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洫水利上。’人们以为畎、浍、沟、洫只是农事中很小的事情，禹为什么要竭力经营它们呢？等到考察《文王平土》一书和《小司徒》的职掌，才知道禹的用意深远。文王在岐地采用平土法，建立司马法：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畿地方圆千里。《小司徒》的职掌，是均分土地，核查人民，全面掌握人数；于是丈量土地，按井田法和牧地法整治田野。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以此安排土地事务并规定贡赋。关于赋税征收的制度，臣曾考察过：九夫为一井，方圆一里，是九夫所耕治的田地；四井为一邑，方圆二里；四邑为一丘，方圆四里；” 四丘为一甸，甸地方圆八里，四边各加一里便方圆十里，成为一成，共有一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理洫沟。四甸为一县，方圆二十里；四县为一都，方圆四十里；四都方圆八十里，四边各加十里，才得到方圆百里，成为一同，共有一万井、九万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二千三百四井、二万七百三十六夫治理洫沟；三千六百井、三万二千四百夫治理浍沟。井田制度在一同的范围内就完备了。井田制度中，出税的田地较少，而治理洫沟、浍沟的田地较多。由此可知禹竭力治理畎、浍、沟、洫，确实是养育百姓的急务。如今平常无事时不修沟洫，到了发生水旱灾害却把责任归咎于天时，难道不是荒谬吗？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施恩，特地下诏州县讲求沟洫水利，像古代郑国、白公所修的渠道，像召信臣修筑的钳卢陂，以恢复禹的事业；这样即使最终发生水旱灾害，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臣听说，今日的急务，没有比暂且停止用兵、经营屯田更重要的了。如今州郡官员以经营屯田为名，却没有经营屯田的实际；若要考察其实际做法，有十条原则。第一，选择官员必须审慎。”

译过去魏武帝想经营谋划四方，苦于军粮不足，采用枣祗的策略设置屯田，任命峻为典农中郎将，就是这样。第二，招募人员必须广泛。赵充国留屯时，刑罚及于应募者和官吏私自跟从者，共计一万二百八十一人；后魏文帝时，秘书丞李彪上表，请求另立农官，取州郡户数的十分之一作为屯田人，也是这样。第三，开渠必须深。赵充国攻打先零，在金城屯田，先疏浚漕渠；邓艾在寿春屯田，认为田地肥沃但水源少，于是开通河渠，也是这样。第四，乡亭必须修整。赵充国修缮乡亭，治理湟陿，就是这样。第五，器具用品必须齐备。赵充国上报器用簿，也是这样。第六，田地位置必须有利。汉昭帝在张掖屯田，魏武帝在许昌屯田，就是这样。第七，粮食用品必须充足。赵充国屯田一万二百八十一人，每月用谷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就是这样。第八，耕作工具必须充足。后魏文帝大统十一年，李彪请求把没收的赃物、赎罪杂物拿去买牛，按规定发给屯田；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各处屯田使用牛耕作，土质松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一头牛，土质坚硬处每一顷二十亩配一头牛，稻田每八十亩配一头牛；各营田若超过五十顷后还有土地，另行配给耕牛，所收斛斗都按顷亩折算扣除，就是这样。” 第九，确定税额必须从轻。东晋元帝大兴年间，后将军应詹上表，提出屯田第一年与百姓分税，百姓得二分之一；第三年按税赋计算征收，使公私双方都得到救济。魏国李彪上表，提出每个农夫的田地每年征收六十斛，核定正税，并征收戍守等杂役，就是这样。第十，赏罚必须实行。晋元帝督促考核农事，以二千石官员和各级长吏所缴粮食多少评定优劣；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下诏，边境城池守军经营屯田，年终考核收入，以此评定褒贬，就是这样。这十条，屯田制度就完备了。然而在这十条中，最难的是招募人员，尤其难的是耕作工具。招募人员的关键，臣请求采用李彪的策略，取州郡户数的十分之一，并且再扩大招募。若有人家能够在淮南要害之处招募三十人经营屯田，三年后授予官职的人转升一官，没有官职的人借补官资；能够招募二十人或十人的，按比例施行；仍命州郡官员敦促送遣，这样人们就乐意跟从了。否则，就把狡猾的官吏和不能自行谋生的贫民迁到宽阔之地，像崔寔《政论》所说的做法；或者因犯罪把犯人迁到边防地区，像仲长统《昌言》所说的做法，这也可以。至于耕作工具，臣请求暂时停止广西马纲三年，专门用来买牛，因为广西雷州、化州等地牛多而且便宜，臣过去在广西，对此了解得很详细。” 臣谨按，汉惠帝举荐孝弟、力田之人，免除其本人赋役；高后时期开始设置孝弟、力田二千石官一人。汉文帝时下诏说，孝弟是天下最大的顺德，力田是谋生的根本；三老是百姓的老师，廉吏是百姓的表率。汉武帝时，郡国各举孝廉一人。后汉和帝时，丁鸿与司空刘方上言，请求从今以后各郡国每二十万人口每年举孝廉一人。到唐代，杨绾任宰相，首先建议恢复孝弟、力田等科，当时人们高度赞许，风俗于是共同发生巨大改变。这确实是天下最大的顺德，是百姓谋生的根本，是百姓的表率。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施恩，特地下诏恢复孝廉、力田等科，大体仿照汉制。从今以后，各郡国每三十万人口每年举孝廉一人，六十万举二人，九十万举三人，一百二十万举四人；不足三十万的，两年举一人；不足二十万的，三年举一人。务必总核名实相符，必须选得敦厚朴实、行为合乎义理的人，以纠正浇薄的风气，使时代登上尧舜之上的境界；再次使风俗淳厚，又有什么困难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万二人、九十万三人、百二十万四人〕 淳熙年间，胡铨任学士，又上奏说：“臣蒙受圣明知遇，深怕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只因心中有诚恳的意见，便冒着诛戮的危险，愿为陛下毫不隐瞒地尽情陈说。臣私下想，陛下临御至今已有十九年，建立政权、处理政务，夙兴夜寐，勤劳不懈，坚定恢复旧国的心志，奋力谋求恢复疆土，合乎义理而不肯停止，期望功业一定成功。然而坐看岁月流逝，却不知道何时能够成功，原因是什么呢？陛下天资英明，群臣没有能赶得上的；凭着超出历代帝王的资质，有独自运筹谋划的智慧，而宰执大臣只求补救过失、搪塞责任，没有人敢于兴办事业、建立功业。边境平安时看不出危害，一旦有缓急，谁能为陛下奋不顾身地承担大任呢？何况敌人包藏祸心，不容易完全测知；陛下虽然同他们讲信修睦，只恐怕他们窥伺的意图并未停止。愿陛下奋发作出英明决断，召集正直之人，选择将领、训练军队，努力谋划大举恢复的策略，枕戈待旦、卧薪尝胆，期望取得成功后才停止。这是老臣平日忠诚之心所激发、对陛下的期望。”谏官、御史是陛下的耳目，应以得到贤人为先，以采用谏言为急务。陛下广泛任用人才，乐于听从劝谏，士气因此振作，远远超过古代。” 群臣每次进献正直的言论，陛下必定用温和的言语低头采纳，以圣谕嘉奖，朝廷内外传诵，实在是盛事。然而只是听取而不见诸任用，只是嘉奖而不施行于政务，臣恐怕耿直敢谏的话就不再传到陛下耳中了。臣听说近年来，受宠幸的亲近之人，姓名纷纷流传，出入宫禁，行踪诡秘难以穷究；他们收受贿赂、招揽权势，扰乱官职名器。凡官员的升迁，他们总在事先散布消息；陛下亲自擢用的人，他们却掩饰为自己的私恩。也许他们起初只是借此作为游说谈论的助力，后来揣知圣意，泄露任命消息，在外廷夸张传播，熏灼朝廷道路。贤能与否既然混淆，纲纪也逐渐毁坏，这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怎能不加以忧虑？古代设置官职、任用吏员，是为了养育百姓；如今的官吏，却正好用来残害百姓。催征赋税，就榨尽百姓的膏血，以此显示自己的能干；审理狱讼，就看贿赂多少来决定曲直。老弱之人辗转倒毙沟壑，壮丁聚集成为盗贼，百姓焦灼困苦，真是不忍听闻。陛下爱护怜恤百姓，多次蠲免常赋，但官吏仍然搜刮聚敛，民心日益离散，实在是国家根本的忧患。臣希望陛下任用辅弼之臣，坚定恢复的志向，采用直言，疏远私亲近幸之人，收敛贪官，扫除弊病，使朝廷廓然清明。”

译公道既已打开，就不愁没有贤人；国势既已振作，就不愁没有良将。内政全部办好，外来的侮辱就容易排除，那么陛下的聪明英武，以及继承艺祖基业的事业，到这时就更加光辉。陛下严肃恭敬、戒惧谨慎，承受光尧皇帝的托付，到这时也就没有辜负；这样便可以向上天祈求长久国命，万世延续而不穷。臣又听说，刘珙、张栻去世时，都留下遗奏；李椿、郑鉴离任时，也都献上嘉言。希望陛下取来这四位臣子的奏疏，一并留在圣心之中，采纳实行，这实在是社稷和百姓的幸运。臣将在田野中等待终老，永远隔绝于圣上的光明；如今若不进言，死后也有罪。臣所陈说的五件事，如果臣尚未死去，能够看到陛下施行它们，臣的志愿就完成了。冒昧烦扰圣听，臣惶恐俯伏等待治罪。” 乾道七年，权礼部侍郎周必大应对说：“臣仰想到陛下处理万机之余，没有什么嗜好，只是观览书史，只是以古人的言论和行为作为鉴戒。近来陛下阅读《贞观政要》，看到唐太宗与魏征讨论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件事的优劣，亲自书写并宣示给臣等；还自称即位十年，功业还没有成就，至于安养百姓，使他们完成生计，这正是今日的急务，陛下未尝不把它作为治理自身的良策，并让臣等极力陈述其是否恰当。凡有不足之处，都要毫不隐瞒地说明。只是臣的才智见识浅陋，哪里足以知道这些？既然圣上谦下询问，臣怎敢不竭尽诚意！臣观察自古君主，有的沉溺于宴饮安逸，有的喜欢游乐，有的喜欢谗邪而厌恶忠直，有的开始勤于政事，时间久了便懈怠。陛下却不是这样，清心寡欲，进用贤人、罢退奸佞，出于天性；临政愿意求治，时间越久越勤勉。这本来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然而治理成效还没有达到贞观时期，大概是时代不同吧？过去隋朝末年盗贼蜂起，天下大乱，百姓没有固定居所，国家没有确定的君主。唐高祖义师一起，就有摧枯拉朽、破竹般容易的形势。到太宗接受禅让时，内外已经廓清、没有什么事情，于是专心抚恤百姓，自然达到了太平。” 如今陛下虽然处在中兴之后，但北方敌人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并不是隋末四方分裂的情形。敌酋虽然说不上有德，却也没有到残虐地役使百姓的地步，又不像隋朝那样完全失去人心。他们占据的是中原，我国拥有的只是东南。以今日比照古代，谋求治理本来就困难。然而训练军队以谋求恢复，而任用将领的方法或许还没有做到尽善；选择人员守卫郡国，而考核实际功效的方法或许也还没有到位。今日的急务，难道不就在这里吗？臣不敢泛泛援引古事，姑且只用近事来说。内外屯驻的军队有百万之多，他们士卒的勇怯、兵器铠甲的锋利或钝劣、训练的精细或粗疏，君主怎么能全部知道？不过是责成大将罢了。所谓大将，也不过几个人；选择他们应当审慎，任用他们应当长久。如今却很不一样：提升有时失于过于简略，罢退有时失于过于仓促。他们既然还没有坐稳职位，下面的人看待他们也会像搬动石头一样轻易。号令凭什么能够取信？纪律凭什么能够严明？比如江州一军，自陛下即位起先交给苗定，后来戚方接任，才一年皇甫倜又接任；池州一军，起初交给时俊，后来王琪接任，才半年又任用秦琪，刚十个月莫总接任，又过十个月郭刚接任。” 像这样屡次更换，即使平常只求自守，臣还担心它会疲敝，哪里还有时间商议进攻取胜的事呢？这就是陛下所说功业尚未成功，也是臣怀疑任用将领还没有做到尽善的原因。陛下深居九重，所依靠来宣扬恩惠、施行德泽的人，没有谁比郡守更切近。可是廉能善治的郡守十人中没有两三人，贪婪残暴、昏庸糊涂的却常有六七人。因此仁爱之心和德政无法向下传达，良法善政也无法得到奉行。其中号称能吏的，只知道巧立名目，追办财赋罢了；百姓失去产业，他们哪里会怜恤？偏远地区的郡县，姑且不说。临安是陛下的行都，耳目容易接触，虚实容易考察。从增加酒课一件事上，大略就可以看出。酒是国家的财利来源，任用得人，酒课就增加；任用不得人，酒课就减少，这是常理。用它来考核优劣、议定赏罚，本来可以。为什么近年担任郡守的人，却把增加的数额加到岁入定额上；在岁额之外又要求增加，增加之后又再提高岁额，反复不止，几乎比最初增加了五倍十倍。不幸如果所任又不是合适的人，便会想尽办法搜刮百姓来充数。百姓并不是过去贫穷而今天富裕，饮酒的人也不是过去少而今天多，只是这样搜取，怎么能不困苦呢？”}], 京城附近尚且如此，远方又会怎样呢？加上各州的长吏，忽来忽去，迎来送往没有定规。且以两浙来说，婺州四年之间换了五任知州，平江四年之间换了四任，尤其严重的是秀州一年之内竟四次更换知州。这样，费用怎能不困窘？吏治中的奸弊怎能不滋长？百姓的疾苦又凭什么得到缓解？陛下想要安定养育百姓，使他们能够成就自己的生业，臣之所以怀疑陛下责求实效的方法尚未到位，原因就在这里。从今以后，希望陛下选择将领、选择郡守，在任命之初审慎考察，任用之后长期不变；任命他们时，一定要让他们逐条说明：将怎样治理军队？将怎样治理百姓？到哪一年应当取得哪些显著成效，革除哪些弊病；到哪一年应当完成哪些事情，除去哪些祸害。要限定必须达到的期限，向他们说明奖赏和惩罚的办法，这样军队或许可以强盛，百姓或许可以富足。治理自身的办法，还有什么比这更紧要的呢？从来没有能够治理好自己，却不能治理别人的人。这两件事，是陛下根据政务要领询问臣，臣也因陛下俯身询问而进献意见，其他方面本来不敢涉及。臣又看《政要》共十卷四十篇，既以魏征论述为君之道的篇章开头，又以魏征论述善始善终之道的篇章作结。这是因为唐太宗时只有魏征善于进谏，皇上有所询问，他一定以近来的事情作为依据，不说空泛、迂阔、激烈攻讦的话，因此太宗乐于听取并欣然采纳。治理达到成康之治，魏征的功劳最大。吴兢所采录的内容，难道有别的用意吗？臣希望陛下思念太宗广泛听取谏诤的德行，选择忠诚实在、没有其他私心，通达明敏、懂得大体的人，引到身边任用，使有益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治理国家的道理日益兴盛，哪里还担心不能达到贞观之治呢？至于仁德，这是帝王最高的境界；陛下既然把魏征的言论当作龟鉴，并且自强不息，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臣狂妄愚昧而冒昧进言，只希望明主加以选择。

译必大又上奏说：“臣恭敬地承蒙圣恩，在便坐获得召对，不敢泛泛地发表无益的议论，冒犯上达天听。谨陈四件事，请陛下选择。一是提高侍从官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将来宰相的储备人才。臣不再远引祖宗旧事，姑且以绍兴初年说起。当时近臣往往都是天下精选的人才，所以他们的议论和施政措施都很值得称道，中兴的功业也并非没有助益。自从秦桧专权以来，专门收罗卑下庸俗之士，充数占位，人才日益衰弱，正是这个缘故。陛下忧劳勤政十年，栽培造就人才的用心十分迫切。凡是侍奉左右的人，无不是陛下亲自擢用的，他们能干还是无能、贤良还是不肖，难道能逃过陛下的明察吗？臣希望陛下更加留心，每进用一个人，不要只取他一时的长处，必须看他将来是否可以备用，这样人才就会显现出来。二是增加台谏官，以扩大耳目。臣听说，人主深居九重，所依赖的就是台谏官来全面了解内外利害，辨明臣下的邪正。然而好名的人失于激烈攻讦，拘泥古制的人失于迂阔；听取他们的意见，未必看得出益处，不听取他们，又难免被归咎为过失。若想真正得到合适的人才，本来就很困难。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困难便使这些官职空缺，或者广泛询问、详细考察后任用，或者命忠信之臣推荐他们；一定要得到端正之士，扩大陛下的聪明见闻，这确实是辅助治理的大事。” 三是选择曾任监司、郡守的人，补充郎官的缺额。如今郎官分掌中台事务，奉行行政命令，比汉代的职责大概更为重要了。然而六曹二十四司中，只有户部、刑部稍有专任正官，其余大多由他官兼摄。天下这样广大，曾任监司、郡守的人本来很多。希望陛下诏令二府选择符合资格而又有才干的人授予这些职位，这不但可以振兴官职本业，也足以作为将来侍从官的人才储备，这是当前又一项首要事务。四是让监司、郡守长期任职，责成他们取得政绩。频繁更换官员的弊端太深了。姑且以任期两年的人来说，到任半年才开始了解当地风俗，离任前半年已经怀有归去的念头，其间真正留心政事的，只有一年。如果又不等任期届满便升迁调换，弊端怎么会不产生呢？文书簿册因交接而中断，迎送劳费，不过是小事罢了。臣希望陛下坚持长期任职的主张，深切认识频繁更换的危害；如果治理有成效，就增加秩禄、赏赐金帛，等待他完成事业。这样或许可以革除苟且简略的风气，堵塞侥幸求进的希望，使循吏逐渐出现在世上。臣的心意在于不欺骗陛下，忘却自己狂妄昏昧，惶恐至极，冒死上奏。” 必大又上奏说：“臣听说，治理政事如同从事农功：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享受成果。本末先后不可颠倒。所以一天就有一天的成效，一时就有一时的功绩。虽然前面辛勤劳作，后来享有丰足的成果，这是事理必然达到的结果，没有什么可疑的。从前勾践谋划灭吴，可以说是困难极了，但范蠡不过说了三句话：‘保持盈满要顺应天时，挽救倾覆要依靠人事，节制事务要顺应地利。’从勾践刚即位到第七年，深思力行，都没有超出这三点。一天，天时已经应验，人事也已经尽到。范蠡振作地说：‘得到时机就不要懈怠，时机不会再来。上天赐予而不取，反而会成为灾祸。盈缩转化，今后一定会后悔。’天时的节度本来如此，唯有谋划不能改变；这难道是试试看后随意说说，仓促施行后又屡屡更改吗？陛下天资神圣，锐意图谋治理，日月推移，如今已经十年，焦虑劳苦更加厉害，而最大的愿望仍未实现。离开得快的是时辰，容易失去的是时机。臣希望陛下以农功为准则，以越国的话为念，确立一定的规则，限定必须达到的期限。比如说：一年安抚百姓，那么就从春天到冬天，考察安抚百姓的成效如何；两年使国家富足，那么就从春天到冬天，考察使国家富足的成效如何；三年使军队强盛，那么就从春天到冬天，考察使军队强盛的成效如何。由此推及以后，凡是谋划恢复古制、实现治理的方法，都可以依次求取，按年月等待成效，这样陛下十年的辛勤劳苦，也就不会白费了。”孟子说：“诸侯中有施行周文王政令的，七年之内，一定能够在天下施行王政。”何况陛下处在天子的位置上呢？区区勾践，本来就不值得称道。只希望明主留心，幸甚。乾道年间，秘书省正字林光朝上疏说：“臣听说，六经中的言论可以通用于万世；百代帝王的事情，好像都出自同一条道路。如今记载在六经中、散见于传记里的，都是百代帝王的事迹，所以号称儒生的人，私下窥见其中的大略，便可以把它进献到陛下御座之前。陛下具有上天赋予的圣明，又有日新其德的修养，群臣仰望陛下的风范，常常唯恐赶不上，何况臣这种来自田野、贫困空乏的人，从未经历过其他事务，只想拘守纸面上区区的言语，确实是陛下所厌听的。然而臣所知道的，也不过是纸面上的话。臣所说百代帝王的事情如出一辙，是指唐尧、虞舜和三代的事情：为什么都那样从容舒缓而不急迫呢？舜不把百姓逼到困穷，就像善于驾驭马匹的人不把马驱使到力竭；马的力量常常仿佛有余，这样无论驰骋先后，都只依我的意愿。舜曾经这样告诫禹：‘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能；你只要不自矜功劳，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功。’禹治水长达十三年，疏导淮水、决开泗水，这难道是一手一足所能完成的吗？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取得天下，他的德行非常广大，但约束自身时常常像唯恐赶不上；周文王的教化施行于江汉地区，而且还说自己仰望大道却没有看见它。列举这些圣人的行事，虽然表面上似乎不同，但他们所做的相同之处，最终都归于宽通简易的道路。国家维持天下的办法，跨越汉、唐以来的时代；在百代帝王看来，仿佛只是同一天。因此陛下即位以来，求治十分迫切。景德、嘉祐二百年形成的忠厚风俗，不必另行更张，天下自然会安定。然而凡是想进言的人，往往都拿汉宣帝作比喻。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是把霸道、王道混杂使用；这正是宣帝失误的原因。唐尧、虞舜、三代治理天下，是汇合天下人的耳朵来听，汇合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以天下人的耳目共同作为视听，于是正直之道得以推行。宣帝却认为凭自己的耳目就可以穷尽天下人的视听，因而鉴别过于精细，防范过于严密，号令过于繁多，刑罚过于严酷。臣虽然愚昧昏聩，实在不愿在圣明的时代提出这几方面的问题。臣希望陛下发扬道德教化，崇尚宽厚简约的风气，使天下人一同归于景德、嘉祐年间忠厚的风俗；远近之人都能听闻，知道陛下所喜好的，那么百代帝王的治道踪迹就不远了。”

译光朝又上疏说：“臣听说，天下有纷杂的功利之说，也有仁义根本不可改变的主张。所谓功利之说，只能用来完成事情，来不及作其他长远谋划。孟子生在战国纵横、离合的时代，不肯说一丝一毫的功利之言，而他所讲的，都是百姓日常生活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仁义根本不可改变的道理。唐代刘晏，号称善于治理财赋；刘晏治理财赋的长处，世人至今不容易明白。江淮地区各种物产像深渊和薮泽一样聚积，唐人常常借此供给西北。如今江淮自身出产的物资尚且没有转运飞挽的劳苦，却还常常担心供给不足，为什么呢？刘晏治理财赋，在当时没有别的说法；到了最后，刘晏的旧属官员有几句愤激恳切的话，这才知道刘晏的本意，原来是符合孟子所说仁义根本的道理。开元年间，天下户口以千万计算；自至德以来，十成耗损了九成。到刘晏充任使者时，天下户数才二百万，于是停止没有名目的征敛，又不增加调发。从广德二年开始，到建中元年结束，天下户数增加了三百多万。刘晏的本意，是认为户口日益增加，那么人的力量所能成就的事情就多，田地日益开辟，纺织日益增多，货财也日益广大。刘晏治理财赋，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征敛没有达到百姓身上，而国家用度自然充足，并不是世人所谓偶然的功利之说。功利之说施用于战国时代，孟子尚且认为不可，何况如今天下南北兼爱，江淮安定，其他地方也没有更番戍守；这种仁义根本的道理，不可不早日确定。臣希望陛下全面统计天下户口，取其丰歉、增减和多少的数字，用来评定州县的优劣，可以吗？内有版曹，外有部使者，一定有人能够推明刘晏的本意；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王道，而刘晏也曾经实行过，并不是臣的空话。” 淳熙年间，刘光祖在对策中说：“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掌握大原则而不苛求详尽，任用正道而不役使自己的才智，广泛阅览、兼听各方却从不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多有失误，兼听就多有所得。越是过分运用才智，离正道就越远；越是过分追求详尽，天下事务就越繁杂。所以说：‘端正根本，万事就会得到治理。’这是古今治道的要务。臣私下想到，皇帝陛下即位以来，到现在将近八年，早起晚睡、废寝忘食，想要补救弊病、振兴停滞，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可是施行得越勤勉，远远望去治理的成效却仍未见到。如今陛下在朝廷策问我们这些臣子，是想听到切直笃实的言论，以医治当世的弊病。臣虽然昏昧浅陋，难道敢只颂扬圣德而忘记苦口直言，辜负陛下的明诏吗？况且陛下所说的十几条问题，臣已经详细听闻了。上面论述古代帝王因时制宜而治理的不同，下面论述当今弊政的种种不同；所提出的首要措施，是寻求改善教化、减少刑罚、澄清官署、察举循吏、厚植士风、改变民俗、扩大储备以使粮食充足、减免赋税以使百姓宽裕、劝勉农桑以开辟田地、任用使者以求知民间疾苦。至于广泛访求遗逸人才、暗中察访勇武之士、屯田积谷、选择将帅以安定边疆等事情，凡属这一类的，没有不杂然考虑到的。陛下的用心，可以说勤劳而辛苦了；陛下施行政事，可以说精细而核实了。然而七八年之间，勤劳不倦怠，综合考核而不放置，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些事情，但这十几项中却没有一两项取得成效。为什么呢？是因为陛下没有掌握根本。况且陛下的明察过于精细，宫中的防范过于严密，求治过于急迫，喜好功名成效过于厉害，所以勤劳而没有益处，综合考核而没有补益。臣不敢只是说空话。臣认为陛下群臣在朝廷上发言充斥庭中，眼前的办法容易被采纳，长远的办法难以见效；督促责罚的言论似乎切实，宽大仁厚的言论似乎迂阔；机巧聪慧的谋略似乎善辩，老成持重的谋略似乎笨拙。这样一来，圣明听取意见的方向就偏向那些方面，而不在这些方面了。凡是臣想要说的，与陛下想要施行的不同，陛下难道会认为臣的言论是书生不急之务的寻常空谈而忽略抛弃吗？请虚心考察，那么臣的狂妄之言就不是空话。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上天显现灾变，下面民心动摇，饥荒连年，盗贼不时兴起，风俗浅薄败坏，纲纪日渐衰败，这难道是小事吗？请陛下反复思考。如今将要革除弊病，弊病反而更加严重；将要整治法令，法令反而更加失效，这过错究竟在哪里？可是左右近臣正以兵、刑、财、利之类的说法，奋发提出果敢的主张，以此迎合陛下的心意，说：‘这样做就可以在当今大有作为，这难道不是大错吗？’所以臣希望陛下把握根本，治理要务，任用他人而不自以为是；这样，先前所询问的十几条事务，才可以逐项实行。臣不胜区区诚意，谨昧死进献愚见。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说：‘听说虞舜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周文王则太阳偏西还无暇吃饭；汉文帝是宽厚长者，致力于用德教化百姓；汉宣帝却施行严厉而综合考核的政令，用法令约束臣下。这四位君主，治道不同，却同样归于治理。那么劳逸、宽猛的适宜程度，也各自是因应他们所处的时代吗？’陛下说：‘朕资质浅薄，却有幸承受大统，遵循尧的道路，兢兢业业处理万机，不敢安逸享乐，也只是以古代帝王为法则、为训式，到现在八年了；但德行还有未能达到的地方，信用还有未能取得的地方，弊政仍然很多，空文仍然胜过实际。臣由此看出，陛下是思念古代的治理，斟酌今日的适宜，打算学习文王的忧劳勤政，效法宣帝的综合考核，用这些办法革除当今的弊政，扫除末世的空文。臣已经明白这一点，但私下还有话要说。臣曾认为，舜和文王劳逸的表现虽然不同，但至于把正道作为自己的责任、把具体事务交给人去办理，他们大体是同一条道路。’

译汉文帝、汉宣帝造成治理成效的情形虽然相近，但他们宽严的区别在于：以德为胜，汉朝的恩泽就深厚；以法为胜，汉朝的恩泽就衰薄，这两者不能同日而语。请允许臣为陛下陈述。臣曾读书考察虞舜之所以无为而治，大概是因为当时遵循尧的道路，从未把一丝一毫的私智加在其中；天下所有事务，全都交给九官办理：对禹说‘你平治水土’；对后稷说‘你播种百谷’；对契说‘你施行五教，要宽厚’；对夔说‘你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对皋陶说‘你明察刑罚’；直到让垂掌管百工、让益掌管山泽、让龙负责出纳政令，无不充分信任、专一任用，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免或提升其人。舜能够无为而治，大概是因为掌握了任用人的方法。至于文王，难道不是这样吗？文王之所以忧劳勤政，太阳偏西仍无暇吃饭，是因为当时纣的暴政把百姓逼入水深火热之中；文王把百姓的痛苦看得如同自身受伤，仰望大道却没有看见，所以谨慎修身、整治政事，以至于忧劳勤政。然而文王的政事也有重点：勤于大事，不勤于细务；以正道为根本，以具体事务为末节。文王时代所说的‘我有疏附之臣，我有先后之臣，我有奔走之臣，我有御侮之臣’，大概只是文王懂得选择人才并任用他们，具体事务并不亲自参与。周公教导成王说：‘文王不曾把众多言语、众多诉讼、众多慎重事务都兼管，只是教导、任用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员和牧守；对于众多诉讼、众多慎重事务，文王不敢亲自过问。’一个国家的事务，也不是轻微的；但文王既然交给别人办理，就不敢一概兼管并亲自了解。实在是因为任用人不专一，就没有地方追究治理的责任。这就是舜和文王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只知道学习文王的忧劳勤政，却不能任用人才来治理国家。臣之所以冒昧认为陛下不能任用人才治理国家，是因为臣认为天子的职责没有比任用宰相更大的。如今陛下设置宰相，却专门选择那些奉行职守、遵守法令、顺从旨意而容易控制的人来充任。现今宰相的事务，不过是奉行文书、整理条理罢了。一切政事无不从宫中裁决，一切听闻无不出自陛下。陛下喜欢亲自决断，使宰相恭顺地进见，唯唯诺诺地退下。臣不知道陛下又何必依赖这样的宰相呢？况且君主如同人的头部，臣下如同人的股肱。陛下抛弃股肱而自行运动，废弃耳目而自行视听。臣恐怕宰相权力轻弱，近习之人便可以乘机参与议政，这是万万不可的。东汉的事情足以作为鉴戒。光武帝鉴于王氏窃国的祸患，矫枉过正，即使寇恂、邓禹、耿弇、贾复这样的贤臣，也仍不大任用他们处理政事。” 责罚三公不到十多年，便更换安置了十几次；对他们折辱如同奴隶，来去如同旅舍中的过客。子孙沿袭这种做法，直到东汉末年，终于造成宰相权力轻弱，天下被外戚和宦官掌握玩弄，实在可悲。今天的事情，陛下应当以礼相待并任用老成忠直、见识谋虑超过常人的人，不要对他们有所间隔，也不要怀疑他们，使他们能够专心处理当今的大计；这样，舜和文王的治理，陛下就可以得到了。自古以来，从没有不任用宰相却能够治理好国家的，这正是陛下应当明察的。至于汉文帝用德教化百姓、汉宣帝用法令约束臣下，这两位君主，臣不敢拿宣帝来要求陛下。臣读史考察文帝的治理，温厚而具有三代遗风：劝勉百姓努力耕田、从事农业的人很多；废除肉刑，犯法的人很少；崇尚孝悌，‘一尺布、斗粟’的歌谣可以看出民德归于厚重；减少劳役，仓库中红腐的粮食和串钱朽坏的积蓄，可以知道治理成效必然到来；听从张释之的意见，不采用啬夫能言善辩的说辞，使秦朝急切严苛、过分察究的风气因此衰止；同匈奴一起放弃细小的旧怨，共同走向大道，使饱受创伤的百姓得以休养。这些措施，都是孟子在战国时所说却没有被采用的，而文帝竟能实行它们。文帝的治理纯粹依靠德行，所以能够奠定四百年基业；他用来团结百姓的办法，可以说达到极致。至于宣帝的中兴，他一时的政绩并非不好；然而他运用才智过于苛察，使用法令过于深刻，在赏罚必信必行之间，已经没有中和之意。大概是因为宽饶以忠直获罪被杀，而王成却因欺诈虚伪得到褒奖。当时有见识、能察微知著的人，都说德行不足而法令有余。汉朝的基业没有不暂时兴盛而很快衰败的。王吉、路温舒所说都是长者的言论，却被认为迂阔，不被听取任用。从今天看来，使汉朝基业衰败的，难道不是神爵、五凤年间过分诛责名声、追求实效的错误吗？陛下只看到宣帝励精图治、综合考核的表面，以为他的谋划成效优于孝文帝，这是群臣的说法误导了陛下。臣私下观察今日的治理，说是责求实效却失掉实效，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凡是天子想要有所作为，群臣就用有所作为的说法进言。陛下喜欢能言善辩的人，所以朴实忠厚的人退避，而机巧之人在其中自我装饰。陛下喜好才智，所以深沉厚重而有谋略的人有时得不到察识，而轻浮矫饰、急于自我推销的人却得以在朝中得逞。陛下重视武夫，于是儒者被看成迂阔无用之人。陛下重视法吏，于是忠厚之人也害怕受到不称职的惩罚。这些全都是宣帝的过失，而陛下又没有魏相、丙吉那样的人辅佐。我恐怕陛下有他的过失，却没有他的治理。臣并非不知道陛下的用意，大概是想革除弊政而使之更新。然而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形势虽然有积缓成病的毛病，却不能用急切的政令去约束；虽然看起来像没有法度，却不能一概用严法治理。用急政挽救积缓之病，用严法挽救无法之弊，臣恐怕今日的治理如果施行不能合乎中道，衰败和混乱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天下是一个大器，器物长久不用，内部就会蛀空；但如果举起一件已经败坏的器物而急忙扶持它，就会破坏分裂，再也不能恢复为完整器物。病得深重，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攻治恢复的。如今各种药都已经试过了，却因它们没有见效而发怒，改用毒药攻治，使将来的良医无从下手，这件事非常值得思考后再行动。因此臣希望陛下豁然立于广大境界，坦然行走在仁义道路上，不要追求眼前小功，不要喜欢短暂小利；应当急于处理当今所轻缓的事情，缓于处理当今所急迫的事情。这样，陛下的治理自然会超过宣帝，何必还要仿效杂用霸道的君主呢？臣所论劳逸、宽猛的道理就是如此，陛下不要只说各自因应时代而已。陛下自己说德行还有未达到之处、信用还有未能取得之处，这确实是德行尚未达到、信用尚未取得。

译陛下承继大统以来，寻求古代帝王的治理来作为训式；然而只学习文王的忧劳勤政，却不学习他任用人才，只喜爱宣帝综合考核的一面，却不察看他杂用霸道的一面，那么德行凭什么达到？信用凭什么取得呢？几年之间，施行这些办法不能说不努力，但缺失的政务仍然很多，空文仍然胜过实际。这说明陛下已经施行的办法没有得到正确的治道，为什么不返回根本呢？这是大事，所以臣才反复详细地说到这里。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说：‘以敦厚质朴来显示教化，但越过制度犯法的人仍然很多；以敬慎怜恤来施行祥刑，但触犯法律的人仍然很多。’臣由此看出，陛下想要改善教化、减少刑罚的心意十分迫切。臣听说，百姓没有不能教化的，所担心的是教化的方法没有达到；刑罚没有不能停止的，所担心的是停止刑罚的心意不够坚定。汉文帝怜悯秦代风俗奢侈华丽、没有法度，亲自实行俭约来作表率，穿黑色粗绨衣，爱惜修建露台的费用。帝王的举动如此敦厚俭朴，当时百姓中仍有富人和大商人穿着帝王服饰，歌伎优伶和下贱之人后来才穿的服饰，也常常有人穿。文帝没有因此治罪百姓，反而更加自我贬抑降损，期望一定教化成功。最终革除秦代风俗而形成汉代风俗，正是文帝敦厚俭朴的功劳。如今陛下俭约的德行，即使远方夷狄都知道；然而后宫妃嫔中仍有以华丽奢靡相互攀比的，难道能都像汉代夫人那样穿衣不拖曳到地吗？执政和侍臣中仍有以声色自我供养的，难道能都像唐代杨绾那样清廉俭朴、自我守持吗？先从家庭中实行，然后才能在国家中教化；先在近处实行，然后才能使远方效法。既然如此，敦厚质朴的教化，臣希望陛下努力实行罢了。唐太宗看到隋朝乱局刚刚平定，采纳魏征的意见，勉力实行仁义。贞观末年，一年判处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停止刑罚的境地。太宗勉强实行仁义，尚且足以取得刑罚废止的功效。假如当初听信封伦的说法，把百姓一概当作鬼蜮来对待，法令比刺猬的毛还密，诛罚比汤火还酷，那么受刑的人将接连不断，犯法的人也会接踵而来，即使有一百个皋陶，对愚昧百姓陷入罪网、被判死刑也没有帮助。如今陛下关于敬慎怜恤的诏令虽然屡次下达，但实际诚心并未增加。庸俗官吏不知道爱护百姓，却把严刑斩罚、苛刻拷治当作治理；用法残酷急迫，拘泥文书而刻深，贿赂公然流行，无辜者被杀，甚至追究到穷尽根株，仍有许多被网罗、因牵连而误入罪法的人。陛下又亲自实行督促责罚的政务，奖用强悍严酷的官吏，以此向他们示范，臣认为受刑的人众多，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既然如此，关于敬慎怜恤的心意，臣希望陛下真正履行它罢了。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说：‘严格限制入仕的途径，但铨曹仍未能清明考察；任用治理百姓的官员，但循吏仍未显著。’臣由此看出，陛下想要澄清冗官、任用循吏的心意非常深切。臣听说，古代立法，禁止其中一项，必定同时开放另一项；古代责求官吏，责求实际政绩，必定略去烦琐文饰。唐代陆贽劝德宗爱惜名器，即使是虚有其名的爵位也不随意授予，可以说是严格了。至于他论述考课之法时说：考核才能、选取官吏有三种办法：一是拔擢，以表彰特别的才能；二是黜罢，以纠正失职；三是循序升进，以谨慎对待守常任职的人。这样，考课优异的人迅速升迁，无能的人迅速退黜；其余人中，若功绩并未超出同类、能够守住职位而不败坏官事的，就按照通常资序，限定一定期限逐步升迁。陆贽在法度之外提出这些办法，是澄清吏治根源的做法。如今严格铨试之法，重视任子推荐，申明实际履历的禁令，革除凭借岳祠求幸进之事，逐步施行之后，议论的人自然会停止。然而臣唯独认为，限额改秩之事必定不可行，这是贤者和愚者一同停滞的弊病。当今实行陆贽所说的三种办法，然后功过分明、黜陟清楚，吏治不清就不再是值得忧虑的事了。所以臣说，禁止一项，必定要开放一项，说的就是这个。汉代龚遂任渤海太守时，请求皇帝说：不要用细小文法拘束臣，臣请求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权宜治理。因此龚遂的政绩，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如今是县令顾忌郡守，郡守又顾忌监司，上下相承，只经营空文，期望免除过错；大概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围之外便不再看，脚所能走到的范围之外便不再走。在处理文书、应付期限会期之间，只要一次不上报，大官的谴责便会到来，还有什么空闲去做古代循吏的事情呢？陛下惠爱抚恤百姓，精心选择郡守县令，不能说没有用心。臣认为，应该在召对时考察其人是否忠实可用；如果是这样的人，就应允许他对一切有利于百姓的政务自行办理。这样，循吏的成效应当不逊色于两汉。所以臣说，责求实际政绩，必定略去烦琐文饰，说的就是这个。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感叹士风还不厚、民俗还不淳；唯独说到这里，臣激动地说：这是陛下自己的事情。士风之所以不厚，是因为陛下轻视它；民俗之所以不淳，是因为陛下忽略它。至于说士风不厚是因为陛下轻视士人，臣听说鲁国受到甘甜和齐国诱饵的引诱，孔子便离开；秦国任用赵高等人而四皓隐退；汉朝杀死三良，二疏便离去。为什么呢？这三个君主的心意都不在士人身上。然而孔子离开后鲁国衰弱，四皓隐退后秦朝灭亡，二疏离去后汉朝也衰败了。大概士人受到尊重，国家就受到尊重；士人受到轻视，国家也就受到轻视。自古以来，君主轻视士人，士人就会散去而到田野耕作，逃入山林隐居，不在适当的时代出仕，深藏不出。至于那些浮薄轻佻、虚伪贪婪、嗜好利益而不知羞耻的人，反而会钻进爵禄之中，不知道退出，触犯刑法也不知道悔改；这就是士风所以败坏的原因。君主对士人的待遇越发轻薄，士人对自己的期许也就越不看重，反而自轻。臣没有想到如今竟看到了这种情形。近来士人只知道有爵禄，不知道有礼义，哪里只是陛下轻视他们，连臣也轻视他们。然而陛下错了。臣听说，陛下曾说取用人才不必经过这条途径，甚至认为科举可以废除，学官可以罢免；臣不禁半夜叹息，自己痛恨近世士风不能树立，竟至于使君主产生厌弃轻视我们这些人的意思，这正是我们这些人的罪过。然而劣马不能前进，便因此想要废掉车；秕谷不好，便因此想要废掉食物，即使陛下也知道没有这样的道理。胎卵不被捕杀，麒麟凤凰就会来聚集；鱼鳖各自得到适宜的生长，龟龙就会来游动。

译陛下不要认为书生是无用的赘疣之物；如果急切地寻求办法来培养、造就他们，并严格加以洗濯、磨炼，重视学官的选任，重视科举的意义，那么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会知道感激奋发，寻求报答君上的办法，真正的人才和实际的能力就会出现。至于说民俗不淳是因为陛下忽视它，臣听说商汤、周武王兴起，百姓就喜好善行；周幽王、周厉王兴起，百姓就喜好暴虐。所以太公喜好仁义，邠国的百姓便归附于市场贸易。上面所显示的，正是下面所趋向的。《尚书》说：‘败坏的教化和奢侈华丽的风气，会使万世都流于同样。’商代百姓的教化已经如此，而周代君臣还一定要使他们具有周代百姓那样的士君子品行。既然如此，风俗教化是古代帝王的首要事务。如今士大夫不知道有节操、义气和羞耻，小民不知道有孝顺、慈爱、敬兄、顺从；见到利益就奔趋，见到便利就争夺。刺绣文采不如倚靠市场门口，埋身农田不如手持兵杖；这种风气习惯久了，人们就会安于其中。风俗到了这样，难道不应当大为悲哀并加以挽救吗？陛下早晚同大臣谋划讨论的，都是眼前事务中最急迫的事情；所谓民俗，古代君子会从这里观察兴亡、考察得失。如今却安然不加省察；如果现在的风俗放荡而不回头，臣将看见鄙陋暴虐占据上风，残害百姓的人兴起，天下一旦有急难，就不知道还能依靠什么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陛下应当先激励士大夫的节操，举用清廉高远之人，贬黜贪婪卑鄙之士，然后小民才可以得到救济。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其中说到扩大储蓄而粮食还不丰足，减免租赋而百姓还不富裕；臣认为，储蓄虽然增加了，却不是真正增加；租赋虽然减免了，却不是真正减免。为什么呢？臣听说古代没有九年的储蓄，就说不足；没有六年的储蓄，就说危急；没有三年的储蓄，就说国家已经不像国家了。当时公家和私人共同享有这些储备。《周官》说，大司徒的职责是掌管乡里的积储，以等待凶荒；掌管县鄙的积储，以救济艰难困厄。后世王制衰微，又杂用权术，所以魏国采用平籴之法，汉代设置常平仓，社仓兴起于隋代，义仓兴起于唐代，其实都是一回事，都是用来调节物价高低、掌握收敛发散，以利于百姓。如今虽然有常平、义仓的名义，却没有实际储备；储蓄数目虚挂在簿书上，挪用的有十分之三，侵盗的有十分之五。所以遇到旱灾荒年，饥饿的百姓就堆满沟壑。因此臣说，储蓄虽增加，却不是真正增加；这要靠陛下申令告诫有关官员，专门把惠及百姓作为急务，不要只说符合法令就算了，这样才好。古代向百姓征取有制度，所以百姓的力量常常宽裕。汉代的时候，大概因为兵灾战乱之后，常常有所赐予：赐给百姓田租的一半，赐给三老、孝悌、力田帛每人若干匹；每年按时给鳏寡供食，给予养济，这还保有近古的风气。当时实际的恩惠施及百姓，百姓感戴汉朝的德政，永不忘记。近来陛下用心于百姓，削去远方虚报的额数，免除四道夏租的一半；陛下在急迫之时实行宽大的政令，这是人主的用心。然而陛下虽然有减免赋利的名声，讲求财利的臣子却没有离去；虽然有惠及百姓的心意，扰害百姓的官吏仍然存在。臣恐怕实际利益未必能达到百姓，不能像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那样。因此臣说，租赋虽减免，却不是真正减免；这要靠陛下驱逐聚敛之臣，向天下显示爱民的心意，这样常赋之外就不会再有其他征敛，百姓将有休息、减轻负担的地方。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说：‘有劝农的官员，而田地没有增加开辟；任用观察民风的使者，而百姓仍多有申诉冤屈。’这又是陛下重视民本、寻求百姓疾苦的言论。臣观察如今徒有虚名的事情不止一件，而守令劝农最为严重；旷废职守的官吏不止一类，而监司的按察最为突出。自古以来劝勉考核农桑，日积月累，使百姓视粮食如水火一般重要，三代以后没有比汉文帝时期更好的。当时，力田官任职一年，皇帝多次下诏，诚意达到如此地步，并不是徒具形式。如今守令把劝农作为职责，但大多困在钱粮和诉讼之中，田地荒芜而官吏不知道，舍弃农业而从事末业的人很多，官府也不禁止。正值春季农忙时，太守率领官吏百姓到近郊饮宴，以应付旧例；事情结束就退回，并不是真能向父老询问，劝勉子弟，巡视田野，忧虑水旱，早晚在其中费心，把这件事当成切身之务。臣认为现在应当严格考核守令劝农的政绩，根据优劣决定黜陟，也在于陛下加以留意罢了。自古派遣使者到郡国，原本是为了帮助耳目；但反而足以困扰百姓而没有益处的，汉武帝末年就是这样。当时绣衣直指使者出行，以督捕盗贼为名，任意施行威暴，郡县都以此为苦。如今朝廷派遣观风使，原意是寻求百姓的疾苦并除去它。官吏有害于百姓，可以据此按察上奏；但如今的监司，大多率领许多人，称职者很少，私意胜过公心，察举就会有所不公；宽严失当，民情就会有所不适。今天天下各道的监司不过十几人，这应该让宰相精心选择有能力的人，不可轻易授任。在辞别陛下的那天，陛下又再三郑重地训诫他们。陛下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身体，手脚有病痛，腹心便会不待约定而自行救治；这样治理天下，即使幽远偏僻地方的百姓，也都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仿佛处在京城之下。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圣策说：‘侧身空席以等待隐逸之士，但贤才仍有遗漏；俯身凭轼以访求勇士，但猛将仍然缺少。’臣对此私下有所疑问，却不敢不为陛下陈述。臣观察，自三代衰微以来，世上的君子安于自己的富贵，不再思考天下，于是有许多遗落隐逸而未被举用的百姓。汉、唐以来，君主都追逐隐士的名声，实际上却未曾实行任用他们的道理。近来陛下诏令郡国举荐山林中的遗才，时常也有应诏出来的人，陛下便授给他们官职。臣不知道陛下举用这些人，是要实行任用隐士的道理吗？还是不知道陛下只是姑且采纳他们的虚名，姑且给他们一个虚有其名的官职罢了？臣来这里时，听道路上的人说，陛下表面上优待儒生，内心实际上轻视他们；如果这样，陛下所谓‘侧席以待幽人’，臣不敢认为是真实的。孔子说：‘先于礼乐进用的，是来自乡野的人。’如今陛下正当盛年，锐意求治，群臣之中正缺少所谓来自乡野的人：他们以正直的言论和正道立身其中，不猜忌、不疑惧，是非毁誉不能动摇他们，利害轻重不能改变他们。

译这样，那么凡是替陛下建立大事、裁断重大议论的人，一定就是这种人。如今陛下身边讲读的臣僚，大多任用那些迎合世俗、取媚于人的人，养成了陛下以为儒生的学说只知好守古而非今、好谈人主过失，以此自以为是；其实他们的学问空虚无用、迂阔难行，所以陛下心里常常轻视他们。这样，哪里能招致真正隐逸而有用的人呢？陛下必须先信奉他的道术，尊敬礼遇这种人，然后才能出现臣所说的、能够替陛下建立大事、裁断重大议论的人；并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白首穷经、枯槁而死却毫无用处的人就够了。臣又看到如今的将帅不如从前的将帅，如今军队中的士卒也不如从前的士卒，这是陛下所忧虑的。然而在陛下俯身凭轼临视军队的时候，想亲自考察他们，臣私下认为还不够。我国朝廷从行伍之间得到狄青，难道只是取用他的武力吗？陛下痛恨大耻尚未洗雪，慨然产生清复中原的心愿，而眼前各位将领又不足以任用；平时盗寇偶然发生尚且不能抵御，何况要建立这样的大功呢？陛下为什么不忍耐一些呢？应当等待岁月，等到他们确实可以任用时再行动；臣私下听说，陛下亲自披挂铠甲，亲自试骑击球，即使有进谏的人，也常常拒绝而不采纳。臣知道陛下的用意，并不是沉溺于这些事情，而是将要有所作为。然而即使一旦有警报，陛下难道要亲自统率六军督战吗？君主亲自统兵，是危险的做法。陛下为什么不想想太上皇帝所备尝的险阻艰难呢？臣恐怕披甲骑马之类的事情不足以向敌人显示武威，反而只足以给外族留下笑柄。陛下不要以为凭轼临观已经很久、猛将还没有出现，就轻率地采取这种举动。陛下若有善于识人的辅佐之臣，就会替陛下荐举得到合适的人，没有不能任用的。至于屯田积粮，有人说军队不如农民；选择将帅、安定边疆，有人说文臣不如武将。这些都是议论者的错误。假如屯田积粮能像赵充国在西边、诸葛孔明在渭水之上、曹操在许地、羊祜和杜预在荆襄两淮之间那样，那么哪里会有军队不如农民的说法？假如选择将帅、安定边疆能像韩琦在河北、范仲淹在陕西那样，使威势和恩德并行，夷狄畏惧震动，那么哪里会有文臣不如武将的说法？臣所担忧的，只是屯田没有确定的方略，却轻率试行迎合人的言论；选择了不能任用的人，却徒然采用轻浮妄言的士人。这样恐怕会耽误陛下的大事。陛下所询问的十四条，臣都已经在前面陈述过了，最后策问说：“挽救弊病的方法，因时制宜的措施，是各位士大夫所讲习听闻的。” 要尽心回答，不要有所曲避，朕将亲自阅览。挽救弊病的方法、因时制宜的措施，前面所陈述的已经大致完备了。臣反复思量、希望尽心回答的，不过是愿陛下掌握根本来治理天下，清静内心来应对事务，不要急于求取眼前功效而损害大事，如此而已。因为陛下的智慧超过众人，难免有轻视臣下的心意；才能兼备众人，难免有独自驾驭天下的意图。事情尚未发生便加以审察，尚未审明便作出决断，想有所作为的意志过于急切而不能安于此道，于是有求其详尽的过失，有卖弄智巧的弊病，有自以为是的失误。因此，勤劳地总揽考核所应有的成效，在这十四件事中并没有显现出来。何况如果陛下居于幽静而运用明察，处于安静而驾驭变动，分掌职务并任用官员，选择合适的人把事情交给他；官职有功便加以赏赐，有罪便加以惩罚，这种办法难道不是非常简约而容易实行吗？以陛下这样英明的君主，在位七八年之间却还没有建立功业，是因为陛下即位之初，小人用邪说引导诱惑陛下，劝陛下收揽威权而独自使用，这就是失误所在。古代建立威权，确实也有其道理。当时的弊病，有的在于女后干预政事，有的在于强臣专擅国政，有的在于宦官寺人窃取权力，有的在于藩镇抗拒命令。使太阿之剑的权柄反而倒授他人，朝廷上下的权势位置颠倒了；大概是在名分僭越错乱、国威削弱之后，君主才总揽权力，以确立天下的大分际，汉、唐中兴的君主就是这样。当时的弊病在于上下姑息，风俗苟且，放松法度，人各自任意行事，习惯于受恩而不知义；恩惠稍有疏减就产生怨恨，放纵欲望而不知法令，欲望稍受节制就考虑反叛。大概是在纲纪败坏、风采消磨之后，君主才树立威势，以改变天下人的耳目，这就是我艺祖皇帝创业时的做法。然而威权只用于一时，德泽却流传万世。古代帝王唯恐稍有失误便失去人心，所以即使有威权，也无处可用。如今陛下只是痛惩近世委靡颓败的弊病，想有所振作，小人却于是劝陛下独断专用，这难道是治理天下的吉兆吗？臣愿陛下选择忠诚朴实、正直的人而委任他们，察知左右近习之人的奸邪并驱逐他们；虚心接待外物，和颜悦色地听取劝谏；施布德泽以团结民心，优厚礼遇儒士以培养人才；谨慎防备边境，不要轻易用兵；节省国家费用，不要过多征取财物；不要因小谋略败坏大事业，不要因宠爱的人而嫉恨正直之士。这样做，哪里只是可以达到小康，正是成就大事业的基础。臣所说的根本，就是这个。《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紧取来桑根皮，把门窗缠缚修补好。”如今门窗已经空虚了，幸望陛下留意。臣愚昧而不知避忌，言语涉及狂妄愚昧之处，只希望陛下宽恕。臣谨此回答。《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九。《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治国之道。宋孝宗时，知南剑州罗愿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以来成就大事业的君主，必定先致力于使百姓富足。百姓有了积蓄，这才是国家安定、富裕、尊荣、强盛的原因。陛下仁慈圣明，天性卓异，忧劳于万民，临御天下很久，未曾有一天不广泛谋询群臣、讲求治国之道。监司、郡守任免时，必定召见，以观察他们的方略。雨旱丰歉，动辄牵动圣心，并表现在诏令之中。看到四方赋税徭役有偏重之处，或百姓有疾苦，不论时间长短，必定下达罕见的诏令。这实在是天地父母爱护子民的心意。然而远方百姓的积蓄仍不充实，想来恐怕是官吏不称职。臣请求略陈百姓贫富的几个原因，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的愚昧，稍加留心听取阅览。”臣私下看到，近年来官兵已经冗滥，而归正、养老之人被发下州郡的又很多。州郡的系省钱大多不足以自行供给。上司每当创立并下达一件事务，往往不说明费用从哪里取得；偶尔有申报审议，也只说从系省钱中支取。进献意见的人又不深思州郡的匮乏，各自拿出所见，务求符合当时兴武的意旨，增加招募、扩充修缮，意见不一。也有起初没有详细审察，后来才知道无益，但公私劳力费用已经很大。臣愿省部、监司与州郡视为一体，互通有无，爱惜民力。凡是有人献言想在一路或一州兴建某项工程，都应交给有关官司斟酌缓急，不要轻易兴事。这是使百姓富足的一个方面。如今做官的人相互勉励，只以办理财赋为能，认为民间事务并不十分紧急。百姓知道官吏厌恶处理民事，于是强横专断的人便得以在下层兼并财产。外地县道远离朝廷，遇到百姓诉讼时，又往往借机科罚；争田，就按土地肥瘠索取钱财；争婚，就按容貌美丑定价。更严重的是，即使有理的人，也要让他交钱后离开，称作“贺喜钱”。这样一来，远方百姓怎么会有余财？臣愿告诫部使者和长吏，重视民间诉讼，并严格收敛科罚。这也是使百姓富足的一个方面。如今大郡迎接一位帅守，要修饰官舍、整治舟车、准备器用，连同吏卒借用和请托的费用，有时花费一万缗，送走时也一样。官员一旦迁调改任，又要另行筹办。一个郡损失一万缗，怎么能不因此财力困乏？至于热衷升进的官吏，耗费公帑用于交结，也还不在这数目之内。臣愿精选这类官员，使他们能够任满，不要频繁更换。这也是使百姓富足的一个方面。籍没财产的法令，古代用来惩罚大奸大恶。后世大概轻易使用了它，官吏有的专门把它当作手段，日夜察访百姓中有财产的人，罗织罪名而没收其财产，用来供给没有限度的费用，世人也因此指责它为防范官吏的办法。一个人陷罪，全家流离失所，实在不符合天子惠爱百姓的心意。臣愿暂且惩治其中最严重的：窝藏强盗、收受财物而故意出入死罪的官吏，以及盗窃官物而罪至死刑的人，这些确实是巨大的蠹虫；其余的人，可以暂且按赃物数额责令赔偿，不要一概籍没财产。这也是使百姓富足的一个方面。田亩每年缴纳的数额有固定标准，百姓就容易知道。如今外郡有的把布帛的丈尺、绵和麦的多少，交给吏胥逐年更改，称为“科拨”，大多是一年增加而没有减少。至于收纳米斛，有的选用严苛刻薄的官吏，又用荐举文书和钱物诱使他们多收，这些都不合于法。臣愿察访州郡中逐年更改税额的地方，在数年税额中斟酌确定一个定额，务求便利百姓，并进一步申明严禁加耗的规定。这也是使百姓富足的一个方面。臣愚昧，不熟悉做官的事务，只愿陛下洞察民间隐情，更加选用爱国、恤民、不欺骗百姓的官吏，并按这种标准广泛求取人才，务使皇上的恩德普遍施行。陛下正要继承尧舜的盛名，享受上天和人的保佑，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 罗愿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重申并严明旧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须把民间利弊五件上奏。臣是一个平庸浅陋的人，承蒙恩典改任知州，谨将五件事情逐条列举如下。” 第一，臣所管辖的鄂州，地势险要重要，实在是荆襄的肘腋、吴楚的腰腹，淮南、江西是它的腹背，四通五达，自古就是用兵之地。然而本州城墙因循未建，臣职在守土，对此深以为忧。鄂州与沿边州军相比，虽然稍在内地，有长江作为屏障，但是从州城向东几十里，江的下游有个地方叫阳罗洑，距离光州才三百九十里，都是平坦地带，轻骑一两天就能抵达。臣认为这里并不是内郡，而旧城只有土堆高阜，路径和隧道交错其上；议论者只看到禁旅驻屯，便说应当直接凭借军队作为险阻，却不知道禁旅驻屯并不专门为了守卫此地。近日边境发生事情，鄂州御前诸军照例都被调发，只留下几千水军，后来又抽调他们前往。在这种时候，假使湖南、江西发生盗寇相通的事，就足以令人寒心。臣听说古代守御之道不分内外，只要户口、军队、财物所在之处，就应当加以保聚；如果有城而没有百姓，有百姓而没有财物，有财物而没有军队，只是白白耗费功力钱财，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如今鄂州城内外人口繁盛，是六路财计汇集之地，也是七军营屯聚集之处；如果确实能够筑城，不仅可以保全这里的人口、军队和财物，四面也都可以依靠它作为坚固屏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然而劳役百姓、耗费财力，是议论此事的人所顾忌的。臣愚见认为，过去每每难以兴办徭役，是因为往往预先规定期限来要求完工；官吏仓促行事，进则希望得赏，退则害怕获罪，所以工程不坚固，导致白白耗费民力。如果稍微拨给一些费用，每年修筑若干处要地，经过数年便可以完成。将来禁旅如果有调发，前面有专心进行的工程，后退也没有顾虑，人心一致，功力自然加倍。臣听说诸侯设置险要，是为了屏藩王室；鲁国担忧旱灾，首先就在于修筑城墙。臣并非喜欢劳役而厌恶安逸，只是亲眼看到利害，此地不是其他郡可比；又承受陛下恩德深厚，所以冒昧进言，只愿明主裁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