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一

译延熹八年，任命李膺为司隶校尉。当时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县令，贪婪残暴、无恶不作，害怕李膺的威严，逃回京城，藏在哥哥家房柱之中。李膺率领吏卒打破柱子捉出张朔，交付狱官审讯完毕，立即杀了他。张让上诉说冤，桓帝召李膺来责问。李膺回答说：“从前孔子任鲁国司寇，七天便诛杀了少正卯。如今臣到任已经满十天，私下害怕因拖延办案而获罪，没想到反而很快就犯了杀戮之罪。臣自知罪责深重，死亡转眼即至。只求再给臣五天时间，彻底消灭首恶，然后退下来接受鼎镬之刑，这就是臣此生的愿望。”桓帝回头对张让说：“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校尉有什么过错？”从此，各宦官都弯腰屏息，休假时也不敢走出宫省。桓帝问他们缘故，他们全都叩头哭泣说：“害怕李校尉。” 太尉杨秉上奏说：“臣考察旧典，宦官本来只是担任给使，在宫禁省闼中掌管昏暗处所，负责守夜；如今却卑微地受到过分宠幸，执掌政务、操持权柄。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贪残的大恶人，自取祸灭。侯览知道自己罪衅深重，一定已经产生自我疑惧之意。臣愚见，侯览应当赶快屏退斥逐，送回本郡。” 桓帝时期，国政多有失误，宦官专受宠幸。李膺、杜密等因党锢之事被审查逮捕，城门校尉窦武上疏劝谏说：“臣听说，明主不忌讳讥刺之言，以探求幽暗隐蔽的实情；忠臣不怕劝谏争辩带来的祸患，以使各种政事都能畅达。因此君臣共同兴盛，声名流传百世。臣有幸生逢圣明时代，遇到文武教化，岂敢贪恋俸禄、逃避罪责而不竭尽忠诚？陛下当初从藩国入继，登上圣明帝位，天下安乐，都以为应当出现中兴。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善政。梁氏、孙氏、寇氏、邓氏虽然有的已经被诛灭，但常侍、黄门接连作恶施虐，欺骗蒙蔽陛下，争相施行诡诈，擅自制定制度，胡乱把爵位授给不配之人。朝政日益衰败，奸臣日益强盛。臣跪奏，西京王氏放纵恣肆、佞臣执政而终于祸害天下的旧事就在眼前。如今不考虑过去的过失，又沿着覆车的旧路走，臣恐怕二世的灾难必将再次降临，赵高发动的变乱不是早上发生，也会在晚上发生。近来奸臣牢修制造党人议论，于是逮捕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尉属官范滂等人，牵连逮捕审讯数百人，长年拘禁记录，却没有事实证据。臣认为李膺等人建立忠诚、坚持气节，立志匡正王室，实在是陛下的稷、契、伊尹、吕尚之辅佐，却无端被奸臣贼子诬陷冤枉，使天下寒心，四海失望。” 惟愿陛下明察澄清，及时召见审理，使事情得到公正解决，以满足人神众说纷纭的心愿。臣听说，古代明君必须依靠贤能辅佐才能成就政治之道。如今台阁近臣中，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穆、荀绲、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都是国家的正直之士、朝廷的贤良辅佐；尚书郎张陵、嬀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采和品德都很好，明白通达国家典制。内外官职中，人才众多并列，而陛下却委任近习之人，专门扶植贪暴之徒，使他们在外掌管州郡，在内干预心腹机要。应当依次贬退他们，按罪追究惩罚，削夺宦官欺凌国家所得的封爵，查办他们无罪诬陷忠良的罪行。信任忠良，公平裁决善恶，使邪正之人和毁誉之言各得其所。珍惜天官之位，只授予善人。这样，灾祸的征兆就可以消除，上天的应验也可以期待。近来曾出现嘉禾、芝草、黄龙等祥瑞；瑞应必定产生于贤良之士，福气确实来自善人，有德便是祥瑞，无德便是灾祸。陛下的所作所为不合天意，不应当因此庆贺。” 当时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张汜等侍奉宦官，倚仗势力违法。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查办他们的罪行，虽然后来遇到赦令，仍然把他们审讯后杀死。宦官怨恨愤怒，有关官署承接宦官的意旨，于是上奏说刘瓆、成瑨罪当弃市。山阳太守翟超又没收中常侍侯览的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县令徐宣，翟超、黄浮都因此获罪，被髡发、戴刑具，送到左校服役。太尉陈蕃上疏说：“臣听说齐桓公修治霸业，致力于整顿内政；《春秋》对于鲁国细小的过错也一定记载。应当先整顿自己，然后再治理别人。如今外有盗贼，是四肢的疾病；内政不治，是心腹的祸患。臣睡不着觉，吃不饱饭，实在忧虑左右近臣日益亲近，而忠言日益疏远。内患逐渐积累，外部危难正日益深重。陛下超过列侯而继承天位，一个小家拥有百万财产，子孙尚且以丧失祖业为羞愧，何况陛下拥有天下的财产，是从先帝那里继承来的，难道反而想懈怠而轻视自身责任吗？如果实在不爱惜自己，难道不应当想到先帝取得天下的艰苦吗？先前梁氏五侯的毒害遍及海内，上天启发圣意，使陛下收捕并诛杀他们，天下舆论希望局势稍稍平定。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覆车仿佛就在昨日，可是近习宦官的权势又互相煽动勾结。” 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汜等肆意贪婪暴虐，向皇帝身边的人献媚。前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查办并杀了他们，虽然有人说赦免之后不应再杀，但推究他们的本心，是为了除去恶人。至于陛下究竟有什么不满，却让小人之道日益滋长，迷惑圣听，终于使天威因此发怒；即使因此施加刑罚、谪罚，已经过分，何况还要加重刑罚，让他们伏于刀下吗？又如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屈，疾恶如仇。翟超没收侯览的财物，黄浮诛杀徐宣，最终都遭受刑罚，未能遇到赦免。侯览横行霸道、没收财物，已经算是幸运；徐宣所犯的罪过，死有余辜。从前丞相申屠嘉责罚邓通，洛阳县令董宣折辱公主，汉文帝和光武帝都加以宽容，甚至赏赐，没听说这两位臣子因为擅自处置而被诛杀，却让身边一群宦官小人因憎恨同党受损，任意互相构陷，导致这样的刑罚谪责。臣听说即使把这些话奏上，仍可能再次遭到号哭申诉。陛下实在应当深切断绝近习宦官参与政事的根源，引入尚书，让朝省处理政务；公卿大臣五日入朝一次，选拔清正高尚之士，斥退佞臣邪人。这样上天和顺，地上融洽，祥瑞福征难道还会远吗？陛下即使厌恶臣的言论，凡是君主都应当自我勉励，臣也冒死陈说。” 灵帝建宁元年，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武对太后说：“按照旧例，黄门、常侍只应在宫省之内供职，掌管宫门以及近署的财物。如今却让他们参与政事，委以重权，他们的子弟遍布各处，专门从事贪暴之事，天下骚动不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应当把他们全部诛杀废黜，以清理朝廷。”太后说：“按照旧例，历代都有宦官，但只应诛杀其中有罪的人，怎么可以全部废黜呢？”

译当时陈蕃任太傅，有志于诛灭宦官，窦武也在谋划此事。陈蕃自认为既顺从了人望，又得到太后的恩德，必定可以实现自己的志愿，于是先上疏说：“臣听说，言语不直率而行动不正当，就是欺骗上天、辜负世人。说出危险直切的话，竭尽心意，群凶就会侧目而视，祸患转眼便会到来。这两者之中，臣宁可遭祸，也不敢欺骗上天。如今京师喧嚣，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人与赵夫人及诸女尚书共同扰乱天下，附从他们的人得到升迁，违逆他们的人遭受中伤。如今一朝群臣，好像河中的木头一样随波漂荡，向东向西，贪恋俸禄而害怕祸害。陛下先前刚开始临朝处理政务时，顺应天意诛杀苏康、管霸，他们都伏法获罪；那时天地清明，人神欢喜。为什么几个月后又放纵身边的元恶大奸，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如果不赶快诛杀他们，必定会引起变乱，使社稷倾覆危亡，祸患难以估量。愿陛下发出臣的奏章，给左右近臣看，并让天下的奸人知道臣痛恨他们。”太后没有采纳，朝廷中听到的人无不震惊恐惧。光和元年，封中常侍吕强为都乡侯，吕强不接受，于是上疏说：“宦官品级低下、身份卑贱，却妄自授予他们茅土之封，使小人开国承家、得到任用，阴阳失调，灾祸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宫女数千人，衣食费用每天要数百金，年复一年积聚，难道会没有忧愁怨恨吗？蔡邕回答诏问，指斥贵臣，讥讽宦官，陛下没有替他保密这些言论，使群邪咀嚼传播，导致蔡邕获罪受刑。如今群臣都把蔡邕的遭遇当作警戒，臣知道朝廷再也听不到忠言了。段颎武勇冠绝天下，功勋功烈格外显著；他一人死后，妻子儿女却被流放远方，天下人惆怅，功臣失望。应当征召蔡邕授予官职，召回段颎的家属，这样忠贞之士的道路才能打开，众人的怨恨也可以消除。”灵帝知道吕强忠诚，却不能采用他的意见。中平元年，郎中张钧上书说：“张角之所以能够起兵作乱，百姓之所以乐于归附他，根源都在于十常侍的宗亲宾客占据、掌管州郡，侵夺财利，劫掠百姓；百姓有冤却无处申诉，所以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应当斩杀十常侍，把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南郊，向百姓谢罪，再派使者把这件事布告天下，这样可以不必动用军队，大乱自然就会消除。”灵帝大怒，说：“这真是个狂妄小子。”十常侍中本来还应有一个善良的人，但御史竟诬奏张钧学习黄巾道术，把他逮捕拷掠，最终死在狱中。灵帝时，傅燮任护军司马，一向憎恶宦官，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天下的祸患不从外部发生，全都兴起于内部。因此虞舜登朝后，先除掉四凶，然后任用十六位贤相。由此可见，如果不除去恶人，善人就没有办法进用。臣所害怕的是，治理洪水不从源头入手，末流只会越来越宽。我担心陛下仁德宽容，有许多事情不忍心处理，所以宦官小人玩弄权力，忠臣不能进用。为什么呢？邪正不同的人不应共同治理国家，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中。他们知道正直之士的功劳显著，自己危亡的征兆就会显现，必定会用巧妙言辞加以粉饰，共同助长虚伪。孝子如果多次到市场，别人就会怀疑他另有企图；市井中关于老虎的传言，说的人多了就会被当成事实。如果不详细察明真伪，忠臣将再次遭受杜邮之戮。陛下应当想到虞舜惩处四罪的举措，赶快实行斥逐奸佞、流放诛戮的刑罚，那么善人就会希望进用，奸凶自然止息。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就像孝子侍奉父亲，怎能不把真情全部说出？即使臣自身遭受斧钺诛戮，只要陛下稍稍采用臣的言语，也是国家的福分。” 魏齐王正始八年，尚书何晏上奏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先治理自身。治理自身，就要谨慎选择所接近、所学习的对象。所习染的是正道，自身就正；自身正，即使不下命令，事情也会顺利推行。所习染的不是正道，自身就不正；自身不正，即使下令，别人也不会服从。因此，做君主的人，与之交游的人一定要选择正直之士，所观看浏览的事物一定要考察是否合乎正道。摒弃郑声而不听，远离佞人而不亲近，然后邪心才不会产生，正道才可以弘扬。末世昏暗的君主，不知道什么该减损、什么该增益，排斥远离君子，招引亲近小人；忠良之士越来越疏远，谄媚逢迎之人越来越亲狎，祸乱便从亲近之人中产生。这就像观察社坛的明暗一样，考察其昏明，取决于长期积累形成的状况。因此圣贤反复告诫，把这看作最重要的忧虑。舜告诫禹说：‘要谨慎啊，要谨慎啊！’是说要慎重选择亲近的人。周公告诫成王说：‘要慎重选择朋友，要慎重选择朋友！’是说要慎重选择所交往的人。《诗经》说：‘一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从今以后，皇帝到式干殿临幸以及到后园游乐，都应让大臣侍从随行，趁从容游宴时兼顾批阅文书、询问谋议政事、讲论经义，作为万世遵循的法则。” 吴国乌程侯时期，何定专擅权力，宦官参与政务。大将军陆抗上疏说：“臣听说，开国承家的大事，不可任用小人。《尚书》以靖除谗毁、庸庸无能和邪曲之人作为告诫。因此《诗经》中的雅士有所怨刺，孔子也为此叹息。从《春秋》以来，直到秦汉，国家倾覆的祸端，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小人不明白义理，见识本来浅薄，即使让他们竭尽才力，也仍不足以任用，何况他们一向奸心深重，憎爱又容易转移？一旦担心失去权势，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如今把明察之任交给他们，把专制之威授给他们，却希望出现雍熙太平的声誉、形成肃清的教化，绝不可能。现在所见官吏中，虽然人才很少，但有的出身于显贵之家，稍受过道德教化；有的清贫自守，资质才干足以任用。完全可以根据才干授予官职，压制斥退群小，然后风俗教化才能清明，各项政务才不会污浊。” 汉主刘聪时，群阉掌权，杀害尚书王琰等人。太宰刘易、大将军刘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王延等到宫阙进谏说：“臣听说，善人是乾坤的纲纪、政治教化的根本；邪佞之人是宇宙的蛀虫、王道教化的盗贼。因此周文王依靠众多贤士奠定周朝基业，齐桓公、汉桓帝和汉灵帝却因群阉而使国家灭亡。国家兴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自古明王在世，从未有宦官参与政权；汉武帝、汉元帝、汉安帝、汉顺帝的事，难道足以作为常法吗？如今王沈等人竟处在常伯的职位，掌握生杀予夺之权，势力倾覆海内，任凭自己的爱憎行事，假传、玩弄诏令，欺骗诬蔑君主。他们对内向陛下谄媚，对外向相国献佞，威权之重，几乎等同于君主。王公见到他们都惊骇失色，卿相宰辅望见他们的车尘便下车迎候；铨选之权受到他们逼迫，选举不再依据实际才德，士人靠依附举荐，政事靠贿赂办成。他们大量树立奸党，残害忠良。王琰等是忠臣，必定会对陛下竭尽节操，他们害怕自己的奸谋萌发败露，便把王琰等陷入极刑。陛下没有施行三次察问，反而轻率地加以诛杀，怨气感动苍天，悲痛深入九泉，四海悲伤惋惜，贤人愚人都感到哀伤恐惧。王沈等人都是受过刀锯刑余留下的人，是背恩忘义之类，哪里能够像士人君子那样感恩尽力，以报答上天的恩泽呢？”

译陛下为什么要亲近他们？为什么要尊贵任用他们？从前齐桓公任用易牙而导致混乱，晋孝怀帝把政权交给黄皓而导致灭亡，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殷人的鉴戒并不遥远。近年来地震、日食、血雨、火灾，都是王沈等人造成的。愿陛下割除这些凶恶丑类，排除他们参与政务，让尚书、御史入朝省察万机；让相国和公卿每五日入朝一次，共同议论政事，使大臣能够充分陈说意见，忠臣能够施展抱负，那么各种灾害自然会消除，和气便会呈现祥瑞。如今西晋遗民尚未完全平定，巴蜀尚未归顺，石勒暗中怀有跨据赵、魏的志向，曹嶷暗中有在齐地称王的野心，却又让王沈等人助长政乱。陛下的心腹四肢哪里还有不患病的地方？如果再杀害巫咸、扁鹊这样的良医，臣恐怕最终会形成齐桓侯病入膏肓的重病，后来即使想医治，又能把病怎样呢？请免除王沈等人的官职，交给有关官署定罪。” 唐太宗贞观十年，太宗对侍臣说：“太子的师傅和保傅，自古以来就很难选得合适。周成王年幼时，以周公、召公为保傅，身边全是贤人，足以培养仁德、实现教化，因此被称为圣主。到了秦朝的胡亥，是秦始皇所宠爱的人，赵高担任他的老师，教他刑法；等到胡亥篡位后，便诛杀功臣，杀害亲戚，残酷暴虐没有止境，很快也就灭亡了。由此说来，人的善恶确实取决于所亲近、所习染的人。朕二十岁时交游的，只有柴绍、窦诞；如此说来，窦诞等人的为人，已经不是所谓三种有益的朋友。等到朕登上帝位，治理天下，虽然比不上尧、禹的圣明，总算可以避免像孙皓、高纬那样暴虐。由此说来，难道还是不受所染的缘故吗？”魏征回答说：“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和他一起行善，也可以和他一起作恶；至于上等智慧的人，本来就不会受到染污。陛下受天命而兴起，平定盗贼叛乱，拯救亿万百姓的性命，很快便使天下升平，难道柴绍、窦诞之流能够损害圣德吗？但《传》说‘放弃郑声，远离佞人’，对于近习之人尤其应当深加谨慎。”太宗称赞他说得好。太宗时，宦官出使回来，妄加奏报一些事情，使太宗非常愤怒。魏征进谏说：“宦官虽然长期亲近、侍奉左右，偶尔说些话，却轻率而容易被相信；这种逐渐浸润式的谗言，造成的祸患尤其深重。以陛下今日的明察，当然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但为了给子孙留下教训，不能不从根本上杜绝它。”太宗笑着说：“如果没有你，朕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呢！” 唐德宗时，萧复上言说：“宦官担任监军，倚仗恩宠而横行无忌。这些人只应掌管宫廷内部的事务，不应把兵权和国政交给他们。”德宗听了不高兴。唐宪宗元和五年，河南尹房式有违法之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请将他拘摄，并擅自命令他停止职务。朝廷认为这样做不妥，便罚元稹俸禄并召回他。元稹到敷水驿时，一名后到的内侍打破驿站门闯入，殴打元稹，打伤他的面部，皇帝又援引元稹此前的过失，把他贬谪。李绛、崔群说元稹无罪。白居易说：“中使凌辱朝廷官员，中使不受追问，元稹却先被贬谪，我恐怕从今以后中使出外，会更加横暴，再也没有人敢说话了。况且元稹任御史时，检举奏报很多事情，不回避权势，因而痛恨他的人很多；我恐怕从今以后没有人肯替陛下任官执法，即使有大奸大猾，陛下也无从知道。”宪宗不听。元和六年，宪宗任命吐突承璀出任淮南监军，同时免去他内侍省的职务。皇帝问李绛：“朕把承璀派出去，怎么样？”李绛回答：“外面的人没有想到陛下竟能这样做。”皇帝说：“他不过是我的家奴，只因长久供我驱使，所以暂且给他私人的恩宠；如果他有违犯，朕除掉他就像拔掉一根毫毛一样轻易。” 唐宪宗时，任用宦官担任馆驿使，他们倚仗恩宠而傲慢无礼，宰相李吉甫上奏请求罢免。讨伐蔡州时，又任用宦官统领使职，左补阙裴潾进谏说：“凡是驿站，都有专门的官员掌管；京畿以内由京兆尹负责道路事务；有观察使、刺史相互监察；御史台又派御史担任使者，察看过失。即使还有不称职的，也应当明确科条、督促责罚，这样谁会不警惕害怕？如果又让宫中臣属来统领它，那么宫内之人便干预外部事务，职分就混乱了。事情做得不好，应在开始时告诫；体制有不合适之处，也不必等到问题扩大。如今正要开创太平、澄清根本、端正末节，更应堵住侵夺官权的源头，防止越位干预逐渐形成。” 翰林学士李绛极力论说宦官受宠擅权，侵害政事，构陷诋毁忠臣，欺骗迷惑皇帝的聪明。宪宗说：“这类人自古就有，并不是朕特意设置的。他们怎么敢欺骗、构陷、诋毁？朕难道会采用他们的话吗？”李绛回答说：“陛下如果不相信，可以试着拿陛下一向称许的事情，假托上疏说它不好，再询问他们，他们就会不顾事实，随着陛下的好恶来说话。这哪里是忠信之人所为，实在是倾邪之徒。宦官的本性只在于追逐财利。那些奔走邪路、行贿求进的人，即使行为像跖那样恶劣、聪明像豺狼一样，他们也会趁机进言，全部说成贤才；那些守持正道却不善于钻营的人，即使行为如颜回、闵损，才能如龚遂、黄霸，他们也会借事中伤，说成贪婪冒失、不知仁义、不辨邪正。这就是他们的天性。”臣不敢说这是皇帝本意，只知道宦官会迎合皇帝的喜怒。他们经常在皇帝左右，因长期亲狎熟悉，能够运用倾巧的心计，制造似是而非的端由。皇帝听后本来愤怒，后来却相信了他们，反而认为他们是公正之人。这样的事情，史书中都有详细记载；无论巧诈还是拙朴而能成事，古今都同样受此祸害。宪宗说：“这些人是朕的奴仆，朕哪里会相信他们的毁谤？如果真有这种事，你们应当一一上奏论列，朕自然会防范处置，不要希望朕替你们辩护。” 宣宗大中八年，有一名敕使经过陕右，因饼烤得发黑而发怒，用鞭子抽打驿吏，打得见血。高少逸把这件事奏报皇帝，宣宗责罚敕使，把他贬谪配役到恭陵。后来，宣宗召翰林学士韦澳来，屏退左右，问他说：‘近来内侍的权势怎么样？’韦澳回答：‘陛下的威严权力，已经不是前朝可比。’宣宗闭着眼摇头说：‘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尚且害怕他们在暗中作祟，将来怎么能摆脱呢？’韦澳回答：‘如果把这件事交给外廷商议，恐怕会发生太和年间的变乱。不如就在宦官中选择有才识的人，与他们谋划。’宣宗说：‘这只是末节的办法，朕已经试过了。宦官从穿绯色官服以下的，都感念恩德；一旦穿上紫色官服，便彼此结成一体。’宣宗又和令狐绹谋划，想把宦官全部诛杀。令狐绹担心滥杀无辜，秘密上奏说：‘只要有罪的不要赦免，有空缺的官职不要补授，他们自然会逐渐减少，直到全部消失。’

译唐僖宗时，黄头军将领郭琪夜间焚烧营寨，劫掠城邑。皇帝和田令孜守在东城自行防守，群臣不能进见。左拾遗孟昭图请求召见，没有得到召命。于是上疏，极力陈说君主和臣子本是一体、互相成就，天下安定时共同享受安宁，局势危急时共同承担灾难。从前皇帝西行避难，没有告知南司，所以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全都被贼军杀害，只有两军中尉因为护卫皇帝车驾而得以保全。如今留在京城的百官，大都冒着重重危险，是从百死中逃生出来的。昨天黄头军作乱时，火光照亮前殿，陛下只和田令孜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不与群臣谋议；臣等想进城却进不去，请求进见也不获准。况且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陛下固然是九州的天子，也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难道全都忠于南司吗？朝廷臣子难道就没有可以任用来应对敕使的人吗？唐文宗时，宫中发生火灾，左右巡使没有到场，都受到公开责罚。哪里有天子流离出奔，而宰相却完全不能参与，群司百官被弃置得像路人一样的道理？已经发生的事情确实来不及劝谏，但将来的事情希望还可以挽回。”奏章送入后，田令孜把它藏起来没有上奏。昭宗龙纪元年，宦官杨复恭常常乘肩舆到太极殿。这一天，昭宗和宰相谈到四方反叛之人，孔纬说：“陛下身边就有将要反叛的人，何况四方呢？”昭宗惊讶地问他是谁，孔纬指着杨复恭说：“杨复恭是陛下的家奴，却乘肩舆来到前殿，又大量收养壮士作为假子，使他们掌管禁兵，有的还成为方镇，这不是反叛是什么？”杨复恭说：“我收养壮士，是想收拢士人之心，保卫国家，难道是反叛吗？”昭宗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姓李，而让他们姓杨呢？”杨复恭无言以对。天复元年，昭宗把军国事务全部交给崔胤办理，宦官侧目而视。崔胤想把宦官全部铲除。韩偓说：“事情禁制得太过分，这些人也不能完全没有，否则恐怕他们的党羽受到逼迫，会再次发生其他变乱。”崔胤不听。昭宗单独召见韩偓询问。韩偓回答：“东内之难时，敕使哪一个不是共同作恶的人？要处理他们，本来应在正旦时进行，如今已经错过时机了。”昭宗说：“当时你为什么不对崔胤说这些？”韩偓回答：“陛下的诏书说‘四家之外，其余一概不问’。君主最看重的，没有比信用更大的。既然已经下了这道诏书，就应当坚决遵守。如果再杀一个人，人人都会害怕死亡。况且后来已经罢黜不少人，这正是他们惶恐不安的原因。如今不如选择其中最没有良心的几个人，明白公布他们的罪行，依法处置；然后安抚晓谕其余的人，选择其中忠厚者，让他担任他们的首领。有善行就奖赏，有罪过就惩罚，那么大家自然都会安定。这一类人在公私两处有数以万计，难道可以全部诛杀吗？帝王之道，应当用宽厚持重来镇定局势，用公正来治理；至于琐碎的机巧，一种机变产生，另一种机变就会应对，最终不能成就大功。这就是所谓理丝反而把丝弄乱。何况如今朝廷的权力分散在四方，如果能先收回这项权力，那么事情就没有什么不能办成的了。” 昭宗深以为然。宋仁宗庆历元年，右正言孙沔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内侍另行设置主司，中官可以自行通达禁省。唐朝四品内侍，不过负责典制事务；五局兼设令、丞，只是为了分掌宫内事务，不让他们挟持外廷的议论。这样的约束尚且会发展到侵凌官员，所以圣宋以来，明白的制度仍然存在。太宗著有令式，真宗留下箴规训诫，能够诏令近习各自守职、谨慎行止，难道是让他们轻易干预国柄、暗中玩弄天机吗？一句话就能造成毁誉，三件事就能由吹嘘而产生，关系到国家安危，更应当加以约束。因此先朝的秦翰等数人，行为端正谨慎，节操义行深厚，内心都喜好善事，无意伤害他人；出外则总领边方重任，回来则守卫内廷职务。让他们兼领职务，也不侵夺其他官员的职权，只保留使职之名，始终没有另外授予特殊命令。如今听说想把都知、押班的资序置于閤门使之上，这会毁坏国家旧典，兴起宦寺的威权。何况内殿起居时，他们另列班次；外朝集议时，他们又不参与，哪里需要给他们特殊等级，让他们暗中占据高位、横行无忌？大概是因为在主管事务之间，他们常与文武官员共事，争着排列名衔，自我尊大，于是想改革品秩，侥幸求取宠荣。” 是谁开启了这条危险的阶梯，动辄破坏既定制度？如今边境正在用兵，赏罚最为重要；即使挑选官员资序，尚且难以激励劝勉，怎么可以让守门的宦寺之人反而居于侯伯之上？臣私下恐怕将帅之臣以居其下为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重视这种官职，严重扰乱纲纪，事情并非小事。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遵守祖宗的规制，警戒身边受宠弄权之人；这就是朝廷的福分、天下的幸运。所有此前下达閤门、重新确定都知押班班次的札子，乞请一概不再施行。” 知谏院张方平上奏说：“臣昨天听说，重新确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职的班次，使其处在閤门使之上，舆论纷纷而起，臣深深认为不妥。当时有关官署没有人据理争辩，假如听从了请求，已经造成过失。如今又听说二省请求把恩泽授给子孙，在通常品秩之上再增加一级。这件事如果实行，不仅违背祖宗法度、破坏朝廷典章，必定还会使陛下背上偏私近习的名声，使大臣背上阿附亲幸的丑名，使内侍受到恣意横行的议论，也使谏官、御史有隐瞒缄默的过错。况且都知、押班身处亲近之地，更应当替朝廷爱惜体制，行动遵循法度，勤勉地奉行公义。如此侥幸求取，拿什么向外界示范？《易经》说‘履霜，坚冰至’，这是至理名言，告诫人们要防范事物逐渐发展。汉代的事情，臣曾经为陛下说过了。恭请圣明详察采纳。关于都知、押班奏请恩例之事，乞求一仍旧制。”

译张方平又上《宦者论》说：“臣听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凡是在君主身边的人，都是卿、大夫、士。夏商时期，没有听说有宦官。周官虽然设有阍人的职务，也只是掌管王宫中门的禁令，按时开闭门扉，清扫门庭而已，并不是让他们参与政令、总领权力事务。周道衰微以后，官制纲纪混乱，寺人、巷伯才渐渐见于《诗经》和传记。到了秦汉，宦官列为近臣职位；但帷幄亲密之地、省闼左右之任、宣达接受诏命、陪从车辇等事务，从常侍、谒者等职务起，多数仍选择士人儒者担任。自汉武帝在位长久，留连游乐，屡次在后宫宴游，逐渐疏远朝士，所以请奏机密政事，才多由宦官开始掌握，并终于成为西汉、东汉衰败的根基。东汉自孝安帝以后，又接连有女主临朝，阴柔势力相互凭借，宦官于是大肆专擅国命，掌握国家权衡枢纽；贤才死于党锢牵连，百姓困于涂炭，三纲错乱，四海离散，祸害遍及生灵，毒害充满天下。然而汉桓帝竟开始把宦官超悺比作伊尹、太甲，汉灵帝又进一步把张让说成忠臣，把赵忠比作翁母。书传所记载的覆亡迹象，没有比桓帝、灵帝时期更严重的了。唐太宗制定制度，内省官阶不得超过四品，人数也不到百人，只分别掌管五局以及在閤门守卫而已，领取黄衣和俸禄。” 后来唐明皇即位，尊崇厚待宫中臣属，甚至封他们为国公，门前设置棨戟；宦官人数于是达到三千人。他们奉命出使四方，担任诸道监军，传达机密诏命，主管重要事务；到一个郡或一支军队，便索取贿赂，动辄以千万计，震动天下，扰乱朝廷常法。宫内有高力士成为李林甫的心腹，外有边令诚等成为安禄山的耳目，终于酿成祸变，倾覆国祚。后来肃宗受李辅国逼迫，不能保全父子之间孝慈的本性；代宗受程元振控制，不能庇护将相等股肱之臣；德宗从山南避乱归来，不愿让武臣掌管亲兵，于是设置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两名中尉，分别掌握军队，并委托宦官主持，从此禁卫军的兵权全归宦官。宫廷近卫将领、藩镇和边疆统帅，从培养任用到派遣安置都由宦官决定，威福之权不再由天子掌握。唐宪宗元和年间建立神武功业，仍然不能正常安葬；唐敬宗、文宗年幼昏乱的祸患，也难以自行保全。仇士良如虎窥伺于太和朝廷，田令孜如鸱鸮张翼于乾符之后；到了唐朝末世，王室如同被焚毁，南司北司结党比附，内外互相疑忌。内有阴邪恶类掌握枢机，外有险恶奸人居于宰相之位，争权互相吞噬，彼此刺骨相伤。崔昌遐等与强大的藩帅结交，诱导他们归附朱全忠，本来只是自我援助的谋划，后来竟成为改易国祚的祸患。这些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根源是逐渐积累起来的。”},{ 有人问：“三代以后，统一而太平的国家，只有汉、唐两代；可是它们倾覆衰败的祸患都出自同一条道路。历代情况却并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臣回答说：“正因为是统一而太平的国家，后来才会共同遭遇这种祸患。为什么呢？”那人说：“治理国家，不能只担心外患，必定还会有内忧。若不是圣人，谁能始终戒慎？国家已经安定后，便不再忧虑警惕；当统一成为最大的成就，没有艰难忧患的紧迫，长期承平治理，人就产生骄傲懈怠的心志，不再勤勉，只顾放纵安逸欲望，把机密政务委托给近习之人；大臣从容议论，只保全大体而略去细节，小人便窥伺其中的空隙，乘机逐渐窃取事权。因此弊病积累到极点，邪恶产生于被忽视之处，这就是汉、唐因此混乱的原因。”魏氏以后直到江左，各朝疆域外有扰乱，朝廷多有忧患；即使有暴虐傲慢、荒淫残酷的君主，使国家危急困顿、衰败灭亡，也因形势所迫，不能长期宠信佞臣奸邪，他们很快也会被铲除诛杀。因此上层权力即使落到下层，也没有滋长蔓延、根深蒂固的势力，只是时局有缓有急，其中没有多少可以让人因循偷安的空闲罢了。臣所以说：“正因为是统一而太平的国家，才会共同遭遇这种祸患。”唉！这种弊病的到来已经很久了，又能怎么办呢？” 姑且可以从中取得警戒吗？汉桓帝、汉灵帝的事情，不能让宦官参与刑狱，以免他们诬陷、牵连善良而施加虐害吗？姑且可以从中取得警戒吗？唐明皇的事情，不能让宦官奉诏出使，以减少他们凭威势震动郡县吗？姑且可以从中取得警戒吗？肃宗、代宗、德宗的事情，不能让宦官侵夺军队，以收回他们掌握天下权柄的机会吗？这三件事如果不失误，那么君主赖以据有天下、治理世间，士大夫赖以输送忠诚、侍奉君主，百姓赖以安居生存、托付性命的条件，就都可以保全，不至于陷入违背正道的境地。” 庆历三年，知谏院欧阳修上疏说：“臣恭敬地看见，内官冯承用近来因过失被群臣论奏，陛下亲自作出英明裁断，不偏私小人，听取采纳群臣意见，驱逐身边近臣，内外士人无不相互庆贺。然而最初听说朝廷商议将他调任外职，至今已经多日，却没有见到明确的指挥。近日外面谣传说，反而让他在京师担任教坊勾当。臣私下认为，如今内外臣僚如果有罪犯，便应当查勘弹劾，依法处置。冯承用本来就因有过失，已经破格升转官资，如今只给他外任，尚且算是优厚宽幸；如果再迟迟不遣出，就会使今后侍奉陛下左右的人肆意作恶，却没有办法加以戒止和劝勉。冯承用从来所犯过失很多，人人都害怕他，不敢公开说出。自从他被罢免、不再入内以来，过去的劣迹逐渐增多，暴露出内廷的事情，臣虽然不详细知道，但他在外面作恶已有不少确实情状。如今如果不立即把他远远贬出，言事臣僚免不了再次上奏论列，牵连诉讼，惹出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对于冯承用，乞求早日给他一个外任的闲散差遣，立即命令他离开京城；这样可以警戒激励后来的人，也可以在外部平息舆论。皇祐元年，侍御史何郯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近来入内内侍省都知的职位有空缺，按惯例应当依次迁补。” 由于这一职务早晚都在陛下左右，最为亲近，所应当慎重选拔谨慎守法、没有过失的人充任。其中有罪案牵累、降职外任的内臣，不可再议论授予官职。何况朝廷近日已经申明内臣条约，曾经被罢职的，更不许充任入内内侍省都知等职。自重新制定这条约以来，现在才是第一次迁改官职，尤其应当遵行，以彰明命令的信用。如果自行废弃既定制度，授官不当，臣私下恐怕命令施行以后，群情不能认可，必然导致人们纷纷议论，烦扰圣听。臣之所以事先陈奏，是希望朝廷加以采择。凡是爵位赏赐，都不要有过当之处，以满足人心。伏望圣慈特赐宣谕中书、枢密院大臣：今后递年选入内内侍省都知等职的人员，都应依照近日申明的条贯施行；曾经因过犯被罢职的内臣，不列入进拟范围。这样才贵在慎重选拔亲近侍从，防患于未然。

译《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撰 近习 宋仁宗皇祐元年，知制诰胡宿上奏说：“臣听说从前葛怀敏曾任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管干皇城司公事，因为宿卫不谨慎，导致逆贼盗窃作乱，震惊宫闱。若不是宗庙社稷的重大福祉，陛下乘舆几乎陷于危险。等到逆徒已经擒获，又没有活捉送来，反而图谋灭掉奸人的口供，天下议论此事，罪责只在葛怀敏、杨景宗二人。臣每想到这件事，便痛心捶腕。陛下仁慈圣明，不忍加以重诛，只解除他的内职，令他出任外职。如今因奏事忽然有这项任命，如果重新恢复内侍的名位和职务，并且赴本任，不久之后恐怕就会再次进入内侍省任职。若再居于内省，宿卫之变便可能重演。况且条制规定，内臣担任都知、副都知后，若曾降职充任外任，便不许再任旧职；这是防范一切隐患，实在是深谋远虑的法制。伏望陛下命有关部门查考旧制，追回并停止现在的任命。法制一旦毁坏，再恢复就很难了；既然有这些妨碍，臣不敢起草制书。”中书送来一份词头，臣立即封还。五年，权任御史中丞孙抃上奏说：“臣听说内降的诏防已经下发中书，要授予入内都知王守忠节度使之职。臣最初听到这话，惊骇而不敢相信，为什么呢？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已经三十年了，陛下圣意卓越，远超前代，有三方面尤其如此：对舅家亲属颇能遵守法度；中宫的近亲外戚也能自行谨守职分；内侍贵人不敢逾越本分。这些都是前代难以做到的事，而陛下加以告诫训导，他们很少敢妄自干求。天下贤明正直之士歌颂陛下的圣德，都说周成王、周康王和汉文帝、汉景帝也不能做到这样。因此，即使外有强敌，国内发生蝗灾旱灾，百姓仍安宁，不失太平，这正是陛下多次感动天地、取信于百姓所造成的。如今突然把统帅的官职授给宦官，难道是陛下的本意吗？臣谨按唐代制度，大总管、大都督的职务若带使持节，便称为节度使；这是为了尊重将领，使其专门统辖军事，国家安危、战事成败都系于此，怎么可以让宦官得到并掌握这种职任？太宗朝王继恩平定剑南，立有大功，朝廷商议赏赐时，也只晋升为顺州防御使，另设宣政之号来宠荣他。陛下如果认为王守忠勤劳尽职，年久有功，便增加俸禄、使他安逸、加以奖慰，这样做可以；唯独不应借给他这种官秩，超过祖宗的典法，损害陛下的圣明。臣认为这项议论一定不能实行，否则会招致天下和四夷的耻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伏乞圣断：在制敕尚未下达以前，特赐停止此事。”至和元年，知制诰刘敞上奏说：“臣本月二十二日当值起草诰命，中书送到词头：内园使、绵州防御使、入内内侍省押班石全彬，授利州观察使，充任入内内侍省副都知。臣见本月十九日已经有制防，任命石全彬为宫苑使、利州观察使；既然出自圣意，又经过两府议论，不到三天，便又更换这项任命，早晨下令、晚上改变，是古人所非难的。如果因为石全彬自己陈诉，探知他不满足的意思，便曲意顺从他的请求，以取悦他的心，这就等于朝廷的恩典本来没有定制，只取决于宦官临时乞求；宣布于天下，必定被认为荒谬，传给后世，必定被认为可笑。为什么呢？陛下的赏罚应当取信于人，天下应当以此受到教化，后世却无法知道真实情况。石全彬究竟有什么功劳？他先前出使岭外，已经受过赏赐；如今温成皇后安葬完毕，赏赐又并不薄厚，却不知满足，反而越发求取升迁。朝廷也应当爱惜政体，不应轻易改变已经形成的命令。石全彬不过是宫禁中的臣属，尚且如此姑息迁就；万一以后有权势比石全彬更重的人，又将怎样对待他？臣虽然卑微，实在爱惜这一政体，不敢立即撰写诰词，恐怕连累圣德。原先送到的词头，臣已经封还中书。” 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在九月中上言时，外间议论都说石全彬等人因温成皇后安葬之事，妄想求取恩泽。陛下又顾念月入南斗的警戒，重视谨慎使用爵禄，不可轻易授予。当时陛下面谕臣说：‘本来没有这项议论，又说如果给这类人转官，就是给朝廷招来祸患。’臣退下后私下欣喜，认为陛下的话极其明智圣明，也认为外间议论不值得听信。近来臣从接伴使者返回，走到雄州、莫州之间，沿途传闻石全彬从作坊使转为宫苑使，从绵州防御使转为利州观察使，其余勾当使臣也按惯例转升两资。臣想，天子的言语，难道会有不取信于臣下的吗？这样看来，一定是石全彬等人长久请求，陛下不忍一再拒绝，而大臣又没有替陛下据理奏陈，所以使天下人有机会议论陛下。章献皇太后辅佐陛下治理天下，章懿皇太后辅佐陛下，章惠皇后保护陛下，三位太后对陛下都有母亲般的恩德。她们安葬时，负责监护的臣僚升迁受拜，从未有这样优厚；赏赐也从未有这样多。如今使天下人议论陛下偏爱温成皇后，反而轻视三位太后，实在是石全彬等人冒滥求取所致，也是大臣没有替陛下据理奏陈所致。本朝观察使从未有因监护安葬而轻易授予的。臣身为谏官，如果不论奏此事，就是臣辜负陛下赋予责任的本意。乞请把臣的奏章交付中书、枢密院参详：如果认为臣所言错误，乞罢免臣职，放臣回归田里，使臣免受尸位素餐之责；如果认为臣所言正确，乞追还石全彬的诰敕，以平息众议。” 二年，殿中侍御史赵抃等上奏说：“臣等私下听说，内臣阎士良已经取得带御器械的职务。臣等看到前年郭申锡上言：按照内臣旧制，必须任边职五年，又任带御器械五年，并且年龄限制在五十岁以上，历任没有贪赃私罪，才可以参加选拔，充任押班等职。听说陛下听取并采纳了这项意见，中外传播，都认为适宜，因为想要得到老成谨慎、畏惧法度而没有过失的人在陛下左右。听说已经下令枢密院，常常坚持执行；如今诏书墨迹未干，已经听闻任命阎士良为带御器械。臣认为，带御器械这个职名将来多半会按照成例叙迁；押班必须从带御器械任上选拔老成谨慎、没有过失的人。何况阎士良性情狡猾，向来同中外大臣彼此结交托付，长期在河北夸张声势，天下人都知道。他历任期间又曾有贪赃罪，判至徒刑；如今枢密院却完全没有坚持法令，首先扰乱了既定法令。阎士良这项新任命，乞赐停止，另行选择善良之人，以此惩戒和劝勉陛下左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