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四

译对于百姓生存所需的物资来说，没有比粮食和布帛更重要的了。然而圣人创制成器以利天下，制作货币来流通有无；这样以后，养生送死所需的物品就齐备了，贵贱的等级得以区分，万物流通而不会穷尽，货物转移流通而没有穷尽。自燧人氏直到三王，没有谁不是用调节轻重的方法来治理政事的。使物资流通随时变化，百姓就不会疲倦；明察天时，辨别地利，考察人力，审察物理，掌握权衡来治理天下，并在事物失去平衡的地方加以调节，然后天地万物的实际情状才能显现，物价的轻重、盈亏和消长才能由君主掌握。最容易剧烈变动而不能整齐一致的，没有什么比人心更甚；众人一齐趋逐而引发争夺的，没有什么比财利更急迫。因此，使人们行动一致在于政令，平息争夺在于均平。君主，就是发布政令、主持均平的人。长的就加以系束，短的就加以伸展；空虚的就补益，充实的就减损；取多余以补不足，使物与价相称而必定公平。向百姓显示给予他们的形式，却不让他们看见夺取他们的实情，使百姓遵循政令而不知道其中缘故，然后才可以掌握天下的变化，完成天下的事务。如今国家占有四海而成为富足之国，控制山林川泽的产物；即使偏远土地也有赋税，普通百姓也都登记在册。东南的珍美物产，有大贝、美珠、羽毛、象牙和皮革；西北的珍美物产，有皮裘、毡毯和名马；中原的出产，有三品金属、锦绮织文以及泉币、刀币等货币。盐，是饮食调味的要物；铁，是农业生产的根本；酒，是各种礼仪的凭借；茶，是众多饮品中最重要的，统统由县官掌管。历代增加的横征、杂调相互沿袭，全部具备；货物耗尽，百姓困苦疲惫，然而仓廪并没有因此充实，国库也没有因此积聚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物资有积压滞留，利益有停滞隐伏，开通和闭塞没有方法，收敛和散发不合时宜；有关官府只是把空虚的账簿做大，增设许多科目和禁令，追查剥取奇货厚利，连年不断；盘问查核细微末节，远隔万里等待回复，以至于政令下达便有欺诈发生，法律制定便有奸弊滋生。归根到底，是因为不懂得调节轻重的权术，不通晓盈虚消长的道理，所以忽略大的方面而谋求小利，忘记长远而图谋眼前。有人说：司农之府实际上掌管国家财赋，有固定的经常性收入和支出，依照规程遵循旧例，谨慎守住制度范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谈论调节轻重呢？臣回答说：如今百姓中有几金产业的人，尚且知道坐守店铺、外出贩卖，按照时机趋逐利益，把握事情的缓急，在城邑中获取厚利，何况治理国家呢？何况治理天下呢？所以，运用调节轻重的方法治理粮食和财货，百姓就会富足，国家就会充裕，弱国可以变强；不懂得调节轻重之道，百姓就会困苦，国家就会贫乏，强国也必定变弱。请试着看看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国运昌盛，天下富足，四海安宁，国家根本十分厚实。到了唐明皇晚年，颇为奢侈耗费，又崇尚礼仪而谨慎自矜；韦坚、王鉷迎合皇帝心意，图谋宠幸，采取各种剥削刻薄的手段，不能开通有利于国家的财利渠道，只是一味向百姓索取，倚仗法令来玩弄权力，收聚怨恨以酿成祸乱，四方骚动，终于导致国家倾覆危亡。宝应、永泰年间，在大规模战争之后，百姓凋残，又连年遭遇灾荒，朝廷内外粮食艰难；宫中厨房没有能维持两时的积粮，禁军断绝军饷，京畿百姓捋取禾穗来供给他们；方镇和骄横将领抗拒命令，傲慢违命，违反轻慢法度，征收的赋税不能入库，郡县的收入更加减少。后来得到刘晏掌管租庸事务，他用羡余相互补充，不增加百姓赋税；从各道巡院直到京师，设置驿递并相互望接，于是四方物价的涨落、水旱丰歉的情况，不到一旬便全部知道。因此，粮食和财货的轻重变化都掌握在手中，能够疏通阻塞，使天下没有价格极贵或极贱的物品；朝廷获得良好收益，国家用度得到周济，下面没有横征暴敛，百姓也不知道劳苦。所以唐代有见识的人认为，自从盐铁等财利管理机构兴起以来，能够通晓并运用这套方法的，只有刘晏一人。开元年间得到聚敛之臣，却不懂得使财富增长的方法，只知直接征取没有名目的财物，就像抢夺、剽掠一样，因此下民困苦、上层空虚，国家由强盛走向败亡。宝应年间得到善于筹算的臣子，能够明白调节轻重的法则，以治理财货、疏通流通，百姓依赖他的政策获利，国家虽已衰败却因此获得安定太平。由此可知，调节轻重、实行平准，是治理国家、使百姓富足的根本。如今国家贤能的人才和良好的辅佐大臣济济一堂，难道会说没有可以同管仲夷吾、刘晏相比的人吗？或许是任用了他们，却没有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吧？或许是升迁调动太快，没有时间谋划长远之策，只求集中取得眼前功利吧？[原文“是。何山之麓”，句读及“何山”疑有OCR或缺误]山麓、海滨，积存货物、滞留利益的地方很多，却不知道如何疏通流泄；东边有遗落的禾穗，西边有饿死的百姓，却不知道如何聚集和散发物资；对于冗员、游荡者和蛀蚀社会的祸害，却不知道如何除去。这大概正是任用他们却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升迁调动又太仓促，来不及谋划长远之策，只求集中取得眼前功利所造成的。若朝廷确实谋划任用贤能，交给他们国家大计，使他们能够自行选择从郎官以下直到佩黄绶的低级官吏，不限身份卑微的官员，只按才能任用，作为他们的属官；让他们能够运用调节轻重的办法办事，并以成效来考核责成他们。这样必定会有管仲、诸葛亮那样的人才出现，自然能够调和万物、使物价平衡，关市不缺货，货物和财用充足，国力丰足，赋税宽缓，百姓生活安定。谨此论述。方平又论述国家用度[原文“防”，疑为“方”]说：“如今天下生民繁多，四海山林川泽的财富，比夏商周三代丰富得多。赋税征收入库，财货聚集的数量，也比汉、唐更加丰厚。内外没有战事，没有军队出征、作战、守备、运输粮食和赏赐功劳的费用，也没有接到命令便立即备办的征调。然而百姓的力量却更加亏损，国家用度仍不充足。中等人家以下，衣食都没有余裕。这种弊病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大概是国家有三个蛀虫，却没有人加以忧虑。三个蛀虫不除，即使有姜太公的经权之术、管仲的筹算才智，也终究不能使国家安定、拯救百姓的急难。什么叫三个蛀虫？第一叫兼并。那些兼并土地和财利的人，对上损害农业、破坏法令，争夺君王的利益；对下则牢固地占有普通百姓的产业。他们擅自经营山海的货物，掌控山林沼泽的财富，役使平民来获取富余；揣度时势、操纵物价，坐在那里就能取得百倍利益。他们不知道耕田、尽力耕作的辛劳，却让豆类和粟米多到可以喂犬马；不知道织布、缫丝、纺纱、绩麻的劳苦，却让彩色丝绣覆盖在土木建筑上。奔驰的车马，足以同贵戚相比；彩绘的藻井和彩色的梁头，超过官府寺观。他们凭借财富雄厚，结交权势；爵位可以拿来买卖，刑罚也可以设法回避。一次欢娱所花费的酬答，就抵得上普通中等人家全部的财产；一次宴享所耗费的资财，就相当于上等农民一整年的劳动。像这样，普通小民凭什么能够自我生存呢？”

译农民怎么能不流亡？农民辛勤劳苦，却不能免除寒冷和饥饿，所以舍弃田地而奔向市井。市井中的人又被富有强势者夺走利益，于是贫困而成为奸盗。奸盗日益增多，实在是因为农民越来越困苦。因此百姓的产业越来越窘迫，国家的财用越来越空虚。这种祸害，是由兼并造成的。富人之所以能够占有市井利益、侵夺农民产业，是因为国家没有调节财货的轻重，也没有明确贵贱的制度罢了。若确实能够谋划本业和末业的道理，审慎制定缓急不同的政令，平衡谷物价格的高低，根据丰歉情况收取和发放，使谋求厚利的强商富家没有机会取得暴利，那么权力就掌握在君主手中，恩惠就施加到平民身上了。古代四民各自凭劳动生活，掌握一门技艺、从事一种职业来奉养一个君主，所以国家的徭役容易供应，百姓的需求也容易满足。如今一个县有如君长般尊贵的人，一个乡里有如公侯般富有的人，豪强奢华，孤弱者贫乏，他们越过等级，冒犯王法。这就是百姓越来越少而君主越来越贫乏的原因。先王制定典章，对国家宫室、车旗、乐舞、衣服、饮食、宾客、祭祀的规格，乃至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形式，从天子到大夫、士，职位等级尊卑无不有不同的数量和规格，用来严格区分等级。至于规定庶人的财产，只要求他们向上足以侍奉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衣食充足就停止增加。所以即使富有，也不能穿着不同于常人的服饰；没有特殊原因，不能食用珍贵食物；入贡的财物不过是黑色丝帛五两，结亲也不能超过一块肉。衣食之外的东西都属于越过等级。大概纠正弯曲要超过通常的直度，挽救过分的文饰要采用质朴的办法。礼义起源于朝廷，风俗开始于京师；上面实行，下面仿效，响应就像回声一样。如今虽然未必能够完全取法古代，但应当平衡四民的产业，不使富人独占财货、耗尽物产；从他们的住宅、车马、器物、服饰、奴婢等方面，都应进一步制定制度加以节制。等级确定便容易知足，欲望减少便不会争夺。即使积聚了财货，没有地方可以炫耀使用，他们贪婪聚敛的心也就知道停止了。这样，对上可以厚植国家根本，对下可以劝勉农业，使百姓懂得谦让，刑罚也可以减少。天下遵循轨道运行，就没有物资不足的忧患了。这大概就是除去兼并之害的方法吧？方平又论述考核、整顿国家财计的事情说：臣听说自西部战事以来，为供应边防，天下承受了劳苦，各种赋税摊派往往增加到原来的数倍。当时朝廷的措施，是因为用兵之际权宜应急，怎么可以承袭下来作为常规呢？如今边防虽然逐渐安宁，但沿边戍守仍不能撤除，四方增置的兵马数量也很多。以前增加的赋税，恐怕很难恢复旧额，拿什么来慰藉天下百姓的愿望？朝廷用来安抚两边的办法，正是要宽缓财用、舒缓民力，以厚实基础来加强边备。如今乘着边境事务稍有间隙，难道可以悠闲地虚度岁月，而不切实讲求长久之计吗？如果就这样安然无事，害怕有所作为，臣恐怕民力会日益困乏，财用会日益匮竭，以后很难收拾。如今内自三司，外至发运使、转运使，凡是掌管财用的官员，连簿书和期限都忙不过来，哪里有时间替国家和百姓作长远考虑呢？臣请求在两省以上官员中选派才干敏捷的士人二三名，到三司与各使、副使共事，按照国家一年收入的数额来确定支出，调节货物价格的轻重，疏通天下财货的有无，考察利弊的根源，以革除因循敷衍的弊病。随后整理事情的条目，先到中书、枢密院陈述并商议，凡确实长久可行的，奏上请圣上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如果只是细小琐碎的事情，没有大的得失，徒然造成烦扰，就不必施行。所希望的，是帮助增加财用、舒缓民力，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事务。方平再次上奏，请求批答说：‘如今天下最紧迫的事务，没有比货财和粮食更重要的。货食的根源在三司，但掌管财计的大臣事务繁杂，连簿书和期限都应付不暇，哪里有时间顾及国家根本的忧虑呢？所以去年曾经上言，请求在两省以上官员中选派二三人，到三司与各使、副使共事，按照一年收入的数额，估算内外支出；对于调拨使用的方法，权衡其轻重；对于征收的物品，疏通其有无；考察利弊的根源，革除因循的弊病。所希望的是宽缓财用、舒缓民力，帮助三司发挥均衡节制的作用。此后还没有看到朝廷施行，不知道朝廷认为难以施行的原因。如今不趁边境事务之间的间隙，赶紧讲求长久之策，臣恐怕民力日益困乏，财用日益匮竭，也恐怕朝廷会更加害怕兴办新的事务。臣请求暂且命三司把天圣年间天下一年赋税收入的数目，以及内外支出的账册，与上一年比较后分条上报，这样国家的大计就可以考核而知了。如果这样便可以长久维持，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难道还能安然不作深远考虑吗？此前所上批答，恭请再赐详察选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方平请求放宽茶禁，说：‘臣等恭敬地看到，茶税钱每年应当达到二百四十四万八千缗；嘉祐二年才达到一百二十八万多。这只是账面上的本钱，又招募人缴纳钱财，其中也有虚数，实际只有八十六万多；这同样只是账面本钱，所得利钱只有四十六万九千而已。至于搬运费用、损耗以及官吏、士兵、夫役的廪给和各种杂费，还没有计算在内。至于茶园户所缴纳的负担，侵扰一天比一天严重；小民为谋利而犯法，刑罚越来越多，所得利益极少，造成的弊害却极大。应当以至和以后一年茶税的数额为标准，把所得利钱平均分给茶民，任凭他们自由买卖；各地收取的税钱，请派官员调查利弊后上报。’庆历四年，知谏院蔡襄论述财用，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赐给三司的关于绢帛的诏书说：‘使征收不暴虐横行，使公家所需充足；使百姓没有忧愁痛苦，使国家用度增加。’臣又听说，诏令规定因为谋利而触犯法律的人，可以参与议定从轻处罚。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像父母慈爱孩子一样看待百姓，像天地施恩一样治理万物，不因为嗜好和偏爱便向下面强行征收，常常因为财用缺乏而从宫中拿出资财来帮助外廷，由此可以看出陛下能够克制自己、恭敬勤勉，忧虑百姓极其深切。圣明的诏令屡次下达，圣上的思虑更加深远，有关官员本应奉行，百姓也本来应当稍得休息。’

译然而残酷苛刻的官吏并没有停止，负责供应的人家反而更加劳苦；陛下体恤百姓的心意竟没有落实为实际措施，天下仰望朝廷的命令，却全都成了空话。首尾相互违背，弊病究竟在哪里？臣出身贫贱，承蒙担任耳目之官；对于普通百姓的疾苦，以及天子还没有听闻的事情，都应当陈述。自从羌族贼寇背叛，天兵出征讨伐以来，防御之地绵延数千里，轮换戍守的劳役持续五六年；飞挽运输粮草，修缮制造器械，于是没有固定期限的征敛兴起了，无名目的赋税产生了，谋求财利的臣子出现了，依附奸弊的官吏兴起了。摊派征取接连不断，侵害百姓越来越严重。供给军队的物资，制作供应的门类很多；按照当地物产征求财物，却不论有无。掌管金谷的官职频繁迁转而没有定规，管理仓库的官员把发放和收纳当作获利之道。前一张符牒还没有到，后一项条令已经施行；郡县承接风势，办事急如星火。残暴的官员提前聚集完成任务，任意施加酷毒威势；贪婪的官员与吏胥串通，肆意进行诛求之害；他们把欺骗穷困愚弱者当作聪明，把凡有人提出的办法只要能够取得财物就一定实行，把侵夺豪富说成公事；掌权者又为了避嫌而不肯主持纠正。百姓破产流离，十室九空；呼天喊苦的声音，万民几乎同声。追究其始末，都是有缘由的，其中有借机报私仇的，有为自身打算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一口〕 比如陕西实行盐的专卖，江南议论铁政，增加酒税，采集铜苗，从东部移取以供西部；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有的因此获赐章服，有的改换职名，有的得到升官，有的受到褒奖诏令。这样做只是争取眼前一铢一两的利益，并不替日后长远的谋划考虑。臣深切认为，朝廷推行奖赏，是因为没有追究实际效果所造成的后果。加倍增加房屋税，出售官田，搜括江淮现钱作为上供，拖欠商旅应得的便钱而不支付，把物资摊派到不产这些物品的地方，在本可缓办的期限内严加催逼，这类事情是三司的过错。借买银绢，预先折算田税，逼迫压制百姓缴钱，名义上说是劝诱；抬高或压低物价估值，官府从中获取赢余，这类事情是转运司的过错。贫富摊派不均，贪婪行为不加禁止，任意减削拖欠，故意滞留不办；百姓杀牛缴纳牛皮，仍被判处徒刑；为了偿还官府而耗尽家产，又牵连虐害亲族邻里，这类事情是郡县的过错。类似的事情不断滋长，无法全部列举。安乐生活中的百姓仿佛处在风涛之上，四海百姓嗷嗷哀号，只能苟且偷安于朝夕之间；远近情况都是如此，国家的祸患还没有结束。臣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又听说，财物聚集，人民就离散；财物散给人民，人民就聚集。因此可知，百姓不能不体恤，财物不能不流通。如果只是一味奉行公家的利益，不追究百姓的疾苦，那么得到的利益少，失去的东西却多。臣并不是不知道官吏和军队数量繁多，郊庙祭祀、宴会赏赐的费用广大；北方有诱饵敌人的费用，西部有防御寇贼的需要，常规赋税既不足以充用，遗留的利益当然应该全部取得。臣也不敢故意发表体恤百姓的议论，专门贬斥谋利之人，拘泥于古代高远的空文，而不谈当世的紧迫事务。臣所希望的是，谋利之人对上能够资助国家，对下不伤害百姓；如果确实增加的利益很多，谁会说不应奖赏？真正令人痛心的是，明明知道没有利益，却冒着怨恨也要推行；明明可以宽限期限，却竭力催逼。自古以来，剥削下民没有止境而百姓不发生动乱，搜刮财物没有终止而国家不陷入危亡，从来没有这种事。过去汉武帝在远方进行征伐，甚至计算船只车辆的税赋，四方凋残，国家大业几乎败亡，以至于下达哀痛诏，封富民为侯；即使勉强保全，刘氏政权没有灭亡也已经像一根丝线那样危急。唐德宗朝，卢杞等人专门实行刻剥，征收椽木税、柜店税，另立名目征收，催逼追缴，残酷剥削以求取声名，京城尤其严重。泾原士兵乘着怨愤，径直进入长安，驱赶呼喊市民，并以此作为借口。臣深切思考今日的事情：军队是不得已才使用，财物是不得已才求取；然而汉、唐导致危乱的种种原因，如今大略都已经施行了。所以即使盗贼还没有平定，战争还没有停止，也要担心百姓的心已经普遍动摇；应当考虑天下的大计怎么办。恭请陛下履行诏书中的话，把实际的恩惠施给百姓。当前最重要的，是精心选择治理郡县、抚养百姓的人才；利益不可遗漏，就应广泛寻求使钱谷流通的办法。所收入的赋税有固定数额，而所花费的钱数没有限度，就应当裁减过多的冗费，节省繁杂开支；所得利益极少，而招致的怨恨极深，就应当舍弃小利，保存大的恩惠，使上下相互救济，公家和私人都能正常运转。臣恭敬地思量，祖宗未完成的基业全部交付给陛下，朝廷需要更张改革的事情，还要等待什么时候呢？希望陛下告诫大臣，竭力寻求各种弊病；用干国济民的办法忧虑国家，用宽恕自己的善心推及他人，使百姓的心不受扰乱，那么天下的大计就大体安定了。事情尚未发生便先发表言论，往往成为迂阔的谋划；事情已经发生才发表言论，就无法挽救危急的祸患。臣忧虑深切，言语迫切，思想笨拙而文字繁多；陛下如果在适当时候赐予详细阅览，实在会有所补益。臣所说的民间疾苦以及处理事务不合适的地方，已经列写在下面。臣所听见、看见的民间疾苦，不敢全部记载，只粗略列举一两条，希望能上达圣上阅览，使陛下知道天下有这样的事情；其中请求采取措施的事项，恳请赐令施行。庆历年间，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上奏陕西输送粮草等事说：‘臣深切看到，陕西四路各自驻屯重兵，输送入中的粮草又没有固定数额，同时还支取京师的钱帛，长久实行下去，府库必然枯竭。又把关辅地区的两税转移输送到边境，路途险阻，百姓劳苦耗费，也已经十分凋敝。至于转运司筹划财利、供应边境，每年也没有固定定额。即使元昊归顺，也不能一下子解除边兵；长久下去，靠什么支撑供给？一向朝廷已经派遣各路经略兼管筹置粮草，却还没有责成他们承担明确责任。恭请圣上慈悲裁示，再选派朝臣四人，充任陕西四路经略计置判官，专门管理本路税赋、课利以及谋划营田等事务。仍请命令三司估算各路军马和现有粮草的数目，今后每年确定各路应当输送入中的粮食若干石，由京师支付现钱，比旧日总数减少十分之三。各令陕西转运司估算各路税赋、课利数额之外，每年分别支助钱帛若干。既然粮草钱帛都有固定数额，自然各自努力节省，必须挑选精锐士卒加以供养，并且把蕃部弓箭手配合使用，不再占用冗余士兵。’ 既然已经规定边境输送入中的数额，就必须调动军马，驻扎到次边以及内地附近的州军。四路经略计置判官，应当同时担任知州，并与本路经略使及知州、知军等官员一起办事；如果能够依照此法减少输送入中的数万石粮草，并且筹措财用没有亏误，就应当优厚地加以奖赏提拔。这是军国大计，恳请圣上留意。

译仲淹又上奏，请求允许陕西四路经略司经营钱帛，说：‘臣等深切认为，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防守边境所耗费的钱帛数量极其浩大，官府困乏，不能满足使用。鄜延等四路的帅臣，虽然名义上管理本路粮草，但转运司终究是主管本职的机构，所以不敢专门筹划办理。如果不把这件事交给经略司经营，边境的财计常常不足。臣等请求特地下达指示给鄜延、环庆、泾原、秦凤路经略使司：凡本路州军所掌管的钱帛，都允许选派除防干使臣、公人等，任意经营贸易。收到的利钱，应明确登记在省账中收存。所有办理这件事的人，如果能够通过大规模经营贸易取得利息，交由本司列明数额、保明后上奏，特行酌量给予酬赏。这样可以有助于军费，稍微舒缓百姓的力量。’ 仲淹又请求把先前裁减各州的公用钱恢复原状。奏说：‘臣深切看到，朝廷下令陕西裁减同解、乾曜等九州军的公使钱，共一千八百贯。臣认为，国家各处设置公使钱，是因为士大夫往来以及使臣往返都有行役的劳苦，所以命令郡国用酒食款待，有时增加宴饮慰劳；这大概是养贤的礼制，不能废除。谨按《周礼》所载，官府有遗人，掌管郊外乡里的储积以等待宾客，掌管野外边鄙的储积以接待羁旅。凡国家和乡野道路，十里设有庐舍，庐舍备有饮食；三十里有住宿之处，住宿处有路室；路室有储积；五十里有市集，市集有候馆，候馆有储积。凡储积之事，巡行考核，按时分发。这说明三王时代已经有供应行旅的厨传之礼，为什么唯独圣朝只顾小利而忘掉大体呢？况且如今供养一名民兵，每年不少于一百贯；现在裁减一千八百贯公用钱，只能供养十八名士兵。因为十八名士兵的费用，竟废除十多个郡的礼制，这是朝廷考虑得太不周全了。何况如今除各州接待使臣之外，每州还有军营；每年春季以后，边兵停驻，往往历时半年，军中的人员却完全没有宴饮犒劳的供应。’ 虽然条文中有每十日设宴的名目，各州每月举行一次，军官每人发给钱一百文左右，官府供应薄酒二升；既然没有公用钱，便不赴宴，也不奏乐，这难道是朝廷宴请享待将校的本意吗？州郡削弱，道路上的人都在叹息。在国家全盛的朝代，怎么适宜这样做呢？有人说，有公使钱的地方可以买办食物，因而会骚扰民户，却不知道只要郡守得当，自然能够加以约束。如果郡守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改用自己的俸禄买东西，对百姓的损害反而更加严重。这是只看见小处，却没有考虑大体。恭请圣上尽快下达指示给陕西、河北、河东路转运司，将前来已经裁减废除的公用钱一律恢复原状，希望合乎典礼，使舆论稍得平息。况且朝廷正在用兵之时，对这件事尤其应当加以照顾。臣等长期任职边境，深知此事；如今近来又任职枢密庭，难道应当闭口不言吗？’ 知谏院范镇上奏，请求二府共同掌管兵、民、财利的大计，说：‘臣看到，周代制度规定，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唐朝宰相兼任盐铁转运使，有的兼判户部，有的兼判度支。这样看来，宰相掌管国家用度，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今中书掌管百姓，枢密院掌管军队，三司掌管财用，各自彼此不相知晓。因此财用已经匮乏，枢密院还不停地增加军队；百姓已经困苦，三司还不停地取财。中书看到百姓困苦，却不知道让枢密院裁减军队、让三司放宽财用来救济百姓的办法，说明掌管国家用度的职责不在中书。这样还想阴阳调和、风雨按时，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天下安定治理，是不可能的。臣请求让中书、枢密院通晓兵、民、财利的大计，与三司共同衡量收入和支出，制定国家用度，那么天下百姓的力量或许可以稍得宽缓，以符合陛下忧劳百姓的心意。这并不是要中书、枢密院的大臣亲自像三司使那样处理繁杂事务，只是希望他们知道一年的财计，以便掌管国家用度罢了。’ 知谏院包拯请求选用内外主管财政的大臣以作防备，说：臣私下深切看到，天下财用多年困窘匮乏。近来明堂礼仪结束，赏赐刚刚停止，又实行特别支给，费用浩大，以致国库空虚枯竭。况且朝廷所依赖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两浙各路，但那里旱涝灾害接连不断，加上茶法败坏，商人贸易不通。东南各州军的钱帛粮斛尚且不够使用，那么四方每年收入的数目又能有多少呢？如今总管国家财政的，内有三司使，外有转运使。在财用困乏之时，任职者尤其应当广泛求取才干杰出的人，使他们兴利除害，或许还可以挽救局面。如果上下因循沉默，安然以为没有事情，不致力于改变和安排，臣恐怕形势会一天比一天严重，终将酿成无法挽救的祸患。伏望圣上慈悲，重新命令有关部门，把今年收入和支出的数目同近年用度增减的数目加以比较，情况就完全可以看清了。所有主管内外财政的大臣，恳请陛下特别作出裁断，精心推选任用有才能的人，责成他们取得实际成效，以免将来败坏大事。惟愿陛下留心省察。包拯又论陕西盐法，说：臣奉诏前往陕西，同转运使以及范祥当面商议盐法的利弊。因为臣从前任本路转运使，对以前的盐法很熟悉。自庆历二年因范宗杰筹划实行禁榷以后，差遣役夫、士兵、车牛以及各州衙前等人，运输盐到各州，由官府自行设置盐场出售，结果士兵逃亡、死亡、损耗，公人家业破败荡尽的事情，比比皆是，实在不忍听闻。至于衙前估计家产，每值一贯钱的，就必须认领运输两席盐；即使家产已经耗尽，所应运的盐数仍未完成，哀叹怨恨之声充满道路。前后臣僚多次说这样做不便，请求恢复旧法，实行通商，以救济关中的凋敝。有关部门坚持自己的意见，始终不肯施行。近来因范祥再次提出请求，加上叶清臣曾任永宁军知军，亲眼见到这种弊害严重，于是请求依照范祥的筹划，采用通商旧法：令客商在边防地区缴纳现钱，收购粮食供给军队，免得把粮食以虚抬的高价折算，运入榷货务，过多支出官钱，同时也可以减少各种差役和劳扰。这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无害，道理十分明白。只是变法开始时，豪商奸猾之吏全都不愿意，而议论者又担心每年收入的课利稍微少于从前，于是横加阻挠，要求恢复旧法。

译如果旧法确实好，恢复它自然没有疑问；但臣只怕它造成的祸害会逐渐加深。况且法律有先获利而后生害的，也有先受害而后获利的。如果恢复从前禁榷的法律，虽然能够突然得到数万缗钱，但民力会日益困乏，时间一久便无法承受它的弊害，终究不得不随即改变制度；这就是先有小利，最终造成大害。如果允许通商，虽然一两年之间课额稍有亏损，但逐渐实行下去，收入必定会恢复原有水平，又可以避免民力日益困乏，长远看便会因其利益而受益不尽；这就是先有小损，最终成为大利。况且国家富有天下，应当把体恤百姓作为根本。如今虽然财用略有困窘，也应当考虑长久之计，难道忍心为了争取每年几十万缗钱，连一两年都不能多等，以求取得成效吗？轻信横加的议论，不仅会使命令屡次改变，在下属那里失去信用，而且又想恢复从前的弊法，使关中的百姓如何安置手脚、维持生活呢？臣仔细审查范祥前后的奏章，事情和道理都很明白，只是对转运司略有损失，所以才导致意见不同。臣并不是害怕往来的劳苦，凭空妄发议论；实在也是替国家顾惜这件事的体制，不愿追逐一时的小利而招致将来的大患。臣请求等到了陕西以后进行察看，如果边防附近各州军的粮储有所准备，钱物可以调度，能够实行新法，而公私方面又不至于遭受大害，便可以施行。其中如果有不便实行的事情，就同各有关部门把通商旧法和现在的新法放在一起，从长远考虑共同商议利弊，暂且令其通行。如果边防粮储缺乏，公私方面极为不便，就详细写明一件件的情况，请朝廷审慎斟酌后下达指示。至和二年，殿中侍御史赵抃论奉宸库估价出售物品的奏疏说：臣私下听说，已经下达指示，要把奉宸库所藏的珠、犀、玉帛、珍宝等物估价，派官员设置场所出售。奉宸库所藏的都是朝廷珍贵秘藏之物，如今一旦拿出来估价出售，实在严重损害国家体面。况且市井之间大肆张扬，道路上纷纷传播，万一远方夷人听说了，将会认为我朝为什么困窘急迫到这种地步？何况国家内有省庭的库藏，外有四方的贡赋，如果能够节省削减浮泛的费用，用度自然可以满足，何必轻信浅薄的意见，搜罗出禁庭珍贵秘藏之物呢？这会徒然耗损内库，动摇人心，所得很少，所失却很大。臣愚昧，伏望圣上慈悲，为国家顾惜体面；奉宸库目前正在估价出售的物品，特赐指示停止罢办。嘉祐三年，度支判官王安石上书说：如今天下的财力，一天天困穷，风俗也一天天衰败。祸患在于不懂得法度，不效法先王的政治。所谓效法先王的政治，只是效法他的精神罢了。效法他的精神，那么我们所作的改易变革，就不至于使天下耳目惊骇、众口喧嚣，而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政治了。利用天下的力量来创造天下的财富，取用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以来政治清明的时代，从来没有把财用不足当作国家的忧患，忧患在于治理财用没有正确的方法罢了。如今在位的人才本来就不足，即使闾巷草野之间，也很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社稷所托付的重任、疆土的守卫，陛下难道能够长久把上天的幸运当作常态，而不担心有一天发生祸患吗？希望陛下鉴察苟且因循的弊病，明白诏令大臣逐步实行改革，以求适应当今形势的变化。臣所说的这些，是流俗所不谈论的，议论的人认为它迂腐空疏、陈旧老套。七年，同知谏院司马光论财利的奏疏说：臣听说从前楚庄王因为没有灾害而感到忧惧，说：‘上天难道抛弃我这个不成器的人了吗？’范文子说：‘只有圣人才能使内外都没有忧患。’既然如此，年成歉收、边境有警，未必不是国家的福分。臣看到今年春天久不下雨，陛下在宫中忧劳，公卿在外惶恐，难道不是因为公私积蓄一向不充实吗？如果遇到饥荒，将拿什么来相互救济呢？京师一旦下了雨，远方还没有普遍降雨，君臣便释然相庆，不再把百姓的粮食放在心上。陛下怎么知道来年的旱灾不会比今年更严重呢？上天降下灾害，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和奸邪作乱，这些都是尧舜也不能完全避免的。假如不幸发生大水大旱，灾及方圆二三千里，敌人乘机窥伺边境，贫苦百姓因困穷而成为盗贼，军队多次出动却长久没有战功，府库的积蓄已经耗尽，百姓的生计也已经断绝，陛下在这种时候将用什么办法救济他们呢？臣不知道陛下和公卿大臣是认为这些事情必定不会发生、所以不值得忧虑，还是认为它们可能发生却不作准备，等事情到了眼前才忧虑。如果等事情发生后才忧虑，即使凭陛下的圣明，再得到益稷、太公那样的人来辅佐，臣认为也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圣贤治理国家，都要经过年月积累，然后才能见到功效。想使天下家家富裕、人人丰足，本来就不可能一天之内办成。《周易》说既济卦的象辞是：‘君子因此思考忧患，预先加以防备。’现在正是思考忧患、预先防备的时候。离开这个目标越远，挽救就越困难，为什么却一天又一天，只求应付眼前的过错呢？晋武帝时，何曾对他的子孙说：‘我每次听到皇上所说的话，都是平生的寻常言语，从来没有谈及经久长远的大计，我的子孙恐怕要赶上乱世了吧？’后来刘渊、石勒等纷争，中原覆没，百姓遭受涂炭，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由此看来，上下苟且求安，不替长远作谋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诗经》说：‘可悲啊，谋划国事的人，不以先民为法，不以远大的谋略为常道，只听信眼前浅近的话，只争论眼前浅近的话，就像在道路旁边同人商量筑屋一样，因此永远不能建成。’如今的政事，同这个有什么不同？这正是臣日夜痛心疾首的地方。古代的君王，把财富储藏在百姓那里；到了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才储藏在仓廪府库中。所以君上不足，就从百姓那里取用；百姓不足，就依靠君上的储备，这就是上下相互保全的原因。如今百姓已经困苦，仓廪府库又空虚，陛下如果不深深以此为忧，及早谋划，臣恐怕国家将来的祸患不在别处，就在财力耗尽罢了。

译如今朝廷不遵循根本，却只救治末端，特意设置宽恤民力的官职，分派使者纷纷四处出行，争相陈说对自己有利的办法，借此改变旧制。米盐等细密琐碎的事情，本来都不是朝廷应当干预的，却张设出数不尽的科条。有的不了解原有情况，反而增加了百姓的祸患；有的朝令夕改，把负担从这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其中果真能够使百姓获利的，不过是把县官的物资发散出来给予百姓罢了。这确实是损上益下，是王者的仁政。然而臣听说，古代的圣王，奉养百姓有正确的方法，使用财物有节制；上面有余财，然后推恩给予百姓，因此上下都富足，赞美之声便兴起了。如今收入一天天减少，支出一天天增加，这就是所谓堵塞财源、打开耗财的漏洞，财用很快就会枯竭。公家既然耗尽，不从百姓那里取，还能到哪里去取呢？这只是有利于百姓的名声，却没有利于百姓的实际，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宽恤民力，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人，而不在于设立法令。如果守令任用得人，那么即使想不宽缓民力，难道做得到吗？守令不是合适的人，却只徒然设立奇特的法令，恰恰只是用来扰害百姓罢了。自从设置这个官职以来，到现在已经多年，臣在民间访察，没有听说百姓的困弊比以前稍有减轻。那么现在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回答是：在于根据人的才干任用人才，并且让他们长期任职；在于培养财利的根源，缓慢地取用；在于削减浮泛冗余，节省开支。什么叫根据才干任用并长期任职？人的才干和作用，各有适宜的地方，即使有周公、孔子那样的才能，也不能遍做所有人的事情，何况才能低于他们的人呢？本来就应当发挥各人的长处来任用。如今朝廷用人却不是这样，只看他的出身和资历次序如何，不再询问他的才能能够胜任什么。因此在两禁中任职，就希望他成为严助、司马相如那样的文士；任用为将帅，就希望他成为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名将；主管州郡，就希望他成为龚遂、黄霸；治理京城，就希望他成为张敞、赵广汉；掌管财利，就希望他成为孔仅、桑弘羊。世上哪里会有这样样样都能的人呢？所以财用之所以匮乏，是因为朝廷没有选择专门通晓钱谷事务的人来主管。建国初年，三司使有时由诸卫将军、诸司使担任，判官则朝廷官员中通晓钱谷的人都可以担任，不必任用长于文辞的人。先朝把各路中长于文辞的人选入馆阁；通晓钱谷的人担任三司判官，通晓刑狱的人担任开封府推官、判官。三者职业不同，取舍也各异，彼此不相牵涉。然后君主按时召见，询问考察他们；通过任事来试验他们，长期任职来观察他们，核实真伪，辨别优劣，考核功效，然后决定升用或罢退。并不是凡是经历过这些职务的人都必须升用，也不能再行罢退。因此群臣各自发挥所长，万事就能交相办成。官员长期从事自己的职务，然后才能通晓；功业长期经营，然后才能成功。所以古代把官职世代相承，甚至作为氏姓。先朝陈恕主管三司十多年，直到今天谈到善于治理财赋的人，仍以陈恕为首。难道陈恕的才智特别不同于别人吗？大概只是因为他能够长久从事本职罢了。至于副使、判官中能够胜任事务的人，也没有屡次更换。因此先帝多次举行大礼，东封泰山、西祀西岳，广泛修建宫观，而财用仍有余裕，是因为用人专一，并且任用时间长久。近年来三司使、副使、判官，大多任用长于文辞的人，把这些职务当作升迁的资历途径，不再询问他们是否熟悉钱谷事务。那些长于文辞的人，固然也有熟悉钱谷的，但不能专心于此。于是便有把簿书当作烦琐而不去审理，把钱谷当作卑下而不去过问的人。又因为任官者进退迁徙，如同住在驿舍一样，有的人还没有完全认识属吏的面貌、了解各项职务所主管的事情，就已经离任了。臣近来任度支勾院判官，不过才两年，上自三司使，下至检法官，人员更换已经遍及各职。更严重的，有的职务竟然接连更换数人。即使有谨慎勤勉的人，早晚尽心治理职务，刚刚使人情稍微通达、纲纪大致建立，就又舍弃他而离开。何况那些懒惰的人，因循苟且，只顾私利和自身便利，完全不顾公家呢？这样却希望太仓有陈年的红腐粮食，水衡有钱串腐朽的钱，臣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所有官员没有不希望长期任职的，而钱谷之职尤其如此。为什么呢？耕种二十七年，之后才能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如今任官的人任职不满三年，怎么能取得耕种二十七年才有的成效呢？臣愚昧地认为，朝廷应当精选熟悉钱谷事务的朝官，不必追问他们最初凭什么得到进用；无论是进士、诸科，还是门荫出身，先让他们治理钱谷方面的小事，有功效就让他们权知、发遣三司判官的事务。到三年时考察他们，实际成效显著，然后才可以权知三司判官事；再过三年仍有实际成效，然后才可以正式担任三司判官。没有实际成效的，退回常调，不再任用。各路转运使，也不要再以路分相互压制，要让他们长期任职。有实际成效的，可以由权职升为正职，也可以由转运副使升为转运使。没有实际成效的，也退回常调，不再任用。每当三司副使出现空缺，就从三司判官和各路转运使中选取功效最显著的人补任；三司使出现空缺，也从副使中选任。三司使长期任职，能够使费用充裕、公私富足的，就增加他的官秩，使其待遇同两府相等，但不要改变他的职务。这样，将来财用丰足还是耗损，都同他本人有关，就不能推诿给别人，必定会致力于制定永久的规章。长于文辞的人，自有他们的升迁途径，不必让他们担任钱谷官吏，以免轻视他们。什么叫培养根源而缓慢取用？善于治理财用的人，培养财用产生的根源，收取其中的剩余，因此使用不尽，上下都富足。不善于治理财用的人则相反。农民、工匠、商贾，是财富产生的根源。农民尽力耕作，田地就能丰收，粮食便有剩余；工匠竭尽技巧，器物就坚固耐用，用品便有剩余；商贾使货物流通，有无相互交换，货物便有剩余。他们有了剩余，我再取用，即使取用很多，也不会使他们困苦。如今有关部门自以为善于理财，臣已经见过这样的人：让百姓受冻挨饿，却使官府积聚丰厚；把百姓挖掘得一无所有来换取自己的官禄，却不顾后人；搜刮麻麦，堆积得像山丘一样。

译还有那种爱惜一文钱，却耗费万金的人；不拿刀兵，却实际上进行劫夺的人；在簿书上玩弄奸巧，欺骗君上的人。若一定说要培养财富的来源，收取其剩余，听到的人反而会认为可笑。假如使耕种的人富足快乐，使懒惰游荡的人困苦，那么农民就会尽力耕作；坚固美好、便于使用的器物能够获利，虚浮伪劣、奢侈靡费的器物卖不出去，那么工匠就会尽尽技巧。公家的利益，应舍弃细小的，取得大的；把货物分散到近处，收取远方的利益，这样商贾就会流通。农、工、商、贾都乐于自己的职业，安享自己的财富，那么公家还有什么要求不能获得呢？农业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务，是古人所重视而今人所轻视的；不仅轻视它，还让农民首先陷入困苦。为什么这样说呢？农民身体劳苦，穿粗衣、吃粗粮，官府的各种赋税都出自他们，各种徭役也都归到他们身上。年成丰收时，他们低价出售粮食，以应付官府和民间的需求；年成灾荒时，他们流离失所、受冻挨饿，比众人先填入沟壑。这样却希望那些游手好闲、靠浮食为生的人转而沿着田亩耕作，实在困难。他们只是天生生活在乡村，不知道市井生活的快乐；如果一旦知道了，就会离开农田，再也不回来。所以按照今天天下百姓的情况估量，务农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而浮食的人常常有十分之七八。想让仓廪充实，怎么可能做到呢？臣愚昧地认为，凡是农民，除了租税以外，不应再让他们承担其他事务。衙前应当招募人来担任，并用优厚的待遇相互补充；如果仍然不足，就让坊郭上户承担。那些坊郭之民，押送纲运、掌管仓库，损耗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农民承担的损耗却常常有十分之八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轻捷谋利或憨厚愚钝的性情各不相同。其余较轻的劳役，则由农民承担；年成丰收时，官府实行平籴，使粮食有归宿；年成灾荒时，先按照户籍赈济农民，然后才轮到浮食者。百姓中如果有人能够自行耕种、积存很多粮食，不要把这些粮食列入家产数额。这样粮食价格就会提高，农民也会受到鼓励。各种工匠，是以时俗为取向的。时俗重视实用器物而轻视虚浮伪劣，工匠就会改变做法而顺从这种风气。时俗又以在上位者为取向；在上位者喜好朴素、厌恶奢侈，时俗就会改变而跟从。官府中的工匠，也应当选择合适的人来监督，以工艺精致为上，以华丽浮靡为下。器物要刻上工匠的姓名，认真考察其优劣，并据此惩罚或奖赏。只取器物的实用，不追求数量，那么器物没有不精良的。那些商贾只是把获利作为志向。如今县官屡屡用一时的计策改变法律、发布新令，丢弃信用而夺取商贾的利益。商贾没有利益，就会放弃本业而改做其他事情，县官怎么能阻止他们呢？茶盐事业被抛弃，税收耗损，都是这个原因。那么县官究竟能得到什么利益呢？善于治理财用的人不是这样：将要取用，就先给予；将要收敛，就先分散。因此按一天计算似乎不足，按一年计算却有余。这是白圭、猗顿都懂得的道理，难道国家选拔贤能来治理财用，运用智慧反而还不如白圭、猗顿吗？祸患在于国家任用他们不能长久，只要求眼前的成效而遗漏长远的谋划，所以才会如此。砍柴的人，只砍树枝条，保养树木的根本，柴薪就不会断绝；如果连树根也一起砍掉，得到的柴难道不会很多吗？只是以后没有接续了。这并不是难以明白的道理。然而有关部门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心里想：我任官没有多久就要升迁，如果不在眼前建立功效来显扬自己，只顾培养财源留给后人，让后人取得功劳，我又能凭借什么呢？这不只是有关部门的罪过，也是朝廷任用人的制度驱使他们这样做的。什么叫削减浮泛冗余、节省用度？太祖刚刚取得天下时，只有一百一十一州。江南、两浙、西川这些富饶的土地，都还属于其他地域；又承接五代荒乱之后，府库空竭，豪杰遍布海内，契丹在边境窥伺，战车每年出动，四方多有忧患。在那种时候，朝廷内要供给百官，外要供养军队，诛除僭伪势力，赏赐动辄数万，却从未听说财用像今天这样急迫不足。陛下承继祖宗的事业，全部拥有四百多州，天下已经统一。远方和边塞以外的富饶土地，贡赋接连不断；天下太平日久，百姓富足安定，本来财用应当比从前多出百倍。为什么却竭尽府库的积蓄，耗尽天下所有呢？天下无事时，还惶惶然专门救济经费不足；万一发生难以预料的灾患，又将拿什么来应付呢？以建国初年的狭小艰难来看，财用本应不足却反而有余；以今日疆域广大、天下安宁来看，财用本应有余却反而不足。陛下也曾认真思考过其中的原因吗？难道不是因为太祖所供养的都是有功有用之人，而陛下所供养的人未必全都有功有用吗？臣深切看到，陛下天性恭谨节俭，不喜奢侈靡费，宫室苑囿都因循祖宗旧有的，没有另行修造，有的破败荒芜也不加修治。饮食、衣服、器皿、帷帐，只求适合使用，不追求极其精美，有的即使粗劣破损也不更换。即使唐尧、虞舜用三尺土台、茅屋不修剪，大概也没有超过陛下的地方。然而左右侍从、宗室外戚和显贵大臣之家，他们的住宅园圃、服饰饮食、器物用品，往往搜尽天下珍奇，穷极一时鲜明华美，只随自己的欲望，不再有任何限度；以豪华互相夸耀，以俭陋互相讥笑，越来越厌弃旧物而喜爱新奇，月月不同、年年变化。因此费用不足时，请求永无满足，借贷也不以为耻；严重的甚至依凭诏令来发放府库财物，假托供奉来浪费县官物资，真假无法辨别，多少也无法计算。陛下圣明宽仁，不愿阻拒他们，又厌恶听闻别人的过错，不加以查问追究。至于颁赐外廷大臣，也都超过通常的数额，不遵循旧有规制。像先前皇女初生时分发包子一类的事情，费用多得无法计算。臣曾听年长的旧臣说，先朝公主在宫中的俸钱每月不过五千，其余后宫每月的供给大多也仿照这样；非规定时日从未轻易赏赐，即使有赏赐也不是很丰厚。臣私下听说近来的俸给、赏赐同先朝相比，何止多出几十倍。汉明帝说：‘我的儿子难道应该同先帝的儿子相等吗？’相等尚且不可以，何况又超过他们呢？因此祖宗的积蓄被赏赐耗尽，被浮泛的费用困竭。臣不能知道内情的详细数目，只从外部情形推测，十分之七八已经耗损了。内藏已经空虚，并且逐渐牵涉到左藏。府库，是聚集天下的财富来供养百姓的，不是用来供奉一个人的私欲的。祖宗设置内藏库，是为了准备饥荒、战争和非常时期的费用，不是为了供给陛下个人的奉养和赏赐。如今内藏库专由内臣掌管，不隶属于三司；它支出和收入的多少、积蓄的虚实、账簿的是非，有关部门都无法知道。如果全都用于奉养和赏赐而耗尽，一旦发生饥荒或战争，三司的经费本来就不能周全，内藏又没有可以依靠、从百姓那里征敛的储备，那么百姓已经困竭，岂不将狼狈不堪、无力支撑吗？

译这是臣日夜感到恐惧的事情。如今陛下有唐尧、虞舜那样的德行，却没有唐尧、虞舜那样的政治成效，过失在于不忍心惩罚而喜欢给予。不忍心惩罚，就不诛杀有罪的人；喜欢给予，就不等待有功劳的人。不诛杀有罪之人，奸邪就会欺骗蒙蔽而无所顾忌；不等待功劳便给予赏赐，贪婪谄媚、侥幸求取的人就会没有满足。治理之道不能上下通行，都是因为这个。过去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令把它收藏起来。侍从说：‘君主也太不仁了，不赏赐左右侍从，却把它收藏起来。’昭侯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爱每一次皱眉和微笑；皱眉有皱眉的原因，微笑有微笑的原因。如今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和微笑吗？我一定要等有功劳的人来赏赐。’一个小国的诸侯尚且能够如此谨慎赏赐，因此国家能够富强，何况拥有四海的君主不施行无功而侥幸得到的赏赐，堵住甜言和哀求的请托，那么实现唐尧、虞舜的政治又有多远呢？府库中的金帛，都是百姓的膏血，是州县官吏鞭打壮丁、使老弱受冻挨饿，一铢一寸聚集起来的。如今富饶大州一年积累的财物运到京师，恰好只够供陛下一次恩泽赏赐、贵臣一天饮宴的费用。陛下为什么唯独不忍心拒绝眼前的群臣，却忍心对天下百姓这样做呢？以陛下恭谨节俭的德行，可以比拟唐尧、虞舜；但百姓困穷的弊病，却同秦汉一样。秦汉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养一个人，陛下竭尽天下的力量来资助众人；用心虽然不同，使百姓受害却是一样的。这就是臣尤其忧惧不安的原因。又宫中是风俗的源头，贵近之臣是众人的榜样。因此宫中所崇尚的，外界一定会照样做；贵近之臣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仿效，这是自然的趋势。所以内自京师士大夫，外至远方之人，下至军中士卒、乡野农民，他们的服饰、饮食、器物用品同几十年前相比，都变得华丽奢靡而不实用。从前拥有的物品，如今人看见了都认为鄙陋而嘲笑。天地所产的财富有一定限度，但人口一天天增多，耕种的人渐渐减少，游手好闲的人日益增多，欲望没有止境，风俗一天天奢侈，想使财力不枯竭，能做到吗？又有府史、胥徒之类的人，居官没有廪禄，升进没有荣耀和希望，都把欺凌百姓作为生计。上自公府、省、寺，下至各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的官吏，凡是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等一丝一毫经手的事情，不送贿赂就不能办理。因此百姓家破产亡，并不只是县官的赋税徭役能够造成的，大半财产都耗尽在吏员之家了。这就是百姓之所以更加困苦的原因。近来国家政令又宽弛，百官职务废弛；上面的人简慢倨傲，不加省察，下面的人侵吞盗取，任意做奸邪牟利之事。因此凡是营造、买卖之类的事务，所耗费的财物是从前的十倍，而取得的功效利益却连一二分都没有。这就是国用尤其不足的原因。自古百官都有固定员额，而国家采用磨勘制度，任满年限便升迁，人数日增月益，再没有限制，所以一个官职竟达到数百人，俸禄只增加而不会减少。近年养兵只求数量多，不求精锐。军队多而不精，战斗力量少，衣粮费用却增加；衣粮费用增加，府库就耗损；府库耗损，赏赐就减少。因此财用不足，难道只是百姓贫困，士兵也贫困了。这些过失，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以上几件事，都是耗竭百姓财力的原因。陛下难道能够熟视无睹而不作任何改变吗？臣愚昧，伏愿陛下察看今日的弊病，考虑将来的忧患，深深自我抑制和节损，先从身边开始。凡宗室、外戚、后宫、内臣以及外廷大臣的俸给赏赐，都遵循祖宗旧规，不得再援用近年侥幸的成例。凡是超越通常身份和限度、妄自请求索取的，一律堵塞断绝，分毫也不许给。若有人不停地祈请，应当严加惩罚谴责，以警戒其他人。凡文思院、后苑作所制造奇巧珍玩的物品，其中不急需而无用的，一律停止节省。宫内从妃嫔到宗室外戚，下面到臣民百姓之家，胆敢拿奢侈华丽的物品互相炫耀、争相攀比，以及进献、馈赠以求取宠悦的，也应当明白地治罪，并把这些物品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焚毁。专门使用朴素的物品，以此率先示范天下，纠正风俗。然后选拔任用贤良，诛杀罢退贪婪残暴之人，保护奖赏公正正直者，消除奸邪蛀虫，澄清百官，选拔训练战士。不因无功而享禄，不因无用而耗食。这样长久实行而不懈怠，臣将看见御府的财物会腐朽到无处容纳储藏，太仓的粮食会堆满到无法覆盖收藏，农夫会把粮食丢弃在田地里，商贾会在道路上彼此谦让财货。与今天这样急急忙忙应付眼前的要求、战战兢兢忧虑将来的困乏相比，哪一种更好呢？粮食和财货，是天下最急迫的事务。如今困穷到这种地步，宰相却不以此为忧，或许是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职掌吧。臣希望陛下重新设置总计使这一官职，让宰相兼领。天下所有金帛钱谷，无论隶属于三司的，还是不隶属于三司的，如内藏库、奉宸库一类，都由总计使统领。小事由主管官员自行办理，大事则先同总计使谋议，然后施行。年终把收入和支出的数目上报总计使，由总计使按照收入来安排支出。如果收入少而支出多，总计使就考察其中的原因，寻找可以节省的费用，上奏后削减，必须使每年有百分之一的余财，用作储蓄，以防备意外。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转运使以及掌管内藏、奉宸等库的官员，都交给总计使考察其能否，核验功绩状况，然后上奏朝廷加以诛罚或赏赐。如果总计使长期试用仍无成效，就请求陛下罢免退回此人，另行设置人选。议论者一定会认为，宰相应当论说道理、治理国家、调和阴阳，不应当兼管钱谷事务；这是愚人不懂得治理体制的说法。从前舜任用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调节众多艰难事务，交换迁移有无，使土地平整、上天成就，九项功业都得到治理。周礼所说的冢宰，以九职、九赋、九式、九贡的制度治理财用。唐代制度让宰相兼领盐铁、度支、户部，建国初年也让宰相总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职。由此可见，钱谷事务从古至今都是宰相的职掌。如今翻译经典、润色文字，尚且让宰相兼领，难道食货这种国家的大政，反而能说不是宰相的事情吗？如果府库空竭，民间忧愁困苦，四方百姓流转离散、死亡殆尽，却还说我能够论说道理、治理国家、调和阴阳，这就不是臣这个愚臣所能理解的了。臣不胜狂妄愚昧，冒犯禁忌，惟愿陛下裁断明察。臣司马光冒死再拜上奏。

译仁宗时，刘敞论茶法的奏疏说：臣听说古人有言，利益不到百倍就不要改变法令，这是在说明创立事业的困难。从前朝廷改变茶法，确实只是想便利百姓、使国家财用丰足罢了。自从变法以来，从东南来的人都说它不便，只是因为元有诏令不允许人提出不同意见，所以一概闭口不言，没有人敢直言。其大意是：从前百姓采摘山茶，是官府给钱给他们；如今反而让他们向官府交钱，收取和缴纳之间，利害相差百倍。从前百姓违法贩茶，只是受到处罚；如今却把负担平均摊给百姓，赋税不能按时交纳，刑罚也会牵连他们，于是良民替违法者受罪，子子孙孙都看不到这种祸患何时停止。从前大商富贾替国家贩运贸易，州郡收取他们的税；如今大商富贾不再经营，税额就不能完成，而且国家用度也会缺乏。这三点是危害最大的。有人认为，如果茶法始终不改变，中等人家必然困苦，小民必然流离；如果因缘于逼迫驱使，百姓起来做盗贼，更不是国家的利益。臣愚昧，想请求重申诏令给有关部门，更加采纳民间舆论，暂且收回以前的诏令，充分讨论可行与不可行。如果朝廷能够明白地恢复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放弃对山林川泽末业的过度禁令，那么请求暂且放松茶利禁令，任凭百姓经营，不再追问。假如认为国家用度仍然繁多，茶利这一财源还不能全部取消，也应当选择其中的利弊，加以变通，使公家和私人两方面都得到好处。如果想增加利益反而造成损失，想求取财利反而造成祸害，臣恐怕东南六路几十州的百姓会因此困苦，那就不是所谓利益不到百倍便不改变法令了。臣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臣对时事昏暗，不足以讨论功利；但耳朵所听到的、心里所怀疑的，不敢不陈述。希望朝廷因臣的话而寻求有利于国家、惠及百姓的办法罢了。至于细微曲折的具体情况，臣也不能全部说尽。叶清臣请求在商州设置监来铸造大钱，以一枚抵十枚。承旨丁度上奏说：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钱，以及本朝钱法在轻重大小方面，最为适中。历代屡次改变钱法，制度即使精密，也不能满一年便又恢复改铸。议论者想完全依靠严刑峻法来革除私铸。过去汉代改革钱币，因私铸获死罪的有数十万人。唐代铸造乾元钱和重轮乾元钱，钱轻而物价贵，严刑也不能禁止。如今禁军戍守边境，每月发给一百钱，得到大钱只有十枚，既不能混用旧钱，又没有新钱流通，钱越轻，粮食和草料就越涨价。臣曾任湖州知州，那里百姓触犯茶禁，缴纳一千钱，立契代替鞭打脊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夺取的破衣服价值不过几百钱，而私铸大钱的利益却不止多出数倍。又有湖山深远隔绝之处，凶恶首领聚众呼啸，炉冶日益增多；平时就铸钱，紧急时便做盗贼，民间铜铅器物全都被拿去铸造大钱，这怎么禁止呢？英宗治平年间，王安石掌握政权，推行新法。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预先陈述新法的利弊。在迩英殿进读讲解到曹参接替萧何任事时，皇帝说：‘汉朝总是守着萧何制定的法令不变，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岂只是汉朝如此？假使三代的君主一直守着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延续到今天也可以。汉武帝取用高祖的约束，却纷纷改动，盗贼遍布天下一半。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汉朝的基业于是衰落。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不可改变。’吕惠卿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改变一次的，正月开始和暖，便在象魏公布法令就是这样；有五年改变一次的，天子巡守时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三十年改变一次的，刑罚随世道而有轻有重就是这样。’司马光说：‘吕惠卿这样说并不合乎这些事情的本意，只是用来影响朝廷罢了。’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在象魏公布法令，是公布旧有的法令。诸侯改变礼制、变换乐制，天子巡守时就诛罚他们，并不是天子自行改变。新建立的国家使用轻刑，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刑，这叫刑罚随时代有轻重，并不是改变法令。况且治理天下就好比居住屋舍，破损了便修理，不是大大毁坏，就不必重新建造。’公卿和侍从都在这里，愿陛下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如果没有才能而罢黜他可以，但不可以让执政大臣侵夺他的职掌。如今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宰相以道义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如果只使用条例，那就成了胥吏。如今又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什么？吕惠卿不能回答，便用别的话来诋毁司马光。神宗说：“我们只是讨论是非，何至于这样？”司马光说：“平民借钱还要支付利息，尚且能够逐渐侵蚀下户，何况县官督促追责的威势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百姓愿意借就给，不愿意借并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只知道借债的利益，不知道还债的祸害；不只是县官不强迫，富民也不会强迫。过去宋太宗平定河东，设立和籴法，当时每斗米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而和籴没有停止，于是成为河东世代的祸患。我恐怕后来的青苗法也会如此。”神宗说：“坐仓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起身。司马光说：“不妥。”吕惠卿说：“如果籴米一百万斛，就可以省去东南漕运，把省下的钱供应京师。”司马光说：“东南钱币荒缺而米粮极多，如今不籴米却转运钱，这是舍弃有余的东西而取用所缺的东西，农民和商人都会受害。”侍讲吴申起身说：“司马光的话是至理。” 英宗时，执政大臣以河朔旱灾造成损害、国家用度不足为由，请求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金帛。诏令学士们讨论，司马光与王珪、王安石一同入见。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这个意见可以听取。”王安石说：“常衮辞去堂馔，当时人认为常衮既然知道自己不能胜任，就应辞去官位，不应只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并不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之所以不足，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加倍搜刮百姓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能使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民间就在官府。那种设法夺取百姓财物的做法，其祸害反而比增加赋税更严重。这大概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下来，是为了显明其中的错误。”两人争论不止，英宗说：“我的意思和司马光相同，但姑且以不准许来答复他们。”

译当时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谢说：“陛下任用臣，大概是看中了臣狂直的性情，希望臣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只是用俸禄官位来荣耀臣，却不采纳臣的意见，这是把天官私授给不合适的人。臣若只是凭俸禄官位自我荣耀，却不能救济百姓的祸患，就是窃取名器来满足自身私利。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罢除制置条例司，追回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用臣，臣所受到的恩赐也已经很多了。”如今说青苗法祸害的人，不过认为使者扰动州县，成为眼前的祸患；而臣所忧虑的，却在十年以后，并不是今天。百姓的贫富，是由于勤劳懒惰不同；懒惰的人常常贫乏，所以必然要借助别人。如今出钱借给百姓并收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借，使者却把发放得多作为功劳，一概强行摊派；又怕有人拖欠，必然命令贫富互相作保。贫困的人无力偿还，就逃散到四方；富裕的人不能离开，必然被责令代偿几家的欠款。春天核算，秋天计算，债务辗转日益增加；贫民既然耗尽，富民也会变贫，十年以后，百姓将没有一个能够存活。又把常平钱粮全部发放出去，专门实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又到哪里取得钱粮呢？” 富室已经耗尽，常平仓也已经废弃，再加上战争，接着又遇到饥荒，百姓中羸弱的人必然弃尸沟壑，强壮的人必然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是事情必然发展的结果。右司谏傅尧俞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陛下亲自总揽政事，留心财用，多次因召见问答而探讨利害，由此可以看出圣明的心意深深忧劳。如今每年的收入不能满足支出，天下共同忧虑这一点已经很久了，本来就等待陛下加以救济；陛下把它作为首要事务并留意其中，是适宜的。虽然如此，如今弊病已经很深，不能突然改变，实在担心四方观望，谋求财利的人争相进用，丝毫没有得到益处，造成的扰乱却更多。为什么呢？臣自从任事以来，每天都听到更改弊政、发生变故的消息，但公私匮乏大致仍旧如此。难道不是救济的方法还没有恰当吗？臣虽然没有智谋可以为国家竭力，也有一些愚见，希望能稍有补益，惟愿陛下详细选择。依臣的意见，只希望陛下痛自节俭克制，亲自作天下表率，赏罚分明，以驾驭群臣；能够有益于政务而不伤害百姓的人，就宠信提拔来勉励勤劳；喜欢兴办事情却最终毫无补益的人，就严加惩治以杜绝纷纷更改。暂且采取安静安定的办法，休养百姓，然后清理经费的来源，厚实生计的根本。掌管钱粮的人，不要只按资历任用；有实际功绩的人，不要只按年资升迁。要知道横加赏赐是没有止境的，即使是近亲也不可随意给予；要防止小事积累成大患，即使一毫钱也……” 也不可虚耗，不要做无益之事来妨害农时。必须确实给付财物，以使商贩流通。严格管理仓库的禁令，使人爱惜并重视现有财物。郡县征收赋税，不要有损失而陷入常赋亏空。要严厉责成掌管财政的人，共同谋划长远，或许可以防止这些事情。至于事先防备而劳心费神，并不是帝王应做的事。如果在眼前没有成效，却让奸佞之徒窥伺，使谋求财利的人受宠、聚敛之臣进用，那么天下就危险了。臣所陈述的，起初似乎只是常谈；如果陛下能够加以省察记录，必定会有深远的益处。” 江东转运判官范纯仁请求降低江淮诸路盐价，奏说：“臣恭敬地看见，江淮诸路盐价太高，以致私贩盐的人获利更加丰厚。所制定的刑名又比盗贼的刑罚还重，而且不区分强夺和窃取；利益丰厚，就诱使百姓犯法，刑罚也无法禁止；刑罚太重，百姓就只想苟且免罪而竭力拒捕；不区分强夺和窃取，百姓知道所受惩罚相同，就会努力结成群党。因此贩盐的人往往成百上千地结群，州县的力量无法禁止。如果朝廷不另行制定法制，恐怕彼此煽动诱使，群党越来越盛，遇到凶年饥岁便会成为盗贼。伏望圣上慈悲指示：把江淮、南荆湖、福建等路官卖盐价，比照两浙的体例，逐斤减价出售。并命三司把私盐条贯重新删定，分为两等：持械或不持械而达到十人以上的，依照旧条施行；不持械且不足十人的，一律依照空手窃盗法，按赃物定罪。赃物价值各按当地盐价估定。这样，法制就公平统一，百姓也会逐渐知道禁令。”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理财 宋神宗熙宁初年，三司使田况献上关于内帑的策略，说：“君王以天下为官府、以四海为家，教化普遍施行，哪里不是王土？各种产业所生产的财物，都成为国家赋税。所以应当以最高的德行守护它，以最公正的态度推行它；国家共同调度的财物，都有一定的限度，国家经费之外，不应听说还有私下积藏。《周礼》说，内府接受九贡，以供国家大的使用；外府供给百物，以供国家小的使用。因此才有内府、外府的区别，并不是天子的私人收藏。如果任用聚敛之臣，图谋积蓄丰厚，即使节俭的君主因为吝惜用度而造成这种局面，对德政也没有益处。何况继承帝位的君主，凭借已有的富足，或许放纵奢侈而给后世留下祸患呢？唐明皇即位初年，锐意治理，亲自实行节俭的德行，推行深厚的教化。后世谈论治世的人，把开元年间比作贞观年间。到了晚年，他倚仗太平安宁，纵情奢侈享乐；权臣倚仗恩宠，用巧言媚上，说赋税所收归有司，用来供给国家用度；进献所得应当交给天子，用来供奉私人的宴饮。唐明皇听了很高兴，于是设置琼林、大盈两库。王鉷每年进献钱财百亿，都说不是出自租庸调，却实际侵夺百姓，厚厚地诱使盗贼。后来韦臯、李兼、杜亚、刘赞之流争相进奉，曲意求取恩宠。” 到了裴肃，甚至穷尽商贾贸易的利益来换取迁任观察使；严绶倾尽军府的资财来获得刑部郎中的官职。末世的风俗流弊于是发展到无法遏制。陆贽曾经为唐德宗详细陈述其中的过失，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而端正严明的论说。国家开拓疆土直到极北，向南建立的声威可与周、汉相比，舟车所能到达的地方都向中都供给物资；而掌管财利的机构搜求繁多广泛，甚至细微如一圭一撮也不放过，每年征求的数额成倍增加。加上祭社、庆贺生辰、升烟大祀、册封礼仪等典礼相继举行，礼仪制度不断修整，九州百姓无不尽力贡献，四海之内各以本职前来祭祀。从公赋中聚敛出来，输送到内帑；虽然不同于唐代各地进贡的物品，却也并非国家财政的剩余。过去军需不足，掌管财政的大臣请求从内帑发钱，称为借贷。掌管此事的人随即又追讨，远见之士都认为不对。况且君王对于货财，哪里有内外之分？国家拥有天下，哪里有公私之别？如果外府充足而内帑不足，君王和谁一起享有充足？如果私藏充足而公用不足，君王和谁一起享有充足？过去汉文帝在位时，施行利民的恩泽，减少徭役费用，百姓有余力，国家有积蓄。汉武帝得以凭借这些资财放纵嗜好和欲望，穷兵黩武；资财用尽之后，势头已经无法停止。” 于是桑弘羊、孔仅之流专门追求功绩，实行酒类专卖、算缗等政策；因市场交易获罪，盐铁政策导致刑罚严酷，实行“株送补郎”等办法，流弊延续千古。假如不是汉高祖、汉文帝的德政在前代广泛显著，汉昭帝、霍光在后世勤于休养生息，那么百姓因耗损而空虚，便很难重新聚集。汉灵帝时，广泛积蓄私人收藏，中上方聚敛各郡珍宝，中御府积存天下的丝织品。百姓困于繁重的调发，又要承担导行的费用，汉朝的基业从此衰败。汉朝尚且如此，何况陈、隋末世呢？由此可见，府库的积蓄不是供私人享用的，这一点十分明显。如今即使不能把积蓄全部拿出来交给有关机构，也应当根据丰年、凶年，救济疲弱困苦的百姓，去掉在收支方面的吝惜，使内外财物流通。等到百姓宽裕富足、国家大计充盈有余之后，再把余财收入别库，也不算过分。况且《易经·系辞》说，圣人的大宝是君位。天子不私下求取财物，这一点存在于《尚书》的法则中。既然把君位视为宝贵，其他事物就不值得过分珍视；如果把财物据为私有，还有什么不能据为私有的呢？由此说来，根本问题尤其重大。如果内心只舍弃眼前而谋求长远，那么无穷的福庆就会延及万代子孙。” 熙宁二年，判大名府韩琦请求罢除青苗法及诸路提举官，奏说：“根据转运司和常平广惠司的文牒，发放青苗钱时，每十户以上结成一保，必须由第三等以上有物力的人充任甲头；第五等户及客户借钱不得超过一贯五百文，第四等每户不得超过三贯钱，第三等每户不得超过六贯钱，第二等每户不得超过十贯钱，第一等每户不得超过十五贯钱。如果在所发钱数之外还有剩余，对第三等以上的户，交由本县根据其财力，在现今规定的钱数之外再增加发放。如果仍有剩余，坊郭人户确实有自己的房产可以作为抵押，愿意借官钱的，也要五家以上结成一保，依照乡村青苗法发钱；所借不得超过房产抵押价值的一半。各县不得躲避收发钱款的麻烦；如果各种人煽动摇惑人户，反而声称不愿领取，就命各县官吏用心向他们晓谕。如果不愿领取，就把结罪文状填写清楚，送入马递，递交本司，以便选派清廉强干的官员前往向人户晓谕。如果后来又愿意领取，那么本县有关人员必须另行处置；事情稍微严重的，必须把事由详细申奏。” 夏秋收成后应当缴纳所借钱款折合的斛斗；如果物价稍贵而愿意缴纳现钱，应当议定在市场价格上减去一定钱数，但比照原来所借价格，十分之中不得超过三分。假如一户借了一贯钱，缴纳现钱不得超过一贯三百文。臣深切认为，国家颁布号令、制定法制，必须使自己的话取信于人，并让百姓得到实际恩惠，这样四方听闻之后，谁会不欣喜服从？臣详细考察熙宁二年的诏书，宗旨在于优待百姓，不让兼并之家乘人之急索取加倍利息；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百姓，而官府并不能从中获利，正符合先王散发恩惠、兴利除害、抑制兼并的意思。如今却从乡村第一等户以下都规定借钱数额，第三等以上还允许增加，坊郭中有房产可以抵押的户，也依青苗法发放借钱。乡村上三等户及坊郭有房产的户，本来就是兼并之家，如今却都能多借钱；每借一千文令其缴纳一千三百文，这就是官府放债取息，和最初诏书抑制兼并、救济贫困的意旨完全相反，想让百姓信服是不可能的。又规定乡村每保必须有有物力的人作甲头，虽然说不得强行摊派，但上户既然有财力，必然不愿借；官府为了防止保内下户不能偿还，难道能免得把上户差作甲头，准备让其代为赔偿吗？又严厉责成各县，百姓不愿借就要结罪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