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五

译包拯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审官院差遣京朝官，仍沿用旧例，以到审官院的先后作为次序，从未比较辨别贤能与否，也不论次第和优劣，清浊混杂，流品不分，只按名次补授官缺而已，这很不符合委托重任给近臣、让他们审慎选择的本意。何况国家设置提漕、按察等职务，察考群吏清廉或贪秽的情况；其中政绩特别显著的，必定加以慰问荐举并称扬奉行；贪婪怯懦、不能治事的，必定加以体察、按问弹劾，分别说明善恶，全部上报朝廷。审官院把这些情况署名记入名册，作为劝善惩恶的根本；如今却不是这样。到拟定差遣时，只按年月日次序差遣授职，把从前官员升降的情况完全置之不顾，竟如同虚设，难道不可惜吗？况且百姓的性命系于长吏，如今郡守、县令很少能得到合适的人，盗贼不时发生，百姓深受困苦，天下遭受弊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怎能不慎重呢？臣请求今后审官院对于初次任职的京朝官，都命其核查考验：在任时有五名举主、没有私罪的，升为上等；有三名以下举主，或者没有举主以及有私罪的，列为次等；有私罪或被体量查问的，降为下等。凡是差遣授职，都以此作为定制。这样，进用的人知道受到勉励，退黜的人知道有所畏惧，表彰善人、区别恶人，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包拯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降敕，因枢密直学士、知益州蒋堂奏举前保州通判、秘书丞石待举不当，罚铜四十斤。考察案情，石待举残酷虐待屯兵，克扣廪食，众多凶恶之人互相煽动，固守城壁，杀害百姓和官吏，几乎酿成大祸。推究他的罪状，即使免于死刑也尚未足以抵偿责任，而保任他的人却只按轻典处罚，臣私下恐怕不足以警戒那些滥行荐举的人。由于河朔三路军民财赋事务繁重，长吏和僚佐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所以才下令让近臣共同承担保举的罪责。这说明国家慎重选拔任用人才，到了这样的程度。然而论荐人才的人不能体会朝廷寻求真正人才、准备应急任用的本意，只因平素交情，有的亲近偏爱而徇私，有的受权势显要逼迫，有的与贿赂相通，迫不得已而因此举荐，又哪里有空暇详细评论才器、比较政绩品行呢？以致一旦任用后为国家惹出事端，实在不可不深思。臣请求今后河北、陕西、河东各地的知州军、通判、兵马都监以下官员，仍依旧命两制以上的臣僚荐举曾经在三路任职、熟悉边事的京朝官和武职等人，确实精干合适后，才能依次选用。若提拔任用后稍不符合荐举状所言，也请连同举主一并治罪，重加施行朝廷典章。” 侍御史里行传尧俞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两制臣僚与御史台、审刑院、大理寺等处互相荐举各司属官，很是不便。臣不敢曲折详尽地陈述，长久烦扰圣听，只粗略列举一两件事，谨请陛下详加选择。近来御史缺员，过了一年半才得到韩缜；昨日吕诲出任御史台官，又应由学士院荐举官员补缺。到如今已经好几年，荐章还没有上报，大概是因为参与的人多，议论难以一致。一个士人，必须几个人都熟悉他的才行，因而拖延滞留，本来没有什么可怪的；但这样就使原来诏令规定的日期期限竟成了空文。去年舍人院荐举太常博士李球充任详议官，而审刑院请求选择曾经任过法官的人。随后双方飞递奏章争辩，最终不再荐举，在任用和退避之间，很是损害事体。况且各司长官，朝廷慎重选择，他们所承担的职责本来就不轻。至于选择属官，却唯独不依靠他们办理，臣私下认为并不妥当。臣请求今后各司僚属中凡应当荐举充任的，一概交由长吏自行荐举；如果荐举非其人，或者稍有涉及朋党偏私，就重罚举主，那么谁还敢不尽心呢？况且此事唐代宰相陆贽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倘若能够施行，实在深合公议。”宋庠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在崇政殿召集贤良制科和武举人考试，皇帝陛下亲自屈尊出驾，昼日长久仍留心办理，严设门禁、区别席位，考察他们的才略，确实可见圣心核验真伪、审慎进用英豪。” 然而臣认为，有司只是办理事务，却在奏请方面有所失误，如果只图方便简易，就违背旧有章法；这样的安排，很不符合陛下求取贤才的本意。臣恭敬地看到，贤良方正苏绅等人在应试当天，竟和武举人混杂坐在廊下；等到撰写文章、誊写试卷时，又都俯伏在毡席上，从早晨一直到午后，始终没有多余的食物，饥饿虚弱、劳累憔悴，全都表现在叹息之中；即使勉强写成文章，也可以说是轻薄了礼遇。何况武举人等才术浅薄、流品混杂，拉弓试射，与士卒没有区别；让天子制科的士人和他们同日比较才能，这又是深深损害国家体面的事情。臣私下为朝廷感到可惜。臣不敢再引用汉唐旧事来烦劳陛下阅览，只仰念先帝的旧例就在耳目所及之处，缙绅列位之臣，谁不知道呢？臣谨考察真宗皇帝五次考试贤良，都是亲自驾临便殿；举人应试，都在殿廊张设帷幕作为考场，垂帘、设置几案，太官赐给饭食、酒醪、茶和豆类食物，无不全部供应。圣人的心意认为，设置非常规的科目，是为了礼待非常之士；他们所咨询的是天人关系的大道理，所询问的是古今应当遵行的事理。若言论可以施行，上等足以调和阴阳、使人达到仁寿，下等也足以明辨利害、考察学术；既然对他们的要求如此重大，所设置的礼仪又怎么可以轻忽呢？” 这种礼仪应当顺理成章地如此，并不是苟且应付而已。臣恐怕有司从今以后对待士人的礼仪因循废弃，那么国家即使设置这一科，也必定没有奇异之才。为什么呢？士人有高才，必定有高尚节操；节操高尚而礼遇菲薄，他们将以此为耻而不来应试。前来应试的，都会是轻率浮躁、希求侥幸、把自身利益置于道义之前的人，只会助长偷巧竞争的风气，玷辱招延贤士的诏令。如果主事者认为人才不及古人，文章很少合乎程式，白白屈尊至尊，办理这种不急迫的事务；那么因此停止它也可以。或者如果珍惜这是历代盛王所重视的制度，而当世奇才并没有匮乏，那么先朝的旧礼难道可以废弃吗？谨希望陛下下诏给近臣，考核详究旧史，制定为固定格式，交付有关官司。今后每次考试这一科，都应具备陈列各项条件的文书，凡是供拟事项，都关报其主管机关。仍请武举或其他杂科不要与此科同日应试，这样或许能使同类相配，符合礼经；并且贯穿实行，以继承并发扬历代盛业。臣的狂妄言论，幸蒙圣明选择，或许能对宏大的治道有所补益。如蒙允准所陈，请下交中书省详议。臣冒犯天颜，实在惭愧恐惧、惶惶不安。苏舜钦上奏说：臣昨日恭敬地看到陛下发出德音，下达明诏，广泛招延天下博学多识之士，以此作为治理的根本。”

译诏令颁下的那天，有见识的人喧然相传，都说陛下是在扩充祖宗的基业、为亿万百姓带来福祉；担心自己的考虑还有不周、政令还有未能广泛施行之处，虽有众多硕辅充满朝廷、谏臣遍布朝堂，寻访前代君王的事迹，早晚讲论先朝的故事，仍然希望亲自听取民间意见，广泛采纳贤俊。此事不只是胸怀才学、具有器识之人的大幸，实在也是天下的大幸。臣私下看到，诏令分为四制，限定十一科：在京师各官司任职的人，可以应贤良体用科；潜居白屋的士人，可以出来参加沈沦高蹈科；州县判等科限定字数；武举制科兼考骑射。臣敢说，陛下的诏令体制是端正的，但纲目条文还不够完备，我冒昧提出管见，希望铺陈说明。贤良科始创于汉代，所以公孙丞相一类的人多穿着布衣应试策问，除去头巾而进入仕途。已经居官的人，天天接近皇帝的光辉，出入宫禁，心中的志向如果尚未表达，可以装入奏牍进言；政事有不安定之处，也可以推门请求召见。何况他们身上已有官服，奉有诏敕，已经成为朝廷官员，便钳口缄舌，很少肯谈论天下大事。只有那些身着韦带、居于绳枢的士人，因身份卑微而与朝廷礼制隔绝，奔走于尘土之间，从未在咫尺之内见到君主的面容；再加上宫门深重、相距数里，即使文章文采斑斓、笔势奔放充沛，又哪里能够传达到皇帝耳目之下呢？”},{ 假如想击鼓叩击御辇进谏，有司一定会以狂妄之罪治罪于他；况且他自身没有任何官位，却意气自得，面对国家政治上的缺失，确实也敢于直言。汉代兼采庶士的意见，正是对此深有考虑。下至李唐，又穿凿附会地援引前代旧例，说民间不知道帝王的动静，俗儒不讲朝廷的经常法度，于是专门让有官位的士人应试直言科。等到我朝炎统兴盛，不用兵戈便取得天下，太祖、太宗开拓树立基业，广泛颁布宏大的文诰，大大改变了污浊的风俗。真宗继承太祖、太宗二位皇帝之后，教化取法两汉，革除唐代弊病，恢复古代风尚，所以诏举贤良时，草野之士也没有被弃置。如今陛下的诏令与上述做法不同，这是第一处尚未达到的地方。其次，所谓高蹈丘园、沉沦草泽的人，臣也认为并未达到这个条件。难道没有听说帝王应当慎重对待器用与名位，不应追求虚名虚誉吗？况且隐逸之士不显露自己的见闻才学，如今陛下颁诏而把他们混同举荐，是想让他们自己显露见闻才学。若他们出来应赴陛下的诏令，就说明这些人并非真正沉沦；若他们出来求取陛下的考试，就说明这些人并非真正高蹈；这样一来，他们都已经显露并张扬才干，成为当时求见进用的人了。不仅失去了他们原有的操行，恐怕还会使人认为陛下只是设置虚名，并没有精心求取人才的意图。州县判等的意见也还没有得到折中。至于记录人的罪过和失误，关键在于浅显扼要，不过用几个字表明意思、用几句话写成文章。如今限定二百字，又把它束缚在对偶格式中，于是文章都荒诞无功，繁多广博却缺少要旨，不能施行使用，最终成为空话。至于武举制科考试，又兼考骑射，臣私下看诏令所说，既然先让他们陈述军机，随后又亲自面试，这正是陛下要选取将帅之才。却反而让他们张开一张弓，发射几支箭，这是陛下在考察一个人的武艺，选取能够匹敌一人的勇士。想要训练将帅之才，却只取一人骑射的技能，这与考查编钟、堵磬而想求得郑卫之音有什么不同？谨希望贤良科恢复两汉、真宗的制度，不以在职官员为限制，这样国家的得失才可以听到；对于沉沦高蹈之士，则命令各郡守、县宰查访、搜求他们的姓名并登记上奏，然后给他们传符和接续供给粮食，送到京城应试文科，那么那些积蓄声望、埋藏光彩的人就会很快来到。书判科应削减字数限制，让他们各尽其才来作答，这样文才见识的高下就全都可以看出来。武举人应当去掉骑射末技，只询问重大的军事机略，那么将帅之才就会成批出现。这样，陛下的诏令就不至于白白下达，天下人也没有异议，四项制度和十一科就都端正了。臣只是一个碌碌无能的人，哪里应当擅自陈述国家大事、上干天子的听闻和阅览呢？大概是因为陛下开通言路，堵塞避讳之门，采纳盲者的议论，接受愚臣的思虑，所以臣才剖肝沥胆、竭尽诚恳地把这些全部陈述出来。即使陛下因我冒犯君上而治我的罪，认为我的议论错误而责罚我，即便受膏油烹煎、斧钺加身、转尸沟壑，我也不会因此怨恨。谨希望陛下俯身察看。知制诰王珪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贡举制度在唐代最为兴盛，从贞观到开元，文章之学最为隆盛，参加考试的有一千多人，而录取的没有超过九十人。咸亨、上元年间，曾经增加录取人数，但也没有达到一百人。宋朝初年选取士人的科目，大体都沿袭唐制；到太平兴国年间，才大规模擢取贡士，此后逐渐扩大，再没有固定人数。因此近年以来，官吏冗滥，超过正常员额，这很不符合国家选取人才的本意。前次诏令礼部，规定进士各科奏报名次，都以四百人为定额，这实在是圣上想要革除仕进弊病、敦厚治理根本的考虑。臣愚昧地担心将来群士来到宫阙之下，一有煽动摇惑，议论者就会提出冲改。谨希望陛下以圣旨申令告诫有关官司，坚决遵守，作为定制。王珪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唐代取士的办法虽有多个科目，但当时士人选拔最盛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明经先问经义，随后考试，三场都通晓才算考中，大略与进士科相同。国家近来考试各科，既不考经义，也没有策试的形式，只要精通背诵和计算，就可以被举荐而考中，这难道是朝廷设置科目选取士人的本意吗？” 前次诏令礼部，命令各科在最后一场考试当天，就所学经书询问大义十道；九经、五经只询问大义。这实在是国家推广教化、希望士人都明白六经大法归旨的做法，本来就不只是专门考察记诵的功夫。臣已经把它写入条文，但担心议论者会认为仓促改变困难，仍想安于旧日弊病。谨希望朝廷预先告诫有关官司，永远遵守执行。

译王珪又上奏说：“臣收到御史台的牒文，奉诏讨论贡举和学校的制度。古代选取士人，没有不是在乡里接近考察、考核品行才艺，然后以宾礼荐举的，所以能够得到纯正明达、朴实茂盛的人才，都在朝廷授予爵位。如今天下虽然有学校，但士人多半被放散，不能完全得到土著士人。教授官又没有明确的训导科目和指示；每次诏令一下，京师就增加补充监生，数量多得数不清，使修身励行的人和不肖之徒纷纷一同趋进，将凭什么区别呢？请选置天下学官，停止京师增加补充监生，全部命令他们回到本贯。凡是荐送，等有关官司考定后，命长吏发布姓名，并参照品行实迹评定高下。平素没有操守的人，都可以斥退。如今计算三年设置一次科举，以大略考察群士，也应当间或命令各道访求品行高尚的人，希望远近都不遗漏人才。又，各科学生只专门学习诵读和计数，对时务没有补益，请从今以后新入学的人不得应考各科，一律令其学习明经，这样经过几次科举，就可以完全革除它的弊病。至于贡举以诗赋、策、论取人，大概自祖宗以来就是用来收揽天下豪俊的办法，臣不敢轻率议论。”知制诰范镇议论取士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取士的弊病，患在只凭文章而不凭品行，并非一日形成，而是形势所造成的。自从井田制度废弃，党、遂、州、乡教训士人的官职不再设置，士人平时没有受到培养，所以教化风俗不如古代纯厚。其间有时号称得到人才，但像汉、唐那样历时长久的朝代，虽然不完全依靠学校，大概也是根据才能授予职位，用事务来考验他，使贤能者、有才能者进用，愚昧不肖者退黜，这也就是古代的道理。尧在位时，皋陶、稷、契等人被进用，而那些静言庸违、抗拒命令、败坏族类的人被退黜，这就是根据才能授职、用事务考核。如今选取士人不经过学校，只凭文章而不凭品行；等到任用为官，又不根据职位考察才能，不以事务考核，只办理簿书和期限会计罢了，这是根本和末节全都失误。学校是士人的根本。庆历年间曾经兴办学校，但有贫穷不能入学的，有因父母年老不能入学的，甚至有父母请求而免于入学的；可见士人并不能全都经过学校。古代士人虽说从乡里选取，其实都出自学校。如今士人既不能全都经过学校，想要全面了解他们的品行，怎么做得到呢？贡举制度规定，不孝、不悌的人不得应举，荐举者还要受罚，这也是从根本上责求品行。然而每次诏令一下，应诏报名而起的人以数万计，不可能人人都认识，所以一定要用文章考核。如今的诗赋、论、策考试，就是这个道理。” 周代制度中，品行相同、才能相当的人，就用射礼来决定高下；所谓诗赋、论、策考试，难道不还是胜过射箭吗？所以凭文章取士不可废止，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如今天下并不是没有学校，而是没有好的老师，也没有用礼来对待士人。世人所谓糊名，对待盗跖那样的人可以；用对待盗跖的办法，却想求得颜回、闵子骞那样的人，能不被化为盗跖的，恐怕很少。可是议论者认为糊名不可废弃；糊名既不可废弃，却又想责求士人的品行义理，那就困难了！臣请求选择良师，在学校教育士人，以观察他们平素的表现；放宽糊名的禁令，用礼来对待他们，以培养他们的诚实，谨慎对待士人的初始。等到授官任用，就根据职位考察才能，用事务加以检验：在朝廷任职的，由朝廷推举；在州县任职的，由州县推举。推举其中最善的人，说：‘某人曾经办理某事，是有品行的人。’推举其中不善的人而使其退职，说：‘某人曾经办理某事，是无品行的人。’这样谨慎对待士人的最终表现。若能如此，根本和末节都得到兼顾，天下士人就会相率进入善道。至于诗赋、策、论，即使不更改也可以。”},{ 李淑侍奉于经筵，仁宗询问他进士考试中诗、赋、策论的先后次序，让他依据旧例回答。李淑回答说：“唐调露二年，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认为进士考试中的策问内容荒疏简略，请求用帖经来考察他们的学问，用杂文来考察他们的才华，从此便把这些作为常规。到永隆二年，进士考试考杂文两篇，通晓文章法式后才考策问。天宝十一年，进士先考一经，能够通晓经义；再考文章和赋，又能通晓；然后考策问五道，全部通晓者才取中。建中二年，赵赞请求考试以时务策五篇、箴一篇、论一篇、表一篇、赞一篇，来代替诗赋。太和三年，考试帖经，并略问经义大旨，选取精通者，然后再考议论各一篇。太和八年，礼部考试先考帖经、口义，然后考策问五道，其中经义问三道，时务问两道。此后制度不断变更，于是把诗赋作为第一场，论作为第二场，策作为第三场，帖经作为第四场。如今陛下想求得通晓治道的人才，而不把雕琢辞章看作可贵，这就取得了选士的实质。但是，考官按照各场试题分别考校，不能综合评定优劣；每一场便淘汰一批士人，能否中选大概几乎取决于幸运与否。希望约取旧制，先考策，再考论，然后考赋和诗，最后考帖经、墨义；并命有司把四场合并考试，综合评定优劣，不要因为一场的得失决定取舍。” 诏令有司讨论此事，并逐步施行了这些办法。蔡襄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隋唐以来以进士、明经两科选取士人，直到今天仍把它作为永久制度。进士虽然兼考诗赋、策论，实际上决定取舍的完全在诗赋。糊名、誊写试卷，本来是为了表示至公；但那些琐细零碎的条文，主管部门一概细致执行，便于考校。明经科每场都考经义，抄录经文节句和注释策问，按字数记诵，甚至有一个字旁边写着表示声、形、同类的三两个字；只要有一处相合，也算通晓经义。连字都尚且不认识经书和策问，又从哪里知道经义呢？选取士人的方法，竟到了这种地步。臣听说，拥有国家的人选取天下士人，是将要让他们治理百姓、经营国家罢了。所以敦促他们修养品行，是想用来表率风俗；考察他们的才能，是想用来成就政务。如今进士的诗赋、明经的帖义，对于治理百姓、经营国家的方法，完全没有关系。至于其中偶尔有才干高、节操异于常人的士人，即使有这样的人，有的也是做官以后才学习治国之道，并不是因为设置这两科考试才得到的。如今有一个善于射箭的人，若让他去驾车，这个人一定会认为自己不能胜任，世人也会说：‘他擅长的是射箭，却用驾车来要求他，是勉强别人做不熟悉的事，不可以。’可是用诗赋、帖义来选士，偶然符合科举要求的人，便在第一场考试时取中；让他面对百姓、谋划国家，这个人一定会认为自己能够胜任，世人也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这实在太令人诧异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有人说：‘选取士人关键在于得到人才，难道真取决于诗赋、策论吗？’皇甫鏄凭贤良方正科中选，却比一般人更加奸邪，难道不是专门考策问的结果吗？裴度凭进士科中第，而他的功德尤其显著，难道不是因为诗赋而得到的吗？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按照正确的方法选取他，却用错误的方法任用他，最后陷入奸邪，是他自己毁坏了自己；选取他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任用他也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却能建立功德、声名显著，是他自己立得住。难道可以因为有自我毁坏和自我树立的人，就损害长久的制度吗？三代的制度是乡里推举、里中选拔，专门选取有德有业的人。汉代察举孝廉，又加以策问，选士重在经术。隋唐以来，这些全都丧失了。制度实行已久，难以仓促更改。如今姑且就现有考试的科目加以裁定：把考策作为决定进士取舍的方法，把考经义大旨作为决定明经取舍的方法，或许还可以实行。第一，天下各州军都允许设立学校，选择乡里年长而有德、通晓经义的人，补任教授，讲说经书，教导勉励学生。不参加科举的人，三年后请求授予助教的名目，并且让他们讲说应举之人；应举者必须经过本州学校听讲，其日期限额以国子监新制定的条约为准。” 第一，请把三道策问作为一场考试；考校、验看取舍之外，再考一场论；又考校、验看取舍之外，再考一场诗赋，三场都考得好的列为优等；如果在策、论、诗、赋方面各有所长，就分别取用。策问仍请出三道：一道询问经义的异同，用来观察他的见识；一道询问古今制度的变革，用来观察他的学问；一道询问当代事务，用来观察他的才干。这只是大略。明经科只询问所学习经书的异同和经义大旨，所回答的义理只须符合注释和策问的大意，不必与文字完全相同。如果自己另有见解，那么除依照注释、策问解释之外，允许自行陈述，这样可以了解他的见识和思虑。若认为经科文人学习旧法已经很久，不能改革，便使取士更加艰难而轻视策问；应当对能够回答经义大旨的人多加优厚奖励，自然会有稍有智慧见识的人舍弃那一科而选择这一科。臣又上奏说：臣听说，人主选择宰辅，宰辅选择长官，长官选择僚佐，这是达到大治的要领，也是最简便的方法。周代任命太仆时说：‘慎重地选择你的属官。’汉代公府允许自行辟召属官；唐代陆贽任宰相时，奏请各司长官分别选择属吏，后来因诽谤而屡有变更，陆贽对此论述得很详细。又有高元裕任御史中丞时，上言说：‘御史台是纲纪所在，所属官员的选用应当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其中不称职的，臣请求罢黜他们。’ 监察御史杜宣猷、李瓌等人都被调出任府县职务，这些都是前代专门任用长官的明确证据。本朝各司、各省、各监的属官都不是由本官自行选任，只有御史台的职掌还没有不同于古制。如今御史台中的条制规定，如果台官不称职，也允许举发。近年台官因为宰辅避嫌，按惯例不能任命，多让两制官员共同荐举；又对资历、考核设置苛细限制，因此常常选不到合适的人，这大概是由于不放宽资历限制、不责成长官负责所造成的弊病。近来我看到御史中丞王拱辰奏请荐举杨纮等人充任台官，朝廷却因循固守旧规，下令让两制官员共同荐举。臣认为，朝廷既然任命拱辰为中丞，如果他确实没有才能，就应当另行选择有才的人任用；如果他的才能足以胜任，那么他所请求任用的属官完全可以委托给他，这并不过分。况且拱辰对于属官，请求罢去没有才干的，另行选择有才干的，这是尽心于朝廷、不回避众人怨恨的表现。如今御史席平已经出任润州官员，如果共同荐举的人又选得软弱懦怯、倾邪险诈之士，那么将怎样处置他们呢？因此臣认为，不如专门委任长官，放宽资历限制，这样责任就有归属了。臣请求御史台官属只由御史中丞荐举，放宽资历限制的格条；资历深的授予正式官衔，官位低的充任里行。如果能够称职，也只是官员守职的正常情况，不必过分升迁；如果有人不称职，就连同荐举他的人一起治罪；这样，朝廷便有了实行责任追究的办法，风宪机构也能得到真正合适的人才。知扬州刘敞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诏令更改贡举的条约，想让四方的策士都回到自己的乡里，使有司能够观察他们的品行、听取他们的言论，杜绝滥行进用的弊病。这确实是上承近古制度、下合当时需要的办法。然而臣仍认为，如果一定想让人们安居本土、人人都具有恒常之心，逐渐使他们归于仁，磨炼他们合于义，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那么不如开设庠序来收容培养他们，设置师生来教诲他们，以每月考核、按时考试来劝勉他们。教化确定、风俗形成以后，贤能与不肖就会立即显现，真才与伪才也不会混杂。如今州郡幸而都有学校，学校也都有学生，却最终苦于没有教师来教导他们。只让掾曹兼管这些事务，职掌既不专一，教育也不明确。自古以来主管儒学的官员不兼治民，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臣想请求：州郡有学校的地方，允许长吏各自奏请辟用一名教授，从前任判司、主簿、县尉中选择有文章品行、能够作为人师的人充任；仍然命令以四年为一任，和按常规考核升迁的官员一样计算资历、俸禄。这样，掾曹所管的学校就有固定教师，教育就有固定事务，士子也会争相自我勉励。这对于朝廷培养人才的意旨，确实没有违背。如今如果想让策士回归乡里，却不为他们设立学校，就无法收容培养他们；设立学校却不配置教师，就无法率领教导他们；配置教师却不建立课程格式和讲习的方法，就无法使教育取得成效。三者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却已经空虚，那么求学的人就不会归附；即使想分别贤能与不肖、振兴廉洁谦让、尊崇乡里的教化，也不可能做到。只希望陛下裁定准许。”刘敞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诏令各路经略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各自荐举政绩特别优异、可以任用的三个人，这确实是朝廷求贤、审察官员、广泛咨询、共同谋议的办法。但是臣愚昧地私下计算，认为这对于天下士人的待遇有多有少，似乎还不能均衡。如果不能均衡，就一定会有幸运与不幸的弊病。为什么这样说呢？陕西、河北都有三十多个州军，各有经略安抚官四五人，加上提刑、转运两司，共同荐举二十多人。如果所荐举的都是贤才，当然不能算少；假如贤才没有这么多，就必然要用没有大过错的中等、普通之士来凑数，那么也会有侥幸被荐举的人。京西、淮南也都有二十多个州军，却只有提刑、转运两司，所荐举的不过六人。如果二十多个州军确实贤才很少，当然不能算吝惜名额；如果贤才很多，却把人数限制在六人之内，那么也一定会有不幸而被遗漏的人。侥幸被荐举的人，朝廷无从知道其真实情况，只会相信他是贤才而任用他；

译不幸被遗漏的人，朝廷也无从知道其真实情况，只会相信他是不肖之人而弃置不用。这就是设置这种办法所产生的弊病。至于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官吏人数还不到淮南、两广、夔州路、利州路以及福建边远地区官吏人数的一半；其中有的因获罪谪往，有的由代理人员补充，编制人数常常不足，如今却也和内地一样实行这一办法，这些地方同样无法做到均衡。臣恐怕这样不能满足士大夫的期望，恭请陛下再加以详细审察，减少有余的名额，增加不足的名额，使普通人不至于有人因侥幸而进用，贤才不至于有人因不幸而被遗漏，那么对于治理国家的体制来说才是适宜的。” 敞又上奏说：“臣下认为，朝廷设置保荐法令，是想振拔被埋没困滞的人才，甄别录用有才而确实可靠的人。这是士大夫报答国恩最好的途径了。然而仍然担心有人闭塞视听、借机滥进，所以限定名额，并规定荐举者同罪；防范禁约已经很周详，责任要求也很重，不能再增加了。可是近来奏章送入，有的只是文字略不合格式，有的只是笔画偶有遗漏，这些对大义并无妨害，却都被退回，实在大大违背朝廷求取真实人才的本意，也不是士大夫荐举自己所了解之人的意思。臣认为，中外荐举状，除名额必须依照防范规定外，不能不说清荐举者同罪，这是立法时不可不谨慎的地方。其他即使有些小小差错，也应当允许收下，不必故意苛难。这样既足以扩大荐举人才的道路，也能杜绝凭借巧妙文辞谋求请托交易的弊病，大概可以使法禁简明而容易施行了。” 敞又上奏说：“臣下看到，今年制举中选的只有三人，其中还有人因为品行操守浅薄而被黜退。这并不是主管官吏考校不精，而是只听言论、不察行为，只玩味文章、不考察实际的弊病造成的。选举如果这样，难道能作为永久不变的法令吗？”臣前一年曾说：“州郡都设有学校，学校都有学生，只是担心没有专门主持讲授的教师。请令州郡自行征辟选取人员担任教授，仍以四次考核合为一任。”不久以后这一建议得到施行。臣认为，朝廷的大事，没有比选举人才更重要的。常常担心士人不能安居本乡本里，这样主管官吏便无法考察他们的品行实绩，因此只专门选取辞藻，贤能与不肖便混杂不分。以至廉耻操守败坏、浮华虚伪的风气形成，也都是从这条道路产生的。如今让州郡设学校，学校都有教师，教师都有考核试验的办法。平时就勉励学生学习、纠正他们的过失；到了贡士时，就考订他们的品行、衡量他们的言论。一个郡的士人，品性好坏、习尚邪正、才能多少，都可以预先看见并及早确定。这样把他们的姓名连同计偕文书上报，选举就精确了。人们知道先在自身修养善行，然后才能在乡里取得信任；在乡里取得信任，然后才能被朝廷听闻。” 这样，众人都会受到劝勉而努力行善。经过十二年以上、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教化形成、风俗安定，那么士人各自安居本土，彼此以义相互勉励，以节操相互推崇，还担心得不到贤士吗？如果真能这样，古代治理国家的风气大概可以恢复了。有些事情，说起来似乎迂远而道理却十分切近，做起来似乎见效很近而功效却十分长远，说的就是教化。伏望陛下查考臣前次奏章中的事理，特别赐予详细选择。” 知制诰胡宿上奏说：“臣等私下认为，《六经》传述先王之道，是教化的根本。旧制考核进士，只用诗赋和策论，虽然可以简拔才俊，但实际上很少有专门研究经学、以经学著名的人。各科士人虽然能够背诵章句，却又不通晓大义；施行于政事，又往往无所用处。这就是前后议论取士时，主管官吏常以此科为理由进言的原因。景祐年间制书中的条文，才开始命令礼部贡院规定，举人须通晓三经以上；进士及诸科考试落第以后，允许自行陈述曾在某处讲授某经，贡院另试经义十道，只取对圣贤义理的解释和回答，或者引用《诗经》《尚书》加以证明，不必完全具备注疏，以答通六道为合格；对于讲诵精通者，具列姓名上奏，请求派学官或由皇帝亲自复试，合格者只要回答经义大略通晓即可取录。这就是圣朝扶助进修经术，逐渐恢复两汉射策取士的举措。庆历六年，应诏应试的士人四人，合格者八人，其中进士、诸科各四人。皇祐元年，应诏者八十二人，合格者二人，其中进士五人，诸科二人。今年投递文书应试的进士七十七人、诸科五十人，共一百二十七人，比过去的数目多了一倍。这难道不是诏书开导劝勉所造成的，也是利禄诱导达到的结果吗？” 条制规定每科不得超过五人，经过两次复试，还必须经过淘汰，奖进人才的道路似乎还没有充分拓宽，恐怕求学者稍有懈怠，美好的事业就会中途停止。臣等希望陛下稍微增加录取人数，以此劝勉后来者。四方听说朝廷兼用这门科目取士，没有不纷纷向往的；如果潜心研究经术，那么文质彬彬的人才兼取于前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了。” 胡宿又上奏说：“臣听说汉代制度，刺史奉诏按条察访州郡，秩禄六百石，是很低的职位。把察访一部的责任交给他，正是因为秩禄低而无所顾忌，敢于刺举揭发。某年，开始设置刺史，分部统辖十三州；文臣武将中的名臣，都想把察访之任完全交给他们。如今的转运使，大体就是汉代刺史的职务。官员升降、善恶黜陟、兴利除害，没有不与他们相关的。国初任用这类官员，官位也轻，但选才却很慎重，其中外任转运使多有能干的名声。古人说：‘任用一代的人，治理一代的事务，不向异代借取人才。’如果说如今缺乏人才，就是诬蔑当代人才，只在于朝廷选择任用得怎样罢了。若想使天下转运使都能得到合适的人，莫如慎重选用省府推判官、提点刑狱。此三道职务，是取用人才的要害。近来却因夤缘用人而忽略这些职位，一概安置亲近厚待的官吏，或者借用仗恃横暴势力之家的人，所以外任转运使之职，有人凭资历升叙而进入。往年叶清臣任三司判官时，奏请罢免了几个无能者，当时舆论认为他做得对。如今才渐渐重新任用这种办法。天圣、景祐年间，多次下达诏敕荐举提点刑狱，也颇能得到合适的人。近年多用防范差遣的办法，诏敕上带有入选举的法格，却没有实行；又很少见到显著提拔循吏担任省府官职。” 陛下惠爱安抚百姓，振作精神治理政事，近来制定川广地区知州、通判、知县都必须选派的制度，是为了慎重对待远方，并体恤偏远地区的风俗。何况转运使、提点刑狱，是所属官吏的表率，负责宣扬明白风化，怎么可以不慎重选择呢？应当选用通晓民事、才干声望都很出众的人担任。如果考察荐举后称职，风绩显著，就可以增加秩禄再留任，或者调任事务繁剧的部门，使他长期任职，以发挥他的才能。那些任官积久、官秩很高而才能低下、平素声望并不显著的人，不可让他们担任这些职务，恐怕会败坏职事，也不符合陛下求得善治的本意。”

译胡宿任翰林学士时，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殿前马军、步军等帅臣，统领陛下爪牙般的军队，是陛下心腹的辅佐，负责宫省宿卫，拱卫护从皇帝。凡是任命这类职位，本来必定先出于圣意，然后征询大臣、参考公议，意见一致后才能授官。近来内外臣僚，多有荐举武臣统领军队的，这不是臣下可以轻易议论荐举的事情。汉宣帝时，丞相黄霸荐举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太尉，皇帝让尚书召黄霸说：‘乐陵侯史高是帷幄中的近臣，是朕亲自信任的人，你为什么越过职分来荐举他？’尚书令和丞相向黄霸表示，黄霸免冠谢罪；几天后才决定任黄霸为丞相，荐史高为太尉。按职事来说，这并不是过分荐举，却还受到这样的诘责，难道不是因为太尉是掌管军武的官吗？陆贾说过：‘将相和睦，权力就不会分散；权力不分散，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士人归附，国家就会安定。’由此说来，宿卫帅臣应当选用谨慎厚重、朴实忠诚的人，来统领禁军，不宜轻易任用荐举，以免收受私情。如果任用不称才的人，就会打开嫌隙、滋生事变；国家的利器，正应当慎重对待。” 尚书度支郎中金君卿上奏说：“臣不顾避忌诛罚，冒昧提出愚见，谨将贡举中切合时宜、明显易行的事项分条列出，共有三件。臣已在奏章中说明，伏望陛下俯察圣聪，加以裁择；早日凭睿断赐予施行。臣身份低微、言辞鄙陋，轻率冒犯圣听，惶恐俯伏等待治罪，战栗汗出、惶惧不安到了极点。” 第一件事，臣下看到皇祐二年明堂赦书中的条文规定：曾经在先朝参加省试而落第的贡举人，今后特别免除文解；如果省试不合格，另行具列姓名上奏。臣冒昧揣测圣心，大概是认为这些人曾经受到先帝乐育人才的教化，又怜悯他们长期困于科场，所以特别给予优待。臣私下观察，先朝举人大多已经年老，身体衰弱，有的平素没有产业，迫于资财费用，而天下州郡距离京师遥远，动辄就是数千里。对于贫困、疾病、衰老到了极点的人，突然要走数千里的路，劳苦也太过分了。至于前一年诏书下达后，先朝举人希望得到恩泽，听到消息便赶到京城的很多；当时朝廷没有另外的恩赐，只按例赐钱二千，让他们作为回乡的费用，又正值那年发生严重疫病，在路上有的生病、有的死亡，人数不少，实在令人怜悯悲伤。如今诏书再次下达，臣私下想来，其中有能力前往的十人中不过三四人；这三四人之中，劳累筋力、困苦于道路，不幸生病甚至死亡的，又可以预料，那么能够因此具名上奏的，十人中才有一二人罢了。伏惟陛下亲自祭祀明堂，使百姓懂得孝道，有生命的万物无不蒙受恩泽，所以人人鼓舞，歌唱赞美，庆幸遇到圣明盛世。对于先朝学校中的人，陛下预先施行优待体恤的恩意，实在异于常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千里〕 如今其中有些人力量不足、不能前往，唯独不能让恩泽流布、同样惠及他们自身，这些人实在值得怜悯。臣现在希望陛下施加慈恩，特别下诏天下州郡：先朝举人中有愿意赴省试的，听凭他们前往。其中有贫困、疾病、衰老而不能参加考试的，交给本州郡查验核实，取得解额后上报；只要不曾犯下真正的刑罪，就具列姓名上奏，请朝廷就地授予一名上佐之官，使他们度过余生。臣看这些人，才能器识虽然各有高下，但从束发入学直到老年，志向操守始终不变，这也可算是有意于为善。如今如果朝廷为他们早年的志愿恻然怜悯，使他们到了晚年最终蒙受恩命，稍微酬答其愿望，大概就不会辜负他们一生嗜好学习的志向；上可以扩大先帝乐育人才的教化，下可以彰显陛下优待老者、喜好善人的实际，又能使天下人明白求学的益处。” 第二件事，臣听说汉代的学者，都以专门研究经学来补任吏职，所以士人修治自身、从事政务，都不违背义理，当时所得到的人，大多是有道德学问之士。后世不能遵循这一做法，所以所进用的人，再没有像两汉那样盛多。国家沿用近代制度，采用词科取士；从前主管官吏命题发策，多不专门取自经典，往往杂取诸家小说。因此朝廷也担心出现这种情况，曾经颁布条约，规定必须从国子监的经史中出题。近年以来，竟然从注疏以及仅仅属于国子监版本的各种杂文字中割裂句读来作为题目。何况本朝文物逐渐兴盛，国学典籍的门类确实繁多，学者如果专心研究经书，就不足以应付科试；如果想把所有典籍都学习一遍，力量又有所不能达到。于是大家纷纷只致力于驰骋涉猎、割裂破碎文义，用来装饰辞章罢了。要寻求那种内可以修美自身、外可以谋划王道、裁断国政的人，实在很少。凡士人的出仕或退处、言语或沉默，很少能达到古人的境界，也都是由于不专心于经术造成的。臣现在请求重申敕令，告诫内外主司：凡考试进士诗赋，只能从《九经》正文中出题；策论则详细取自《三史》以及荀子、孟子、扬雄的著作，通用出题。” 这样实行以后，学者都会致力于深入研究经术，有道德学问的人才就会出现了。第三件事，臣私下看到，从前开封府和国子监两处应举的人，常常达到几千人。其中虽然有奇才异士，但大多也有托借学籍、冒用姓名、浮薄放纵的人混杂其中；有的纷扰礼部贡院，动辄喧哗争闹；有的轻率议论国体，妄自产生诽谤，是非混杂，玷污了士人的风气。朝廷近年也以此为忧，所以曾下诏设立奖赏条格，允许人告发，却只使狡诈之人借机作奸，兴起构陷的狱讼，严重损害体制，反而助长了浇薄风气。到了引试之时，士人汹涌喧噪，无法制止，甚至有殴打吏卒、血肉横飞的事情。何况京城这个天府、国学这个国庠，正是朝廷展示礼制、彰明教化的地方，却聚集了浮薄放纵之徒，弊害达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惊异。今年自从听说诏书下达，四方前往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臣恐怕前一年的弊害不能立即消除。臣私下推究士人之所以轻易离开州郡、乐意奔赴府学和国子监，大体是因为近年州郡所定的解额多不一致，加上开封府、国子监素来没有固定名额，比外地郡县稍宽，所以外郡解额少的地方竞相奔赴京师以及府学、国子监；举人保明品行的约束又不完备，因而造成冒名的弊害。臣现在按各郡应举人数计算，有十人取解一名的地方，有二十人乃至三十人以上取解一名的地方；何况每年人数多少并不固定，如果只限制在旧额之内，确实显得不均。”

译臣现在请求重申敕令：开封府、国子监以及天下州郡，一概都按人数比例取人；二十人中取解一名。这样不仅取士公平，也能使人人乐意在本乡参加乡举。开封府进士必须有在京户籍和纳税记录，确实有居住之处；不实者，论处违制之罪。即使已经离任、遇赦或现任官员为其担保，也不得免除原罪。今后衣冠子弟到太学求学，必须由本贯现任官员出具保明文牒，才允许入学参加类试，这样府学、国子监就没有虚假滥取的弊害了。” 英宗治平元年，参知政事欧阳修上奏说：“臣下看到，近来有臣僚上言，请求把南省考试的举人，按各路分别糊名，每十人取解一人等事。虽然已经奉圣旨交给两制详定，臣也有些愚见，应当一并陈述。臣私下认为，国家取士制度与前代相比，最可称为公正。因为历代圣明君主都留心此事，反复讲求而极尽周详，认为君王统治天下没有内外之别，天下本是一家，所以不问东西南北的人，把各路贡士全部聚集起来，混合为一体，只按才能选择。又糊名、誊录后进行考核，使主考官不知道考生来自何方、是谁家的子弟，不能在其中产生憎恶或喜爱、厚待或薄待。因此议论者说，国家科场制度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古法，却适合当今世道；它像造化一样无所偏私，像秤衡一样至为公正，是祖宗以来不可改变的制度。”《传》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章法。’又说：‘利益不能达到百倍，就不要变更法令。’如今言事之臣偶然看到一个方面，便议论更改制度，这正是臣区区想替陛下守护祖宗法制的原因。臣所说的‘偶然看到一个方面’，是指言事之人只看到每次科场中东南进士取中的多、西北进士取中的少，所以想改变法制，使西北进士多取一些。” 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天下广大，四方风俗各有不同，人性也各有长处和短处。东南风俗喜爱文章，所以进士多而经学之士少；西北人崇尚质朴，所以进士少而经学之士多。因此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之士，正是各因其才性所长，又各按人数多少取录。如今把进士和经学合在一起比较，人数其实是均等的；如果一定只论进士，多少自然不相等。这就是臣所说的偏见之一端，也是不可行的第一个理由。国家正以官员冗滥为忧，取士人数一定难以增加。若想多取西北人，就必须减少东南人的名额。如今东南州军中取得解额的进士达到二三千人的地方，只取解二三十人，是一百人取一人，已经是极力裁减压抑了。西北州军取得解额最多的地方，不过一百人，却能取解十多人，是十人取一人，和东南相比，已经给予十倍的宽待了。如果到了南省，又减少东南名额而增加西北名额，那么就是对已经被裁抑者再次裁抑，对已经被宽待者再次宽待，这就是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东南士人在一千人中取解十人，最初的选拔已经很精了，所以到南省考试时合格者多。” 西北士人的学业比不上东南士人，在发解时又受到十倍的优待宽放。大概是他们初次选拔已经过于宽滥，所以到了南省考试，不合格的人多。如今如果一概按十人取一人的比例，那么东南人合格却落第的会多，西北人不合格却得取的也会多。至于其他各路，道理不能一概齐同；如果偶然有一路合格人多，也要限定只能按十一人取一人而使其落第；如果偶然有一路合格人少，也必须凑足十一人的名额，于是该落第的被取中、该取中的反而落第，取舍颠倒，才能与否混淆，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况且朝廷比较才艺来取人，却使有才艺者委屈落第、无才艺者滥竽得取，不问是否错乱泛滥，只要求各路名额相等，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并且言事者本来想多取各路土著之人，若这一法令实行，寄应者就会争相前往；如今开封府寄应的弊害正可以验证这一点。这就是所谓法令一出台，奸弊便随之产生，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如今广南东、西两路的进士，按惯例几乎完全没有科举学业，各州只按照名额发解；那些人自己也知道没有才艺，只来参加一次省试就回去，希望取得摄官罢了。朝廷因为岭外烟瘴之地，北方人不适应，必须借助摄官，所以也允许他们这样做。” 如今如果一律按各路每十人取一人的办法，这就是错误而滥取，而且还不如西北，这就是不可行的第六个理由。这六点只是大概说说罢了。如果旧法一旦破坏，而新的议论必定施行，那么弊害和滥取就会随之产生，哪里数得清呢？所以臣认为，暂且遵守旧制，只务求选择人才，推行朝廷极为公正的原则，把四方一视同仁，只选择有才能的人，自然就没有话可说了；这才是当今可以施行的办法。若说士人的习气浮华，应当先考察品行，即使依照新议，也只能考察程试文章，怎么能保证一定取用品行真实的人呢？议论者又说，西北临近边境，士人需要加以笼络，这种说法很不正确。假使放纵无赖之徒不能造成祸患便罢了，如果能够造成祸患，那么哪里会没有这种人？前代造成贼乱的臣子，从东南起事的很多，大的如项羽、萧铣之类就是如此；至于黄巢、王仙芝一类，又都是在中原起兵作乱的人。无赖之人难道专出于西北吗？何况设置贡举，本来是用来等待选取才贤之士的；笼络无赖之人，应当另有办法，不在科场之中。只是事情久了不可能没有弊害，有些地方应当留意，但不必更改法制，只需振举整顿纲纪条文罢了。近年来，举人盛行夹带、排门、大声喧噪、免冠、闯入等行为，损害士人风气，伤害败坏善良之人；这是因为举人太多，君子小人混杂聚集，而主管部门力量不足以制止。” 虽然朝廷一向有禁约，条制也很严密，但上下因循，不再申明执行；唯独这件事是科场的大患，而言事者却偏偏没有提到。愿陛下下令主管部门议论革除这些弊害，这才是当今科场的祸患。臣忝居宰司副职，参与听闻国家政论，如果不能替陛下守护祖宗法制，而所说的话又不足以被君主采纳，那么厚着脸皮尸位素餐，难道还敢苟且偷安、长久居此职位吗？所以臣仍然强行进言，请陛下裁择。”

译治平三年，命宰执荐举馆职五人。在此以前，英宗对中书说：“水涝成为灾害，言事者说祸患在于不能进用贤人，这是为什么呢？”欧阳修回答说：“近年进贤的道路狭窄了。从前进入馆职有三条途径，如今其中两条已经堵塞。进士高科是一条，大臣荐举是一条，按差遣惯例授官是一条。往年五人以上都可以参加考试，第一名及第后不到十年便有做到辅相的。如今第一名要任职两次后才能考试，第二名以下又不再考试，这是高科之路堵塞了。从前大臣荐举后立即召来考试，如今只让他们登记在册等待有缺额时才考试，这是荐举之路堵塞了。剩下的只有按差遣惯例授官，而其中一半是年老、劳苦或患病的人，这就是臣所说的荐举之路狭窄。”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有了这道命令。英宗时，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臣下看到，国家隔一年开一次科场，下诏州郡，让他们在乡里荐举、在邻里选拔，再遣送到京师接受礼部复试。即使偏远地区的士人，也都能参与进取。然而天下各地发解的进士到了省部，通常不少于二千多人，南省取中的才达到二百人，而开封府、国子监锁厅预先奏名的，几乎占了一大半；各路州军取中的只有一百多人罢了。只有陕西、河东、河北、荆湖北、广南东西等路的州军举人，近年中第的有时一两人。臣私下认为，科举既然频繁举行，天下士人确实不容易奔走应试，而岭外尤其偏远，每次随计赴京往往要走五七千里，来回不下百余程；跋涉道路，冒犯风雪，到了京师，连扶持自己、免于困顿跌倒都来不及，却要和住在京畿、安逸从容的士人竞争才艺，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后来一旦落第，孤寒士人的仕进道路最为艰难，求取进用尚且困难，往往因此荒废学业。依臣愚见，这似乎很不公平。请求今后南省考试进士时，将开封府、国子监锁厅举人的试卷一并糊名；各道州府举人的试卷，则按各路分别糊名，委派封弥官在试卷上标明‘在京’或某一路的字样，加盖印章后送交考试官。” 南省放榜的合格进士，请在京师和各路之间按人数比例裁定取录，以求国家科第在京内外公平。如果准许臣的请求，伏望下令两制详定。以上谨将事情具陈如前；本院现在将簿籍查核，近年三次科场中：嘉祐三年，国子监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大约五人取中一人；开封府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大约六人取中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大约三十人取中一人；京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大约三十人取中一人；广南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大约三十二人取中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大约三十四人取中一人；广南西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一人。” 河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四十四人，没有一人及第。嘉祐五年，国子监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零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开封府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大约四人取中一人。京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大约三十人取中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大约三十四人取中一人。广南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大约四十二人取中一人。河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四十一人，陕西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二十四人，广南西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三十二人，三路都没有一人及第。嘉祐七年，国子监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大约四人取中一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人〕 开封府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三百零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大约五人取中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大约三十四人取中一人。陕西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大约六十二人取中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一人。广南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七十七人。广南西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二十八人，三路都没有一人及第。把在京及各路举人得失、取中人数多少相互比较，显然极不公平。这是因为朝廷每次科场所派试官，大多是两制、三馆的人，他们所崇尚的文风，便形成了风俗。在京举人追逐时尚，容易掌握文章体面，长期受到熏染，文采自然精工；让偏远孤陋之人与他们竞争，混在一起封弥考校长短，势力本来就不相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七人〕

译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其中一定有像我这样忠诚信实的人。’意思是，即使是偏僻鄙陋的地方，也一定有贤才，不能诬蔑说没有。因此古代选取士人，按照郡国户口多少作为比例，有时依据德行，有时依据才能，随着各人的长处分别取用。近至宗族姻亲，远至夷狄之地，无论大小，都不能遗漏。如今有的几路之中竟然一个及第者也没有，遗漏的人就太多了。国家任用人的法度是：不是进士及第者不能得到优美官职；不是擅长作赋、诗、策论者不能及第；而不是游学京师的人，又不能擅长作赋、诗、策论。因此，四方学士都抛弃背离乡里，离开双亲，在京师老去，不再回乡。其中也有自身负有过恶，或者隐瞒忧患、丧服，不敢在乡里取得解额的人，往往私下购买国子监文牒，在京师冒充户籍取得解额。自从隔年开科场以来，远方举人害怕来回奔走，只在京师寄名应试的，比以前更多。国家虽然重重设置科场禁令，甚至不许用纳钱赎罪的办法，但曾经犯禁的人却年年增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每次科场及第的进士，大多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的人；按照人的常情，谁肯舍弃这里而去选择那里呢？” 前面设置优美名声和丰厚利益作为进取仕途，用来诱使人向前求取；后面又用苛细法律和空文禁阻他们，这就像决开洪河的尾部，却捧着泥土去堵塞，势必不能奏效。《尚书》说：‘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就会宽广平坦。’国家设置贤能科来等待四方士人，怎么能让京师弄虚作假的人独自取得机会呢？如今柳材所请求办理的科场事务，如果依照施行，确实能使京内外公平，事理尤其恰当，可以使孤远之地的人有希望进身，也会使寄居京师的人各自考虑返回本土。反对者一定会说：‘国家近来设置封弥、誊录，以求极尽公正；各路举人之所以比在京举人及第少，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文艺疏拙，优劣相较，按理应当黜退。如今如果在封弥的试卷上标明在京或各路的字号，必定担心试官挟带私情，因而可以徇情取舍。’这完全不对。国家设置官职、分掌职事，是为了等待任用贤能；大的职任要求道德、器识，用来辅佐调和教化；其次要求明察、惠和，用来安抚州县；再次要求有方略、勇敢果断，用来抵御外敌；较小的职任则掌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难道可以只取文章才艺之人，想让他们充任百官、办理万事吗？既然如此，四方之人即使在文艺方面有所短处，而在其他方面的长处对国家公用有益的，也大多不少，怎么能一概抛弃斥退，使他们终身不能做官呢？” 凡是试官夹带私情，不过是偏袒自己的亲友、同乡和同党。如今即使标明各路字号，如果试官想偏袒亲友，那么一路的人聚在一处，他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亲友；如果想偏袒同乡，那么一路之中自有按分数取人的规定，难道敢偏向本路，多取一个人吗？这样说来，即使标明各路字号，试官也没有容纳私情的地方。现在请求依照柳材所请求的办法，今后南省考试按上述办法裁定取人。如果朝廷仍认为有嫌疑，就请求让封弥官把国子监、开封府及十八路临时各取一个字作为偏旁立号。假如国子监一律用‘乾’字，开封府一律用‘坤’字，京东路一律用‘离’字，京西路一律用‘坎’字作为偏旁，其余各路也依此办理。委托知贡举官分别按字号考校文章义理的优劣，各随其长短，每十人取一人奏名；不足十人的，六人以上也取一人，五人以下不再取人。亲戚举人参加别试的，因为人数太少，不再另立字号，只依旧条一同封弥，按分数取人。符合奏名条件的人，不再计入南省奏名人数之内。如果准许所奏，请下达指挥到贡院遵守施行。”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听说，达到善治的根本，在于得到贤才。天下极其广大，群臣极其众多，君主不可能全部了解，必定要依靠荐举。如果荐举不得真实人才，邪佞巧诈之人就会一同进用，官职也会被耗废。因此设置荐举者连坐的法令来惩罚，这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原则。臣下看到，近来下达的诏书命令内外臣僚，在文资官中不论职位高低，荐举品行一向显著、政绩特别优异、可以准备升擢任用的人；又在诸司使以下直到三班使臣中，荐举能够充任将领以及行阵任使的人。这是前代的良法，也是当今的急务。臣起初听说时，不胜欣喜。后来议论者都说，几年前也曾有这样的诏书，所荐举的人很多，却没有听说朝廷曾经有所升擢。如今这大概也只是沿袭旧例、装饰虚名罢了，并不是真正求取贤才。如果果真如此，实在有什么益处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把这次臣僚所荐举的人，按照各人的资历次序分别置于簿册，编列姓名，留在禁中；副本下发中书、枢密院。今后遇到文臣转运使、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知大藩府，以及武臣总管、钤辖、路分都监、知州军等职位有空缺，除任用旧有资历次序的人外，凡属于升任上述差遣的，都请求从本次荐举官员簿册中资历次等的人里，由陛下亲自选择，确定一人。” 那些人，都请求从本次荐举官员簿册中资历次等的人里，由陛下亲自选择、确定一人。不属于本次荐举的人，不得差遣充任上述职务。升任以后，如果将来职事败坏、出现缺失，不如被荐举者的情况，或者犯下赃罪、私罪，荐举他的主官都应当依法处置。即使现任两府大臣，也请求不要按照恩例特别免除。凡是荐举官员不当，依法应当降官或降差遣的，在不满三年以前，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得牵连恢复原职。这样一来，群臣没有谁敢不出于公心选择人才，天下贤才就都可以得到任用和驱使了。”

译司马光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国家旧制规定，资荫出身的人初次授予差遣，都令审官院、流内铨考试省格，试诗或赋或论一首，或者试五经墨义十道，任凭各人选择。其中赋、论、墨义徒有名目，没有人愿意应试，大多都请求试诗。其间甚至有人请别人代作，真伪难以辨别。即使本人能够作诗，辞采高妙，用到治理百姓方面也没有什么用处，不能凭此就决定其政绩优劣。臣请求今后凡资荫出身者初次授予差遣，一律交审官院、流内铨考试《孝经》《论语》大义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再当面询问其所答经义，使他们口头讲说。经义精通者，特别列为一等，并将所试大义的卷子保明后上奏。京官给予减少一任的优待，监当选人一律给予家便差遣；本来应当得到家便差遣的，给予先次安排。经义稍微通晓者，依照通常调任；不通晓者，暂且让其修习学业，等满一年以后再考试。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出任地方官。年过四十的人，则听凭依照旧制，只写家状、读律。这样一来，公卿大夫的子弟都会向学而知晓道理，也近似于先王教育胄子的办法了。” 孙洙上奏防务时说：“三代以后，选举人才的办法为什么这样纷繁复杂呢？一种制度开始时得到的东西，最终必然会失去。所以，孝廉制度开始时取得成效，是因为人们都致力于修养根本品行；到了后来失效，是因为按户口计数而错误地举荐。辟署制度开始时取得成效，是因为人们乐于自行修养；到了后来失效，是因为相互奔竞，逐渐成为风气。限年制度开始时取得成效，是因为注重培养德行、才器；到了后来失效，是因为年少有成就反而不受重视。九品制度开始时取得成效，是因为各家举荐人才，人才得以兴起；到了后来失效，是因为任用取舍全掌握在吏员手中。清议制度开始时取得成效，是因为名声与实际相互推重；到了后来失效，是因为浮华虚伪之风彼此排斥正直。铨选制度开始时取得成效，是因为权力不向外假借；到了后来失效，是因为美好与丑恶之人混杂在一起。因此，孝廉制度的弊病在于错谬，辟举制度的弊病在于诡诈，限年制度的弊病在于一概而论，九品制度的弊病在于徇私，清议制度的弊病在于虚伪，铨选制度的弊病在于混杂。这六种制度，都足以挽救一时的弊病，却不足以贯通并施行于百世。所以，它们在开始和最终阶段各自都有所得与所失。如今，开始和最终都一概失效的，难道是国家关于资格的制度吗？臣请求陈说它的弊病。如今，埋没在下层的贤能之才，是被资格制度阻隔了；官府中荒废的职事，是被资格制度牵制了；士人中少有廉耻的，是因为争逐资格；百姓困于暴虐的政令，是因为具备暴吏资格的人太多了【“▯吏资格”原文疑有讹误】。” 万事之所以[字疑]，百官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败崩溃却无人救治，都是资格制度造成的。上天生育大贤大德之人，并不是为了偏私厚待他们，而是要让他们辅佐治理百姓；人有大才大智，也不是为了独自享乐自身，而是要用来振救百姓的困穷。如今小人多年积累资历便取得显贵官职，君子却局促不安地困守卑位；贤者在上面受不肖者压制，愚者在下面役使有才智的人；爵位不考察德行，俸禄不授予有才之人。所以说，贤能之才埋没在下位，是被资格制度阻隔了。才干足以胜任职位，却因拘泥于年限而受阻；能力不足以匹配职位，却靠增加资历、累积考核等级而得到。所得职位不是所求的，所求的职位又不是所能任的；职位不衡量才干，功劳不考察实际，所以说，官员的职责废弛，是被资格制度牵制了。如今那些计算年资、争论年劳的人，日夜相互争斗；主管官署只要越过一名、差过一级，众人便提起衣襟群起争辩申诉。更严重的，有人甚至怀揣黄敕，放在丞相面前。那些行为义正、远离市井逐利的人，不过是没有防备罢了。所以说，士人少廉耻，是因为争逐资格。有人一来便[字疑]治理一个县邑，任期刚满，又离去虐待一个州。除非因贪赃败露直到死也不罢黜，凶暴的官吏便磨利獠牙，吞食百姓；贤者郁郁而死于山岩洞穴之中，百姓也不能爱护自己的父母。因此说，百姓困于暴虐政令和[字疑]官吏，是因为靠资格取得官位的人太多。资格法起于后魏的崔亮，后来又由唐代的裴光庭恢复实行。这两个人在当时本来就因之获罪，未待后世便已受到讥责。然而当时实行这种制度，不过几十年，后来得到称职之人的纠正和改革，所以祸害不大。如今资格制度的弊病蔓延弥漫、根深蒂固，接踵成为常法，而且将要世世代代遵行。过去的人不知道它错，后来的人也不知道纠正，所以万事积弊，百官废弛，法制颓败崩溃，却没有人救治。虽然如此，它也不是没有小利、小便之处。得到好处的是愚蠢而被废弃、停滞的人；得到便利的是年老而庸碌昏昧的人。但对于天下国家来说，却是大损失、大祸害。然而掌管选部的人，也认为这种办法简便而容易遵守。百种品级、千群官员，不再铨选考察人物，而只综合核验功劳实绩；一个官吏站在前面，查对簿册、呼叫姓名，便把职位授给他。坐在朝廷中的人，也认为这种办法扼要而容易实行。大官大职按名册和姓氏排列，依差次、年日接连升迁。上下相互蒙混，贤能之才离去得越来越远，实在令人长叹。当前的急务，确实应当大力废除弊法，简拔异才；爵位以功劳决定先后，任用以才干排列次序，不要因为积累勤劳、累积年劳便给予高等叙用，也不要因为资历深、考核久便优先选用。把聪明和愚笨区别开来，辨别善恶；若陈述在前而万事仍不能治理、众多功业仍不能兴盛，我还从未听说过这种道理。知通进银台司韩维上奏说：“臣私下思考，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不把守令看作当务之急的，这确实是治国要务。县令如今已经有人荐举了，唯独知州只按资历次序补授，完全没有选拔任用的办法。一旦任非其人，数万聚居的百姓便要承受他的弊害，实在令人痛心。伏望圣上慈悲，特诏各路转运使、提刑，除藩镇及由堂选任命的知州外，凡长期积累奸弊、号称难以治理，以及屡遭灾害、盗贼多次发生的地方，全部上报朝廷。朝廷慎重选择有见识、向公的臣僚，荐举有才能、能够治理百姓的人，前往治理这些地方。等到察见确有政绩，便根据政绩大小升入堂选州郡，或擢升到省、府及监司任职。其间增加俸秩、赐金、颁诏褒奖劝勉等办法，由朝廷临事裁处。所希望的是，使中等平庸、按常规调任的人知道有自我奋发的道路，各自更加努力，疲敝困顿的风俗也逐渐受到圣恩的沾润。”

译御史中丞贾黯说：“如今京朝官直到卿监，共有二千八百多员；而吏部奏举、经过磨勘、尚未引见的选人，达到二百五十多人。姑且拿先朝的事情来比较：天圣年间，法令还简略，选人经过四次考核便改官，各路使者荐举部吏也没有限定人数；在京台阁官和常参官中，曾任知州、通判的，即使不是部吏，也都可以荐举。当时经过磨勘改官的，每年才几十人。后来资历考核增加，知州荐举吏员又按属邑多少裁定人数，常参官也不许荐举士人。条文规定逐渐繁密，而改官的人本来已经很多了；但是引对时仍没有需要等待次序的人。皇祐年间，才开始限制监司奏举的数目，制度更加严密，而磨勘后等待次序的人已经不少于六七十人。皇祐到现在才十年，人数却多到过去的三倍。这是为什么？问题正出在荐举官员每年限定名额，只求把数目填满而已。比如郡守每年获准荐举五人，年终若未满这个数，人人都认为遗漏了本应被荐举的人；荐举者为避免诽谤、害怕讥议，想停止却不敢，这就是人数增多而真正有才、真正廉洁的人也免不了被无能之辈混杂其中的原因。” 应当明白诏令天下：有合适的人就荐举，不必一定填满限定的数目。”天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撰 选举 宋神宗熙宁元年，右正言孙觉上奏说：“臣私下看见，朝廷设置科目来选取天下士人；所谓进士、明经，不过是因袭隋、唐、五代的弊病，实行了一百多年，法令越严密，得到的人才却越少。其间虽然有功勋卓著的臣子，建立功业，谋略杰出，名载史册，但必定都是不因循流俗、能够自我奋发，从昏暗污浊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人，大多不是靠科举考试的方法得到的。臣认为，天下人才的产生，并不是古今有厚薄之别，关键在于居上位者怎样驱策他们。如今确实有道德高尚的俊才、善于经邦治国的人，如果不通过科举，就没有办法进入朝廷做官；这等于使天下人都沉没在雕虫篆刻的技艺中，抛弃章句、括帖之学。古人年少时学习，壮年时实行；如今学习不是为了出仕，做官又不用平日所学，天下人才日益减少，士人却常常不够任用，难道不是由此造成的吗？祖宗时期，这套制度多次改变，但当时议论者也多半按照自己的私意来附会当时的需要，所以制度虽然更改，弊病仍然存在。臣私下估计，明年春天应当下诏选士；凭陛下的聪明睿智，正要在当世大有作为，如果选士制度不早作更定，就不足以完全得到天下人才；不能完全得到天下人才，就不足以更新天下的教化。” 臣谨慎地逐条列出选取士人的弊病，以及应当改定的事项，详细排列如下。” 一，文章对于国家来说，本来已经是末务；诗赋又是文章中的末务。如今却拘泥于声调气势的逆顺、音韵的高低，讲究配合缀连，甚至超过了俳优的辞语。近年以来，朝廷致力于用经术和才识收罗天下士人，主管官署往往暗中考察议论来决定去留，并不专凭诗赋。学者也多治经、好古、修身、谨行，至于诗赋，大多不如从前精通。臣认为，世人共同废弃的东西，圣人也不能强使它兴盛。如今上下都厌弃它，人人知道它没有用处，朝廷因而废除它，使天下学者学习有用的东西，做官的人运用自己曾经学习的内容，难道不是好事吗？愿下诏群臣讲求应当考试的内容，以此替代废除诗赋的办法。一，学究诸科大多不通晓经义，却把背诵记忆当作本领。记诵不行，便有人专门从事节略抄录，以至割裂句读、错乱文辞，实在可怜可笑。仁宗担忧这种情形，才设置明经科，想用它改变学究诸科的习气。如今西北各州很愿意学习明经。然而变法初期，法令过于严密，大多不是中等资质的人所能勉强达到的。过去曾设置说书一科，也有许多通晓经学的人。臣希望重新斟酌明经新法，稍微依照说书科的制度；各州解送和登第人数，也从诸科名额中减出相应数目来安置。这样人数不增加于旧制，而学究诸科也会学习通晓经术。一，国家从天下选取士人，专用进士、明经等几个科目。然而东南地区的进士和西北地区的诸科，人数大致相当。至于边境州郡，有的过了十几年，仍没有一人被选取。虽然这也由于他们的学业不精，无法符合主管官署的标准，但人情不可能没有希望。选士的本意在于务求得到人才，臣希望朝廷另设科目和资格，或者由边臣保任荐举，如汉代六郡良家子弟那样，专门选取边州有才干、武艺和防务谋略的人。所取人数，就用来充当各州进士、明经、学究的名额。一，进士、明经诸科过去各以三百人为名额，治平年间又增加五十人；三年一次取士，共六百五十人，也不能说少了，但仍不足以完全得到天下士人，为什么呢？因为取士的途径太狭窄。士人如果确实可以任用，又何必一定是进士、明经出身呢？臣希望把治平年间新增加的五十个名额规定为：每逢下诏取士时，允许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通判荐举文行特别优异、精通经术和政事，或者有军事谋略、才能谋略的人，如同过去荐举遗逸一样；并允许两制、侍从官不论在内在外，各自荐举一人。若两人所荐的士人中确有合适者，另行按照考试资格考试，录取满五十人即止。所荐不是其人的，如果已经做官而犯法，依法律处理，也借此考察臣下荐举贤能的能力。一，朝廷自庆历以来诏令天下设立学校，郡县往往都有学舍，以及官田、房廊等收益。京师也从国子监划出一半作为太学，太学生常有几百人；州学学舍较多的，也有达到百人的。学校兴盛，已经可以和汉、唐相比了。然而国家还没有通过学校选士的办法，臣希望诏令天下州郡守臣，到任一年以上的，可以荐举所学、才干、品行尤其优异的人，升入太学；没有这样的人就空缺。入学后由官府供给廪食，再根据日月长期详细观察并多次考试。每年由国子监判监到直讲共同荐举十人，朝廷再加以复试，然后按照复试所得人数充任进士名额。公卿大夫的子弟以及原来已经在学的生员，请另行制定入学办法。以上是臣请求改定取士制度的五条，都是广泛采纳众议，认为有益于天下而且比旧有制度便利的办法。其中后三条，稍微采用保任荐举的办法，荐举选取才干谋略、文章品行之士，以拓宽朝廷搜求选择人才的道路。这与科场中泛泛收取荐举的人相比，利弊完全不同。然而臣不敢擅自完整制定科目规则，伏望圣上慈悲，下诏两制、杂学士、待制以上官员、台谏官、三馆秘阁臣僚，广泛加以讨论，一定会有可以实行的良法。若有意见不同，允许另写奏状；朝廷选取其中最优者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