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五

译比如刘湜从江宁府调任广州知州，广州是烟瘴严重、最为艰难的地方，刘湜奉命远行，待制的职名却仍然保留。等到向傅式从南京调任江宁府知府，既是优厚安便的近处任职，却转任傅式为龙图阁直学士。又如吴充审问真卿揭发礼院礼生代人署写文书等事，其他官吏只需赎金免除刑罚，吴充审问真卿却一并降到军垒。这是执中乖谬暴戾、应当罢免的第二项。臣曾说执中援引奸邪佞人：朝廷内外委任官职，应当选择贤才，馆阁清要之官岂能容纳奸巧之人？但执中树立私恩、结党营私，不顾公议。比如崔峄越级授为给事中，调任郑州知州，郑州任所不久便被罢去，但给事中的职位却没有夺回。因此如今崔峄审理执中的案件，犹豫迁延，中途停止，以报答私恩。又执中曾把宠妾寄居在周豫家中，而周豫奸诈谄媚，受到执中赏识，于是执中举荐周豫召试馆职。这是执中结党依附、应当罢免的第三项。臣曾说执中招引卜者巫祝：宰辅的事业，靠圣明君主倚重辅助，应当为国家广泛招纳贤能善良之人。但执中的门下从未礼待一个俊杰、尊重一个才能之士，与他交谈的只是苗达、刘抃、刘希叟之流，与他同坐的只是普元、李宁、程惟象等人。他身处台鼎这样的宰辅重位，却观测灾变、极力占卜吉凶，究竟想要做什么？这是众人共同惊骇的事情。执中偏邪乖僻，应当罢免的第四项。臣曾说执中因私仇嫌隙办事：有关部门的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执中却根据自己的喜怒决定罪罚，任意运用权力。比如邵必任常州知州时，误判他人徒刑，自己察觉后，又碰上赦免；按规定还应当去职降官，而他是执中一向厌恶的人，于是执中竟罢免邵必的开封府推官，削去馆职，降为邵武军监当。后来汀州的石民英审定一名使臣犯有贪赃罪，杖打后背、刺面，发配广南牢城；其本家上诉申雪，原来全是冤屈，却只降了民英的差遣。拿邵必与民英相比，民英所犯罪行极重，判罪却反而较轻；邵必所犯罪行极轻，判罪却反而较重。士大夫议论到这里，无不叹息愤怒、扼腕痛惜。这是执中玩弄法律、应当罢免的第五项。臣曾说执中排斥良善：正直之人的直言，是国家的光荣；执中却阴险中伤，想让人闭口不言。吕景初、马遵、吴中复弹劾梁适，梁适获罪后，出任郑州知州，吕景初等人随后也被逐出，有“行行及我”之语。冯京进言说吴充、鞠真卿、刁约不应无罪被贬出京，吴充等人不久便被押送出门，冯京也被削去修起居注之职，使朝廷背上有罪忠臣、拒绝谏言的名声，都是执中造成的。士大夫至今仍喧哗不平。这是执中嫉妒贤能、应当罢免的第六项。臣曾说执中刚愎任性：仁爱的恩泽所及，连昆虫也不遗漏。自陛下以仁圣临御三十多年，常常唯恐有一物不得其所；可是执中作为人臣之家，却任意虐害，即使奴婢极其卑贱，性命也不能轻视。女奴迎儿才十三岁，已经多次遭受鞭打，又听信宠妾阿张的话，在严冬使她赤身受冻，捆住手腕，断绝饮食，幽禁锁闭，终于毙命倒地。又有一个名叫海棠的女使，因为阿张殴打逼迫，全身留下伤痕，后来上吊死亡。此后又有一名女使被剃去头发、杖打后背，上吊后未死，也由开封府办理。一个月之内，残忍虐害事情败露的就有三人；前后幽禁冤屈的事情，听闻的本来就不少。执中因此兴起案件，不久又自行罢止，厚着脸皮再次入朝，毫无畏惧，连三尺童子都鄙视讥笑他。这是执中残酷虐待、应当罢免的第七项。臣曾说执中家声败坏：正家治国，是明智之人的作为；不合礼法而能说出口，是古今共同的耻辱。执中内闱丑秽，内外界限混乱，放纵宠妾，信任胥吏；而且自己身居显贵、家产富厚，积藏钱财数以万计，对姻亲宗族却如同路人，即使他们极其贫困，也不稍加救济。士大夫谈到这些，都感到羞惭；道路之间喧传此事，彼此叹息嗟骂。这是执中鄙陋邪恶、应当罢免的第八项。如今执中有这八项可以罢免的罪状，为什么还不知廉耻，想要继续居于朝廷宰辅之位？他的意图没有别的，只是想把尚未报答的私恩报答，把尚未报复的私仇报复。这样做，对上损害陛下的仁明，对下满足自己的私愤罢了。正当天象灾异仍未消退、朝廷纲纪尚未建立、财用匮乏、官员众多、敌人骄横贪得无厌、黄河决口尚未修复、军队冗杂懒惰、民力疲敝之时，正是陛下进用贤能、黜退不肖的时候。臣愿望极其恳切，愿陛下留心，为祖宗社稷谋划，为天下百姓谋划，治正执中的罪行，早日降职贬黜；选取中外公议所称贤能而有德业的人，提升到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的重任，使君臣同德一体，谋划政事、出纳政令、发布号令、宣扬风化，让四方百姓洗耳拭目，听闻并看见太平政治，难道不好吗？难道不盛大吗？臣并非不知道循默退避、阿谀佞媚、迎合权贵的人能够迅速取得富贵；直言犯颜、触犯权要的人却立即遭到流放。臣所考虑的，为自身打算就是狂妄，为国家打算就是忠诚；不愧对古人用心，不辜负陛下任用差遣。冒犯陛下威严，甘愿等待诛戮。臣惶恐待罪、激切不安到了极点。抃又援引诏书再次论奏陈执中，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的诏书，其中有“任言责之职的人，有时说话不能完全恰当”的话。臣认为，从朝廷到天下，从辅相到百官，谁是忠义之人，谁是奸邪之人，谁是贤正之人，谁是欺诈之人？陛下想到尧舜时代识别人很困难，想要辨明真伪而予以升降。要听取中外的公议，没有比相信风宪之官的直言更好的办法。因此诏书中的德音反复叮咛，立即下诏。如今御史台是陛下的耳目之司，担任这一职责的人既能进言，又不失恰当，陛下本来就应当毫不怀疑地听取，毫不迷惑地裁断，并且一定施行听取裁断的结果。这样，即使对象从朝廷到天下、从辅相到百官，某人忠义、某人奸邪、某人贤正、某人欺诈，也都无所逃遁，没有不能完全知道的。知道谁忠义贤正，就进用任用；知道谁奸邪欺诈，就贬退罢黜。这样一来，天子尊崇，天下安定。伏惟圣宋基业建立以来将近百年，祖宗相继承继，使纲纪不至破坏的，只是礼法；而建立礼法、使其不被破坏的，只是宰相。如今宰臣陈执中居于朝廷，自去年春正月以来，处置重大事务违背典故，迎合上意以求宠幸，动辄乖谬。

译他身为大臣，既破坏朝廷的礼制；在私门之内，又放纵宠妾，杀害虐待无罪之人。请求设置狱案后又自行废止，事情牵涉诬陷和假托疾病归第，不参加大宴，也不参加圣节上寿；一旦又昂然进入中书，特别没有廉耻，也不顾人们的议论。他身为大臣，又破坏朝廷的法令。宰相既破坏礼制，又破坏法令，御史不进言，是不可以的；御史的言论既然没有不恰当之处，陛下却不裁断，也是不可的。臣在去年二月中已经进言，列举执中可以罢免的八件事。臣反省臣的言论，没有不恰当的。陛下前些日子的诏书说，进言失当的人，已经予以告诫。如果进言没有不恰当之处，愿陛下毫不怀疑地听取，毫不迷惑地裁断。那些结党依附执中的人所作的救解、惑乱视听的偏颇言论，不足以相信。臣愚昧，伏望陛下早日作出圣裁，治正执中的罪行，恢复朝廷的礼法，振举中外纲纪，念及祖宗承继基业的艰难，扩大社稷百年的基业，使天子尊崇、天下安定，也用来表明诏书的颁行并非徒然。臣惶恐恳切不安到了极点。嘉祐五年十二月，抃任右司谏，与唐介、王陶请求寝止罢免陈旭任命的札子说：臣等恭敬地看到，朝廷任命枢密直学士陈旭充任枢密副使，制命下达后，深深惊骇人情。陈旭先前任谏官时，有个叫张彦方的人依托越国夫人宅，伪造官诰，卖给富民，广泛收受贿赂。当时京师一片惊恐，此事牵连到越国夫人，开封府审查弹劾不彻底，朝廷派朝官杜枢录问，正要举劾驳正，还未施行，消息便泄露到外面，于是改派陈旭同入内都知代替杜枢录问。陈旭把这个案件当作奇货，撕裂事实情节，随便办理了结。况且陈旭身为谏官，奸邪谄媚到这种程度，陛下看他这一点，能说他是正直之臣吗？后来他从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任上被任命为瀛州知州，却与内臣阎士良的妓妾饮宴，彼此结交依托；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当时文彦博主持国政，贾昌朝任枢密使，两人正互相倾轧、树立敌对势力。文彦博因为陈旭是旧日宰相的朋党，于是引荐他掌知谏院，使他充当鹰犬。陈旭明知龙图阁直学士是因调任成德军而获得的恩典，既然前一任命已经罢止，就应当辞避，却贪图窃取侥幸，默默不发一言。况且陈旭职任侍从，却依附权臣，像这样苟且求取名位，陛下看他这一点，能说他是清白廉洁之士吗？他先前任开封府知府，只顾姑息小人，以此求取虚名，在府中任职一年，完全没有治理的成绩。有百姓控诉内臣史昭镐欠钱仅一千贯，陈旭因为昭镐是入内都知史志聪、管勾内东门史昭锡的亲属，便完全不予理会追索办理。又皇城司亲从官盖乂进入延福宫，被捕获送到开封府；臣陶当时上奏说：宫禁之内，事理绝非寻常，而宿卫之人竟自行作奸作乱，换衣持杖，夜间进入宫禁，情状十分严重，请求下开封府追究实情，重加刑罚诛戮，并将管勾皇城司的臣僚重重降黜。陈旭只顾为自身谋划，畏惧躲避权贵宠幸，却把盖乂按窃盗衣物、计算赃物来定罪，只收监与他同保、同地分的人员，又引用赦令判决释放，借此让皇城司官员完全不收监。臣陶当时多次论列，盖乂后来经枢密院进呈，判决发配海岛；皇城司官员则由中书施行，罚铜并加以告诫惩戒。陈旭的用意在于庇护盖乂和皇城司官员，完全不把陛下禁卫中的奸盗当回事。况且陈旭职掌辇毂之地，却破坏法律、徇私交易，轻纵奸徒，谄媚结交权贵宠幸到这种程度，陛下看这一点，能说他是公正忠诚淳厚真实的人吗？然而陛下有一天忽然任用陈旭为枢密副使。臣不知道在陛下圣意中，是认为陈旭正直，还是认为他清廉，还是认为他公正忠诚淳厚真实？况且宋庠的过失，不过是昏昧谬误、没有作为罢了，本来没有像陈旭先前行为那样的奸邪罪行。如今罢免宋庠却任用陈旭，如果说这是废黜有罪之人，或许还说得过去；如果说这是进用贤人，恐怕会给陛下留下不能知人的过失。并且外间议论喧腾，都说陈旭与管勾御药院王世宁通家往来，又与史志聪一向交结，极力为他主持，因此才得到这种越级提升。伏望圣慈明察，枢密院是机要之府，不是容纳奸邪佞人的地方，速赐指挥，寝止陈旭的任命，以符合公议所认为正确的意见。枢密院已有三名官员未到职，事务已经无人办理，伏乞不再派人补充。臣等职任有进言责任，不敢默默不言，只请陛下裁夺。抃再次论奏陈旭，请求贬黜并出守远方藩镇的札子说：臣等恭敬地看到，近日任命陈旭为枢密副使，众议喧腾，都认为不当。臣等已经联署札子并上奏状，列举陈旭奸邪不公的事实很多，请求罢止任命，却还未获施行。陈旭有谄媚奸邪的才干，通过旁门左道求取进用。近来他任谏官时，代替杜枢录问张彦方的案件，谄媚贵幸，撕裂事实情节，随意了结，已经被天下正直之人鄙薄。后来他依附宰相，结交中官，苟且求取禄位，竟不知羞愧。先前任开封府知府时，意在庇护皇城司内臣，把夜间越过禁垣的亲从官盖乂以赦令释放，又借此使皇城司官员在案件之后不予收监。又因为内臣史昭镐是入内都知史志聪的亲属，主管内东门的史昭锡之弟，欠进士赵烈房屋产业钱七八百贯，陈旭结交谄媚诸史，将诉状判为收下而不办理。有冀州进纳的富民李士安，京师称他为豪强富户之首；他典当给中书的吏人偷窃公用银器，事情败露后，因银器上有中书字号，李士安托陈旭同居表弟甄昻传达意旨，使案件不予勾追审断；甄昻收受李士安钱二百贯。后来又替李士安办理追索私债，所得不少。陈旭在京城之下竟做出这样的事，欺骗君主、蒙蔽百姓，贪污浑浊而不公，只顾谄媚取悦陛下身边的人，越级求进；他没有因罪被废黜，已经是上天给他的侥幸。何况如今他越过同辈，突然进入枢密院呢？制命发布后，士大夫彼此相顾失色，朝廷官员和士林宗族在外面惊叹议论，下至胥吏无不嘲笑诧异。陈旭的任命很是出于史志聪等人的主张，甚至传成了俗谚，说陈旭有“二史”的力量。这种话如果流传下去，不仅会玷污朝廷，实在恐怕还会损伤圣德。伏望圣慈明察公议，早日下令，罢免陈旭枢密副使的任命，贬出京城任远方藩镇，最要紧的是使朝廷清明、奸邪宠幸之徒受到阻塞。

译抃第三次请求贬黜陈旭，以革除交结权贵宠幸之人的风气，所上札子说：臣等近来多次联署札子并上奏状，论列新任陈旭为枢密副使一事，公议不予认可，请求罢免贬黜，却仍未获施行。臣等所论列陈旭奸邪不公的事实很多：他任谏官录问张彦方案件时有所庇护而没有及时举劾治罪，是第一项罪；任知谏院时冒然接受成德军转官的恩命，却不辞避，成为宰相文彦博的鹰犬，是第二项罪；任开封府知府时宽释夜间越过禁垣的亲从官，故意使皇城司官员不予收监，是第三项罪；压制进士赵烈索取史昭镐所欠房屋产业钱七八百贯的诉状，不予办理，以此谄媚入内都知史志聪和管勾内东门史昭锡，是第四项罪；故意放纵冀州进纳豪民李士安的罪行，而与李士安同居的亲属甄昻收受钱二百贯，是第五项罪；交结管勾御药院王世宁，托称亲属而通家往来，是第六项罪；自从任命诏令发布，士大夫以下直到胥吏之流都传成俗谚说：“陈旭得到枢密副使，是靠二史的力量。”是第七项罪。陈旭曲意谄媚贵幸，交通宦官，私邪不公，求取掌权任用，罪恶如此，陛下即使不惜一个枢密副使的职位来使陈旭得幸，又将朝廷置于何地？又将天下的公议置于何地？伏望圣慈革除奸邪交结权贵宠幸的风气，堵塞宦官引荐权臣的弊端；明察政府的重任，不是奸佞之人可以走旁门左道取得的官职，贬陈旭到远方，稍稍整顿国家法典。抃第四次请求早日圣裁，屏退贬黜陈旭的札子说：臣近来因任命陈旭充任枢密副使不当，曾经上奏状，并三次与唐介、王陶联署札子，列举陈旭私邪的事迹，请求追还寝止任命，已经多日却仍未获施行。天下的治乱取决于时政的得失，朝廷的安危取决于执掌权柄的大臣是邪是正，所以说：“正臣得到进用，是国家得到治理的表征；佞臣得到进用，是国家发生祸乱的根基。”古人把这件事说得极其明白，不可不慎重。伏惟陛下临御以来，用人固然很多，其中的得失邪正，难道能逃过圣明的察看吗？凡是进用一个人，公议认可了，众人的议论平息了，这才可以说是得到了合适的人；凡是任用一个人，公议不平，人们都说不可，这才可以说是用错了人。有进言责任的人，难道总是喜欢争辩吗？这也是被天下公议所迫，为朝廷斥退奸邪宠幸之党、堵塞奸恶之门，职责所在，不能默然不言。像陈旭任谏官时迎合上意录问张彦方案件，以及冒然接受谏院恩命、依附大臣；任开封府知府时宽释越过禁垣的亲从官，以庇护皇城司内官；压制赵烈控诉史昭镐欠房屋产业钱的诉状，暗中结交史志聪、史昭锡作为援助；所以京师俗谚说陈旭有“二史”的力量；又故意放纵有罪的豪民李士安，使他废坏国家法令，而与他同居的亲属甄昻收受李士安不少贿赂；又借御药院王世宁联结亲属，彼此通家往来。陈旭做了这些事情，却突然进入枢密院，想让公议认可、众议平息，难道能办到吗？《易经·无妄》说：“如果行为不正，就会有灾祸；不利于有所前往，天命也不会保佑，这样还能行动吗？”意思是，处在不可以妄为的时代，却独自采用不正当的道路求取进用，天也不会保佑，在当时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传》说：“看见恶事就像农夫急于除草一样。”意思是不能让恶事滋长蔓延，成为庄稼的祸害。《诗经》说：“使人平正，使人止息，不要让小人接近而陷入危险。”意思是君主应当任用平正之人，不要让小人接近，以免招致危殆。古语说：“远离佞人。”意思是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亲近便佞之臣，就不是国家的福分。臣愚昧，伏望陛下察看陈旭的所作所为，鉴戒《诗经》《易经》中圣贤的训诫，挽救朝廷用人方面的过失，早日作出圣裁，罢免陈旭枢密副使的任命并贬黜他，希望使后来那些心怀私意、狭隘奸诈、无所不为的人得到警戒。臣为国家尽忠，惶恐至极。嘉祐六年正月，抃第五次论奏陈旭，自请将其远方贬黜，所上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善任更盛大的，其次没有比采纳谏言更重要。因此能够知人，忠与邪就能分明，委任托付也会审慎；能够纳谏，壅塞蒙蔽就会被打开，善与恶就能分清。恭惟陛下临御以来，一直把这两件事作为要务。间或用人有失，必定采纳台谏的封章和天下的议论，随即罢免，因此祸患在将要形成时就被消除，福泽在无形之中降临。中外因此欢欣，国家因此稳固。陛下知人纳谏的德行，超过三代圣王，动植万物都能感知。自从擢升陈旭为枢密副使，制命下达后，中外惊骇。既玷污了陛下知人的明察，台谏广泛采集公议，查考出陈旭确有奸邪佞媚的事实，依附权贵，交结宦官。他在开封府任职时只顾贪图私利，在谏官职位上只表现出阿谀依附。臣等逐条列举事实，接连上呈封章。到现在已经两个月，陛下还容留这个回邪之人，没有施行贬逐，玷污了陛下纳谏的德行。陈旭身为人臣，心机百出，巧取富贵，却玷污陛下临御以来知人与纳谏两项德行，使天下人得以讥议；如此一来，陈旭的罪过又怎么能逃脱诛罚？何况枢密院是机要之地，也是兵权归属之所，即使在太平时期，怎么可以轻易授予这种人？一旦有紧急变故，像陈旭这样的人哪里能和他谋划大事？臣因此在忧患尚未萌发时就替国家作长远考虑，每次论奏，不知不觉就写得很多。臣料想陛下有天地般至仁的胸怀，具有日月般普照的明察，想到祖宗创业的重大事业，明白国家治乱取决于任官用人的道理，察知臣的论列并非出于私心，也能辨明陈旭的罪状十分清楚，早日把陈旭贬到闲散之地，以快天下人心。陛下知人纳谏的两项德行，或许可以在今日重新焕发，并把光辉垂留史册。况且臣与陈旭平素没有仇怨，臣又与他同年及第，臣不敢顾惜私人交情和友谊而放弃此事，实在是担忧朝廷公论被抛弃。如果陛下仍认为陈旭忠正可任，而把臣的谏诤看作诬陷，那么请把臣贬到远方，以此向陈旭谢罪。臣即使遭受诛杀、刑罚、流放，也不计较轻重，只请陛下裁断。

译抃论奏陈旭，请求待罪的札子说：臣认为天子最为尊贵，百官极其众多，贤人和邪人都在其中，真伪混杂，如果不采用忠言，凭什么及早辨别？恭惟本朝承继四位圣君，昌盛光明已有百年，能够听从谏言、任用人才，恐怕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太祖在建隆年间下诏，命百官轮流入对，因此下情能够上达，公议得以进呈。太宗雍熙年间励精求治，把拾遗、补阙改为左右司谏、正言，切实责成并反复叮咛，让他们极力陈说政事得失。有一天对吕端说：“宰相进贤退不肖，就算称职。”真宗祥符年间，下诏设置六名谏官，大意说：“有诏令不恰当、官府办事涉及私情、处置失宜、刑赏超过制度等事，都允许谏官论奏。”陛下以圣明宽仁的最高德行，体察祖宗咨询谋议、任用众多正直之人的大方针；临御以来，开诚接纳谏诤，纲纪条目得到振举，即使古代兴盛的君王和治理太平的时代，也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盛况。因此左右近臣、二府大臣、中外臣民，他们的贤能或否、邪正、忠佞、清浊，没有能够逃过圣鉴的；能够听取正论、采纳公言，向天下显示不徇私，才取得这样的成效。自从去年罢免宋庠的枢密使之职，二府、两制同时任命了十三四人，其中不合公议、引起人们强烈喧议的，唯独枢密副使陈旭一人。臣与谏官唐介、王陶，以及台官范师道、吕诲等人，各自陈说陈旭的罪状，章奏纷纷送上，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仍未获降黜施行。臣不避一再烦扰天听，又用具体事项来开列陈述。谨按陈旭早年任谏官时，曾与入内都知一同录问张彦方伪造印信官诰的案件，却撕裂事实情节，依附权贵。任瀛州知州时，多次与钤辖内臣阎士良的妓妾饮宴，彼此结交援引。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已经接受赏赐，在尚未到任期间，便被召任知谏院，用来依附宰相的意旨和指使进行攻击。调任成德军时增加秩禄、赏赐金钱，一切恩典都不再辞避，贪图窃取、观望取巧，被世人讥笑。及至任开封府知府，轻纵越过禁垣的亲从官盖乂所犯重罪，庇护皇城司官员而不予收监，以便暗中结交本司宦官，完全不把陛下禁卫中的奸盗当回事。有进士赵烈控诉史昭镐欠房屋产业钱仅七百贯，因为昭镐是内东门史昭锡的兄弟，前后经过半年，只追还三十多贯，其间又判令收下诉状而不办理，案牍都还保存着。又管勾御药院王世宁与陈旭以及吕诲同为亲戚，吕诲从未与世宁往来，陈旭却与世宁深相结托。张茂实、王世宁都是陈旭联姻的亲属，陈旭接受任命后，便请求回避；张茂实不发言，王世宁却隐瞒实情、欺骗公议，可以看出他深沉狡猾、心怀欺诈，迷误国家，见利徇私，取巧求进，百般经营，无所不至。臣伏想陛下尊居岩廊之上，臣僚进用如果有失，即使外间议论喧沸、人心不平，假如不是台谏作为耳目访察，不顾避讳加以论列上闻，陛下又从何得知？陈旭所作所为如此乖张邪恶，却没有立即罢免，说明台谏的言论不值得听取。大抵近侍辅弼、枢密执政之臣每天参与国家议论，任用正人是天下的幸运，任用奸邪则不是朝廷的福分。伏望圣慈早日下令罢免陈旭在枢密院的任命，以符合众望。如果认为陈旭是正人，可以担任机要之职，认为臣的言论不值得听取，那么请把臣流放远方，以警戒后来进言的人。臣不敢再到朝廷及国子监等处供职，谨回到私宅等待治罪，只请圣心裁察。抃又请求迅速退罢陈旭的札子说：臣等听说，明主不厌恶尖锐的劝谏，以便广泛观察；忠臣不逃避重罚，以便直言进谏，所以能够协助完成帝王的事业，帮助端正天纲。况且臣等职名是谏官，确实负有进言责任。怀着爱戴君主的志向，就唯恐朝廷施政错误，不能达到三代盛隆；怀着忧虑国家的心，就唯恐朝廷任人不当，不能走上任用众多正人的道路。臣等本来不敢隐藏忠心、躲避死亡，为保全自身而偷合苟容，使陛下所托付的职责落空。因此臣等先退下待罪，后来又起身就职；即使所说的话违忤圣意，仍然想极力论奏。惟愿陛下察知臣等的极端愚诚，怜惜臣等竭尽臣节，穷究事情的道理，施恩听取，那么臣等无论生死都十分幸运。臣等先前看到任命陈旭为枢密副使，内外都讥议其不当，认为这是朝廷用人方面的过失。臣等随即具状论奏陈旭的奸邪事实，请求罢免；一百多天里，章奏上了十多次，而陛下天恩过于仁厚，仍未赐予省察采纳。臣等私下认为，本朝枢密院与中书称为两府，都是宰相的职责所在，从来没有与宦官中人联姻的人担任这种职位，难道不是因为这里是掌管兵权的府署，职事机密，对外掌管边防要务，对内总领武臣，不可以让帷幄之内有人互相交通、窥探君主的起居、秘密侦察禁中的动静吗？如今王世宁正充任御药，居于宫中要职，秘密亲近陛下左右。陈旭平素被称为奸邪，贪图利益而忘记义理，与王世宁是妻家姻亲，平常互相往来。陛下如果打开这一端，进用宦官姻亲之人，让他们参与掌领枢密权柄，使内外彼此响应、互相表里，臣等恐怕不只是今日养成奸恶值得忧虑，也恐怕将来成为本朝的弊政，写入史册，这不是留给后世、昭示万世的法则。如今陈旭诡诈多端，经营构结党类，暗中进献邪说，极力抗拒公议，他一定会说，如果罢免陈旭，就正好符合前日中外所传因宦官而进用的说法；这样便会玷污圣政，不如坚决留用陈旭，或许可以平息人们的疑惑。邪人的言论惑乱圣听，只顾培植奸邪、实行私计，不顾污损朝纲、亏损君主的德行。自古至今，使君主不能辨别君子小人、邪正之论的，大都由此而来。臣等伏闻圣人不靠智术治理国家，只有至诚才能感化万物；王者不靠言辞驱使百姓，只有实际行动才能感动众心。陛下想消除人们的疑惑却不顺从公议，人们的疑惑就会更加深重；陛下担心玷污圣政而坚决留用奸佞之人，圣政反而会受到更大的损伤。

译况且如今天下人，谁不知道陈旭谄媚奸邪、交结内廷显贵的事迹？天下人，谁不知道陈旭是御药王世宁的通家亲戚？天下人，谁不知道自太祖开国以来，经过太宗、真宗三位圣君，直到陛下临御，已有一百多年，从未有御药等中贵人的亲属进入两府任职吗？如今陛下对外不罢黜陈旭，对内不罢免王世宁，认为风宪之司、纠察之任不足以使用，认为谏诤之臣、献替之言不足以听取，认为历代慎重选择的名器、本朝的旧有规制不足以遵法。天下人不可能一家一家、每户每户都去告知，臣等恐怕四海之内没有不抱头疾痛的，上面怀疑朝廷，暗中议论圣德。伏惟陛下深明聪睿，圣德可以比合尧舜，光辉笃实，天性与上天相通，宽宥治理天下将近四十年，明察照见万事，幽隐之事也必能通达；这些难以言尽的美德和盛德，接天连地，巍巍无穷，而陛下仍然谨慎处理各项政务，听取言论、采纳谏诤，唯恐来不及。这不是臣下浅陋无知所敢妄加议论的。然而臣等更愿陛下驾驭臣下时慎重珍惜朝廷纲纪，用人时深深顾念国家体制，不要轻易授予历代极其看重的名器，不要违背太宗、真宗等三位圣君至公的成规，不要开启奸人内外交通的弊政，使四海产生疑惑、后世留下讥议。请迅速罢退陈旭的掌权任用，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这样朝廷就会清明，圣政日益更新，天下将获得最大的幸运。臣等愚昧无知，只知道侍奉君主的道义，应当竭尽愚忠。至于因此触犯忌讳、冒犯圣威而获罪，却不敢躲避，也是臣等的职责。只愿陛下明察公私，辨别邪正，顾惜朝廷体统，断绝贻害万世的弊端，那么臣等即使死生也感到万幸。抃上奏说：臣等听到传闻，散直剩员兵士董吉以烧炼术为名，因缘进入内廷，副都知邓保信又援引他留在禁中，外间议论纷纷，认为此事不妥。臣等认为，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兴妖作奸，必定假称有使金属化为金银、增益年寿的方术，以此取悦君主；表面上托言爱君，实际上却成为扰乱政事的弊害。汉代的文成、五利，唐代的普思，静能，都因滥受恩宠而最终受到显著的诛戮，旋即遭到报应。更严重的，便会使权力转移到群小手中，势力倾覆朝廷，酿成祸患，甚至波及宫禁。唐太宗、唐宪宗两位皇帝号称英主，也因服食丹药而留下疾病，被四方夷狄取笑。唐文宗时，中尉王守澄引荐李训、郑注，最终酿成甘露之乱，都是因为依靠宦官而结交君主，借药术来进行奸谋。有人说，烧炼可以使金银变化，但天子应以慈爱和节俭为宝，不应致力于此；有人说，这是炼制丹药，而前代已经有因服药受害的教训，可以作为鉴戒。旁门邪道不应赦免，古代制度对此设有刑罚。如今邓保信又把董吉引入禁中，大概在事情刚开始时看来似乎没有危害，等到弊害发展到最后，祸患也许就会由此产生。董吉一人，伏望圣上慈悲，早日下令斥逐，以免他迷惑圣听。邓保信也请予以诫勉，并施行相应处置。庆历八年，右正言钱彦远请求焚毁并埋葬已经死去的妖僧，奏防说：“臣听说，京城景德寺有个僧人，俗称‘言法华者’，因病死亡，而道路上都在传说，宫中降下命令，派使臣用布漆涂他的骨头，留在本院供养。谨按，此僧原本在患病后言语乖僻，徒弟们相互欺骗蛊惑，小人又跟着传播，意图是希求愚昧民众舍施财物。如今他既已自行死亡，并没有其他奇异迹象，却忽然命令漆饰他的残骨，留藏在寺中，臣私下恐怕无赖之徒会妄传神奇变化，另行制造妖幻之事。况且前些时候恩州叛卒，起初都是假托这种方术来胁迫众人，以至朝廷派遣大臣督战，才得以擒获消灭；否则就会为国家生出事端。如今这个僧人距离京城很近，更容易煽动人心，万一发生变故，不可不加考虑。五代时，定州狼山寨有一尼姑，姓孙，名深意，死后端坐而尸身不坏，寨民孙方谏奉祀她，远近之人都认为此事神异，聚集的民众很盛，于是竟成为定州节度使，又自行立其弟孙行友为兵马留后。到太祖时，派兵擒获孙行友押送京城，并查访狼山，把那尼姑的尸体运到京城西北角焚烧，从此定州才重新由朝廷任命节度使。这正是深刻洞察真伪、树立威严以消除祸患萌芽的做法。何况佛教本身也不允许把这种形相显露在外，向虚无之物求福；更何况这具腐朽污秽的骨头，又能有什么用呢？伏望圣上慈悲，详察邪正和事情的本末，遵循祖宗英明果断的做法，特地下达指挥，命开封府监督并勒令本院僧徒，把所谓‘言法华者’依照佛教本法在城外焚化；如果有残余骨灰，就在城外埋葬，不得让它从京城各门进入城内，也不得在寺院中聚集众人供养。这样才可避免迷惑百姓的听闻。” 仁宗时，知谏院司马光论王逵的札子说：“臣私下听说，监兖州景灵宫王逵，近日降下敕命，任命为莱州知州。王逵暴戾凶狠而狡诈，欺凌上级，虐待下属，所到之处都造成危害，朝廷内外人人皆知。如今他的年纪已经衰老，却还玷污着仕宦名册。如果再授给他一州，让他担任长吏，他必定任意施行违法之事，残害百姓和财物。监司畏惧他，没有人敢追问，使一境百姓又能向谁申诉呢？伏望朝廷查考王逵的年纪，并考察他平生的事迹，勒令他致仕；或者只授予监当一类差遣，永远不得让他直接治理百姓。” 司马光又论张田的奏状说：臣私下听说，朝廷任命屯田员外郎张田充任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张田为人倾邪、险恶、刻薄，先前知谏院唐介已经说得十分详细，臣料想朝廷对此早已熟知。提点刑狱掌握专门按察的权柄，关系一方百姓的安危。如今却让这样一个倾邪险薄的人担任此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合适之处。何况张田此前只是凭通判的资序，权发遣三司判官，后来因获罪降为蕲州知州，议论者已经认为对他十分优待。如今到任还不到三年，竟然就升任监司。臣私下担心士大夫争相仿效张田的作为，把这看成求取进身的便捷途径。这不只是任用失当，也会败坏风俗。伏望朝廷停止张田的新任命，另选正直之士代替他，实在是远方官吏和百姓的幸运。”

译司马光又论张田的奏状说：臣近来曾上言，张田不可充任荆湖南路提点刑狱，但还没有得到朝廷施行。臣认为，官吏是百姓的纲纪；提点刑狱，则是官吏的师帅。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一方都将受到他的弊害。况且如今朝廷士人凡是由常调升用的，大多都从这一官职开始，国家尤其应当谨慎选择人选。张田天性险薄，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毁誉都出于自己的爱憎，威福随着自己的喜怒施行；欺凌可以欺凌的人，谄媚可以谄媚的人，真是小人中的雄杰，却被当时风俗认为是贤才。坏人如果天下都知道他坏，那还不值得忧虑；唯独众人都称他为贤才，而实际上却不肖，君子才最痛恨这种人。从前汉文帝想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认为啬夫能言善辩而且善于逢迎，恐怕天下人会随风而倒。唐太宗看到进士名次，奇怪其中没有张昌龄、王公谨的名字，王师旦说：‘这两个人有文才却没有品行，恐怕会改变陛下所崇尚的风雅。’如今提点刑狱所掌握的轻重刑罚，并不只是上林令和进士登第之职可比。臣希望陛下一定选用忠厚方正、确实有治理政绩的人担任；像张田这样伪装自己、行事险恶而急于求取进身的人，都不可以任用。” 臣今天所说的，不只是为了湖南的官吏和百姓，也是为了国家郑重珍惜风俗。伏望陛下体察臣的愚忠，荆湖南路提点刑狱一职，请另行选择人选。知谏院蔡襄论李淑、梁适奸邪的奏状说：“臣伏见李淑被罢免开封府中书舍人，改任翰林学士，谏官已经对此上奏论列。李淑的行为奸邪丑恶，不适宜在天子身边任职，这些都是陛下平素所知道的；但天下人还不知道朝廷将如何处置他。臣听说，最圣明的君主、最清明的时代，邪人即使不能造成祸患，也一定要把他除去。舜有二十项功绩，仍然提拔八元、八凯，驱逐四凶。以舜的明察，即使四凶在朝，难道还能危害舜的治理吗？然而仍一定要驱逐他们，是因为不能让邪人在身边，使天下人都说：‘行为如此的人，尚且能在天子身边，谁还肯修养自身、保持清白品行来成为忠良之士？’由此可知，邪人即使没有造成危害，仍应当除去，何况他们难道一定不会造成危害吗？自古帝王并非不知道邪人不除终究会成为大患，然而仍有因循不除的，也有原因。一是不能明察：虽心里知道邪人可恶，却不能辨认什么是邪人。二是不忍心：邪人善于巧言谄媚，君主虽然知道，却不忍心把他除去。如今李淑奸邪而结党依附，并有‘尸鬼’之名，天下皆已听闻。何况陛下圣明洞察，连细微之处都能看见李淑的行为，对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不暗中知晓的，当然不是不能辨认邪人。” 臣每次进见答对时，陛下曾对臣说：‘奸邪之人被除去，就是朝廷的福分。’据此判断，也不是陛下喜欢听巧言谄媚之言而不忍除去他们。陛下之所以不除去，必定是因为认为他们没有实际罪行。臣请求对此加以论述：有实际功劳、有实际罪行，而赏罚明确不疑的，是有关部门依照制度办理的事；没有实际功劳却予以赏赐、没有实际恶行却加以诛罚，只有圣人才能辨别。有实际功劳而赏赐的，如战斗中俘获敌人多少、获得财利多少；有实际罪行而处罚的，如杀人、受贿之类；没有实际功劳而赏赐的，是节操品行；没有可以指认的具体罪行而处罚的，是奸邪。因此圣人议定赏罚时，把赏赐有节操品行的人置于考察实际功劳之前，把惩罚奸邪的人置于追究具体罪行之上。所以舜提拔八元、八凯，驱逐四凶，并称这是大功，不是圣人不能做到。臣竭力指斥奸邪，世人认为臣不考虑后患，为臣寒心，笑臣愚鲁；臣自己知道得很明白，只要有利于国家，难道还顾虑后患吗？臣不爱惜自身，只担忧朝廷不能立即施行。奸邪不除，正直之人就会退缩，这才是真正令人痛心的事。李淑、梁适都有实际罪行，而我们所请求的，只是把他们调往外郡，这有什么难以施行的？只是大臣们有专权的嫌疑，又害怕日后祸患，所以不敢明白说出要除去他们。” 陛下究竟在害怕什么而不肯这样做？希望陛下为了社稷、为了百姓留意此事，臣等就万分幸甚了。蔡襄又请求罢免晏殊宰相职务的奏状说：臣等深切认为，宰相的职责是代替上天治理政务，裁断国家大事，镇抚夷夏，作为百官的表率。没有经邦治国的才干和廉正的德行却居此位，就是任用失当。然而在朝廷内外事务繁多的时候，如果能够尽心竭力来救济国家的急务，即使有所不足，人们也许还能宽恕；但如果竟不顾舆论，专心经营私产，和普通百姓争夺利益，推究他的内心，哪里可以辅佐天子并率领百官呢？臣私下见宰臣晏殊，自从进入枢府到担任宰相，前后几年，没有听说他提出奇谋异略来解决国家事务，只知道经营私家、置办资产。在蔡河岸边，他假托名目，图占官地，建屋出租；除宣借兵匠之外，又大量占用外州军人，早晚苦役，怨恨诽谤之声在道路上传播。臣等认为，今年以来灾害接连发生，盗贼相继作乱；内有百万骄纵冗余的士卒，却不能改变这种制度；下有亿兆困苦的百姓，却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盗贼屡次发动，祸及岭南；敌国使者交相往来，事务仍未结束；北方发生黄河决口，边城又有士兵叛乱。看这样的事势，大臣们所负的责任，过失是相同的。然而晏殊在这种忧患危急的时候，却安然自得，只图谋小利，这在大臣之中尤其显出他的行为荒谬。臣等听说，唐高宗时，中书令褚遂良低价买取中书译语官的官地，被御史弹劾，贬为同州刺史。又听说太平兴国年间，宰相宋谋和宣徽使张禹锡互相请求占用官府中的宅第，太宗皇帝鄙视他们不知廉耻，宋谋因此被免去本官。当时朝廷无事，他们尚且因为营求官私之物而被贬降。如今朝廷内外人心忧危，晏殊身为辅相，既不能完成国家大计，又图占官地，使军人劳苦，每天谋取几十钱的资财，情状如此，难道还可以容留在朝廷吗？伏望陛下以祖宗社稷的重大、天下百姓的重要为念，长久把宰相之职交给他已经是任用失当，加上他经营私产、忘却公事，毫无惭愧畏惧。臣等伏请陛下特出英断，罢免晏殊，另求贤才，以挽救时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蔡襄又请求责罚降职冯承用的奏状说：臣伏见句当御药的冯承用，被御史台弹劾后，接受了作坊副使、句当北园的任命。臣认为冯承用是小人，凭借威势，长期招致舆论非议，以至受到弹劾，本来应当放逐，以示劝戒。如今却优待他，给他使职名号，又兼管园囿，这是因罪责而反升官任职，与无罪的人相同，如何体现朝廷赏罚至公的原则？又恐怕他仍旧出入宫禁，事体不便。伏请圣上明察，特意降低他的官资，调到外地任监当，这才大致符合公议。

译蔡襄再次论冯承用、王守琪的奏状说：臣本月初一上奏，针对入内供奉官、句当御药院冯承用转任西京作坊副使、句当北园一事，认为冯承用倚仗威势，长期招致舆论非议，请求降低他的官资，调往外地任监当。直到现在冯承用仍在京城；而且冯承用既然因事获罪，却只从入内供奉官转升一级，这如何彰明劝戒之道？臣又听说，冯承用曾接受供备库使、知磁州王守琪送来的一匹青马，却安排侍御郭氏嫁给王守琪为妻。郭氏原是宫内执侍之人，即使获准出嫁，冯承用出入宫禁，怎么可以接受王守琪送的马，后来又把郭氏嫁给他为妻？王守琪是陛下朝廷的臣子，怎么可以和冯承用交结，竟敢娶郭氏，亵渎扰乱常典？此事内外传闻，损害国家体统。王守琪、冯承用二人都没有恭敬畏惧之礼，罪当诛杀，臣请求将冯承用、王守琪送交御史台，根究查勘事情的缘由，以整肃刑法。臣身任谏官，凡估量事情有损有益，才敢上奏论列，期望一定施行。如今冯承用还没有被置于刑法之中，臣不能默默不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蔡襄又请求罢免陈执中参知政事职务的奏状说：臣听说制命任命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虽然众议喧然，都认为不当。臣担心传闻未经审实，不敢指名上奏论列。于是本月二十六日夜里递入札子，请求暂缓这项任命，容许臣等上殿奏论。第二天却不等候此事，便下达了指挥，是陛下认为任命已经得到合适的人选，不容许再行论列。臣私下听说，圣意认为陈执中曾提出建立皇储的建议，以此为有功，所以又委以重任。臣考察前代以来，人臣提出建立皇储的建议，确实是难事。有时因为后宫争宠，嫡庶次序没有确定；有时因为皇子众多，才能品德相差很远。人臣遇到这种时候，建立重大防范，竭力排除群议而提出建议，确实是有功的。真宗皇帝只有陛下一个儿子，天下人本来就把希望寄托在立皇储上，除了陛下还有谁能决定？只是当时皇子年幼，尚未举行册立之礼，难道还要等人臣进言之后才确定吗？陈执中当年上言，正是窥测先帝的意思，为自己谋求富贵，哪里算得上有功？何况陛下宠信厚待陈执中，提拔他居于枢府；西部战事开始时，他处置失当，例如为了排除墙壁而杀死元昊的使者，又明白降下宣命，命令边臣进入边界攻打敌虏，导致元昊进攻延州，覆没军队、杀死将领，成为国家的奇耻大辱，这些都是陈执中的过错。” 而且陈执中性情强横狠戾，不容许同僚商议，最终导致这样的失败。陛下明白他有过错，不久已经斥退他。等到任职陕西，又因没有功劳而罢免。自从在青州任职以来，他专门致力于严厉弹劾、征收科敛，一向残暴，这本来就是众人共同传说的事。才能性情如此，怎么可以把他置于朝廷重臣之列？何况今天天下多事，百姓困苦，天地出现灾异，朝廷内外忧惧不安，正是要任用有才能之人的时候。陛下只因陈执中曾经说过建立皇储的话，便不顾他强横狠戾、贻误政事，任用他执掌政府，这就是牵涉私情，怎么能符合天下人的期望？臣伏请陛下追还并罢免陈执中先前的任命，另行任用有才能的人。如果认为臣所说不对，请把臣放逐。蔡襄论吕公绰的奏状说：“臣近来曾因吕公绰任同判太常寺时丢失许多乐钟，朝廷不但没有追究罪责，反而任命他负责纠察在京刑狱，请求弹劾并纠正他的罪过，依照赵良规的先例办理；他所领的纠察敕书，也请求追还并停止施行。但至今还没有得到朝廷施行。臣身为待罪谏官，所说的全是公论。像吕公绰这样的人，在他的父亲吕夷简执政时，倚仗权势出卖权力；想施加一项恩惠，就预先制造因缘；想办一件事情，就先放出风声。按照外间人的议论，简直就是凭借货赂相互勾结。他身为宰相之子，却暗中擅自施行威福，贪婪的行迹十分明显。作为陛下的臣子，难道还有恭敬畏惧之心吗？操守行为如此，难道是臣过分论说吗？况且吕夷简做宰相很久，过去的恩惠遍及各处。朝中有的人想屈法来包庇吕公绰的过错，有的人想给他升官来报答吕夷简的恩惠。伏望陛下掌握大公之权，治理天下的公平，使吕公绰和百官一视同仁，何必让他任意侥幸取利？如果朝廷认为吕公绰丢失乐钟的罪过较轻，那么他所任纠察在京刑狱的职务，也请追还停止，另给他闲散清慢的差遣。如果吕公绰不应被论列，请加以妄言之罪，使天下知道是非各有归属，不可徒然罢休。” 蔡襄又论魏兼的奏状说：臣听到传闻，前淮南转运使魏兼，先前从两浙安抚使任上回来，有候补命令，任期届满时将授予直史馆之职。臣私下看见，先前朝廷把安抚使普遍派往各路巡察，只有魏兼最为狼藉。当时杭州、越州、苏州、秀州连年旱涝，疫病接连发生，富人染病，穷人流亡，哭声遍野，饿死者的尸体横在道路上。魏兼专门承受皇恩，前往传布德音，却不能尽心竭虑来符合陛下焦劳忧虑的心意，反而敢于放纵自己宴饮享乐，以聚敛百姓的怨恨。他在苏州停留三天，昼夜纵情歌舞游乐；本州把饥民全部赶到祠庙中藏起来，拘禁三天，不给饮食，饿死的人很多。次年议论旱灾的文书送来，行程到吴江才得到收览。各州听到风声，纷纷派遣妓乐，隔州迎候；睦州送他到桐庐，甚至有乐人溺水而死。苏州民谣刻板印刷后传唱，臣大略听到两句：‘歌妓绕梁而唱，饥民震地而哭。’杭州还刻印《安抚夜饮图》，在都市出售，丑声恶语传遍道路。因为魏兼与宰臣章得象、晏殊都是亲戚，当时没有人弹劾魏兼的罪状，请求加以诛责和惩罚，以向吴地百姓谢罪。他不但苟且逃避过错，仍然得到任馆职的命令。臣认为，赏罚的大权，是国家的根本法则；如今无功而行赏，已经令人痛心，何况有罪恶却反而加以奖赏呢？上下相互蒙蔽，法纪纲常毁坏，没有一样不是由此造成的。魏兼对上没有畏惧法律之心，对下没有体恤百姓之意，即使有任用差遣，哪里肯尽忠？关于任馆职的命令，伏请停止，或者降职授予一个小郡，以警戒后人。

译蔡襄又论中书吏人刘式的奏状说：臣伏见中书提点五房公事、金部员外郎刘式，任期届满，按惯例应当转官，赐紫服，进入转运使的资序，出任知州。臣认为刘式本来出身卑微，因缘进入仕途，屡次倚仗权势，暗中玩弄威权。臣略举一两件事，以说明刘式奸诈狡猾的情状。明道初年，修葺内庭，他本来没有功劳，却侥幸求取名目，改转为朝官。景祐年间，他擅自请求外任，宰臣挽留而没有派遣。其侄子特授斋郎，并非按例推恩，他的权势更加重大。庆历二年，守当官周卞偷窃空白的敕黄，伪造祠部文书，流散到各处出售，数量极多。周卞事情败露后，刘式与本房堂后官张用和才开始自首揭发。等到开封府审理完毕，刘式害怕被记录审问，另有牵连，便上下通情，请求对周卞不再记录审问，直接令其弃市。哪里有中书吏人暗中勾结大臣，欺骗蒙蔽圣明，改换刑狱处理的道理？又有守当官荆杞，因为婺州客人徐昞递状请求分割家产，便伪造内降札子，收受徐昞一千多贯钱。事情将要败露时，荆杞杀死徐昞父子三人。臣又看见，天圣年间，守阙人吏马宗寿书写制造伪造的敕书，下达礼部，补授苏上达为斋郎。” 事情败露后，提点五房公事张仁惠因没有察觉而获罪，降为光化军知军；堂后官李昭度降授齐州监当；本房手分也全都被罢黜。去年刘式没有察觉周卞、荆杞伪造文书并杀人，罪过十分重大。只是因为当政大臣曲意包庇他，最终只罚款赎罪，仍旧担任原职，不影响磨勘，按惯例转官。臣看见，转运使、提点刑狱如果没有察觉属下官吏收受财物，也要降职或调换差遣。如今涉案的吏人不过八十名，刘式没有察觉，却苟且逃脱过错。如果再按惯例给他优厚恩典，让他出任大郡，不但会使小人侥幸得利，将来又凭什么激励和劝戒呢？刘式一人，伏请朝廷不再为他转官，特意责罚降职为监当，以表明朝廷政治清明，不容许奸邪之人凭借请托得利。吏部尚书夏竦上奏说：“臣听说《易经》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这是说君子修养自身、践履诺言，显示名节、献身君主，垂着衣带、佩着玉饰。俸禄丰厚，即使早晚忧劳，竭尽心力侍奉国家，触犯君主脸色、冒犯忌讳，帮助君主成就治道、救济风俗，仍然遗憾自己没有补益。何况末世风俗浇薄，忠信之人行动迟缓，把巧诈看作良策，把做官看作谋取利益。司马防四次升至九卿，汉代君子以他的巧于做官为耻。官场事业本来就不同于商贩经营，朝廷难道崇尚谄谀吗？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三次做官、三次被贬，和那些满腹奸巧、暗中迎合上意，最终做到卿相的人，难道能相提并论吗？国家选用忠诚纯正之士，精心访求贤能，朝廷内外和睦，远近肃敬安乐。无奈人心各不相同，不能完全一致。有人只求取得琐碎功劳，却违背大体；谋求私家利益而忘记国家。甚至有人出身卑微，突然登上仕途，强行装作明察敏捷，分析细微末节，事情稍有细小，就动辄烦扰皇帝；为自身谋划千方百计，为讨好众人而采取多种手段。看看古代贤良之臣，实在与此大不相同。虽然陛下效法天道，弘扬国家纲纪，救济百姓，招纳进谏之人，但上下官吏中善于投机取巧求官的仍然很多。有的滥施刑罚，张扬威势；修饰厨房和传舍，买取名誉；” “有的妄自进献谋略，炫耀心机，暗中行贿，图谋求取荐举。对上辜负国家恩德，对下招致百姓诽谤。实在应当广泛表示询问之意，深入追究弊病和讹误，压制斥退虚伪奸巧之人，优先任用正直敢言之士。考察恢复西汉的制度，每年派出八使轮流巡行，特别选拔英明贤能之士，专门任用刚强严毅者，巡行各方国家，分别考核治理成绩，明确赏赐、信实惩罚，以此统御属下；铲除邪恶，解决壅塞，使百姓得到苏息。使清浊各分其流，远近都遵守法度，那么国家的恩惠就会像膏泽一样滋润四海。陛下的聪明明察，没有远处不能达到。” 宋庠上奏说：“近来因为叛羌扰乱边境，又加上年初日食、风灾等变异，陛下反省自身、思念过错，勤劳到日已偏西，思考用什么办法消除压伏各种灾异，询问下情，接连敕令有关部门广开言路。因此从春夏以来，有的到官府陈诉，有的投入匦中，有的派近臣临时询问，有的在便殿召见答对，公卿和民间上封言事的，多到成百上千。大体上议论军事、估量敌情，不过不出攻守的常套，都是众所共知的空谈和谬论。道听途说，互相求取请托。然而考察其中真正有成效、可以施行的，最终没有发现。其中特别奇怪的，王建中作为有仕籍的臣子，竟然说如今的天下不是陛下所有。李元振是不得志的狂妄小人，却进献封缄奏牍，字迹全写得斗大，言辞意态悖逆傲慢，侮辱蔑视朝廷礼仪。丁腴是卜祝之家的人，却滥称贡士，杂引星象变化，说京师将要发生大火。王翊是胥吏中的低贱人物，因缘荐引，屡次请求上殿，士大夫都嗤笑他。李可久是原州的酒户，托请奸邪之人，无功而授官，正直之士对他咬牙切齿。像这些人，都应当处死，丢弃在都市，并在偏远地区布告天下，以清肃风俗。其余的人，有的肆意毁谤亵渎，有的轻率议论灾祥，陈述民间猥琐泛滥的言辞，陈说锥刀般细小琐碎的利益，妄自设计器械，揣度山川形势，荐举亲属关系，援引朋党，冒领恩典、侥幸求取俸禄，种种情形无不出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于是使天下那些幸灾乐祸、喜好作乱的人，以及负罪失职的人，成群在京城狂吠，像雀鸟一样跳跃朝堂，瞪眼张口，鼓动舌头，竟然没有丝毫顾忌。陛下已经广泛搜访，务求包容接纳，按照才能等级赏赐，往往超过他们的期望；怜悯愚昧、包容污秽，从来没有加以治罪。恭敬地想，陛下如天地江海般的容量，实在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然而人间本来有上下之分，国家体统有轻重之别；下级冒犯上级，朝廷堂陛就会逐渐毁坏；尊卑轻重都可以任意轻视，就会使小人无所顾忌。如今竟让小臣末吏、浅陋儒生和普通百姓都能挽袖挥笔，议论朝廷大事，凌辱卿相，把这当作侥幸求取进身的资本。臣恐怕他们乘风随流，越荡越远而不能回头，最终使权力削弱、威势松弛，这不是国家的福分。臣私下听说，真宗咸平初年也曾下诏求取直言，不久因上书者多有诬谤，特地下诏命登闻鼓院不再收受。臣希望圣上慈悲，下令有关部门考察前朝旧例，明确施行和停止的界限；对于今天以前已经在有关部门的上书，交给详审官精心考察，奏请陛下裁决。今后内外臣民，只有申诉冤屈、告发隐秘以及封缄奏事，仍依照通常格式办理；其余一概停止。如果再有人妄自陈说军机，言辞涉及斥骂亵渎，或者在外封奏上另列题目，或因请托而封缄送入宫内，都请求收下后送交开封府。” 由开封府结案审勘，依法施行。应当遵循旧有章程，以符合公议。

译宋祁弹劾李孝友的札子说：剑州司理参军李孝友自首承认冒用乡贯，因此得以登第，法寺判定按照自首予以免罪，并准许改正。臣详细考察，李孝友身为儒士，学习诗书，本应懂得大义，略有知识，如今却冒用三代祖先的乡贯，明明认防州录事参军李彻为父，改换姓名，苟且求取荐举。按《春秋》所载，当时妇人尚且知道说‘父亲只有一个’，而李孝友见利忘义，首先扰乱人伦大纲，抛弃已经去世的亲生父亲，侍奉假立的父亲，使亲疏关系和昭穆次序相互混乱；对外又不敬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敬奉他人，这叫悖逆礼制。何况他自己违犯名教，完全没有畏惧惭愧之心，这种人都可以容赦，还有谁不可赦免？伏望朝廷根据他的狂悖行为，把他放逐到远方，使他终身不得再玷污仕籍，严肃告诫轻薄之徒，使各人都懂得义理。监察御史包拯论张尧佐的奏防说：臣伏见张尧佐被任命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兼景灵宫使，又兼任群牧制置使。任命一经发布，朝廷内外都震惊。因为张尧佐长期以不称职之才，滥掌重大政务，利权反复变动，舆论沸腾。臣等多次上奏论列，陛下想尽力保全他，便曲意给予宠荣，并兼领要职。” “向前代寻找，没有这样的先例；按人情来考察，也令人不安。臣实在忧惧，不知如何是好。臣私下想到，陛下临朝以来，凡是施行政事，都遵守祖宗旧制，从未逾越。至于进用臣僚，先朝有李至、丁谓从尚书、参知政事授为节度使，钱若水原任枢密副使，后来由工部侍郎只授观察使；本朝有钱惟演以枢密使、兵部尚书授为节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兼尚书右丞，李维以翰林学士承旨兼刑部尚书，陈尧咨以翰林学士兼工部侍郎，同时授观察使，郑戬以资政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并州两年，才授宣徽使，过了一年才加授节度使。这些都是本朝旧有典制，若不是德望兼备显著之人，也不会轻易授予。如今张尧佐是什么人，竟然兼任这四项职务？何况执政大臣与国家休戚相关，不能坚持原则、据理申明，反而曲意阿附，造成这种过分的任命，使天下私下议论陛下偏爱后宫。这不但有损圣德，而且在事体上也是极其不妥的。伏望陛下以祖宗基业为重，以天下为念，不要让奸邪宠幸之人有所窥伺，特出圣断，罢免张尧佐宣徽使的任命，任用他为外镇，或许可以稍稍平息天下的议论。” 包拯又论李淑的奏防说：“臣等伏见任命李淑充任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臣私下认为，李淑尚未服父母丧时，只兼带侍读、端明两职，曾因吟咏诗文嘲讽斥责前朝，言语涉及怨恨不满，事情牵涉烈祖，因此被差遣为南京知府；他自称母亲年老，于是请求侍养。随后他又请求重新任职，当时舆论认为，他刚刚请求奉养母亲，马上又请求出仕，没有奉养母亲的快乐，却有为自身谋划的用心。又因为他从前的过错很深，不可安排在近侍之地，众议尚未平息，他便很快居丧。如今服丧期满，刚刚恢复原有资序，仍列于学士之班，却又把禁林中的重要职位授予他，为什么给予的官署如此崇高呢？臣等实在不能理解。而且李淑前后的平素行为，进言的人已经说得很多，陛下也完全知道了，臣等不再一一陈述，只指出其中最不可容忍的，请陛下裁处，不要使万世以后讥讽朝廷，那么臣等的责任就尽到了。这并不是臣等和李淑有私人嫌隙。臣等读《汉书》，看到辕固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商汤、周武王受命的事情，当时尚且有所隐讳，没有把话说完。汉景帝与商汤、周武王相隔一千多年，并非他们的祖宗，尚且还搁置不论，为什么呢？” “是因为嫌疑与他们相类。即使孔子将要成为圣人，在小小的鲁国，也曾为此有所避讳，大概礼制本来就是这样。李淑父子承受国家深厚恩典，他本人长期处在清贵显要的职位，官职都很显达，只因屡次任外郡，未能得到重用，心中便怀有怨愤，于是假借前代之名，讥刺攻击本朝。考察他的用心，实在是罪不容诛。等到因群议而受到稍微的责罚，李淑却曲意强辩，越发放肆地制造妄言，想让自己一个人的错误改易国家大典的次序，这种行为如果还可以宽恕，谁还有不可宽恕的呢？他又在吕夷简的墓志中写有‘猜鸡晨’之类的过分言语。臣等认为，陛下侍奉章献太后，在母子关系之间没有丝毫间隙，以深厚孝道治理天下，感化群黎，却被说成‘鸡晨’，实在是玷辱陛下的德行。其中还有更加不可忍受的地方，臣等不忍说出。李淑竟敢如此悖逆傲慢，陛下仁慈怜悯，深厚顾念旧臣，即使把他最严重的恶行隐忍下来，不予公开诛罚，就人情而言已经是恩赦了。如今又增加他一个学士职务，把他安置到禁林之中，众议喧嚷，实在极为不平。况且他的母亲年已八十，身边没有其他侍奉的儿子。臣等伏望陛下圣断，削去他的翰林学士职务，给他一个外任，或者命他侍养母亲。这样，心怀奸邪、隐藏罪恶的臣子才有所戒惧，不敢再诽谤诬蔑。” 包拯又论郭承祐的奏防说：“臣等近来冒昧两次上奏论列郭承祐，因他有僭越、不法等事，请求朝廷重重降职黜退。如今听说改任许州部署，虽然罢去了知州的权力，但仍旧担任节度使。对郭承祐本人来说，所受损失很小；对朝廷威令来说，损害却极其重大深重。为什么呢？郭承祐凭借亲属关系和旧日恩情，屡受曲意优待，有大罪却获得保全生命，没有微小功劳却忝居将领之职，富贵优厚，出入都享有宠荣。假使即使牺牲生命也未能报答恩德，却反而任意逞施奸恶，亵渎扰乱国家常法；身拥节度使旌节，却姑息士卒；职居接近枢府之处，却僭越典常；受命抚恤百姓，却残害民众；受托留守事务，却制造事端。众口喧然，都说他蓄谋不轨；考察他的用心，确实也不顺服。这样的罪行如果可以宽恕，那么天下的恶人就没有不可容忍的了。即使君主曲意保全臣下，过分表示优待怜恤，凶恶之人却不顾君主和亲族，又为什么会警惕自励呢？况且正当天下和洽之时，他竟敢萌发跋扈行为，这会诱使藩镇臣下效仿，并非只是造就一个戎首。如果不严厉依法惩治，这就是放过能够吞下大船的大鱼；那些包藏祸乱的人，又凭什么戒惧而自行收敛呢？”另外臣等仍听说，郭承祐在南京时，非法判决发配军人、百姓，超过一百二三十人；昨日杨孜分析审理后只裁定四十五人，实在还有未尽之处。臣等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请求再次下令南京，命他们仔细分析郭承祐任职期间判决发配的军人、百姓，把依法和不依法的分别列为两项，说明确实人数，奏报朝廷。等文书送到后，请朝廷另行裁处。

译知谏院包拯请求安置鹿皮道者，奏防说：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致力于除去百姓的蠹虫，这样风俗才会富厚，财用才会丰足。如果蠹虫的根源不除，治理之道从哪里兴起呢？臣私下看见兴国寺僧人鹿皮道者，绍宗自残肢体，长期怀有奸诈之心，煽动诱惑愚昧百姓，聚集凶恶党徒，创修寺宇，熔铸佛像，耗费货财宝物，不知限度。正当国家多事、财用困窘之时，怎么能容许这类人任意搜刮剥削呢？况且佛的意思是觉悟，关键在于人的内心。即使有无数佛像，也不超出五蕴之中；只要平等慈悲，就是正道。有意营造外在功德，并不是佛教所崇尚的。从前唐朝想铸造大佛像，狄仁杰上奏论列，工程当即停止。伏望皇帝陛下俯察怜悯众人，广泛采纳群议，凡是这类兴造工程，立即下令禁止。至于僧人绍宗，也请求把他安置到外地，以免他迷惑众人。” 右司谏韩琦论奏僧人绍宗以妖妄之术惑乱众人，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兴国寺有个外来的僧人绍宗，从本月十四日起在该寺后三门上点燃灯火，穿膝出榜，行事足以惊扰迷惑百姓，意在借机谋求财利。容易被煽动的人纷纷前来观看，施舍接连不断。臣私下查见《天圣编敕》中的节文规定：僧人、道士以及俗人，有舍身烧臂、炼指、截断手足、戴钤挂灯、毁坏身体之类行为的，都已经依法定罪判处；僧道勒令还俗，发配到边远州军编管。收留他们的主人，以及本院三纲、知事僧尼和厢镇所由等容纵他们的人，也一并依法定罪。天下都应遵守，违犯者一概不赦。怎么能在皇宫附近、都市防范之地，任凭妖妄之事肆行，竟然没有制止？这不过是本寺庸俗奸猾之徒诱使他来到京城，想欺骗迷惑朝廷，图谋经营兴建之事。追究他的奸邪情状，本来就不容诛戮。臣又担心那些佞佛之徒曲意进言，蒙蔽圣听，以至于宫闱之内、戚里之间，希望从中得到些许沾益。他们夸大其辞，即使损耗财物来资助，也确实深深损害教化。臣想请陛下特别降下圣旨，指示有关方面依照原敕检查防范，早日赐令施行。如果国家因为敬畏上天的警戒，已经停止兴修，节省国用，爱惜耗费，稍稍宽免违令者，特许权宜办理，那么就应任凭他去募化，使之顺从人们的意愿，但绝不能因此加以崇奉，以免损害政事。” 他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立即加以论列，幸望陛下明察裁决，不要有所隐讳。”端明殿学士宋绶上奏说：“帝王治理天下，在于总揽威权。可是近十二年以来，政令都从帘幕后发出；自从陛下亲自处理万机以来，内外臣民都伸长脖子，盼望看到圣政合宜，惩罚违犯、革除弊病，以更新百姓的见闻，可是赏罚和号令并没有比从前更好。这难道不是因为三事大臣不能推诚尽力来辅佐陛下治理吗？过去太后临朝时，授官任职往往吝惜，而受到邪幸宠爱的人有时可以直接取得升擢，议论者说这是恩典出自太后。如今恩赏虽然实行，人们又说是出自大臣；如果不是大臣结党欺上，怎么会得到这种结果？朋党成为朝廷的祸患，古今都是一样。有的人窥伺帝王禁中的动静，暗中指使人上奏；有的人迎合自己人的意旨，借以进退大官，买恩市宠来招揽权势；小人趋逐利益，以此求得进身。这种风气逐渐滋长，已经侵蚀国家政务。太宗曾说：‘国家没有外患，必定会有内患。外患不过是边境之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奸邪之人相互勾结，形成内患，实在令人非常畏惧。’真宗也说：‘唐代朋党尤其盛行，王室于是衰微。希望陛下思念祖宗的训诫，念及王业的艰难，整顿纲纪，正在今日。’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撰 去除奸邪 宋英宗即位初年，殿中侍御史司马光论奏程戡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制书：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程戡加授安武军节度使，命令他继续任职。臣听说，官职是用来对待贤才的，赏赐是用来劝勉有功之人的。官职授非其人，职事就会废弛缺失；赏赐与功劳不相称，群臣就会离心离德。程戡平素没有才干谋略，年轻时在北方任职，历任内外官职，仍然没有什么名声事迹为人称道。何况如今已经老病昏庸懦弱，在鄜延任职时尤其严重，只图苟且偷安，混日度月，被吏卒轻慢，被戎狄看不起。臣认为朝廷应当趁他任期届满，授给他一个闲散官职，另行选择能臣代替他的职任。如今却以节钺这样的尊荣宠任他，让他继续担任旧职，外廷听到的人无不惊骇诧异。臣私下认为，两府之外，官位尊贵、俸禄优厚的，没有比节度使更高的了。群臣如果没有大功，怎么可以轻易授予？臣不知道程戡在鄜延曾经立过什么功劳，竟突然授给他这个官职？万一边臣中有人能够建立大功，朝廷将来又用什么官职来安置他？何况陛下刚登基，四方之人都擦亮眼睛、侧耳倾听，观察朝廷刑赏，以此判断圣政，而程戡首先得到滥赏，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希望陛下圣慈收回先前的命令，另选贤才，使他守任鄜延，以符合内外众人的期望。” 司马光又说：“臣近来曾经上奏，鄜延路经略使程戡建节继续任职，不合众望，请求收回先前的命令。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施行。臣私下认为，当今国家的外患，只有西北的两个敌寇；用来抵御这两个敌寇的，只有各路经略安抚使。担任这种职任的人，怎么可以不精心选择？程戡在鄜延，自认为衰老，害怕受到众人指责，只是一味姑息，取悦群小，僚属和军队尚且没有敬畏之心，何况外族，当然会轻视侮辱他。近年以来，赵谅祚多次违背旧制，改换国姓、建立官制，妄自提出要求，不遵从朝廷命令。程戡不能遏制他，反而接纳他的使者；事情能不能办，都推给朝廷，那么抵御外侮的臣子将有什么用处？侍奉君主而不忠，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臣愚见认为，大凡驾驭群臣的办法，如果任职称职，众人都比不上他，就应当让他继续任职；如果建立功业、办成事务，为众人所知，就应当提高他的品秩。如今若说他称职，那么军政并没有修治；若说他立功，那么敌人骄横轻慢，而朝廷对他的宠命反而更加隆厚，委任也更加深重。臣恐怕将帅中竭力效命的人得不到劝勉，而怀有奸心的人反而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样还希望边疆安宁、四夷宾服，臣私下认为很难做到。” 程戡新近所受的恩命，伏望早日赐令收回。” 治平二年，司马光论奏陈述古的札子说：“臣私下听说，陕西都转运使陈述古前日因巡察边境，向朝廷妄奏，声称边境安宁，不值得忧虑。后来他代理泾原路经略司事务，听说副总管刘几称西人正在集结，将要谋划入侵，请求出兵防守边境。陈述古害怕这与先前的奏章相违，因此恼怒刘几，上奏说他不合军情、夸大其事、无端生事，擅自把刘几调任凤翔府。几天之内，西人果然大举侵犯边境，杀掠弓箭手和熟户蕃部。陈述古也没有立即发兵救援，导致数千户人家陷没。近来虽然知道朝廷已经派台官勘问陈述古的罪状，但私下听说他所获罪责只是擅自调动刘几，以及奏状中有不实之处。如果按照文吏的标准议罪，罪行似乎不算重；如果从国家大计来说，危害实在深重。为什么呢？国家承平日久，百姓不熟悉战事，即使屯戍的士兵，临敌时也难以使用。只有弓箭手和熟户蕃部，都生长在边地，熟悉山川道路，了解西人的虚实，才干勇气强悍，不害怕战斗，国家一向依靠他们作为藩篱屏障。如今陈述古明知西人想来侵扰，却为了逃避前后奏报不一的罪责，顺着欺罔朝廷的谋划，压制将官，不许他们救援防守，终于把数千户百姓交给虎口，使父子流离、骨肉遭受涂炭。” 难道只是已经陷没的人值得深深痛哭吗？臣恐怕从今以后，各路弓箭手都不敢居住在极边之地，熟户蕃部也都会产生叛国投贼之心。由此看来，这危害难道还小吗？何况陈述古出身于门荫，才干气质庸俗鄙陋，自从历任官职以来，所到之处都放纵自己的胸臆，残虐官吏百姓，不顾法令，轻慢王命，骄横暴戾而又凶狠狡诈，天下人都知道。他多次因获罪被贬黜降职，不久又重新受到任用，窃据名位；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实在超过了他的才力和器量。所以天夺其神，举措乖谬，令人听闻惊骇，陷害败坏百姓性命，挫辱国家威势，内外之人无不愤恨痛疾。臣听说舜诛杀四凶，天下因此服从；像陈述古一生所作所为，也可以说是凶人了。陛下即使不愿明正典刑，以斧钺诛戮来向边民谢罪，也应当把他流放到荒远之地，让他去抵御魑魅，或许可以使守卫疆土的臣子稍加警惧。” 司马光又论奏皮公弼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降下诏书：在初任、第二任通判人员中选人，权发遣为三司判官公事，九年以后升任职司。既让他们长期熟悉这项事务，又以越级的职位相待，这确实是任用人才的重要办法，是治理政事的首要事务。然而在这次选拔升擢之初，天下士大夫无不伸长脖子等待，擦亮眼睛观看。如果得到的是清正自守、孤直不阿的人，那么人人都会羡慕仿效，磨炼节操、砥砺品行，不肖之人也会受到感化而成为贤者；如果得到的是贪污谄媚虚伪之人，那么人人都会倾身钻营、求取进身，粉饰外表、窃取名声，安于现状的人也会变得浮躁。这是风俗的根本、政治的枢纽，不可不慎重。除非有奇异才干和特殊功绩，为天下所知，否则不能轻易担当这种选任。臣私下看到，尚书都官员外郎皮公弼，任吏时靠贪婪聚敛致富，天性狡猾，善于钻营进取。他在京师不停地拜访请托，在外地则书信往来不断，专门使用这种手段，以致举荐他的主官有三十多人。他一旦首先接受这项选任，天下之人只要知道皮公弼所作所为的，都私下议论、暗自叹息，愤懑而不敢发声。这难道能够称合陛下求贤的意旨、符合四方士人翘首仰望的期望吗？” 如果所选的人都像皮公弼这一类，那就是打开侥幸求进的大门，成为佞邪之人浮躁进取的途径，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对于皮公弼，伏望圣慈收回先前的命令，勒令他回到本任。况且如今内外官员中，按照资序本来应当进入三司判官的人，尚且不下几十人，难道其中完全没有可以选择的人吗？愿暂且从中选择一人补任；等到三司判官出现空缺时，等确实有奇异才干、特殊功绩并为众人所知的人，再依照近来降下的诏书举荐任用，那将是天下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