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

译熙宁元年，翰林学士王安石上奏说：“臣私下听说，转对官陈习因为上言揭发别人罪恶而获罪，被贬黜。监察陈习这个人的忠诚或奸邪，臣原本并不知道。然而陛下这样施行惩罚，有两点不妥。君臣上下相互沟通，靠的是诏令；诏令能够在天下施行，靠的是信用。诏令失去信用，人主的权力就废弛了。所以孔子认为，军队和粮食都可以舍弃，却不可以没有信用。如今陛下命令群臣，让他们揭发有官位者的徇私结党、尸位素餐；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进言，就不审问查考事实虚实而将其贬黜，这对陛下的信用危害很大，这是第一点不妥。人主听取天下意见，不可以有所偏向；一旦偏向，就会产生弊端。若偏向于厌恶揭发他人罪过的言论，弊端就会发展到听不到奸邪之事。真宗只是厌恶有人暗中交结、阴险地互相中伤，所以曾下诏规定言事者不得互相诋毁，这本来没有大的过失。然而在位者于是认为人主厌恶谈论别人的罪恶，这种风气的弊端，竟发展到大臣奸邪贪污，而真宗始终听不到。大概揭发别人的罪恶，本来就是众人所不喜欢的，而人主又厌恶这种言论，弊端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如今有人为陛下揭发臣下的罪过，陛下还不知道事情是真是假，却立即认为这是极大的恶行，那么今后还有谁敢为陛下揭发奸臣呢？” 奸邪之事不能上达天听，即使大臣中再有贪污狼藉之人，陛下也无从知道，天下的政事就会败坏，这是第二点不妥。臣听说，人主听取天下意见，务必要公正听取、兼收并观，用事实加以考核，用义理加以裁断；是非善恶都应当听闻，所不应听闻的，只是诬陷、欺骗、荒诞无据的言论罢了。如果不愿听闻别人的恶行，那么象那样表面恭敬而实际上傲慢无礼、违抗命令而败坏宗族的事情，尧也就无法知道了。尧之所以能够知道共工和鲧的恶行，又能够知道舜的善行，是因为他能够公正听取、兼收并观，不被身边亲近熟悉的人蒙蔽，而用事实考核，用义理裁断，只把诬陷、欺骗、荒诞无据和不合义理的言论一概斥绝、拒塞罢了。所以《尚书》称道尧，是因为他憎恶谗言、畏惧巧言，并不是因为他厌恶谈论别人的恶行。人主之所以施行赏罚，是依据善恶；如果只想知道善而不愿知道恶，就是只想有赏而没有罚；有赏无罚，就像只有春天没有秋天，不合天地运行的规律和阴阳变化的道理。臣愚昧地认为，陛下这次举措错了；开始时看起来事情很小，但它形成的后患却会很大，不可不察。改正过错而不吝惜，是成汤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伏望陛下不要吝惜改正这件事，那么天下就大幸了。” 二年，侍御史陈襄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常常存在于公正的舆论之中。公论废弃，这一道理就可能接近消亡。人人都有判断是非、可否的心，这是出于理义的本性，即使圣人也没有不同。正当判断是非可否之时，只要内心没有偏爱和厌恶，他所说的话就没有不公正的。即使普通男女的愚见，尚且有可取之处，更何况士人君子呢？那些统治百姓的人，凡是施行一项政令、建立一件事情，往往自以为思虑非常精密、议论已经十分周详；听到别人的意见却不加省察，反而认为那只是流俗之论，这也太不思考了。因此，天下公论往往在好恶尚未发作之前形成，却在是非相互争胜之后失去。为君主的人不可不察觉这一点。自己认为正确，天下人却认为错误；自己认为错误，天下人却认为正确，这些都未必可以预先知道。一定要等天下人都认为错误之后才舍弃，那其实是众人替他舍弃了。所以采纳人的意见时，无论贵贱、亲疏、贤愚，只怕谋划的人不多、议论的人不广。道义所在之处，就是应当听从议论的地方。古代天子听理政事，让公卿直到列士进献诗歌，乐师进献典籍，史官进献史书，太师进献箴言，盲人乐官诵读诗赋，乐正诵读文献，百工进谏，庶人传达意见，近臣竭尽规劝，亲属加以补察，盲乐师和史官进行教诲，年长有德者加以修正，然后君王再斟酌取舍，因此政事施行起来不会违背正道。” 周厉王暴虐，让人监视、搜查诽谤自己的言论，召公因此进谏，他却不听，终于造成流亡的祸患。周宣王即位后，任用方叔、召虎为辅相，修治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遗留下来的风气，雅正之道于是重新施行。所以他的政事做得好的地方，诗人就加以赞美，如《云汉》《崧高》这一类；做得不好的地方，诗人有时加以箴戒，《庭燎》就是这样；有时加以规劝，《沔水》就是这样；有时加以教诲，《鹤鸣》就是这样；有时加以讽刺，《祈父》《白驹》这一类就是这样。因此天下诸侯重新尊奉周王朝，王室也中兴了。向人君进言，其对于国家兴亡取舍的作用，就是这样明显的效验。臣伏自陛下即位治理国家以来，叹息忧劳地寻求治道，唯恐一句话没有听到、一件事没有闻知，亲自降下诏书，询问寻求政事的缺失。每逢在便殿召见群臣，延请询问他们的意见，直到太阳西斜，仍命令百官轮流上殿奏对，使他们能够以封事上达天听。向前代君王寻求，没有像陛下这样勤勉地兼收并听、广泛纳谏的。然而兴办事情、改革制度，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且很难。王安石近来设置条例一司，却失于听取意见过偏，事情不经过宰府，谋划不征询士人百姓，年高有德者不能参与听闻，台谏不得议论，所采纳的建议只有门生和属吏的意见而已。” 天下即使有关于是非的议论，也一概不听。事情施行的那一天，朝廷内外没有不郁结不平、非议此事的，都说不可施行。这是由于权责过于专一而不采纳众人意见的过错。《易经·蛊卦》说：‘甲日之前三天，甲日之后三天，终结就会有新的开始，这是天道运行的规律。’意思是，遇到事情时，人君要创制法令，必须在开始时审慎思虑，并谋划好如何完成其终局，就像天道运行四时而成就变化一样。怎么能只凭一两个大臣的臆见来议定天下的法令呢？即使陛下想听从他们的意见，又将天下怎么办？从前子产辅佐郑国，郑国人常到乡校游聚，议论执政的好坏。然明请求毁掉乡校，子产制止他说：‘人们早晚从官府退下来后到那里议论政事，认为执政做得好的，我就实行；认为做得不好的，我就改正；乡校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孔子听说后说：‘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韩愈为此作颂说：‘如果真正遵循这条道路，辅佐天下的君主，使四方彼此通达交往，恩泽施及无边。’这大概是惋惜他没有遇到这样的君主。韩愈又说：‘四海之所以不能治理，是因为有君主而没有贤臣，谁来继承并实行这种道理呢？’我思念古人，大概正是为如今再也没有这样的人而感伤。”

译伏望陛下恢复雅正之道，实行周宣王的政事；要求近臣具有子产那样的用心，不要任凭一个人的私下意见，不要废弃天下的公论。举行一件事必须向众人考察，施行一项政令必须顺应百姓。废除苛刻征敛的法令以安定人心，召回被流放贬斥的臣下以拓展言路，使百官群吏都能够依据职事提出意见、进献箴言、补救君主的过失，这样就可以避免偏听偏信、任意妄为的祸患。《易经》说：‘在野外与人同心，亨通；有利于渡过大河。’意思是，所共同的目标广大深远，不受私情牵系，也不吝惜于采纳意见，那么道理就会光明亨通，可以成就大事。伏望陛下广泛听取并接受意见，这就是天下的福分。” 陈襄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看待臣下，就像心腹对于四肢、耳目一样。四者相互资助而成为一体，就不必劳苦而功效自然能够完成。所以公卿是人君的股肱，台谏是人君的耳目。古代人君任用进谏诤的臣子，必定寻求正直、辩才广博的士人，让他们掌管自己的视听，补救自己的缺失。他们内心忧惧不安，只怕听不到切实正直的言论，以挽救自己的过失。所以舜告诫臣下说：‘你们要成为我的股肱耳目。’又说：‘我有违失，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代臣下向君主进谏诤言，只要有可以进言的机会，即使刑具已经摆在面前，也没有什么忌讳，因为他们希望使君主没有过失，而不是为了揭露君主的恶行；将以此成就臣下的节操，而不是为了获取名声。身居言责之任，本来就应当如此。所以《易经》说：‘君王的臣子艰苦尽忠，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尚书》说：‘这些谋划和计策，都是为了成就我君主的德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君臣之间同心协力、共同修德，义理上就成为一体。上面的君主如果听到一句正确的话，就应从容听取采纳，不要认为这是暴露自己的过失而心生疑虑；下面的臣下如果听到一件政事的过失，就应周旋反复、切实争辩，不因担心被说成求取声誉而有所顾忌。” 这就是所谓取得信任之后才进谏。伏望圣明稍加体察臣所说的话，那么天下就大幸了。” 陈襄又请求免除刘述等人因进言而获罪，奏状说：臣近来私下听说，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因为封还诏敕而被弹劾。前些日子，御史刘琦、钱顗又因为进言而被责罚贬降。不久，臣根据同知谏院范纯仁的公文得知，称台官刘琦等人因职责所在而有所论奏，奏请贬逐官员，并且因议论参知政事王安石之事，居家待罪，不再供职，请求施行贬谪流放；公文发到谏院会照。臣也任职谏官，眼看朝廷上下的情势乖戾到这种地步，实在忧虑。陛下起初知道王安石贤能，提拔他参与大政，天下听闻此事，无不互相庆贺，认为陛下有知人之明，能够任用有道德的大臣。陛下对安石寄予的期望越深，安石报效陛下的心就越急；事情既然因求速而有所损伤，人们也就不免有所议论。台谏作为耳目之官，只要有所见闻，就不敢闭口不言；事情是否可行，应由陛下选择后施行，不应稍微违背圣旨，便加以谴责驱逐。恐怕这不是疏通下情、招来谏诤的办法。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总共五次更换御史中丞，台谏官被罢免驱逐者接连不断；即使他们因没有失职而离任，本来对朝廷也没有什么损害，然而天下人都说陛下不能包容听纳，堵塞言路，发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声色；这对于圣明的政治，不能说没有损害。” 何况如今官府政务因循敷衍，上下都不守职分；刘述作为刑曹官员，因封还诏敕而待罪，可以说并没有失掉自己的职守。如果陛下因此治他的罪，就是让天下那些窃取俸禄、苟且求安的人更加毁弃官守。况且御史的职责，就是可以纠正朝廷纲纪；如今刘琦和钱顗进言议论执政大臣，即使只是听到传闻而事实不实，也不算是很重的过错。如果因为轻微罪过就驱逐他们，就是让进言的官员从此再也不敢议论执掌权柄的大臣有什么过失，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天地之所以广大，是因为它善于覆盖万物而无法命名，善于承载万物而无法计量。圣人的德行，也正在于能够包容一切。《尚书》说：‘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能成功；能够包容，德行才会广大。’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刘述恪守职守而违背诏令，就依法处置他；不要因为刘琦等人进言诋毁近臣，就加重他们的罪责，那么天下就大幸了。” 监察御史张戬等请求监察官依照谏官的先例入殿奏对，奏状说：臣等每当有本职所掌的公事，想要上殿陈述奏报，都必须等待朝廷旨意。既然获准上殿，又要等候班次，动辄经过十多天。倘若遇到朝廷政事有缺失，或者外部事务关系到机密和紧急处理，不能延误时日；像这样拖延，就已经来不及了。何况还要往复等待答复，必定要经过中书省；万一事情涉及政府大臣，就可能遭到阻挠压制。掌管耳目的官员，即使想要应对紧急情况、陈述上报，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臣伏见天禧年间的诏书规定：诏令不当，官曹涉入私情，处置失宜，刑罚赏赐超过制度，苛刻征敛没有节制，冤屈滥刑尚未得到申雪，都交给谏官奏论，交给宪臣弹劾举发。这大概是因为台谏的职责相同，进言的责任既然相等，那么入殿见君的期限按理也没有区别。为什么唯独宪臣要被隔绝疏远？希望朝廷推究天禧诏书的本意，使监察官依照谏官的先例向閤门递交文书，即可获准入殿奏对。若所奏之事紧急，也请求优先安排上殿。这样可贵之处在于，遇到事情便能入朝报告，不必担忧错过时机。”}], 翰林学士韩维在请求不要因为直言而罢黜士人的奏状中说：“臣私下看到，应贤良方正科孔文仲对答策问，因为论说时政，意见不同于诏令，文仲便被罢官遣归。臣仰思陛下，鼓励人们进言，一有不合，便实行弃置贬黜；这样下去，以后谁还敢进言？陛下曾经厌恶议论政事的人，喜欢与流俗相同，从而阻挠、败坏朝廷的政事。况且处理政事在于审慎裁断，审慎裁断在于合乎时势变化，使流言自行平息，才是妥善的做法。若想用贬黜责罚来制止流言，臣认为这对施行政事没有益处，反而有损于治国之道。陛下不要因为文仲只是一个卑微的士人就贬黜他；即使不贬黜，又会损害什么事情呢？古人处理事情，常常告诫要防患于未然。臣恐怕贤能俊秀之士因此离心，忠良之臣闭口不言，阿谀苟合之人窥见其中的机会，争相进用，所造成的祸患将不小。若文仲可以被任用，却又驱逐他，臣恐怕受损的并不是文仲，而是在陛下。愿陛下改赐处分，以使天下幸甚。”

译元祐九年，监察御史彭汝砺论述近年采用言论、喜欢赞同而厌恶异议的情形说：“臣私下认为，陛下从初次临政到现在将近十年，政事不断损益更张，纷纷扰扰，不知何时停止；条令屡次下达，使传达诏令的使者车马接连不断，郡县官吏已经难以胜任。关于治理财赋的言论已经说得很详尽了，但公私用度却越发困窘不足；风俗日益衰败，德义日渐衰微，浮华虚饰、苛刻计较，仿佛再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旱灾、蝗灾、水灾、涝灾，饥荒、疾病、瘟疫，又加上战争，使远方纷扰而不得安宁。这本来正是陛下日夜励精图治、统筹治理以求达到成功的时候。臣愿陛下更加谨慎，不要忽视事情的变动；遇到顺利时，要想办法使它安定；遇到容易处理的事，要想到其中的困难；遇到薄弱之处，要想办法镇抚；遇到贫困者，要加以赈贷。这是当今最重要的谋略。一个人潜心于朝堂之中，却想周知四海的遥远情况；在一时制定法令，却想让它施行于万世，这难道只凭一个人的耳目手足之力就能做到吗？只能在于竭尽众人的谋虑罢了。臣浅陋，实在不能对陛下的事业有丝毫帮助。只是愿陛下进一步拓宽言路，使下情得以上达；下情通达，忠诚的谋议就会不断到来，利害的迹象、邪正的实情，也就不能隐瞒于陛下的听闻之中了。” “事情关系到天下，就应当与天下共同承担；事情关系到众人，就应当与众人共同承担，不能把它当作私事。臣观察朝廷近年采用言论的办法：与众人意见相同，众人就赞誉他，认为他是奇才、懂得治国体要，果然就任用他；与众人意见不同，众人就把他当作愚人，认为他随同流俗、不懂治国体要，果然就废弃他。其实是非在于道理，不在于同异。若意见相同却有所依附，即使相同，也正是欺骗；若意见不同却有所取舍，即使不同，也正是忠诚。君上的好恶，是百姓的表率。君上只把相同当作可喜，百姓也会把相同看得尊贵；君上只把不同当作可恶，百姓也会把不同看得卑贱。人不可能没有贤能与不肖，事情不可能没有利害；如果人人一味附和，彼此围合，把可与不可一概看作同一件事，那么就会压制君子而助长小人，把罪过粉饰成功劳，把虚假欺骗说成真实，把利欲诈术说成仁义。这样发展下去的弊病，臣恐怕将无法胜数、无法治理。陛下以大道济助天下，智慧周遍万物，在一颦一笑、一俯一仰之间，就能重新抚治四海之外；群臣如涓埃尘土，最终又哪里足以有所帮助呢？惟愿陛下为天下深深委屈心意，听取并采纳意见，以回应天灾变化，与百姓共同忧患，臣就万分幸甚。” 元祐十年，汝砺又论述不应追问进言者从哪里得知所言之事，说：“臣近来论奏都检正俞充以及拆事，初十日接到中书省札子，奉圣旨要臣详细说明并上奏：俞充的事迹是从什么人那里听闻后奏报的？臣不肖，不能够答对并宣扬陛下的命令；接到诏令后震恐不安，惶惧得举止失序。臣私下想到，天下的人才有正直，便有所谓邪曲；有贤能，便有所谓不肖。君主深居严密之处，没有办法亲自察知外界，于是设置耳目之官；御史也是凭借众人的言说来查问。凡臣所纠举、揭发的奸邪，并没有丝毫是为自身谋利，实在是陛下使臣这样做的。众人有时把事情告诉臣，也不是有所求取，只是被臣的诚心所迫而已。他们因为面对至诚之心而说出实情，等到因为有所畏惧回避而泄露这些事，把他们投入罗网、陷阱之中，而臣反而得以安然，那么臣不仅不能容于众人，还会获罪于有关官司。废黜一个官吏，并不足以影响朝廷轻重；但若官吏因为向谏官泄露言语而被废黜，众人都会以前人的遭遇为戒而疏远谏官，是非得失就再也不会传到我们这些人这里了。以臣昏庸软弱而又不肖，却使掌宪之臣完全无法听闻外界的是非得失、反而被排斥在外，那将无法照见幽暗、弥补缺失，臣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臣宁可自我责罚，也不敢奉行这道明诏。俞充的才干品行，陛下既然了解得最为详细，那么臣的罪过也自然可以看清了。臣所担任的各项官职，都是陛下所授予的，臣愿意一并交还，以此抵偿罪过；如果这样还不能赎罪，愿陛下进一步查察。由于臣所论奏的并非一件，御史中丞邓润甫、里行黄履也各有论奏，臣请求向众人询问，并委派官员完全公正地查究根底；如果有不实之处，那么臣就是诬陷善人、残害德行，即使把臣流放到荒远之地，臣又有什么话可说呢？臣恳切至极，实在无以任受。” 汝砺又论述听取言论尚未达到完善，说：“臣有幸因不肖而得以充数于御史府，参与听闻朝廷的议论；但臣所学不深，多次辱蒙圣训，才知道尧之道高深得无法形容，孔子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也不是可以轻易听闻、理解的。然而其中有臣尚未通达之处，不敢隐讳藏匿，不把它陈述出来，便是辜负陛下的盛德。惟愿陛下加以察看。”臣听说：凡是人，没有比进谏更困难的事。作为人臣，就不能只顾自己；作为负责进谏的臣子，就不能有所隐瞒。君主，是臣下所仰赖的上天，能够决定祸福、控制贵贱；君主有过错，臣下就一定要纠正。臣下，是君主所委任的人，不能轻易决定人的轻重，也不能使人荣辱；发现奸恶，就一定要进言。以极卑微的身份面对极尊贵的君主，指出君主所厌恶的事；听知君主的过失，以极孤单的身份对抗极众的人，揭发他们隐藏的奸恶，那么危险、羞辱、怨恨和祸患就会纷纷而来。危险、羞辱、怨恨和祸患，不只涉及自身，也会牵连子孙。守门击柝、管理田地、任卑微小吏，都可以成就事业；却为了偶然获得的名位，舍弃天下最安稳的道路，投身不可测的危祸，背离众人所看重的荣誉，招来无穷的怨恨，那么这个人的自身和谋划显然不是为了他的家族。陛下至诚恳切，愿意治理像臣这样不肖的人，却又宽容借贷，给予深厚的安慰，由此可知陛下对天下贤才是如此委曲求全，即使古代圣君也不能超过您。”

译“听取言论的办法有三点尚未达到完善：一是有所怀疑，二是有所轻视，三是有所专断。这些正是臣尚未明白、却不敢隐瞒的地方。臣听说，君主用来与天地交感、回应万物的，没有什么不是依靠诚信的。在自身能够做到的地方无不竭尽诚信，那么别人也会竭尽诚意。臣私下听说陛下在政事上励精图治，细微事务也一定亲自处理，但却不能没有疑心。臣认为并不是这样。周尹谈到王中正的事情，陛下怀疑王中正不能成就蜀中士大夫，后来才知道进言者是有根据的。国家大事和乡里小事哪一个更重要？一定会说国家恩典更重。得到君主的信任和得到臣下的信任哪一个更重要？一定会说君主的信任更重。违背所看重的君主而招致欺天之罪，顺从所轻视的臣下而取得小人的声誉，臣子恐怕不敢这样做。臣私下考虑，陛下在百官之中选取六七人作为谏官、御史，使他们能够察看百官的邪正，辨明天下的利害；既然让他们进言，就一定应当认为这些人可信。认为可信，就应任用而不怀疑；认为可疑，就应罢黜而不任用。既已任用又怀疑，既已怀疑又任用，这不是最充分的诚信。君上以怀疑对待臣下，臣下也会以怀疑侍奉君上；上下的意志不能交融，就不足以成就事业。” “陛下所委任的是外台御史。如今外台请求罢免、贬黜、驱逐的奏章早晚不断，使陛下凭主观揣度，认为某人是为某事进言，某事是某人为某人进言。臣知道臣不能把所有事情都了解周遍；臣并不是要为周尹辩护，只是担心陛下用这种心态对待天下，那么像周尹这样的贤才就知道有些话不能说了。臣所论说的多是陛下亲自宣谕以及所告诫整饬的事情，可见陛下的本意并不是把不肖者视为可恶，而是要教导他们。臣虽然已经铭记在心，但在道义上有所不安，所以对陛下的告诫也不敢拖延。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才会把君主看作腹心。陛下的智慧足以感格天地，辩才足以雕饰万物，圣明恭敬日益升进，正要达到尧舜的境界；而群臣区区之才，连仿佛五帝的辅佐之臣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够仰望圣明的光辉呢？陛下回到内宫，收敛听闻，退藏深宫，群臣仍然战栗震慑，不敢把意见全部说出；如果只以明察为用，微弱的灯火终究不能成为光明。臣常见陛下的臣下称颂陛下高明博厚、比于天地，说到古代则贯通历代而无所遗漏，用来处理今日事务则周旋万事而无所穷尽；臣下只能惊叹，唯独臣对此有所疑问。臣先前论市易之事，陛下曾宣谕说臣不知道事情的本末。臣确实出身山野，未曾经历世事；然而臣侍奉陛下，敬畏之严如同对天，凡是想说的话，都考察古代，参照今日，听取百姓意见，询问士大夫，反复研究到没有不同意见之后才进言；稍有疑虑便删去，十条中常常删到只剩八九条。因此在本末之间，臣不敢说自己不知道。” “陛下如果确实全部察看，并稍稍赐予臣宽闲燕见的机会，使臣能够在您面前指陈说明，稍许容许臣尽情表达自己的愚见，那么臣的言论一定有能够符合圣心的地方。天下人，分散开来就显得愚昧，集合起来就能产生智慧，所以说君子之道从夫妇之间开始。夫妇的愚见本来不足以与君子之道相提并论，但仍有可取之处，只是取其所长，不能因为其中有不足听取之处就遗忘它。像臣这样昏昧而未能明白，所指出的言论如果确实不好，本来不足称道；惟愿陛下以诚心对待进言者，那么其中有比臣高明的言论，便不能因疑虑而拒绝。臣曾经说过：是非属于众人，就应当与众人共同承担；利害关系到天下，就应当与天下共同承担，即使君主也不能独断专行。吕嘉问的奸诈险恶，从大臣直到仆役马夫这样的卑贱之人，从朝廷直到四海遥远之处，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还爱惜怜悯、不忍心罢免他的，只有陛下而已。君主对于臣下，固然有任用庸才的说法；但凡对国家有益而对百姓有损、对君上有利而对百姓有害的，都不是先王所任用的庸才。”

译“《传》说：‘有功于百姓叫作庸，所以先王任用这种人，只是以百姓为主罢了。’” “开辟土地来使国家强盛，充实府库来使国家富足，按今天的说法，似乎可以称为有才；但孟子却把这种人视为民贼。何况吕嘉问对上欺骗陛下，对下欺骗百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能够使国家受益的地方。群臣越恳切地进言，陛下却越坚决地维护他，臣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吕嘉问本人其实微不足道，本不值得臣为陛下说明；但陛下这样对待天下士人，其危害超过吕嘉问，陛下却未必知道。有所怀疑，似乎不能避免凭主观臆测；有所轻视，似乎不能避免自以为是；有所专断，似乎不能避免固执己见。这些都不是臣所期望于圣学的。君主有所怀疑，忠信之士就不会来；有所轻视，守礼守法之臣就不肯尽力；有所专断，正直之臣就不肯进用。忠信之士不来，君主所亲近的就只剩下诡诈之人；守礼守法之臣不尽力，所任用的就不是值得敬重的人；正直之臣不进用，君主的过失就无法获知。这是不能不警戒的。臣听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疗疾病，不能通过望诊了解，也可以通过问诊了解；不能通过问诊了解，也可以通过切脉了解。知道疾病在一条肢体，就治疗这一条肢体；在全身，就治疗全身。如果认为一条肢体或一个身体局部的疾病不值得忧虑，那么随着年时日月的变化，外在的病传入内部，小病积累成大病，四肢百体的疾病就会多到无法医治。” “臣私下认为，陛下刚健而不受迷惑，每日励精图治，天下人指望只需几天几月，便可达到唐虞、成周那样的太平；如今已经施政十年了，但事业功效还没有达到成就，弊病反而增加。这一切疑虑，都是言路不通造成的。惟愿陛下更加谨慎。” 神宗时，诏令规定侍郎以下官员不许单独入对。御史中丞黄履上言说：“陛下广泛访求各种事务的意见，即使是远方的台官，尚且还命令他们单独上前；反而侍从之臣却不能这样，实在不合适。”于是废除了这项制度。御史翟思进言，有人奏请诘问言论来源，黄履劝谏说：“御史以进言为职责，如果没有所听闻，就无从进言。如今却追究言论的来源，那么人们将因此受到惩罚，谏诤之言就再也听不到了，恐怕会失去广开言路的本意。”事情于是搁置下来。御史中丞邓润甫上奏说：“从前陛下登用杰出贤能之士，更改各种制度，士人拘泥于旧日见闻，受到俗学蒙蔽，争相起来聚集非议。因此陛下排斥不同意见，以图成就治理功业，但进言担责的道路反而被堵塞压制。不仅压制，有时还怀疑他们。议论减轻百姓负担，就怀疑他们违背正道、求取声誉；议论补充法度，就怀疑他们同于流俗；议论贬斥人物，就怀疑他们以攻讦他人为正直。因此敢于进言的气节日益受挫，天下的事变便有无法全部听闻的了。当初变法之初，形势本来应当如此。如今法度已经大体完备，应当借此广泛听取天下的议论。至于淫邪的言辞、邪僻的行为，以及有所凭恃而发出的言论，自然应当屏弃。这样，正确的言论就不会被压伏，才是真正的大治。” 哲宗即位初年，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说：“臣本月一日夜间，接到吕公著的一道札子，交给臣阅读。札子所陈述的是变更政事的利害，以及有没有兼济天下的才能；要求臣直截了当地说明所言应当还是不应当，并全部奏报。自从公著到京城，臣只在都堂众人之中见过他一次，此后从未私下相见，也没有书信往来。如今公著所陈述的，正好同臣想说的完全相合。这大概是因为天下人都希望这样做，臣和公著不过是把众人的心愿一同奏报罢了。臣听《尚书》说：‘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意思是，国家政事要有所变更，必须先向众人谋议；众人所说都相同，然后实行，就不会有失误。”

译《传》说：“君上斟酌采用百姓的意见，臣下就会把君上视若上天。” “君上施行采纳民言之道，作为天下之主，应当采择、斟酌百姓的意见，顺从他们的愿望；这样在下的人就会把君上如同上天一般拥戴，接受君上的恩惠。臣希望陛下察看公著所陈，并参照臣民所上的密封奏状；如果与公著意见相同，就果断决定实行，不要再有疑虑。臣认为，太平的功业不久就可以成就了。公著一句话就能使天下受到利益，可以说有兼济天下的才能，所说的没有不恰当的。只有保甲一事，他想等到农闲时进行教习。臣愚昧地认为，朝廷既然已经知道保甲对百姓有害、对国家无益，就应当一概废除，何必还要教习？容臣随后另具札子奏报。现将公著的札子列在后面，谨一并封送。”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陛下诏令广开言路，至今已经过了十多天；臣僚和百姓一定有人上言朝政的缺失、民间的疾苦，现已多次看到有奏状交付外朝，命三省或枢密院商议施行。这样如果只是烦劳陛下阅听，又有什么补益呢？从前汉昭帝时，官吏和百姓上书陈说有利于时政的意见，有不同之处就交下处理，杜延年负责审正处理后再奏报。先帝初即位时，诏令内外臣民上言政事得失，也命臣与张方平共同详细考察，选择可取的，与原奏状一同呈入宫中，或者交付三省、枢密院施行。臣私下估计如今臣民所上的文字，其中是非褒贬虽然错杂，但好的谋略和长远的计策不能说没有。凭陛下睿智明察，想来不会遗漏丝毫，怎么可以一概弃置，完全不予采用？臣请求选取可以听从的，分别提出施行；或者因为政务繁多，来不及全部亲自阅览，就请依照臣前次奏议，分别交付三省及执政官分头审阅，选择其中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后再次呈入；或者留置在左右，或者交付有关部门施行。”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听说古人有句话：谋划要多方听取意见，决断要由君主独自作出。陛下宽厚仁慈，把政事委托给群臣；有时政事有重大疑难，众议难以统一。如果陛下不裁决是非，争辩纷纭，就没有停止的时候，事业功效又怎么能够成就？臣谨考察蔡邕《独断》所记汉代制度：遇到疑难之事，公卿百官共同会议；如果朝廷中有人提出正确的处理意见，而另一个人独自坚持不同意见，就称为‘驳议’。其中符合皇上意旨的，文书上便写作：‘某官某人所议可行。’这既能使群臣各尽所见，君主也不失去掌握权柄。如今执政大臣虽然彼此竭尽力量，同心敬慎、协力恭谨；但万一遇到意见确实不能一致的事情，臣请求允许他们分别具札子奏报。希望陛下精审其中的是非可否，以圣意作出决断。或者在帘前宣谕，或者在宫中批示，命令依照某人的奏议办理。如果群臣仍有人固执争辩，希望陛下再加审察；如果先前的处分果然不对，就不要顾忌改变；如果确实明白无疑，就坚决施行而不改变。这样反复思考后再实行，大概可以充分得到众人的心意，政事也少有失误。”监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吕公著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天子听政时，命百官规谏君王的过失，近臣竭尽规劝，亲属加以补察，然后政事才施行而不违背正道。” “所以孔子说：‘天子有七名敢于进谏的臣子，即使没有道德，也不会失去天下。’唐太宗凭借高世的资质，亲自开创帝业，然而仍能克制自己听从进谏，以至达到太平。贞观初年，孙伏伽首先进谏，太宗高兴而奖赏他。有人说奖赏太厚，太宗回答说：‘朕即位以来，还没有进谏的人，所以特意奖赏他罢了。’有一天，太宗曾因苑西监发怒，皇太子突然进谏，太宗高兴地说：‘朕起初得到魏征，早晚进谏。魏征死后，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接续他进谏。现在儿子在朕膝前，已经看见朕喜欢听谏言、习惯接受进谏了。’所以太宗起初因为采纳进谏而达到治理，又用喜爱进谏来教导子孙，功业如此崇高而少有人能够赶上，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到了他的后代唐德宗，厌恶进谏的大臣，认为他们出卖正直以求取名声。当时北省闭门多月，南省只有一名御史，听不到过失，最终导致动乱灭亡。由此看来，喜爱进谏，是帝王的高尚境界，怎么能不努力做到呢？恭敬地思念太皇太后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盛大德行日益更新；皇帝陛下临朝时恭敬沉默，没有发生过失当之事。然而天下极大，万事极多，正当政事初步清明之时，正是寻求意见、采纳劝谏的时候。何况先帝新近确定官制，设置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官，员额十分完备，臣请求申令辅弼大臣，选用忠厚刚正、敢于直谏的人。” “把正直敢言之士遍置于左右，使他们掌管谏诤，不要让重要职位空缺，进一步拓宽言路。御史这一官职，号称天子的耳目；但近年以来，专门奉行六察的旧例，废弃国家治乱的大计，只察看官府文书簿册上的细小过失。况且唐代制度湮没已久，另外也没有明确的考据。臣在枢密府任职时，常见先皇已经厌烦这种琐碎事务，只因近臣进言，才姑且试行此法。臣请求全部罢除察按之制，只设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诏令谏官、御史都必须直言无所避讳，规劝君主的过失，指出朝政的纰漏，揭发群臣的奸党，陈述百姓的疾苦。言论有可采用的，不因进言者地位卑微而废弃；所下命令或有不便，不因已经施行而害怕改变；所说即使没有可取之处，也姑且容纳，以表明圣明盛治之世终究不会因言获罪。对于缄默、柔弱怯懦、畏惧回避而不进言的人，要明确加以惩罚。这样，君主左右前后的言路就不会被堵塞，好的言论不会被压伏，各项政务都能兴盛，天下就万分幸甚了。” 监察御史孙升上奏说：“自从二圣临朝执政以来，登用正直之人，天下所谓忠信端正善良之士、豪杰俊伟之才，全都收罗并加以任用。近世得贤之盛，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君子一天天进用，小人一天天退处；正道一天天增长，邪恶一天天消除。朝廷之上人才济济，有周成王时期的风气，这是首先开通言路的效果。希望在负责耳目之臣议论的时候，不要设置党附的疑心，不要给小人留下可乘之隙。一旦疑忌离间之心产生，进言者就不能安心任职；进言者不能安心任职，因循缄默的风气就会盛行，堵塞蒙蔽的祸患就会产生，这不是朝廷的福分。”

译元祐元年，孙升任殿中侍御史。他又请求命令谏官专门单独入对，奏称：“臣私下观察嘉祐、治平年间，谏官和御史的风节，震动天下。近年以来，苟且容忍、守禄养交的风气形成，台谏的气节已经荡然无存。臣认为陛下临朝以来，登用正直之人，开拓扩大言路，发布有德的诏令告知内外，下达明诏晓谕四方。自古圣帝明王想要治理天下、寻求进谏的心意，不过如此。臣私下想到，陛下深居九重，与陛下一同处理天下事务的，只有大臣而已。即使大臣都极其公正无私，处理事情没有一件不合乎道理，仍应广泛召集众议，防微杜渐。如果台谏官难以请求入对，忠言不能当面陈述，枢机发布既担心因此获罪，忠于君主的心意又只能空怀而无从表达，下情不能上达，堵塞蒙蔽或许就会产生，这不是社稷的福分。臣近来看到诏令，允许臣下请求入对，实在是盛德之举。然而条制仍不免曲意设置阻碍，臣愚昧，不顾越职获罪，替陛下说明。陛下隔日临朝一次，而一个月中休假占了一半，听政不过十几天；每天只召见一班臣僚，而台谏官又必须等长官一同入对。” “况且台谏官有十多人，等到他们的议论相同，又必须没有人因次序而不能入对的日子，才有一次机会入对。如果每天都有因次序不能入对的人，而他们的意见又各不相同，那么就会有人始终不能入对。像臣这样地位卑微、关系疏远的臣子，竭尽诚心想要仰望帘帷，当面剖白肝胆，岂不是很困难吗？唐代御史萧至忠，号称称职，曾说台省中不应设置长官，论事不必先行禀白，当时人认为这是知晓政体的言论。如今这种法式如果出于旧例，本来就应当随时势增减；如果出于陛下的意思，陛下正以至诚听取意见，却为什么要摆出这种嫌疑的形式，向天下显示不够宽广呢？如果出于大臣的议论，那么台谏入对本来就是为大臣设置的，却反而由下级限制上级，曲意设置阻碍，这尤其是万万不可的。臣希望圣上慈悲，特意作出睿断，明令允许台谏官单独入对。如遇到当天有人因次序不能入对，仍请特意召见台谏官一班。不仅彰显陛下至诚听纳的德行，也可以扩大圣上的听闻，消除堵塞蒙蔽的祸患，天下就万分幸甚了。” 元祐四年，孙升又请求依照旧制召见臣僚入对，奏称：“臣愚昧不肖，蒙受误恩，再次玷居言职；臣早晚思虑，恐怕无法尽到职责。孟子认为，敬爱君主没有比陈述尧舜之道更好的。自从二圣临朝以来，仁厚的恩泽深入人心，微小如虫类的生物、远至幽荒之地，没有不爱戴鼓舞的。自三代以来，治理没有像今天这样好的。臣私下认为，最完善的治理之世，应当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处于安定时考虑危险，防微杜渐，正在今日。尧舜凭借聪明文思、深厚光明的德行，却一定说要‘明察四方的眼目，通达四方的耳听’，又说要考察众议、舍弃己见而听从别人，这是因为要扩大耳目以防止堵塞蒙蔽。堵塞蒙蔽对国家的伤害，祸患极大。陛下深居九重，仰赖辅弼大臣来成就政事；一天之内处理万机，而天下四海九州如此广大，百姓的利病、生民的安乐忧患，以及安危治乱所系，如果陛下的睿智不能通达，那么耳目怎能不扩大，堵塞蒙蔽的祸患怎能不防止呢？天圣年间垂帘听政不久，臣僚上殿都依照平常仪式。如今二圣临朝已经五年，而这一制度却缺少、未曾讲行，中外私下都有疑问。士大夫怀抱忠心、拘守义理，想要仰望帘帷、剖白肝胆，却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四海九州的利病休戚，陛下有听不到的，堵塞蒙蔽的祸患不能不防，治乱兴废的关键不能不戒。伏惟太皇太后睿智洞察事理，可以明断群臣的言论；皇帝陛下圣德日益升进，应当熟悉听闻各种政务，收取天下的耳目来成就聪明，兼采四海的见闻来辅助听政。这是尧舜所优先实行的，也是圣明政事不可延后的。臣请求明诏有关官司，依照天圣旧制召见臣僚入对，一切如常规办理；这实在是尧舜所优先实行、明察四方、通达四方听闻的举措。臣希望圣慈稍加听取，天下就万分幸甚了。” 元祐元年，右正言刘安世上奏说：“臣近来蒙受圣恩，提拔置于谏官之列；内心自知浅薄，惭愧无法相称。不久便具文辞谢免职，却未蒙允许。臣私下反复思量，陛下之所以破格任用臣，难道只是为了充当二省的员额，作为朝廷的美观吗？授予名位，必定要求实际；任以官职，必定责求功效。因此臣接受任命之初，不敢首先指陈具体政事，而先论述治乱的根本、人君的大体，希望能够稍稍符合朝廷图谋任用臣下的诚意。臣把平日所学全部尽力说出，惟愿陛下不要嫌烦而姑且听取。臣听《尚书》称颂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想法而听从别人。’舜告诫他的臣下说：‘我有违误，你们要辅弼我，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又说别的话。’伊尹告诫太甲说：‘有违逆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道理上寻求依据；有顺从你心意的话，也一定要从不合道理处寻求依据。’傅说向高宗复命说：‘树木顺着墨线砍削就能端正，君主听从进谏就能圣明。’由此看来，古代聪明睿智的君主之所以能够远远超过常人，没有不把寻求进谏作为首先要务的。如今陛下处在长久安定的时代，凭借不可动摇的形势，崇尚教化，整顿法度，光明显著地追踪三代盛治，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只因为陛下至诚虚心，首先开通言路，所以人人都竭尽自身力量，乐于进献善道，天下的实情没有不通达的。然而臣还有疑虑：自去年以来，屡次罢免掌管进言的官员，内外臣民不知道详情，往往私下议论，认为陛下爱贤的志向稍微不同于初年，纳谏之心也逐渐不如过去。臣私下对此忧虑。恭敬地思考祖宗以来，尤其重视台谏，所进言的未必全都完善，所任用的未必全都贤能；然而借助他们弹劾攻击的权力，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势，正是为了在奸邪谋划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在政令过失尚未显现时加以防范。如今陛下深居九重，政事处在大臣掌握之间，本来应当扩大圣明的耳目，防止私意；采纳意见，不久前台谏数人却相继被罢免。更严重的是，甚至不追究他们所论的是非，不考察他们所争的是否恰当，表面上用美好的升迁来引诱，暗中夺去他们进言的职责，使忠正之臣愤懑而不能发言，使修洁之士羞惭而不敢接受。若果真出于陛下的意思，便是损害圣德，不能不警戒；若出于大臣的计谋，陛下就应察看他们的用心，不过是想排斥天下的公议，以满足自己的私意罢了。”

译“臣私下认为，奸人开始掌权时，任用台谏足以挫败他们的谋划；到了祸患的根源已经形成，即使圣贤也不能挽救其危害。陛下看看今天与祖宗的朝廷相比怎样，却竟然一听任大臣所作所为，蒙蔽耳目的职责，挫伤忠义的气节，这不是所谓慎终如始的道理。臣之所以首先进献这番话，不是因为臣忝列谏官，便敢以此要求君主来巩固自己的职位；实在是上关系到宗庙社稷安危的关键，下关系到君子小人消长的趋势，所以反复论列，希望能够感动陛下的心。至于世俗之人指责臣有所嫌疑，臣本来就不逃避。希望陛下在万机之暇，详细阅览臣如盲人般的直言，奖进正直善良之士，容纳直谏，以公议参照，以诚心坚持。所爱的人一定要知道他的过失，所憎的人也一定要知道他的长处，使臣下不能窥伺间隙来售卖私意，那么忠言嘉谋就会接连进献。臣天性愚直，不懂避忌，惟愿陛下察知臣爱君忧国的诚心，稍加听取，臣就不胜幸甚。” 安世又请求登记收录台谏章奏，奏状说：“臣曾看到唐代李绛回答宪宗的话，认为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微如地；又加上日月般的照耀、雷霆般的威严，小臣昼夜思量，本来想陈说十件事，到进言时已经删去五六件；等到封缄上呈，又删去一半，能够上达的，大概没有两三件。由此推论，人臣献给天子之前的言论，没有不是经过精心思考、反复斟酌而自认为不可更改的。虽然人的才智有远近大小的不同，他们所论未必都达到尽善，关键在于君相以至公之心，选择其中的长处而施行，这样天下就不会遗漏好的谋略。如今二圣临朝，委任大臣，在这个时候尤其应当扩大言路，以防止堵塞蒙蔽。臣愚昧，希望陛下深切鉴察前代的弊病，务必使天下实情通达。凡台谏官有所论奏，应当另在宫中设置簿籍，先登记事目，然后交付外朝。如果三省共同议论，认为可以施行，就在章疏之后详细写明已经施行的次序，缴纳奏报；或者议论理由较少、确实难以听从，也要把不可施行的情形详细封缄进呈，使陛下知晓。臣请求陛下更加斟酌，如果执政大臣对取舍已经处理得恰当，等登记完毕，再把正式原本交付三省。” “如果陛下圣心认为不对，那么在大臣奏事时，还可以当面加以询问访问；这样贵在使忠言正论都能得到圣上阅览，取舍完全出于至公，成为后世的法则。” 户部郎中曾肇请求恢复转对制度的奏状说：“臣私下看到令文规定，臣下可以进言时政的缺失以及公私事务的便利与弊病。臣听说，帝王即位之初，必定要用办法顺应天下人心，回应内外的期望；施政有先后次序，关键只在于知道要领。伏惟皇帝陛下仰承先帝遗命，登临天下至尊之位；太皇太后陛下俯身顺应权宜，参与商议军国大事。这正是华夏与蛮貊洗心革面、注目仰望、恭敬观听的时候。端正根本、谨慎开始，实在正在今日。臣愚昧，不自量力，冒昧陈布内心。伏惟陛下留神听察，臣就万分幸甚。”臣私下看到，先帝继承帝位以来，忧劳勤勉，恭敬节俭，一天比一天谨慎。他的神功圣德充满天地，本来不是臣的言语所能仿佛形容的。陛下继承他的事业，承受他的基业，责任重大。然而四海如此广大，万事如此繁多，亿万百姓如此众多，不可能逐家到访、逐人接见。若想通达天下的实情、成就天下的事务，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就在于扩大言路罢了。言路扩大，人人都能尽情陈述自己的实情；人人都能尽情陈述，上面就没有听不到的事情，下面就没有不能通达的意愿。政令的得失、百姓的安乐忧患、群臣的忠奸贤不肖，即使在四方万里之外，陛下不出宫门、不离座席，也可以周遍知晓、全部看见。” “这样以后，察看政令中正确的，就努力实行；治理安排尚未周全的，就加以增减修正。百姓所愿望的，就给予他们；百姓所疾苦的，就为他们除去。彰显忠臣，斥退邪人；任用贤能，退黜不肖。这样，上面的恩泽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才能上闻。百官和有关官司奉行法令、遵守职责，尊贵者不因地位崇高而敢于放纵，卑贱者不因地位疏远而敢于欺骗。陛下深居法宫之中，端坐而无为，天下就能得到治理。若凭借自己的聪明，察看得越详细，受到的蒙蔽反而越严重；若凭借众人的聪明，所能看见的就更远，所能听到的就更周遍。因此先王设置进善之旌，树立敢谏之鼓，陈列诽谤之木，又让乐师献书，太师进箴言，瞍人诵诗，乐工进谏，近臣竭尽规劝，亲属辅助察看。他们难道是因为聪明不够吗？是知道只任用自己的聪明，不如任用众人的聪明。舜继承尧的事业，所守的是同一条道理；然而舜刚接受命令，就开辟四门，明察四方的眼目，通达四方的耳听，因为他认为继承治世之君尤其不能不扩大耳目。三代以来，咨询访问、采纳意见，本来不止一条途径；但近世曾经施行、祖宗已经试验过的办法，就是命令百官转对，这实在是今日的要务。从前唐太宗刚即位时，召见群臣，有人谈论古代成败，有人探究民间利病；每当谈到农事的艰难，君臣上下便相互劝勉，努力遵守勤俭；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君臣便感叹，共同商议减免赋税徭役，所以能够开创基业、垂留传统，成就贞观之治。”}], 下至唐代宗，每逢在紫宸殿听朝，常常限定只有三人奏事；敢于进言的，奖赏他能够充分规谏，不进言的，则责备他隐瞒沉默。所以陆贽认为，即使谏言没有被采纳，只要不深深触犯皇帝的心意，假如有所阻塞，最终也能上达。周世宗即位之初，也延请群臣，让他们陈述当时的政务，所以能够对外增强军威，对内修治政事，显德年间的政治在五代中独居首位。先帝熙宁初年，也曾下诏让百官依次入对，这些旧事距离现在并不久，实行起来并不困难。这就是臣愚昧而诚恳地对陛下有所期望的原因。如今学士大夫遍布朝廷各部门，人人都有心中所想，都愿意竭尽心力，只是担心陛下询问求取还不够广泛、听取采纳还不够充分罢了。陛下如果欣然发布仁德之言，下达恳切哀痛的诏书，使他们尽情直言而没有忌讳，那么谁不踊跃奋发，各自把所知道的全部说出来，以万分之一的力量补益陛下的聪明呢？还应当察看他们的言论，正确的就采纳、施行，并以赏赐来鼓励；言论不完全正确，或者过于揭发直斥的，也要宽厚包容，不加罪责。不能只是举出一篇空文，依循旧例而已。这样，四海之内就会知道陛下有喜好询问的美德，也有实际听取言论的作为；忠诚的谋略和正直的议论每天都能上达，而阿谀蒙蔽、堵塞言路的私心便不能实行了。天下人的实情，哪里还会有郁结堵塞而不能伸张的呢？

译天下的政务，哪里还会有懈怠废弛而不能振兴的呢？因此臣愚昧地反复思量，认为今天最重要的事务，没有什么比这更紧要的了。至于广泛收纳刚直敢言的人，充任耳目之官；命令左右侍从之官，以论议政事、思考谋划和进言纳谏为责任，这些都是朝廷平素所讲求的，不必等臣说出，陛下也全都知道。臣恭敬地认为，圣上的思虑深远，没有什么不周到的。像臣这样卑微鄙陋、不识大体的人，只因世代承受国家恩泽，兄弟又都蒙先帝破格收录，不能胜任犬马般的私情，贪求自我效力；愚者千虑，或许也有一得，所以冒昧进献狂妄浅陋之言，触犯典刑。只愿陛下察知臣的用心，宽赦臣僭越轻率的罪过，臣就万分幸运了。元祐三年，肇开始担任中书舍人，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理政事以来，开阔心胸，扩大聪明，大力开通言路。即使是违逆圣意、刺耳难听、诋毁揭发、狂妄无理，平常人的情感所不能容忍的言论，也没有不虚心克制自己，以温和的言辞、宽容的神色来接受的。天下人歌咏赞叹，认为古代的圣帝明王也不过如此。一两年以来，不只是朝廷的政事和人情，甚至四方万里幽深隐伏的利弊祸患，也没有不全部上达于陛下的，这是因为言路没有堵塞。因此朝廷上的臣子人人勇于自我效力，甚至不以越职进言为嫌，反而以不能尽情进言为耻。振作天下敢于进言的风气，正是从今日开始。像王觌这样的人，身负谏诤之责，有所听闻和见到，就不得不为陛下尽情进言而不隐瞒。陛下没有认为他的话正确，也应当宽大包容，不宜立即弃置他。为什么呢？用言论来奖赏人，尚且会有人观望畏缩而不敢进言；用言论来治罪人，人们将会闭口不言，远远避去。谁肯拿自身陷入祸患，去希求万分之一被听取的机会呢？所以王觌一人的出入升降，并不足以决定轻重；但陛下言路的通畅或闭塞、人情的伸展或屈抑，都系于这一次举动。这是臣不能不替陛下考虑的。陛下把腹心寄托给大臣，把耳目寄托给谏官，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如今王觌只因一句话议论执政大臣，就罢黜他，这与爱惜腹心却堵塞耳目有什么不同？难道不是危险吗？况且执政大臣早晚都在君主左右，掌握权势和国家柄权，是人情最难以进言的人。引导他们进言，尚且有时还听不到他们的过失；如今只说到一句涉及他们的话，便竟至于驱逐。臣担心朝廷上的臣子以王觌为戒，模棱两可，顾虑观望，没有人肯发表正直的议论。即使执政大臣有罪恶，陛下也将无法听闻。这实在令人寒心。陛下亲理政事以来，为什么偏偏听到王觌一句进言，就立即不能容忍，向天下显示自己的气量不宽呢？王觌以小官身份，不到二三年就被陛下破格提拔到如今的地位；现在因进言获罪，不过补任到一个便利的郡去，对王觌又有什么损失？臣所惋惜的，是这件事对于圣明的政治不能说没有损害罢了。伏望陛下深切思念祖宗托付江山的重任，爱惜朝廷谏官制度的体制，不要把容纳狂直之言视为难事，而要把堵塞言路视为可怕。拿王觌所论之事交付公议评断，如果他的言论可取，本来就应当施行；如果没有可采纳之处，也愿陛下格外宽容他，使天下人知道朝廷不因进言而治罪，始终如一；同时使执政大臣有所畏惧顾忌，增益陛下虚心纳谏的圣明。这样一举便会带来多种美善的结果。这件事难道可以忽略吗！”臣充任侍从前后三年，常常遗憾不能报答陛下恩德的万分之一，今天只是借职务之便，冒昧进献狂妄浅陋之言，只愿陛下圣明地审察，臣就万分幸运了。有关制辞，臣不敢擅自撰修。元符三年，肇又上奏说：“臣恭敬地思量，给事中龚原因为妄议政事而罢职降官，出任南康军知军。臣刚听到时，以为龚原资性山野，不善于措辞，触犯天威，是自取贬逐。陛下宽仁大度，能够容纳直言，起初虽然震怒，最终一定会怜悯赦免他。臣倾耳听候数日，却没有听到另有指挥。臣愚昧，心中有所想，不敢隐瞒沉默而苟且停止进言，只愿陛下圣明地听察。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之初，深切惩戒前日群臣阿谀蒙蔽、堵塞言路的弊病，收录被废黜禁锢的人，召还朝廷，又命近臣选举谏官来补足员额，并下诏允许人们直言时政的缺失。朝廷内外喧腾欢呼，认为尧舜的治理指日可待。因此四方士人闻风而动，争相献上所听闻的事情，以辅助圣教。何况朝廷之内，有官守和言责的臣子，谁不激励自己、奋发进取，竭力仰承陛下虚心纳善的诚意呢？所以不到一年，近处的人献出自己的见识，远处的人也把自己的听闻传达上来。那些有官守和言责的臣子，遇到事情就立即发言，无所顾忌。与前日议论政事的人相比，人数岂止多出百倍？并不是他们以前都喜好沉默、后来才喜好争辩，而是陛下诱导他们的方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古人所说“君主圣明，臣子正直”，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何况龚原一向以学问品行著名，很懂得侍奉君主的道理。前日陛下从疏远之中选拔他，突然把他置于侍从之列。他心里认为，如果不能倾尽忠诚，有所触犯也不隐瞒，就不足以符合陛下破格擢用、委以重任的本意。因此自从进入东省以来，多次上书论列，虽然未必都符合圣意，但比起前日偷安苟容、以保全禄位的人，已经大有不同了。凭陛下的圣明，难道不能察知他的用心吗？凭陛下的宽仁，难道不能容忍他的冒犯吗？突然把他逐出朝廷，实在使众人震惊。况且正当陛下开始独断政事之时，近臣却因进言获罪，臣担心在位的臣子从此以进言为戒，直言抗争的风气渐渐衰微，阿谀蒙蔽的习俗日益滋长，小人重新萌生观望和侥幸之心。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可忽视。臣承受陛下深厚的恩遇，以论议政事为职，只要有所见解，就立即上奏，每每得到陛下宽容，从未受到诛责斥退。今天所论，不只是为了一个龚原，实在是因为关系到国家体制。伏望陛下稍稍收敛雷霆般的威怒，俯身采纳草野之人的意见。万一其中有可采纳的，请从宫中直接批出，宽赦龚原的罪过，或者让他降官供职，以观察日后的效用；或者另行改授在京差遣，使他自己谋求进退。这样或许可以避免朝廷因近臣议论政事便立即逐出的名声，臣就万分幸运了。”

译哲宗时，苏轼请求依照旧制，允许臣僚上殿，并上疏说：“臣谨按唐太宗所著《司门令式》说：‘凡是没有门籍的人，有紧急奏事，都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导进奏，不得阻拦。’臣由此知道，英明的君主务求扩大视听，深深防止蒙蔽堵塞；即使没有门籍的人，也可以在非规定时间被引见。祖宗的制度规定：两省、两制的近臣以及六曹、寺、监的长官和副贰，有所想要进言的；以及掌管大藩镇、奉使各路，出入时辞见的，都可以在殿上奏事。其余小臣和布衣，也时常特别召见询问。这不只是为了沟通下情、了解外部事务，也是为了考察群臣的才能、能否以及真情假意，并非徒然如此。臣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只有执政大臣每天能够上殿；除此以外，只允许谏官及知府上殿，不过十多人。天下如此广大，事物变化如此繁多，决不是十多人能够全部了解的。假如这十多人不幸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姓的利益和疾苦不能如实报告，陛下于是便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可言，难道不危险吗？其余臣僚虽然获准上书议论政事，但奏书进入禁中，仿佛在天上一般；如果不加以反复诘问，因而斥责在位者的偏私，纠正朝中的朋党，推求至诚而采纳正直的议论，追踪夏禹拜受进言的美德，这实在是极其盛大的德行，并不是群臣所能当然要求的。” 自从下诏至今已经四年，轮流入对的臣子固然很多了，却没有听说有一句话能够启发圣听，也没有一件事在当时得到推行，难道是所有言论都不值得采纳、所有事情都不值得施行吗？从前有位君主谋划一件事情而十分正确，群臣没有一个能比得上；退朝后他却面带忧色说：‘我在朝廷上提出意见，群臣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的国家大概危险了。’如今朝廷上的臣子议论政事四年，最终竟没有一件可供采纳，这应当是朝廷长远的忧患了。假如他们的言论万一有可以收录采用的，却没有被省察，那么陛下这样反复恳切地求言，恐怕就违背了至诚之道。陛下政务繁多，百官的封事本来很难全部亲自阅览，近来命馆阁臣僚分头阅读，又交给近臣复核详审，总括选择可否，这本来说明陛下谨慎听纳，不把只凭个人见解当作明智。然而议论者仍认为，群臣言论可行与否应当由君主决定，不应由臣下预先参与。如今却又不是这样了，停止让近臣复核详审，而把全部事务交给中书执政大臣。中书执政大臣未必有空全部阅览，于是又交给属官。属官也未必能够详尽选择，于是再询问外廷臣子，让他们判定可否，层层转交，反复衡量。群臣确实浅薄，不能仰望陛下的清明，但在陛下听取言论的体制上，这样做就太轻慢了。” 古代圣王向樵夫询问而加以选择，接受狂夫之言，难道是说樵夫、狂夫的思虑超过圣王吗？只是因为要广泛询问、兼听各方，来招致善言。善言本身并不是难以得到，难的是让人能够说出来。所以要先取得信任，之后才会进谏；认为可以进言，之后才会进言。假如有人这样自处，轮流入朝对答时，他的言论深切而正确，陛下听阅却有所不足，反而按惯例把他的封章交给公府属官评判可否，甚至交给外廷小臣，那么他将会感到极度惭愧悔恨。对于后来的人，谁还肯振作精神、竭尽诚意，输送深切恳到的言论呢？况且臣子进言，没有不希望君主亲自阅览，并因担心日后祸患而心怀畏惧的。如果知道陛下未必亲自阅览，而一律送交中书，那么谁还能把利害的实情全部说出？何况天下的事情，有些不是书面能够记载的；内心精微深隐的意思，口头都未必能够说尽，更何况用文字呢？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凭盛大德行临朝，每件事都抑制自己，以谦逊自守为美德。虽然如此，明察四方、通达听闻，以防止蒙蔽堵塞，这是关系社稷的重大谋略，难道能因为谦逊，就很少与群臣接见吗？如今正值天下多事，饥荒盗贼、四夷变乱、百姓劳苦、官员冗滥、将领骄纵、士卒懈怠、财用匮乏等弊病，多得数不清。而政令从帷幕之内发出，在朝廷上决定，大臣尤其应当开辟兼听广览的途径，避免专断和堵塞言路的嫌疑，这不是小事。伏望圣慈再与大臣商议：除了谏官、封驳官、知府已经获准上殿以外，其余臣僚按旧制获准请间奏事以及出入辞见、可以上殿的，也都恢复祖宗旧例，那么天下就万分幸运了。监察御史王岩叟上《乞养诚心以来谏诤状》说：臣认为，社稷有安危，天下有治乱，众生有忧乐，都取决于君主如何处置罢了。以一人之身应付万机之繁忙，以九重宫阙的深远察知万里之外的事情，如果不通过谏诤，把聪明寄托在万民身上，使人人替我观察，万物替我听闻，那么凭什么使众生得到快乐，成就天下的治理，保全社稷的安定呢？然而听取谏言并不难，招致谏言才难；招致谏言也不难，关键只在于以诚心喜好它，以诚心实行它。百姓虽然最为愚昧，有诚心就可以感动他们；四海虽然极为广大，有诚心就可以通达；鬼神虽然幽深难测，有诚心就可以沟通；天地虽然至大，有诚心就可以感动，何况其他事情呢？君主如果真心喜好谏言，并真心实行，那么天下人都会愿意以诚心把事情告诉他，只怕落在后面，只怕不能及时到达。喜好名声的君主，大概也未尝不自以为喜好进谏；然而天下的善言不能来到面前，天下的美誉也不归向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诚心来实行它。没有诚心实行的祸患，在于被某种偏爱所蒙蔽。有所偏爱，小人就能乘隙进用，而君子的议论便被疏远了。小人当然也自以为能够进谏，只是顺着君主的爱好，加以附会补助，作为自己的说辞，这哪里是进谏呢？然而君主自己以为他们忠于我，便每天更加亲近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使自己高兴，正是在成就自己的过失。君子进谏，是直接违逆君主的心意，攻击他的偏爱，勉励他走大道；但君主有时会认为这是与自己不同而厌恶他们，严重的甚至认为他们是在诽谤自己而加害他们。这就是安危、治乱、忧乐所以分开的原因。臣认为，培养诚心有一定的方法：以极端的宁静守住它，以极端的虚心处置事情，以极端的公平持守它，以极端的公正施行它，不在其中掺杂丝毫别的意图，这样诚心就养成了。诚心养成，就会明察；明察之后是非不会混乱，忠臣和奸邪就能分辨。忠邪一经分明，天下的治理便可以坐等实现。伏望皇帝陛下即位之初便已清明，圣德正在增长，愿意培养诚心，以招致天下的善言；不要树立偏爱，给小人留下乘隙而入的机会，使君子的议论每天都能呈现在面前。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译王岩叟担任右司谏时，又请求让谏官单独入对，上疏说：“臣私下认为，纳受忠言的原则，贵在竭尽无遗；议论政事的体制，贵在严守机密。不竭尽，则不足以感动圣心；不保密，则不足以成就机密之事。君主对待臣下，虽然没有隔阂，但臣下自己立身处世，不能没有不同。既然有不同，就不能没有顾忌，因而言语有所不尽，事情有所不密。言语不尽，事情不密，并不是有益于朝廷的做法。古人有事情要告诉君主，即使父子之间也不彼此谈论，何况能让其他人听见呢？伏望圣慈察看臣的意见，特赐指挥，依照旧来惯例，谏官只让一人上殿，使他们各自尽忠，而不致因不保密而妨害事情的成功。况且谏官担负天子耳目的职责，应当各自把所见所闻全部告诉皇上，怎么可以反而让他们互相窥察呢？如果常常遇到志趣相同、道义相合的人，当然可以；如果有人怀有私意、持有不同见解，怎么能和他一同在皇上面前议论呢？这一点不可不察。按照旧例，谏官议论政事不互相商议，也不向长官通报，正是想让各自尽忠。怎么可以上殿时反而让两人同时入对呢？六曹封驳，是有司的事务，各有确定的法令，所以长官和属官可以一同奏对。如今谏官必须两人一同上殿，就似乎和六曹封驳相类似，恐怕不合体制要领。如果依照允臣所奏，只请求由陛下亲自裁断，批示发出指挥。” 王岩叟又上《论安反侧不必降诏状》说：“臣前日因为听到传闻，想要下诏书来安定士大夫的心，冒犯天威，论奏认为不便，请求收回诏书，不要下发。臣深怕自己的言辞不够恳切，圣心没有加以采纳。私下想到，这件事出自陛下的举动，关系到国家体制极为重大，臣不敢苟且求得自身安逸，便默然不言，以辜负陛下平日待遇臣下的心意。臣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只把求取言论视为盛大德行，把采纳谏言视为圣明功业，天下听到风声，无不受到鼓舞。即使前代英主也有赶不上的地方，正应当每天推进这一道理而不懈怠，以始终完成它，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如今刚过一年就突然下达这道诏书，虽然名义上是安慰获罪之人，实际上却是在约束进言者。臣私下担心四方听闻之后，会怀疑朝廷厌恶言论、拒绝谏诤，从而损害陛下盛大的美德。臣认为，这道诏书下达，对上无益于圣德，对中无益于治道，对下无益于忠言，只会挫伤端正善良之人的心志，增长奸邪之人的气焰罢了。不仅如此，还将有人窥伺朝廷，认为可以试探；轻侮更改政令，认为可以动摇自古以来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自古以来，君主只担心听到的言论不多，天下的善恶有所不知，以此堵塞自己的聪明，却从未听说过禁止进言，反而使人不进言的。” 进言的人只是提出意见，陛下选择可以实行的就实行；这样，对上不至于有损陛下的明察，对下也不失进言者的职责，那么进言即使很多，又有什么妨害呢？臣当初任谏官时，在阙下亲自听到陛下的圣谕，陛下再三告诫臣等说：“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一件件说来，我当一件件加以主持办理。”臣感激至深，恨不得倾尽肝胆来补报陛下。可是今天的诏书，却是臣所不能理解的。陛下这样急切地求取意见，不应当这么早就厌弃进言啊。古来喜好纳谏的，没有比得上唐太宗的；敢于进谏的，没有比得上魏郑公的。唐太宗有一天问魏郑公说：“如今我所做的事情，与从前有什么不同？”魏郑公回答说：“贞观初年，陛下担心臣下不进言，便引导他们使其进谏；贞观三年以后，见到有人进谏，陛下便高兴地接受。可是近一两年来，陛下已经不喜欢别人进谏了，虽然勉强自己听取接受，但最终还是显出为难的神色。”唐太宗问：“在什么事情上是这样？”魏郑公于是逐一陈述。唐太宗说：“确实像您所说的，除了您，没有人能说出这些话。人都苦于不能自觉；您还没有说明以前，大家都以为自己所做的没有改变，等到听见您评论过失，就非常惊讶。”魏公只要保持这份心意，我最终也不会违背您。”臣读到这里，每每赞叹唐太宗能够服从正义，敬仰魏公竭尽忠诚。臣希望陛下仰慕唐太宗贞观初年的本心，引导臣下进谏，群臣也应当有人效法魏公以大节事奉君主，用来报答陛下；然而这道诏书却尚未宣布。臣私下希望陛下出自清明的内心作出决断，早日赐令收回这道诏书，这将是天下的大幸。岩叟任侍御时，又上奏论述罢免张舜民言职的奏状说：“臣谨按：张舜民在奏疏中引用文彦博照管刘奉世的话，并不是他自己编造的，而是收集众人的议论，听闻于朝廷。这本来就是议论政事的常规，又有什么罪呢？如果听到外间议论，心里知道其中有不对，却不告诉陛下，能算忠臣吗？况且外间的议论，也有它产生的缘由。刘奉世是彦博门下的人，彦博对他待遇最为优厚。如今册封夏国，既然属于重大事务，外面的人不知道这是执政大臣共同上奏的，只是传说成文彦博照管此事，也不足为怪。舜民根据所听到的情况进言，请求朝廷裁察，难道另有意图吗？《诗经》说：‘进言的人没有罪，听到这些话的人足以引以为戒。’正是说这种情形。如果所说属实，就有益于陛下的聪明；如果不属实，又怎么会损害彦博呢？《尚书》说：‘即使是狂人的话，圣人也会选择其中可取的。’况且舜民并不是狂人，他的话都有道理，采纳与否，只在于陛下选择罢了。如今反而给他加罪，臣恐怕从今以后，担任言职的人会把进言视为忌讳；将来大臣有大恶，陛下即使想听，也不能听到了。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如今朝政还有缺失，尚且允许臣下尽情进言，难道大臣就不能容受一句触犯自己的话吗？” 国家设置御史，正是想要警戒、监察权势强盛的人；即使议论中有过失，也应当宽容。如今舜民因为一句话获罪，臣怀疑这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是有人误导了圣听。这件事对舜民本人并没有什么损害，所可惜的是朝廷的体统、陛下的举动以及天下人的观望。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特别收回圣意，恢复舜民的言职，使忠臣义士能够尽心事奉陛下，使百姓的情实不被堵塞而不能上达，臣不胜庆幸。”

译岩叟又上奏说：“臣接连上密封奏章，请求恢复张舜民的言职，至今还没有看到诏令施行。臣认为舜民的志向在于竭尽忠诚，虽然一句话说得不恰当，却没有可以罢免他的罪过。清议沸腾，都认为这是过失之举，臣按义理不敢安坐，理当极力论奏。希望陛下稍加采纳，臣就非常幸运。”臣读《汲黯传》，常常深深叹息。汲黯为人鲁直，喜欢进谏，遇到事情就立即发言。像公孙弘、张汤一类人，心怀欺诈，装饰才智，用来阿谀君主；别人不敢说的话，汲黯常常当面触犯君主而说出。因此不只是汉廷的臣子知道畏惧他。淮南王想谋反时，因为汲黯在朝廷，便因此停止了谋反计划。正直之臣对于国家，能够收敛奸邪、消除祸乱，其益处就是这样。所以天下爱护君主的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并任用这种人的。臣微薄的心意，实在就在这里。今天的议论，并不是偏袒舜民，而是替陛下爱惜一位敢于进言的臣子；也不是争论一个属官，而是替陛下爱惜进言的渠道。进言之路受到重视，朝廷就尊严；进言之路受到轻视，风宪就会衰败，国家体统也随之削弱，这都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对于这件事，希望加以反省；这不是臣的意见胜过别人，而是君主之道应当胜过私意。臣以进言为职责，进言而被采用，和进言而获罪，都是用来报答陛下的。” 只是明知情况却不进言，那就是辜负恩德罢了。舜民获得了敢于进言的名声，朝廷却蒙受了惩罚进言者的毁谤，臣私下对此感到遗憾。恭敬地希望陛下查阅臣等先前的奏章，早日赐令交付有关部门施行，使怨恨归于进言之路，而美名归于朝廷。臣不胜最大的愿望。岩叟又上奏说：“臣多次上章，说明张舜民被罢职并不是罪过，请求命令恢复他的言职，至今还没有得到采纳施行。这件事所关系的，不在于一个张舜民，而在于君主，在于国家。臣因此日夜忧惧，不知该如何处置。陛下刚刚开辟进言之路时，言事官大多与权臣结怨为敌，这是很难承受的。陛下每次发布圣谕再三勉励，既安慰他们，又嘉奖他们，说朝政的缺失、大臣的私邪、百姓的疾苦，无论事情大小，都只管一件件说来，愿意一件件主持办理。言事之臣仰仗陛下如此明察，所以遇到事情便敢于直言，没有什么回避隐瞒。然而古今共同的弊病，在于执政大臣多半对这些进言不便，便暗中编造巧妙说辞来伤害忠臣，一定要使君主相信而不自知，最终导致忠言不能被采用，权臣得以实行自己的意志。所以有人说：‘宁可触怒君主，也不要违逆权臣的心意。’这是因为君主没有私心，虽然发怒，最终也一定会解除；权臣有私意，一旦违逆便不会忘记，这是人情所不得不畏惧的。如果不是守节、舍生取义的人，谁能忘掉自己的家庭、置自身于不顾，以招致权臣的愤怒？何况陛下虽然加以奖赏激励，也未必就能得到这样的人。如今又加罪斥退舜民，臣恐怕忠义之士知道困难而退避，奸邪佞臣乘机而进，把暗中依附大臣作为自保的计策，不再把陛下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了。” 前些日子，御史中丞黄履、殿中侍御史刘次庄暗中依附蔡确作奸；正当蔡确掌权时，陛下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事呢？蔡确离职以后，他的奸行才败露。假使蔡确还在位，黄履和刘次庄得到升进任用，其前途大概不可限量。如今舜民忠于陛下，因为议论边事，偶然有一句话旁及大臣，而且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却因为大臣不高兴就立即罢免他的言职，这岂不是依附君主还不如依附权臣吗？事情就在眼前，并不是臣妄言。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当初下发张舜民论封册的奏疏时，必定不会认为其中关于彦博照管奉世的话是在毁伤彦博，彦博也未必一定要朝廷驱逐御史。臣恐怕执政大臣因舜民攻击了他们所忌讳的事情而愤怒，于是增饰老臣的话来打动圣心，排挤舜民以满足自己的私愤；陛下不能不察看此事。又不只是要排挤一个张舜民，他们的意图是想把进言之路全部倾覆。因为他们知道舜民被罢职后，台谏一定会争论，密封奏章纷纷而来，言辞激愤，必然触犯圣意；圣意不喜，进言之路就都可以动摇而被斥退了。这就是他们的奸谋，陛下又不能不察看。奸人用这种办法迷惑陛下，一件事既然实行，后来必定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这正是士大夫替朝廷忧虑的原因。” 臣揣度圣心，难道陛下不想恢复舜民的言职吗？只是恐怕不能迎合彦博的心意，所以处于两难之中罢了。臣私下反复思量，陛下特意屈从公议，罢黜御史来顾全老臣的面子，这也已经足够了。如今如果认为公议不可违背而把舜民恢复原职，并不是陛下不得已的选择。老臣难道不能体谅陛下的心意吗？又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由此说来，臣认为陛下处理这件事并不两难。臣听说君子爱护别人，是用道德来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来爱护。希望陛下用道德来爱护老臣，不要使他受到姑息养奸的议论；这样陛下对待他的恩厚，反而超过了罢黜御史。如果陛下能够听从臣的话，那么朝廷的过失之举反而会成为盛大的德行，老臣所受的毁谤也会变成美谈，在奸谋将要肆行时加以破除，在忠义之气已经消沉时加以激发，这对国家的福祉就多了。臣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臣把肝胆全部倾尽来告诉陛下，今天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只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不要忽视。” 岩叟又请求扩大进言之路，参用四方的人才。他说：“臣认为，天下的事情，靠揣度来了解，不如亲耳听到他们的说法；亲耳听到他们的说法，又不如亲眼看到实际情况。如今四海这样广大，相距万里这样遥远，百姓情形的利害，不能笼统地说；各地风俗的美恶，不能一概列举；人才的贤能与不肖，也不能彼此都了解。臣认为，陛下所依靠来察知四方事务、通达四方民情的，只是进言之路上的几个人而已；如果专门任用一个地方的人，就不是向天下广泛发挥聪明才智的办法。臣希望陛下今后在进言之路上经常参用四方之士，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明代杨士奇等人编撰。听取进言。宋哲宗时期，右正言朱光庭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具有极盛德行的朝代，一定兼取天下人的智慧来形成自己的聪明。 《中庸》说：‘即使是夫妇中的愚人，也可以知道其中的一些道理；但到了最高深的境界，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诗经》说：‘前代先民有话说，要向樵夫、割草人询问。’所以设置敢谏之鼓、进善之旌、诽谤之木，都是为了使治理国家的道理能够通达，并招来进谏的人。本来就不曾以日月为限。臣恭敬地看到六月的诏书，允许天下臣民都用实封方式直言，这是盛大的德政。一定要使人们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尽，然后才与设置谏鼓、善旌、谤木没有区别。如果上面的治理达到了无为而治，下面的人甚至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广泛访求意见的办法也不可稍有废弃。何况圣明的政事日新月异，正想听到过去没有听过的意见，怎么可以在开始求取意见时就限定日月呢？希望圣慈再次下诏天下臣民，依照今年六月的诏书，都允许用实封方式直言，并且不再限定日月。这样，舆论民情就能全部上达，朝政常常不会有堵塞的弊病，而圣明的治理也可以不费力便完成了。” 光庭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事情中机密的部分，不可以只用口头陈说；内心精微的想法，本来就很难完全写在书面上。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多，其中真情和虚伪千差万别，取舍有正反两途；一旦处理失当，过咎就会由此产生。朝廷增置谏官，实际上是主管陛下耳目之任。凡是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能进言的。如果忠贤之人没有得到进用，奸佞之人没有被除去，刑罚和赏赐失于适中，政令违背常规，像这一类事情，都可以上报。即使每天让他们当面应对，在圣明面前陈献意见，论奏仍担心不能完全说尽。何况宫门重重，如同远隔霄汉，倘若只让臣下呈上密封奏章，却不能当面见到陛下的威严容颜，那么事情的机密、内心的精微，又凭什么完全传达呢？臣私下看到，自陛下即位以来，除了执政大臣之外，其余臣僚都未获准上殿。臣因此在去年十二月间上奏请求上殿，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陛下允准的答复。臣又听说，按照旧例，改元以后允许臣僚上殿；如今已经改元了。希望此事出自陛下的裁断，查考旧例，早日颁下指挥，命台谏先行上殿。对上可以扩大陛下的聪明，对下可以使愚臣尽到职事。”光庭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的君主，要使功德巍峨高大、与天地并列，靠的是积累众多善行所产生的成效。” 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多，凭一个人的耳目同时听取、周遍观察，却想使每件事都合乎事理，最重要的办法没有超过采纳善言。大凡争强好胜，是自古以来共同的弊病；如果不根据事情是善是恶来判断，而是一概要求别人不能违背自己，那就等于把别人拒之千里之外。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是唐尧的盛德；与别人共同成就善事，是虞舜的盛德。即使是这几位圣人的盛德，也还听取别人的长处。恭敬地思量，陛下即位以来，盛德日益更新，各项制度都得到修治和振兴，求贤唯恐来不及，听从进谏如同转动圆环一样容易，与尧、舜、禹、汤的盛德没有不同。前些日子，权给事中王岩叟封还驳正安焘担任枢密院知院不当的诏命，陛下却直接命令交给吏部施行，不再命给事中在中书省读诏审议。臣私下认为，这不是采纳善言的办法。安焘不肖，没有公众声望，这些陛下也一向知道。如今圣明的政事达到这样的程度，罢退大奸，进用大忠，天下一致响应，都称赞陛下有古代圣帝明王的风范。对于安焘越级超升这一件事，又有什么顾忌而不改正呢？况且担任陛下耳目之任的人，不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是因为想要符合陛下委任他们的本意。如果让安焘退回原来的职务，任用也不能说不重要，诰命也必须经过书读审议，朝廷纲纪才开始不会紊乱。” 臣希望陛下以尧、舜、禹、汤以采纳善言为盛德的做法作为政事，那么臣的职责便可以无愧了。恭敬地希望圣慈留意，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光庭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负责谏诤的臣子，承担着天子耳目之任，挽救和纠正朝廷事务，贵在事情刚开始时。凡是政令尚未合乎事理、任命授职或许不是合适的人，在诏命尚未施行的日子里，就让谏官预先知道，那么进献意见之间，事情处理起来非常方便。近来朝廷所关报的，都是已经施行的事情；进言者急于设法挽救制止，却无从下手，又不免使事情暴露于众人听闻之中。不如在诏命尚未施行以前，完全不留下痕迹，既足以成就朝廷的美德。按照旧例，谏臣允许跟随宰相进入政事堂，正是因为在议论刚开始时便考虑救正补益，不等诏令已经施行以后才攻击其中的过失。臣请求朝廷今后凡有政令和除授改任的事情，一到门下省，就都命给事中立即关报台谏机构，贵在预先考虑，所能补救的并不少，也足以成就朝廷的美德。恭敬地希望圣慈详细斟酌施行。” 光庭又论述罢免张舜民言职的奏状说：“臣深切认为，正直的臣子能够遇到合适的时代、侍奉圣明的君主，是最大的幸事。敢于进言的气节虽然本来就有上天赋予的因素，但如果没有圣明君主深厚地培养、宽广地容纳，敢于进言的气节就不容易伸展。纵观历代青史，正直之臣屡屡出现；不仅是上天生育这种人才困难，遇到圣明君主培养这种人才更为困难。恭敬地思量，陛下即位以来，用尧舜的德行培养正直之臣的气节，用尧舜的度量容纳正直之臣的言论，所以除去天下的邪恶如同拉朽木，革除天下的弊病如同反掌，这是千年以来仅有的。如今内外清明，各项制度得到修治振兴，人民安定，这已经是实行之后得到的成效。只要长久坚持而不停止，那么尧舜般的崇高功业，成功就不难达到。”臣亲眼看到吏部关报台谏官说，张舜民因为进言说“文彦博照管刘奉世”，特意被罢免言职。臣认为，御史的职责，本来就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假使舜民的话完全合乎义理，陛下固然应当实行；即使不恰当，也只是不实行罢了，怎么可以突然罢免他的职务呢？如今陛下因而罢免他，难道不是挫伤敢于进言的气节吗？臣深切认为，古今治理天下，只有使忠诚刚劲的气节充满朝廷，然后纲纪才会端正，法度才会建立，奸邪才没有机会乘隙而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臣与舜民相处共事颇为熟悉，早已知道他具有正直的节操；司马光认为他贤能，推荐他充任馆职，陛下又提拔安置他为御史，士大夫的舆论都认为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如今任职才两个月，正直的节操还没有稍加伸展，只因一句话不合大臣之意，已经听说被罢职了。自陛下即位以来，天下人只知道陛下听从进谏唯恐来不及，圣德超过古今。如果因为舜民一句话不合大臣之意，就突然使他被罢职，导致陛下今天有驱逐言事官的名声，臣替陛下感到可惜。恭敬地希望圣慈扩大如天地一般的气量，容纳和培养正直之臣，以增强敢于进言的气节，特地下达圣诏恢复舜民原来的职务，使他充分发挥才干。臣愚昧，不能胜任这片殷切的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