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二

译德宗贞元四年，李泌对皇帝说：“江淮漕运从淮水进入汴水，以甬桥为咽喉，那里属于徐州，邻近李纳的势力。如果李纳一旦再有异图，暗中占据徐州，那么江淮就会失守。请把张建封调任徐州镇，将濠州、泗州割出隶属徐州，这样淄青就会惊惧收敛，漕运道路常通，江淮也安定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贞元八年，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贽上奏，请求减少京东水运收取的脚价，用于沿边州镇储备军粮，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常常垂注圣心，经营边境，增筑城垒，增加戍兵，至于春秋两季的衣装、按时的宴饮犒劳，先后迟速全都出自圣上的裁断。您的忧劳，可以说达到极点；所需资费，也已经很多了。这大概是因为安定百姓、巩固国家，不怕烦劳，这确实是深思熟虑的表现。然而对于储蓄军粮的大计，却还没有降下圣意作出良策，只任凭有司按月供应。近年蕃戎稍稍停息，年年五谷丰登，所供应的军粮仍然有匮乏，边地告急缺粮的文书接连送到朝廷。倘若遇到水旱灾害，粮价飞涨，凶恶的敌人不肯停息，盗寇长期侵扰，有时运粮民夫力量耗尽，有时馈饷道路断绝，那么戍兵即使很多也不足以依靠，城垒即使坚固也不能守住。” 这样就会使多年完聚积蓄的劳苦，恰好成为一夕之间溃败受辱的凭借，这是按道理必然会发生、却没有侥幸可以挽救的事。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可惜。军书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所以晁错论说安定边境的办法，关键在于积粮；赵充国提出攻破羌人的建议，首先致力于屯田。历代控制四夷，常常把它作为国家大事；勇敢的人贡献力量，聪明的人贡献谋略，攻守各有不同的适宜办法，盛衰也有不同的形势。使敌人柔服而不必劳师动众的事情，常常可以听说；屯兵却不致力于农耕和粮食的事情，从来没有过。如今陛下广泛征募甲兵，分守城镇，除去各地营田税亩自给以外，还要靠度支供给的，尚有八九万人。粮食运输千里，经过艰难险阻，运一斛米到边军，远处有时花费五六千钱，近处也超过一半；冒着霜雪冻疮的痛苦，担忧豺狼劫掠的祸患，四季之中没有一天休息，耗尽财用和物力，仍然苦于每日供应不足；至于储粮以防非常，更是根本无暇考虑。屯兵守土是为了防备寇戎，到了却没有粮食，防守必然不坚固。遇到敌寇而不能防守，就等于没有屯兵。” 平时有残害百姓、耗费国家的烦扰，临难时又有开启敌人入侵、招致侮辱的祸患；所养的军队不是所能使用的，所损失的也不是所防备的，却把这当作制定防备制度的办法，臣私下认为太疏漏了。近来吐蕃的尚结赞率领他的部众越过边界，朔方、五原相继沦陷。虽然由于将帅不勇武，也因为物资匮乏，借此可以说明这件事，实在足以作为深刻的警戒。昧于道理而喜欢逞强的人一定会说：‘尚结赞入侵的时候，正遇上朱泚作乱之后，戍卒不多，边地农民也少。如今甲兵大备，庄稼屡次丰收，与从前相比，形势已经完全不同。’臣请再陈述近期的事实，来验证这种浮泛的说法。今年夏初，敌寇侵犯灵武，抵御它兵力不足，防守它粮食缺乏，告急求援的文书早晚不断。有司因此请求治罪，陛下也因此忧虑，立即选派使臣，奔走督促运输，积聚财物供给使用，以高价招募人员。幸赖蕃戎自行退去，粮道得以畅通，边境没有毁坏，这本来就不是有成算的谋略。这样看来，盐州、夏州覆没而灵武得以保全，只在幸运与不幸之间罢了。这些都说明没有不可攻破的形势，却有令人惊恐的危险。作为规划制度的办法，所谓同归于失败，就是这样。议论的人只肯定今天而否定过去，难道不正是昧于道理而喜欢逞强吗？” 如今戍卒比过去增加，臣当然知道；如今边地农民比往年增多，臣也知道。所谓最终归于失败，在于措施安排不当，蓄积征敛不合宜，因为利益产生的地方，祸害也随之到来。陛下痛恨蕃贼的暴掠，惩戒边镇的空虚，修缮铠甲、增加军队，庇护百姓、保卫疆土，这确实是雄武的英明志向，也是覆育万民的仁爱之心，是为了洗刷愤恨耻辱、扬威立名，天下都盼望一定进攻敌人的日期。后来统帅没有法度，处理事务失去权柄；戍兵不隶属于守臣，守臣又不受元帅统辖，甚至一座城的将领、一旅的士兵，各自接受中使监临，都听从不同的诏令和委任，分散镇守绵延千里的土地，彼此不能统率服从。沿边排列十万军队，却不设置统一谋主；每当军队侵犯边境，才急忙发文请求裁决，文书往来动辄超过十天。等到防备征发、救援赶到时，敌寇已经获胜退走；小规模则践踏麦禾，大规模则驱赶掠夺人口牲畜。这样增加甲兵而耗费财用，究竟对敌人的侵扰有什么补益呢？将领贵在专一统率，谋划军务重在气势，训练整齐靠的是纪律，制胜依靠随机应变的权力。因此兵法有分授阃外之权的说法，有合拳同力的比喻，有进退如一的命令，有便宜行事的制度，所以行动能够协调应变，通行的防备制度可以长久建立；出征时同心协力，居守时同心同德，患难相交，紧急时相互驰援。” 士兵奉事将领，就像四肢保护头目；将领守卫边境，就像一家人保护房屋，然后才可以抵御仇敌，保护百姓，繁衍牲畜，开辟田地。天子只要致力于选择人才并任用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吐蕃与中原相比，人数多少并不相当，技能优劣也不相等。然而他们进攻有余，我们防守不足。这是因为他们的号令出自将领，而我们的节制权在朝廷；他们的军队能够合并，而我们的部队却分散割裂。部队分散割裂，纪律就不能统一，气势就不能完整；节制权在朝廷，谋议就多头分歧，临机决断的权力就多有丧失。臣所以说措施安排不当，就是指这个吧？陛下近来因为边兵众多、转运供给劳费，设置就军和籴的办法来节省运输，又给百姓加倍的价格，以鼓励务农。此令刚开始施行时，人人喜悦仰慕，争相趋赴厚利，不怕劳作。耕种日益增加，粟麦年年便宜。假使有司懂得轻重缓急的办法，怀有长远的谋略，能够持之以恒、依制度施行，谨慎观察丰歉，善于计划收储，那么豆麦一定归入公仓，布帛全都进入农夫之手。有的百姓有力量却没有资金，愿意居住却没有办法，就借给他们种子和粮食，借给他们耕牛，自然会使戍卒忘记回乡，贫困的人乐于迁徙；可以使粮食充足，可以充实边境，不用有屯田考核督责的劳苦，而储蓄自然增广；不用有惩罚劳役、轮番服役的扰害，而守备更加严密。”

译如果果真能够这样实行，就会成为长久的良策。后来有司狭隘吝啬，不能把这项政策发扬光大，忘记国家防备的谋略，只采取市场交易中苟且敷衍的做法。正当丰收、百姓愿意买粮时，却一味压低价格，不及时收储；遇到灾荒、粮食困难时，又不考虑粮食缺乏，反而压迫百姓收粮，于是使豪强之家和贪吏反而掌握获利的权力，从百姓手中低价收取，等待公私都困乏时，乘人急迫之际，以十倍价格获利。又有权势显要的亲属、寄居游历的人，有的托附边将，有的依靠职司，把粮食低价卖给军城，却在京城取得高价，坐享厚利，这样的人实在很多。想要鼓励农民，农民却没有得到宽裕；想要节省费用，费用反而更加严重。又因为处理事务没有法度，对人表示不诚实，每到和籴之时，常常拿细葛布、苎布充作价钱；偏远边地寒冷，不能用这些东西制作衣裘，空旷荒野萧条，又没有地方出售。并且虚报估价，不致力于平准，价格高低随着喜怒之心，货物精粗掌握在胥吏手中。既然没有信用义理，下面的人也都用虚假来应付。度支估定的物价越来越高，军州的粮价也越来越贵，层层欺骗蒙蔽，不顾法令，彼此牵制，没有办法禁止。度支把苟且卖出滞销货物当作功利，却不察看边地粮食的盈亏；军司把所得的加价当作余利，却不体恤农民的辛劳。” 即使设置巡院使相互监督临察，既然失去了纲纪条文，反而转变成装入私囊。甚至有的只是空填簿账，虚假指称仓囷，计算数目则有亿万之多，查验实际却只有百十之数。巡院巧妙地向防御府诬报，防御府承受欺诈后又上报朝廷。幸而遇到丰年，又碰上无事，只能忍气吞声补足旧账，苟且拖延时日以求安逸；如果遇到年成歉收、战争兴起，就一定立刻陷入危急。灵武的事情，足以作为明证。臣所以说蓄积征敛不合宜，就是指这个。边地的大事，在于粮食和军队。如今粮食没有储备，军队又缺少统帅，却说已经有了防备，怎么可能呢？近来沿边各州连年大丰收，粮食丰足而价格低廉，与往时大不相同，这正是上天帮助国家、永远巩固边疆的时机。然而如今仍然天天无暇供应，完全没有长远谋划；军府有粮食歉缺的说法，农民有后悔耕作的念头。上天赐予的利益却不接受，农民受伤困苦却不体恤。等到灾荒流行，播种废弃，即使再后悔怨恨，事情又怎么追得回来？臣因此屡次冒昧烦扰圣听，所痛惜的就在这里。近来臣请求选择合适的人担任使者，委托他平抑粮价、督劝务农；陛下认为治理贵在因循旧制，没有答应。臣又请求乘丰收之时，在边城增加军粮储备；有司以经费没有余裕为由，这件事又被搁置了。” 臣错误地承担使者之任，任职枢衡，虽然神武的谋略不靠臣进献意见，但既然职责所在，怎么敢忘记忧患？臣早晚忧心，如同被火灼烧，因此又献上浅陋的意见，希望或许能补益万分之一。不劳烦百姓，不改变法令，不增加赋税，不耗费官钱，不废弃耳目享乐，也不节省浮泛冗余的用度，只在漕运一件事上稍微权衡轻重。所应当请求的，是为陛下筹办边军十万人一年的粮食，作为艰难紧急时的储备。陛下如果诚心听取臣的愚计，不因挫折而放弃，百日之内就可以全部收储完毕；日常转运事务照常进行，既不违背旧有制度，太仓每年收入的储备也不缺少原有定数。谋划考虑已经十分成熟，更没有什么妨碍。谨此具陈奏疏上报，唯愿陛下留意省察。旧制认为关中是帝王建都之地，四方物资汇聚，人口多而土地狭窄，不能互相资助；加上六军的干粮、百官的俸禄，京畿的税收供给不够使用，所以控制并引取东方地区的物资，每年运输租米，冒着淮河、湖泊风浪的弊害，逆流经过黄河、渭水湍急险阻的艰难，耗费极多，得到的却很少。习惯于听闻旧说、却不通达时宜的人便说：国家的大事不能计算费用损失，所以前代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即使知道劳烦，也不可废弃。” 那些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的人会说：“每到秋收时节，只令京畿以内实行和籴，既容易办成，又足以劝勉农民，何必转运粮食，白白耗费财赋呢？”臣认为，两家的说法各有长短，不过都是各自申述偏执的意见，却都不懂得因时变通的道理。关于其中的事理，臣可以大略说明：聚集民众要靠财物，而人的生命依赖粮食。将要制定国家用度，必须权衡轻重。粮食不足而财物有余，就应放松积聚财物，专力充实仓廪；粮食有余而财物不足，就应放缓积聚粮食，节省财用。假如货币和国家治理安定，钱粮都很充足，百姓繁衍增息，劳役无须征发，然后长期掌握盈余财物，进一步扩大漕运；即使费用很高，也正好可以救济贫困百姓。三者都不失去各自适宜的时机，轻重权衡适当，国家用度就有制度了。开元、天宝年间，太平日久，财力丰厚，所颁禄食和各项供给都很充足，所以不计较耗费，用来充实军储，以至民间流传着夸张的说法，说运一斗米要用一斗钱。然而，既然是散用有余来准备不足，费用再多又有什么害处呢？这就是所谓掌握盈余财物来扩大漕运。贞元初年，大盗刚刚平定，太仓没有够用两个月的储粮，关辅又连续遭遇旱灾，而主管官员却上奏停止水运，致力于节省脚钱，以至郊外京畿之间炊火几乎断绝，都市之中饥民和饿死者随处可见。这就是所谓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

译近几年关辅地区年年丰收，多次减免百姓的税钱，允许他们折纳粟麦，公家储粮堆积充足，足够供应数年；然而农民之家仍然困于粮价太低。今年夏天江淮水灾冲毁田地禾苗，与平常相比，米价上涨了一倍，百姓贫困，流亡和无业者很多。关辅因粮贱而伤害农民，应当提高价格籴粮来劝勉耕种；江淮因粮贵而使百姓困苦，应当降低价格粜米来救济灾荒。如今该籴粮的地方没有钱，该粜米的地方没有米，却又要把那里的短缺运到这里，增加这里的余粮，这就是所谓习惯于耳闻目见而不能通达时宜。现在淮南各州的米，每斗应值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到东渭桥，每斗船脚又约需钱二百文。计算运一斗米，总共要钱三百五十文。这些米既粗糙又陈旧，尤其被京城视为低贱。根据市司每月估价，每斗只能卖得钱三十七文而已，耗掉九成只剩一成，使那里的人挨饿，又伤害这里的农民。像这样处理事务，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了。近来每年从江淮、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总共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到河阴，其中减去四十万石留储在河阴仓，余下七十万石送到陕州；又减去三十万石留储在太原仓，只剩四十万石送到渭桥交纳。臣详细询问河阴、太原等仓留储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往年遭遇虫灾、旱灾，关辅接连饥荒。崔造任宰相初期，鉴于元琇停止运粮的过失，于是请求每年转运漕粮一百万石来供给京师。等运到中途，运力已经耗尽，年成也已过去，所以分级停止、削减数量，分别储存在各仓。每到春水初通而江淮新运的粮食尚未到达时，便取出这些粮食继续运输，免得船只停滞；江淮新米到仓后，再留存交纳，补足数额，循环进行。这样储存和运输颇为合宜，不必每年增加运输，以增添不急需的费用。主管部门只是遵循旧例，竟不曾详细查究其中的原因。近来七年，积存的数量越来越多。臣最近查勘河阴、太原等仓，见那里仍有三百二十多万石米，河阴一县储存的尤其多。仓廪充盈，只得随处露天堆积；旧粮尚未用尽，新粮又不断增加，日月渐久，耗损更加严重。即使完全停止江淮转运，暂且把这些米运入关中，七八年间估计也还用不完。何况江淮转运船次没有停止，只怕粮食过多，不担心会有缺少。今年关中百谷丰收，京尹和各县令多次以此事进言，担心京城米粟价格太低，请求扩大和籴来救济农民。臣现在计算应籴多少，众人都说可以达到一百多万石。如今估定籴粮价格，综合各县粮价高低，并计算雇船雇车运到太仓的费用，谷价约四十多文，米价约七十文以下。这样，一年和籴的数量足以抵得上转运两年；转运一斗粮食的费用，足以和籴五斗。比较眼前的利弊，转运事务暂且应当全部停止。臣私下担心，如果停止转运，船只没有用途，船只无用就会损坏腐烂而无人修理；一旦遇到灾荒，又必须恢复漕运，临时召集船只，按道理必然迟缓。凡是制定法令、裁定规章，时间久了必然会产生弊端。筹划经营国家事务，起初就应当考虑周全：不能因积久的习惯损害时宜，不能因眼前利益毁坏长久制度，不能只看重功劳在当代的显现，也不能把祸患流留给后世；能够考虑长远、防患于未然，才是均衡救济之道。臣今天所献的办法，大概接近这个原则：减少运输数量，用来充实边境储粮；保留转运事务，用来应付时势的需要。对这些问题如果详细审察，一定可以避免留下后患。旧例是从江淮各道运米一百一十万石到河阴，明年请停止八十万石，只运二十万石。旧例是从河阴运米七十万石到太原仓，明年请停止五十万石，只运二十万石。旧例是从太原仓运米四十万石到东渭桥，明年请停止二十万石，只运二十万石。江淮停止运输的八十万石米，请交给转运使在漕水沿线州县按每斗八十文的价格出售；除去按糙米、细米分别计算并与数额相抵的部分外，每斗仍比时价低五十文，以救济贫困，估计可得钱六十四万贯。分级削减运输脚钱，估计可得六十九万贯，总共可得一百三十三万贯。其中请拨出二十万贯交给京兆府，令其在京城内及东渭桥设场和籴二十万石米，每斗给钱一百文，约比当时估价增加三十文以上，以使农民获利。这些米随即送到东渭桥及太原仓收储，补足每年转漕四十万石的数额，并且还有余。剩下的钱一百一十三万贯，供应边镇和籴。臣已经命度支巡院查问各军州米粟的时价，并同当地长吏商量；如今根据现有耕地，约定应籴的数量。凤翔、泾、陇、邠、宁、庆、鄜、坊、丹、延、夏、绥、银、灵、盐、振武等道以及良原、长武、平凉等城上报，除度支临时籴粮供军之外，另行储备的，估计可以籴得粟一百三十五万石。临边州县，在当地防时价之外再加一倍；其次每十成加七成，再其次每十成加五成。总计一百三十五万石，需要钱一百零二万六千贯，仍有余钱十万四千贯，留作来年和籴之用。江淮所籴米以及减运米所省的脚钱，请一并交转运使就便折买绫、绢、絁、绵四色，立即装船运送到上都。边地较早寒冷，收获收藏将要结束；如果等这些钱送到，恐怕收籴会错过时节，请暂且借用户部别库的物资供用，原物陆续到达后，便令折抵归还所借的户部别库物资；同样取绫、绢、絁、绵四色，并按平价估价，务必使农民获利。还要调取度支所属的牲畜和车辆，统一融通运输。请分别委托本道节度使、驻城兵马使，会同监军中使和度支和籴巡院官共同接收。

译应当筹划防备和籴，按照各户人口和耕地多少，先付给价钱，规定期限交纳粮食。不愿出售的，也不要强行征取。有人交纳米的，每斗米折粟一斗六升。所籴得的米粟，也委托这三类官员共同检验复核，分别在所属城堡内选择地势高燥、坚固牢靠的仓窖收纳封闭，仍以储备军粮为名；除非城池防守时粮食断绝，或奉别的诏令调拨，否则不得擅自支用。收籴完毕后，将所籴数量及储存地点具文上奏，并报告中书门下。总计储备粟一百三十五万石，这是十一万二千五百人一年的粮食；来年秋天如果收成顺利，还可以再得到一百多万石。边地储粮既然充足，边防自然得到修治：出兵讨伐就有粮饷，守边就可以持久；增兵时不担心到达之处缺粮；收籴粮食时，也不会被贪婪的将领刁难勒索。这样，拓展疆土、保卫边境的人可以实现谋划，丧失国土、使军队陷入困境的人也没有借口推脱罪责。这是建立武备的根基、安定边境的本源，也是守卫土地、庇护百姓的关键。没有什么比这更急迫的，即使倾尽公家仓库、拿出私人积蓄，也应当竭尽全力去办。何况现在不扰累一个人，不废弃百项事务，只是在常用支出中收回那些不当耗费的钱财；把一百多万贯余钱粮坐实为边地储备，其中还兼有劝农和救济贫困的好处。这大概是上天赐给陛下平靖边塞、安定国家的时机，不可错过。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采纳臣的愚见，先聚集军储，慎重选择良策，进一步整饬军队纪律，那么那些蠢妄凶恶的敌人自然会畏惧威势。即使他们迷失了归附通关的意愿，也一定不会再有侵扰中原的忧患。伏望陛下稍稍留意圣思，详细审察并明确防备。关于停减运输所省的脚钱，臣已经同本司仔细计算，并将边镇分配和籴的数量、米粟估价等数目分别列具条目，另成奏状分析，谨一并封缄进呈。宋太祖征讨太原，已经渡过黄河，各州运送的军粮都集中到上党城中，车辆堵塞道路。太祖听说后，准备以延误滞留之罪处置转运使。赵普说：“六军刚刚到达，如果转运使因此获罪，敌人听说后一定会认为我们的储备不充足，便会有机会窥伺进犯，这不是威服远方的办法。”于是只让负责防守和修治的人前往主持该州事务，就足够了。开宝三年秋，三司说仓储按月供给只能维持到明年二月，请求分屯各军，全部征用民船来资助江淮漕运。太祖大怒，责备他们说：“国家没有储备九年粮食，只能说是你们无能。平时不预先筹划，竟使仓储将要耗尽，才请求屯兵、征集民船来运输，这难道可以仓促办成吗？现在设置你们三司还有什么用？如果有所缺少，我一定治你们的罪，以向众人交代。”三司使楚昭辅害怕，前往请求太宗宽免，使自己能够竭力办理。太宗答应后，召来右知客押衙陈从信询问。陈从信回答说：“我曾经游历楚州、泗州，知道粮运的弊端，实在是因为船夫的口粮每天都要经过各郡县勘验发给，所以造成停滞。如果从发船起计算日期，规定往返时间，并同时发给口粮，就可以责令他们按期完成。又如楚州、泗州运米到京后，还要再用车运入仓，应当预先安排好运卒，使粮食立即交接出纳。这样每次运输都可以减少几十天。楚州、泗州到京城一千里，旧例八十天一运，一年运三次。如果除去停留的空耗日子，一年就可以增加一次运输。如今三司想登记征用民船，不允许就无法责成办理；允许征用，冬天京师的柴炭恐怕又会几乎断绝。不如招募坚固的船只运输粮食，把损坏的船只用来装运柴炭，这样公私两方面都能得到解决。” 现在市场米价飞涨，官定价格每斗七十钱，商人无利可图，不敢把米运到京师。即使家中囤有大量存粮，也藏起来不卖，因此米价更加昂贵，百姓将要饿死。如果听任民间自由买卖，那么四方商人都会赶来聚集，米多了，价格自然会降低。”太宗第二天把这番话完整上奏，太祖准许了。真宗时，朝廷商议削减西部边境的屯兵以减轻转运军粮的负担，召知通利军杨允恭、崇仪副使窦神宝和閤门祗候李允则骑马赶去筹划办理。他们把各郡县山川的地形险要绘图上奏，杨允恭于是建议说：“从环州进入积石，抵达灵武，路程七天；刍草和粮食的运输，有三种办法。但用人和驴运输，费用很繁重，装载的数量又少。不如采用诸葛亮木牛的制度，制作小车，派士卒分段运输。每辆车由四个人牵引，旁边设置士兵护卫，并在车上加装戈矛。敌人来时，就把车辆聚集在中间，集合士卒的力量，在外面抵御敌人。”不久被参与议论的人阻挠，事情便停止了。仁宗时，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上奏请求免除关中支移二税，请求在次边州军交纳斛斗。奏中说：“臣私下看到，陕西这些年以来征调名目繁多，民力极其困乏。州县督责没有边际，却不顾存恤救济；作为百姓的祸患，正是把支移税赋转运到延州、保安军。山坡险恶，一路上的食物草料平时就价格飞涨。百姓到那里输纳，比其他道路的费用高三倍，比在本地州县送纳所费高五倍。像这样的害民情形，实在不是长久之计。臣等请求朝廷指示都转运司，核实关辅此次灾旱和民力困乏的情况。如果边境储备充足，就免除二税支移。至于边上交纳斛斗的价格如果大大高于京师现钱、银绢的价格，也请一并斟酌，暂且在次边州军交纳；凡价格高的，减去官府所定的高价。次边既有储备，每逢事务稍缓，就可以把军马退到次边就食；粮草稍稍恢复，百姓的困弊也不至于耽误军期。这样守边，或许才是得当的办法。” 神宗熙宁六年，知应天府张方平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现在的京师就是古人所说的陈留，是天下道路四通八达的地方。它不像函秦那样是天府之国，有百二之险固；也不像洛阳处在九州中央，内外有山河屏障，地形险胜足以凭恃。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在这里建都。到了石晋把幽蓟之地割让给契丹，于是和契丹共同享有平原的便利。所以五代相互争夺，连耶律氏也成了臣属，祸患是由于京畿没有藩篱屏障，本根没有庇护。祖宗受命以后，规划谋略都已讲求周详，没有恢复周、汉旧都，而沿用梁氏旧都，难道是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吗？根本原因是这里有利于漕运、供养军队，依靠强大的军队来建立国家。因此，今天的形势是国家依靠军队而立，军队以粮食为生命，粮食以漕运为根本，漕运以河渠为主要条件。国家初年疏浚三条河渠，使漕运通达京城；后来确定上供的年度定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运输的多是杂色粟豆，只供人食和马料；惠民河运输的，只供给大康、咸平、尉氏等县的军粮而已。

译只有汴河运输的全是粳米，兼有小麦，这是太仓积蓄的实际来源。现在依靠官仓粮食供给的，不只是三军，连京师的士人和百姓也以亿万计，其中大半要靠军粮余下的部分来填饱肚子。所以国家对于漕运，最为紧急、最为重要。京师之所以称为京，是因为它规模广大；军队之所以称为师，是因为人数众多；大军聚集之处，所以叫作京师。有粮食，京师才能建立；汴河废弃，大众就无法聚集。汴河对于京城来说，是建立国家的根本，不是可以和小小沟渠水利相提并论的。近年已经停止广济河运输，惠民河的斛斗也不再进入太仓，民众的生计全靠汴河。近几年陈述汴河利害、以汴河为议题的人很多，臣担心议论不断、反复改更，必然会使汴河日渐失去旧有功能；这关系国家大计，绝不是小事。惟愿陛下特别回顾圣明的鉴察，深入省察，留意长远考虑，以巩固国家根本。” 高宗时，左正言邓肃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发运司每年计算的收入有五百多万，每年入贡时，船尾相接，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高大的粮仓鳞次栉比，连一升一合的亏欠都容不下。朝廷的支出将要没有余粮，今年不知道该怎样处置？去年冬天遭遇围困，漕运不通；今年夏天又因堤岸失修，汴河水流长久断绝。与每年收入相比，今年大概还不到百分之一。臣急切听说，已经进入汴口的有一百六十万，这个数目之外还没有后续粮食，朝廷便欣然认为粮食有余，却不知道京师的积粮只够用到八九月以后。按照去年冬天的估算，京师每月支出以二十万为标准，行在以十万为标准；再加上二十四处籴场，以及勤王军、宫门巡防士兵的口粮，还有临时额外索取的各项数目，进入汴口的粮食仅仅够支用五个月。五个月以后将怎么办？如果敌人销声匿迹、不再南渡，那么漕运接续不断，还没有什么妨害；如果敌骑肆意侵扰，再次侵犯我军，不知道嗷嗷待哺的军民将到哪里去获取粮食？这件事非常紧急，不能仓促准备。船只有限，时间又十分紧迫，即使派出一百名发运官，也无可奈何了。臣愚昧地请求从各州选派有才干的官员，代替发运司办理运输；各州把本州一年的定额粮食运到京师附近，限在十月以前凑足五十多万的数目。凡船只、人员以及其他所需物资，都责成知通等官办理，再用公使钱代为支付。国家艰难时期，即使两三年间公使钱有所缺乏，也不算紧要。联合几十州的力量，人人自我勉励，再制定赏罚加以督促，粮道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从前萧何供给军饷，使粮道没有断绝，汉高祖自认为比不上他；因为当时粮道如果一旦中断，即使有韩信，又将能施展什么呢？惟愿陛下不要忽视此事。” 孝宗时，员兴宗上奏说：“臣听说陕西是蜀地的屏障。那里驻扎着几支重兵，军队依赖粮食，粮食依赖漕运。凡是从这条道路运粮，之所以艰难可怕，是因为船只无法施展，人力也难以接续。假使四川总计漕臣平时能得到一名有才干的官吏，思考怎样减轻陛下西顾的忧虑，那么筹划就会有方法，取粮就会有技巧，运输就会有制度，遇到事情总能办成，不至于使一方生息的百姓留下祸害。臣过去在西部边境任职，所见却完全不是这样，这都是计吏和漕臣的过错。臣请略举其事。此前金国背弃盟约，偏将窥伺蜀地，王师追击到哪里，那里就立即攻下。刘海攻下秦州，李进攻下河州，吴挺攻下巩州，吴璘率前军随后进发，于是攻下德顺；百姓拿着箪中食物接连送来，士卒没有挨饿。为什么能这样呢？大概是攻取哪个郡，就立即打开哪个郡的仓库；在什么地方作战，就吃什么地方的粮食。这就是宋武帝入关时的形势。漕运怎么会因此困窘呢？后来军队滞留日久，不免有所需索，于是转取总漕司。两个漕运机构没有储备，只好平均摊派给三等民户。为了牟利，文书往来急如星火。用这种办法谋划，能说是有方略吗？巴州、蓬州、剑州、阆州以上各地的三等民户中，每户有出一名民夫的，也有出两三名的；供给一名民夫的费用是钱十八万。一名民夫除了承担自己的私人物品外，所能负担的不过六斗。计算粮食数量，就是运来六十钟，才送到一钟。役使一名民夫却耗费十八万钱，运输一钟粮食竟要用掉六十钟的粮食，军前得到的不过极少一点，民间损失却像山丘一样巨大。主管部门也太拙劣了。用这种办法取粮，能说是有技巧吗？当时运粮的民夫同一天出发，同日出发就没有住宿次序。同样招募流民，而流民本来就贫寒饥饿，让贫寒饥饿的百姓住在没有安排住宿的地方，死在道路上、死于霜雪中的人一个接一个。不到几个月，臣已经看到申报宣抚司的死亡人数接近二千人，其他地方的臣还无法统计。用这种办法运输，能说是有制度吗？蜀地总计漕运的官员过去辜负陛下的委任倚重，大多就是如此。臣担心一旦西部边境发生事情，买粮也来不及办理大事。要革除以前的弊端，兴起日后的利益，粮运应当预先谋划。臣愚昧地伏望陛下委任总漕重新制定条文，权衡轻重，那么这些弊病还来得及制止。”

译古书说：“顺着利益去谋求更大的利益，利益就会深厚。” 臣私下看到陕西运输茶叶的制度，每十里设置一铺，每铺有士兵；士兵每天有规定的路程，每月有供给，如果不按规定办理，罪罚就随之而来。国家每年获得西部马匹的利益，全靠铺兵的力量。若真能仿照运茶的办法运输军粮，就会从兴利一直取得成效。水路可以任其便利，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若走陆路从河池到成州、岷州，经过长道，直到天水，这是一路；从两当到凤翔，经过黄牛，直到大散，又是一路。攀登跋涉山路险阻，运粮民夫常常困苦于此，也常常死在这里。如果能够安排，应当每十五里设一铺，每铺设置五十名士兵。一条道路设置的铺不过六十处。铺兵每天往返两次，每次运输七斗，两次就是一石四斗。六十铺的士兵，每月可运输二千一百石。按每铺士兵每月供给的费用计算，再加上向百姓取用的部分，每人二石；每石五千钱，总共不过三万缗。若按民间雇佣民夫的费用计算，总共要六十三万缗。铺兵运输每月比民夫少费六十万缗。大概铺兵运输三钟才能送到一钟，民间运输则要用六十钟才能送到一钟，利弊差距难道不大吗？陛下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子女，主管官员留下的毒害，一旦知道就一定会革除。” 愿陛下听取臣的建议，特别赐令施行。这样既可以减轻西部百姓困苦的劳役，又可以免除道路上流亡死亡的忧患，还可以解决往年缓急时的需要。这正是所谓治理一件事而具备三种好处。伏乞下令大臣评议施行。知信州王师愈论述信州米纲的弊端说：“臣私下看到，信州每年起运上供米七万石，大多陷失折耗，弊端十分严重。如果不探究造成弊端的原因而设法处理，即使严厉规定责罚，也未必能革除弊端。臣曾推究其中原因：一是地势不适宜，二是改拨没有定规，三是押运人员不是合适的人。信州这个州，位于江东上游，地势高峻，南面连接闽地，北面接近徽州，东面连接浙江的衢州；两面被山阻隔，只有西面有水路通到鄱阳。溪港狭窄，滩碛很多，水势容易上涨也容易干涸，很难通行大船。所以信州米纲起初一定要用小船装运，只比钓鱼船稍宽一些。船只和水势经常不能相合：有水时没有合适的船，偶尔船只备好，装载完毕，一旦水位下降，便滞留在岸边；近的耽搁数十天，远的耽搁数月。等水道通行后，绕行数百里，才到鄱江，再并入大船。从开始装载到离岸，已经经历很长时间，工役白白吃粮，侵蚀损耗无法计算；即使想不发生陷失，做得到吗？这就是地势造成的弊端。”绍兴初年，朝廷明白看到信州起发米纲有这样的困难，原先下达指挥，只令在池州交卸，因为那里距离近、容易到达。虽然不能完全免除陷失折耗，也不如今天这样严重。后来守臣徐林也曾申明此事，几年之间没有看到大的危害。近年以来，总领漕司改拨没有定规，有时拨往镇江，有时拨往淮南，有时拨往行在省仓，州县受到困扰，陷失折耗越来越多。实在是因为水脚费用不是池州可比的。信州每一石米起运到池州，正用钱五百多；如果运往建康，则用钱七百多；运往镇江，则用钱九百多；运往淮南，又超过这个数；运往行在省仓，则用钱一千二百多。信州每缴纳一石苗米，按例只收水脚费二百文，仅在池州交卸，贴补赔付就已经超过一半了。多方筹措办理本已艰难，何况改拨到遥远的建康、镇江、淮南和行在呢？还未装运时，如果改拨到其他州县，还可以设法筹措贴补，使船只离岸；如果已经在途中装运，随后才改拨，负责押运的人不得不折返索取贴补，州县不能立即办妥，于是米纲滞留途中，日子越久，工役白吃粮食、侵耗的数量就越多。这就是改拨造成的弊端。凡是押运纲粮的人，不顾自身，也不顾家庭，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不是希望得到赏赐，就是贪图糜费中剩下的余利。信州米纲没有值得羡慕的赏赐，连应得的水脚费有时还会亏欠，哪里有什么余利可以贪图？所以有官职、有家业可以依靠的人都不愿意去。总领漕司责成州，州责成县，县里迫不得已才强行派遣。一个公吏一旦承担这种差役，亲戚就等同于与他生死诀别。明知自己必然无法逃脱，有些人有所顾忌，看到前面两种弊端，竭力防范，陷失还比较少；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就利用这两种弊端，更加肆意作奸，甚至有整纲米粮全部陷失的，也有损失大半的。这就是押运人员不合适造成的弊端。唉！一颗一粒都是百姓的脂膏，是国家的大计。州县征收它们已经承受不住劳苦，一旦交付出去，却视同泥土，难道不令人痛惜吗？如果不探究这三种弊端产生的原因，却想仅用责罚来禁止，实在看不到弊端能够革除。臣认为，地势不合宜，固然不敢轻易议论；至于改拨没有定规，以及押运人员不合适，并不难改革。希望圣上慈悲，下令总领转运司，检查原先下达的指挥，规定信州米纲只在池州交卸，不得擅自改拨。仍在通常纲粮赏格之外，另为信州米纲制定赏格，以押运米石多少分等给予奖赏；允许现任官、寄居待阙的文武官中有家业的人押运，不得像以前那样强行差派公吏。这样或许可以使官物不再陷失，纲运容易到达，积累的弊端得以革除。” 师愈任长沙守时，又论述纲运的弊端说：“臣听说各路纲运，大多陷失折耗，都是因为赏赐减少而不选择合适的人。凡押运纲粮的人，幸而事情办成，自身可以保全，家庭可以保全，官职也可以保全；如果没有办成，身败、家破、官丢的祸患就会随之而来。人们之所以冒着这种祸患而不顾，是因为有值得羡慕的赏赐。所以前些年有家业的人都欣然愿意承担，甚至监司、帅守的亲属也承担此事。即使有所亏欠，也有能力赔补，因此陷失折耗较少。自从削减纲粮赏赐，监司、帅守的亲属又都被禁止参与，所押运的多是贫困而无所凭借的人；他们冒着急迫情势轻率上任，又多方经营，费用极其巨大。刚离岸时所防备的已经很多，到了江心，又以风涛为借口；何况在交接收发之际，欺诈舞弊的情况不一，所以陷失折耗就多了。推究减少赏赐的原因，不过是文臣多次受赏容易升到正郎，武臣多次受赏容易升到副使，就可以获得奏荐，却完全没有想到州县拘收钱米十分艰辛，一旦交给无所凭借的人，损失也绝非小弊。近年只允许选人、小使臣押运，已经可以防止反复受赏的弊端，确实还可以重新确定纲粮赏赐，务必使之稍微丰厚；不要拘泥于监司、帅守的亲属，只要有家业、有操行、有才干、没有过失即可。”

译尉或通过献纳补官的人，也都允许押运；每人押运不得超过三次。这样既革除了反复受赏的弊端，纲运也可以免于陷失，这是很大的利益。如果这些狂直之言可以采纳，惟愿陛下特别赐令施行。师愈又论述潭州贴补雇用纲船的弊端说：“臣伏见潭州各县有一种大害，就是贴补雇用纲船。请为陛下详细陈述。潭州每年运输苗米三十万五千石，供给屯驻军队；有时还运输和籴米及起发的常平米，多时达到五六十万石，少时也有四十万石。前些年讲和停兵，这些米只运到武昌，都是潭州筹措船只装运，从未摊派给各县。后来荆南、襄阳屯军沿江上溯，水浅滩多，也由潭州筹措船只装运，同样未曾摊派给各县。到了金人背弃盟约，军需日益紧急，守臣权宜处理一时事务，才开始令各县雇船补充，从未完全让各县办理。自此便成为成例，年年实行。上面有潭州漕司的案吏，下面有牵头船户，彼此内外勾结。每批粮食除官府支给的钱外，必然还要依靠各县贴补雇船。用期限催得急、用责罚管得严的是案吏；乘势索取、欲望没有满足的是牵头船户。各县害怕责罚，又想按期完成，不得不顺从牵头船户的要求，以高价酬付，结果索取越来越多。何况还有争相雇船的弊端：假如长沙出价五十，善化就增加到六十，湘潭又增加到七十，其他县也无不如此，直到满足他们的欲望才罢休。一个县被摊派一万料，费用就达到一二千缗；如果摊派数量不止这些，费用也随之增加。唉，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各县承受这种痛苦，这是第一重。各县雇到船，幸而按期限解送，开始要交给排岸司检验，检验的人索取钱财；接着漕职官员复验，复验的人又索取钱财；最后交给押纲使臣，他们又巧立名目，索取得更加严重。唉，这些钱又从哪里来呢？各县承受这种痛苦，这是第二重。县里奉行州里的命令，不敢违抗；即使知道有这两重痛苦，也无暇顾恤，于是冒犯法禁，编造各种名目向百姓征取，以满足所需。沿江的渔户，凡是有一张网或一条钓船的，没有不被征取的。有的多摊派麴引，有的多发防帖，有的多发师巫公据，有的预先向上户借取，名目无法一一列举。大抵摊派所得，官府得到一份，吏员却取十份；并且以雇一万料使用贴雇钱一千贯为标准，县吏借机作奸，不知要超过这个数多少倍。官府得到的既然只是这些，那么享受厚利的就是漕司州县的案吏、牵头船户、检验复验的官司以及押纲使臣；受到强迫勒索的是知县；真正受到伤害的，是全境百姓。等到刘某任潭州守时，明确看到了这种弊端，又发现各郡没有可供运回的物产，凡是运盐而来的客船，都没有其他回运货物，谁肯空船冒险经过重重湖泊？于是多借用运米纲船，但完全免除各县贴补雇船，由潭州自行筹措，百姓没有受到骚扰，米纲也按期办成，这个办法非常好，利益十分广泛。刘某被召任通判以后，职官对上想讨好漕使，对下想使吏员得利，以迅速办成为名，完全改变刘某的旧办法，又重新造成以前的祸害。幸好沈介到任后，全部按照刘某的办法办理，而且米纲还提前办完。臣私下担心沈介离任之后，又有人改变此法，希望圣上慈悲，严令湖南漕司和潭州，每年米纲一律按照刘某、沈介的办法办理，不得再令各县雇船，祸害百姓。如果有人违抗，允许百姓越级上诉，请台谏弹劾。每年发运荆南、襄阳的米纲，使用官船；发运武昌、九江的米纲，雇用客船。大概客船所顾忌的，是荆襄航行水浅滩多，往往动辄经历一年，甚至有破家丧身的危险。如果能够只用官船运输荆襄的米，客船也会欣然接受雇用。若遇军事行动或警报紧急，确实不得已要分派各县适量贴补雇船来帮助装运，也一定要为此制定纲次，明确某县承担第几纲，先后有秩序，不可更改。纲次既然确定，自然就没有争相雇船的弊端，这样潭州百姓大概都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理宗时，知安庆黄干代替抚州陈守上奏说：“国家的纲运，靠它来供给军队。近年以来，法度松弛败坏，不只是军饷无法接续，公家和私人也都受到弊害。粮船还未离岸时，有江水浅涸、白白消耗粮食费用的弊端；已经离岸后，有监押官侵吞亏空、船梢盗窃的弊端；船只已经损坏后，又有把损失摊派给平民的弊端。虽然知道这些弊端，却没有办法革除，这是因为废弃了转般制度，而沿用直达办法的缘故。如今要革除历年的弊端，使官府没有额外浪费，所有祸害都除去，最好还是恢复转般制度。姑且以江西一路来说，像抚州、建昌纲粮的折耗，每每因为水道浅涸，不能行驶大船，拖延到年终仍未办成，甚至形成隔年纲粮。一纲所需的吏卒和水手动辄数百人，而且招集来的都是无赖之徒。他们估计官吏侵盗后，知道大数已经亏空，便任情挥霍，毫无顾忌；即使登记追偿，也不能达到万分之一，官司不得不放纵他们，把损失摊派给平民，侵削国家根本，危害不小。现在如果在隆兴设置一所转般仓，每年各路纲运的水脚费用非常可观，可以拿这些费用供养数百名水军，任命一名武臣为长官，建造几十艘大船，用军法统率，责成它们转运附近州军的粮食，只用小船装运，交纳到转般仓；再令水军专门护送，往来接替，不必临时招募。这样纲纪一向严明，编制一向整齐，船只一向齐备，比起临时乌合、屡次试行的办法，实在优越万万。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官纲折耗，也足以增加国家武备，平息江湖群盗，使士大夫脱离获罪的祸患，免除平民被摊派的负担。这是一项变法而群害全除、众利并兴。如果认为可以采纳，请求在各路推广实行。”

译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书说：“臣听说，君主垂衣拱手而驾驭天下，天下事务无不听命，这是君主的道理；臣下居于职位，承担效力王室的劳苦，不敢产生其他想法，这是臣下的本分。所以圣人设置官职，赐予他们盛大的恩宠，只是希望他们报效而已。周公的忠诚，也如曾子的孝行一样，只是尽到本分而已。君臣之间，尊卑差异悬殊，岂能和市井之人平等交往的道理相同？上古以来，不靠赏赐也能劝勉人；到了中古，民风渐渐浇薄，才需要用赏赐来激励他们。但从未听说享受三品俸禄、处在三品职位的人，在烟尘四境平静之后还希望得到重赏，而国家也应当因此赏赐他们。臣私下看到，如今海道运粮的官员，即使运粮数量达到万亿兆，也都冒着汪洋大海的危险，借助风浪之力，把粮食送到神京之中，确实可以说是有功；然而这也是他们本来应尽的职责。如果只按运粮斛斗数量计算报酬，给他们不下巨万的钱财，也太过分了。伏望陛下明白宣示天意，命有司制定制度：凡海道运粮的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超擢升任较高职位并加以任用，按此计算也不失优厚尊崇的礼遇。又应当在旧官超擢之后，逐渐抑制赏赐的资费，这也是国家的大原则。” 臣并不是吝惜钱财物资，只是认为，为国家出力的人，不只是运粮的官员；如果一概赏赐，就会无从供给；如果只赏运粮官员，又难免使防务偏重一方。这些人既然担任这个职务，就应当履行职责，为什么还要赏赐呢？这就是臣想要厘正名分的原因。臣又认为，防通河是有用的名川，调运有无的物资，要由此经过；官员往来南北，也要由此通行。即使长江、淮河、黄河、汉水这样的大河，也都要依赖它们汇流入海；即使闽、广、川、蜀那样遥远的地方，也足以通过它们完成运输。有利有害，是事理的常态；有通有塞，是事物的变化。水势浩荡、清浪流动之中，仍会有流沙淤滞；平坦宽阔的道路上，也会产生盗贼。并且每年立秋以后，淤积常在数月之间形成，使河岸附近的农民受到极大骚扰。又有些地方用木板护岸，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还希望陛下广泛宣布天子的防务，召集天下熟悉、审察河道地脉的人，改修防通河中有流沙的地方，设法避开流沙；否则几年修治一次，十分烦劳耗费，不能不从根源上杜绝。还应把河道南北的军府分为三处或五处，各由千夫长统领；人数不足的，就招募士卒补充。这些人不列入预备出征的队伍，也不受营田事务限制，使他们专门负责巡行镇守、应对非常警报，并供给其费用。泛舟运输的工程中，闸门、桥梁有倒塌的，就修理；堤岸有损坏的，就修筑。这样，农民差不多可以安定，盗贼差不多可以消除，花费少而成效多，暂时劳作却能永久安逸。《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