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九

译如今江湖、荆楚、闽广一带的盗寇，大概不止一个孟获；而且他们所经过的地方，残毁井邑，造成的凶暴虐害尤其严重，又不是孟获所能相比的。因此替百姓除害，确实有不能迟缓的道理。陛下连年出兵，必定派遣宰执，又让大将辅佐他们；铲除、剿灭和招抚、收纳，无不安排周全。陛下所用来衡量内外形势、审定先后次序的谋划，本来就不需要臣来说明。然而臣认为，讨伐盗寇的困难，不如安定百姓的困难。自宣和年间以来，监司、守令任用不得其人，彼此效法搜刮苛刻，继而变得残忍；百姓没有地方申诉，抛弃锄头而佩带刀剑，至今已有多年了。现在王师所到之处逐步平定，而郡县中治理百姓的官员又没有加以慎重选择；凶恶的首领虽然被消灭，祸乱的根源却没有断绝。万一旧日的弊病大量复发，叛逆之心重新萌生，即使想把每个人都杀掉，也不可能做到。因此臣说，讨伐盗寇的困难。汉宣帝对龚遂说：‘选拔任用贤良之人，本来就是要使百姓安定。’所以臣希望陛下趁局势刚刚平定，慎重选择忠诚守信的使者，分赴各路巡按，把重视百姓的旨意告诉他们，授予他们刺举、纠察的权力，使奸贪不法的官吏不能容身于当时，而公正廉勤的人能够自行效力；然后选拔其中特别优秀的人，把他们的事迹报告朝廷，任为郡县长官。这样，远方百姓就会受到恩惠，鳏寡孤独也应当没有不能【原文残缺】的了。” 得到适当安置的人了，这就是安定百姓的办法。假如一定要出兵收复旧日疆土，以慰劳那些用箪盛饭、用壶盛浆来迎接王师的百姓，并完全收复祖宗的疆土，那么必须先使我们的百姓安定下来，然后聚集军队长驱直入，谋求决战取胜，这样看来也许还不算晚。《传》说：‘想要快，反而达不到目的。’ 又说：‘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会成功。’臣这番微薄的忠心，唯愿陛下明察。” 给事中胡交修上疏说：“古人说，蒸器中有麦饭，床上有旧棉絮，即使仪、苏那样的说客来劝说，也不能使他去做盗贼；只有当他忍受严寒饥饿、处境困苦，每天都被死亡逼迫时，才会忍心把自身交给盗贼。陛下降下宽大诏书，给他们开辟自新的道路，禁止苛刻邪恶的暴行，增加他们获得衣食的来源，那么有悔悟的人就会互相传告，欢呼着归来。那些不肯改变的人，他们的党羽同伙也会被吏士拘捕，盗贼便可以平息。盗贼平息了，就可以保全百姓。千里沃野，如今残破成了盗贼的区域，那里全是我们种植粳稻的土地；那些操弓箭、带刀剑、椎杀牛只、挖掘坟墓，白天就敢作盗贼的人，全是我们南亩上的百姓。陛下抚慰并接纳他们，使他们回到田里，不急迫征收赋税，不暴虐搜刮钱财，启发他们善良的本心。农耕、养蚕都按时进行，各自安于本业，粮食和布帛就会多得用不完，财物也可以充裕。财物充裕了，就可以使国家富足。近来翟兴连接西路，董平占据南楚，把人员编成什伍，使他们既务农又当兵，不过几年就积粮充足，雄视一方；盗贼尚且能够这样，何况凭借中兴后的二百郡土地，想要强化军队来抵御寇贼，难道不能做到翟兴等人所做的事吗？”世人认为这是有名的至理之言。李光援引龚遂的故事，论述旱灾荒年的情形说：臣听说，尧、舜在上，天下没有穷困的百姓；周文王的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的。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常心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产业，也就没有恒常心。假如没有恒常心，那么放纵、偏邪、奸诈、奢侈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百姓到了抛弃父母妻子、甘心做盗贼的地步，难道是出于他们的本意吗？帝王的治国之术，没有别的，不过是让百姓不挨饿、不受寒罢了。所以，百亩田地不耽误农时，八口之家就可以不挨饿；五亩宅地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帛；鸡、猪、狗等家畜，按时饲养繁殖，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百姓免除饥寒之患，又有条件彼此生养，即使驱使他们去做盗贼，他们也不会服从。龚遂善于治理，他说：‘海滨偏远之地没有沾受圣人的教化，百姓困于饥寒，而官吏又不加体恤，所以使陛下的赤子在水泽之中盗取、玩弄陛下的兵器罢了。’因此他治理地方，一概以仁爱恩惠为原则，盗贼最终因此解散；这才是真正贤良的二千石官员。近些年以来，福建、湖南盗贼间或兴起，范汝为、杨么相继猖獗，官吏不能制服，朝廷不得不派遣大军，捣毁他们的巢穴。听说其中的杀戮并非没有过度之处，牵连了许多无辜的人。如今各路遭受旱灾荒年，百姓失去职业，流落道路乞讨，强壮的人不免结伙成为盗贼，弱小的人便辗转死于沟壑。雷进还占据鼎、澧、辰、沅各地的山岭，出没作乱；近来又听说福建海道告急。这些都不能不加以考虑。过去唐太宗曾和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刑来禁止盗贼，太宗讥笑他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正是因为官吏贪婪搜求，饥寒逼身，所以顾不上廉耻。我应当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减少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他们自然不会做盗贼，哪里用得着严刑呢？’唉，太宗真是圣明的君主啊！臣愚昧地伏望陛下郑重告诫大臣，选拔龚遂一类的贤良官吏，以招抚、怀柔、安置、接纳为先；仍要严厉责成各路监司，查办贪赃贪污之人，防止百姓流离饿死。这样，陛下的德音难道还会担心不能传达到吗？百姓难道肯跟从叛乱吗？” 苏籀上议说：“臣恭敬地看到正月二十五日的诏书，节文本路帅、守、监司，都要分别具报安辑抚绥、消除盗贼、便利百姓和有利万物的措施。臣私下反复体会圣意，其中忧虑怜悯百姓，减省刑罚、减轻赋税，把百姓看作受伤之人来体恤，对待偏远地区与京城完全一样。这是尧舜的德行和气度，也是中兴的根基。臣下如果都体察这一意旨，各地盗寇听到这样的德音，哪里有不归附的呢？消除盗贼、安定百姓，没有什么能胜过这个办法。臣私下又认为，导致盗贼产生的原因以及治理盗贼的方法，朝廷还应听取臣的一点愚见：不如选用贤能的守令，任用能够果断击断的使者。在州郡，应当放宽对他们文法条文的拘束，加重其办事权力。如今盗贼像本路这样猖獗，近来已有三十多股；大的有一万人，小的也有数百、数千人。奸民依仗动乱，把它作为求取富贵的资本，并不只是失业缺粮的人。他们驱赶聚集、喧嚣奔突，掘坟、焚烧、劫掠，所到之处，无论官府还是私人财物都被抢空，百姓无法生活。这些人肆意妄为，以为没有谁能抵挡他们；这种事情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呢？郑子产说过：‘政令宽松，百姓就怠慢；怠慢了，就用严猛来纠正；严猛了，百姓就受到残害；受到残害，就用宽松来救济。’太叔按照这套说法治理郑国的萑苻盗贼，简直像吹落鸿毛一样容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如今天下多事，而郡县只求姑息，害怕事情像朽烂的绳索一样难以控制，对强悍狡猾之徒只用蒲鞭宽容对待。文官只顾自保，不肯承担击鼓进攻、革除祸乱的事务；爪牙之官和钤束之职，无不废弛，致使州兵、县卒饱食嬉游、疏懒怠惰，骄纵而难以驱使。军政没有纪律，军队的法令不能实行。一个士兵披甲行军二百里，耗费库钱不少于一万一二千。因而派兵就很困难。平民百姓环视窥伺国家的空隙，诱骗南亩百姓，一天之内就能聚成市场。盗贼往往从少数人开始呼啸聚集，官府一旦察觉并举发，就不能有片刻迟缓。萌芽容易对付，滋蔓以后就难以谋取平定。所以平时没有盗寇，也应谨慎实行邻保之法，严格做好警戒侦察的准备。盗贼如果聚集起来，难道会容许官府不知道吗？等到他们势单力薄、爪牙短缺的时候，不必劳烦大军，也可以擒获制服。如今事情已经来不及了，贼党已经增多，郡县兵力又少，连回旋应付都来不及，只能专门用钱帛诱惑他们，用官爵羁縻他们，一概不追问，以安抚那些心怀反侧的人。有时可以用方略使他们溃败，有时可以用反间计使他们互相吞并，盗贼一定会大为平息。如果舍弃这些办法不做，只怕给他们的官职不够高，只怕给他们的钱不够多，含忍污辱，不敢擒捕他们。侥幸获利的门路一开，小人贪图利益，仿效的人就会很多。

译今天这个地方的盗贼发动了，明天某个村庄又来告急。譬如养痈长疽，却厌恶抛弃针灸药石，坐看胸背溃烂一样。甚至有些已经接受招安的恩命，也不肯放下武器、解散群党。稍微不合他们的心意，就挥臂反叛、背弃盟约，毁坏县镇，抢掠上千上百家，手中握有太阿剑，便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东汉的李傕、唐朝的朱克融，都是因为不予赦免而造成大乱，所以应当把招安作为要务。然而盗贼正盘踞时，招抚他们往往不肯听从；如果不能先使他们溃败，他们哪里肯归顺我们呢？汉代之所以设置绣衣直指使，使用干戈斧钺，难道是不仁慈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他们开启自新的门路，不得不宽；抵御他们不肯悔改的心，不得不严猛。对于无辜百姓和被胁迫、被牵连的人，应当训导、柔和安辑，救济他们的困乏，扶助他们的疲弱，恢复他们原有的产业；这就是对待那些不幸良民的办法。至于招抚而不归顺，怀柔而不服从，这些是不可宽恕的顽民。应当节制将士，裁减冗费，振作骄纵怠惰之气，赏赐优厚、刑罚严明，借用俸禄供养王侯的钱来充实军费。遇到缓急关头，州郡兵将共同竭力，也就不必烦劳朝廷顾虑忧患。战胜之后使用军队，只选其中合适的人，消灭他们的首魁，分散他们的党羽；愿意当兵的，拨归各营管辖，他们的勇力就容易驱使。遇到其他盗贼发动，就用已经投降的人去攻击尚未降服的人，这些都是良策。至于守卫地方的人，应当选拔廉洁的官员，罢黜并淘汰那些滥竽充数者；选用像龚遂这样的人，以取得使地方安静的功效。假如豺狼堵塞道路，以武力作战来向我们挑战，就应选用像王尊、虞诩这样兼有文武才能的人，并授予他们临机处置的权力，不要用常法拘束他们。这样，朝廷必定没有盗贼方面的顾虑；安定百姓、便利万物，确实就在于此。臣不胜微薄的诚意，冒昧陈述这些意见。” 孝宗时，王质上《镇盗论》，第一条说：收服他们所畏惧的人。所谓收服他们所畏惧的人，是什么意思呢？臣曾论述过：江西的赣州，当地风俗崇尚争斗而喜欢杀人；浙西的严州，当地风俗喜好逞强而敢于妄为。大概因为当地山川水土险峻急迫、强暴严厉，所以形成的风气、声势、性情和习俗顽固粗野、强悍暴戾，难以用言语教导。平时无事时，他们聚众赌博、结伙饮酒，叫喊争斗、辱骂他人，轻易触犯鞭打之刑；甚至挖掘坟墓、露刃行凶、冲破关卡抢掠财物，轻易触犯刀锯之刑；更严重的，甚至抵抗城池堡垒，倾覆都邑，擅自建立名号，轻易触犯兵革之诛。臣曾听说：触犯鞭打之刑的，没有一天没有；触犯刀锯之刑的，没有一年没有；触犯兵革之诛的，虽然不是经常有，但远则数年一次，近则隔年便会在其中猖狂窃发。这两个郡，大概就是今日盗贼的渊薮。臣曾认为：赣州的盗贼不能让他们出境，严州的盗贼不能让他们据守。赣州的重镇相距不到二百里，中间又有南安小堡，不足以分散赣州的形势。因此，赣州盗贼如果坐守赣州，必定会被擒获；如果放纵他们越过山岭，那么两广之地就可能被他们长驱直入而无所顾忌。依臣估量，两广的城池、器械、士卒、钱粮，恐怕不能应付仓促发生的危急。一旦有几百、几千人挥臂疾呼，不知道谁能够抵挡他们。所以说：赣州的盗贼不能让他们出境。严州地势险要狭窄，峭壁道路狭窄得不能并肩而行，顽口的溪流不能横着行船；一个人守住要冲，就可以抵挡百人的力量。所以说：严州的盗贼不能让他们据守。过去齐地盗寇扰乱赣州之所以容易擒获，是因为他们据守而不能出境；方腊盗寇扰乱严州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他们能够出境却不能据守。假如两个郡不幸发生警报，又有豪杰深谋远虑，为他们筹划，那么他们鉴于齐寇失败的教训，一定不肯据守；鉴于方寇失败的教训，也一定不肯出境。这样一来，就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制服的了。臣曾经详细研究历代控制盗寇的方法，虽然纷繁多样，但要点无非是用刑罚加以惩戒，用赏赐加以诱导。然而这两个郡的百姓，刑罚有不能惩戒他们的地方，赏赐也有不能诱导他们的地方。因此，这两种办法都不能施用于这两个郡之间。臣曾听说：这两个郡的百姓，不畏惧天子的官吏，却畏惧乡里的豪强；因此不服从官吏的约束，却服从豪强的号令。豪强之所以具有威势，大概有三点：智慧超过常人，勇力超过常人，储蓄的粮食超过常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桀骜不驯的百姓就不得不低头屈心、折节归附豪强的【原文残缺】。如今的计策，莫过于告诉郡县官吏：郑重地以礼貌相待，以取得他们的敬意；减轻科率征发，以结交他们的爱戴。内部有盗贼时，就暂借权力给他们，以求取得成功；如果有功效，就用爵位羁縻他们，以收服那些桀骜的百姓。为什么呢？郡县官吏不能使他们服从自己的命令，而豪强却能使他们服从自己的命令；由此可见，他们对官吏是畏惧还是轻侮，本来就不同。所以臣认为，汉武帝不应当杀郭解。郭解阴险狠毒，是感慨任气、聚集奸人的首领；依仗意气触犯法律，借仁义之名报仇，他的情状固然可恨，但这个人也确实不能轻易废弃。臣曾读《西汉游侠传》，考察郭解的一生，认为容纳一个人的奸恶，却可以用来控制千人的奸恶；即使有害，也不能说没有益处。天下的事情，利和害总是同时存在，不能片面地去掉一方；可贵之处在于善于谋划，只选择利多害少的办法去做。因此，谋划如果能够见效，利益可以遮盖害处，而害处不应当胜过利益；这不是深入穷究利害根源的人不能明白，即使明白了，也未必能够实行。唉！愚臣的策略，将要被文官们扰乱了。

译第二条是控制他们所依附的对象。所谓控制他们所依附的对象，是什么意思呢？臣论述如下：盗贼的来源有三种：第一是饥民，第二是愚民，第三是奸民。饥民是为了求生，愚民是为了求福，奸民是为了求利。他们起初都是因为有所逃避、有所羡慕而产生这种行为，但考察他们最终的情形，有的可以返回正道，有的不能返回正道。可以返回正道的是饥民；不能返回正道的，是愚民和奸民。为什么呢？饥民做盗贼，并不是有很大的欲望，而是没有求生的办法，所以采取冒死的策略；他们的内心并不是不喜欢生存、厌恶死亡。等到处境逼迫、形势危急时，他们认为做普通百姓必然会死，而做盗贼还处在可能生、也可能死之间。在这种时候，假如不是忠信廉耻之人，谁能安于求生而等待必死呢？所以遇到荒年，就不得不谋划没有办法的计策，攻打、抢掠、劫夺，以求渡过眼前的性命；年成丰收了，就迟疑退缩、逐渐消散，回头顾念仍有可以求生的道路，忽然间又动起求生的心念，势必返回田地。因此，对饥民应当怜悯而不应憎恨，应当救济而不应杀戮；即使他们造成很大扰乱，也有很多地方实在不必畏惧。至于愚民求福，没有满足的时候：向佛求福，认为还不够；又转而向鬼神求福，仍认为还不够。因此，邪道一旦迷惑人，便会出现吃素食、奉事魔教的人；这大概就是愚民无休止求福所产生的结果。” 奸民求利没有止境，但懒惰而不肯务农，愚拙而不能从事技艺，认为务农和从事技艺所得有限，而劳作又有无法补偿的辛苦，所以纷纷在法禁之外肆意妄为，侥幸求取十倍的利润。即使获利而死，奸民也不顾惜。因此，盗卖茶、盐，正是由于奸民求利无休止、求福无满足、求利无止境。这种心思容易陷入而难以摆脱，容易聚集而难以消散，可以用谋略解散，不能单靠刑罚逼迫。况且朝廷对于禁止食菜事魔之事，可以说十分严厉，但这种弊害从未消除；对于限制盗卖茶盐之事，可以说十分严密，但这种弊害也从未断绝。做官吏的明明看见却不敢呵斥，曲意包庇而不敢除去；若无事而罢官，那么后任之人将承受祸患、承担责任，哪里有时间施行拔本塞源的办法呢？然而臣认为，小人可以使其离散，却不能使其聚合；小人一旦结党为朋，从来没有安然无事的。我过去在江西，看见那些所谓食菜事魔的人，遍布乡里，诵经焚香，夜晚喧闹而来，早晨寂静地散去。他们的号令从宗师那里发出，所传授的言语也来自宗师。宗师有大小之分，还有更小的宗师；其徒众大的有时数千人，小的也有千人，最小的也有数百人。他们的法术有双脩、二防、白佛、金刚、禅等，他们的书又有《佛吐心》《师佛说涕泪》《小大明王出世》《开元经》《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曲》。其中教诫传习的话，不过是使人避害趋利、背祸向福。乡民被迷惑而不知道其中缘故，以为真能有利无害、有福无祸。因此，宗师统御徒众，如同君主对臣下、父亲对儿子；徒众奉事宗师，凛然如天地神明不可冒犯，分明如春夏秋冬不可违逆。即使让他们赴刀刃、蹈汤火，也是可以的。由此说来，不如擒获宗师，那么徒众不会解体，也会自行散去。盗卖私盐的情形，臣非常熟悉。我过去在江西，看见他们盗卖茶叶，多则每伙一千多人，少则也有数百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运茶的人一人，护卫的人两人，横持刀、举着斧，叫喊跳跃，以此自我壮大声威，使人有所畏惧而不敢逼近。他们在江西，江州、兴国军屡屡遭受其害；在江北，舒州、蕲州一带也不堪其扰。祸患日积月累、浸润蔓延而不止，臣恐怕受害的不只是这几个州郡。臣曾推究其源头，认为不只是这些人的过错：北界贪图茶利，便在外面用货物诱引他们；园户贪图货物，便在内地用茶叶诱引他们。北界虽还不能加以控制，但园户却是我们能够管到的。园户有茶却不敢出售，奸民想要茶而无从取得，臣不知道他们难道就能自行采摘、收割、煮制吗？由此说来，不如禁止园户，那么他们的党徒没有茶可得，自然会消散。然而要擒宗师，就必须使他们不受惊扰；要禁园户，就必须使他们不产生怨恨。为什么呢？无缘无故擒拿首领，党徒就会疑惧；党徒疑惧，就会恐慌，进而有人煽动他们作乱。臣希望陛下秘密询问州县官员，登记记录这些宗师的姓名和乡里，多方诱导他们，使其自行陷入刑罚，然后再铲除诛灭。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不受惊扰。园户赖以谋生的，是贩卖私茶的商人；突然堵塞他们谋生的门路，他们必然会产生不平之心。臣希望陛下增加或减少长短茶引，使茶叶能够流通宣泄，不至于积压滞塞。这样，就可以使园户不产生怨恨。陛下试着认真思考这件事，就足以看出臣这个愚臣计算利害，是如此深切。侍御史王十朋上奏说：臣听说，君王将要治理外部，必须先安定内部；不能暂且有所忍让，就不能成就长远的大谋。臣私下看见陛下刚毅明断、不受迷惑，神武之威正在发扬，命令将领出师，平定淮甸，不到一个月，捷报屡次传来，大概将要收复祖宗的疆土，屏藩诸侯于东都之外了。这可以说是得到了周宣王抵御外患的办法，具有汉光武帝抗击强敌的勇气。然而臣愚昧地筹划，认为治理外部必须先安定内部；所谓暂且忍让以成就大谋，如今想在外部挫败强敌，而境内又有广寇、海贼呼啸作乱为患，尚未剿除，外部尚未安宁而内部又有忧患，不能不使陛下增添忧虑。臣私下听说，朝廷商议派遣鄂渚军队进讨广寇，想来荡平他们已有期限。然而臣观察时势、估量利害，恐怕还不能立即进军。岭外正值盛夏，是瘴疠大作的时节，北方人进入其中，没有不生病的，尤其不利于出兵。臣认为不如暂驻军队于桂林，以造成声势，同时下诏赦免他们的罪恶，允许他们投降；如果仍不接受诏命，就可以确定诛杀而不再赦免。海寇出没无常，尤其是滨海州县的祸患。听说枢密院曾派人招安，他们也有接受招安的意向。臣认为这两股寇盗都可以为他们打开自新的道路，希望境内能够稍稍平定，以便专心攘除外患。

译臣所说治理外部必须先安定内部、暂且忍让以成就大谋，就是这个意思。臣又听说，这两股寇盗的兴起，都是因为监司、郡守没有选用合适的人造成的：既不能在祸乱尚未萌发之前消弭，也不能在已经察觉之后诛除，反而养成祸乱，以至于日益猖獗；隐匿不报，终于使祸患滋长蔓延。做监司、郡守的，难道可以不惩罚吗？臣请求陛下宣谕宰相，稍稍整饬法典刑罚，另行选择贤能之才，担任外台、共同治理地方，以分担陛下夙夜忧劳的负担，臣不胜荣幸。知婺州李椿上奏说：臣听说礼义产生于富足，盗贼兴起于贫穷。臣自今年二月底到任，统计邻州递送来的过犯记录，盗窃后被配发为军人的，自三月至九月七个月内，共有八十八名，先后成为盗贼，大约分成几十伙。两浙州军向来盗贼较少，婺州又不在交通要道，经过并犯盗而被配军的尚且如此之多，那么江湖、闽广、襄、淮一带，不知有多少人；那些尚未发觉、尚未捕获的盗贼，又不知有多少？臣所管辖的州虽没有强盗被发现，盗窃也时常发生，而贫民中因盗窃被捕的人每天越来越多，这大概就是盗贼逐渐增多的征兆。大略计算婺州一郡所出的财赋，臣到任七个月，起运钱币四十八万余贯，加上州中用度支遣的钱七十余万贯，全年计算，约有百万缗。起运的丝织物和帛，二十万余匹、两。春秋衣赐，以及每月军粮，都还不包括在内；这些全都取自七县百姓。婺州的财赋如此丰盛，尚且困窘逼迫，那么其他州也可以由此推知。官府困窘逼迫，就会更多地向百姓索取；百姓遭受过多征取，不得不贫穷；贫民成为盗贼，并不是出于本意。臣忧虑不得已而成为盗贼的百姓日益增多，盗贼日益兴盛，这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汉武帝厌恶盗贼太多，派绣衣使者捕捉追杀，人数多得无法计算，但盗贼仍未停止。一定要任用富民侯那样的办法，百姓才会安宁，盗贼才会消失。既然如此，怎样才能消除盗贼？必须宽待百姓才可以。怎样宽待百姓？必须先使州县宽裕才可以。怎样使州县宽裕？必须先节省冗余供养才可以。哪些冗余供养可以节省？凡不是亲近之人、不是贤能之人，对国家没有补益、对百姓没有好处的，都可以节省。臣愚昧，希望陛下作出英明裁断，下诏让有关官司分别列出应当裁减的冗余供养人员。州列出一州的冗余供养，监司列出一路的冗余供养，逐条陈列上报朝廷，详细议定后裁减。比如婺州一郡，请下令让臣列出。因为冗余供养不裁减，州县就不能宽裕；州县不宽裕，民力就不能复苏；盗贼也不能平息。臣希望陛下明察并记念此事。李椿任检详文字时上奏说：臣私下看见水灾、旱灾造成灾害，百姓有的流离失所、成为盗贼，加上茶寇日益兴盛，海贼时有发生。虽然说盗贼起于贫穷，臣认为其实是官府有意造成的。至于官府诛求剥削，使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流亡而成为盗贼的，姑且另作讨论。臣先说承勘官司接受贿赂、替罪犯开脱，不能查明实情，凶恶杀人的人按例都漏网，所以凶顽之徒不知道畏惧收敛，盗贼日益滋长，善良百姓受到伤害。臣任职于都司，屡次看见刑寺拟奏的强盗案件本应处以极刑，却被宽免发配的有十分之八九。即使退回驳问，因受已成狱案的拘束，上下相互徇私，也没有办法。比如本来没有杀人意图，只是被人强行驱使而实施，所盗不多，也没有伤害人，偶然依法律应判死刑而赦免其命，还可以说是出于宽恕。至于屡次犯罪而不悔改，伤人杀人，杀害被害人，杀害捕告之人，放火奸污，利用江海险要逼人落水，情理上罪大恶极的罪犯，狱吏却玩弄案情：有的说只是造声势而未接触，有的说罪责应归于未捕获的人，有的对杀害捕人之事说自己当时在屋内，有的对杀伤被害人说自己当时在瞭望台，又说是挑担的人先行，又说是由别的船装载。详细查看案情，人人都知道其中有弊病，虽然气愤不平，却没有办法制止。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令承勘强盗案件的官司：如果没有捕获下手杀伤人的人，以及没有捕获为首的人，就不得结案。知宣州许尹曾命各县捕获整伙强盗以后才结案，没过几个月盗贼都屏息收敛了，这是已经验证过的效果。议论的人没有别的过错，只说：“拖延刑狱禁系，强盗本来就是害人的人，让他们吃着狱粮坐在狱中，就像把虎、犀关在笼子里，又有什么过错呢？只应当严格防止囚犯逃逸。”那些强盗配军不得差遣充任监司及属官手下的白直，应当责成守臣始终严格加以拘管，不得差出；如果有逃逸，就应按兵官及部辖人员的责任加以惩罚，这也是止息盗贼的一种办法。臣愚昧的意见，如果有可采纳之处，请特降英明诏令，交付有关官司施行。集英殿修撰、福建路帅赵汝愚议论汀州、赣州盗贼利害上奏说：臣俯察近年州县盗贼日益增多，其中多是汀州、赣州人，不只是两州山川形势和风俗习气本来如此，也是因为居官者对他们扰害特别严重，所以百姓不能安居，强悍者四处成为盗贼，而两州的形势常常使人惴惴不安，似乎有非常可怕的事，臣不敢不如实上报。臣先前任江西路运判时，看见江西十一州之中，赣州地势最险，民俗最强悍，而官吏科派扰民又最严重。臣如今任本路八州之中的汀州、赣州邻近之地，同样地势最险、民俗最强悍，而官吏科派扰民最严重。臣到任以来不停询访，了解到汀州一郡在福建一路中地势最高险，四面都是高山峻岭，百姓都十人、百人结群，依山凭险居住，分散住在田野中的极少；道路之间行旅稀少，也很难找到邸店。这些人不会养蚕种桑，除了耕田织布之外，别无其他生计。他们的风俗喜欢使用兵器、好勇斗狠，争夺、杀伤之事几乎没有什么时候停止。等到官司派人追捕，他们便常常数百人结群，抗拒而不出。居官者哪里能深思远虑，只希望任内一时无事，往往不分曲直，姑且把巡尉手下的人发遣出去，以免被说成惹事，结果使这种风俗长期滋长，完全没有纲纪法度了。

译最值得深切忧虑的是，如今各寨土军与百姓积累的怨恨已经很深，彼此都视为仇敌，动不动就互相仇杀。臣到任几个月内，已经亲眼看见两件事：去年秋天，本州下令清流县追捕编管人萧汉臣，未能捕获，便在明溪寨抓住他的母亲和妻子；萧汉臣于是率领数百人包围明溪寨不肯离去。最近又有秦兵以捕私盐为名，杀死百姓叶陶的儿子；他的党徒聚集起来，捉走三名寨兵，施以非理的苦刑，直到现在双方仍争执不休。他们相互欺凌暴虐，大多如此，这就是臣早晚惴惴不安、不能自安的原因。臣因此询问，得知造成这些弊害的原因有两个，官吏侵吞剥削、苛刻扰民的危害还不包括在内。一是赋役不均的弊害，二是处置官盐的弊害。绍兴年间起初实行经界法，当时只是本州盗贼刚刚平定，没有推行经界，直到如今，有税的人未必有田，有田的人未必有税。近年各县逃亡者很多，有关官司困于调度，不肯按实际情况为其缓征停征，于是把逃亡户的税赋平均摊到现存的邻保户身上，邻保户又逃走；如此辗转摊派，贫弱百姓横遭追逼骚扰，其中却有豪强狡猾之家不缴纳租赋，一个强有力的人带头，众多弱者便跟着依附。甚至有一乡一村公然不肯缴纳常赋，县里没有办法，便把上述最难催办的税赋直接拨给各寨，作为寨兵的衣粮，命他们自行催收。那些催收官物的寨兵，甚至都披甲持刃，遍行乡村。这样一方饥寒切身，另一方又坚决拒不缴纳，彼此便结下仇怨。又因为本州地势最高，离海很远，祖宗旧法规定靠运输食盐来完成每年的定额。近年各县缺少本钱，官吏苟且简略，所运盐纲全都达不到祖额。运输盐纲的船户又大肆作弊，多用灰土掺杂其中；官盐已经非常恶劣，却有奸民就近把广盐私运入境，与官盐相比不但不杂不坏，价格又便宜，通常相差数倍，导致官盐无法销售流通，于是出现强行摊派的弊害。上下层层减损克扣，其中弊害尤其多，所以强悍的人都拒绝接受，贫弱而容易控制的人则不定时遭到强行摊派。并且每一盐纲中按惯例有转运司增运的盐，有通判厅经总制的盐；各县已经难以敷衍销售，本州又自行运输年度额盐，再分派各县变卖，因此有转运司盐、本州盐、通判厅盐、本县盐。有的委派给县令、县丞，有的委派给巡尉，文书纷纷往来，杂乱地一并发出，百姓实在承受不了这样的扰害。听说每当有欠户进入县城，各厅吏卒便纷纷擒捕，导致百姓有终身不敢望见县门的。因此他们宁可冒死抗拒官府，而官府也对他们无可奈何。臣俯思此事，起初都是因为各县年度经费不足，所以一切政令都加重施行；又因为守令筹划无方，不能树立威信。平时既不能使下属信服，又屡次派吏卒侵扰百姓，使百姓心中积蓄不平，天天怨恨地把官吏看作仇敌。若朝廷不早作区处，使上下各安其分，实在恐怕将来会被激成大盗，必然更加烦劳朝廷忧虑。臣又听说，建炎、绍兴年间，各地盗贼蜂起，但都在几年内随即剿灭，只有汀州、赣州的盗贼聚集于山谷之间，朝廷费尽心力经营处理；十多年后不得已，本司派官招抚，才得以平定。如今安抚司还有几名使臣，都是当时招抚的汀、赣盗贼。臣愚昧，希望圣上深切诏令有关官司，以选择守臣为首要，铨选知县次之，裁减节省浮滥冗员再次之；像往年旱灾受损的四十余州那样，军吏部增设的添差空缺，以及权宜设置的差遣，也暂且停止，同时使养老、归正等人员不至于长期等待空缺。伏望陛下特降指挥：除本州宗室、忠顺官的添差员阙，因属于现居本地之人，仍旧保留，使其占据空缺之外，其余堂除、吏部添差、岳庙等员阙，一概免除差注；仍在本路选择一名监司，将州县官吏按照条格规定不应支给的请给一并裁减。把一州六县近年财赋收支的数目总计出来，均衡节省。凡官吏、军兵中冗余无用、徒食俸禄者，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上可以停止的事项，也允许酌情逐条具奏，然后蠲免逃亡户的停征欠赋，招集流亡，严格禁止减克，杜绝强行摊派的弊害，使官吏与百姓各自安于职业，全境都将十分幸运。汝愚又上奏说：臣俯察闽中各郡，只有汀州盗贼最多，十年之间已经三次兴兵作乱。虽然其山川风土与其他郡不同，但从人为因素考察，也确有治理未尽之处。一是狱讼不明，二是科派盐利不止，三是赋役不均。臣私下认为，国家自有常法，州县官吏若能尽心办理狱讼，杀人者必死，伤人者必受刑，罪犯无法逃脱，谁还不畏惧？只是汀州的弊害在于狱讼不明：杀人者不敢向官府告发，告发的人不敢前往受捕，受捕的人未必能追查取证得到实情，即使追查取证得到实情，也未必能圆满结案解送。州监狱之中常常杀害无辜，豪强之民最终侥幸免罪，所以强者欺凌弱者，多数人暴虐少数人；稍有不能忍耐，就互相屠杀，不再向州县申诉。积久的习惯相互熏染，形成了这种恶俗，这是第一项弊害。科派盐的弊害，是强行摊派，手段多种多样。臣屡次上奏说明，不敢再重复。只是乡民受不了吏卒的骚扰，于是聚集徒众，依靠山林险阻，起初想抗拒官府，最终养成奸恶。因此强横者一人倡导，贫弱者便有十人百人响应；不仅科派盐无法实行，连常赋也一并不缴，官吏畏缩怯懦，也无可奈何。由这些事情来看，正是官吏驱使他们成为盗贼，这是第二项弊害。汀州六县从未实行经界，税赋不均，贫者田产已经失去而税赋仍在，富者有田却没有税；百姓遭受追逼骚扰，很多人因此逃亡。逃亡的田地又归入富室，逃亡户的税却祸及乡里。失去生业的百姓既然增多，往往离散而成为盗贼，这是第三项弊害。臣愚昧，伏望圣上特别加以怜恤，严诏有关官司，选择本州守臣，并稍稍加重他的权任，使他深入察访民间隐情，审查究治狱案实情；只要官司清明，盗贼自然会减少。还请求检察、安抚、转运三司核查近期条文，把减免盐运等利害事项具文上报，早赐指挥施行。至于经界一事，请等到盐运已经减少、民情逐渐安定之后，再从容谋划，这样做也还不算晚。

译任湖南诸州安抚的辛弃疾上疏说：臣私下认为，如今朝廷清明，法令完备，即使相隔四方万里，也都沐浴德泽，如同处在京畿之内，理应盗贼不作、兵事止息、刑罚废置，稍稍符合陛下振作精神、寻求治理的心意。然而近年以来，李金之变、赖文政之变、姚明敖之变、陈峒之变，以及如今李接、陈子明之变，都能奋臂一呼，聚集数百上千人，杀掠官吏百姓，至死也不顾惜，劳烦大军剪灭之后才停止。这难道是情理上本应如此的吗？臣私下反复思考，认为实在是我们这些身居方面、主持节制的臣子居官失职，不能奉行三尺法令，斥退贪污浑浊之吏，布宣圣德，抚养百姓所造成的。追究责任归于我们这些臣子，臣不敢逃避罪责。臣听说唐太宗与群臣议论盗贼，有人请求加重刑法来禁止盗贼，太宗讥笑他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是由于赋税繁多、徭役沉重，官吏贪求，饥寒逼身，因此无暇顾及廉耻罢了。应当减轻徭役、减少赋税，选用廉洁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那么自然不会成为盗贼，哪里用得着重法呢？这些话说得伟大，此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终于成就了贞观之治。照这样说，罪责在我们这些臣子身上，还能逃到哪里去？臣姑且只就湖南一路来说：臣刚到任时，看见百姓拦道申诉，哀号困苦的情状，臣认为这些百姓无处申诉，如果不去做盗贼，还能到哪里安身呢？臣逐一查核上奏，所谓把他们全部诛杀，实在杀不胜杀。臣试为陛下略述其情形：陛下不允许过多收取百姓的斗面米，如今一年所收反而是从前的数倍。陛下不允许把百姓的粗米折换成现钱缴纳，如今有一石米竟折纳到三倍，再加上耗损计算，横征暴敛可想而知。陛下不允许向人户科罚钱贯，如今却有十天之内追罚二三千户的；又有已经足额缴纳租税却再次科罚的；有已经足额缴纳、又再次缴足，却还诬称逾期而科罚的；还有违法科卖醋钱、书写状纸、由子、户帖等名目的钱，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军务兴起之际，又有并非军队出行防守之处，却公然向上、中、下户科罚钱财，每一都保达到数百千；有的官府用低价强行买进、用高价强行卖出百姓的物品，使他们家业破败、甚至上吊而死；还有两三个月之间就催收夏税钱的。其他暴征苛敛，更是数不胜数。然而这还只是官府聚敛钱财的弊害，流弊发展到极点，还有更加严重的：州里把催办财赋作为急务，县里有残害百姓、损害物产的政令，州里却不敢追究县里，因为州里急于借机科敛；吏员有残害百姓、损害物产的行为，县里却不敢追究；吏员把索取请托、货物贿赂作为急务，豪民大姓有残害百姓、损害物产的罪行，吏员也不敢追究。因此田野百姓受到多重伤害：郡以聚敛害他们，县以科率害他们，吏以索取害他们，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他们，此外盗贼又以抢劫、杀戮、掠夺害他们。臣认为，他们如果不去做盗贼，还能到哪里安身呢？正是这个道理。况且近年以来年谷屡屡丰收，粮食多得散落满地，而盗贼仍不能禁止，竟到了这种地步。一旦水旱灾害乘机而来，臣知道其弊害将多得无法尽述。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贪污浑浊的官吏逼迫他们成为盗贼。今年剿除，明年扫荡，就好比树木，天天刻削、月月削减，不损毁就会折断。臣怀着忧国之心不能自胜，实在有过分忧虑的私忧。希望陛下深思盗贼形成的原因，讲求平息盗贼的方法，不要依仗手中有平定盗贼的军队。臣孤单危弱一身，已经很久了，承蒙陛下保全；只要事情有可为，即使牺牲性命也不顾惜。何况陛下把按察的权力交给臣，责成臣承担澄清吏治的职责。在臣所封治的辖区内，官吏有贪污浑浊行为，正是臣职责所在，应当追究，怎敢旷废职守而辜负陛下的恩遇？从今以后，凡贪污浑浊的官吏，臣一定不畏惧豪强，依次查核上奏，等待朝廷明正典刑，希望偏远边地的百姓能够重新得到生存，盗贼衰减平息，以此帮助朝廷成就胜残去杀的治理。但臣平生刚直拙朴、自信其道，近年来不为众人所容，只担心话还没有说出口，灾祸便接踵而至，使将来承担陛下在远方耳目之任的人以臣为戒，不敢查究官吏，反而养成盗贼的祸患，这实在值得忧虑。伏望朝廷先把臣如今所奏之事申明敕令本路州县，从今开始洗心革面，都以惠养百姓为意；对于违背法度、贪求无厌的人，应使各司尽行其职，不要只取小吏来应付旧例，姑且作为掩饰过错的地方而已。臣不胜荣幸。光宗时，蔡戡上奏说：臣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郴州宜章县界首，交接本司职事。自到任以来，凡一路刑狱中冤滥、禁系拖延之事，只要是眼前可以判决遣送的，臣怎敢不尽心竭力，以仰承陛下敬慎刑罚、怜恤囚犯的心意？只是有些事情虽然尚未形成祸患，却不能不及早忧虑，盗贼就是其中之一。臣听说盗贼的祸端，没有不是从微小处开始的；事情还小的时候容易捕讨，等到人数众多就难以剪除扑灭。如今州县之间所依靠来制服盗贼的，只有土军和弓手罢了。所谓土军、弓手，往往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名存实亡。他们起初招募补充时，未必选择强壮的人；已经应募之后，也未必懂得教阅之事。乡里之间的小规模盗窃，尚且有拖延数月数年不能全部捕获的，何况凶剧大盗在山谷中聚众呼啸，动辄以数百上千计，却要求土军、弓手负责擒灭他们，也已经很困难了。提刑本来以督捕盗贼为职责，近来又下达指挥：今后如有盗贼突然发生而形势稍重，提刑必须亲自出发前往处置收捕，不使其滋长，那么督捕的责任从此更加重大。然而他所督促的不过是土军、弓手，他们又不足以依靠来破贼；以如此重大的责任，使用不足依靠的人，遇到缓急岂不耽误事情？

译臣到本路后核查登记，全路现有弓手二千六百五十人、土军二千四百二十九人，总数不能说不多；然而分散在九郡三十八县之间，其中又有相连的溪峒地区，一旦有紧急情况，不能全部调发。再考察本路过去李金、陈峒作乱，当时调发的只是附近几个县的弓手、土军，人数不多，而且都是临时拼凑，未必可用，所以又招募土豪、义丁、峒丁等人，仍然不能制服，必须等到调发鄂州大军以后才能擒灭。这就很清楚地表明，弓手、土军不足以依靠来破贼。臣私下看到广西提刑徐诩上奏请求拨给本路摧锋军、效用等兵五百人，隶属于提刑司和帅司，选择差遣将领或不隶属将领的士兵，只令本将统辖，同时隶属于提刑司督捕；朝廷完全依从他的请求，并下札给广东帅司遵守。又听说广东提刑司在李金、赖文政、陈峒侵犯之时，也按照惯例从各州调拨禁军每州五十人，十四州军共七百人，随行督捕。只有本路提刑司既没有旧例调拨禁军，而且前任提刑詹仪在去年八月上奏请求，将帅司调发到前线的将兵，暂且命提刑司控制其进退，朝廷也还没有批准施行。臣私下认为，广西的妖贼并不常有，广东本来没有盗贼，是湖南的盗贼侵扰过去的。只有本路郴州宜章、桂阳临武两县莽山、乌峒之间，地势险要而百姓强悍，素来是盗贼聚集的地方。每年稍有歉收，就有百十人结群，出没抢掠；严重时达到数千人，侵犯州县。自建炎以来，有李冬至、李寿，有邓庄，有李鬼七，有唐广六，有骆科、曹雄，有欧二十五，有李十五；近年则有李金、陈峒，都是极其猖獗的人。本路的利害，尤其不是二广可以相比的。臣想到其中的忧患，不能隐瞒沉默，不能等事情发生后才请求。估算往返的路程，再坐等朝廷可否的命令，势必需要两个月，岂不是会错失时机？臣如今不敢像广西提刑司那样拨兵归自己统属，只请求遇到盗贼警急、弓手土军不能制服的情况，允许从潭州、邵州、全州、永州、武冈军的将兵中酌情分拨五百人，与弓手、土军合力讨捕。并请求依照詹仪的建议，在帅臣尚未亲自到达之前，由帅司调发将兵，允许提刑司控制其进退；如果帅臣亲自出动，就专听帅司节制。这样或许可以容易擒灭盗贼，不至于使其猖獗而再次烦劳朝廷处置。臣也可以免于徒然辜负督捕盗贼的职责。关于广西提刑徐诩以及本路前任提刑詹仪的奏札，除已经抄录上报三省、枢密院外，希望陛下圣明裁断，特别赐予详慎斟酌施行。蔡戡又上奏说：臣近来接到尚书省札子，获悉湖南转运副使辛弃疾的奏札，所奏是官吏贪求、百姓被逼得去做盗贼的事情。臣恭敬奉承圣旨，指挥下达到各路监司、帅臣遵守施行。臣卑微而没有才能，也在陛下亲自派遣的一人之列。臣任职才三时，尸位素餐，毫无补益，不能宣扬圣德，勤力访求民间疾苦，斥退贪吏，抚慰远方百姓，稍稍减轻陛下南顾的忧虑。如今诫敕如此恳切，臣听到命令震恐，无处逃避死罪。臣怎敢不专心一意、上体圣意，遵守施行？此外，臣还有御敌贼的事宜，冒昧上奏。臣所管封境内的恩州、德庆、肇庆府，与广西高州、容州、藤州、梧州接境的各州，探报每日送到。大体说来，妖贼李接深入山林，聚集徒众自我防卫，驱迫平民来抵抗官军。凡是杀死、捕获的，无非是被胁从的人，始终没有捉到首领。容州、化州、郁林等州，大半成为盗区，其余地方有的抵御寇贼，有的运送粮食，作战也死，逃跑也死。数州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实在令人痛心。臣听说李接本来只是一个弓手，却奋臂而起，呼啸聚集数千人，劫掠州县，逼杀官吏，势力迅速猖獗。又有陈子明、陈南容、徐铁条、杨寿彭、四十、苏生、陈方寄、谢宁、周国生等人，各自带领徒众响应他。从五月到现在，前后已经半年，还没有将其剪除扑灭。臣私下认为，从前陈峒凭借险阻，结集姻亲党羽，进逼他就躲入巢穴，放松他就出来抄掠，似乎不容易图谋。一旦朝廷专门委任帅臣，分拨大军，出其不意，直捣巢穴，不到十天一个月，贼徒便会授首。如今李接只是偶然兴起的盗贼，他的徒众也是乌合之众，不同于陈峒，势力也容易平定消灭。日积月累却没有听到成功的消息，大概是陈峒的志向在于抄掠，不敢轻易侵犯城邑、全力抗拒官军，所以尚有招降的希望。李接狂妄僭越，死一万次也有余，自知不能再保全性命，朝廷也没有招降他的道理，所以他欺骗诱惑徒众，使他们拼死拒捕，侥幸求得一战；等到计穷势蹙，必定逃窜入海。即使李接被杀，其余首领仍然很多，陈南容拥有数千人，也不是小盗。如果不迅速设法处置，不仅这个贼首能够借机喘息，臣更深深担心百姓苦于荼毒，军士疲于征戍，州县困于供应，边境相连的溪洞以及濒海的蛮夷，一旦被煽动起来，难道不是可忧虑的吗？臣身处远方，本来不应议论政事；但又想到盗贼发生在邻境，紧靠臣的封境，事先提出意见，也是臣的职责。臣私下认为朝廷自有深谋远虑，廷臣难道没有忠言？哪里会采纳疏远小臣千虑中的一点呢？然而广西距离朝廷五千里，臣设置司署之地距离广西不过数百里，所得到的探报非常详细，传闻也非常确实。臣长久承受陛下教养，又承蒙陛下委托重任，忧国之心不能自已。臣有十条管见，全部列在下面。第一，李接起兵以来，所到的州县并不专门杀戮，往往打开仓廪，赈济贫困，招纳亡命之徒，伪造补授官资，愚民便一致跟从他。臣恐怕有无赖士人为他出谋划策。贼众虽然很多，其实还不足以忧虑；假使有一个稍有智谋的人教给他们计策，最终就未必容易图谋了。臣愚昧，希望朝廷下令张榜招募本路落第举人、犯罪官吏以及流落无聊的人；有谁能够亲身进入贼营，诱杀首领，或者设计误导贼众使其陷入败亡，就优厚地加以表彰赏赐。即使只是所献计策可采纳，也酌量给以钱米，用来羁縻他们。这样或许能使贼党相互猜疑离心，不肯招纳无赖之人，其他人也不会被贼所用。

译第二，臣近来根据探报，广西招降来的胁从人员，按例都发给文书遣散。这些人的房屋已经焚毁，田业荒芜，妻子儿女离散，已经无处归依，势必会再次进入贼党。以后捕获他们时，既然属于前日发文遣散的人，就不得不诛杀。臣恐怕从此以后就难以招降了。臣愚昧，希望朝廷下令：凡招降来的人，选择其中强壮者刺字编入将兵，每月供给粮食；弱者发给常平钱米，暂且供养。等事情平定后，有的分隶各军，有的放回田里。这样或许能使招降的人不至于再次加入贼党。第三，最初带头作乱的只有李接一人，陈子明等人都是后来响应的。李接罪恶滔天，绝没有招降的道理；其他首领还有可以赦免的余地。臣愚昧，希望朝廷下令重新制定厚重的赏格：凡是次一级首领，能够杀掉李接、率众投降的，赦免其罪，补授官资，并赏赐财物；凡属贼党，能够杀掉次一级首领的，也同样办理。离间他们的徒众，使他们互相杀害，或许可以不劳军队，这个贼党便自行溃散。第四，臣听说广西贼党虽然很多，但首恶和与其同时起事的人有数，其余无非是被胁从者。何况他们都是陛下的赤子，愚昧无知，被饥寒所迫，相信了李接等人的欺骗诱惑，于是陷入贼党。臣私下担心他们无辜遭到杀害，从而伤害和气。臣愚昧，希望朝廷申明告谕督捕官司：如果能够保全人的性命，功劳尤其大，不必专门以屠戮为事。对于招降来的人，应当妥善安置，不能已经投降又杀掉。出战的军士、运粮的人夫，有的逃避事务、耽误期限，也应区分首犯和从犯，按照轻重分别处置，不应一概诛杀，希望由此仰承陛下爱惜生命的心意。第五，臣私下看见广西宜州、邕州等地与各蛮部相连接，高州、化州等州又濒临海道，臣深恐贼势穷困紧迫之后，必然设法逃遁。如果逃入蛮部，就会诱使蛮部成为寇盗；如果进入海道，就无处不通，最终难以捕获，祸害将没有尽头。臣愚昧，希望朝廷下令广西阻截要道，严密防备海道，不得让船只靠岸停泊，不要使逃走的贼徒漏网，以免留下后患。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盗贼兴起，都是因为守令贪婪残暴，巡尉胆怯懦弱；百姓已经困苦却不加以抚恤，盗贼将要作乱却不知道禁止，逐渐导致他们猖獗。假如守令任用得人，巡尉振作职守，那么百姓自然乐于生活，盗贼也知道畏惧。然而，澄清淘汰守令和巡尉，是监司、帅臣的责任。近年士大夫风气习惯于宽纵，不肯按察官吏；偶尔有弹劾奏报，听到或看到的人必然惊骇，怨恨诽谤一齐兴起，严重的甚至认为这是制造事端、邀求功劳。人情都逃避怨恨，远离嫌疑，于是终于失职。即使陛下督促责备得十分严切，臣终究担心他们不能仰体圣意，不过指摘一两个小吏来塞责罢了。臣愚昧，希望朝廷选拔朝臣，或者只在各路监司中就近差遣强干廉明的人，巡行州县，遍察守令、巡尉中贪婪残暴者，奏请弹劾；庸碌荒谬者斥退驱逐；年老有病者授予岳祠祠禄；胆怯懦弱者改任其他职务，使州县之间这些接近百姓的官员逐渐澄清整肃，那么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百姓都能受到恩惠。臣恭敬地看到，庆历年间曾听从欧阳修的请求，分遣朝臣按察官吏，本朝自有先例，可以举而实行。一、臣听说，以刑罚惩治犯罪，是为了制止刑罚；刑罚的目的，在于使人不再受刑。古代圣明的君王，并不是不爱惜生命、厌恶杀戮，而是对于不得不杀的人，圣人难道也只是姑息吗？何况盗贼以伤害人为业，不杀他们，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伤害。祖宗旧法规定，强盗持杖抢劫，赃钱达到五贯的处死。如今州县审讯，务求姑息，常常替他们开脱罪责，以图暗中报复；有的还替他们包庇，暗中行贿以求减轻刑罚。凡是供词，先说明不曾杀人、放火、奸污等事。案件审结后，又以情节较轻或罪名刑法有疑虑为由奏请裁决，于是得以免死，不过流放发配。走不了几处驿站，便打破枷锁、除去刑具，逃窜到别处，又重新做盗，几十人结成一伙，到处抢劫掠夺。若有大盗带头跟随他们，这些都是累犯的恶贼，不同于愚蠢无知的乡民。一百人中若有这几个人，就难以擒拿制服。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而严切地下令各州：凡犯强盗罪应当处死的，一律依照现行条法审断，不得以情节较轻或罪名有疑为由奏请裁决，如此或许盗贼就会逐渐衰减平息。一、臣私下看到祖宗旧法规定：各种赏格中，凡应减免磨勘三年的，承直郎以下官员循资升一等；因军功捕盗的，改授次一等相应官职。近年臣僚奏请，若不是亲自擒获，只准循资升迁。县尉捕盗，多半是派人前往，亲身擒获的未必有，所以侥幸冒功的十有八九。大体上正如臣僚所陈述的那样。然而祖宗当时并非不知道赏赐太厚、侥幸者必多，所以不吝惜这种赏赐，是因为想要制止盗贼。凡选人改官，必须等到七考五章，而且没有过犯，才能合乎资格。若一天之内捕获七名盗贼，便可改授官秩，人情仰慕赏赐，没有不竭力捕盗、希望得到升迁凭据的。何况凶恶强盗多半应当受极刑，也是人情最厌恶的；用人所厌恶的去换取人所仰慕的，实在是不得已。如今削薄赏格，人心自然懈怠，谁肯冒杀人的危险来换取循资升迁？倘若监司、州郡督促责罚不严，不过坐视罢了；严重的，盗贼发生、祸患临头，也隐瞒不报。小盗既多，逐渐成为大盗，这是必然的道理。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特赐详加斟酌：凡选人捕盗的赏格，一律依照祖宗旧法，并命吏部不得故意设置阻难，或许可以形成激励，使他们尽力捕盗。一、臣私下看到，二广地区的县尉多是恩科出身，巡检中也有被拣汰后离开军队的使臣；他们有的年老，有的有病，有的顽劣迟钝、寡廉鲜耻，有的贪污无厌。他们当初来任职，只想着苟且求得利益，只知道克扣弓兵钱粮，向保正强行索取常例；或者收受、接办词状而公然受贿，或者在判押文引时纵容索取财物。所谓本职，全都漫不经心，毫不省察。遇到盗贼发生，便胆怯躲避，不立即追捕，先前往查验，召集邻保，百般索取，又责令他们立下赏钱，使大小保甲和被盗之家都准备钱物作为储备。盗贼没有抓到，钱却已经被侵吞；往往乡村有盗，邻保共同赔偿损失，不敢告知官府，正是害怕白白扰民而没有益处。这样一来，盗贼怎么会不滋长？臣愚昧，希望朝廷下令吏部和二广转运司，拟定捕盗官员时，先衡量铨选年满五十岁或年老有病者，[原文疑误：“▯防科出身”]恩科出身或被拣汰离军的使臣不得差注任用；这样或许在无事时不会过分扰民，在紧急时刻又可以依靠他们。

译一、恭敬地想，祖宗创立的兵制最为详细严密。州郡的军队，全都称为禁军；守臣的副职称“知州军”，通判称“通判州军”。幕职官以各类使职为名号，曹掾官以参军为名称。凡是设置官署、任用官吏，都是为了军民罢了，难道只是虚有名号吗？名号确立，实际职能也存在，所以等级非常严明，纪律非常清楚，教阅有章法，犒赏有标准。逃亡有法律，私自役使军人有刑罚，没有不纤细完备的。年久日深，名存实亡。州郡的军队，简直像儿戏。祖宗的制度徒然成为空文，等级混乱，纪律松弛，教阅废弃而不举行，犒赏缺少而不发放。逃亡者依旧逃亡，私役者到处都是，大家习惯于所见所闻，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一旦有缓急之事，要驱使他们作战，和市井百姓有什么不同？所以盗贼侵犯时，州郡没有办法抵御。做守臣的，有的弃城逃跑，有的纳赂求免。像这样养兵，国家还依靠什么呢？臣愚昧，希望朝廷告诫敕令守臣，在各州厢军、禁军中重新严格执行法令，选拔强壮勇猛有力的人补充禁军。帅府一千人，大郡七百人，中郡五百人，小郡三百人，不足额的增加招募。设置营垒把他们分别防守，增加廪给以优厚待遇，同时严格等级，明确纪律。逃亡者一定诛杀，私自役使者一定治罪。每天教阅两次，每十天由守臣亲自检阅，比较优劣，分别确定赏罚。每年集中到帅府，考核优劣，以此决定守臣和军官的升降。每月具报教阅日期、人数，申报安抚司；每年具报姓名、年龄、籍贯和技能，申报枢密院。奉行不力的，按违制论处。这样或许州郡的兵备不至于单薄衰弱；抵御贼寇的要务，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以上是臣所陈述的十件事，其中五件是治理已经发生的盗患，五件是防止盗患发生。恭请圣上察知臣忧虑国家的苦心，赦免臣冒犯之罪。若其中有一得之处，乞请赐予施行。周南代理池阳太守时，上奏《使百姓富裕的五件事》说：考察池阳的形势，它扼守大江，拱卫防护行宫，趁现在有空闲，应该考虑如何遏制奸邪的萌芽，以利于长久。臣私下查知，本州有五十八名犯有重役罪的黥面罪徒，依法服刑五年无过失，允许刺配充任牢城军。朝廷当初因为他们罪情重大，先想让苦役困乏他们的体力，最终又考虑到他们已经悔改，于是重新允许改刺，以保全他们的性命。然而臣私下询问这批人，他们从最初起就习惯于凶恶狡猾，到这里后更加没有依靠；加上身材高大、力气强猛，仗恃自己没有善行，其中很少有人能在五年内不犯罪。平常逃脱一人，必须申报枢密院，军厢承担责任，督促责罚管营；土牢坚固，巡察严密，仍有人毁坏墙缝、挣脱枷锁刑具，夜间行走、白天潜伏，连续多日绝食，最终仍未能捕获。假如看管稍有松懈，他们就会另生暴横。庆元三年间，有个叫傅旺的人，起初因胁迫奸污营中妇女，后来因隔绝不通，竟在白天挥刀伤人，几乎使人丧命；不久又假装病重，逃出牢门，随即逃亡。本州发关牒给戎司，拦截渡口，仅仅使他没能逃过淮河。直到如今人们谈起傅旺，都说百名壮夫未必能敌得过他。由这一件事推想，他的同党也可见一斑。再加上州郡没有事情时役使他们，反而养成他们骄横强悍的习性。稍有营造修葺，哪怕挑一筐土，他们便立即出言辱骂。不了解情况的人只看到他们冶炼铁器、制作械具，就以为他们举步都很艰难，却不知道他们能攀登梯级、登上墙屋，健壮的人也不能赶上。臣私下想，现在时局没有忧患，本州又一向有重兵，这些人即使放纵无所顾忌，又能做什么？臣所担心的是，万一州郡空虚，稍微失去弹压，这些人破坏械具冲出来，抢掠街坊市场，盗取武库兵器，臣恐怕将来成为沿江祸患的，必定就是这些人。臣听说汉代法律规定，出兵时甚至征发亡命之徒，有时还征用刑徒；这些人如今安置在州郡，势必凶悍暴戾而难以控制；如果把他们收入军中，就会自然畏服军法而驯顺，何况他们轻视生命，足以充当冲锋之士，军队得到他们也不能说没有用处。只需另立一个军号，选择一名将领和副将统领防御，掌握相应方法即可。臣查得，前任守臣郑汝谐也曾提出此申请，发牒让池州大军收管；[原文疑误：“防及半年”]半年后，臣考核案牍，自从郑汝谐发牒之后，没有听说一人触犯军纪，可见军中足以震慑制服这些人。后来因为这批人请求改刺为勇捷军，致使省部驳难，又命令发还本州。这是因为重役罪人服刑五年无过才刺配牢城，牢城只是厢军；如今若直接改为勇捷军，就属于越级升为禁军，既违背原先的指挥，又使所请求的待遇反而高于配隶牢城军。这是一不可行。又朝廷大军一向号称禁旅，忽然与剽掠盗贼同营共垒，当然会以同他们为伍为羞，这是第二个不可行。前面两件事既然没有顺便兼顾，而且还没有说明应给他们什么待遇、从什么地方支给，往往还会使军中加倍耗费区分，所以最终很难收纳他们。如今臣想在军中另立军号，这样就已经把他们与普通军队分别开来，免得军士有所议论。至于军粮，既然不能越级升为勇捷军，如果只按旧例发给重役罪人的口粮，又恐怕完全没有增加激励；应当做到不妨碍现行条制，稍微使供给丰俭适中，只请求按厢军的粮赐标准发给，同时必须登记核实人数，每州不过几名，发往军前支给，死亡的准许注销，增补不得超过人数。这样既暗合改刺牢城军的办法，又明白有归属统一统领的地方。在沿江各州郡的营屯实行，实际上有益于增强兵力，也能减轻州郡控制这些人的忧虑，剪除祸患萌芽，暗中防止祸根，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宁宗嘉定年间，江州知州袁燮上奏《便民札子》说：“臣私下考虑，江州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丰收之年，通常赋税的收入也仅仅够支用。经费的支出，若不幸遇到歉收，收入没有多少，而支出仍旧如此，将从哪里筹办？督责严厉，百姓必然更加困苦；只怕伤害百姓，事情又无法办成。这确实是进退两难的时候。臣任职以来，早晚忧惧，思考而没有办法，只有裁减节省冗余费用罢了。于是臣亲自带头，努力实行俭约，凡是可以节省的，没有不节省的，希望能够稍微宽缓一些。可是各司合并征发的钱，难道也能节省吗？公文命令严厉，往往提前下达，管束他们像捆湿柴一样，督促他们像追赶盗寇一样。既催促他们办理本职应办的事，要求都按期发出；又催促前任官员所拖欠的，也不容许稍有迟延。推究他们内心，难道不知道百姓生活已经如此憔悴吗？难道不知道州郡已经如此匮乏吗？只是用度既然广泛，上下交相催逼，实在不得不这样。百姓将怎样承受得了？没有盗寇发生的地方，百姓尚且不能生活；遭受寇盗侵扰的地方，又将怎么办？城市居民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偏远穷困的地方，又将怎么办？”

译沿江各郡的百姓尚且如此，两淮的百姓又会怎样呢？唉！百姓生活到了这种地步，穷困而无处申诉，也已经太严重了。民脂民膏已经耗尽，哪里还可以再搜取？逼迫不止，百姓除了作乱也没有别的出路。如今私自起事的人，固然不是出于本心，只是冻饿一齐逼迫，早晚将要死亡；但他们作奸作恶，还不会立即死去。所以只好忍心舍弃自身而这样做，从钻墙打洞偷盗不停，发展到抢掠；抢掠不停，发展到战斗。唉！仁慈圣明的君主在上，百姓如同赤子却陷入溺水，怎么竟到了这样的极端地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当今的事务，只有暂且放下其他事情，专心谋求巩固根本的办法。根本不牢固，也是有原因的。用度不节省，征敛就不得不加重，百姓就不得不受到残害，这就是根本动摇的原因。节省用度，应当从近处开始。朝廷用度有节制，各路财计就可以宽裕；各路财计逐渐宽裕，各州征敛就可以减薄。征敛减薄，百姓的力量必然舒缓；百姓力量舒缓，奸盗自然平息。本末源流的次序就是这样，哪里有安居乐业的百姓肯去做盗贼呢？唐太宗曾和群臣讨论制止盗贼，有人请求加重法律来禁止盗贼。” 太宗说：‘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税烦重、徭役沉重，官吏贪婪索取，饥寒逼近身体，所以无暇顾及廉耻罢了。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减少赋税，选用贤能的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他们自然不会做盗贼，哪里用得着严刑？’窦轨奏报益州獠人反叛，请求出兵讨伐。太宗说：‘獠人依凭山林险阻，盗窃本来就是他们的习俗，应当用恩德和信义安抚他们，难道要把他们像渔猎的禽兽一样对待吗？’臣认为这些话阐明了制止盗贼的根本，可以作为今日的法则。理宗时，秘书郎许应龙上奏说：‘臣听说，在寇盗未被消灭的日子里，想谋求平定的办法，最重要的没有比任用人才更好的了。然而任用人才的办法，选择贵在精当，委任贵在专一，奏报后的回应贵在迅速。三者都做到，就能使有才能的人自然显露，也能使承担责任的人取得成功。人本来就难以了解，人才也难以得到。过于急切严厉的人，容易导致激变；柔弱怯懦而没有办法的人，不足以共事。力量小而责任重，临难时必然畏惧；志向大而才疏，喜欢谋划却不能成功。一定要参考公众议论，用实际任事来检验，或许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供缓急之时使用。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稳固，哪里施用会不合适呢？’因此臣说：‘选择人才不可不精。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如果这个人足以承担此责任，就应当把权力交给他并信任他，使上下体制彼此相连，议论归于一致，行动进退都能伸缩自如，没有不如意的，这样就可以谋求决胜的功劳。倘若事权一分为二，有的主张捕捉，有的主张招抚，各自谋划，互相猜忌倾轧，只想求得自己的胜利，缓急之时还有谁来支援？盗贼必然猖獗。’因此臣说：‘委任不可不专。军队少，就不足以抵御寇盗；财用匮乏，就不足以供养军队。如今各郡的士卒，大半老弱；遭受破坏的州县，又没有赋税收入，束手无策，难道能免于奏报吗？何况事势正紧急，伸长脖子等待答复，就像救火救溺水一样，有请求必然立即响应，才可以解除倒悬般的危急；一旦有所迟延，就有来不及办成事情的忧虑。’因此臣说：‘回应不可不迅速。然而这三件事确实相互关联。人虽然可以任用，但委任不专一，固然不足以成事；委任虽然专一，但有所奏陈，或者仍然犹豫不决、不予答复，那么又凭什么制止事变呢？’做君主的，如果能在这三点上用心，那么眼前虽然纷扰，也不足以成为忧患。因为承担责任的人已经有了，事情发生便能应对，转危为安，只是反手之间的事。假如不是这样，那么一时的胜利还不足以欢喜，而一旦产生玩忽之心，守备必然松弛，事变到来时，将有超出意料、来不及应付的情况。如今盗贼暗中窃发，百姓不得安居。追究祸端的招致，开始于官吏任用非人；等到盗贼张牙舞爪，便是由于防备抵御没有办法。事权涣散，兵力财力困乏，于是年复一年拖延，仍未能消灭盗贼。然而根据事机随机应变，难道会没有办法吗？如今改弦更张，任用贤能，贪婪者斥退，懦弱者改换，固然是想在选择人才方面做到精当。’ 然而难道没有已经经过试用并建立功劳、可以共同谋划事务却不肯轻易进取的人吗？难道没有沉静有谋略、埋没在低级官吏中而无法自我显达的人吗？创设招抚捕盗专司，命郡守参与谋议军政，本来就是想使委任专一。可是捕捉战机，间隔不能容许一发时间，难道可以不允许他们相机便宜行事吗？天下的事情，成功在于同心，失败在于异心，难道可以不让他们共同谋划、协力成事吗？奏报胜利就立即推恩赏赐，报告警急就立即调兵，这固然是回应迅速。可是不能暂时耗费，就不能长久安宁；财物该用的时候，哪里容许不及时供给？用兵之机以迅速为神妙，谋略有可采用的，哪里容许不立即听从？深思熟虑，预先谋划，使各方面没有一处不尽善，那么凭此挫败强敌、收复疆土，所向无不可，又有什么寇贼值得忧虑呢？不过，任用人才的办法，臣已经在前面略作陈述；用兵的策略，臣斗胆越次谈及。外郡的军队不能使用，这是本来如此；而大军派出，可以壮大声势、准备防御，使奸邪盗寇听到消息便气势震慑。然而山川险要、盗贼巢穴，并不是大军平素熟悉的地方。暗中窥探、隐蔽伺察，快速奔驰、深入敌境，就不如民兵迅捷。何况焚烧劫掠的惨祸，是众人共同痛恨的，都有复仇的志向；豪强百姓又聚集起来，想要自我防卫。借助他们的锋锐而使用，便可以决胜，这已有事实证明。只是粮饷不能接续，难以长久坚持。假如帮助他们增加廪给、优厚赏赐犒劳，并且把缴获寇盗的全部财物都给他们；至于功劳事状显著的，再赐给告命文书，谁会不乐意为我们效力呢？再用大军为他们提供支援，军威就更加振作，他们建立功勋是必然的。不过实行赏赐时，应当根据功劳确定轻重；如果优厚对待将士而薄待民兵，不仅会离散军心，尤其恐怕激起变乱，这也是主帅应当察知的。倘若想实行招抚办法，为什么不先制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计划？如果声势还没有壮大，就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希望他们归服，即使他们听命，仍然担心反复。何况头目不止一个，争相索取财物，轮番出现，也不容易全部防范。现在的计策，不如赦免被胁迫而跟从的人，使他们脱离党羽；施行反间计，让他们彼此攻击；分派重兵，牢守险要，使他们进不能前进，退又没有东西可以抢掠，等他们的势力稍微屈服，然后趁势招抚他们，没有不成功的。臣不过是读书腐儒，没有学过军旅，却擅自摘取民间众人的议论，以供采择，惟愿陛下赦免臣的愚昧。

译金章宗时，山东盗贼兴起，往往潜藏在山岩洞穴之间。按察司请求发兵数万人，砍除林木，使盗贼没有地方隐藏。山东路统军使承晖上奏说：‘泰山是五岳之宗，所以称为岱宗。帝王接受天命，要举行封禅来告祭天地；国家虽然不举行这种事情，但这座山也不可砍伐得光秃。齐地人容易发动变乱，把他们赶进山里，必然会有冻饿失所的忧患；这实际上是在教导盗贼，而不是制止盗贼。天下的山也很多，难道能够全部砍伐光吗？’这项议论于是被搁置。元世祖时，秘书少监程钜夫上奏说：‘盗贼危害百姓，以拦路抢劫最为严重。劫盗不停止，群盗就会产生。所以自古制定法律，劫盗一律处死。江南近年杀人放火的劫盗，到处都有。被害人家刚一告发，巡尉吏卒名义上说是前来查验，而被害之家以及邻近人家早已骚动不安。等交给主管官署办理，主办官吏又教他们把罪责转摊给平民，拖延岁月，侥幸才定成罪案。最后不过杖打一百七下，而牵连扩大的拘捕中，平民死在狱中的竟有十四五人。何况劫盗侥幸免罪，一定图谋报复，而告发之家将被杀得一个不剩。被盗贼抢劫的人，谁还敢告发？盗贼的势力日益张大，那祸患怎么说得尽？凡私藏兵器的人，处死；何况拿兵器行劫，罪责却只到杖刑，这是什么道理？所以盗贼没有畏惧，党羽日益增多。今后强盗持军器抢劫他人财物，赃证明确的，只按私藏军器定罪，由郡府相机便宜处置，并免除等待上报，或许可以使凶徒警惧，平民安定。这对于治理局势，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 成宗元贞元年，盗贼蜂拥而起，山东最多，诏令征求平息盗患的方略。山东西道廉访使陈天祥上奏说：‘古时盗贼兴起，各有原因。除了年成凶歉、发生饥荒，把它归咎于天时，这一项姑且不论；至于军队不断出动，工役接连兴起，聚敛没有满足，刑法紊乱之类，都是群盗兴起的原因。其间能够保全防护、存养救济而使盗贼坐大的，是赦令。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两次赦免，善良的人只能默然无言，前人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很充分了。那些强横的人，各自拿着兵器杖棒，杀人取物，不顾自己的性命。有司竭力擒捕他们，朝廷却施恩将他们释放。早晨脱离囚牢，晚上就又去抢劫。朝廷又督促责令有司，限定期限追捕，盗贼都已经习惯了这一套，把它视为常事。他们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凶残悖逆，性情已经顽固确定，实在不是善政教化能够改变的，只有用严刑才可以制服。’顺帝时，苏天爵上奏说：‘审察天下形势的人，应当谨慎对待细微征兆；谈论百姓治理的人，应当追究根本。审察形势却不谨慎对待细微处，等到问题显著时就无法挽救了。

译谈论治理却不追究根本，只求治理末节，那又有什么益处呢？’ 恭敬地想到，国家设置台宪官署，是为了重视内外监察耳目的职责，使远近各地的情况都能详细上达。唯有山东，覆盖安定齐鲁之地，控制千里，巡按统辖百城。从去年以来，各处盗贼起初还隐藏形迹、涂抹面目，唯恐被人知道；严重时甚至鸣鼓树旗，毫不害怕官府捕捉。郡县听到风声便躲避，弓兵看到影子就逃跑。百姓遭受他们的毒害，府库任由他们抢夺，以致烦劳朝廷派遣官员，内外才得到安宁。近来各州盗贼窃发，又有的二十人结群，有的七八人结党，白天杀人抢夺财物。古人说过：‘盗贼就像火。火灾将要发生时扑灭，容易用力；已经发生后再去救火，就难以奏效。’所以小盗不消灭，大盗就不会断绝，难道可以不预先防范吗？恭请朝廷抚恤百姓，使他们安定生活；选拔官员，责成他们治理；审核囚犯，清除他们的罪恶。况且山东御盗的办法，前后进言的人并不一致：有人说应疏浚城池，有人说应修缮兵器，有人说应分派军队镇守，有人说应申明赏罚。说得严重的，人们就认为是在夸大声势；说得缓和的，有人又认为迂腐空泛。因此进言的人非常困难，而听取意见的人不可不审慎。如今谨略陈述应当实行的实际措施，还希望朝廷采纳。一、抚恤百姓。爱惜生命而厌恶死亡，趋向安定而躲避危险，是人的常情。如今山东百姓往往甘愿走向死亡，起来做盗贼，大概是有原因的。起初是水旱灾害伤害农作物，导致贫穷，一年之中没有衣食饱暖的供给；其次是差役频繁并增，而官吏每天还有搜刮侵夺的祸害，这就是他们成为盗贼的根源。从前有人说蜀人喜欢祸乱、贪恋动乱，有人回答说：‘蜀人的积弊，实在不是一天造成的；百家组成一个村落，不过几家有饭吃，陷于穷困的有十之八九。官府的束缚驱使，一个月有十二三次，贪恋动乱、喜欢祸害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假如让每家养五只母鸡、一头母猪，床上有一百钱，絮被下的甑中有几升麦饭，即使苏秦、张仪在前面施展巧言，韩信、白起在后面按剑威逼，也不能使一个人做盗贼，何况会贪恋动乱吗？既然如此，后世百姓做盗贼，难道不是因为饥寒吗？如今山东的田地没有比从前增加，户口却比往日加倍；谷物已经没有收成，衣食极其不足，起初典卖田地房屋，紧急时卖掉儿女、抛弃妻子。朝廷虽然曾经赈济抚恤，一家又能得到多少？又加上去年秋天的大水、今年春天的疫病，没有牛的不能耕种，有种子的不能锄草，以致田地荒芜，野外长满蒿草。眼看到了秋收时节，百姓已经没有粮食，不知道来年春天又将怎么办？想使百姓不做盗贼，难了。国家设置刑名，本来并不希望百姓犯法；小民即使极其愚昧，难道又不知道法律不可触犯吗？只是犯法做盗贼就会死，畏惧法律不做盗贼又会挨饿；饥饿和受刑，同样都是一死，延缓死亡和忍受饥饿，不过是灾祸有迟有早，于是百姓相互率领去做盗贼，难道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吗？做百姓长官的，难道可以不为此深思吗？只希望朝廷明令六部百司：凡是山东军兵出征的苦难，站赤传递奔走的劳苦，食盐办课的沉重负担，和雇和买的烦扰，不急需的土木工役，以及无益于食用的贡物，只要是可能劳扰众人、扰害百姓的，都应当逐一简省其诏令的发布，衡量科派的数目，节制缓急事务的使用，放宽输送期限，使百姓普遍受到实际恩惠，不至于全成为空文。这样或许百姓能够在田里休息，官吏也不能大肆施行奸贪。大体说来，安定百姓的办法，就是不夺取他们的农时，不损伤他们的财产，能够禁止他们作非为、除去危害他们的事情，百姓就都能安居了。一、选任官员。官员不必齐备，重要的是任用合适的人。这里说的是三公的选任；其余一般官员各自有主管的事务，不可以一天缺员。何况山东连年水旱灾害、盗贼窃发，百姓多贫穷，难道可以不选任官员去抚慰治理吗？从前汉宣帝曾说：‘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之心，是因为政事公平、诉讼得到治理。能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吧？’如今国家选任守令，不可说不严；只是朝廷铨选有时，而各处仍然缺官。现在山东已缺宣慰使二员，济南、东平、济宁、东昌、益都已缺总管五员，高唐、海宁、沂州已缺知州三员，其余佐贰官职缺员的还很多。而且年满六十五岁以上者先行铨注，本来是良好的制度；然而其中多是年老昏聩、疾病缠身的人，日暮途远，只知道求取公田俸禄来养肥家庭、使妻子儿女吃饱罢了，能够洁身奉公、勤勉处理政务的，能有几人？如今山东郡县的达鲁花赤，全都是投下守令，缺员的十处有二三处，老病者又占一半。这样还想让治理教化兴起施行、盗贼屏息停止，能够做到吗？应当由朝廷把山东按治所属的宣慰司、各路、州县等官员，下至镇店巡检、捕盗等职务，凡是现缺、守缺、省除、部注的，一并作为一次铨选，赶紧铨注；仍须选择年纪正当壮盛、熟悉政务、没有重大过犯、籍贯居处在附近的人。现有缺员的，不必等待宣敕，立即赴任。这样郡县就有人，或许可以责成他们办理政务；政务修明，善良百姓就能安定，恶人就知道畏惧。今后只要有紧急缺员，立即申报补注，或许就不会缺少官员来抚治百姓。一、审核囚犯。刑罚是为了追查奸邪、禁止暴行，用来辅助治理。近年以来，郡县有时没有任用合适的人，刑政因此失去尺度，百姓怨恨伤害和气，水旱灾害也因此形成，年谷不收，实在可以追究到这个原因。阴阳调和虽然根本在于朝廷，但政令教化的承接施行，实际责任在郡县。所以东海曾因杀死一名孝妇而枯旱三年，等到表彰她的墓地、为她祭祀，天就立即下大雨；一个郡的祸福征兆，难道不是守令所应承担责任的吗？如今山东郡县，除宪司审理疏决的罪囚外，在禁狱中常有八九十起案件，戴着枷锁的囚犯不下数十上百人。罪状明显的，不能依法公开判决；事情涉及疑似的，又不敢轻易释放。难道只是使囚狱长期拖延，实在还恐怕另生事端。比如去年秋天大盗王五十等抢掠开州、濮州等地，释放禁狱中的罪囚，与同恶之人互相帮助，往往得到他们拼死效力。这样一来，所牵涉的意义实在非常重大。应当由朝廷听取奏报，选派五府通晓刑名的官员来到山东，逐一审查囚犯。如果没有疑问，赶在春分以前分别依法定罪，或许刑政能够肃清，恶党也会警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左传》说：‘国家有闲暇时，趁此时明正政令刑法，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 战国时代，明正政令刑法，大国尚且知道畏惧，何况如今山东的草窃盗贼，难道会有不知道畏惧的吗？《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十九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二十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御边 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谈论守边备塞的紧急事务说：‘臣听说秦朝时向北攻打胡、貉，在黄河沿岸修筑塞墙；向南攻打扬越，设置戍卒。它发动军队攻打胡、越，并不是为了保卫边地、救济百姓死亡，而是贪婪暴戾，想扩大疆土。所以功业还没有建立，天下就已经乱了。况且发动军队却不知道敌我形势，交战就会被敌人擒获，驻屯就会使士卒不断积聚而死。匈奴的土地，是阴寒积聚的地方；树木的皮有三寸厚，冰有六尺厚，吃肉喝酪。他们的皮肤纹理紧密，鸟兽的羽毛浓密，天性能够耐寒。扬越之地阴气少而阳气多，当地人的皮肤纹理疏松，鸟兽羽毛稀少，天性能够耐暑。秦朝的戍卒不能适应当地水土，守边的人死在边地，运送物资的人在道路上疲惫困顿。秦民看见被征发，就像走向刑场，于是以谪发的名义征发他们，称为谪戍。先征发有罪被谪的官吏、赘婿、商人，后来又征发曾有市籍的人，再后来征发祖父母、父母曾有市籍的人，最后进入里巷抽取左边的百姓征发他们。不顺从出发的人，内心深深怨恨，产生背叛之心。百姓守城作战直到死亡而不投降逃跑，都是用这种办法造成的。所以作战胜利、守备坚固，就有授爵的赏赐；攻下城池、屠灭城邑，就能取得财物俘虏来使家室富足。所以能够使他们的部众冒着箭石，奔赴沸水烈火，把死亡看得如同生存一样。如今秦朝征发士卒，有万死的祸害，却没有一铢一两的报偿；为国战死以后，连一算的免役补偿也得不到。天下人明明知道灾祸猛烈地牵连到自己。’陈胜行戍到大泽乡，首先为天下倡乱，天下人像流水一样跟随他，是秦朝用威势胁迫征发百姓所造成的弊病。匈奴衣食所依靠的产业不固定在土地上，他们的形势容易扰乱边境。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匈奴以鞍马为居所，以射猎为职业，没有城郭田宅可以归守，不耗费屯集和转运的力量。遇到美草甘水就停留，草吃尽、水喝完就迁移。由此看来，往来迁徙，时来时去，是匈奴的生计；这正是中原百姓离开南亩农田的原因。如今假如让匈奴多处转牧行猎在塞下，有时正对着燕、代，有时正对着上郡、北地、陇西，来窥伺防备边塞的士卒。士卒少，他们就入侵；陛下不救援，边民就绝望而产生投降敌人的心；救援时少量征发则不足，多量征发而从远县赶到，敌人又已经离去，聚集军队而不解散，费用非常大；解散军队，敌人又会再次入侵。这样连年下去，中原就会贫困，百姓也不得安宁。’陛下幸而忧虑边境，派遣将吏征发士卒来治理边塞，这是极大的恩惠。然而，让远方的士卒守塞一年轮换，不如选择长久居住的人，让他们带着家室耕田，同时加以防备，这样更加便利而且防守更高明。城墙要深，壕沟要完备；布置擂石、渠答〔擂石，是城上的滚石；渠答，是铁制蒺藜〕；再修筑一座城，内城之间相隔一百五十步；在险要之处和通行河川的道路上，酌情设置城邑，每处不低于一千户。城外周围设置虎落〔虎落，是外部藩篱，像如今的竹篱；另一种说法是用竹篾相连遮拦〕；先修建房屋，备好田器，然后招募罪人和已免除徒刑、但仍须服劳役的人，让他们居住在那里。不足的，再招募以成年奴婢赎罪的人，以及愿意输送奴婢来求授爵的人。不足的，再招募百姓中愿意前往的人，全部赐予高爵，免除他们家中的赋役，发给冬夏衣服和廪食，直到能够自给为止。郡县百姓可以购买爵位，使自己的爵位逐步升至卿。丧失丈夫或妻子的人，由县官购买并配给他们。人情若没有相当的匹配条件，就不能长久安居当地。塞下百姓所得禄利不丰厚，不能让他们长久居住在危险艰苦之地。匈奴入侵驱掠人口，若能阻止并夺回被驱掠的人，就把一半财物给他；县官负责赎回本地百姓。这样一来，乡里之间相互救助，奔赴抗敌而不躲避死亡，并不是为了感恩君上，而是想保全亲戚、获得财利。这与东方那些不熟悉地势、内心畏惧敌人的戍卒相比，功效相差万倍。趁陛下在位之时迁徙百姓充实边塞，使远方免除屯戍之事，塞下百姓父子相互保全，没有被敌虏掳走的忧患，利益施及后世，声名显为圣明；这和秦朝驱使怨恨百姓的做法相距很远。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晁错又说：陛下幸而招募百姓相互迁徙来充实边塞，使屯戍之事更加减少，运输供给的费用更加减少，这是极大的恩惠。下面的官吏如果确实能够承受并落实厚恩，奉行明确的法令，抚恤迁徙者中的老弱，善待其中的壮士，调和团结他们的心而不侵扰刻剥，使先到的人安居快乐、不思念故乡，那么贫困百姓就会相互招募并乐意前往。臣听说，古代迁徙远方百姓来充实空虚之地，要考察那里阴阳是否调和，尝试水泉的滋味，审察土地是否适宜，观察草木是否丰饶，然后营建村邑、修立城池，规划里巷、分划住宅，开通耕田的道路，整治阡陌的界限；先修建住宅，每座有一堂两内，关好门户，在里面放置器物。百姓到来就有居所，劳作就有器具可用，这就是百姓容易离开故乡、乐意前往新邑的原因。还要设置医生、巫祝，以救治疾病、修整祭祀；男女到了年龄可以婚配，生者死者相互抚恤，坟墓相互依从；种植树木、畜养牲畜使其成长，房屋完备安稳。这些就是使百姓乐于居住当地、产生长期定居之心的办法。臣又听说，古代设置边县是为了防备敌人：五家编为一伍，伍设伍长；十个伍长辖一里，里设假士；四里编为一连，连设假五百【五百，是统帅的名称。“假”音同“假借”的“假”，意为大】；十连编为一邑，邑设假候。各级长官都选择本邑贤能有才之人，要求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平时教百姓练习射箭，出战时教百姓应敌。因此，基层的卒伍在内部形成，外部的军政就能安定；使他们长期训练而形成习惯，不要让他们迁徙。幼年时一同游玩，长大后一同办事；夜战时能凭声音互相辨认，就足以相互救援；昼战时能彼此看见，就足以相互识别；彼此亲爱之情深厚，足以为对方赴死。这样再用厚赏来鼓励、用重罚来威慑，那么将士就会勇往直前，死而不退了。迁徙来的百姓，如果不是壮健而有才力，不过白白耗费衣粮，不能任用；即使有才力，若没有贤良的官吏，也仍然不会有功效。陛下既已同匈奴断绝关系，不与其和亲，臣私下料想，他们将在冬季南下。一旦大规模整治边防，恐怕会造成终身创伤。想要树立威势，应从秋季草木折胶时开始；敌人来了却不能使其陷入困境，反而让它得势退去，后来就不容易使它服从了。愚臣没有见识，只有请陛下明察。宣帝元康三年，先零同各羌族首领二百多人解除仇怨，互相交换人质，订立盟誓【羌人没有统一的大首领，各部首领相互攻杀，所以有仇便往来报复。如今解除仇怨、交换人质，是彼此亲近结盟，想要归附汉朝作为防备】。皇上听说后，拿这件事询问赵充国。赵充国回答说：“羌人之所以容易控制，是因为各部自有首领，彼此屡相攻击，势力不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