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二

译真宗咸平元年，知虢州谢泌请求任用久经任事的旧臣，并以小人为戒，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近日那些不安分的人所陈述的，都是民间鄙陋猥琐的事情。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王，向樵夫征询意见，考察近处的言论，大概是担心视听受到堵塞蒙蔽，所以采纳这些言论以通达民情；但很少听说不考察所说是否属实，就贸然采用其言、推行其事的。《易经》说：“小人不可任用，任用了必定扰乱国家。”先朝时，侯莫陈利用、陈廷山、郑昌嗣、赵赞这些人，夸夸其谈、能说会道，使人心处于危险之中；幸赖先帝圣明聪察，不久便分别诛除剪灭他们，但他们造成的祸患已经很深了。这些事情陛下都亲眼见过。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完全除去了这些人，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如日月般的明察、如乾坤般的宽大。《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好的开始，但很少有能够善始善终的。”希望陛下长久实行这一原则，并不断更新。唐明皇初年任用姚崇、宋璟，天下便得到治理；晚年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便陷入混乱，这也希望陛下深加考虑。臣听说，工匠要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古代辅佐圣帝、辅佐明王，建立万世根基、树立不可动摇策略的人，必定倚重老成之臣。至于成王、康王时代刑罚停用，大概是遵从周公、召公的谋略。’ 汉文帝、汉景帝实行清静的政治，也采用了萧何、曹参的谋划；唐明皇时期达到太平，同样是由于姚崇、宋璟的谋略。精心治理国家政务，斟酌君王的法度，从未听说市井之徒、奔走供役的小吏能够担当这样的责任。陛下应当深切考察前代的事实：任用小人就会混乱，任用大臣就会治理。这样以后，小人不敢萌生非分之心，而大贤之人也能竭尽力量。’ 咸平年间，转运使刘综上言：‘天下各州郡长吏的审官任命，都只是依据资历条例授职，未必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从今以后，西川、荆湖、江浙、福建、广南的知州，有的地处交通要冲，有的是户口繁多的地方，希望陛下亲自加以选任。对于执政旧臣以及给事中、中书舍人以上官员所任知州的地方，也应选择官员担任通判。另外，京朝官应当担任远地官职时，往往以父母尚未安葬为借口，实际上是想设法推辞免除。请从今以后，父母确实尚未安葬的人，允许请告办理丧葬事务；向审官院投递状文时，必须明白说明父母已经安葬，才允许依照条例考核任职；违犯者一并罢免官职。’ 天禧元年，鲁宗道被擢升为右正言。他上奏说：‘太守、县令距离百姓最近，却没有办法区别他们才能的高下。如今任命一个太守或县令，即使资质才能低下，只要考核任期符合规定，左司也不会排斥。因此天下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贪赃害政的十人中常有两三人。想使百姓富裕、使教化美善，是不可能做到的。汉宣帝任命刺史、太守、国相时，必定亲自召见并考察他们。如今守佐官员，陛下虽然还没有时间亲自召见，也应当命令大臣把他们召到中书省，依据言论询问考核，观察他们的应对；提出事务让他们处理，观察他们的施为。无论有才还是不肖，都可以据此进退他们。吏部选任县令也仿照这个办法，或许就能得到贤能的守宰，宣扬并辅助圣明的教化。’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真宗时，知处州杨亿推荐韩永锡，上奏说：‘臣有幸分掌朝廷寄任，得到统领州郡的符节。对于官吏，理应知道他们才能的高下；京城宫阙相距遥远，臣不敢因此回避推荐人才。臣恭敬地看到，前任本州缙云县茶、盐、酒税三班借职韩永锡，早年凭借明经科出仕，曾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不挑拣俸禄，终于列入官班。自从担任监临之职以来，历经六次迁任、六个寒暑，他约束自身、奉事上级，表现出从早到晚不懈怠的诚心；守持道义、安于贫困，砥砺自己保持不因风雨而改变的操守。士人群体都推重仰慕他，声名事迹十分显著。臣向众人询问，完全知道他的品行实绩。’ 主管筦榷事务的职任不足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在州县之间，可以让他参与政事。倘若他列入治理百姓的官员人选，一定能成就循吏的声名。臣私下看到，淳化四年选拔进士及诸科举人充任班行时，曾颁下宣命：如果任职两任、考核六次而没有缺失，允许按照文资安排。韩永锡在考核资秩期间，符合诏书规定而尚未得到相应任用；他临民任事时，实际官绩非常优异。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特许他转为文资并加以升迁奖赏，使他能够守职而不贪污货利。如果他徇私贪赃、不能保全自己不犯此事，臣应当与他连坐。’ 仁宗天圣五年，左正言刘随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宰臣王曾因患小病，上表请求退职，深深自责，屡次恳切请求。两宫以盛大的慈爱之心，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听取群臣议论，也都感到不安。朝廷内外都在瞻望，希望他早日恢复原职；臣身居谏官之列，也理应陈述意见。因为大臣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混乱。忠良得到进用，天下人都会欢喜；奸邪得到进用，天下人都会恐惧。这就好比兵器把柄交给别人，如果不是温厚端正善良的人，就不可以轻易授予。君子掌握权柄，就会裁成辅相、光大教化，抵御外侮、安定天下，唐明皇任用姚崇就是这样。小人得到职位，就会中伤善良，任意施行割裂，危害天下，唐德宗任用卢杞就是这样。况且君子和小人各自都有同党。君子之党兴起，礼乐就兴盛施行，践行仁义，驾驭长策、从容控制，国家因此安宁，唐太宗时期就是这样。小人之党兴起，奸邪欺骗蒙蔽，请托关系妨害政事，虚假制造威势和福祸，以致扰乱天下，唐顺宗时期就是这样。因此，宰臣的进退不可不谨慎。臣观察王曾厚重少言，公正忠诚而有操守，先朝破格擢用他，使他参与宰辅大政；两宫圣明，让他专门掌管机务。他经历多次寒暑更替，畏惧谨慎之心更加恭敬，众人没有异议，都说他是贤相。’ 况且他的年龄还没有衰老，疾病也可以痊愈；希望解除四辅的班列，似乎只是对个人有利。虽然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陷入危险，应当谦逊退避崇高的职位，但他忧国如家，不可以轻易决定去留。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深加劝勉晓谕，不要接受他的辞章；等病情稍稍平复，就再命他处理政事，推举先朝的良法，以宰司的职责为准绳。对于侵犯权力、扰乱政务的人，允许依法置罪；黜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就把政事托付给他公开施行，使他振举纲纪条目，统理各种事务，辅佐圣德，以成就太平，岂不是很美的事吗？臣私下担心圣上慈爱，怜悯他的恳切，或许会答应他的请求；如果果真要另选宰执，就要考虑此人并不容易得到。朝廷内外的大臣，难道没有可寄予希望的吗？然而把掌政之权授给他，即使在圣心看来简易，得到职位、掌握权力之后，也要防备其难以控制，丁谓一类人就是这样。臣虽然见识很少，也曾加以评量：王曾以厚重镇定风俗，张知白勤勉不懈地奉事国家，吕夷简能够决断大事，鲁宗道侍奉君主而无所隐瞒；这些人都是先帝精选求取、两宫提拔任用的，任职已经很久，勤劳一心，群臣议论和公正言论都认为不应当改易。对于王曾，恭敬地希望陛下屡次派遣中使，详细宣示慈旨，等他的疾病减轻，就迅速赴朝参见。这样，陛下眷顾关注之情，会更加彰显于任用信任之中；他补报恩德的功效，也一定会竭尽才智谋略。’ 舆论既然如此，谨慎地上达天听。

译宝元元年，直史馆、同知礼院宋祁上奏说：‘臣认为，陛下亲身具备至圣之德，开启大明之治，多次召见近臣，延请他们谋议紧急政务；即使退托自己不够敏锐，也为敢于进言开辟了道路。每日过了午时，便在便殿召见臣下，以等待他们陈告谋略。君主处于安定时想到危险，就始终不会陷入危险；掌握治理时考虑混乱，就始终不会发生混乱。为什么呢？因为祸福的细微征兆、成败的起始端倪，已经鲜明地预先判定在胸中了。臣先前已经奉诏对答，想要谈论的事情也已上闻，却没有得到明确的听察。陛下赦免臣的无状，又下达恩德深厚的诏令，似乎是想让我竭尽陈述下情，以求对圣政有万分之一的补益。面对这样的情况，臣岂敢没有言辞而不作回答？臣下之所以形成朋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忠与邪没有及早判明。况且君子得到职位，必定援引同类，使他们协力尽忠，不是为了私利；小人得到进用，也会援引同类，使他们煽动声势，不是为了公事。君子指责小人所援引的，固然称为朋党；小人指责君子所援引的，也称为朋党。君子常常少，小人常常多，这正是君主容易受迷惑而难以辨别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以事情来质验他们，以言论来验证他们？如果一个人的言论阴险狠毒、嫉妒伤害，巧妙地迎合上意，听起来似乎可以采用，仔细考察却没有实际内容，那就是小人。’ 如果一个人的言论质朴正直、刚正不阿，多有补益，听起来似乎逆耳，仔细考察却确有实效，那就是君子。还要用他的言论验证他的行为，事情同言论相符合的就是忠，事情同言论相违背的就是邪。不罢黜邪恶之人，不进用忠诚之人，朋党就始终不能除去。臣下的谗言佞语能够流行，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朝廷听取言论的道路太宽了。正直的人能说话，邪恶的人也能说话。古人所说“言论无罪”，指的是有道理的言论。如果邪恶的人凭空捏造来陷害有职位的人，编造妄言来离间忠臣，也认为不可以加罪，那就是因为言论而丧失国家了。况且邪人乘隙投机行诈，借事制造奸谋；诋毁别人，必定使用难以验证的文辞；伤害别人，必定使用似是而非的话语，使在朝的正人无法向君主自行辨明，退居之后又有办法离间君臣。于是正人幽愤，有功劳也受到压抑、退斥；像这样的人，陛下即使加以罪责也是可以的。正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坚定地居中自立，正直地发表议论，援引古今合宜的道理，探究刑法政令的根本；拿来质问众人，没有害处；落实到事务上，也可以实行；不因权势而倾倒，不因利益而改变。像这样的人，陛下即使加以赏赐也是可以的。所以，如果大开言路，却不奖赏正直的言论、不惩罚妄言，谗佞之人就始终不会离去。如今议论政事的人都说：“朝廷确实安定而且太平。”臣认为不是这样。三种祸患还没有除去，怎么能说已经得到治理？不过是大乱还没有发生罢了。请允许臣试着说明：同贤人谋划事情，却同不肖之人作出决断，这是第一种祸患；重视选拔大臣，却轻率地任用他们，这是第二种祸患；不谋划大事，却急于处理小事，这是第三种祸患。为什么呢？贤人一定替国家谋划，不肖之人只替自身谋划。替国家谋划的人，必定坚持至公之心，所以言论正直而援助者少；替自身谋划的人，专门挟带私心，所以言辞巧妙而援助者多。君主不能辨察其中差别，奸诈就会得以施行。于是，谈论长远利益的人，就用眼前的小害来破坏他的主张，使他最终不能成就长远利益；谋划大功的人，就用眼前的成效催逼他，使他最终不能建立大功。好的命令刚刚下达，错误的命令就把它改移了；公正的议论刚开始施行，私人的议论就把它夺去了。而且不肖之人既不能忠诚，又嫉妒别人进献忠言；自己已经做不善之事，又能败坏别人的善行。他们把白的改说成黑的，把正确说成错误。如果朝廷已经知道他的奸邪，却不能斥退他，这是郭公用来警戒亡国的道理；已经知道某人贤能，却让他同不肖之人一并任用，这是刘向因此获罪的情形。这正是当今祸患中最紧迫的一项。大臣在左右辅弼，参与赞助权纲；早晨接受朝廷询问，晚上进宫对答，弥补政事的疏漏。既然已经认为他忠诚贤能而擢用他，认为他有才干能力而任用他，就应当以毫无二心的态度对待他，以专一尽心的要求责成他。如今有时只指出细小的瑕疵，搜集飞传的流言；小则受到怀疑，大则被赐令罢职。早晨还是皋陶、夔那样的贤臣，晚上就变成梼杌那样的凶人，于是使士大夫之家不能保全名节，使世人不能保全品行。这样有道的时代，为什么贤能之人反而如此缺乏呢？实在是任用他们失去了道理。这样只会使后来继任的人瞻前顾后，苟且迎合以求取容身，办事只顾外在形迹，每天提防猜疑和阻挠，舍弃国家大事而不去考虑，只为自身谋划以求自安。大臣如果这样，陛下还能依靠谁呢？况且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臣子将以手足之情来报答；君主把臣子看作路人，臣子也将以路人之情来报答。这是第二种祸患。聚集天下最急迫的是财赋，镇定天下最切要的是军队，制服四夷最神妙的是机谋，治理天下最应谨慎的是官员。如今财赋已经匮乏，却不肯筹划；军队十分冗滥，却不能选择整顿；事机已经出现，却不敢谋划；官员泛滥，却不知道选任。掌事的人只计较小的利害，责问小额经费；群臣一同答对，成群站在面前，取得诏旨便奉行，每天沿袭一天，每年苟且一年。陛下又不考虑这些，难道这是朝廷的福气吗？这是第三种祸患。如果万一边境发生变故，盗贼互相煽动，军队驻扎野外，粮饷在运输途中，此时三种祸患还没有除去，谁能挺身而出为国效力，与陛下一同承担安危呢？谁能手执符节、慷慨激昂，在陛下面前舍生忘死呢？所以臣说：这并不是能够治理国家，只是混乱还没有发生罢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诏令中书、门下，选择天下冗余的官员，逐渐澄清流品；诏令枢密院，裁去天下冗余的军队，逐渐严明纪律；并由陛下亲自决断，务必要取得成功，不使已经颁下的命令反复收回。这样，国家的财赋便能有数年的富余，可以作为万一发生意外的储备。这是最好的策略。臣的智慧见识庸常昏暗，不足以上当陛下清明的询问；只是轻率狂直，希望陛下裁量宽赦，不要诛罚。”

译宋祁又推荐张定方，上奏说：‘右臣认为，优秀的工匠构集材料来建造高厦，英明的君主构集士人来治理国家；材料必须搜求聚集，士人要等待举荐，经过了解以后才能建成大业、施展才华，功业也才能与时机一同建立。臣恭敬地看到，应沈沦草泽科的张定方，三十八岁，见识谋虑深沉敏捷，气节正直、操行高危，文章崇尚体要，不追求声律对偶，涉猎通晓韬略，兼且明白遁甲之术，甘愿安于贫困憔悴，长久没有做官的心思。昨日因乡党再三敦促劝勉，才入京应诏参加科举；六篇论策的程式文章并非他的本意，有司报称罢试，他却怡然离去，闭门谢客，不求闻达于州里。他立言慷慨，指摘百姓的弊病。臣任知寿州时，以礼节致意询问，把他请到官署，看到他的议论卓越而切中要害，于是取来他所著的书，得到《却狄复戎战书》等篇，内容质实而文采少，记述事实，务求恰当。臣又指着文章询问其中的事情，同他相互辩诘；他触及事机便能应变，筹划防备绰绰有余，并不只是争说空话、竞逐华丽言论而已。臣认为像张定方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或许可以征召他到上都，考察他的长处，授予一个职事官，让他前往西北边郡；他一定能够研究方略，参与辅佐帅臣，讨论军营阵法，商议攻守之策；至于处理烦杂事务、办理艰难政务，那不过是他余力所及的事情。’ 臣既然了解这个人，就不敢有所隐瞒，谨慎地把张定方所著的三轴书一并记录下来，封好上呈。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恭敬地请求特别赐令收下考试；如果果真没有可取之处，臣甘愿承担妄加举荐的罪责。仁宗时，吕夷简执掌政事，被他进用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吏部员外郎范仲淹呈上《百官图》，指着官员的次第说：‘像这样安排次序，就是按正常次序升迁；像这样安排，就是不按正常次序。这样做是公正的，这样做是徇私的。何况进退近臣，凡是超越等级的，不应当完全交给宰相决定。’吕夷简对此很不高兴。康定元年，范仲淹任知延州，请求督责主管军队的臣僚举荐有智谋勇气的人，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边地的将帅常常忧虑人才太少。如今高继嵩刚刚去世，人心颇为惊骇，恐怕镇戎军不能守御，只好借调朱观前往那里。朱观离开以后，鄜延路又缺少敢作敢为、勇猛善战的将领。国家拥有整个天下，未必会缺乏人才，难道天地生人是厚待古人而薄待今人吗？大概是选拔得不精，使用得不当。如今各军各班中，必定有勇敢有智谋的人，只是多被主管军队的臣僚、人员等相互压制，不能得到进用，坐等到衰老。朱观原本就是军班出身，也是因为历任边地官职，才得到将领的名号。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专门督责主管军队的臣僚等，在各班中搜求智勇之人，每人各举一名，不论将校还是长行；或者考验他们的武艺，或者观察他们是否胆略出众，只要符合，就可以调升到边地任职。如果将来很有战功，就应当明确赏赐举荐者；如果屡次败坏军务，也应当连坐。这样贵在各路逐渐得到人才，不致频繁调动迁移，免得戎狄认为大国缺乏人才，更加增长骄横之气。何况西北两方将帅的缺额，实在不是小事。请求国家常常预先准备，及早加以迁擢。’ 庆历年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使，上奏请求选择臣僚，让他们举荐知州、通判。奏文说：‘臣等私下认为，天下郡邑的长官最为重要，得到合适的人就能实现治理，任用不合适的人就会招来混乱；推选之时，不可不慎重。国家承平以来，并非没有轻率授官的情况。知州、通判、县令因举荐而升任的很少，按照资历考核次序升进的很多；有才和无才沿着同一条道路一并升进，所以能够治理有方的十人中不到两三人，施政错误的十人中却有七八人。国家的诏令和程式，天下本来是一体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结果？因为治理有方的地方，百姓必定蒙受福祉；施政错误的地方，百姓常常受到祸害。这不是国家法令有所不同，而是长官贤能与愚劣不同。如今四方多事，百姓一天比一天困穷，正要考虑做盗贼；如果再让无才之吏治理他们，赋役不均，刑罚不当，科率没有限度，百姓疲惫而无人救济，上下互相怨恨，混乱就由此产生。如果不急于求取人才，及早革除这些弊病，实在是国家深重的忧患。然而以往虽然曾诏令臣僚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有时举荐者并不贤能，因而多有错误的推荐。臣等希望圣上慈爱，特别下诏，委托中书、枢密院的臣僚各自在朝臣中推荐三名足以担任举主的人。等到奏上姓名后，就逐人赐给敕书一道，命他们在通判中举荐一名资历考核已合格的人充任知州，在知县中举荐一名资历考核已合格的人充任通判；在主簿、县尉中举荐有出身者三考以上、无出身者四考以上的一人充任职官知县；或者在职官、令、录中举荐五考以上的人充任京官知县。还要在敕书中明确说明：所举荐的人将来如果显著施行善政，举主应当议定给予旌表奖赏。’ 如果他们贪赃污浊而不能治理，苛刻残害百姓，就应当同样与他们承担罪责。这样贵在百姓受到恩赐，盗贼自然平息。’ 范仲淹又上奏，请求在职官、令、录中举荐人选充任京官知县，奏疏说：‘臣近日同韩琦上言，请求选择举主，命令他们分别在通判中举荐一人任知州，在知县中举荐一人任通判，在主簿、县尉中举荐一人任职官知县，这已经承蒙降下敕书，送到枢密院递交。臣随后详细查阅，认为敕书开头署名臣等上言，在道理上不妥当；希望只写作朝廷忧劳之意，特意选择臣僚来举荐官员，这样体制更加重大。还请求在“在主簿、县尉中举荐一名职官知县”之下增入“或者在职官、令、录中举荐五考以上之人充任京官知县”，共增加十九个字，这样或许不会遗漏人才。’ 范仲淹又上奏推荐胡瑗、李觏，奏文说：‘臣听说，臣下最大的忠诚，没有先于举荐士人；君主最大的德行，没有大于求取贤才。面对圣明通达的朝廷，臣岂敢隐瞒沉默？臣私下看到，前任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向在于穷究古代典籍，竭力实行礼义；现在任湖州郡学教授，聚集门徒一百多人。他不只是讲论经学义理、撰写文章，还经常教导学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使他们学习礼法，人人向善，乡里都赞叹佩服。这实在是在帮助陛下推行声教，是一代的美事。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特别加以恩典奖赏，升任太学官员，可以作为师法。又有建昌军应茂才异等科的李觏，是乡野中的秀才，确实负有文学才华，著有《平土书》《明堂图》；他是博学的大儒，见到他的人无不敬重喜爱。他讲习贯通六经，没有不丰富通达的；在众多士人中求取，颇为超出同辈。搜求贤才的时候，不应遗弃在草野之中，使其不能补益风化。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特令敦促礼聘他，使他进入学校；仍然索取他所著的文章进呈，这样就可以看见非同寻常的儒学。’ 范仲淹又同韩琦上奏推荐雷简夫，奏文说：‘臣等私下看到，秘书省校书郎、签书陇州观察判官、陇州公事雷简夫，先前承蒙朝廷敦促征召，从草野中被起用；自从辅佐幕府以来，完全显露出通达敏捷的才干，在众多士人中寻求，也算是奇异的人才。希望圣上慈爱，特别加以奖赏擢升，给他升任一官，就地差遣他充任边郡通判，以便观察他的才能和成效，将来可以晋升荣阶。如果他不如所举荐的那样，臣等甘愿一同承担罪责。’

译范仲淹又同韩琦上奏请求酬劳奖赏张信，奏文说：‘臣等私下看到，环庆军教押军、陈奉职张信，自任殿侍以来一直在边地，多次同西部贼军交战。此前在延州赵瑜等人部下，他作为前队击退蕃贼，获得赵瑜等人的银碗和衣服。后来赵瑜等人都升了三资，张信却没有得到酬劳奖赏。这个人气概豪迈、胆略勇猛，武力超过常人，是当时的猛士，在指使中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希望朝廷特别让他改转为一名侍禁，送到种世衡部下管押军队，分拨给他禁军一两指挥，专门严格训练；单独编成一队，作为奇兵使用，他一定能身先士卒，建立战胜敌人的功劳。’ 范仲淹又上奏推荐许元、张去惑，奏文说：‘臣私下看到，国家用兵以来急于求取财利，即使百姓已经极其困苦，仍然加重搜刮；三军资用不足，又必须设法经营。与其如此，不如寻求通达敏捷的人才，节省不必要的费用，这样或许下不产生怨恨，上不缺少所需。臣特别看到，殿中丞、监在京榷货务许元，才干精强，通晓时务。恭敬地希望圣上降下指挥，调取考察他主管榷货务以来的劳绩，特别准许他越级升任一官，差遣充任江淮制置发运判官；他一定能减少冗费，疏通财利来源，不损害百姓，协助军国大事。又臣特别看到，张去惑素有应时之才，不回避艰苦。前些时候庆州修筑大顺城，工程开始时每天都有盗贼来犯，众人畏惧，想要中途停止，于是派张去惑前往劝谕，将佐昼夜兴工，众人这才同心，终于完成工程。他又在宁州专门主管修城，有时创建、修筑山城，工程材料和工役十分浩大，却都能够完成；防城器械也都精心办理。臣前些日子冒罪举荐此人，请求升一官充任陕西转运判官，已经奉承圣旨依奏办理，等待有空缺时便差遣。如今陕西省罢免转运判官一职，张去惑自然应当另行差遣。恭敬地希望圣上派他监在京榷货务，替代许元主管事务。’ 臣所举荐的这两个人，如果不能办成事情、取得成效，臣甘愿承担举荐失误的罪责。范仲淹又上奏推荐杜杞充任馆职，奏文说：‘臣听说，《尚书》说：“先王坐以待旦，广泛求取贤能之士。”大概天下的治理和混乱取决于人才，得到人才就能治理，失去人才就会混乱，所以先王对此尽心竭力。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两府任用人才，大多从两制词臣中擢拔，而两制词臣必定出自馆阁。因此馆阁是培育人才的重要机构，怎么可以让贤能俊秀不能充任，以至于日益衰败？唐太宗设置弘文馆，延请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命他们轮流值宿；皇帝听朝之余，把他们召入内殿，讲论政事，直到夜深才停止。如今馆阁臣僚大多清贫，寄居在物价昂贵的地方，都要求担任省府和各司的职任。听说现在在馆供职的，只有两三个人，实在很不符合陛下长久培养群材的意旨。臣私下看到，虞部员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秘书丞尹源、秘书丞张掞、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吕士昌、大理寺丞苏舜钦、大理寺丞楚建中、环州军事判官姚嗣宗、国子监直讲孙复，有的文词高雅深远，可以润色皇帝的教化；有的经学精通，能够阐发圣人的蕴意。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委托中书省斟酌，其中声名和实绩已经显著的人，请不受资历和任职条件限制，先行召来考试，各自补任馆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如果其中有人不符合公议，希望加以询问采察，等完全了解他的才干品行后，再赐令施行。今后馆阁臣僚在馆供职，经过两年仍未担任各司职任的，请特别按照恩例给予差遣；这样或许能让英俊之士游心于馆阁，每日研习典籍，不亲自从事米盐等事务，专心修习经纬天下的事业，长久培养人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臣特别听说，太宗皇帝仰慕唐文皇帝的英明风采，特意建立秘阁，与三馆一同尊崇；听朝之余，时常前往游幸。这是祖宗的盛事，不可不重视。如今馆阁供职的员额极少，臣才敢上言。所举荐的人虽然很多，都是士大夫中有声望的人，还要由朝廷进一步选择。臣认为天下极其广大，圣人尚且以治理为难；纲纪如果毁坏，即使一时得到治理也终将混乱；贤俊之士聚集，即使处于危难也必定能够安定。如今边境仍有忧患，皇帝从早到晚都无暇休息，正应当广泛搜求当世英才，大力修明王朝法度，以巩固根本。惟愿圣上慈爱，留意此事。’ 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论述应当任用合适的转运使，并请求允许他们自行选择知州。他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古代在朝廷内设置公卿、士大夫，帮助天子考察天下政事；在外设置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使，统领诸侯、守宰，分别治理天下。内外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从来没有天下不能大治的。如今的转运按察使，就是古代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使的职任；知州、知县，就是古代诸侯、守宰的职责。朝廷内的官员虽然很多，但同陛下一起治理天下的人，最重要的只有守宰。近年来不知道选择人才，不论没有才能、贪污浑浊、年老懦弱的人，一概依照惯例任命。以一县观察一州，以一州观察一路，以一路观察天下，大体都如此。其中即使有良吏，也百人中不过一两个。这就使天下赋税不能均平，狱讼不能公平，水旱灾害不能救济，盗贼不能除去。百姓既然没有地方申诉，必定产生忧愁怨恨；如果还不想反叛，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百姓既已怨恨反叛，奸雄乘机起来收揽他们，天下必将危险。如今百姓正在怨恨，却还没有严重到叛离的地步，应当赶快救治他们。救治的方法，没有比让守宰得到合适的人更好的。’ 要使守宰得到合适的人，请下诏令中书、枢密院共同选任转运使；如果人选不足，允许权宜擢用为知州。选得合适的人以后，就委托各路自行选择知州；不能任事的，奏报朝廷罢免。还应命令权宜擢用幕职官。这样实行，必定能使所任之人都合适。凡是权宜任用的人，必须等到政绩有一两年声誉之后，才正式授予官职。即使精心选择，仍担心有不称职的人，也一定要降职罢黜，直到任职者称职以后才停止。还要让他们长期任守本官，不要再多次更换。对于有特殊政绩的人，应当就地升迁擢用。这样一来，官员修明、政事兴举，天下自然就没有什么事情了。朝廷只需总揽大纲并振举施行即可。’

译范仲淹又上奏请求由三司商议许元、张去惑的任用，奏疏说：‘臣近日同宰臣入殿，因议论财用不足，陛下降下恩德诏令，认为应当选择各路转运使。臣随后当面奏对，说转运司得到平和宽厚的人就好，得到刻薄搜刮的人，百姓就会受害。不久臣奉到圣旨：“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不可以侵扰。”臣退下后思考，江淮制置发运司是财赋的要地，最应当得到合适的人才；若使这两名官员互相调换，就可以管理京城所辖各州，无暇巡历。臣特别看到监在京榷货务的殿中丞许元，智慧见识通达敏捷，能够办理财赋，又能爱护百姓，不从事侵刻搜刮，因此举荐他充任江淮制置发运判官。又有著作佐郎、通判宁州张去惑，先前在边境，确实经历过繁难事务，因此举荐他监在京榷货务，替代许元。臣曾经举荐这两人充任陕西转运判官，已经奉到圣旨依奏办理，等待有空缺时便行差遣。既然他们具备转运判官的资历，现在举荐充任上述职任，并没有越级过分。臣又看到朝臣宋缄、陈执礼，因为王钦若的妻子以及宋绶的妻子陈情请求，得以在京任监当；有台官上言认为不当，已经奉圣旨改行差遣。臣在枢密院任职时举荐许元、张去惑主管钱谷事务，虽然同前面因私情请求任职的事情不同，但也担心三司另有才干更高的人可以举荐。’ 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命令三司副使考察这两人的才干；如果他们不能胜任上述职任，就另行举荐朝臣，这样或许符合公议。范仲淹又上奏为葛宗古申辩说：‘臣私下得知，延州西路都巡检使葛宗古因侵占挪用公使钱入己，案件已经上报朝廷。臣前日奏陈边地有能力的将佐，葛宗古确实在其中。如今恐怕审刑院、大理寺将此案判入最重的刑典；即使朝廷宽贷，也必定降职充任较低等的班行，这样势必使他受到挫折，再没有勇于作战的气概。臣恭敬地看到《刑统》的条文：各监临、主守以官物私自借给别人，以及借用官物的人，没有文书凭证的，按盗窃论罪；有文书凭证的，依盗窃罪减二等判处。若是把官物转充公廨，或者使用公廨物品后拿出去交易而私自使用，各自减一等论罪。议论说：“所谓转充公廨，是指把官物转作公廨之用。如今朝廷支给臣僚的公使钱，既已支付到各处，便不再由省帐拘管，也不收回剩余，更没有核验；这些公使钱明显是转充公廨的财物，私自使用它，自有上述正条可以适用。况且原本没有明确条贯，如今却把私用公使钱入己按监主自盗的法律论处，只是法寺依据近期惯例断遣，不敢从轻，终于判入重罪。臣深切担心今后凡有公使钱的地方，官员在因循之间被人搜取罪证，很多会陷入除名乃至死罪的处罚，实在是法制的一项弊病。朝廷本来应当纠正它。恭敬地希望圣上召见新任大理寺判寺杜曾，使他入殿陈述侵用公使钱的正条，交付中书省斟酌，以免造成冤枉和滥刑。葛宗古弓马精强，又有胆量勇气，在鄜延路中最为骁勇果敢。如今朝廷选将之时，此人实在恐怕难得，请依正条定罪，然后再议定对他的减免。”康定元年，知谏院富弼请求命令宰相兼任枢密使，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历来兵机事务完全委托给枢密院；如今边境多有变故，不同于往日，如果不加以变更，必定会有失败和缺失。况且事情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混乱，执政大臣怎么可以不知道？文武两途，自古以来本来就是一致的。臣私下考察《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任枢密使；建国初年，范质、王溥也以宰相身份参与枢密院事务。臣如今希望依照旧例，也命令宰相兼任枢密使。这样贵在同心协力，各自没有猜嫌，共同商议安定边境，必定能够办成事情。’ 庆历三年，富弼又请求让韩▯、范仲淹交替担任内外职务。上奏说：“臣下听说，近来刚刚下达敕命，任命陕西四路招讨经略使韩琦、范仲淹，同时授予枢密副使之职。臣仰体圣意，知道陛下只是听从公论，不听信谗毁，提拔任用孤立而久居外任的人。天下人都说，朝廷任用大臣如果常常像今天这样，太平盛世就不难实现了。然而议论的人只说：任用大臣虽然很好，但西部敌寇尚未消灭，也必须借助人才。如果二人都来到朝廷，恐怕边事会有缺误。众议都希望召来一人，让他处在朝廷内部；另一人就接受枢密副使之命，并且让他留在边境，使内外相互呼应，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以臣愚见，也认为众人的说法十分恰当。”“然而近来听说有人提出异议，说枢密副使不能兼带职务出任外任，恐怕以后武官会援引此事作为先例，这很不妥当。这只是横生枝节的个人见解，是巧为说辞，阻挠陛下独断的英明，损害天下最公正的舆论。臣认为，提出这种异议的人，一定知道韩▯、范仲淹因为西部战事正紧急，必然坚决辞谢这一职务。他既不肯让二人奉命来到朝廷，又不让他们兼带职务出任外任，这是想迷惑君主的听闻、压抑贤能人才，其奸邪用心竟到了这种地步。” “况且先朝多次有大臣兼带两府职务，应急出任外地，事情办完后回朝，并没有听说后来有武臣援引此事作为先例。臣希望陛下不要听信异说，专门采纳公论，召来一人，让他处在朝廷内部；另一人就授予枢密副使之职，并且让他留在边境。也可以让二人一年一换，使劳逸均衡，这也很稳妥方便。内外协力济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早晚听说，韩▯、范仲淹已经有奏报，说西部战事尚未结束，恳切辞谢恩命。朝廷趁此作出安排，实在很合适宜。臣不胜恳切激切之至。” 富弼任枢密副使时，举荐张昷之等人可以充任转运使、副使的奏状说：“臣近来曾两次上奏，请求令中书、枢密院共同选任各路转运使、副使，再令各路转运使选拔所辖州的知州，各州选拔本部的知县、县令。如果这三类官员都能逐一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天下自然无事，朝廷不用劳苦也能治理好天下了。然而，要了解百姓细微的利益和疾苦，必须有好的县官；要得到好的县官，必须先选择好的知州；要得到好的知州，必须先选择好的转运使、副使。必须由辅弼大臣存心极其公正，精心加以考察选拔：亲戚故旧不能任用，应该揭露罢黜的必定罢黜；仇敌和疏远的人不能任用，应该压抑而实际可用的人必定任用。罢黜别人不要躲避他的怨恨诽谤，任用别人不要谋求他的感激；不向自己邀功，也不把过错推给别人。如果能这样做，那么天下的贤能之人和有才干之人，都可以完全为朝廷所用，还担心不能得到各路二三十名转运使吗？”臣考虑到国家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以至公为原则，必须由辅弼大臣用心精选。应当贬黜的就贬黜，那么被退黜的人会认为朝廷是公正施行，自然没有怨言；人没有怨言，事情才能平稳。如果有大臣不存公心，把责任推给别人，那么被退黜者就会认为朝廷本来并不想罢退我，只是某个人因私下意见而排挤我，于是产生怨怒，捏造谗言诽谤；君主一旦被迷惑，事情就会败坏。这是对朝政危害最大的事情。

译如今既然委托各路转运使、副使升黜本路知州，他们的权力很重，事情也很重大，就必须有才识、能辨别善恶，并且推心置腹地秉持公正，办事果断勇敢，这样才可以担当转运使的职务。现在各路现任以及新近差遣而尚未到任的转运使、副使，共有二十八人，其中真正有才识、能辨别善恶、内心公正、办事果断勇敢的，不到三人而已。其余的人虽然没有明显过错可以罢黜，但都是碌碌无为的平常才干，遇到紧急事务没有用处；其中也有犯过错的人，只是尚未败露，或者已经败露但没有依法执行。如果不加以更改，事情一定难以办成。臣如今从众议中得到九人，众人都说他们足以充任转运使、副使，可以委托他们选择所辖的知州，必定能够完全公正，不辜负朝廷的差遣任命。谨将姓名次第列在左边：三司盐铁副使张昷之，知杂御史鱼周询，史馆修撰王质，知谏院王素，三司判官沈邈，知潍州董储，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杨纮，权三司判官杜杞，权三司判官燕度。以上九人都是搢绅中的优秀人选，如今姑且充任各路转运使，时间久了都可以考察提升任用。再请求令两府共同衡量选用并施行。内中董储是宰臣晏殊的远亲，但这个人确实有才干和用处，只是年龄稍大而心力并未衰退，不能因为他与大臣有亲属嫌疑就废弃不用。” 臣又担心各处现任的转运使、副使，按惯例任期都尚未届满，或者没有明显过错，中书会认为撤换他们没有名义。臣现在请求特地下诏书告谕天下，详细说明转运使的职任并不轻，自古以来因为没有精心选拔，导致职事废弛，舆论大为非难。昨天据枢密副使富弼上奏，请求澄清淘汰天下没有才干的转运使、副使，交付中书、枢密院共同用心推选朝廷内外有才识、能够担任转运使、副使的臣僚。如今根据两司条奏上来的某人以下若干人，认为可以充任转运使、副使，已经命令他们分别赴各路充任职务办理事务，务必称职，以符合朝廷委任的本意。又根据两司条奏上来的现任转运使、副使某人等若干人，未听说有显著功效，命中书门下就近另行给他们差遣。如果下达这道诏书告谕天下，那么退黜者会认为是两府公正罢黜，自然无话可说；进用者会认为是两府选拔差遣，谁敢不尽力？这样办理，并不是没有名义，可以使天下人的耳目为之一变，认为朝廷进用善人、退黜恶人，政令清明；任职守官的人各自知道畏惧，不敢因循苟且，岂不是美事？岂不是善事？” 仁宗时，宋庠上奏说：“圣诏说：‘牧守的职务，是用恩惠安抚我的百姓，却很少听到他们奏报政绩；将帅的职任，是用威势使四夷服从，却难以做到称职。难道是制度还没有建立，不能根据时势通权达变吗？难道是选拔任用不能达到应有的标准，不能勉励下面的人吗？’臣等私下考察旧史，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没有不留意郡守县宰，以使四方安宁；慎重选求将帅，以使边患清除的。何况陛下秉持至圣的德行，处在长久安定的时代，安定百姓、防备祸患，还有什么比这更优先的呢？臣谨按：朝廷所列四百郡，土地超过前代，参酌设置官吏，分别督察政务。其中知州，确实不是轻易选择的官职；大的州就由公相统领，次等州就委任从官治理，其余无论远近，从卿监、郎官以下，无不只按才干选择，考核政绩，依次升迁。一旦有越职违令，都按案弹劾，或降职，或罢免，没有一点徇私。臣等认为，这样选任官员，大致已经足够；如果要求人人都有召公、杜衍那样的政绩，必须像龚遂、黄霸那样才能符合前代声誉，恐怕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然而重视内地、轻视外任，是古今常有的情况，臣等岂敢不更加致力于搜罗选拔，审慎地加以奖惩？有时申明约束，有时廉察民间舆情，恢复奏报政绩的科条，也许还可以做到。但不能说制度没有建立。” 至于将帅的选拔任用，由枢密院掌管，这是本朝的规制，名分难以逾越。如果有奇异的人才隐藏在众人之中，勇略显著于边疆，在任用安排之间，也应当听取公论。然而也不能说选拔任用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 庆历年间，知谏院蔡襄请求罢免吕夷简商议军国大事，上奏说：“臣下看到，前宰臣吕夷简患病以来，两府大臣三次到吕夷简家中议事。在他以守司徒身份罢去宰相之后，朝廷有敕令，让他商议军国大事。本月二日，宰臣章得象以下官员又到他家评论西部战事。臣切切认为，夷简患病时，陛下在内宫设道场，并且赐予亲笔诏书和赏赐，恩眷优厚，当世无人可比。臣认为，陛下给予他恩惠可以，给予他这种礼遇却不可以。为什么呢？陛下正当盛年，本应亲自决断万机，却让宰臣、枢密院大臣到夷简家中决议政事。臣担心天下和四夷听说这件事，会认为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两府大臣本来是辅佐陛下治理天下的，如今却一齐执笏到夷简门下接受事务，街巷中的人指点着暗自嘲笑。臣担心天下和四夷听说后，会认为大国缺乏人才，而且没有上下尊卑的分别。即使陛下特别厚待恩宠，优礼老臣，正合乎为君之道；可是夷简不能上承陛下的心意，也没有引退避让的心。作为人臣，端坐在私人家中，使大臣屈身而自己获得便利，从道理上说能心安吗？何况夷简谋求自身安逸而忘记公义，养成了天下今天的祸患，以至东西二边相继构成事端，百姓困苦贫穷，万人指责，却没有人敢说话。上天降下鉴察，祖宗垂下神灵，他却动辄以生病为解脱，而陛下仍然让他参与裁决大政，这是陛下至今还没有醒悟。臣切实认为，陛下即位之初，夷简便任参知政事；其后数年逐渐升至宰相。他出任陈州半年，又入朝任职；再出任许州一年多，改任魏府长官；召回朝廷担任宰相。前后近二十年间，他不在政府任职的时间才两年多。前后虽然有王曾、李廸、张士逊、陈尧佐、王随等人交替担任宰相，但任职年限之久，没有人比得上夷简。自辅政以来，他所说的事情，陛下一概听信并施行。出任外藩不久，又回来主持大政；后来因病居家，两府大臣到他那里请示政事，受到君主信任之深，也没有人比得上夷简。辅政已久，得到君主信任又深，本应敦厚教化，整顿百官，使百姓安定，镇抚四夷。如今却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功业，只知道为自己打算，难道不是辜负陛下恩宠知遇的心意吗？开通直言之路，表彰正直的言论，是宰相应有的气度。夷简执政以来，多次贬斥言官，共有三四次，例如曹修古、段少连、孔道辅、杨偕、孙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有的贬谪千里，有的压抑数年，有的因为私怨，假托君主的威权，驱逐忠良贤能，发泄自己的怒气，却完全不考虑陛下因此蒙受恶名，这是最大的不忠。”

译又使天下人彼此相教：父亲教儿子，兄长教弟弟，都把直言视为忌讳。这就是断绝忠直谠言的美好谋议，造成本朝政治上的缺失，这是他的第一项过错。奖赏美善的行为，激励廉洁的节操，是宰相应有的方略。古代圣人教导人的方法，首先以名誉和节操为根本。如果不使人追求美好的名声，那么还有什么坏事不做？还有什么善行不诋毁？即使没有陷入恶行，也免不了成为碌碌因循、卑弱无能的人。夷简本性不善，想让别人依附自己；看到那些行善而特立独行、自我立身的人，都说他们是为了追求名声、希求富贵，借此污蔑他们。善人以此为耻，往往退缩，以躲避“追求名声、谋求进取”的诋毁。因此二十年来，人人都不肯崇尚廉正方正、砥砺名节。浅薄的人因循苟且、卑弱无能，深沉的人则没有什么恶事不做，完全没有惭愧羞耻，只要能够阿附夷简。夷简竭力压制这种风气，奸邪之人没有受到揭露，逐渐形成了这样的风俗，习惯之后竟成了常态。又使天下人都把追逐私利看作聪明才智，把远离权势看作愚昧迟钝。这就是废弃廉耻的节操，形成奔走竞争的风气，这是他的第二项过错。善事归于君主，过错归于自己，是宰相应有的行为。夷简施行一项恩惠，都必须从自己门下发出；有时先泄露事情，让人预先知道；有时先压制事情，然后才允许施行。事情如果不能施行，小的就把怨恨归于同列，大的就说是奉行圣旨。因此阿附他的人很多，暗中成为他的羽翼，使天下人迷失大公之论，产生朋党之议，这是他的第三项过错。” 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是宰相的职责。臣看到，近年来审官院的京朝官、吏部铨选人员，以及枢密院三班院的使臣授官以后，按例都要等待空缺一年、两年；这样计算，冗官极多，却从来没有裁减；奇才和特殊功绩没有听说受到奖赏；贪污、糊涂、衰老的人，曾经免职、罢官、受到责罚，后来又来申诉辨白，朝廷一味施加小恩惠，多加收录，使天下贪廉混杂，善恶不分，这是他的第四项过错。使国家富足、救济百姓，是宰相的事务。自关陕兴兵以来，修治城垒，运输粮草，征调摊派各种物资，全都出自州郡；朝廷内部府库空虚，外部民力耗尽，百姓哀叹怨恨，道路上到处都听得到；如果不幸再有水灾旱灾，其变化将不可估量。这大概是因为没有选拔有才干的人充任三司使、副使、发运使、转运使，只是一味收取人情，把任职作为资历，才任职几个月，就又调动迁转，循环往来奔走，每天只求升迁进用；想靠这样的人来兴办财利、宽减百姓负担，怎么可能做到？这是他的第五项过错。怀抱忠诚、诛讨叛逆，是宰相的谋略。边境没有战事时，臣僚有的陈述守备边境的策略，有的说明抵御敌寇的方法，却都被视为虚妄，有的人因此被降职差遣，有的人被冲替职任，边臣于是只求姑息，因此士卒没有训练，器械没有修整，狡黠的羌人窥测我方强弱，动辄产生异心。夷简主持国政以后，山外一战失败，任福以下战死的有数万人；丰州之战，丧失土地、损失军队；镇戎军之战，葛怀敏以下又战死数万人。这都是因为任命将帅时，或分散指挥，或合并指挥，法制没有建立，上下不和；大仗就大败，小仗就小败，使百姓的肝血涂染沙漠，父子、夫妇生死离散而极为悲痛。朝廷之上，哪里有什么成算和谋划？这是他的第六项过错。畅扬国威、制服邻敌，是宰相的谋略。自从西部军队败亡以后，北方敌国乘机派使者入朝，动辄违背先帝的盟约，妄求关南土地；每年增加金帛不过二十万，却仍然派兵压境，坚决要求纳币，凌辱威胁中原，造成极大的耻辱。估量它的祸福，譬如毒疮，只是还没有溃破罢了。制服敌人的策略，却使祸患日益深重，这是他的第七项过错。夷简出入中书，接近二十年，没有为陛下兴利除害，只求苟且姑息，以至于事情件件败坏。如此看来，臣认为夷简如果确实有智谋，只是执政以来一直专门求保固恩宠，不肯施展，那就是不忠；如果已经竭尽智谋，却把事情处理颠倒，那就是没有才干。没有才干和不忠，这两种罪责必定应当承担一种；他却还贪恋威势，不能竭力辞让。” 有人听说夷简请求让政府中一两个人到他家商议大事，这足以验证夷简退居之后仍不肯停止干预政事的心意。臣又看到，故相王旦执政将近二十年，后来因病退职，只带着宫观使的名号，不再参与国家政务，旧例十分明确。至于夷简，伏请朝廷特意罢去他商议军国大事的资格，使两府大臣专门承担责任，不得推诿躲避。陛下对夷简应当明确君臣的名分，同时保全始终相待的恩情。伏请陛下果断施行，以保全国家体面。” 三年，蔡襄请求让韩▯、范仲淹交替担任内外职务。上奏说：“臣下看到，陕西路招讨使韩▯、范仲淹等人各自被授予枢密副使之职，却因为西部敌寇尚未安定，恳切辞谢恩命。朝廷再次赐下亲笔诏书，催促他们赴朝。臣私下估计，韩▯等人必定还会在朝廷尚未裁决期间再次陈述理由请求免职，而关于二人的安排，异议有三种：一是让韩▯、范仲淹一同来到朝廷；二是一人留在朝廷，一人留在边境；三是二人都留在边境。让他们一同前来，是朝廷的本意。因为陛下推行独断的明察，采纳最公正的议论，考虑到二人长久处在边疆，详细了解事情的始末，所以把他们安置到枢密院，想要有所变更，以求取得攻破敌寇的计策。可是议论者说：边臣最苦恼的是奏报文书，有时拖延，有时立即被裁削，行动往往不能合乎心意，所以长久没有成功。如今得到边臣来任职，那么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了解，内外就能相互呼应。用兵不能取胜，是因为军制没有建立，没有分部统辖的办法；如果不加改变，就看不到取胜的期限。如今得到边臣来任职，就可以责成他们提出变更的办法，所以应当有一人处在朝廷内部。西部敌寇虽然已经请求结盟，但戎人的心意不能倚仗信任。韩▯等人一向熟悉军事，和上下官兵的情意畅通融洽；如今如果全部回朝，新任主帅郑戬不知道山川险易，军队的编制和行伍又没有训练，如果敌寇乘我方空隙突然奔袭，必定难以控制，这就是应当留一人在外的原因。”

译有人说他们都应留在边境，这是压制人才的说法。那些憎恶韩琦、范仲淹的人，如果在陛下面前百般诋毁他们，陛下一定不会相信；但如果称赞他们的才能品德，陛下反而不得不产生疑虑。他们一定会说，范仲淹等人的威名已经显著，羌戎非常畏惧，如今若离开边境，羌戎必然会前来侵扰。臣认为并非如此。范仲淹担任招讨使时，羌戎既然畏惧他的威名，如今他在枢府，正参与谋议军事，他们的畏惧必定更深。若说关中百姓一向依赖范仲淹，如今他既然还朝，众人必然失望，臣也认为并非如此。范仲淹在陕西时，百姓已经依赖他；如今他在枢府，必定会陈述利弊并加以施行，百姓所得到的依靠反而更大。把这些情况与真实、虚伪相互考察，已经十分清楚了。然而有人或许会问：韩琦、范仲淹二人，谁更适合任职内廷，谁更适合镇守外地？臣根据舆论来说，两位大臣的忠诚勇敢之心是一样的；若论才略和人望，范仲淹在韩琦之上。处于内廷的人负责谋划，处于外地的人负责执行，所以范仲淹适合入朝，韩琦应当留在边境，这在道理上是十分恰当的。韩琦、范仲淹二人，恳请朝廷不要接受他们的辞避，各自授予恩命：对上可以表明陛下任用贤能的坚定意旨，对下可以符合众人的公正舆论。范襄又论述任用韩琦、范仲淹，不应使他们日后受到谗言离间而不能充分发挥才能，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自上月以来，陛下提拔任用谏官，都城内外一致欢庆；几天后又罢免夏竦的枢密使职务，任用韩琦、范仲淹担任枢密副使。制命一经发布，士大夫在朝廷上庆贺，百姓在道路上欢喜，甚至有人饮酒呼喊，以此为乐，都说陛下罢退邪臣、任用忠臣，可以指日等待太平了。”臣听说《易经》否卦的彖辞说：“让君子居内而小人居外，君子的道路就会增长，小人的道路就会消退。”否卦的彖辞又说：“让小人居内而君子居外，小人的道路就会增长，君子的道路就会消退。”既然如此，君子进用，天下就会安泰；小人进用，天下就会闭塞。陛下退去一个邪臣、进用一个贤人，全国就欢欣鼓舞，难道是因为一个邪臣和一个贤人就能独自决定天下的利害吗？大概是因为一个邪臣退去，他的同类也会退去；一个贤人进用，他的同类也会进用。众多邪臣一同退去，众多贤人一同进用，天下没有不安泰的。虽然如此，臣私下仍然忧虑。近年庄献明肃太后刚刚离开六宫，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一旦发布政令，邪臣便气馁，天下听闻后都感到清爽而快意，都希望从此一变而达到大治。此后数年，境内没有大事，左右近臣容易因循旧习而安于苟且偷安，陛下忧劳勤政的心也稍稍懈怠了。后来西羌背叛，出兵侵犯边境，派遣将领、兴师动众，多次交战却屡次失败；军需运输和赋税征收使百姓困苦贫穷。北朝乘机窥伺我方强弱，派遣使者索取土地，京师震动惊骇；幸而增加财物馈赠，才暂时使局势平息。四海百姓哀号，日复一日地忧虑将来的祸患究竟怎么办。然而人们仍然指望忠臣贤士，幸而他们得到进用，或许能够同心协力、大有作为，以解除当前焦急劳苦的局面。陛下奋发刚断，广泛采纳舆论，提拔任用他们，人人都欢欣鼓舞，而臣独自深切忧虑，实在担心他们进用以后，或许会遭到谗言离间，或许受到旧例拘束，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才能便被罢黜；这样一来，天下必然会有遗弃人才的遗憾，所造成的损失也不会小。如今天下的弊病，臣请把它比作病人的病情：病情安稳时，调养适当，本来就不会得病；病在皮肤时，医生能够及早除去，病也还可以安定。这两种情况都已经错过了，如今病在肢体，正是等待良医的时候，陛下又选任了良医。假如能够信任他们而不怀疑，听任他们施展医治，不仅可以治愈疾病，还能使百姓长享寿命。倘若在这个时候使良医不能尽施其术，那么天下的病势就会更加深重，即使有和缓、扁鹊那样的妙术，也难以责求其迅速见效。愿陛下思念祖宗社稷的重大责任，怜悯四海百姓的困苦，痛恨西北二虏的耻辱。发扬刚健果断的作风，提拔贤能，采纳众议，不怕改弦更张，以成就大功，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范襄任起居注时，请求罢免王举正；在任用范仲淹一事上，他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当今政务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没有比选择执政大臣更重要的了。执政大臣如果姑息容忍没有才能的人，想要使百官各司其职、政务都得到治理，是不可能的。臣深切看到，参知政事王举正才能低下，长期忝居重用之位，性情柔弱，遇事沉默，对当时政局没有任何补益。天下人都指着羌虏为祸患，战争尚未平息，百姓困苦，国家赋税收入不足。陛下难道不思念祖宗社稷的重大责任和国家安危的大计，却要让王举正庸庸碌碌地充任官员吗？自从陛下提拔任用韩琦、范仲淹以来，人人都期待他们担任重要职务。韩琦、范仲淹如今已经到达朝廷，如果要处理边疆事务，韩琦完全能够胜任。恳请调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王举正则恳请罢退，以符合公正的舆论。” 范襄又上奏说：“臣近来已经论述参知政事王举正性情柔弱、遇事沉默，对当时政局没有补益，特此请求罢退。枢密副使范仲淹的才能、声名和德望，向来为人所称道，臣请求任命他为参知政事。有人认为，如果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却让王举正重新进入枢府，朝廷对大臣的进退就不失体制。臣切实认为，王举正软弱懦怯而无能，怎么可以反而让他进入枢府？中书省总理天下事务，虽然职权重于枢密院，而枢密院专门谋议军事，难道可以任用没有才能的人吗？臣听说君主统御群臣，称职的人就任用，不称职的人就罢免。王举正参与政事以来，有什么建树和主张能够显著于当时舆论之中？倘若不以罪名斥退，而以恩典罢免，那将是极大的幸运。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天性仁厚，不忍心使一位大臣失去职位；可是羌虏都在横行，百姓已经困苦，战争尚未平息，水旱灾害又不合时宜，四海百姓哀号，都希望得到休养生息，如今正是急需任用人才的时候。陛下即使想保全小恩惠，宰辅即使想庇护同列，难道不会耽误国家的大计吗？恳请陛下发扬刚健之气，作出圣明决断，罢退王举正，任用范仲淹，以回应天下人的期望。臣作为谏官，论列大臣，首先应当评议他的才干与否。如果王举正的过失罪恶，朝廷还不想让我全部说出，希望朝廷尽早以合乎礼法的方式让他离职，不要让他的丑行在政事上公开传播，这样处理更为适宜。”

译仁宗庆历四年，范襄又上奏请求留任欧阳修，奏状说：“臣私下看到，知制诰、知谏院欧阳修被授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臣等已经上奏论列，请求罢免他在河北的任职，仍旧担任知谏院，至今还没有得到朝廷的诏命。臣等恭敬地考虑，事情有轻重，应当衡量才能而安排职位；才能有长短，应当以适合任用为宜。关系到天下安危的朝廷议论，是重任；掌管河北钱粮的职务只关系一方，是轻任。欧阳修的资质性情，长于议论，这是他的所长；至于钱粮收支的事务，勤勉能干的官吏便可以胜任。让欧阳修任职河北，就欧阳修的才能而言，是使他失去所长；就朝廷的体制而言，是轻视了应当重视的事情。臣恭敬地想到，自从陛下增置谏官以来，外界不计较谏官是否有才能，只知道陛下有广开言路、采纳谏言的美德。如今一旦突然使欧阳修获得尊荣，便又让他远离朝廷，外界不了解朝廷任用他的本意，只会认为欧阳修因为喜好恳切直言而不被当时所容。臣等并非偏私于欧阳修本人，实在是替朝廷爱惜任用人才的体制。恳请陛下罢免欧阳修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的职任，命他仍旧担任知制诰、知谏院之职。” 仁宗时，范襄请求叙用孙沔，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分司南京的孙沔因获罪而被贬谪。臣因为任职在海域，距离京师极远，事情只是听到传闻，不能知道真实情况。然而从贬降处分的严重程度以及其中有关污秽行为的言辞来看，人们都说孙沔任杭州知州时发生过赵氏一事。孙沔如果确实有此事，本来就应当受到严厉责罚。但是孙沔治理杭州时，铲除弊害，打击检举豪强，使政令得到执行、禁令得到禁止，与当地佛寺和大族每天都成为仇敌。他在这期间虽然有过失，却应当足以改变混乱的风俗，这种影响至今仍在衰退消散。他的所作所为如此，即使最愚昧的人也一定能够自行察知。孙沔虽然疏略，但熟悉人情世故，一向以严明自持，怎么会突然违法到这种地步？如果让他在一天之内被罢职离去，小人共同怨恨他，他凭什么能够得到安全？这等于睁着眼睛把人投入陷阱，谁肯这样做呢？臣担心在审问、核实和酌量情状的时候，没有查得事实真相。臣听说赵氏与其父同日被押到审问之所，她的父亲当夜便死了，所以道路上的传言都说，是用拷打逼供才造成了这件事。古代大臣不会使沉冤不得昭雪；孙沔曾经担任过枢密副使，如今不过是待罪而已。臣恐怕从今以后，大臣有罪而不能自我申明，将从孙沔开始。前些年侬贼侵扰二广，近侍官员大多参与其事，唯独孙沔受到谴责，被置于瘴毒横行的恶劣地区和战事危险之处，孙沔亲自承担了这些，也算是有功劳了。如今在多次赦免之后，又要由三州进行按察追究，怎么可能没有过失？孙沔又正处于年老、衰败失意之余，哪里还能重新振作？然而作为臣子的本分，实在难以承受恶名。恳请陛下哀怜他，念及他过去已经建立的功效，察明那些难以查清的罪咎，为他洗雪、拂除污名，给他安排任用；他一定能够修身省察，以报答陛下使他如获天地再生一般的恩施。范襄又上奏请求选择翰林学士，不要只按资历次序任用，奏劄说：臣听闻臣僚上言，翰林学士出现员额空缺，请求不要增补。臣私下认为，暂时减少员额，不如精选有才有德的人。自唐代以来，这一职位最为清贵亲近，早晚在闲暇宴饮之时，可以与天子议论天下大事。像陆贽、李绛，都是世间少有的人才，他们所论述的内容足以启发君主的聪明才智，辅助成就天下的大业。如今却只遵循资历次序，按照惯例补选，有的人品行奸邪，有的人才识昏昧懦弱。中书省只根据名次拟定任命改授，没有人敢于压下或退却这些人。何况这一职位一动就是两府之臣的资历，如果不选择合适的人，难道符合陛下选任忠良的本意吗？臣请求今后翰林学士出现员额空缺时，中书省不得按照资历差除。恳请陛下出自圣心亲自选择任用人才，这样或许可以使奸邪、昏昧懦弱之人没有机会滥竽充数地进入。”}],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撰 用人 宋仁宗时，欧阳修举荐米光濬的奏状说：“臣下奉敕筹办河东沿边的粮草，经过各州军，遍见文武官吏，然而其中能够治理百姓、整治军队、称职地担当边疆职务的人，实在极难找到。臣看到，西头供奉官、閤门祗候、岢岚军使米光濬，年四十多岁，世代居住在代州，熟悉本路边境事务，出身将门，精通军事机要，同时有胆量勇气，擅长弓马。自从到岢岚任职两年，处置事务都合乎事宜。此前代州、宁化各自担任守将的人没有才干，招致北方人争相侵犯疆界；只有岢岚的草城川正处在北界的要害之地。去年北方人来侵犯疆界，米光濬随机应变加以拒守，所以只有岢岚没有被侵占土地，也没有惊慌失措。臣经过本军时亲自向军民询问，详细得知了真实情况。臣看到近来刚下达的宣命指挥，派李伟替代米光濬，令米光濬赴朝。臣认为边境向来忧虑缺少人才，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怎么适宜屡次更换？而且自从有调任替代的宣命后，军民都分别联名上状请求留下米光濬。臣如今愿与他同罪保举，请求让他再次担任岢岚军使。如果再任以后犯有侵吞入己赃物的罪行，或边防军政中有任何一件事败坏贻误，臣都甘愿与他连坐，谨将奏状上报，伏候敕命。” 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与米光濬同罪保举，请求让西头供奉官、閤门祗候米光濬再次担任岢岚军使。臣私下得知，朝廷因为米光濬患病，曾经加以体察衡量。臣以前任岢岚军使时，亲眼看到米光濬完全没有患病的迹象；询问得知，他去年只是偶因饮酒，曾短暂感到不适。臣私下考虑，此人有心力，擅长弓马，熟悉边疆事务，善于安抚军民。况且岢岚处在草城川这一路，地势平坦，与北方敌寇只隔着界壕，不像代州还有险要坚固之处可以防守控制，因此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臣曾见朝廷选择边将，等到从武臣中找到一个人，常常苦于难以得到；而任用他，等到他熟悉事务次第，也必须经过一两年。米光濬在武臣中不容易多得，在岢岚任职已久，又已经熟悉事务次第。此人既没有疾病，又没有过犯，料想即使替换他而另行得到差遣，也必定与现在职任的轻重相当。与其调动更换、往来奔走，不如责成他长期任职。况且臣知道米光濬也曾多次请求替换，臣如今保举他不是徇私顾念米光濬，而是为了边防大计。米光濬伏望圣慈特别加以奖拔，优先升转一官，并且令他再次任职，以便防备紧急情况时可以任用。如果朝廷为他升官，以及他再次任职后犯有侵吞入己赃物的罪行，或边防事务有所败坏贻误，臣都甘愿与他同罪。” 庆历三年，欧阳修又论述王举正、范仲淹等人的奏札说：臣看到朝廷提拔任用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众口欢呼，都说陛下得到人才了。然而韩琦禀性忠诚耿直，遇到事情不回避，如果在枢密府，必定能够尽职，不需要再借助范仲淹。像范仲淹这样的人，向来具有大才，天下人都认为他有宰辅的才业；外间议论都说，朝廷中的大臣嫉妒范仲淹才干声名的人很多。陛下既然能够不被众说迷惑，出于独断而任用他，说明陛下深知他的作用。可惜没有让他得到重用，大概是因为枢密府只掌管军事，而中书才是天下政务的根本，万事没有不由中书总理的。伏望陛下暂且令韩琦辅佐枢密府，把范仲淹调到中书，使他得以参与大政。况且现在参知政事王举正最被称为没有才干，长久居于掌权任用之位，柔弱怯懦，不能明白政事，闭口不言，没有建言。也可以暂且罢免他，以避开贤能者的仕进道路；如果暂时不想罢免，也可以先让他与范仲淹对调。当今四方事务繁多，二虏交相侵犯，正是急于任用人才的时候。凡是不能承担重任的人，都应当罢退，这才符合天下的公论；不必等到他犯下过错，也不必等他自行退职。何况如果让他与范仲淹对调，王举正仍然没有离开两府，对他完全没有损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伏望陛下思考国家安危的大计，不必顾惜没有才干的人，使他们妨碍贤能者的仕进道路。如果准许臣的请求，就请陛下留在宫中，特意作出圣断指挥。如果还不想立即施行，就请下交中书，令王举正自己衡量才业与范仲淹相比究竟优劣如何；如果确实不如，就必须自行请求引退避让，以符合朝廷内外的公议。欧阳修请求竭力抵制浮泛议论，始终对范仲淹等人负责，上奏说：“臣听说，范仲淹、富弼等人自从接到亲笔诏书以后，已经分条陈述了有关事务，必须裁量选择后施行。臣听说自古帝王要达到治理天下，必须等待能够同心协力的人，与他们共同维持政局；而君臣相互投合的困难，被称为千年才遇一次。如今范仲淹等人遇到陛下的圣明，可以说是难逢的机会；陛下得到范仲淹等人，也可以说是难得的臣子。陛下既然已经倾心相待，范仲淹等人也都尽心竭力思图报效，上下能够这样，臣认为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只看实行得怎样罢了。何况范仲淹、富弼是陛下特别出于圣意亲自选取的人，刚开始任用时，天下已经都相互庆贺；但仍有人私下说，陛下既然能够选中他们，却不知道将怎样任用他们。等到看到近来特意开启天章阁，从容询问，亲自书写手诏，督促责成，反复叮咛，然后朝廷内外喧然传播，既惊讶又喜悦。这两件盛事，本来早晨传报京师，晚上就传遍四海，大家都说朝廷从来没有这样负责地任用大臣。天下人伸长脖子、擦亮眼睛，等着看陛下任用这二人究竟要做什么。这二人将以什么才能报答陛下，实在关系到陛下此举的得失，百姓的安乐和忧患也系于这一时刻。” 据此而言，范仲淹等人不能不尽心竭力、施展才能；陛下也不应不竭力支持并推行，使上不玷污知人善任的明察，下不辜负四海的期望。臣并非不知道陛下专心一意、锐意进取，必定不会自我懈怠；朝廷内外的大臣也都忧虑国事、同心协力，不会彼此猜忌而加以阻挠。可是臣所担心的是，范仲淹等人所说的事情，必须先断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才能挽救数代积累的弊病。这类事情都会招来小人的怨恨愤怒，免不了有浮泛议论纷纷而起；那些奸邪尚未除去的人，也必定不时加以谗毁阻挠。如果稍稍听信这些，事情就不能成功。臣认为，在这件事情开始时，尤其必须上下协力：凡是小人的怨恨愤怒，范仲淹等人自己承担；对于浮泛议论和奸邪的谗毁阻挠，陛下也必须竭力抵制，等到时间久了局势逐渐稳定，自然可以每天看到成功。伏望圣慈留意，使这件事最终完成，那么就是社稷之福、天下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