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七

译东汉安帝即位以后，屡次遭受元元百姓的灾祸，百姓流亡，盗贼一同兴起，郡县互相粉饰隐瞒，没有人肯揭发。尚书陈忠独自对此忧虑，上疏说：“臣听说，轻微的事物是严重祸患的端绪，细小的问题是重大灾难的根源，所以堤坝从蚂蚁洞穴处溃决，气体从针尖般的缝隙中泄出。因此，明智的人慎重对待微小的征兆，聪明的人懂得防患于未然。《尚书》说：‘小的祸患也不可不及时消除。’ 《诗经》说：‘不要放纵诡诈随从之人，以便谨慎防范无良之徒。’这说的是尊重根本、断绝末流，也是探究深层祸患的考虑。臣私下看到，自元年以来，盗贼接连发生，攻打亭舍、抢劫掠夺，杀伤了许多人。盗窃小罪若不禁止，就会招致强盗；强盗若不断绝，就会发展为攻城掠夺的盗贼；攻城盗贼结成群体，必然产生大奸。因而对于逃亡者的禁令，是法令中最急切需要执行的。至于为盗贼通行和提供饮食，罪至死刑；但近来以来，竟没有人把这当作忧患。州郡督察记录懈怠，长吏防御不严，全都想猎取虚名，忌讳承认盗贼是自己的过失。即使有所察觉，也不致力于彻底清查，甚至有人逞威滥怒，使无辜者倒毙；有的把一局或一伍的人拘束在一起，互相摊派财物；有的跟随差吏追赶押解，在道路上惊惶奔走。因此，盗贼侵扰的人家不敢申报，邻舍乡里共同互相逼迫；有的拿出私财赔偿所丢失的东西。只有那些罪证显著、无法掩盖的案件，才肯揭发出来。事情逐渐衰败，最终将成为风俗；盗贼横行、诛罚失当，全都是由此造成的。前年勃海郡张伯路的事，足以作为极深的警戒；覆车的旧辙，距离现在并不远。现在既已失于末流，就应当从根源上追查，宜增修旧有科条，以防止将来的祸患。” 从今以后，强盗如果被上级官府或其他郡县揭发查获一次，部吏都依法处死；尉贬低一级官秩，令、长以三个月俸禄赎罪。查获两次，尉免官，令、长贬低一级官秩；查获三次以上，令、长免官。可以立即撰立科条，写成诏文，严厉告诫刺史，严格加以揭发和惩罚，希望用严猛的措施补救宽纵，震慑奸邪。近来季夏大暑，却阴阳消息不协调，寒气违时而来，水涌成为灾变。上天降下异象，一定有它的缘故。对于所举荐的有道之士，可以考察询问他们关于国家典章和政务的意见，询问王事有什么过失，使他们说明温暖之气不能应时而来的原因，希望能得到正直的言论，以承受上天的警诫。” 桓帝时，零陵、桂阳的山贼为害，公卿商议派兵讨伐。朝廷又下诏给州郡，一概都可以举荐孝廉、茂才。尚书陈蕃上疏驳斥说：“从前高祖开创帝业，天下各国得以休息，抚养百姓，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赤子。如今这两个郡的百姓，也都是陛下的赤子。却使赤子成为祸害，难道不是当地官员贪婪暴虐，才造成这样的吗？应当严令三府暗中考察核实牧守、令长；其中有治理政事失调、侵害暴虐百姓的，就立即举奏，更选清廉贤能、奉公守法的人，能够宣行法令、心怀爱护恩惠百姓之意。这样就可以不劳王师，群贼自然平息了。况且三署郎吏有二千多人，三府掾属超过员额而没有被罢免；只应当选择善良的授予官职，考察并罢黜恶劣的，哪里用得着一概发布这样的诏令，来助长请托的途径呢？”陈蕃因此触犯了皇帝左右近臣的意旨，所以被外放为豫章太守。灵帝时，钜鹿人张角假托大道，妖言惑乱百姓。侍御史刘陶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联名上疏说：“圣王把天下人的耳目当作自己的视听，所以能够无所不闻、无所不见。如今张角的党羽多得不可胜数。此前司徒杨赐上奏，朝廷下诏严令州郡防备并押送流民。杨赐失去官位后，便不再捕捉记录。虽然颁布了赦令，但他们的谋划并没有解散。四方私下传言说：‘张角等人暗中进入京师，窥探朝政。’他们如鸟兽般发声，心怀私意地鸣叫。州郡官员有所忌讳，不愿听到这些话，只是互相传告，没有人肯公开上报。应当下明诏重金悬赏张角等人，赏赐土地爵位；有敢于回避不报的，与他们同罪。”皇帝完全没有醒悟，反而下诏命刘陶依次编定《春秋》的条例。第二年，张角发动叛乱，天下沸腾。皇帝想起刘陶的话，封他为中陵乡侯。后来魏孝文帝询问制止盗贼的方法，秘书令高祐说：“从前宋均树立德政，害兽不越出他的辖境；卓茂善于教化，蝗虫不进入他的境内。他们面对的盗贼也是人，如果教导得当，难道不能很快平息吗？只要宰守官员正直贤良，盗贼就会停止。”宣武帝永平四年，河南尹甄琛上表说：“国家定都代地时，盗窃很多，成为忧患。世祖广泛设置主司、里宰，增置许多吏士，作为他们的辅翼，这才得以禁止盗贼。迁都以来，四方远地的人前来赴防，五方之人混杂往来，盗贼公然横行。里正职权轻、责任琐碎，多数是才能低下的人，不能督察。请稍微提高他们的品秩，选取下品官中符合迁升条件的人晋用为里正。”诏令同意了他的建议。甄琛又上奏，请用羽林军担任防军，在各坊巷负责侦察盗贼，于是洛阳城内清静，后来一直沿用这个办法。隋文帝开皇四年，皇帝因为陇西屡遭盗贼抢掠，而当地风俗又不设置村堡，命将军贺娄子干强制百姓修筑堡垒，同时营田积粮。贺娄子干上书说：“陇西、河右地区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边境尚未安定，不可以广泛开垦。近来看到屯田的地方，收获少而耗费多，白白役使民力，最终还会遭到践踏侵暴。况且陇右百姓以畜牧为业，如果再让他们集中屯聚，更加不得安宁。只要使镇戍彼此连接，烽火台和瞭望台相互望见，即使百姓分散居住，也一定会认为没有忧患。”隋主采纳了他的意见。隋炀帝大业十二年，皇帝问侍臣盗贼的情况。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说：“渐渐少了。”纳言苏威侧身躲在柱子旁，皇帝叫他来询问，他回答说：“臣不主管这件事，不知道盗贼多少，只担心盗贼渐渐逼近。”皇帝说：“这是什么意思？”苏威说：“过去盗贼占据长白山，如今已经逼近到汜水了。况且从前的租赋、丁役，如今都到哪里去了？难道不是那些人都变成盗贼了吗？近来看到上奏盗贼情况的奏报都不真实，结果使朝廷失去筹划应对的机会，不能及时剪除他们。又从前在雁门，陛下答应停止征讨辽东，如今却又重新征发，盗贼怎么能够平息呢？”皇帝很不高兴。不久，皇帝询问苏威征伐高丽的事情，苏威想让皇帝知道天下盗贼很多，回答说：“这次出征，希望不要发兵，只要赦免各地盗贼，自然可以得到几十万人，派他们向东征伐高丽，高丽就可以灭亡。”皇帝更加不悦。唐太宗即位之初，皇帝与群臣讨论制止盗贼，有人请求加重刑法来禁止盗贼。皇帝说：“朕应当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减少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这样他们自然不会成为盗贼，哪里用得着严刑峻法呢？”从此几年以后，天下太平，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外门不用关闭，商人旅客甚至可以露宿野外。

译穆宗即位后，韩愈上《论黄家贼事宜状》说：第一，臣去年被贬为岭外刺史，虽然所在州与黄家贼并不相邻，但从往来的过客以及熟悉岭外事务的人那里听到的情况，十分精确详尽。这些盗贼都是夷獠，也没有城郭可以居住，依山凭险，自称洞主，衣服和语言都不像汉人。他们平时各自谋生，情况紧急时便聚集起来相互保护。近来由于邕管经略使任用不得其人，既没有德行来安抚怀柔，又没有威势来临制他们，反而侵害欺压、掳掠捆绑，以致他们产生怨恨。蛮夷的性情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于是发展到攻打劫掠州县、侵害暴虐平民。有的是为了报私仇，有的是贪图小利；有时聚集，有时散去，终究也不能成就大事。近来对他们的征讨，本来起因于裴行立、阳旻这两个人。他们原本没有长远考虑和深谋远虑，只是想邀功求赏。又因为盗贼尚未聚集时，认为他们势单力弱，立刻就可以摧毁，于是争相献计，唯恐落在后面。朝廷相信了他们，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自从用兵以来，已经两年，前后奏报杀死、俘获的盗贼，计算不下于一二万人。假如这些奏报都不是虚假的，盗贼早就应该被消灭殆尽；但到现在盗贼仍然如故，足以说明其中有欺骗蒙蔽。朝廷使邕管、容管两道因此凋敝，杀伤和疾病遍地，十室九空，百姓怨声载道，仿佛出自同一张口。” 阳旻、裴行立相继身亡，实在是因为他们自行邀功求赏、制造战端，受到人神共同憎恨，因而招致灾祸。阳旻、裴行立的事情已经过去，如今任用的严公素，也没有安抚驾驭的才能，不能另立方略，仍然按照旧法请求进攻讨伐。这样继续下去，臣恐怕岭南一道将没有安宁的时候。第二，昨天把邕管、容管合并为一道，十分符合实际情况。但是邕州距离盗贼很近，容州却相隔很远。经略使如果设置在邕州，与盗贼隔江相对，军队驻扎在那里，物资力量一定能够保全；一方面盗贼不敢轻易侵犯，另一方面也容易根据情况加以控制。如今把经略使设置在容州，邕州的兵马必然减少，盗贼看到力量薄弱，容易产生奸心。恭请把经略使移置邕州，容州只设置刺史，这实在是最便利的办法。第三，近来从各道调发南征兵马，通常都不熟悉山川，也不服水土，远离乡土羁旅在外，因疾病和战伤而死亡。臣从南方来，听说江西调发的士兵共四百人，还不到一年，现存的不足一百人；岳州、鄂州调发的总共三百人，现存的只有四分之一。继续补充，继续死亡，每次调发都更加困难。如果在邕州、容州附近招募补充一千人，便把各道目前供应行营的兵员数额和粮饷平均调配充足。这样所耗费用并不增加，而士兵又都熟悉当地情况，能够长期守备；不同于客军，防守时有威势，进攻时也有利。第四，自从南征以来，盗贼也受到很大损失，观察他们的情势和心理，厌倦困苦一定很深。大体上岭南人口稀少、土地广大，盗贼所处的地方又更加荒僻。即使把那里的人全部杀尽、把土地全部取得，对于国家的计策来说，也没有益处。宽容他们，加以羁縻，如同对待禽兽一样：他们来就抵御，他们离去就不追赶，这对朝廷的形势也没有什么损害。以臣愚见，如果趁着改元庆典赦免他们的罪过，再派一名郎官、一名御史亲自前往宣谕，他们一定会望风投降，欢呼听命。仍然应当选拔有才能、有实用本领、有威望信用、熟悉岭南事务的人担任经略使，处理得当，自然可以永远不再发生侵犯叛乱之事。” 宣宗大中元年，鸡山的群盗侵扰抢掠果州和巴南。妖贼言辞悖逆傲慢，皇帝十分愤怒。崔珙说：“这些人都是陛下的赤子，只是被饥寒所迫，在山谷间盗窃弄兵，不值得劳烦大军。只派一名使者，就可以平定。”于是派京兆少尹刘潼前去招抚晓谕。刘潼说：“让他们归顺服命，形势非常容易。所担心的是，武臣以没有交战为耻，议论的人又责怪我们急于求成。” 宋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盗贼夜间进入城中，掠劫知州王守信、监军王顺度。知黄州王禹偁听闻后上疏说：“臣认为，治理国家、规划疆域，是君王保卫国家的制度。《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自己的国家。’自五代末年动乱离散以来，各地分别据守城垒，疆域像瓜剖一样分裂，已经七十多年。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天下归于一家。当时议论的人竟命令江淮各郡毁坏城池、收缴兵器铠甲、撤除武备，持续二十多年。让书生统领州府大郡，只给二十名士兵；小郡再减少五人，用来充当日常随从，名义上称为长吏，实际上与旅人没有区别。名义上是郡城，实际上荒荡得如同平地。这样做虽然是尊重京师、压抑郡县，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但也不是取得了其中的正道。臣此前在滁州，遇到调发兵力运输漕粮，关城没有人守御，只能让白直代替主管开关城门。城池颓坏，铠甲兵仗也不完整。后来调任维扬，号称重镇，却与滁州没有不同。曾经拿出三十副铠甲给巡警使臣穿用，弓弩张开后，十件中损坏了四五件；大概是官吏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苟且，终于到了这种地步。如今黄州的城池、器械、铠甲又比不上滁州、维扬，万一发生水旱灾害，盗贼突然兴起，即使想要防御，又凭什么抵挡呢？这大概是因为太祖削弱诸侯跋扈的势力，太宗杜绝僭伪之人觊觎帝位的心思，不得不这样做。但是，设法拯救世弊，时间久了就会产生新的弊端；补救弊端的方法在于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应当像转动圆规一样迅速调整，实在不能拘泥成法而鼓瑟不变。如今江淮各州有三大祸患：城池毁坏，这是第一；兵器铠甲不完整，这是第二；军队不服习训练，这是第三。濮州盗贼兴起，正可看出防备松懈。希望陛下特意屈尊作出圣断，准许江淮各郡根据民户多少、城池大小，分别设置守捉军士，最多不超过五百人，并检阅训练弓箭刀剑；然后逐步修葺城墙，整治补全铠甲兵胄。这样郡国便有防御外侮的准备，长吏也可以免除遭受抢掠的忧虑。”奏疏上呈后，皇帝赞许并采纳了。

译仁宗庆历三年，知谏院欧阳修上奏说：“臣近来因军贼王伦等人的事情，多次上奏论列。天下空虚，完全没有武备；臣指出隋、唐亡国的鉴戒，都是因为兵乱先兴起，盗贼随后发生，不能扑灭，终于泛滥成灾。又看到国家纲纪毁坏，法令号称宽松而实际松弛，赏罚不能确立，善恶不能分明；衡量形势，实在危险，令人忧虑恐惧。臣请求朝廷讲求防御盗贼的方法，严厉实行责罚下属的法令。又听说士大夫之中忧虑国事的人很多，都在谈论盗贼。臣只以为朝廷看到已经形成的祸患，听到众多人的言论，一定会有所触动，略知恐惧。可是后来听说枢密院告诫激励进奏官，不让外人知道事情，这才明白两府厌恶提出意见的人。又看到自从和州上奏击破王伦以后，朝廷不再讲求防御盗贼的策略，这才明白上下已经有苟且偷安的想法。殊不知前面的盗贼虽然消灭了，后来的盗贼却更多。如今建昌军一火有四百人，桂阳监一火有七十人，草盗一火有一百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地，也各有不少强盗。他们都竖旗击鼓，白天进入城中，官吏反而迎接，供给饮食，设宴娱乐。他们敢于如此，是因为朝廷没有赏罚，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盗贼有生杀予夺的权势，当前应当立即听从臣的意见。我恐怕上下因循拖延，一天又一天地过去，国家政令越来越衰弱，盗贼威势越来越强，使得害怕盗贼的人越来越多，向着国家的人越来越少，天下的形势就会从此败坏。臣私下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曾因辖区内的使臣与盗贼同坐饮酒，以及巡检、县尉不肯尽心办事而上奏论列，言辞十分恳切。臣过去认识张师锡，他是安静厚道的人，迟缓优柔，不肯主动惹事。现在尚且有这样的奏疏，那么臣认为天下无论贤能还是愚劣之人，都在替国家忧虑，唯独不忧虑的只是朝廷罢了。唉！古代的智士，能够考虑尚未显现的祸机；如今的谋臣，却看不见已经形成的祸患。把祸患当作欢乐，把危险当作安定。盗贼虽然很多，但不时也有失败的，于是便产生轻视盗贼的想法。进谏议事的人虽然很多，朝廷听得已经习惯，于是便产生忽视人的心态。臣近来曾请求在便殿面对面进见，臣伏在殿下，陛下谈到盗贼的事情时，忧虑已经显露在脸色上；但臣退下后见到宰辅，他们却从容闲暇。天下的事情，实在令人深深忧虑。如今桂阳、建昌军的盗贼人数不少，想来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王伦在遥远的地方，朝廷反而更加不留意。现在从京城发兵，道路遥远，来不及赶上外地的情况；如果就地调拨，处处又没有兵力。臣请求严令大臣，鉴于祸难已经形成、难以挽救的情势，迅速讲定防御盗贼的办法，在天下调动兵力，使四方逐渐做好防御准备，筹划攻守，剪除扑灭各处现有盗贼。自从盗贼发生以来，群臣上奏的意见，都认为过去宽纵的法令导致官吏不肯尽心捕盗，因此请求严格执行法令。近来看到池州官吏，每人只被罚铜五斤；至于知道情况而上报的人，也都不予接受。臣认为，替国家筹划的大臣，宁可厌烦忠言太多，也不应厌烦盗贼太多；如今竟这样办事。臣前后上奏盗贼事情的文字不少，仍请求把它们汇集起来，选择其中长处，讲定法制。陛下若想知道大臣不肯用严厉国法约束官吏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陛下没有用威刑责罚大臣；这正是关系社稷安危、属于陛下职责的大事。恭请陛下留意并施行。” 欧阳修论述防御盗贼四件事的劄子说：臣自从王伦这股军贼败亡以后，不久便曾极力上奏论列，担心盗贼接连逐渐增多，请求朝廷早作防备。凡是替国家忧虑盗贼的人，并不只有臣一人，前后献言的人很多，都被大臣忽视抛弃，完全没有施行。做大臣的又没有筹划，果然导致近日各处盗贼横行。淮海以南刚刚遭受王伦之乱，如今京城以西的州县又遭到张海、郭貌山等人的抢掠焚烧。桂阳监昨日上奏，蛮贼有数百人；夔峡、荆湖也各自上奏蛮贼有数百人。解州又上奏现有尚未捕获的盗贼十多火；滑州又听说有三十多名强盗烧毁沙弥镇；许州又听说有三四十名盗贼抢劫了椹涧镇。这是臣所听闻的、眼下盗贼如此纵横出没的地方。此外，京东今年从秋天起一直没有下雨，到现在麦种还没有播下；江淮在王伦盗乱之后，又接连发生饥荒和蝗灾；陕西遭受旱灾，道路上的流亡百姓日夜不断。像这些地方，将来盗贼一定会兴起。可见现有的盗贼尚未消灭，后来出现的会越来越多，而天象也不断变坏，谴责警告接连不断。按照古代占候之法，多说这是天下大规模兵乱同时兴起的征兆。如今兵乱的端绪已经在下方发动，天象又在上方发出警告，但朝廷安闲舒缓，和平常没有不同。这就是臣在前一篇奏状中所说的：古代智者能够考虑尚未形成的祸机，如今的谋臣却看不见已经形成的祸患。臣听说两汉的法令规定，凡是盗贼一同兴起、百姓流亡、天文出现灾异等情况，都要责问三公；有的被诛杀，有的被贬黜放逐。如今幸亏陛下仁圣宽慈，大臣偶然免于重责，却仍然忘却忽视祸患，苟且因循。正是臣所说的大臣不肯用严厉国法约束官吏，大概由于陛下没有用威刑责罚大臣。如今眼前的盗贼已经如此，后来盗贼一定更多；如果不早作谋划，恐怕后悔也来不及。臣认为当前防御盗贼不过四件事：第一，州郡设置军队作为防备；第二，选拔专门捕盗的官员；第三，明确赏罚的法令；第四，去除冗员，任用良吏来安抚疲敝的百姓，使他们不至于起而为盗。这四件事，正是大臣所忽视、认为只是老生常谈的。然而臣看如今朝廷在这四件事上没有一件办得合宜。恭请圣上严令两府大臣，问问他们舍弃这四件事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用？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这四件事就应当尽早施行。臣私下听说，州郡设置军队一事，富弼已经有条理奏报；其余三件事，前后进言的人也议论很多。伏请汇集群臣的意见，选择其中好的施行。”

译至于防御盗贼的四件事，如今的部署有很多地方宽纵失当。臣随后再列举一两条详细奏报。欧阳修论述京西盗贼事情的劄子说：臣私下听说，近日张海、郭貌山与范三等盗贼的势力合在一起，变得更加猖狂，各处奏报从早到晚不断。臣料想陛下内心一定极其忧劳，却没有听说朝廷谋划有何处置。臣私下看到，朝廷办事常有错过时机的过失，又没有深谋远虑；祸患到了眼前才仓促忙乱、失去措置，事情刚刚过去便松懈怠慢、因循不改。昨天王伦突然在京东兴起，转而进攻淮甸，横行千里，旁若无人。由于外地没有兵力，只得从京师发兵；孙惟忠等还没有离开京城，王伦已经到了和州。幸赖上天保佑，他偶然自行败亡。然而军民遭到驱赶杀戮，城市被焚烧，创伤遍地、百姓陷于水火，祸害遍及生灵。这正是州郡平时没有守备，事发后才仓促发兵追击、因而贻误时机的明证。臣认为，朝廷因此一定会悔恨以前的过错，必须有所更改以防后患。然而王伦败亡以后，居于两府的大臣完全没有筹划，有人上奏意见又不施行，上下拖延，一天又一天过去，终于导致张海、郭貌山等人在京西再次兴起，攻打抢掠州县，横行肆虐，造成的毒害比王伦更加严重。仍然是外地没有兵力，又要从京师发兵。臣听说张海是李宗火一伙中的凶恶盗贼，郭貌山在商山已经十年；他们的骁勇、凶悍和奸诈，不是王伦这种偶然兴起的盗贼可比。即使官兵追上他们，胜负也还未可知。天下的忧患，恐怕要从此开始。臣也知道近日群臣上奏盗贼事情的人很多，但私下担心两府进呈奏章时，必定会说已经派使臣选兵追捕，把这种拙劣的办法便说成朝廷谋划，以宽解圣上的心意，姑且自行塞责。张海等二百多人全都有铠甲和马匹，一天能走一二百里；马力困乏后便抛弃原马，抢夺民间的好马来骑，官兵必定难以追赶。即使追兵能够赶上，百姓也已经遭受他们的祸害。这一回盗贼即使能够平定，后患难道可以不考虑吗？如今四方盗贼兴起，各地都需要防备，因此臣前面所说防御盗贼的四件事中，州县设置军队是最急迫的事务。伏望陛下怜悯这些正在遭受屠戮苦难的百姓，不要听信迂腐儒生迟缓误事的言论。至于州县设置军队的事项，富弼已经提出请求，伏请陛下以圣意决断，迅速施行。” 欧阳修再次论述设置军队防御盗贼的劄子说：臣近来因为张海等盗贼势力猖狂，曾上奏防御盗贼的四件事，其中一件是州郡设置军队作为防备。臣听说朝廷已经依照富弼的请求施行；其余三件事是：第一，请求选拔捕盗官；第二，请求制定赏罚的新法；第三，请求考察处理年老、有病、贪污受贿的官员。这三件事至今没有听说议定。臣伏见，去年朝廷在各道州府招募宣毅兵士，并增置乡兵、弓手；当时造成的骚扰不小，本来是要作为州县防御盗贼的准备。等到王伦、张海等人先后兴起，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个州军，数千里之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进入州城、县城就像进入无人之境。那么去年设置的宣毅兵、乡兵、弓手等究竟都在哪里？没有一处州县真正得到他们的助力。这是因为官吏没有选用合适的人，赏罚又没有法度；所设置的宣毅兵、乡兵、弓手全都不堪使用，所以只是造成张皇骚扰，空有防备的名义，却没有防备的实际作用。如今朝廷虽然依照富弼的请求，命令州郡设置军队，如果不先选好官吏、严格制定法令，仍然照旧设置不堪使用的军队，就只是空有其名，最终不能成事。所以臣认为，如果确实要使州郡设置精兵，就必须采用臣所陈述的三件事，一一施行，才可以成事。至于州县官吏误事，臣姑且举京西一两处来说，其他地方也就可以推知。郢州知州王昌运年老多病，腰脚不能行动，每天都要让两个人扶着出来坐在衙署处理事务，三年之内州政大坏。任期届满时，由比部员外郎刘依接替他；这个刘依也已经七十多岁，昏聩无能。昨天他寄居滑州时，臣任通判，曾三四次前去看望他；臣每次都问他：“中书有一个王参政，名字竟然这样，连人事都不懂。陛下试想，这样的人能够替国家设置军队、防御盗贼吗？”如今汝州知州鲍亚之，是三司因为他没有才能而退居东部的人；邓州知州朱文郁，是转运使中因为没有才能而被选退的人。这两个人年老懦弱、没有才能，像这样的人能够替国家设置军队、防御盗贼吗？陛下若想知道盛世之时盗贼竟敢如此横行的原因，大概就是各处官吏都不是适当的人选。所以臣前后多次上言，请求考察处理冗滥官员，正是担心发生这样的事情。两府的议论不肯在平安无事时先作防备，直到打破一个州才议论更换知州，打破一个县才议论更换县令；其余尚未被攻破的州县，就任由年老、有病、贪污、糊涂的官员败坏它们。臣认为，这是大臣不愿亲身承担招致怨恨的过错。如今天下百姓获得安乐，都必须归功于陛下的圣德；如果百姓父子遭到杀戮、离散而不得安宁，也一定会把怨恨归于陛下。如今大臣不肯澄清淘汰不称职者，大概是为了躲避一百几十名官吏怨恨自己，宁可让百万苍生陷于水火而怨恨国家。如今盗贼一年比一年多，一股比一股强，天下的祸患难道可以不忧虑吗？伏望圣明特意作出睿断。如果一定要施行州郡设置军队的办法，就必须先谨慎选择官吏，免得徒然造成骚扰，反而更加危害百姓。臣前后三次请求考察官吏，况且国家历来每逢灾害，各路屡次派遣使者安抚百姓，难道到了今天，反而这样看待百姓的水深火热吗？竟把派遣使者当作难事。愿陛下竭力主持并施行此事，则天下幸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译欧阳修论述招募人员打入盗贼内部以破坏其党羽的劄子说：臣私下听说，京西的盗贼近日逐渐增多，到处横行，不知道已经有多少股。所担心的是那里一向没有防备，不容易抵挡。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盗贼虽然猖狂，却还没有谋划。如果让他们得到一个懂事明理的人，教给他们计策，使他们不掠夺妇女、不杀害百姓，打开官府仓库的财物来赈济贫困，招收忧愁怨恨的人作为党羽；何况如今大臣不肯施行国家法令，州县也不再畏惧朝廷，官吏甚至还公然迎接奉承，疲困的百姓容易被取悦，哪里会有不跟从的呢？如果凶徒逐渐增多却不施行暴虐，就不能再把他们当作普通盗贼看待，那就会成为国家的忧患。由此看来，盗贼人数虽多，现在仍然可以用力击破；一旦有一个人充当谋主，就终究无法轻易图谋消灭。臣此前在王伦为盗时，曾提出十多件请求，其中一件是请发布榜文，招募各处落第举人、山林隐士和因犯罪而流落的人；有谁能亲自打入盗贼内部，设法杀死首领，或者设计误导盗贼、使他们陷入可以击败的境地，就优厚地给予酬劳奖赏。这样做贵在使凶党心怀疑虑，不敢接纳无赖之人作为谋主。当时议论的人很认为可行。伏请采纳臣的意见，赶快下达指挥，与杜杞命令各地张贴榜文，使盗贼听到这件事。”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投奔盗贼的人会使他们心怀疑虑；只要没有谋主，盗贼仍然可以剪除。欧阳修又论述应当专门责成杜杞捕盗的劄子说：臣伏见，昨天张海等盗贼势力刚开始强盛时，京西还没有得力的官吏，于是朝廷派台官蔡禀催促督办捕杀。后来又另行选拔杜杞担任京西转运使，把一路的事务委托给他；近来又派出许多兵马，分成了不少支队。各部分的进退必须统一指挥，号令不可有两三个不同的系统。臣私下担心杜杞、蔡禀彼此不能协同，各自提出不同意见，凡是指挥各项事务，都会使诸将难以遵从。一旦错过战机，反而会成为失败的迹象。自从调出士兵以来已经很久，却没有听说奏报与盗贼交战以及杀获的具体次序。臣私下担心官兵相互推诿，徒然往来；又恐怕进退之间号令不一致，因此逗留至今而看不到成功。如今虽然盗贼的奏报稍微稀少，但也没有见到杀获的数目。困兽尚且斗争，不可不加以防备。盗贼到了拼命穷途的地步，恐怕不容易对付。应当早日剪除他们，仍须严加督责。况且蔡禀是为应急而派出的，杜杞则是选拔有才干的人来任用的；论到责任，应当专门归在杜杞身上。又听说蔡禀到京西后，处理事务多不合宜，近来听说他想给一名巡检上枷，导致士兵喧闹，恐怕会发展到发生变乱。如果果真这样张皇行事，臣私下恐怕会另生事端。伏请早日下达指挥，调回蔡禀，只委任杜杞负责。一面催促捕捉盗贼，这样或许能够专一办事，早日了结。欧阳修论述捕盗赏罚的劄子说：臣伏见，如今天下盗贼纵横，王伦、张海等经过的州县，有县尉、巡检迎接盗贼饮宴的，有献出武器铠甲的，有畏惧怯懦逃避的，有被盗贼驱使服役的。朝廷正在为盗贼忧虑，正处于缺乏人才的时候，如果在巡检、县尉之中发现一个可以任用来捕盗的人，就必须特别给予表彰酬奖，以此激励其他人。如果暂时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人，也应当悬赏等待。何况已经有这样的人却不给奖赏呢？臣伏见吏部选人区法，自从出身以来，担任过两任县尉；第一次任职是临江军新淦县县尉，三年之内大小盗贼捕获了四十多股。其中虽然小盗数量较多，但强行抢劫的群盗也不少。按照赏格，本应改任京官，但主管部门拘守琐碎的文书，执着于平常的条例，说他所捕获的虽然是完整的一股盗贼，却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原因下捕获的，不能算作功劳。臣料想天下州县盗贼之多，没有比新淦更多的；天下县尉能够捕盗之多，也没有比区法更多的。又听说区法后来任吉水县县尉，使县民结为伍保，到现在吉水一县完全没有盗贼，百姓非常便利。区法作为县尉，官职虽然十分卑微，但所到之处都有值得称道的事。臣想，朝廷并非不想赏善罚恶，以实行劝勉和警戒，只是苦于主管部门存在弊端，拘泥于惯常的条文，因而压抑人才，失去表彰奖赏。区法偶然与臣相识，所以臣得以知道他的事迹。然而那些人们不知道、受到压抑而没有上报的事，又哪里数得清呢？臣私下认为，盗贼是当前最急迫的祸患，县尉是当前最紧要的人选，这些都是朝廷平常应当特别留意的事情。臣冒昧提出请求，具体条目列在后面。第一，选人区法捕盗的功效很多，只是主管部门拘守琐碎条文，不承认他的功劳。他已经升任职官，伏请调取本人的履历，另行加以考核。如果确实有功劳和才能，就请不要拘泥于常规，特别给予酬劳奖赏，以此劝勉后来的人。第一，臣认为天下群盗横行，都是由小盗聚合而成；如今只忧虑大的盗贼，却不防范微小的盗贼，所以如果一定要止息盗乱，就应当先从小盗着手。能够断绝小盗的，是巡检和县尉。然而赏罚的法令，弊端非常多。比如捕盗除恶，只要求把盗贼清除干净，难道一定要在一天之内同时捕获吗？假如有一整股强盗，县尉、巡检拼死与他们交战，即使在两天之内把他们全部捉住，仍然不被认定为功劳。拘守条文的弊端如此之多，伏请下令铨司重新制定捕盗赏格，施行于各地。第一，臣伏见，自从天下出现盗贼以来，议论的人大多陈述防御盗贼的策略，都想让百姓结成伍保，使奸恶之人无处容身。如今区法在吉水县创立伍保法，三年之内，抢劫的盗贼不敢进入该县境内。臣请求特别下达指挥，命江南西路考察核实吉水县自区法创立伍保法以来，是否确实完全没有抢劫盗贼；如果确实如此，并且民间认为便利，就请把伍保法颁行天下。

译庆历四年，欧阳修论述湖南蛮贼可以招抚、不可杀尽。奏疏说：臣听说杨畋近来与蛮贼交战，斩获了七八十颗首级；又听说他进入蛮贼巢穴，夺取他们的粮食，挫伤了盗贼的锋芒，增强了我军士气。杨畋的勇敢和谋略，固然值得嘉奖。然而朝廷谋划、考虑事机，应当思虑长远；臣私下担心上下的心情急于平定盗贼，听到这点小胜的奏报，便显出虚浮的喜悦，不能镇定，反而对外显示轻率。这里有两件事尤其应当深思：第一，尚未等到成功便实行厚赏；第二，认为他们可以杀尽，便不肯再招降。如果果真如此，谋划就会大错，事情也会留下深重的祸害。如今湖南捕盗，杀一人赏钱一万；官军贪图赏钱，见到平民也一概杀死，平民惊恐，于是全都起来做盗贼。除邓和尚、李花脚等几十股盗贼之外，其余随大小聚成一股的盗贼多得不可胜数。如今杨畋所攻击的只是一个洞寨，其中聚集的已经有二千多人；在二千多人中杀死七八十人，只是二十分之一，其余的人暂时像鸟兽一样散去，必定还会重新聚集。臣看到自古以来蛮蜑为害，从未听说可以全部杀尽，必须招降。昨天因为邵饰等人对黄捉鬼失信，恐怕以后更难招诱。如今如果趁杨畋取得小胜，向他们显示恩德和威势，正是上天赐予的招抚使其归服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如果让杨畋自行谋划，招降其中首领，借这次小胜传播声威；其余各处聚集的贼众，则分路招诱，凭借这一声势，一定可以全部降服。十天半月之间，湖南就可以平定。如果错过这个时机，逐渐进入夏季炎热时节，以我军这些不适应当地的士兵，对付那些熟悉水土的贼人，一旦稍有败退，他们的势力就会重新稳固，不仅会危害湖南，还必将由此给朝廷留下忧患。如今事情尚未办完，就立即给予重赏，那么各处巡检、捕贼官等见杨畋已经获赏，便会争相杀害平民；杨畋等又自恃因作战取得功劳，坚持不肯招降的主张，朝廷也因杨畋取得小胜，便不再存有招抚辑安之心。上下都失去了谋划，必定酿成大患。对于杨畋等人，恳请暂且下发敕书加以褒奖晓谕，授予他们处理此事的办法，等他们招安贼众以后，再实行厚赏。现在湖南的贼人数目虽然很多，但其中首恶和真正一贯为贼的极少，其余都是无辜遭到杀戮、逼迫而被迫为盗的人。按人情来说，哪里忍心把他们全部杀掉？只有使人命得到保全的越多，功劳才越大。还请明确说明这个意思，晓谕杨畋；关于赏典，恳请稍稍延缓，这才合乎事情的实际情况。余修又上奏防御之策说：臣听说湖南蛮贼近日逐渐强盛，杀戮官吏，锋芒锐不可当。新近任命的杨畋急于讨伐攻击，和郭辅意见不同，不肯招降。王丝离开时，朝廷也没有另行作出安排。臣担心王丝到那里后会和杨畋共同谋划。因为蛮贼只能招降，难以用军队迅速剿灭。然而杨畋等急于建立功效，恐怕会错失时机。如今如果深入山中进攻，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论此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行的。如果在外围驻兵防守，等他们出来再攻击，又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蛮贼所依凭的山地，处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都可以出来犯寇。官兵守在东面，他们就从西面出来；官兵守在南面，他们就从北面出来。四面都防守，用兵太多；分兵拦截，又因兵少容易失败。这在进退之间都没有可以攻击的便利条件。如今盘氏正蛮已经被邓和尚、黄捉鬼兄弟诱导，其余山民、莫猺一类人，也都自行起来偷盗为寇。听说常宁一县几乎没有平民，大小盗伙有一二百火。推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据说是莫猺的风俗、衣服和语言都相同。正蛮、黄捉鬼、邓和尚最初起事时，捕盗官吏急于讨伐，遇到蛮人便杀，屡次误杀平民，于是使莫猺惊惶到了这种地步。由此看来，他们本来没有为盗的心思，当然有可以招降的道理。但要使各路盗贼肯于投降，必须先取得黄、邓二人。昨天邵饰等人最初招降黄捉鬼时，失于没有守信施恩，导致他惊逃；后来将他捕获，又砍断他的脚筋，因而使他死去。现在邓和尚等如果把前事作为警戒，推测他们一定不会轻易投降。即使说暂且招降，恐怕最终也难以成功。必须拿可信的事情给他们看，用感人的恩惠推及他们。如果黄、邓先行投降，其余人只要指挥处置就可以平定。如今深入进攻既不可行，等他们出来再攻击也不可行，一面杀戮一面招降同样不可行。臣反复思考，不如停止用兵，曲法赦免他们，表示信用，施加恩惠，也许可以防备并招抚他们，使其听命。臣还广泛询问从南方来的人，他们说我方只要推行信用，招降他们并不困难。邓和尚等，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得到一个班行的名位，其次也不过是殿侍的职位。正蛮这个叛乱首领，得到一个团主的名号，也就满足了。莫猺一类人，只要让他们安心耕织，每年输纳皮张和粟米，能够成为平民，就是他们最大的幸事，不只是满足愿望而已。现在如果不停地攻击他们，他们造成的祸害就会越来越深。况且天气渐近夏季炎热，雨水将至，湿热之气盛，士卒又不习惯当地水土，必须考虑死伤。还恐怕逼迫得过于急迫，潭州、郴州、全州、邵州各寨已经归化的蛮人，也会被诱骗胁迫而起事，那样湖南一路就会成为国家的忧患。臣请求赶快命两府大臣深入研究招降和杀戮的利害，共同思考长久的防备办法，决定朝廷的谋划。如果拖延错过时机，导致他们猖獗起来，一旦官吏不幸频繁遭到杀害，朝廷的体面就难以再屈法招降。他们因为所犯罪行已经很多，也一定会担心不能获得赦免。这样一来，兵事长期不能解息，祸害将没有尽头。恳请圣明及早决断。庆历三年，右正言余靖论述防御盗贼的办法，认为没有什么比安定百姓更重要。他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陕西、京西、京东、淮南、荆湖等路，各有成群的盗贼，大的有几百人，小的有三五十人，抢劫州县，任意杀伐。官吏疲弱软怯，听到风声便畏惧。像张海这些人，每天肆意猖狂。各处州军负责防备的，只知道请求调兵来保护援助自己。这是因为军政长期松弛，又缺少贤能的官吏，所以稍有寇盗，便使朝廷受到烦扰。臣看到近来朝廷挑选才臣担任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官，准备使上下相互维系，谨慎侦察，罢去贪暴残酷的官吏，抚恤疲惫困苦的百姓。这确实是求得治理的根本。然而臣愚昧地思考，近年以来，寇贼造成祸害，幸好都是从军队中起来的乌合之众，百姓还顾念自己的生计，没有相互响应附和。能有今天这种情况，是国家自祖宗以来减轻徭役、赋税以凝聚人心的结果。臣听孟子说：‘推行恩惠足以保有四海，不推行恩惠连妻子儿女也无法保全。’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自国家在西部边境用兵以来，经费逐渐增加，所以谈论财利的臣子日益进献他们的办法，而不把安定百姓放在心上的人越来越多。

译只希望陛下明察。大体说来，百姓有积蓄，能够使自己生活充足，那么邻里亲戚就会共同守卫，不忍心放弃安逸生活而走向死亡。如果朝廷稍加存恤安抚，他们就不会失去生计。如今凡是危害农民的，都是昏谬的官吏、狡猾的胥吏、兼并土地的豪家和负责防守的人，他们趁国家征敛赋税突然加重之际谋取利益，使百姓的积蓄耗尽。如今又加上盗贼惊扰，使他们荒废耕种和养蚕；如果百姓都失业困穷而共同成为盗贼，就会令人忧虑黄巾、赤眉那样的祸患。所以朝廷尤其应当赶快抚恤他们。州郡的兵力，多了粮饷不能充足，少了又不足以自卫；裁量现在适宜的办法，只有使两方面都得到兼顾才行。如果朝廷能够选拔贤能的长吏，由长吏选任捕盗官，允许巡检自行招募勇力之士，严格捕盗命令，加重捕盗赏格，盗贼没有不被击破的。安定百姓的办法，只要不耽误他们的农时，不损害他们的财产，能够禁止他们做违法之事、除去他们的恶行，就都能安居。因而盗贼的势力不能让它滋长蔓延，关键只在先寻求安定百姓的办法罢了。想使百姓安定，在于谨慎改革，不要与民争夺日常利益而已。国家不谨慎改革，却和百姓争夺平常的利益，臣另行具文奏报。” 枢密副使富弼请求各道设置军队以防备寇盗，上奏说：“臣私下听说，知金州比部员外郎王茂先奏报：九月十三日卯时，有一群盗贼进入州城，打开军资库、甲仗库，搬运出衣甲和财帛，分给贼众及贫民等人。知州以下只有二十四名当值兵士，抵挡不住，州官逃出城外，任凭盗贼抢掠，直到未时以后才开始出城。臣认为贼势正在转盛，实在令人忧惧。臣前几年曾陈述防备盗贼的策略，正是为了今天这样的事情。近来屡有成群盗贼白天进入城中，打开军资等库，抢取衣甲财帛，分给贼党；州中兵士不到三十人，州官四散逃走，贼徒任意抢劫杀人，毫无畏惧，官府的力量完全不能制服他们。臣前几年所陈述的，只是过分地预先防备，没想到如今竟立即发展到这种地步。小股盗贼聚集起来，尚且敢凌辱朝廷，臣断定以后还会有大盗杀害官吏、占据州城、搜取官私财物，招募聚集徒众，人数必将达到千百万。况且贼首还会自称王、自称朕，与朝廷抗衡；大肆抢掠财物，毫无止境地分发施舍，贫民就会乐意跟随；任意抢杀，务求造成震恐，那么大小百姓就会被胁迫而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朝廷的赏赐必定有限，惩罚也必定有条文，不能像盗贼那样使人乐于跟随、被迫服从。如果各处都观望不动，奸雄相互响应而起，盗贼遍布天下，大势就完了。秦朝末年、隋朝末年、唐朝末年的动乱，都是由此而起。臣日夜思考这件事，实在感到寒心。臣以为，在西部贼寇叛乱以前，各处虽然有盗贼，却从未有敢于杀戮官吏的；自四五年以来，盗贼杀死都巡检、县尉等官员，大约已有五六十人。西部贼寇叛乱以前，各处虽有盗贼，也从未敢进入州城抢劫；自四五年以来，盗贼进入州县打劫的大约有三四十州。过去他们入城还都是在夜间偷偷行动，隐藏形迹往来；如今却在白天公开横行，擅自打开府库，势力一天比一天强盛。从今以后只会越来越强，如果不及早作好防备，事情就难以预料。臣前几年上奏的防备盗贼之策，当时没有实行。近日因两府奏事时谈及淮南盗贼，陛下问起臣以前的防策，臣第二天又抄录一份进呈完毕。然而臣的策略只是设置军队防备，集合东南九路和京东一路的兵力。如今根据金州的奏报，城中只有二十四名兵士，显然毫无防备，因而使盗贼产生了作乱的念头。如今连京西一路也应在险要之处聚集军队，作为州郡的声援。现在各处盗贼已经强盛，才考虑设置防备，已经晚了。如果再迁延不办，就什么也来不及了，恳请赶快下令施行。五年，富弼任寿州知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请求访察京东怀有狂悖谋略的人。他上奏说：“臣近来曾亲自书写奏札上奏，说明访察民间，恐怕有人暗中结党煽动，不仅想要惊扰抢劫，还另有奸谋，像刘巹这一类人，等查得确实，再另行具文上奏。后来臣访察京东一路，发现有很多凶险之徒。他们起初读书，便想参加科举；到了成年，所学没有成就，虽然略能写文章，又大多不合科举要求，仕进无路，心中常常怏怏不平。他们很爱读史传，粗略知道兴亡，于是钻研兵书，学习武艺；随着年纪增长，胆气和野心就产生了，常常根据灾异祥瑞妄加议论，自认为图谋很大，蔑视州县。既不参加科举，又不另谋求进身之路，所到之处的官员没有理由肯接见他们，于是往往隐藏姓名，改换姓氏，偷偷藏匿行迹，只同凶徒秘密结党煽动。遇到饥荒之年，必然有人突然作乱。臣恐怕这类人一旦行动，就很难迅速铲除；即使谋划不能成功，也能够首先引发祸乱。像这一类人，查实的很多，散布在民间，只是还没有发作罢了。又因为他们不希求仕进，难以用官职笼络，不能简单捕获后加以刑罚；施刑会使同党惊惧而迅速行动，也不能放任他们滋长罪恶。罪恶一旦滋长，根基和枝蔓形成，就难以除去。关键在于设法得到他们并加以羁縻，使其凶恶谋划不能成功，这是上策。请求陛下批示下达到这一整路，选择两三名可以委任的臣僚，秘密命令他们多方访察。如果知道姓名和住处，就把他们当作隐居民间的遗逸之士，以礼相召，推荐给朝廷，按照各人的才能酌量加以恩命，这样奸谋就不能成功了。或者其中有才能稍优的人，酌情给予特别优待，那么他的徒党听说后，未必不会抱着希望而出头；因而加以收罗，也许可以大致收尽。如果这类人不成为其他盗贼，即使遇到饥荒之年像蜂群一样兴起，也不足以忧虑。恳请陛下对此深切留意，不可忽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译庆历八年，富弼请求选任转运使、知州、守令以铲除盗贼，上奏说：臣看到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天下骚动，物力困穷，人心怨叹；朝廷不能抚恤保存百姓，于是使他们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如今张海、郭貌山等几伙人惊扰州县，杀伤官吏百姓，肆意施展凶残威势，发泄愤怒。巡检、县尉不敢向前，于是朝廷从京师派兵，又命中使监督，仍然拖延日月，倔强地藏在山林中，直到白天公开行走，闯入州县，打开府库，抢取财物，分给并招募凶徒，呼啸聚集，渐渐增多。陕西、南京、唐州、汝州、均州、房州、金州、商州、襄州、邓州相距总共一千多里，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满目疮痍；盗贼一经过，六亲也不能相互保全。百姓恐惧，行路艰难；各郡没有兵力，彼此都不能自保。如果盗贼大规模聚集，攻陷各州，仓促之间也没有防备的办法。盗贼既然正在转盛，就不能不防备。秦朝末年、隋朝末年、唐朝末年的各类寇盗，有的起于田野，有的起于商旅，有的起于士卒，有的起于挑担负贩之人；他们刚开始时没有不很微小的，尚且没有像张海、郭貌山等这样强盛。然而由小股合成大股，逐渐成为巨盗，纵横行进而难以控制，终于使天下动乱。如今这些贼党还没有被铲除，应当多设防备，以防止其滋长蔓延。臣前些日子曾具奏札，请求在京西路选择几处险要州屯聚兵马，作为各处的声援，这是最紧急的事务，应当迅速施行。臣又想到，京西各州的长吏都不是合适的人选；襄州、邓州、唐州、汝州、均州、房州、金州、商州、安州、郢州等十多个州，全都是盗贼出没之地。如今盗贼往来的地方，长吏尤其必须得人。恳请先选派两名转运使，直接命令他们前往，查验各州长吏中无才、贪赃、滥职、年老、有病的人，立即罢免；随即命令在辖下通判或知县中保举人选，权且充任知州。如果人选不足，就由朝廷下令审官院选派人员补任知州。知州选得其人，就让他随即选任本郡知县、县令。前汉宣帝时，渤海郡盗贼兴起，皇帝选拔能够治理的人，丞相推荐龚遂；龚遂到郡后，盗贼全部平息。后汉安帝时，朝歌县盗贼聚集，多年不能捕获，于是任命虞诩为朝歌长，盗贼便惊散。这是两汉时期，一个郡、一个县有了龚遂、虞诩这样的守宰，盗贼自然被破灭的证明。如今姑且就襄州、邓州等十多个州来说，知州、知县、县令全是庸碌、昏谬、懦弱、怯惧的寻常人，盗贼到达时如入无人之境；巡检、县尉又一个个都不堪驱使，盗贼如果不猖狂放纵，又还会做什么呢？臣私下认为 并不是盗贼果真能够强盛，而是朝廷只守着旧弊之法，不肯改革，唯恐无才无德的人怨恨，不肯及早罢免他们，所以把州县交给盗贼，任凭盗贼残害百姓。臣认为，盗贼兴起已经算晚了。如果按照朝廷一向处置事情的次序，早就应当盗贼遍满天下了；只是由于祖宗神灵保佑，又受到陛下仁德的感化，所以还没有到这种地步。然而如今盗贼已经兴起，正是遍布天下的开端。如果朝廷仍旧躲避人的怨恨，不肯及早改革，臣恐怕盗贼会越来越多，暗中占据州县，有的自称将军，有的自称太尉，有的自称王，有的自称帝，兵戈四处兴起，各地都出现僭越伪号。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百姓怎么办？国家怎么办？朝廷守着这座城，还能安稳吗？何况如今与汉、唐不同：汉、唐的都城有关中、洛阳等险固之地可以凭恃，危急发生时，即使调兵据险防守，也不至于立即陷入危困；即便如此，唐明皇、唐德宗也都曾逃离都城，唐室危急得像悬挂的流苏一样的情况，已经多次发生。如今都城并没有险固可凭，所谓八面受敌，不过是自古以来的一处战场罢了。如果四方各有大盗，朝廷力量不能制服，逐渐逼近都城，不知还能用什么办法应对。臣每每想到这里，都不寒而栗。臣又反复思考，古来乱世离散的情况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然而国家倾覆灭亡得很快的，也各自不少于三五十年。只有唐朝以后，历经五代，共有十二位皇帝，总共才五十四年，国运短促，自古没有这样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都城处在四面交战之地，没有险固可以凭恃，四方一有变故，就直达城下，几乎没有任何阻隔。只要君王能够镇抚天下，常使天下安宁，不发生灾害，不兴起盗贼，那么即使这样的都城，也可以保全而无忧。所以大宋兴起，实在依靠太祖英武的才能，平定祸乱，完全削弱方镇的兵权，只用文吏守卫地方；又让天下各地的营兵纵横交错地调换屯驻，不使他们长期驻在一处，以此破坏他们的凶恶谋划。又依靠太宗相继攻克收复各国，统一天下；更依靠真宗为百姓屈己，与北方敌国、西戎商议通好，所以能够八十多年都城无事，海内富庶，不用动用兵戈。这虽然是人的谋划，也有上天的幸运。如今西戎已经叛乱，边兵屡遭丧失；北方敌国越来越强，还增加岁币，国家财用耗尽，民力空虚，徭役一天比一天繁重，征敛一天比一天加重；官吏冗滥，却不思考澄清裁汰；百姓疾苦，朝廷从未省察。百姓无处申诉，朝廷又不替他们作主，不使他们叛乱而成为寇盗，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朝政不能振作，都城没有依靠，五代的事迹已经重新显露，艰难忧患的时运正在今天。必须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废寝忘食，早晚整顿挽救，这样几年之内或许可以达到小康。如果仍然因循苟且，只图暂时偷安，不筹划人的办法，只求上天的幸运，臣恐怕五代的祸患转眼之间就会到来。臣因为议论京西盗贼，终于谈到国家治乱，忧惧所迫，不觉言辞恳切。即使陛下赐臣万死，臣也甘心。臣所请求选任京西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可拖延。因为在动乱之际，全靠有才略的转运使往来按察、经营，又靠各处知州、知县守卫城池，安集百姓，设置方略驱除寇盗。其余凡有朝廷意料不到、命令来不及传达的事情，贤能的守宰自然能够就便处置，不至于使百姓失去安身之所。州县各得一名贤能官员，又有要郡屯驻的军队互相配合救援，盗贼就不难擒捕了。至于巡检、县尉，也可以一并委托转运使、知州拣选，不劳朝廷费力；这个办法最为简要，没有什么疑难。京西实行以后，接着还要防备各路的变故，事情有时会仓促发生，设置防备都不能迟缓。朝廷只要能够不致力于因循，不躲避怨恨和诽谤，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凡各路被拣退的无才以及贪赃、滥职、年老、有病的转运使、知州、知县、县令等，命令他们只在原任官处等候朝廷命令，朝廷只在地方下达指挥，不再命令他们进京。还请求检视臣以前的奏议，酌量施行。

译庆历五年，翰林学士张方平上言说：“西部边疆的征戍尚未停止，天下州郡的兵士又屡次被拣选调往京师，江淮以南空虚尤其严重，已经没有武备。近来各处盗贼相互勾连，抢劫城镇，声势很大，至今不能诛灭擒获。自古盗贼造成的动乱，不亚于四夷的祸患，汉、唐的事情就是不远的鉴戒。国家鉴于五代的乱局，削弱方镇的权力，确实是加强中央、削弱地方的办法。到了如今弊病显现，已经没有手臂手指相互配合使用的形势，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中，官吏守着的只是一座空城，‘慢藏诲盗’的后悔不可不考虑。如今各道提举兵甲司，过去只是徒有虚名；如果朝廷稍微赋予它们事权，仍然可以保存古代方镇的制度。凡设提举兵甲的州军，请慎重选择贤能官吏担任；除本路钤辖一员，各令本路招募士兵，按照山川险易、封疆远近，约定设置军队的数目，常常命令训练阅兵，务求精锐。朝廷不再抽调拣选，本路也不得把他们派去承担杂役或远行差遣。本路巡检使臣、县尉及各类捕盗官吏，应当考察他们的廉能、才干、勇怯而升降黜免。所辖郡县中强暴恶劣、屡次犯罪的人，戴械押送到本司，酌量按情按法发配到有寇盗聚集的地方；根据贼势，督促派遣巡检等率领兵甲追捕。如果贼党人数稍多，就由本路钤辖亲自督率官吏和士兵防守合击、包围歼灭。汉代制度中，刺史、太守通常以盗贼数量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承担相应赏罚条目；请求朝廷据此比照议定并下达指挥。希望郡县武备和声势彼此呼应，使萑苻之徒不敢逞强，望见风声便知道畏惧，肃清盗贼，消除祸乱的根源。张方平又上奏说：臣以前在谏院时，曾多次论述郡县武备，所陈意见，朝廷没有加以认真审察。近来军事兴起、事务繁多，赋役频繁，而又幸得上天保佑，屡有丰年；即便如此，奸恶之民仍然聚集为盗，甚至拥着旗鼓进入城邑，公然杀害官吏而毫无畏惧。一旦不幸连年饥荒，百姓缺少食物，势必成群蜂起为盗；有的数十人藏在村间，甚至聚集到上千名官兵也不能及时擒捕，使县乡因此残破而无法迅速平定。这些人的气焰一旦稍盛，兵乱相连、祸患相结，难道还要等敌国来犯吗？汉、唐的大业并非没有四夷之患，有时甚至长驱直入攻犯宫阙，但这并没有损害国家根本的稳固。等到黄巾、巢贼兴起，终于严重败坏天下。国家鉴戒五代之乱，藩镇不得擅自掌兵；常驻京师的禁军轮番屯驻州郡，近年以来却全部调回戍守边疆。州郡兵士中强壮的，也大多被拣选编入各禁卫军，剩下的只是疲弱羸兵，用来供官吏差遣和杂役。” 他们也就只会这些，哪里知道掌握兵器和作战的事情？如今愚昧微贱的百姓看到了这个空隙，所以昨天王伦等盗贼在沂州起事，渡过淮河和长江，跋涉数千里，如同走在无人之地，朝廷这才调发京师甲士前去追赶。假如民间有奸雄豪杰，难道不会产生轻视朝廷、改变心意的想法吗？臣以为，先朝设置各道提举兵甲司，是为了专门督察盗贼，也有长远防备的考虑，大致保存了方镇的制度。近来却忽视其职掌，使它徒有虚名；现在如果能够稍微赋予事权，自然可以在地方张大声势。计算各藩郡中兼任提举兵甲之处，这些都是要地，应当由重臣镇守。其余地位稍轻而又兼领此名的，不过七八处。确实应选择有声望、有方略的人担任长吏，各路设置钤辖或都监一员；根据路分轻重、疆界远近，约定置兵数量，命令他们从本郡及所辖州军现有兵士中选取强壮者，编成指挥，以此前设置的武卫为名额，供给俸禄。现有兵籍如果人数不足，就命令招募补足，明令下达朝廷指挥，不再拣选调发去边地，也不得擅自派往远处。有人逃亡，就立即补足。所有兵器铠甲必须精良；每道选派一两名班行使臣，或者命长吏荐举，其资历次序相当于监押、巡检，专门负责训练阅习。如果所辖郡县有寇盗聚集的地方，就根据事情和贼势调发士卒前往支援，让他们统一率领追捕。对于负责捕盗的州军都监、监押、巡检、县尉等官吏，命令上级考察并奏报他们的才能、勇怯，以便升降黜免。如果所辖郡县中强暴、奸邪、蛀蚀百姓的人被查出，就按情节定罪，发配到远方。如果贼党人数稍多，就由钤辖、都监亲自督率官吏士卒防守合击、包围歼灭。其余赏罚科条，另由朝廷比照议定并下达指挥。这样不但可以壮大郡县武备，也可以稍稍恢复方镇的职能，希望借此遏制寇盗暴虐，消除暴乱祸害。仁宗时，侍读学士宋祁上奏说：“臣看到近年各处盗贼结连党羽，州县不能擒制。虽有巡检、县尉，却都畏惧怯懦，不肯出于公心及时捕捉。臣愚昧地认为，县尉、巡检既然没有选用合适的人，国家立法又不严格明确，这就使上下因循推诿，彼此推卸躲避。盗贼知道这一点，所以常常行贿，暗中同兵士、弓手互通消息。抢劫时，先让他们充当耳目。就像臣在寿州任职时，京东越界来的盗贼十四人进入辖境；当时有五名巡检、四名县尉，合计兵士八九百人，最终没有一人用心上前捕贼。盗贼进入州界九天，共在八处抢劫。臣曾把此事详细奏闻，请求实行严厉裁断。后来臣探知，结果只是降低等级、降职处理。如果国家只这样执行法令，怎么能使官吏拼命效命、盗贼畏惧威势？这就像佩带鸣玉去救火，选择吉日才去救溺水之人；人已经沉沦烧焦，最终哪里还有保全的道理？臣愚昧地认为，今后凡有盗贼发生的地方，如果是十人以上的团伙，或者虽不足十人但拥有器械甲胄，不怕州县而公然抢劫，就应命令当地巡检、县尉统率兵士、弓手，明确编立队伍，结阵作战，多方谋划，从前后追逐，不要让他们逃脱。如果力量一时不能取胜，还应逐村拘集年长而强壮的人，分头设伏包围。若官吏还敢公然畏避，放纵盗贼，不能擒制，请求将他们连同所属州军一并押送到司理院，戴枷拘禁，审讯后上奏，听候朝廷指挥；并一律停职替换，发往远地编管。还应委托长吏紧急另选在州中有才干和魄力的曹官、职官、县令、主簿、监当使臣，交接兵甲，立即展开追捕。盗贼所到之处临时任用的官员，其赏罚、升降和进退，一律同正式官员相同，听候裁决。”

译范仲淹上奏请求招募士兵捕杀张海等盗贼，说：“臣私下看到，邓州奏报，盗贼张海等一伙已经达到六千多人，各自骑着鞍马，拥有弓弩器械，惊扰抢劫县镇，任意夺取金帛，强行掳掠男女，毫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凶恶暴虐到了这种地步，百姓受到祸害，无法忍受这种忧患。臣恐怕各处贫困百姓见他们势力豪盛，都会产生羡慕之心，聚成党徒，胁迫州县，事情的势力逐渐扩大。不及早消灭，必定产生其他祸患。汉、唐末年都是由于群盗而导致天下大乱，朝廷难道能够安然无事吗？恳请圣慈，第二天便派中使持殿前马步军司的计策，在七百料钱以下的军分中招募自愿捕杀强盗的人员和士兵三百零五人；必须勇猛强壮，吃得苦，或者是曾经受过差遣、熟悉军务的人。限一两日内引见，赏赐盘缠钱和御寒冬衣，并大幅增加每月的添支钱；选派有才干的使臣统领押送，与谢云行一同前去，分头包围歼灭，不论远近一路追赶，直到把盗贼全部捕杀，再按等第优厚酬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人〕 知谏院包拯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广南东路钤辖司奏报，据连州申报审问行者孙之道所得情况，蛮贼三千多人正在商议进入连州抢劫。审查当地兵甲数量很少，已经派奉职周僧辨带领一百名兵甲前去防守。广南的英州、韶州、连州、贺州，分别同湖南的郴州、衡州、道州、永州相接。自蛮贼骚动以来，那些地方稍有准备，盗贼没有能够得逞，蛮贼必定认为岭南没有防备，已经有侵犯的意图。又听说八月九日，五百多名蛮贼抢劫连州桂阳县两个村庄的人户，财物和牛马被劫去不少。如今贼势越来越强，所派兵士人数太少，必定难以抵挡。何况广南各州郡都没有城墙和攻守器具，加上兵力薄弱，没有可用之人。如果不赶快商议处置，让这些贼人乘虚深入，怎么抵御他们？希望圣慈特别下达指挥给本路转运司、钤辖司，命令他们在各州边界可以控制扼守的地方，斟酌增置寨栅、屯驻军队加以防守警戒。否则恐怕祸患会越来越大，给朝廷留下深重忧虑。” 包拯请求迅速铲除京东盗贼，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江淮、两浙、京东、河北多年以来旱涝相继，物价上涨，百姓粮食艰难。两浙一路灾害和疫病尤其严重，虽然朝廷宽免租赋，优厚地加以赈济，至今仍未得到休养。近来听说京东的济州、郓州，河北的德州、博州，淮南的宿州、亳州等地盗贼充斥，各处不断突然作乱，州县不能及时擒捕，凶猛得很。大概是长吏、巡检、县尉很少有合适的人选，上下相互隐瞒，不据实上报，必定会担心酿成大患，成为朝廷深重忧虑，因此不可不迅速处置。前些年浙东的鄂邻、淮南的王伦、京西的张海等，都是仓促起事，结成大盗，抢劫残害居民，郡邑全都不能制服；幸而后来消灭了，但不可认为小小的蜂虿就没有毒害。况且四方藩郡的兵力极少，多的不过几百人，都是服杂役的羸弱士卒，又骄惰而难以使用。宽纵他们，他们就更加傲慢；逼迫他们，又会产生祸患。他们本人没有经过训练，眼睛也不认识行军布阵，驱使他们抵御寇盗，必定会在交战前就失败。盗贼即使是乌合之众、呼啸聚集，也许不能长久，但百姓已经会遭受涂炭。国家将用什么办法突然使他们安定呢？何况如今国用困窘，民心危惧，凡是盗贼如果不立即诛灭，一旦无赖之徒相互响应而起，哪里能够止住呢？” 恳请陛下督促责成有关官署，精心选拔各路按察官和各州长吏；有不能任职的，立即令其黜免。巡检、县尉等官，一并委托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专门考察举劾；对于庸碌懦弱、没有才干的人，迅速具体查验后冲替。凡有盗贼，不论人数多少、距离远近，都必须捕捉干净，以免形成后患；如果稍有松弛怠慢，请求依照朝廷法典从重处理。知杭州司马光论述两浙不宜增置弓手的奏状说：臣私下观察，两浙一路和其他路不同，谨将增置弓手不便的事情逐条列在下面。恭请圣恩省察，稍加详细选择。当今西戎阻挠边境，三方都感到震动，人心容易动摇，应当首先使其安定。一旦发生异常，诏书大规模调发人员，披甲执兵，学习战阵，设置指挥使、节级等名目，很像军法制度；人们会认为国家是用权宜办法将他们编制起来，假借捕盗之名，逐渐要把他们收为军队，戍守边防。吴地人轻浮怯弱，容易受迷惑而难以晓谕，听到道路传言便群情沸腾，甚至想要毁掉身体、舍弃生命，逃窜隐藏在山林沼泽中。臣虽然明确加以告谕，严格实行禁止约束，但愚民无知，不可能逐户说明，实在恐怕差遣以后引起动摇、产生忧患，这是第一项不便。吴越一向不习兵事，因此通常盗贼很少，不过是聚集朋党，私自贩卖茶盐，偶尔遇到官府，往往与之交战；在两浙，这已经算最严重的盗贼了，但他们都是因一时利益结合，事情完毕就散去，不能长久屯聚，也没有锋利兵器，只敢偷盗商税，不敢抢掠平民。近年以来，虽然也有不少强盗，但同内地相比，终究稀少。如今逃避差役的人，如果逃窜隐匿而无处归附，必定会成为寇盗；再加上弓箭、刀枪一类武器允许他们私自置办，那么从今以后盗贼必定增多；连私贩茶盐的人也都有锋利兵器用来抵拒，官吏士卒更加难以擒讨。小事积累成大事，渐渐就不可遏制，这是第二项不便。奸吏贪婪，只图利益，不畏法令，也不顾公众议论，幸得有机会便只喜欢制造事端。现在估计杭州辖界应当差派若干人，其他州依此比例办理，大凡有了这项差役，县中胥吏、里长就会为此相互庆贺；百姓已经忧愁，又要因烦琐劳役而受胁迫，既不得安宁又受到扰乱，他们所谋划的只是从中自肥，哪里还顾及其他？即使朝廷重重惩禁，特意加倍通常刑罚，长吏费尽心力也不能全部察觉；在厚利诱惑下，即使冒死也会去做。再加上户籍册籍差错，户口彼此不符，稍有不当就互相告发揭露，追捕传唤没有固定时间，狱讼不止，那么百姓还没有来得及为公家服役，就先被贪吏的苛求惩罚困苦了。这种骚扰，势必不能避免，这是第三项不便。百姓都生长在田野，天性憨愚，所知道的不过是播种的方法，所认识的不过是耒耜一类农具；加上吴地人柔弱，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一旦让他们放弃自己所擅长的，去学习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只是徒然烦劳教习调度，最终也不会有什么成就。

译即使有人有所成就，也不能实际使用，那么只是白白增加烦劳费用，同不增置没有区别，这是第四项不便。吴王寿梦以前，世代臣服于楚国；自从申公巫臣得罪楚国，逃奔晋国，为晋国出使吴国，教吴国乘车，教吴国作战布阵。后来楚人每年驾驭战车，早早上朝、很晚退朝，奔走赴命不息，以至于吴国灭亡。自此以来，吴地号称轻佻狡猾；远的有刘濞，近的直到钱镠，其间顺着这种风气而倔强自立的人不计其数。这难道只是当地人跋扈，也因为习俗喜欢动乱。幸而依赖祖宗逐渐教化，陛下敦厚的教化，使至高的德泽浸润到骨髓，暴乱的风气无形中迁移改变。这都是上天降下保佑，也是前世所不能企及的。如今忽然无故地轻慢玩弄威势，轻率地对待危险之事，向他们显示悖逆的德行，玩弄凶险的武器，诱发奸邪反叛之心，开启祸患的征兆。臣恐怕这长远来看并非国家最有利的办法，不能做到万全而无害，这是第五项不便。现在两浙虽然水旱稍有失常，但还没有达到流民饿死的地步，民间没有事情，盗贼也没有增加；即使有盗贼，旧来官吏士卒随即出动擒讨，也很有余力，不必另外求取兵力。臣只是担心平日无故兴起劳役，造成有害无益的结果罢了。臣任职得以接近机密，官职又担负藩方事务，不敢默然不言，按道理必须上奏列陈。恳请陛下特别命令两浙一路不再增置弓手；或者如果事情确实需要超过原有防备，而旧有人员太少，就只依照最近下达的敕命，酌量增加补充，不再设置指挥使等名目，各项阅习训练一律按照旧规办理。这样贵在使众人的情绪完全安定，不另外滋生事端。《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八。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平息盗贼。宋英宗治平元年，知谏院司马光论述如何处理盗贼，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朝廷下诏给京东、京西遭受灾害的州军：如果百姓确实因为家贫，偷盗粮食斗斛并因此盗取财物，可以减轻罪等，判决释放。臣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如果果真如此，实在很不妥。臣听说《周礼》所说的十二项荒政，包括散发财利、减轻赋税、缓用刑罚、放宽劳役、解除禁令、撤去防备，大体都是推行宽大的恩德来使百姓获利。唯独对于盗贼，反而更加严厉急迫，这是因为饥荒之年盗贼必然增多，残害良民，不能不加以除去。近年臣曾见州县官吏中有些人不懂治政的根本，只求施行小仁；每逢凶年有人劫夺粮食斗斛，他们稍微放宽纵容，盗贼便公然横行，彼此劫夺，乡村大为扰乱，最终不得不大规模搜捕，重加刑罚，有的处死，有的流放，然后局势才稍稍安定。如今如果朝廷明文下诏，预先说偷盗粮食斗斛并因而盗取财物者可以减等释放，这就是劝导百姓去做盗贼。百姓缺少粮食，官府应当减轻徭役、赋税，打开粮仓赈济借贷，以救他们的性命，不应当让他们彼此劫夺。今年府界以及京东、京西水灾极多，即使施用严刑峻法来除掉盗贼，臣还担心春冬交替之际饥民聚众呼啸而起，难以禁制，更何况下诏去劝导他们这样做？臣恐怕国家开始是宽仁，最后却变成残酷暴虐；本意在于救活百姓，结果反而杀死更多人。” 凡是诏令发布，都不能不慎重；即使有毫厘之差，造成的祸害也实在很多。如果刚知道它有错误，立即改弦更张，仍然胜过让它危害百姓、使百姓迷误而不再挽回。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立即下令收回这道诏令，严厉责令京东、京西转运司以及各灾伤州县，多方筹划粮食斗斛，救济饥民。如果有一人敢劫夺他人的粮食斗斛，立即逮捕，依法处置。这样，众人知道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这就是保全愚昧百姓、减少刑狱的办法。” 治平二年，侍御史赵瞻论述京东盗贼，上疏说：“臣恭敬地看见，群盗杀害辅郡的官吏，囚犯在京畿的监狱中起兵叛乱，这些都是前代祸乱的萌芽，也是朝廷腹心之患，其中最为急迫。可是政府不过发送公文移牒，作出督促责备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