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八

译；州郡也不过准备防守、侦察，作出预防的姿态而已。公文一经报上，便安然当作无事，只按惯例敷衍应付，求得接到询问而已，从没有替国家追究盗贼巢穴和积累奸恶的根源，预作防备万一发生意外的谋划。”臣谨考察两汉旧事：胶东盗贼兴起，宣帝立即任用张敞为胶东相；渤海及其附近郡县盗贼兴起，丞相、御史立即举荐龚遂为太守；颍川盗贼兴起，光武帝立即任用寇恂为太守；南山群盗兴起，大将军王凤立即推荐王尊代理京兆尹。当时两汉朝廷接到盗贼的奏报，天子和大将军、丞相、御史便擢拔举荐守臣，又往往免除繁琐文书，授予他们临机处置的权力；随后激励官吏百姓，镇定安抚风俗，没有不立即取得成效的。平常国家设置官署、考核任命官员：一路有安抚、总管、钤辖兵马；一郡有知州、丞、尉、提举、巡检；一县有县令、县尉，这些都是负责盗贼事务的官员。” 如今一旦有几十个不得志的人聚集起来，竟至于杀害官吏，看看那些占着职位的官员，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他们环顾四周等待事变发生，却没有一个人出手救援。其中尤其严重的，反而一定会归罪于那些拼死作战的忠臣，认为他们贪图功劳、辱没使命。这样一来，公家便没有竭尽力量办事的人了。况且过去任用一名郡守，盗贼就屏息不敢妄动；如今联合数十县的许多官员，却仍然不能禁制盗贼，这是为什么？大概是因为过去考核的是实际成效，而如今各级官司只取得空文。现在盗贼一出现，符牒四处传送，便说：‘我已经发文给一路了。’帅府说：‘我已经发文给各郡了。’检查文书和案卷，于是我就没有责任了。郡府说：‘我已经发文给巡逻官、县令、县尉了。’关报说明，于是我就没有责任了。县令、县尉说：‘我已经发文给坊里和保伍了。’等候防备，于是我就没有责任了。这种情形的由来，难道不是因为朝廷只守着空文吗？如果让因循软弱的官吏传递、执守曹司的案牍，却要同积极痛恨邪恶、急于办事的人较量计策，那么终究无法取得实际成效。如今曹州知州王知贤不能禁制盗贼，以致他们结成党徒；濮州知州戚舜元年老力衰，平素没有才干和谋术，只有这两个州成为盗贼聚集之地。臣现在请求先在曹州、濮州专门责成知州、通判，并命令他们详细陈述方略；同时进一步明确赏罚，允许他们筹划安排，全部出动搜捕盗贼，以近期为限督促，以重加弹劾相约束。” 如果他们拖延不办、没有提出任何建策，就交给有关官司，以无所作为治罪；另行委派辅臣举荐任用有才干的官吏。京东各旁郡，都可以依照这个办法改弦更张。还必须等取得成绩之后，再议定酬劳、擢升和处置的适宜办法，使他们先把方案图画上报朝廷，再由朝廷裁决选择。这样官吏自然不会苟且简慢，足以肃清京东内郡，震慑安抚远方。臣愚昧，但内心的恳切激愤实在无法抑制。神宗熙宁七年，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苏轼论述河东、京东盗贼，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河东、京东近年以来蝗灾、旱灾接连不断，盗贼逐渐增多。如今又不下雨，从秋天到冬天，方圆数千里，麦子无法播入土地。臣私下推测，明年春夏之际，盗寇抢掠造成的祸患，将比今天严重。因此冒昧陈述浅陋之见，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补益。臣谨考察，山东自上古以来就是国家腹心和根本之地，它同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社稷安危。从前秦兼并天下，首先夺取三晋，其他强敌便相继灭亡；汉高祖杀死陈余，赶走田横，项氏便不能支撑；光武帝也从渔阳、上谷发动精锐骑兵，席卷而兼并天下；魏武帝击败并杀死袁氏父子，收取冀州，然后四方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宋武帝凭借超绝于常人的英雄资质，用兵多年却不能兼并中原，是因为没有得到河北。”

译隋文帝凭着庸常之人的穿墙打洞般的智谋，窃居帝位数年便统一天下，也是因为取得了河北。所以杜牧评论说，王者得到山东之地就可以成就王业，霸者得到它就可以成就霸业，狡猾的盗贼得到它就会扰乱天下。自唐朝天宝以后，奸臣在山东僭越割据，历经十一代，竭尽天下的力量，最终也不能夺取，直到国家灭亡。近世贺德伦率魏博归降后唐，于是后梁灭亡；周高祖从邺都进入京师，于是后汉灭亡。由此看来，天下存亡的关键在河北，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即位以来，北方百姓接连流离迁徙，天灾谴告也比四方严重，五六年间还没有办法消除这种重大异常。至于京东，即使暂时没有发生祸乱，也应当经常使当地百姓安逸富强，在紧急时足以向河北输送物资。瓶中的水倒空了，罍也会感到羞耻；嘴唇没有了，牙齿也会寒冷。可是近年以来，公私都很匮乏，百姓不堪承受赋役，如今流离饥馑，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想散卖常平仓的粮食，劝诱有积蓄的人家拿出储藏；盗贼横行，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想增加告发赏赐的途径、申明严厉的缉捕法令，都没有看见益处。常平仓的粮食屡经赈济发放，所剩已经没有多少了，而各处饥寒的百姓到处都是；百姓每人得到一升一合粮食，官府却要耗费堆积如山的财物。有积蓄的人家按惯例也都困乏了，贫穷的人尚未享受到它的利益，富有的人却先遭受了它带来的灾祸。从前季康子忧虑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假如您没有贪欲，即使奖赏人们去偷，他们也不会偷。’由此可知，上层如果不把利益全部据为己有，百姓就有赖以生存的东西。假如有赖以生存的东西，又何苦去做盗贼？其中那些凶残恶毒、以祸乱为乐而不肯悔改的人，才需要依法严刑，杀掉一个来警戒百人。如今中等百姓以下的人，几乎都因为缺粮而冒犯法令成为盗贼；如果畏惧死刑和法令而不做盗贼，就会挨饿。饥寒和被押赴弃市处死，同样都是死亡；而暂缓死亡和忍受饥饿，只是灾祸到来的迟早不同。大家相继成为盗贼，正是常理。即使每天杀死一百人，形势也必然不会停止。假如陛下极其明圣、极其仁慈，比较得到和失去哪一个更多，权衡祸与福哪一个更重，只在财利方面略作舍弃，使衣食的生路一旦打开，恩惠深入百姓骨髓并遍及各处；然后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威严克制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罚，不因灾害而扰乱法令。这样做了，如果人心还不改变、盗贼还不减少，从来没有这种事。” 元丰元年十月，苏轼任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上书说：“臣凭着平庸的才能充任官员，出任两郡守臣，这些地方都是东方的要地。臣私下认为，遵守法令、处理文书、完成期限和防务，不足以报答陛下恩德的万分之一，因此冒昧思考东方的重要事务以及陛下应当知道的事情，草拟其中一二条上报，请陛下选择采用。臣先前任密州知州时，曾建议：自古以来河北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社稷存亡；京东之地，是向河北输送物资的地方，瓶空了罍也会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也会寒冷，而当地百姓喜欢成为盗贼，造成的祸患最为严重。因此替陛下筹划了对付盗贼的策略。调任徐州后，臣观察山川形势，考察当地崇尚的风俗，又查考典籍，这才进一步知道徐州是南北交通和军事形势的关键，而京东各郡的安危都寄托于此。从前项羽进入关中，烧毁咸阳后向东返回，便把都城建在彭城。凭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择彭城，可见彭城地势险固、形势便利，足以使他在诸侯中实现志愿。臣观察那里，三面有山，唯独西面是数百里的平川，向西通往梁、宋；如果楚人打开关门引来敌军，精锐步兵迅速出动，突击骑兵如云般纵横，真像从屋顶倒下的水一样势不可挡。” 那里适宜种宿麦，一次成熟就可以使人饱食数年。城池三面被水阻隔，楼橹、城堞下面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这里。戏马台高十仞，宽长各百步；如果在用兵的时代，在台上驻扎一千人，聚集礌木、炮石等一切攻守器具，使它同城池内外相互配合，再在城中积存三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当地百姓都身材高大，胆量和力量超过常人，喜欢劫掠；稍不合意，便有飞扬跋扈之心，不只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都在今天徐州数百里以内。这些人因此自负，凶悍桀骜的气质积累而成为风俗。魏太祖以三十万人攻打彭城，不能攻下；王智兴凭普通士卒出身的平庸才能，在徐州任意横行，朝廷也不能讨伐，难道不是因为当地地形便利、人民和士卒勇猛强悍吗？徐州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是冶铁官署和商贾聚集之地；当地百姓富裕安乐，共有三十六座冶炉，冶户都是大户，收藏的钱财数以万计，常被盗贼窥伺，而兵卫却少而弱，简直像儿戏。臣半夜想到这些，便不寒而栗：假使十多个凶猛盗贼拼死闯入集市，即使在白天，守卫也都会弃守逃跑。那里既然出产精铁，百姓又都擅长锻造，只要分散各冶户的财物，招呼聚集无赖之徒，那么乌合之众所需的数千件兵器，一夜之间就可以置办齐全。顺流向南而下，早晨出发，上午便可到达，徐州就有不能守住的忧患了。假如不幸盗贼中有像吕布、刘备一类的过人才智，取得徐州而施展其志向，那么京东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近来河北转运司上奏请求禁止利国监的铁，不许运入河北，朝廷听从了。过去楚国人丢失弓箭，仍不肯忘记楚国，孔子还认为这格局太小，何况天下本是一家？东北两处冶铁都在为国家兴利，却把一方的利益夺给另一方，这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不再北运，冶户都担心失业，来向臣诉说的已经有好几批了。臣想借此征募冶户，作为利国监的屏障。如今三十六座冶炉，每炉有一百多人，采矿、伐炭，其中多是饥寒交迫、逃亡在外、强悍凶忍的人。臣想让冶户每炉各自挑选十名有才能、力量强而忠诚谨慎的人，由官府登记姓名，授给他们短刀、长矛，教他们格斗刺击；每月两次在知监官署庭院集合，由知监检阅考核；兵刃收藏在官府，等待对付大盗，不得役使他们做其他差事，违犯者按违制论罪。冶户被盗贼图谋已经很久了，百姓全都知道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译让每炉冶户出十人来自我防卫，是百姓乐意接受的事；官府又解除近来的禁令，使铁能够向北运输，那么冶户都会高兴地听从命令，奸猾之徒也会胆寒，不敢谋划。徐州城虽然险固，但楼橹破旧，城池又大而兵力少，遇到缓急不能守卫。如今战兵只有一千人。臣请求把南京新招募的骑射两指挥调到徐州；他们本来就是徐州人，曾经驻扎徐州，营垒、材料、石料都已齐备，却后来迁往南京。当年转运使把辖路分为东西两路，因为害怕运送粮饷的劳苦，才把他们迁往西路。如今两路合为一路，他们来去调动并不会增加或减少什么，却足以加强徐州的力量。城下数里出产大量优质石料，而奉化厢军又缺额数百人。臣愿意招募石工补足这些缺额，听任他们不被调出，使这数百人常年采石，用来砌筑城墙；几年之后，徐州就会坚固如金汤。关键在于使利国监不能被盗贼窥伺，那么徐州就无事；徐州无事，京东就没有忧患了。沂州山谷重重阻隔，是逃亡者聚集的地方，盗贼常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不认为臣不肖，臣愿再守徐州三年，并且能够兼领沂州兵甲巡检事务，一定能够有所效力。京东的恶盗大多出自逃军；逃军成为盗贼，百姓便望风畏惧他们，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技艺精熟而所受刑法严重。技艺精熟，所以难以抵敌；刑法严酷，所以他们会拼死一战，形势就是这样。自从陛下设置将官、整治军政以来，士卒都精锐，却仍有逃亡的，我曾考察其中缘由：大概近年以来，押送罪人去充配军的，通常不让役人押送，而让禁军士卒负责；负责押送的人接到公文就立即出发，往返常常不下十天。路上的费用如果不收取利息钱就无法办理。百姓害怕法律，不敢借钱；即使借出，也无法再收回。只有所属将校才敢出利息钱给他们，回来后又刻扣他们应得的粮饷，上下相互牵制，军政无法修整，赌博、下棋、饮酒等无所不至；生活穷苦无聊，便逃走成为盗贼。臣到徐州后，立即取出不属于省库的钱一百余千，另外储存起来；凡是要押送罪人的，按照路程远近酌量取用，规定三个月刻期偿还，不收取利息。将吏中如果有人借此收取利息钱，便严厉依法惩治。然后严格整顿军政，禁止饮酒、赌博。过了一年，士卒都能吃饱穿暖，训练熟练，技艺精通，成绩等第成为各郡之最，陛下派遣敕使来考察阅视，就可以看到这些情况。臣希望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各郡，推行实行；这样军政得到整顿，逃亡者减少，也是除去盗贼的一种办法。臣听说汉相王嘉说过：孝文帝时，二千石和长吏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互相仰望，没有苟且应付的心思；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互相催促逼迫，司隶、部刺史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职数月便被罢退，二千石更加轻贱，吏民也轻慢他们，知道他们容易受到危害，稍有不合心意就产生离叛之心。从前山阳的亡命徒苏令横行时，吏士遇到危难没有人肯伏节死义，是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权平素已经被剥夺了。国家有急事，要依靠二千石办理；只有尊重他们、使他们不易受到危害，才能使下属尽力。按照王嘉的话考察今天的情况，郡守的威权可以说平素已经被剥夺了：上面有监司窥伺过失，下面有吏民拿他们的长处短处相互牵制，还没有等到审查讯问，差遣替换的命令已经下达。想督促捕捉盗贼，即使在法令之外求取一文钱来使用人力也不可能；盗贼是凶恶之人，罪情重而法令规定的刑罚轻，守臣稍微把他们发配流放，就会被当地法司复核案情，弹劾其错误收监定罪，守臣如此惴惴不安，怎么能使吏士拼死效力、击破奸人的团伙呢？由此看来，盗贼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陛下给予守臣的权力太轻。臣希望陛下稍微加重他们的权力，只责成他们掌握大纲，放宽对小过失的追究。凡是京东盗贼很多的郡，从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应慎重选择守臣，允许他们在法令之外酌情防备、处置强盗，并多赐给缗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然而缗钱赐得多了难以长久，太少又不足以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行拨给一二百千，用来酿酒；凡是替官府缉捕盗贼的人，都可以用酒赏赐他们，敢把这些钱另作他用的，按贪赃论罪。除正式赏格之外，每年得到数百缗酒钱，也足以役使人力。这又是治理盗贼的一种办法。不过这些都是小事，大事并非臣所应当说。想沉默不发，又私下想到，臣有幸遇到陛下如此英明圣哲、特立独断，如果有所保留而不说尽，就不是忠臣的道义，所以冒死再次进言。从前以诗赋取士，如今陛下以经术任用人才，名目虽不同，但都是凭文章言辞进身。考察所得到的人才，大多是吴、楚、闽、蜀人。至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自古以来都是豪杰汇集之地；那里的人沉着勇猛、强悍果敢，可以任用办事。然而如果要让他们学习声律、诵读经义，同吴、楚、闽、蜀的士人争较毫厘之间的得失，那么他们最多只会不愿做官而已，因此朝廷得到这五路的人才常常很少。那些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君子的品格；如果德行不足而才能有余的人困在没有出路的境地，就会无所不为。因此臣希望陛下特别为五路士人另行开设仕进之门。汉代的制度是，各郡县推举优秀百姓任吏，考察品行、查验廉洁，依次升迁补任，有的甚至做到二千石，入朝成为公卿。” 除正式赏格之外，每年得到数百缗的酒钱，也足以用来役使人力。这又是治理盗贼的一种办法。然而这些都是小事，大事并非臣所应当说。想要沉默不发，又私下想到，臣有幸遇到陛下如此英明圣哲、特立独断，如果有所保留而不说尽，就不是忠臣的道义，所以冒死再次进言。从前以诗赋取士，如今陛下以经术任用人才，名目虽不同，但都是凭文章言辞进身。考察所得到的人才，大多是吴、楚、闽、蜀人。至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自古以来都是豪杰汇集之地；那里的人沉着勇猛、强悍果敢，可以任用办事。然而如果要让他们学习声律、诵读经义，同吴、楚、闽、蜀的士人争较毫厘之间的得失，那么他们最多只会不愿做官而已，因此朝廷得到这五路的人才常常很少。那些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君子的品格；如果德行不足而才能有余的人困在没有出路的境地，就会无所不为。因此臣希望陛下特别为五路士人另行开设仕进之门。汉代的制度是，各郡县推举优秀百姓任吏，考察品行、查验廉洁，依次升迁补任，有的甚至做到二千石，入朝成为公卿。古代并不专门凭文章言辞选取人才，所以得到的士人很多。黄霸从卒史起步，薛宣从书佐奋起，朱邑从啬夫中选拔，丙吉出身狱史，其余由此进身的名臣、良吏，多得数不清。唐朝中叶以后，方镇都选拔列校掌管亲兵。当时四方豪杰中不能通过科举自我显达的人，都争相担任这种职务，往往积累功劳而取得旄钺。即使老奸巨盗有时也从中产生，但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这一类人，所得到的也已经很多了。王者任用人才，就像江河一样；江河所流向的地方，百川都会奔赴。蛟龙由此产生；等到江河离开而流向别处，鱼鳖就无处安身，鲵鳅便会控制局面。如今世上的胥史、牙校都成了奴仆和庸人，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陛下不任用他们。现在如果要任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负责行文书、治刑狱、管理钱谷，这些事务本来也不能废弃。只是动辄鞭打，鞭打一施行，豪杰就不会出现在其中。因此凡是受过刑罚的士人不可再任用，而将要任用的人不可施以刑罚。所以臣希望陛下采纳唐朝的旧制，由五路监司、郡守共同选取本地人补充牙职，专取才干、精力足以超过常人而不能从事科举的人，按照现在的庸钱给他们俸禄，让他们负责镇税、场务、督捕盗贼等事务；因公犯罪处杖刑以下的，听其赎罪，依照将校的法令办理。

译让长吏能够举荐其中有才能的人，按功劳资历排列，记载任职年月，使他们能够出仕，待遇比照任子，却不以流外官的等级限制他们将来所能达到的职位。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秀的人，擢拔任用几人，那么豪杰英俊之士便会逐渐从这条道路出现，奸猾之党也可以加以收罗。具体条目曲折复杂，臣不敢全部说尽，只希望陛下留神省察。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各州郡全部撤除武备。只有山涛论说此事不可行，晋武帝见到奏章说：‘这是天下有名的言论。’却没有采用。到了永宁年间以后，盗贼蜂起，各郡国都因为没有防备而不能制伏他们，山涛的话于是得到验证。如今臣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屡次把盗贼问题拿来进言，私下忧虑过度、考虑过多，也已经很严重了。陛下即使能够容忍，必定会被议论者嘲笑；如果天下无事而臣因此受到嘲笑，那也罢了，否则等事情发生后才谋划，就已经晚了。冒犯天威，罪当不赦。” 苏轼代李琮论述京东盗贼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见，河东、京东一向常受盗贼之苦，而京东尤其严重。不只是有穿墙入室、偷窃箱箧、掘坟盗墓的奸徒，甚至还有飞扬跋扈、割据一方、图谋僭越的志向。近来的李逄党徒、青州徐州的妖贼，都在京东。凶悍愚昧的百姓，几乎已经形成这种风俗。自古以来大盗兴起，必定有其诱因。如今朝廷清明，四方没有忧患，而这些人常有不轨的意图，大概是土地、风气和习俗造成的，不能不加以察知。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黄巢是宛朐人，朱全忠是砀山人，其余历代出自京东的豪杰不可胜数。所以凶悍愚昧之人常常以此作为借口，而他们的才力、心志和胆略实际上也超过常人。加上近年更改贡举条制，扫除旧弊，专门选取有学术的人才；当地优秀百姓和善良士人已经改换职业，而那些质朴鲁钝、强悍难以教化的人，抱着自己无用的书籍，各自怀有不得志的意图。朝廷虽然敕令有关部门另设字样，以收取三路举人，但这些人自认为世代相传的是朴实的学问，没有机会再踏入科举考场，老死乡里，不能进入选拔范围，于是私下发出怨言，等待灾祸、窥伺机会。臣每想到这里，便不寒而栗。” 扬雄说过：‘驾驭得法，天下的狡诈之徒都能成为使者；驾驭失当，天下的狡诈之徒都能成为敌人。’班固也评论剧孟、郭解一类人，说他们都有非凡的资质，只可惜没有进入道德正途，如果放纵自己沉溺于末流。由此可知，人的善恶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性质。如果驾驭得法，那么原先的奸猾之徒全都可以成为忠良。所以许子将曾对曹操说：‘您在太平朝廷中是能臣，在乱世中就是奸雄。’假如韩信、彭越没有遇到汉高祖，他们同盗贼又有什么不同？臣曾私下替朝廷谋划，认为彻底消灭他们的党徒，不如利用他们的才能来任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党徒无法全部清除，而他们的才能本来就有可用之处。从前汉武帝曾派绣衣直指使督捕盗贼，所到之处按军法从事，甚至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可以说已经很急迫了，但盗贼并没有因此减少多少，因为他们的党徒本来就不可能全部消灭。如果朝廷利用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盗贼自然会消失，而豪杰之士也可以为朝廷所用。请允许臣用唐朝的事情说明这一点：自天宝以后，河北各镇相继僭越作乱，即使宪宗英明威武，也不能平定。观察那些主帅，全是士卒出身的庸才，却能在六七十年间同朝廷抗衡，只是因为喜欢作乱、以祸患为乐的人，以及背弃公义、死心塌地结党的人，共同出力辅佐他们。” 到了穆宗初年，刘总入朝，河北才开始平定。刘总知道河北的乱局，关键在这些人身上，于是把军中资历深的将领和有名望的人，如朱克融一类，全都登记下来，推荐给朝廷，希望朝廷给予优厚的爵位，使北方人羡慕并向往仕进，改变他们作乱的心思。然而宰相崔植、杜元颖都是庸人，没有长远考虑，认为河北既已平定，天下便无事了；朱克融一类人长期驻防京师，最终却没有得到录用，饥寒交迫而无处申诉，便怨恨愤怒，图谋作乱。等到张弘靖赴任镇守河北，朝廷便把他们遣返回幽州，于是朱克融等人作乱，河北再次失守。如今陛下应当鉴戒唐室过去的过失，收取京东、河北豪杰之心。臣恭敬地看见，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发并捕获妖贼郭进等人；臣私下听说，程棐的弟弟程岳是李逄的党徒，被发配在桂州，豪侠勇武强健，又超过程棐。京东各州郡像程棐、程岳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抛弃他们不用，他们就会成为盗贼；收罗任用他们，他们就会捕捉盗贼，道理十分明白。臣希望陛下精选青州、郓州两地的帅臣和京东东西两路的职司官员，以及任命兖州、单州、潍州、密州、淄州、齐州、曹州、濮州的知州，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让他们暗中访求辖区内豪强狡猾之士：有的武力强大，有的多有权谋，有的通晓术数而懂得军事，有的家中富有财产而乐于施舍。像这一类人，都招来加以劝勉奖赏，使他们通过告发、捕捉盗贼来效力，并登记姓名上报朝廷。” 对于捕获的盗贼，按罪行轻重给予酬赏；如果捕获的是真正的大盗、首恶奸人，就立即录用；如果只是普通的劫贼，就累计他们捕获的人数，以一名官职作为酬赏，使这些人羡慕这种利益，把它作为进身的资本。只要能够提拔几个人，一路之内自然会争相受到激励。除贡举之外，另设这一科目，那么原先被遗漏的人才都能为我所用；即使有奸雄聚众啸聚，也自然没有徒党。不过每州搜罗到一二十人，就可以使耳目遍布各地，盗贼没有容身之处了。纵观古代，自周鲂、戴渊一类的奇伟之士，很多都出自群盗，后来改恶修善，并不妨碍成为贤人；何况以捕盗为出身，又有什么不可？如果朝廷依据才能试用他们，日后守卫边疆、建立功名，未必不能从这条道路上产生。若非陛下神圣英武，不能果断实行这一策略。臣虽然不在主管此事的职位上，但受恩深厚，见到听到有关情况，不敢沉默，谨将这些意见记录上奏，恭候陛下诏令裁决。”

译彭汝砺上奏说：“臣私下听说，京东、河北东西两路的群盗不能禁制，朝廷数月之间多次筹划处置，臣知道陛下对此深切挂念。臣恭敬地认为，河北土地坚固，风俗崇尚意气、喜欢争强，宁可死于做盗贼，也以死于饥饿为耻。他们喜好作乱，大概是天性如此。陛下仁慈节俭，朝廷清明，并没有可以让人窥伺的空隙，然而豪强凶恶之徒不守道义，像乌合之众、蚂蚁依附一般聚集，竟在白天于集市杀人，凭借饮食引诱攻打劫掠县镇，抢夺妻子儿女。这也是陛下应当格外察看防备的事。若不加以防范，形势将不可收拾。臣身负言责，日夜忧虑不能自胜，谨具列一件件建议，希望稍有补益。臣思考盗贼的势力，可以用智谋战胜，不能只用武力压制。凭国家粮米之多、兵器铠甲之坚利，却不能在一天之内彻底消灭鸡鸣狗盗、鼠窃小贼，这也是不可能的。近来虽听说允许巡检、县尉不依通常规定举荐差遣，巡检、县尉已经能够指踪追捕、制胜盗贼，但这仍然不够。臣读史考察汉代：京兆盗贼惊扰，王尊不出关便把它治理了；渤海多有劫掠，龚遂到任便使风俗改变。既然如此，假如负责逐捕防治的人得当，就不会让盗贼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臣请求尽早选派仁慈明察而有智谋方略的官吏，出任各郡长官，稍微放宽绳墨法令，使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防治盗贼，争取早日消灭，从而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 臣私下听说，河朔近来屡次歉收，百姓甚至到了卖妻卖子来求食的地步，迁徙的人接连不断，死者横陈遍地。有关官吏不知道使百姓返回、安定、聚集，却只知道催逼征敛。因此百姓聚集起来成为盗贼，不只是百姓的罪过，官吏也有罪。从北方来的人，多次对臣说：去年秋天没有下雨，冬天也少有雪，麦子的根大多没有扎入土中，春夏之初，百姓的粮食恐怕不够。朝廷如果不及早加以抚恤，贫弱者有的会把盗贼当作依靠，而党徒也会逐渐增多。臣请求专门派使者核实情况，稍微放宽各种杂色劳役，以安定贫弱百姓。这样，使善良百姓感念恩惠而没有离散的心思，使奸恶之人畏惧威势而产生不敢作恶的念头，盗贼的势力就容易显出衰退停止的迹象了。” 刘挚上奏说：“天下即使有极其完善的治理政策，也不能使百姓永远不做盗贼；即便如此，也只能设法禁止他们成为盗贼而已。自夏、商、周三代和两汉以来，比较起来，追捕、缉查盗贼的法令有严有宽，时而不同，但总的都是谨慎搜捕、追逐奸恶，以安定善良百姓。国家对于盗贼，防备禁制本来已经明确完备，而近来捕盗法令有一两点可以讨论。旧制规定，盗贼发生地区，凡按职分负责侦察、搜捕的人，都给一百天作为三限；每一限未能捕获，便按规定承担不同罪责。这是要使他们亲自承担责任，心中有所畏惧，然后才肯同心协力、出力办事，稍微张开耳目寻找盗贼以求自我免责，所以官府颇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今新的敕令虽然规定捕不到盗贼也有罪，但却把两限合并考核，允许各自罚钱，说是用来充作捕盗赏金。其次仍允许收赎罪责，而乡村耆长、壮丁近来又将被废除，改由保甲代替。保甲制度规定，保内发生盗窃，只出赏钱，不再有按期限认责、决定处罚的办法。小人的心情并不以刑罚为畏惧；如果形势不逼迫他们，使他们不得已去做事，他们哪里肯尽力为公家搜捕盗贼呢？他们所缴纳的钱，也不过是资助众人通过请托关系谋求私利，正合他们的便利。” 中书舍人曾巩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周礼》以五家为比，使他们相互担保，推广到五州为乡，利用当地百姓来从事农田、劳役、追捕等事务。管仲治理齐国，也以五家为轨，推广到五乡为军，从而形成三军制度。大概百姓谋生，依靠衣食就成为农民；依靠防备抵御就成为士兵。所依据的道理就是如此。后世谈论军队的人认为，九夫为井，这就是八阵法产生的由来；五家为轨，这就是军旅法产生的由来。臣考察认为，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三军政制取法于乡里田地，而是古代百姓的生业中，兵与农并不是不同的事务。自从经界制度废弃，兵农才开始分开。秦汉之际，大体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十亭设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管教化，啬夫负责审理诉讼、征收赋税，游徼巡行查禁盗贼，这也都是比闾、族党、卒伍中追捕盗贼等旧有事务的遗存。如今保甲制度从五家组成一保，推广到设大小保长、都保正和副保正，负责承接文书、督察盗贼，同比闾有长、乡亭有啬夫和防徼，并没有不同的用意。” 臣从前守亳州，亳州是盗贼多、法律严厉的地方；臣推行保甲法来禁制盗贼，幸而没有造成错误。臣不自量力，想对保甲、巡检、县尉用来防备和谋虑盗贼的法令有所推广，以符合朝廷立法的本意。一是，历来盗贼大都是外地流浪、行踪不明的人，也有本地一向无赖的人。保甲法让五家组成一保，本来就是想察举违法之事。一保五家，如果有一家窝藏外来流浪、行踪不明的人，或者有一家窝藏一向无赖的人，那么五家不可能不知道；而现行法禁中并不追究知情不报的罪责，大概是因为顾念乡里情面，谁肯告发呢？如果设置禁防，使不向官府告发的人一旦事情败露便要受连坐之刑，那么人情都爱惜自己，谁肯苟且容忍？这正是建立保伍、察举违法行为的本意。所察举的是窝藏恶人的人家，是为了替众人除去祸患，本来不是为了开启互相告讦的途径、伤害邻里情义。如果窝藏人家的居所自己都不能隐藏，恶人还能到哪里藏身？盗贼即使不加禁制也会自行消失，这是必然的道理。臣请求，外来的流浪、行踪不明之人，保内不得留宿；本地一向无赖的人，保内必须把姓名报给官府，由官府登记在册。” 对于已经登记在册的人，凡有出入，都必须告知本保。如果保内留宿外来的流浪、行踪不明之人，犯人严加判罪；同保之人不加纠察，也要按知情不报的罪责科罚。保内本地的一向无赖之人，同保之人不把姓名报给官府，以及登记在册的人出入而不告知本保、本保又不加纠察，也都按知情不报的罪责科罚。对犯人严加判罪，贵在设置关防，就可以暗中消除盗贼。况且历来州县也往往有禁止留宿流浪者、登记恶人的办法，可以据此断绝盗贼，并没有其他扰民烦扰。又兼保甲条法规定，各保内有外来人，如果行止明显不明，就收容押送官府，可见法令本意已经涉及这些内容。如今臣所请求的，只是加以申明，并且使规定更加详细完备，恭请陛下裁量酌定后施行。”

译一、臣恭敬地看见，熙宁六年的保甲条法规定，保内如果遇到盗贼，立即报告；大保长以下以及同保各户立即前往救援、追捕。如果盗贼进入别保，就彼此传递消息，击鼓回应，接力追逐。元丰二年详细审定上述条法，条文规定各保内发生盗贼，立即集合本保人追捕；如果进入别保，就彼此报告，接力追逐。臣私下认为，原条法和详定条文各有详略，如果合并使用，那么周密覆盖的意思就没有不完备之处。如今请求下令：各保内发生盗贼，立即集合本保人追捕；如果进入别保，就彼此击鼓报告、应援、接力追逐；并设置铺屋和鼓，仍轮流让保丁巡夜住宿。这样，保伍之内既不能容留恶人，巡夜的办法也完备了；如果有盗贼发生，就合力追捕，安排处置没有遗漏。这对于最初设置保甲的本意来说，曲折周详而完备，也就是古代井田制度中守望相助，以及后世设置乡亭巡查盗贼的遗法。” 一、臣恭敬地看见，熙宁敕令条文规定，各巡检经常在所辖地分内巡逻警戒，巡检办公处所在的州发给印历，每季度进行点检。臣请求酌量制定命令：法律严厉地区的巡检、县尉，必须经常在所辖地分内巡逻警戒，每十天把到过的地分详细报州，仍发给他们记载行程的印历。每季度由本州把十日报告同印历一起交给官员点检核验；违犯者予以审查处理。州府不加督察的，监司要按察弹劾上报。这样，负责捕盗的官员制度和职责就能统一，按理必须实行，不容许苟且简慢的人废弃法令；也能使负责捕盗的官员分区巡逻，而不只是让保甲等待观望、辗转承接。盗贼所到之处就会遇到侦察，暗中发动盗乱的谋划必然自行衰退；即使有伺机而动、图谋不轨的人，也容易被败露擒获。” 右司谏苏辙论请求罢除右职县尉，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旧法规定县尉都任用选人。近年以来百姓贫困、盗贼增多，进言议事的人不知道从根本上救治，于是请求施行严法，县尉所辖地分也一概改用武夫。改法以来，没有听说盗贼因此减少，反而武夫贪图防守事务的利益，不畏惧条法，侵夺弓手的财物，先失去爪牙之心，又扰乱乡村，再次成为百姓的祸患。臣私下认为，捕盗的办法关键在于先取得弓手的支持，其次取得乡村百姓的帮助。耳目既然广泛，罗网先已布置，再稍加谋略就容易成功。过去任用选人，虽然不能人人做到这样，但他们颇知畏惧法律，就一定会爱护百姓；让他们出入民间，在形势上很便利，也不必亲自熟习骑射、亲自格斗，然后才能捕获盗贼。如今改用武夫，他们未必都敢进入盗贼之中，又不熟悉法律，已经先扰害百姓。臣听闻，河东、京东、淮南等路凡是任用武夫担任县尉的县，百姓都深受其害。臣请求恢复旧制，命吏部仍只差遣选人，重要的是使官吏和百姓相安，不至于受到惊扰。” 洋州知州文同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本州州治所在，正处于汉水之上，水陆平坦开阔，东西南北广达千里。东北群山环绕相连，道路曲折盘旋，山间缝隙洞穴深远，上通荆楚，旁通岐、雍。当地出产的物资，都是救济民生急需的用品，种类很多，早晚运输不绝；道路、里巷、井邑之间，各种货物堆积，实在是四方商贾都会前来贸易的地方，衣被秦、蜀，确有值得仰赖之处。汉、唐时期，这里已经是闻名的重要州郡。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不配称为重郡的地方：城池低矮残破，完全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制修治，不知防守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竟用茅草和泥土层层堆砌，仿佛儿童玩耍；城墙缺损、倾颓零落，几乎不堪入目。奸人和庸吏因此取罪，常常越过城防逃入；仓库所寄存的物资，也几乎等同于空地。臣到这里以后，立即谋划增修，只是苦于没有兵夫，无法动手；每次想到这里，便整日沉吟。臣伏思，国家设置州郡，排列官府，储备粮物，养育士卒，大体本来都是为了百姓，所以准备得如此周全。为什么本州处于咽喉要害的防线上，却反而没有城垒、壕堑这样的防备来保障它呢？这就好比人，筋骨虽说完整坚固，而皮肉却日渐腐烂脱落，将凭什么负载依靠，还能使身体内部安稳长久呢？” “身体的一部分既已亏损，整个身体就不适宜了。臣伏望朝廷体恤百姓，怜恤偏远之地，特地下达中书省的批示，准许修筑城防；估量工程和人力，不至于过于庞大。这样或许可以使郡国的制度不至于有一项废弛，也算是有备无患的深远谋划。”臣又私下看到，辖境内三县的边界极其空旷辽阔，高山深林，绵延交错，正同巴达、金凤、永兴、凤翔等处的边境紧密相连，互为唇齿。远的地方有五六百里，近的也不少于三四百里；中间有像子午、骆谷这一类斜通直达的道路，通道不少，私商和秘密往来的人出入如织，奸人和隐匿的罪犯都聚集在那里，成为渊薮。山谷中的百姓懦弱怕事，被众人的势力所迫，于是窝藏财物、居住在幽僻之处，别人不敢过问。因为完全没有防守，所以难以检查禁止。臣愚昧，常为此过度忧虑：一旦发生蜂拥惊乱、鼠窜惊逃之事，盗匪任意施行毒害侵扰，四散逃回巢穴，又肆意出来作乱，即使召集人手剿除，也来不及捕捉其踪影，还须扰乱数日才能处理。往日光化军的盗乱，近年庆州的叛贼，都奔向这条道路，图谋进入蜀地。当时西南各郡县听到风声都震惊恐惧，幸赖朝廷的威灵，才使百姓得以幸免，最终叛乱也被击败。然而本州既然一再成为凶盗窥伺漏洞的地方，此后却安然不作防备；直到今天，地方老人和熟悉政务的吏员谈到此事，没有一个不人人叹息惋惜的。” 由此可知，本州的情势同其他州郡的边境不同。对于聚集险要、阻塞道路和奔冲通道的防御，平时就应预先设置保卫防御的办法。如果万一发生事情，临时才准备器具，必然手忙脚乱，彼此无法救援呼应。前面没有兵，后面没有城，难免使一方人心终日恐惧，却又无可奈何。臣现在想请求朝廷特别审慎斟酌，再增置武宁一指挥，并且先从各处防区抽调三五百人驻屯于此，常令他们住在这里，不许逃走，以备缓急。这样驱使安排，上可以解除朝廷的忧虑，下可以慰藉百姓的希望。臣的职责在于守土，按理应当陈述这两件事，伏望陛下仁慈，不因臣狂妄浅陋而怪罪，并对此留意。”

译哲宗元祐元年，门下侍郎司马光请求罢除保甲、招置长名弓手的奏状说：“臣私下看到，府界以及三路的保甲，虽然已经停止集体操练，仍然每年冬季操练一个月；对百姓有损害，对官府没有好处，不如全部罢除为宜。为什么呢？与集体操练时相比，民间的劳费虽减少了六七成，但仍有三四成，这就是所谓对百姓有损害。朝廷每年派使者巡视考阅，所耗费的金帛以百万计，最终却没有实际用途，这就是所谓对官府没有好处。臣认为不如全部罢除为宜。自从设置保甲以来，盗贼反而增加了一倍，原因是乡村中游荡无赖的子弟，偶然涉足城市，见闻繁华，自以为身为保丁，便坐等本家供给，饮酒赌博、游荡嬉戏，渐渐养成习性。如今虽停止集体操练，却不肯重新回到田地，参加农作，安逸欲望已经很深，而资用又不足。他们家中藏有利器，身上又带着武艺，于是邀集党羽，成群结队地攻打抢劫；父兄不能禁止，州县不能控制，这是势所必然。因此近年以来，年成并不十分饥荒，府界和两路却盗贼横行，甚至进入县镇杀害官吏。如果遇到虫灾、蝗灾、水灾、旱灾和大饥荒的年份，又将怎么办呢？” “这是不能不加以忧虑的。依臣愚见，不如全部罢除府界及各路的保甲，根据各县主户的户数以及盗贼多少，委托提点刑狱司审度，每若干户设置一名长名弓手，并免除其户下租税、支移、折变、夫役以及各种差徭科配，一概不再承担，务必给予优厚待遇，使人羡慕向往。每十人设置一名节级，五十人设置一名十将，百人设置一名员寮，二百人以上设置指挥使、副指挥使各一名；即使不足二百人，也设置指挥使、副指挥使的名目，把一县弓手全部作为奖赏功劳、提升资级的依据。节级在最初，暂令本县令、佐按上述名次依次管理；或者选派有统辖能力的人暂时管理，等到有长行弓手捉杀强盗一人，就补为正式节级，替下原来暂管的人。以后每捉杀一名强盗，就依此升一级。若尚未有正式资历，暂且作为守缺人员，不得统领他人，等有正式资历时再补正。若因累积功劳升至正式指挥使，任满三年以上，又曾捉杀强盗三人，从来没有犯过贪赃罪，就让本县官吏连署担保说明，申报州府；本州官吏再连署担保说明，申奏朝廷，请求朝廷在三班借差中予以安排。” “如果遇到强恶盗贼，朝廷临时另立赏格，则不受此限制。这样，保甲中的勇健之士看到眼前有出任官职的希望，前来应募的人一定很多。除了第一、第二等户物力雄厚、应当承担重役的，不得应募以外，其余只要在本县有户籍和田产，不论等第高低，都准许投充长名弓手，永远没有解除差役的期限。如果一人有缺额，而有两人以上争相投充，就委托令、佐挑选武艺高强的人充任。这样，本县勇健的人都成为弓手，其余懦弱的人即使做盗，也没有能力造成祸患。若现任长名弓手中有人勇力、武艺衰退，准许外人指名与他比较；如果胜过原来的人，就令其替代。这样就不必操练考阅武艺，武艺自然会长久保持精熟。仍委托本州以及提点刑狱司经常严密察看，令、佐若取舍不公，就提审查究，依法施行。若应募人数尚未达到现今乡差弓手的数目，就暂且令乡差弓手兼任，等招到一名长名弓手，就替换一名乡差弓手，使其归农。乡差弓手愿意投充长名弓手的，也听其自便。若长名弓手达到一百人以上，就分出一半，分为两番；二百人以上，每增加一百人就分为一番，并在年终轮换。” “上番的弓手随县尉追捕盗贼；从节级以上，各自统领所属人员。所属人员有轻微过犯的，准许自行处理，但不得超过小杖十下。所属人员若敢侵犯本辖区人员，杖一百；殴打者徒刑一年；即使是暂时管理人员，也同正式本辖区人员一样处理。若在所属人员那里防取、收受财物，就依律定罪；犯贪赃罪而应判杖刑的，如果是管辖中的暂管人员，就降为长行弓手中的下名；如果是正式人员，就降一资。以后每捉杀两名强盗，才抵销一人的罪；至于应判徒刑的，无论暂管还是正式人员，都降为长行弓手中的下名。以后每捉杀三名强盗，才抵销一人的罪；即使准许迁升资级，也属于额外奖励，不得统领他人，不得出任官职。遇到下番时，彼此不相统辖，也没有等级。下番人员从十将以下，各随所居防区，同耆长一起察看本管地分内曾经做过强盗的人以及窝藏盗贼的家庭。凡是做强盗的人，不在本地分内作案，而要到别的防区，恐怕连累本地，使捕盗人无法在本地立足。因此本地分的捕盗人往往知道情况，却不肯举发。盗贼得到财物、分赃以后，就远走逃遁，踪迹断绝。” “盗贼作案地分的捕盗人即使想擒捕，也不知道盗贼藏在哪个防区。官府虽然制定了三限考核的办法，最终也没有益处。因此，盗贼在某地出现时，该地捕盗人常常不肯申报举发。若变主懦弱，就千方百计压下此事，不让盗贼之事声张；变主强横，就共同赔偿所损失的财物，劝双方和解，使事情停息。这就导致群盗没有忌惮，日益猖獗。又有告发、捕获盗贼的人，常遭盗贼报仇，盗贼焚烧庄舍，杀害老人和小孩。这样的赏钱难道应当拖延不发吗？可是往往被州县阻挠刁难，有司吝惜不发，动辄经过一年，仍不能领取，使捕盗者灰心丧气。臣想请求今后凡有盗贼出现的地方，对捕盗人不再实行三限考核，捕盗官也不予批评罚责，只按照擒获盗贼的多少来论功行赏。若胆敢压制、隐瞒，就从严依法施行。仍请每州根据本州盗贼大小和多少，借支官钱数千贯，专门作为告发捕盗的赏钱。每捕获一名强盗，查明其过去的住处、窝藏地点，案件审理、候审及断遣都已完毕后，委托本州长吏当天先用官钱支付给告发捕捉的人；然后移文到盗贼所在的州县，追究其住止、窝藏地分的捕盗人，论以没有察觉的罪：弓手杖一百，耆长杖八十，壮丁笞四十。”

译“先没收盗贼及窝藏者家的财产，抵偿已经支出的赏钱；仍不足的数额，令捕盗人等均摊，限一个月催足，运送到发放赏钱的州军，以补足官钱。如果路远难以运送，就各自在本州官钱中办理文书折换，强恶盗贼若是朝廷特意在通常法律之外增加赏钱的，则从省库钱中支出，不在捕盗人均摊之限。这样，盗贼无处容身，必然会考虑改过自新。如果果真实行这套办法，府界三路既免除操练的劳费之患，无赖子弟又有归投之处，可以加以约束安置；各路恢复乡村弓手的名目，重行国家旧制，勇健之士眼前有仕进的希望，便会争相讨贼立功；不用操练，弓手武艺自然不敢衰退；不必另外点差，乡兵自然充足。并且用人虽多，但上下有纲纪，不敢相互侵凌暴害。盗贼出现地分的捕盗人不知道盗贼所在防区，可以免受无端刑责；出了盗贼地分而受到牵连的人，也不敢隐匿盗贼踪迹。被盗之家没有人压制，可以申诉伸冤。盗贼困窘而无处藏身，盗患或许会逐渐平息。” 元祐六年，礼部侍郎范祖禹上奏说：“臣听说从前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如果您没有贪欲，即使奖赏盗窃，百姓也不会偷盗。’季康子又向孔子询问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您想要行善，百姓就会行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臣开始读书时，曾经对这些话有所怀疑，认为圣人的话只是以教化为主，实行起来未必很快见效。等到看到唐太宗刚即位时同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有人请求用重法禁止盗贼。太宗讥笑他说：‘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税繁重、劳役沉重，官吏贪婪索取，饥寒逼迫自身，所以无暇顾及廉耻罢了。朕应当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降低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他们自然不会做盗贼，哪里用得着重法呢？’从此几年以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甚至可以露宿野外。臣观察唐太宗的政绩到了这种程度，才知道圣人的话并没有欺骗后世，实行起来确实会很快见效。鲁国不过是个小国，季康子身为相国，孔子尚且劝他不要有贪欲，以此止盗，何况天子对于天下呢？” “季康子是鲁国的执政大臣，尚且不能以杀人为政，只应当希望行善，何况天子对于天下呢？自古以来用重法制止盗贼的，没有比五代后汉更厉害的了。后汉高祖即位那年，担忧四方盗贼太多，下敕说盗贼无论赃物多少，一律处死，并分别命令使者追捕。宰相苏逢吉起草诏意，大概说：‘凡盗贼，其本家以及四邻同保之人，都应全族诛斩。’众人认为盗贼尚且不应灭族，何况邻保呢？苏逢吉坚持争辩，最终不得已只删去‘全族’二字。于是郓州捕贼使张令柔杀害了平阴县十七个村的百姓。这种刑法可以说很重了，然而盗贼并没有因此减少，后汉不到四年就灭亡了。唐太宗的政绩如此，后汉高祖的法令这样，拥有天下的人，究竟应当以盛唐为法，还是应当以后汉为法呢？到周太祖时，窃盗赃物满三匹，仍然要弃市。太祖皇帝以宽大取代残暴，逐渐减轻盗法；历代圣主仁厚，怜悯审理各类案件，递相减免宽贷，所以窃盗最终不再判死刑。然而如今编敕规定的盗赃刑罚仍比律法重三倍。这大概是承袭五代刑罚一向严重的旧制，减轻到极限后仍然如此，难道还可以再加重吗？” “臣伏见，熙宁四年，中书检正官奏请在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等县，以及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所属濮、齐、徐、济、单、兖、郓、沂等州和淮阳军，另立盗贼重法。后来又有其他州奏请，要求比照东明等处实行重法。实行重法的地方，也就有专门犯法的百姓。天下土地，没有不是王土的；靠土地生存的百姓，谁不是君主的臣民？如今却唯独把这些州县看作远方异域之人，另立盗法。自从实行这项法律二十多年，没有听说盗贼减少，只听说越来越多。老子说：‘法令越是彰明，盗贼就越多。’又说：‘百姓若常常不怕死，怎么能用死来恐吓他们？’上面如果以善意对待百姓，才可以希望百姓以善回应上面；如果百姓不回应，罪在百姓。上面如果以恶意对待百姓，那么百姓以恶回应上面，本来就是事理，有什么值得奇怪他们增多呢？古代开辟夜间饮食的来源，设置负责教化的官员，先以节俭率先示范，用敦厚朴实教导百姓。仓廪充实，人们就懂得礼节；衣食充足，人们就懂得荣辱，这样自然不会做盗贼。只有出现邪僻的百姓，才随后用刑罚制裁他们；哪里有不治理根本而只禁止末端、不澄清源头而想堵塞水流的道理呢？” “如果认为重法只是权宜之计，那么实行几年后盗贼比以前少，本来就应当废除它，重新采用中等刑典；如果盗贼比以前更多，那就非常清楚地说明重法不足以制止盗贼，更应毫无疑问地废除它。况且实行重法的地方，县令都由举荐任用，必定选择强干健吏；被选中的人奉行重法除盗，把百姓看作仇敌，一概以攻击惩治为能否胜任职务的标准，这难道是太平时代应做的事吗？臣愚昧，想请求全部废除重法，把重法地区改为举荐县令的地区。天下县令都不可不慎重选择，唯独这些县已经先行举荐官吏，更不能废止；当地百姓多奸猾，更需要良吏治理。选拔官吏是为了养育百姓，不是命令官吏同百姓为敌。如今四方民情稍稍安定，应当把严峻的法律改为平常的法律，或许可以把恶俗改变为善俗；只用通常刑典就足以禁止奸邪，而其刑罚也并不轻。如果继续实行重法，盗贼反而越来越多，臣将看到这几十州的百姓都没有安乐求生之心；一旦遇到凶年饥荒，就会采取同归于尽的办法，群起成为大盗，即使有重法，又能禁止吗？只愿陛下不要认为孔子的话迂阔，不要认为唐太宗的治理难以做到，不要认为教化并不紧要，也不要认为严刑峻法足以依赖，这样百姓都可以使他们向善。”

译哲宗时期，右司谏苏辙请求招募保甲充任军队，以消除盗贼的奏状说：“臣听说，减轻赋税，散发积蓄，如果因此使百姓贫困，却能使他们安于生计，盗贼就不会发生。县官收取租税作为俸禄，粮仓有余粮，府库有余帛，长久下去富足得无法承受。加重赋税，夺取百姓利益，看似可以使国家富裕，但收入有限，祸害无穷；大则亡国，小则招致寇盗。寇盗一旦兴起，把夺得的全部利益计算起来，也抵不上所耗费用的十分之一，长久下去贫困得无法承受。臣不敢远举陈胜、吴广、庞勋、黄巢之类，只说淳化年间的李顺、庆历年间的张海等、熙宁年间的廖恩。这几股盗贼，计算他们焚烧官寺、劫掠仓库，以及至于发兵命将、转运粮食、损耗兵械、招募士卒和赏功的费用，大概不少于数百万贯。事情办完后，谁敢谈费用？然而在他们尚未发动时，如果有人能够建言请求拿出几十万贯来消除变乱，那么上下就争执不肯，像爱惜自己的肢体一样不肯割舍；这是天下最大的迷误，也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因此臣愿意从元丰库、内藏库请求三十万贯，上可以作为先帝在往日施恩，下可以为社稷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 “伏愿陛下权衡祸福的轻重，比较所得与损失的多少，估量利害后实行，不要让有司因吝惜出纳而损害大计。河北百姓喜欢剽掠抢劫，来由已经很久。近年创立保甲，把他们驱离田地，教他们学习凶器；一人被官府征用，全家都要资助，穷困无聊，什么坏事都做，埋藏兵器、结党为奸，十人中有九人如此；但因为成为保甲，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如果再过一年仍不罢除，陈胜、吴广的事情就可以立刻等着发生了。如今保甲虽已罢除，但握弓刀的手不能再拿锄头，吃酒肉的嘴不能再吃蔬菜；既然无处归依，势必成为盗贼。如今河北寇贼成群，据查访听闻，都是保甲的余党；如果再因饥荒加剧，变故一旦发生，就无法预料。近年富弼任青州知州，当时河北流民有百万之多，辗转迁徙到京东，富弼既设法赈济使老弱存活，又招募壮悍者充军，不等待朝廷命令，全部刺‘指挥’二字；后来都成为精锐士兵，百万流民中没有一个成为盗贼。富弼作为人臣尚且能够便宜行事做到这样，何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元丰库和内库的钱物堆积如山，无法计数。比如近日内降睿思殿的金银一类，命令另库收贮，据估计达到一百多万贯，都是先帝从各方面搜集，以备缓急使用，不取自百姓；先帝的谋划深远，不是凡人所能及的。” “如果积存起来却不使用，那么同东汉西园的钱以及唐代琼林、大盈二库有什么不同？这对先帝的圣德也不能说没有损害。因此臣愿请求拨三十万贯作为招募军队的费用，选派一两名有才干的文武臣僚，分赴河北各路，在保甲中招募。强悍勇猛、精壮剽悍的充任禁军，根据各人的才能确定军队等级；本州没有缺额，就由近及远押送到京城，不过一两万人，河北的豪杰大致就招尽了。其中武艺特别出众、过去因此补入班行的，押送到京城试验，确有实才的就补入内六班的缺额；也可以补入本籍及邻近地区缺额的军员，但应当严加颁布指挥。期限到了，应当派人复查，有不依法办理的，重重治罪有关官吏。臣听说先帝本来认为保甲可以使用，所以想把兵力隐藏在农民中，逐渐消除正式军队，因此禁军有许多缺额。如今保甲既已罢除，即使没有事情，也应当补足缺额，何况像臣前面陈述的情况。只愿陛下深加察看，果断谋划并努力施行。今冬今春大旱，两季麦子都没有收成，形势如此，恐怕不能拖延。” 侍御史刘挚论述盗贼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天下即使有治理得极好的政令，也不能使百姓永远不做盗贼；但关键只在于能够禁止他们成为盗贼而已。历代以来，法令严峻，盗贼就减少；法令宽松，盗贼就兴盛。本朝近年实行差役募人之法，官府却放松了捕盗的禁令；保甲实行操练之法，百姓却更加滋生做盗贼的念头。此前滑州的单安、商州的王冲，不过是乡野百姓和逃亡士卒，一声呼喊，便能横行践踏乡县，杀害官吏，以至烦劳派遣兵将，造成严重骚扰，耗费巨大，仅仅能够驱散扑灭，都是因为防禁宽纵、赏罚不明，又有许多饥寒交迫而猖狂的人依附他们的缘故。”近来制敕既已减轻赋税，稍稍恢复百姓获得生计的道路，又重新设置弓手以及县尉、巡检，察捕和赏罚也都依照旧典，因此防备奸恶、安养善良的用意，可以说非常厚重。然而臣访闻州县并不十分用心，招募弓手至今很未就绪，巡检的兵级也有许多没有差补。现在河北、陕西、京东、京西各处，常有盗贼抢劫、掠夺、偷窃，几乎没有一天安宁，乡野村落的百姓很不安定。大概是因为此前保甲、巡检指使已有不再管辖的指挥，所以他们本来就不把捕盗放在心上，而新近恢复设置的官吏又尚未到任，这就是盗贼趁机作乱的原因。” “多年以来，民间年成丰熟，如今尚且如此。自去年冬天大旱，两季麦子收成无望，囤积粮食的人观望不肯发放，百姓已经艰难度日。臣担心将来的寇盗会比今天更加严重，想请求下令各路监司筹划防盗办法，督促州县迅速招募弓手、差拨巡检兵级，严格责成在最近期限内完成，早日使人数达到足额，按时训练整齐，准备应付缓急。还请求下令吏部所差注的巡检、县尉略加选择，催促遣送他们赴任。”

译毕仲游上言说：“臣伏见，开封府关于盗贼的条令禁约很多，但防御盗贼的办法，在大的方面还有没有完备之处。以外路州军来说，捕盗的官员，城内是都监、监押，城外是巡检、县尉，这些都是不可轻易更换的官职。如今京城外的巡检、县尉同外州军大致相同，而京城内巡检的职务则寄寓在马军、步军帅臣和四厢主官那里；他们虽然主管京城中的巡逻，却一向不干预寻常盗贼。自来开封府沿袭旧例，命令使臣、人员等秘密进行缉捕，捕获盗贼有赏，捕不到却没有什么谴责，因而责任轻微，往往反而同盗贼做交易。各厢小使臣虽然带有督察盗贼的名义，实际上分别管理估计、家业、取问病人口供、检验、救火等杂务，不像捕盗官，职责实际上没有尽到。臣愚昧，想请求在马军、步军帅臣及四厢主官所辖的巡检之下，另外增置六名厢巡检，其中两名在旧城内，四名在新城四面；由诸司使、副使及大使臣担任，隶属于开封府，使开封府能够根据职事荐举、考核弹劾他们；仍仿照外州军都监、监押功过殿最的办法，酌情增减，令他们专门办理巡检职务，同时也不废止开封府负责缉捕的公人。” “这样，京城的盗贼知道有专门负责的官员，自然会使百姓安居，奸盗平息，京城的治理也会得到帮助。” 仲游又上奏说：“捕盗的办法，遇到盗贼，必定设置重赏招募人缉捕。赏格既重，就应当人人斗智用力来领取赏格。然而州县每次有盗贼，换了一二十拨捕盗人，也没有见到盗贼因为赏格而失败。这不是重赏不足以捕盗，而是州县发赏必须拘泥于条格：每当有人把盗贼捕送到官府，官府还要拖延审问，近的要一两个月，远的甚至要等半年一年，等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条格发给赏物。应得赏钱的人把盗贼送到官府，经过数月甚至一年仍得不到赏钱；有的人经过多次递状陈诉，反复拖延盘问，才开始得到赏钱。更严重的，还要来回追呼，询问捕贼经过，因而被拘系一两个月，花费钱物，最后才得到赏钱。这些人家中各有生计，因为官司依照赏格追呼办理，往往暂时废弃经营。假如赏格又不能兑现，反而使他们失去生计，所以大家都认为官司设置的赏格虽重，等到捕获盗贼后未必能按数得到；即使得到赏钱，也会因拖延而另有妨碍，因此人人都没有心思捉贼。即使看见榜文，也把它当作空文。如今想请求命令州县预先储备赏钱，分别在各防区收掌；遇有盗贼，就公布赏钱数目，召募人缉捕。” “如果捕获送到官府，查明确实是盗贼，没有虚假，也还没有审得盗贼的全部情状，就先询问捕获的经过，不必等到案件结解，令州县先行担保说明，发给捕缉人员赏钱，不得拖延追扰。这样，小人虽然不懂义理，但只要看到捕获盗贼送入官府，不再有滞留，便能得到重赏，彼此传告，就会产生劝勉羡慕之心，人人斗智用力捕捉盗贼来领取赏格。所以设置赏格关键在于守信，发放赏钱关键在于迅速；设置赏格而不守信，发赏而不迅速，不足以驱使众人。这不只是今天应当实行的，也是古人的常法。” 刘攽上奏说：“臣前日因转对进献意见，想把盗贼罪行达到极刑、但遇到恩赦，以及经过审问自首而减免死罪的人，加处刖刑。事情下交有司后，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听取众人议论，他们认为肉刑惨烈，会使听闻的人惊骇，所以不能使用。臣认为不是这样。臣所建议的刖刑，并不是施加给普通百姓来禁止盗贼，也不是施加给普通盗贼，而是用来处置本应判死刑、后来遇到减刑的人。这样又有什么惨酷刻薄呢？凡是能够做盗贼的人，必定强壮凶悍，有超过常人的资质；犯到死罪的，又必定是桀骜狡黠、无道的人。即使遇到恩赦而得到宽贷，难道会有改过向善的心吗？一旦伤痛痊愈，便会重新作恶。好比毒虫受伤后又恢复完整，它伤人的毒性必定更深。因此臣愿意给他们加处刖刑，只废掉一只脚，保全其生命，不赶出乡里；这样的人虽然有暴虐害物的心，却因才能武力远超众人而不能再被任用，以此惩奸绝恶，益处并不小。请求重行下交有司，详细议定施行办法。” 高宗建炎三年，张浚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如今盗贼突然发生，按理应当诛讨，使他们不留余党。然而有些事情出于权宜，不能轻率举动。臣听说盗贼之中，大多是河北、京东失业的人，因为道义上不肯归附敌人，才偷生于中国。如果想把他们全部杀掉，必然会迫使他们全部投归敌人而后止。况且御前军队如果百战百胜，本来没有什么可说；万一在盗贼手下稍受挫折，那么王师的声势就更加削弱，拿什么抵御敌人呢？臣认为不如用声威势力压服他们，例如调某军出征，暂且命令军队驻扎而不出发，先派能言善辩的人前去晓谕他们。如果他们归来，就把老弱迁到江南，把壮丁分开屯驻在淮甸，等待防秋。他日国势如果能够建立，之后采取什么办法不可以呢？只望陛下留意。” 建炎年间，御史中丞许景衡上奏请求处置杭州军贼的奏疏说：“臣查考杭州的军贼，近来已经招降。如今听说这些人虽然已经接受诏命，却仍然关闭城门，未曾解除武装，还说薛昻已经提出申请，必须等朝廷回复下达指挥，才肯开门。只是还不知道薛昻如何奏请，朝廷也还没有答复。臣私下推究仁圣的本意，不想出兵讨贼，正是担心滥及无辜，所以招降他们，并加授爵位官命，大概是为了全城百姓。可是群贼反复不安，却以等待答复为名，故意拖延。如今城门关闭已经五十多天，全城百姓饥饿狼狈，每天等待朝廷的回复。如果不迅速加以抚慰安抚，不仅会失去当初招降的本意，臣还私下担心拖延日久会另生事端。杭州是东南的重要地方，但民风轻佻放纵，容易跟随作乱，不能不加以忧虑。臣愚昧，愿陛下查考薛昻的奏请；如果只是请求赦免群贼的罪过，招降之后有司不得杀戮，那么请求详细斟酌依照他的请求，再下达敕榜，专门派使臣日夜兼程前去开导晓谕群贼，迅速命令他们开门，以救全城即将死亡的百姓，这实在是上天仁慈始终给予的恩赐。”

译景衡论述捉杀镇江盗贼的劄子说：臣听说镇江府群贼听闻官军将要到来，颇有逃跑的打算。其中一路是本府下辖的熟驿，先前已经在那里抢掠。如果这次官军从真州渡江前往，那么这一路就没有忧患。另一路向东逃往常州，先前已经答应用金帛犒赏，由此可知那里没有防备。如果再继续前进，不仅浙西各州值得忧虑，臣深恐杭州盗贼也会合谋，正如臣前日所筹划的那样。臣查考扬州管下的柴虚镇，也叫口岸，渡江后四十里便到常州，是防守的要道。如果斟酌后认为可行，另派人马从这条路前往，阻截盗贼奔逃，那么盗贼的形势也会窘迫。如果前日的官军正在奋力攻击，现在派出的人马也可以夹击，或许能够在早晚之间消灭他们。如今车驾驻跸于此，而盗贼就在邻近境内，这不是振扬国威的做法。伏请迅速下达指挥，立即办理，使凶徒就擒，江上渡运畅通，这确实是今天的急务。景衡又上奏请求招降、捉杀军贼的奏疏说：臣查考杭州军贼，已经根据诏书招降，接受了恩命，却不解甲，又关闭城门；偶然借着阴雾，便出城交战，击败官军，俘获提点刑狱官。” “臣访闻秀州守城的军贼又进入招降程序，只是还没有看到后来怎样奏报。逆党如此反复，神人都不能容忍。如今如果已经招安并打开城门，朝廷既不愿失信，就应当一概赦免他们的罪恶；否则就应当严加惩治，以警戒将来。提点刑狱官屯守在城外，却被盗贼俘虏劫掠，由此可知他的方略如何，难道还可以再次倚仗他吗？如今杭州关闭城门已经七十五天，除去杀伤之外，因饥饿而死的人已经多得数不清，无辜百姓实在可怜。若秀州守臣尚未奏报招降经过，伏望圣上慈悲，明令三省、枢密院立即处置；如果应当捉杀，也请求精选将领士卒，迅速前去。杭州是东南都会，民风轻佻放纵，容易跟随作乱。如今城门久闭，援兵不到，如果受到诱骗胁迫，百姓就都会跟随盗贼，盗贼势力更加壮大，祸害就严重了。难道只是杀伤和饿死值得怜悯吗？这就如同救援溺水、扑灭火灾，不能有片刻迟滞。臣既然负有以言论纠察的责任，听到这些情况，不能不反复陈说来烦扰圣听，实在是事情有不得已之处。伏请陛下裁决选择，迅速下达指挥。” 景衡又论述捉杀杭州、镇江军贼的劄子说：臣前日论奏杭州、镇江府军贼之事，请求朝廷处置施行。臣早晚思考，如果两处盗贼只是关闭城门自行防守，官军迅速袭击消灭，便可以没有其他忧患。杭州是两浙的腹心，镇江是咽喉，如今两处盗贼同恶，全部占据要地。如果不迅速处置，日子拖得越久，奸计就越多；万一互通消息，一天之内合谋起事，那么浙西各州都可能被盗贼占据。这是朝廷不能不深思、及早筹划防备的事。又访闻辛道宗所部的军贼，自到平江府吴江县，就肆意焚烧抢劫。等到抵达本府城下，守臣起初想犒赏他们，后来顺从郡人的请求，坚决要攻击盗贼。初战虽败，后来却能够登城作战，箭石交相发射，昼夜不停，盗贼于是逃走。假如其他郡都像平江这样，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听说他们经过常州、秀州，州中都只是厚重收取金帛，用来犒赏他们而已。假如遇到缓急，这些地方究竟能依靠什么呢？如今钱伯言已经授任镇江守，除了派遣将领士兵前去以外，杭州闭关已经将近八十天，全城百姓如果不跟从盗贼，就必然都成了将死之人；但招降和捉杀两种办法，直到现在还没有决定。” “希望朝廷选择其中一种办法加以办理，不要让他们合谋起事，造成意外变故。平江府的官吏能够坚守城防抵拒盗贼，伏请圣上慈悲，下令核实后给予褒奖；这不仅可以培养他们日后的锐气，也可以作为各郡的劝勉。” 景衡又上奏请求不要招安建州军贼的劄子说：“臣访闻建州发生兵变，杀伤漕运官员以及二三名有品级官员，如今关闭城门，抄掠俘虏居民。本州奏请招降，如果不是出于被迫胁从，就应当是沿袭近来的旧例。招降的主张，本来只是出于权宜，并不是制止寇盗的良策。前日杭州之事，是形势所迫才不得不这样做；如今如果继续照办，就是士大夫横遭杀伤，而逆贼反而接受爵位和官命，赏罚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自去年福州发生兵变以来，朝廷没有彻底治罪，于是导致江宁、杭州相继发生变乱。今天建州如果又实行招安，这种做法就会习以成俗，这个祸患很难平息。况且福建的枪仗手本来就是精锐士兵，可以将其消灭，只在于朝廷如何使用他们罢了。臣愚昧，想请求圣上慈悲详细斟酌，不必另外派遣兵将，只请求命令本路钤辖、提刑司，召集将兵以及邻州的枪仗手，许诺厚重赏赐，迅速处置并捉杀盗贼。除首恶和同谋之外，其余胁从一概不再追究；仍不追究迟疑停留、耽误军机的罪责，或许可以革除招降的弊端，使其他州不敢仿效。” 景衡又上奏说：“臣听说建州发生兵变一事，昨天急于奏报，思虑还不周全，言辞也有未尽之处，所以必须再次详细陈奏，以备圣上采择。臣请求不再招降，只命令捉拿诛杀；同时召募善于使用枪械的人员，预先准备犒赏。凡是勇于冲入贼阵并立功的人，也应酌情借给官资，等候奏报功劳后正式授予。缴获首级的，分别给予奖赏，并令其先行申报。对于胁从人员，要把朝廷宽贷的意思晓谕给他们。以上各事，都请命令帅臣、监司共同办理，并允许他们相机处置施行。经查，闭城如今已经一个月了，等到指挥到达那里，又要再过一个月；这不仅会姑息贼寇、助长奸势，而且一城百姓每天都遭受掳掠。假如稍有迟久，百姓就会全被贼人诱惑，其势力更加壮大，便难以制服了。伏望陛下以仁慈之心详细斟酌，迅速下达指挥，命派来人星夜携带文书前往，以实现圣明仁君体恤远方百姓的意旨。”

译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江西各州军自从金人入侵以来，没有哪一年能够没有盗寇。防州数县，几乎成为贼寇的渊薮。每次出寇，便大肆焚烧杀戮，一次伤害三四千人，驱赶掳掠子女、牛马，数量无法计算。州县官吏也往往有很多遭受其害。盗寇连年猖獗，无所顾忌，终于四处劫掠广南各州，杀害县令，攻破县城，甚至进攻州城。官府熟视无睹，束手无策。等他们离去，才派乌合之众，名义上说是追捕，实际上借机劫掠。又有人制造新的盗寇，监司、郡守为了隐瞒所属地区有寇，不敢向朝廷详细申报。等到盗寇大肆猖獗时才开始陈奏，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如今皇帝清道驻跸建康，江东、江西实际上都是陛下的关中之地，而江西安抚司的兵力不到一千，防守十分空虚，若盗寇乘我防秋之时再次窃发，陛下不能把这件事置之度外。臣愚昧，愿朝廷应在防秋以前，增派一名将领，交给帅司，命他在虔州、吉州两界之间办理招抚、捕捉之事，并命令集中一路兵力作为声援。务必平息盗患，不得因此骚扰百姓，这样或许能使远方小民安居乐业，得以看见中兴的治理，臣不胜庆幸。” 宋高宗时，殿中侍御史张守上奏说：“臣听说，对叛乱者讨伐，对服从者舍弃不问，恩德与刑罚并用，这是帝王的谋略。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建康、丹阳、钱塘的盗寇相继被剿除，国威远播，固然足以慰藉一方百姓的愤懑，快慰将士之心。然而这些行动都是从招谕开始，随后都赦免他们的罪过，授予他们俸禄官职，使他们改过自新、效力报国，同时也显示陛下宽仁的大德。但招安的德音还没有从耳边消失，兵器却已经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了。按他们的罪行计算，固然即使剁成肉酱也不足以抵偿罪责；可是当他们放下铠甲、退兵听命之时，正如掌上的婴儿，杀掉他们也不合武德。即使他们起初没有朝廷招安的文书，后来又有作恶不改的迹象，然而怎么能立即让天下家家户户都知道其中曲折呢？如今四方盗寇仍多，听说有些想投降而又反复犹豫的人，往往拿江宁、杭州、润州被杀的事作为借口。何况陛下的赤子不过是在水泽中拿起兵器作乱，难道全都是出于本心吗？只是困于诛求，迫于寒冷饥饿，受凶恶叛逆者胁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人，实在不少。既然已经招安，就应当向他们显示最大的诚信，以不疑的态度对待他们，听任他们自行改过，宽限数月或数年；等他们再次出来作恶，再与众人共同弃绝他们，谁会说这样不对呢？” 臣私下听说江上盗寇也已经投降，臣认为国家形势尚未强盛，兵力单薄疲敝，不免采用招安策略来平定群盗。倘若沿袭以前的做法，造成的祸害就不小了。愿陛下慈悲，下诏晓谕三省、枢密院以及将士：凡是已经接受招安的贼人，不得擅自杀害，以此表明圣明之意，即讨伐叛乱、宽舍服从者、招纳归附者、怀柔远方之民。” 张守以建康府知府身份请求办理丁家洲事务的札子说：臣到任以来，询问本路公私事务的利害、大小、缓急，分别酌情施行。其中最大而且最紧急的事情，只有江上盗寇出没作乱，成为往来商贾、士人和百姓的祸患。如今府院禁勘查获的盗案，多数是在江中杀人劫盗。大概由于江流距江岸较远，虽然有捕盗官司，却难以巡察。境内有丁家洲，位于池州以下、太平州繁昌县以上，长八十多里。沙洲分为两部分，江水从中间及两旁流过，洲上没有居民，距离两岸人家也很远，是盗贼一向盘踞结聚的地方。其他江防口岸被贼船侵扰，多是在昏暗夜晚，看见没有同伴而独自住宿，便乘人不备加以劫取。像丁家洲，盗贼往往在白天劫掠；每劫得一条船，必定把船上人员全部杀死，夺取财物，再将船沉入水中，官府无从追查根究。因此商贾上水行船，就从芜湖结成船队而上；下水行船，就从江州湖口结成船队而下。船队少的也必须有十几条船，才敢经过这个江防；有时一两条船稍微落后，就会遭到劫掠。前面的船回头看见，惊骇恐惧，也不敢前去救援。又因为被害的船只不见踪迹，同伴即使想要投诉，官府也没有办法验证事实，反而可能成为自己的牵累，所以往往不再申报。” 州县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情况，臣深恐日子久了，危害将会很大。朝廷以前虽然在洲上设置巡检，听说彼此相距也很远，而且土兵全都没有船只。巡检既不能查明和处置，贼人也无所畏惧，这样设置巡检司便只是有名无实。臣私下看到沿江各防，有现成的屯驻水军；如果命都统制就近轮流派遣将官，统领一二百人以及十多只船，在丁家洲驻扎，一个月轮换一次，既能夺取盗贼的巢穴，使他们无法盘踞结聚；又能让他们知道有大军驻守，心怀不轨的人自然会消散。伏望陛下慈悲，详细斟酌施行。” 章谊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邵青、张琪两支贼兵被追捕驱逐已经很久，仍未伏法。听说朝廷已经下令，不再招安。这确实是有诛杀而无赦免之意。然而如今三农的收获将要成熟，边邑防秋又迫在眉睫；贼徒所到之处不愁没有粮食，而我方将士追捕剿灭，不能得到片刻休息，难道就没有权宜制胜的办法吗？臣观察朝廷这些年以来对盗贼的处置，只是诛杀首恶，赦免其余党徒。如今邵青、张琪手下的人员和士兵，也都是陛下的赤子，怎么可以全部杀掉？即使他们的首领罪不可赦，其余胁从和党徒，臣请求下达指挥，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这样或许能使反复不安的人恢复旧业，同时圣主好生之德所及更加广泛，臣不胜庆幸。”

译章谊又上奏说：“臣听说建州、南剑州两地的盗贼尚未平息，朝廷专门依靠辛企宗一军控制一路，确实可以镇压。然而臣认为，两地盗贼的起因各不相同，今天的处置也应采用不同办法。范汝为自接受招安以后，首先击破刘时举的军队，因此余胜等人作乱，声称要替刘时举报仇；三家结下仇怨，各自担心对方报复，所以兵众不肯解散，这就是建州盗贼的起因。李捧、辛企宗的军队压制盗贼而驻守，日子渐久，粮饷渐渐困难；建州、剑州既已成为盗区，没有东西可以供应军队，所以钱粮百般从漳州、汀州、泉州、福州、邵武之间征取。行船的人逆流而上，挑担的人一刻不停，普通百姓受到骚扰，无法保全自己，于是相互结伙以躲避征役，这就是南剑州将乐县盗贼的起因。起因不同，却想一概用军队平定，祸乱就不会停止。依臣所见，对于范汝为的部众，如果不派重兵加以镇压，使他们离开巢穴、解散党羽，那么建州境内的人始终不得安宁，刘时举、余胜的党徒也始终不敢恢复旧业。至于将乐的盗贼，本来是由于赋税征敛烦重、力役困苦；如果朝廷迅速办理，使范汝为的部众能够撤离，辛企宗的军队能够返回，朝廷再派官员宣谕，并有所减免，那么其余拿起兵器的人就可以劝使他们放下兵器而去耕种了。” 臣听说福建官府和民间都空虚困乏，上下都缺粮，朝廷如今既然要增派兵力而又不迅速决定，财力就会更加困窘。近来朝廷委托福建漕臣发运十万石米转送行在，如果把这些米全部留下供养大军，同时在盗贼发生的地方酌情赈济并平价出售，等盗贼平定后再慢慢商议补发，那么民心一定欣然，很快就会安定，这实在是圣主的大恩惠。像臣所说的，符合国家的议论，伏望早日下诏施行，以安定反复不安之人，臣不胜庆幸。” 章谊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昨日派朝请郎谢向招安建州范汝为，留下强壮而无业可归的人一万人，以备听用，考虑得很长远。可是文书奏报往返要数月，已经接受招安的士兵想要行动却还没有去处，已经解散的人回乡又被指为贼党，因而失去了这个机会。于是喜好动乱的人，如刘时举，聚集军队自卫，以讨捕范汝为为名；双方声势和行迹互相传闻，终于彼此屠杀，不再以是否叛逆、兵力强弱为准，只以人数多少决定胜负。如今听说刘时举战败后，率领余党向南逃往邵武；范汝为凭借战胜后的余威，倚仗兵力强大，在乡里专横行事。朝廷正派辛企宗率正规军三千人，去接收谢向的一万人。如果他们听从命令，当然是好事；假如竟敢抗拒，怎么办呢？臣私下认为，李捧之所以不能制服范汝为，是因为李捧的兵力少于范汝为；谢向之所以能招安范汝为，是因为范汝为本来就是谢向的部曲。如今命令把谢向的兵全部交给辛企宗，那么辛企宗的兵与李捧的兵又有什么不同？臣非常担心范汝为感念谢向的小恩惠而不肯服从，轻视辛企宗兵力少而不听命。万一出现这种情况，福建兵祸就没有平定安宁的日子了。” 又听说刘时举现在在邵武军光泽县，有部众一万人；南剑州顺昌县贼徒余胜等一支，部众也有几千人。朝廷如果真想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不如命谢向担任辛企宗的副手，与他一同前往；另派能干的大臣招抚刘时举、余胜的军队，使他们归还本业。这样，范汝为一军近处畏惧辛企宗正规军的威势，远处又害怕刘时举、余胜归附而来的军队，没有不听命的。福建数郡的盗贼已经互相联结，像这样再拖延半年，而安抚司、提刑司竟毫无处置，不能替陛下分担东顾之忧，这也说明他们的才干不足以符合朝廷委任的期望。如今如果不派能臣及早加以安抚，使数州百姓荒废农桑之业，继而遭受饥荒，臣恐怕盗贼不会停息，疆土会日益收缩，这不是国家之福。伏望圣慈特别降令施行，臣不胜庆幸。” 王元渤论述平息盗贼的方法说：“臣私下认为，平息盗贼有两种办法：小盗应设法使他们安定，不要想着战胜他们；大盗应设法战胜他们，不要想着安抚他们。为什么呢？小盗窃取财物，聚集成百上千人，有时是为了谋求财利，有时是因为不能忍受小小的怨忿；顺势接纳他们，应该能够使他们悔改。假如官军不知道采用这种办法，一定要把他们彻底诛杀，那么战胜他们不足以增加威势，不能战胜反而会造成他们窥伺、轻侮朝廷。因此龚遂治理渤海时，使百姓安定而被称为良吏；虞诩在朝歌时，杀死投降者而留下怨恨。所以臣说：小盗应设法使他们安定，不要想着战胜他们。至于大盗，牵连蔓延，越过州郡，聚众作乱，攻打劫掠善良百姓，这是敌国用来窥测我国兴衰的依据，也是盗贼凭借以互相呼应、结成依托的条件。如果不讲明军法，选练精锐，采用必定取胜的谋略防备他们，向他们显示绝不赦免的意思，使这些丑类必然走向灭亡，那么大盗不除，小盗就会仿效，州州相互煽动，转而制造祸乱的阶梯，怎么能够以此警示远方、肃清天下、逐渐成就中兴、希望获得安枕之安呢？所以臣说：大盗必须设法战胜他们，不要想着安抚他们。” 如今群盗之中，江州的盗患最为严重。从前唐宪宗已经平定淮西蔡州，河朔于是来朝；然而当时讨伐的军队还没有立功，众多议论不断传来。幸赖宪宗明察，想到已有平蔡功臣，担心江州盗寇稍有形成拖延，官军久滞时日，哪怕有一点挫败，就必定有人借此进言。对于那些表面顺服、似乎可以怀柔的人，臣希望朝廷只管按实际情况施行，不要顾虑众多议论，一定要消灭这些贼寇，把他们作为四方的警戒。” 《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一十八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一十九卷 明代杨士奇等撰 平息盗贼 宋高宗时，监察御史郑刚中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张守因为江西盗贼尚未平定、兵力单薄，请求增加戍兵。朝廷下达指挥，派左厢军一千人、马三百匹，听从张守节制。大家都说，李寀先在那里宣谕皇帝的德意，张守又在后面增加强兵，江西的盗贼就没有了。谁知左厢军的人并没有派出，却从殿前司后军派了二千人、马一百匹，暂且听从张守节制。至于李贵、申世景的军队却调回行在担任扈卫，这一点臣实在不能理解。李贵的兵力，臣确实不知道详情；申世景的军队，众人多称赞他们忠勇而有谋略。他们在江西长期不能平息盗贼，是因为盗多兵少，力量不足以制服盗寇；又因为一向节制不统一，郡守不一定都贤良，因循苟且、习以为常，养成了盗贼的势力，这也不能专门归罪于李贵、申世景。如今筠州黄十五等凭险拒不服罪，李寀督率申世景等正在紧急围捕，如果突然听到更换戍兵的命令，众人必定离心离德而不能成功。新派去的人与当地守军，彼此对当地情况和盗贼巢穴尚未熟悉，恐怕贼未平定，先有扰民之患，这正是臣格外痛惜的地方。又如今所派二千人暂且听张守节制，日后盗贼平定后，必定重新归还殿前司；这样二千人暂时出动，三千人立即到来，总共五千人，殿前司都可以拥有他们了。” 如今兵力的形势正应当加以防备和安置，偏将、裨将大多各自形成头目；让他们各自奋发自立，聚集起来扩大势力容易，分拆调动却困难，这也是臣格外痛惜的地方。陛下已经下达圣旨，派拨左厢军人员，不知为什么又突然改变？如果是出于朝廷的议论，尚且说得过去；如果是有人请求而朝廷听从了，那么还望陛下把臣如今所陈述的道理曲加裁决，务必使处置恰当。淳化二年，太宗皇帝曾对近臣说：‘前代武臣难以防制，如果想要分调迁移，必须先同他们商议。’今天却没有这样做。吕蒙正说：‘上级控制下级，应当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这才合宜。’派拨二三千人，事情并不算很大；但君主的命令一旦下达，就不可以被别人改变，这也是臣再次痛惜的地方。陛下听取意见、采纳善言，舜、禹也不能超过您；臣防守愚见，必定希望得到宽恕。” 郑刚中任殿中侍御史时，又上奏说：“海盗的祸患，如今不加以考虑，恐怕会成为日后的祸害。晋代孙恩起初因报仇结聚，后来攻破州县，杀害长吏，永嘉、东阳等八郡都响应，最终聚众数万人。即使刘牢之等人领兵辗转作战，孙恩仍在海上出没，吴地、闽地、两广都遭受他的毒害。孙恩死后，卢循接续作乱，刘裕也因而成就功业，难道不应引以为戒吗？”有人说：“海上的盗贼，招安他们就没有了。”却不知道海盗不是招安所能全部平息的。从前招安朱聪，他的部众后来聚集起来拥立刘广；后来又招安刘广，他的部众又聚集起来拥立李元。大概招来并授予其首领官职后，他的部众必定被放纵而返回本业。首领得到官职，部众便认为可以把这作为取得官职的先例。于是他们十人百人地聚集，又另立一个头领。凡是他们抢掠的人物，官府放纵他们而不杀，还厚厚地给他们财物，允许他们离开后再回来。没有产业的人便欣然依附他们。官兵弱时，他们振臂作乱而成为敌人；官兵强时，他们乘风渡海逃走。官府逼迫得急了，他们就独驾一桨的小船顺流而下，改装成商船，官兵无法辨认。官军只能在近岸浅海彼此回避；一旦把他们赶入深海，巨浪之中连坐立都不能稳定，哪里还有空闲议论战斗呢！” 臣因此知道，招安不能把海盗全部平息，捕杀又无法及时做到。臣任职永嘉时，听说沿海各郡都有土豪，他们熟悉乡里的道路，沿海一带所有强悍狡猾的无赖之人，他们平素都了解其底细。盗贼要往哪里去，土豪全都知道。如今的办法，不如让各郡以礼相请，访求这些土豪，使他们自行负责防守；同时把沿海百姓编成保伍。假如本境没有盗贼侵扰，或者土豪能自行设置方略并将盗贼格杀擒获，朝廷就评定他们的功劳而授官；对于容纳隐匿盗贼、坐视不管的人，也应依法处置。这样，朝廷不必耗费官府经费，官兵不必耗费粮饷，海盗就可以逐渐平息。如果只把招安作为办法，依靠制置司的军队，平常只要江北没有警报便罢；万一发生兵乱，再加上连年饥荒，那么孙恩、卢循那样的祸患就会蔓延，难以收拾了。”}], 右正言陈渊上奏说：“臣曾认为，僭越窃据的势力没有平定，那么二圣归来的日期就遥遥无期，金人的祸患也不能解除；南北分裂，百姓遭受战乱涂炭，这当然是一天也不能安居的。然而想要平定僭窃势力，而内部又有盗贼从中阻挠，那么盗贼没有消除，僭窃势力也不可能平定。牵制越过淮河的军队，养大叛寇的势力，因循苟且而不能振作，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今日的计策，莫过于先消除盗贼，等到他们不能再造成祸患，然后向北进军以平定中原，跨过黄河、越过岱山而与之共同占有那里。乘机应变，从容控制狡黠的敌人，应当没有什么不能如意的。过去刘先主进入蜀地，是想凭借蜀地的富饶来争夺天下；他预先确定的计策，本来就是要消灭魏国、兼并吴国而保存汉室。然而孟获没有平定，诸葛孔明便不敢越过险阻向东出兵，这是因为后方有牵制他的因素。所以他讨伐孟获时，七次擒获又七次释放；使孟获的力量屈服却不杀他，使他的势力失败却不彻底断绝他的欲望，把他放逐到山谷中，这正是使他安定下来的办法。孟获安定了，蜀人也就安定了。蜀人安定以后，孔明才能以十倍于曹丕的才智，集中力量进攻魏国；魏亡、吴服，汉室便不能不兴，这就是他的志向。可惜谋略已经确定而时运不佳，军队尚未成功而自身先死；但他所建立的功业，已经足以使后世信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