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

译求离职的人多，就让张璪也得以留任。有人那样说，也不过是私下忧虑过度、考虑过头罢了。臣又看到侍从官中任职时间较久的人，他们的才能和志趣，很少有相同的。陛下将要用他们来补充执政官的空缺，尤其不能不慎重。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清楚的；只要不受资秩限制，前后考察他们是否具有大公至正之心，能为陛下消除危疑、厚植风化、兴利除害、进用贤能、黜退不肖，然后任用他们，就会对圣政有所补益。陛下不要认为司马光去世以后，就再没有这样的人了。臣希望陛下对身边的大臣，一定深入考察、详细选择。既然知道他可以任用，就应当以礼相待、信任他，不要忽视他。日后一定会有像司马光一样竭尽忠诚于陛下的人出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而且对国家有害，罢免他又有什么妨碍？所以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人不要犹豫。’臣所陈说的这些，陛下都有已经施行并见效的事例，圣心对此应当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哪里一定要等臣来说呢？然而臣这点诚意认为，陛下如果能够始终坚持这样做，就可以成就太平至治的功业，而不愧为尧、舜和三代的君主。” 惟愿圣上慈爱，详加斟酌；臣冒昧干扰圣听，惶恐战栗至极。王觌又上奏论述差除、召试之事，上疏说：“臣恭敬地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优先的。《尚书》说：‘国家的治乱在于众官，授官不可及于私爱亲近之人，只看他的才能；爵禄不可加给有恶德的人，只看他的贤能。’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人难道不想把官职爵位都授给贤能之人吗？只是因为人有私心而自我蒙蔽，所以有时会把无能的人当作有能；又因为恶行有难以察知之处，所以有时会把不贤的人当作贤人。这就是官职爵禄不能都授给贤能之人，而国家治乱也不得不有所不同的原因。臣私下看到，近来的差除任命有很多不符合公议。监司关系到一路百姓、百城官吏的祸福，怎么可以轻率授任呢？然而像王公仪那样庸碌无能的人，像盛南仲那样庸俗昏暗而不知羞耻的人，像与贾青勾结作奸的程高，以及像被李宪当作奴仆役使的孙路，竟然都能够担任监司。那么，一路百姓、百城官吏的祸福，竟然掌握在这些人手里，难道不令人痛惜吗？况且陛下任用监司，也不能说不慎重。既委托执政大臣选择，又命令侍从官举荐，所用之人本来应当都合适。如今公议仍然认为不对，大概是人的本性难以了解，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并不只是今天才有。如今侍从官虽然举荐了他们，但在有才无才之间，难道都没有疑惑吗？执政大臣加以考察后再任用，是可以的。执政大臣虽然任用了他们，但在贤与不贤之间，难道也没有疑惑吗？言事官依据公议加以论列，是可以的。言事官的言论如果确实没有虚妄，陛下实行它还有什么可疑的？如果认为侍从官已经举荐了，执政大臣就不应再考察，即使那人不合适也要任用；执政大臣已经任用了，言事官就不应再论列，即使言论正确也要搁置。这样却想使任用的人都合适，岂不是很难吗？如今两位圣主临朝，群贤辅政，不应当有这种弊病。臣只是看到近来任命多有失当，而言事官论列以后又不施行，所以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这不是朝廷的福分。臣前些日子又听说，任命刑部郎中王振为大理少卿；由郎官升为少卿，虽然不算升迁，但王振担任大理官已经很久了。当杨汲任大理卿时，因任期已满离职，又举荐王振担任大理正。王振奸邪巧诈、刻薄严酷，最受杨汲、崔台符宠信。杨汲、崔台符罗织锻炼案件，多有王振出力。前些日子让他担任郎官，已经使舆论惊骇；如今又让他治理狱讼，不仅担心他的旧习重现、伤害善良之人，而且众议一定会认为朝廷又任用酷吏担任廷尉，这不是安定人心的办法。”

译臣愚昧，私下认为，在崔台符、杨汲、王孝先之后，必须任用稍通经术、性情忠厚的人担任大理卿，才能使天下没有蒙冤的百姓，这才对圣政有所补益。像王振这样的人，应当与崔台符、杨汲、王孝先一同被罢黜，怎么可以重新任用呢？臣又听说，执政大臣所举荐的馆职人员，不按通常时令召来试用，外间议论纷纷，也认为其中有人不足以进入文馆，反而辱没文馆。执政大臣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来响应诏令，难道不想选拔才高德盛之士来称当陛下的任使吗？大概是因为想使所进荐的人得到任用，就都不肯保证他们过去的表现；爱惜他们的才华，又有时不能察看他们的品行，所以免不了招致许多人的议论。臣也希望陛下宣谕执政大臣，再加以采纳听取众议，决定取舍，希望召试以后人们不再有异议。臣的才智见识浅陋，哪里敢自称能够识人？然而如今所论列的事情，都是从公议中得到的。惟愿圣上慈爱，详加察看。” 王觌又上挽留安焘的奏疏说：“臣私下听说，同知枢密院安焘居家请求出任郡守。臣愚昧，不知道圣意究竟在哪里，是要听任他离去，还是不听任他离去？臣恭敬地看到，安焘与清臣的才能都没有足以超过常人的地方。当蔡确、韩缜、章惇、张璪掌握国政、专权用事之时，安焘、清臣只是一味顺从，不能提出什么建明。当时，不仅蔡确、韩缜、章惇、张璪应该罢去，安焘、清臣也可以罢去。然而谏官、御史交相上章列疏，详细说明蔡确、韩缜、章惇、张璪的罪恶，却很少涉及安焘、清臣，这是因为他们本来不是作恶之人，虽然一味顺从，情状还可以宽恕；所以言官即使有时提及，也不严厉。近来清臣由尚书右丞升任左丞，论者说清臣虽然按资序升迁，但只是平常之才，不可以再行提拔，臣的看法也如此。安焘由同知枢密院升任知枢密院，论者认为安焘原在执政大臣之下，却直接升到门下侍郎之上，超越迁升太过，臣的看法也如此。那时蔡确、韩缜、章惇、张璪还没有全部罢去，小人的党羽正盛；如果任用才德完备、声望厚重的人升为辅相，以肃清邪党，那么安焘、清臣一向缺少刚直不屈的声誉，不能成为可依赖的人。然而言官当时仍只希望朝廷不要再给他们升迁，并不曾要求陛下驱逐他们。” 如今蔡确、韩缜、章惇、张璪都已经罢黜，邪党已经清除，先帝旧日的执政大臣中只剩安焘、清臣还在。陛下如果就此听任他们离去，处理就过分了。因为安焘如果离去，清臣的处境也会不安，也必然又请求离去，形势就是如此。臣从前论述韩缜、张璪奸邪，多次防止陛下下谕要留用旧人；这是陛下的度量高远，远远超过常情。然而韩缜、张璪的奸邪已经显著，势不可留，以免妨害政事，所以最终还是被众议所不容。陛下如果一定想留用旧人，安焘、清臣可以留下。安焘、清臣虽然只是平常之才，但留下他们不会损害圣政，放弃他们却会损害国家体统，这是公议。臣私下看到，言事臣僚只一味把弹劾当作职责；如今安焘请求离去，他们虽然知道留下他更有利，却没有一个肯为陛下进言，这是为了避嫌。臣不敢因为避嫌就不向陛下尽忠，惟愿圣上慈爱，详加斟酌。” 元祐六年，王觌任刑部侍郎，在转对时上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各路监司调动更换频繁，座位还没有坐暖，有的已经产生想要离去的心思；职事不能安定，哪里能够制定长久的计划？官员不能长期从事本职，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如今虽然员额多而空缺少，长期任职稍有困难，但中外官司还多有三年任期的制度；至于监司，难道可以因为要求他们很快见效，就频繁调动，而且比其他官员特别严重吗？大体说来，一路之内有数百郡县，巡行经历一年还不能全部走遍；官吏的能干与否、百姓和物产的利益与疾苦，如果不亲自熟悉地看见并详细考察，就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有的几个月就更换，有的满一年就罢免，那么即使有才高虑远的人，又哪里有时间施展作为？更严重的是，大家习惯于因循苟且，只求侥幸等到替换离任，弊病没有革除，贪污官吏不知道畏惧，长久治理的策略被搁置而无人讲求，所以转运司的财用日益耗损，提刑司掌管的常平、坊场等政务也逐渐败坏，这些不能不加以忧虑。臣恭望朝廷制定监司长期任职的制度，明白诏告各路监司长期任职的意旨，使才高虑远的人有施展作为的机会，让因循苟简的人知道无法逃避责任；这样各人都会想着竭尽力量，职事也就能办好了。” 元祐年间，殿中侍御史吕陶请求任命梁彦通充任监司，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朝廷分遣监司，巡行按察各郡县，百姓的祸福、一路的利害，都系于他们的举措，事权极其重大；如果选任失当，就会使百姓受害。不是刚强明断、通达宽恕、深知世务的人，不可轻易交付这种职任。臣奉命出使辽国，途中经过河朔，对当地官吏的能干与否，大致有所了解。臣恭敬地看到，右朝请大夫、权知邢州梁彦通，性情资质不苟且，见识谋虑非常明达，谨慎遵守为官准则，熟悉民政；不专靠严察而能使下情上通，不施用严刑而能使群吏畏服；赈济安抚流离百姓，使盗寇销声匿迹，各有良好的办法，并且都在治理成效中表现出来。何况梁彦通历任职务已久，多次担任烦劳的使职，曾经任职六任，在堂选中实际任职三任，知州资序不能说不高，劳绩才能也不能说不显著，却还滞留在一个郡中，众议都为他惋惜。如今他担任邢州知州到三月，已经满一年，恭望圣上慈爱，查核本人的资历和劳绩，特地下令差遣他充任监司，一定能够宣布德泽、振兴举措、推行教条，上面符合陛下简拔人才的意旨。” 吕陶又上明白任用之道的札子说：“古代圣人制定君臣关系、使其在朝廷中确立，难道只是为了辨明上下的体制、保全君主的尊严吗？君臣之间势必要相互依赖，按义理也必须相互补益，这是为了办理天下的事务。然而君臣之间常常忧虑的是，要求臣下承担了不属于他的责任，待臣下的方式又失去了他的本心；没有相互亲近的情感来巩固彼此依赖的形势，没有相互信任的事实来伸张彼此补益的道义，因此贤能有才之士不能在君主面前尽情发挥，而治理之道也有未能达到的地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没有别的，大概是君主把琐碎事务放在首位，却不留心天下的大计；把猜疑嫌隙当作权术，却不思考忧患应该同谁一起承担。天下的事情固然有大小之分，但治乱安危的关键、政教刑赏威福的手段，才是所谓的大事。把这些大事交给大臣负责，就是恰当的。大臣的责任既然重大，天子对他们的待遇又深厚，不以崇高富贵自居，却薄待他们受到召见和礼遇的礼数；不把太平已成、事务闲暇看作可以依赖的条件，却与他们谋划存亡祸福之外的事情；彼此以真情相接，以道义相交，上面没有怀疑二心的缝隙，下面没有猜忌嫌疑的端由，那么臣下自然能够竭尽忠诚、全力办事，尽到臣子的本分，天下的事情也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了。

译这就是《易经》所说的‘泰’，刘向认为这就是上下通达而得到治理。长久追思尧舜盛世，九官分掌职务，礼乐刑政都任用合适的人；朝廷之上，君臣相互叹美应答，君主能够向臣下询问，臣下能够向君主报告，他们的言论都出于恳切真诚，所遵循的道理又都致力于劝诫教导，昌明的教化大概就是以此为基础吧？汉高帝、唐太宗都凭借盖世的英豪才略经营天下；奇谋密策，就交给萧何、张良办理；典章礼乐，就向房玄龄、杜如晦求取。他们君臣之间相互讨论政事，总是反复叮咛，切实探究事情的实情，亲密得如同朋友。这正是圣明君主善于任用大臣，能够使大臣尽心尽力来推崇王道大略的表现。二府就是所谓治理国家、讨论政道的官府，是与天子共同维持天下、谋划安危的机构。他们的智虑所存、才业所能，难道只限于任免官吏、审理刑狱，而不超出钱谷和法令的范围吗？百姓没有得到安定，一定要有办法使他们安定；四方夷狄没有归附，一定要有办法抵御他们；教化没有达到，一定要有办法引导他们；纲纪没有完备，一定要有办法补全。朝廷所责成的事情如此重大，那么应当怎样对待他们呢？从前我们的祖宗都深深明白大臣的职责，并且懂得用适当的方式对待当时的辅相，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 有时谕令他们以安抚夷夏、调和阴阳为成效；有时告诫他们以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为职责；有时命令他们在处理簿书文案之外，极力陈说当时政务；有时赐给诏书，询问御敌防边的办法；有时发给纸笔，让他们上疏陈述利弊。对于君臣之间的道义，难道不深厚吗？这正是忠臣大节之士因此感动奋发，而嘉谋至计不能默然不言的原因。天下的事务，哪里还会忧虑它不能全部处理呢？如今陛下垂衣拱手临朝，召见于迩英殿，听取奏报之后，在清闲燕居时召见臣下，难道也有空暇顾及这些事吗？还是没有空暇顾及呢？臣实在身份疏远低微，无法知道。若能顾及这些事，那么圣贤相交，万般政务都能兴举，这是天下的大福。若仍然没有顾及，那么上下之间的情意就会疏远，君臣之义也有未尽之处，朝廷各项事务因平时没有讲求而失误，将来必定再次留下悔恨。这本来并不是臣个人的忧虑过度。然而好议论的人私下说，陛下继承政权之初，天威显赫，圣明谋略和雄强防备，像高明之处不可窥测；即使左右大臣有远谋奇策，可以尽知天下利害，仍然深思极虑而不敢轻易发言，这也正是朝廷光明美善之处。伏望明主以社稷和百姓为心，在君臣之间厚重笃实地施行恩义，让臣下知道陛下没有什么不可测度之处，又使他们相信陛下不会无故猜疑；降低圣意，俯身听取，整日从容地向二府大臣咨询访求，让他们陈说当今大事，并同他们谋划取舍，那么思虑就不会遗漏，举措就不会有过失，治理之道会日益兴盛，而盛大德行也会日益更新。他又说：天子以不疑的态度对待大臣，上下之间的情意就能相通，这正是治理教化兴起的根由。大臣报效天子，难道可以少有惭愧吗？三公这一官职，不用某一专职来命名，大概是因为天下事务没有不统辖的，但又从不专掌某一项。因此，他们在朝廷同天子讨论治道，参与六官的政务和六卿的教化。既然讨论治道、治理国家，六官六卿的政务教化又都参与其中，那么天下事务哪里有不应当由自己负责的呢？然而事理和形势有本末，体用有大小；应当致力于根本而不专注末节，办理大事而不拘泥小事。这就是掌握宏大的纲要，听取治理的关键，而不像百官那样为琐碎事务忙碌。古人所说宰相不亲自处理小事，就是这个意思。后世被陈平一时的话所迷惑，便解释说：审决刑狱交给廷尉，治理财政交给司农，礼乐交给奉常，军旅交给将帅；宰相只负责任用人才、授予官职，享受他们成功的结果罢了。至于施行政令、兴办事业，都不得参与。这种说法只知道末节事务而不知道根本，只能沿袭常规而不能应对变化。为什么呢？天子保卫统御四海，临制万事，而同他共同处理政务的，不过七八位大臣。当天下无事、朝廷清明、刑狱诉讼减少、财用富足积蓄、礼乐完备、兵革没有使用时，大臣不参与那些具体事务而享受成功的结果，是可以的。若法令不统一而刑罚滥用，国库费用不足而民力困竭，礼制荒废、音乐淫靡而教化流于弊端，军队不足以使用而夷狄尚未畏服，那么怎么可以不参与施行政令和兴办事业呢？如今天下号称太平安定，但并不是无事之时。元勋旧德在朝廷谋划议论，并非没有辅佐君主、救助时世的办法，只是天下人还有三件事没有明白，臣因此不敢沉默。是非各有不同的意见，成败各有不同的形势，就应当以取舍来处置，才可以成就天下的利益。然而功过也随之而来，行为有得失，政事有可否，就应当以献可替否加以补救，才可以保全人主的美德。然而荣辱也随之而来，贤能与不肖混杂，升降进退错乱，就应当以进退来辨别，才可以任用天下的君子。然而毁誉也会随之而来。如果不以取舍处置，就不能平息天下的祸害，又凭什么成就天下的利益？不以献可替否加以补救，就不能挽救人主的过失，又凭什么保全他的美德？不以进退加以辨别，就不能除去天下的小人，又凭什么任用君子？所以大臣对于君主，必须平息天下的祸害而不计较自己的功过，必须挽救人主的过失而不顾虑自己的荣辱，必须除去天下的小人而不顾惜自己的毁誉；这就是成就天下利益、保全人主美德、任用天下君子的办法。汉朝想攻打匈奴右地，魏相认为不可，说这是向远方夷狄报怨，希望停止用兵，后来匈奴三代称藩，再不敢入侵。这是用取舍来处置。唐朝想赦免吴元济以取悦方镇，裴度说不能同叛贼一起保全，请求亲自督率诸将讨伐，终于平定蔡州人的叛乱，这是用取舍来处置。如今天下事务，有的边境紧急，有的关系国家根本，有的对百姓不利；群臣将关于变更、废置的建议上报朝廷，却少作裁决，多委托给有关官司办理，而且以务求不出差错为要，这是什么缘故？王嘉在位时，多次致力于进谏；陈蕃、杨震上疏列举奸邪和灾异，言辞都恳切正直；魏元成指陈政事的当否，奏言多达数千万字；这就是用献可替否加以补救。如今朝廷的政令，不可能没有过失；有的牵涉圣明德行，有的关系圣人教诲，有的因天变而触动，只有谏官、御史敢于说出端倪，却没有听说有人把谋略奏告朝廷、弥补君主过失，这是什么缘故？傅迁施行奸邪政事，孔光就勇于请求罢黜；杨肜在朝，王商便为此上奏请求免职；这就是用进退加以辨别。

译如今天下的士人，从上至朝廷的官吏，下至山林中的平民，只要修养操行清白，确实有所成就，大臣们往往会收取他们的才器而任用。至于长期作恶、罪过重大，足以残害百姓、败坏教化，幸而尚未被投入法网的人，却没有听说有人公开说明他们的罪状，罢免放逐他们，以此激励下层的清正风气、感发昏昧的习俗；反而仍让他们贪恋爵禄、冒居官位，处在众人之上，这是什么缘故？这样做的人，难道不是因为不敢侵犯人君的权力，又以保全功名为贵吗？希望明主深察做君主的艰难和做臣下的不易，既以不疑的态度对待臣下，使上下情意相通，又明白表示不会侵犯他们的权力，以此要求他们报效，那么大概就能消除天下人的疑惑，天下也可以得到大治。陶又上奏《议官策》说：天下承平已经很久，任用官员的弊病到了今天最为严重。仕进的道路宽泛通达，人员纷杂拥塞，朝廷中有许多靠侥幸取得的职位。吏员越来越多，国家费用越来越大，百姓日益困穷。郡县的重要政务交给了不称职的人，恩德不能宣布施行。日夜辛劳却没有成效，职事不能振作，而万事都懒散废弛。人人争相求进，只图侥幸获得俸禄利益，防止羞耻的心也消亡了。积累了几十年的弊病，却想在一朝之间革除；不追究根源而在横流中截断它，未见能够澄清。弊病本来有根源：入仕的方法不精密，用人的制度不慎重。臣不敢远取古训，建立迂阔疏略的议论，以求在众人中显得高明；只是列举祖宗已经形成的法令，参照近来的事例，希望朝廷衡量斟酌其中适宜的部分而采用，这就可以了。贡举的名额、杂流的选拔，近年来已经反复讲议成熟。唯独任子这种恩荫入仕，虽已加以裁减限制，却仍然有疏漏。因此臣说，入仕的方法不精。建隆年间的制度，每年补授有固定员额，并且重视考试、复试；若不如奏报所说，就治罪。祥符年间的诏令规定，入学习经，限定年限考课，赴殿对答后授予官职；公卿子弟也有因为学术不明而被罢归的。确定员额、入学学习的制度，本来不容易在今天恢复，但学习经书、考试和复试还是可以稍加仿效施行。臣愚见，凡通过恩荫奏请入仕的人，可以登记在册，但暂不颁诏任命；规定以一门技艺作为专长，例如经史、兵法、刑法等，听任他们专心学习。严格规定科目和标准，核实其才能高下；有能力的才授官，尚未达到要求的就让他退回继续学习，等到学有所成后再任命。这样，上面有考核实际才能的功效，下面没有借增加年岁来欺诈的事情。恩补的数量比旧制大为减少，也就不必担忧官员冗滥了。州县官吏中，经过六七次考核而列为前五六名的，可以授京秩来治理县；出身门资而有京秩的人，经过六七次考核列为前一二名的，也可以治理县。治理县政的人，经过六年考核列为前二名的，可以任治中；任治中的人，经过五年考核列为前三名的，可以任郡守。这是国家收罗人才、表彰善行的深远办法，使人乐于被国家任用而不停止进取。然而法制一经确定，沿袭日久，拘泥成规而不知道变化，就会使升降进退的权力落在下级，而取舍权不能出于上级，反而成为用人的大弊病，实在可叹。况且天子的尊贵，人人都敬畏信服而不敢轻慢，正是因为取舍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迁就众人。如今这样责令考核任用，又这样限制荐举名额，只要符合格式标准，那么从选任小吏直到升为郡守，都可以按日计算而获得。这样一来，下面形成了必定被选取的势头，而上面又没有必定不授予的道理，哪里还敢议论他们的贤愚而决定升降呢？所谓人主的威权柄用，甚至也无法掌握了。不议论人的贤愚，只一味遵从格式标准，那么黑白混杂，官政败坏，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臣说，用人的制度不慎重。臣听说祖宗时期，州县官吏入朝陛见后改变品秩，他们的升降可否，全出于人主的意旨，并没有必然得到任用的人。凡因私事获罪，以及审决刑狱时失于深文苛细的人，多次入对而不升迁。自行选择能干的官吏，分别治理各方州郡，并责求达到秦彭那样的政绩。选择治中来辅佐武臣，这就是今天的州牧。记录外任官员的功过，送入宫禁供天子阅览。以姓名召见入对并加以表彰提升的，共有二十四人。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彰明君主的威断，表示奖赏和劝勉。如今入朝陛见的官吏没有不升迁的；从前不升迁的，只是增加考核年限、增加荐举名额。郡守、治中的荐举，每年没有固定数额，堵塞诏令、滥行荐举的人很多，只是由有关官司排列先后而授予官职。外任官员的功过，天子从未全部知晓。召见入对而受到表彰提升的人，也没有见到。制定这样的法令，却要求任用得当，能够做到吗？臣愚见，凡有入朝陛见而改变品秩的官吏，不如依照旧例，按照功过分别次第，由天子特别裁定可否。增加考核、扩大荐举的命令，应当立即废止不用。凡京秩以上，原来所谓通过荐举而升迁的人，从现在起都应全部罢去。应当不时诏令大臣、部使者和二千石官，谨慎选择良吏加以荐举，像近来特别优异的事例一样，每年不过几人。命令有关官司会同左右近臣，详细考察他们的品行才能，仿照资历资格办理，像近年政府除授选人的办法一样，任用为守宰、郡丞。明主周密询问、广泛采纳意见，对其中卓异的人给予宠荣，那么取舍就不受格式标准限制，升降进退都出自君主的威权。天下的官吏，谁不磨炼振作，努力求得朝廷知闻呢？那些衰弱懦怯、鄙陋昏暗，自知不能在当世有所成就的人，也必定会销声匿迹、收缩隐藏，不敢再侥幸企求。任官的大弊病，大概就可以革除了。又说：救治弊病的方法，如同治理水患；既已澄清源头，却不疏通水流来使它归于洁清，水就一定会四处漫溢，渐渐浸染污浊之地，使它重新成为从前的祸患。臣前面所议论的，应当先行，可以澄清根源。接着还应有疏浚清洁水流的议论，臣怎么敢沉默呢？精密入仕之法、慎重用人之制，是为了进用天下贤能、斥退不肖。

译用一天制定的法制，施行于千万人之间，来挽救几十年积累的弊病，天下的贤能难道能够全部进用，而不肖之人难道能够全部斥退吗？大概只能大力设置防范，慢慢引导，经过岁月逐渐达到目标。天下的官吏，并非全是贤能，也并非全是不肖，他们的情形相互混杂而没有统一。因此引导他们的方法，不如明确所崇尚的方向，严格责任，使天下人明白知道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可稍有混乱；同时朝廷惩罚和劝勉的办法详细审慎、分明清楚，那么贤能者安于正确的道路，不肖者改正自己的错误，还有什么弊病不能除去呢？今天的祸患，大概是崇尚的方向不明，责任不严，君子小人的区别混乱，而且引导的不是应当劝勉的方面。所谓崇尚的方向，就是义与利的区别；所谓责任，就是勤劳与懈怠的区别。用趋向义来砥砺他们，却不以追逐利益诱导他们，这就是明确崇尚的方向。这样，趋向义的人就会多起来。用勤劳来督责他们，却不放纵懈怠，这就是严格责任。这样，懈怠的人就会少起来。趋向义就是清正，追逐利益就是贪婪；勤劳就是称职，懈怠就是废事，这是人情共同如此、天下共同知道的。朝廷对百官，重视清正而鄙弃贪婪，是希望天下官吏都清正；如果又用追逐利益来诱导他们，又怎么能够劝勉天下官吏保持清正呢？喜欢称职而厌恶废事，是希望天下官吏都称职；如果又以懈怠来放纵他们，又怎么能够劝勉天下官吏称职呢？况且做官而接受圭田，是为了表彰清白高洁的操行并供养他们，并不是根据田地岁收入的多少来设置高爵重位。守负责统辖千里，丞负责辅佐一郡，令负责治理一县；名分和器用的区别正在于此，而不在于田地收入。如今圭田职位都越级授予，不再议论官职名器，只按岁入多少区别，于是守官有时降低而任丞，丞有时降为令。这样做的人，难道都是狂妄庸碌而没有知识的吗？世人所称的善人、能吏，往往也流入其中，却没有多少惭愧之色，反而说法令允许我这样做。崇尚方向不明到了这种地步，做官的人还有什么利益不去追逐呢？这就是贪婪冒进的风气所以兴起的原因。设置官署、任用官吏并分配职务，是希望他们完成国家的事务。事务没有办成，职务就是失职，即使因此治罪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百姓的疾苦没有减除，赋税的轻重没有调均，这是监司、守宰的过失，可以责罚他们。朝廷曾经想要救济百姓疾苦、均平赋税轻重，却不责罚应当负责的官员，反而另外派遣官吏办理。臣不知道把丰厚爵位和优厚俸禄平时用来培养人才，称作“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人，究竟还要用来做什么？责任不严格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居官任职的人还有什么事情不会懈怠呢？这就是政事废弛的祸患所以形成的原因。以上两件事，不只是官吏不肖，而是朝廷有所引导，却没有加以劝勉。因此臣说，所引导的不是所劝勉的方向。唉！圭田职位越级授予，足以引起天下的贪婪冒进，何况奸赃之人还可以重新任用，却没有永久罢黜呢？祖宗的禁令并不像今天这样疏松。开宝以来，就有被弃市处死的人。为救济百姓、均平赋税而特别派遣官吏，足以容忍天下的废弛；何况失职的情况上报之后，还没有失去原有职位呢？祖宗的恩典并不像今天这样滥施。淳化年间，就有把这种人处置为州佐的。臣因此说：不如明确崇尚的方向，严格官员责任。方向明确，责任严格，官吏就会受到劝勉，政事就会办成。又说：古代的循吏，布施宣扬德泽，制定条文教令，使百姓深深适应而坚定信服。他们任职的地方被称为治理有方，离任之后百姓还思念他们，风范事迹光明显著，流传美誉千载，而后世没有人能够赶上他们。为什么呢？并不是古人都贤能，而后世官吏多不肖；也不是风俗有淳厚浇薄、时代变迁，而治理国家的体制就不能恢复。或许是朝廷对待君子不合乎他们的身份，用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因而使他们有所不愿作为吧？尊重贤能、斥退不肖，是人伦中最大的区别。尊重贤能，是为了劝勉不肖；斥退不肖，是为了任用贤能。这就是使天下士人都希望被任用，并努力有所建树。如今智者愚者混杂，失去了区别；任用和舍弃、职位的轻重，只听从格式标准。因此即使有卓越的才能，混杂在其中而没有被辨别出来，他的内心也必然懈怠，不想有所作为。这就是所说的待人不合其身份。法令是禁止错误、防范过失的工具，是为小人设置的。君子不幸犯了过错，仍应议论他的贤能而予以宽释；用法于君子，可以宽疏而不可以过密。所谓宽疏而不密，是使才能胜过法条，足以适用，而不是使法条胜过才能，导致有才却无法施展。考察今天的法令，大概对君子过于严密，使他们不能施展才干。科条详细，罗网完备，大到生杀取夺之间，小到出入起居之际，没有一件可以离开法令。因此即使有卓异之士，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力实行自己的志道，回头四望却处处受法令约束，那么他的内心就会愤懑沮丧、畏缩不前，哪里还敢触犯罪禁，冒险求取震惊世俗的名声呢？所以他们的勤劳只限于簿书刀笔，思虑不超出规矩准绳。这就是所说的用人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君子刚开始做官时，没有不把救济时势、惠及万物作为首要事务的，哪里会有不想做、不敢做的心思呢？等到已经在官场任事，看到形势竟是这样，而自己的志愿又与之相违，于是受到压抑而不能振作，隐晦而不能显明，蓄积而不能流通，藏有才能而不能试用。难道明主只想到招致天下的力量、辅佐成就治道，却不觉得这样可惜吗？古代贤君如何对待循吏，是可以看见的。授任刺史、郡守、国相，往往亲自召见询问，考察他们的来历，不多次更换，使百姓服从教化；有治理成效的，就用玺书勉励，赐金增加品秩，公卿有空缺时便按次序选用。如今这些都不能实现。民政的重要性，没有比守宰这一官职更大的了，可是掌管它的有三类人，都争相奔走到有关官司，查阅名籍、听候命令，按年限计算，动不动又被替换离任。即使百职都废弛懈怠，只要还没有达到受贿的程度，监察按察也不会涉及。有的人办事大略并不苟且，百姓依赖他而得到治理，却被泛泛地评说为应当罢退；众人合在一起，又都奔走听命去了。他们所得的俸禄等级，分毫没有增减。古代贤臣成为循吏的情形，也可以看见。还曾让邮亭乡官供养鳏寡贫穷之人，又为他们制定防备祭祀的器具。

译有人擅自打开仓廪，赈济其他县的流民，使他们得以保全性命；有人减少府库用度，带着刀布，派遣诸生到京师求学；有人因为守相征敛赋税违法，立即解下印绶；有人因为孝妇的冤狱长期不能审理，便称病请求离任。如今这些都不能拥有。法令中没有相关规定，人也就不能这样做。一郡这样广大，眼看百姓将要死亡却不能立即救济，是因为朝廷还有未批复的事情。一邑这样大，明察百姓所受的劳苦却不能立即革除，是因为州郡还没有批准。不考虑这些，贸然去做，就会被讥笑为沽名，所兴办的事情也会被贬斥驳回，严重的甚至获罪罢废而不再录用。古人胸襟宏阔，多能超出绳墨约束之外，以求取得成功；如今的官吏却曲意退避，只求在法禁之内行事，以求不犯过错。唉！上面所任用的既然如此轻率，下面所畏惧的又如此深重，那么特别优异的成效、循良的政绩，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古代呢？区别对待官吏，并使进退出于君主威权，臣以前已经大略议论过了。嘉祐年间的诏令，曾要求考察守宰的治理政绩，并任命能够使地方长久安定的人，为什么中途停止了呢？希望明主既先行择取人才、授予职任，不以格式标准作为必然限制；又继而遵循、率先奉行旧有宪章，告诫不要频繁更换，免得挫伤他们不愿离任的心志，使他们能够磨炼成长。天下官吏中，凡有因有利于百姓、便利国家而获罪的，可以特别议论他的过失，适时加以宽宥，不要拘泥于深文苛法，终于废弃斥退他；这样可以振作官吏不敢作为的精神，使他们放手施展，那么贤能者就不会自行懈怠，便会有所作为，古代的循吏也会出现。过去汉臣曾说：“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能而能胜任职务的人，人情不能没有过错，差不多应当宽略处理，使尽力办事的人有所劝勉。”这可以作为今天的办法。陶又请求告诫谢景温，上劄子说：臣私下认为，朝廷威令不能施行，已经严重到极点。爵禄是人主所掌握、用来驾驭臣下的权柄，臣子却竟敢自行选择它的轻重。王命一下达就立即更改，朝廷内外便无法取信于人，又凭什么震动四方、尊重国家体统呢？自从陛下继承皇统以来，恭敬沉默而少有言论，把纲纪法度全交给宰执；凡有拟议进呈，大多批准其奏，于是使不知身份名分的人动辄心存侥幸，认为朝廷可以轻慢，命令不足敬畏，升降进退、离任留任只求自己方便。这种风气一经开启，危害实在不小，本来就应当防微杜渐。西蜀是天下的大镇，事务权柄所寄托之地，向来号称雄强重要，出任其守臣是将获大用的开始。陛下对臣僚有什么亏负呢？近来差遣谢景温知成都，他却以年老多病请求免任；他的意思没有别的，大概是看重内地而轻视外地，喜欢近处而厌恶远方，逃避困难而选择容易，并且还另有所等待。何况谢景温从开封府因罪罢去后，得以知蔡州；在蔡州没有几个月，又升任颖昌；尚未赴颖昌，便改知成都，可以说恩遇隆厚了。他不满足自己的心意，便找借口推辞；已经委身事奉君主，怎么可以这样？谢景温果真是病重而且年老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宰执本来就不应当任命他，使他违抗诏命而不赴任。如果并非病重而且年老，那么就是倚仗内廷权贵、有人亲自为他相助，从而自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职位。对那样的大州名镇，朝廷慎重选择而任命，他尚且傲慢不赴、神态自若，那么偏远僻小、道路艰险的郡县，听到命令便前往的人，又该多么不幸呢？即使朝廷委曲求全、包容迁就他的请求，最终让他领受便利的郡任，公议也非常不平。平时无事时，优厚宽假得太过；今天授予一官而不赴任，明天派遣一使又能获免，万一遇到紧急危难、仓促之事，不知将如何用人。祖宗时代，谁敢轻侮傲慢到这种地步？从前真宗任命郭贽知大名，郭贽自称眷恋朝廷而推辞，真宗说：“朕命郭贽知大藩而他不去，那么还凭什么役使别人？”最终还是遣他赴任。又任命陈若拙知潭州，陈若拙恳切推辞不止，真宗于是命令降级处分。英宗任命阎询知广州，阎询拖延不赴，便削去待制之职，改知商州。这些都是人主慎重掌握取舍权、重视诏命的办法。希望陛下效法实行。谢景温这件事，诏命已经作出，臣不敢请求追改，只希望朝廷特别下令告诫，以整肃骄横傲慢的风气；仍请求宣谕宰执，从今以后凡有任命拟议，都必须慎重选择其人，使他没有可以逃避的理由，务必做到命令一出便执行。如果有人竟敢妄自找借口请求免任，就立即降职罢黜；这正是今天重视命令、尊重朝廷的急务。邓润甫被授任翰林承旨，中书舍人郑雍应当起草制书。制书尚未发布，五名言事者交相上章攻击邓润甫，于是改授他为侍读学士。郑雍说：“这两个职位都是天下精选的人才才能担任的，以邓润甫过失轻微，不应当撤销原来的任命。如果认为奸邪之人不应处在经筵，那么如今朝廷内外都说，朝廷姑且用这种办法堵塞言事者的攻击；这样一来，邪正凭什么辨别，善恶凭什么明白？如果每件事都一定要等到有人进言，赏罚的权柄就是不得已才施行的，并不是向天下显示信用的办法。” 当时二府禁止私人拜谒的规定更加严格，郑雍任左谏议大夫，又上言说：“广泛招致俊杰，列于众多官位之中，这是宰相的职责。那些连公卿之门都无法进入的人，尚且应当访求而招致，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禁令呢？况且二府都是天子改变容色、以礼敬重对待的地方，却反而要这样防范限制它们的私人往来吗？”于是郑雍援引贾谊关于防止羞耻、保持节操的说法进谏，诏令放宽了禁令。皇帝曾询问朋党的弊病，御史中丞胡宗愈回答说：“君子指斥小人为奸邪，小人便指称君子结党。君子大概是和合于义的人。陛下若能选择中立之士加以任用，朋党的祸患就会平息。”第二天，他具呈《君子无党论》进献。韩川升任殿中侍御史，上疏说：“朝廷对于人才，常常想推行至公之道，广泛采择；但到了弊端出现时，就几乎变成偏向有权势者、压抑孤寒之士。常常想收取勤劳的功绩来任用人才，但追究到最后，却无不收取虚名而废弃实际成效。近来的制度规定，太中大夫以上每年荐举守臣，遇到大州有空缺，就升用他们所荐之人。其他人即使考课列为上等，也都不能参与。推究其本意，本来是想得到人才；然而所谓太中大夫以上，大多在京师，唯有奔走请求的人较多能够得到荐举。至于长期历任郡县、治理成绩符合规定的人，反而处在他们之下；这样一来，谨慎修身、操行清白的人，还不如经营求取一纸荐章能够迅速升迁。”于是诏令吏部重新制定法令。

译元祐八年，左司员外郎张舜民请求挽留范纯仁，上奏说：“臣听说，事物的危险，没有比旌旗系在将断的旒带上、又像朝露那样更严重的；事情的紧急，没有比拯救溺水、救援火灾更急迫的。若用今天朝廷的形势来说，那两件事还不足以比喻。东朝太皇太后正在停灵，陛下刚开始总理万机，求助的心情日夜忧惧。天下人侧耳拭目，等待观看圣德日益更新的政治；可是大臣不安，小人得以进用。几天以来，早晚都惶恐不安。甚至市井行路的人都说，宰相之间争论意见不合，已经出朝避位。平日尚且足以震动耳目，何况大行太皇太后的殡葬道路尚未干，辅弼大臣之间已经显现出携贰离心。如果不是小人乘着细微间隙从中挑拨，也未必会到这种地步。又有人看见已经连续两天御殿，却没有另外宣布召押和指挥，便说圣意已经有了厚薄之分。纯仁一定不肯留任，于是浮泛议论纷至沓来，无法一一列举。然而臣愚见独自想到，大行太皇太后在服药之前召见范纯仁，而陛下在大殓之后听任他离去，不只是君臣离任留任的分别这样迅速，小人离间的谋略也会因此得以施行，使朝廷治乱的端绪从这里分开，并且对圣德初政也会造成深重的牵累。以臣愚见，无论百姓、朝廷中的士人、都城和四方的人，难道不都会替陛下感到可惜吗？臣曾经观察前代大臣的去留，关系十分重大。近来刘挚、苏辙离去，简直像丢弃草芥一样，朝廷内外的人不知道其中缘由，有见识的人惊叹、骇异、疑惑，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如今范纯仁又要离去，怎么知道留下的人能够安心呢？一年之内两次罢相，二年之内三次罢相，这不是朝廷的美事。以后即使有皋陶、后稷、契那样的贤臣，谁还肯尽心竭诚地侍奉陛下呢？上面大臣自相疑惧，下面小人乘机而入，朝廷的形势如何，不必说也可知道。依臣愚见，不如暂且留下范纯仁，并请求陛下面谕告诫两位宰相，使他们同心协力办理政务，不要听信离间之言。这样对内足以破坏小人的谋划，对外可以满足四方的期望，使天下人都说：‘范纯仁想离去，陛下能够挽留他；小人有所谋划，陛下能够挫败他。’只有君主能够知臣下，只有圣明才能成就圣人，这难道不是美事吗？臣的职务不在言路，身份也不是近臣，只是怀着一点诚心，看见危急的苗头正在萌发，愤恨朋党倾覆煽动，痛惜东朝所托付的大事，忧虑陛下孤独无助。臣伏地思量，流泪出班，言语失当，实在是因为情势太过急迫。” 贴黄：臣在元祐二年曾充任御史，入殿时亲自听见大行太皇太后宣谕，只是因为官家年幼，臣僚应当尽心公事，不要让朋党稍有形成。如今圣训仍在耳边，太皇太后仙游尚未久远，而朋党已经形成；追念诵读她的德音，悲痛摧折，不能自胜。元祐年间，刘泾在论及时政的策论中谈到人才，说：“臣听说，皇帝车舆放置在缝隙之间而不用来承载驾御，那么即使是腐朽之物，也只是堆积起来像柴薪；象牙酒樽、龙形酒勺放在昏暗鄙陋之处而不用来进献斟酒，那么即使贵重器物，也同瓦器一样污贱。人才时用时弃，大概也类似这种情形。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人，但人才的孕育、盘结错杂，本来有一个逐渐成形的过程，除了君主和老师，谁能识别他们呢？朝廷据有大鼎，烹煮千年未调和的珍馐美味，养育贤才没有固定方法，可以说盛大了。然而臣认为不对，私下有疑惑：有时大力兴作，有时大为停废，使人才一下子被拔起又迅速憔悴，这是什么缘故？几年前，取用人才的道路宽广，用人才的基础高峻，人才汇聚的渊薮丰盛。正当那时，天下士人即使只有一点微小才能，也不能安居家中，日夜增长进取；人人因得到知遇而互相激励，君主和宰相都欢喜，各自获得所愿，成效可以掌握而看见。却因为一次噎食的警戒，竟至于废止饮食：取材之路逼仄狭窄，像山间小径；用材的根基衰落，像蚂蚁堆成的小丘；得材的渊薮空荒，像毁坏的园圃。天下士人听说有人安居家中，已经不再有光彩焕发、灿烂照人的风采。难道是因为取材道路宽广，就忧虑爵禄会滥加于人；用材根基高峻，就忧虑小人会轻易进用吗？君子和小人相互更替，祸福相依；兼收并采，这类人还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总而言之，只要能够识别并任用君子，识别并斥退小人罢了。因为担心轻易进用而把所有来者一概拒绝，正是所谓因噎废食。臣任职于小邦，距离国都遥远，不能完全知悉情况；但近来取材、用材、得材这三件事究竟怎样呢？臣恐怕士大夫被弃置而懈怠，不能自我振作，甚至会举山林中的迂腐鄙野之人，妄自用浅陋的议论怀疑朝廷。臣认为人才与其他事物不同，早晚在面前提撕警策，前面引导，后面鞭策，应当使他们把千里之地看作脚下小路，把九州看作席上之物，这才可以。稍不留意，平时的福祸还可以侥幸避免；一旦遭遇急难，爵禄滥加的问题就会比最初取材过广更加严重，小人轻易进用的情况也会比用材过于严格时更多，哪里比得上谨慎掌握、处于兴作与废止之间，确定作为天下豪杰归宿的办法呢？《诗经》中谈任用贤能、培养人才，常常是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大概因为太平无事时人君认为用人才并不急迫，于是会达到轻忽的地步。古代有大过恶的人，早晨贬黜，晚上又收用，匿金、盗嫂、臣贼就是这样。匿金、盗嫂、臣贼这些人，如果才能足以赎罪，又怎么能因为一时的陷溺而终身废弃呢？凡人陷于贫困、困顿、违逆和扰乱的境地，能够因此动心忍性的人很少；若在这之后任用他，他感激悔罪，便可以用死来承担责任。这就是古人从匿金、盗嫂、臣贼这些事中有所取法的意思。臣希望陛下进一步扩大取材的道路，拔擢那些如车山渊海般深藏的人才，交给他们艰难繁剧的事务来试用，像当初开始任事时那样；至于过去长期的罪愆和瑕疵，也都允许重新任用，以洗涤山河郁积不畅的滞气；进一步加强用材的根基，不要因为担心小人轻易进用这一“噎”而终于废弃人才；增加人才汇聚的渊薮，使其上可以比拟文王任用棫朴之士、宣王任用采芑之臣的事。把这些同其他事务相互比较其补益和损害，利害究竟怎样呢？大概自从天地开辟、确立秩序以来，从没有因为得到人才多，反而导致国家溃乱、衰弱、削损的。

译刘泾又论述县邑说：“臣听说，选择守令，困难本来相同，而如今尤其困难。正当天下简易便利、无事安定时，铨选机构像归市一样，人们争相寻找捷径离去，不留下任何足迹。近年来，铨选法因此一变，名次先后受到压抑，应当接受任命的也不接受，往往拖延多年；有的还退就空闲而不紧要的职局，以便藏身自保。等到采用武官换任的粗略办法，让受到停职、超过任期或有过恶的人来补充空缺，却使士大夫产生不乐意赴任的心。铨司存有轻率用人的意思，官员接受命令的那一天，一个县的纲领、百里百姓的命运就已经自行败坏了，哪里还谈得上督责委任的空文呢？”“臣彻底观察县政，认为它的法度既然已经可以遵守，但更严重的是，特别在苗役事务上有陷入失误、不能前进的忧虑。然而如果确实有力量可以依靠办理，那么即使一百一十名苗役，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真正不愿赴任的原因在于，县有大小，事务有简繁；大县而事务繁多，过失通常多，小县而事务简少，过失通常少。但其中有尽心竭力办理事务的，也有安闲休息、敷衍治理的，同样都是一任官守，同样都要任满离去，而上下所设的法网又常常比大县更严密。没有功劳却足以避免过失，按人情来说，谁又肯低头接受这样的任命呢？”“熙宁以前，县令的俸禄曾按名次分等，岁禄从一万到一万五千；俸禄厚薄的优劣，不是这类资历的人不能任这样的县。” 虽然这种制度有所拘束，但也可以用来惩戒劝勉。如今选人的俸禄只按一个标准，至于因资序提升而增加俸禄，又是另一回事。俸禄相等，就以圭田为利益；圭田相等，就以事务简少为利益。三方面都没有利益，却只去承担事务繁重、过失很多的地方，即使是卓茂、鲁恭，也会面有难色。”“臣近来看到，武人通过试法换取恩荫，儿子又按年限升迁，往往出任大县；他们说话行事、进退举止，百般强硬固执，实在值得取笑侮辱。何况还要责求他们熟悉政事、替陛下爱护百里之内的百姓吗？这不过是被奸猾胥吏和过恶之人愚弄罢了。由此说来，那些背负无法洗刷的过错、又因受挫而胆怯的人，其情形也可以知道。”“臣听议论者说，应当按照事务体制的简易繁剧，把县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县每月给食钱五十，中县每月给三十，下县不给；仍用所属县的赃罚收入中不属于省库的钱来充作此项，这样官府没有额外费用，而任职者有乐于尽力的心意。”“陛下试着拿今天的官局来比较，有安坐无事而每月领取食钱的官员，哪里数得清？至于州县主籴的官员，出钱买入粮食，实际上没有一点辛劳，数量达到一万就算完成，接着便按次序发给他们。” 反而使县道官职更加贵重，难道不可惜吗？何况官府没有额外的耗费，却能使人人乐于任职，这样做的利弊究竟如何呢？至于提议采用按资历升迁、减少任期、按季度升迁等作为奖赏，臣却怀疑这样做过分了，恩典反而不能周全。何况如今兴修水利、捕盗、试法、差遣任用等事务，通常大都采用这种办法，再加上县道官员按年限迁转，就会更加纷乱。因此，既然任县道官职已经十分重要，然后才可以议论选择人才来任职。凡是上县的官员，就归中书省办理，作为堂除，稍微仿照现今郡守、通判以权职入仕的办法；有的从旁升用，有的只按原职任用，都是可以的。中县则交给铨司，按照所谓“脚色”即履历资历来差选。这样一来，可以一举两得：贤能的人能够充分发挥才干，不肖的人也可以谨慎守职而避免过失。如今司农寺的丞、簿，把历任县道作为升迁正途，大概是因为新进的拘束书生，有些人不了解农事劳动，所以才这样规定。司农寺上面还有长官，并非这些属官所能专擅，却还把这一职位设置得如此严峻，何况一县百里之地，交付在县令手中，却让政务纷乱颠倒，成为左右近臣借以议论的口实；那些丞佐又怎么能够一定加以匡正救助呢？朝廷每次创设新法，往往责令监司回答，催促举荐选拔成为急务，而监司也只是匆匆奉行罢了。与其到末流才加以澄清淘汰，为什么不追溯到人才刚出仕的根本，一开始就清理源头，以取得源源不断的益处呢？近几年根据水利事务来选拔人才，固然很好；然而一县百里之地，如果只以水利为体恤对象，那么其他关系民生的事务，难道果真可以悠闲置之吗？如今所谓“长官”，人人都以为可耻，甚至把各位宰辅都称作知县，怎么能把亲民之官同农夫、牧童相提并论呢？也只有朝廷能够设法提高这种官职的分量。同知太常礼院刘攽轮对时上劄子说：据御史台告报，臣按次序应当轮流面对皇帝陈述意见。臣才器见识浅陋，知识谋虑短缺，不足以全面了解当前最急迫的事务，来辅助教化。然而臣已年七十，读书学古，所听闻的事情不少；经历世事，所见也不止一端。愚人的思虑，何止千百条，或许其中有一条可取，能够上合诏令所求。臣某叩头谢罪，冒犯之罪当死，现将条陈意见列在下面。臣考察前代的事情，看到使天下达到治理的道路，没有不是从致力于民生开始的；而要致力于民生，关键在于治理百姓的官员。治理百姓的官员各不相同，有善于从百姓身上取财的，有善于养育百姓的。善于取财的人，只求得到百姓的财物，推行各种政令，不到一天赋税收入就能如意，赶快办完眼前事务，看起来似乎令人高兴。善于养民的人却不是这样，必定要耗费岁月，旷日持久，勤于抚育教养百姓，然后百姓才能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其成效难以立即显现。然而善于治理天下的人知道，取民之财不能长久维持，而养民才是可贵的，所以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国家承受五代的弊病，圣明教化改变了政治，不到几十年百姓便安定富足，大概是因为重视养民的官吏，而官吏又能各尽其职。为什么这样说呢？本朝的制度，无论内官外官，没有不把郡县任职作为资历升迁的阶梯；百官都知道治理民事是首要事务，贤才不会因为身居外任而受到排斥，这就是德泽得以宣扬遍及、深入幽隐之处的原因。

译臣愚昧地认为，这项制度仍有未尽之处，应当稍加增益，使它更加广泛。况且郡县大小不同，事务繁简也相互有别，应当分为五等，分别规定品秩，区别俸禄；从守令、掾属到幕职，都以此作为升降标准，能干的人晋升居上，不能干的人退居下位。即使是京城的重要官职，也应当一有空缺便选取其中最优者授予。这样，内外官员都知道把养民作为首要任务，无不竭力办理民事，那么百姓还担心不能富庶吗？王化还担心不能淳厚完备吗？臣听说前汉有人评论秦人的政治说：“只是徒具文书形式，没有恻隐百姓的实际。”这确实是切中要害的确论。国家的法令很详细完备，每当有所施行，总要制定成条文，却从未真正探求百姓的实情。法令是用来辅助治理的，而不是治理的根本。假如把无罪的人用文书罗织成罪，案牍虽已完备，在上位者即使极其聪明，也没有办法辨明真相，那么这个无罪的人最终也只能被定罪。由此看来，法令即使完备，也不如官吏贤良。既然得到贤良的官吏，也应当略去烦琐的细文，使他们能够施展智慧谋虑。这样，圣上的恩泽才能下达到底层，百姓也才能受到恩惠。臣又恭敬地看到，朝廷分别设置各路使臣和监司，督察州郡。各路都广达数千里，所辖城邑多至一百多座，人口众多、官吏繁盛，监司作为皇上的耳目，负责听察视察这些事务。如果不清正廉明，虽有好义之心，也不足以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如果没有智慧才干、办事敏捷，就不能兴利除害；如果不能平心静气、专心一意，就不能辨别善恶优劣；如果不能勤勉自身、勉励政事，就不能周遍察访幽隐之处。四者缺少一项，一路的治理就无法振兴。国家把重大权力交给他们，而朝廷内部又没有人督察他们，中等才干的人无不因循苟且、只求免祸；有的任凭自己的喜怒，宠信顽劣之人、任用奸佞；有的颠倒民间事务，把祸害当成利益；有的懒惰放纵，不勤于本职；有的想要避开权贵要人，便压制排斥孤立偏远之人，实在毫无道理。臣谨考察汉代的事情，御史中丞在外总领州郡，所以能够称赞薛宣的才干；凡是他所称许的人便加以进用，应当黜退的便加以退斥，黑白分明。如今国家也应当依照汉制，选择两名御史分别监察外路，允许监司根据风闻上言论事；一有明显过失，便上章揭发、推究弹劾。这样，负责考察的官员不敢荒废职守，朝廷的耳目遍及万里而没有蒙蔽。哲宗时，校书郎李昭玘论述治理官吏、进用人才说：“君主以清静为主，臣下以行动为主；君主承担安逸，臣下承担劳苦。清静而安逸，就可以役使别人；行动而劳苦，就会受别人役使。所以行动而不推辞，劳苦而不怨恨，是义理所规定的。把天下所有事物都拿来比较，没有什么能替代我的，最大的莫过于自身；把天下所有人都拿来比较，没有谁能排在我之前，最亲近的莫过于家人。既然以自身奉事于人，自身就不能再归自己所有；既然以全家供养别人，家庭也不能再只顾自己。可以赏赐，可以剥夺，可以杀死，可以使其活命，无论处置如何都属于君主。又怎么能挑选事情，然后才安心去做呢？”孟子不去拜见诸侯，孔子则“君主下令召见，不等车辆驾好便前往”。曾子住在武城，越国军队到来便离开；子思住在卫国，齐国军队到来却从未逃走。孟子是没有官职，曾子是老师；至于孔子不等车驾、子思不离开，大概是因为侍奉君主的义理不可不敬畏。先王之时，大夫奉命出使四方，即使四匹公马疲惫喘息，道路遥远迂回，仍劳苦到不敢想着回家，忧虑到没有闲暇奉养母亲；他们内心并非不悲伤，居处也未曾安宁，并不是因为不能忘却私情的恩爱胜过了不敢怠慢君命的义理。并不只是出使的臣子如此，即使戍守服役的士卒也是这样。薇菜已经老了，仍然不能采来充饥；一年已经将尽，仍然不能回家；用道路上的劳苦驱赶他们，用雨雪的艰苦逼迫他们；又告诉他们没有使者回来慰问、没有私情可寄托，最后以“我此行恐怕不能回来”的决死意志相继激励他们，这都是义理使然。不只是戍守服役的士卒如此，即使妇人尚且能够勉励丈夫勤劳服役，告诉丈夫不可怀念归乡的义理，凡此都是为了成全他的义理罢了。人有时生有时死，有时安定有时危险，不曾刻意求取却自然发生，不曾刻意招致却自然到来，这些都是天命。至于遇到事情不苟且逃避，面临危难不改变节操，保持质朴正直而没有随波流转之心，这就是士人在君臣关系上应当自行做到的。假如不懂得义理，却凭借富贵权势，忧虑事务牵累，惴惴不安，只怕君主抛弃自己，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祸患的事情就没有不做的了。臣曾考察东汉时期，班超开通西域，在万里之外建立功勋，五十国都叩关纳质；马援清平陇西，平定岭南，跋涉到穷远之地，冒着毒雾，最终死在蛮荒边地。这两个人难道甘心作出身处绝域、九死一生的选择吗？是忠义激励他们如此。以光武帝的贤明，臣下尚且能够自行做到这样；而陛下圣德聪睿，不以自己为中心，优礼公卿大夫，轻易施予爵禄，以乐意相向，以不知疲倦的听纳使臣下屈服，原本是要责成在位之臣，推行政令而无阻塞，奔赴功业而不懈怠。然而天下的大事、社稷长久的谋划、古人未能完成而遗留下来的有利之事、当世必须施行的良法，都出自皇上先行经营筹划、安排措置；臣下却仍不能奉行承受、奔走响应皇上的指示，以至于辗转迁徙来逃避事务，苟且简略来违背命令，害怕远行就以侍奉亲属为辞，厌烦繁重使命就以生病为由推辞。让臣下都这样，谁还会替皇上守节死义呢？为什么不表彰提拔一两个忠义之臣，让他们参与议论政事；放逐斥退不称职的官吏，禁锢不用，以惩戒偷懒怠慢之人，以激励风俗节操？这样，使掌管兄弟宗族事务的臣子真能为宗庙而死，执掌法度的臣子真能为社稷而死，辅佐翼护的臣子真能为君上而死，捍卫危难、抵御祸患的臣子真能为城郭而死。君主恭敬自持，端坐面向南方执政，在责成臣下方面，又有什么困难呢？”

译昭玘又上奏说：“先王设置官职，是让官员辅佐完成上天的功业，治理上天所赋予的职责。任用的人才足以胜任官职，所设的官职足以推行政令。朝廷中没有侥幸占据官位的人，官位上没有荒废的事务，然后才能比考群吏的治理，收获各项政绩的兴盛，成就王业。当先王任用人才时，从来没有不在求取人才上费尽心力，优厚地对待所任用的人。因为士人明白先王之道，通晓当今君王的变化，得到职位就施行其道，得不到职位就停止；以最恭敬的礼节迎接他，他就来任职；礼节不恭敬，他就离去。因此用爵位尊崇其德行，用俸禄使其功业富厚，又有冠冕、佩饰、服章的尊贵，有车马、服饰、随从、御者的盛大待遇。让他们立于朝廷、居于百姓之上，礼遇已经达到极致。像弯下高大的樛木来招引人才，没有遗漏；像卷阿之中容纳人才，没有拒绝。有进谏就施行，有言论就听取，以美好的意旨相待，以至诚之心使其乐于任事，礼遇也已经极其优厚了。做臣子的，本来应当同心敬慎、协力恭谨，正直地居于职位，以实行自己的道来养育百姓，修养自身来推行政令。内心竭尽而不欺骗，外在竭力而不懈怠。不挑拣事务，不推辞艰难，知道的没有不做的，所做的没有不做到极致的，以承担下属所承受的劳苦，来报答君上所施予的恩德。如果不能这样，反而以私人的义气损害公义，以私人的智谋非议君上，留恋俸禄、图谋苟存，背弃公义、死守党羽，那么先王又凭什么驾驭他们呢？” 只能用刑罚来治理他们罢了。刑罚所施加的对象，通常是没有善行的小人；如今竟然施加到公卿大夫身上，下则有损于知耻守节的风气，上则伤害尊贤贵贵的义理，这不是用来劝善的办法。先王的意思是：既然已经以礼对待他们，以仁德养育他们，而他们身居官位却独不体恤君恩，违背上命，扰乱已经形成的法度，那么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又还能指望他们治理百姓吗？所以刑罚不可废弃。当他们建立功劳、应当奖赏时，即使一天之内多次接见，也不嫌有损君威；当他们犯罪、应当罢黜时，即使把他们陈尸于市朝，也不疑虑自己失于宽恕。尧对于舜，虽然二人交替成为宾主，但喜爱善人的心，只怕给予舜的礼遇不够优厚；舜对于四凶，虽然把他们流放、驱逐、处死，但惩罚恶人的刑法，只怕表现得不够明显。圣人的心情，没有一丝苟且。他们对于进用贤能、黜退不肖的原则，只是各自按照应当的情形办理罢了。《周官》说，太宰用官刑纠正国家政务，大司寇用官刑考核上位者、纠察职事。大司徒向教官下令说：‘各自恭敬履行你们的职责，考核你们的事务，以听从王命。有人不正，国家自有常刑。’不过，惩罚他们难道会在一天之内就杀掉他们，从而轻易抹杀他们终身的善行吗？一天达不到要求，就等到一个月；一个月达不到要求，就等到一年。一年这样长的时间，仍然认为不够。到三年大计时，才加以诛罚。诛罚已经是很重的处置，夺去官职俸禄则不会这样迅速；如果仍顽固不改、不能立即办好职务，因而触犯君上的法典，这种刑罚就不能赦免。先王责求臣下，既然如此详尽；他们对自身要求严格，也从来不曾不谨慎。成汤不亲近声色，不增殖货利，检点自身唯恐来不及，然后制定官刑来警戒在位者，这就是严格要求自身的道理。主上以自身作为取人的标准，按照道义修养自身；凡是谋划中可听取的，言论中可施行的，立即降旨采纳，不拘次序提拔；早晨进献言论，晚上便考验其才能；早晨还是平民布衣，晚上便可成为卿相；任用人才不违背其所学，要求臣下又不苛求其事事完备，可以说是厚待他人了。内在则德行深厚美盛，外在则勤勉施行；以敦厚诚信统一爱憎，以彰明义理审察是非，可以说是严格要求自身了。任用百官，群吏仍不能等待并实现君上的意旨，执行君上的命令；君上已经把美善的谋略告诉他们，把周全的正道示给他们，他们有的乖违争执以挑起事端，有的偷懒怠慢以违抗命令，欺骗君上而不忠诚，趋逐利益而无义，这些都在应当考察治理之列。传记说：‘处理事务、接待百姓，要以义理应对变化；宽裕而能容人，以恭敬庄重为先，这是施政的开始。’ 然后用中和之道考察、治理他们，这是政事兴盛的阶段；然后决定进退、诛赏，这是施政的终结。一年给予他施政的开始，三年给予他施政的终结，说的就是今天这种情形吧？” 绍圣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砺上奏说：“臣等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得到人才；想得到人才，在于知道用什么办法培养他们。吏部总管选任百官的名籍，审查功过、资历，以一切升降之事，奏告朝廷决定授予或剥夺。自唐代以来，这项职责极其重要，但如今已经不同于古代了。官职的废兴进退，各项条目都完备。凡是铨注拟授，吏员便拿法令在前面说：某人按照法律应当这样，应该选用；某人按照法律应当那样，应该退后。长官和副长官没有什么可以裁决的，只听从法令。即使知道这个人贤能或不肖，也丝毫不能改变轻重。了解人本来就很难。如今能够了解官员的，莫过于吏部：观察他的事务来了解名声是否符合实际，听他的言论来了解爱憎，见他的容貌举止来了解厚重轻薄，考察他所举荐的人来了解他的交往取舍，这样也就能了解过半了。臣认为，人才空虚匮乏，如今最为严重。应当稍微责成吏部，把有才干的人荐举选拔到朝廷；朝廷加以考察，有的赐予召对，有的让他试办事务，并登记在册，以待日后任用。凡是荐举必须确实是这个人；不是这个人却加以荐举，就是结党营私，把君主当作可以欺骗的对象，就是欺罔君上。结党营私、欺罔君上，必定诛杀而不赦。这样，士人都会知道自爱，等待君上的考察。任用这些事务的人，都会想着替朝廷得到人才，不敢只图苟且简便。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不过其中的关键，只在于选择长官和副长官罢了。至于明确爱憎来给他们示范，兴盛学校来培养人才，选择师儒来教导人才，这些只在于陛下加以留意罢了。”第二年，秘阁校理毕仲游上言说：“君子依据名声任用人，是因为名声得到众人的信任。一个人称赞他，不足以成就名声；必须众人都称赞他，然后才可以成就名声。所谓名声，就是得到众人的信任。然而士人中也有依凭名声而追逐利益，不考虑自身行为究竟如何，培植交情、求取迎合，也足以获得名声。因此君子任用人，必定要考索他的实际。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诋毁谁？赞誉谁？如果有所赞誉，那一定是经过考验的。’考验，就是用来考察实际的。太史公也说：‘实际符合他的声名，称为端正；实际不符合他的声名，称为虚伪。’不听信虚伪之言，奸邪就不会产生。因此，名与实是任用人才的重要契合，也是君子与仁义相配、共同实行的公道。过去汉宣帝治理天下，虽然比不上三代，但刺史、郡守、国相往往亲自召见慰问，考察他们行事的来由，退朝后再加以核实，用来验证他们的言论；凡有名声与实际不相符合的，一定查明其中原因。

译公卿职位有空缺，就从曾被表荐的人中选取，按次序任用。因此汉代多有良吏，尤其孝宣帝时期为多，龚遂、黄霸这一类人，都得以凭良吏的才能显名于世。汉元帝、成帝以后，孝宣帝的事业虽然衰落，但考核名实的办法仍然有所保存。因此建武、永平年间，郎官外出治理百里之地，尚书令、尚书仆射也出任郡守；虞延、第五伦、鲍昱这一类人，又都由郡守入朝担任三公。重视守令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卓茂、鲁恭都凭县令之职成为循吏，卓茂最终还做到三公。可见孝宣帝考核名实的办法，并不只是当时一时的称誉，大概是领会了孔子通过考验求取实际的意思，后世也可以遵循使用。自唐代以来，内官地位重要，外官地位轻微。因此张九龄想提高刺史、县令的权力，规定历任都督、刺史以后才能入朝任侍郎、列卿，历任县令以后才能入朝任台郎、给谏，但这项法令最终也没能实行。本朝制度中，九品官可以担任县令，七品官可以担任郡守，这就是说，九品的卑微官员已经相当于汉代郎官的选任资格，七品官员已经承担汉代尚书令、仆射的职务了。那些守着俸禄、留在内廷的人，既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又有许多升降进退的门路；而在外任职、奉守法令的人，往往出身于庸俗吏员，因而不得任用。” 即使有任用他们的，也不过是从县令升为幕府属官，从郡守升为监司。所谓台郎、给舍、令仆、三公，从这条途径出身的从来没有。这样，内官怎么能不受重视，外官怎么能不被轻视呢？因此名与实互相混乱，毁誉彼此混淆；那些培植交情、迎合取容的人渐渐得志，那么像龚遂、黄霸、卓茂、鲁恭这样的守令，又有什么途径能够进用呢？如今两汉的法制虽然最终难以实行，但应当体会其中的大意，稍微提高郡守、县令这些官职的地位。各地通都大邑中有善政的，多次给予奖赏和鼓励，使人一定先经过县令，然后才能任寺监之职；先任郡守，然后才能进入台省。这样人人就会乐于任外官，努力建立功绩、治理职事，平民百姓也能得到他们的恩惠；寺监、台省也将得到真正的人才，毁誉、名实都不再混乱，这也符合孔子考察、试用人才的意思。大概有些事情，不必召求就会自行到来：西汉重视功名，所以出现了权奇倜傥之士；东汉重视名节，所以守难死义的臣子很多；唐代崇尚文辞，所以写作诗歌、辞赋、颂文的人也不断涌现。如今如果果真重视外任官员，使人一定先任县令，然后才能任寺监；先任郡守，然后才能进入台省，那么成为良吏的人也会不待刻意求取而自行到来，关于名实的议论也只需加以审慎考虑。仲游又在论述人才时上奏说：“人才之所以难以得到，并不是人才本来难得。万物生长在天地之间，贵贱、美丑、善恶，从来没有偏缺，为什么唯独到了人就没有人才了呢？之所以好像没有人才，是因为认识人才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任用人才没有依据其才分。因此，虽有才能，却像没有才能一样。人的才能，不像容貌、形象、声音、颜色那样可以从外表寻求。如果不经历世事的变化，有才能的人尚且不能自知，何况别人又怎么能够了解他呢？萧何、曹参、绛侯周勃、灌婴、樊哙、郦商之类的人，如果不是遇到高祖，也不过是沛县一带执掌文书的刀笔吏、屠夫、商贩和挑担贩卖的人罢了，哪里会自知具有将相的才器呢？”孔子说：‘我对于人，诋毁谁、赞誉谁呢？如果有所赞誉，那是因为我已经考验过他了。’又说：‘看他所凭借的动机，观察他所经历的事情，考察他所安处的态度，这样人的真实情况还能隐藏到哪里去呢？’凭孔子的圣明，本来似乎不必等到考验以后才知道一个人；但孔子一定要考验他，可见圣人识人的方法了。所谓所凭借的动机，就是他用心的情况；所谓所经历的事情，就是他经历过的世事；所谓所安处，就是说在困穷、显达、利害面前都不改变。既考察他用心的情况，又考察他经历过的事情，最终还要考察他在困穷、显达、利害面前是否不动摇，那么一个人的贤能与不肖、有才与无才，就已经可以了解大半了。” 对于受到赞誉的人，还一定要考验以后才加以进用，所以孔子的门下有许多贤能而聪明的人，道理就在这里。后世考察取用人才过于苛细，往往因为小的过失、细小的行为而废弃他终身；而用人宽松的，又有人犯下重大罪过却不予追究。既不考察其用心，也不考察其经历过的事情，最终又不在穷达利害之际考察他是否动摇；受到赞誉的人，又往往未经考验便加以任用，那么即使有孔子这样的圣明，也几乎无法完全辨别人的贤能与不肖、有才与无才。所以说：‘认识人才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人没有才能，尚且不至于妨害政事；唯独有才能而不肖的人，便可以扰乱天下。因此，对于有才能的人，最应当在辨察其贤与不肖方面深下功夫。而近世用人，只取其才能，却置其贤与不肖于不顾。有人问起，就说：‘我只是任用他的才能罢了。’这在上位者看来是自以为懂得用人之术，却正是有智慧的士人因此寒心叹息的原因。汉代的张汤、桑弘羊，唐代的裴延龄、皇甫镈，正因为有才能却不肖，所以即使汲黯、卜式、裴度、陆贽也不能同他们抗衡，最终扰乱了汉、唐的治理。由此说来，用人的人应当先确定其贤与不肖，然后再谈有才与无才。从前尧任用人才，伯夷掌管礼制，夔掌管音乐，后稷负责播种，皋陶任大理，而这些人全都是君子。假如后稷有张汤、桑弘羊、裴延龄、皇甫镈那样的品行，却能够播种，尧还肯任用他吗？而近世任用贤者却不加考察。对于有才还是无才，任用有才者时不问贤与不肖；任用贤者时不问有才还是无才，这还可以。任用有才者却不问贤与不肖，就不可以了。所以说：‘任用人才没有依据其才分。’如今大宋拥有天下，难道比前代更特别，唯独缺少人才吗？只要用正确的方法认识人才，依据其才分安置人才，人才就会自行到来。人才到来，天下就能得到治理。然而我私下有一件感到奇怪的事：庄子说：‘寓言十之九，重言十之七。’人的才能，即使因寓言、重言而有所增益，但如果不是寄托于他人，而是让有威重者替他说话，自己献出才能，那么才能的大小也就可以看出来了。而近世任用人才，十人中有五六人是自己献出才能的，这又比认识人才没有采用正确方法、任用人才没有依据其才分更严重。既然如此，用正确的方法认识人才，依据其才分任用人才，同时不取用那些自我献上的人才，正是今天首先应当办理的事务。

译三年，监察御史蔡蹈论述臣僚上殿后不得任职差遣的事，上奏说：“臣私下看见，朝廷近来召见上殿的臣僚，已经赐予他们答对的机会；退下等待命令，但其中十人有七八人没有得到答复便离去。臣想到那些被疏远的小臣，偶然因为他人荐举而被引进，忽然得以瞻见天颜，没有不震惊恐惧的。进殿答对之时，仓促之间有所遗忘，是难免的。如果他们的言辞、容貌不接近柔媚谄佞，而只是带有鄙朴粗野的气质，应当让他们任职一段时间，等到有了变化，再考察、任用他们，以观察他们的才能。以后如果没有可取之才，再斥退他们也不迟。先王之时，致力于得到人才，即使是身材短小、耳聋眼昏的人，有关官司也还会考察其声音等方面，安排其从事籧篨、防镠等职务【原文‘火修声籧篨防镠’疑有讹误】，这就是所谓量才任用。如今朝廷正忧虑人才缺少，职事官员空缺，从左右仆射以下，直到寺监的丞、簿，往往都要由他官兼摄，无法充足员额。如今人才进用本来就困难，那么人才就更加显得缺少；人们因此自我抑制，不敢期望获得赐对的机会。这样一来，远近相互传说，士人的志气畏缩怯弱，不再自我勉励，这恐怕不是培养人才的办法。《诗经》说：‘茂盛的柞树，砍来烧成柴薪。’ 古书传记说：‘应当衡量才能来任命官职，估量德行来确定职位。’ 又说：‘任用人，不要求他样样完备。’这样，臣下就不会有被遗漏的人才，朝廷也不会有空缺的职位。任用官员达到这样的盛况，即使成周也不能超过。惟愿陛下对此加以筹划。” 哲宗时，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当权者想调和元祐、绍圣两时期的人，于是取“中”字作为年号。右正言任伯雨说：“人才固然不应当按党派区别，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君子、小人混杂并进而能够实现治理的。大概君子容易退让，小人却难以退让；二者一同任用，最终必然是君子全部离去，而小人独自留下。唐德宗就因这件事造成播迁的祸乱；‘建中’正是他的年号，不能不引以为戒。”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用人 宋徽宗即位，左司谏邹浩上疏说：“孟子说：‘身边的近臣和各位大夫都说某人贤能，还不能据此认定；全国的人都说他贤能，然后再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身边的近臣和各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可以任用，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他不可以任用，然后再考察他，发现他确实不可以任用，然后才罢免他。’由此可知，不能不重视公议，不能不谨慎对待独断。身边的近臣并不是不亲近，但不能没有相互交结的私情；各位大夫并不是不尊贵，但不能没有因恩怨而产生的不同看法。至于全国的人都说某人贤能，都说某人不可以任用，这就是所谓公议。公议所指向的地方，大体上已经经过考察；一定要等到发现其贤能才任用，发现其不可任用才罢免，这就是所谓独断。只要在独断尚未形成以前重视公议，在已经听到公议以后谨慎对待独断，那么君主用来实现治理的办法，又怎么会有不妥善的呢？臣近来看到，朝廷的事情与陛下即位之初颇不相同，相隔半年，竟然已经变成这样。从今以后将要怎么办呢？愿陛下深思此事。知永兴军王觌上殿札子说：‘臣私下认为，朝廷任用人才，无论内外职务，难道不希望让他们长久任职吗？只是忧虑官员人数多而职位空缺少，所以暂时还不能做到罢了。官员多而职位少的弊病，按道理应当从容筹划解决，因此长久任职一时还不容易立即实行。只是各路监司，轻率任用就会使官员人数增多，谨慎选择就会使人数减少；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疑虑而不让他们长期任职呢？如今一路辖有几十个郡县，考察官吏能干还是无能，查究百姓和万物的利益、疾苦，不是一年两年所能全部完成的。如果不让他们长期担任本职，他们就会只图苟且简略，求得应付眼前，职事日渐废弛，弊端不断滋长。天下这样广大，官吏这样众多，朝廷怎么能够逐一考察？只能依靠监司作为朝廷的耳目，由他们振举纲领。况且每路不过几个人，选择起来比较容易；如果确实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并让他们长期任职，那么四方万里的百姓，所受的恩惠难道还会少吗？惟愿圣明慈爱，留意于此，使天下得到幸运。” 王觌任御史中丞时，荐举任用丁隲，上奏说：“臣听说，报答恩德没有比荐举士人更优先的事情，灾祸没有比埋没贤才更大的事情。何况正值朝廷招求俊杰之时，臣怎敢不效法相互荐举的义理？臣私下见到朝散郎丁隲，才能见识高明，学问深厚广博，品行道义足以表率风俗，文章足以光耀国家。他安于管库之职，已经将近二十年，虽然为公议所共同推重，但他自视却常常觉得自己还不够。如今政事的急务，正在于人才太少；像丁隲这样的贤才，不应当流落在外。伏望朝廷把他提拔安置到清要之职，一定会有助于圣明的治理。如果以后他不如臣所荐举，臣甘愿承担荐举不当的罪责。” 元符二年，殿中侍御史陈师锡论述任用贤才、斥退邪人的关键在于果断，上奏说：“臣听说，尧、舜、禹、稷彼此相遇共事时，早晚相互赞叹、劝勉、告诫的内容，不过是任用贤才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要犹豫怀疑。大概君主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在这里。既然知道应当任用贤才，却任用时意志不专一，那么贤才就无法真正得到任用；既然知道应当斥退邪人，却迟疑不决，虽然有斥退邪人的意图，邪人也无法真正被斥退。从前齐桓公问管仲：‘我想让酒腐坏在酒器中，让肉腐坏在俎上，这难道会妨害我成就霸业吗？’管仲说：‘这极其不是好的做法，但还不至于妨害霸业。任用贤才却让小人从中离间，这才会妨害霸业。’齐桓公又问：‘虢国为什么灭亡？’管仲说：‘因为它喜欢善人、厌恶恶人。’桓公说：‘喜欢善人、厌恶恶人，为什么反而灭亡？’管仲说：‘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斥退，虢国就是因此灭亡的。’由这些话说来，君主如果不懂得任用贤才、斥退邪人的道理，大的方面不能成就王业，小的方面不能成就霸业；守着错误而不改变，就会走向灭亡，难道还能成就霸业和王业吗？管仲尚且知道这个道理，何况不是管仲的人呢？宋朝建立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号称太平，享有国祚长久，直到今天仍被遗民思念的皇帝，没有谁比得上仁宗皇帝。臣曾私下考察实现治理的根本，也不过是开诚接纳直言，善于驾驭群臣；贤能的人一定进用，邪恶的人一定退黜。自明道年间亲自总揽一切政务以后，仁宗看到政事有许多乖僻之处，知道辅佐大臣失职，于是宰相吕夷简、枢密使张耆、参知政事夏竦、陈尧佐、范雍、晏殊等人，一天之内全都罢免，天下已经佩服他的英明果断了。宝元初年，发生地震和冬雷，仁宗采纳谏官韩琦的意见，宰相王随以及四名列卿陈尧佐、盛度、韩亿、石中立同时被黜退。仁宗曾任用夏竦为枢密使，谏官欧阳修论说他奸邪，夏竦当天便被罢为河阳判官。晏殊任宰相时，谏官蔡襄说他不顾边疆事务，广置田宅，晏殊当天便出任颍州知州。此后又破格提拔任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从而成就庆历、嘉祐年间的治理，成为本朝最盛的时期，远远超过汉、唐，几乎有三代的风气。如果仁宗被偏听所牵制，优柔寡断，台谏官只是充数，所进言的意见不被采纳，贤善之人不能进用，结党奸邪之人不能斥退，那么怎么能够享有四十二年的太平福泽呢？臣愿陛下远则思考尧、舜、禹、稷任用贤才、斥退邪人的道理，中则采纳齐桓公、管仲关于喜善恶恶的戒鉴，近则效法仁宗皇帝接纳谏言、驾驭群臣的用意，那么太平盛世的盛况，指日可待。” 伏望陛下留心审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