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

译作为某人，本来只应敬畏圣训，赶快改过悔悟，努力谋求报效；可是他却纵容子弟强行差遣各军工匠，雕画、织绣，制作各种奇巧物品，又设置正赐酒库，违法酿酒，强迫部属购买。臣所拣选淘汰的老弱军兵，他却把指挥使、都虞候以及大请受人员四十多人仍旧留存。臣裁减各军吏员名额，是为了除去军中的弊害；他却曲意隐留，始终不肯发遣，私自役使和克剥的危害又渐渐复发，放纵而不治理，长久以后必定恢复原状。又某人虽然没有显著恶行，但愚昧平庸、没有见识，不严格执行军纪，常常徇私顾情；把将要入队的人差遣出去借用，统兵官私自役使出戍的人搬运木板、负担贩运，却一点也不惩治。保明升迁差遣的将佐解送到宣抚司，其中大多庸弱怯懦，追究原因，半数是亲戚关系。又听信两名士兵在教场建立淫祠，煽惑三军，向神灵投递文书，凭借神意决定差遣；这种荒谬妄诞大多类似如此。臣查得二人确实都不是大将之才，不能使众人服从，遇到缓急一定会误国误事。希望陛下作出睿断，把某人重重贬谪责罚，某人也予以罢免，另选名将授予帅权；这样或许可以使军政修明、军士之心悦服，陕西、蜀地一面的忧虑可以减轻，西部边境将十分幸运。” 虞允文又上言说：“臣承蒙圣恩，陛下派中使赐给臣御笔，关于蜀地谋选主帅的事情秘密同臣商议，命臣把所见详细上奏。臣由此仰见陛下西顾的眷注极为深厚，对边防事务的忧叹也十分迫切。虽然圣明的鉴察没有遗漏，深心已有定见，但仍然广泛询问、博采众议，也是取用臣朴实忠诚的意见。臣看见利州西路与秦凤相接，从皂郊界首直到河池，边境范围辽阔，道路都平坦，戍守军队有七万多人，父子相承的西人，长期训练，足以使用。国家凭借他们防守就能稳固，凭借他们进攻就可以必定取得成功，不是其他军队可比的。必须得到奉公守法、有智谋方略、沉稳厚重而练达、明白军政、熟悉地形、有威望足以使众人服从的人担任主帅，然后一路军队才能发挥必胜的作用。自建炎、绍兴以来，吴玠兄弟前后掌兵将近四十年；如今吴璘已经患病，陛下应当忧虑而不能释怀。臣私下见陛下两次降下指挥，召某人等五人，将来赐予召对，或许其中有人可以供选择。如果吴璘眼下还没有病情加重的报告，便请求催促召来这五人，以等待审议。至于王权，臣不知道他的忠诚和智谋，只知道他贪婪而狡猾，将来必定误事。如今如果在官职尚未达到极贵的情况下，任用他并加以勉励，使他效忠听命、谋求大功、羡慕显贵爵位，他一定能够深自勉励；朝廷也容易责成他承担责任。这样一军虽然远在万里之外，陛下却可以像掌握在手中一样驾驭它。臣所说的如同盲人之言，疏略浅陋，不足以仰答陛下的询问；如果圣意还有疑惑，希望陛下慈悲，特意赐下宣谕。” 虞允文又上奏说：“臣根据各处侦报，敌军突然进逼陇州。看到秦州旧关已有防备，便从华亭出发，向前同德顺的敌军会合。吴璘在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两次派银牌使者来，并两次写信给臣。前一封信约臣到河池原上，臣见他已经出发，如果秦州、陇州、德顺还可以前往，臣不敢推辞。后一封信则以患病为由，希望臣选择官员守卫川陕。只是想到蜀地距离朝廷万里，奉使有明确任务，臣岂敢妄自办理一件事情，增加孤立危疑的忧患？臣又私下看见吴璘军前，除了李师颜以外，实在没有通晓、熟练军政而可以倚仗的人。李师颜年已七十三岁，至今也不肯领受利州东路职事。自从吴璘要求发兵前往河池以来，臣四次发札子，只让他派官员守卫六盘、摧沙等处的山险，自己暂且留在秦州，务必造成不可预测的态势。臣曾两次具奏说明，因为知道吴璘忠勇敢于向前，但每件事都自行承担，没有可以辅佐他的人。如今敌势正急，而他的书信措辞却如此。臣私下推测，一种可能是两战之后，敌军又增添生力军，声势很重，而吴璘兵力有限，所以借其他事情作为托辞；另一种可能是吴璘一向有奇异的疾病，每年到了秋深时病情必定发作。臣如今出发前去，如果如前一种推测，臣不过用好言开导他，同他共同努力筹划，以取得必胜。如果形势敌不过敌人，局势逐渐危急逼迫，便不得不暂且守住旧关，等待朝廷大军出发，以牵制敌军，另作日后的谋划。如果如后一种推测，而吴璘果真患病，就像王彦在商州一样；两地相隔遥远，李师颜年老衰暮，姚仲的忠信都比不上吴璘，不足以承担大事。臣前些日子请求回到朝班当面奏事，正是因为蜀地距离朝廷遥远，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利害极其重大，遇到缓急便无从支撑应对，实在不是其他地方可比。现将吴璘的亲笔书信原件谨慎封进，希望陛下赶快与大臣共同商议，早日降下处置。臣才力微弱，见识浅陋，踪迹又孤单遥远，多次上奏而没有得到答复，必定很快获罪。伏望陛下慈悲，选拔重臣，把川陕重大事务托付给他；这样或许能够使他的智虑所及，判断敌情没有遗漏，事权不致分散，成功尚可希望，从而有以符合真主恢复疆土的长远谋划，天下幸甚。” 虞允文又上奏说：“臣在兴元途中，听士大夫说吴璘从今年正月以来，长期的疾病一天天好转；自从攻破德顺的敌军后，精神更加健旺。臣到了河池，同他相见，他自己叙述的情况也是这样。臣在三天之内反复同他交谈，前后都没有差错。询问他同各位将领相处的情况，也没有发怒急躁、妄自作为的事情。他每天只是骑马来见臣，上下马时也很有筋力。臣这才敢相信他的话，把这些情况全部上奏，让陛下听闻。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辅助陛下恢复疆土的长远谋划，使吴璘得以保全余年，从而开启他报国的诚心。臣因此知道吴璘决没有严重的心病，同朝廷过去所听闻的情况很不相同。伏乞陛下明鉴。”当时红巾贼张福、莫简叛乱，诏令任安丙为保宁军节度使，兼知兴元府、利州东路安抚使。安丙上奏说：“臣不推辞年老来报效国家，只是事情如果不能胜任而又承担不起怨责，便难以谋求成功；恐怕谤言纷纷攻击，使臣独自怀抱赤心，却没有机会向上申明。从前秦国使臣甘茂攻打宜阳，秦王甚至拿息壤来约束他；在那边，魏国使臣乐羊攻打中山，魏王甚至拿出一箱诽谤他的书信给他看。君臣之间，似乎不必这样。然而从古至今，往往因谤言而产生猜疑离间，因嫉妒猜忌而招致祸患。况且臣已经因过去的事情受到伤害，难道能不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沸腾舆论有所戒惧吗？”

译编修官胡铨上言说：“从前周世宗被刘旻打败，斩杀败军将领何徽等七十人，军威大为震动，后来果然击败刘旻，夺取淮南，平定三关。一天之内杀掉七十名将领，难道还会有将领可用吗？然而周世宗最终能够恢复疆土，难道不是因为除去了庸弱懦怯之人，勇敢之士才得以出任吗？近来宿州战败，死在敌军手下的士兵遍野都是，而败军将领却用所得到的金钱贿赂权贵来为自己解脱。上天已经显现灾变，清楚地警告陛下，不能以赏罚分明来回应上天，是不行的。” 吏部侍郎韩元吉进献史事说：“国史《郭从义传》记载：郭从义任中书令、河中尹、护国军节度使，后改任左金吾卫上将军。太祖在便殿召见他，让他表演击毬。郭从义换上衣服骑驴，在殿庭中奔驰，回旋击拂，把各种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表演结束后，太祖召他入座，对他说：‘你的这项技艺，精妙绝伦了。然而这不是将相所应做的事。’郭从义十分惭愧，退下了。”臣听说，选择将领固然有很多方法，但将帅的才能，以智谋方略为上，技艺勇力为次。击毬只是军士的一项技艺。让人奔驰追逐，考验他的敏捷；使马的快慢随从人的驾驭，人的搏击又能随手应对，非敏捷精妙而毫无失误的人不能做到。假如想让将帅都练习这些技艺，那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事情，难道不亲自使用刀剑的人能做到吗？像郭从义这样的人，大概是凭这项技艺自我扬名的。他在国家初创时，出任藩镇、入掌禁卫，不可说不显贵。太祖眷顾他，让他在殿庭中试演；他把技艺发挥到极致，太祖赐座并赞叹赏识，认为确实精妙绝伦。太祖又担心其他将领以不如他为耻，所以用‘这不是将相所做的事’来警告告诫他们。这话意义重大，真正掌握了帝王驾驭将领的方法；即使汉高祖对待韩信、英布，也不过如此。从前韩愈曾向张建封谈论击毬，只是说到坠落的危险、飞射的忧患，以及马和人颠簸奔驰的祸患；这些或许正是张建封勇猛锐进的志向所忽略的。只有太祖皇帝用将相所应做的事情反问郭从义，简约庄重而合乎体统，所以郭从义惭愧退缩，知道有所警戒。圣人的言论和书生的议论，确实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臣认为，选择将领固然有很多方法，臣私下希望陛下在处理各位将领时，于万机之余留心考察，不要过分取用他们的技艺，而应要求他们具备谋略；这才是太祖皇帝留下的本意。” 王之望上奏说：“臣在河池时，吴璘因为王彦的军队没有到达，很是愤怒，每次谈到这件事，声音和脸色都十分严厉。臣常常在他们之间调解。后来二人各自得到皇帝的御札，听说其中有所训诫，王彦显得十分得意。臣问：‘手诏说了些什么？’王彦说：‘只是褒奖罢了。’臣说：‘可以让我看看吗？’他于是拿出来给臣看。臣说：‘圣上对待将帅，可以说是优厚了。然而诏书的语意自有抑扬，人臣受宠时应当想到危险，您不能不知道这个道理。’臣于是指着诏书中‘德顺正在调兵，烦劳卿亲自去一趟’的话告诉他：‘像“烦卿”这两个字，怎么能让至尊再说一遍呢？’王彦不由得悚然。臣又说：‘您颇知古今，也记得郭子仪、李光弼的事吗？李光弼、郭子仪同为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的牙门都将，与他们很不合。到安禄山叛乱时，唐朝用郭子仪代替安思顺，李光弼想要逃走，尚未决定。恰有诏令李光弼持节分拨郭子仪的军队，出兵赵、魏，李光弼惶恐入见，请求说：“臣即使一死也甘心，只求免除妻子之罪。”郭子仪快步下堂拉住他的手，携他上堂并肩而坐，说：“如今如果没有您，就不能向东讨伐，难道现在是怀着私怨的时候吗？”’ 于是郭子仪把军队交给李光弼，流着眼泪与他告别，互相以忠义勉励。直到平定大盗，都是因为李光弼奉天子之命能够降意于郭子仪，郭子仪也确实能够释放心中旧怨，共同建立功名。您如今得到诏书，更应当主动认错，在宣威时更加恭敬谦逊，这样上下都能相安无事。这也是圣朝的意思。”王彦不再有骄矜之色，起身拜谢说：“谨受教诲。”臣又在吴璘那里借事替他们从中调解。二人既已奉行明诏，事情都已经平息。臣私下担心圣上也想知道这些情形，所以不得不奏报。王之望又上奏说：“臣恭敬地接到尚书省札子，防恩任命臣兼任都督江淮军马。臣听到命令，震惊得不知所措。臣在政府任职，边境有警，出任统领军队之职，本来就是臣应当承担的责任。陛下对臣倚重信任，授予臣参与将相事务的权力，用臣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臣哪里敢推辞？只是臣认为当前的安排有些不妥，不得不替陛下说明。朝廷对于两淮，先前任命两名大将为招抚使，后来又任命两名侍从官为宣谕使，并不是不能办成事情，只是担心遇到紧急情况时彼此不能统辖。因此任命宰相为都督，就是因为设置都督，正是要使事权归于一处。宰相尚未出发以前，又设置同都督使，先去巡视军队，这还说得过去。等到宰相第二天入朝辞行，却忽然改任臣为督视，这样就在都督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机构。如今因为称谓不同，把督视改为同都督，名义虽然相同，实际并没有差别。而任用宰相为都督，本来就是要使事权归一。如今不用宰相，却把同都督分为两人，这和先前的宣谕使有什么不同呢？汤思退开府才两个月，忽然在一天之内改变任命，这使汤思退本来就难以处置。” 杨存中既已单方面安排事务，号令诸将，调发军队，又增加一名同都督，那么杨存中也不敢独自作主。臣这次出行，对外会使督帅疑心，对内会损害宰相的体制。臣只看到了它的害处，没有看到它的好处。杨存中的官位是三帅，臣在二府充任职员，而二人同为都督，权势既然相当，就不能互相统辖。讨论事情时，谁敢先发表意见？人的见解，哪里能一一相同？意见不同，可能导致纷争；互相推诿，又会错失时机，这使诸位将帅听从谁的命令呢？这很不是当初设置都督的本意。臣认为杨存中在殿岩任职三十年，是两朝的老将，陛下把他从闲散之职中提拔出来，任命他辅佐宰相，一定是有取用他的原因。都督设置副职，本来是为了补足正职的不足。如今正职既然不出任，却专门任用副职，这正是陛下一贯的谋划。何必另外设置一人来分担他的职权呢？臣愚昧的意见是，为今日考虑，按照适宜的办法处置，莫如选任两名有才干的侍从官作为杨存中的辅佐。这样名义和体制都顺当，权力和责任归于一处，意见相同或不同以及是否可行，都不会有嫌疑，大概可以互相协助成事。臣不是为自身谋划，也不是想辞职逃避事务；国家安危所系，臣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 陛下如果一定要臣前往，臣难道敢不奉命离去吗？只是臣恐怕日后一定会耽误陛下的大事，那时即使把臣诛杀，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然而陛下难道也能高枕而卧吗？时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哪里容得再有差错？臣所陈述的并非没有道理，只希望陛下为宗庙社稷深思熟虑，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意见，天下幸甚。”

译袁说友上奏说：“臣仰望思考，陛下重视武功，日夜忧念军务，整顿军政，大事小事都加以办理。然而臣私下观察今日的军务，还有可以替陛下说明的地方。第一，将领如今已经……先前辛巳年发生的骚扰，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老将和旧日军人去世了一半以上，幸而还在世的，也都迫近暮年，筋力、智谋和勇气已经不如壮年。新近进用的后辈中足以供陛下任用的人，又都被压抑在偏将、副将等低位，远远没有途径自我显达。如果日复一日，不想办法承接旧有基础而谋求培养新人，以备缓急仓猝之需，臣恐怕难免遗弃人才。陛下多年以来大概已经知道旧将渐渐衰落，近来凡是进用的人，往往都要劳烦圣上费尽心思，从各处搜寻、曲意选取才能得到。内外各军中，训练校尉、偏裨和普通士卒，人数非常多，其中难道可以断定就没有人才吗？如今如果预先采取兼收并蓄的办法，在平时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一旦发生警报，就不至于仰仗圣上费心筹算，也可以逐渐加以收用。因此臣认为不如实行荐举之法，臣谨慎地拟定四条作为荐举标准，如下：第一叫作忠勇，指气概轩昂雄伟，胆识谋略深沉锐利，发誓报效国家，奋勇而不顾自身性命的人。” 第二叫作武艺，指骑马、射箭、击刺以及行军布阵、出入进退都十分精熟，没有人能够抵挡其锋芒的人；第三叫作谋略，指智虑深远，谋划精当，料敌准确，临机变化层出不穷的人；第四叫作兵法，指熟习韬略，精通兵法，博古通今，并且能够实际运用的人。” 以上臣希望陛下裁断，命令内外诸军将帅，按照臣先前所陈的四条，不论是偏裨、行伍出身，还是身处远地屯戍，只要有人符合上述条目，就各自荐举一人。必须尽心体察国家，不得稍有徇私，广泛访求，确实找到合适的人，然后承担连带责任作保，查明情况后上奏陛下。赐予召对，让陛下逐渐观察其为人，仔细考察其才能。如果发现确实符合上述条目，就留置三衙，不时宣召，详细询问，分别试验其才能，逐渐加以任用；如果所荐之人不符合原来荐举的条目，或者虽略有一点长处而本来不值得荐举，那么荐举他的官员要重新受到贬黜责罚；如果所荐之人确实得当，或者日后因事立功，就一一优厚地给予推恩奖赏。这样大概可以使军队中凡是怀有可用才能的人，都逐渐显露出来，在紧急时刻可以倚仗，这对于军政实在是重要的事务。” 赵汝愚奉命荐举将帅，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国家休兵以来将近二十年，旧日功臣和老将几乎凋零殆尽。如今在军籍之中，难道没有奇才异能、可以作为器用的人吗？只是他们又往往沉沦在下层，没有办法显露自己。臣的一点愚见是，朝廷将帅有空缺时，与其不按常规提拔资历声望尚未显著的人，不如选拔四方稍有功劳声望的人士。这样不仅可以使众人信服，也能奖劝有功之人。臣恭敬地看到武经郎、阁门祗候、权发遣复州军州事王去恶，勇猛刚烈而有谋略，长久以来著有忠节。去年黎州突然发生变乱，王去恶终于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其安抚平定。如今朝廷把专守一城的重任交给他，宠信任用不能说不厚，但恐怕还不足以完全发挥他的长处。又有秉义郎、添差静江府兵马钤辖沙世坚，骁勇敢战，并且懂得权变，多次平定严重的盗寇，功劳业绩十分显著。如今他仍在远方，胸怀才能谋略，却没有机会充分施展。希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录用；如果将来他的表现不如臣所荐，臣甘愿承担误荐之罪。” 王十朋代王尚书上疏说：“臣听说，天下安定时重视宰相，天下危急时重视将领。又听说四方夷族不恭顺，就从士卒中拔擢将领。如今敌国外侮，正是重视将帅、从行伍中提拔人才的时候。臣私下观察，朝廷中的老将固然也有人，只看如何任用罢了。贤能而有重大声望的人，可以任为大帅，总掌天下兵权，如唐朝任用李光弼、郭子仪之类，依靠他们决定国家安危轻重，不能只让他们做一方的统帅而埋没其才能。其次，骁勇善战的人，可以让他独当一面，如汉朝任用黥布、彭越之类，也可以责成他们建立防御功劳，不能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处。至于驾驭将领的方法，更不能使他们骄纵。所加的爵位和赏赐，一定要等到有功之后才可以给予。如果在任用之初就先给到最高等级，日后立功，又拿什么爵位来加封呢？从前艺祖皇帝答应授予曹彬节度使，却没有立即授予；后来曹彬再次建立大功，才加授节钺，最终保全了富贵，成为国家的勋臣。臣近来听说宰执传达圣旨，任命某人为浙东总管，命臣像对待某人那样厚待他；此人也是当今的名将，可以用来应付紧急困难，正是所谓适合独当一面的人。陛下已经得到这样的人了。其他像某人这样的，近来也许还有一些，都应当提拔，使他们承担边疆方面的重任。” 至于驾驭将领的方法，还请陛下按照臣所陈述的办理：如同汉高祖驾驭黥布、彭越一样，根据才能授予职任；如同艺祖对待曹彬一样，先以富贵等待将来，使他们有希望建立大功，同时也是为了保全他们。” 中书舍人崔敦诗上奏说：“臣遍览古代的贤明君主，都是把边疆事务交给忠实之臣，授予他们专断的权力，并且长期任用他们，因此功业没有不成功的，事情没有不办成的。若是君主临时仓促应对，从来没有能够成事的。臣仰望思考，陛下总揽权纲，忧劳勤勉地治理国家，掌握要领并责成臣下办成事情，足以成就盛大的治功。然而边防这一重大责任，不过是委托给将领，事无大小都由圣上裁决，国家安危动辄牵动宸衷。平时没有事情，谨守法度，等待诏令答复，足以没有忧患。万一有军情文书、烽火报警的忧患，难道没有替陛下尽力保护并统摄诸将的人吗？到了这种时候才临时商议委任，即使有忠于国家的臣子，平时也对这件事十分陌生，临事仓促行事，必然失当，想求得成功就不可能了。臣恭敬地看到，仁宗皇帝在位时，韩琦、范仲淹制定河北备边的策略，请求派遣近臣担任都转运使，委托他秘密筹划、全面经办。因为边境安定时，专门任命使臣，声势过于张扬，有不合适之处；交给地方守臣，又受职权限制，不能完全办好。所以二位大臣的请求最为恰当。希望陛下酌情采用前人的意见，讲明旧制，选择三四名通晓熟练、持重稳妥的中外侍从官，授予他们重要职务，担任沿边各路都转运使。” 凡是边防方面的事务，都交给他们按照适宜的办法筹划办理。关键在于让他们把陛下的边防事务当作自己的家事来经营办理；遇到战争兴起时，就正式使用宣抚的名义；或者任用两府大臣担任宣抚使，就让他们以判官参与并辅佐处理事务。这样，事务有专人负责，谋划考虑必定不会草率；人情上平时已有归属，所发布的条例教令也更容易使人信服。而且不会惊动敌人，不会扰动百姓，事情也都能办成。”

译崔敦诗又上奏说：“臣听说，敌国经常改变服从的态度而难以保持，圣人则以恒常不变的武德立国。臣仰望思考，陛下临朝统治多年，威严和德望日益更新。臣私下听说敌国君臣惊惧不安，越发畏惧，这些消息是道路传闻所说的，但其中必定也有传到陛下耳中的。过去和议还是战争，都由敌人掌握权力来要挟我们；如今该和谈就和谈，该作战就作战，反而是我们掌握权力来对待他们。过去士气沮丧衰弱，一谈到军务就张口结舌；如今人人都有奋发振作之心。过去风俗柔弱委靡，听说军队到来就心中惊悸；如今人人都有果断锐利的气概。这些都是陛下谋划扭转、造就培养而达到的。然而敌人虽然畏惧，应当用谦逊来守住这种局面；人心虽然锐利，应当以稳重来处之。因为人的常情，一旦因顺利而放纵，就必然有所轻忽；一旦习惯于安常，就必然有所玩忽。《尚书》说：‘好比虞人张开弓弩，还要回头检查箭括是否合于尺度，这就是解除因习惯和玩忽而产生的警戒。’从前章圣皇帝在澶渊之盟时亲自驾临击退敌人，建立了如此显赫的功业，然而议论者还说，这是把万全的事业拿来孤注一掷。臣私下观察，陛下的谋划和规模早已确定，本来不是一天形成的。臣心中想要告诉陛下的，是在平时闲暇之日深思远虑，尤其应当极其审慎稳重，没有什么不加以考虑。” 以陛下的志向来谋划陛下的事业，凭借深厚的仁德，人心就会成为城堡，不必担心没有城墙；遇到缓急之时，拿出府库、倾尽国库，富人出钱，勇士出力，也不必担心没有财用。陛下从即位以来，训练士卒，修缮器械，所作的谋划已经很周全了，这也不是需要担心的地方。如今最大的忧患，只是没有将领。臣曾听说太宗皇帝有一天从宫中拿出幽州地图给宰相赵普看，赵普详细观看后叹息说：‘这幅地图只有曹翰能够完成，但得到幽州以后，不知道派什么人去接替他。’皇帝默然拿着地图回到内宫。臣又听说神宗皇帝在位时，夏人幽禁了他们的君主秉常，朝廷商议兴兵讨伐，枢密使吕公著说：‘夏人固然有罪，如今想要兴起征讨之师，却不知道让谁担任元帅。’皇帝说：‘正是因为难以得到这样的人。’帝王谋划国事，首先讨论将领，这是成败的根本、安危的基础、国家最重要的谋略、人主最大的职责，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假使有军队、有财物、有城墙、有器械，却没有将领，那就是把这四样东西全都放弃了。臣私下看到近来的勇将和老将几乎凋零殆尽，经历过行军作战、历经艰险的人极少。即使陛下选拔杰出人才，并非没有智勇之士，然而其他人往往把应答详明当作机敏，把挑剔细节当作公正，把分辨条理当作整饬，把修缮事务、急于办成当作才能；至于更差的人，则通过行贿通融、结交求誉来蒙蔽圣明的听察。”},{ 一旦有紧急情况，实在担心不能完全符合陛下的意旨。臣私下认为，陛下圣明的鉴察高远，天德清正明察，因此搜求人才的办法，本来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臣唯独感到奇怪的是，天子、宰相和执政大臣每天都能见到天下士人，他们陈递牋奏、投送奏记，挤满了门庭，甚至堵塞了门扇；可是偏裨将校却从来没有一个能够登门求见。即使有才能谋略，也无法自行显达。况且韩信当初地位卑微，也是萧何同他说了几句话以后，才认为他是奇才。大臣与国家休戚一体，理应替陛下搜求、选拔奇才。现在如果允许这样做，可以按时接见三衙的统制、统领以及将官，每次二三人；这一批接见完毕后，再像开始那样继续接见。若有人因公事来到京城，也允许接见；要使接待从容，彼此交往亲密熟悉，询问他们的方略，考察他们的才气，详细选择其中合适的人才，报告给陛下。这是一个途径。过去的宰执、侍从出任方面主帅时，对于将帅方面的人才，也应当替国家搜求。过去韩琦、范仲淹统帅边疆时，曾分条上奏将佐中有才干勇力者的姓名，分为两等，狄青、种世衡都在其中。因为边帅镇守边疆，每天接触将佐，对他们最为详尽审慎。何况宰执、侍从与国家安危休戚相关，一定能够出于公心替国家求取人才。这又是一个途径。其次，侍从、台谏官员刚刚授任时，允许各自推荐一名平日所知、具有勇略的人，将姓名登记记录，留在禁中，时常加以省察阅览，并因而赐予召见询问。这又是一个途径。再其次，在京的三衙以及在外的都统制，凡统领军队半年以上者，允许推荐所部偏裨中有勇力谋略的人二名，登记姓名，以备选拔任用，也按照侍从、台谏荐举的办法办理。这又是一个途径。再其次，各路总领官到任半年以上者，允许推荐军中偏裨中有勇力谋略的人二名，登记姓名，以备选拔任用，也按照三衙、都统制荐举的办法办理。这又是一个途径。陛下总揽众多杰出人才，网罗奇异才能，以最高明的鉴察来照察他们，挥动长鞭来驾驭他们。对于尚未任用的人，交付职事来考验他们的才干；对于已经任用的人，则给予特殊的荣耀和恩宠，以振作他们的志气。万一某一方面出现盗贼作乱的警报，就适时派出一两个过去尚未被人知晓的人才，责令他们取得成功，以观察他们临事时应变的能力。这样，求取人才不是询问小臣，而是询问大臣；不是只听偏面的意见，而是听取公正广泛的意见。臣料想，陛下统率将帅，真正有才干实能的人就会出来任用。臣内心恳切不胜，只请陛下裁断并赦免臣妄言之罪。知南剑州罗愿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如今国家安闲无事，正是修明军政的时候。军政的关键，在于了解士卒的情况，用恩惠安抚他们；抑制军伍的骄纵，用义理训导他们。士卒家中生活有余还是不足，只有将领知道。国家发放的俸禄赏赐有限，所以军中另外积存钱物，如同古代军市租、私养钱之类；看见士卒有疾病，就应当加以怜恤；有死亡丧葬，就应当救济；以及家口负担很重、不能自给的，也略取其中的钱物来帮助他们。各军如果有余钱，主帅应当认为应当把它拿出来，分给诸将，使上下都宽裕，不显出困急缺乏的样子；这就是替天子抚养士卒，取得他们欢心，使他们愿意拼死效力。前代做大将的，尚且把皇帝赏赐的金钱拿出来陈列在廊庑下，军吏经过时就让他们取用，何况这并不是将领的私财呢？正应当深切体察皇上的心意，轻视财物而重视士卒。只要平日使士卒吃饱、乐于作战，就算尽到了职责。臣所说了解士卒的情况并用恩惠安抚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军队的设置，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但主帅有时废弃法令而不执行，从而辜负了任用托付他的本意。过去春秋时期各国的大臣，尚且能够教导驾车的人懂得义理，教导众多养马御车之人懂得礼仪。”

译所以掌管军队的人，不只是教他们坐、起、前进、后退，还应当用自己的忠义开导他们的内心，使他们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畏惧法律而不敢触犯。又应当不嫉妒、不压制部下，看到部曲中有方略、胆勇、才能技艺值得期待的人，就提携培养，与他们共同谋求报国的功效。臣所说抑制军伍的骄纵并用义理训导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天下依赖陛下的神武，中外安宁。深思今日国家的大体，固然不必同邻国计较细小事情来彼此夸耀，也不可贪恋安逸太平而忘记防备。正应当建立常久的事业，进一步扩大文武人才的任用。汉武帝尚且命令郡国荐举可以担任将相的人，唐宪宗也命令裴度荐举一名节度使，朝廷内外都互相庆贺。将领得到合适的人选，士气自然会提高百倍；然后从容地告诫训谕他们，使他们更加注意抚养和训导、约束士卒，不得因循旧习。士卒感念皇上的恩惠，畏惧将领的威严，大概在缓急时刻就可以依靠了。臣只是一个小臣，却有不能胜任的忧国诚心。” 知建康府洪遵论述选择将帅的札子说：臣听说，平时无事时就做好有事时的准备，这是最好的策略。将帅，就是用来应付有事时需要的人。然而平时无事时常常显得人才有余，一旦有事，却缺乏人才，仿佛不够使用，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平时无事时没有讲求选拔。国家今天不能说没有事情，但已经任用的将帅不过是在行伍等级之间逐级迁转，尚未任用的豪杰也不过每三年在文辞、弓马方面考试一次。三年一次考试所得的能有几个人？而逐级迁转又怎么能够突然脱颖而出、越级升任，处在非常规的职位上，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呢？韩信被任命为大将，出自逃亡的俘虏；诸葛亮成为军帅，起于草庐之中。汉高帝、蜀先主一听到萧何、徐庶的话就任用他们，大则席卷天下，小则鼎立一方。哪个时代不产生人才？哪个人才不资助世道？如今的天下也就是古代的天下。古人说过：‘将相并非世代相传的种子。’所以将相有的出身奴仆，有的出身士卒，有的出身盗贼；只有能够不拘常格地任用他们，才会成为名将。如今军伍中登记在册的人数很多，不可能全部考察，臣希望陛下命令偏将、副将以上的军官轮流入朝觐见。” 陛下不时在便殿亲自召见，亲自考察他们能干还是无能，审察他们言辞气度是否英明果断，选择面貌是否丰厚魁梧，考察技艺是否迅捷勇猛，选拔其中最杰出的人。他们将会人人争相呈报，唯恐落在后面；又让侍从、台谏官根据各人的长处加以荐举。荐得人才或错失人才，侍从、台谏官都同样据此评定功过，臣将看到颇牧一类的名将接连出现，英布、卫青那样的人物相继而来。因此选拔将领、任用将领的方法，没有别的途径，全在陛下一人。古诗说：‘君王亲自施展神武，驾驭的必定是英雄。’希望陛下留心审察。” 敷文阁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各路将兵部辖官，从总管、钤辖以下，有正将、副将、部队将、教押、军队等官，以及沿边主管军队的职位空缺，依法都应当由有才干武艺的人充任。这些人必须技艺值得观赏、胆勇可以依靠，才算称职；其次也必须略知弓马、稍懂行军布阵，或者确实是身材才干、武艺身手都属于武臣的人，才可以担任。总管至州钤都由朝廷选派，另有格法。臣私下看到，各州将官以下的职位空缺，有的却让出职杂流以及私家给使之人担任，这种情况在西蜀尤其严重。他们对弓马、行阵茫然无知，使我们选拔出来的士卒只能低头处于他们之下，听任驱使役使、承受鞭笞，平常心中就感到不平，到了缓急时刻，哪里肯共同出力？这不用等有智慧的人也知道是不行的。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圣旨规定，今后正将应当任用曾经从军立功、曾经担任兵官，以及沿边巡尉、办理捕盗而有功劳的人，仰请详加处分，实在合乎事宜。但如今的新格尚未涉及副将以下，难道是认为正将选得合适，副将以下就还可以容许滥竽充数吗？臣私下认为，如果正将和副将以下都处在同一战区，那么只需严格选拔一名正将作为表率。” 如今姑且以蜀中各州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因为副将以下分别驻屯在不同州，名义上称为副队，实际上各自都要独当一面，与正将完全无关，而所承担的责任相同，都不能使用徒有名义而没有实际能力的人；否则缓急之时耽误事情，恐怕后悔也来不及。臣愚昧地希望圣上裁断：凡是副将以下官员应当分屯的地方，也应当依照如今对正将已经作出的指挥办理。沿边主管军队的职位空缺，依法应由有才干武艺的人充任，也不得让杂流出职人员以及没有武艺的给使虚占员缺，并且不许临时差遣代理。如果有人确实具有出众的武艺和智略，可以由帅臣保奏查明，上报朝廷，特许差注，并允许其暂时统摄一面，以免遗弃人才；这样可以符合陛下整顿军队、经营武备的实际要求，对上整肃军政，对下安定士卒之心。”直焕章阁王师愈上奏说：“臣听说，建立武事，没有什么比修整军政更优先的；修整军政，必在于责成将帅。将帅任职稍久，上下之间的情况就能相通，号令也有平日的积累，有的将士感念其恩，有的畏惧其威，欣然协力服从，如同手臂听从手指指挥。平时无事，本来足以修整军政；一旦有警，就能够制服敌人、决定胜负，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今内有三衙，外有两淮、荆襄，远有四川，多年以来不断更换将领，没有固定。” 这样虽然能够消除尾大不掉的势头，杜绝跋扈的萌芽，然而前面刚建立规模，后面就已经更改变动。做将帅的人知道自己任职不会长久，姑且采取苟且的办法，不体恤部下；士卒也知道自己的将领任职不会长久，便敢于萌发轻慢、轻视上级的心思，动摇其上级。一旦有警报，能够不误事的将领少之又少，这大概不是驾驭将领的方法。将帅任职固然不能不稍微长久，还要看这个人怎么样。选对了人而让他长期任职，这才好。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撤换他还唯恐不够快，何况让他长期任职呢？如果想让将帅任职稍久，就应当在事先慎重选择。是从有旧日声望的人中选择吗？老资格将领的威名，固然可以使敌人退却；然而他们往往位高志满，很少有以死效命的心。是从行伍中选择吗？行伍出身的年轻人，固然能够自我奋发以办成事情；然而他们气势锐利、贪求功劳，常常触犯轻视敌人的戒条。这两方面都不能不察看。选择将领的方法，不是只看他的技艺精湛绝伦，不是只看他的臂力超过常人，也不是只看他口才锋利、善于谈论兵法。一定要沉着坚毅而有谋略，忠实而不欺诈，慷慨而敢于作为，胸襟开阔而有容人之量，然后再以勇敢果决来辅助。按照这五点来寻求人才，有的从有旧日声望者中选取，有的从行伍中拔擢，然后让他们任职稍久，授予他们处理事务的权力。”

译不要被浮泛的言论迷惑，不要抓住他们的小过错不放，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如今军中的各种积弊，如所谓剥削、交结、冒领、营私之类，想来一定能够革除。积弊革除，军政就会修明；而大功不能建立，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唉！任用将领固然不能不稍微长久，但也不可以太久。任用太久，就会出现跋扈、尾大不掉的祸患，难以挽救；这一点也不能不深入察看。希望陛下审阅，臣幸甚。” 杨万里上疏说：“臣听说，圣人鼓舞天下，使天下人奔走奋发、磨炼自己，争先恐后地求得任用，使国家长久安治而不乱，有急难时又不可乘隙侵犯，大概是因为圣人不向天下显露可以被窥见的状态，而是使天下人奋发不敢自我停止，仅此而已。果真不让人窥见，那么天下人自然就不会自我停顿。天下之所以奋发不起来，刚刚兴起又重新废止，是因为我们显露出可以被窥见的状态，而他们的自我止息也随之而来。今天天下之所以忧患于没有人才，而人才尤其忧患于没有将领，病根就在这里。边境战事兴起时，朝廷急切地寻求将领，天下人也就急切地趋赴军中。天下人趋赴军中，朝廷便不再寻求将领了。并不是不寻求将领，而是边事平息后，就没有需要将领的事情。没有需要将领的事情，天下人也就暗中想着：‘既然没有事情用我，那就会抛弃我，让我到别处去。’刚强的人变得柔弱，勇敢的人变得怯懦，而柔弱怯懦的人甚至不能承受自己的柔弱怯懦。地位高的人转去参加文科考试以求出身，地位低的人则埋头于农耕和经商。那些精锐果敢的人因为有所恃而无人任用，就离去成为盗贼。天下于是暗中松懈，边事又发生，而朝廷又没有将领，只好再急切地向天下寻求；但天下人却不再趋赴了。” 难道正是前些日子没有需要将领的事情，才造成了今天没有人愿意趋赴吗？如果这样，哪里还能得到将领？从前成王、周公继承文王、武王平定天下的事业，诛灭三监，征讨不服，天下便归服了。于是斟酌尧、舜、夏、商的礼乐法度，加以补充修整，终于达到完备。当时朝廷的礼乐文物光辉灿烂，颂扬之声遍布乡野，太平的美好，是天下人最为欣喜的，也是成王、周公最为警惧的。他们并不是害怕太平，而是害怕天下窥见君臣安享太平，于是天下也沉溺于太平，最终导致动乱。所以设置大司马之官，日夜选拔将领、检阅军队，车兵应当如何，步兵应当如何，鼓、铎、镯、铙应当如何使用，坐、起、进、退应当如何进行，都一一训练。迟到的人处死，不听命的人斩首。大规模阅兵并不是真的临阵迎敌，那么迟到的人为什么要处死？不听命的人又为什么要斩首呢？然而法令就是这样规定的，是因为他们在安闲富裕的日子里的做法，与处置三监尚未诛灭时没有不同。这样天下哪里能够窥见君上没有事情可以交给我做，而我却不去做呢？所以文事、武事一并使用，却没有人知道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看不出君主特别喜爱什么，也看不出特别厌恶什么。” 人才平时已经准备充足，也就没有一旦发生变故的忧虑。后世君臣习惯于安治，以为天下不会再乱，于是竟说：‘你没有遇到汉高帝那样的时代，万户侯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这哪里说得通！羽林军子弟在学校里学习经书，将军不喜爱武事而他的儿子都能作文，于是君臣互相庆贺，把这些当作太平盛世的盛大景象。腐儒曲士又跟着阿谀说：‘兵事停止，是二帝三王功业的极致！’却不知道二帝三王并不是这样做的。阿谀之说误导了时代。阿谀之说在下盛行，君臣在上怠惰，天下人便把用兵看作错误，把尚武看作可耻。棘门、霸上没有将帅，开元、天宝末年狼狈惨败，也就不奇怪了。并不是天下没有人才，而是上面的人向天下显露出可以窥见的安逸，使天下人防止自己奋发。今天边境安定了，天下人将会说：‘朝廷已经没有事情需要用兵了。’这是值得忧虑的苗头。臣希望天子加重武事的地位，在无事时也不要改变有事时的做法，访求将才不亚于战事初起之时；宰相、大臣也应当降低身份，礼待有才略武勇的人，不要责怪他们外表鄙野，不要因他们性情强悍而发怒，时常赐予闲暇召见，探察他们内在的才能，在外事上试验他们，暗中从天下寻求奇异杰出的人才，以特殊待遇对待他们，并长期培养。” 这就是所谓不向天下显露可以被窥见的安逸，而使天下人奋发、不敢自我停止。这样到了缓急关头，又怎么会急切地寻求将领，却又求不到呢？杨万里又说：‘臣听说如今议论的人说：“选将不如选有旧日声望的人，新近进用的人还不足以任用。”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选将与选宰相相似，却大不相同。因此，宰相不嫌旧，将领不嫌新。选择宰相不用有旧日声望的人，不足以压服天下人的期望；选拔将领不用新人，不足以激发天下人才。天下的宰相，必须道德崇高、德望厚重，名节完备而才略高明，天下人明白地信服他可以担任宰相。有的人已经做过宰相而离职，天下人还遗憾他没有完全施展才能，希望他再次尽力。这样的人，未任宰相时天下人希望他任相，任相后天下人喜悦，离职后天下人还希望挽留他。这是因为没有谁可以在宰相人选上胜过他，天下也就没有不同意见。所以说，宰相不嫌旧。至于将领就不是这样。所谓老将，功业已经成就，名位已经很高，富贵已经达到极点，肥沃的田地、华美的宅第、金玉珍宝充满家中，歌童舞女、沉湎宴饮充满心中。从前精明的谋略将会变得昏暗，从前勇敢果断的气概将会逐渐衰废。”

译天下无事时，他们说：‘朝廷如果有事，不任用我就不能成功。’等到真的有事，叫他们舍弃最喜爱的东西，承担最忧惧的责任，带着最珍爱的一身，投到必死之地，他们就害怕了。把如今的畏惧与先前的骄傲合在一起，到哪里会不失败呢？所以说，将领不嫌新。比如富人建造房屋，有了柱子却没有栋梁，有了栋梁却没有横梁，于是遍寻全国求取大木，三年以后才从千里之外得到，大概是生长了数百上千年的松、楠、豫章之类。房屋建成而富人病了，有个庸医看到他先前求木材的心意，便献上自己收藏了一百年的天雄、乌喙，说：‘这些可以治好病！’却不知道木材不老就不坚固，药材不新就没有功效。今年的药到了明年已经陈旧枯槁，那么百年的天雄、乌喙与腐朽的土壤又有什么区别？还能够治病吗？这就是将领和宰相任用新旧的区别。李广在汉朝时，骁勇雄杰、出类拔萃，汉君知道，天下人知道，匈奴也知道。李广心中傲然，以为天下无人，自己认为汉朝的将领没有他就不行。然而卫青、霍去病从外戚之家中崛起，与单于争胜负，深入大漠，直捣匈奴王庭；李广却因为误了期限、没有功劳而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开元以后，王忠嗣、哥舒翰的威名和边功在天下第一，天下人认为一天也不能没有王忠嗣和哥舒翰。等到幽陵的叛军兴起，朝廷措手不及，王忠嗣已经不在，而任用哥舒翰又失败；后来重新使两京恢复安定、平定安史之乱的，竟是一个尚未建立功勋的郭子仪，以及王忠嗣部下中的李光弼。李广声势最盛、王忠嗣和哥舒翰建立大功名的时候，天下哪里知道有卫青、霍去病、李光弼、郭子仪呢？既然如此，老将与新进之士，不能轻易比较高下。况且有才能的人，谁没有自我欣赏的心情？人对于富贵功名，谁没有追求的愿望？自己欣赏自己的才能，就一定会寻求机会来验证；有志于富贵功名，就一定会寻求机会取得。这就像善于书法的人乐于替别人写字，嗜酒的人只要能够得到酒，就没有不去做的。如果不利用他们自我试验的心情来激励他们取得功名，却说我一定要得到老将，也就糊涂了。所以臣认为，今天选取将领，不如从新进儒士中选择通达敏捷、沉着雄健的人，从行伍中选择曾经有名声的人，从武举人中选择有内在才干、而不只是徒有虚文的人，从士卒中选择有能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人，从地位卑微却怀有才能、只是不能自我显达的人中选择，从豪强狡黠但有过错而可以用才能赎罪的人中选择。君主和宰相留心此事，在众人之中暗中识别他们，无缘无故地把他们安置到万人之上，大概就能像汉高帝得到韩信那样，又何必担忧天下没有将领呢？’ 侍观文殿大学士兼侍读史浩上奏说：“臣听说，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同时运作便不能合乎规矩；眼睛负责看、耳朵负责听，同时使用也不能达到耳聪目明。因此，掌管牧场、任小吏的人，不能兼任守门和巡夜击柝的职务，各人都应专心于一职。事情无论大小，任用官员贵在精通专一。镇江大军是中兴时期的重要屏障，向北望去，隔着瓜洲仅一苇之遥；向南赶赴行在，不到十程。各屯驻地中，那里最为重要。要使它在强敌面前宣扬威势，必须选派统帅。至于像长城营垒那样周密防守，戈甲那样锋利，既然在主帅职责之内，难道属于其他官员吗？主帅早晚不在其中，谁来施行军政？士卒的甘苦不能共同体察，哪里能得到军心？何况市井房屋相连，有时会有火灾的警报；军民聚集在一起，有时又多有矛盾的嫌隙。一旦稍有疏忽，必定会引起纷乱。主帅既然远在别处，副帅怎敢擅自专断？这是因为军队在江南，而主帅住在江北。假如遇事只能关白上报、等待命令，实在就像作揖谦让来救火一样；即使驾驭有方，也不应至于如此。然而偶然无事，难道可以作为常规吗？所以那些替国家作长远考虑的人，都有忧虑过度、计虑过深的话。假如陛下知道某人的才干足以治理百姓、统率众人，想让他在治理郡县和整饬军队方面显露成效，为什么不让镇江守臣到维扬任职，让维扬统帅回到京口呢？” 即使任职之处两相调换，事情仍归于同一途径。审理诉讼之余，可以整顿士卒队伍；检阅士卒之暇，可以安抚百姓。士卒队伍熟悉了，主帅的威望便能树立；百姓又感到安乐，守将的善政便能显现。这样一举两得，正可称为两全。若说维扬城墙还不坚固，淮楚边防还未稳固，姑且留下镇守之人，不再更改部署，臣恐怕稍遇牵制之患，必将后悔莫及。希望派遣偏将完成筑城工程，再选求有长才的人，作为武锋军统制的副手。事情既专一而有条理，时常可以往来调度而掌握纲要。陛下谋略深远、沉着机断，圣明的资质英武非凡，在帷幄之内运用独到的智慧，把诸将置于掌握之中，必定另有神妙的机谋，不是臣浅陋的测度所能及。倘若陛下稍加考虑，俯听臣的意见，亲自从内心裁决，暗中访求贤能的牧守，使各人专心负责自己的事务，或许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这要靠圣意果断施行，本来不是愚臣敢于奢望的。臣的官职并非负责进言，职责在经筵，只是承受恩宠，却常常惭愧自己尸位素餐。昨日陛下下达中批并命臣传谕，允许臣随事直言；如果有所见闻，怎敢不尽情陈述？恭敬地请求圣上慈悲，赦免臣万死之罪。” 光宗时期，蔡戡上奏说：“臣听说有大将，也有副将。跑得赶上奔驰的马，射箭能射中飞鸟，面对敌人敢于冲锋，攻打营垒敢于首先登上，这就是副将。作战必定取胜，攻城必定攻取，谋略无穷如天地，力量不竭如江河，这才是大将。副将以勇力为先，大将以智谋为主。世上评论将帅的人，一定说勇力如何，却不知道勇力正是副将的长处，是供大将驱使的才能。如今所谓的大将，多从行伍中提拔，置于士卒之上，但其才智平庸，与偏将、副将没有差别。有的人糊里糊涂，不懂用兵机要；有的人漫不经心，不治理军政。一旦边境发生紧急情况，把几万军队交给一个平庸的武夫手中，他不懂奇正之术、攻守之策，有时可以乘机进攻却不进攻，有时应当决断却不决断。勇猛的人轻视敌人而冒进，怯懦的人望风而逃，难道不会错失机会、耽误大事吗？没有失败，大概只是上天侥幸保佑。孙武、吴起的兵书，讲奇谋权变和重要机要，谋略诡秘、出入神鬼，自古以来用兵的人都奉为师法。即使临机应变、出奇制胜要靠个人，但从来没有不承袭他们遗留下来的方法。如今凡是将领，问他孙武、吴起是谁，他不知道；问他孙武、吴起的兵书是什么书，他也不知道。”

译像这样的人，十个中有九个。用兵是危险的道路，智慧运转、神机变化，一天之内就可能有万种变化；差之毫厘，便会失之千里。而我们如果只想凭勇力取胜，勇力有时会变成怯懦，力量有时会耗尽；若不是运用无穷的智慧，怎么应付无穷的变化呢？这就是孙武、吴起的兵书不可废弃的原因。虽然如此，按照棋谱下棋，并不是善于下棋；依据药方治病，也不是神医。但也没有听说过舍弃棋谱而学习下棋、抛弃药方而学习行医的人。那么，学习用兵的人，除了兵法还能凭什么呢？孙武、吴起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当时的君主和世主中，有志于征讨四夷的，无不拍着大腿思念他们，遗憾不能与他们同时代。如今他们遗留下来的智慧和事迹，记载在书册中的，仍然可以使用。戴冠束带的儒生，慷慨谈论兵事，滔滔不绝，听来很悦耳，但不熟悉行军布阵，未必能统率军队；身披铠甲的武士，勇力超过常人，勇悍可喜，但不懂兵法，也未必能够取胜。因此孙武、吴起的兵书始终不能在世上得到真正运用。有人又说：霍去病没有学习古代兵法，只看他的方略如何。其实霍去病用兵，与孙武、吴起相合的地方很多，难道真是不学习兵法吗？他说得夸大而放肆，只是为了激励汉武帝罢了。后世做将领的人，往往借此作借口说：‘我善于作战，我善于布阵，孙武、吴起的兵法不过是纸上空谈，不值得看。’ 这样一来，儒者必定会说：‘我能够正心修身，诗书礼乐可以束之高阁。’诗书礼乐正是正心、修身的工具；除了圣人以外，没有不学习就能获得这些道理的人。何况大将是三军的主宰，关系到一国的存亡，怎么能不慎重呢？不教育百姓就让他们作战，圣人认为这是抛弃百姓；不学习就担任将领，那危害会怎样呢？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命武学中懂得兵法的官员，把七部兵书直白地解释出来，不必过分使用文言，使人人都能明白。还要选取古代名将用兵、出师、统率众人、修身处世的大略，编成一部书，普遍赐给诸将。以后有时因奏对，或到朝廷上提出问题，以观察他们的言论；如果议论有可取之处，就特别表彰他们。这样，人们就知道兵法可以学习，名将可以师法，心志会更加明白，见识谋虑会更加精密，统率众人会有方法，处世行事会有原则，自然名将辈出，国家的形势便无敌于天下了。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蔡戡又上奏说：“根据绍熙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枢密院札子，九月二十四日奉行圣上诏令：老将和久经战阵的统帅，近年来几乎消磨殆尽，难道没有才干可以储备、以供选择的人吗？深恐他们埋没在偏将、副将和行伍之中，又受到上下级嫉妒蒙蔽，不能奋发进取、显达起来，可以命令各路帅臣和总领管军官员，采纳众人的议论，分别列举他们的长处，每人以十名为限，两个月内上奏。立即由枢密院询问其中最突出的人，召来审察；如果确实符合公众推荐，就按才能提拔任用。对于有能够积极办事、建立功绩的人，也一并表彰推荐者；如果导致事情失败，处罚也照此办理。臣对于前项圣上诏令和指挥的事项，除已经恭敬领受并施行外，臣在淳熙十一年任湖广总领时，曾奉诏推荐将帅，推荐六人以应诏，其中四人已经奉朝廷诏令得到提拔任用。臣此后历任官职，都与军政没有关系，各军的偏将、副将和将校也未曾往来，臣多半不认识他们，只好根据过去所认识的人，冒昧上奏。臣私下看到江州驻扎御前右军统制李汝翼，天资骁勇，骑射十分精湛。臣任湖广总领时，汝翼任都统司中军将官，曾借集体射箭来考察他的才能，汝翼每次发箭都射中靶心，观看的人无不赞叹佩服。” 他又能够训练整顿军士，纪律严明，确实有将帅的谋略。江陵府驻扎御前前军统制王舜臣，是名将王宣的儿子。隆兴、乾道年间，王宣统帅京西，深得江汉百姓的拥戴，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思念他。王舜臣沉着坚毅、果敢锐利，很有父亲的风范；从小跟随王宣在军中，熟悉边境事务，通晓战阵，武艺精熟，才干谋略优长，士卒都推重佩服。臣任京西漕臣时，舜臣任江陵府左军正将，臣已经推荐过他。枢臣王蔺、从臣章森、张枃也都曾以将帅的身份推荐过他。以上二人是臣平素熟知的；对于臣所不知的人，不敢泛泛评论来凑数，以致辜负明诏，自招错误推荐的惩罚。谨此记录上奏，恭候诏令。” 蔡戡又上奏说：“臣于六月二十七日接到枢密院札子，完整奉行圣上诏令，命各路总领秘密推荐偏将、副将和佐校中可以担任将帅的人。臣过去任京西漕臣，前任淮西总领，现在任上述差遣。每次因公务与各军统制、统领相见，观察他们的为人，询问他们的议论；有时借集体射箭观察他们的技艺才能，又询问他们约束自己、治理军队的详细情况，颇为了解一二。臣很久想把他们记录上奏，反复思考，却不敢越过职权、冒犯名分，仰触天诛。如今既然遵奉圣上诏令，便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来响应明诏，谨将名单列于后面。” 鄂州驻扎御前选锋军统制、武经大夫李思孝，早年便投身军旅，完全熟悉军务，老成而周密练达，处事平和，治军严格却不苛刻，为人通达而有操守。过去询问众人的意见时，郭刚常常称说此人可以担任将帅。李思孝曾对臣说，想推荐自己作为替代人选，却难以自我陈述，臣也不敢越职论荐。侍卫马军后军统制、敦武郎吉肇，生长在军中，从行伍之间积日累劳，做到偏将、副将，熟悉军旅实情，深受士卒称誉；为人精明，处事不苟且，让他统领军队，一定能够简练军队、训练整齐，称职地完成任务。” 赵汝愚论述军制的奏疏说：“臣恭敬地阅读《国史·职官志》，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各设置都指挥使一人，由节度使充任；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没有固定员额，由刺史以上官员充任。官员齐备时共同治理，职位空缺时相互代理。不仅平时无事时可以储备人才，到了面对敌人、应付变化的时候，也能使名位早已确定，力量足以相互配合。这都是我朝祖宗圣明的谋划和神妙的计算，考虑深远、防备周密，所以太平了一百多年，天下安宁。历数秦、汉以来，国家安定无事，从来没有像本朝这样盛大的。到了中兴时期，各项事务刚开始创立，一时之间诸将乘势崛起，所以内外各军通常都不任命副佐。虽然近年以来稍微恢复设置，也不过十个中有一两个罢了。臣恐怕这不是充分发挥谋虑、预防安危变化的办法。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详细斟酌旧制，明令各军都设置副帅，并逐渐恢复马军一司，以补足三衙的缺额，或许军制能够全部恢复，从而谋求长久安定，天下幸甚。”

译赵汝愚又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绍熙二年二月十五日的指挥：今后侍从官到任半年以后，一定要推荐三名才干足以担任将帅的人。臣私下看到武功大夫、恩州刺史、添差权发遣广南西路马步军副总管、权知宜州沙世坚，多次平定严重的盗寇，且小心谨慎，不夸耀自己的才能；曾经任职边地，仍留意安抚百姓，所办事情没有缺失。武节郎、充殿前司护圣军统领郇元，专意追求功名，常有搬运砖石来激励自己的志向；他约束自己俭朴，众人的心都自然服从。秉义郎、两浙东路兵马钤辖盛雄飞，武勇超过常人，也有智谋，虽然曾有罪累，但他的才干确实很高。如果承蒙圣上慈悲，特赐提拔任用，而以后不如臣所推荐，臣甘愿承担错误荐举的罪责。”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陈傅良封还奏报：‘关于任命率逢原为都统制的状文：臣昨天已经详细论奏，率逢原刚刚因为自我弹劾而获赦免，不应立即升任都统帅。臣愚昧的看法是，朝廷劝善惩恶应当有次序，不应把功劳和罪过混在一起。如今率逢原因为总领郑湜查究他的偏将剥削士卒、败坏军政，于是稍稍知道敬畏，努力自我责备；而陛下替他加以庇护，特意宽免了他。这正是陛下善于驾驭将领的方法，也是率逢原感激奋发、以功补过的时候。’ “如果在一两夜之间就突然得到升迁，臣恐怕率逢原是个粗疏之人，昧于礼义，妄自揣测朝廷出于姑息的意思，反而重新专横，更没有悔改之心。因此臣冒犯天威，请求停止这项新的任命；这不只是替陛下珍惜这一举措，也是为了保全率逢原。至于率逢原担任统帅时有失职行为，事迹不止一件，前后臣僚多次上过奏章，臣不愿因这件事把率逢原的恶行全部揭露出来，正是因为事情关系军队，担心损伤大局。臣小小的愿望，是希望圣上慈悲，特意准许臣的请求，必须等他知道改过之后，再授予官职。所有录黄，臣不敢签署施行，谨再次记录上奏。恭候诏令。”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任用将领 宋宁宗时期，成都知府曹彦约上奏说：“臣凭着朴陋微小的才干，错误地承蒙陛下亲自提拔，越过常格，列身禁近之路；还不到两个月，又承受特殊的恩命，宠幸地授予次对的美职，分派我承担西土方面的军政重任。臣究竟是什么人，能够担当这样的选择？自从听到命令以来，日夜忧虑恐惧，不敢像普通人那样看待自己，把特殊的待遇当作喜事；也不敢拿旧例来自比，把辞免任命当作高尚。臣内心实在反复思考，怎样才能仰报圣主眷顾礼遇的心意。臣私下认为，在建立功劳、成就事业的时代，不能用俸禄和官位来决定进退。朝廷清明，四方无事，从一命以上的官员，都可以施展自己的志向；即使只有粗茶淡饭，也可以奉养父母；即使只是办理吏事，也可以振作履行职务。等到局势纷乱、国论不一时，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尚且不接受任命；种师道竭尽心力统率诸将，最终也没有成功。世道越往下变，艰难越紧迫，家国之事，有说不尽的困难。有志之士，难道还只是谈论俸禄官位吗？只应当讨论能不能胜任。自古以来，镇守外地的大臣能够施展所学，并不是说一己的见解就足以完全了解天下的事情，也不是说一人的力量就足以完全制服诸将的勇力。他要依靠朝廷政令作为根本，借助皇帝威令作为办事权力，掌握赏罚作为劝善惩恶的手段，凭借属官作为辅助，还必须有在王所的贤士作为他的主持和后援。” “嫉妒功劳、妒忌才能的人，只要不能扰乱他的政务，他即使见到合乎义理的事情却不勇于担当，也可以按不肯任责的罪过论处。在鲁国做司寇，不如做掌管牧场的小吏省事；在齐国做卿，不如做守门击柝者职守专一。只要关系国家大政，守官之人仍然可以守住正道。如果事情关系大局，并且与国论相互表里，就必须有周文王那样的美好声誉，之后中原才可以守住；必须有周宣王那样的修明政事，之后玁狁才不值得忧虑。在艰难时期，君主早起晚睡、废寝忘食，每天处理万般事务；君主以懒惰怠惰责备臣下，臣下以事务繁琐告诫君主；君主敞开心胸接见士民，臣下珍惜时间及时回应奏报。这样，传达给下属的话就没有可惭愧之处，在外面呼号求告的人也能得到切实的近效。这就是所说的镇守外地的大臣依靠朝政作为根本。如果法令变更，农业和工商都受损害；处置失当，军民都怨恨；发布告示时，意旨有时被隐藏在论奏中，长期不予答复，那么应当依靠的东西就无从依靠了。郭进诛杀御马直军士，说他擅自杀人是可以的，但宋太祖没有责备；张美强行夺取民女，说他行为不检点是可以的，但宋太祖没有追问。恐怕就是担心镇守外地的权力因此稍有削弱。何况对于公事中应当施行的事项、缓急之间所倚重的权宜，任职于外地的人，称为节制；处理外地事务，称为便宜。” “遇到才能出类拔萃的人，可以承受诏命而加以任用；将佐失去法度，可以因迟误、阻挠军务而诛杀。已经上奏的，不必等待答复；尚未上奏的，也不必另行诘问。这就是所说的镇守外地的大臣借助皇帝威令作为办事权力。如果让将帅跋扈，私下深相交结州县，轻率行事而不互相关白；彼此有所申请，还要等到以胜负决定；互相转相辱骂，又要等待调停，那么本来应当借助的东西就无从借助了。赏罚如果与功罪相当，即使一下升迁十级，也不算僭越；惩罚如果与罪行相当，即使牵连杀戮全队，也不算滥刑。任职于外地，正应当把国事看作家事，把公物珍惜得如同自己的财物；不能有一丝一毫用来弥补亲旧，也不能因为细小怨隙报复仇怨。权势显要者的力量不能使他改变，宽泛或偏狭的书信也不能使他改变。镇守外地不得其人，可以驱逐他；假借赏罚来施行私意，可以治他的罪。如果不驱逐、不治罪，那么他所说的必定会成为应当施行的事，他所求的必定会得到满足。这就是所说的镇守外地的大臣掌握赏罚来劝善惩恶。” 唐代各方镇的事务全都在幕属之中办理，并不一定要逐一参军事。有人议论宏大高远，可以辅助名教；有人文采雄健，可以起草表章檄文；有人勇武足以独当一面，可以充任防守和应援之将；有人才智足以应付变故，可以扩充谋略和思虑。这就是说，阃外之臣依靠佐属作为辅助，正是这个道理。若像如今这样，凡是举荐、削除，以及当今掌权者发书征召的人，只说他们有旧交而已，不考察其才干；投诚归附的人，只求稍稍升进而已，也不估量其才能；否则，所凭借的辅助之人便都不能真正发挥辅助作用了。孔子到了卫国，先依托颜讐由，后来才得到进用；孟子到了鲁国，因为臧仓从中阻挠而受到阻止。不要说圣贤行事只凭志向、直抒本情，能够独立行事而不依附任何人。颜讐由之类的人，确实不容易得到；像臧仓那样的人，世上却常有，不能不加以察辨。士大夫有志于建立功业，本来已经担心人才太少；如果又加以严厉阻挠，谁肯出来任事？从前事变还不深，行迹还很隐秘，即使有人用诡辞浸润、暗中影响，也不过关系到一两个士大夫的出仕或退处。近年两军交战，死伤惨重，却把战死的骁将指为投降番人，把亲自擒获的酋帅推说成虚假诈伪，扰乱人心，断绝天理。万一山东的忠义之士看清事情的两面，开始犹豫观望，甚至产生轻快地事奉新主的意图，这又是什么时候了？旁观者尚且吓得胆寒，却偏偏只想把阃外的事情责成阃外之臣办理，岂不是很难吗？臣蒙受恩典，所领的只是一个郡。这一路是安抚之地，又同西南夷接界，并不靠近北边，事情本来没有关联，不应当贸然开启这一议论。然而臣想到富平之败，祸乱已经波及果州、阆州；兴元溃败，影响一直到遂州、普州。假使江淮发生警报，那么蜀道哪里能够安稳？关外发生警报，那么剑南怎能高枕无忧？何况吐蕃各部已经连及威州、茂州，云南的遗民后裔也渐渐逼近黎州、雅州。臣前些年曾经转运关外粮饷，讨论四蜀的事务，知道成都脆弱的士卒不足以派上用场，汉中孤单稀少的军队也不能独立支撑。制帅与总所的部署不合适，将来在职务事务之间必定发生抵牾。官军与忠义军勇悍而缺乏礼法，将来调发他们时必定有不恭顺的情况。至于军队、财赋、递铺、间谍侦探等事情，应当改革的多得数不清。臣曾作《病夫议》来告知当权者，认为必须有同样的思虑，然后才能有相同的见解；必须有同样的忠诚赤心，然后才能采取共同的行动。如果认为不可行，却想从中挑选一两件事间或施行；或者错过时机、耽误事情之后，又想取用已经陈述过的旧说慢慢推行，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及时办成事情；如果还想责怪提出建议的人谋划不当，臣从未听说有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