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四

译子说：‘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所以楚国礼遇申公，学士锐意精进；汉代尊崇卓茂，士大夫争相仰慕。臣认为博士是道的渊薮，是六艺所宗，应根据学行优劣，给予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这样对教化是宏大的。”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唐太宗贞观二年，皇帝对侍臣说：“治理政事的关键，只在于得到人才。任用不合其才的人，必然难以达到治理。如今任用官员，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根本。”谏议大夫王珪说：“臣下若没有学业，不能认识前人的言论和往事，哪里能担当重任？汉宣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集观看者数万人，众人都被迷惑。隽不疑根据蒯聩的事情断定他是假的，宣帝说：‘公卿大臣，应当任用通经术、明古义的人；这本来不是执掌文书的俗吏所能相比的。’”太宗说：“确实如卿所说。” 太宗又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禀有一定本性，必须博学才能成就道业。也如蜃的本性含水，要等待月光才会垂水；木的本性含火，要等待燧石发动才会出焰。人的本性含有灵性，要等待学习完成才成为美善之人。因此苏秦刺股，董仲舒垂帷读书。不勤勉于道艺，名声就不能建立。”岑文本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情性却会迁移，必须用学习修饰情性，以成就其本性。《礼》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称为懿德。”懿宗咸通年间，著作郎皮日休上奏说：“臣听说，圣人之道不过在于求得施用。生前施用，一时便可知；死后施用，百世便可知。所以孔子的封赏，从汉到隋，爵位不过公侯；到我唐，才追尊王号。七十弟子的爵命，从汉到隋有时只是卿大夫；到我唐，才封公侯。曾参的孝道感动天地、感应鬼神，从汉到隋不过列于诸子；到我唐，才表彰并列入十哲。唉！天地久闭而忽然通泰，便会平；日月久暗而忽然开朗，便会明。” “雷霆久息而忽然震动，便会令人惊惧；云雾久郁而忽然廓清，便会清明。仲尼之道在周秦时闭塞，在汉魏时昏暗，在晋宋时止息，在陈隋时郁结；到了我唐，万世的愤懑一朝释放。假如死者能够复生，他们的志向也可以知道。”“如今有人身行圣人之道，口说圣人之言，行为如颜闵、文若、卜夏，死后却不得在孔子身旁配享，我实在不知道这是怎样尊崇先圣之道。孟子、荀卿辅翼传述孔道，直到文中子。文中子以后，降及贞观、开元，传承者日渐浅薄，继承者也浅陋。有的以刑名为文章，有的以纵横为义理，有的作词赋为雅。文中子之道，隔了许多代才得到传承；传授者只有昌黎文公韩愈，他把杨墨斥逐到荒僻之地，把释老践踏到无人之境，所以孔道巍然而自正。”“如今文人千百人的作品，放下书卷观察其文辞，没有不补益造化、补助时政的，这都是韩公之力。韩公文章说：‘我自量，若世上没有孔子，我不应列在弟子之中；假使韩公生于孔子时代，未必不在四科之中。’国家以二十一贤代用其书，传于国胄，并配享孔圣庙堂，作为典礼，实在宏大而美好。” “如果代用他的书尚且不能解释圣人之辞、笺释圣人之义，何况亲身实行圣人之道、口传圣人文章的人，我唐以来只有一人，却不能列入二十一贤之中，那么这项典礼就还不完备。伏请命令有关官员确定他的配享位置，那么从今以后，天下的文化教化未必不会由此而兴

译。”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皇帝拜谒孔子祠，将要行拜礼时，左右说：“孔子是陪臣，不应当接受天子拜礼。”皇帝说：“孔子是百世帝王之师，怎敢不敬？”于是拜谒行礼。

译宋真宗曾对谏议大夫陈彭年说：“儒术兴衰，其应验确实重大。国家兴衰，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所以秦衰则经籍道术衰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后来帝号屡改，而风教始终同一。唐代文物最盛，朱梁以后王风渐衰。太祖、太宗大大改变弊俗，崇尚斯文。朕有幸承继先业，谨遵圣训，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实在是二位先帝留下宽裕基业的结果。人君的困难在于听受，臣下的不易在于忠直。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正直，以正道行事，以至公相遇，这是天下通理、先王成宪，犹如指掌，谁说困难呢？”陈彭年回答：“陛下圣言精深，足以使天下知所训诫。伏愿陛下亲自推演睿思，写成篇章。”真宗于是作《崇儒术为君难为臣不易二论》给他看，陈彭年又请示辅臣，刻石立于国子监。仁宗天圣八年，直集贤院谢绛请求开放内馆，恢复景德年间制度，上奏说：“臣听说唐代丽正书院史官之局，都在大明宫、华清宫内。太宗开始建立三馆，又在升龙门左侧设置秘阁，亲自用飞白书题额，并作赞刻石于阁下。景德年间，图书逐渐增多，于是又增加内帑、西库的藏书。二圣多次临幸，亲自慰劳询问，轮流在广内值宿，有不时召见。人人努力探究道术、研习艺文，知道天子尊礼士人十分勤勉，名臣高位也由此选出。过去延燔之后，书籍几乎全被烧尽，朝廷访求典籍、校正疑文，笔工因此聚集。有司援引两省旧例，另创外馆，以便缮写考校。但值舍低矮喧闹，民居屋檐丛杂相接，太官、卫尉供给日益削减，并非先朝隆儒育才的本意。陛下未曾驾临内馆，寥寥册府，已经很久听不到车马声了。议者认为，陛下慕道不如古人笃厚，待士比从前有所减损；士人没有受到延请访问的勤勉，因循相尚，不自激发，文雅渐弊，臣私下为圣时惋惜。愿开放内馆，以恢复景德制度。” 至和二年，太常博士祖无择上奏说：“臣看见，至圣文宣王第四十七代孙孔宗愿承袭文宣公，这就是人在未死之前已经赐给谥号。臣考察前史，孔子之后承袭封爵者很多：汉魏称褒成、褒圣、宗圣，晋宋称奉圣，后魏称崇圣，北齐称恭圣，后周及隋封为邹国。唐初称褒圣，有时为君，有时为侯、为公、为大夫，使其奉祀。只有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于是把后代封为褒成君。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谥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这些都是把祖先的美谥加给后嗣，生前便赐谥，实在不合经义。请诏令有关官员详求古训，或封以小国，或取尊儒褒圣之义，另定美号，加以封爵，写入令式，使千古以后无以超过我朝盛典。” 神宗熙宁七年，判国子监常秩等上奏说：“孔子之道，是万世帝王都应师法的。历代君主虽知仰慕其名，却不能实行其道；虽曾崇尚其号，却不能尽合其实。今陛下阐明经术，陶成天下之士；至于更新百般制度，也未尝不推究其本意，可以说能行孔子之道。然而爵号仍沿唐制。臣等听说，皇以道，帝以德；孔子可谓道德之至。应趁盛时追谥帝号，以尽圣人之实，符合尊崇之意。冕服、祠事，请下有司详定制度。”又说：“孔子之后，能明圣人之道的，没有超过孟轲、扬雄。历代以来却未曾加爵号，也不载祀典。请在孔庙建立像貌，加以爵号，按时从祀，以符合陛下崇尚儒术之意。”皇帝诏两制、国子监、礼院官详定上报。于是翰林学士元绛等上言：“自有人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虽当时无位，不能凭地位施行，但流传后世，上至天子，下至黔首，无不师法其道；德业盛大，不待议论便已彰明。” “唐代虽曾加王号，在后世仍只是臣下爵位，确实不足以仰称先圣道德之实。请依国子监所请，尊加帝号，实为允当。冕服、祠祭等，请下有司另定制度。孟轲、扬雄出于孔子之后，能明其道，辟除邪说，对后世确实有功。请各封公爵，并依国子监所请。孔子旧号尚有未尽，请另赐改谥。”当时判太常寺李清臣奏说：“臣奉准批示，接到判国子监常秩等奏札，所请追谥孔子帝号及在孔庙建立孟轲、扬雄像貌、加爵号、按时从祀等事，交臣等详议。臣听说，尧舜用道治天下，孔子明道传后世。尧舜为君，孔子为臣，同为圣人，道德相同。尧舜是圣人，孔子也是圣人；有的为君师，位号却不必相同。因此道德存于人，归宿常同；位号受于天，遭遇常异。这是事理固然，也是名分不能齐同之处。孔子虽无帝位，难道妨害其为圣吗？”

译“所以历代尊崇孔子，建庙塑像，荐奠祭祀，穿衮服戴冕冠，弟子侍立；从天子以下都面北以师礼事之，有的封其子孙，世代不绝。如今陛下有不世出的聪明，有尧舜之位，又用孔子道德制定法度、养育天下，对于几位圣人的事业，可以说兼而有之。左右之臣推究道的源流，建立大义，认为应追谥孔子为帝，意义甚美。但臣愚昧诚恳，确有不同。昔日子路想使门人为臣，孔子不赞同；如今孔子无位而尊为帝，恐怕不是先圣本意。且孔氏虽圣，终属异姓。考察古今，除五岳天神及追谥同体祖宗外，以异姓为帝号，旧例从无。若用此显号发动天下观听，臣实以为不安。陛下若采纳儒老从官尊崇、扩大圣人道德之意，折中其论，发自圣断，特诏有司，将先圣释奠升为大祀，使列于郊庙、日月、天神之次，礼乐祠事都增加扩大。又封孟轲、扬雄，赐谥立像，侑坐配食，显然不同于武成之祀，也足以表示陛下兴儒隆师、修德明道的宏大方略。” 臣愚昧而任礼官，有幸奉明诏参与此议，不敢回避隐瞒所见，以苟免意见不同之罪，惟愿圣明裁断。元丰七年，雄州防御推官、知秀州崇德县事、充州学教授陆长愈上奏说：臣私下听闻朝廷近来下敕，追封孟轲为邹国公。长愈有幸被选任，充任外学官，督导州学学生，适逢圣明时代，崇尚儒术，推究道德，阐明其源流，认为孟氏有功于圣人，特加爵号，不只是赐土、封饰庙祠而已，而是要使天下学者知道所尊所尚而不失归宿，这是当今盛举，前代未曾达到，天下幸甚。可是长愈还有管见：臣看见每年春秋在先圣至圣文宣王处举行释奠，以先师兖国公颜子配享，近制十哲都得分献。长愈认为，朝廷既封孟轲为邹国公，也应当从祀。爵位既已提高，礼数必应不同；列于先师则过于隆重，列于十哲则又太轻，只有与颜子并列配享才合宜。至于座次，非长愈敢于议论。孔子得到颜回，是因为颜回一见便能知晓。”}], 孟轲学习孔子的学说，孔子是通过听闻而知圣道的；有的人则通过亲见而知圣道，因而成为圣人。人的资质有高下，有的通过听闻而知圣道，成为圣人的门徒；虽然时代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这就是韩愈所说将孟轲与颜回并列配享是适宜的原因。若论知觉有先后，处世有远近，那么孔子的门徒更为亲近，颜回一定应当排在孟轲之上，因为他亲闻先圣之道，抵御杨朱、墨子的学说，对后世有功；但孟轲也不在颜回之下。这就是韩愈所说排列坐次不是自己敢于议论的事。于是请求今后春秋释奠时，也以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配享。皇帝诏令太常寺裁定。太常寺详细审议后认为：先圣文宣王孔子，以先师颜子配享，其余按次从祀，都是孔子的弟子。孟子的道固然应当尊崇，但他与孔子处于不同世代，难以同颜子一起正式配享。于是礼部侍郎林希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古代配享和从祀，只取有显著德行、建立功业，并且其道能够相互补益的人，并不一定都要用同时代的人。例如蜡祭，以先啬为主祭而祭祀司啬；先农之祠以先祖后稷配享；农官勾芒是少昊氏的儿子，祝融是高辛氏的儿子。如今春秋祭祀时，勾芒配伏羲，祝融配大庭氏；迎气之日又让他们从祀，这就明确说明不同时代的人也可以配享。”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诏令把伏胜、高堂生、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位贤人，同颜子一起配享孔子庙堂，直到今天仍列为从祀。孟子在孔子门徒中，本应列在颜子一等；至于荀况、扬雄、韩愈，都阐明了先圣之道，对后世学者有益，长期没有配享，实在是礼典的缺失。谨请求从今以后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设置神位在兖国公颜子的次位；荀况、扬雄、韩愈，也按照世代先后，列在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之间从祀。这样才足以符合圣朝褒奖、尊崇儒贤和完备修整祭祀典制的本意。” 哲宗元祐元年，翰林学士范百禄请求遵循祖宗旧例，举行视学礼，上奏说：“臣恭敬思量，自二位圣主临朝以来，朝廷清明，天下安定，边疆消除了兵革之灾，田野乡里没有狗吠示警之患，老人、幼儿都安享其生；德政如此美盛，距离古代的太平之治还能有多远？推究其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各项举措和设施大都遵循祖宗典故。无论聪明还是愚笨的人，没有谁不知道这一点。这些丰功美德，哪里能够全部陈述？唯独视学一事，尚有缺漏而未举行。臣恭敬地看到，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二月，建隆四年四月；太宗皇帝端拱元年八月、淳化五年十一月；真宗皇帝咸平二年七月，都曾亲临国子监。仁宗皇帝天圣二年八月亲临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召侍从大臣登上讲堂，命直讲马龟符讲说《论语》一篇，并赐给马龟符三品官服。恭敬想来，祖宗尊崇儒学、师法古人，亲自教化天下的用意，就是如此。如今陛下天性高明，几乎可称圣人，每日都在进于道，德业光明而盛大，合乎自然；圣学的积累，可以说勤勉而不知疲倦了。然而，那些遵循规矩、步履端正、携带书籍来京观光的士人，从四方万里之地跋涉而来，游学京师，分住在各级学校，却从未听到一次皇帝车驾的声音，也没有见过随从车舆扬起的尘土。” 难道是陛下专心于经筵讲学，防守心志、研究经史，以至于祖宗以来直到天圣年间的旧例，还有来不及顾及的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意诏令有关部门，查考并举行祖宗视学的旧例，等到政务稍有空闲时，亲临察看。让年高德劭的儒者和博士执经讲说，以此向天下显示文明教化，岂不是盛大的好事吗？恭请圣上慈悲留意察看，宽恕臣狂妄僭越，天下人将十分幸运。”

译元祐二年，崇政殿说书程颐上奏说：“臣近来曾说，迩英殿讲读处渐渐炎热，请求移到宽敞凉爽的地方。贴黄中说明：如果没有别的稳妥便利之处，只请求移到崇政殿或延和殿。臣私下听说，给事中顾临曾说，不可以在延和殿讲读。臣本来是因为迩英殿炎热，恐怕对圣体不适。如今听说正在修整扩展迩英殿，如果果真能够宽敞凉爽，那么臣的愿望就实现了。对于顾临的话，若只关系到臣自己，本来不必顾虑；但其中有很大的危害，臣不得不替陛下辨明。假如顾临只是想改变、迷惑太皇太后的圣意，臣的官职不是谏诤之官，不辩解也可以；如今若以顾临的话为正确，就是误导皇上的见识，臣的职责在于辅导，怎能不辨？臣认为，自古国家所忧患的，没有比在位者不学习更大的了。在位者不学习，君主就不能听闻大道，朝廷就不能达到善治。不闻大道，浅陋世俗的议论便容易进入，仁义之言便难以进用。君主的功德高下，完全取决于此。臣不敢用谄媚之言取悦陛下。臣私下听说陛下广泛阅览前代史书，请陛下遍观史册：前代太后临朝，有哪一位没有败坏纲纪？以至公之心勤勉求治，成为英明君主，像陛下这样的吗？” 这些事情陛下自己最清楚。陛下有史册中未曾记载的盛大德行，天下也希望陛下建立史册中未曾有过的功业，而不只是维持若干年，等待君主长大而已。天下所期待的，是陛下使海内达到安定，把长久宏大的谋略留给子孙。要留下谋略、实现太平，就应当使圣德日益提升，善政功业日日更新。增进德行在于求取大道，谋求治理没有比考察古代更好的方法。大道必须向有道之士询问，古代必须向通晓古事的人请教。至于世俗浅陋之士，把守道看作迂腐，把考古看作拘泥，恰好足以迷惑扰乱君主的听闻。近年以来，士人的风气更加衰败，志向趣味污浊卑下，议论鄙陋浅薄；有高明见识和长远眼光的人，也渐渐习惯成风了。这种风气若不改变，臣认为这不是兴隆的道路，而是衰败的趋势。大体说来，浅薄世俗的人把顺从看成爱君，把压低自己看成尊敬君主，把随波逐流看成懂得变通，把沿袭错误看成遵守常规。这是今天的大患。如果这样的人很多，那么君主即使有超越世人的见识，难道能独自坚持吗？臣不知道能够进献道德之言、足以增益圣德的人有多少，但能够损害陛下长远谋划、改变陛下远大志向的人，却是有的，顾临的话就是如此。臣料想顾临的心意，不过是认为讲官不可以坐在殿上，于是借尊君来作说辞罢了。” 在殿上讲说义理，是古代经常实行的事。臣没有工夫远引古例，只以本朝故事来说。”太祖皇帝曾召王昭素讲《易》，真宗皇帝命崔颐正讲书、邢昺讲《春秋》，都在殿上。当时已有坐讲、立讲的仪式，只是后来明肃太后的意思才改变。这是祖宗尊儒重道的盛美之举，难道只是子孙应当效法吗？这是万世帝王都应效法的事。然而顾临却认为不可。顾临说讲官不可坐在殿上，那么王昭素只是平民士人，就更不应当坐了。迩英殿讲读从仁宗时期开始就这样，并不是为了避开殿上。如果是为了避开殿上，就不应设置崇政殿说书这一官职。虽以殿名设置官职，不一定必须在该殿说书，但也不会在不可以讲说的地方设置说书官。臣每次进讲，都没有不规劝皇上以祖宗的美事为法。按照顾临的意思，就是禁止皇上再做礼遇王昭素那样的事，也不能再有设置崇政殿说书官的用意。祖宗的美事，却使皇上唯独不能实行；如果皇上相信这是正确的，损害难道还不大吗？在殿上说书本来也是常事，而君主崇尚儒学之道，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还很多。” 臣如今口头上不敢说，但内心只希望辅导培育皇上尊重大道的心志，使他像前代贤明君主那样光耀史册；这绝不只是这一件事而已。顾临的见解同臣的心意，为什么差别这样大呢？况且讲经与饮宴，哪一件更重要？真宗、仁宗时期，都曾在崇政殿宴请讲读官；从来参加宴会的人都在殿上，而讲经的人却偏偏不能在殿上，臣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顾临的意思一定会说：‘那只是某一时的事情罢了；说它是常例就不可以。’如果事情合乎义理，说它是常例又有什么妨害？如果事情不合义理，即使只是一时之举也不可以。臣起初提出这件事时，执政大臣并没有认为不对；等顾临一说，便认为他正确而听从了。臣推测，认为顾临的话正确的，也许有人；如果说四五位大臣都认为正确，那一定不是这样。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不应当四五个人的见解恰好完全相同。只是因为陛下相信顾临的话，又迫于尊君的意思，所以不敢说罢了。这恐怕不是以道事君的道理。如今世俗之人能够说尊君的话，却不知道尊君的道理。君主只有道德越高，才越受尊崇；至于地位权势，已经崇高到极点，尊严已经达到极致，不能再增加了。超过礼制就不是礼，勉强抬高尊贵反而并不尊贵。” 汉明帝亲自向桓荣执弟子礼，可以说是谦逊屈己了；周宣帝把自己比作上帝，群臣斋戒洁身数日后才能入朝，可以说是自我尊崇了。然而按道理看，汉明帝是贤明的君主，百世之后仍会受人尊崇；周宣帝是昏乱的君主，百世之后仍会被人轻贱。按照顾临的见解，他一定会认为桓荣不能尊君，而周宣帝的臣子能够尊君。不懂大道的人越来越得到进用，不合道理的话天天被听见。即使君主圣明，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也恐怕不能毫无损害。后世功业越来越卑下，先王纯粹美好的道统不再见于世，正是因为浅薄世俗的议论容易被相信并得到施行。先王的美政，即使不能全部实行，考察古代的心志也不可没有；正如求学者对于圣贤的事业，即使不能全部做到，向往仰慕的心也不可没有。这才是进学求益的道路。如今顾临的意思，却是把古代先王之事看作不值得效法，认为今天的事情已经足够，不可再有进步。这就是堵塞进善之门、断绝考古之路。正当皇上年富力强、进德修业之时，他所进献的意见却是这样，作为劝讲官，难道能不加以辨明吗？如果陛下认为臣说得不对，那么对臣狂妄的惩罚，臣不敢逃避。” 万一陛下认为臣说得对，那么希望陛下明白宣示好古求道的心意，使朝廷在位之人都知道。即使是见识鄙陋的人，看到陛下圣明高远，不喜欢浅近之说，也会勉力思考义理，不敢任意坚持自己的卑俗见解，害怕在圣明的鉴察下被视为鄙陋。果真如此，就会看到道学日益彰明，至理之言日益进用，弊陋风气日益革除。还有什么利益能大过这个呢？臣的职责在于辨明义理，不敢沉默。臣惶恐恳切之至，甘愿等待治罪。

译礼部员外郎颜复上奏说：“臣听说，二帝三王的道理，到孔子时才得到充分阐明。诸子百家的辩说不能诬蔑它，万世之后的久远时间也不能使它晦暗。凡拥有天下和国家的君主，既然接受了圣人之教，就思量隆重报答，所以把孔子的祭祀同社稷一起举行。自古以来凡有土地的邦国，没有教化就不能建立；凡有生命的人都想得到食物，风俗没有礼制就不能形成。由此论定，各人的功劳轻重也就可以明白了。历代使天下达到治理的君主，又给孔子的后代加封爵位，使他们承袭美好的封号，以彰明圣人的恩泽；赐给田地、供给俸禄，使祭祀供享丰厚。然而制度尚未建立时，圣人的祭祀有时容或不能振兴。臣估量当今可以实行的办法，关键有五项：一是专任其祠祀享献，二是优厚其田地俸禄，三是恢复其庙户，四是掌管其法则，五是教训其子孙。所谓专任祠祀享献，汉魏以来，都是由孔子后裔中承袭侯爵者专门主持祭祀。国朝乾德以来，曾诏令孔子后裔应当延续世代福禄，任命曲阜官员，使他们严肃举行时祭；又诏令袭封之人常任邻近便利的官职，不得远离家庙。近代孔氏虽然承袭孔圣公的爵位，却多任外地官职，离开陵墓庙祠，名实不相符合；没有主持祭祀的官员，俎豆祭祀之事势必难以精心办理。臣请求今后袭封之人，连同按规定取得的资历次序，一并留在当地奉行祭祀。” 如果其中有才行特别出众、被朝廷选拔任用，升至通判以上官职的，就另选按次序应当承袭的人，暂时主持孔庙事务；如果没有已成年的子孙，就从近亲中选任。汉代孔霸在汉元帝即位后成为皇帝的老师，被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为褒成君。他上书请求奉行孔子祭祀，皇帝诏令把他食邑的八百户用来祭祀孔子，所以孔霸返回长子孔福到鲁地奉祀孔子，这就是前代的旧例。所谓优厚田地俸禄，前代的褒成侯、褒圣侯、崇圣侯、奉圣侯，食邑多至一千户；唐代又增加一百户作为采邑。国朝太平兴国二年，免除孔氏家族的租税赋役；到真宗朝，又增加赐田至二百顷。后来因京东监司上奏说，官府役使奴仆，年收入很少，臣请求增加赐给良田，使其家族自行耕垦，大概可以上奉祭祀、下养家人，仅仅达到封公所得的俸禄。所谓恢复庙户，自汉代以来，孔子庙有时用吏卒一百户守卫，有时又增加户数以准备洒扫。国朝祥符年间，给附近民户供奉坟墓庙宇，又拨给守兵。后来规定差派乡兵五十人，称为庙户，以承担各种杂役。熙宁役法改革后，这一制度逐渐削减；如今差役仍依旧例，臣请求恢复差派五十名庙户，守卫、洒扫孔子庙，并充任主持祭祀者的白直人员。其约束管理都采用役人的法则，使百姓不觉得劳苦，乐意出力，也不违背圣师役使百姓的本意。” 所谓掌管法则，是说孔氏祭祀是恭敬还是怠慢，财赋是否均匀通畅，使人劳作还是安逸，都取决于一时主持孔氏家务的人。若使刻薄的官吏得以寻找缺失、借此进言，因小事而废弃大典，都是因为事先没有建立防弊的法规。臣请求设置一名官员，或者就地选任本县佐官，掌管祭祀仪式、财用标准和役使类别；由郡县按时考核，并予以赏罚劝惩。这样弊端就能消除在发生之前，孔子师门也会更加受到尊崇。所谓教训子孙，祥符初年，曾赐曲阜宣圣庙九经、书疏、释文、史书和文集，命本州选拔儒生讲授。祖宗赐给圣人后裔的恩典如此深厚，后人却不能光大彰明，甚至使之废失，实在可惜。臣请求朝廷命有经学和品行的官员，或者选取儒生并授予俸禄，让他们在阙里讲授，教诲激励孔氏子孙及乡里之人。这样有才能的可以成才，懈怠的可以远离罪过，邹鲁之地的风俗教化就容易恢复，不只是能够保存孔子的祭祀而已。五项措施一并实行，那么圣朝崇尚儒学、报答根本的实际功业，就会淳厚纯正而长久，远远超过前代。”},{ 熙宁四年，秦凤路提点刑狱张舜民请求追赠张载，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鳯翔府横渠镇居住的前崇文院校书张载，学问贯通天人，诚意感动金石，凡是合乎义的地方，即使白刃当前也敢于踏上去。心中没有不能满足的，万钟厚禄又有什么可贵？他口头上仿佛不善言辞，身体也像是不能承受衣服的重量；但他的议论慷慨激烈，凛然如秋霜，即使统率万军的将领，也不足以形容他的勇气。他平日同人说话，总是谦退自下，仿佛什么也不知道。读书人坐下来同他讲解、贯通和剖析是非时，他谈论辨析如流水，即使滔滔的江汉之水，也不足以比拟他的广博。他写了万言之书，名为《正蒙》[原文“正防”疑为书名讹误]，阴阳变化的端绪，仁义道德的道理，死生性命的分别，治理国家、辨明治乱的原则，无不探究通晓。拿他同前人相比，他大概是孟轲、扬雄一类的人吧？像荀况那一类人，远远不能同张载相比。关中的学者纷纷归附他，称他为横渠先生。一旦登上他的门，言语行为便都懂得孝、悌、仁、义，好像早已修成一样。即使离张载有千里之远，过了十年之久，也不敢做一件不合义的事，常常如同张载就在自己的左右前后一边监督着。从此，西方地区的学者清楚地知道了先圣先贤的学问，也才知道从前所诵说的博闻和华丽的文章，不过是小道罢了。熙宁年间，他多次被朝廷荐举，召到京城，授任崇文院校书，不久因病辞职归去。熙宁末年，他再次来到京城，神宗正准备任用他，使他施行自己的主张。” 他的疾病再次发作，请假向西归去，死在路上。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张载身逢圣明天子，正值修饰礼文、整治政务的时期；他两次来到朝廷，最终竟不能施展一项主张，直到去世，这实在是张载短暂而薄命的不幸。有这样的人才，当年不能兴起任用，等到他年老多病、将死之时才想到治理国家的人，也不能不在心中感到惭愧。张载去世至今已有十五年，朝廷内外的臣僚仍把他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向朝廷进言的，大约有十多人；有的请求赐给田地，有的请求录用他的儿子，有的请求追赐谥号。然而皇帝的听闻高远，至今没有得到回应。现在张载只留下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衣食不足，只能寄托在亲友家中，日久月长，受人情困扰，饥寒的忧患已经十分紧迫。如果不向朝廷申诉，他们还能到哪里去诉说呢？况且君子平日修养自身、谨慎行事，本来就不是为了自己和子孙。朝廷褒奖贤人、录用善人，难道只是为了贤人的后代吗？像孟轲、荀卿、扬雄，至今已经一千多年，后世学者只能读诵他们的著作罢了；至于对他们的礼敬，却寂寥冷落，谁肯来加以搜求和表彰呢？大朝一旦给他们列入封爵，使他们在宗庙中享受祭祀，让后世看到这种情形，他们难道会比孟轲、荀卿、扬雄贤明吗？难道会比本朝的贤人更贤明吗？所以臣知道今天所说的话，并不是为了张载本人。臣恳请朝廷查考历次臣僚的奏陈，在录用其子、赐给田地、追赐谥号三件事中，凡是能够厚待张载的，只要实行一项就足够了。这样或许可以使褒奖贤人的典章只在本朝显现，使行善的风气不至于在今天衰落。”

译熙宁五年，谏议大夫朱光庭上奏说：“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把教育和培养人才作为首要事务。教育的方法，只在于使学习获得正道罢了。学习得到正道，就从诚意正心开始，最终达到辅佐君主、惠泽百姓，足以成就君子的事业。那么所谓正道是什么呢？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轲的正道，而不是释、老、庄、列、申、韩的其他道术。求学的人如果获得正道，幼年便诵习，长大后讲解，时间久了便深入内心；一生修养德行，始终践履正道不离开它，那么培养成就美好的才质，都要靠这条道路。臣自从陛下即位以来，看到天下学者忧虑他们习惯于异端，不能专一地向往正道，陛下曾下明诏告诫有关官署，不得以庄、老之学出题，也不得引用释氏、申、韩的学说；这可以说是教天下学者走向正道的根本。如今科场的诏令已经下达，臣私下听说学者习惯异端的旧习还没有改变，有关官署将来考核选拔士人，自然应当遵守前日诏令，决定士人的升降取舍。臣愚昧地请求朝廷重申前诏，从内廷的太学官员到外地各州教授，都使他们告谕学者专心遵守正道，不得仍旧习染异端。这样不仅可以使他们自己应试取得科举资格，也希望从此人人走向正道，培养成就美好的人才，巩固太平的根基。” “恳请圣上慈爱，特别赐予施行。”朱光庭又请求确定子思的封爵，上奏说：“臣仔细查考孔若虚请求给孔子的儿子孔鲤、孙子孔伋封爵的事情。古代封爵所涉及的人，有的是因为德行，有的是因为功劳，有的是因为言论。孔鲤虽然是孔子的儿子，但只是最初听闻《诗经》和礼法，德行尚未显著，便早早去世了。孔伋字子思，曾向曾子学习，得到了圣人之道的传承，著成《中庸》一书，流传于万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依照此道而行，便可以进入圣贤的境界。至于穷究性命的道理，阐发中和的极致，讲明天德的幽微，论述至诚的妙用，孟子以他为老师，然后得到这种传承，这本来就不是荀子、扬雄、韩愈所能企及的。荀子、扬雄、韩愈尚且得到圣朝茅土封爵，唯独还没有涉及子思，实在是礼制上的缺失。臣恳请朝廷特别下令礼官确定子思的封爵，以彰显朝廷尊崇圣道的心意，这也是盛大的德政。恳请圣上慈爱，特别赐予施行。” 元祐八年，侍讲学士范祖禹请求改正先圣的冠服，上奏说：“臣看到礼部员外郎杨杰上言说：‘唐朝开元年间，追谥先圣为文宣王，宫中拿出天子所穿的衮冕服给他穿。如今请求依照唐朝旧例，给他穿衮冕之服。’臣私下认为，祖宗褒奖尊崇先圣，比前代更加隆重，只是还没有采用王者制度的冕服，这大概是有关官署的错误，确实是礼制上的缺典。陛下敬慎明察、考究古制，圣德日益增进，臣愚昧地请求趁陛下驾临太学、举行酌献礼的日子，亲自观看先圣的服饰形制，特地下达圣旨，命有关官署改正，采用三代王者的礼制，以彰显陛下尊师重道、崇尚儒学的心意。这是一朝的盛大典礼，也是圣学的美事。” 哲宗时，毕仲游上奏请求贬黜异端，说：上古的书，都是用来治理天下的。然而圣人如果不替它们作出裁断，异端就会混杂其中，不能用来治理天下。若把异端掺杂进治理之道，还不如没有书而治理。因此圣人深深忧惧这种情况，把其中可以长期实行的重要原则总括为六经。六经确定之后，异端不能从中混入，这就是万世治理天下的根本。周朝衰微时，不再任用经学，圣人用于治理天下的书，已经逐渐废弃。秦朝极其无道，又加重焚毁这些书，圣人用于治理天下的书，于是几乎完全废绝。汉朝承接经书两次废毁之后，讲求访求散失的典籍，六经才大体得以保存。汉代并没有把经学之术全部拿来施用，也没有全部废弃而不用，所以循吏能够用它来整饬政治，酷吏也能够用它来辅助刑法。整饬政治的人得到尊贵地位，辅助刑法的人得到提拔，因此公孙弘研究《春秋》而做到丞相，张禹通晓经术而位列九卿，张汤任用能够传述古义的士人来裁决重大案件，吕步舒执持《春秋》的法则，专断处理政务；这些都是以经学整治政治、辅助刑法而获得尊贵和进用的实际效果。然而博士这一官职，自汉武帝以五经设立之后，后来又凭各家师法而得到进用。各家师法兴起，五经之学便支离破碎，所以像施氏、孟氏的《易》学，严氏、颜氏的《春秋》学，各自都设立博士而互不废除；这并不是能够掌握《易》《春秋》的大道，而只是掌握施氏、孟氏、严氏、颜氏各家的师法。” 所以，有的制度用来教育子弟，却看不到孝顺的教化；有的由三公荐举人才，却看不到真正懂得治理的人；有的增加官员名额，却看不到对训导有所补益；有的更改官职名称，却看不到有人称职。这些都是未能顾及实际效果。如今朝廷乐于用经术选取士人，用古义裁决案件，又想设置博士官、确定博士员额、考核功绩、编纂书册来向天下讲说，这可以说是在整顿博士的职责，却不是在整顿用经术决狱取士的途径。如果朝廷内部把经术作为根本意旨，对外把经术作为实际施用，那么天下人都会把经术当作自己的职责。博士官的兴废，又怎么会妨碍国家的治乱呢？臣听说，儒者之道，就是帝王建立治道的道路。上古帝王并不称作儒者却依靠它建立治理，后世称作儒者却依靠它建立治理；名称称与不称虽然不同，建立治理的道路却是一致的。论说者不知道儒道根源久远，于是把道德、阴阳、名家、法家等分为九类，认为道德一派源出于古代史官，得到了清静柔弱的一面，却失于放纵；阴阳一派源出于古代羲和之官，得到了顺应天时、授予时令的一面，却失于拘泥；法家一派源出于古代理官，得到了赏罚信实、必然施行的一面，却失于刻薄；至于名家、墨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各派，也无不各有所得、各有失误，各有长处和短处。” 然而，他们认为儒道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原则，源流最为久远，却又说它出自古代司徒之官，只得到仁义而失于迷惑；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最为闭塞而不通达的学问。儒道本来包备天下各种事务，并且形成有道统的完整体系，难道还有不同趋向的学派可以彼此争相夸耀吗？所谓道德、法家、阴阳等学说，不过是偏取了儒道某一方面的优点罢了，却硬说它们的长处不是出自儒道，它们的短处也不会损害道统，这并不是辅助经术、施行教化的方法。至于谈论六家学说，把道家说成无所不宜，把儒家说成要旨少、功效小，那就更加荒谬了，又哪里值得在这里加以称述呢？”

译钦宗时，起居郎胡安国论述伊川学派的情状说：“臣有幸兼任从臣之职，按例应当轮流入殿奏对；虽然染病，仍暂居祠宫。如果有所见闻，自然应当上奏，希望借此逃脱尸位素餐的责备，以报答陛下深厚隆重的恩德。臣看到，元祐初年，宰臣司马光、吕公著执掌政权、主持国事，急于求取人才，首先荐举河南处士程颐，称说他言语必定忠信，举动总是遵循礼义，实在是儒者的高尚操守、圣明时代的遗逸之士，请求加以征召，破格提拔。于是程颐从平民一跃而居于讲筵。谏议臣僚朱光庭等又上奏说，程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的才干，有制定礼制、制作乐章的才能，实在是上天所生百姓中的先觉者，是圣明时代真正的儒者。程颐被当世所知遇，已经达到极点。自从程颐主持劝讲以来，他不作巧辩，只解释经文义理；至于他如何积累诚意、感通圣心，本来不是外人能够听闻的。等到他任官行事，举动必定依据礼法；奉身退去时，进退也必定合乎义理。他修身行事所遵循的法度、规矩、准绳，独自超出诸儒之上，门人中的高才弟子也没有能够继承他的。即使崇宁年间朝廷曲意加以禁约，学者仍私下向往他，互相传习，无法遏止。” 后来程颐的门人，如谏议杨时、右史刘安节、舍人许景衡、殿院马伸、待制吴给等，逐渐得到进用，于是传播程学的人日益增多，士大夫争相磨砺自己。然而其中有些志在利禄的人，借托程学的言说来推销自己，学者无法辨别其中的真伪；传播程学的人既然失去了河洛之学的真传，程学的传承也就断绝了。壬子年，臣曾经到行在，有一位教授仲并说：‘伊川之学近来盛行，士大夫将要转而都成为伊川学派的人了。’臣对他说：‘伊川之学的传承已经微弱得如同一线，可以说是孤立无援，怎么能说盛行呢？难道只是因为它的学说传遍门徒，人人抄写传播，就把这当作兴盛吗？’从此，戴着儒冠的人，妄自标榜为伊川门人，像喻樗这一类人，比以前更加严重。有人又说：‘不是伊川门人的人，却都得到进用；喻樗是真正的伊川门人，反而不被知遇。’近臣中也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并称赞感叹，所以喻樗改官入馆时，舍人王居正替他拟写辞文说：‘近来穷究西洛学派的渊源，于是见到了古人的大体。’所谓西洛学派的渊源、古人和大体，即使程颐的高弟谢良佐、尹焞、杨时等人，尚且难以这样说，何况喻樗等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他竟敢借助诏令文辞，妄自加以褒奖抬高，明白的人对此感到忧虑。士大夫所学习的道术各自分成党派，彼此排斥攻击，就是从此开始的。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上陈状，请求不要让元祐时期的人朱震等参加考试，大概是因为他们属于新学一派。人们所见所闻已经习惯于这种学说，安于自己的见解，不肯立即改变；而传授河洛之学的人又大多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妄自尊大，不能使士人心悦诚服，所以众议喧嚣，极力诋毁讥刺。凡是学习伊洛之学的人，都想屏斥断绝异端门徒，却竟然牵连到伊川，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圣人的道理用来垂教万世，无非是中庸之道，并没有特别高深难行的学说，也没有离开世俗、不同于常人的行为；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至理。然而中庸的意义已经不明很久了，自程颢、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后，人们才可以思考而领会它的含义。否则有人就会认为高明是用来独善自身的，中庸是用来与人交往的，把本末、上下分成两条道路，反而使它的意义更加不明。士大夫的学问，应当以孔子、孟子为老师，希望言语和行为相称，可以有益于时政实用；这也是不可改变的至理。然而孔孟之道已经失传很久，自程颢、程颐兄弟开始阐明之后，人们才可以学习并达到这种境界。” 否则，有人只把六经和《论语》《孟子》的书作为口头耳闻的工具，借此求取世俗资历、谋求利禄，就更加无法找到进入圣贤之道的门径了。如今想使学者践行中庸、以孔孟为师，却禁止他们学习程颐的学说，这就像已经进入房屋，却不从门进去，难道不是错误吗？程颐研究《易》，依据义理阐明卦象，认识到本体与作用同出一源；研究《春秋》，从历史事实中体现义理，认识到圣人的大用；研究各经和《论语》《孟子》，阐发其中精微深奥的意义，认识到求仁的方法和进德的次序。既然如此，狂妄怪异的言论、淫靡的学说、鄙陋的譬喻，难道会是程颐的文章吗？程颐的行为，与人交往时忠诚足以感动乡里；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时，孝悌显现在家庭；在辞受取舍方面，若不合道义，即使极小的利益也不取不给。即使有人给他千钟俸禄，他也一定有不顾惜的时候。除此以外，他也只是和常人一样。既然如此，头戴幅巾、身穿宽袖、傲慢地仰视、迈着阔步，难道会是程颐的行为吗？从前伯夷、柳下惠那样的贤人，如果没有孔子，他们也不过是西山饿夫、东国受黜的臣子罢了。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这四个人都以道学和德行闻名当世，是公卿大夫所敬仰、爱慕并尊奉为老师的人。” 司马光、吕公著、韩绛、吕大防等人，没有不论奏推荐他们的。只是王安石当权，又加上蔡京掌政，曲意排斥压抑他们，所以才有西山饿夫、东国受黜之人的困厄，他们的道也未能施行，实在令人痛惜。如今邵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六十卷，载有《正蒙书》十七篇；程颐有《易传》《春秋传》十卷。程颢虽未及著述，但门人弟子向他质疑请教、他回答问题的言语流传于世的很多；又有《书铭》《诗铭》等一并流行于世，但传抄者大多失去了原意。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降指挥，下令礼官讨论旧例，给这四人加封号，载入祀典，列在荀况、扬雄之列，以显示圣明时代即使正当禁止暴乱、奉诏讨伐有罪之人的时候，也自有崇尚儒学、尊重道德、喜好义理的意旨。仍请下诏令馆阁汇集四人的遗书，委派官员校正，选取精要刊行，使学者便于传习，辅翼六经，进一步尊崇孔子、孟子的道，使邪说不能乘隙兴起，于是天下的道术得以确定，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译高宗时，胡寅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建国公出宫就学，陛下选拔儒学中年高而老成的人充任辅导官职，本来是要使建国公亲近正人、见到正事、听闻正道，涵养器度资质、薰陶道德性情，以符合陛下大力建立宗室支系的意旨。凡有举措，怎能不慎重呢？臣谨慎考察古代帝王教育世子的制度，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礼记·文王世子》篇说：‘世子初次入学，必定在先圣、先师前行释奠礼；设置太傅、少傅来教养他，是希望他懂得父子、君臣的道理。’父子、君臣的本性，人人都从上天那里禀受；先圣、先师则穷尽其中的道理，把它载入六经、《论语》《孟子》等书，向万世显示。所以世子初次入学，必定在先圣、先师前释奠，是希望他知道道理的根本所在。至于老子、佛教二家的学说，则毁弃父子关系，否定君臣关系，泯灭扰乱百姓应有的伦理，是对世人的重大祸害。前代拥有国家的君主，有的沉溺于此，无不招致祸乱亡国。如今却把他们的塑像设置在资善堂，而不以先圣、先师作为敬仰效法的对象，这不是用来训导建国公的办法。若说祈福保佑是民俗中不能避免的事情，那就更加鄙俗，君子不应谈论。” 恭敬希望陛下向范冲、朱震询问，他们也一定会认为这样的举措不对。即使建国公尚未加冠，不能举行释奠礼，也应当先在资善堂中尊崇修饰先圣、先师的塑像，使他每天早晨入朝时都能瞻仰，以产生恭敬钦仰之心，这也是劝勉学习的一种帮助。如今士大夫家庭教导儿童，没有不这样做的，实在是因为人的兴趣习惯无不形成于最初。怎么能说刚刚建立资善堂，就可以轻率地作出错误举措呢？录黄中涉及此事的这一条，并不恰当，臣不敢签署施行。” 右正言陈渊上奏说：“从前孟轲著书七篇，末章详细叙述从尧、舜到孔子的传承，其中有通过亲见而知晓道的人，也有通过听闻而知晓道的人，最后又接着说：‘距离圣人的时代是这样不远，接近圣人的居处是这样近。然而没有这样的人吗？那就真的没有这样的人了吗？’他的意思是，道存在于天下，从古至今无处不是如此，但一定要有人阐明并推行它，之后才能流传万世而没有弊害。这几位圣人，就是道所依赖而得以流传的人。道本来不会穷尽，传承也不会终止。从孔子到孟轲，仍然可以通过耳闻目见相接；得到孔子传承的，除了孟轲还能是谁？所以从汉代到唐代，像扬雄、韩愈这样的知晓道的人，没有不推尊孟子的。世上谈论道的人，也一定说‘孔孟’；说‘孔孟’，是为了表明二者的道理没有不同。难道是诸子百家所能比拟的吗？近来陛下诏告天下学者，应当以孔孟为师，不可偏执一端，这确实是万世不可改变的论断。然而孔孟的言论载在典籍中，明亮如日月星辰，有眼睛的人都能共同看见，有心的人都能共同知晓。它的要旨在哪里？难道不是所谓广大、中正、至正的道理吗？” 广大、中正、至正的道理，正是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孟子的地方。至于诸子百家的学说，有的被人事遮蔽而不知道天理，有的被天理遮蔽而不知道人事；有的局限于只求自利，不能推及万物；有的局限于兼爱，不能成就自身。它们所归不同，内外不相符合，于是诙谐诡异、虚妄怪诞的言论兴起，偏邪淫荡、隐遁逃避的言辞占了上风，广大中正的道理便开始不能施行。如今想让学者以孔孟为师，就必须使他们懂得广大中正、至正的道理。自从改变科举科目以来，天下学士无所适从。如果朝廷仍不免以文章取士，就应当明白诏令有关部门，审慎决定取舍，不要沉溺于诸子百家的学说，只遵从广大中正、至正的道理，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志向重新在今天实行。这岂只是今天学者的幸运，将是天下和后世真正的幸运。”}], 渊又上奏说：“臣听说古人有句话：‘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实际努力去做得怎样。’说了却不能实行，是自古以来的弊病。譬如想到燕国去，车头朝北却向南奔走，昼夜不停，虽然有快有慢，终究不能到达燕国；如果只是坐着谈论燕国，又怎么能到达那里呢？傅说之所以说知易行难，孔子之所以重视亲身实行，就是这个道理。即便如此，知道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实行它为乐的人；喜爱并乐于实行，是能够实行的原因。但实行又必须以知道为先，那么难道可以不先知道吗？不知其道而勉强实行，就像要去燕国却把车辕朝南，纵然奔驰得很快，心里想着并州、幽州，脚却走向吴越，终究到不了燕国。臣观察墨子的学说，取法茅屋土台的俭朴，乐于手掌生茧、脚底结胝的劳苦，甚至磨秃头顶、磨破脚跟，只要有利于天下就去做，那么他所实行的似乎与儒者没有不同。然而孟子斥责他，认为兼爱会使人无父；这种思想发自内心，就会危害实际事务；危害事务，就会危害政事，不能作为规范。这难道是儒者所应做的吗？所以认为尧舜正确、桀纣错误，是儒家和墨家相同之处。至于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的根本，墨家确实有不知道的地方。不了解尧舜，却借托尧舜的名义来实行自己的私意，这大概就是孟子所以正名为邪说并加以排斥的原因吧？” “由此说来，实行确实艰难，而真正认识它也并不容易。自从王氏之学传播天下以来，他的门徒把他尊奉得与孔子相等，动辄以奇特高超的行为来感动人，又以华丽文章来自夸，好像用锦绣遮盖陷阱；人们因喜爱而跟从，少有不掉进去的。实行了六十多年，它的祸害已经显露出来，现在可以改正了。但人们的认识，起初并没有不同于过去。正当此时，如果想使天下的学者背离邪说而归向正道，抛弃旧说而谋求革新，不反过来改变他们原有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圣人之道，难道能够一下子改变而达到道吗？孟子说：‘学习这件事，夏、商、周三代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阐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又说：‘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境界。’又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学习是为了阐明人伦，而人伦的最高境界不超过孝悌；这本来是王氏认为浅近而不值得认识的地方，却不知道贯通天与人、沟通物与我、合一内与外的道理就在其中。不懂得这一点，凭什么实行呢？现在陛下亲自实行尧舜的孝悌之道，实行已久，至诚感动神明，干羽之舞自然使有苗来归，成效已经显著，难道不是因为您对它有深刻认识吗？可是陛下既然已经认识并实行，也应当使天下人都认识它。” “认识并实行它的人多了，那么我们的道统就会不待期望而自然达到天下。前年诏谕天下学者，应当以孔子、孟子为老师，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王氏的学说没有立即禁止，朝廷内外纷纷扰扰，不知应当归向哪里。臣认为应当明确表示好恶，一律罢黜，使学者闭口，不敢再谈论它，这样或许可以防止各自舍弃本来的正道，使天下真正的认识得以出现。臣怀着这点诚恳的心意，愿陛下裁察。”

译孝宗时，国子司业刘爚上奏说：“宋朝兴起以后，六经中隐微的道理，孔子、孟子留下的话，在千年之后重新得到阐明；用来侍奉父亲就是孝，用来侍奉君主就是忠，这就是世人所说的道学。庆元以来，权臣奸佞掌握国政，憎恶别人议论自己，指道学为伪学，排斥道学之人，禁止道学书籍，使学者无所依归；人们趋向污下，道义不明，私欲横流，廉耻日益丧失。回想从前禁绝道学的事情，实在不能不承担这个罪责。等到他们已经出仕以后，再想使其修治职务、树立名节，已经不可能了。请求撤销斥称伪学的诏令，使邪说停止，端正人心，以成为国家社稷之福。” 宁宗初即位，侍讲彭龟年论述恢复经筵坐讲制度，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本朝太祖艺祖在开宝四年召王昭素，赐座讲解《易经》；从此历代圣主相承，凡有讲读，没有不赐座的。乾兴年间，孙奭坐着讲经，当时仁宗年幼，扶着案几站着听讲。孙奭于是请求站立讲经，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不对。熙宁元年，吕公著等请求恢复坐讲的旧制度，诏令太常礼院详细议定。于是韩维等人说：‘列班侍从的大臣尚且可以环坐，手执经书讲解的人，反而让他独自站立，事情体制的轻重，实在不妥。请依照天禧旧制，以彰显陛下考察古制、尊重圣道的心意。’当时龚鼎臣等人认为不可，于是没有恢复实行。恭敬地想，陛下留心学问，增加讲读官员，在应当讲经的日子，早晚各讲一次，本来已经光大了祖宗制度。早间在正殿听讲，一概沿用近来的惯例，讲官站立侍奉，不废君臣之礼；晚间在后殿听讲，又恢复旧制，讲官坐着侍奉，也充分体现君臣之情。情与礼都得到充分体现，这是古今难有的事，有见识的人无不私下赞叹陛下圣明，处置得合乎道理。既然已经实行，议论者却把坐讲说成错误，拘守后世尊君卑臣的看法，反而丧失先王爱好善言、忘却权势的诚意。” “虽然知道陛下是不得已才听从他们，但这样会使陛下的圣德不能彰明，祖宗的旧制不能恢复，实在令人痛惜。臣如今检出程颐与顾临关于殿上不讲书一事的奏札，连同原件一并进呈。程颐的本意，只是想借此辅助培养君主尊重圣道的心意，实在值得采纳。倘蒙圣明阅览，便可看出近来废止坐讲究竟是对还是错。像臣这样不学无术的人，本来不配列在劝讲之臣中。如果这一礼制得以恢复，天下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的士人，一定会听到风声而奋起，来符合陛下的心意。臣怀着深切诚意，愿竭尽忠心。” 龟年任吏部侍郎时，又论述经筵讲读不应按官职高低混杂压次排列。他上奏说：“臣冒昧怀着诚恳之意，仰求陛下垂听。臣一向没有学术，却蒙受恩宠侍奉经筵，早晚惶恐不安，深怕无法称职。臣看到中书舍人陈傅良、焕章阁待制朱熹一同授任侍讲，而臣忝居吏部侍郎，班次偶然在二位大臣之上。臣的学问实在不如二位，在经筵讲读时，理应按照学问高低排列，不应按官职高低混杂压次。臣又查得，傅尧俞任吏部尚书兼侍读时，以翰林学士承旨苏颂兼任侍读，班次在尧俞之下。尧俞认为苏颂是国家杰出的老臣，学识贯通，非尧俞所能相比，于是请求在迩英殿进见时，排列在苏颂之后；并且认为一同侍奉经筵，和外朝任职不同，尊崇德行、敬重年长，足以为天下树立榜样。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准许臣按照尧俞的请求，在讲经之日让臣排列在傅良、朱熹之下。这样不但能使臣这个愚人稍稍安心，也符合公议。” 嘉定八年，转运判官魏了翁上议说：“臣以浅陋的晚学，错误地承受选拔任用，擢升掌管祥刑。既然担任这一职务，又兼任漕运，空缺官职，现令臣兼管两项职务；臣分内所关联的，是兴办教育、设置教师、崇尚教化、改善风俗，这些事情不应落后。臣想，国朝盛时，前代正直贤臣、伟大公卿多在蜀地任职，他们在世时有显赫官秩，死后有褒美谥章，载于史册的，臣不再赘述。然而其中有些人道德崇高，足为世人师表，而爵位与其德行不相称，又没有举行改定谥号的典礼；臣职在劝学，这正是应当陈述的。臣私下看到，已故虞部郎中周颐曾任合州佥书判官，州中事务不经过他的裁决，属吏不敢擅自决定，治下百姓也不敢违抗。传记称，蜀地贤人君子没有不喜欢称道他的。他的遗风所及，直到今天仍未泯灭，士人争相讲学，百姓知道归向。春秋祭祀奉献祭品，长久不曾废止。臣刚到任时，曾派属吏到他的祠庙祭祀并使用币帛。回来后又思量，这不过是周颐施行于一方、见于实际行为的一二件事罢了。自周朝衰落，孔子、孟子去世，经过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没有共同尊奉的宗主，思想分裂离散，无所归依。质朴的人拘泥于占毕训诂，聪敏的人沉溺于记诵博览和辞章。” “谈论义理的，归于清虚寂寞；讨论政事的，崇尚功利权术；他们欺骗百姓、迷惑世人，以至于深入肌髓，已经不可救药。这些百姓，正是尧舜和三代用来治理天下的对象。经过秦以后的一千几百年，天下太平的日子少，动乱的日子多，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而周颐却在百世之后独自奋起，开始探求造化的最高奥秘，创制图式、撰写书籍，阐明幽深隐秘的道理，向人们指出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为的要领，使诵读他遗文的人，才得以明白洙泗一脉的正统传承，也知道世上所谓的学者，不是拘泥于世俗教师，就是沉沦于异端，其中有许多是不值得学习的。又有河南程颢、程颐，亲自得到周颐的传授，他们的学说更加广泛振兴。三人虽然都没有在当时得到大用，但他们继承前代圣贤、启发后世贤哲、阐明天理、端正人心，对于一代治乱、万世明暗的关系更加重大。不仅因为他们的官爵不高，连表彰他们节操德行的文字，也没有人能够阐明。绍兴初年，侍讲胡安国曾向朝廷请求，赐封程颢兄弟爵位，使他们能够在先圣先师的庙中配享祭祀。后来乾道年间，太学录魏掞之又曾向宰相陈述，请在太学祭祀程颢兄弟，但最终没有实行。” “像周颐这样的人，又是程颢兄弟亲自接受教诲、奉为老师的人，安国、掞之尚且没有来得及为他陈说，实在是礼典的缺失。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详细审察臣所陈述的内容，若认为可以采纳，请下交礼官，依照先朝邵雍、徐积等人的旧例，特赐周颐美谥，使海内人士都知道正学的宗主。这对于表彰、传播并激励世风，实在不是小的补益。如果程颐兄弟也一同得到改定谥号的礼典待遇，就更足以彰明当今崇尚儒学、尊重圣道的心意。臣本是蜀人，出于对周颐的追思，冒昧谈及此事，越过职权、超出本分，臣知道自己有罪了。惟愿陛下裁察施恩。”

译宁宗时，袁说友请求留用朱熹的奏状说：“臣等私下听说，陛下近来下发御笔，直接交付侍讲朱熹，让他到外地祠禄任职。这道命令一传出，全国都疑惑震惊，馆阁、太学都有奏章，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台和谏官相继上章驳斥。似乎听说圣意已经醒悟，但还没有收回成命，人心惶惶，臣等深深替国家惋惜这件事体。臣等身居从列，不敢默然不言。臣认为，君主初临政务，最急迫的莫过于收取人望；损害盛德，没有比违拂人心更大的。朱熹的贤能，天下共同知道。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加以聘召，置于经筵，人人传诵，认为这是盛德之举。不到两个月，无故抛弃驱逐他，不但失去了讲学的辅助，前日的美意，天下也不再相信了。违拂人心，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朱熹入朝以来，凡是所论奏的，无不是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话。如今突然让他离去，人人不明白原因，都认为陛下是害怕他的言论高大难行，好像有人强迫您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过去尊重他，顷刻间却抛弃他；喜欢听柔顺圆熟的话，却严厉畏惧切直的言论，这是君主深深应当戒惧的。陛下爱好贤才、乐于善政，应当不会这样。臣等私下看到，朱熹怀抱圣贤之学，多次聘请都不肯出仕，后来翻然为陛下一出，由此可以看出君臣道合、彼此相得的诚心。” “朱熹平日归隐，洁身自守，本来就是他的志愿。成命既然发出，朱熹一定不肯再留下。臣等这点议论，实在是因为关系国家体统，并不只是为了一个朱熹。命令虽然出自深宫，但到了施行时，应当经过中书省。因此唐人说：‘不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为敕令？’祖宗朝代从未像这样用御笔直接交付给某个人；这是不用中书省，破坏纲纪。以后有人援引这件事作为成例，一定会认为是从今天开始的。陛下难道不重视并痛惜这一点吗？臣等希望圣上慈爱，收回前日直接下发的御笔，俯从给事中、中书舍人、台谏的请求。即使朱熹决不会肯留下，陛下崇尚儒学、礼敬贤才、改过从善的心意，仍然可以向天下昭明，臣等实在感到万分庆幸。冒犯天威，臣等无比震惧，恭候您的裁命。” 元太宗时，中书令耶律楚材上奏说：“制造器物必须使用良工，守成治国必须任用儒臣。儒者的事业，如果不积累几十年，大概很难完成。”皇帝说：“果真如此，就授予这些人官职。”耶律楚材说：“请先考核试用他们。”于是按各郡进行考试，即使是被俘而沦为奴隶的儒生，也命令他们参加考试。宪宗即位，高智耀入朝觐见，说：“儒者所学习的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统。自古以来，凡是建立国家的君主，任用儒道就能治理好，不任用就会失败。培养成材，是为了将来供国家任用，应当免除他们的徭役，以便教育培养。”皇帝问：“儒者和巫医相比怎么样？”高智耀回答：“儒者用纲常治理天下，哪里是方术医技可以相比的？”皇帝说：“好。”此前没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朕，于是下诏恢复天下儒士的徭役免除。” 世祖时，侍讲学士图克坦公履想奏请实行贡举，知道皇帝尊重佛教中的教门而轻视禅门，便对皇帝说：“儒家也有教门，也有禅门。科举类似教门，道学类似禅门。”皇帝大怒，召姚枢、许衡和宰臣到朝廷上辩论。奉训大夫董文忠从外面进来，皇帝问：“你每天诵读《四书》，也是道学家吗？”董文忠回答：“陛下常说，士人不治理经学，不讲孔孟之道，却去作诗赋，这对修身有什么关系，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从此天下士人渐渐知道应当从事实学。臣如今所诵读的都是孔孟之言，哪里知道所谓道学是什么？而那些庸俗儒生固守亡国遗留下来的旧习，想推行他们的学说，所以用这种说法来迷惑圣听，恐怕并不是陛下教人修身治国的本意。事情于是停止。” 戊申年春，举行释奠礼，把祭肉赐给世祖。世祖问：“孔子享受庙食的礼制是怎样的？”张德辉回答：“孔子是万代君王的老师，有国家的君主尊敬他，就应当庄严修整他的庙宇，按时修治祭祀。尊崇与否，对圣人自身没有损益，只是借此看当代君主崇尚儒学、尊重圣道的心意如何罢了。”世祖说：“从今以后，这项礼制不要废止。” 起初，曲阜孔子庙历代都拨给民户一百家，供其洒扫，并免除这些人家的赋役。世祖时，尚书省因清查户籍的缘故，把这些人家全部收回编为普通民户。太常少卿王磐上言说：“林庙户一百家，每年所缴纳的钱不过六百贯，只相当于一个六品官一年的俸禄。圣朝疆域万里，每年财赋以亿万计，难道吝惜一个六品官的俸禄，不肯用来供养孔子吗？况且这对府库增加的收入不多，对国家体统的损害却很大。”当时舆论认为他说得对。平民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圣人建立教化，是使人的性情畅达而作《诗》，条理纲纪而定《书》，依据天理人文制定《礼》，宣扬国风民俗而作《乐》，使天地相参、阴阳得到阐发而作《易》，尊贵居上、卑贱居下，严格昭示名分而作《春秋》。从上古洪荒时代起，礼节文饰虽然还没有分明，但这些道理从未不具备。总的说叫作道，分开说就是五常，散开说就是百行；可以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叫真正的儒者。过去圣人的学问，内在于心而表现于外，得到于心而应答于口；蕴藏时是灵明，显现时是英华，凡是发言启迪，都无不是文采自然流露。后世才疏见浅的人，拾取古人糟粕的残余，把雕章琢句当作最高境界，于是有人聚萤映雪，勤苦不懈，穷究一部经书直到头发花白，写成一篇文章要耗费多年。自从《诗》变为《骚》，《骚》变为汉魏六朝文章，直到唐末，儒学风气已经扫地。其间名声照耀千年的、卓然不群的文章，无非《三都赋》《两京赋》《大人赋》《长杨赋》一类，以及‘春草池塘’‘枫冷吴江’一类诗句；他们自以为是儒者的宗师，却不知道已经陷入俳优的雕虫小技。”

译“儒家文章本来同出一源，却分成不同流派，天下没有人肯加以辨析。孔门四科中有文学一科，子游、子夏都列于其中。臣曾依据《鲁论》考察，子游说：‘追根究本，就没有什么可怎么办的了。’子夏说：‘即使有人说他还没有学习，我也一定说他已经学习了。’这就是所谓文学，恰恰是致力于根本，哪里是后世趋逐末流、丧失根本的文章呢？圣人还因为他的文才胜过实际，压低文学而把政事置于其上，由此可知圣门并非可以断绝文章，但也从未以文章为贵。所以借文章来传道，道传下去后，文章就只是渡河的筌、登高的梯了。自从道衰落以来，不明白道的人竞相推重文辞，把文章不加修饰的颜回、孟子，把吐气成珠的曾参、闵子骞；他们不精通政务，抛弃大道而不顾。和那些穷究一部经书的人相比，他们还要低下。选官部门依据他们来选取人才，时论又对他们表示敬重而闭口不言；等到他们身居要职、家中享有丰厚俸禄，处理事务却茫然无措，权力归于属吏，饱读千古书籍却拘泥于没有裁决力的言论，拘守一己的节操而耽误当时政务，政务条目杂乱琐碎，治理成果纷乱不明。即使才华如司马相如，操守如范丹，外表秀美却没有实际成效，清廉却不能办事，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使那些凶悍无知的年轻人反过来讥笑说：‘儒者之道，我已经知道了！’ “听到他们的名声，似乎响彻九霄之上；考察他们的实际，实际上却低到黄泉之下。”臣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儒者。这些人也不过是只重文章的庸俗文士，玷辱圣人的门庭，空占国家的职位，窃取天下的名声，滥列在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假使欧阳修听到这种情况，一定会为之长叹；假使贾谊听到，一定会为之痛哭。圣人说：“你要做君子儒。”又说：“上天如果不想让这种文化灭亡……”如今国家车轨统一、文字统一，臣认为最应该任用真正的儒者，但也不应仓促抛弃文士一类。臣看到，现今内则以京师为根本，外则恩泽遍及各地，都设置学校来改变风俗、扩大并彰明教化纲纪。希望陛下充分宣扬天道，命有关部门考察科举，限定录取人数，以权衡天下有才德的人，这样儒者与文士两方面都不会被遗漏。凡对策超过等第、足以参预政务的人，考察其三德八才，按照资格安排到政事官的品流之中；凡是熟习礼义文章、学问丰厚的人，允许参加考试考核，查验实际等级，授予教官。凡教官考核任满，不限定人数，都允许参加对策；对策合格的，逐级升迁并授官，不合格的，就只在教官系统内调转。凡已经进入政事官系统的人，则有考核其治绩优劣的办法。这样或许能做到官位不空置，儒者不成为庸才，并且使家塾、党庠、术序、国学，无不穷究道与器的奥妙，精研政治教化的根源；幼年学习，壮年实行，润饰当代的法制，延续社稷的福祚，安定百姓的生计，壮大名教的元气，一举而四方面的便利都能建立。”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经籍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都受到学者尊崇。当时议论想为《左氏传》设置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浅薄末流，不应设立博士。陈元听说后，便上奏说：“陛下平定动乱、恢复正道，文治武功并用，深深忧虑经学艺术错杂、真伪混乱，每逢临朝，总要召集群臣讲论圣人之道。您知道左丘明是极贤的人，亲自接受过孔子传授，而《公羊传》《谷梁传》只是后世传闻，所以诏令设立《左氏》博士，广泛询问可否，表示不专断己见，而把事情交给群臣。如今议论者沉溺于自己所习，玩弄并固守旧闻，拘执空虚言论；他们传授的说法，已经不是亲眼所见、合乎事实的道理。《左氏》一门孤学，赞同的人很少，于是被其他学派掩盖冒充。最高妙的声音不能迎合众人的听觉，所以伯牙断弦；最珍贵的宝物不符合众人的爱好，所以卞和泣血。孔子有圣德尚且不被世人容纳，何况竹帛上流传下来的文章，被随声附和的人排斥，本来就是常情。若不是陛下极其明察，谁能辨明这些呢？臣陈元私下看到，博士范升等人议奏《左氏春秋》不可设立，并列举太史公违背事实的地方共四十五事。考察范升等人的说法，前后互相矛盾，都是割裂短小文句，轻慢细微言辞，把年代数字稍有差异说成大错，把遗漏细微意义说成严重罪过，专门挑毛病、找过失，掩盖其中宏大的美善。” “这正是所谓小的辨析破坏大的言论，浅薄言辞破坏大道。范升等人又说：‘先帝没有把《左氏》当作经典，所以没有设置博士，后代君主应当沿袭。’臣愚昧地认为，如果凡是先帝实行的事情，后代君主都必须实行，那么盘庚就不应迁都到殷，周公就不应营建洛邑，陛下也不应定都山东。过去孝武皇帝喜爱《公羊传》，卫太子喜爱《谷梁传》，孝武帝曾下诏令太子学习《公羊》，不许学习《谷梁》。孝宣皇帝在民间时，听说卫太子喜爱《谷梁》，于是独自学习它；等到即位，在石渠阁讨论经义，于是《谷梁》学派兴盛，直到今天仍与《公羊》并存。这说明先帝和后帝各有自己的取舍，不一定互相沿袭。孔子说：‘衣服只要纯朴俭约，我可以随众；至于在堂下拜见，我却不这样做。’明察的人独自看见真相，不会被朱红和紫色迷惑；善听的人独自听出声音，不会混淆清音和浊音。离朱不会因巧妙的幻术改变视线，师旷不会因新奇的乐声改变听觉。如今干戈稍稍平息，军事事务略有收敛，陛下可以留心圣人之学，眷顾儒雅之士，采纳孔子不在堂下拜见的意义，最终遵从圣明而独到的见解，分清黑白，建立《左氏》博士，解释先圣积累的疑结，淘汰学者长期的疑惑，使基业流传万世，后来的学者不再狐疑，那就是天下的大幸。” 臣陈元愚昧鄙陋，曾经传习老师的言说；如果能够穿着粗布衣被召见，伏在朝廷庭下，诵说孔氏的正道，申理丘明长期的冤屈，即使所说不合经义、不能考合古事而遭到重罚，臣即使死去，也会认为这一天如同重新获得生命。建武四年，当初尚书令韩歆上奏，想为费氏《易》学和《左氏春秋》设置博士，诏令下达让群臣议论。这年正月，公卿大夫和博士在云台朝见，皇帝说：“范博士可以上前平议这件事。”范升起身回答：“《左氏》不以孔子为祖师，而出自左丘明；师徒相传又没有明确传人，并且不是先帝所保存的学说，没有理由设立博士。”于是他与韩歆、太中大夫许淑等人相互辩难，到中午才停止。范升退下后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不考察古道，就无法承受上天之命；臣子不述说旧制，就无法奉事君主。陛下怜悯学术衰微，劳心于经术，心怀广泛求知，所以各种异端争相进来。近来有关部门请求设置京氏《易》博士，群臣办事却没有人能够据守正道。京氏既然设立，费氏便怨恨不平；《左氏春秋》又想与之比类，也希望设置博士。京氏、费氏实行之后，接着又会有高氏《春秋》学派，以及邹氏、夹氏。如果让《左氏》、费氏得到博士职位，高氏、邹氏、夹氏等五经中的奇异学派也都来请求设立，各自坚持己见，互相乖违争执。采纳它们，就会失去正道；不采纳，又会失去人才，恐怕陛下最终一定会厌倦这种纷杂的听闻。孔子说：‘广泛学习而用约束归纳它，就不会背离正道。’” “学习广博却不能归纳约束，必然会背离正道。颜渊说：‘先生用文章使我广博，又用礼来约束我。’孔子可以说是懂得教育，颜渊可以说是善于学习。老子说：‘学习道，每天减少一些；减少就是归约。’又说：‘断绝末流之学，就没有忧患。’如今费氏、左氏两种学说都没有真正的本门老师，却有许多反常异说。先帝和前代对此已有疑虑，所以京氏之学虽然一度设立，随即又被废止。可疑的道理不能遵行，可疑的事情不能实行。《诗》《书》的创作流传已经很久，孔子尚且周游各地、考察遗迹，直到知道天命，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订正《雅》《颂》。如今陛下刚刚创建天下，纲纪尚未确定，虽然设置了学官，却没有弟子，《诗》《书》无人讲习，礼乐也没有修明。奏请设立《左氏》博士，并不是当前政务的急务。孔子说：‘专意攻击异端，这就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