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七

译一致的。老子说：‘百姓常常不畏惧死亡，那又何必用死亡来吓唬他们？如果使百姓常常畏惧死亡，对于作恶行奇的人，我把他抓来杀掉，谁还敢作恶？’这就是说，祖宗不以刑罚威势恐吓百姓，大概是从老子的话中有所领会。” 陈瓘又谈到改正诉理之事，请求依法处治防详官蹇序辰、安惇，典刑奏状说：“臣听说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说：‘不要在众多狱讼和众多事务上有所错误。’即使在成周盛世，也把误断狱案作为戒惧。神宗熙宁年间诏书说：‘狱讼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是担心天下审理狱案的官吏有粉饰供词、锻炼成罪的过失。周公对于众多狱案，戒备其中有误；神宗对于狱讼，担心失去实情。前后的圣人，难道用心不同吗？臣下看到，元符三年六月十八日敕令说：防详诉理所改正超过元祐诉理的人，除依元符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指挥外，其后来接续奏请而降下的指挥一概不再施行；已经施行的，都依照此次指挥办理。除去把言语不顺另列一项外，防改正【原文“防”字疑误】的有七百多人，被洗刷冤屈的人可以说很多了。既然无罪的人得以洗刷，那么像蹇序辰、安惇这样的防详官，怎么可以不加罪呢？谨按安惇的奏状说：‘凡是在元丰年间获罪的人，如果特地出于圣上的裁断，用来劝善惩恶于天下，那么臣下不应擅自替他们申理昭雪。若经有司勘断，必定是情实与法律相当，上下才敢施行。’ “不知道当时有司是怎样替他们申理昭雪的？”臣私下认为，审讯狱案、判定罪罚而能使情实与法律相当，如果不是皋陶那样的士师，不能做到。周公戒惧狱案有误，神宗担心狱讼失实，正是害怕情实与法律不能相当。如今却说有司勘断必定情法相当，这样看来，元丰年间九州内外担任有司的官员全都是皋陶了。这种谄媚欺诳，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元符年间的有司就是元丰年间的有司。去年邹浩的案件，在京城和新州被牵连逮捕的总共有几百人。按照法律定罪，邹浩就是严重诬陷君父，他的同党就是共同作恶、互相助成；若论实际情状，邹浩却是竭尽忠诚于朝廷，他的同党则是厚待亲戚朋友。事实情状如此，而使用法律却那样，能说情法相当吗？安惇身为执法官，职责在于进谏和纠正，尚且率领同僚共同诬陷，却说元丰有司审断的案件人人都能情法相当，这能欺骗天下吗？又如司马光《宣训》中的话，追究惩治刘挚等人，有的说是因为凶悖之意，有的说是因为奸逆之谋。按照法律定罪，几乎要诛灭全族；若论实际情状，则全都是诬罔。既然元符大臣加罪于人，情实与法律违背尚且如此，却说元丰有司能使情法相当，谁敢认为这样是对的？” “如果说这是出于圣上的裁断，用来向臣下显示劝善惩恶，臣下便不应擅自替人申理昭雪，那么从道理看也未必如此。臣请用近来的事情说明。熙宁、元丰的旧例是，开封府公事如果情轻法重，或者情重法轻，就依附例取裁；凡封入请宝的案件，临时决定轻重，都出于圣上的裁断。元祐以来，开封府官员请求改变旧法，不再依附例取裁，任凭喜怒而随意加减刑罚。请宝裁决的事情，虽经圣上裁断，而仍然故意造成出入，实在是由于开封府有这一类做法。若重新申明并改正，又怎么会有损于圣人劝善惩恶的本意呢？又有司勘办公事，依例差遣官员录问，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改变的制度。绍圣四年正月以后，开封府勘办公事，却一面画押批准，直接奏请裁断，不再录问。含冤的人即使遭受冤枉横祸，既没有复审，怎么能够自行申诉？虽说是本府取裁、事情经过圣上裁断，但请求不再录问，实在也是由于有司有这一类做法。若重新申明并改正，又怎么会有损于圣人劝善惩恶的本意呢？先帝知道其中缘故，于是改定这两项制度：请宝的公事依旧依附例取裁，直接奏请裁断的案件依旧录

译问。从此以后，开封府不敢越过法例擅自请裁，罪人也能借助审复而自行申诉。”

译在这两项制度尚未改定时，开封府公事的勘断如果有失误，谁敢认为是圣上裁断的错误呢？大概君主应当因时变通，不拘泥固执；事情有不便之处，改掉就是了。从前虽然没有改，现在也应当改，这正是今昔相承的道理，也是前人创制、后人继述的原则。因此重新实行审问、再次依附例取裁，是哲宗亲自改定的事情。召回邹浩、叙复司马光和刘挚的官职，是先朝想要改正而今天应当继承的事情。善于继承祖宗的事业，共同发扬一家之美，又何必计较先后彼此呢？从今天看过去，元丰时期应合时世的政事，都是后来逐渐改正的，也都只是圣人的遗迹罢了。既然不能拘泥于遗迹，为什么唯独对于有司勘断的事情，偏要坚持它绝无错误？发表这种说法的人，不过是想赞誉元丰，而自以为尽忠于神宗罢了。神宗的盛德大业，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不是凡夫愚人几句讥评或赞誉所能增损的。况且他们所赞誉的只是元丰有司罢了，难道不显得浅陋吗？《传》说：‘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武王的孝，是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令；孟庄子的孝也是如此。若以孟庄子为准则，那么元丰的事情都不可以改变，就不只是诉理之事了。” 如果以武王善于继述的心意为准，而不拘泥于圣人已经形成的旧迹，那么改正防详诉理之事，可以说符合公议了。蹇序辰、安惇接受大臣的讽谕，另有意图，于是说诉理之事关系到先朝的形迹，必须如此施行，才称得上继述之义。结果使朝廷纷争之事接连不断。按公议考察，应当依法正典刑。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威严裁断。”},{ 宋高宗时期，张浚上奏《议刑罚状》说：“臣私下看到，在这以前担任主帅的人，都认为严刑重罚可以整顿军队，却不考察事情的实际情况，也不体察士卒的内心，所以刑罚常常与罪行不相称，士卒多有怨怒，深深怨恨施刑的人。平时安居无事时，虽然上下相互约束，士卒不敢越分犯上，但是人心已经离散了。一旦发生警报，谁还愿意为将帅效死？难以预料的变故，恐怕将由此产生。平庸的将领很少懂得这个道理。唉！人心是不可轻易失去的，难道只有将帅如此吗？凡是处在人上之位的人，倘若不思考如何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处事又不谨慎于细微之处，一旦失去人心，就再也无法追悔挽回了。” 周林上奏《推司不得与法司议事劄子》说：“虞舜怜恤刑罚，周文王慎重处理狱讼；陛下采用虞舜、周文王的仁心，施行怜悯体恤的政务，派遣负责平反的使者，议定考核官员功过优劣的法令，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州郡之间，掌管刑狱的地方，仍有沿袭旧习、因循旧例的现象，成为百姓的大害，不能仰承天地宽厚的德意，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狱司负责推问审讯，法司负责检核裁断，各自都有专职，这是为了防止奸邪。然而负责推鞫的官吏，在狱案尚未审结之前，就先同法吏商议案情曲折；如果供状并不明显符合事实，而是迎合法吏的意图，法吏就说难以办理。因此到了结案时，往往不能避免在罪名轻重上迁就高下，这并不是按照案件本来的实情处理。臣希望严格制定法律禁令：推司的公事在尚未结案以前，不得擅自同法司商议；重新制定优厚的赏格，允许有人出面首告。臣又看到，狱吏残酷苛刻，动辄把使用绳索拘系、鞭笞拷打当作能干，平时只在监狱之内作威作福，祸害还不算广泛。至于让他们预先参与追捕、呼拿之事，就如同给老虎添上翅膀了。他们出入民间，既无所顾忌，不论罪行轻重，也不问情理曲直，百姓都照例遭到侵害。臣每次看到狱卒追捕呼拿，总是手持绳索，夹带锁械，携带杖棰，以显示威势，借此索取贿赂。况且一人犯罪，牵连作证的人多的有几十人，少的也有三四人，这些人一概遭受毒害，没有一个能够幸免。” 又因为百姓入狱以后，狱吏用鞭笞拷打作为威吓，使他们不敢申诉，所以狱吏追捕呼拿、扰害百姓的祸患，尤其不是其他走吏所能相比的。臣希望下令，州郡追捕呼拿、押送入狱的人，在州里就交给厢界负责，在县里就交给县令、县丞等令佐负责，派人押送到郡府，然后再交给狱司，这样或许可以防止狱吏在监狱之外作恶，从而扩大陛下爱惜百姓的心意。如果臣所说可以采纳，就请交付有司制定法律，施行办理。” 周林又上奏《疑狱劄子》说：“《尚书》记载帝舜的德行说：‘罪行有疑的，应当从轻处置；功劳有疑的，应当从重褒奖。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失于不依常法。’国家的敕令也把错误判人入罪看得重于错误释放罪人。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用心仁慈宽恕，其实是一致的。臣私下看到，各路有疑难案件，不应奏报却奏报的，仍免不了被大理寺科罪；大理寺既然厌烦案牍过多，州郡又担心承担刑名方面的责任，所以‘不应奏而奏’的法律至今没有废除。即使有似是而非的案件，也往往临时在轻重之间迁就裁决发遣，无法使案件得到仁圣之恩泽。对于其中值得怜悯的情由、值得怀疑的罪名，不按照从轻宽贷处理，实在很不符合上天爱惜生命的德意。臣愿陛下推广宽大恩典，删除旧有法律；凡不应奏报却奏报的，一概不予科罪，使廷尉所属官员不因文书案牍繁多而劳苦，使州郡官吏不因请求复审的责任而忧虑。如此天地的大德普遍施及民心，臣实在感到万分庆幸。”刑部郎中郑刚中上奏《看定引例劄子》说：“本部查考刑部法令，规定各项奏报的狱案，都要按照成格拟定后上报；格例中没有规定的，另行请示裁决。注释说，情与法不相称而又没有成格可依的，以及虽有成格但罪行轻重无法比附的案件，都须如此办理。由此可见，本部的职责在于检核成例，拟定判决。但是由于一向以来，狱案虽然先交大理寺法官裁定罪名，并判断是否有值得怜悯之处，随后才送到刑部审查详议、拟定援引的成例。” 然而，罪人的情节和所犯罪行，也有与既定判例完全不相近的；而且已经判定的刑名，也未必都是情理与法律确实相称、明白妥当的判例。长期以来拘泥于援引判例，必定要牵强附会地使案件相合，因此在增减罪情、出入刑名方面，难免发生差错。现在希望依照臣僚的奏请：大辟罪人如果从情理上确实没有值得怜悯之处，自然应当依法判决上报；如果没有与其犯罪情节相近的判例，而犯罪情节虽然相同，但以往所判刑名本身存在差错，就不再泛泛援引判例。此外，法寺虽然没有援引值得怜悯的条文，但从情理上看并未达到严重危害的程度，也请允许本部附具说明，上报朝廷斟酌，予以宽免。这样或许可以做到杀人者处死，因过失误犯者得以生存，从而上合朝廷详慎审理的旨意。”

译刚中任殿中侍御史时，又上奏说：“臣曾观察古人所说的断狱没有冤屈，是说不使有罪的人错误地陷入死罪，并不是说依法本应处死，却放任其活命，还称为没有冤屈。廷尉是天下刑狱的准绳，所谓平，是指生者和死者各自得到公平，并不是偏向一边；所以释放有罪者也可以称为公平。圣人说赦免宽宥的恩泽如同春风时雨，这是天地造化所施的，固然不是臣下所能专擅；至于交付有司办理的案件，只应当详明、谨慎、宽恕，一概归于公平而已。不懂这个道理的人，便说这是松弛禁令、毁坏国法，把依法应当处死的有罪者一概交给生存保全，才叫作平反。他们却不知道，已经死去的人如果含有怨恨，本来就可能伤害阴阳、干扰和气。近来州郡的疑狱，大多以情理可怜可悯为由上报。所谓情理可悯，是说被杀者无道理，杀人者有道理；审听这类案件时确实令人恻然可怜，才想把杀人者依法治罪。因此有司列举案情上报，哪里有阅看案卷、察验情实后，毫无一处值得怜念，却妄称情理有疑的呢？远近互相观望，彼此相互效仿，狱吏知道这一点，教唆诉讼的人知道这一点，犯法的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准备好供状，自称往往是因为遭人辱骂才犯罪，一涉及这种情形，便全都脱免罪责。” 辱骂别人却判死罪，杀人者反而活命，世上再没有复仇的法令，孝子慈孙天天怀抱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难道不是更加可怜吗？而大理寺依据法律上报刑部，刑部援引成例作为证据，往往多有乖谬错乱。某件事确实严重，问办理的官吏为什么从轻，他便说：‘成例曾经从轻，如今怎么敢判重。’某件事确实轻微，问为什么从重，他便说：‘成例曾经从重，如今怎么敢判轻。’在这种固执不通的做法中，又混杂真情和伪情，危害很多。唉，杀害无辜的孝妇固然足以招致久旱，但烹杀大羵羊也足以招来大雨。杀害无辜虽有大舜的告诫，但杀人者死，也足以成就汉高祖的治理。总之应当使有罪的人依法处死罢了。愿陛下再三告诫有司，更加详慎，务必使生者和死者都得到公平，不致积成怨恨。刘行简请求命县丞兼理狱事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治狱的官员号称最难胜任，责任专一，使他能够专心究察，尚且不能保证不被奸吏改变，更何况任职不专一的人呢？县狱就是如此。案件最初的情实在县里，从县上达州，虽有异同，总要以县狱审问所得为根本，关系重大。如今所谓县令，早晨接受牒诉，晚上还要省察案牍；牒诉多的达到几百件，少的也不下几十件，案牍繁多，堆满案几，溢出书架。” 其中号称强干敏捷的人，能够随事剖析裁决，不至于使案件滞留；这样的人已经很难多得，假如还要求他同时有足够力量办理狱事、审讯查得实情，使胥吏不敢欺骗、百姓不受伤害，恐怕一百人中未必有一个。州郡的狱事，有两院治狱官员，某人应当追捕，某人应当审讯，某人应当受刑具，通常都列成清单禀报郡守，郡守说可以才施行。到了县里却不是这样：县令既没有时间专门察看，佐官虽名义上共同签署，终因有嫌疑而不敢干预；追捕、传唤、审讯等事项列名禀报，全都出自胥吏之手，所以县里的情形和州郡不同。臣恭敬地想，陛下亲自奉行好生之德，视百姓如同自己受伤，宽大的诏令屡次下达，没有一次不以怜恤各种狱案为言。利害如此清楚明白，却没有人敢请求在县里专门设置治狱官，实在是担心增加的员额太多。臣愚见认为，县狱之事应专门委托县丞，像州郡两院的官员一样，每日入署办理狱事。凡追捕、传唤、枷讯等事，县丞先禀报县令，然后才可施行；其余都依旧制。这样县丞没有越权干预的嫌疑，县令又有同心协助的人，彼此共同决定可否，所得一定更多。即使担任县丞的人未必都能胜任此事，难道不仍然胜过把案件交给狡猾胥吏办理吗？” 伏望圣上慈悲，特加详察斟酌后施行。行简又议论判罪囚犯的奏疏说：“臣查考，州县凡是拘禁勘查死刑案件，除了偏僻隐蔽之处发生劫掠或谋杀外，其余杀人案件自有当时看见、听见的人，应当立即穷究根由，务必查尽真实情况。其中却有豪强有势力之家发生杀人案件，意在改变事实情节，嘱托官司、行贿承办勘查的胥吏，多以知情证人的供说尚未明白为借口，侥幸请求差官体究。而所差官员也只是到达当地一次，召集邻里、社、保、甲，讯问并记录供词而已。可是因此便得以改变案情，造成罪名出入。何况豪强之家所居乡村，宗族、姻亲、佃客之类常常占了一半，他们辗转替豪强作证，彼此符合供词，导致事实失真。臣除已下令所属州县约束：今后承办勘查死刑案件，必须责令当职官员先将犯人根问，并追取当时知情见证之人加以核勘，以验证囚犯供辞；不得动辄差官体究外，还深恐州县不能切实遵行。希望圣上慈悲，特降圣断，立法施行。” 直龙图阁李光请求命令大暑时节审察囚犯的奏状说：“臣忝列从臣，职责在于论思献纳。退朝用膳之暇，闭门静思，想着没有什么可以仰助圣政万分之一。如今正值大暑，清凉宫殿和凉亭中尚且不免喘息中暑；而监狱之中，囚人想死也不能如愿，其中有患病却不肯被狱吏放出监牢的，狱吏又看守不谨慎，因而并非重病却导致死亡的，向谁申诉？臣愚昧，伏望圣上慈悲哀怜，特降诏令，命各路提刑司限期在指挥到达之日，遍行所属州县，亲自到狱司，索取现押罪人的姓名。其中大情已经具备而小节尚未圆满的，应斟酌情形结案，不得滋蔓拖延。现押狱中的罪人，都命令检查相关条法，洒扫牢房，清洗狱具。其中有荒僻县分，允许选派各郡清正强干的官员前去查视，希望在炎热酷暑之际，不至发生横暴之事，以此仰副陛下恻隐怜恤的诚意。”

译李光又上奏论治火灾说：“臣近日暂掌刑部职事，本月二日接到尚书省劄子，依据臣僚章奏，论及临安府火灾之警：一个月内火灾共发生数次，被焚烧的住家总计达到一千多家。请求重申此前下达的指挥，以延迟处置、判处死刑的办法惩治放火者；又请求下发密院劄付给沿流州军，秘密进行捕捉等事。”三月十四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依奏办理。臣个人私下有可疑之处。臣听说，尧以洪水作为警戒，禹、汤以大旱作为自己的罪过，从未听说把灾害全都归咎于他人。自古以来火灾的变异，上应天道，大概是荧惑星徘徊在斗宿、牛宿之间，已经很久了。牛宿、斗宿是吴地的分野，又属南方；陛下应当思考导致火灾的原因：朝政的缺失，臣下的奸邪，赋役过重，百姓无法生活，流亡者很多，百姓失业，州县官吏有的倚仗法律而放纵贪污，监狱中又多有受贿和枉滥，只要有其中一项，都足以招致灾害。如今议论的人竟不忧虑这些，反而严峻用刑来惩治失火之家，连带官司和房舍也一并交付极刑。奸细固然应当惩治，但失火之家多属不幸，臣恐怕滥刑重罚横及无辜，并非陛下遇灾而恐惧、修省自身的本意。” 况且沿流州军本来各自侦察奸细，自有约束；如今却让他们去察觉放火之家，这就好像把硫黄、火烛带在身上而行走千里一样危险。臣愚昧，伏望圣上慈悲，只下令给临安府，命在城兵官各自认领地分；如有违犯，重重置于典宪之下。此次已经得到圣旨和指挥的事项，臣不敢发出施行，谨抄录上奏，恭候敕旨。” 殿中侍御史张守请求疏决狱囚的劄子说：臣以为，国家自祖宗以来怜恤各种狱案，盛夏时节，必定到便殿疏决在京现押的罪人，并推广到三京，施行多年，从未废止。近来因为金人骚扰，去年陛下在艰难之初即位，未能举行这一制度。人们虽不能没有疑虑，仍认为陛下登基后已经大行恩赦，大概可以暂时停止。至于近日暑气渐盛，囚禁的人并不少，祖宗的常法不应搁置。虽说皇帝车驾暂时停驻淮甸，但京师是中原的根本，已经下诏聚集粮食以谋求还都，施行德泽应当先行，不可落后。伏望圣上慈悲，检视旧例施行。大理寺的狱案都在行在，扬州也请求暂时依照四京的办法施行。” 试中书舍人李弥逊上奏说：“臣看到，州郡近年来刑狱案件等待上报裁决的案卷，按例都受到稽延，近的达到半年，远的超过一年，往往还没有下达裁决。大概由于刑寺拖延违误，或者道路不通，递送途中发生迟滞，所以造成这样。其中多是情节较轻、上奏请求裁决、应当宽贷性命的人；因为关押日久，疾病死亡，实在值得怜悯。请求朝廷严格规定较近的期限，督促刑寺，将四方的案卷迅速结绝，另行编制号验，附在急递中下达各州，希望能够清空监狱，扩大好生之德，也可以收聚和气。” 右司郎中汪应辰论刑部、大理寺审议判决应当分职的劄子说：臣私下认为，舜做天子，皋陶治理士民触犯有司的案件，应该都能查得实情而没有疑惑；刑罚施加于有罪者，也应该都合乎道理而没有错误。然而皋陶称述舜的教诫时说：‘罪行有疑，宁可从轻。’又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这难道不是因为幽隐冤枉的情形、欺伪虚假的状态，即使圣人也不能全都察明吗？正因为如此，才慎重再三，虽有疑处也不自以为毫无过失，这正是舜之所以圣明。国家历代圣主相继承受祖宗之法，对于百姓触犯有司的案件，常担心不能查得实情，所以特别在最初听断时详细审察；刑罚施加于有罪者，常担心不合道理，所以又在赦宥时加以复查。因此参酌古义，同时设置官员和机构，使上下相互维系、内外相互制约，用来防范、考核的办法细密周详，无所不至。大概在京城的狱案，有开封府、御史台，又设置纠察司来纠正它们的过失；判定刑罚的，有大理寺、刑部，又设置审刑院来裁决是否公平。审讯和审议各自掌管其职，起初互不干预；是非可否能够相互补益，没有偏听偏信、独自任断的过失。这就是臣所说在最初听断时特别详审。” 至于赦令施行时，有罪的人有的叙复官职，有的迁徙内地，有的释放；无罪的人则替他们洗刷冤屈。朝廷内部命侍从、馆阁之臣设置机构详加审定，而从前负责审讯和审议的人都不得参与；外地越是偏远、离朝廷越远，越交给转运司、钤辖司办理，提点刑狱官也不得参与。这是因为狱讼最初已经由不同的人经手，如果不是以持平、强恕为心，就可能对有罪者过分憎恶，对无罪者明知错误却不肯改正，所以另行命官办理，以求完全公正。这就是臣所说在赦宥时又加以复查。到元丰年间重新制定官制，才开始由大理寺兼治狱事，而刑部仍照旧。然而大理寺少卿二人，一人治狱，一人断刑；刑部郎中四人，分为左右，左部详核，右部叙雪。虽然同属僚属而职事不同，仍没有失去祖宗分职的本意。本朝与前代相比，狱刑被称为公平，大概正是因为同时设置官员机构，用来防范考核的制度如此完备。恭敬地想，陛下宽厚慈惠，以祖宗之心为心，对于各种狱案反复丁宁告诫，前后不止一次。只是中兴以来，百司各府多务求简省，大理寺少卿往往只设一人，于是治狱和断刑都出自一人之手；这样一来，狱案如果不能查得实情，又有谁替他们平反呢？” 刑部郎官有时两员，有时三员，也共同掌管职事，起初并没有分工。这样一来，刑罚如果不合乎道理，又将由谁使它追改呢？希望陛下明诏执事之臣：刑部、大理寺的官员即使不能完全恢复祖宗旧制，也应当遵用元丰确定的制度，希望官员各有职守、人人各有见解，交互参验，反复详审，以符合陛下钦敬怜恤生命的心意，也作为后世的法则。”

译孝宗时，朱熹被召到延和殿应对，上奏说：“臣听说，狱事关系百姓性命，是君子竭尽心力办理的事情。如今天下的狱案，凡应当判决死刑的，都从县里上达到州，从州上达到提刑等使者；其中有疑问的，又从州上达到朝廷，再由朝廷下达棘寺审议，棘寺审议之后才执行死刑。这样的维持、防范，可以说周密而审慎了。然而宪台详复、棘寺审议的，不过是接受州县已经形成的完整案卷；只要文案大体齐备、情节稍微圆满，即使颠倒是非、出入生死，也大概无法察觉。因此想要清理各种狱案的源头，没有比慎重选择州县治狱官更好的办法。如今县狱委托县令办理，选任已经很精细了，但未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弊端也不容易革除。至于州狱，按如今铨选制度，凡选人任满后有举主、获得关升的，才注授繁难的县令、录事等职，考虑已经很周详。然而注授司理参军却不采用这一规定，近来的制度只是进纳出身而年老衰弱的人不得注拟，除此之外，普通调任、关升的人都可以担任，即使昏昧糊涂、患病的人也能充任，甚至流外补官的人，以及省部胥史也能担任。” 那些凭荐举、关升而任用的人，固然未必全是有才干、公正的人，但同昏昧糊涂、患病而没有善行可称的人，以及由胥史入官的人相比，还是大有区别的。昏昧患病的人，只想苟且领取微薄俸禄，只知道经营自己；对于狱事，往往任凭胥吏办理，完全不加省察。由胥史入官的人，又往往习惯旧日做法，和胥吏同流合污，贩卖、操弄案件，无所不为。因此州郡大小狱案往往多失公平，怨恨叹息之声四起，伤害天地和气，成为圣政的祸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愚昧，希望陛下明诏铨曹，重新制定选官标准：凡州郡两院治狱官专门注授给任满后有举主、关升的人；如果符合条件的人不足，就选任期届满且铨试考中第二等以上的人。普通调任、关升者以及省部胥史，都不得注拟。现任官员中不是举主、关升出身的，应令守臣、通判加以铨量；如果确属昏昧、糊涂、患病，就保明上奏，特许给予祠禄。尚未到任的人，等到赴任之日，也由守臣、通判铨量后，才允许放任上任。若守臣、通判徇私而隐瞒实情，准许监司弹劾奏报，予以罢免。省部胥史即使已经注官、等待任次，也应命其赴部另行拟授，希望治狱官的选任稍微清正，各自都知道恪尽职守，以仰副陛下钦敬怜恤生命的心意。” 礼部员外郎范成大上奏说：“臣听说，狱事是重大的事情。百姓受刑，痛苦不只在捶打、刑讯、锻炼而已。其中贫困的人没有家人供给饮食，又因案件牵连而被拘留等候，容易长期拖延，空着肠胃、饿着肚子承受刑讯。再加上霜雪和疫病在不合时令时侵袭，所以罪不至死却死在监狱中的人非常多。这实在是奸吏太多、太平之气受到破坏。按照法令，供给囚犯的物品可以支取钱；按照规定，禁押囚犯可以支取米。钱可以从赃罚头子、转运司等处支取，随宜拨给米粮。虽然规定了升数，却没有明确列出款项名目，致使官司沿袭旧习而不过问。各地县狱尤其没有明确指拨。长官贤能的，甚至到衙门外请求米粮，用作一粥的费用；官吏不贤的，连粥也不能常常得到。囚犯因饥病而死的人多，也就不足为怪，实在是奸吏太多、太平之气受到破坏。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特降圣断，检查照办供给囚犯的物品；既然允许支用，属于省库的名目，粮米也应一体办理。请求命转运司下达州县，估量每年所需，直接从苗米中截留拨给；如果涉及米粮，就把应支的钱按数收购粮米，希望监狱之中能够接济饥饿困苦的人，使受刑与罪行相当，不至于夭折性命。” 成大又上奏说：“臣听说，审理刑狱，是君子竭尽心力的事情。设法求得犯人的生路而终究无法做到，所以即使犯人死了，也不会心怀怨恨。杀人者如果本来还有可以活命的理由，却一定把他置于死地，那就是冤屈了。国家历代圣主相继承传，都以哀怜之心审断刑狱；各种应处死刑的案件，只要情理上有疑虑、值得怜悯的，都允许上奏裁决。死而复生的案件，十件中常有六七件，这种尧舜般的德政，为什么还能超过它呢？然而近年以来，案牍因防止壅塞而不能按时上达，又不能按期下行。等到诏令到达州郡，有时又防止施行宽贷赦宥，使在禁押的囚犯长期等待，动辄经过一年半载，往往死在刑具之下，长久以来没有能够沾受深厚恩泽的人很多。当职官吏捧着诏书叹息，把事情推给无可奈何，这难道不是深深伤害天地父母爱护生命的心意吗？臣恭敬地想，陛下必定会为此恻然动心。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睿旨，告诫有关部门：凡上奏复核刑狱的文书，凡经由之处，都严定紧迫期限，限期回复；发现有拖延违误的，立即下达处理。这样或许可以使那些有理应宽宥的人，不至于被置于必死之地。如此便能使嘉美的生意调和万物，熏染成太平和谐的气象，实在是施行政令、推行仁德的助力。” 成大任处州知州时，又上奏说：“臣听说，刑狱关系万民的性命，民命没有比死刑更重的了。案件正在反复审讯、锻炼取供时，哪里能够完全查清？所以关键只在聚录之时。大体上，主要案情已经确定，案卷已经结成，官吏聚集在一堂，提囚犯来宣读案情，向他说明生死的分别，在片刻之间作出决定，这可以说是关键环节了。然而狱吏害怕平反，摘取文书片段快速宣读，割裂文意，使语言嘈杂混乱，故意读成不可理解的声音，匆忙结束。叫囚犯在文书上画押时，他茫然不知，随后把他带走，等候指定日期受刑。关系到人命的大事，竟然如此轻忽。远方和京畿附近，习俗都这样，旁观者无不寒心，严重损害政体。臣私下查阅聚录的法令，其中说：‘人吏应依照文句宣读，不得隐瞒遗漏，要使囚犯自己说明重大情节，以符合他的口供。’详细考察这条法律的本意，显然不只是宣读已经结成的案卷而已。希望圣上慈悲，严令有关部门，彻底革除过去的弊病。臣愚见认为，应当在聚录时参照‘使囚犯自己说明重大情节，以符合他的口供’的规定，委派长吏指定没有牵连的吏人，先依据囚犯的口供写成一份责状，复核狱案，果然没有差错，然后再指定没有牵连的吏人依照文句宣读，务必详细明白，使囚犯完全听懂。这样或许可以使服罪的人没有遗憾和亏负，使冤屈者得到申雪，足以符合陛下怜悯体恤的心意，增益圣朝仁厚的福泽。”

译司农卿兼京尹李椿上奏说：“臣曾考察《易经》中论及刑狱的卦，共有五卦，即噬嗑、贲、丰、旅、中孚。噬嗑卦，上卦为离，下卦为震。离是光明，震是行动。光明在上而行动在下，是下方行动者尚未服从的象征。《大象传》说：‘先王因此彰明刑罚，整饬法令。’所以说适宜用于审理刑狱。所谓用狱，未必就是使用刑罚。贲卦，上卦为艮，下卦为离。艮是止，离是明。止在上而明在下。《大象传》说：‘君子因此彰明各项政务，不敢轻率断狱。’光明的本体在下，而上方止而不动，所以暂且只使各项政务明白，不敢凭片言只语加以裁断。丰卦，上卦为震，下卦为离。上方行动而下方光明；丰盛之时，事情重大而繁多，所以不可拖延。在下的事情既已明白，在上的人行动而一定施行，便可以断狱用刑。因此《大象传》说：‘君子因此裁断刑狱，施加刑罚。’旅卦，上卦为离，下卦为艮。在上的高远而光明，在下的止于其所。艮的含义是时当停止就停止，时当行动就行动，也有光明的道理。这是上下都明察，刑狱能够查得实情，刑罚能够符合罪行的时候。圣人仍然告诫说，《大象传》说：‘君子因此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而不滞留刑狱。’” 中孚卦，上卦为巽，下卦为兑。巽为入，兑为喜悦，有诚信而没有光明的本体。因此《大象传》说：‘君子因此评议刑狱，缓处死刑。’说的是疑难的案件。‘狱’字由两只犬和中间的‘言’构成，并不是说只听一方面的言辞。《系辞传》说：‘将要叛乱的人，说话会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枝蔓；吉善之人的言语少，浮躁之人的言语多；诬陷善人的人，说话虚妄；失去操守的人，说话屈曲。’刑狱的情形，不超出五卦所代表的时势；囚犯口供的情状，不超出六种言辞的表现。即使有仲由那样的才干，遇到丰卦所代表的时势，也可以凭片言断狱；若遇到贲卦所代表的时势，即使是孔子那样的圣人，也有不敢断决的地方，何况普通人呢？古语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人没有诉讼。’不得已而使用刑狱时，应审察时势，并从六种言辞来考察，或许可以避免冤滥。如今审理刑狱的人，大多不是这样：有的任凭自己的喜怒，有的私下接受请托，有的把事情交给狱吏，有的观望风向，有的用锻炼逼供来制造案件，这些情况到处都有。臣愚昧，希望陛下告诫负责审狱的官员，各自思考圣人的训诫，尽其公正之心，不得苟且行事，切实戒除观望；如果罪名认定有出入，必定处罚，绝不赦免。这样或许可以上以副合陛下慎重体恤各种刑狱的心意。” 光宗时，淮东运副虞俦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州郡的刑狱，关系极其重大；刑名有判定出入的差别，人命有死生的裁决，至于流放、徒刑以下，事实更为繁多。如果在推问审讯之时稍有失平，那么受冤屈抑制的百姓到哪里去申诉呢？这样看来，狱官所承担的责任，难道不重大吗？知录、司理，是州郡的狱官，推问审讯的责任，实际由他们承担。上级官员大概有所不敢过问；并不是不敢问，而是担心他们迎合上意，甚至加以锻炼逼供，导致他们下手有轻有重，内心有高有低。过去贤能的人担任这些官职，确实有同上官争辩是非曲直的。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吏部注拟任命的，多是特奏名人、吏职补授之人，以及长期困于选调、庸碌错误而无能的人。等到他们到任以后，一切听任狱吏；在吏胥鞭打刑讯之下，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而新近进用、敏锐有才的人，按例又不屑于担任这种官职。臣至为愚陋，陛下因为臣粗略经历过民政，授予臣符节，使臣任职六年之间，遍历三辅，周旋两淮，所到之处，常常以狱官庸碌无能为苦。即使大小案件，也必定亲自办理；但这并不是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使各部门各有主管的本意。” 臣愚昧，希望陛下特地下达睿旨，命令吏部今后各州军的知录、司理，不得注拟恩科出身、吏职出身以及年老衰弱的人。若他们任内能够明辨疑难案件，并且监狱中没有因饥病而死的囚犯，就在印纸上逐一批注，由郡守保明后申奏，监司据实考察，然后朝廷详细议定加恩：或者减少一名举主的举荐名额；举荐名额已经足够的，允许在任内改换秩级；任满后给予升迁和差遣。这样也足以表明激励的办法，那么新进而敏锐的人，谁不愿意担任这种官职呢？如此或许可以使推问审讯不落入吏胥之手，使大小案件得以不受冤屈，仰望上副陛下哀怜体恤众狱的心意，天下幸甚。” 理宗时，往往刑狱不能按时上报，囚犯多因饥病而死。监察御史程元凤上奏说：“如今罪行无论轻重，全都送入狱中；案件无论大小，全都拖延滞留。有的以追查人证物证尚未齐备为由不审问，有的以口供尚未完备为由不呈报，有的以拟定文书不恰当为由不判决。狱官把这种情况视为常态，不顾拖延；狱吏把案件留滞当作获利，只怕办理太快。奏案、申牍送到刑部后，拖延日月，才送往大理寺；大理寺复核，也同样拖延。寺中退回刑部，刑部退回中书省，动辄牵涉数年。省中又没有立即拟定呈报，有的虽已呈拟却遭驳回；驳回拖延数月，又恢复原状。辗转迟延，有一两年还没有下达回复的。对于可疑可怜、依法应当奏请复核并予以宽宥保全的案件，反而一再迟延；等到应当宽贷的批复下达时，犯人已经死在狱中。有的犯人获准宽贷，而受牵连者却因病死亡，种种情况不一，难道不尤其值得痛惜吗？臣请求从今以后，各路奏报刑狱案件，都把发文日期申报御史台，由台臣追究省部和法寺办事怠慢的责任。”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说：“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仁而已。天地以养育万物为本心，君主代替上天成为民之父母，接受上天托付的百姓，本来就应当使他们生存而不伤害，使各自保全性命，终享自然寿命，这样才不辜负上天的托付。然而天下广大，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治理的，必定要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来分掌治理。四海内外，有方伯、连帅；郡有太守，邑有县宰，他们都接受安养百姓的寄托，作为天子牧养小民。成周之时，从乡大夫直到比、闾、族、党的长官，没有不是仁人善士。百姓生活在那个时代，享受和气，吸收德泽，渐受驺虞之泽，沐浴行苇之仁，哪里会有强暴严酷的官吏混杂其间？三代有道之长久，实在是以此为根基。秦汉以来，郡县官吏并没有用礼义和教化来规范、和辑百姓，只设置刑法来防守他们；法网严密而奸邪仍然不能胜数，刑罚繁多而百姓更加怠慢。看前代史志记载的痛恨酷吏之风、悲痛哀伤的言辞，只使人对这种情况感到悲愤不已；它们这样摧残人命、缩短国家命脉，做君主的难道不应铲除它们吗？不过汉唐之间，刑罚有时轻、有时重，百姓还没有受到极大困苦。”

译至于五代时期，国家混乱，刑法严酷，残害百姓的官吏接连而起。尤其可怕的是，甚至出现太白星横贯天空，百姓只要抬头观看，就被抓到街市上杀掉的事情；由此其他情况也可以知道了。范质生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这些弊端，又遇到异人劝他设法挽救，认为酷吏造成的冤狱，比大暑大寒的威力还严重；暑寒尚且可以躲避，酷吏的威势又怎么躲避呢？路温舒的话说得好：‘囚犯承受不住痛苦，就编造供辞来迎合；治狱的官吏认为这样有利，便指引他说明；上奏后害怕被驳回，就继续锻炼逼供，使罪状周密而无所遗漏。’这样形成的定罪奏案，即使让皋陶来审理，也会认为死有余辜。自古以来谈论酷吏情状的，没有比这更深刻明白的了。范质受到异人言语的感动，等到做了宰相，便竭力把减省刑罚作为自己的职责；如今的《刑统》就是他删定的，宽严适中，本朝采用以后，刑罚清明，百姓服从，国家长寿安定，范质是有功劳的。陛下天性仁慈宽恕，视百姓如同自己受伤，狱刑号称公平。然而近来，京尹用非其人，把百姓视如草芥，苛刻侵夺他们的食物，残害断绝他们的性命，甚至误把人收入死罪，使他惨受五刑。一个普通妇人的冤屈，尚且能造成三年旱灾；京城之下竟有这种事，难道不是上干天和、招来灾祸吗？” 过去尹彦明曾说：‘杀人这种话，难道是居于人上者应该说的吗？’至于小民和庸俗官吏，本来就不值得与他们谈论。”臣希望陛下借此放宽禁令，严令有关部门，不得轻视百姓性命；有仿效这种行为的人，处以重刑，不要只免去官职。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挽回忠厚的风气，使国家命脉和宗社长久，臣不胜幸甚。金章宗时，左谏议大夫贾𫖳上书说：“亲民官任凭自己的意愿树立威势，所使用的决杖，粗细长短都不合乎法式；严重的甚至把铁刃放在杖端，因而把人打死。近来阴阳失调，和气不能通畅，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请求下令州郡申明旧有章程，检验衡量并加封记；按察官对于不合规矩的，查明后具名上报。内庭敕令裁断，也依照已经确定的程式办理。皇帝批准了。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上天降下天命以兴起君王，君王效法上天制定政令，调定阴阳消长，明确生杀的关键，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治理之道由此建立。天地两仪开始分判，四象于是分立。天道没有比生养更重要的，所以春季位居一年之首，君王效法它而设置礼部。其次没有比生长更尊贵的，所以夏季位居春季之后，君王效法它而设置兵部。又其次才涉及杀伐，所以秋季位居夏季之后，君王效法它而设置刑部。至于效法冬季，设置工部；效法上位，设置吏部；效法下位，设置户部。上是天，下是地，地不过是天中的积块，实际上六部都是效法上天。京府司县也设置六曹，既用来统摄繁多的政务，又用来体现一元之气的广大。这些都是正名的事情。自周公以后，名号世代变迁，但其中的道理没有人能够改变。如今名分已经端正，但实际仍有未完全做到的。臣私下看到，如今重大罪犯审讯完毕，司县备具供词申报给路，路复审后申达到上级，上级派理官核察，审清之后才处刑，慎重到了极点。然而有的到了立春以后，各地仍然执行刑罚，这似乎也违背了上天的本意。” 罪人被关在狱中，文卷尚未完备，不能立即决断；有的甚至被关押十多年仍未释放。那些已经招认伏罪、事情清楚明白，又恰好遇到理官出外审理而没有停滞的，万中没有一二。关押已经很久，到了某一天决断时，却不能等到秋冬，这为什么前面过于迟缓，后面又过于急迫？在春季，句芒主持时令，万物繁茂，呈现滋长舒展的景象，没有枯萎萧条的道理。所以君王应当顺应它：掩埋暴露的尸骨，禁止砍伐树木，不得倾覆鸟巢，不得杀害幼虫、胎卵和初生小鸟，不得焚烧山林；凡捕兽的罗网、毒药，都不得带出九门，只应安养萌芽，抚育幼小，保全孤弱的生命，并命有关部门巡视监狱，不得四处掠取，不得滥兴狱讼。草木鸟兽如此微小，尚且要使它们受到恩泽，何况人呢？连兴讼和掠取都要禁止，何况对人施刑呢？这正是竭尽生生不息的大道，慎重对待开始，以保全最终结果。到了秋风振起、少皞主持天时，鹰开始捕祭鸟，霜降而艾草凋零，这时才审察并诛戮有罪之人，正是顺应阴气严凝，补助阳气不足。这样，天道才能正常运行，王道才能显明建立。过去丙吉不询问横在道路上的死伤者，却询问牛是否喘息，是因为事情由明显处发生，关键却通达于细微处；吉凶会在明显处显现。” 况且春夏执行刑罚，就是在春夏两个时节实行秋冬的政令；由此造成的灾祸后果，都清楚记载在古书中，不是臣能够全部说尽的。近来接连多年发生异常，蔬菜粮食歉收，有时陨霜却没有杀死草，桃李反而开花；有时发生地震、日月食，而各种动静又不一致，这些都是阴阳反复错乱，也许正有某些原因导致了它们。改革这件事非常容易，但关系极大，天下官吏却没有人肯启奏一句，臣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伏望陛下向下考察天意，再次审定刑章：凡罪当死以上的，命省部在秋冬派理官外出审理并回复；凡罪不至死以及其他应当迅速决断的事项，不受此限制，仍依上述办法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使吉祥征兆接连到来，节气相互协调，天人合一，内外相通，体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隔阂。天麟又上奏说：臣听说，奠定磐石般宏大根基，没有比尊重士人更好的；阐明弥天大义，关键在于轻视财货。那些住在简陋门舍、狭窄巷里的寒士，想求得近在咫尺的功名、谋取针芥般微小的声名，尚且恳切地这样做而不肯失去操守；何况掌管图籍、握有枢要，远远超出民众万物之上的人呢？难道不应当努力做到吗？尘土腐草之中，也会生长灵芝；鸟兽之中，也会出现麒麟凤凰。”

译祥瑞之光应时而耀，盛大的德行不是尘土腐草、鸟兽之类所能玷辱的。周代有八种议罪制度，其中有议贤、议能，所以贤能之人即使父祖子弟陷于罪行，国家也不牵连他们，使他们终身禁锢而弃置不用。猛虎不饮盗泉之水，猛禽不栖恶木的枝头；它们宁可忍受干渴和劳苦，也不是苟且贪图安逸快乐而丧失操守。上面有正常的用度，下面有正常的供给，所以即使淫滥之物多到万亿、亿秭，国家也不挂念贪图利益去收取它们。实在是因为任用贤能所获得的利益极其广泛，而收取淫滥财物所造成的损害极其巨大。我们圣朝推行天地深厚的仁德，发布雷霆般宏大的诏令，恩泽遍及九州，保全群下的生命；法令多方修订，于是废除夷三族的命令，恢复先王长期废弃的旧章，施行前代不能施行的广大恩惠。那些有罪而受到惩处的人，以及无罪而旁观此事的人，谁不感动服从并敬仰思念呢？臣愚见认为，这仍有未完全做到的地方。臣私下看到，如今犯下大罪的人，除本人已经处以极刑之外，其妻子儿女和亲属有的被发配远方、不得列入平民之籍；有的被拘系在场冶服役；有的被发往贵族之家充当奴仆；有的被发配到士卒队伍中，前往艰苦之地。这些做法恐怕都没有完全做到除恶务本，深恐留下抛弃泥沙却遗漏金子的遗憾。”}], 从前，崇鲧的方命败坏了宗族，王敦像狼一样反顾天子所在的都邑而作乱。禹是鲧的儿子，茂弘是王敦的弟弟；虞舜诛杀鲧，却任用伯禹为司空而不疑虑；晋元帝惩处王敦，知道茂弘忠贞有节，也没有追究他。因此，禹能够安定高山大川所覆盖的土地，成就《九叙》之歌，辅佐虞舜达到无为而治的美盛境界；茂弘能够以贯日穿霜般的诚心，剪除吞沙之寇，使晋帝成就中兴的美名。这大概是因为父子兄弟之间，罪责不相牵连，而刑罚与奖赏的施行出于公正。由此看来，被籍没家产的人不应终身禁锢，这是很明白的。又私下看到，如今有些人因为贪赃滥法，有些人陷入叛逆之流，按例都籍没他们的财产，归入内府，分给宗室，赏赐给外戚。臣认为，金玉璧宝、货币财物，是用来权衡轻重、沟通有无，并流通到四方，以扩张王室权柄的东西。它们不能充饥，也不能御寒，然而一天也不可缺少。圣人因为财货本身没有实际用途，却有很大的功用，所以把它看轻。所谓看轻财货，是厌恶不义地取得它，而不是厌恶财货本身。那些犯罪之家，若不是刻剥下民，就是兼并贫人的财产而取得这些东西；如今罪行暴露、祸孽显现，触犯国家常法，这正是因贪利而招致祸害。如果上位者明知财货本身并无益处，却使清白廉洁蒙受尘垢，又究竟是什么心情呢？况且国家并不担忧没有财货使用，贵族也不担忧有饥寒之困，难道要依靠籍没贪污污秽的财物来满足用度吗？如今仍未能免除这件事，也只是因为因循敷衍，不把它放在心上。伏望陛下留心仔细思虑，下令明确公布：凡应当籍没家产的人家，其子孙、弟弟、侄子中，如果有卓越特异、足以学习和通晓政事的人，听凭有司公开举荐，登记其德行，衡量其才干而任用，不受禁锢限制。这样，士人就会知道国家重视贤能，全都自我砥砺、奋发志向，以求取得一官半职，并且考核功绩、务求实效。凡籍没的财产，应储存在一处，明确建立簿籍登记，等到积聚较多时，分给无所告助的人即可。这样，百姓就会受到国家仁政的感化，全都自立操守、晓喻义理，恢复本性，迁善改过，移易风俗。这就是臣所说的：要奠定磐石般的宏大基业，没有比尊重士人更好的办法；要彰显弥天的大义，关键在于看轻财货。天麟又上奏说：“臣听说，教化是政事的根本，刑罚是政事的末端。百姓有贤能和愚昧之分，接受教化有深浅之别。浅薄的人会随着教化自行迁善，深重的人若不施刑罚就无法约束。圣明的君王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既施行教化，又设置刑罚，以治理天下百姓。若推究到最高道理，教化和刑罚虽然有根本与末端的不同；若讨论施行办法，则应当并举，不能说有先后之别。因此，只守教化而不用刑罚，奸邪暴乱之徒就会凭恃强力欺凌弱者，而君上反而成为姑息养奸的小恩惠者。这就是舜诛杀四凶而天下都服从，晋国杀掉三名罪人而《左氏》称美它，大概是为了完备政事的末端。只专用刑罚而不施教化，太平和谐充盈的气象就会受到郁滞，而君上反而成为法家式的少恩之主。这就是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而受天命，汉高祖宽厚仁慈、爱护百姓而开创基业，大概是为了致力于根本。如今国家根本与末端都完备，教化与刑罚也都具备：在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门上表彰旌奖，以厚重邦国风俗；举荐才华卓异而不求闻达的人，以激励后进；救济上天所生而无所告助的百姓，以扩充恻隐之心；崇重郡县学校，以敦促教育的根本。这些全都是教化。朝廷内部设立刑部，地方设置理问，向群下显示告发捕捉盗贼的赏格，用风宪之官警戒百官。” 这些全都是刑罚。大纲已经具备，细则还没有完备。至于王化的办法，前篇已经详尽说明。关于刑罚的事情，臣试着再申说。臣看到，如今判处殊死刑自有常制；至于抵罪但不应处死的人，有些地方怀着推究恶行、惩治恶人的心意，沿街鞭打来警示众人，尚未等押回监狱，便僵死在路旁，而人们没有谁敢称说他们是被打死的。有的人产生怜悯之心，依法施行刑罚以保全其生命，但不到一个月，又因触犯严禁而被捕，官府却没有人想到断绝祸根。这两种做法，臣认为都错了。已经犯下大罪而置于死地，是应当如此，并非苛刻；一旦犯下轻罪却也置于死地，就是苛刻，而非适当。凡盗贼奸宄之类，都是官吏没有充分承接教化、宣扬德化而导致的。从前陈仲弓不过是一个闲居之人，尚且能够感化梁上君子，使全境没有盗贼，何况掌握郡县权柄的人呢？既不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并思考如何自我责备，反而断绝顽民自新的道路，逞用毫无过错也不可测度的威势，这不是太不能使百姓更新了吗？况且国家法律从来没有轻罪应当处死的刑罚，如今郡县擅自施加威虐，掌管宪法的官员听到却不察问，省部看见却不禁止，难道不是损害圣朝的仁政教化吗？”

译大概罪行有故意犯罪的。”有误犯的，有重罪，有轻罪。通常用常法驾驭故意犯罪，用权宜办法驾驭误犯，用极刑驾驭重罪，用轻刑驾驭轻罪。推究详察起来，没有不是恰当的。那些败坏常法的人，罪虽没有达到死刑，却只是苟且保全犬马般的性命，侥幸逃脱法网；对他们教导而不知悔改，引导而不能改变。刚开始犯罪时，圣人怜悯他们，只施以小惩来告诫；他们仍不悔改，等到再次陷入刑网，圣人还会说：‘怎么知道他不能再次改过呢？’仍按先前的办法治理他。等到第三次陷入刑网，圣人才说：‘这个人将永远不会改过了。他不仅残害良民，而且还会牵累澄清天下的教化。’所以国家铲除他也不吝惜，犯罪者即使死了也无可辩解。如今有人屡次触犯刑法，却仍坦然自得，依然不知羞耻，放纵情欲去欺凌没有污点的人，难道不是亏损圣朝的威严刑法吗？《书》说：‘习染奸宄，败坏常法、扰乱风俗，三次犯小罪也不宽宥。’意思是，三次所犯即使罪行细小，也不予宽赦。伏望陛下制止郡县的暴虐，铲除怙恶不悛的根源。凡盗贼犯轻罪，第一次被发觉以及第二次被发觉的，国家自有常条，不得再像从前那样沿街鞭打，致使伤害人命。凡盗贼犯轻罪而第三次被发觉的，应当明确依据前后所犯之罪予以诛杀或断绝其生路。凡所犯虽多但被发觉还没有达到三次的，不在诛杀断绝之列。因为必须惩罚一次又惩罚一次，然后确认他确实不能改过，才对他施以极刑。凡奸宄之罪尚未达到死刑的，也应如此办理；这样，官吏就没有擅自杀人的权力，而大化可以施行；犯罪者知道将来终究不能免罪，便有机会自新；国家除掉不肯悔改的愚昧之人，而刑罚也可以少用一些。” 世祖驻跸在齐纳尔台一带，吏部尚书耶律希亮到来，奏对完毕。董文用问大都近来的事情，耶律希亮说：‘监狱里囚犯很多。’世祖当时斜倚着枕头躺卧，忽然醒来，问是什么缘故。耶律希亮奏说：‘近来奉行圣旨，汉人盗取六文钱就处死，因此囚犯很多。’皇帝惊讶地问：‘是谁传出这句话的？’省臣说：‘这道圣旨实际上是托尔齐传出的。’托尔齐说：‘陛下在南坡时，把这句话告诉了蒙古儿童。’皇帝说：‘先前的话只是戏言，何曾写入法令制度？’于是治罪托尔齐。耶律希亮趁机奏说：‘法令既然已经发出，就必须明确说明它是错误的，以安定百姓之心。’皇帝认为他说得好，立即命耶律希亮到大都宣布谕旨。顺帝时，苏天爵上奏说：‘恭敬地想我圣朝，完全拥有中原，深厚的仁德恩泽普遍施及百姓。明辨刑罚、慎用刑法，致力于宽大处理。然而从近年以来，有司有时任用不得其人，以致刑狱案件日益增多，使百姓更加凋敝。无罪的人被牵连受刑，有罪的人却侥幸获免。舞文弄法，全都使奸贪之人称快；肆意暴虐、逞强示威，尤其便利于皂隶。开始是借事罗织罪名，接着是接受财物而释放罪犯。等到听说审囚官将要到来，却说被定罪的人已经逃亡；即使想要控告他们收受财物，又因为本案的事情尚未完结，他们便设计陷害百姓，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那些已经结案的囚犯，应当明确正定其罪。如今县不曾向州申报解送，州不曾向路申报解送；官府害怕刑名差错，又因结案、解送困难，不问罪行轻重，竟使他们全都死在狱中。派遣审理的官员既从未真正实行，平反冤案更是几乎完全没有。朝廷宰辅只怕一个人无所安置，而州县官吏却敢任意杀人，伤害天地的和气，大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近来因为钦奉诏书，巡行京畿，询问百姓疾苦，疏理清洗冤屈积滞。想到国家长久安定，本来是想使百姓得到保全。如今内外一年之中，死者不知有多少；在江南，还稍微知道畏惧，结案文书幸而能送达中书省，判决送到刑部议拟，但案件还在吏员手中，囚徒已经死在狱中。’ 况且对于重罪的飞速申报，先要使主管官知道事情的起因；有司每月报告，又要考察案件办理的实行情况，如今却都把这些看作空文，一概置之不问。朝廷制定法令尚且如此，郡县怠慢命令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京畿的积弊如此，天下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愤懑怨恨积聚在人心，灾异显现在天变之中，水灾旱灾严重损害庄稼，百姓日益陷入贫穷；听到这些的人可以伤心，看到这些的人应当痛哭。《传》说：‘国家处于闲暇安定之时，应趁此时明确政令和刑法。’如今天下承平已经百年，正应当申明刑政，感通天地、致和平，却反而因循苟且，败坏到这种地步，想要希望祥瑞接连而来、百姓安定太平，恐怕也很难了。应当由都省明白上奏。今后内外轻重罪囚，某事发生，自某年某月某日入禁，到某年某月某日解送主管机关审断完毕；笞杖等罪，须审复后结案，等待报告。某事发生，自某年某月某日入禁，到某年某月某日因患某病，某医使用某种药饵，最终因某病死亡；年终一并登记开写，略述案情、罪犯及缘由，次年三月以内申达省部，选派刑部一名有文资的正官，妨职应当仔细阅看详审；如有拖延积滞的刑狱，立即判决遣送，不得……’ 应当虚妄申报紧急证据，造成死亡损失人数众多的，都应当查验事情的轻重，依照条例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朝廷明确政令刑法，使天下知道警戒畏惧，有司不敢无事生端、扰害百姓，罪囚也不至于被滥杀而死伤。天爵又上奏说：‘臣听说，刑罚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并不是依靠刑罚来作为治理本身。恭敬地想我国家历代圣主临朝御政，使用刑罚时，以宽仁为根本，以忠厚来施行。朝廷内部则把审议案件交给刑曹，外部则把纠察之责交给风纪官，所以治理的功绩显著，德泽深厚地浸润百姓。然而，法律的设立有时还不够周全，官吏奉行法律有时还没有做到。当职之人只是凭我浅陋的才干，白白享受优厚俸禄，略有见闻，谨略作陈述。’ 其一，凡选任官员，年满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应先行铨注。这是国家优待抚恤臣僚，考虑他们效力已久，恐怕年老力衰不能胜任，恩德非常厚重。不过，查得各处推官专门掌管刑名案件。案牍事务的处理，全靠精神；审理判决是否详尽，全凭耳目。案牍没有差错，吏员就无从欺骗；推问审理详尽，囚犯就不会受到冤抑。如今各路、各府的推官往往年老，有的视听不明，有的精神思虑昏聩，只是贪图俸禄，姑且等待按年引退。想要刑政清肃，恐怕也很难。先行铨注固然是圣明时代优厚的恩典，但刑罚不得当也是圣人的明训。今后各处推官有缺，应当选用通晓儒术、熟悉吏事，才力明敏且没有其他过错的人，才允许担任。年满六十五岁以上者，铨注担任其他职务。这样或许可以使刑罚适中，官员不至于旷职。

译其一，百姓犯罪，各有常刑；如果官府任意侵夺，按理应当禁止惩治。臣切实看到，各处百姓有的被说成窝藏盗贼，有的被说成收留寄存赃物，有的因伪钞受到牵连，有的因私盐而被起诉。凡一切刑狱案件，有司公吏、巡捕人员等往往趁捕获之机，乘隙肆意抢夺。无论所犯罪行轻重，家产都因此被掠夺一空，甚至夺取财物、鞭打其家人；因为已经获罪，他们也不敢申诉，有司也不受理。江淮以南，这种风气尤其严重。查照旧例，凡被囚禁的人，不得告发其他事情；如果是狱官施加酷刑，则允许告发。既然在狱中受到酷刑尚且允许陈告，何况百姓的罪状还没有查明，一家人却已经受到虐害，这不是尤其值得怜悯吗？今后有犯此事的，允许其家人明确列出证人证据，具状申诉，应当比照抢夺民财、估计赃物定罪。官吏失于约束，也应当酌量情节追究治罪。如果有人挟私仇而妄加告发，依法抵罪，并反坐告发者。这样或许可以使愚民不至于受到过分侵害，也使巡捕人员知道有所警戒畏惧。其一，中书省奏请并奉准，节略规定：除人命重大案件外，偷盗大头匹等一切罪犯，赃物和刑具证据已经完备的，不必等候五府官员审理，令其拘送有关衙门依例结案。百姓犯罪，施刑实在是不得已；历代都恭敬地体恤百姓，已有明确的法令。过去每三年派遣一次官员审理，本来是为了防止罪囚长期滞留狱中。如今奏准偷盗大头匹等罪，可以交给有关衙门结案，那么人命重大案件就要一直等到三年后由五府官员处决，实在恐怕囚狱繁多，更加拖延。查得御史台所立条画第一条：各处重刑案件，每年上下半年亲自查照文案，以实情加以察核，当面审问；如果没有异议，行文移送本路总管府结案，申报省部等待批复。若有翻供异议或另有疑似之处，立即进行推鞫。如果牵涉人数众多，最终难以结案，就移交委托附近不相干碍的官司，再次审问查实。若还有可疑，也听凭重新推问，不得造成冤枉。若有拖滞，立即改正，疏释释放。钦此。今后内外重囚，应当照依旧例，令肃政廉访司审录；确实没有冤抑的，移牒总管府结案，申报复核详断。至于每三年派遣官员审理一次，既然往往不得其人，只是徒增繁扰，也应当停止。这样或许可以使狱案不再拖延滞留，刑政得以清肃。其一，恭敬地看到至元二年宣谕圣旨的节略条文：内外有司官员不用心捕捉盗贼，即使捉获贼徒，取得口供，赃物和刑具证据清楚，也借口细节不完备而不予结断。今后凡捉获强盗、伪造宝钞的贼徒，半年以内依例结案；偷盗大头匹的，三个月以内必须结案。应处杖刑的，依例判决。违犯者，在内由监察御史、在外由肃政廉访司官员，根据事情轻重追究治罪。谨按《易经》说：‘君子因此明慎地使用刑罚，不使狱案滞留。’这是说，设置狱讼是不得已的，百姓有罪入狱，不可以长期拘留拖延。如今各处在押的重囚，有的说是盗贼，把赃物和刑具寄放在别处；有的说是伪造钞票，把印版器具藏在他乡；有的指称同伴是首犯，居住在某处，或说家属、证人藏在某人家中。果真有可以信据的明显迹象，事情一经发觉，官司就必须移文拘取，不得乘机妄指平民。对方官司倚仗彼此不相统摄，往往不立即追捕，以致贼徒逃亡，又使赃物和刑具被毁弃，拖延岁月，徒然调发文书。大概是因为官吏舞弊作弊，手段多端，以致刑狱拖延，不能杜绝。江南州郡，这种弊病尤其严重。今后如果收到各处公文，就应当立即追捕。如果任令贼徒辗转逃亡，赃物和刑具也不能送到官府，应当比照不立即捕盗等条例，确定罪名。这样或许可以使案件得到结清，官吏知道畏惧，州郡也不再有滞留的狱案。其一，法制既然已经确立并有成规，奸伪滋生，按理应当严加禁止。查得旧例：凡保辜，手足殴伤人的，限十日；用其他物件殴伤人的，限二十日；用刀刃以及汤火伤人的，限三十日；折断、跌伤肢体以及破伤骨头的，限五十日。限期内死亡的，各依杀人罪论处；在限期外死亡的，以及虽在限期内却因其他原因死亡的，各依原来殴伤人的法律参照详审。这项法律古今遵守，另外很难更改。如今江淮以南有的保辜期限已经届满，被殴者死亡，有司往往比照元贞元年孟福被打死的事例，加等定罪。若都这样遵行，便会使保辜期限制度无法使用，破坏已经确立的法律，开启奸弊之门，实在恐怕刑狱日益增多，非常不便。查得孟福事例，通制中已经没有记载，有司似乎难以奉行。今后斗殴伤人的，只应依照保辜期限的制度办理；即使在期限之外死亡，只要不是因其他原因，也应当只依照原来的殴伤法治罪。孟福事例，应当全面下令禁止。这样或许可以使奸伪不再滋生，法制归于统一。《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