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一

译任伯雨又论蔡京的札子说：“臣听说把话全部说尽会招来祸患，这是古人的警戒。身居言路的臣子，哪里能免于此呢？臣看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在绍圣初年与弟弟蔡卞一同在朝廷，导引赞助章惇，共同施行威权和恩惠。蔡卞暗中谋划，章惇果断地大力执行；一边谋划一边执行的，是蔡京。哲宗专心继承先业，完全信任委任章惇，事情无论大小，都信任章惇而不怀疑。蔡卞在这时借继述之说来主持自己的私家史学；章惇在这时凭借皇帝坚定的委任来彰明自己的功劳。蔡京则极力推尊王安石为圣人，超过对神宗的尊崇，以迎合他的弟弟；又推崇熙宁、元丰定策之功，毁谤蔑视宣仁太后，以迎合章惇。章惇的自夸功伐，有蔡京相助；蔡卞的悖逆行径，实际上也有蔡京赞成。当时言官常安民屡次攻击他们的罪过，蔡京与章惇、蔡卞共同恼怒常安民，合力排斥陷害，把他斥为奸党。孙谔、董敦逸、陈次升也因论奏蔡京，相继被贬逐。哲宗晚年得到邹浩，不经过拟议荐举，便把他安置在言路。邹浩能够舍弃生命、追求气节，上合圣明的知遇。蔡京又因邹浩获罪，随即排挤诋毁他。因此七年之间，蔡京五次陷害进言者，蒙蔽朝廷的耳目，成就私门的势力。” 言路一旦断绝，人人都箝口沉默；凡是所施行的事情，蔡京便可以任意妄为，于是使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成为今天必须改正的事情。臣请略举四件事，这些都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原因。蔡卞轻慢神宗，陛下已经明白他的罪过了。兄弟同朝，共同议论事情，吹埙吹箎彼此应和，事情没有不同意见，罪责难道会有不同等级吗？一人被逐、一人被留，天下人不能理解。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一个原因。邢恕牵累宣仁太后，陛下已经明白他的罪过了。宣仁太后的训语、究治元祐党人的事情，陛下已经察觉是他捏造诬陷。于是司马光、刘挚、梁焘等都得到叙复。蔡京曾上奏请求诛灭刘挚等人的家族。假如确实如蔡京所说，那么牵累宣仁太后的难道只是邢恕一人吗？对邢恕就驱逐，对蔡京却留用，这用什么来堵住邢恕不平的申辩，安慰宣仁太后在天之灵呢？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二个原因。章惇自称有定策之功，追贬王珪。蔡京也自称在元丰末年奉命，带着开封府的刽子手和剑进入宫内，想斩杀王珪。蔡京的门生都说蔡京在这时制止了宣仁太后，蔡京也有社稷之功。如今陛下洗雪王珪的罪名，恢复他的旧官，那么这就是认为章惇贬斥王珪是错误的。” 在章惇那里既然认为是错误，在蔡京这里却仍然留用，这样一来章惇就有了申辩的理由，王珪也会留下遗憾。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三个原因。章惇起初十分信任蔡京、蔡卞，竭尽心意地依随这两个人，借继述先业的说法来推行他们的私意。三人的议论好像出自同一张嘴。绍圣三年九月，蔡卞担任执政，于是蔡京心怀不满，与章惇发生分歧。绍圣四年三月，林希担任执政，于是蔡京开始大为怨恨，与章惇断绝关系。从今天看来，蔡京之所以与章惇分歧、断绝，究竟是为了国事，还是为了自己的事情？然而蔡京对人所说的是：‘我帮助章惇而章惇不听，所以我才同他断绝；我教导蔡卞而蔡卞不听，所以我才恼怒他。我和弟弟蔡卞已经很久不往来。我因为国事，如今连亲爱的弟弟都不往来，更何况章惇呢？’臣私下推测，蔡京用来欺骗陛下的，也一定是这套说法。用什么来验证呢？蔡卞赴江宁时，蔡京前去为他饯行；按照亲属远行的礼法，蔡京应当获准休假，但他向閤门递交文牒时，起初以姊姊出行为理由请求，法令不允许，于是改请朝假，始终不敢提弟弟蔡卞。虽然请的是朝假，他却每天都到国门之外；蔡京的举动竟是这样，不知陛下是否全都了解实际情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这是明主应当察知的。况且兄弟同朝，共同议论国家事务，本来没有不相互往来的道理。假使不相互往来，难道是合乎人伦的美事吗？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四个原因。陛下即位之初，把任用贤能、斥退奸邪放在首位；而蔡京的蒙蔽欺骗，竟毫无顾忌。陛下如果一定要把蔡京留在朝廷，原因是什么呢？臣知道陛下的圣意本来没有特别偏爱或厌恶，但蔡京之所以据守职位、希求升进，牢固得不可撼动，大概是因为韩忠彦、曾布不能替国家作长远考虑，轻率地自以为是，反而激成了他的势力。蔡京、蔡卞共同作恶，是天下都知道的。如果采用天下人的意见以符合公议，那么公开正治二人的罪过，有什么困难？韩忠彦等人不这样做，反而果断地任意行事，于是借口谋划帅臣而把蔡京调出太原；虽然加给他两学士的职务，实际上是用诡计罢免他。想来当时进呈拟议时，必定有不合情理的奏章，采用奇特的安排，并非出于真诚之心；二位圣明君主怎么能不产生疑心？公议也认为这不恰当。等到蔡京留下曾布，又反复争辩、屡次冒犯，没有办法取得信任，彼此激化的形势就由此形成。唐明皇想任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认为不可以。明皇说：‘只加实封，可以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人〕 张九龄又认为不可以。明皇变了脸色说：‘事情都由你决定吗？’李林甫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能，做尚书又有什么不可？’张九龄是书生，不通达大体，因此明皇喜欢李林甫的话，最终任牛仙客为宰相，而张九龄从此渐渐被疏远，最后遭到贬黜罢免。如今韩忠彦、曾布没有张九龄那样的声望，而蔡京的气焰又超过牛仙客；他们顺着形势观望而行事，岂不就是李林甫当年说的那种话吗？不知道这究竟是在为谁谋划呢？陛下进贤退邪，法则应当取法尧舜；明皇的事情本来不值得称道。然而天下人都怀疑陛下有重用蔡京的意图，是因为蔡京又被留下了。蔡京之所以再次被留下，是因为韩忠彦等人罢免他时没有采取正当办法。罢免他不合正道，于是留下他便产生于相互激化。万一蔡京果真得到重用，天下的治乱就会从这里分开。崔群说，唐朝的治乱，取决于李林甫、张九龄进退之时。如今蔡京轻慢欺负先帝，与蔡卞没有区别；又把过错归给先烈，把祸患推给章惇、蔡卞，曲意谋求自安，而陛下竟又把他留下。如今既然可以再次留下他，日后也可以进一步重用他，天下治乱的形势就系于蔡京一人。崔群的话，难道可以不思量吗？臣恐怕后人看今天，也会像今天的人看从前一样；祸乱的契机，不能不及早辨明。”

译陛下继承帝位之初，首先开通言路，可以说知道最先应办的事务。臣愚昧，首先被列入这一选择，明明知道蔡京在朝廷必定成为大患，却没有及时进言。万一发生意外不测的变故，陛下恍然悔悟，诛责当时进言论事的臣子，那么臣即使头颅粉碎、胸膛陷裂，又能对事情有什么补救呢？这就是臣愤懑忧闷而不敢沉默的原因。臣曾经被蔡卞推荐，与蔡京没有丝毫嫌隙；我之所以进言，是为了国事。不只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蔡氏家族。自古以来不忠的臣子以私害公，起初是为了自身获利，最终一定会连累国家。国家一旦陷于困顿，私人家族又能归附到哪里呢？蔡卞尊崇王氏，只知道有王安石，难道知道有神宗吗？只知道有金陵，难道知道有京师吗？使史学断绝，正像王衍一样，重视南方而轻视北方，分裂的苗头已经出现。臣痛心而默默忧虑，不是一天了。真宗景德年间，北方军队到达澶渊，王钦若请求皇帝驾幸金陵；当时如果采用这个计策，天下早就分裂为南北两方了。幸赖真宗采用寇准的意见，所以四方混同，才得以延续到今天。上天赐给陛下聪明、仁爱和勇武，使南北融会贯通；陛下毫不犹疑地除去蔡卞，然而蔡京还没有离去，人们实在为此忧虑。” 兄弟同心，都是国家的祸害；一人离去、一人留下，政令刑法就失当了。唐朝会昌年间，工部尚书薛元赏与他的弟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都是宰相李德裕的党羽。等到李德裕失败后，薛元龟被贬为崖州司户，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过去苏轼与苏辙也是兄弟。古今的成例不是不清楚，为什么偏偏蔡京能够用计谋免除处分，使朝廷法令屈从于蔡京一人？难道不知道祖宗的基业有什么对不起蔡氏吗？况且自从蔡京、蔡卞掌权以来，笼络、推荐天下士人，处在要职、得到美官的，不下数百、数千人。其中才智、技艺、能力出众而可以任用的人，实在不少。他们都明知蔡京、蔡卞辜负国家，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离开私门，只是回头看朝廷还没有办法招纳他们罢了。臣认为蔡京在朝廷，那么这数百、数千人都会被指为蔡氏党羽；如果蔡京离开朝廷，那么这数百、数千人都可以为朝廷所用。要消除、合并朋党，广泛收纳人才，关键就在陛下果断除去蔡京。这不是臣的臆测，而是神宗已经采用过的办法。熙宁末年，王安石、吕惠卿争斗以后，天下士人分成了两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神宗对此感到忧虑，于是自王安石退职、吕惠卿出外任职以后，不再任用这两个人，但王、吕两门的士人却都兼收并用。当时天下士人刚刚形成王党、吕党，而朋党之祸最终没有波及朝廷，正是因为采用了这个办法。如今陛下把蔡京留在朝廷，却想收取他私人门下的士人，这就好比不罢免李昱、钱镠，却想收取江浙的士人一样，不是很难吗？那么，消除党争的办法，只有让蔡京离开朝廷罢了。如今蔡京在朝廷内外串联交结，势力更加牢固，广泛布置亲信，共同谋划私事，羽翼已经形成，便可以高飞远走，愚弄朝廷，简直把朝廷当作儿戏。陛下如果不早日醒悟，势必逐渐陷于孤立，到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自古以来做臣子的，无论官职高低，触犯君主未必就会遭祸；但只要触犯权臣，就必然粉身碎骨。有的说他离间君臣，有的说他沽名买直、把怨恨归咎于权臣，有的假托其他事情暗中伤害他，有的在他已经被罢黜之后，又责怪他心怀怨望。这些都是古人所不能避免的。臣难道敢爱惜自己的性命吗？如果臣爱惜自己的性命，陛下就不能听到蔡京的罪过了。国家内外没有发生大事，已经一百四十一年了。太平长久到这种程度，是古来没有过的，实在令人非常警惧。譬如年老的人，身体安康，没有疾病，每天服食温暖之物，尚且担心元气衰弱；如果反而养护阴邪，必定会成为心腹之患。蔡京留在朝廷，和这有什么不同？伏望陛下谨慎守护祖宗的基业，独自掌握施恩与施威的权柄，从内心作出防范，果断除去恶人，这将是天下的大幸。伯雨又上奏说：“臣近来因为上书言事不合事实，被贬授为监扬州粮料院。接到任命文书才几天，便又改差为知无为军。臣听到命令时惊惶失措，只知道感动流泪。臣听说圣人有过错，就像日月发生日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等到改正过来，人人又都仰望它。朝廷因为一时的愤怒，贬黜忠谏之臣，这就如同日月发生日食。如今改授新命，可以看出圣人的心意了。天下有见识的人，谁不赞叹仰望？难道只是臣一己的私幸吗？臣虽然感念圣上的恩典，却不敢立即接受新命，确实是有原因的。”仁宗明道年间，仁宗想率领群臣为皇太后祝寿，范仲淹进谏说：“人主没有面向北方行礼的礼制。”明肃皇后大怒，范仲淹因此获罪。元祐年间，蔡确被贬，范纯仁认为不应如此，宣仁皇后大怒，范纯仁也因此获罪。这两位臣子，可以被贬黜、驱逐，但他们尊奉君主、始终不二的心志，却不能用威势夺去。当刘氏处境极其危急的时候，范仲淹竭力救护，所以宣仁皇后晚年才忽然作长远考虑，又想起范纯仁，知道忠言对国家是有益的。大体说来，忠臣的心愿，只是想保全国体，为国家千万年的长远将来考虑，难道忍心让天下的议论牵涉到太后宫中吗？” 如今宗良等人在内外交通串联，行迹情状十分明显。蔡京交结的行迹，天下人都知道。蔡京给向縡写墓志铭说：“我一生与士大夫交往，没有像承旨蔡公这样的人；与我交情深厚的，就是他。”蔡京身为从官，却同外戚交情深厚，还把这些话写在碑刻上自我夸耀，像这样的事不止一件。又况且蔡京与弟弟蔡卞长期在朝廷，同恶相济；蔡卞已经出外，蔡京却牢固得不可拔除。他自以为身为执政可以任意决定取舍，人人都说蔡京因为慈云寺的事情，得到与裴彦臣交结的帮助；外间议论纷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又蔡京作《向宗良府词》说：“元丰末年奉命时，曾经有过嘉言。假如这番嘉言出自宗良，那么最大的毁谤必将归到宣仁皇后身上。”蔡京还自称，曾带着开封府的刽子手，携剑进入宫内，想杀死王珪，以阻止宣仁皇后怀有异志的谋划。蔡京把宫禁中的疑似传闻写进诏命，传播到朝廷，自称他和宗良都是社稷的功臣，却让宣仁皇后背负无穷的毁谤。蔡京谄媚侍奉外戚，不畏惧上天，竟到了这种地步，哪里只是有害于朝廷，实际上对外戚之家也没有益处。臣对陛下尽忠，对皇太后也尽忠，所以才说这些话。皇太后的圣明德行和巨大功勋，冠绝古今。

译陛下承奉皇太后的容颜、奉养皇太后的志意，正以大舜、周武王为榜样；入宫修行家人之礼，就恭敬顺从而没有缺失；出外治理朝廷事务，就使威权与柄权不分散。大舜、周武王的孝行，哪里能超过这样呢？蔡京所谓的孝，却不是这样，他只是想让陛下把权柄交给外戚之家罢了。这是蔡氏的利益，不是宗庙社稷的福祉。陛下凭圣德继承帝位，年纪正富，如同汉文帝、汉宣帝即位时一样。对东朝太后尽孝，对政事振作精神，独自掌握大权，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而蔡京之所以胁迫控制陛下，推究他的用意，是认为陛下还不能独自有所作为。哲宗刚开始亲自总揽政务时，圣意本来没有偏爱或排斥。章惇虽然倚仗功劳而放纵自恣，但起初还具有兼取元祐旧政的意思。自蔡京、蔡卞首先提出邪说，窃取国柄以来，凡有所请求，必定以继承先帝志业为说。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愿，就想把不孝、不忠的罪名加在上下之人身上，借朝廷的诛罚和赏赐，表明私门的好恶。他们轻视君主、贻误国家，前后八年，到今天仍习惯于旧日的作风，又用这种意图胁迫控制陛下。他们附会继述之论，假托报功之说，暗中实施离间的谋划，窥伺陛下，包藏祸心，仿佛正在等待时机。蔡京说话和行事的用意，想来不会逃过陛下圣明的洞察。况且陛下继承神宗的圣德，报答太后的大功，难道只是陛下个人的私心吗？这也是臣子们共同的愿望。合乎臣子们的愿望，使四海都欢欣，然后陛下才有福庆，百姓才能依赖。天子的孝行，还有什么能大过这个呢？如今蔡京所依赖的，并不是百姓共同依赖的东西。陛下一旦违背蔡京的意愿，蔡京一定会以不孝的罪名责备陛下。陛下难道要顺从蔡京一人的胁迫和私名，而不畏惧天下至公的大义吗？如果畏惧天下至公的大义，就应当把蔡京流放，以安定国家罢了。臣前些日子所说的话，不负上天，不负宗庙，不负陛下，也不负皇太后。果然是陛下调动臣的差遣，如果不是皇太后察知臣的忠心，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发出指挥。然而蔡京还在朝廷，国家就没有安宁。臣即使调动了差遣，又有什么安宁可言呢？臣不敢接受命令，原因就在这里。臣在公开奏章中所说的还不够详细，所以再次以此章冒犯圣听，是为了把恳切忠诚的心意全部表达出来。皇太后以无私的慈爱、极其明察的照鉴，已经看出臣的忠心了。臣今天的话，也一定会得到她的照察。即使现在还没有察知，终究没有不察知的道理。臣虽然远离朝廷，仰赖皇太后的慈荫，即使不能召回，对臣也没有什么损害。臣所希望的是，应当把流放蔡京作为当务之急，不应先把调动臣的差遣放在前面。臣只是担心蔡京留在朝廷，烦琐的言论会日益进来；烦琐的言论日益进来，圣上的忧虑就会日益劳苦，即使朝廷严厉地显示威刑，天下的公议终究也无法遏止。因为如果一定要用威势压制公议，人心就会离散。人心既然离散，君主的势力就会孤弱；君主势力孤弱，外部凌辱、内部侮慢，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这不是奉承宗庙、慰安东朝太后的办法。那么，蔡京所谓的孝，果真是天子的孝吗？愿陛下不要爱惜一个蔡京，而要深切替国家考虑。臣愚昧，却承受不住这片恳切爱君忧国的心意，惟请陛下裁决并宽赦，臣将万分庆幸。” 伯雨又上奏说：“臣孤单、远离朝廷而又不肖，错误地受到提拔。臣私下认为，陛下既然开通言路来防止壅塞蒙蔽，臣的职责在于提出补救和劝谏，那么按道义应当怎样做呢？臣却不能谨慎沉默，轻率地进献了不合事实的言论。陛下推究臣的用心，只是因为忧虑国家；虽然施行贬黜，不久又改授命令。臣如蝼蚁一般的身躯，将凭什么报答圣主宽容包涵的恩德呢？臣昨天自从听说隔对以后，曾经把上殿札子连同说明呈进，指出蔡京在绍圣年间亲自写奏札，请求诛灭刘挚等人的家族，幸赖哲宗仁慈圣明，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如今蔡京自称有反正治平的功劳，想把过错归给哲宗。又说蔡京自称在元丰末年奉命时，带着开封府的刽子手和剑进入宫内，想杀王珪，以阻止宣仁皇后怀有异志的谋划。蔡京自己说已经有社稷之功，却使宣仁皇后蒙受极大的毁谤，始终未能辨明。又说蔡京因为不能担任执政，便与章惇决裂；如今却欺骗陛下，说他与章惇决裂是为了国事。又说蔡京担任弟弟蔡卞执政时行为无状，向来彼此不往来，以此欺骗陛下。又说蔡京想独自专掌史局，妄加奏请，以致《哲宗实录》没有派正官修撰，轻视一朝大典，违背祖宗旧例。又说蔡京所荐举提拔、得到优厚官职而处在要职的人，不下数百上千，其中有许多才智和技艺能力出众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如果蔡京在朝廷，那么这数百上千人都会被指为蔡氏党羽；蔡京离开朝廷，那么这数百上千人都可以为朝廷所用。这样看来，广泛收用人才、消除朋党合流，只有让蔡京离开朝廷罢了。又说蔡京在内外交通交结，势力更加牢固，广泛布置亲信羽翼，已经形成愚弄朝廷的局面，简直如同儿戏。陛下如果不早日醒悟，逐渐陷于孤立，到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上面札子所说的事情，是在被责授扬州粮料院以后提出的。陛下如果认为臣说得对，就应当依照臣的请求，审查蔡京的罪行，明正典刑，然后再改动臣的差遣，以表示采纳谏言；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那就是臣的事情发生后又更加构成罪过，应当加重贬谪流放，这才合适。如今蔡京桀骜放纵，毫无畏惧，而臣的奏章屡次上呈却还没有下发，这说明陛下并不认为臣的话可信。既不相信臣的话，却轻率地改授命令，把这件事传给天下，人人必定惊骇疑惑，认为它给陛下初政造成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况且蔡京长期在朝廷，专门把轻视君主、欺凌上司当作本领，把培植党羽、任用奸邪当作方法，挟持继述之说作为谋求私利的计策；稍有违背他的意愿，就以不孝、不忠的罪名胁迫上下，非要取胜之后才罢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君主的威势不能施行，士大夫的议论便忧虑恐惧。”如今蔡京不离开朝廷，必定会成为心腹大患。宗庙社稷的安危，还无法预知。臣一人受到迁谪、贬黜、危险和羞辱，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译伯雨又论列蔡卞说：“臣私下认为，朝廷的事情，应当实行的不可犹豫，尚未实行的不可泄露。应当实行却犹豫，叫作不果断；尚未实行却泄露，叫作不秘密。意料之外的变故，常常由此产生。古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可以考察而知。陛下改用大臣，明确表示自己的好恶，前些日子所谓的‘国是’，陛下已经看出它不对了。章惇把社稷自任在身，蔡卞用经义教导他。在这种时候，他们共同忧虑国事，必定不会认为二圣所实行的事情是正确的。他们都把自己比作王安石，本来就应当把进退去留放在心上。蔡卞安坐不动，章惇却备好礼节请求离职。他们对于皇上所实行的事情，难道能没有纠正挽救之心吗？皇太后无为而治的功德，发自最深厚的慈爱；陛下无以为报的报答，正合乎舜的心意。上天保佑并授命，使我朝嫡嗣施行慈爱孝顺的政治，实在冠绝前古。我们皇家的福庆，不求而自然到来。这正是内外欢欣、和气充满的原因。然而天道难以完全测知，事情应当引以警戒。蔡卞等人树立私说，改变礼制名分和事实，使之成为国政祸害，主要有三点：第一，以继承神宗为名，凡违背他们说法的便说是不孝，实际上怀有诬陷之心；第二，以厚待先帝为名，凡违背他们说法的便说是极其刻薄，实际上怀有轻视欺骗的意思；第三，假借经义的糟粕，窃取王安石的余绪，依照片言只语行事，蒙蔽迷惑上下，凡违背他们说法的便说不是圣人之道，给人加上极恶的罪名，使人陷入难以言说的罪责。谋划发自蔡卞之心，事情成就在章惇手中，他们胁迫控制上下，果断执行，必定要把事情办成。这两个人，表面上显示彼此不合，实际上心意和手段互相资助；没有事情时彼此不相干，有紧急事情时便互相呼应，这是自然必然的道理。臣十四日秘密奏章所论，都是深思熟虑之后才敢发出，事情只在陛下决断而已。犹豫不决，按道理必定会生出事端。何况今天所下达的命令，已经有可以保密却没有保密的地方了。机密既不严密，又不能及时防范，执守中道却没有权变，必定会有后悔。所以想到天道难以测知，正是应当在没有忧患时加以警戒的时候，难道可以忽视吗？愿陛下向太后宫中禀告，仔细商议后迅速决断。臣愚昧，却承受不住这片恳切爱君的心意。” 伯雨又论列蔡卞说：“臣近来写札子说，尚书左丞蔡卞抱持不合宜的意见，正处在应当离职的时候，却迟疑徘徊、顾恋官位，还在等待什么？愿陛下把臣的奏章给蔡卞看，使蔡卞自己决定去留。”没有得到施行。随后又写奏状说：“先帝即位初年，政事有所更改，参与议论的大臣，蔡卞都讥笑他们阿谀顺从，痛恨他们奸诈欺罔。至于太学士人，曾经学习诗赋的，蔡卞都轻视他们，称作元祐进士，认为他们是迎合时势而改变了所学。如今陛下继承先帝志向、述行先帝事业，光大延续前代功业，喜好公平而厌恶偏私，舍弃那一套而采取这一套。凡是蔡卞所认为正确的事情，逐渐都已经改变，蔡卞也翻然跟从，不再固执。这同元祐年间阿谀顺从的臣子，几乎没有区别。他自己不能做到厚重自持，行为又违背自己的言论，举动和静止都失去时机，因而连累国体。臣所论列的事情，怎么可以停止呢？乞请把臣前面的奏章一并给蔡卞看。”没有得到施行。随后又写札子说：“蔡卞把王安石自任为榜样，俯视同僚；朝廷的诛罚赏赐取决于他的爱憎，人才的废黜兴起全凭他的取舍，并以自己的操守坚如金石而自夸。时势不同、事情发生变化时，他却随之改变而不再坚持，默默占据高位，安然不知行动。伏望圣慈特地下达睿旨，查考前面这些札子和奏状，答应臣的请求，全部交付给蔡卞，使蔡卞自己决定去留。” 没有得到施行。随后又写奏状说：“臣恭敬地思考，哲宗皇帝念及神宗有为之政的艰难，惩戒元祐年间仓促纷更的弊病，专心继承先志，专一委任宰相。七年之间，专用一位宰相，虚心专注，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误导朝廷、迷乱国家，罪在臣下；但议论此事的人推究往事，却不知道先帝圣意的由来，喧嚣的言论有时甚至触犯陵庙，爱君的人追思悲痛不已，痛恨章惇，想要依法惩治他的罪。臣认为章惇身为宰相，既专权又长久，怨怒聚集在他一人身上，所受责罚本来就很大，这是天下人共同明白的。然而章惇的行迹容易看清，蔡卞的内心却难以看见。若采用《春秋》从动机责罪的法则，那么难以看见的罪行又怎么能逃脱呢？自绍圣以来，蔡卞以经术自任，把自己比作王安石，把继述之意寄托在诏令中，把好恶寓于刑罚赏赐中；痛斥流俗，以至于诛绝言路；深深嫉恨元祐，以至于仇视诋毁宣仁皇后。事情的大体方面，只有这两件最突出；其后流弊造成的祸害，更是说不尽。凡是章惇所做的事情，他的谋划都发自蔡卞，蔡卞先立为成说，胁迫控制上下，自称出自王安石，谁敢不信？名义上称作‘国是’，谁敢不服从？章惇虽然强横粗暴，却在蔡卞的术数之内奉行他的说法，只怕做得不够；被出卖了还不知道，受欺骗了也不悔改，直到势穷力竭仍然没有改变。” 从前王安石曾对神宗说：流俗的权势重，天下人就归附流俗；陛下的权势重，天下人就归附陛下。神宗采用他的说法，是为了收回天下的权力。自熙宁末年王安石离职以后，神宗掌握驾驭臣下的权柄，不分彼此，用人只依自己的判断，树立贤能而不拘一格。熙宁年间的流俗稍稍恢复，神宗在这个时候召回旧臣，四海士人都洗心革面、自我更新，愿意得到君父的知遇，所以天下的权力常在神宗手中。既然如此，所谓流俗之所以成为流俗，神宗已经赦免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再追究，蔡卞又怀着什么心思，没完没了地追究他们的罪责，违背神宗日新不息的事业，胶着于熙宁年间趋于变化的旧迹呢？守持这种意见的，就称作守正；树立这种学说的，就称作特立；不同于他们的，就指为朋党；议论他们过失的，就指为诬陷国家。于是任用他们所谓守正、特立的人，罢斥他们所谓朋党、诬陷国家的人。符合这一套的，就是我所谓的正确；不符合这一套的，就是我所谓的错误。把所有所谓正确的汇总起来，称作‘国是’；把所有所谓错误的汇总起来，称作‘流俗’。因此天下士人被视为流俗、受到厌恶的，有十之六七。既然厌恶这个人，便连他的话也废弃；持平议论的人被称作模棱两可，进献忠言的人被称作诽谤，于是使天下士人闭口结舌，朝廷能够听到和看到的，不过三五个人罢了。”

译人人都害怕遭祸，还有谁敢再说话？自从去年邹浩被贬以后，御史弹劾人的文字超出诏旨之外，罗织铺陈，构成深重的罪名。近则侍臣，远则寒士，流离、逃窜、贬斥，朝廷内外都受到震动和伤害，竟然把言论视为禁忌，到了这种地步。安惇的罪行人人都痛恨，但有见识的士人进一步考察根源，就会知道痛斥流俗本来出自蔡卞，发展到末流，势态自然变成这样。那么，邹浩被贬也是有来由的了。所以，《春秋》从动机责罪的法则不能不讲明。宣仁圣烈皇后对天下有大功德，哲宗皇帝曾对近臣说：“宣仁皇后是妇人中的尧舜，对她崇敬报答的心意难道有穷尽吗？”然而蔡卞因为失职的臣子没有顺从奉承，怨恨奸党得到任用，愤恨流俗受到重视，便借章惇秘密补写之类的言论，请求将他们降职外任；对于申诉自辩、被说成出于私心的话，则极力摘取过错，即使确实含有冤屈压抑，也不许伸理；有时即使是忠诚美善的话，也因此获受重谴。凡是元祐年间实行的事情，一定要彻底扫除才肯罢休，就像割草还要连根拔掉一样。这样一来，像瑶华那样受到宣仁厚待的人，怎么能不被废弃呢？奉行这些事情虽然是章惇等人，但有见识的士人进一步考察根源，就会知道深深嫉恨元祐本来出自蔡卞，发展到末流，势态自然变成这样。那么，瑶华被废也是有来由的了。所以，《春秋》从动机责罪的法则不能不讲明。蔡卞以经术自任，把自己比作王安石，却误导朝廷、迷乱国家，竟到了这种地步；祸根和罪魁实际上出自他的内心，公众议论沸腾，罪行无法掩盖。陛下有如天地般宽广的度量，无所不容，优厚宽待大臣，办事务求顾全体面。按照礼制，蔡卞在进退去留上本应如何，他却行为违背自己的言论，安然不知行动。因此臣前面的奏章姑且请求给蔡卞看，想借此观察他的去留，多次冒犯天听，却没有得到允准。圣德宽大，不是臣浅陋的见识所能窥测；然而臣的职事在身，道义上不能停止，乞请把臣的奏章下交三省，但仍未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痛斥流俗以至于诛绝言路，深深嫉恨元祐以至于仇视诋毁宣仁皇后，都是蔡卞倡导这种说法、立为国是，胁迫控制上下、违逆天理人心造成的，以致海内有喧嚣的议论，皇家有难以处置的事情。如果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正确，也应当坚守不改变；如今却仍安坐官位，随时势改变而不再坚持。大臣如此，还可以同他谋划国事吗？臣的职务在谏省，忝居掌管耳目之官，今天极力议论的，都是过去亲眼见到的事情；臣为国家寒心，已经不是一天了。即使圣德宽大，像上天一样容纳宽赦，但首恶和胁从也应当分别辨明，难道可以一并宽恕、全都释放吗？伏望圣慈采纳体恤公议，迅速显示威严的决断，以此警戒各位官员。伯雨再次论列蔡卞说：臣曾经说过，绍圣年间的大臣辜负、诬蔑神宗，轻视、欺骗先帝，都是托言继述之说，而倡导这一说法的人，就是尚书左丞蔡卞。附会经义，颠倒名实，以继承神宗为名，以继承王安石为主；说熙宁年间被弃用的士人都是流俗之徒，说神宗不能识人，后来重新任用他们，致使老奸之类共同造成元祐的罪恶。因此对于元祐的事情，就像割草一样，必定要锄掉根，王氏的意志才可以全部推行，这就是他树立这一学说的本意。他的谋划安排自有次序，不动声色，却件件得以实行，是因为章惇愚昧昏暗，处在他的术数之中而不自知。考察他所做的事、观察他行动的由来、察看他心安于何处，那么他辜负诬蔑、轻视欺骗的行迹，都可以看出来。蔡卞在元丰年间，和王震一类人一起，都从小官突然得到越级提拔，受到的待遇可以说很优厚了；他应当怎样报答神宗呢？元祐初年，国政大为改变，蔡卞当时身为侍从，假如没有忘记神宗，也应当略微进献一句话，却坐视政事纷更，完全没有提出劝止和补救；他周旋于几个郡，安逸地过了八年。直到先帝开始亲自总揽政务，正是必然更改政事之日，也是恢复裕陵大美、合乎天下至公、千载难逢的时机，蔡卞却乘机谋取私利，先培植自己的私党，轻视神宗而厚待王安石，欺骗先帝而蒙蔽天下。元丰旧臣中有这样的人，难道不应称作辜负神宗吗？臣私下观察，神宗开始有所作为时，王安石、吕惠卿共同谋划国事，一起荐进人才。不是王安石所亲近的人，朝廷就不任用；不是吕惠卿所选取的人，王安石就不推荐。这两个人虽然呼吸饮食各自不同，心意却相同，发言议论如同出自一张口。后来事情久了发生变故，感情和考虑发生改变，像胶漆一样的朋友变成仇敌，一门之士分成两党。国事议论因此喧扰，神宗厌恶这种纷争。王安石一退居钟山，神宗不再召回；吕惠卿在外郡效力，也绝迹于朝廷。两人同样受到疏远，但两党却没有被偏废。威权和恩福既然归于公上，名位和器物就不再被私门借用。在这个时候，四海士人不分彼此，也不问亲疏，全都洗心革面、自我更新，愿意得到君父的知遇。蔡卞开始进用，正是在这个时候。神宗亲自提拔并考察他，并不一定是因为偏爱王安石。以何琬的事情来看，王安石有过错尚且不获宽贷，蔡卞如果有罪，难道会因为是王安石的女婿而不敢治罪吗？神宗使天下人信服，正是因为这样公平，这也是后代继承者应当述行的。蔡卞想要自我推荐，竟敢进行欺骗蒙蔽。他把王安石际遇和遭逢的美好据为己有，用来全面议论神宗；对于神宗始终抑制、扬弃王安石的意图，却加以掩盖而不说。吕惠卿辜负王安石的事情，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那么神宗抑制王安石的原因，难道不应当加以论述吗？孔子说：“爱一个人却知道他的恶处，憎一个人却知道他的善处。”即使圣人也难免有过错，即使小人也未必没有善处；不因为个人的爱憎而改变对善恶的公正判断，这就是孔子的心。神宗同孔子，难道有不同吗？可是蔡卞自行树立爱憎，欺骗迷惑士类：对于他所爱的人，即使有恶也一定选取；对于他所憎的人，即使有善也一定抛弃。他的爱憎暗中顺从王安石，取舍却公开违背神宗；而他向上欺骗先帝、向下欺骗天下，都是说成神宗的心意。难道不应称作诬蔑神宗吗？况且神宗的志向，是想远远继承三代圣王的事业；神宗所做的事，是想使百姓长久得到利益。十九年之间，时时刻刻都在整治兴盛，日日不断变通更新。到了元丰末年，天下的事情与熙宁时期不同的已经很多了。即使当时奉行法令的大臣有时出现错误，圣人救治弊病的本意，本来就是希望日日更新。先帝继承神宗志业的初期，只把宽平作为施政重点。蔡卞却不遵守正道，竭力阻挠先帝的圣明谋略，采用王安石过时的学说，改变神宗日新不息的事业。

译凡是神宗用来滋润恩泽百姓的事情，蔡卞都说成是王安石的恩泽；神宗所作《新多士》，也都说成是王安石的教化。他把私门所喜好的东西树立起来，作为国是；把宗庙的大美夺来，归入私人的史书。他的意思是说，真正深得王安石之道的只有我一人；能够成为先帝未曾召用之臣的，也没有谁比得上我。同我一致的就是正确，不同于我的就是错误。我的意见正确，就称作国是；我的意见不正确，就称作流俗。他在先帝面前所陈说的道理，就是这样。不尊敬自己的君主，可以说是太过分了；难道不应称作轻视先帝吗？神宗曾说：“我认为君子多多认识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所以能够刚健笃实，光明辉耀，日日更新。”神宗这条圣训意义重大，是后代继承者应当效法的。古代圣贤并不只有一个人，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贵在广泛认识，难道只能认识一个王安石吗？自绍圣以来，王氏一家的好恶传达天下，公家的名位器物被用于私门；以臣下改变君主的意旨，以后来者改变上代的守成之法；把继述之意寄托在诏令中，把怨怒嫁给同僚；把持平的议论说成模棱两可，把考察古事说成俗学，把直率的话说成诽谤，把深谋远虑说成妖言。这些念头发自他们内心，危害了国家政务。他自称经义的大旨别人都不明白，《日录》的本意只有自己知道；而他把这些话告诉先帝时，却说这是继述之道，不得不如此。难道不应称作欺骗先帝吗？以上这四件事，事情都假托于继述，学说都由蔡卞倡导。对上惊动天变，对下失去人心。臣恭敬地思考，陛下继承神宗的志向，述行哲宗的事业，奉事先祖、追念远祖，丝毫不敢懈怠。然而大臣之中，像蔡卞这样辜负、诬蔑、轻视、欺骗的人，如果赦免而不治罪，不足以称为宽厚。伏望议定并依法处以典刑，以平息公众议论。伯雨又说：“臣近来听说王安石家请求把朝廷所赐的宅第交还，有人说是王安石妻子吴氏的请求，有人说是蔡卞的请求，都是从传闻中听来，还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根据事情来验证，都是蔡卞的谋划。前些时候赐宅第时，人们已经私下议论，认为这不是朝廷应当赏赐的，也不是王氏应当接受的。又况且王珪的旧宅第，也是蔡卞本应厌恶的。蔡卞在接受赏赐之初，既然见利忘义，享用了利益，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莫非是离开职位后心中不平，因而产生了怨恨吗？从前熙宁末年，王安石辞去职位，御史中丞邓绾上章请求留住王安石，他提出三件事：第一，请求赐给宅第；第二，提拔他的女婿蔡卞进入经筵；第三，授予他的儿子王滂馆职。他认为实行这三件事，王安石一定会留下。神宗说：‘有这样的事吗？你怎么知道王安石的意思？’邓绾说：‘王安石的门人告诉臣的。’神宗说：‘门人是谁？’邓绾起初不说姓名。神宗再三追问，邓绾才如实告诉他：‘是练亨甫。’第二天，两府大臣奏事退下后，神宗留下宰相吴充，详细说了这件事，并对吴充说：‘只当作是你的意思，让王安石知道。’ 吴充按照神宗的旨意去见王安石，王安石大为惊骇，立即上奏大略说：‘臣听说御史中丞邓绾替臣请求赐宅第，又替臣的儿子王滂和女婿蔡卞谋求差遣任命。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是臣卧病在家，却让邓绾替臣游说了。’神宗批示他的奏章说：‘邓绾用心颇为邪僻，性情奸邪反复，论事荐人不遵守职分，可以削去御史中丞，差知虢州。练亨甫罢为漳州军事判官。’圣上的训示就是这样，天下传诵。绍圣年间，蔡卞担任执政，先授予王滂秘书省正字，然后把王珪的旧宅第赐给王安石家，邓绾请求的三件事没有一件不实行，蔡卞的私意可以说完全得逞了。然而臣认为，这不是朝廷应当赏赐的，因为神宗本来没有想赏给他们的意思；这也不是王氏应当接受的，因为王安石本来没有敢于接受的心。何况王珪的旧宅第，本来是因罪被没收的，把它从别人那里夺来再给这个人，都是蔡卞所为。雍熙年间，卢多逊被贬为崖州枢密副使，柴禹锡替宋琪请求卢多逊的旧宅第，太宗说：‘卢多逊犯罪，家产被籍没；宋琪身为宰相，竟然不避嫌恶，难道是大臣应有的体统吗？’于是太宗虽然把宅第赐给宋琪，却把这两个人一并贬罢，以示薄责。” 先帝把王珪的旧宅第赐给蔡卞的妻家，给予财物而毫不吝惜，已经得到太宗那样的心意了。蔡卞又有什么脸面可以无所顾忌、不避嫌恶？何况在先朝，他无缘无故享受了利益，到了今天又无缘无故地推辞。”于是他在已经接受之后又忽然推辞，不肯接受，也不愿把臣的奏章下发。三省一同议定典刑，或许可以使轻视君主、放纵自恣的大臣知道警戒悔改。伯雨又说：“臣近来五次呈上奏状、札子，论说蔡卞的事情，都还没有得到施行。按蔡卞迷乱国家、悖逆正道，以私灭公，只知道有王安石，不知道有神宗。他的阴谋密计，行迹难以看见，但国家的大患都由蔡卞而生。神宗在位十九年，凡是滋润恩泽百姓的事情，蔡卞都夺来归为王安石的美德。他的道理颠倒乖谬，不可以拿来训示天下。然而他所实行的事情，都以继承神宗为名，所以天下人不敢议论。比如元祐年间的章疏，都是当时臣僚进献忠言的文字，蔡卞却凭私意加以暗示，要求把他们降职外任。他任意取舍选择，专凭自己的意见，把进言当作罪过，公然加以遣黜，用来警戒天下敢于进言的士人。于是使进言之人所呈的文字，只敢请求留中不发，不敢深入陈说。这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祸患吗？” 当初，元丰年间获罪的人，元祐年间允许他们申诉，是为了疏通冤屈压抑、使下情得以全部上达。上呈状词的人各自请求辨明洗雪，既然只是诉讼中的粗浅言辞，哪里有什么先王的法言呢？蔡卞凭私意加以暗示，逐字逐句地检点，只要有一句不合适，便加以贬黜惩罚。他不只是杜绝申诉冤屈的人，也借此罗织无罪之人。蔡卞虽然一时称心，却给朝廷留下了深重的后患。然而他树立学说，认为章疏中的言论讥刺诋毁神宗，申诉之事牵涉先朝，必须这样施行，才称得上继述之义。既然用这种说法胁迫控制上下，于是人人都闭口不言，任由他放纵施行。人们左遮右防，唯恐触犯他的手段。所以臣前面的奏章说，章惇的行迹容易看清，蔡卞的内心却难以看见。尧舜贬黜幽暗之人的典制，必定要贬黜难以看见的罪行；《春秋》诛罚动机的法则，必定要治罪于制造动机的人。陛下圣学高明，洞察古今，尧舜所不赦免、《春秋》所必定治罪的人，也是圣明时代应当施行惩治的对象。况且蔡卞把自己比作王安石，似是而非，欺骗迷惑上下，人人都痛恨。因此臣前面的奏章先论述他似是而非的原因，然后借流俗、元祐之说来说明他的罪行。因为挽救末流，不如先堵塞源头；

译剪除枝叶，不如先锄掉根。蔡卞把自己托附于王安石，正是危害国家、损害政务的根源。臣怎么敢舍弃这一点而只论末流呢？伏望查考臣前面的奏章，全部交付三省，特地下达指挥施行。徽宗亲政后，采纳正直的言论，伯雨首先攻击章惇说：“章惇长期窃取朝廷权柄，迷乱国家、欺凌皇上，毒害流布于士大夫之间。趁先帝发生变故之时，仓促间便任意逞现异心，藐视万乘之尊，再也没有臣子的恭敬。假使他的计谋得以实行，将把陛下和皇太后置于什么地位？如果宽贷他而不诛杀，天下的大义就不能彰明，国家的大法也不能树立。臣听北方使者说，去年辽主正在进食，听到中原贬黜章惇，便放下筷子站起来，连说两声‘很好’，并说南朝错误地任用了这个人。北方使者又问：‘为什么只这样处置他？’由此看来，不只是孟子所说的‘国人都说可以杀’，即便是蛮貊之邦，也没有不认为他该杀的。”章惇的奏章上了八次，终于被贬为雷州。伯雨又论列章惇的札子说：“臣听说，道义相合就跟从，不相合就离开；这不只是君子保全自身的道义，也是臣子侍奉君主的礼法。道义用来辨明可行与不可行，礼法用来区别嫌疑。看见可以做的就实行，有嫌疑就避开，这是大臣应当知道的。臣恭敬地看见，左仆射章惇独自掌握宰相政权，前后八年，迷乱国家、贻误朝廷，罪行无法掩盖；天下的怨恨和愤怒，全都聚集到他一人身上。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海内想对章惇泄愤的人，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出现。幸赖圣上的度量包容，爱惜国事体统，所以章惇虽然请求离职，圣旨却没有允许。臣私下认为，章惇请求离职是对的，陛下不允许却不对。先皇帝突然弃世，海内歌咏归附有德之人；皇太后顺应自然的次序，合乎天下公议，依靠天意成就大业，亲自决定大策。章惇在这时发表违逆的言论，陛下以天地般的度量把他的话置之度外，反而更加以礼相待，唯恐有所不及。自古人君宽仁大度，没有像陛下今日这样的。然而章惇身处容易招致嫌疑的地位，抱持不合宜的意见，察觉自己的惭愧和错误，无处容身，所以先帝陵墓尚未修复，他便想推辞出使的事务而离去。泰陵派遣使者，是朝廷的大典；送别亡者、慎重办理丧终之事，是臣子深厚的心意。章惇对于泰陵，难道不想尽到厚重的心意吗？只是形势不允许留下，知道困难便离去，考察天下公议，可以毫无疑问地准许他离开。只要使者事务不缺，朝廷的大典也就举行了。那么章惇的去留，关系到国家体统，臣愿陛下迅速发布恩德之音，答应他的请求。”伯雨又论列章惇说：“臣私下认为，奸邪之人的所作所为，始终都可以看出来。平时无事，就残害忠良；仓促遭逢变故，就轻视扰乱名分。轻视扰乱名分的心思，本来就蓄养在残害忠良的日子里。幸而时势发生变故，认为希望没有人能制约我，便挽起衣袖向前，完全无所顾忌。推究实情、确定罪名，按法应当诛杀。谨按：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的章惇，身为上宰，长期擅自掌握国柄，迷乱国家、欺凌皇上，毒害流布于士大夫之间。自从哲宗病势加重、弥留之际，朝廷内外汹汹恐惧，章惇身为宰相，本应当援引天下大义，请求立陛下为皇太弟，以维系人心、安定国势，承担扶危定倾、辅弼君主的责任。章惇却怀有异心，竟然全不顾及这些。等到陛下即位之后，他还敢在帘前公开放肆地发表异议，违逆上天、拂逆人心，轻视扰乱名分，藐视万乘之尊，再也没有臣子的恭敬；他骄横傲慢，贪恋官位，长期不肯离去。” 众人纷纷指责他，他只请求外任。即使陛下圣明宽厚、如天覆庇，置之不问，但“名分”二字是万世不变的大法。奉行正道的人都知道不可触犯，岂能容奸凶之徒任意轻率地扰乱它？陛下又怎能曲意宽贷，以至于失去应有的典刑呢？臣恭请陛下早日施行惩处章惇、两观之诛；或者稍加宽宥，将他流放海外，以端正纪纲，慰藉天下人望，并给万世奸邪之徒以警戒，天下幸甚。伯雨又论奏章惇说：“臣听说古人有言：‘谋虑妥善之后才行动，行动只在适当的时机；时机到了却不行动，反而会遭受祸患。’这是忠臣应当实行的，也是明主应当考虑的。章惇罪恶如此重大，陛下已经不再听信他，却仍让他居于宰相之位，难道合宜吗？况且章惇曾经请求离职，而陛下没有答应，这固然足以彰显圣人宽大的德行。然而，有疑心就不应任用，既然任用就不应怀疑，这才是圣主任用大臣的法则。心存疑虑却仍然任用，实在不可。陛下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不过是因为先帝山陵在近处，不愿把奉使之事改交给别人罢了。如果确实如此，就是拘守一件小事而废弃百全之计。祖宗旧例，山陵必定任命前朝宰相充任使者。因此丁谓离职后，就改命冯拯；王珪去世后，就由蔡确代任。冯拯和蔡确都是前朝旧相。当时即使没有旧相，也必须改命其他人。拘泥成例、守株待兔，不是权衡重大事务的方法。如今除章惇外，前朝旧相中尚未致仕的还有一人，就是范纯仁。他虽然因奸党之事获罪，但天下人都认为他贤能；虽然患有眼疾，但他的心并不昏聩。陛下如果起用他为宰相，就可以收拢天下人的心。从前先帝曾把章惇从贬谪名籍中起用；如今想任用范纯仁，本来就有这样的先例。如果范纯仁因病不能前来，那么去留就取决于范纯仁本人。擢升任命辅相，属于皇帝独断之事。自唐代以来，即使是现任宰相，也不得预先知道。臣以一个孤立在外的身份，仓促间竟敢谈及此事，并不是臣敢于推荐范纯仁，而是臣替陛下考虑除去章惇的办法，实在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请详细说明：自绍圣以来，蔡卞编造奸邪言论，假借经义，诬蔑神考，轻慢欺骗先帝，鼓吹成为国是，以此推行私意。凡是章惇所做、危害天下的事情，其谋划都出自蔡卞。违犯纲纪、扰乱政务的事情不止一件。然而追溯他们悖逆的开端，不过是妄言“继述”二字罢了。他们拿孟庄子的小孝来违背武王的大孝，专门用恶名胁迫上下。二圣已经察觉他们的欺伪，但蔡卞等人仍不悔改，反而更加固守这种说法。他们议论夫妇关系的始终，谈论兄弟感情的厚薄，阴谋密计，无所不用其极。当时如果陛下斥逐章惇，却不让宰相担任山陵使，他们必定会说陛下对泰陵不够厚重。这样一来，章惇就不能斥逐了。如今他自己请求离去，就不能不答应。

译永泰陵的使者不能由其他人担任；但必须由前朝宰相担任，才合适。假使章惇不肯请求退职，那么陛下似乎也难以处置。如今章惇自己请求离去，不过答应他就是了，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然而要任命前朝宰相代任山陵使，除了范纯仁，还能是谁？臣认为，陛下如果任命范纯仁为宰相，就可以慰藉天下思念贤人的心，可以表明二圣任用平和之人的意思，也可以使有罪之人必定不再心怀疑惧，这就是一举而众美兼备。诏令发布之日，可以先把永泰陵使的职权暂时交给前朝执政大臣，等待范纯仁到来；如果范纯仁不能前来，暂代职权的人自然可以办理此事。并不是不让旧相办理，而是因为旧相若辞免，按理应由次一级官员奉命办理。况且范纯仁患有眼疾，也不妨碍陛下日后另行任命适合做宰相的人。臣愚昧而不避小嫌，竭尽忠心和思虑，如果陛下能够省察，赶快使章惇离开左右，那么那些舍身报国的人才敢安稳地睡觉。时机不可错过，机会不可戏弄，愿陛下深思并果断实行。天下的事情反复无常，应当借助人事来促成天意。古人已经发生过的事迹，可以作为证明和验证，并不是臣在笔端所能全部叙述的。臣对爱戴君主的拳拳之心实在难以自胜，只愿陛下宽赦臣冒昧直言的罪过，采纳臣所说的话，果断决定并实行，天下幸甚。贴黄中，臣十一日的札子说：在祔庙以前，暂且应当明辨邪正；亲自执掌政务以后，才可以大力施行黜陟。臣实在担心章惇等人没有离去时，机密泄露，所造成的危害不会小。恭请陛下采纳臣前一章的意见，暂且以职名将章惇调出京城，然后汇集众人的智慧，共同议定应施行的典刑，从容办理而不要急迫。举事必须适当。前朝宰相苏颂致仕后，曾被任命为中太一宫使；范纯仁如果因病不能前来，这个先例似乎可以实行。如果能让范纯仁留在京城，遇有事情还可以向他询问。这是养老而请其进言，没有比这更大的礼遇了。何必还要过分表示优待宽假？像司空承担重大事务之类的任命，难道会使他处在这里而不安吗？范纯仁是臣妻族的亲属，臣虽然没有见过范纯仁本人，但今天的话不能没有嫌疑。臣不敢因为个人的小嫌疑而废弃公议。伯雨又论奏章惇说：“臣听说，人臣的功劳和罪过，不加论定就不能彰明；朝廷的威严和刑罚，不作决断就不能施行。陛下即位以来，对于群臣的功罪，论定得很明白。然而对于有罪的人尚未施行诛罚，是为了顺从太母的慈爱，从而成就坤德的安静。如今亲自执政之初，应当显示威严和决断；雷霆般的打击，应该从身边亲近的人开始。臣恭见左仆射章惇，罪恶显著，长期拖延而未受上天的惩罚。正当哲宗病势危急、太母确定宫禁防守之时，章惇身为宰相，首先提出异议；只要有一句话违背法度，本来就应当诛杀。陛下以天地般的宽容，把他的话置于法度之外，勉强给予优厚礼遇，像对待功臣一样，这是宽容之德的极致，古来未曾有过。按章惇独掌宰相政权，前后七年，随着自己的喜怒任意施加威福；帮助尊奉私史，竟至于菲薄神考；夸耀自己的功劳，竟至于连累宣仁。喜欢用兵，极力扩大边境事端，使陕西百姓忧愁不堪，而进筑城寨仍不停息；内府财物已经耗尽，转运输送仍不停止。他忘记祖宗积累财富的艰难，轻视朝廷根本所在的地区，把人的怨怒说成理所当然，把上天的谴责警戒说成偶然，以流俗之见排斥公论，把进献忠言说成诽谤，杀害张天悦等人，以钳制众人的嘴巴；扩大邹浩案件的牵连范围，以断绝进言的道路。天下震惊骇惧，许多人都感到自身危险。幸赖宗庙神灵保佑，朝廷没有发生意外变故，幸而事情还没有爆发。哲宗一向把政事委任给章惇，哪里有负于章惇？是章惇辜负哲宗，竟到了这种地步。虽然阴谋密计出自蔡卞，但实际大力推行、果断执行的，实在是章惇。若依《春秋》诛罚心术的原则，治罪蔡卞是可以的；但若论承担扶危持颠的责任，除了章惇还能是谁？这样看来，蔡卞是谋主，章惇才是罪魁；诛灭首恶，按理不可赦免。如今章惇仰仗陛下的宽贷，谋求脱身避祸，竟说从前的事情都是奉哲宗之命办理，自己职责所在只能执行，并非自己的罪过。唉！罪过不在章惇，又在谁呢？竟忍心说出这样的话，实在令人更加痛惜叹惋。孔子说：‘善事归于君上，过错归于自己，这样百姓就会形成忠诚的风气。’从前的事情，即使臣下进献可行之策、匡正错误没有被采纳，忠臣仍应把过错归在自己身上，更何况哲宗本意并不想做得过分，所以章惇谋划的事情，很多没有被采纳。臣请用两件事来验证，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由此考察了。近来关于宣训和究治的说法，喧嚣传播于朝廷内外，冒犯宣仁圣烈皇后，高氏一门几乎不能免祸。主张保全他们、竭力阻止这种说法的人，正是因为哲宗本意不想做得过分。元祐年间，大臣们起初议论诛灭他们，后来到了流放逃窜时，仍想把他们彻底铲除；然而臣下的意图终究没有实行，梅岭以南仍有一些人得以保全性命而返回北方，正是因为哲宗本意不想做得过分。如今凡是出自哲宗的事情，章惇就归功于自己的秘密辅佐，把功劳据为己有；凡是自己实行的事情，又托说是奉命办理，把责任归给先帝。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心的呢？汉代匡衡在成帝时任丞相，石显掌权时不能匡正救援，等成帝死后才论说石显不忠的罪过，宣扬成帝的过失。王尊弹劾匡衡，认为这是贬低君主、抬高臣下，不是臣子应当说的话。天下后世都认为王尊是对的。又在哀帝初年，臣下的诽谤议论多牵涉成帝，只有议郎耿育深以为非，认为当时不在事情发生时据理力争、防患于未然，却各自顺从旨意、阿谀奉承以求容身取媚；等成帝去世、尊号已经确定、万事已经结束，才追究那些来不及挽回的事情，揭露隐蔽不明的过错，这是臣深为痛心的地方。如今章惇对于往事，每每都有像匡衡那样把过错归给别人的心思，而进言的人却没有听到耿育那样深切痛惜的议论，这怎么能称得上符合陛下敬慎地承继先志的心意呢？臣每次因奏事进见，屡次听到陛下的圣训。陛下谈及哲宗时，圣容常常感动而悲戚，这种情意表现在挽章中，亲亲之情深厚，实在出于圣人的天性。天下淳厚的风俗，正是依赖于此。然而章惇仍然充任官位，威严决断尚未施行，所以轻薄的风气还没有消退，仁厚的教化也因此还没有真正取信于天下。宗庙的轻重、君威的强弱，都取决于陛下如何处置章惇。安危的关键，不可不加考虑。况且陛下起初罢黜蔡卞，是因为他菲薄神考；随后责罚邢恕，是因为他连累宣仁。章惇辜负哲宗，他的罪恶尤其重大。如今如果端正处理这项罪过，那么君道将永远端正，母道将永远尊崇，继承先志的道义也将永远没有过失。恭请陛下亲自执政之初，先正治章惇的罪；即使遵用祖宗不杀大臣的本意，流放的刑罚也有近代先例。只愿陛下迅速显示威严和防禁，以符合公议，天下幸甚。

译伯雨又论奏章惇说：“臣听说，国体尚未安定，不宜轻率变动；公论是可畏的，应当加以体恤。如今章惇请求离去，而陛下不答应，难道不是因为先帝山陵尚未完工，前朝宰相不能仓促罢免，所以体恤公议、戒惧轻率变动吗？圣明的考虑如此，实在深得尧舜用心。然而章惇是自己请求离去，并非我们先行变动；考察公论，必定没有非议。如果因顾惜区区小嫌而错过机密时机，臣恐怕陛下将陷于执守中道却没有权变，日后必然后悔。况且既然已经允许王珪的子孙叙复官职，那么元丰年间确定宫禁防守的事情、邢恕凭空捏造的话，所牵连的难道只是一人吗？又况且前年彗星的变异，过了九月三日以后才消失，上天显示这样的征象，难道没有用意吗？宣仁圣烈皇后的功德极大，自三代以后无人可以相比；然而掌权的臣子对她仇视、诋毁、侵凌，无所不用其极，却反而用优厚的赠谥和赏赐来追报遵裕。遵裕那些浅薄的言论，对国家有什么益处？顾念小事而忘记大事，实在违背宣仁的功德。事情不明，人心就不会顺服；上天的震怒也不会止息。王珪一家的冤屈，又有什么值得一提？臣恐怕那些凭空捏造、夸耀诞妄的人，暗藏心机，日夜思虑，以奇诡手段挽救过失，反而为国家制造事端，正令人忧虑。又听说何大正受到赏赐，而外间议论纷纷，都有瑶华复位的说法。臣实在忧虑过度，正因为此事寝食不安，从未有片刻忘记。下属服从上级，不只是服从命令，而是服从他所流露的风向和意旨，所以宣帝先寻找旧剑，人们就知道许皇后将被立为后；高祖先封雍齿，就能使仇敌和怨家都感到喜悦。古代明君每做一件事，总是先显示一种意向；意向实行、天下安定之后，才发布命令。如果命令尚未发布，而先显示的意向已经使人疑惑，臣认为就是过错。《易》说：‘没有过错，是因为善于补救过失。’臣认为，今天补救过失的办法，没有比早日罢黜蔡卞、尽快答应章惇请求离去更好的了，不要因玩忽时机而产生后悔，也不要养成奸邪而引发事端。况且二人即使留下，陛下既然已经怀疑并疏远他们了，哪有怀疑并疏远大臣，却还能作为朝廷体制的道理？唐德宗时，陆贽、赵璟都任宰相，德宗派人对陆贽说：‘重要的事情，不要当面向赵璟陈说，应当秘密封奏手诏上报。’陆贽不以为然，上疏劝谏说：‘这使心腹大臣之间受到外在形式的拘束，职位相同而所任事务不同，很少能够共同办成事情，恐怕会损害陛下无私的德行，也会伤害您不吝明察的美德。’ 尧舜治理天下时，左右大臣之间都能彼此赞同、共同讨论，没有不同意见。祖宗任用人才，也把这一点作为法则：有疑心就不任用，既然任用就不怀疑，所以君上的意旨不偏私，臣下也不会结党。我太宗议论▯州时，张洎请求另写一份奏牍，陈述利害，而吕端坚持上奏认为不可。德宗之所以对陆贽那样说，是受外在形式拘束；吕端之所以告诫太宗，则是因为共同赞同的道理。谋议涉及心腹之臣，就贵在应当保密；而股肱大臣共同运转政务，则不可偏任一人。如今陛下改用大臣，却让他们和章惇等人共同评议国事，时而信任、时而怀疑，能没有彼此厚薄的差别吗？这样做就是除邪不果断，反而损害国体；所保全的是小事，所伤害的是大事。哪里比得上该去的人让他迅速离去，以革除乖张争执的风气；该用的人，先充分信任后再任用，这才有共同赞同的希望。如此一来，事情不会有两种相反的意见，臣下必定同心。况且陛下初次亲政时，人们各有向背；圣意想要推行的事情，大臣没有肯完全响应的，不得不从中间批示发出，或许可以使他们不敢提出异议。这足以应付一时的权宜，却不能成为长久的法则。臣愿陛下迅速显示睿智的决断，早日罢黜章惇、蔡卞，然后谨慎选择可以信任的人，共同讲求日新之政，不要只求眼前的功效，而要显示长远的谋略。这样不用几年，天下就会得到治理。恭请陛下上禀太后，议论此事是否妥当。臣愚昧妄议政事，唯愿陛下裁断并宽赦，臣不胜幸甚。伯雨又论奏章惇、蔡卞说：“臣先前多次上奏，说章惇、蔡卞迷惑国政、欺蒙皇上，以不孝的名义胁迫哲宗，以不利的事实恐吓哲宗，激怒哲宗，使哲宗产生疑惑；诋毁宣仁圣烈皇后保佑的功德，牵连并制造元祐皇后似是而非的罪名；把功劳据为己有，把过错归给哲宗；挟持天子，残害忠良，肆意妄为，几乎危及神器。自古奸臣造成的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去年上封事的数千人中，都有人请求斩杀章惇、蔡卞，天下的公议，从这一点就可以看见。大概是蔡卞谋划，章惇执行。蔡卞的罪恶超过章惇。臣以前的奏状已经说过，如今再详细列举六件大事如下。” 第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才正式纳元祐皇后为后。在此以前尚未纳后时，宫中曾经寻找乳婢，谏官刘安世等接连上章论奏。皇帝既然尚未纳后，不知道宫中寻找乳婢有什么用。宣仁圣烈皇后命令两府宣谕，说这是外戚高氏所寻找的，刘安世才停止进言。绍圣初年，蔡卞回到朝廷，谈及此事，认为宣仁圣烈皇后有废立之意，请求追废她为庶人。第一，自绍圣以来，被流放驱逐的臣僚中，凡是按照哲宗皇帝批示而办理遣发的，都是蔡卞诬告并密谋造成的。他先在哲宗面前秘密递进札子，哲宗依照札子中的话批示发出。直到如今，这些札子仍然保存着。第一，绍圣三年，宫中发生厌胜之事，哲宗正在疑惑，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置，章惇想召集礼官、法官共同议论。蔡卞说：‘既然是犯法，为什么还要用礼官？’于是建议请求在掖庭设置监狱，只派内臣推究审治，不再派有司共同勘问。如果不是蔡卞提出建议，哲宗一定不会废黜元祐皇后。第一，编排元祐年间臣僚的章疏，是蔡卞提出的建议。蔡卞和蹇序辰亲自编排，章惇未曾参与。等蔡卞列出姓名，请求施行遣责，章惇立即奉行。第一，邹浩因进言触犯旨意，蔡卞立即首先上奏说：‘吕公著曾经推荐邹浩，邹浩因此诋毁讥刺。’所以哲宗更加愤怒，便把邹浩编管。蔡卞又坚持上奏，请求治罪邹浩亲友为他送行之事，哲宗没有答应。蔡卞第三次坚决请求，哲宗才允许设置监狱审治。

译第一，蹇序辰是蔡卞死党中的首要人物，提出设置详理、申诉之狱的建议，安惇帮助他；章惇迟疑没有答应，蔡卞立即用“相公有二心”的话逼迫他。因为这样，章惇当天就派官员设置机构。凡是这些事情，都是蔡卞谋划、章惇执行。按说，蔡卞阴险狡诈、凶恶奸贼，罪恶滔天；章惇虽然凶狠，却常常被蔡卞制伏。章惇执掌政权七年，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今即使只是对蔡卞稍加责罚，只要蔡卞还在朝廷，人人就会恐惧依附，不敢回心向善；朝廷中邪正是非也无法分辨。这样持续下去，奸人还会再次进用，天下安危几乎无法保障。就拿去年说，臣僚上言蔡卞的罪恶超过章惇，朝廷却只把他从太平州移到池州，流放顺路三程，一天就能到达，臣愚昧地认为朝廷的处置简直如同儿戏。大概人人都畏惧并依附章惇、蔡卞，这种情形至今没有改变，所以宁可辜负陛下，也不敢辜负章惇、蔡卞。大奸大恶之人尚未依典刑正法，民情愤懑叹息，上天也显示征象加以警戒；所以从今年正月到现在两个月阴雨不断，这正是蒙气的征兆，由此可以看见。过去周人击败商而年成丰收，卫国讨伐邢国而得到雨水。如今章惇自以为提出异议应当受到大诛，关于蔡卞的罪恶，恭请陛下早日作出圣断，明正典刑。等到章惇、蔡卞按典刑正法的那一天，请陛下派人在朝堂和道路之间访察民意；如果人人都不相互庆贺，臣甘愿接受欺罔皇上的罪过。伯雨又论奏特许郝随复官说：“臣恭见进奏院的报告，说郝随特许复官；朝廷内外听到此事，没有不惊骇叹息的。臣私下认为，损害哲宗盛德、助长哲宗奢侈之心的，正是郝随。月宫、玉虚宫的营建，穷奢极侈，耗尽工力，极尽技巧；把国家财物当作粪土使用，把百姓劳力当作对待寇仇的手段；不经过有司，擅自支出费用，借机营私，侵吞财物没有限度。甚至内库中的珠玉金帛，也任意取用，完全没有归还下落；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也是陛下在潜邸时亲眼看见的。陛下即位后，清楚看见时事，停止营缮工程，毁去奢侈靡费的观物，天下听闻后，没有不欢欣鼓舞的。现在正应该稍加责罚并按典刑正法，命有司核查追究支用的费用和珠金的数量；可是有司中的小人不能体察陛下恭敬节俭、体恤民物的心意，一概观望，完全不加追究，人人听说后，没有不扼腕叹息的。如今却反而让他叙复任用，这就等于说国家府库可以私自取用，朝廷典刑可以因人而废弃。从前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看见真宗末年修建宫观，土木工程穷极奢侈，回头对辅臣说：‘当时是什么人执政，什么人负责监修营造，实在应当治罪。’宰相吕夷简说：‘当时奢侈耗费，以至于如今府库已经空虚。’ 仁宗说：‘朕应当把这件事作为鉴戒。’奢侈靡费使人沉溺其中，是古今都忧虑的事情；如果有这样的人，确实就是国家的贼害。从前太宗时，姜确有巧妙的构思，擅长营造，魏征担任宰相时，希望把他斥退疏远，担心他助长奢侈之心、兴起劳役。由此可见，自古君臣的作为以及祖宗的施行，都体现了长远的考虑。臣愿陛下深思远虑，屏退断绝佞人，这也足以使左右近习不敢凭借亲近关系窃取威权，不敢用不正当的方式劝说圣意，恭敬节俭的德行自然会从此日益更新。左司谏陈瓘论章惇罪大责轻、请求施行流放的奏状说：臣恭见初八日的制书，章惇被罢去左仆射，出知越州。臣私下认为，章惇的大罪太多了，陛下以天地般的气量包容宽贷，拖延数月到现在，最终只是因为奉使失职而黜退他。事情涉及泰陵，便不敢赦免；陛下的威严决断如此，可以说是正确的。考察章惇当初首先提出异议，想要动摇宫禁防守，长期拖延上天的惩罚，公论沸腾。臣也多次把这些话说给陛下听，而陛下告诉臣：‘章惇辜负哲宗，他的罪过本来就很多；但朕初亲政，正把百姓放在心上，难道想因为自己的事情去责罚别人吗？’臣仰承圣训，退下后叹息，知道孔子所说的无我、老子所说的置身事外，只有博大圣人才能做到。汉、唐那些自私的君主，计较功劳、评定罪过，只求一时痛快，把自身置于天下之前，实在比不上今日陛下。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君主反而轻。’古代明王把自身放在后面、把天下放在前面，这种说法大概就源于此。陛下不愿因自己的事情贬谪章惇，而把百姓放在重要位置，深得孟子的本心。如果不是圣学高深精妙、自然而然达到这种境界，哪里是臣下敢说的呢？然而陛下刚刚登基之初，四海安危、国家治乱，都决定于这一时刻；这关系到宗庙社稷，难道只是陛下个人的事情吗？天下神器并不是私人之物；如果不因自己的事情处理，怎么足以称为公正呢？既然如此，以道义约束感情，做到公而不私，就在于明慎地使用刑罚。开成年间责罚李珏，绍圣年间贬谪王珪，古代事情可以考察，近代先例也很明白。然而李珏所说的仍是文宗平素已经确定的意旨，只因武宗发怒，才有昭州的任命；王珪所说的并非事实，御前亲自奏报言语的人诬陷他，却仍有万安的贬谪。如今章惇是内心谋划此事，并非李珏那样只是表达意旨；又是亲自奏说那些话，并非王珪那样被人诬指。因此章惇的罪恶远大于王珪、李珏，难道只夺去宰相印绶就可以了吗？况且章惇奉行诏命时不恭敬，暴露▯者一夕之间做了宰相，无状而误导朝政达七年；他辜负哲宗，并非一件事情。命他出知越州，只针对其中一件事；执着一端而废弃百端，再加上私意宽宥，这样使用刑罚，怎么能使天下服气？臣愿陛下亲自从宫中裁断，发下臣僚前后的章疏，特意施行流放，以满足公议。谨录奏报，恭候敕旨。陈瓘又说邢恕因反复诡诈而得罪先朝，请求根据实情定罪的奏状说：臣恭见龙图阁待制、新差知荆南府事邢恕。此前邢恕自称亲耳听到司马光谈论北齐宣训之事，认为司马光等人有凶悖的意图，于是把这些话告诉章惇，司马光、范祖禹等人因此被贬谪流放；又把文及甫的私信送给蔡确之母明氏，说刘挚、梁焘、王岩叟都有奸谋，以致刘挚等人的家族几乎覆灭。如今朝廷赦免司马光等人，全部恢复他们的官职，并且怜恤存者和没者，那么这就说明邢恕从前所做的事情并不被陛下所信任。考察邢恕曾经因反复诡诈而得罪先朝；过去他在抗疏中自我陈述的话，如今仍可考见。邢恕得罪公议已经很久了。如今却以华职宠任他，把大藩重地交给他，朝廷内外议论沸腾，都认为不妥。恭请圣上特别降下睿旨，考察实情，确定罪名，以符合公议。谨录奏报，恭候敕旨。《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一。《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二。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去除奸邪。宋钦宗靖康元年，左正言崔鶠上奏说：‘臣恭见诏书，诏令谏臣直言论说政事得失，以求得真实正确的意见，这说明陛下求治理好国家的心情十分迫切。然而几十年来，王公卿相都出自蔡京门下；其余被提拔到重要道路上、等待接替任用的人，又充斥台省，意图是让这一门人死了，另一门人就继续产生；一个旧部被驱逐，就有另一个旧部前来，轮流执掌政柄，交替主持国家枢机。即使经历千百年，也不许有一人提出不同意见；即使万世子孙相继为君，也不许有一人损害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蔡京的根本谋划。这样一来，陛下怎么能听到真实正确的言论呢？比如冯澥近日上章说：‘熙宁、元丰年间，士人没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太学兴盛的表现。’这是一派奸邪的言论。从前王安石掌权，罢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当时的名臣如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全都因为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斥逐。平民士人中，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呢？士人携带书策、背着书箱，不远千里到学校求学，目的不过是求取仕进罢了。王安石创立三经之说，采用他的学说就可以入仕，不采用他的学说就会被黜退，于是天下人纷纷相同，不敢表示可或不可，逐渐发展到今天的大乱；这就是没有不同意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如今竟然还敢说这种话来迷惑君主吗？况且自崇宁以来，博士、先生们习惯于结党，各自立说：依附王氏之学，就诋毁元祐的文章；信奉元祐之学，就诋毁讥刺王氏的学说，这尤其是欺骗蒙蔽。难道有博士、先生敢于信奉元祐之学而诋毁讥刺王氏之说吗？自崇宁以来，蔡京这个贼臣掌权，用学校的法令控制士人，就像用军法控制士卒一样，大小相互制约，内外彼此管辖；一旦有人在其中提出不同意见，就会牵连上下，学官便用黜免、废弃、禁锢的刑罚对待他。他们的用意是认为，只要出现不同意见，自己的罪过就一定会暴露于天下、被君主听闻，所以才这样。博士、先生中有谁敢诋毁讥刺王氏吗？请下令给太学，调取博士讲解的内容加以复核，那么冯澥的荒诞欺骗就会显露出来。至于苏轼、黄庭坚的文集，范镇、沈括的杂说，他们害怕其中或许记载祖宗的事情，或许记载名臣的言论，对自己不利，所以一概禁止，处以严刑，并以重赏告示，不许藏匿；这样禁止士人发表不同意见，他们的法令也已经十分严密了。冯澥说‘信奉元祐之学，诋毁讥刺王氏之说’，他的欺骗蒙蔽不是太严重了吗？欺骗蒙蔽的言论公开流行，真实正确的意见又从哪里能够看见呢？然而先王寻求真实正确的意见，也有一定的方法。皇帝亲自明察询问百姓，《周官》说要向众庶询问，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的话为准，必定询问国人；这样，真实正确的意见就能显现。臣请求把冯澥所上奏的言章以及臣的奏章，悬挂在象魏，张贴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以检验国人的议论，并据此施行赏罚，用来警戒那些欺骗蒙蔽君父的小人。这是陛下的福分，也是天下的幸事。崔鶠又论奏冯澥说：臣近来上章论谏，还没有得到施行，冯澥又升任吏部侍郎，这是士人舆论共同忧虑的事情。臣正处于谏诤言责的职位，不能不说。看冯澥的意图，不过是拘守熙宁、元丰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因为冯澥正是熙宁、元丰时期的人才之一。他的学说实行，自己就安全；他的职位废弃，自己就危险。他并不是为国家作忠诚的谋划，而是关系到天地的否泰、国家的治乱，不可忽视。从前仁宗、英宗时，选取天下敦厚朴实、敢于进言的士人，留给子孙；王安石掌权后，却把他们都视为流俗之人，全部驱逐，又自行创立新学说来培养士人，号称新奇美善的人才，充满朝廷，于是君主听不到天下的安危。元祐初年，司马光任宰相，收用仁宗、英宗时的人才，所以宣仁圣烈皇后辅佐年幼的君主，自己不走出帘幕后，而天下得到治理。问四方夷狄，便都顺服；问盗贼，便都消弭；问军士，便都预先归附；问百姓，便都富足安乐。当时天下的形势，安稳得像泰山一样。等到章惇掌权，把他们斥逐到炎热荒远、瘴气弥漫的地方；蔡京暗中蓄谋，凶恶的谋划更加炽盛，于是把熙宁、元丰时期的人才全部收罗任用，用美官诱惑，用厚禄引诱，于是海内的小人像水波一样动荡而跟从他们，众口一词，交相唱和，制造绍述之论来欺骗迷惑君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所谓绍述，就是在道德上归附一个方面，于是天下人全都变成谄媚奸佞；在风俗上追求相同，于是天下人全都变成欺骗蒙蔽；在理财上奉行其说，于是公私财物都枯竭了。这就是任用熙宁、元丰人才所造成的结果。譬如治病，一个医生治疗疾病而病愈，另一个医生治疗疾病反而使病情恶化，贤能与否不必比较就已经清楚。况且元符末年，因为连续多年四月初一发生日食；四月是阳气最盛的月份，古人所忌讳。朝廷下诏寻求直言，应诏上书的有数千人。蔡京借此铲除异己，便派心腹党羽考核评定，把人分为邪、正两等：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列为正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列为邪等。冯澥与蔡京意见相同，所以列入正等，破格提拔；与蔡京意见不同的人，蔡京全都指为邪，陷入罪罚，共有数千人。近来上皇下达责躬之诏，诏书本来是寻求直言，却被权臣夺取其意，反而把罪过归给提出建议的臣僚。那么，从前依附蔡京、号称上书正等的人，全都是今天的罪人。陛下继承皇位之初，天下都在观察陛下的好恶是非，以此预料国家世运的盛衰。如今任用蔡京正等之人，就不是上皇悔过的意思；天下士人听说后，必然离心。与蔡京意见相同的列为正等，与蔡京意见不同的列为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