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九十四

译况且骨肉之间僭越弑杀已经成为风气。例如听说伪许王以庶长子的身份出守汴地，暗中收揽民心，而嫡出的幼子曾经把这件事揭露给父亲；这难道能够始终相安无事吗？我们有三项不足以忧虑的条件，他们有三项不能有所作为的原因，再加上内部还有心腹之患；他们连自保都来不及，怎么能谋算别人？臣又听说，古代善于窥察别国情势的人，就像良医切脉，能够知道病在什么地方，并推测它必然死亡的期限，起初并不因为身体肥瘦而改变自己的判断。官渡之战时，袁绍还没有立即衰弱，曹操却看出他终将自取灭亡，是从他嫡子庶子地位不能确定这点判断出来的。秦在咸阳，越在会稽设防时，秦国还很强盛，高祖却看出秦必将如此覆亡。项籍见到这些，认为可以夺取秦国而代之，也是从百姓的怨恨已经很深这点判断出来的。大凡国家灭亡，没有什么比百姓怨恨、嫡庶地位不定更为严重的敌患；如今两者同时存在，想不灭亡还等待什么？臣所以说：外在形势和实际势力并不相同，只有陛下务必深入察看。察知敌情的道理是：两个敌对国家相持，如果无法了解对方的实情，就会疑惧；因为疑惧，所以容易受惊；受惊而作出应对，必然不能周详。如果能够了解对方的实情，心中就会安定；因为安定，所以不会被迷惑；不被迷惑而听任对方自行扰乱，那么主动权常在我们手中，敌人实际上就会受到这种弊害。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不是只图一定能够取胜，而是善于谋划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因为先做到不可战胜，才是从容图谋最终取胜的根本。我想取胜，敌人也决心取胜，谁肯处在失败的位置？胜败的情势在双方心中交战，而决定胜败的关键还没有确定。敌人如果出兵而来，我们岂敢断定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来炫耀于我吗？敌人如果出兵退走，我们岂敢断定他们不是隐藏形迹来诱骗我们吗？这些都不敢轻易断定。那么应当怎么办？回答说：称量之后才知道轻重，测度之后才知道长短，这是因为心意已经确定。‘别人有这样的心思，我来揣度他’，这是因为审察周密。能够确定自己的方针并审察敌情，即使相隔万里，也可以坐在这里看清楚。如今我们把作战意图藏在防守之中，尚未交战却始终按必战来准备；把取胜的条件寄托在敌人身上，尚未取胜却始终掌握着必胜的道理。敌人如果确实只是虚张声势来炫耀，我们就镇静应对而不轻易行动；敌人如果确实隐藏形迹来诱骗我们，我们已有一向的准备，便不能被他乘隙利用。胜败既然不能扰乱我们的心志，我们自然就会神色安闲、气势镇定。然后从容地用我们的心意去推测敌人的情形：我们的心意如此，敌人的心意也大致如此。南北双方虽然考虑不同，休戚利害难道会有不同的趋向吗？敌人的真情和假意，臣曾经详细分析过。大概他们性情剽悍，内心不肯安静自守；违逆他们，他们就发怒，发怒之后便交战；顺从他们，他们就高兴，高兴之后必然会索取财物。大概他们对我们发怒，是因为忌惮我们；对我们表示高兴，是因为轻视、亲狎我们。他们什么时候不想交战？又什么时候不说议和？只是他们实际上想交战，却用议和来轻侮我们；实际上想议和，却又用交战来要挟我们。这就是议和没有固定说法、交战没有固定形势的原因，尤其不可不察。从前乌珠死时，确实曾嘱咐他的部下派使者同我们讲和，说：‘韩、张、刘、岳近来都熟习兵事，恐怕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抵敌的。’这说明他们的真实心情确实想议和。然而他们没有停止进兵而寻求交战，是因为出于忌惮我们、想要挟我们的计谋。刘豫被废之后，亶曾经担心没有办法守住中原，于是请求割让三京；亶弑杀亮之后，常常害怕我朝出兵问罪，于是又谋划割让三京并归还梓宫；亮死于褎之后，又曾经想拖延我追击败军的军队，于是再次谋划割让白沟河，以丈人行的礼节办理此事。由此可见，他们的真实心情也确实想议和，并不是欺诈。不久，亶所割让的地方，看到我军守卫的人不是他们的敌手，便立即重新夺取；亮所谋划的事，窥探我朝派去致贺的使者，知道我方无力有所作为，便中途停止，并酝酿辛巳年的叛逆；褎所谋划的事，醒悟到班师退兵会造成过失，见我方无意袭击，便又反复变化，提出意外的要求。他们既然说要和谈，却又中途停止，是因为利用轻侮我们的态度来谋求战胜我们。考察今天的事情，对照敌人的真实情形，可以看出有三件事使他们不敢断定交战，却必定要交战两件事，并且一定想先试探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倾尽全国兵力出征，商监又离得不远，他们一定不肯再次采用危险的道路。万一肆意妄动，最多也不过调集沿边的戍卒罢了。戍卒哪里有能够保证取胜的？这是第一件使他们不敢断定交战的事。海州、泗州、唐州、邓州等州，既然已经被我们取得，他们用兵三年而没有成功，那么我们已有攻守之士，而敌人已经不是从前的敌人了，这是第二件使他们不敢断定交战的事。契丹各部在他们后方侧目而视，中原的士人又在他们前方握腕愤恨；命令下达时，他们虽不得不服从，服从之后却未必不反叛，这是第三件使他们不敢断定交战的事。有三种不敢断定交战的形势，他们害怕我们窥见其弱点而断绝岁币，所以势不得不故意张大声势来要挟我们，这是第一件他们想试探的事。他们贪婪而一心想要得到更多，要求又不能满足欲望，内心只求侥幸，谋划根本来不及做到万全，这是第二件他们想试探的事。况且他们如果想试探我们是否要交战，就一定不肯张皇其事，以促使我们加强戒备。比如金亮起初谋划南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知他的意图便加以引导，刘麟因此被驱逐，蔡松年被鸩杀，正是因为金亮憎恶他们泄露了自己的机密。如今如果确实决定交战，难道会愿意让别人很快知道吗？他们如果确实不敢断定交战，难道因为贪婪残暴、没有道义、愤怒起来就不顾失败，会有所忧虑吗？他们以母亲的亲属关系、兄长的尊长身份为理由，只因一件事违逆自己的意旨，或一件事有利于自己的地位，亮尚且把他们弑杀，对我们又有什么顾忌？何况如今他们沿海制造战舰，沿淮准备军需，包藏祸心，只要有空隙就可以乘机进犯，怎么敢说他们最终一定不交战呢？大体说来，如今他们虽然没有一定敢于交战的决心，我们却不能不防备他们试探进攻的举动。他们对高丽、西夏气势足以吞并，所以两国使者到来时，他们坦然接待而没有别的举动；唯独我朝使者前往，他们却百般腆鲜，委曲心意加以防备。这就像人看见牛羊从来不变脸色，遇到虎豹却厉声呼喝、挥臂驱赶；这又足以看出他们对我们确实深深忌惮。他们知道有所忌惮，难道只有他们忌惮我们，而我们却没有忌惮吗？我们所忌惮的，不在于敌人必定想要交战，而在于敌人侥幸取胜，越过淮水并进而占据淮地，使我们陷入困境，那样我们就会受到祸害。抵御他们的办法，臣已经在《守淮篇》中详细陈述。从前黥布的心思，是只顾自身而不顾后果，必定会出兵攻打下防；薛公了解这一点，告诉了高祖，黥布于是被擒获。先零的心思，是害怕汉朝却又疑虑汉朝设防，于是开放关隘，解除仇怨并订立盟约；充国了解这一点，告诉了宣帝，先零于是自行加速败亡。

译薛公、充国并不是凭借风角鸟占的神异本领，也不是依靠枯茎朽骨的占卜技艺，不过是因为心意坚定、思虑周密罢了。朝廷如果心意坚定、思虑周密，还有什么敌情不能了解，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不寻求了解敌人的真实情形，却只观察他们虚张的声势和诡诈的形势来决定进退，这不只是使我们的力量更加困窘，而且还会失去制服敌人的时机，实在可惜。因此臣说：了解敌人的实情，并据此安排应对，便会从容宽裕而绰绰有余。臣所说的察看敌人破绽是：自古以来，天下分裂与统一的形势，常常取决于民心；民心叛服的原因，实际上建立在喜怒之上。喜怒刚刚产生时，从外表看还似乎没有形成利害变化；喜怒积累到一定程度，天下分合便开始决定，而且再也无法控制。为什么呢？喜怒的感情，凡有血气的人都有。吃饱了便愉快，穿暖了便舒适，突然使他饥寒，他就会怨恨；抬头得到供养，低头得到抚育，突然使他被抛弃，他就会痛苦。有冤屈而求伸张，有愤怒而求发泄，到了无处申诉的地步，怨恨、痛苦便深重，愤怒也会充满。顺服就会联合，反叛就会分离。秦汉之际分合变化的情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秦人的法令惨酷苛刻而严密，汉朝却破除方枘，改为圆通的制度，与百姓同休戚。天下人不得不喜爱汉朝而怨怒秦朝。秦人又徭役繁多、赋税沉重，不顾恤百姓；汉朝则宽仁大度，致力于从简约实行。天下人不得不喜爱汉朝而怨怒秦朝。怨怒刚刚产生时，从外表看秦国仍然如旧；怨怒积累之后，百姓便有了归附汉朝的对象。秦国起初还不能自行保全，终于分离出来而归合于汉朝。如今中原百姓的心情究竟怎样呢？他们二百年来一直是朝廷的赤子，耕种以获得食物，养蚕以取得衣服；富人能够安居，贫人得到救济，赋税轻、徭役少，所求能够得到满足，欲望能够实现。如今他们陷于敌国统治之下，敌人看待我们的百姓，就像晚妾对待嫡子一样，爱憎各不相同，不再顾惜他们。刚开始僭越割据时，他们的守备还不稳固，局势也没有确定，仍勉强姑息百姓来表示恩惠，同时不时肆意杀戮来显示威势。时间一久，他们稍微摸清了真实情形，便派人分布到各州县，把各部落分割开来，分立朋党，培植党羽，仇视并消灭我朝百姓。百姓有不平之事，到官府申诉，结果敌人总是胜诉，我朝百姓只能忍气吞声、含屈受辱。田地彼此相邻，敌人便强行夺取；牲畜混杂在一起，敌人便偷走据为己有。百姓最珍爱的是子孙，一旦签发军队的命令下达，不论贫富，壮丁都必须出征。百姓所珍惜的是财力，一旦营造修筑、供应军饷的徭役兴起，便要倾空家室前往服役，休息没有期限。有固定产业的人陷于贫困，没有立锥之地的人则受冻挨饿。百姓起初还不敢立即反叛，只是仍苟且追逐眼前的安稳，又被长期积累的威势所震慑。到了辛巳年，百姓相互牵引，一同起兵，抬头向南方遥望，思念旧日君主；他们的怨恨已经很深，痛苦已经很重，愤怒也已经充满。金亮自知受到形势和禁制的限制，自己的巢穴又远在遥远之处，担心狂妄的谋划不能成功，逃跑时又无处藏身，所以急速奔赴淮上，侥幸求得一次胜利，打算借此瓦解中原百姓的心志，以便谋求退归。这种时机不会再有第二次，而朝廷的考虑却没有及时达到这里，中原义兵的防备也溃散了，实在是令人叹息、追悔和痛惜。如今看来，中原百姓既然已经反叛过敌人，敌人必定不能对他们完全放心；而我们的百姓难道也能安然自处、毫无疑虑吗？一旦疑虑产生，忧患之心就深，处境就危险，因此容易被煽动，轻易反叛朝廷。如果没有恢复中原的意图，那就罢了；如果确实有这样的意图，莫过于在平安无事时扩大声势来震动他们，使他们知道朝廷俨然拥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安抚新近归附的人来诱导他们，使他们知道朝廷没有忘记中原百姓的心意。这样一来，一旦形势紧急，他们就会转相告知，迅速同心而起，争相作为响应我朝的力量。何况今天的中原百姓，已经不是昔日的中原百姓了。从前百姓习惯于太平治理而不知道兵事，意外的灾祸像毒蜂毒蝎突然出现在衣袖胸怀之间，明智的人来不及谋划，勇敢的人来不及发怒；自从天下离乱以来，他们的心已经习惯于杀伐，力量也熟悉于攻守。敌人虽然残暴，但有王师作为援助，民心就坚定了。冯妇即使挽袖攘臂，重新去做打虎的事，也会被士人所嘲笑。孟子说：‘替商汤、周武王驱赶百姓的，是夏桀和商纣。’臣也认为，如今中原分合的破绽已经出现，敌人不行动便罢，如果确实行动，这只不过是在替陛下驱赶百姓罢了。只要安静地等待，他们不灭亡还等待什么？臣所说的自行治理是：臣听说，如今议论天下的人，都说南北已有固定的形势，吴楚柔弱，不足以同中原争衡。臣的看法是：古今有不变的常理，域外的人民不可能长久安稳地统治内地。所谓南北形势已定，是从汉鼎倾覆以来，天下分裂为南北；吴国不能夺取魏国，晋朝最终却兼并了吴国；晋朝不能夺取中原，陈朝最终也灭亡于隋。再加上艺祖皇帝攻取南唐、吴越，天下士人便以为东南土地贫瘠、兵力脆弱，若不是应运而生的英雄，其形势本来就会如此。蔡谟也说：‘推测如今这些人一定不能办成这件事，我只看见韩卢、东郭防一起毙命罢了。’臣认为，吴国不能夺取魏国，是因为孙氏割据，曹氏猜忌而逞强，两者的德行本来没有多少差别；再加上西蜀的土地又被刘备分据，吴国即使想出兵窥伺魏国，形势上也无法做到。晋朝不能夺取中原，是因为当时各个戎族都有豪杰之风，而晋朝的强臣正忙于在内部专权；他们拥兵于上游，动辄就图谋夺取帝位，自己治理内部尚且如此，哪里有空暇谋算别人？宋、齐、梁、陈之间，那些君臣又都凭借一次战役的胜利蔑视君主、夺取他的地位，他们心里大概只是侥幸认为别人不会来攻打自己，而他们用来攻打别人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巩固自己。至于南唐、吴越时期，恰好赶上圣人兴起，事情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由此看来，所遭遇的具体情况不同，才造成了那些结果，并不是南北有固定不变的形势。况且现在南北的形势，与当时相比也大不相同。土地方圆万里，却被金人一个姓氏所劫持；金国国土虽大，上下却彼此征取，政治混乱，军民互相怨恨；平常无事时也拘谨地仿效古代圣贤太平时代的事情，用来欺骗、扰乱人们的耳目。因此，他们的国家可以说适合安静守成，却不能说适合发动战争；他们的百姓可以同他们共同安定，却不能同他们共同承受危难。他们不像晋末各戎族那样四分五裂，也不像周、秦时期的战国诸国、唐朝末年的藩镇那样，各家自成一国、各国自为敌人；那些时代贪婪残暴、互相吞并，剽悍强勇的风气纯粹发挥而没有杂糅。况且六朝的君主，他们祖宗的德泽长期涵养浸润民众，令人难以忘怀；中原百姓眷恋依附、不忍离去的情形，也不是今天能够相比的。

译所以臣说，与那个时代相比，如今南北的形势大不相同。秦朝时，关东强国没有比楚国更强的；但秦楚交战，楚军动辄以数十万人的兵力被秦军屠灭，楚王被秦国俘虏，土地也被秦国占有。这从当时的情况说，是南北双方勇敢与怯弱不相匹敌的明证。然而项梁却能够率领吴楚子弟赶赴赵地，援救钜鹿，击破章邯；诸侯的军队十多处扎营，都没有谁敢于行动。看楚国战士无不以一当十，诸侯军队人人惊恐，最终坑杀秦军，进入函谷关，焚烧咸阳，杀死子婴；这样又怎么可以用南北双方勇怯不同来解释呢？当怀王进入秦国时，楚人曾说：‘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也一定是楚国。’他们难道能够预先知道事情一定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不过是因为天道喜欢循环报偿，也根据事理推测罢了。所以臣只取古今不变的常理来论说。所谓古今常理，就是顺逆彼此对照，盛衰相互防范，如同符契必然相合，寒暑必然交替。如今敌人夺取天下所凭借的，是极端悖逆的行径；然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也很强盛。处在顺势的盛强地位尚且会衰败，处在悖逆的盛强地位难道就一定不会衰败吗？臣所说的道理就在这里。否则，远方边裔的首领占据中原，子孙又能够享有泰山般稳固、万世长久的安定，古今难道有这样的事情吗？如今议论政事的人都痛切惩戒过去的事情，却在积久威势的压迫下，不推究项籍灭秦的做法，反而卑屈地拿蔡谟议论晋国的说法作借口。这就像怀有价值千金的璧玉，却不能斡旋经营、权衡高下，反而向小贩摇尾乞怜；又像因惩戒蝮蛇的毒害，不能详察真伪，却被雕弓吓得魂魄离散，这也太过分了。因此臣希望陛下姑且以光复旧有疆土自我期许，不要因六朝的形势而自我卑抑；要精心竭力，每天和两三位大臣讲求古今南北的形势，知道彼此并不相同而不受其迷惑，那么臣自然应当为陛下陈说自我治理的防务。如今可以用来自我治理的事情多得数不胜数：官吏队伍的盛衰，民力的优困，财用的丰耗，士卒的强弱，器械的优劣，边防的兴废，这些都是有关部门的事情。陛下也应当依次办理，臣不能全部列举。只是当前有两件大事，陛下知道却还没有果断实行，大臣们认为困难而不敢提出：一是断绝岁币，二是迁都金陵。臣听说如今用来应付敌人的岁币，按缗计算有二百多万。天下这样广大，为生灵和社稷计，难道二百多万缗还值得一提吗？臣并不是吝惜这二百多万缗。钱塘、金陵都在大江以南，两地的形势相距也没有多少。难道只是因为相距数百里，就骤然有了强弱之别吗？臣并不计较这数百里的距离。然而，断绝岁币并不能使财用马上充裕，迁都金陵也不能使中原马上光复，这是三尺童子都知道的。臣之所以区区陈说此事，是因为古代拨乱之君、英雄豪杰，必定先在内使三军振作士气，在外打击敌人的心理。所以说“尚未交战，先要养成自己的气势”，又说“要先发制人，夺取敌人的斗志”。如今却不是这样：对待敌人，依仗金帛之间的欢好；建立国家，借助湖山险阻的形势，名义和实际都加以防守，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假如我军三军从内部都知道朝廷如此畏怯退避，认为金人一定不可抵敌，战守都不可依靠，那么即使有刚强之心、勇猛之气，也会消磨衰颓，不能振作。臣不知道一旦缓急之时，将让谁去作战呢？即使勉强作战，难道就一定能取胜吗？中原在外的民心会认为朝廷把我们置之度外，只知道在无事时自行防备，到了有事时连自救都来不及。先前那些袒臂疾呼、违背金亮命令而替我们响应的人，将来一定不会再有这样的防备了。这样一来，敌人将会安心纵意地制造祸患。如今断绝岁币、迁都金陵，形势必然走向交战，天下已经有了战争的形态。这样以后，三军才会有所愤怒而想着奋发，中原才会有所凭借而想着作乱。陛下偶然取得那二百多万缗，用来资助我国养兵、赏劳的费用，难道不是朝廷的利益吗？然而这两件事在今天还不能马上实行。臣观察敌人的情势，他们轻视我国对战争的看重，而所求又不能满足其欲望，不超过一两年，必定会用战争来要挟我们。如果趁他们要挟我们时就断绝岁币，那么他们也将自行受挫，主动权本来就在我们手中。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朝廷全盛时，西北两个敌国尚且不能免于纳赂；如今我国只有天下的一半，而敌人的势力超过西北两敌，虽然想不纳赂，做得到吗？”臣回答说：“这正是赵国用来对待秦国的办法。从前秦国进攻邯郸后撤退，赵国将割让六县给秦国以求和。虞卿说：‘秦国进攻赵国，是疲倦了才回去吗？还是它的力量还能够继续进攻，只是爱惜我们而不进攻吗？’赵王说：‘秦国进攻我们，已经不遗余力了，必定是因为疲倦才回去。’虞卿说：‘秦国用它的力量进攻，攻取了它的力量所不能攻取的地方，疲倦而回去。大王又用秦国力量不能攻取的地方资助它，这是帮助秦国自我进攻啊。’臣认为虞卿为赵国谋划的道理，正是今日的形势。况且今天的形势，议论者本来就把东晋看得很卑弱。考察晋国的情况，晋国难道也曾放弃金陵、输送岁币吗？臣私下观察，陛下的圣明文德和神武之略，与祖宗相合，必将凌驾汉唐，安抚并占有中原，这样才算相称，难道能郁郁久居在这里吗？臣希望陛下斟酌古代来驾驭今日，不要被纷纭的议论迷惑，那么恢复之功一定可以成功。古人说：“谋划要同卿士商议，也要同庶人商议。”又说：“在道路旁建房，三年也建不成。”这是说谋划贵在集思广益，防务贵在独立决断，希望陛下深加察究。关于守淮，他说：“臣听说用兵的道理是：什么地方都防备，就必然要分散兵力；知道必定要守的地方，就不必处处防备。为什么呢？精兵骁骑十万人屯驻一处，像山一样屹立，像雷一样行动，形势自然雄强；用这样的兵力防备，谁敢趁虚进犯？如果把一屯分成十屯，不过每屯一万人，力量少而士气沮丧，用这样的兵力防守，防备就不值得依靠。这就是聚集屯兵和分散屯兵的利害。”臣曾观察两淮的战事，都是因为防备处所太多而兵力太少，士兵畏惧、士气沮丧，奔走在不必防守的地方，却承受敌人远道作战的锋芒，所以十战九败。之所以能够划江而守，只是侥幸。况且如今敌人的情况，臣已经说过了，他们不过是想凭边兵入侵，侥幸成功而又没有内部祸患；如果让他们越过淮河，就会有百姓可供安抚，有城池可供占守，那才足以成为我们的祸患。

译守江而防淮，吴、陈、南唐的事情可以作为证明。况且我军进入敌境而敌军出动，敌军进入我境而我军出动，日久相持，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从前金人的将领韩常、刘豫的宰相冯长宁，都曾用这个道理诱导敌人，怎么知道他们日后的谋划最终不会出于此呢？所以臣认为守淮的办法是：不要害怕敌人一定会来，而应当使他们一交战就赶快退去；不要侥幸敌人一定会退，而应当使他们将来一定不敢侵犯。要作这样的防备，就在于敌人能进入我国土地，却不能取得与我决战的机会；敌人能攻打我国城池，而我军能够进入他们的土地。然而，如果兵力不集中、力量不专一，就不能做到。环绕淮河设置郡治，所有各郡的屯兵有多少，退守淮河以南、长江沿线的重镇，称为鄂渚、金陵、京口，直到行都随驾护卫的军队，各自都有固定营地，各营也都有固定兵数，这些都不能削减。如果环淮各地都想全部防备，就是用有限的兵力实行无处不备的防务，兵力分散、形势削弱，必定不能挫败敌人的攻势。依臣看，不如集中兵力屯驻，以守为战，希望敌人来时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忧患，而我军进攻时却可以成为他们的祸患。集中兵力屯驻的办法怎么样？敌人从淮河向东来，必定经过楚地趋向扬州；从淮河向西来，必定经过濠州趋向真州，并经过寿州趋向和州；从荆襄来，必定经过襄阳趋向荆州。如今我国选择精锐骑兵十万人，分别屯驻在山阳、濠梁、襄阳三处，并在扬州或和州设置一个大府统领他们。敌人进攻山阳，就坚守营垒不要交战，故意空虚盱眙、高邮来诱使敌人；让濠梁方面分出一半兵力，与督府军队横向攻击敌人，或者截断粮道，或者拦击其归路。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山阳，襄阳的军队就从唐州、邓州出兵骚扰。敌人进攻濠梁，就坚守营垒不要交战，故意空虚庐州、寿州来诱使敌人，让山阳方面分出一半兵力，与督府军队横向攻击。敌人集中兵力进攻濠梁，襄阳的军队也照此办理。敌人进攻襄阳，就坚守营垒不要交战，故意空虚郢州、复州来诱使敌人。敌人没有所得，也会聚集淮北军队集中力量进攻襄阳；我军就用濠梁的兵力截断其归路，同时让山阳的兵力从沭阳出发，骚扰沂州、海州。这正是所说的：不依靠敌人不敢进攻，而依靠我军能够进攻敌人必定要救援的地方。臣私下认为，解开杂乱纷纠的事，不应当用手拉弓去救援争斗；只要攻击其要害、捣击其空虚之处，使形势相互牵制，它自然就会自行解开。古人用兵大多采用这个办法。所以魏、赵交战时，齐军救援赵国，田忌率兵迅速奔向大梁，魏军于是放弃赵国而回救本国，齐军趁机在桂陵大败魏军。后来后唐庄宗与梁军在杨刘、德胜之间相持，曾经处于困窘而不能取胜；后来采用郭崇韬的谋划，七天之内进入汴州，梁国便灭亡了。兵家的形势，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议论者一定会说：我知道攻击空虚之处进军，敌人也会调兵抵御；进军遇到敌人的实处，却没有看到敌人的空虚处，这是不对的。敌人沿边设防，兵力不过数万；既然已经在三座城池的要冲厚集重兵，其余地方不可能再多，兵少而力量不足，认为他们能够抵挡我军全部兵力，本来就不是他们所考虑的。何况即使他们取得淮地，百姓也不服从，又有长江作为阻隔，仍然不能算有利。我国取得中原，百姓用箪食壶浆迎接投降，民心自然稳固，难道还会不替我们守卫吗？这样一来，我方十分坚固，敌方却有很多空隙；保存我方最坚固之处，进攻敌方最薄弱之处，这就是臣所说的：一交战就必须使敌军迅速退去，敌军退去后便不敢再犯。唉，哪里能得到这样的人，和他谈论天下大事呢？关于屯田，他说：赵充国论述边防计策时说：“湟中积存粮食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发动动乱。” 李广武替成安君谋划说：“截击敌人的辎重，如果十天不能到达，就可以取来两位将领的首级。”这说的是用兵制胜以粮食为先，转运粮饷供应军队，以运输通畅为有利条件。一定要使粮食充足而没有粮饷中断的忧虑，只有屯田最好；但屯田大概也很难实行。国家到如今筹划经营了好几年，却始终没有看到实际成效，原因在于驱使他们耕种的不是合适的人，负责屯田的也不是合适的官吏。所以利益还没有十倍百倍，祸害已经达到千倍万倍了。名义上叫屯田，实际上是增加费用来聚敛怨恨。为什么这样说呢？市井中的无赖小人，只因懒惰而不愿做事，又迫于饥寒，所以甘愿舍身进入军队以取得衣食。如果平时任其闲散放纵，一旦有警急，就披甲执戈去抵挡箭石，他们心中本来就坦然地自我解释说：从前我无事时，幸而靠官府获得温饱；如今官府有事，却要我拼死出力，而且作战取胜后还有增加资财、补授官秩的希望，所以也就安心而不推辞。如今突然让他们屯田，那么这就是无事时也不能免除耕种之苦，有事时又要承担攻守的危险，他们一定会说：我能够耕种养活自己，难道不能向富民租田耕种来谋生，却要轻易使自己陷入受黥刑杀戮的境地吗？上面既然能够驱使我去冒万死，难道不能拿出粮食布帛来养活我，却偏要加重劳役使我辛勤劳作吗？不平之气无处发泄，他们在田野间就会强夺民田，胁迫劫掠酒坊以肆意妄为；进入军阵后就呼喊愤怒、握腕痛恨，怒视上官而不肯听用，还说：我自己耕种、自己吃饭，官府还用得着我吗？这确实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屯田成功后的利益。做事粗疏草率，只是白白耗费粮食和种子，只见到害处，没听说获得利益，这还不是好的防务。依臣的办法，应当说：过去的士兵懒惰而不能尽力，过去的官吏苟且敷衍、只为应付成规，不如登记归正军民，整编为保伍；选择归正军民中不任事务的官员，选作正副长官，让他们专门管理这件事。况且他们从敌境被签发而来，耕作之事大概是平素熟悉的；他们又都是同乡，彼此情意相合，上面下令，下面服从，不至于惹出事端。只须由官府计算闲田的顷亩数，以及归正军民的名册；土人已经占有的田地不要再移动变更，以免加重惊扰。归正人员每家给田一百亩，并分为两等：充当士兵的，田地所收全部给他们；充当百姓的，按十分之一征税，用作凶荒赈济的储备。房屋、器具、粮种等办法，一律遵循旧制，使他们能够种植桑麻、蓄养鸡豚，用作一年四时、伏腊和婚嫁的资用。

译这样他们一定会忘掉流徙的生活，安于生养。无事时，正副长官就是劝农的官员；有事时，正副长官就是统率军队的将领。允许他们把治理屯田的成绩作为资历考核，长期任职，使他们能够专心教导劝勉；并委托守臣、监司考核其劳绩，奏请升迁官秩，而且不限制由谁举荐。这样，谁不会互相劝勉，奔赴建立功名的机会呢？况且如今归正军民散居江淮，而当地人一向把他们视为异乡人。不幸的是，主将也把他们当作归正之人，于是他们想为自己向朝廷辩解，又害怕事情留下形迹，朝廷更加不加以体恤。偶尔有人怀有不平，说出怨言，重法已经束缚住他们了。所谓小名目的人员，仰赖俸给生活，却受到胥吏阻挠压制，什么时候按时得到过呢？唉，这实在值得怜悯。实在不是朝廷用来怀柔招诱中原忠义之士的办法。听说：“因势利用他们的不足，使他们获得利益虽然只有四五分，所施恩惠却超过九十分。”这正是屯田，不仅对国家便利，而且也是归正军民的福祉。议论者一定会说：归正人员常常怀有异心，把他们聚集起来，恐怕再次发生变乱。这完全不对。况且和亲以后，沿江的归正军民和官吏失去了朝廷抚慰的恩惠，互相牵引而北归的人数也无法计算。当时边地官吏也都听任这种事情发生，却没有人加以制止，这难道只是归正人员的罪过吗？如今留下的人已经稍稍安定，再实行屯田来安置他们，使人人有固定产业，而上面又不加重赋敛，他们为什么还要叛逃，甘愿接受敌人的横暴征求呢？如果又说担心他们暗中突然作乱，那么人只有无法自谋生计，才会抢夺财物苟且求生。假如确实丰衣足食，他们何苦这样做呢？饥饿的人容易被食物安抚，必定不会如此。假如他们果真会作乱，把他们疏远安置在江外，难道不仍然胜过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吗？难道反而要在内部加重惊扰吗？况且天下的事情，如果只预先考虑祸害而不敢谋求利益，也不能说是有智慧。如今所谓御前诸军，平时待遇一向优厚、供养一向优裕，所以骄纵；骄纵了就不能再使用，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至于州郡的士卒，就不同了。他们不是天子的爪牙，所以役使他们而不会招致怨恨；其中大半出自农桑失业的人，因此习惯于乡野生活，也不会怨恨。从前曾经选取他们中身强力壮、勇猛有力的人编成一军。臣认为可以把这支军队成批迁徙到这里，按照归正军民人数的数倍派遣，使田间道路相连、房舍彼此可望，在两淮之间共同耕种。他们的名分一向低微，必定不敢傲慢地看待归正军民而招致怨恨；而归正军民看待他们，就像江南人看待本地士兵一样，也必定有所顾忌而不敢放纵。这样，势力足以制止归正军民的变乱，力量也足以充分取得屯田的利益。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谋划吗？从前商朝的顽民相继作乱，周公没有杀他们，而是把他们迁到洛邑，说：“商朝的臣民沉溺于酒，不必杀掉他们，姑且只教导他们。”后来康王命令毕公，又说：“不把善事办好，百姓就没有什么可以受到劝勉。”开始时迁徙顽民并加以教导，最后选择其中善良的人任用。圣人治理天下，从来不曾彻底抛弃任何人，本来就是如此。如今把归正人员聚集到两淮屯田安居，核定他们的劳绩，以俸禄官秩诱导他们。对内可以节省冗余粮食的费用，对外可以减少转运粮饷的劳苦，以消除桀骜变乱的祸患。这正是周人对待商民的方法、秦人使人自行作战的策略，也是井田制中兵农合一的遗制。何况他们都是我国过去的赤子，并不像商民在周朝时怀有异心；用这种方法治理他们，天下难道还有不能成功的事情吗？关于激发勇气，他说：“臣听说军阵中没有甘愿赴死的士卒，将领即使勇敢，作战也不一定取胜；边疆没有甘愿以死任事的将领，宰相即使贤能，功业也不一定完成。将领骄傲、士卒懒惰，平时也就罢了，一旦有事，弊端就显现：望见敌人便先逃跑，面对敌人便立即溃奔，怎么会不失败呢？” 国家的事情，君主把完成任务的责任交给宰相，宰相亲自承担天下的责任，难道可以不深入探究其中的情势，预先作出安排吗？人没有不看重生命的，只有设法激发他们的勇气，懒惰的人才会奋发，骄傲的人才会警醒，才会有不敢回避的死节。唉，这正是鼓舞天下人的最高明办法！怎样激发勇气呢？答道：将帅的心理与士卒的心理不同，所以激发他们的方法也不能相同。为什么呢？激发将帅的勇气，在于使责任均分，并触及他们所忌惮的事情；提高爵位，激发他们所仰慕的欲望。激发士卒的勇气，在于少加役使、缓解他们的不平，及时赏赐、体恤已经死亡的人。臣请求详细陈说。如今天下的弊病在于文臣不懂军事，而武臣又能以此要挟上级，所以朝廷对于边境以外的事情，所知道的只有胜负罢了。至于应当进攻却退兵、可以进攻却采取防守等情况，朝廷就来不及知道了。他们心里大概会说：平时由清要文臣担任职务，一旦局势动乱却让我去冒箭石，我还不如求得富贵；难道不能迟疑自保、留住敌人来巩固自己的职位吗？从前淮上的军队中，有迁延不进、躲避敌人的，就是这种情况。臣如今想请求朝廷在文臣中选择廉正稳重、通达敏捷的人，每军设置一名参谋，使他能够参与谋议、观察形势，但不统辖军队，不像唐代所谓的监军那样；至于将领，则…… 将领心中有所忌惮，文臣也会因此有所作用；他们懂得军阵，熟悉战守，缓急之时都可以承担守备边城的职责。将帅有可以进攻的机会时，参谋知道士绅文臣也懂得兵家的利害，必定不敢首鼠两端、养敌自保，以给国家留下祸患。这叫作使责任均分并触及将帅所忌惮之处。凡人的心理，没有得志时就冒死求取富贵，已经得志时就保住富贵而更加看重生命。古人论驾驭将领，根据才能大小区别对待，说驾驭大才如同养骏马，驾驭小才如同养鹰犬。然而如今的将帅，难道都是才能很大的人吗？概括说来，有些人吃饱就飞走，也有像鹰一样的。以前虹县海道的将领，取得一座城邑、击破几艘战舰，就突然以节钺使的身份互相授予，这就是事实。臣想请求朝廷慎重吝惜授予高爵，按照功劳大小、等级次序授给他们，并不是说不给，而是慢慢授予。还要使他们常常怀有勤勉进取、仰慕爵位而又觉得不足的心情，以求取他们日后的功效；同时告诫文臣，不是有节制统辖关系的，都必须按资级以礼相待，与被贬降的人员同等，不要让他们像正使、遥郡官那样，偶尔蒙受趋伏堂下的羞辱。不要像唐代那样，让身穿金紫官服的人充当役使之类的事务。这样，披甲戴胄的人知道一个爵位、一项任命都值得珍重，而朝廷在左右选官中也没有贵贱之别，他们就会自我矜持、奋发努力，尽心于朝廷，希求尊荣的恩宠。

译这叫作提高爵位，激发他们所仰慕的东西。营帐之间，士卒连温饱都不能充分保证，而主将却歌舞不停；时时处在刀箭之下，连肝脑都不敢保证，而主将却安坐帐中。这已经危险而且劳苦了。平时又不让他们休息来养蓄力量，甚至让他们搬土运砖来营造私宅，任意鞭打他们。他们心中怀愤含怨，只希望天下不要有事，以求所谓快意纵志的机会，来报复上级，谁肯挺身效死来求取战胜敌人呢？兵法说：“要把士卒看作爱子。”所以古代贤将有和士卒同甘共苦、共同防守的，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共同分担劳苦。臣如今想请求朝廷明确敕令将帅，除教阅之外，不是修营、治栅等公家事务，不得私自役使士卒，以收拢士卒之心。这叫作减少役使，缓解他们的不平。人没有不厌恶死亡的，也没有不爱父母妻子儿女的；冒着万死而侥幸求得一生，所谓建立奇功、缴获战果，也不过希望得到一资半级的升迁。朝廷却计较细微差别而裁抑他们，奖赏确定后交付军中，又被胥吏侵夺、主将截留；得不到利益，就不给他们，敌人撤去后，主将享有大富贵，而士卒得到一纸任命，又再次被阻挠。这样不幸战死，妻子离散，祭祀冷落，万事崩解。还没有战死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谁不会产生怨心呢？兵法说：“军中的赏赐不能超过时限。”古代贤将，大概有替士卒包扎伤口、抚恤孤儿的。臣如今想请求朝廷，遇到有赏赐的诏令，特意派官员带到军中，呼名发给本人；对于为国战死的人家，明令主将加意抚慰，以此凝聚士卒的欢心。这叫作及时赏赐，并且体恤已经死亡的人。这样，骄纵的人就会转化为锐勇，懒惰的人就会转化为有力量；有不能守住的地方吗？守卫它就没有不坚固的；有不能攻取的地方吗？进攻它就没有不取胜的。这几件事并不难实行，也不需耗费大量钱财，朝廷为什么吝惜而不办理，以收取将领士卒将来的作用呢？臣私下观察，陛下从前曾训诫百官要宠遇武臣，增加恩典礼数来优待战功，这确实是有意激励将领士卒。然而其中还有已经实行却不够周详、已经实行却随即松弛的事情。希望陛下察看臣从军队中得到的这些意见，明白交付宰相，使他审慎处理并努力推行，希望能够取得上下同心，而在急难时不至于误国。这实在是天下最重要的计策。关于防患于未然，他说：“古代治理国家的人，考虑敌情深远，防备祸患周密，所以常常不吝惜爵位和赏赐，以笼络天下有智谋、勇力、辩才和才干的人。不希望有一个人心怀忧愁、怨恨、不满和不平，从而败坏我们的事情。”大凡有智谋、勇力、辩才和才干的人，都是上天赋予百姓中的俊秀杰出者，往往不肯甘居人下。假如才能大却不能在世上得到任用，才能小又遭受饥寒，那么他们求取施展的心志，就会果断地毁坏名声、败坏节操，凡是可以舒缓愤懑、满足欲望的事情，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因此两国相持，胜负尚未决定时，只要有一个人心中不平，把内情泄露给敌人，就是我们所忌惮的；敌人知道后就会利用这一点；我们所擅长的地方，敌人加以学习并使用。利用我们的忌惮，运用我们的长处，这几乎就是增加敌人的资助、把胜利送给敌人，不能不察觉。

译《传》说：“外部谨慎防备，祸患却从内部产生。” 这正是圣人深切留意的地方，庸人却认为不值得忧虑。从前楚国公子巫臣曾教吴国乘车、射箭和驾御，吴国因此得以施展；汉代中行说曾教单于不要吝惜汉地的财物，汉朝于是有了匈奴的忧患。史书所记载的这类事情很多。臣今天所忧虑的，并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去留就能决定朝廷轻重，而是认为泄露我国的机密，足以增加敌人的抗衡力量。为什么呢？科举不能把天下士人全部笼络，爵禄赏赐也不能把归附的人全部羁縻；至于逃亡的盗寇、无所归依的穷民，以及含冤怀恨而无处发泄的人，天下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暗中谋划，其中也有杰出异常而不拘泥小节的人。他们难道会甘心低头，守死在我国土地上吗？还是会毁坏墙垣、越过栅栏，到别的地域求得解脱呢？这还不能预知。臣之所以提出这个说法，并不是想耸动陛下的听闻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确实有所见识。请允许臣试说其中大事：金亮南下时，海道上的船只，实际上是平江的工匠制造的；淮南本来只有秋季设防，敌人却在盛夏来攻，实际上是无锡的士人给他们出谋。克敌弓弩，是敌兵所不能抵挡的，如今已经被敌人制造出来了；殿司的军队，比其他士卒骄纵，如今敌人也已经知道了。这几件事，难道是小事吗？听说他们都是北归人员，是叛军首领教给他们的。况且归正军民，有的受到忠义激发，有的迫于暴虐政治，所以互相牵引前来归附，他们内心确实有所仰慕。此前陛下曾答应不遣返他们。自去年以来，敌人间或用文书请求索取，朝廷也有时曲意顺从。其中有懂得诗书、明白义理名分的人，如解元振等，上奏请求留下，陛下已经表彰赏赐他们了。至于俗称泗州王等人，遣返以后，在道路上被捉获，都说他们暗中与伪地通联，教唆亲戚向敌人申诉，敌人移文前来索请。这一定是他们心中对朝廷有所不满。像这类人即使庸劣无能，成百上千，查出后遣返，本来不值得怜恤。然而人的器量有高下，才智有愚贤，其中或许也有杰出异常的人；祸患往往产生于忽视之处，不能任其逐渐滋长。臣希望陛下扩大包容弘厚的气量，开通进言的途径，允许他们陈说利害；意见可取的就授予官职，以收罗江南士人。明白下诏给有关部门，按时发放俸禄粮食，优厚抚恤归朝、归正的人。对外则敕令州县官吏，减免苛细赋敛，公平审理狱讼，以舒解他们为逃避死亡、积蓄愤恨却无处申诉的心情。归正军民中，如果敌人再次索取而他们仍然说愿意前往，这一定是暗中与伪地通联，情形不可测知。朝廷既没有亏待这些人，而他们仍反复如此，陛下严厉诛杀其中一两人，也可以断绝他们的奸邪希望。否则放纵他们而不加控制，轻视他们而不加抚恤，恐怕将来万一出现像前朝张源、吴昊向西逃奔，近来施宜生向北逃走那样的情况，逐渐导致边疆意外的骚扰，就不能不加意防范。臣听说，鲁国公父文伯死时，有两个妇人在房中自杀。他们的母亲听说后没有哭，说：“孔子是贤人，被鲁国放逐，而这两个人却没有跟随他。如今公父文伯死了，妇人却自杀，这一定是他们对长者刻薄，对妇人优厚。”议论的人说：听从母亲的话，便是贤明的母亲；听从妻子的话，就免不了成为嫉妒的妻子。如今臣讨论归正、归朝人员，军民确实恐怕不高兴。臣的说法，别人会认为臣是嫉妒的妻子，惟愿陛下深加察究。关于长期任用，他说：臣听说天下没有难以做到、不能施行的事情，只有有能力去做的人；确实有能力的人，事情就一定可以成功。任用如果不能专一，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孟子说：“五谷是庄稼中最好的，假如不能成熟，还不如稊稗。” 为什么呢？有些事情的成败操纵在自己手中，谋划又已经周详，那么一举就可以完成；有些事情的成败取决于使人服从或反叛，谋划即使周详，也一定要长期坚持以后才可以成功。自古以来，远方边裔成为中国的祸患，他们都有争胜之心。圣人正调集军队来执行上天的诛罚，任用宰相来要求完成功业，这不像政刑礼乐由自己发布、由自己收回那样容易。早晨出兵，晚上就取得胜利，公卿大夫众口一词归功于宰相，说：“这是宰相贤能。”第二天遭遇敌人，第三天听到不利消息，众人又纷纷诋毁，说：“宰相不足以抵御敌人。”忽而说贤能，忽而说奸佞，议论不一，于是君主也不能自己相信，想要依靠他建立功业，实在困难啊！臣读史时，曾私下深为赞美越王勾践、汉高祖能够任用人才，也赞美文种、范蠡、张良、陈平能够处理事务。骤然取胜，突然失败，都不足以动摇他们的心志；他们专一地信任、期望事情成功，结果都如同所预料。考察勾践在会稽栖身时，五年后吴国攻打齐国，出现了可以乘的空隙，文种、范蠡却像没有听见；又过了四年，吴国攻打齐国，又出现可以乘的空隙，文种、范蠡反而发兵帮助吴国；又过了两年，吴国攻齐不胜，文种、范蠡才乘机袭击并击破吴国。当时本来可以攻取吴国，文种、范蠡却没有攻取；又过了九年，才一举灭掉吴国。前后经历二十三年，勾践从未认为太迟而夺去他们的权力。汉高祖在丰沛起兵后，秦二年，汉军在薛地失败；汉元年，高帝在鸿门陷入困境；又过两年，在彭城遭到挫败；又过三年，被困于荥阳；又过五年，在夏南失利。张良、陈平何曾有一天不参与他的谋议？然而仍不免有意见不合，大概经历五年才击败项羽、拥立刘氏，高帝也从未认为他们疏忽而夺去他们的权力。实在因为一胜一败是兵家的常势，因失败而惩罚、因胜利而习惯自满，都不是防备的上策。所以上古君主信任大臣，不因谗言而间断；谋划大功，不顾惜小节。因此能够把困难、不能轻易做到的事情交给有能力的人，并收取他们的成效。敌人给朝廷造成的祸患，就像毒疮一样；病根不除，身体终究不能安宁，但如果切开它，必定要加用炷火和刀刃，使疼痛迅速而没有后患；如果消磨它，只敷药饵，就会疼痛缓慢而最终成为大患。病了请医生，却不统一听从他的意见；正要施用炷火刀刃时，却又改用敷药；敷药不久，又夺去炷火刀刃；疾病不止，反而责怪医生。

译唉，这也是自己迷惑自己。况且抵御敌人有两条道路，只有和与战。议和本来不是长久的防备办法，然而太上皇帝任用秦桧十九年而没有不同意见，原因在于太上皇帝对秦桧信任深厚，而秦桧对议和的操守坚定。今日的事情，以和议为可以安定，臣不敢断定盟约能够保全；以战争为不可谈论，臣也不敢断定兵事能够停止。只有陛下推行至诚，疏远谗邪，把天下的事情全都交给宰相，使他能够从容谋划而没有疑虑，竭尽力量筹划大事，这才可以。和与战的关键，就由宰相承担吧。唐人把宰相府看作传舍，他们所成就的究竟是什么呢？淮蔡平定之功，裴度被任用后，李师道派刺客来拖延军队；高霞寓战败，钱徽、萧俛便借此进言。宪宗对裴度深信不疑，任用坚定。令狐楚被罢为中舍，李逢吉出任节度使，都是因为阻挠谋划而被疏远。所以君主用谋略，臣下竭忠心，才能成就中兴之功。然而近来张浚，虽然还没有造成大祸，也没有达到大败的程度；符离一次挫败，就召回宰执近臣，最终又因罪罢去。恐怕这不是越王勾践、汉高帝、唐宪宗任用宰相的办法。不仅如此，对内有户部掌管收入支出的根本事务，对外有泉漕总司的筹划，以及边郡守臣、屯戍守将，都不是可以在早晚之间要求他们取得成功的。臣希望陛下向宰相要求成功，再让宰相向谋臣、守将要求成功，使他们各自能够专心治理职掌之事，并用俸禄官秩表彰他们的功劳，不必轻易调动、仓促升迁。这样人们就不会有苟且之心，乐于奋发激励，以显示自己的才干。只要纲领一经提举，众多细目自然张开。天下的事情，难道还会有办不成的吗？臣详细谈论战事如下：臣听说鸱枭不鸣叫，必定不是祥瑞之鸟；豺狼不噬咬，必定不是仁慈之兽。敌人虽然还没有行动，臣本来就要据此谈论战争。为什么呢？如果我不欺诈你，你也不猜疑我，两国才可以依靠彼此订立稳定的盟约，百姓才可以依靠它消除战争。如今敌人曾有欺诈我们的意图，我们也有猜疑敌人的防备。一方欺诈，一方猜疑，却说天下不会发生战争，是迷惑。既然明知天下必定交战，那么出兵进攻别人和坐等别人进攻，哪一个有利？在敌人的土地上作战和退回来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哪一个更有利？既然同样免不了战争，不如先出兵在敌人的土地上作战。这本来就是天下最高明的权宜用兵，也是兵家的上策，是臣之所以斗胆议论的原因。详细谈论战事，应该怎样呢？就是要详察将要交战的地方。兵法有九种地势，都是根据地势来形成作战态势。不详察地形、不知道地势，就叫作轻率作战。因此地形有险要和平易，地势有重要和次要。先攻取平易之处，险要之处就有可以不攻的；攻破重要之处，次要之处就有可以不取的。如今中原的土地，地形平易、地势重要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回答说：山东就是。不能取得山东，就不能取得河北；不能取得河北，中原就不能恢复。这是确定的形势，不是主观臆说。古人说用兵像常山的蛇，打它的头，尾部就来救应；打它的尾，头部就来救应；打它的身体，头尾就一同来救应。臣私下觉得这话可笑。打它的尾，头来救应；打它的身体，头尾一同救应，这固然如此。但如果打它的头，蛇已经死了，尾部即使救应，又有什么用呢？如今山东是敌人的头，京洛、关陕就是它的身体和尾部。从泰山向北，不到一千二百里就到燕地；燕地是敌人的巢穴。自从黄河失去原来的河道，河北没有浊流阻隔，所谓一千二百里，军队就像从枕席上经过一样容易。山东百姓强悍勇猛而喜欢作乱，敌人有事时常常先穷困山东百姓；天下发生变故时，山东也常常首先成为天下祸乱的源头。至于所谓边防军队，与其他地方相比，山东号称防备简略。况且山东距离燕地很近，百姓一向喜欢作乱，敌人正在穷困他们、简略其防备，难道真懂得天下的形势吗？如今两个人相搏，伤害他的心腹，手脚就没有力量；两军相持，喧扰他的营垒，士卒就没有斗志。所以臣认为，军队从沭阳出动，山东可以指日攻下。山东攻下以后，河北一定会望风震恐；河北震恐以后，燕山一带，臣将使它堵住南门而守卫。请允许臣试说这个办法。敌人分列屯兵、设置戍守，从淮阳以西直到汧陇，夹杂女真、渤海、契丹的军队，总数不满十万。关中、洛阳、京师三处，敌人认为是形势最重要的地方，防守最深，准备最密。可以利用他们把这些地方看得重要，为此制造声势，使他们更加相信。向川蜀方向扬兵，就说：关陇是秦汉旧都，有百二之险，我不能不争夺。向襄阳方向扬兵，就说：洛阳是我祖宗陵寝所在，废弃祭祀已经很久，我不能不夺取。向淮西方向扬兵，就说：京师是我宗庙社稷的根本所在，我不能不收复。多设置旌旗、金鼓的声势，表面上制造志在必取的态势。这样已经震动关中，又惊骇洛阳；已经震惊了洛阳，又声势震动京师。他们看见我军的形势，忌惮我军的威势，必定要出动十万兵力，聚集在三处，并且沿边各郡县也必定全都守备，然后才可以行动。这就叫作处处防备，反而处处兵力不足。这样一来，燕山的卫兵、山东的户民、从中原签发的军队，以及精锐铠甲和锐利兵器，必定全部调来。我就用军势使他们惊惧，使他们不能仓促离去；用军势牵制他们，使他们不能顺利休整。这样，山东的地方本来就是空虚的城邑。山东虽然空虚，我私下估计青密、沂海一带的兵力仍有几千人。我军凭借沿海战舰，在登、莱、沂、密、淄、潍一带迅速冲击，他们那几千兵力就会全部分散去屯守。山东果真空虚，盗贼必然兴起。我诱使各路盗贼的军队，让他们溃散四处；陛下再慢慢选择一名骁勇将领，率领五万兵马，步兵和骑兵各半，擂鼓前进，不出三天就能抵达兖、郓两州郊外。我不知道山东各郡还有谁能成为王师的敌手。山东平定以后，就休整士卒、喂饱战马，号召忠义之士，教他们战斗和守备，然后向河朔各郡传发檄文，慢慢率兵跟踪袭击他们的后方。这就是韩信所以攻破赵国并收取燕地的方法。天下人知道王师恢复失地的意志坚定，敌人将要败亡的形势已经显露，那么契丹各国中，就会像鄂斡、哲伯的事情一样，必定有人彼此倾轧而起兵。

译这就是臣让燕山堵塞南门、据守那里的原因。敌人三路防边的军队，是要向北返回以自我防卫吗？我已经截断了他们的归路。他们又担心淮西、襄阳、川蜀的军队，不能放下不管而离去。他们究竟是要作战还是守备呢？腹心已经溃败，人心自然离散。臣又将从他们背后突然出击，前后夹击他们。到这个时候，陛下筑城并招降他们的军队，也可以把他们驱赶到北方；反过来利用他们的锋锐，也可以放纵他们使其归去；等他们没有防备以后再攻击，也可以。臣知道天下不足以难以平定。然而海道和三路的军队、将领，不必人人都是勇士，也不必人人都是精锐。因为臣将把海道、三路的军队作为正兵，把山东军队作为奇兵。奇兵要凭强力取胜，正兵则以较弱的兵力行事。弱兵是用来牵制敌人的军队，强兵才是用来必取胜的军队。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唐太宗大概懂得这个道理。他曾说：“我观察行军布阵的形势，每次交战一定使弱兵经常遇到强敌，强兵经常遇到弱敌。敌人遇到我方弱兵，追击败兵不过几十步或百余步；我军攻击敌人的弱兵，常常从敌人背后突然冲出反攻，因此必定取胜。”不过这只是唐太宗把它运用于一阵之中的方法。臣认为天下的形势，避开坚实之处而攻击空虚之处，也不过如此。如果说不是这样，必定要驱使坚固而精锐的军队从三路进军，一寸一尺地夺取土地，以此谋求恢复，那么我军就会长期成为敌人的弱者，仓促使用，未有不败的。近日符离之战就是这样。假设陛下一举攻取京、洛，第二次出兵便收复关陕，敌人就会向南截断大河，调动燕蓟的铠甲部队，向东越过泗水，运输山东的粮食。陛下的将帅，谁能守住这些地方？从前三京之战就是如此。即使能够守住，那么河北仍然没有受困；河北没有受困，胜负强弱就仍未决定。陛下应当明白，正是要防备这种情况。从前韩信向汉高祖请求，希望率三万人北上攻取燕、赵，向东攻打齐国，向南截断楚国的粮道，再向西在荥阳会合。耿弇向光武帝进言，想先平定渔阳、攻取涿郡，回头再收取富平，然后向东攻下齐地；他们都是越过自己的辖地去谋取别人的国家。两人不认为这很难，汉高祖、光武帝也不认为这值得怀疑，最终借此取得天下，是因为他们看得明白、谋划周密。现在看来，假如汉高祖、光武帝不相信他们的话，那么这两人免不了被视为狂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话洒脱宏阔，很难与通常的想法相合。像臣这样的议论，怎么知道不会有人说臣狂妄呢？虽然如此，臣还有一个说法，要为陛下最后说明。臣前面所说，军队一旦出动于山东，山东百姓必定反叛敌人，认为这是响应我军，不用交战就可以平定山东。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辛巳年，山东的变乱也很大，然而最终没有一个人为朝廷守住一寸土地来奠定中兴的基础，这是为什么呢？臣的回答是：北方郡县中可以充当军队的人，都是种田的百姓；可以依靠他们使用这支军队成事的，不是军府中受黥刑的罪卒，就是县邑中的弓兵。为什么呢？种田的百姓谋略少而容易聚集，害怕失败却轻视敌人，让他们坚决作战并长期坚持，就会失败。至于黥卒和弓兵，他们都身在行伍、出入官府，知道官府的指挥号令不可违犯；做他们首领的人又熟悉战守之事和统领部属，也熟悉赏罚进退的权力。建炎初年，像孔彦舟、李成这些人，杀害长吏、驱逐良民，聚结牢固而不解散的，都是这一类人。然而辛巳年为什么没有发生变乱？回答说：东北的风俗崇尚意气而以屈居人下为耻。当时耿京、王友直等人在田野间奋臂而起，已经先行起兵；他们不肯低头听命，认为那是农夫的地位低下，所以宁愿环绕城池据守，等待王师到来，自己建立功劳。臣曾经衡量这些人，其中偶有豪杰可以与之共事成就大业；然而敌人轻视他们，不让他们参战，除非修筑土木工程、充任官吏的呵喝护卫，否则一概不再任用。他们想着有朝一日发生变乱，以发泄平日郁闷不平和勇悍强烈的气概，这种意愿甚至超过种田的百姓。然而他们谋划深远，如果没有看见王师，就不会轻易发动。陛下如果确实率兵进入他们的境内，他们将开门迎接投降，只怕落在后面。得到百姓，就可以任用他们为将领；得到城池，就可以让他们守卫。若不是在这些人中选用人才，就没有看到还有谁可以任用。因此臣在详细讨论战事的末尾，把这些问题一并说明。左宣义郎、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员兴宗上书说：“臣听说圣人能够感动人心，天下才会和平。人心不被感动就会离散，离散以后，天下不和不平的事情就会随之发生。圣人感动不感动人心，起初并不区分内外。用诚信示人，没有人不信；用恩惠安怀人，没有人不归心。使天下人全都信服、全都归心，这就叫作以德感人。况且祖宗建立社稷以来，已经二百多年，显现出永远传承而不衰替的气象，难道不正是因为能够以德感人吗？这件事不可不考察。”臣愚昧无能，任职于三馆。从前丙戌年秋天，臣曾入朝请求接纳北方归正之士，使他们舍弃毡裘而穿戴冠带。他们本来不是前任某一都督府凭力量能够诱使前来的，实在是因为我大宋有大义，中原有至仁，北方将士乐于归附陛下的德化罢了。陛下感召他们也已经到了极点，希望陛下更加用心，以礼始终如一地对待他们。当时国家还没有提出归还俘囚的议论，臣就已经这样预先说过。陛下过分听信臣的话，不因臣迂腐愚昧而贬弃臣；后来又相继任用王友直在江上统军，任用王宏统领步军，其余有才干武略的人也依次录用，这是圣明君主极其果断、极其明察的举措。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如今敌人借盗贼萌发之机，提出索还俘囚的请求，这件事关系重大，应对稍有失误，便会关系国家安危。臣日夜反复思考此事，已经十分周详。陛下如果委曲顺从外廷的意见，不计较利弊，也不爱惜归附之人，只说先归还其中十人或百人，以缓解眼前祸患，臣恐怕祸患会从此滋长。况且皇帝的诏令如同太阳，外廷却想使它受损，使朝廷前一天行义，今天却变成不义；前一天表示仁爱，今天却变成不仁，损害败坏德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一旦开始交还俘囚，恐惧的人必定很多，十人可以聚成百人，百人可以合成千人，风尘飞扬，近身之处发生变乱，实在可怕。他们性情纯良的，从此会产生疑虑；仰慕教化的，从此会绝望；心怀反复的，从此有了借口；心怀剽悍盗贼之意的，从此会成为向导。将来陛下如果要在北方办事，在淮河以北，即使陛下想招募任用这些人，又不知道还有谁肯为陛下效力了。

译这就是臣痛心疾首的原因。如今若想对外谋求使事情平息的办法，对内宽慰流离归附之人的心，陛下为什么不试用臣，让臣把三条防备之策陈列在面前呢？臣的这些策略一定不会成为北方敌人的诱饵，也不会使中原蒙羞。采用第一条，可以驳倒敌人不正当的请求；采用第二条，可以堵塞敌人无休止的要求；采用第三条，可以成就长久防御的利益，全由陛下决定。臣认为应该趁今日往来的使者，或有面对边境的便利，送给敌人一封信说：“近来听说侍旺怀有异心，而楚州不知道，这是楚州的罪过。本朝远在数千里之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近来因为大国有所指责，我们才知道此事。楚州的官吏已经全部流窜贬谪，沿边军民也已经全部受到告诫约束，那么本朝对于大国的意旨，可以说已经曲折周全地遵从了。况且侍旺自认为必死，所以把话说得支离破碎，大国为什么还要听信他呢？假如本朝擒获一个奸盗，他胡乱诬称同党逃入北界，本朝也会听信这种说法吗？这样，不正当的请求就可以驳倒了。”这是臣的第一条防备之策。又送给他们一封信说：“甲申年，大国议和，唐、邓、海、泗、荆、淮都是重要地方，本朝立即举出来送给大国。盟誓的血迹还没有干，接着就发生两淮之战，俘获我百姓总计几十万人。本朝兼爱南北的百姓，顾念从前的盟约，不敢向大国索求。如今俘囚有一百多人四散奔逃，生死不明，大国连年索取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看这种情形，似乎是想动摇和议，理曲并不在本朝，天地鬼神实实在在都在鉴察。这样，无休止的要求就可以逐渐堵塞了。”这是臣的第二条防备之策。《传》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难道只有用兵如此，处理事情也不是这样吗？” 臣私下笑说，从前王琪等人在淮上筹划经营，入朝引见应对，早晨辞朝出发，沿途没有不被人指指点点的；布置声势张扬，最终泄露了诸将用来防备敌人的安排，近乎只是虚张声势，而敌人因此疑惑我方，却积累成了真实的祸患。臣没有听说事情机密不严而可以成功，也没有听说凶猛的鸟不伏下身子而能够攻击。难道这就是敌人屡次发动纷纷杂杂议论的原因吗？如今一切都显现出来了。臣认为今天的事情，应当降低礼数而增长敌人的懈怠，拖延日期以宽缓他们的言辞，从容镇静地处理；即使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也一定不会遭到大的侵扰。然后暗中整肃军队法令，默默督课农桑，暗中积蓄器械，使事情兴办起来而众人却不知道，敌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样，长久防御的利益就逐渐形成了。这是臣的第三条防备之策。敌人从辛巳年至今，交战一次失败一次，难道真是强健有力的吗？只不过认为秦国无人，所以径直想用威势胁迫罢了。如果不采用臣的三条防备之策，就正好落入敌人的计谋，后悔也来不及了。有人认为臣的三条防备之策是对的，陛下必定会慎重处理。陛下的智谋勇略能够作长远谋划，天子的威势又能迅速决断；然而还有一件值得忧虑的事：太上皇的意旨以和缓柔顺为主，所以陛下一切都委曲顺从。如今想要写出言辞拒绝敌人，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万一因此生出事端，太上皇怎么办呢？如果这样，又怎么对得起大孝呢？臣愚昧地认为，这正是陛下侍奉太上皇、成就大孝的办法。大孝以安定社稷为喜；如果一旦归附之人被遣还，动摇流离之人的心，使他们怨愤忧惧，难道不正是社稷的忧患吗？从前唐肃宗在灵武起兵，尚且不愿把贼患留给君父，当时人们还称许他尽孝，何况陛下的孝心远胜唐肃宗呢？虽然如此，敌人的形势实在不可保全，陛下为什么不早作防备呢？汉代七国，削藩也反叛，不削藩也反叛；晋代苏峻，召他入朝也反叛，不召他也反叛。如今臣推测敌人的形势，和议也会变乱，不和议也会变乱，只是变乱有早晚罢了。可是劝说归还俘囚的人认为这样做，从今以后就可以免除祸患，这就像抱着老虎睡觉，却指望老虎最终不咬自己一样。唉，也太愚蠢了！为什么不整

译治兵器、修饰陷阱，寻求抵御老虎的方法呢？如今竟想专门采用抱虎的办法吗？内外归附之人也一定会因此暗中窥察陛下，把这看作荣辱死生的决断。处置稍有失误，祸患就像已发的弩机一样，从此危险了，难道可以不深思吗？陛下如果赐臣清闲的燕饮，让臣得以在玉阶之前详细陈述，臣愿先试行三条防备之策，再依次全部采用。如果众人不归附，敌人不畏惧，荣誉名声不能成就，那就是臣粉饰言辞欺骗君上的罪过。臣愿以死请罪。秘书省正字赵汝愚论述恢复失地，上奏说：“臣私下想到，陛下仰承太上皇的重托，至今已经九年了。祖宗的疆土尚未恢复，两代人的仇耻尚未报雪，实在都是陛下尚未完成的责任。因此陛下应当早晨顾不上吃饭，夜里顾不上睡觉，日积月累，勤勉寻求治理天下的方法，像拯救溺水者、救助火灾一样，不敢稍有懈怠。然而，急速奔跑不会留下好的足迹，匆促敲弦也奏不出和谐的声音，又怎么可以不衡量事势，苟且采取一时的办法，只把求快当作要务呢？臣曾私下听到有人说，陛下急于谋划恢复，只担心兵籍不多；养兵多了，又担心财用供应不足，内外空虚耗损，军士怨恨叹息。于是只要有办法能够增加财用，利弊还来不及查究；只要有人出来任事，才干能否胜任也来不及选择。两淮城垒，土壤肥沃湿润而来不及等待适宜时机；沿江保甲徒然扰民而没有用处，也来不及顾恤。这几件事，也是因为陛下不忘祖宗创业的辛劳，却求成太急。这样不停地做下去，臣恐怕陛下求成越急，效果反而越迟。《经》说：‘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会成功。’又说：‘小事不能忍耐，就会扰乱大谋。’ 如今陛下所谋划的事情，难道是小事吗？臣愚昧地恭请陛下扩大恢弘宽广的气度，建立宏大长远的规划，不要因小利而动心，不要因急于成功而败坏大事。求取贤才是第一要务，建立政事制度次之。凡是可以做的事情，要多次省察以后再做；可以革除的弊病，要逐渐革除。人事修治完备而天时到来，区区敌人，就没有什么不足以消灭的了。” 赵汝愚请求抚慰安置归正人的防备之策说：臣恭敬地思考，天下的弊病很多，但其中重大而且迫近的，没有比归正人更严重的了。他们都是祖宗涵养教化遗留下来的百姓，受不了敌人的暴虐，一旦前来归附，就像脱离盗寇而得到慈母一样，他们的期望很深。朝廷既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心愿，而民间又时时传播谣言，都说敌人来索取他们，彼此转相惊扰，内心不能安定。对于这些寄居异乡、不能自我存立的人，如果又怀有反复不安的心情，怎么能不深加考虑呢？为今天着想，首先要寻求办法安定他们。人心安定以后，即使有奸邪，也不能动摇他们。臣请试着说明安定他们的办法：第一，改授官资的人，都应注明添差差遣，这本来很容易做到。书铺因为他们不了解吏部的格法，百般阻挠，所要的贿赂是常人的数倍，甚至有几个月不能调任的。希望圣上慈悲，命吏部筹办此事，明确立下榜约：各归正人一律以到书铺之日为起始，过两个月仍未授予差遣的，允许到吏部陈诉；违犯者从重按宪典处置。仍请下诏州县，他们应得的俸给必须按月支给；有积压而超过一季仍未支给的，命监司弹劾上奏。第二，北方的豪杰之士，舍弃亲戚，抛下坟墓，历尽艰难来到这里，有的甚至全家将被杀戮也不顾惜，他们的志向难道只是存在于微薄的俸禄利益吗？可是各地一概把他们当作粗鄙荒野之人对待，使他们没有办法自行进达，因郁郁不得志而反叛离去的也很多。希望下明诏给各军管军、统制以及沿边监司、守臣，依照隆兴元年荐举武臣的格式：有谋略、深沉雄毅可以担当大计的；宽严适度、可以统率众人的；临阵骁勇、可以鼓舞士气的；威望信用著闻、可以守卫边郡的，不论有没有文武官资，各自荐举一两人，以半年为期限。由陛下亲自赐予试问，选择可以任用的，按照才能任用他们。即使选拔十

译人只能得到五人，也还不足以尽用这些人才，但像雍齿那样的人尚且可以封侯，他们的同党也可以得到大致的安慰。第三，分散在各军中充任士兵的人，每人所得钱帛不多，饥寒切身，进退无路，实在值得怜悯。有的将校不是合适的人才，把他们一概指为北方人，劳逸待遇各不相同，种种不公平，于是使忠义之心积成愁怨之气。国家财赋积蓄很少，即使还不能平均救济所有人，也应当选拔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将帅，让他们勤勉任事并抚慰士卒，这样或许还可以有所作为。以上三件事，臣日夜思考；现在时局还没有忧患，隐患尚未显现，但只要稍有风吹草动的警报，臣便担心不是法令所能控制的。

译只希望陛下留心察看，臣就十分庆幸。赵汝愚又上奏自治的防备之策说：臣出身疏远卑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却误蒙陛下的恩宠，从诸生中被选拔，升入禁路。不仅臣自身承受了荣宠和俸禄，还将恩泽延及子孙；即使献出生命、牺牲躯体，也发誓难以图报。又想到国家遭遇靖康之难，同姓宗室一时都被带到北方去的，大约有几千人。既然如此，国家和家族的事情，臣实在与之同休戚、共患难。如今臣虽然身在远方，只要能够对防备尘寇有所帮助，实在不应畏惧退缩，以免使远方的臣子自己疑虑。只希望陛下留心察看，臣就十分庆幸。臣恭敬地回想，去年夏天以来，听说金人返回本土；因为臣偏居海角，无从询问敌方的实际情形。臣仰仗陛下独运英明，威势谋略如神，朝廷群臣充满，谋算没有遗漏，即使臣竭尽肺腑，又能补益多少呢？只是臣世代蒙受国恩，不能没有个人的忧虑和过度谋划，私下认为敌情难以测度，不可轻率议论。考察他们盗据幽燕以来，近年似乎也很安静，如今却无缘无故妄自行动，其中必定有深谋。有人说，他们嫡子庶子地位没有分明，兄弟争夺继立，敌君受到牵制而不能决断，将要分割国土让他们各自称王。从前赵武灵王已经立了小儿子，又宠爱长子，想让两人都称王，犹豫不能决定，最终自己遭遇了灾难。汉代五位单于争夺继立，于是国家就衰弱了。假如确如有些人所说，这在敌国固然是失策；但臣私下听说敌君已经年老，而且常常怀有敬仰、仰慕太上皇帝的心意，所以修筑宫殿取名仁寿，长期想做传授帝位的事情。即使他重新宠爱长子，想裂土封王，也只需下一纸诏令，事情当天就可以决定。为什么要舍弃已经成就的事业，去触犯众人都认为困难的事情，抛弃中原腹地，而退居荒远苦寒的沙漠之地呢？他难道不知道陛下卧薪尝胆，志在恢复扩大疆土吗？为什么要远远逃避隐藏，显出深深退缩屈服的样子？兵法讲有进无退，事情的道理难道会是这样吗？臣认为朝廷正应深入察究其中的情势，思考对待敌人的办法，不可径直说他们的作为悖谬，便产生轻视强敌的心思。臣冒昧不自量力，伏下思考，得到三种说法。第一，臣从前在吏部时，听说敌人的长子号称许王，强暴而不仁，专好武事，志在倾覆夺取，将成为祸乱的根源。臣刚听到时，常常暗自高兴。其间也有人说并非如此。如今臣治理的地方虽在南方，但官吏中有许多北方来的人，其中也有长期居住淮南、熟知淮北事务的人；他们都说这个人强忍而意志坚决，平素蓄谋不轨，接纳豪雄，收取时誉，常常到淮河沿线安排边防事务，总是乘驿马飞驰，忽来忽去，人们不知道他是敌君的儿子。并且说这个人不死，必定能造成严重的边患。假如敌人善于谋划，把汴都交给他向南据守，授予他一支偏师，用来作为屏藩，那么国家将加倍劳苦地戍守边境，不容易得到安宁。而敌君在燕地，以重大的势力压制他，他又怎么能够篡夺王位呢？如今如果暗中使他的父亲返回旧巢，观察他的奸心，他的意图恐怕不小。这个人或许将挟持君父的威势，离间兄弟的感情，乘北方士马强盛之时，发动吞并国家的举动；事情发生虽迟，祸患却会很大，实在值得深忧。第二，敌人自从取得国家以来，一向把北方作为根本。好比汉高祖与项籍在荥阳、京、索之间辗转交战，却把关中作为根本；安禄山虽然盗据洛阳，却把范阳作为根本，也是同一类情况。臣私下推料，敌人三代篡夺而取得政权，不能不有所防备。如今他们将要立小儿子为继承人，又担心有人议论他的后事，所以让敌君本人退居根本之地，用强大的势力压制小儿子，等局势稍稍稳定后，再慢慢谋划后事。这样看来，这只是一时的计策，虽然似乎劳烦周章，恐怕也是因事制宜，并不算严重失策。臣又听说，在金亮时期，海陵王剪除防范宗室，完颜氏死了很多人，唯独现在的敌君假称有病，退居远郡，装作不能有所作为。一旦乘海陵王局势动荡之机，便能轻易夺取他的国家；等到他即位一段时间后，也完全没有发生边境之事。臣观察这个人，似乎也不是轻率妄动之人，恐怕其中必定另有说法。第三，有人怀疑他们从前的篡夺和弑杀都发生在已经去世的年份，如今这次向北迁徙将是为了厌胜。然而敌人取得国家至今已经二十多年，大概也经历过癸巳年了，却没有听说有什么厌胜之事，这是为什么呢？大体说来，人的常情是安土重迁，吉凶悔吝都由变动而产生。假如敌人无缘无故妄自迁动，另外没有其他谋划，违逆众人的情绪，劳役百姓，那么中原父老早已不能忍受这种扰害了。又听说随行的奴婢中有很多逃亡者，去年天气严寒，人畜死了很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谁能不怨恨叹息呢？臣私下担心，其中将会有豪杰之士，如晋代石勒、刘聪之类，乘着间隙等待机会，突然奋起；势弱就请求服从，势强就自行固守，也将使朝廷再次劳苦经营。臣私下推料敌情，大概就是这三种说法。详细观察事情的形势和征兆，远则不超过三年，近则或许只需一年。事情一旦发动，利害千头万绪。不知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是否也曾深思到这里？孟子说：‘国家在闲暇时，应趁这个时机明察政令刑法，即使是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 臣观察自古以来敌国相对，常常苦于难以得到闲暇的时机；只有在无事之前预先做好准备，所以祸患到来时才能没有恐惧。臣认为朝廷如今正有闲暇，应当赶快谋划自治的防备，不应把它视为平常事务，以免将来后悔。臣观察自古国家的治乱、军队的强弱，全部在于能否得到人才。既然如此，搜求选拔人才，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训练军队、治理财赋，大概又在其次。陛下圣明而忧勤，何不想一想，一旦用兵时，从东到西，凡是防备敌人的地方有几处？担任总帅的应当用几个人？将佐中平素有威望、可以独当一面的有几人？幕府中的宾客僚佐能够了解兵家事务的缓急、可以帮助成事的有几人？兵法说：‘兴兵十万，出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公家的供给，每天要花费千金。’陛下节俭忧劳，内帑所储的钱财可以支撑几年？自古兵连祸结，难道又可以只按年月来计算吗？只是从前辛巳之战，承蒙上天保佑，金亮丧失军队；甲申之战，敌人确实有厌恶战争的意思，所以军队刚到境内，不到几个月就解散了。实在不能把这些作为准则。臣观察自古用兵，不论胜负，只要能够持久，最终就能成就帝业。

译陛下再估量一下今天的兵力、将领、财力和形势，能够长期坚持而不困乏吗？如果说祖宗的德泽感人很深，中原故老常有歌咏思念汉朝的心意，一旦北方发生变故，必定有人用箪装饭、用壶盛浆来迎接王师；朝廷乘着破竹之势，中原就可以传檄而平定，不必等待多年的持久作战。臣仰想陛下自登上尊位至今二十多年，盛德美意一天比一天更新，理应上合天道、下顺人情，收复失地的时日无需等到再次出兵。然而臣仍然认为，从自己方面取得的东西可以相信，要求别人提供的帮助却难以预期；正应当使朝廷和国势安定强盛，然后才能收罗豪杰为我所用。像从前晋、宋之际，大概没有一天不盼望中原豪杰的帮助，然而计算最终的功效，始终只是画饼。因此臣只希望陛下勤于自治罢了。兵法又说：‘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百战都能取胜。’又说：‘三军中的事务，没有比间谍更亲近的；赏赐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事情没有比使用间谍更机密的。’又说：‘吝惜爵禄和百金，却不了解敌情，是最大的不仁，不是将帅之才。’如今敌君向北迁徙，国人已经知道了；然而他向北迁徙的原因，朝廷还没有深入了解，这就是诸将使用间谍而不够机密的过失。臣听说从前杨存中在绍兴年间的诸将中最为不及，但他的用心和安排仍然像向公、李显忠等人那样。那些人得罪了秦桧，被弃置在闲散废罢之中，杨存中却为他们倾尽资财、结交招纳，所以最终能够收罗他们为己所用。臣听说杨存中每次派遣间谍，总是交给他们数万缗钱，任凭他们到哪里去，往往经过数年才回来，因此能够深刻了解敌人的情状。如今的诸将，谁可以承担这种任务？臣愚昧地恭请陛下，对内亲自诏令大臣，选拔群才来修治政事；对外秘密告谕将帅，厚给资费派遣间谍以窥察敌情。至于近边调动戍兵、修筑城池，以及凡是会引起敌人注意的事情，都可以稍稍缓办而不去做。敌人所要求的岁币，也应当按数发给，不必同他们过分争执。严格告诫边境官吏，不得轻率动辄制造事端，使敌人安心任意行事，不再疑虑我方。然后养成威势、积蓄锐气，慢慢观察他们的变化，如此或许可以有所谋划。臣越职狂妄，冒犯天威，惶恐至极，恭候治罪。户部侍郎汪应辰论国用、士风、军政的防备之策说：臣仰想陛下刚登大位时，群臣百姓都拭目倾耳，观察圣化、听从命令。陛下的精微远大之处，虽然不是耳闻目见所能完全达到的，但陛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依照礼法、仁爱、孝道，体现节俭的德行、怜悯爱护百姓的心意和谦虚尽下的诚意，这些大都出于圣性自然。以至于收召名士、广泛寻求直言、追录忠臣烈士，没有一件不明确地符合人心；朝廷内外都称颂，认为这就是圣明的君主，一见之下便可断定。孔子说：‘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必定先使自己的美好声誉传播开来。’《诗经》说：‘光明的天子，美好的声誉没有止息。’难道是有意追求名声吗？只是从前向四方有所行动，好像占卜没有不应验的，都是因为百姓平素已经喜悦服从他。若能趁着开端清明的政治和朝廷内外喜悦服从的民心，推行已经做过的事情，求取尚未达到的境界，凡是人心希望而今天又应当实行的事情，都举措施行来使天下获得幸福，那么就会像江河决堤一样浩大，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所费力气少于古人而功效超过古人。臣请说说人心所希望、今天所应实行的事情，请陛下斟酌采用。自从战争以来，有司在常赋之外搜求征取的名目不一，大概十倍于汉、唐和祖宗时期还不止。州郡因此贫乏，百姓因此凋敝，按理说财物聚集于上，应当多得无法使用了；可是大农仍常有不足的忧虑，那么今天的国用就不能不加以治理。平时无事，将帅之臣坐享尊贵富足；一旦有紧急警报，听到命令便拖延不前，看见敌人便惊慌自行退却。事情平定以后，他们反而更加自我夸耀，评定功劳、排列赏赐，动辄就是数万。至于名册的虚实、技艺勇力的高下，都无法考核清楚，那么今天的军政就不能不整治。把写些便于取巧的文章、自我经营当作高明办法，把因循苟且当作熟悉事务、少求功劳的人，任意说谎欺骗而毫不怀疑；追逐利益的人，甘心掠夺而不以为耻。朝廷所托付的才能器识和职任，都集中在群臣身上；而积习竟然如此，还能有什么指望呢？那么今天的士大夫风气就不能不改变。凭借陛下的仁德圣明，趁着开端清明的政治和朝廷内外喜悦服从的民心，慨然想在天下大有作为，把这三件事作为当前急务，斟酌众议，参考时势变化，提前三天研究事情的所以然，然后再提前三天考虑将要发生的情况。是非的道理、本末的次序，既然已经预先参酌明白，那么说出来就一定可以实行，实行起来就一定可以长久。任用贤能，必定完全发挥每个人的才能；赏罚功罪，必定符合事情的实际。夸饰空谈的人，不能用来扰乱真实；夹带私意的人，不能用来损害正道。用不受迷惑来防守，用不知疲倦来坚持，没有不重新达到治理目标并取得成效的。国用得到治理，百姓就可以富裕；军政得到修治，军队就可以强盛；士风得到改变，政事就可以兴办。对内治理我们的国家，对外制服敌人，难道不是从容宽裕、绰绰有余吗？从前汉文帝、汉景帝亲自实行节俭，于是取得家家富足、人人丰足的成效；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实，于是取得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的成效。处在能够有所成就的地位，掌握能够有所成就的形势，又有能够有所成就的资质，对于天下的事情，只是担心有所不肯做罢了。臣私下想到，太上皇帝把如此广大的天下交付给陛下，难道只是随便如此而已吗？大概是把天下交给人容易，而为天下得到人才困难。太上皇帝已经办到了最困难的事情，陛下应当思考怎样承担这个困难。《诗经》说：‘我天天这样前进，月月这样奋进，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了你的先人。’时机不可错过，微臣恭敬诚恳到了极点。

译直焕章阁王师愈上奏说：“臣听说，天位居于上，雷声震动于下，这一卦叫作无妄。从四时来说，春夏万物发生生长，雷声虽然震动惊人，人们却不认为是虚妄，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能够成就养育万物的功效。秋冬万物收敛闭藏，雷声虽然隐约而有声，人们无不警惕惊骇地听着，因为这种发动是不合时宜的，必定会有疾病、夭折和瘟疫的祸患。圣人效法上天来树立天下的准则，依循天道来谋求治理安定。天下太平时，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没有不善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干谋略和智慧权术足以高出天下人，也是因为他的动静本来合乎天理自然，不受人为私欲的扰乱。因此能够成就大业的人，在艰难时期，有的行动迅速而成功，有的行动迟缓而成功；究察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违背时宜。汉高祖称王汉中，不久就长驱驰骋于荥阳、京、索之间，不到五年便成就帝业，是因为考虑到想要东归的士卒，行动不能迟缓。诸葛亮辅佐蜀国，国家大事没有安定时，就关闭关隘、休养百姓来谋求成功，行动不能急速。臣又听说，善于谋划治理的人，如同高明的医生治疗疾病，固然有当天就见效的，也有经过数月才见效的。气血尚未衰弱，偶然被外邪侵袭，或发汗或泻下，疗效立即可见，这难道需要等待数月之久吗？至于久病之后，身体瘦弱疲惫，必定要固护根本元气，调养精神，强健筋力；反而想要投用使人昏沉眩晕的药剂，追求当天见效，又想用华丽的宴饮享乐来使他得到满足，这怎么可以呢？如今天下的祸患，萌芽于熙宁、元丰年间，结聚于崇宁、大观年间，在靖康年间溃裂。从绍兴初年起，上下共同维持局面，国家将要重新振兴；没过多久，执掌政事的大臣又从中使它削弱。幸而依赖上天开启圣明，陛下继承大统，谋求恢复已经十年，才开始出现休养安定、强盛起来的征兆，这实在是社稷和百姓的福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远远考察《羲经》所说的无妄之理，低头观察良医治病的道理，修治我方的防备，等待敌人的机会，不要贪图速成而轻率行动。若这样还不能成就万全之功，臣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王师愈任长沙守时，上奏说：“臣听说成就大业的人，不能因为敌人强盛就畏惧，也不能因为敌人失德就高兴。畏惧敌人的强盛，内心必定懈怠；因敌人失德而高兴，内心必定骄傲。骄傲和懈怠一旦在胸中萌发，能够谋划筹措的人就少了。三代以后，遇到强敌没有谁比汉高祖更多。当时项羽带着连续战胜的威势进入关中，分封诸侯为王，可以说强大了；汉高祖却从未畏惧他。项羽剽悍狡猾残贼，所到之处都加以残杀毁灭，可以说失德了；汉高祖却从未因此欣喜。最终他奔赴汉中，致力于施行宽厚仁爱以收取民心，扩大气度以任用豪杰，终于实现向东进取的志向，五年便成就帝业，他的规模气象是怎样的宏大啊！靖康之变，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到现在将近五十年了。当时亲眼听见这件事的人，壮年者已经老去，老年者已经死去。如今三四十岁的人，即使把当时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也已经茫然不知了。这仇恨和耻辱，几乎将要被忘掉。祖宗在天之灵和四海忠义之心所希望的，就是洗雪这一耻辱、报复这一仇恨；这件事有待于陛下。陛下也把洗雪耻辱、报复仇恨作为自己的责任，登位以来，早晚忧劳焦虑，没有一刻不在思考此事。” 然而从敌我强弱的形势来讲，敌人的土地之多、金谷财富之厚、车马兵力之强，即使元魏也比不上；自古以来边远异族的强盛，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世上那些畏缩退让、主张守和议的人，一定会拿这番话来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却不知道，强弱、盛衰是相互消长的，从来没有永远强盛而不衰弱的。如今敌人的势力，怎么知道上天的意旨不是已经厌弃了它的德行，准备降罚于它呢？所以它的强盛很容易转为衰弱，它的兴盛很容易转为衰败。何况再加上严厉的威势，中原百姓对它的怨恨已经深入骨髓；从这一点看，敌人有什么可怕的呢？世上那些轻率狂妄地议论进取的人，往往又喜欢这番话，说恢复中原指日可待。他们却不想想，国家平时的准备究竟怎么样呢？己巳年，金亮篡夺帝位；辛巳年，金亮自行败亡。上天赐予的机会如此之好，国家却不能前进一步、取得尺寸之地，实在是因为平时没有准备。什么叫平时的准备？第一，修养自身、任用有德之人，以承接上天的意旨；第二，把实际的恩惠施及百姓，以巩固国家的根本；第三，广泛收罗英才，使他们成为国家的股肱；第四，占据险要之地，以增强形势；第五，训练军队，使兵力足以使用，以等待进取。这五件事，人人都能说，陛下也已经听得太多、听得厌烦了。很多人把它们看作迂腐儒生的老生常谈，却不知道五谷没有不同的滋味，却能解除饥饿；布帛没有奇异的色彩，却能抵御寒冷。这五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却是谋划国家的首要事务，关键在于深入思考并努力实行。已经有了平时的准备，机会到来时，才能乘势而上。什么叫机会？有时是骨肉之间争夺国权，有时是部落离散反叛，有时是奸雄割据，有时是大盗蜂起，有时是轻率行动而深入敌境，这些都是机会。魏相说：“用兵响应机会就能取胜，平时的准备已经修治完备，又遇到机会便出兵乘势取之，却不能成就商王、宗王、周宣王、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功业，我从未听说过。”如果不把这些事情作为当务之急，只会虚张声势、发表大话，忘记长远考虑，争夺眼前小利，却说能够谋划恢复中原，那就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四。《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五。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经国。宋孝宗时，朱熹上奏说：“臣私下观察今天议论国家大计的人，大体有三种主张：说战，说守，说和而已。然而天下的事情，有利必有害，有所得必有所失，因此这三种主张之中，又各有两个方面。战确实是进取的态势，但也有轻率出兵的过失；守固然是治理自身、积蓄力量的方法，但也有长期坚持的困难。至于和，防守的意味就更低了，但主张和议的人也认为，暂时委屈自己、爱护百姓、积蓄力量、观察敌人的隙漏，使敌人疑虑而暂缓用兵，并不算错误的计策。自从多事以来，这三种主张、六种说法彼此争论是非，互相否定可行与不可行；在纷乱昏暗之中，议论者各自粉饰自己的私见，听取的人则被弄得眼花缭乱。即使凭陛下的明察，大概也还不能断然排除疑惑，在这几种主张之间作出决定。臣私下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没有以义理的根本作为折衷标准，却在利害的末流上奔走追逐。因此臣曾冒昧地说，人主的学问，应当把明白义理放在首位。义理既已明白，那么凡是应当做的就一定去做，凡是不应当做的就一定停止，这都不过是遵循上天的道理，并不是出于主观意志、固执己见的私心。请允许臣再指明其中的实际道理。臣听说：天在上而高，地在下而厚，人处在天地之间。” 天的法则不外乎阴阳，地的法则不外乎柔刚。既然如此，舍弃仁与义，也就没有办法建立人的道义了。然而仁没有比父子之亲更大的，义没有比君臣之分更大的；这就是三纲的要旨、五常的根本，是人伦和天理的极致，在天地之间无可逃避。所谓君父之仇、不能与仇敌共同生活在天地之下，乃是上天所覆盖、大地所承载的一切具有君臣父子本性的人，因极度悲痛而无法自已所共同产生的感情，并不只是出于个人私利。恭敬地思量，国家与北方之人之间，正是陵墓宗庙的深仇；说起这件事，痛切到不是臣子所忍心听闻的程度。不能与他们共戴一天，已经十分明白了。太上皇帝想到这仇恨尚未报偿，虽然享有天子的尊位，却并不以此为乐；一旦把这件事全都交付给陛下，是因为认为陛下聪明、智慧、勇敢，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志愿。那么，今天所应当做的事，若不是战，就无法报仇；若不是守，就无法制胜。这都是天理自然如此，并非出于个人欲望和私愤。陛下也已经有意一定要去做了。近来不知是什么人，又擅自鼓吹邪说，来迷惑圣上的听闻，甚至派遣朝臣带着书信回复敌方统帅，打算谋求讲和。臣私下痛恨陛下对于不应当做的事不能坚决制止，又严重失误地采取了这项行动。况且，陛下究竟是迫于议论者的话，不得已暂且这样做吗？还是确实希望和议成功，所以这样做呢？如果只是暂且这样做，那么既然开了头，就必须考虑结局：我们既然提出请求，对方一定会答复；这件事不能苟且办理。况且即使苟且这样做，又想求得什么呢？这对事情没有补益，只会损害义理。臣因此知道陛下并不是真的要这样做。如果确实想使和议成功，那么对于议论者所谓委屈自己、爱护百姓、积蓄力量、观察敌方隙漏、使敌人疑虑而暂缓出兵并不算失策的说法，臣请加以论说。人以渺小的身躯处在天地之间，实在微小；但能够与天地并立而称为三才，是因为人具有仁义的本性，与阴阳之气、刚柔之体同出于万物的一个本源，彼此没有间隔。古代圣人所以能够与天地并列、辅助天地化育万物，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只是顺从这个道理而不违逆它罢了。如今放下仇怨而讲和，不是委屈自己，而是违背义理。自己可以委屈，义理难道可以违逆吗？违逆义理的祸患，将使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儿子不知道有父亲，臣子不知道有君主；人心邪僻违逆，天地闭塞；敌仇更加猖獗，邪恶更加繁盛。这就是把南北的百姓一同抛弃，难道能说是爱护他们吗？” 况且不说爱护自己的君主和父亲，却说要兼爱南北百姓，对于轻重的伦理、缓急的次序，也可以说是颠倒了。孔子治理政事，把端正名分放在首位。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办成，百姓也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如今却想舍弃恢复故土、报仇雪耻的名义，把讲和说成观察敌方隙漏、使其暂缓出兵的计策；这不但会使上下离心、中外离德，在缓急关头没有办法应付敌人，而且我国君臣上下早起晚睡、辛勤修治自治政务的努力，也将因循懈怠、败坏松弛，不能再振作起来。即使敌人将来果真出现可以乘取而又不可错过的隙漏，臣也私下担心，我们所面对的忧患反而会远远超过可以庆幸的事情；而信誓的约束、原有的名分，他们都可以把责任归咎于我方。恐怕还未等两军交战，我方的士气就已经完全消沉了。况且从宣和、靖康以来讲和的效果，也大体可以看见；敌人的真情假意、我方的得失，不必等到明智之人才知道。小人之所以喜欢鼓吹这种说法，大概只是因为只有君子才能明白义理中必然应当做的事，也知道义理确实可以依靠；利害得失既不能进入他们的心中左右他们，而他们的学问又足以应付事物的变化，所以气概勇敢、谋略明达，没有什么可畏惧顾忌的；即使不幸遭遇挫折，也把生死置之度外。小人的心思则完全相反。他们专门鼓吹讲和，只是为了便利自己的私利。谋划国家的人如果犯错而听信他们，难道不是误国吗？如今使者将要回来，大的议论将要决定，这正是挽救过失、弥补失败的时候。臣愿陛下暂且放下利害纷纷交集的说法，把穷究义理放在首位。对于仁义之道、三纲的根本，稍加留意，亲身体验并加以扩充，以建立人道的最高准则。请陛下深切诏令主持政事的大臣，立即停止讲和的议论，明确赏罚升降，以昭示天下，使人知道恢复故土、报仇雪耻的根本意旨从未稍有衰减。即使敌人表示顺服，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正说明其中深藏不露，更值得怀疑和警惕。正应当据义理予以拒绝，挫败他们的谋划；然后使江淮内外相互配合，综合战与守的方略：一方面坚守有据，另一方面能够作战；战胜之后有办法防守，防守之中又有办法作战；奇兵与正兵相互生发，如圆环没有尽头。坚持数年，以一定恢复中原、一定战胜敌人为目标，达到目的后才停止。即使成败利钝无法预先看见，但我们在君臣、父子之间既已经无所遗憾，那么这也本来远远胜过屈辱求存、苟且偷生。臣愿陛下以此存心，以此立志，那么仁义之道在上位者那里明白，忠孝的风俗就在下民中形成。人道既已得到伸张，天地之间和谐的气息自然会欣然汇合而没有间隔；敌人即使强悍，也将不能长久肆意施毒。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就，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建立呢？臣出身草野，地位卑微，不懂得时务，只是凭借自己所学，冒昧议论建立大功的事情，恭请陛下选择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