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五

译李复上奏论取士说：“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怜悯士人长期受俗学弊端困扰，慨然革新学校，用经术造就他们，阐明圣人的遗言，使他们讲求义理的归宿，希望他们懂得：对外修身立行，上可以侍奉君主，内可以侍奉父母；任官治民、接待世人，都不违背正道。然而如今的学者竟不思考这些，平日只是编排各类义题、传集海语；大小经书的题目都有固定数量，公试和私课早已反复印刷传抄，其中的义理很多，没有不背诵记忆的，公然剽窃来应付有关部门的考试，一生的学问就止于此了。更严重的，甚至连自己专习的经书，句读都不知道，音切也不认识；如果侥幸误中选而入仕，一生所学全都没有可以实际使用的。这样不仅乡里没有一件善行可以称道，即使有些人品行极其不堪，也更无人过问。朝廷建立学校、设置老师、设馆供食，却任由学生这样偷懒苟且，怎么能符合圣上的教养本意呢？若要责成他们把孝心转化为忠心，面对百姓而应对政务，必定做不到。古代乡举里选，不只是选取浮华文章，必定还要考察平日品行。臣请求立法取士，以博学和品行义理为先，考试言论为次；同时抑制并断绝请托奔竞的私弊，考察他们器识、才干和技艺的不同，这样或许培养的人可以选取，选取的人也可以任用。” 圣朝才真正取得了得到人才的实际成效。赵鼎臣请求皇帝驻跸府学的劄子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乐于培养人才，建立学校；开封府正处在京城和京畿地区，是天子亲自治理的地方。陛下首先诏令有关官员，同时兴办府学和县学，但有关部门推诿迁延，几乎将近十年，博士和弟子寄居在别处，实在不符合明诏的本意，以致烦劳陛下再次下令督促。不到一年，学校便建成，学生从四方聚集。秋季某月，大成殿的树上长出两株金芝，本学生杨汶等一千一百五十八人一起跳跃欢呼、诵读赞叹，共同说道：‘皇帝车驾正亲自举行郊丘祭祀，我们的学校正是车驾经过的道路。从今金芝果实挺然生出，大概是先圣先师蒸生出祥瑞之物，来报答我皇的恩德。这是十分盛大的举动，臣如果默默不把它上报，怎么可以呢？’臣私下认为，郊祀礼成庆贺之日，千乘万骑护卫车驾回宫，即使道路从府学南边经过，也恐怕不是用来仰劳天子脚步亲临的。然而诸生如果伏在清道左边，聆听随从车驾的声音，奏报姓名并通报谒见，是否也有明确的法令？如果蒙受上天慈爱，怜悯他们的恳切真诚，表示恩意，稍微放缓六龙车驾，回转尊贵的目光顾视他们一下，像古代表彰乡里的方式来宠幸新学，那么众多士人仰承圣德，谁不会争相勉励？” 四方听到这个消息，便可以以此为矜式和榜样，以符合陛下崇重儒学、尊崇道术的本意，臣不胜欣幸。臣在京城任职，凡是职事所涉及的，有所见闻，不敢缄默，谨冒死上奏。” 给事中俞防上言说：“学校，是三代的学校。然而崇宁四年以前，议论者认为它是对的；崇宁五年又认为它是错的。大观三年以前，议论者认为它是对的；大观四年又认为它是错的。难道学校本来就这样吗？只是观望形势的人没有确定的说法罢了。一定要使士人有所成就、人人没有异议，凡是不完善的事情都不出在学校，然后才算得当。”这番话颇能付诸施行。高宗时期，胡寅上疏说：“臣私下认为，孔子、孟子都出生在诸侯国相互争战的时代。卫灵公问军阵，孔子却以礼乐祭祀回答；滕文公询问治理国家，孟子却以学校教化回答。圣贤的谋略一定不是迂腐空疏的，考察治乱的实际情况，就可以验证他们并没有欺骗世人。自从军队兴起以来，身穿布衣、束着革带的士人，儒学风气扫地；下面没有求学的人，民间兴起的这种状况，是先哲深为忧虑的，并不是国家的美事。如今陛下专心探究道的奥秘，日积月累，阐明经世之书，以惠及当世；可是承学的士人，还没有谁可以仰承并符合圣上的心意，难道也是教导的方法有所未尽吗？臣愚昧地认为，各州教授应谨慎选择老成有名望的士人充任；仍应诏令守臣留意学校，那么乡举、游学的科目，居住饮食的制度，学生人数的定额，师儒考核优劣的办法，都在应当议论之列。如果合于圣心，就请陛下裁断，诏令大臣施行。” 刑部侍郎、知漳州廖刚上奏说：“臣听说，学术的邪正，是道统由此衰废或兴盛的原因，也是天下由此得到治理或陷入混乱的原因。因此自古以来治理天下国家、想要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兴起帝王之治的人，没有不审察这一点的。学问一定要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为老师，超出这一范围的，都是其他的道路。从前王安石凭借学问广博、口才善辩，凌驾一代，自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他的学问博杂而没有统绪，偏僻而失于中正，甚至拆分文字、分析字义，旁征曲证，来推行自己的臆说，几乎就是孟轲所说的邪说淫辞损害正道。说法偏离正道，就叫邪；言辞超出正理，就叫淫。难道这只是不能阐明道理而已吗？像王安石的学术，大体上尊崇功利，重视利益，轻视改制而废弃常典，喜欢圆熟软媚而鄙视名节，使天下人萎靡不振，日渐陷入偷薄，却没有人觉察。它造成的危害也很深。陛下明察如天日，清楚看到了它的弊端，全部罢黜废除，使天下获得幸福，实在是斯文千载难逢的机会。近来诏令善于驳斥其学说的名儒著书上奏，臣私下想，陛下已经在深夜亲自鉴察过了；如果合于圣意，臣愿将它颁发给学官，刻板传播，使学士大夫都明白是非、得失和是否恰当的所在。这样或许可以使邪说淫辞不能取胜，使人心都归向正道，岂不是很大的补益吗？”

译李石上奏说：“臣听说，六经是帝王治国的心术。它的实际内容表现在施政行事上，它的文字则见于编成的典籍。根据文字来考察实际，根据实际来推求其中所传达的心术，那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德行功业就可以大致看到了。汉人对于濒临断绝的六经，确实勤勉努力。他们依靠收集秦人焚书之后残存的典籍，振兴并恢复遗留下来的学术声息，使六经有所传承而重新延续；这种专门名家的学问，后世很难企及。像汉武帝表彰六经，汉元帝又受到经学成说和旧日政事的牵制，这两位皇帝虽然对六经十分勤勉，却拘泥于成书和行事的表迹，不能推究阐明六经心术的根源，正如所谓只读堂上的书，反而有愧于推车轮者的妙理。臣仰观陛下的心，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心术。把它充实起来惠利天下，把它传播开来滋润万物，没有一处不是如此。既然已经具备这样的心术，即使忘记了书本也可以。然而陛下仍然深藏精微于道术奥义之中，挥洒成天子的著作，传播于学校，使六经的文字得以附丽于灿如云汉的文章，相互映照辉映。近来下令选取士人，把通习六经与诗赋并列施行，恐怕学者的学习会有所偏废。于是又下诏给有关官司，优先选取精通《二礼》之学的人，臣私下由此窥见陛下尊崇六经的心意，是想借六经把自己的心术通达给天下。” 臣不知道士子怎样才能仰承并符合今天教育所取得的经学盛况，能够像汉人那样成为专门名家吗？还是只会摘取篇章、猎取文句，把诵读学习当作谋求科第的计策罢了？况且圣人的经书，必须借助金口木舌的人来传播；所谓传道讲说的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今天的儒者未必人人都是金口木舌，但作为倡导和传授经学的老师，不能废弃。如今六经确实有偏废而不能兴举的地方，这是没有老师传授的过错。臣愿陛下在太学设立六经博士，使四方学者都能依各自所学的经书相互传授；州郡学校也精心选取老师，如同分别设置各经学谕之类的官员。这样，便不会有偏废的经书了。” 韩驹上论说：“臣听说，如今浅陋儒生的观点认为，人主治理天下，只不过依靠礼乐、刑罚、政令；士人只需致力于明白道德性命，文章没有什么值得崇尚的。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从前尧、舜和三代的时候，文章灿烂；周公、孔仲尼作为处于臣下地位的圣人，文章也深厚高远。如今浅陋儒生因为自己不能写文章，便说文章不值得崇尚，难道这六七位圣人都不足以效法吗？况且尧、舜、三代距离今天将近千年了，他们风俗的盛衰仍然可以考察，是因为能从他们的书中知道。因而周代的严肃盛大，不如商代的广大浩瀚；商代的广大浩瀚，又不如虞代的浑厚深远。周代衰败时，礼乐、刑政还没有大坏，但文章却首先溃败腐烂，再也没有浑厚浩大的气象。后世谈论治道的人，不过称道汉、唐；诵读它们的诗，阅读它们的书，那么也都比后世稍微贤能一些。大概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德行昌盛的时代而文章却委靡不振的。所以圣人崇尚文章。”太祖皇帝时，天下刚刚平定，还来不及顾及文学事业；太宗皇帝多次与侍臣谈论文章，因此风俗很快随之改变。他曾经高兴地对侍臣说：“近来文物渐渐兴盛，将来一定会有著名的人才。” 此后历代圣明皇帝临朝，都凭借睿智的文章和神妙的学问，超越历代帝王，又都崇尚儒学、表彰善行。大概自端拱、淳化以后，天下安定，士人得以专心从事文章，磨炼修饰、缀辑编纂，以符合皇上的心意。一百多年间，奇异杰出的人才不断出现。臣曾经思考，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功劳吗？这大概是历代圣主奖赏、鼓励、激发、劝勉所造成的。臣听说太宗开始崇尚文教，于是有王禹偁、苏易简倡导这种风气；真宗深厚喜爱词学，于是有晏殊、杨亿成为其中的翘楚；仁宗时则有欧阳修；神宗时则有王安石。这几位先生的文章都不愧于汉唐，而其余以文章擅长于一时的人，还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朝廷之上，文物如此兴盛，直到今天，年长的老人还把它当作美谈；这真是太平盛世的伟大景象，是治理清明时代的美好光辉。陛下天生聪明睿智，挥笔便能成书，像虞舜的歌、商汤的铭文一样，传播给海内，自有书籍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臣私下估量，即使有司马相如那样典雅的文章、终军那样的应对、常衮那样的制诰，也还不足以仰望陛下的清明光辉。一定要有像皋陶那样唱和歌咏、像大禹那样陈述谋略的人，在周王朝和诸侯之间施展才能，才算相称。如今虽然不缺少人才，但几年之后，壮年人已经老了，老年人也已经衰老，那么陛下所选取作为侍从的人，大多就是今天的年轻进士了。” 臣也是进士。回顾所谓时文，它的体格连汉唐文章都比不上，那么陛下将来所希望得到的、能够唱和君德、陈述谋略的人，将会是谁呢？或许是奖赏、鼓励、激发、劝勉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而后来的小儒承袭浅陋儒生的说法，认为文章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一天比一天委靡。陛下扩大庠序教育，设置师儒之官，对进士中选拔出来的优秀者不惜给予优厚爵禄来尊崇显用，不能说没有奖劝；可是士人仍没有深究文章，连臣也对此感到疑惑。进士中被选拔为优秀者，有的只是侥幸得到这个名次，未必深于文章。至于体格卑弱的文章，又从不斥退淘汰，这本来就难怪他们不肯努力了。臣认为，应当逐渐改变文章体制，间或寻访四方擅长文章的人，不论出身疏远卑贱，都予以尊崇任用；这样不到十年，一定会有能够唱和君德、陈述谋略的人出现，使尧舜般的君主拥有皋陶、大禹般的臣子，继承今天的盛况。况且陛下将来功业完成、政治安定，也应当得到这类人来记载泰山封禅之事，镌刻在白玉简册上，与《诗》《书》一同流传而无愧，这不应当被认为没有益处。所以臣想要打破浅陋儒生的论调，先说明治理天下不能废弃文章，就是这个道理。”韩驹又上论说：“臣听说，古代的人仁义充实于内心，所以文章不待刻意追求便自然精美。”

译因此读《易经》《春秋》，就知道周公、孔仲尼的道术宏大深远、精要幽微，这是必然的征验。这里有一棵树，枝条披散、叶子凋落，却说‘我的根本茂盛’，天下没有人会相信。士人都说‘我懂得实行仁义’，但他们的言辞漫无边际、繁杂混乱，没有一句合乎道理，那么他们所谓的仁义，岂不是也没有真实内容吗？浅陋儒生的论调不值得听信，也很清楚了。臣请求进一步论述时文的弊病。从前神宗皇帝废除词赋，开始设立经义科，本意是认为词赋不是古代的文章；六经都是圣人所作，学者如果通晓其中的大义，那么他们的文章也将逐渐恢复三代的风格。如今学者既然讲求道德、阐发章句，六经的大义大略已经明白了，唯独文章还没有恢复古风。后来的小儒都写对偶的词句、漫无边际的文章，把错综堆砌当作精巧，把繁杂混乱当作美好。从前李翱说，六经的文章并不拘泥于对偶。《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就没有对偶；又说‘遘闵既多，受侮不少’，这就是对偶。只是到了晋宋之间才开始拘泥于对偶，所以刘知几认为，能够用一句说完的，一定扩展成两句；能够用三句完成的，一定增加成四句。” 然而对偶文章到了近世尤其严重，因此发展到错综堆砌、繁杂混乱而无法考察。唉！臣不知道最先改变这种文章体制的是谁？实在是太不仁厚了。臣幼年时，曾向乡里的先生请教怎样讲求经书大义。乡先生说：‘童子记住，大致就像写赋，只是没有声韵罢了。’后来臣游学于科举考场，看到同辈果然都是这样，于是退下来叹息说：‘这难道是神宗皇帝废除词赋的本意吗？好比女工不愿织锦，却把织机毁坏，退下来共同刺绣。锦和绣本来确实不同，但它们错综堆砌、繁杂混乱的弊病却是一样的。’陛下在万机政务之余，也曾取来今天进士的文章观看吗？其中对偶、漫无边际的写法，三代有吗？六经有吗？陛下圣学深奥，广泛考察上古，这些当然逃不过圣明的鉴察。文章的对偶起于东汉，词句的漫无边际盛于东晋；至于错综堆砌、繁杂混乱，则又是前代所没有的。臣私下想，神宗皇帝废除词赋、设立经义，陛下崇尚学校教育，以三代风俗为标准来期待天下士人；可是士人只写汉晋文章来等待天子的选拔，实在可耻。恭敬地想，陛下的奎文宸章，超越尧、禹；学者虽然无法窥知其万分之一，然而它照耀回旋的光辉，本来就是万物所仰望看见的。” 近几年在斥退异端之后，士人不读三代的书以外的书，确实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他们早晚诵读的，除了六经，就只是孟轲、扬雄、庄周、列御寇的著作。六经哪里是其他书所能比的？然而《诗经》用来表达志向，《尚书》用来记述政事，仍然应当取来作为文章的法则。至于孟轲的醇厚、扬雄的深沉、庄周的辩才、列御寇的不事浮华，都是从前文章工巧的人所取法的。如今却只抄袭他们的语句，而不能学习他们的文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过去刚设立经义科时，士人以王安石为老师，直到今天有关官司还把他的书颁行天下，数十卷、上百卷，都可以取来阅读。难道王安石的文章也只是对偶、漫无边际的体制吗？这说明学者不能上承陶铸风化，恢复浑厚浩大的气象，其次也连王安石立言的万分之一都没有达到，岂不是浅陋吗？士人正拘泥于旧日习惯，看到不写对偶、漫无边际文章的人，众人就指为异端，有关官司也不敢录取。如果一定要照这种说法，那么六经、孟轲以及王安石岂不也都成了异端吗？这也是积习造成的大弊病。愿陛下下达明确诏令，使写文章的人上取六经的体制作为根本，中取孟轲及诸子的作品作为辅助，下取王安石义解一类的文章作为义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卷〕 至于汉晋文章的弊病，就应当彻底刮除、深深铲除，然后才能游学于璧池之上，不辜负我们圣明天子的教育。” 韩驹又上论说：“臣曾经认为，学者的弊病在于名与实不能相称。庠序中的士人所仰慕的是三代，可如今他们的文章却愧对三代；他们所鄙弃的是汉晋，可如今他们的文章却不幸类似汉晋。这就像亲身实行颜回、闵损的行为，却穿着盗跖的衣服，还说‘没有关系’，难道不应当革除这种弊病吗？前些日子陛下向天下士人颁布诏书，要求文章崇尚体制和要旨，使文章恢复三代的盛况，这是极大的恩惠。臣当时听到后，踊跃叹息，以为很快就能看到浑厚浩大的气象。诏书虽然恳切，但没有深于文章的士君子来倡导这种风气，士人因循浅陋、安于寡陋，不能远远仰慕古代作者，只写浅近易懂的文章来应付有关官司的选拔；烦琐的言语、琐碎的文辞，删削得还不彻底，违背明诏，失掉圣意，臣深深替这些儒生感到不取。陛下如果听从臣的话，下诏革除文章弊病，就应当谨慎选择有关官员，并严格制定法令。臣曾估计，今天天下各郡国的士人，不下数十万人；他们既然已经讲解义理、阐明经传，能够做到这些难事，难道没有超群绝俗的才俊，足以扶助衰弱、挽救微弊，差不多恢复三代文章吗？只是因为有关官司不对，不予录取，他们不敢在绳墨规矩之外自由施展。臣所忧虑的，只是担心有关官司在升降取舍之际不能辨别清楚，那么士人便专门固守残缺旧习，这种弊病就不能突然消除。” 国家当初承接五代十国的乱局，文章几乎扫地而尽。凭借太宗、真宗在位年数很长，声名教化和文物制度兴盛，然而也只能革除五代的风气罢了。到了仁宗时，更加致力于恢复古风；当时缀辑文章的士人不能说不多，但士人也还没有受到很大激励。后来欧阳修掌握文章取士的大权，用尺度衡量众多士人；凡是偏僻割裂、轻薄艳丽的文章，就揭出作者姓名加以羞辱，只录取厚重典雅正直的文章。于是风气一变。熙宁初年，偏僻割裂、轻薄艳丽的文章已经不再出现，但雕虫篆刻的技巧仍然存在。士君子也都知道这种弊病，却不能自行转变。因为上面所录取的只有这些文章。适逢王安石上书请求废除词赋，神宗皇帝采纳了他，并由王安石把自己的书颁行天下，使士人按照新义办学，士人才开始放弃雕虫篆刻的技巧。假如当初仁宗、神宗虽然有恢复古风、设立经义的意图，却没有优秀的有关官员继之以升降取舍，臣知道他们一定无法成功。上面说出所喜欢和厌恶的，再用升降取舍来贯彻，即使想改变天下最难改变的事情，也是可以做到的。仁宗恢复古风，神宗设立经义，相比于陛下要求文章崇尚体制和要旨，都可以说是困难的事。士人仍然努力来符合科举要求，并顺应上面的好恶，这是为什么呢？”

译因为利益所在，本来就是众人趋向的地方。如今荆、广、闽、蜀一带距离京师数千里，学者没有可以求教的老师；而京城中贩卖书籍的人，每年选取进士中选拔优秀者的文集刻印成版本，传播到四方，称为‘义格’。后来的小儒哪里懂得其中的道理？他们只看到写这种文章的人通常都能高中，于是个个摇唇鼓舌、燃油继日地诵读，把它当作老师和法则；这难道不是应当澄清源头，却想使下游清澈吗？所以关键没有比慎重选择有关官员更重要的了。陛下想使百姓不流散，就一定要选择引导百姓的官员；想使农民不懒惰，就一定要选择劝农的官吏；想使士人深于文章，也只须选择掌管文章的人。一定要得到像欧阳修、王安石那样的人，足以使天下风气受到感动改变，并且把升降取舍的原则告诉他们。还要由大臣从太学博士以及郡国教授中，每年认真考察升降是否恰当，把它作为赏罚的依据。士人即使不能立即恢复三代风气，但稍稍给予时间，不出一两年，一定会有可观的成效。” 韩驹又上论说：“臣听说，士人写科举文章，它的工拙好像与国家没有关系；但臣向陛下反复陈说此事，不只是因为文章格调卑弱，辜负了陛下教育士人的心意，而且陛下建立政事、创制事业，都将恢复三代的盛况。臣愚昧地认为，典、谟、训、诰这些要传播到四方、流传万世的文章，也应当完全符合六经之后，才算相称。士人生在这个时代，不能从衰败的潮流中振拔出来，使太平盛世的文事有所欠缺，这是臣这个卑贱之人深感惋惜的。文章虽然是小技，但古人没有不是苦心勤力之后才仅仅能够写得精工的，实在不是拿起笔来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这样说来，陛下也就不必奇怪学者不能写文章了。他们的志向只在俸禄，所以从儿童时起，父兄就教他们背诵义格；到十多岁时，已经背诵数百篇。稍微长大能够执笔，便不再学习其他技艺，只把模仿当作工巧。后来参加有关官司的考试，本来就足以取得俸禄。等到入仕以后，年岁日渐增长，志向却没有更加专一；对偶、漫无边际的文章已经熟练于手，而古文和奇字却可能从来没有认识过。文章的体制本来就不止一种，可如今写文章的人却把它归为一种，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平日所积累的东西就是这样。” 然而陛下将来让他们掌管西掖的诰命，参看北门的起草文书，以及掌管石室金匮中的典籍，通常都要选用这类人。如今不在初学时教导他们，却想在入仕以后责求他们，臣认为很困难。等到他们失职、不称职之后才斥退他们，这又不是学者本身的罪过。士人尚未出仕时，本来不能让他们兼学其他技艺，以免妨碍本业。果真像臣所说，使他们写科举文章时大略仿照三代的体制，那么将来措辞立意，自然不会愧对古人。况且臣不敢过分诬蔑天下进士。陛下为什么不在清闲宴饮时，取义格来看看，观察它们遣词立意，将来其中有能替陛下编年记事、像刘向、班固那样的人吗？有能替陛下陈述谋略、上奏议论、像马周、贾谊那样的人吗？有能歌颂功德、像柳宗元、韩愈那样的人吗？有能撰写诰命、发布命令、像权德舆、白居易那样的人吗？臣可以断定他们不能做到。连这六七位先生尚且不能企及，何况比他们更高的人呢？如今的学者却认为这些都不值得学习，只说‘通晓经书就够了’，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臣不敢借用古人来劝谕，今天士人所尊奉的老师，没有比王安石更甚的。” 他的文集有数十卷、上百卷，其中箴言、铭文、歌诗、赋颂、表奏之类无不写得很好。经学，只是他文章才能的一个方面罢了。世上有一个丑女子，看到邻妇美丽便学她的样子；她的眉目、皮肤、头发、手脚、鼻子、嘴巴，没有一处相像，却只因有一个细节相似，便说‘我已经完全得到她的美了’，这样的人没有不被众人殴打唾弃的。这就是士人学习王安石的情形。从前哲宗皇帝担心出现这种情况，开始设立宏词科。陛下以前又设置词学兼茂科，想通过这种办法搜求天下士人，这个用意本来很好。只是恐怕所得人才不广，不能储备将来使用，所以臣私下献上愚见，认为不如在初学时就教育他们，并且都取六经、孟轲文章的体制作为模范，这样自然不会陷入邪说。前面所说应当间或寻求四方擅长文章的人，不论出身疏远卑贱都尊崇显用，仍然担心有关官司的取舍有幸有不幸，那么士人也未必受到激励。臣听说历代圣主都厚厚奖赏词学，当时群臣中号称擅长文章的人，无不很快得到褒奖提拔。臣是乡野书生，所记得的只有两三件事。太宗皇帝曾在夜间读李度的诗，早晨便问宰相说：‘李度如今在哪里？’宰相说李度因犯法被贬居绛州，于是皇帝下诏让他乘驿传入京，任职直史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卷〕 李度只是一个被贬到外州的小官，但因为一首诗写得好，已经被皇帝记住了，那么学者怎能不受到激励呢？天下如此广大，难道没有像李度这样的人吗？陛下如果留意臣微贱的意见，详细征召俊杰，以辅助圣明教化，臣不胜荣幸。韩驹又上论说：臣听说，儒者的弊病不只是文章不能振兴，学问不广博，甚至更加严重。陛下既然下诏要求学者恢复古文，也应当使他们博学。如今有些人说：‘博学会使心神沉溺’，又说：‘断绝学问就没有忧患’，这只是老子、庄周那种超脱世俗的人关于挖空心思、抛弃智慧的说法，怎么能效法呢？孔子那样的圣人，尚且说自己不如颜回好学，又说：‘我学习从不厌倦。’他闲居以及和门人应答时，反复把学习作为谈论内容，所以有人问礼、问乐、问官名，他以不知道一件事为可耻。若说博学会使心神沉溺，那么肃慎的箭、能装满一车的骨头、巨鱼和浮萍的果实，这些事情圣人又何必要了解呢？太祖皇帝尚且想让天下所有武人读书，何况庠序中的士人，手执笔墨文书，自称儒者，却一被询问就什么也不知道，还说‘这是不值得知道的’，究竟想欺骗谁呢？古代博学的人，臣不能全部列举。”

译如今士人专门学习孔子的道术，而孔子之后他们所仰慕的老师又没有比王安石更甚的。臣听说王安石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所以他讲解经传、训释文字时，杂取百家诸子的学说来阐明；如果只诵读他的话，却不知道他读过哪些书，还说已经完全得到王安石的学问，臣不相信。从前王安石刚建立经义科时，独自倡导道德性命之理；他的本意并不是认为文章学问不值得崇尚，而是认为文章学问本来就是儒者的本务，就像女子从事织绣、法吏阅读律令一样，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却认为文章学问不值得崇尚而不去学习，这其实符合普通人的情性，因为他们喜欢闲逸安逸，便为自己的懒惰编造说法。臣曾游历科举考场，看到同辈只专治一部经书，他们旁征博取作为资助的，不过是老子、庄子、扬雄、列御寇以及三经义解、字说罢了。这几部书不到一年就可以全部读完，最慢的两三年也能背熟。因此士人整天袖手坐在书案前，没有用心于别的事情，突然问他们，即使不是巨鱼、浮萍果实那样难知的事，也已经有不能知道六经中事情的人了。从前韩愈说，阴阳、地土、星辰、礼乐等方面的书，即使今天求取仕进的人不重视这些学问，古代也没有不精通这些而后成为大贤的人。” 臣考察汉代的董仲舒、扬雄之类，果然都通晓这些学问；只有贾山因为只是涉猎书传，已经不能算醇正的儒者了。陛下不惜用官爵来等待天下士人，如果连一个贾山都不能见到，那么陛下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董仲舒一类的人呢？即便如此，士人不学习，并不是他们做不到，只是因为上面设置的科目对此没有要求；在这种时候，除非是喜好名声的人，谁肯耗费心力、疲惫精神，把万卷书装进肚子里呢？臣恐怕几年以后，百家诸子的书都将成为废纸，只能拿给家人糊酒瓮罢了，实在可惜。如今诏令太学以及郡国庠序，在和士人讲明经术之外，又劝勉他们不可不学习，并且不时考察他们所学；对于博闻强识的人优先升擢，对于非常懒惰、毫无涉猎的人，也不时斥退一二，那么士人没有不受到激励的。如果能够博学，那么他们的文章也一定不会有从前的弊病；这一点尤其不能不先做。” 韩驹又上论说：“臣先前所论述的，专门是针对学者而言。然而士人不学习，不只是学者自身的忧患，也是国家应当忧虑的事情。陛下不要认为臣说得过分。士人不学习，不过是在众人中闭口结舌，脸红流汗，使天下人把这当作笑柄罢了。如今的进士，大多是将来公卿和百官的候选人。他们应试时既不学习，入仕之后，即使先前读过的那几部书，也会丢弃；于是戴着高冠、拖着长带，所有的只是空空的肚子。陛下设置公卿百官，大的方面是希望他们谋划王道、裁断国家大事，小的方面是希望他们辨析权宜事务、审决疑难案件，对上准备侍奉左右时的应答，对下与宾客交谈。如今凭着空空的肚子站在朝廷之上，陛下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呢？他们不学习的祸患，今天还看不出来，将来就会显现。”过去学士刘敞奉命出使北方，敌人故意引导使者走另一条道路，以夸耀自己郡国的广大；刘敞一向精通地理，于是责问他们，敌人因而畏服。当时顺州山中有一种异兽，敌人叫不出名称，便来询问刘敞；刘敞告诉他们这是駮，敌人更加畏惧。当地父老对臣说：“神宗皇帝时在殿上放榜，有一名进士叫暨陶，有司把‘暨’读作‘洎’，暨陶没有答应。” 侍郎苏颂说：‘吴地有一种动物叫塈艳，“暨”字读作“结”，这难道不是他的后代吗？’询问之后，果然如此。神宗皇帝很高兴，对苏颂说：‘果然是吴地人。’庆历、元丰年间，士人都深于学问。然而如果没有这两位臣子，那么堂堂大宋，差一点就不被外国人鄙视嘲笑、被众多士人讥讽轻视了吗？为什么今天不劝勉他们使之博学，以储备将来的任用呢？陛下若有所询问，他们都茫然相视，心神昏乱，拱手而不能回答，然后仓促地环顾四周，想寻找博闻之士，却又找不到。况且担任一个官职、总领一项职务，不学习也是做不到的。真宗皇帝曾因放榜对群臣说：‘天下如此广大，借助众多学者共同治理；如今又得到一千多名进士，分别治理州县。’由此说来，州县官吏也应当有学问。郑子皮任用一个不学无术的尹何治理城邑，子产把这比作损伤锦缎。如果吏部每年向天下补授数百个尹何，几年以后，恐怕就没有完整的锦缎了。从州县以上，所任职务越大，所应具备的学问就应当越丰富。如今士人通晓道德性命的道理，确实是前代所不能比的；但一旦做了官，他们平日所积累的学问不过是用来修养自身罢了，这与天下事务有什么关系，又怎能突然把他们布置到郡国之间任职呢？” 这就是臣私下忧虑的原因。陛下如果把这些道理用来教育学者，也应当下诏让大臣每年选取博学之士上报姓名，并尊崇显用他们。像真宗从肥乡主簿任上召来崔偓佺，又特意设置龙图阁直学士的职位安置杜镐，那么海内之人都会承受这种风气，以不学习为耻。从前有人种漆树，乡人都嘲笑他。十年以后，漆树可以用来制器，先前嘲笑他的人全都来取用。士人今天学习或不学习，确实还没有立即造成损益；臣的话似乎迂阔，但不到十年，陛下一定会收到它的功效。希望陛下留心省察。” 韩驹又上论说：“臣愚昧，没有见识，只是私下听闻士君子的意见。陛下考察古代如帝尧，好学如孔子，在万机政务之余，广泛阅读前代典籍，甚至到半夜还不睡觉。大概陛下曾经感叹士人学问太少，所以臣略陈劝学的方法；详细情形则在陛下自己。请下令让议郎、博士商议，并诏告天下。”臣曾私下感到奇怪，西汉士人也专门学习一部经书，但他们修饰吏事、审断疑狱，都能从经学中得来。如今的学者也专门学习一部经书，却不能施用于实际。神宗皇帝废除词赋、建立经义，正是想使经学见于实际行事，并不只是把它作为通过科举考试的工具。如今他们只会背诵王安石的义训和义格来等待考试，这难道是神宗皇帝对士人的期望吗？臣知道当然不是。臣曾经以《尚书》考过进士，就请以《尚书》这一部经书来说。《尚书》五十八篇，大约数万字，从帝尧到秦穆公，各时代次序的先后，以及诰命、誓文、训辞因何而作，散见于其他书中，都是学者应当知道的。其奇特的文字、深奥的义理，即使训注也不能完全说明；从前的老儒有到白头仍不能穷究它的。然而能够作为有关官司考题的，不过两千条罢了。”

译这两千个题目，从元丰到现在，凡是太学公试、私试以及州郡省试所问的，都没有脱离这个范围，而且曾经问过的也不再重复出现。大概如今可以作为题目的，又只有几百条罢了。这几百条义理，学者如果竭尽力量，几年就可以准备好。几百条义理足以应付考试，那么其他即使是本经中有的、不必考究的内容，也就不必深入了解了。有关官司依据这些义理判定可以合格，便又不敢不录取；贩书的人则把士人应答的义理刻印成版本，像《尚书》从《尧典》到《秦誓》没有不包括的，称为‘排类’。后来的小儒日夜用功诵读，即使不敢完全照搬，只稍稍增删，也足以合格。这样还想希望他们修饰吏事、审决疑狱，难道不困难吗？六经的大义既然精微奥妙，其中关于星辰、山川、鸟兽、鱼类、草木的内容，都要借助其他书来相互参证，这就是王安石读书无所不读的原因。然而如今学习王安石的人，除了他所训释的内容之外，便不再研究；有关官司不能拿来出题的内容，也都不再深入了解。只是诵读道德性命的言论，便认为这样就是学习圣人之道，已经足够了。大概从前高明的医生，一定先读神农的医书，遍识天下药物；即使运用药物的精妙有出于自己的心得，并非书本能够全部说明，但也没有不先明白药性寒温、补泻之后，才能开方的。” 后来平庸的医生认为，治病的妙处不在这些，只收集古方而不再读神农的医书，那么他们试用的药方也只能用来毒害病人罢了。如今的学者不幸就类似这种情况。臣愚昧地认为，除了经书大义之外，应当让有关官司从六经中选取有关事例，以及王安石没有训释的内容、虽有训释但没有讲尽的内容，还有先儒所怀疑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像如今摘取义理出题那样来考问士人；经常出其不意，以考察他们通晓的多少，并据此升降取舍。这样，凡是只会背诵时文的人就不能侥幸取巧，而通晓经书、博览古籍的人才会出现。臣所说的这些，上自师儒，下至进士，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弊病，只是口头上不说罢了。其中豪杰之士也都想显露自己的长处；一旦受到拘束、不能自由施展，就尤其不愿意这样做。考试时，时文词句一律，试官也更加厌恶，只是上下相互沿袭，把它当成习俗，没有人在朝廷上说出来。臣愚昧无能，私下庆幸太平盛世难以遇到，赞美圣人之道正在兴盛，又深深惋惜神宗皇帝尊崇经学、教育士人的本意没有向天下人表明，所以勇敢地不能自我抑制，既以自身承担天下人的讥笑，也不顾触犯狂妄的罪名，便写成这篇奏论冒昧献给陛下。古人说：‘士人如果不通晓经书，果然就不足以任用。’ 只有请明主裁断。” 韩驹又上论说：“臣听说，如今贡举的科目有三种，叫作义、论、策。大体以义为主，臣已经分条论述过了。策论也足以考察士人的学问，但不是今天首先应当重视的。所以臣特意略加说明，请陛下试着观察。臣听说真宗皇帝时，发布诏书选取士人，同时收取策论，曾对宰相吕旦说：‘当时的人才和政事，都在这两种文章里。’臣私下认为，神宗皇帝之所以废除词赋，却唯独没有废弃策论，是因为选取士人的方法中，义可以观察经术，论可以考察才智见识，策可以辨别谋略，那么天下士人就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当时太学诸生中有策文列为第一的人，他的文辞也没有特别远远超过别人。然而神宗皇帝仍然选取他的文章来察看，因此学者都受到激励；除了经义之外，策论也写得文采整齐、颇有可取之处。近来学子却把策论当作余事，不过同样用对偶、漫无边际、错综堆砌、繁杂混乱的文章来充塞试卷，这尤其丧失了作文的体制。有关官司说：‘这是余事’，也不据此决定升降取舍。并且他们所问的，大多是无益的事情，往往不是用来选取当时人才、询问政事的。学者尚未出仕，对于当时的人才和政事，难道能够知道并有所帮助吗？” 然而既然已经设置了这种科目，就不能不考察它的实际内容；这正是真宗兼收策论、神宗仍然不废策论的原因。如今的学子都不读史书，所以策论写得不好，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臣考察历代史书，其中关于车旗、服饰、器物、礼乐、制度，以及守成之君和当权士人共同谋议是非、裁断利害的事情，都是今天应当知道的。”

译《尚书》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凭此使国家长久，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太宗皇帝读到《说命》时，没有一次不长声叹息。神宗皇帝的圣训说：‘汉代的武帝、宣帝，唐代的太宗，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除此之外的治世明君，我只取其中两三条策论罢了。’难道他是认为史书不值得观看吗？臣曾经和市井百姓在路旁读诏书，私下看到陛下告诫伶官时引用后唐庄宗同光年间的政事，晓谕宗室时称道刘向的美德；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学习成为王者已经很久了。汉代丞相说：‘谨按诏书和律令中颁下的文字，文章雅正，训辞深厚。小吏见闻浅陋，不能完全理解宣达，所以应当加重掌故官的选拔。’从此以后，公卿、士人、官吏都彬彬然成为富有文学修养的人。西汉的诏书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地方，尚且担心见闻浅陋的人不能完全理解宣达；如今圣明天子的诰命达到这样的程度，而承袭学习的臣子大多不读史书，这是臣非常不能理解的。陛下正侧身而坐，急切求贤；任用他们，唯恐来不及，而士人离开平民身份成为公卿，大概就在不久之后。今天的论，将来就是陈述谋略、替陛下讲论治道的文章；今天的策，将来就是奏策、替陛下议论时政的文章。宋朝兴起以来，名臣有几百人，他们陈述谋略、上奏策论的文章，清楚地摆在那里。这难道是到了身居朝廷之后，才学习写出来的吗？” 他们从平民时起，学问就一向明白。陛下试着读读今天的策论，预先推测他们将来陈述谋略、上奏疏的能力，那么将来的文物盛况，恐怕不能像前代那样兴盛。臣因此为陛下极力陈说。臣曾见过一个进士，文章辞藻写得很好，到了写策论时，却也写得漫无边际、满篇对偶，没有什么可看的。臣偶然问他：‘你为什么苦心写这种文章？’他回答说：‘不是这样，有司就不会录取我。’神宗皇帝和陛下教育士人的本意，应当使天下士人洗濯磨砺，日夜奋发，务必增长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竭力达到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以等待国家任用。如今却因为有关官司的缘故，使豪杰之士抛弃操守、磨去锋芒来自我贬低，那么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还能希望他们进步吗？古代教育人的方法，是想着怎样增益他们；今天教育人的方法，却想着怎样摧折压抑他们，这实在不是圣明君主的本意。愿陛下下诏给有关官司，并规定考试时策论所问的内容，都要能够考察才智见识、辨别谋略。文章如果不合体制，就明确地教导告诫他们；在经义之外，也应当把策论颇多地作为决定升降取舍的依据，希望学者多少通晓前代典章，不要使空洞的言论不能适用于实际。又可时时因此得到豪杰之士；这些措施都是为将来培养名臣的资助，也是神宗皇帝和陛下教育士人的根本本意。” 孝宗在位时，南康军知军朱熹上奏说：“臣私下曾恭敬地阅读《国朝会要》，恭见太宗皇帝曾因江州守臣周述的奏请，下诏把国子监的九经赐给庐山白鹿洞书院。后来又任命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以表彰儒学。臣常遗憾没有机会到那里，仰观遗迹。及至蒙受圣恩，得以代理南康军，臣到任之初，考察图经，询问境内民间的利弊，才知道书院正在本军星子县境内。陈舜俞《庐山记》又记载，真宗皇帝咸平五年曾命有关官员重新修缮书院。臣偶因巡视陂塘，才得以经过那里，看见山川环绕会合，草木秀美润泽，实在是清静安闲、适合讲学的地方；可是如今荒凉毁坏，已经没有房屋了。臣私下想到，太宗、真宗两位皇帝所以亲临教诲众多士人的心意，是要把恩泽留给万世；当时盛况如此，而臣这个下级官吏见闻浅陋，不能推究体察先帝本意，以致辜负圣恩万分之一的罪过，竟大到如此地步，惊恐震惧，坐卧不安。臣又考察此山上的老子、佛教祠庙，大约有上百所，兵乱之后都相继兴修，很少有不恢复旧貌的；唯独这所儒学馆舍却荒芜成了荆棘丛。虽然本军已有军学，足以培养士人，但白鹿洞的兴建由来已久，来自前代，历代圣主相继传承、眷顾并加以光荣恩宠，其中的德意深远，按理不能废弃。” 何况境内的道观、佛寺钟鼓声处处相闻，抛弃人伦，谈论空幻，却从没有人嫌它们太多；而先王讲礼义的学校，正是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反而寂静冷落，整个军和所属各县合起来只有三所罢了。既然如此，重新修建白鹿洞，实在还不至于成为烦扰。于是臣开始商议，就着原来的地基，规划建造二十多间小屋，教育供养一二十名学生，节省费用经营办理，如今已经完工。只是原来的敕额和官府书籍都已被烧毁散失，没有一样保存下来；臣不敢擅自题榜、收藏，冒昧将此事奏报。希望圣明俯察，追述太宗、真宗两位皇帝的圣明遗意，特地下诏，仍以‘白鹿洞书院’作为匾额；又诏令国子监摹写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御书石经以及印板本九经，并附《论语》《孟子》等书，赐给本洞，让其奉守、阅览诵读。这样既可褒扬、扩大前代功业，光大阐明儒学风气，也不只是臣和学生的幸运，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运。” 朱熹在延和殿被召见回答问题时，又上奏说：“臣前日任南康军时，曾具状奏请赐给白鹿洞书院敕额，并请把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和刻印的九经注疏赐给本洞，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如今朝廷内外喧传此事，彼此讥笑，认为是怪事。臣实在恐惧，不敢不把其中道理说尽。谨按，白鹿洞书院实际上是唐代隐士李渤居住的地方，当时许多学者跟随他游学，于是建立了学校。到了五代，李氏建立官学教师制度，拨给田地供养师生，学生很多。到了本朝初年，仍有数十乃至上百人。太平兴国年间，曾蒙诏赐九经，并任命洞主为官，这些都见于《会要》。咸平五年又有诏令重新修缮，并塑造宣圣孔子及弟子像，这也见于陈圣俞的记载；文书都保存着，可以查验。白鹿洞的兴起，追溯其源头，虽然似乎浅近微小、不值得多说，但太宗、真宗两位皇帝对它眷顾、褒奖、崇重到了如此程度，可见圣意所在极其深远，必有不是下级官吏浅薄见闻所能窥测的地方。如今竟然废弃而不兴办，使它有房屋却没有敕额，有学生却没有赐书，必为流俗所轻视，很快就会彻底毁坏。这就是臣非常恐惧而不能安心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不过臣私下认为，有关官员之所以对臣的请求不能没有疑虑，未必全都像讥笑者所说的那样，大概一定是认为州县已经有学校，不必再增加烦费。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臣请求用事实来说明。先王讲礼义的学校与异端鬼教的居所，哪一个正、哪一个邪？三纲五常的教化与无父无君的学说，哪一个有利、哪一个有害？如今老子、佛教的宫观遍布天下，大郡多到超过一千所，小县也有不少于几十所，公私两方面还在不断增建，势头没有停止。至于学校，一个郡一个县仅仅设置一所，靠近州城的县有的甚至没有。它们盛衰多寡相差到了这种程度，那么正邪利害的区别也已经很清楚了。如今有关官员不但不能对那些邪说有所匡正，反而对臣在这里的请求产生疑虑，臣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如今幸而蒙恩召对，所以敢再次提出请求。伏望圣慈将臣这篇奏章交付有关部门，特别准许臣的请求，既以继承先帝遗志、启发众人的心志，又以大大阐明宏大的治道，昭示抑制邪说、扶持正道的开端，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运。” 中书舍人崔敦诗论述南康军奏请白鹿洞书院匾额的奏疏说：“臣私下思考，本朝停止武备而崇尚文教，首先兴办太学这个首善之地。后来天下州郡才相继请求建立书院来培养士人。至道二年，赐给西京嵩阳书院匾额；咸平四年，赐给潭州岳麓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二年，采纳应天府的请求，设置新建书院；这一类事情很多，无不赐给经书，也有命令自行备价印造、间或赐给匾额的。江州庐山白鹿洞书院，实在是太平兴国二年江州守臣周述奏称，那里有学生数百人，希望赐给九经，让他们学习。因为学生众多，所以有诏令准许此事。自庆历年间诏令允许州府军县建立学校以后，学校于是遍布天下。当时诏书说：‘除旧有学校、建立新学校之外，还要一律各自建立学校。’所谓旧学，大概就是书院这一类。自太上皇帝中兴以来，广泛设置学校，普遍赐给石经，用来教育士人的方法已经十分完备。如今南康军奏请恢复白鹿洞书院，虽然不是固定制度，但也是推广朝廷崇尚儒学、尊重正道教化的办法。本监听说潭州岳麓书院隶属于州学，所供养的生员都由州学补充调入，又请求选拔品行和才艺出众的人担任主持，确实考虑得很周全。” 如今核查南康军奏请恢复白鹿洞书院、培养一二十名士人的事项，关于名额和经书，南康军不敢擅自题榜、收置。本监打算下令本军酌情安排题榜；所有经书，详细列出数目申报本监印造；同时会同潭州岳麓书院隶属州学的规例，一体施行。光宗绍熙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求恢复混补法，皇帝命两省、台谏官员共同议论可行与否。于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联名奏称：“国家弘扬儒学、扶助文教，京师和各郡县都有学校。庆历以后，文教制度十分兴盛。中兴以来，在行都建立太学，在各郡实行贡举。然而奔走竞争的风气盛行，忠诚守信的习俗衰微，也只是因为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决定，德行和学艺取决于名家雕琢的文章；士人没有进德修业的志向，把学校看作旅舍，把师儒看作路人。按季考核、按月记功，全都成了徒具形式的文书。如今请求重视教官的选任，给予守臣副职以举荐权，仿照三舍法培养人才，借科举大比选拔士人，考核终场成绩，确定各地贡士名额，约定次年到太学考试。各州教养、考核、升贡的办法，请有关部门制定条文上报。”倪思的建议于是被搁置。宁宗时，兵部侍郎虞俦上奏说：“臣听说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直到列国的国君，都设有学校，所以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诸侯的学校叫泮宫；虽然大小不同，但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培养人才，作用是一样的。朝廷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四方士人纷纷前来，可以说很盛大了。臣私下奇怪，近年来州郡的学校往往多已废坏；士子来游学，不是只想谋求饭食以供给朝夕，就是借用衣冠来欺骗世俗；乡里那些自爱自重的人经过学校门口也不进去。担任教授的人则自认为是冷清的官职，什么事也不办。从一个郡看，似乎危害还不大；如果天下都这样，那实在关系到国家大事。臣曾考察其中原因，大概人的常情，没有不把做官进取当作荣耀的；外任的选人所希望的，不过是升转资序和改换官秩而已。过去太守、监司发布举状时，先提到教授；现在却把教官看作多余人员，搁置不问。虽然有提学司的文书，专门举荐教官，但名额又很少。过去教官依法可以在任上改秩，如今却不允许。因此他们有不屑就任的想法，也就不能责怪他们不愿意做本来就不乐意做的事情。” 朝廷设置一个官职，本来是想让他治理一项职事；如果认为它迂阔，对政事无补、对时局无益，为什么不干脆废掉？这样连吏员俸禄和学粮都可以节省。若认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培养人才都从学校开始，而且自祖宗以来从未改变，那么为什么要让学校名义存在而实际灭亡呢？据查，除由朝廷直接任命的教官外，依吏部选官方格，若不是曾考中词科，或学官殿试第一甲、省试上舍前十名等人，不准选注担任教官。这是因为当初立法时重视教官的选拔。如今选人到吏部，即使符合资格，多数也不肯就任；即使授予朝廷直接任命的职位，也不满意，于是参加考试的一个人也没有，而请求朝廷任命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上等是请求架阁等职位，若没有提拔任用就得不到；其次是请求其他官职，若不特别降下指挥也不能差遣。等候日月很久，朝廷又没有空缺来安置他们，难免有长期滞留的叹息。如今如果朝廷稍微重视教官的选拔，加以振作更新，使他们知道这是值得羡慕的职位，那么选人进取的道路会稍微宽些，朝廷调度任用的权力也会扩大，这是一举两得。有人说：这样做，那么偏远地区的空缺怎么办？臣回答说：不是这样。如今京城各局的空缺，甚至有等候三政、四政的，正因为文书工作容易掌握，或许将来可以盼望改秩，起初并没有认为它偏远，却也没有人肯等待。” 臣希望陛下明令铨曹，恢复教授在任改秩的办法，以此鼓励监司、郡守和教授：其中有能够勤于教育、培养成就士人的，发布举状时一定先举荐他。这样谁不愿意在教官任上任职，振奋精神、努力进取，认真做好自己的职责呢？将来一定会看到百姓因此受到教化，风俗因此形成，人才成批出现，供国家使用。这是当前的急务，唯愿陛下留意。

译理宗时，起居郎魏了翁论述广泛访求大儒、阐明正学的奏疏说：“臣自从去年曾把士人习气的弊病告诉先帝，大致说，如今做士人的人行迹诡秘，见到利益就趋附，假如遇到缓急之事，不能依靠。不幸的是，如今果然被臣说中了：小则出卖朋友以求免祸，大则出卖国家以苟且偷生。即使他们因此触犯刑法，但已经损伤国体。如果不趁现在谋求长久安定、治理有方的办法，而只是遇事补救，即便把他们一一用严刑峻法处死，也不能禁止。臣是庆元年间进士、嘉泰年间学官、开禧年间馆职、嘉定年间史臣，三十年间从前辈旧闻中所得，拿亲眼所见来验证：大概自乾道、淳熙以来，涵养人才、培养士人，大儒接连出现，学者像景物随影一样追随。淳熙末年，虽然已经有人倡议给正学加上‘道学’的名称，但儒学风气仍然鼎盛，正理通常占上风。自从奸臣韩侂胄掌握国政，又改用‘伪学’的名目，排斥陷害善良之士。开始时，宰相被罢免，满朝都说：‘因这件事获罪的共有五十多人。’太学生上书据理力争，也甘愿遭遇灾难而不后悔；这正说明先朝表彰正道、激励士风，对人心所起的作用竟然如此。自从学禁严密以后，士人习气一天比一天浮薄。所谓伊洛之学，并不是只属于伊洛的学问；所谓洙泗之学，也不是只属于洙泗的学问；它是天下万世共同的学问。” 它探求天地万物的奥秘，却不能违背父子、夫妇之间的常道；它从日常饮食等切近之事入手，却不能排除鬼神、阴阳等幽微道理。其大旨以《六经》《语》《孟》为根本，使人就具体事物穷究事理来获得知识，并从切近处反省求取，精心体察、亲身实践，只求不失去本心罢了。为什么竟被诬称为‘伪学’，又以这个名称加以排斥，使它不能流传呢？于是把整个时代的人赶入追求眼前功利、浅薄利益的领域：把钻营猎取当作学问，把拼凑文辞当作文‌章，把急切苛刻当作实际才能，把贪婪刻薄当作奉公。人们沿袭陋习，愚昧安逸，不去讲求正学；当时姑且安稳，危害还不明显。一天，朝廷提出开边的议论，大官首先倡导，众人异口同声附和；不同意的不过是一两个地位卑微的馆职官员。最后内乱外患，误国害民，流毒至今。学术不明，危害竟到了这种地步。自嘉定以来，虽然说要赶快改正从前的道路，但老师和宿儒几乎已经凋零殆尽，后辈晚学散漫无所依归。那些有一点小聪明、微末才能的人，只在经书解释、语录等书中揣摩剽窃，以应付时俗所用；文辞浮浅，名节败坏。大概他们开始求学时，父亲、老师所开导的，子弟所学习的，不过是哗众取宠，只把官阶俸禄、住宅宫室、妻妾作为打算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等到他们出仕以后，上级用来抬高或贬低他们的标准，下级用来表示喜怒的原因，也不超出这些。古人所说的‘为自己而学’，以及成就万物的根本，他们本来就不懂。一天遇到一点小小的利害关系，便惊慌错愕，已经不知该如何选择；如果不幸生死大事来到面前，便只顾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即使违背常伦、触犯法纪，也来不及顾虑。唉！如果这种习气日益滋长、月月变化，平时没有正直诚实、见闻广博的朋友，朝廷上没有神色严肃、敢于冒犯君颜的士人，危难时没有为节义赴死的臣子，那么即使利益在盗贼一边、在夷狄一边，也只能放弃自己，听从他们的命令罢了。陛下和大臣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陛下继承帝位之初，正应当明确表示爱憎，开创新的观听风气。臣愿与大臣们谋划长久安宁的计策，不要认为书生迂腐，不要认为正论空疏。广泛访求大儒，阐明正学，使人人知道礼义廉耻的实际意义，知道君臣、父子之间的亲情，知道人的精神高于万物、不同于禽兽。这样，见到利益一定思考是否合乎义，见到危险一定献出生命。做到这样，君主可以享有任用贤能的福泽，做臣子的也能在职责上得到益处。周敦颐说：‘师道一旦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善人增多，朝廷就会端正，天下就会得到治理。’ 这件事确实如此明确，就像谷物能够解除饥饿一样。唯愿陛下赶快谋划施行。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布呼密与同舍生戬通、泰达尔图噜等上疏说：“臣等听说，《学记》说：‘君子如果想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难道不一定要从办学开始吗？’玉石不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不能懂得道理。所以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总是把教育放在首位。自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来，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学校，因此上面的政治隆盛，下面的风俗美善，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到了汉朝，也建立学校，下诏让诸生考核试验、补授官职。魏道武帝起于北方，平定中原后，增设生员三千人，儒学因此兴盛。这些都是历代设立学校的证据。臣等现在再选取平定南方后建立学校的君主，为陛下陈述：晋武帝曾平定吴国，开始建立国子学；隋文帝曾灭掉陈国，使国子寺不再隶属于太常寺；唐高祖曾灭掉梁国，下诏各州县以及乡里都设置学校。到太宗时，多次亲临国学，把学舍增加到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也增加生员，书学、算学各设置博士。甚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各国的酋长，也派子弟入学。” 国学中学生达到八千多人。高宗沿袭这一做法，于是命国子监统领六学：一是国子学，二是太学，三是四门学，四是律学，五是书学，六是算学；各学按等级设置学生，都继承高祖的意旨。然而晋平吴，只得到五十二万户；隋灭陈，只得到五百郡县；唐灭梁，只得到六十多万户，但他们对学校的崇重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何况我朝是堂堂大国，全部占有江岭地区，计算亡宋的户数，不下千万；这是陛下神明功业，自古未有，不是晋、隋、唐所敢相比的。但学校制度还没有完全兴办，臣私下对此感到惋惜。臣等过去蒙受圣恩，得以学习儒学。臣恭敬揣度圣意，难道不是因为各种身份的人做官的常常很多，而蒙古人做官的还少，所以希望臣等通晓世务，以便承担陛下的差遣吗？然而由于学校制度尚未确定，同学人数又少，这就好比只凭几株禾苗要求得到嘉禾，只凭几匹马寻求良骏，臣等恐怕不容易得到人才。当前的办法，如果想使人才众多、通晓学习汉法，就必须像古代那样普遍建立学校，然后才可以。如果说目前还无暇顾及，那么应当先在大都大力发展国学，选择蒙古人中年龄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上、资质优良的学生一百人，再选百官子弟和普通百姓中的俊秀者一百人，使他们的廪给各有定制；选择德行、学业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担任司业、博士和助教。”

译对他们进行教育，使教育一定以人伦为根本，明白事物的道理；为他们讲解经书传注，教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在此之下再设置若干科目，如小学、律、书、算等，各科设置教授，分别用本业教导学生。小学科命令学生读诵经书，教给他们应答、进退、侍奉长辈的礼节；律科专门让他们通晓吏事；书科专门让他们懂得、熟习书法；算科专门让他们熟练算术。有的先精通一门技艺，再改学其他课程；有的在一天之内轮流学习各科，使国子学官总管其事，经常加以考核，务必使他们各科都通晓，仍以义理为主。有余力的人，听任他们学习写文章。按日、月、年、四时，根据各人聪明或迟钝，分别要求完成应学的功课，对勤惰实行奖惩。勤奋的升入上舍，懒惰的降入下舍，等他们改正过错后再恢复升入上舍。假日听任他们学习射箭，除假日外，无故不许离开学校。数年以后，上舍生中学业有成的，才允许学官保举；蒙古人按什么品级、各种身份的人按什么途径做官，都制定相应办法。尚未成就的，暂且仍旧学习，等到可以从政后，每年由学官举荐其中贤能、有才干的人，依照规定入仕。至于始终不能教育成才的学生，三年后允许他们出学。凡学校制度的沿革、学生名额的增减，如果能够及时奏报，学校就不会有弊政，天下的人才也都会受到观感激励而兴起。然后继续建立郡县学校，以求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臣等年幼愚昧，从书中见到、从老师那里听到的就是这些，不敢断定一定可以实行。伏望圣慈将臣等这篇奏章交下，命各位老先生与左丞王赞善等商议，制定条文奏报施行。臣等极其愿望实现，谨此上奏。”皇帝读后很高兴。至元年间，翰林集贤学士程钜夫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需要人才来任用；人才兴盛，并不是自然而然兴盛的，完全在于国家勤于教育；人才衰落也是相反的道理。参照历代情况，可以考察明白。本朝自中统建元以来，朝廷内外的臣僚中，时常听说有杰出伟大的人物，他们都是从前的老臣、宿儒熏陶浸润而成的。时间久了，这些人相继凋谢，近来如晨星般稀少，已经没有几人了。臣不知道再过十多年，人才将会怎样？人才如此琐弱，而主持国政的人却安然不觉得奇怪，把学校看作不急之务，把诗书说成没有用，不知道人才的盛衰，根基就在这里。过去曾经实行贡举、寻求优秀秀才，皇上的意旨并非不恳切，但狂妄之人却暗中阻挠；按照旧例召集议论，已经多次实行又停止了。这样看来，选拔任用不当、政治治理不能整顿，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应该怎么办？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诏有关部门，重视学校事务，慎重选拔师儒。京师是首善之地，尤其应当兴建国学，选当时的名流作为国人的榜样，优厚供给廪禄，隆重以礼相待，使四方看到后受到感化而有所振作。” 外地的名都大邑，教官有空缺时，不要只按通常条例任用庸人，必须让朝廷大臣推举选择足以作为众人表率的人，详细列明情况上奏；使他们有俸禄可以供养而不至于困乏，职任虽接近民事官而待遇更加优厚。把教化的兴废作为考核等级的优劣。各地学生中有经学明通、品行修洁的，特别给予免除赋役，依照已经下达的诏令办理。这样希望国家教育有方，众多士人受到鼓舞而不知疲倦，将来随时选取人才都能满足需要，不再有临事缺乏人才的叹息，天下幸甚。” 世祖时，各道儒学机构都因空置官职而被裁撤。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被召到京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先帝的诏书：当初创业时，军务繁多，尚且招致士人。如今陛下统一天下，停止武事、修明文教，难道可以不培养人才来弘扬治国之道吗？各道儒学提举和各郡教授，实在关系到风俗教化，不应裁撤。请恢复设置提举司，专门管理、督察学官，考核各地学生讲明治国之道的情况，并把成才者送入太学，以备录用。凡儒户承担的徭役，请求一律免除。”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叶李任尚书左丞时，有一天随世祖到柳林，奏说：‘良好的政治不能只是空自推行，人才也不能突然出现；必须用德义训导他们，用诗书磨炼他们，使他们懂得古代圣贤的行事和谋略，然后贤能之士才会成批出现，恩泽才会向下流布。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都有教育贵族子弟的学校，汉、唐的明君多次亲临辟雍，并不是为了观看壮美景象。’于是推荐周砥等十人担任祭酒等官，把庙学制度的各项条文详细列明上报，皇帝全部采纳。成宗时，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袁桷上《国学议》说：‘成周国学制度，大略见于《周礼·大司乐》，其遗留下来可供效法的礼制见于《文王世子》。三代以前，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听闻。汉武帝表彰六经，兴办太学；到了后汉，太学尤其兴盛。唐代制度稍加增益，其制度更加详细严密，如今还可以考察。宋朝承袭唐朝旧制，但国学制度日益败坏；到了绍兴年间，国学更加废弛，虽然名义上有三学，国学却不是真正的国子学了。所谓三舍法，是崇宁、宣和年间的弊病，到秦桧时又加以扩充；按月记录、按季考核，比唐代明经科死记帖括的弊病更严重。唐代杨绾曾说：‘进士只诵读当代文章却不通晓经史，明经只记诵帖括文书，这并不是招揽贤才、虚席以待的意思。’” 宋朝末年，大体都没有超出这种情况。如今科举已经废除，而本朝国学的既定制度，很有古代典乐教导贵族子弟的深意。倘若能够像唐制那样，五经各设置博士，使他们专门研究一经，彼此诘问辩难，以穷尽经义；至于当代的重要事务，则大略采用宋代胡瑗创立湖学的办法，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务，也早晚讲习，这样或许足以显示经世致用的实际。过去朱熹议论贡举法，也想把各家经说汇集会通，如《诗经》有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等说，《尚书》有孔氏、苏氏、吴氏、叶氏等说。先儒用心，实在是想把学问落实到行事上。自宋末年尊崇朱熹之学以来，许多人说得口干舌敝，却只停留在《四书》注解上；所以凡是刑狱、簿书、钱粮、户口、出纳等事务，都认为是俗吏所做而争相鄙弃，清谈空论、正襟危坐，终于导致国家灭亡而无人能够挽救。近来江南学校的教育方法也只限于《四书》，儿童和少年学生互相仿效，成为风气，字义背得精熟，几乎没有遗忘；一旦有人诘问，便茫然不能回答，这又接近宋朝末年，而且更严重：知道自己的学问不能贯通，就用夸大的言辞来掩饰。议论礼制只讲诚敬，谈论音乐只讲中和；不涉及史学的人，说汉代以后全都是霸道。”

译自己不能写文章，就说文章是玩弄外物、丧失志向。又认为古代那些在实际事务中建立功业的大臣，都只是本于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一句话。这样看来，成就功业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却不知道，真正深刻通达的人，必定要完全了解天下的利害；滋养根本，最终不能不依靠六经中的格言。古代的教育方法，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至于射、御、书、数，也都可以称为学问，不像今天所谓的学习只限于《四书》。儒者涉猎广博却缺少要旨，所以世人曾经以此讥骂儒者。若从国学教化而推及天下，将会看到儒者的作用无穷无尽。儒学怎么能反而成为世人的弊病呢？” 仁宗时，虞集任集贤修撰，参与议论学校事务，于是上奏说：“师道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学校是士人接受教育、直到成就德行、通达才艺的地方。如今天下学官大多只按资历授予，强行把他们置于学生之上，称作老师。有关官员不信任他们，学生也不信任他们，这对学校没有益处。这样还希望师道确立，可以吗？下州小县的士人无从见闻，父兄引导子弟，起初就没有一定要认真求学的实际意图；师友交游，也没有人辨别邪正。既然如此，所谓贤能人才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下生出，又怎么会有可以期待的道理呢？当前的办法，不如让郡守县令寻求经学明通、品行修洁、德行有成的人，亲自尊奉他们为老师，以至诚恳切的态度聘求；他们德化所及，或许能使人观感兴起。其次，寻求操守行为接近正道、不以诡异惊骇世俗的人；他们坚定守持先儒经义和师说，不敢妄自创立奇论，为众人所敬服而不是乡愿之徒；应当延请他们，使他们每天诵读自己的著作，让学生学习，入耳着心，以端正求学根本，将来也应当有所发明。再次，则选取乡贡士人到京师后落第返乡的人，他们议论文艺还足以使人受到鼓舞，不像那些浮泛浅薄、毫无根柢的人。” 顺帝时，苏天爵请求增加国学生员名额的奏状说：“国家典章兴盛，学校受到尊崇，劝勉督责的责任在御史台。成均实在是风俗教化的源头，而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应当增加学生名额，乐于培养贤能。过去世祖皇帝平定中原、开始更新各种制度时，知道治理国家必定要依靠贤能之士，而培养贤能必须以学官为根本。至元七年，最初命中书左丞许衡担任国子祭酒，教育公卿大夫的子弟。当时学生还没有固定名额，后来政治教化逐渐修明，求学者逐渐增多。到仁宗皇帝时，增加到四百名。然而近年以来，名额已经满了，以至于贵族子弟没有途径入学，这实在不是祖宗开设学校、广泛培养各类人才的美意。自古以来，国家没有不通过兴起英贤而能够治理好的。所以汉室中兴时，环绕桥门求学的人以亿万计；李唐受命时，在成均游学的有三千人，人才之多，近古以来没有可比的。伟大的本朝，海内疆域如此广大，学校如此兴盛，又哪里是汉、唐可以相比的？唯独国学生员名额仍然太少。如今朝廷的治理和教化正在更新，优厚惠待儒学；至于学校培养人才，更是首要事务。” 应当由都省上奏，酌量增加生员一百名，其中蒙古、色目人五十名，汉人五十名；凡符合入学条件的，仍按旧制度办理。钱粮方面每年要支出多少？但人才所关系的事情实在极为重大。这样做，贤能之士会更加兴盛，风俗教化会更加隆盛，对治理国家确实有补益。”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风俗 齐景公喜欢妇女穿得像男子，国人便全都这样穿。齐景公派官吏禁止，说：‘女子却穿男子服装的，撕破她的衣服，割断她的衣带。’衣服被撕破、衣带被割断的人接连不断，但这种服饰仍未停止。晏子见齐景公，齐景公说：‘寡人派官吏禁止女子穿男子服装，撕破她们的衣服，割断她们的衣带；这样的人接连不断却不能停止，是什么原因？’晏子回答说：‘君王在宫内让人这样穿，却在宫外禁止，正如把牛头挂在门上，却想在门外求买马肉一样。君王为什么不先让宫内的人不这样穿呢？宫外自然就没有人敢这样做了。’齐景公说：‘好。’于是让宫内不再这样穿，不到一个月，全国就没有人这样穿了。魏武帝时，和洽任丞相掾属，毛玠、崔琰都凭忠诚清廉、能办事而受到任用；选拔任用官员时，首先崇尚俭朴节制。和洽上言说：‘天下是重大的器物，任用官员和对待人才，不能只凭一个节俭标准。节俭朴素超过适度，如果只是用来约束自身，还可以；但若以此衡量一切，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很多。如今朝廷议论中，官吏穿新衣、乘好车，便说他不清廉；长吏经过军营时，容貌衣着不加修饰，衣服皮裘破旧，便说他廉洁。以至于士大夫故意弄脏衣服，藏起车舆服饰；朝府大官，有的还亲自提着壶和饭食进入官署。树立教化、观察风俗，贵在处于中庸，这样才可以长久继承。” 如今崇尚一种人人都难以承受的行为，用来约束各种不同道路的人；勉强这样做，必然会使人疲惫困顿。古代的大教化，重在通达人情罢了。凡是激烈怪异的行为，往往会容纳和掩饰虚伪。” 明帝泰和六年，司徒董昭上疏陈述末流弊病说：‘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尊重崇尚敦厚朴实、忠诚守信之士，深深憎恶虚伪不实之人的；因为虚伪会毁坏教化、扰乱治理，败坏风俗、损伤教化。近来魏讽在建安末年伏法，曹伟在黄初初年被斩杀。臣恭敬思考前后圣诏，都深深憎恶浮华虚伪，想借此打散邪党，常常对此切齿痛恨。然而执法官吏都畏惧他们的权势，没有人能够纠察揭发，因而风俗日益毁坏，贪欲日益滋长。臣私下看见如今的年轻人，不再把学问作为根本，专门把交游当作事业。国士不把孝悌、清正自守放在首位，却把趋附权势、游走求利放在前面。他们结党成群，互相吹捧赞叹，把诋毁他人当作惩罚，把朋党声誉当作爵位赏赐。依附自己的人，就用许多话称赞他；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替他制造过失。他们甚至互相说：‘如今世上还有什么可忧虑、不能通达的呢？只是求人的门路，不勤于钻营，也不广泛结交罢了。又何必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呢？只要给他服药，使他变得柔顺可调就行了。’又听说有人让奴客冒充在职官员，由家人替他冒名，出入往来，秘密沟通，探问文书奏疏的情况。这些事情，全都是法律所不允许、刑罚所不赦免的。” 即使把魏讽、曹伟的罪行加起来，也没有比这些更严重的了。”明帝于是发布严厉的诏书，斥退免除诸葛诞、邓飏等人的官职。吴大帝时，姚信上集请求表彰郁生，以激励妇女的节操。他上疏说：“臣听说，唐尧、虞舜的政治，推举善人并加以教化，表彰德行、擢拔异才，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三王所优先实行的。因此忠臣烈士在国朝显扬名声，贤淑妇女、贞洁女子在乡里表彰事迹。这是为了阐明、崇高教化事业，广泛培植清正风气，使凡有美好品性的人，无论幽明都能显扬；凡怀有美好姿态、德行的人，男女都能共同荣耀。所以王蠋树立贫寒士人的节操，齐王表彰他的奇异义行；姑姊树立特别绝异的操守，鲁侯抬高她家的门第。臣私下看见已故郁林太守陆绩的女儿郁生，年少时便实行贞洁自守的行为，幼年就立下坚定不移的节操。她十三岁时，嫁给同郡人张白。侍奉张家宗庙三个月，妇礼还没有完成，张白遭逢家祸，迁徙后死在异地。郁生高声申明节义，神色中显露出来；权贵车盖交错前来，她发誓守节，不肯改嫁。她在艰难困苦中奉养张白的姐妹，踏入水火般的险境，志向怀抱如霜雪般清白。她的义心比金石还坚定，诚信贯通神明。她依礼送张白终葬，邦中士人都仰慕她。臣听说，彰明德行要靠事迹，显扬事迹要靠爵位；如果没有名位爵禄，劝善就不能严明。所以士人有诔文，鲁国人记载他的勇气；杞国妇人事迹见于史书，齐国人哀悼她的哭泣。请求圣朝斟酌前代成例，对上开启天听，对下施行深厚恩德。” 请赐郁生‘义姑’的称号，以激励妇女守节，那么皇帝的德化就会和美畅达，士人和女子都会改变看法。”西晋武帝咸宁年间，傅咸任车骑司马，因为世俗奢侈，上书说：“臣认为谷物和丝帛难以生产，如果使用不节制，就没有不匮乏的道理。所以先王教化天下，吃肉、穿丝帛都有相应制度。臣私下认为，奢侈造成的耗费，比天灾还严重。古代尧住的是茅草屋顶，如今百姓竞相把房屋建得豪华；古代臣下没有玉食，如今商人都吃腻了精美的粮食和肉食；古代后妃才有特殊服饰，如今婢妾也穿绫罗；古代大夫才不徒步行走，如今低贱的奴仆也乘轻车、驾肥马。古代人口稠密、土地狭小却有储蓄，是由于节俭；如今土地广大、人口稀少却担忧不足，是由于奢侈。想使时俗俭朴，就应当追究奢侈。奢侈不受责问，便会互相推崇。过去毛玠任吏部尚书时，当时没有人敢穿好衣、吃美食。魏武帝感叹说：‘我的法令还不如毛尚书。’假如命令各部门都像毛玠那样用心，改变风俗并不困难。” 武帝时，社会风俗趋向争逐，礼让日益衰落。谏议大夫庾峻上疏说：“臣听说，百姓的本性，是人多而贤者少；设置官职、划分职守后，则是官职少而贤者多。为了容纳贤者众多而设置许多官职，就会妨害教化；因为没有官职便抛弃贤者，就会废弃正道。因此圣王治理天下，顺应人的本性，使人有的出仕、有的退处。所以既有朝廷中的士人，也有山林中的士人。朝廷中的士人辅佐君主完成教化，就像人有股肱心膂，和君主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山林中的士人，穿粗布衣却怀有美玉般的德行；最高尚的隐居丘园而保持高节，超出众人；其次是轻视爵禄服饰、远离耻辱，以保全自己的志向；最下等的虽出仕任职，却只要没有功劳便能知止退处。他们的清正足以抑制贪污，谦退足以平息鄙陋的行为。因此在朝廷做官的人听到他们的风范便心生喜悦，将要接受爵禄的人都以自身不及他们为耻。这就是山林之士、避开宠禄的臣子之所以可贵。先王赞美他们：他们的节操虽然脱离世俗，德行却与君主相合；行为虽然与朝廷不同，功效却和政治相同。因此其中德行大的，给予玉帛征召的命令；其次给予凭几、赐杖的礼遇，以厚待有德之人，使出仕和退处各有合宜位置。这样，朝廷中贤才众多，民间也不失为君子，这正是先王的宏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