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八

译右谏议大夫孙觉请求熙河选择将领，像折氏世代镇守那样的奏状说：“臣私下听说，熙河使陕西乃至天下困乏，已经将近十五年了。臣听说那里每年耗费数百万，姑且按十年计算，就是四千万。朝廷本来是要凭借经营熙河来发动西部军队，斩断羌人的臂膀，进而收复灵州、夏州，包抄贺兰山。前些日子大举发动西部军队，却没有杀得羌人一个人，反而白白耗费数百万。黠羌的兵马因防御、乘袭而死的人数不胜数，器械兵仗丢弃得像山一样，边地百姓至今仍替国家寒心。自朝廷开拓熙河以来，获罪的官吏、无赖游民、冒用姓名入仕的人以及凭借高资历成为富人的人，不知有几百家了。他们吸吮百姓的膏血，来养肥那些无赖之人，这是为什么呢？臣愚昧，但一向听说祖宗时期，把河西交给折氏，是最得当的策略。如今熙河之地，如果使帅守选得合适，就是朝廷无穷尽的计策。蕃将之中，像折氏这样的人，得到一人或两人，逐渐加以安排；三五年后，选择其中可以托付大事的，把那里交给他。朝廷只要不吝惜官爵来宠用他们，只要能替我们守边、抵御外寇，那么世世代代都像折氏一样就可以了。” 其他经营长远的策略，枢密院的臣僚一定有能够替朝廷谋划的人。二年，孙觉任给事中，又论述帅臣应当允许便宜行事的奏状说：“臣私下听说，陕西各路帅臣，都是朝廷早先选拔提任的。等到边境稍有紧急情况，事事都要报告朝廷；一向仓促之间还要等待朝廷应对。我恐怕委任帅臣的办法还没有做到尽善。我认为，各路帅臣之中，只有陕西五路最受朝廷留意。万一发生警报，帅臣能够自行处置，朝廷就可以无事。如今约束帅臣的法令过于严急，他们不敢便宜行事，所以凡是边境事务，不论大小，全都报告朝廷。臣认为应稍微放宽制度，使帅臣可以在边境之间便宜处置，然后再以边事责任来要求他们。小事不必报告朝廷，逐渐学习运用祖宗防御边境的办法，那么帅臣就会尽心尽力，朝廷也可以无事。” 贴黄：臣听说定州韩忠彦有时向朝廷请示，不敢把边境事务当作自己的责任。帅臣之中有人不承担责任，朝廷又不责罚他。这样一来，帅臣就形同虚设了。五年，中书舍人王岩叟论述不可以因为走马的一句话就轻易更换元帅的奏状说：“臣看到初六日的任命名单，延安赵卨、太原滕元发都晋升了官阶。臣正要草拟制书，忽然得到指挥，命令收回任命，臣不知道原因，本来已经对此感到疑惑。今天才知道，竟然用颍昌范纯仁替换滕元发。臣私下听说，是因为采用本路走马的奏章，才有这项任命。臣认为朝廷进退一方大帅，本来就应当慎重，不能轻率地只凭一个人的话就实行。假如他的话出于个人爱憎喜怒，欺骗蒙蔽公议，难道不会损害君主的明察、耽误国家的事务吗？如果确实可疑，自然应当令本路监司共同核实衡量；即使相信他的话，等核实后再施行也不晚。何况听说滕元发在河东颇有显著成效，受到士大夫称赞。按照本路惯例，每年入秋，就从靠近内地的州派马兵到河外戍守，到了春天才回来，因此坐耗刍草粮食，在物资难以取得的地方耗费不知有几万。此前帅臣估量知道无事，也没有人敢不派兵戍守；去年秋天，滕元发独能不派戍兵，为国家节省费用，利益很大。这是因为他明察事机，亲自承担责任，所以能够这样毫不犹疑地处理，众议无不赞赏滕元发有大帅的谋略。臣推想陛下一定不知道这些；如果知道，就不应仓促更换他。” 如今进言的人掩盖他的长处而不报告，只挑出他的不足并加以揭露，那么他的爱憎之情自己就显露出来了。有显著成效的人不予记录，却急忙实行进言；四方听到后，又有谁肯为陛下尽心尽力呢？既然因为走马的一句话就更换元帅，元帅将人人畏惧顾忌，这些走马将有不自我保全的忧虑；他们又将人人侵凌欺侮自己的帅臣，形成骄横的势头，陛下不可不察。这种风气逐渐滋长，并不是朝廷的美事。从前季布任河东太守，孝文帝常召他到京师，在官邸留住一个月便让他离开。季布回来后进言说：‘臣在河东任职，陛下无缘无故召臣来，一定有人把臣的情况欺骗陛下。如今臣来到这里，却没有接受任何事务，便被遣返回去，这个人一定又有诋毁臣的话。’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誉而召见臣，又因为一个人的诋毁而罢免臣，恐怕天下有见识的人听到后，会因此窥见陛下的失误。孝文帝向他道歉。臣希望陛下思考季布的话，察看滕元发的事情，不要重蹈孝文帝的过失，使有见识的人为此叹息惋惜。臣愚昧而忠诚，内心实在不胜恳切。” 贴黄：一个滕元发并不值得惋惜，值得惋惜的是朝廷进退帅臣的体制和原则。若臣的话可以采纳，希望下令暂缓发布告命，迅速召集大臣另行详细议论后施行。陛下把一方之地托付给人，对毁誉的听取不可不审慎，对善恶的实际情况不可不考察。如果这个人的才干谋略足以担当事务，即使有小的过失，又何必妨碍他治理一方？如果他没有才能，即使年轻强壮又有什么用呢？” 八年，御史中丞李之纯上奏说：“臣认为，西戎尚未归附，边境正在用兵，守土的臣子不宜频繁更换。要想责成他们取得实际成效，必须给他们以岁月。何况帅臣总掌中枢所授的权力，指示部署、筹划安排，时间久了以后士卒才会信任服从；估量敌情、挫败进攻、建立威势并取得胜利，也要时间久了敌人才知道畏惧。从来没有任职时间短、施政部署还粗疏，却能够建立武功的。近来庆州、渭州两位帅臣被召回、调换，都还没有取得成效。如果是因为守护边境有功，就应当增加秩级，让他们长期任职；如果是因为防备敌人不力、没有功劳，怎么能让他们免除过失反而优待升迁？希望精选有才干的臣子，把边境以外的事务交给他们，遇到事机变化可以专断施行；明确规定三年考核功绩的期限，不因没有功劳而晋升，也不因有罪而黜免，并且不提前更换，或许边境事务能够整顿完备，戎人也会归服。”

译绍圣三年，陕西路转运使张舜民请求内外臣僚各自推荐能够担任将帅者的奏状说：“臣看到，近年来老将逐渐凋零，今年尤其严重。即使考察现有人才，固然有精良和粗劣之分，但他们都是英宗、神宗时期经过识别、磨炼、收养而成长起来的出生入死之人。假使他们各自有长处短处，为什么偏偏到了今天，衰颓凋落得特别厉害呢？臣虽愚昧，内心实在因此忧惧。臣私下观察，自古守边选择将领，未必专门把攻战作为目的，关键只在于精神威势能够折服敌人罢了。如果一定要通过交战取胜，那就是兵家的下策。所以有些时代，朝廷为此兴叹，侧身而坐、忧心等待；在赵国，强大的秦国不敢出兵侵犯；在汉朝，鲜卑不敢南下放牧。这难道全都是靠交战的功劳吗？是因为将领的声望、精神气度能够使人信服。声望和精神能够使人信服，难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吗？必定要平素培养，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如今边境祸患尚未消除，疆场屡受骚扰，上天的震怒还没有降临，国家的爪牙却先已缺损，这是什么道理？古书说：‘内部没有良将，外部又有敌国’，这连秦国的君臣都还认为忧患，何况拥有天下这样广大的国家呢？臣私下想到，上天降下人才，大地孕育万物，那些栋梁般的楠木、檀木、柏树什么时候会缺乏呢？” 然而从细小树苗长到凌云大树，培植它、栽种它，使它成为栋梁，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有预先察知征兆、确实做好准备，才能避免仓促之间来不及应对的祸患。臣如今请求圣慈详细斟酌，下达指挥：内则由侍从、台谏、管军臣僚，外则由帅臣、监司，各自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两三名可以担任帅臣的人，不限制出身，关键在于确实有谋略勇力，然后由朝廷亲自审慎选择。所下达的指挥，请严格制定条文格式，以表明朝廷一定要任用的意思，不要像通常的推荐那样泛泛而论。臣的盲目之言，如果得到采纳，其效果还要在十几年以后才能看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贴黄：臣今天所说的，如果得到朝廷采纳，所推荐的人已经经过选任；如果达到路分都监以上，就不再列入奏举的限制范围，这样可贵之处在于身居下位的人才都能上达朝廷。近日兰州种宜去世，臣曾默默计算他的继任者，两天都没有找到。臣私下想到，朝廷遴选人才时，也已经很困难了。平时选择一个边州守臣，尚且如此难得，何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再临时任人，由此就可以知道了。臣之所以越职进言，原因就在这里。” 哲宗时，翰林学士范祖禹论曹诵的奏札说：“臣看到，枢密副都承旨曹诵暂代马军司事务，等姚麟回来后仍恢复原职；这虽然不是正式授任，只是暂时代理，但按事理有两点不可。祖宗制定统兵制度，天下军队的根本在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发军队的权力，却没有掌握军队的重权；京师的军队总归三帅统领，三帅有掌握军队的重权，却没有调发军队的权力。上下互相维系，不能由一方专断，这就是一百三十多年没有兵变的原因。自唐朝衰败末期直到五代，枢密院权力偏重，动辄成为国家祸患，原因在于既掌握禁军，又能够发动调遣军队。如今副都承旨是枢密院的属官，暂代统军职务，这是既处在掌管军队的地位，又得到掌握军队的权力，合二者为一，不是祖宗制定统兵制度的本意，这是第一点不可。自英宗以来不任用外戚统军，大概是因为管军臣僚只有三人，而外戚平素不是将领，也没有功劳，只因恩泽便成为统帅，哪里能使将士心服呢？神宗时曹佾虽然任中书令、封郡王，也只是奉诏入朝而已。如今陛下刚开始亲理政务，却开启外戚统军的先例，向人显示私情，这不是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做法，这是第二点不可。” 臣虽没有言官的职责，但身居侍从之位，国家事务有不妥之处，本来没有不应当进言的；与其等事情扩大后再说，不如在小处就说；与其等事情显著后再说，不如在细微处就说。臣认为，先太皇太后执政九年之中，内外没有丝毫私情，天下从未有过离间的言论。陛下总揽各项政务，四海正把陛下作为耳目所系，臣的愚诚不愿让有见识的人指着某件不善的事说：‘这是先太皇太后在位时没有的，如今陛下却有了。’也不愿让他们想到某件善事时说：‘这是先太皇太后在位时有的，如今陛下却没有。’所以臣恳切不已。希望圣慈特地下达指挥加以改正，这样或许不违背祖宗旧例。” 当时御史中丞苏辙论张颉不可任用的奏疏说：“臣看到，朝廷认为设置渠阳军不便，议论想要放弃那里已经很久了。然而从去年以来，想放弃却不能，群蛮猖獗，南部边境至今仍成为阻碍，是什么原因呢？是任用不合适的人，又没有放弃它的办法。唐义问只是一个文弱庸俗的官吏，没有其他才能谋略。从前他接受朝命，直接进入群蛮之中，想要放弃这座城；后来被蛮众包围，采用胡田的计策欺骗群蛮，才侥幸逃脱性命。回去以后，又不敢把真实情况报告朝廷。凡有寇盗，都只是命令边城不得上报。朝廷不察明真实情况却任用他，不能及时替换他，这已经是第一次失误了。到今年夏天以来，蛮寇大举作乱，以至于覆没军队、杀死将领，臣多次据此进言，但朝廷继续任用唐义问的意思仍未改变。臣听说大臣只是以临敌不可更换将领为借口，始终想包庇唐义问，不顾边地百姓肝脑涂地的苦难。到现在已经将近半年了，这就是第二次失误。如今朝廷任命张颉为荆南知州，张颉从瀛州调往荆南，确实不能算破格升迁。然而近来朝廷下诏，命令他单人单马赴任，外人才知道朝廷想让张颉代替唐义问。唐义问失败的原因，是昏暗而自以为是，像狼一样凶暴却失去了众人。” 如今张颉猜忌险恶、昏暗刚愎，比唐义问更加严重，而朝廷又进一步委任他，这就是第三次失误了。臣私下为湖北百姓悲痛：对外遭受群蛮骚扰，不能安居；对内又担心朝廷用人连续三次失误，不知道何处可以休息安身。因此臣不避烦扰，冒昧进献愚昧之言。从前元祐二年，朝廷任命张颉为户部侍郎，臣当时任谏官，前后列举张颉的罪恶八件，请求将他罢免。当时虽然没有听从，但任用张颉不到一年，就知道他不可用，最终把他贬出朝廷任外职。到现在还没有多久，却又把边境事务交给他；边境事务关系重大，与户部事务不同，临敌统领众人，军民的性命都系于此，不可不慎重。臣听说大臣认为张颉本籍是鼎州，以为他熟悉蛮族事务，所以派他前去。然而不知道人才各有长处和短处，未必生长在某地，就一定擅长处理该地事务。臣只担心张颉任性放纵行事，这是他的天性，年老也不会改变，必定导致事情失败。张颉从前任桂州经略使，起初因为吝惜小额费用，最终因处置失当，导致宜州夷人背叛，杀死本州兵官。张颉随后派费万、王奇两名将领接连前往攻讨，结果全都陷没。先帝震怒，派官员前去审问查办，于是削去他的职任、夺除官阶，降为均州知州。”}],

译又在元丰三年任命张颉知熙州。当时臣僚上言说，张颉天性偏狭急躁，动辄多疑忌妒；先前在广南时，因愤怒争执而互相论告，使州郡官吏都不得安宁，请求下诏追还并搁置这项新任命。不久奉行圣旨，命他仍旧知沧州。由此可见，张颉不能把边防事务交给他，这一点从先朝就已经显著，并非只是今天才这样，臣已经说过了。臣过去所列张颉八件事，全都不是虚妄之言，并且都有案卷依据，谨另行详细开列记录，奏报圣上，请令大臣审阅，罢免张颉的新任命；或者只是不让他参与边防事务，另行防备、选用熟悉并精通用兵的人，责成他取得成效。贴黄：张颉资历任职已经很深，任命他知荆南并不过分。臣今天所说的，只是因为张颉生性猜忌险诈，所到之处都不能得到众人的拥护，不可让他管理边防事务。李荐上奏论说：臣听说，牛羊希望长得健壮，就一定要有善于放牧的人；车马希望驯熟服从，就一定要有善于驾驭的人。何况军旅之事、将帅的职责，给他军队纪律，交付他疆场重任；对内要使我国得到尊重，对外要战胜敌人，难道能不慎重吗？不能把三军元帅之职姑且拿来凑数，不能把两国百姓的性命姑且拿来试验他的本领。不考察他是否可用，必然给国家带来祸患；不寻求真正贤能的人，必然给百姓带来灾殃。所以在筑坛告庙、任命将帅的开始，就一定要考察这个人果真足以担当这样的礼仪吗？到了推毂授钺之时，又要考察这个人果真足以胜任我们交给他的责任吗？从前战国纷争之时，不只是君主可以选择臣下，臣下也可以选择君主。当时英雄倚仗自己的长处，游说观察各国诸侯，能够任用我的，才去做他的臣子。所以想求得将帅，不可以很快就得到。如今天下以一家为国，四海都是王畿，没有不是臣仆的地方，英雄全都进入彀中，众多贤士都在，人人献出自己的本领，只等待君王选择。所谓能够担当筑坛告庙的礼仪、能够胜任推毂受钺的责任的人，当然也是有的，只在于选择罢了。从前论说将帅的人认为，将帅的才能有五种：勇、智、仁、信、忠。将帅为什么以勇为贵呢？因为正直可以用来养成气节，威严可以用来克制私爱，刚强可以使人敢作敢为，合乎义可以使人意志坚定；蔑视敌国而磨炼三军。凡是我的指示，谁敢不服从？凡是我指挥去死的，谁敢不服从？转移变化而没有勇气，就不能做到这样不可侵犯。将帅为什么以智为贵呢？因为可以使用贪婪的人，也可以使用愚笨的人，使各人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可以使用勇敢的人，也可以使用聪明的人，使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使敌人常常处于客位而力量不足，使我方常常处于主位而力量有余；我方常常能使敌人按照我方意图行动，敌人一定响应，而敌人不能使我方受其牵制，我方仍能自如行动。安排胜败的策略如同神明，暗中运用奇正之术，循环往复而没有尽头，不是智慧就做不到。具有智慧，就不会被扰乱。将帅为什么以仁为贵呢？因为用慈爱培养恩惠，用恩惠培养威严；宽厚地统御众人，众人没有不竭尽心力的；使百姓心悦诚服地服役，百姓没有不竭尽力量的。让他们忘记劳苦而供奉武事，冒犯艰难而谋求作战。想要和他一同奔赴深渊，必须先使他把我看作婴儿；想要和他一同赴死，必须先使他把我看作爱子。这样若不是仁爱，凭什么使他们归附呢？仁爱，就是因为能够爱护别人。人不能没有信用，而将帅的信用尤其重要。因为当他统率军队时，国家不从外部自行治理，国家的仪仗制度于是不能进入军中；军队不受朝廷从中节制，军队的仪仗制度于是不能进入国家。将军的权力因此是专一的。那么，如何使这种信任上下相交、把至诚之心传播到远近呢？所以信用可贵。讲信用，就是因为不欺骗别人。侍奉君主都要以忠诚为本，而将帅的忠诚尤其重大。因为当他用兵时，上不受制于天，下不受制于地，也不受制于人；将军的意志可以自行施行。那应当怎样做呢？只是谋划君主的利益而忘记自身，只忧虑国家而忘记家庭。所以忠诚可贵，因为忠诚就没有二心。一个人有爵位，也有刑戮；将士的心向着谁，就可以使谁安定或危险。君主的考虑所趋向之处，就是将士的心所归属之处，赏罚的权柄也系于此。赏罚所系，成败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君主的考虑所趋向之处，又会聚合爱憎的变化；爱憎所聚合之处，祸福就像拨动机括一样迅速。只有信用和忠诚，才是建立功勋名声的开端，是杜绝危险和疑惧的关键。用这五种才能纵观朝廷中的人，就像拿着尺度衡量长短，拿着量器比较多少；其中的差别等级，几乎没有遗漏。大才如大酒器，小才如杯子；用杯子承受大酒器的容量，超过了就会溢出；用大酒器承受杯子的容量，宽绰得足以兼容。所以古人论将帅，有只能统领妻子儿女的将帅，有统领十人的将帅，有统领百人的将帅，有统领千人的将帅，有统领十万人的将帅，有统领百万人的将帅。他们的才能相差非常遥远，但都不超出勇、智、仁、信、忠这五种才能的范围。即使如此，才能也必须适合用途，用人也必须适合事宜。拘守成规而没有权变，固守一点而不知道改变，即使用的是良才，也反而会成为累德败事的祸根。所以太公论将帅有十种过失，孙武论将帅有五种危险。考察这些过失产生的原因，追究这些危险的根源，就会发现：它们起初都是五种才能的优点，后来却都成了五种才能的弊病。有才能却不能使用，终于导致军队失败、国家受辱、家庭残破、自身被杀，实在可悲。因此为将之道，既要具备五种才能来统御三军；想要收揽英雄之心，又应当用三种礼节来施行，用三种至要来决断。想要使朝廷的胜算更加稳固，又应当持守五种谨慎，用五种权变来审察。通晓事势宜忌，就有九种变化；能够通晓九变，就能使敌人陷于完全的困境。拘泥于法制，就有九种拘束；不执着于九种拘束，就能使我方立于完全的胜势。古人论良将说：刚强时如同遵循天道，令人可以仰望却不可冒犯；柔和时如同深渊，可以观望却不可轻慢；离去如同收拢闪电，可以看见却不能追赶；停留如同山丘，可以瞻望却不能撼动。有这样的将帅，那么筑坛告庙的礼仪、推毂受钺的任命，就没有愧色了。所以晋国刚开始建立三军、谋求元帅时，只有郤縠能够谈论礼乐、笃厚地研习《诗经》，于是任用了他。

译秦国攻打阿鄄，燕国又侵扰河上。只有穰苴在文方面使众人归附，在武方面战胜敌人，于是齐国任用了他。孙武《十三篇》的学说，阖闾用妇女来试验，最终使吴国强盛。吴起七十六次作战的功绩，魏武侯先从考察兵器开始，最终使魏国强盛。先轸本是下军的辅佐，却越级担任中军将，晋国没有把以卑越尊当作疑难。郤氏、狐氏带领族人从军，也没有因为亲属关系而区别对待。韩信本是亡命的俘虏，却因具有做将的才能而奋起；魏尚曾被囚禁，却被任用来防守边疆；赵充国自己推荐自己，朝廷任用他而不违背他的请求；伏波将军请求效力，朝廷试用他而没有拒绝；谢安推荐侄子，朝廷也没有因此沮抑。至于任用亲属，窦宪请求出征，朝廷曲意听从；这是因为所任用的确实是人才。人才可以任用，就不应受左右近臣的好恶牵制，也不应迎合士卒和国人的议论，应当挺然自立而不疑惑，按照自己的判断决断。贤能将帅这一类人，大多都是英雄豪杰。看到君主这样重视任用自己，应当怎样谋求报答呢？谷永说：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他们侧席而坐；赵国有廉颇、马服君赵奢，强大的秦国不敢窥伺井陉。国家有贤将，所依仗的就是这样。希望陛下留意！陆贾说：天下安定时，应当留意宰相；天下危急时，应当留意将帅。一定要等到天下危急了，才留意将帅，难道不是太晚了吗？只有天下安定时，才是重视将帅的时候，这叫治理国家而不忘记祸乱，安定时而不忘记危险。李廌又上言说：臣听说有君子之将，也有小人之将。君子之将，是天下的将帅；小人之将，是亡国的将帅。古代贤将，推究用兵的本意，可以把战争作为仁爱的手段；考察武力的用途，可以扩大仁德之心。所以以杀戮来制止杀戮，并不是喜好杀人；以战争来消除战争，并不是喜好战争。《司马法》说：‘杀人是为了使人安定，杀他们是可以的；攻打他的国家是为了爱护他的百姓，攻打它也是可以的。’《孙子》说：‘使敌国完整地屈服是上策，攻破敌国是次策；使敌军完整地屈服是上策，击破敌军是次策。’为什么古人自始至终都把仁爱放在心上呢？所以君子之将能够师法古人的本意，不把用战争使人屈服、以兵力压服他人为目的；小人之将违背古人的本意，把嗜好杀人当作事情，把不用战争而使敌军屈服当作目的。把天下放在心上的人，不就是天下的将帅吗？把嗜好杀人当作事情、使国家灭亡也不顾惜的人，不就是亡国的将帅吗？尉缭在梁惠王时，论说用兵道：‘善于用兵的人，能杀掉士卒的一半；次一等的，杀掉十分之三；再次一等的，杀掉十分之一。能杀掉一半的，威势加于海内；能杀掉十分之三的，力量压服诸侯；能杀掉十分之一的，现今还能驱使士卒。’ 如果相信这套说法，那么兴兵二十万，就可以自己杀掉十万人；兴兵十万，就可以自己杀掉五万人了。况且将军是军队的心脏，士卒是四肢手指。心志真诚，四肢手指就会响应；心志危疑，四肢手指就会防卫。士卒乐于归附，将帅的威势才会建立。如今驱赶无罪之人去冒险作战，用好话使他们服役，还恐怕不能得到他们的真心；难道还能忍心设下罪网，使他们受刑戮以满足自己的快意吗？杀掉一半而使用另一半，哪里比得上保全全军、抚慰爱护他们，使所有人都亲近上级、愿意为长官而死呢？杀掉一半、使用一半，即使取胜又有什么益处？孟子说：‘梁惠王真是不仁啊！让他的百姓遭受惨重伤亡而去作战，为争夺土地而作战，杀人遍野；为争夺城池而作战，杀人满城。’唉，残惨酷烈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尉缭开启了这种思想吗？臣因此私下仰慕古代那些善于抚爱士卒的人，大概只有战国的李牧、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李靖吧？臣请谈谈他们用兵的本意。李牧镇守雁门时，用尽军市的租税来供养士卒，竭力杀牛犒赏燕地士卒，以培养士卒的士气；谨慎设置烽火，多派间谍，以加强严密防守；显示怯弱，假装退伏，引诱敌人，以培养士气；谋划成熟后，勇气全备，人人都愿意一战。于是选取战车一千多辆，精选五千多骑兵，能以百金之赏招募的勇士五万人，能张弓射箭的士卒十万人，一举消灭襜褴，赶走单于，击破东胡，迫使林明投降。假如李牧自己杀掉一半士卒，那么士卒没有不怨恨他的，谁肯主动献出勇气来求得一战呢？诸葛亮抵御张郃时，张郃的军队号称四十万，而诸葛亮的军队不满一军。人数既不能相比，强弱又相差很远。两军列阵之后，旗帜刚刚交接，诸葛亮按照用兵行军以诚信为根本的原则，于是把他们全都遣散，并且说：‘离去的人收拾行装等待期限，妻子儿女都踮足盼望，计算着日子。’这样体察他们的实情，怜悯他们的劳苦，用仁爱安抚他们，用义理激励他们，可以说考虑得很周全了。所以离去的人感动激奋，愿意留下来作战；留下的人愤怒振作，勇气增加百倍，杀死张郃，击退司马懿，成就了功业。假如诸葛亮自己杀掉一半士卒，那么士卒听到敌军声势就会退回来了。谁肯忘掉死亡、衔恩图报，决心一战呢？李靖和唐太宗谈论用兵时，太宗认为用严刑峻法使人畏惧，怀疑我方还不如使敌人畏惧。李靖回答说，士卒尚未归附，刑罚不能施行，不能据此立论。太宗问‘爱能够战胜威，威能够战胜爱’这句话。李靖回答说‘先施爱，后施威’。那么，君臣的心意，为什么要把士卒看作婴儿呢？李靖又说：‘近来讨伐突厥，总领蕃汉两族军队，出塞一千里，不曾杀戮一个杨干，也不曾斩杀一个庄贾。’ 卫公李靖在艰难创业之初，剪除凶恶的首领，扫除彗星般的祸乱；在关内防备延陀，在定襄攻打突厥，在西海荡平吐浑，在江陵夷灭萧铣。假如他自己杀掉一半士卒，那么连国家危亡、军队覆灭都来不及避免，何况还能向异域宣扬威信吗？唉，哪里能得到今天守边的将领，也像这三位一样爱护养育士卒呢？天子的军队，以仁爱为根本，以义理为驾驭手段；天下的将帅，以慈爱为主，以勇敢作决断。回头看尉缭的说法，难道不是亡国的军队、小人的将帅吗？秦国以残忍如虎狼的心思，专事杀伐屠戮，以此强大天下。又有残忍如虎狼的将帅，能够杀伐屠戮，以满足自己的意愿。樊於期、王翦父子世代成为秦国百姓的祸害，攻城破敌，杀人已经很多了，但还不如白起严重。白起做将帅时，作战必胜，攻打必取，确实无人能及。按照史书考察，凡是记载攻打某国并攻下、征伐某地并取得的，如果没有说斩首多少、坑杀士卒多少，就置之不论；只计算那些明确写出斩首多少、坑杀士卒多少的，总共杀死敌国士兵八十四万人。然而白起自己的士卒死于敌军之手的，也应当有几十万人。

译合计两国中供养军队的百姓，因为军队的诛求搜刮而失去产业、死去的，又应当有几十万人。何晏说：‘白起把投降赵国的士卒收降后坑杀，难道仅仅可以说是残酷暴虐吗？’后来他也很难再实现志愿了。何晏又说：‘裁减四十万人的性命，恰好足以使天下更加擅长作战；求取一天的功劳，反而使诸侯的防守更加坚固。’又说：‘杀害投降者造成的祸患，大于剧烈的战斗。’这样看来，白起虽然取得了军事胜利，不久却被杀戮；国家虽然强盛，不久却成为废墟。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臣因此寻求古代那些能够控制境外事务、又能怀柔远方的人，私下仰慕他们，大概只有战国的荀吴、晋朝的羊祜、唐朝的郭元振吧？臣请谈谈他们用兵的主张。荀吴攻打鲜虞、包围鼓邑时，鼓邑人想背叛自己的君主而归附荀吴。荀吴说：‘我不能因为想得到一座城邑，就把奸人为市，所损失的东西会更多。’鼓邑人请求投降，并且有粮食和财物，荀吴说：‘我哪里要用一座城邑来换取懈怠？不如保全原来的样子，等到粮食耗尽、力量用尽，再攻克鼓邑回来，而且不杀一人。’贤明啊！羊叔子羊祜镇守荆州时，慨然怀有平定吴国的志向，公开布施极大的信用，专心修养德义；释放俘虏来显示最大的仁慈，归还所获禽兽、补偿粮谷，以显示不扰民。潘景来侵寇，羊祜追击并斩杀他，又厚葬他，以表彰他的死节。与陆抗两军对垒时，陆抗生病，羊祜送药给他，陆抗饮用而不疑。对内把良策交给张华，对外把成功的谋划交给杜预，最终能够平定吴国。贤明啊！郭元振镇守西域时，安抚驾驭各蕃，专门崇尚忠义；击退吐蕃军队，解除了凉州之围；会合百万军队集结于湟川，分兵十路推进青海。赞普屈膝请求和议，突厥畏惧威势而入贡；跪拜质勒，直到死去；悼念婆葛，并为他流泪。贤明啊！唉，哪里能使今天守边的将领中，也出现像这三位一样安抚敌国的人呢？天子的军队，以极大的信用为主，以极大的公正为辅；天下的将帅，用文德使众人归附，用武力威慑敌人。回头看白起的功绩，难道不是亡国的军队、小人的将帅吗？处理政事已经很难，至于用兵就更加艰难，用兵到了杀人这一步，更是可悲。明知有些人可以杀，却把杀人当作专门的事情，那就是嗜好。嗜好杀人的人，他的内心是什么样呢？孟子说：‘最初制作土偶陪葬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因为他制作了像人的偶像来使用。’后来恐怕后世认为用像人的偶像还不够，竟有人用活人来殉葬。因此一定要推究其中的道理，深深谴责这种做法。为什么尉缭的法令要使后世借口而行残忍之事呢？孟子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中两三处而已。’《武成》所说的血流得足以漂起杵，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恐怕后世因为相信血能漂杵，就会狠下心来屠杀殆尽。因此一定要推究这部书的内容，深深诋毁这种说法。为什么白起的事迹要诱使后世以杀伐为快意呢？陛下把仁政看得最重，以孝道治理天下放在首位，那么将帅的心术也可以受到警戒了。一个人面向角落哭泣，满堂的人都会因此不快乐。东海郡杀死一个孝妇，天就降下连年的旱灾来惩罚它。只有人的性命最值得重视。希望陛下牢记这一点！宋徽宗时，左正言任伯雨上言说：臣听到外间议论，都说朝廷因为西北各路帅臣缺人，商议想增补武臣，纷纷议论了好几天。事情虽然还未详实确定，但臣身为谏官，岂敢不预先考虑？万一果真如此，实行此事今天虽未必有害，日后却会成为祸乱的阶梯。这正是唐朝方镇之患产生的原因。唐朝开元以前，各边疆统帅多任用儒将，整治安抚、怀柔归附，内外都安定。到了李林甫担任宰相时，为了长久保住自己的职位，厌恶有功劳的儒臣入朝担任辅弼，于是建议全部任用蕃将和武人，终于招致安禄山之乱。肃宗、代宗以后，大盗大致平定，武夫悍将都已经有了功劳，于是把强大的藩镇和重镇依次分封给他们；他们既有土地，又有百姓，又有铠甲兵器，重权在手，彼此唇齿相依，防卫跋扈、任性妄为，最终无法控制。唐朝直到灭亡，都因这个原因而发生动乱并灭亡。本朝太祖、太宗时，四方尚未平定，西北尚未臣服，于是把重要地区分给武臣统领，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到了太宗以后，逐渐全部任用儒将，直到靠近边境的小郡，才开始任用武人。这是祖宗深思远虑，鉴于唐朝藩镇的弊病，为子孙万世所作的打算。如今如果因为缺少帅臣，便任用武人，从此以后人人都会有做统帅的希望。假如他们的才能不相上下，功劳也没有先后高下，有人得到任用、有人得不到任用，那么朝廷内部就会有怨恨之心，外表就会有惭愧之色，满怀不平而不服，以为朝廷轻视自己。等到遇到事情时，哪里肯尽心办事？如果已经得到任用，那么职位尊贵、权力重大，就会张扬自大；有贪求功名的心，就会制造事端以邀取功劳；有贪图财货的心，就会侵夺剥削夷人和汉人，跋扈骄横，不遵循法度。朝廷如果不体察追问，就会养成他们的恶行，使祸患更加深重；如果立即追究，他们害怕祸患、畏惧罪责，必定不会顺从命令。若有人调动迁徙到自己不愿去的地方，就会胁迫众人挽留自己，以此触犯朝廷；顺从他，就会损害朝廷威严；违背他，就会引发叛乱。彼此观察成败，结党互相庇护，在进退伸缩之间，无不相互牵制。这样的习惯形成久了，人人都认为理所当然，那么方镇之患就从此形成了。况且朝廷缺少帅臣，本来可以从省寺的卿、少、郎官，以及外路转运使、副使中，选择有才望、资历深的人，暂且试用其才能。平时守边，幸好没有大事，即使万一不能胜任，也不过是一时的外患；如果任用武臣，逐渐形成方镇的势力，那么国家的内患，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了。有人说，朝廷强盛，即使任用武臣也未必会成为祸患；此前也间或有武臣担任统帅。臣认为不是这样。即使此前有武臣任帅，也是才能卓绝、不是同辈人敢于相比的，因此别人不会产生侥幸心理，也不会图谋生事。这些建议一定是为了谋求万世稳固，预先防止尚未发生的祸患。当初李林甫建议不任用儒将时，难道知道后世会有方镇之患吗？臣愿陛下深思远虑，以前代的事情为鉴，遵守祖宗的制度，谨慎处理这件事，以安定万世无穷的根基。天下幸甚。

译中书舍人兼崇政殿说书袁甫在经筵进讲时，论说李允则的奏疏：臣听说，统帅边疆军府最重在有真正的才能，以善于谋划为主。有才能而没有谋略，就不能算真正的人才。李允则守边时，胸中的谋略越来越奇妙：担心敌人怀疑自己，便扬言要保护岳祠、修城筑墙；引水建造石桥，聚集船只举行竞渡，暗中寓含水战的训练；拆除楼台、填平壕坑，却在边塞下种植榆树，以设置险阻、巩固防守；上元节过去不这样做，却特意结彩灯、奏乐，让百姓尽情游玩，以诱陷敌将；发生火灾时不去救火，却暗中运送器械铠甲来补充被烧毁的物资，以安定众人的心。这些还比较容易做到，不足以显示李允则的奇谋。敌人派间谍来侦察我军人数，他却能使间谍反过来为我所用，这是第一奇谋；敌人驱赶我方百姓，准备把他们作为人质和验证之物，我方却能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又是一奇；云翼军士卒逃向敌方，以不知道所在为借口，李允则却指明他们在某处，运用智谋如同神明，又是一奇。天下多事之时，假如能让担任阃外重任的人，像这样善于谋划，就可以稍稍宽解朝廷的忧虑了。不过，设谋容易，运用谋略困难；自己相信自己容易，得到君主信任困难。李牧放纵匈奴多次侵扰赵国边境，却始终不肯出战，谋略确实高明，但他的行迹看起来却像是在养寇。陆抗与羊祜在边境彼此交好，谋略也很高明，但他的行迹看起来却像是在出卖国家。一定要上级之人宽宏大度，听任他施为而没有牵制他的忧患，这样谋略才能成功、功业才能建立；否则信任不专一，谗言离间乘隙而入，那么用来扰乱他的谋略的因素就多了。臣因此深深赞赏李允则的善于谋划，又对真宗善于听取意见再三叹服。宋钦宗靖康元年，中书舍人胡安国论述四道设置统帅的奏状说：臣奉中书省兵房送来的录黄一道，臣僚上言说：天下的形势，在太平安定时应当重视内地，遇到变乱时应当重视外部；请求分置四道帅臣，以都总管为名，授予他统领一方的权力，作为保卫王室、抵御强敌的计策。依臣愚见，自古至今，内外形势适当平衡就安定，偏重一方就危险。从前东汉末年，王室多有变故，刘焉建议认为四方兵寇是由于刺史威权太轻，应该改置州牧。等到刘焉请求增加郡地，刘表出据襄阳，袁绍取得冀州，曹操夺取兖州，彼此争相割据，从此王室不再拥有实际权力。唐僖宗时，黄巢入侵，任用高骈为都统，急令他讨伐贼军。等到黄巢进入长安，诏令高骈起兵，高骈却倚仗铠甲、兵力和财赋的强大，最终不奉诏令。自太祖鉴察前代的弊病，削夺藩镇的权力，实行至今，州郡的权力太轻，按理应当通权达变。然而一旦仓促地把数百州的土地、二十三路的广大地域分成四路，每一路都统领一方，政事可以专断决策，财赋可以通融使用，官吏可以自行任命，军队可以自行施行诛杀和赏赐，那么他的事权就太重了，又不是州牧所能相比的。假使这四个人果然都竭尽忠诚于君父，心中只在王室，危急仓卒之际能够联合救援，那当然很好。假如万一他们彼此抗衡、跋扈自恣，号召军队却无人前来，像刘焉、刘表、曹操、袁绍、高骈那样行事，又拿什么来对付他们呢？五个大权在边疆，是古人所警戒的。用身体来役使手臂，按道理才是适宜的。臣的愚见是，希望只根据现今二十三路所设置的帅司，选择重臣，授予都总管的权力，专门治理军旅事务。每年年终考察他辖区内的情况，或者一旦有紧急警报、京城实行戒严，就由各帅司所属的守将立即前往救援。这样既有拥护保卫王室的势力，又没有尾大不掉的忧患，可谓一举两得。伏望圣上慈悲，再加裁夺斟酌，特地下达圣旨施行。右谏议大夫杨时上疏说：臣近来听说，尼雅满在三月中旬从太原分兵进入汾州境内，到四月又返回太原，在两州之间往来，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所经过的县镇焚烧、劫掠、屠杀，几乎没有留下一个活人。王师坐视而不救，好像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到了四月中旬，敌人离开汾州返回太原，统制林良器等四人才到汾州，进城十多天，只是坐在那里白白消耗廪粟，没有一个人敢向敌人进攻。姚古节制诸将，拥有重兵，却亲自逗留不前，难怪诸将都不肯效命。臣曾经论说姚古逗留，应当按照军法办理，已经很久却没有得到施行。如今太原被围困数月，危急万分。打听得知，大军还在威胜军，没有一人一骑进入太原境内。只有范琼不受姚古节制，独自能够带兵稍稍前进；诸将逗留，实在是姚古造成的。为什么要吝惜不诛杀一个姚古，坐视这样的要害之地而不救呢？万一太原百姓因为王师不来救援，认为朝廷抛弃了他们，另生异心，那么祸患就会从身边发生，不是金人入侵所能相比，不能不加以考虑。自从金人残灭契丹以来，人人都知道他们一定有向南窥伺的意图。郭药师是逆贼，包藏祸心，人人也都知道他一定会反叛。王安中已经看见祸乱的形势形成，侥幸希望逃脱回归，便不再把情况报告上去。蔡靖上章论奏，而白时中、李邦彦、蔡攸、蔡懋等人遮蔽事实、苟且求安，安然不加忧虑，逐渐酿成大患。如今太原危急到这种地步，朝廷应当以前面的事情为鉴，不可迟缓。一旦失去太原，大事就完了。臣愿陛下明白诏告大臣，竭尽力量筹划，迅速追究姚古逗留之罪，杀掉他以整肃军政，选拔有武略、能够胜任的人代替他。偏将副将中如果还有不肯效命的，一概按军法处置，希望士气可以稍稍振作，使敌人有所忌惮。如果朝廷不想立即诛杀大将，姑且采用唐朝的旧例，全部削夺其官职，使他们以白身从军，以责求日后的功效，这也还可以。否则到了秋冬交替之际，风力强劲、草木衰败，强敌长驱南下，就更加无所顾忌，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希望陛下留意并幸而听取臣的意见。

译御史中丞许翰上言说：臣恭敬地看见，宣制罢免枢密宣抚使种师道，改任提举中太乙宫。朝廷内外听到这个消息，都惆怅失色。考察种师道，是名将，沉着坚毅有余，山西的将士人人信服他。臣因为台官制度的限制，不能亲自见到种师道，但一向听说他的贤能。像这样自从战争兴起以来，臣询问访求了几十上百人，人人都说种师道虽然已经年老多病，智虑却没有衰退；而臣唯独从朝廷听说，认为他年老而没有计策，不可再用，这与国人的看法不同。臣考察古代进用贤能的办法，《周易·晋卦》六三说：‘众人信任他的志向，才能向上推行。’每个人都有私见，集合众人的意见才是公论，所以一定要众人都认可他的贤能，然后才可以进用。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国人都说贤能，然后再考察他’。君主所听取、考察人才竟如此，可以说比较简易而且公正了，因此任用人没有不恰当的。后世不考察众人的意见，却想凭借一己的聪明，全面了解人的内在才干，因此选拔十人只能得到五人，还自称人才济济；这正说明辨识人才艰难，失去人才的情况很多。陛下想寻求了解人才的方法，那么观察《周易》的卦象，再以孟子的说法来验证，也就可以了。臣恐怕左右诸位大夫一旦议论种师道，还不如国人平素信任他那样审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从前秦始皇认为王翦老了，改用李信，军队在楚国受辱，于是亲自奔驰去见王翦，向他道歉说：‘将军虽然病了，难道忍心抛弃我吗？’后来王翦终于凭借持重的策略击破楚军，逐步平定荆地。汉宣帝认为赵充国老了，派人问赵充国：‘谁可以担任将领？’赵充国回答：‘没有人能超过老臣了。’赵充国与羌人相持，坚守而不出战，羌族豪帅互相责骂说：‘告诉你们不要反抗，如今天子派赵将军来了，已经八九十岁了，却善于用兵；现在请他出来一战，决一死战，能做到吗？’后来直到汉朝结束，西戎没有成为祸患，这是赵充国的功劳。前代自吕望以来，像这样任用将领而取得功效的事例，难以一二列举。至于赵国任用赵括，蜀国任用马谡，宋朝任用王玄谟，他们平日谈论兵法时都显得智略纵横，于是让他们面对敌人、应变制胜，最终全都失败而不能挽救。以古代衡量今天，不能因为种师道年老而木讷，就说他不可任用。如今种师道如果重新统领河朔军队，委以统制阃外事务的重任，将吏一向服从他，士卒一向信任他，敌国一向畏惧他，很容易建立功劳，这是上策。让他处在枢密府，选择将领、统率军队，凭借威名和谋略可以击退敌人，这是次策。如今无缘无故解除他的兵权，把他安置到道观，使士气消沉、民心疑惑，臣私下对此深感遗憾。金人这次行动，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给他们一次重大打击，使他们失败退去，那么中原可以保全，四方夷族也可以臣服。失去这次机会，就不只是将来再来一次的问题，必然会有来不及救援的忧患。臣恐怕西戎、南夷都知道中国极其衰弱，争相图谋深入进犯。假如都仿效金人的所作所为，那么我方疲于奔命，必然支撑不住。朝廷大臣中昏昧不明、不懂形势的人，本来不值得说；至于稍有见识的人，大多都能知道这些。然而知道的人没有谁肯尽力直言，直言的人没有谁肯上疏奏报，这是什么人的心思呢？人人只为自身谋划，害怕承担罪责。一旦上疏奏报，行迹就会受到牵连，不如含糊敷衍，成败都不参与。这种鄙陋之人侍奉君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臣遇到陛下清明美好的时运，感戴陛下知遇之恩，从头顶到脚跟，早已把自身许给国家。又身负言官的职责，不敢不把话说尽。臣私下听说台臣、谏官屡次弹劾宇文虚中，朝廷却重视罢黜宇文虚中，轻率地罢免种师道，这不只是臣一个人不能理解。有人说种师道脚足不便，妨碍奔驰、朝见、奏事；但这与国家安危相比，哪一个更重要、更轻呢？即使孙膑坐在辎车中，也可以担任齐军的军师；田千秋得到小车，可以乘车进入汉宫，爱惜贤能、崇尚才干，古代本来就有这样的事。伏望圣上慈悲，体察臣拳拳忧国的谋划，再和大臣们参酌，不要顾忌改变命令，天下幸甚。许翰又上言说：臣听说，耕田应当问农夫，织布应当问织婢，老马认识道路，筑巢的鸟知道风向。这些话说的是万物各有自己熟悉的事情。因此有关战争和军备的事务，一定要依靠久经战阵的老将。臣多次说种师道的智虑没有衰退，边疆一向畏惧他的威名，借助他的威名，仍然可以抵御敌人。如今即使不能把他安置在枢密府，也应该让他统领制置司，表示并没有闲置废弃他，使他能够尽心竭力。虎豹在山中，如果连藜藿都不敢采摘，这并不是虚妄之言。臣既然论说用兵不能不用将领，所以又论说将帅，不怕反复絮叨而冒犯圣听，实在是因为认为军队要等待将帅，然后才能取胜。又认为在多事之时，国家的虎臣不应当被闲置；等到危急时才寻求他们，并不是彰显朝廷的办法。如今敌人已经远去，派遣商议三镇事务的使者还没有出发，臣恐怕将帅受到使者节制，日子一天天拖延，终于错失时机。今天的形势，应当像救火一样，不能稍有迟缓；一迟缓就来不及了。希望先明确告知将帅，使他们能够在阃外根据情况便宜行事、制胜敌人，委以重任而责求成功，这就是古代任用将帅的方法。两军交战时使者还在其中活动，订立盟约又有什么妨害呢？况且估计我方军威尚未振作，敌情还没有受到震慑，派使者以礼请求，未必容易使敌人退让。所以今天的事情，依靠兵力的部分要多，依靠使者谋略的部分要少，这样才可以有所作为。许翰又说：臣恭敬地看见，自从国家艰难以来，任用将帅不能专一，将领总要禀报朝廷，所以使大帅难以统一节制，机会屡屡失去，敌人的势力越来越张大。想苟且求得无事，却使变更更加繁多；想暂且休息，却永远没有喘息的时候。这正是忠诚而愤慨、忧虑国家的人在半夜慨叹、抚着枕头起身的原因。如今既然已经向天下显示了虚弱，所以河东的军队深入而无所顾忌，陕西的寇乱在内部滋长而正要兴起。形势到了这个地步，已经非常紧急。如果不把以前的做法彻底改变，恐怕再也无法挽救。现在的计策，只有起用种师道，听任他谋划大计，朝廷只责成他取得成功罢了。从前汉高帝攻取魏地，只问大将、骑将、步将是谁；知道没有人是韩信等人的对手，于是决断而毫不疑惑。由此可知用兵的原则，关键在于考察将领。然而议论的人因为种师道和姚古有怨隙，所以罢免种师道而任用姚古。可是臣私下观察，汉高祖开始任用陈平担任护军时，诸将都不服，于是又让陈平全部监督诸将，诸将才不敢说话。韩信最初被任命为大将，全军都震惊，高祖却不加顾虑。光武帝时，贾复常想亲手杀死寇恂，光武帝亲自向他晓谕解释说：‘天下还没有平定，两只老虎怎么能私下争斗？’如今朕把他们分开，最终使两人和好而离去。

译如今陛下想整治天下，就应当像汉高祖；想调和将帅关系，就应当像汉光武。正值人才匮乏之时，诸位将臣已经很少，怎么能让一个被废弃、一个被树立起来呢？至于勤王的军队，虽然已经遣散，如今恐怕形势紧急，不免还要重新召集。只要河朔的敌人被击破，河东敌人的势力自然就会削弱。总之，如果不经过一次大规模的劳师动众，恐怕没有休息的时候。伏愿陛下再和大臣们反复熟虑，早日决定大计。今天的事情已经比前一天困难，哪里知道后一天不会又比今天更加困难呢？可是议论的人还想沿袭从前的姑息办法，从前的得失也可以作为鉴戒了。宋高宗绍兴四年，王之道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以来良将用兵，他们的谋划在数年以前就已确定，他们的功业在数年以后才告成功。前后所说所做，几乎没有稍许不同，因此国家没有竭尽力量、耗尽财货的忧患，将帅自身也有料敌制胜的声名。像汉朝的赵充国、晋朝的羊祜，可以说掌握了这个道理。赵充国谋划制伏先零，专门把先谋划后作战作为要务。今年上书说：‘善于作战的人，能使敌人来，而不被敌人所使。’第二年上奏状说：‘帝王的军队，以保全敌人来取得胜利，所以先使自己不可战胜，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 后来赵充国便在金城屯田，增加积蓄，节省巨大的费用，最终击破先零。羊祜讨伐孙皓，专门把公开施行极大信用作为要务。今年有吴国两个孩子被俘，就把他们遣送回去。第二年有人捕获禽兽，先被吴人射伤，后来被晋兵得到，羊祜便给它封好伤口再放回去。后来吴国于是撤去石城的守军，所以羊祜能够分拨那些戍卒，开垦八百多顷田地，最终擒获孙皓。不知今天用来等待敌人的策略，究竟出自什么谋划？所委托、用来掌握制敌权力的人，究竟是交给了谁？希望陛下日夜焦劳，不忘卧薪尝胆，以洗刷徽宗、钦宗二帝被迫北行的耻辱，本来应当已经有万全的最高计策。然而臣观察各位将领所作的部署，还没有看到与此相仿的迹象。现在的计策，不如选择三位大将，分别安置在三路：东路屯兵扬州、楚州，中路屯兵庐州、寿州，西路屯兵襄阳、汉中，使三路形势如常山之蛇，攻击它的头，尾部就来救应；攻击它的尾，头部就来救应；攻击它的中部，头尾都来救应。一切取法赵充国制伏先零、羊祜讨伐孙皓的办法，在边境屯田，务求先谋划后作战，公开施行极大的信用，期望一举扫空朔方庭院，然后才算取得胜利。传说说：‘阴阳不和，便应当防备士人担任宰相；边境不得安宁，就应当以防守士卒为将领。臣先前所说选择三位大将，分别置于三路，原则上不应以文武资历作为限制。应诏令朝廷内外的侍从、将帅之臣，凡才略超群的，各自举荐二人上报；召他们到都堂，命二三位大臣用诡奇之道穷究试探他们，以观察其谋略；再让他们处理危险的事情，以观察其勇气，然后由陛下亲自选择任用。问他们：‘谁替我守卫▯楚？谁替我守卫庐寿？谁替我守卫襄汉？’像汉高祖任用韩信、晋武帝任用马隆那样，授予他们方略，让他们自行建功。这样一来，将会人人献纳忠诚，奋力为国家效命；陛下垂衣拱手，坐待成功，而中兴的功业就可以指日月而期待了。绍兴年间，张浚议论应当坚忍不拔、建立功业，说：‘臣曾考察汉高祖凭借思归的士兵，同项籍在荥阳、成皋之间奋力交战，大大小小七十多次，自己困顿、军队溃败已有数次。那么张良、陈平的计谋，难道曾经没有预见他的失败吗？’事情并不是这样。高祖向东争夺天下，实在是张良启发了他；陈平多有奇谋，高祖屡次依靠这些谋略而得以脱险。至于不幸用兵不利，也只是君臣上下同心，暂且谋划善后之计罢了，怎么会纷纷互相离间呢？这就是他最终能够拥有天下的原因。燕国罢免乐毅、秦国任用孟明，都可以作为鉴戒，更何况那些不如乐毅、孟明的人呢？张浚又上奏说：‘议论的人说，君主驾驭将领，应当用恩惠笼络他们，用礼节对待他们，这固然正确。然而臣私下认为，使将帅之心服从，没有什么比一概遵循义理正道、再加上至诚更好的了。这样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如果一旦有事情不合乎正道，他们表面上虽然谦逊顺从，内心却已经窥测形势、心怀怨望了。唐朝自肃宗以后，藩镇跋扈，最终导致灭亡，难道不是有人启发了他们这种心态吗？’ 张浚又上奏说：‘明皇对于禄山，宠爱信任到了极点。即使贵为妃子的杨贵妃，也替他执爵斟酒，难道不是想得到他的诚心，把守卫疆场的责任托付给他吗？然而到最后，仍不能避免他叛乱，以至于皇帝的车驾蒙受尘土，四海开始发生动乱。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驾驭他没有用合乎人心的方式。唉！君主以一人之身统临亿万民众，处在百姓之上，所凭借来承继祖宗基业、建立百世根基的，只有道理所在罢了。得到它，天下就治理；失去它，天下就动乱。假如始终奉行这一原则，就像圭玉那样纯美，丝毫没有瑕疵污点；像日月那样光明，完全没有遮蔽，王道就不难成就了。如今担任将帅的人，忠义的资质出于本性，大概是上天特意生来辅佐陛下中兴的。而且他们长期同读书人相处，对于古代的是非得失、谋划计策，也耳闻目熟、心中明白。臣希望陛下以正礼对待他们，以直道接纳他们，不再稍有隔阂，使他们有机会窥伺猜疑。这样君臣共享福泽，美名流传无穷，难道不是千载以来的盛事吗？’ 张浚又上奏说：‘臣考察韩世忠，他常常把恢复国土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意气慷慨，不允许同辈超过自己。如今诸位将帅列营驻屯、并力进军，实在是由韩世忠首先发动的。希望陛下趁召见询问他的时候，特别加以慰劳，使他留军承楚。起初正是韩世忠以淮东盐利供给诸军，每年不少于一千万。假如不是韩世忠竭力促成这次行动，诸位将帅因循拖延，怎么肯渡江？从来每逢遇到敌军，大多望风逃跑，只有韩世忠奋力击破精锐，以少击众。将来中兴的功劳，应当对韩世忠寄予厚望。臣每次同他诚恳交谈此事，韩世忠也深以此自负。所以希望陛下委婉而充分地向他提及此事，冒犯天威，臣实在惶恐至极。’ 张浚又上奏说：‘臣曾说，掌握重兵、承受重大委任的人，他们的过失常常被天下人听闻；而那些办事不负责任、言论足以迷惑众人的人，却没有不获得美名的，这是什么缘故呢？人性厌恶别人处在自己之上，又担心自己不能有所成就，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是这样。因此纷纷杂乱的议论，没有办法穷究辨正，难道只是将帅如此吗？那么君主应当从哪里辨别真伪呢？要学习古代的道理，斟酌当今的情势；如果在我心中还没有看到足以证明其能力的事实，就不要轻易把事情交付给他。了解他以后再任用，任用以后不要怀疑，天下的事情就可以不费劳力而安定了。’

译张浚又上奏说：‘臣冒昧陈述危急而恳切的意见，上奏打扰圣听；这点诚挚心意，仰望陛下明察。再想到此事关系国家大计，利害非同小可，臣若说出来，只怕违拂朝廷意旨；臣孤单而远在外地，无法逃避责任。臣若不说，最终导致上面误害国家，就不是臣献身侍奉陛下的本意了。’臣近来奉到圣旨，任命王似充任宣抚处置副使。臣反复思量，陛下的圣意高远，替天下筹划得十分周密，是担心臣一旦患有犬马之疾，或许会误失使命；远方没有副使，将士失去归依，这确实是很好的谋划。然而臣最熟悉王似的平生情况。王似镇重宽厚，对百姓不加扰害；他长于驾驭将帅、裁决军机，不替自身谋求，只图建立功业，但在紧急关头，恐怕还不能依靠他。倘若臣承蒙陛下圣恩，获准请求离职，事情将有许多难以尽言之处。这是第一点。臣又想到陛下的意思，是想委托王似招抚尚未归附的人。臣私下认为，天下的祸患只在金人；金人没有退兵听命，战乱就不会停止，哪里有空闲安抚叛乱者？况且王似任环庆之职时，曾任制置使，发檄文给各路，各路都不奉行；像张中孚这些人，过去同他有深仇旧隙，如今又怎能使他们怀服而前来呢？’ 这是第二点。臣奉命治理川陕，对外有刘子羽、吴玠等人，身处九死一生之地，与敌人结为仇敌；对内有张深、程唐日夜谋划议论。这些人都是从侍从官中精选出来的，曾经建立击破敌人的功劳，各自都希望陛下如日光般明察他们，逐渐加以任用。如今事情将要办成，却突然把他们这些无功的侍从官置于副职，人情会怎么想？这是第三点。臣去年曾派王似知兴元府，兼节制吴玠、王彦；王彦和吴玠各自上奏论列，于是又以刘子羽代替王似。如今王似担任副使，必定不能安心任职，这是第四点。臣最为卑微孤单，独自承受陛下的知遇之恩，屡次遭受重大诽谤，全都蒙陛下保全；凡是所受委任，无不是陛下亲自交付。如今王似还未曾在陛下面前应对，却得到这样的升擢，臣恐怕从此以后，臣的过失每天都会被陛下听闻，这是第五点。臣这一片肝胆，全部在这里表露出来，伏望陛下念及臣曾有微小功绩，曲加保全，使臣退归养病。臣只要不死，日后还当图报；臣实在恳切祈求至极。贴黄附记：臣所陈述的事情关系国家，臣并非不知道含糊苟且、替自身谋划，只是担心刘子羽、张深、程唐、吴玠、王彦这些人必然自行引退，而王似才能平庸，最终导致失败；臣即使死上万次也无法抵偿责任。况且此事的利害，还有极为紧要之处。’ 臣听说蜀地士大夫以及流寓的侍从官以下，写信给臣和朝廷执事，都以自行守备、安静不动为说。他们不是替陛下和国家筹划，而只是替家属和自身筹划罢了。却不知道将士之所以舍弃伪朝、归从正统，人数多达十五万余，是因为他们心中先念祖宗深厚的恩德，其次感戴陛下养育的仁恩，都想奋力求得天下平定。他们同臣有什么关系呢？如今如果按兵不动、固守自身，能保证他们不离散作乱吗？这只是其中一点。况且敌人行事不义，必然想倾覆动摇我国社稷、剪除我国百姓，而我们却委靡自困，最终一定会被敌人消灭。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实在是极不加思考。臣常常同刘子羽、吴玠、王彦等人日夜整治军队、储备粮食、准备器械。第一是想扩大声势，使敌人知道我们必定同他们作战，不敢产生南下的念头；第二也是想激励将士，讲明战阵，为陛下兴大利、除大害，迎接皇帝车驾，使中原得到福祉。可是有些人只顾替自身谋划，于是制造怨言诽谤，互相结为朋党，企图阻挠臣的权力。对于臣个人的去留，利害很轻；但对国家的谋划，恐怕会有不便。伏望陛下在心中筹划，亲自决断，以惠及天下。臣这些话，天地日月和鬼神确实都看得清楚。伏望陛下把臣的章疏留在宫中，不要让大臣因为不安于职守而请求进退，反而更加烦劳圣心。臣实在恳切至极。江西安抚制置大使李纲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驾驭将帅，恩惠和礼遇都十分优厚，甚至有不远千里召他们赶赴行在的；又设宴射礼，赏赐丰厚，这确实足以取得他们的心，使他们竭尽力量。将帅承受如此厚重的眷遇，争先恐后地希望仰见天颜、聆听圣音，尽力赶来朝见，只怕落在后面，这也是臣子最真挚的感情。然而臣听说古代善于担任将帅的人，除非有重大事情，不离开驻军之所。汉文帝想慰劳棘门、灞上、细柳的军队，便亲自前往；这是因为三军的命运系于主帅一人，军机一来，间不容发。假如主帅不在军中，敌人窥探到这一点并知道了，突然发生警急，又凭什么抵御敌人？如今将帅既然轻易远行千里入朝，又有应对、宴饮、犒赏等事使他们久留，边境发生忧患，实在不能不加以考虑。伏望圣慈留心深思，从今以后除非有重大谋议，不必远召将帅。若有宴饮赏赐的恩典，派近臣到他们军中施行即可。这样或许将帅能够竭尽精力和思虑，为陛下抵御敌忾、御防外侮，以图恢复。将来武功告成、中原安定以后，论功行赏、慰劳功臣，出于陛下特别的恩赐；至于让他们早晚入朝觐见、增加礼遇，即使不奏钟鼓，也可派使者去慰问他们，一切听凭陛下裁定。’ 臣考虑所及，冒昧上奏，死后仍有余罪，只希望陛下裁察。知洪州赵元镇上奏说：‘臣考察襄阳府位于江淮上游，是川陕咽喉要地；自三国用兵以来，从未有不首先留意这里的。晋武帝平定吴国，羊祜、杜预也是由此建立大功。近日任命李横为襄阳府路镇抚使，正是因为他的军队据守这一要害，以加强荆襄的形势，确实是正确的策略。由于朝廷正在派使者议和，已经告诫边臣不得用兵。如今据探报，李横、牛皋约定起兵前往东京，沿途收复州县；又听说伪齐也将会合金人，并派李成率军向西进发。臣私下担心因此纷扰不定，敌人便产生兼并的意图。到那时，哪里是李横乌合之众所能防御的？不能防御，襄阳必定失守；襄阳不守，川陕道路就会断绝，荆湖震动。长江以南，都是顺流即可抵达的地方，其利害实在难以尽述。近来有人从襄阳来，臣因而询问李横用兵的情况，据说只是军中缺乏物资，加上冬寒将近，想设法筹措少量冬衣。如此看来，李横出兵实在是不得已。臣私下考虑，朝廷既然把襄阳视为上游要害之地，又因为李横忠义、曾有功劳，便把一路镇抚的权力交给他，就不能让他困窘到这种地步，以至于重新招惹严重的边患。’

译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别下诏给有关官署，按时供给资助，使李横衣粮充足、装备完备，不必另作打算；同时严肃降下诏旨，反复告诫约束他，责令他谨慎守卫疆场、修缮城垒，停止出兵，放牧战马，养精蓄锐等待敌人，以此作为持久之计。除非敌人侵犯，或奉朝廷指挥，不得擅自因小利出兵惹事。臣以无能之才，错误地承受了委任，而上游的利害确实相互关联；如今所陈述的，也属于臣的职责，恳请陛下加以明察。’吏部侍郎洪遵荐举刘汜的奏状说：‘臣依据绍兴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敕书条文，敕令侍从官每年各自荐举智谋深远、镇静严明、兼通儒学、可以充任将帅的人；又荐举武艺超群、骁勇猛悍、争先敢死、可以率领士众的人；大小使臣以上各荐二员。臣恭敬地看到閤门宣赞舍人、充任荆湖北路兵马副都监兼荆南驻劄御前效用统领的刘汜，是西州将门之后，足以继承家声；勇猛而有谋略，又兼有儒雅之风。让他统率一队，必定会有出色表现。如今让他处在偏将副将的位置，尚未充分发挥才能，希望圣慈特别给予升擢。’洪遵任中书舍人时，又荐举李宝的奏状说：‘臣等恭敬地看到武功大夫、贵州团练使兼閤门宣赞舍人、两浙西路兵马副都监李宝，从军籍中奋身而起，多次记录功劳第一；凭双刀奋勇作战，冠绝同辈；仁慈足以抚慰部众，严明足以整齐纪律。把这样的人置于闲散之地，实在不合适，希望圣慈特别给予升擢。’ 洪遵又荐举刘泽的奏状说：‘臣私下看到武功大夫、侍卫马军司后军统制刘泽，过去跟随刘锜在顺昌立功最多，驾驭部众有恩，治理军队有法，公正忠诚、廉洁正直，从不从下属那里取得分毫。后来驻屯太平州，因为都统制王进嫉妒他的才能，于是罢免了他的军职。他离开军队时，部下不忍看他贫困，想聚集众人供养他，刘泽按道义不肯接受，独自带着儿子步行到朝廷，直接到吏部请求注拟。恰逢侍卫马军司征召他担任统制，他治理军队、驾驭部众，同在顺昌、太平时一样，从不借调换名目来剥削下属、聚敛利益。他所部困乏，便拿自己的俸禄救济他们；部下感动喜悦，都发誓甘愿为他效死。中外士大夫都知道他的贤能，并不只是武夫中有人听说而已。臣在今年五月曾同给事中周麟之等联名保荐，乞求擢用。后来六月间当面承受圣训，陛下想派他前往江州统领驻军，只是尚未施行。近来又奉到前项诏令，臣同刘泽素不相识，但听说他作为将领功绩卓著，明白可考；上可以做统率万人之长，下可以担当一队之用。在上述两处中任选一处任用他，太平无事时，固然不失为安定边境的良将。’ 一旦有缓急之事，确实可以倚仗他。伏望陛下施以深厚的仁慈，特别加以表彰升擢，以表明诏令求取人才并非徒具形式；如此英杰之士就会应时而出，将有无穷的人才可供任用，这实在是今日的当务之急。’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八。《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九。明代杨士奇等编撰。任用将领。宋高宗时期，章谊上奏说：‘臣近来看到关报，湖南西路主管安抚司公事程昌禹上奏，请求俯从湖南士人百姓的请求，命令马友充任湖南东路副总管。朝廷责怪他越过职权上奏事情，特意降两级官阶。只是考虑到将帅的任命关系到威权和军权，不希望远方的臣下擅自决定任免取舍，所以施行较轻的处罚，确实不算过分。至于事情的曲折内情，朝廷另有听闻，难以公开透露其中细微之处，臣只是按公罪处罚，也不得而知。然而臣私下看到，湖南帅府设在潭州。自去年二月金人残破当地、守帅和监司逃避以后，孔彦舟率领部曲留屯外邑，请求朝廷下令。当时执政者安抚防御失策，最终导致人心离叛。后来本路帅臣初次任命向子諲，长时间不到任；再次任命吴敏，也已经过了很久，到如今又满一年，百姓和地方政权没有依托，盗贼侵扰欺凌，早晨难以保到晚上，因此马友才得以权宜行事，暂时安抚整顿。看他迎请帅臣、抚恤百姓，没有失去恭敬顺从的态度；又曾击破孔彦舟的军队，已经有功劳，一方之人倚靠他作为暂时安定的办法，等待朝廷命令施行，实在是不得已。本路监司没有替他申请，朝廷长时间也没有作出安排。’ 程昌禹与本郡境域相邻，安危关系重大，他不顾忌退避，连续上表让朝廷知道；若论他所说的侵犯官权、越职行事，确实是超越本职；但推究他忧国爱民的心意，似乎没有别的私心。如今如果降黜他的官阶，传播到远近各地，不仅四方有利害关系的人会因此疑惑，守帅如果坐看惩罚而不发言，还恐怕马友及其将士听说这项处分后，也会惊疑不安。伏望陛下仁慈地再加斟酌，追还并停止对程昌禹降官的指挥。即使程昌禹另有应当治罪的过失，也请明确列举罪名下令施行，这样或许可以解除众人心中的疑惑。’ 章谊又上奏说：‘臣听说陕西宣抚处置使张浚，自从去年八月奏报文书送到朝廷以后，就完全没有再听到朝廷的问讯。近来颇有传闻说，五路兵马也逐渐集结，军威重新振作，实在使众人的心情得到慰藉。臣私下认为，张浚在陕右，实在是东南的屏障、西川的咽喉。虽然还不能驱除敌类、完全收复关中的土地，却可以控制山河险要，牵制南侵的强敌。他作为朝廷的屏障，作用也实在不轻。然而听说自从赵哲退散、曲端逗留，二将一人被诛、一人被贬以后，张浚所承担的事务更加重大，处理决断也过于专断。事务责任重大，人情就会闭塞而不能沟通；处理决断专断，谋虑就会疏漏而不周全。军中所有人，不是他的幕属，就是所属部的将帅；一旦有利害之事，本应共同商议防备，但将吏畏惧威势，不再把话全部说出来，这是军队中最大的祸患，也是决定成败安危的关键。朝廷如果想让他长期掌握事权、一定取得成功，就应当设置副贰之官，让他有所辅助。如今川陕一带有才能、可以同他共事的人，并不是没有。伏望陛下仁慈，早日作出安排。陕西是天下精锐兵力集中的边郊，如果有一两位大臣共同筹划军务，那么外部敌人和国内盗贼听到风声都会知道畏惧，这才是真正承担御侮敌忾的责任。’ 这件事难道可以拖延吗？从前汉高祖与项籍在巩、洛之间相持，命韩信平定齐地、攻下燕地，却一定让张耳辅佐他出行。当时项氏奔走自救，不能专心进攻汉军，是韩信、张耳两人的力量造成的。以韩信这样的才能，尚且需要副手辅助，那么统率将领的说法难道是假话吗？希望圣明的君主留心采纳，臣将非常荣幸。’章谊又上奏说：‘臣看到朝廷近来派辛企宗任福建路制置使，接收谢向招降的范汝为部众，就近招抚、捕捉本路盗贼。陛下体恤百姓，不分远近，这样安排已经十分周全。然而臣听说范汝为的部众还有一万人，辛企宗的军队不到三千。如果辛企宗能够牢牢控制并役使他们，以少数制约多数，使他们听从命令，固然是好事；万一他们的疑虑没有消除，或者强悍而不能役使，就会眷恋巢穴而不肯出动；把他们遣散，又会因根基盘结而无法清除，这对辛企宗来说也不容易处理。朝廷如果真想在祸难尚未形成时消除隐患，不如命谢向担任辛企宗的副职，让正规军和新编军共同训练；这样或许范汝为的部众依靠谢向而不疑惧，谢向的部众又畏服辛企宗而听用。等过十天到一个月，双方情谊已经建立、威信已经施行，然后再另行给谢向差遣，只让辛企宗专门统领军队，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这件事正是如此，只希望圣明的君主留心裁断。章谊又上奏说：‘臣看到朝廷近来下达指挥，任命张用为舒蕲镇抚使。命令下达之日，士大夫中通晓治国体制的人，没有不感到满意的。因为李成一向不是张用的对手，如今李成竟敢发动变乱，而张用愿意效忠出力；李成既已被削夺官爵，张用却被赐予茅土、获得封赏。由此可以看出，提拔任用忠勤之人，贬黜反复无常之人，这确实是立国的大计。然而舒蕲地区屡经兵火，向来没有耕织生产；它的城郭、官府、民屋、州县、户口增减、仓库盈亏，同鄂岳相比，当然有差距。这样看来，舒蕲虽然是新授的镇所，但当前还需要经营；而且李成还在巢穴之中，也必须努力追捕。我私下担心，张用的老幼家属不容易立即迁移，淮南的钱粮不容易立即筹办，他在鄂岳原来的治所也不容易立即撤离。应当等他协同进兵、擒获李成以后，才可以率领全军赴任镇所。这既符合朝廷委任他的本意，也合乎人情和形势的自然要求。臣恐怕张用不了解此次宠遇的用意，万一就推辞新的任命，或者向朝廷请求，然后才允许他兼领旧治，那就不足以彰明恩遇的深厚了。’ 希望陛下仁慈地详细斟酌，明确下达指挥：张用镇抚舒州、蕲州，暂时兼领鄂州、岳州原来的治所；这样或许能使两路百姓都受到恩惠，早日获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