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一

译皇帝说：“百官之中，应该有可以任用的人，只是我还不能知道他们；要治理天下，确实不能仓促行事，也实在困难。我现在做一件事，天下人都会看着；说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着。用对了好人，所有行善的人都会受到鼓励；误用了坏人，所有不善之徒都会争相进用。赏赐合乎功劳，没有功劳的人自然退却；惩罚符合罪行，作恶的人就会戒惧。因此可知赏罚不可轻率施行，用人更须审慎周详。”侍中魏征回答说：“举荐、选拔人才的事，自古以来就很困难，所以要通过考核功绩来决定升降，察看人的善恶。如今想求取人才，必须先访察他的品行，审慎了解他的善处，然后任用他。假如这个人不能成事，只是才能力量不够，并不会造成大害；误用了坏人，假使他强悍能干而成为祸患，危害就会极大。但乱世为了求取才能，只顾才干而不顾品行；太平时代则必须才干和品行兼备，才可以任用。”皇帝说：“一个人的身体，即使没有疾病，也免不了有疥癣之类的小毛病，随时还会有些小的过失。用人若要求十全十美，实在困难。”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治理政事，只是举其大体。尧、舜时代，并不是完全没有恶人，只是作恶的人少；桀、纣时代，也不是完全没有善人，只是作恶的人多。譬如百尺高的树木，难道能没有一处枝节吗？” 如今官员任职，难道能完全不做错事吗？只是犯罪的人少，这就是教化大行所起的作用。有人上奏说明凌敬请求赈济贫民的情状，皇帝责备魏征等人滥行荐举。魏征说：“我们每逢接受陛下询问，常常都说明他的长处和短处。他有学识、敢于强谏争辩，这是他的长处；爱好生计、喜欢经营谋利，这是他的短处。如今凌敬这个人，撰写碑文，教人读《汉书》，又借此依附请托、从事贸易牟利，这与我们所说的情况不同。陛下没有任用他的长处，只看见他的短处，便认为我们欺骗蒙蔽您，实在叫臣不能心服。”皇帝接受了他的辩解。魏征多次论说群臣应当知足退让的界限，皇帝没有同意。魏征说：“群臣受任已经很久，应允许他们避位退职，以后再按次序任用，考察他们的能力。这样既能预先考察群臣的才干，又不会有专任一人的指责；既能使善人得到进用，又能长久培养谦让的风气。如果现在实行，足以成为后世永远遵循的法则。”皇帝说：“确实如您所说，但议论此事的人还有不同意见。等时机到了京城以后，再另行商议。”皇帝曾坐在丹霄门外西堂，召魏征、右仆射李靖、中书令温彦博等入内宴饮。谈到群臣的才干和品行时，皇帝对李靖等人说：“我从做王到今天，官员中上书献策、劝我行善的很多。时间一久，官职渐渐升高，志向心意就改变了，言论也渐渐少了，没有不衰退懈怠的。只有魏征始终与我共同向善；他的官职越高，志节越发刚劲，看见我一件事做得不合宜，比自己犯了过错还要焦急，早晚勤勉不懈，始终如一。自我即位以来，我只见过这样一个人，因此敬重他，把他看得与老师相同，不以普通臣下看待。”后来皇帝常对房玄龄等说：“魏征被我破格提拔，他对我的报答也特别不同，我对他的恩遇也很深。你和我共同经历艰难困苦，历经多年，辛劳之重，没有人能超过你。” “但是自我即位以来，辅佐我本人，安定我的社稷，成就我今天的功业，使天下人称道，这些方面你不能和魏征相比了。”魏征多病，请求辞职。皇帝说：“您难道没见过矿中的金子吗？它有什么值得珍贵的？经过良工冶炼锻造成为器物，人们才把它当作宝物。我正把自己比作金子，把您当作良匠来加以磨砺。您虽然有病，还没有衰老昏庸，遇到方便的机会就来吧。”皇帝又对群臣说：“治理政事，难道一定要等到有尧、舜那样的君主和龙、益那样的辅佐才行吗？自从我驱使魏征以来，天下安定，边境无事，时令调和，年岁丰收，他的忠诚和补益就是这样大。”此前将要派遣十六道黜陟大使时，京畿内道还没有合适的人选。皇帝亲自决定，问房玄龄等说：“这一道的事务最为重要，谁可以先派去？”右仆射李靖回答说：“京畿内道的事务，非魏征不可。”皇帝变了脸色说：“我想前往九成宫，事情也不小，难道要派魏征去吗？我每次出行都不愿与他分离，正是因为他看见我的对错一定不会隐瞒。如今听从你们的话派他离开，今后我有得失，你们能劝止我吗？”于是命李靖充任使者，魏征跟随前往九成宫。皇帝又与群臣谈及十六国诸王的优劣，说：“苻永固为什么偏偏受到称道？” 房玄龄回答说：“任用使者得到了合适的人，所以受到称道；没有合适的人，就不会受到称道。当时是因为有王景略。”皇帝对群臣说：“这就像我有魏征一样。”魏征拜谢。魏征死后，皇帝派人到他家中，得到一张纸。原来那只是半篇草稿，其中能够辨认的文字说：“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公卿之中，感情有爱有憎。憎恨的人只看见他的恶处，喜爱的人只看见他的善处。在爱憎之间，应当详细审慎。如果喜爱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恶处，憎恨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善处，去除邪恶不要迟疑，任用贤能不要猜疑，这样国家就可以兴盛了。” 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治理天下，以人为根本。想使百姓安乐，关键在刺史、县令。县令人数很多，不可能人人贤能。如果每州都能得到一位贤良的刺史，那么全州境内都能得到休养。天下的刺史都能符合圣上的心意，那么陛下就可以端坐在殿堂之上治理国家，百姓也不用担心不能安居。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要精心选择贤德之人。想要升迁为将相的，必须先让他试任治理百姓。有的从二千石官员升为丞相以及司徒、太尉，朝廷绝不能只重视京官，而使外任刺史、县令的选拔反而被轻视。如今刺史多是武夫和有军功的人，有的则是京官不称职，才外放补任。折冲、果毅等官中，身强力壮的升入任中郎将，次一等的才补授边州官职；而凭德行、才干、学术升用的人，十人中还不到一个。因此百姓不能安定，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皇帝于是对侍臣说：“刺史由我亲自简选；县令则下诏让京官五品以上各荐举一人。”

译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左右丞相应当特别精心选任，上疏说：“臣听说，尚书省掌管万机，实在是政治的根本。臣恭敬地考察这一选任，授官确实困难，所以尚书省八座比作文昌星，左右丞相比作管辖之官；至于各曹郎官，上应列宿。假如不能称职，尸位素餐就会招致讥讽。臣看近来尚书省诏敕拖延停滞，文书案件积压不通。臣确实庸劣，请让我说明它的根源。贞观初年，还没有令、仆射之职，当时省务繁杂，反而比现在多一倍；但左丞戴胄、右丞魏征，都通晓吏治，性情质朴正直，弹劾举发从不回避。陛下又给予他们恩慈，自然能使百官肃然。这就是各部门不敢懈怠的原因。到杜正伦接任右丞，也颇能严厉督下。近来纲纪不能振举，是因为勋臣和皇亲占据职位，器量才干与职位不相称，功臣、权势彼此倾轧。凡在官僚之中，不能遵循公道，即使想自我振作，也先害怕喧嚣的诽谤。所以郎中的任免取舍，只顾请示；尚书们依违两可，不能果断裁决。有时纠察弹劾上奏后，旧例使案件拖延；即使按理已经穷尽，仍然反复下转，没有期限。来文不催问迟速，一经发出，便牵涉数年。有的希望掩盖过失，有的为避嫌而压抑事实，主管部门只把结案作为事情，完全不追究是非。” “尚书把逢迎偏私当作奉公，不论是否恰当，彼此姑息，只顾弥补遮掩。况且选拔众官、授予能者，若不是人才就不应举荐。上天的职任由人代行，怎么可以妄加授予？至于皇亲贵戚和元勋，只应优待他们的礼秩；有的年高老迈，有的积病而神智昏乱，既然对时政没有益处，就应当把他们安置在闲散安逸的位置上。长久妨碍贤人的仕进之路，实在不可以。要挽救这些弊病，首先应当精简尚书省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这些职位都能得到合适的人，自然纲纪就能完备，趋竞之风也应当得到纠正，难道只是停止文书积滞而已吗？”奏疏上奏后，不久刘洎被任命为尚书左丞。高宗时，魏元忠升任监察御史。皇帝曾从容问他说：“在外面，人们认为我是怎样的君主？”魏元忠回答：“您是周成王、周康王，也是汉文帝、汉景帝那样的君主。”皇帝说：“那么还有遗憾吗？”魏元忠回答：“有。王义方是一代豪杰英才，却死在民间。议论的人说陛下不能任用贤才。”皇帝说：“我正要任用他，听到他已经死了，只是已经来不及了。”魏元忠说：“刘藏器的品行超过他的才干，是陛下所知道的；如今已经七十岁了还只是尚书郎，您只是为王义方叹息，却又把刘藏器弃置不用。”皇帝默然，感到惭愧。武后时，麟台正字陈子昂上《军国利害疏》说：“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忧劳天下百姓，担心他们不能得到适当安置；又发布明确的诏书，将要派遣九道大使，巡察天下各州，同时申明黜陟之法，以求访察百姓疾苦，这是非常大的恩惠。天下百姓实在庆幸，臣私下认为这已经很好，但还没有完全做到完善。为什么这样说呢？陛下派出明确的使者，难道不是想让天下黎民百姓知道陛下早起晚睡、忧劳国事、挂念他们吗？难道不是想让天下贤良、忠孝之人知道陛下早起晚睡，思考任用他们吗？难道不是想让天下奸人、暴吏也知道陛下早起晚睡，务必要除掉他们吗？陛下的圣意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些才派遣使者，那么臣愚见，陛下所派的使者还没有完全合适。依臣愚见，所谓使者，首先应当与当时的舆论完全相合，务必是众人推举的人；仁爱足以存恤孤苦，贤明足以进用被埋没的人，刚直足以不避强暴权势，明智足以照察奸邪罪恶。这样以后，天下奸人就会畏惧他的明察而不敢作恶，天下强暴权势就会忌惮他的刚直而不敢违法，天下英才奇士就会仰慕他的德行而乐于受他任用，天下孤儿寡妇就会依赖他的仁爱而欣然感戴他的恩德。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谈论出使。” “所以，轻车使者还没有从京师出发，天下人就已经一致知道他的声望了。如今陛下的使者还没有出发，朝廷、道路和市井中的人都认为他不称职，朝廷中有见识的人也不称许。天子的使者还没有走出魏阙，朝廷之人就已经轻视他，何况天下众人呢？这样还想通过黜陟来访求民间疾苦，怎么可能做到？陛下有这个过失，是因为没有选好人，也轻视了这个使者的任命，认为这不是天下的大事，所以陛下的过失竟到了这种地步。宰相又把这当作寻常事务，只是奉诏办理，姑且以出使为名，不求任用使者的实际效果。因此使者派得越多，天下反而越困弊；使者越频繁，天下反而越不安宁。原因是什么？是朝廷轻视了这一任职。轻视它，就不会选择合适的人；不选择合适的人，使者就名不副实；使者名不副实，黜陟就不会明确，刑罚就不会适当，结党者得到进用，忠贞正直者受到排斥，只是让天下百姓修整道路、迎送往来，对圣上教化没有益处罢了。臣长期在民间做百姓，确实完全知道这些情况。陛下想让天下百姓知道陛下早起晚睡、忧劳政教，是不能实现的。因此臣认为，陛下最大的过失就在这里。想要端正末端，必须先端正根本；想要使水流清澈，必须先清洁源头，这是自然的道理。” “国家的这个弊病也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如果不慎重选择这位使者，精心选得合适的人，天下黎民一定会认为陛下仍然实行寻常的政令，不能革除这个弊病。这样贤人一定不肯出仕，贪吏一定得志，孤苦无依的人一定悲哀呻吟，天下百姓不能从陛下派遣的使者那里得到任何依靠。臣不胜愿望，愿陛下与宰相重新精心选取朝廷百官中一向具有威望、声誉和节操、为众人所推举的人。陛下可趁大朝之日，亲临正殿，召集百官公卿，以接见使者的礼仪接见他。于是把出使的意图告诉他，殷勤地告诫警戒，使他不敢有丝毫差错。然后授给他旌节，派遣出行。先从京师出发，访察豺狼般的奸吏，然后挽缰登车，去澄清天下。若能这样，臣一定知道陛下的圣教不用一个月，天下各家各户就都会看见并熟习了。从前尧、舜不用离开席位就能治理天下，大概是因为能黜退昏暗、进用贤明，做到恰当平衡。如今陛下正要开启中兴的教化，建立万代的功业，天下人都在仰望，希望看见圣明的政治。这一次出使，是陛下施政的大纲要领。俗话说：‘想知道一个人怎样，就看他派谁出使；这件事不可不慎重。’如果陛下确实知道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么还不如不派使者。” “出使频繁烦扰，对教化没有益处，只是劳苦天下之人，这就像烹煮小鱼却不断翻动它一样。恭敬地希望陛下明察。”

译陈子昂又上《论牧宰疏》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如今与之共同治理天下、想要达到太平的，难道不是宰相和各州刺史、县令吗？陛下如果重视这些职位来治理天下，臣就能看见天下得到治理；陛下如果轻视这些职位来治理天下，臣就能看见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为什么呢？宰相是陛下的腹心，刺史、县令是陛下的手足。没有腹心和手足，却能独自治理天下，从来没有这种事。臣私下观察，当今宰相大略已经得到合适的人了，唯独刺史、县令陛下还轻视它们，尚未能得到合适的人，所以腹心虽安定而手足仍然有病，这就是天下至今没有得到大治的原因。臣私下认为，刺史、县令的职责，实在是陛下政教的首要环节。陛下布施恩德、发布明诏，要把它们传示天下百姓，必须等待刺史、县令替陛下谨慎宣布；所以得到合适的人，百姓家家户户都能看见并听到，得不到合适的人，就只会把诏令丢给主管部门，挂在墙上罢了。陛下想使家家兴起礼让，使官吏勉励清廉勤勉，却不慎重选择刺史、县令，凭什么办法能够达到呢？臣愚见，陛下还没有船桨却想渡过江河，是不可能的。臣近来长期身处民间做百姓，对于刺史、县令的教化实在完全了解；国家的兴衰，没有不取决于这个职位的。” “为什么呢？一州得到贤明的刺史，以极其公正、遵循善政来治理，那么千万户人家都会依赖他的福泽；如果得到贪婪残暴的刺史，以徇私、苛刻、虐待来治理，那么千万户人家都会遭受他的祸害。一州的祸福尚且如此，何况天下众多百姓，哪里说得尽呢？所以臣认为，陛下政教的首要环节、国家的兴衰，就在这个职位。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忧劳政事，想使天下百姓安定，不让他们遭受疾苦，但还没有把刺史、县令放在心上，怎么能够做到呢？臣凭什么知道陛下没有把刺史、县令放在心上？臣私下看见，吏部选人补授一个县令，就像补授一个县尉一样，只按资历次序、考核等级和仕宦经历来补授，不论是否贤良有德、能否教化百姓而加以提拔任用。即使吏部侍郎有时知道这种弊病，想破格用人，天下小人也已经喧然诽谤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们习惯于常规，稍有改变便感到惊怪。因此天下庸俗之流与贤能、不肖混杂，无法分辨，只按资历次序选官，不凭才能授职，天下因此日渐衰败；百姓也无法知道陛下圣明、勤劳、早晚忧念政事，只能把愁怨当作天子诏令派遣官员的结果。自从建国以来，这个弊病最为深重，却一直不能革除，难道不是很严重吗？” “从前汉宣帝曾说：‘我与之共同治理天下的，难道不是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吗？’所以宣帝在位时，确实能够委任得当。希望陛下与宰相深思，精心选拔，以挽救、纠正这一弊病，使天下人渐渐能够安定。臣有一个办法，只是十分浅近鄙陋，未能写在奏书中。希望陛下留意，命宰相谋划实行，以安定天下。臣就十分幸运了，十分幸运了。” 武后时，魏元忠被张易之兄弟诬陷，案件正处于紧急关头，只有苏安恒独自出面申辩营救，说：“君王应当有容纳天下的气量，所以才能成就其心志；能够进用天下的善人，所以才能除去天下的恶人。否则，鬼神就会凭借愤怒降灾，阴阳也会纷乱失调。陛下刚开始革除旧朝、改建新政时，勤勉掌握政权，广泛采纳谋略，天下人都认为您是明主；到了晚年，厌倦懈怠，谗言佞幸之徒炽盛勾结，水火交相为灾，百姓不亲附，五品官员也不恭顺，天下人都认为您是昏君。邪人与正人混杂进用，诉讼案件冤屈惨重，为什么从前是对的如今却错了呢？这是处于安定时忘记危险的过失。我私下看魏元忠廉洁正直，有名望地位而任宰相，履行忠正之道，邪佞之徒嫉恨他如同仇敌。张易之兄弟没有功劳、没有德行，只是凭借依附权势，不到几年，地位权势就登峰造极。他们指鹿为马、献媚取宠，先行加害善良之人。自从魏元忠下狱，人人私下议论，说张易之的交结作乱将要祸及四方。壮士拍着大腿叹息，忠臣闭口不言，害怕张易之的权势，担心先因进谏而被杀，白白死去而没有名声。何况如今外族贼虏正强，赋税征敛沉重，百姓困苦，而朝廷却放纵谗邪，动摇远近人心。臣担心四方夷狄因此低头窥伺，成为边境的祸患。百姓假托义举来清除君侧，争夺天下的人叩击关门而来；宫门宿卫和皇帝身边的人又从内部响应，与他们争夺锋芒，甚至会在朱雀门前向大明宫问鼎。” 明堂发生火灾，沂州刺史韦承庆上疏劝谏说：“自文明、垂拱年间以来，执政者任职还未满一年，往往就因罪被罢免，大抵都是恶逆不道之人。建造高大宫室、渡过大河巨川，必定要选择良材梓木和坚固的大船。如果急忙毁坏而失败，那就等于用朽木搭架、乘胶粘成的船。臣认为陛下求贤的心意很迫切，但取用人才的途径太宽，所以只因一句话合意，就把大任交给他。即使尧举荐舜，尚且要让他经历多种艰难来试验，何况平庸之人，怎么可以越级处在辅相之位，把百官万事交给小人呢？”奏书送到后，没有得到答复。证圣初年，下诏令九品以上官员陈述政事得失，获嘉县主簿刘知几进言说：“君主不应无故授官，臣下也不应无故接受；妄受官爵不能称为忠，妄行施授也不能称为恩惠。如今群臣没有功劳，只因偶然际遇便轻易升迁，以至于京城中有‘车载斗量’、‘杷推椀脱’的俗谚。又有人说，刺史任职不到三年以上不应迁调，应当考核功劳，分明赏罚。”武后赞赏他的直率。长安年间，武后对狄仁杰说：“怎样才能得到一位奇士来任用呢？”狄仁杰说：“陛下若只是求取文章和资历，现在的宰相李峤、苏味道就足够了。难道文士拘谨琐屑，就不能与他们共同成就天下大事吗？”武后说：“是这样。”狄仁杰说：“荆州长史张柬之虽然年老，却有宰相的才干，任用他，他一定会为国家竭尽忠节。”武后立即召张柬之任洛州司马。后来又有一天，武后再次求贤，狄仁杰说：“臣曾经荐举张柬之，您还没有任用。”武后说：“已经升迁他了。”狄仁杰说：“臣荐举的是宰相人才，而您只让他做司马，这不算任用。”于是武后授张柬之为司刑少卿，升任秋官侍郎。韦嗣立被任命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当时各州县任非其人，武后对此忧虑。李峤、唐休璟说：“如今朝廷重视内官，轻视外任职位；每次任命州牧、郡守，都有人申诉不肯赴任，除非有重大过错，不能遣出。请选台阁中的贤能之人，分别主管大州，从近臣开始。”武后说：“谁替我先去？”韦嗣立说：“在内朝掌管机要，不是臣所能胜任的，请先让我出行，以此给群臣作示范。”武后很高兴，于是以原官检校沂州刺史。唐中宗神龙年间，萧至忠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疏陈述时政说：“求得治理的办法，首先在于任用贤才。假如不是合适的人才，官职就会空置；官职空置，事情就会荒废；事情荒废，百姓就会受害。历代之所以衰落，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授官用人，多半借助权贵要人的关系来粉饰，上下彼此防范，只要能做成就算了。官爵是公器，恩宠私幸只是私人的恩惠。君王只可以用金帛使他们富足，用美食使他们享用，以保存私人的恩泽；如果把公器拿来私用，公义就不能实行，百姓劳苦而离心；私下请托之门打开，正直言论就被堵塞，日渐削弱，最终必然看到国势凋弊。如今官位已经很多，冗员又增加了一倍。陛下降下无可估量的恩泽，近亲贵戚提出无边无际的请求。”

译台阁之内，官员充斥，朱紫官服满眼都是。官秩越发轻滥，恩赏也越来越频繁。有才干的人得不到任用，被任用的人又没有才干。因此官员不肯尽力，官职也任非其人。想求得治理，本来就困难了。又有宰相等要职官员的子弟，多占据优美显贵的爵位，连宰相的才艺也一并承袭，还互相推托请托。《诗经》说：‘私人之子，百僚是试。’有的人只因为出身于权贵之家，而不是因为真正有才；佩带华美的玉饰，也不是因为有长处。这是说王政不公平，众官废弛职守。权贵私家的子弟排列在荣耀的班次中，只是徒然增长了他们的佩饰罢了。臣愿陛下珍惜爵禄赏赐，官职不要虚授；进用高雅正直之士到枢密近臣的位置，斥退小人到闲散之地，使政令归于一统，私情不损害公义，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况且贞观年间的旧例，宰相子弟多任外官，不只是为了抑制强宗，也是为了选择贤才。请从宰相以及各司长官的子弟开始，一律授任外官，共同安定百姓，使内外相互统属。”皇帝没有采纳。韦嗣立任兵部尚书时，论说官职任用过于泛滥，上疏说：“臣听说，设置官职、分掌职务，是衡量才干后设置官吏；这样做的根本，是治理百姓并努力使他们安定。所以《尚书》说：‘关键在于知人，在于安民。知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官员；安民就是仁惠，百姓会怀念他。’能明智而且仁惠，还忧虑什么驩兜，畏惧什么有苗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说明官职得到合适的人，天下自然就能治理。古代取用人才，必先采集乡里的声誉，然后由州郡征召；州郡中有了声望，再由五府征召；才干在五府中显露，然后升入朝廷。这样任用一个人，选择得非常详尽；提拔一个士人，经历考察也非常深入。孔子说：‘譬如有美丽的锦缎，不能让人从学习裁制开始。’这说明用人不可不审慎选择。用到适合其才的人，国家就治理；用非其才的人，国家就混乱。治乱所系如此，怎么能不深加选择呢？如今取人，多与这条道路不同，很多人还没有经过充分试用、验证功效，就突然升迁提拔。争相趋进是人的常情，侥幸求进是人所乐趋的途径。如今一心求升而不避侥幸的人，接踵比肩，遍布文武官列。任用有文才的人治理内外政务，便有邪曲贪污、上下败乱的忧患；任用有武力的人统领军队，便有庸弱怯懦、军队覆亡的祸患。” 补授官职没有限制，官员名额不足以容纳，终于发展到设置员外官，数量是正式官缺的数倍。各部门的属吏困于供给和承办事务，府库仓储也因支付俸禄而耗尽。国家的大事，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古代悬置爵位等待士人，只有有才干的人才能得到。如果把官职交给没有才干的人，有才之人的仕进道路就会堵塞。这正是贤人君子隐遁踪迹、销声匿迹，常常怀着叹息和遗憾的原因。况且贤人君子遵守正直之道，远离侥幸求进之门。如果侥幸之门一旦打开，贤人就不会再出来了。贤人既然退隐，想求取人才、使百姓安定、教化融洽，也就再不可能了。百姓如果不能安定，国家将要危险。陛下怎么能不深思呢？” 玄宗时，姚崇曾在皇帝面前排列次序、评议郎官和属吏，皇帝只是左右观望，不采纳他的话。姚崇害怕了，再三进言，皇帝最终也没有回答。姚崇快步退出，内侍高力士说：“陛下刚即位，应当与大臣共同裁决可否；如今姚崇屡屡进言，陛下却不回应，这不是虚心接受劝诫的做法。”皇帝说：“我把政事任给姚崇，大事我当然应当同他共同决断。至于任用郎官、属吏，姚崇难道还不能处理，却要再来烦劳我吗？”姚崇听说后才安心。于是贤人得到进用，不肖之人被斥退，天下因此得到治理。宣义郎、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密封奏事说：“臣之所以上奏，是因为臣的愚见与当时尤其紧迫的事情相合，不敢用言辞加以粉饰。恭请陛下亲自审览其中是否合宜，臣就十分幸运了，十分幸运了。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自从平定宫廷内部的祸乱、光临天下以来，常常想使人民达到富足长寿，使国家达到太平。陛下圣虑常常勤劳，美善的诏令屡次发布。然而百姓仍未得到安息，水旱灾害仍是忧患。臣私下反复思考，必定有其原因。臣听说，政事乖乱之气，会表现为水灾旱灾。天道虽然遥远，但应验非常迅速。从前东海有无辜孝妇被冤杀，旱灾持续了很久。一个官吏不明察，使一个妇人枉死，上天便因此降旱灾，以彰明她的冤屈。何况如今四海之内，众多百姓无不把性命寄托在县令身上，把生计安顿在刺史身上。陛下与之共同治理天下，这些官员尤其是直接关系百姓的人。如今很多人并不称职，只徒有其名。导致旱灾的原因，难道只有孝妇一件事吗？因此，直接治理百姓的职位，应当得到贤人；任用人才的办法，应当慎重选择。而如今刺史、县令，除了京城附近以及地位重要的州，刺史还选择合适的人；县令有时不过是凑数而已。其余江淮、陇、蜀、三河等地，除大府以外，渐渐都任用非才之人。” “只是从京官中外放到州县的人，有的因为自身有牵累，在任职时没有声誉，便被安排到州牧、县宰之中，作为贬逐之地；有的因为顺应时势、依附权势，竟然忝居高位。等到权势衰落，又没有其他罪责，入朝时被说成不称职于京官，于是又外放为刺史。至于武夫和流外官，积累资历而得到官职，经过长久任用便形成惯例，并不考虑是否有才。像这类人，全都被任为刺史。其余县令以下的情况，更是多得说不尽。百姓所依系的，是国家的根本事务；根本事务的职位，反而被一心求进的人轻视，承受弊病的百姓，常常遭到没有才干之人的侵扰。陛下的圣明教化不能由此宣行，都是因为不重视选择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才造成这种弊病。想使天下和谐融洽，本来就不可能。古代刺史入朝可以成为三公、郎官，出任则治理百里之地，无不彼此重视，以此勉励各自的职责。臣私下奇怪，近来的风俗却偏偏轻视这一职位。如今朝廷卿士只入朝而不外出，于他们的私情而言，便自以为得计。为什么呢？京城是士大夫聚集之地，子弟之间可以凭借身份成就名声，从容结交附会，不费力就能成功。一旦出任外藩，就与这里不同了。人的进取之情，难道会忘记私利吗？只是因为立有法制，不敢违背罢了。推究他们原本的心意，本来就是想谋求私利。”

译“如今最大的利益在京官职位，而不在外州郡。这样一来，有才智的人为了逐利，日夜奔忙，哪里肯再出去做刺史、县令？然而陛下和国家正要依靠有才智的人。这些人既然自我保全而不肯外任，又技痒难耐、想方设法求入京城，那么有才智的人就常常不承担直接治理百姓的责任。陛下又没有用法律加以限制，岂不是非常不可以吗？所以臣愚见，治理的根本不如提高刺史、县令职位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官职确实重要，有才智的人就可以外任；应当明确规定条文，确定资历年限。凡没有任过都督、刺史且考绩优异的人，不得入朝任侍郎、列卿；没有任过县令且有善政的人，也不得入朝任台郎、给舍。即使是在偏远地方任都督、刺史，直到任县令，也应按次序、依等级差降，作为出入内外的条件；并且不得十年之内频繁任京官，也不得十年之内一直任外官。这样制定科条来挽救弊失，内外就能通治理顺，万姓就能得到安宁。如果让积久的习惯成为常规，使人得以遂行私计，陛下即使独自早起晚睡、辛勤劳苦，天下也仍然不能得到治理。又，古代选用贤良，取的是能够称职的人；有的远远听闻名声便征召，有的一见面便任用。所以士人修养平素品行，不图侥幸；群小之人也因不能达到要求而息心，因此奸诈虚伪自然停止，官员品流也不会混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如今天下未必比上古治理得好，而事务却比从前增加了一倍，实在是没有端正根本，反而在末节上设置巧法。所谓末节，就是吏部的条文章程动辄多达千百条，刀笔之吏在细枝末节上辨析，制度节制纷乱拥挤，沉溺于文书墨迹；胥吏的奸猾，又乘机从缝隙中滋生。臣认为，最初创制簿书，只是为了防备因遗忘而无法任用人才；如今反而在案牍上追求精细，而不急于得到人才，这与把剑掉进江中却在船上刻记号有什么不同？离目标越来越远，实在令人痛心。凡是称赞吏部能干的人，便说：‘从县尉、主簿、县丞等职位中选人，这个选曹只会执掌文书、熟悉官员资次。’只根据是否符合条文，不论贤能还是不肖，大致就是这样，难道不是荒谬吗？陛下如果不认为吏部尚书、侍郎贤能，就一定不会把职事交给他们。尚书、侍郎既然因贤能而受任，难道还不能识别人吗？识人的困难，虽然自古以来都很谨慎对待，但即使选十人只能得到五人，这个方法仍然可以实行。如今却拘守格式条文，把谨慎遵守视为可贵；即使有些内心能够自我觉察的人，每次选拔也只从所举荐的人中拔用三人、五人；如果再遇到专断固执的人，甚至一个人也不提拔。只按资历配置官职，自以为有本领；为官职选择人才，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使当时的人有‘平等配授’的议论，官署没有得到贤人的实效，朱衣紫衣混同，清浊不能分辨，这对圣朝有什么补益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所以臣认为，选部的法令弊病在于不改变；改变法令的关键，在于陛下彻底实行。假如今后的铨选衡量想按照自己的意图办理，也会受到长期形成的限制，稍有行动就遭到怀疑，于是只好因循守旧，越发形成浮薄风气。如今如果对刺史、县令精心审核其人，那么每年各主管区域内，应当有符合选任资格的人，先委派官员考察他的才干品行，确实可以进入官品序列的，再送到台省。台省又推选，根据实际任用的人数来考核各州县的优劣。这样一来，一方面州县会谨慎荐举，必定选取能任官的人；另一方面吏部也因已有成效，不会增加许多庸人的名额。即使有不被送选的人妄自挑起怨端，也还可以把一部分诽谤分给外台，不至于在尚书省喧哗。如今每年选拔的人动辄以万计，京师的粮米物资也因此空虚。难道真有这么多人才吗？实在是泛滥到了这种地步，却还想沿袭旧制来达到治理，既难于改变制度，只会更加增添繁琐的文法，使贤愚混杂。尤其只用一首诗、一份判词来决定是非，反而使贤人君子从此被遗漏，这也是圣明时代的政治缺失，是有识之士所叹息的。再说，天下虽然广大，朝臣虽然众多，但士人中的名贤，确实可以知道。如果任凭毁誉混乱，听取判断又不明察，事情就完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五人〕 “如果知道某人贤能，各有品第；每逢官缺，却不按品第次序任用，那么就是明知而不实行，还要宰相做什么？比如各部门清要的职位，应当任用第一等的人；到了重要官职出现空缺时，却有人从下等之中蒙混进用。因此当时的议论不再分高下，只讨论能不能得到职位，自然无法建立清正的舆论，士人的名节也不能修养。上等的善人便会守志退处，中等之人则躁动求进而容易改变操守。为什么会这样？朝廷如果凭借美好名声提拔士人，士人也会因为修养名声而获得利益；既然利益从清修中产生，众人就会趋向清修。后来名声和利益不再出自清正修养，所趋求的多归于人情关系。小的只是苟且求得职位，一变就成为阿谀徇私；大的则以同道分谊相许，再一变就形成朋党。这都是教化逐渐浸染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在用人时，不可不分定高下。高下既有次序，便不可妄自干求，天下士人一定会刻意修养，想要向贤者看齐的人也会日益增多，刑政自然清明。这些都是国家兴衰的大端，不可不察。《易经》说：‘践踏霜，就知道坚冰将要到来。’这是说圣人能够看见事情终始的征兆。臣今天所说关于刺史、县令等事，全都是指陈实情。即使臣所希望改变的法令不合时宜，也恭请陛下重新发挥圣明谋略，并询问执掌政务的大臣，制定长远计划，振兴这种衰颓的风气，使官员修治自己的职责，使百姓得到福祉，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恭敬地想到，陛下聪明神武，行动都出于圣明裁断，正处于应当有所作为的时运，却还没有实行返本正源的法令。微臣仰望而敬畏，私下有所期待。愿陛下稍稍留意，浏览臣的愚诚；即使最终认为没有可施行之处，弃置不用也还不算晚。臣不胜像尘露一样尽力补益的诚心。” 伏望陛下聪明神武，凡事都以圣明决断，正值大有作为的时运，却还没有实行返本归正的法令。微臣仰首企望而又惶恐不安，私下对此抱有希望。恳请陛下稍加留意，略览微臣愚拙的诚意；如果确实没有可以施行的地方，届时再弃置也不算晚。微臣不胜以尘露般微薄之力图求补益的诚心。

译肃宗至德元年，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达皇帝的行在，皇帝命房琯任御史大夫。房琯认为自己只是代理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入朝谢恩，皇帝对此感到奇怪。贺兰进明于是说自己与房琯有嫌隙，并且说：“晋朝任王衍为三公，崇尚浮华虚无，导致中原动荡。如今房琯专门发表迂腐空疏的大话来树立虚名，所引用的也都是浮华之徒，真是王衍一类的人。陛下任他为宰相，恐怕不是社稷之福。况且房琯在南朝时，辅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别掌领节制之权，又把陛下安置在荒僻空虚的边塞之地；还把他的私人党羽布置到各道，分掌大权。他的意思以为，上皇的一个儿子得到天下，自己就不会失去富贵；这难道是忠臣所应做的吗？”皇帝因此疏远了房琯。代宗大历十四年，常衮对皇帝说：“陛下很久以来想任用李泌。从前汉宣帝想任用一个人为公卿，必定先让他试任治理百姓。请暂且任命李泌为刺史，使他全面了解民间的利弊，等考核他治理政事的成绩后再任用他。” 当初，天下正在用兵，官爵授予过多而泛滥。元王掌权时，贿赂公然流行。等到崔衮做宰相，想革除这些弊端，对四方奏请一概不予答复，却又没有加以甄别，结果贤者和愚者一同被搁置。崔祐甫想收取当时的声望而做宰相，不到二百天，就任用了八百人。前后相互矫正，最终都没有做到恰当。皇上曾对崔祐甫说：“有人诽谤说你所任用的人大多涉及亲故，这是为什么？”崔祐甫回答：“臣替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细慎重。如果平生从未认识他们，凭什么了解他们的才能品行而任用呢？”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德宗兴元元年，萧复奉命出使，从江淮回来，和李勉、卢翰、刘从一一同拜见皇上。李勉等退下后，萧复独自留下对皇上说：“陈少游身兼将相，首先败坏臣子的节操；韦皋只是幕府中的下属，却独自建立了忠义之功。请用韦皋代替陈少游镇守淮南，使善恶得到彰明。”皇上表示赞同。贞元十六年，义成节度使卢群去世。贾眈说：“凡是在军中任命节度使，军众中必然有爱戴和憎恶、拥护和反对、欢喜和畏惧的人各占一半，所以众人的心不能安定。从今以后，希望陛下只从朝廷任命人，或许可以避免其他变故。” 贞元十八年，浙东观察使裴肃因为进奉而得到升迁，齐总掌管后勤事务，为求媚上而刻薄剥削百姓，做得比裴肃更加过分，于是被提拔为衢州刺史。给事中许孟容封还诏书说：“衢州没有其他忧患，齐总也没有特殊功绩，忽然给予这样的超常奖拔，实在使群情惊骇。如果他有可记录的功劳，希望明确写出他的劳绩和考课结果，然后再越级改任，以消除众人的疑惑。”诏书于是留在宫中，没有下发。皇上召见许孟容予以嘉奖。德宗时期，门下侍郎赵憬陈述前代制度的得失和当时的变化，提出考察官员的六条意见。第一条议论宰相说：“应当任用朝廷内外都知道贤能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若要求才能完全具备，是不可能做到的。”第二条议论一般官员说：“臣曾经认为，选拔十人能得到五人，贤愚仍各占一半。陛下说：‘何必要五人呢？得到两三人就可以了。’所以，扩大任用范围，明确考核优劣，举用大节，略去小过，随其才能试任事务，这是任用人的大要。”第三条议论京城各司的空缺官员说：“现在重要官职空缺很多，闲散官职却人员过多；重要官职看重才能品行，闲散官职则凭恩泽授予。这就是选拔的人少，而宽容保留的人多。应当补足空缺职位，以培养人才。”第四条议论考核功课说：“现在对内以各级官员、对外以刺史进行考核，考绩最优者破格提拔，这是好的。臣认为，官员的升降应当规定考核年限；如果任职重要而责任重大、尚不应迁调的人，可以加授爵位或提高品秩。其余官员的进退，应当显示出迟速有常的规律。如果考绩处于中等，达到年限的就按通常次序平调，并让他们逐步历练试任，这样就没有苟且求进之心，也没有久滞不升的忧虑。”第五条议论被遗落、滞留的人才说：“陛下把举荐人才的责任交给宰辅，而宰辅不可能遍知天下人才，于是再向一般官员访求；一般官员也不可能遍知，又向众人访求。众说喧哗，十个人称誉还未必可信，一个人毁谤却足以令人怀疑。” 臣认为，应当采纳士人的舆论，先任用称誉较多的人；不是犯有重大过错的，不要轻易弃置。”第六条议论藩镇府署的属官说：“各节度、观察等使自行征辟属官，都务必要得到有才之人，以提高府署的声望；如果已经试验过其能否胜任，就应引荐并安排职位，不要让他们长期滞留朝廷。”皇帝认为这些意见都对。翰林学士陆贽举荐袁高等人的奏状说：“臣近来因奏对谈到任用人才，陛下多次叹息人才缺乏，忧愁之色显现在脸上。臣退下后思考反省，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陛下急于求贤，这是明君治理国家的资质；惭愧的是，近侍不能荐举士人，这是微臣尸位窃禄的罪过。臣擅自斟酌选择，想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却还担心识鉴不明、品评不当，于是反复参照考核，仍未决定。臣听说，昨天在防？宣示中书拟议贬官量移之事，因而想到被贬降的人中，实在有不少值得称许的。臣凭平素所熟知的情况，加上听取公议，在这份奏状中只得到十人。奏状所未包括的，还有三四人；有的因受牵连而被贬，有的因遭谗言嫉妒而外调，他们各有品行才能，都留下了显著名声，置于清要官列，人人都说是良才。如果只按常例量移，或仍让他们出任地方官，固然不是陛下爱惜贤才的本意，也违背天下希望得到治理的心愿。倘蒙陛下特加恩典，召他们追赴行在，试行咨询接见，其中一定有值得记录和任用的人；弃置小过既符合仁德的称号，振拔久滞、访求旧臣，也能阐明宏大的治国事业。” 谨此记录并陈述所荐之人，以备陛下采择；其余人员的次序、远近等情况，也一并另具奏状报告。” 陆贽又论奏替换李楚琳的奏状说：“右件事，钦溆奉皇上宣示的圣防？：李楚琳不宜久留凤翔，想等朕到达后，选择一人代替楚琳担任节度使；另给楚琳一个官职，让他随朕回京。现在已有迎驾的各路军队，威势非常盛大，因而进行替换，也是权宜之计。卿应当商量是否稳妥便利？”臣听说，王者有所作为，首先应当胸怀长远谋划；谋划必须可以流传，事情必须可以继承，不能因眼前有利便苟且求取，也不能乘着方便而侥幸成功，所以才能使上下相安，治理长久。那楚琳本是作乱之人，乘国家危难肆意施展奸恶，杀害国君而篡夺占据其职位。按照典法，应当处以污潴之刑。只是由于祸患很多，来不及讨伐，才分给他旄钺，又接连给予宠荣。等到陛下南巡时，他颇能保全表面上的顺服，使道路没有阻塞，也有所依赖。虽然朝廷的任命一再加授，本来实在是不得已；但王者的话一经说出，就不能改变。即使损害君臣之间的恩义，也还必须依礼处理进退。如今如果借出巡的威势，凭借迎驾护卫的兵甲，强行更换他并押回京城，这难道是把他当作俘虏拘执来谈吗？若说是为了除乱，那就不威武；若说是为了务求治理，那就不诚实。祸乱变故频繁兴起，已经很久了。背负罪衅而占据职位的，难道只有一个人吗？”

译在这种时候出巡之后，陛下将如何进入京城？这样抚慰和驾驭臣下，谁会感念归心？从前汉高祖假称出游，擒获韩信，功臣接连反叛，天下几乎危亡；征伐纷乱，直到一代终结。这种侥幸行事的不可取，就是如此，陛下难道不应把它作为最大的警戒吗？议论此事的人说这是权宜之计，臣却仍不明白其中道理。权宜这个“权”字，本义取自秤锤和秤的关系：秤悬挂起来，便可衡量物体的多少；把权用于事情，就应当准确判断义理的轻重而不违背事理。必须取重舍轻，才能远离祸患；必须选择轻便而避开重大祸患。如果不是明智圣哲，很难穷尽其中的精微。所以圣人重视权变，才说：“可以同他一道走合乎道的路，却不能同他一道站稳；可以同他一道站稳，却不能同他一道权变。”这是说洞察事机很难。如今刚刚平定大乱，将要重新畅通天下道路，皇帝车驾经过之处却首先采取胁迫夺取的办法，换掉一个将帅而损害天子的道义，得到一方而使四海生疑，这就是把轻的看重、把重的看轻，说它是权变，难道不是恰好相反吗？把违背正道当作权变，把任意使用权术当作智慧，君上这样做必然失去众人，臣下这样做必然陷自身于祸患。历代之所以丧乱、长期滋生奸邪，都是由于这种错误。韩信的才略，当时无人能比，而且已负有嫌疑，已经遭到告发；放纵他足以扰乱地方，除掉他可以安定国家，幸而将他擒获，仍被认为防范失策；当时又遭受战争之害，百代以后还要承受使用诡诈的讥讽。何况楚琳只是军队中的普通材料，是供人使役的卑贱之人。他因时局扰乱而得以肆意猖狂，并没有攻陷坚城、消灭强敌的勇力，也没有出奇制胜的谋略，不过像狐狸一样，趁夜里张狂窥伺；天亮以后，势力自然就会蜷缩。如今京城郊外已经安定，武卫军正严密戒备，汧陇在西面镇压，邠、泾在北面扼守，回头看岐山之下，就像处在掌握之中。凭楚琳浅薄低劣的资质，处在掌中控制的地区，即使让他蹦跶，他又能造成什么祸害？希望陛下暂且致力于宽宏包容，使各方反侧者都得到安定；催促车驾迅速停止前进，记录功劳，犒赏勤劳，广施赦免过失的恩典，颁布革新政令。然后征召韦皋和楚琳入朝，使他们分别承担文武方面的职务；选择有元勋和久负声望的人，命其出任统领岐陇军队的将领。这样楚琳接到诏令必定欣喜荣耀，奔走奉行还来不及，哪里敢再像蝎子一样怀有毒心？这样既不必劳烦诛除，又能安排得当，万无一失，何必仓促妄动，而不为日后谋划？恭请陛下明察，再详细考虑。谨此奏闻。”},{ 贽又答复论述萧复一事的奏状说：“右边是钦溆奉宣圣防[原文如此，疑有讹字]：你所奏报的萧复一事，朕已经全部知道了。假如再没有别的用意，终究还是不识大体。如今巡行各道，只怕事情反而会有许多乖违失误。因为孟曍年老，现在想任命萧复为福建观察使，立即让他赴任去留，也应当算是各得其所。你的意见认为怎么样？”臣恭敬地认为，将相的任职，所委任的都是尊崇的职位，在朝廷内外交替任用，也是通常的道理。然而君臣之间有礼法，进退不能不周全；事情的道理各有适宜，本末不能不相称。近来盗贼兴起，京城中皇帝车驾曾到郊外，陛下悔恨征收赋税过于繁重，怜悯百姓困苦憔悴，于是颁下慈悲的诏令，深切表示哀伤，特意派遣大臣，普遍询问百姓疾苦，本来期望他们回来报告，将要议定优待减免的办法。众人的心情都殷切期待，天天盼望这些情况上达天听。如今如果没有完成先前的使命，就仓促授予他远方藩镇的职位，那么就是恩泽将要施布却又收回，诏令已经发出却半途废止。事情既然使人失望，别人还凭什么观察朝廷？这就是进退的礼法没有周全，本末的适宜没有相称。说这是各得其所，臣实在对此感到疑惑。倘若担心事情不合方宜，不想让他长久留在外地，那么就应当用诏令晓谕他，催促他归来。远方郡县尚未巡行完毕，只令副使分别前往，等他们回来复命后，亲自访察民情，革除弊端、施加恩惠，以符合圣德的名号。” 等使命完成后，他的才能和不足会更加显明，再慢慢选择适宜的职位，以谋求进退，这样才大概能在事情的体制上恰当地取得中道。谨此奏报。贽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议论汴州驱逐刘士宁一事的奏状说：“右边是希颜奉宣圣防[原文如此，疑有讹字]：刚刚得到李万荣的奏报，刘士宁因外出游猎，三军将士于是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入，并发布遣送命令，让他赴朝廷。李万荣安抚军州，如今已经安定。你们应当知道这些情况。臣恭敬地认为，刘士宁昏昧荒唐、暴虐傲慢，罪恶长久积累。圣上爱护百姓，长期含忍不发；如今亲信离散、众人背叛，使他自己逃亡，不劳烦军队就平定了方镇。恭敬承受圣上宣谕，内心实在非常欣喜庆贺。然而梁州、宋州之间地处要害，能够镇抚齐鲁，控制牵引江淮；任用对了人，地方就安定而强盛，用错了人，地方就危险而衰弱。这正是安危、强弱的关键，陛下应当审慎再审慎。只怕奏事之人如果怀有私心，所奉行的将领妄自陈说形势，动辄想借机求取利益；过去授任不当，多半就是被这类人误导。即使他们心中没有欺诈，又怎奈见识不足、不能通晓经国之道？同他们筹划商量，很少有不受到扰乱而失败的。如今军州既已平定，完全可以安静从容处理。希望暂且选一名朝臣骑马前往宣慰劳问，再多停留十来天，慢慢察看事情，了解实情以后再谋划，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差错。” 等到明日以后，我再继续当面陈奏。谨先将奏状上报。谨此奏报。贽又论述朝官缺员以及刺史等官职改调迁转次序的奏状说：“右边臣听《经》说：‘贤才众多，文王因此得以安宁。’又说：‘不要使众多官职空缺，上天的政务由人来代行。’这大概是说，士人不能不多，官职不能不完备，重在把事务交给有才能的人，发扬谦恭自持、无为而治的风气。这是治理之道得失的根源。圣人爱惜人才，不只是侧身空席、苦心求贤而已，还要提拔他们，使他们专精于学业；多方历练，显发他们的才器；表彰善行，以提高他们言论的分量；优厚俸禄，以保全他们的操守。年月积累久了，声望和实际才能都日益丰厚，把他们列置朝廷，王室就尊贵；把他们分任地方，藩镇就有分量。所以《诗经》赞叹太平时代的君子，能够长久培育人才；《尚书》以梓人治理木材作比，说木材既勤加砍削，就只需施以丹漆；《礼记》记载造就士人，《易经》崇尚养育贤才，大概是因为人都具有灵性，只看怎样诱导造就。如同玉在璞石之中，任意摔掷就会被当作瓦石，精心琢磨就能成为圭璋；如同水从源头发出，堵塞就会成为污泥，疏浚就能成为河川湖沼。因此书籍所记载的情形，历代都是同一条道路：国运长久昌盛，必定是当时俊杰贤能很多；国运到了衰败末世，朝廷就缺少英俊才士。”

译正处于衰败末世时，人人都说没有人足以任用；等到雄才大略的人应运而出、淑德贤才符合时势，贤能之士相继而来，就会茂盛得像树林聚集一样。这样看来，兴盛王朝的良臣辅佐，原来都可能是衰世所遗弃的人才；在衰世时愚钝的人，到了兴盛之时却变得聪明，这才知道什么叫衰世。”并不只是遗漏贤才而不任用，在养育、奖赏和劝勉人才的办法上，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所以说：人都具有灵性，只看怎样诱导造就。汉高祖禀有宽宏大度，所以当时有许多魁伟杰出、不受拘束的人才；汉武帝喜好英武之风，所以当时有许多奇异卓越、以立名为务的士人；汉宣帝精通吏治才干，所以当时聚集了许多循良守正、核察事实的能吏。到了汉哀帝、汉平帝、汉桓帝、汉灵帝时期，亲近勾结小人，疏远排斥君子，所以当时近臣和亲信掌握国柄，宠臣外戚专擅朝廷权力。由此可知，人的才性会随着时代而升降：喜爱他，人才就会到来；奖赏他，才能就会得到尊崇；压抑他，人才就会衰退；斥逐他，人才就会断绝。这就是人才消长的原因。臣每逢半夜，私下深思：朝廷人才缺乏，有七种祸患：不澄清根源而只防范末流，这是第一；不考察实际而只求广泛访察，这是第二；求全责备过分，这是第三；憎恶过于严酷，这是第四；考核试用的方法不合适，这是第五；取舍违背道理，这是第六；沿袭旧事而不选择是否可行，这是第七。多少彼此失准，就像没有好的量器便无法平定多少；轻重彼此失当，就像没有悬挂的秤衡便无法确定轻重。任用人才如果不得其道，主管者确实会受到损害，但权衡本身没有过错。所以按照名位考核实际才能，就是选用官吏的权衡；宰相，就是主持运用这种权衡的人。宰相主持选用官吏，就像主管府库的人主持财物一样：主持选官，在于依次提拔贤能；主持财物，在于公平发放官员的俸禄。假如用财物失去节度，主管财物的人可以更换，但俸禄不能不发；主持选官的方法不合适，宰相可以更换，但贤能之士不能不进用。这样做并不难，道理也很明白。近来任命官员，却很不同于此，常常把任用官吏的多少作为衡量宰相权力轻重的标准。宰相承受宠爱私恩时，即使援引人才过于泛滥，也一定能够进用；宰相受到疏远猜忌时，即使拟议恰当，也很少得到批准。这样就使群才仕进的通达与困滞，只系于辅臣恩泽的厚薄。按治理的道理来说，不能说合宜。任用或罢黜，是君主掌握的权力；名位，是天下共同的公器。不能拿天下公器来满足个人喜好，不能拿掌权来发泄愤怒；不能因少数人而妨碍多数人，不能因个人而废弃官职。如果有人阻挠执掌政事的人、压制群才，这就是所谓不澄清根源而只防范末流的祸患。《经》说：不要用小的谋略扰乱大的事业，不要因为宠爱小人而憎害庄重的士人。大概致力于大事的人不拘泥于小的牵累，只谋求小事的人则不能通达大的谋略。” 受宠爱的人有时行为不同于庄重的君子，庄重的君子性情也必然不同于受宠爱的小人；道理和形势彼此激发，本来就应当有所不同。进用贤才、援引能人，确实是君子的事情；遏制邪恶、发扬善行，不是小人所能做到的。君子把爱惜人才作为本心，小人则把伤害善人当作自己的利益。君子因爱惜人才而引荐他，就容易被说成结党；小人因伤害善人而阻挠他，就好像是出于公心。被说成结党，便不加辨别地立即怀疑；看起来像出于公心，便不加复核而先行相信。因此大道常常毁坏于横加议论，良才常常困顿于诽谤中伤，失去人才、开启谗言，往往都由此而来，这就是所谓不考察实际而只求广泛访察的祸患。人的器量有方圆、大小的不同，官府掌管的事务有难易、闲忙的区别，官职名称有名实相符和名实不符的差异，考核功绩也有升降的区别。要使官职不失其才、人才不失其序，关键在于制定法令来掌握契合的标准，选择适当的人来执掌权柄。制定标准如果不得其中，法令可以更改，但标准不能混乱；选择任职人选如果不合适，此人可以罢去，但掌权的原则不能被夺乱。如果事情纷繁错杂，任用又没有适从的标准，却只劳心竭智地追求精细，耗费精神去补救弊端，那么越想补救反而越失当，越想求精反而越粗疏。所以《尚书》说：‘君主明智啊，股肱贤良啊，各种事务就安定了；君主琐碎烦杂啊，股肱懈怠啊，各种事务就败坏了。’ 近来辅臣很少能够胜任，过分宽容放纵、姑息养成，只求勉强凑足官员数目，以致劳烦圣上思虑。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考虑；每当有官职空缺需要补授，或者因为奉行将命而需要借用人才，宰司慎重选择后上报，必定选取当时最优秀的人才，但圣上心中仍不满意，又命令另外寻求；坚持上奏而不被采纳，就再降一等选择次优人选。这样一来二去，甚至到第二次、第三次，所要求的标准越来越高，最后得到的人选却越来越差。有时凭个人独断，不询问众人的协调意见；有时从旁边另行搜求，不考察公议。权衡失去掌握，进取有许多门路，等级差别不合常理，声望和实际相反，这就是所谓求精过分的祸患。臣听说，耀乘的明珠不能没有瑕疵，价值连城的璧玉不能没有斑痕，何况是有情感的人，怎么能免除过错和缺憾呢？仲尼是至圣，尚且说自己五十岁学习《易经》，并以没有大的过错为可称道之处；颜子几乎达到圣人的境界，尚且以‘不远而复，无只悔’为美德。何况从贤人以下，谁能没有过失呢？珠玉不会因为有瑕疵就不珍贵，杰出贤士也不会因为有过失就不任用。所以玄元皇帝的教诲说：‘总是善于救助人，就不会遗弃任何人。’文宣王也说：‘赦免小的过失，举用贤能之才。’齐桓公不因管仲曾经射中衣带钩而对他嫌弃，所以能够成就九次会盟的功业；秦穆公不因孟明视一次过失而掩盖他的德行，所以能够洗雪三次战败的耻辱。”}], 前代史书说明项籍失去天下的原因说：‘对于别人的功劳没有什么记取，对于别人的过错却没有什么遗漏。’管仲评论鲍叔牙不能把国政托付给他的原因说：‘听到别人的过错，终身都忘不了。’这样看来，抛开人的瑕疵而记录、任用其长处，是成就霸业王业的道路；记住过错而遗弃人才，是衰败混乱的根源。提拔任用以勉励功劳，贬退罢黜以惩戒过错，这两种办法交替使用，道理就像循环一样。进用以后有过错，就显示惩罚；受到惩罚而改过修身，就恢复进用。既不废弃法度，也不遗弃人才；即使细小过错也予以惩罚，而人才的使用又不会匮乏。因此能使被贬退的人努力自励，谋求重新进用；使被提拔的人受到警戒，谨慎地居守职位。上面没有滞留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使人人都能有所改变，最终达到时世和谐。陛下英明圣哲，统御天下，威严庄重、肃正万物；喜好善人已经很迫切，计较过错也很深。一旦受到谴责，就永远处在被嫌弃猜忌的地位。天下士人都在求取做官的名位，能够进入朝廷班列的，千百人中没有一个。他们修养自身、磨炼品行、积聚学问、建立官业，不经过几十年，按情势就不可能达到；但只因一句话冒犯，或一件事有过失，便被弃置不用，终身都不能恢复，这样人才不能不缺乏，风俗不能不衰薄。这就是所谓憎恶过分严酷的祸患。臣听说，君子说话简约，小人却先发言。”

译君子的道，起初虽然暗淡，却会一天天显明；小人的道，起初似乎显著，却会一天天消亡。孔子说：‘起初我对待别人，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如今我对待别人，要考察他所说的话，再观察他的行为。’又说：‘选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者之上，百姓就会服从；选拔邪曲者置于正直者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这样看来，官员的举用和安置不能不审慎，人的言语和行为不能不考核。那些说话迟钝少言的人，未必愚笨；夸夸其谈、口才锋利的人，未必聪明；质朴鄙直、敢于违逆的人，未必悖逆；一味顺从、善于迎合的人，未必忠诚。所以明智的君主不凭辞令来判断完一个人，也不凭主观好恶来选取士人。凡是制定爵禄，都要与众人共同决定；先评定他的才干，然后授予相应职位。所举荐的人一定要让他用事务接受试验，所说的话一定要根据成效加以考核。这样，虚妄之人就不能任用，而忠贞真实的人才会处在职位上。如果喜爱善人却不选择适合的任用，喜欢听顺耳的话却不检验实际行为，进退随着爱憎之情，取舍取决于彼此意见是否相同，这就像舍弃绳墨而凭意志裁断曲直，抛弃权衡而用手估量轻重；即使极其精细，也不可能没有错误。这就是所谓考核试用方法不合适的祸患。上天产生万物，是为了让它们各有用途；很少有一种性情能够兼具一切，必然有所长，也有所短；才能有适合的方面，也有不适合的方面。若能曲折成全，就没有一种事物会被遗漏；若一味要求完备，就会把各种人才都弃置不用。因此，技巧高的木匠顺应车轮和椽子的用途，弯曲的木材、笔直的木材都不会被废弃；材料优良的车夫能够驾驭车辆，适应平坦和险阻的道路，所以劣马和骏马都不会失去各自的本性。事物既然如此，人才也应当如此。一个人的品行和才能，本来就不可能样样兼备。前代记载所谓‘千年出一个圣人，五百年出一个贤人’，说的是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只有圣人才完全具备各种德行；至于称为贤人的，仍然有不周全的地方。况且才能尚未周全的人，五百年才有一个，如果仓促之间就要求样样完备，又从哪里能够得到人才呢？至于某一方面极其突出的才能、某一种偏长的禀性，那么中等人以上，往往各自有不同的长处。只要区别得当，授予职位符合其才器，各人都适合自己的性情，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等到合在一起成就功业，也和全才没有区别。关键只在于君主有明察的鉴识和宽大的气度，驾驭任用人才有正确的方法而已。帝王盛世，没有比唐尧、虞舜更盛的；臣佐之盛，也没有超过稷、禹的。稷、禹一类人无不是大贤，但仍然各自任用其所长，不求他们兼备一切。所以《尚书》称述尧、舜任命官员的美善。从稷、禹、咎繇、益以下，总共二十二人，所命令掌管的事务都没有超过一个职位，却因此能够平治九州土地，播种百谷，施行五教，安排五刑；礼乐兴盛，蛮夷和各族都和谐归服，甚至鸟兽鱼鳖也没有不安宁的。这大概是因为举用得到了合适的人，任用得到了适当的职位；明察选择、授予职务，在最初就审慎决定，不要求他们承担超出能力范围的责任，也不在其职守范围内加以阻挠。因此事情都能极尽其理，人才都能发挥其才；君主在上面垂衣拱手，臣子在下面辅政治理，功业光明显著于当代，名声流传无穷。等到取舍失当时，就会任凭个人情意升降官员，开始和结果各怀不同意图；对人不衡量他的才器，对人也不依据他的诚信，只因一句话说得顺耳就认为有才能，却不核验虚实；只因一件事有所违逆就认为是过错，却不考察他究竟忠诚还是奸邪。说话顺意，就授予超过其能力范围的职位，不考虑他所不能胜任的地方；有所违逆，就责备要求过重，不体谅他不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官职职责之内没有成就，君臣之间也没有确定的名分，这就是所谓取舍违背道理的祸患。如今议论的人大多说：‘内外各级官员应当长久任职。’又说：‘官职没有合适的人就宁可空缺。’这些都是重复老儒生的陈旧空谈，不推究时代变化；固守旧典的糟粕，不根据实际情况，只是白白卖弄聪明而扰乱治理教化。古代民风质朴，官职名号还不多，只辨别愚笨和贤能，不讨论资历次序；不以一朝一夕的成效要求人，不以尺寸之间的差错计较事务，不因小的善行就褒奖升迁，也不因一次过失就治罪斥退。所以《虞书》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才黜退或升迁幽明不同的官员。’这就是说必须等到九年才有进退。然而被提拔的人，有的从侧微之地被纳入百揆之位；即使长期任职，又有什么妨害呢？汉代制度规定，部刺史秩禄为六百石，郡守秩禄为二千石；刺史中考核成绩优异的，立即升任郡守；郡守中考核成绩优异的，立即入朝任九卿；从九卿升迁为亚相，最后做到相国。这样就是从六百石的官吏升到台辅之位，其间经历的也不过三四次转任而已。长期任职，也没有失当。近代设置的官职逐渐增多，等级排列更加细密。如今县邑有七等差别，州府有九等差别；同样称为省郎，却有前行、中行、后行、郎中、员外郎五等不同；同样称为谏官，又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三等区别；至于各台寺官署，大多也都类似，全部各有相应的资历要求，都必须依次遵守。如果依照唐尧、虞舜的旧例，全都以九年为任期，那么高位常常苦于没有人可用，下级僚属则常常叹息到老。三代治理天下，损益增减各不相同，难道一定喜欢变更制度吗？大概是时势有不得已之处。至于鲧堵塞洪水，功绩没有成效，尚且终究等到九年以后才加以诛戮、流放；后代假如有像鲧这样的人，难道还能等九年后才施行惩罚吗？臣本来知道必定不能这样。施行惩罚希望迅速，而升任官职却故意迟缓，把这当作考察古制的方法，就像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人一样。近来臣因奏事谈到内外官员按次序升迁，陛下便说旧例任职年月都很长。朕的外祖父曾任秘书少监一职，经过十多年。董晋为了顺应圣上的心意，便奏说道：‘臣在大历年间曾任祠部、司勋二郎中，各自经历六考。’陛下认为这样的任职年限很适宜。然而以臣愚昧的见识，实在有不同看法。凡是征引旧例，都必须辨明是非；正确的旧例不必改变，错误的旧例不必固守。何况在旧例之中，本来就有彼此错杂、互相矛盾的不同情况呢？先圣在位初期，权臣掌握政事，任命授官大多徇私，有人一个月内多次升迁，有人多年不能转任。到了中期，君臣彼此结下嫌隙，姑且只求宽缓柔和，于是百事凝滞；在选官授官方面尤其艰难。开始是因为偏僻不公而失去平衡，继而因为猜疑阻隔而造成是否任用的困难，以致人伦纲常缺少条理，众多官位长期空置。这些都应当引以为戒，哪里足以作为法则？考察人才、选用官吏，有三种办法：第一是破格提拔，用来表彰特殊才能；第二是贬退罢免，用来纠正失职；第三是依次升进，用来谨慎对待平常守职的人。这样，考核成绩最高的人迅速升迁，没有功用的人立即退职；其余成绩不特别突出、操守不致败坏官职的人，就依照通常资历逐步升迁，并规定一定期限。这样就能使特殊人才不被滞留，各级官员都有次序。参酌古今，这才是中道。然而议论的人不明白通达的道理，一概只说‘应当让官员长期任职’，这难道不是重复老儒生的陈旧空谈而不推究时代变化吗？排列官位、划分职掌，是为了整治、兴盛帝王的事业，不只是应付事务，也兼有培养人才的作用。因此，官职事务虽有大小、闲忙、繁简的不同，却都不能空缺，这是因为要准备随时任用。

译所以《礼记》说：‘天子以驺虞之乐作为节度，说明乐官已经完备。’只有治理国家、辅佐国政的职位，不是具有盛大德行的人不能担任。所以《礼记》又说：‘设置四辅和三公，不一定要把官额配齐，只要有合适的人。’议论的人不明白这些明白的征验，一概只说‘官职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这难道不是拘守旧典的糟粕而不根据实际情况吗？如今内外群官考核期满、符合转任条件，陛下有时说他们已经有了次序，必须暂且留任；有时又说他们还没有显著功劳，何必屡次改任？这样一来，因循沉默的人既因为没有声名而不能进用，有实际考绩的人又因为已有成绩而被滞留。虽然才能高下或许有差别，但沉滞不进却没有不同。人们出仕做官，积累小的成就而逐渐升到朝廷内列、朝班之中，在外地则升任郡守；他们经历职位更替，大多已经耗费多年。勤勉谨慎地修养自己，计算日子盼望进升，却又被拖过考核期限，匆匆经历年岁更换，回头想到自己的仕途，怎能不发出叹息？这明显违背提拔延揽人才的道理，也不合劝勉人才的办法。高级长官频繁迁转，固然不是治理之道；但任职过久，难道也不会产生弊端吗？为什么呢？世俗常情总是喜欢新的、厌弃旧的，能够始终如一的，只有圣人；降到中等才能的人，很少能没有变化。刚开始任职时，磨炼进取的心一定很迫切；任职久了，因循苟且的念头就会萌生。再加上充盈没有不亏损，绷紧没有不松弛，天地神明的造化尚且难以永远完美，人的作为怎么能全都恰当呢？” 因此，一分一分地测量，达到一丈时必然会有误差；一铢一铢地称量，达到一钧时必然会有谬误。任职既然长久，难道会没有过错吗？有的被奸吏挟制，有的因苛细深文而被纠举，偶然一次跌倒，就把此前的功劳全部毁掉，以致事情的治理不能完成，才能和声名中途受损。这难道不是上面失去制度、推演发展而造成的吗？所以圣人爱惜人的才能，考虑事情的弊端，选取人的精华而使其任当其职；才能兴盛舒展，就奖掖他而不使其滞留。不使人因为已经取得的功劳而陷入必然失败的境地，因此锐气不会受挫，力量不会耗尽，官职有成就，事情有始有终。这是中庸之理，所以《尚书》把它作为法则。升迁转任过于迅速，就会使人心存苟且，职业不牢固；过于迟缓，就会使人心生懈怠，职守逐渐衰败。这样看来，过快和过慢所造成的弊端是一样的。陛下俯从浮泛的议论，说这是符合典谟的做法：对于任职年限已久、应当升迁的人，既说要暂且留下官职空缺；对于需要补授的人，又说官职不必完备。那么贤才凭什么得到进用和增长？治理教化又怎样能够共同修明？这就是所谓沿袭旧事而不选择可行与否的祸患。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忧劳勤政、致力于治理，梦寐思求贤才，体察陶唐、有虞聪明的德行，用以广泛寻求治国之法；发扬太宗、天后英明超迈的风气，用以破格提拔人才。然而得到人才的盛况，仍然愧不如前朝；天下大治的功业，也还没有光耀当代。实在是因为七种祸患还没有除去，三种办法还没有实行，而且圣上的明察过于深刻，宫中的威严过于严峻，一般人的才器怎么能符合天子的心意？所以即使得到破格升迁，也会突然被贬黜废弃；人才因此残损困顿，大概就是这个缘故。然而议论的人没有探究弊端产生的根源，只想着革除弊端的策略，反而把广泛进用人才视为徇私，把阻塞授官任职视为精审详慎；把躲避诽谤当作奉公的诚意，把挑剔瑕疵当作选取士人的要领。以至于称赞和毁谤纷乱混杂，美与恶混在一起，凡有迁升，必定遭到指摘。圣德宽广，能够容纳各种意见，却不能及时辨明处理；小人多言多语，反而更加敢于暗中欺诈。这样一来，圣上受到蒙蔽迷惑，眼中看不到完整无缺的人，进用人才的心意越来越疑虑，汲引人才的途径也逐渐狭窄。旧日的老臣已经凋零衰败，几乎将尽；下位官员有的长期滞留，很少升迁，于是官职次序失去伦次，人才不能成长，资历声望逐渐薄弱，磨炼自励之心渐渐衰微，高低等级几乎不能相继承接。臣以无才窃居其位，正当负责安排人才，害怕使众多官职空缺，急忙屡次冒犯圣上的御座；但愚昧的见识不足以周全考察事物，微薄的诚意不足以感动上天，徒然勤于进荐善人的心，反而不断积累妨害贤才的罪过。惭愧和惶恐交相侵扰，满怀如同被焚烧灼痛。凡是任用官吏，若不是由诽谤指摘而产生，必定会成为怨恨责难聚集的地方。宰相因此获罪，多半就从这里开始。臣这样屡屡上奏，触犯圣上，又有什么好处呢？只是因为臣待罪于宰相的职掌之下，想到自己的职责和忧患，又受到感恩之情的催迫，怀有愿意效力的诚意，所以不得不冒昧说出这些话罢了。至于如何裁量选择、任用或舍弃人才，只请陛下考虑决定。谨此奏报。贽又论述任命裴延龄为度支使一事的奏状说：右边臣因为班宏去世，今天当面请示圣上如何裁决。现在适合这项选任的总共有四人：杜佑、卢征、李衡、李巽，他们都曾经掌管、判理财赋，各自都有可以称道的功绩；资历、声望和才干也都值得奖掖任用。圣防[原文如此，疑有讹字]认为淮南官员不可调动，卢征又刚刚改任官职，于是命臣在其中选一人，并追召正在江西的李衡。臣认为，度支掌管财计，是当前最紧要的职司，常常需要牵制制服狡黠的官吏，片刻也不能缺少主管人员。等追召李衡，几个月后才到，恐怕纲纪条文会松弛紊乱，钱财物资会被隐匿欺诈。李巽近来已经追召到京城，请授任给事中，暂且命他权摄判理度支事务。如果处理得称职，就授为户部侍郎；如果才能与职位不相称，就等李衡到来后，再另行商议处置。既可避免事务荒废，又能考察试验他的才能；两人之中必定有可取之处。陛下多次称说这样稳妥便利，准许依照奏议施行。臣退下后又详细思考，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希颜刚刚宣示圣上的裁决：李巽掌管度支，恐怕不一定相称，暂且空授给事中。朕再作思量，司农少卿裴延龄非常公正清廉而且有才干，应当命他判理度支，立即把拟定的奏状送来。李衡也仍然照旧追召。臣恭敬地认为，周代设置六官，实际是掌管治理的根本；冢宰管理国家，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司徒掌管国家赋税，施行教化，救济百姓。如今的度支使兼有这两项权柄，要调节平准各种货物，均衡节制各官司之间财物的有无，以丰补歉，关系到百姓的利害和性命；费用是否节省，关系到财物的盈亏。又要供给边疆军队的粮饷，资助供给禁军；过于刻薄就会产生祸患，过于宽纵又会容纳奸邪。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不能轻率授予。裴延龄性情乖僻暴戾而喜欢妄动，急躁狂妄而多言多语，明知错误却不悔改，固执虚伪而不知羞耻。他不只是有识见的人深深鄙薄，兼且还受到世俗之人的讥笑。近来他列于朝官行列，已经玷污了清要的官职；再让他居于重要职位，必定败坏国家的大政，这将使四方取笑朝廷，给百姓带来灾祸。尸位素餐的责任，当然应当落在圣上身上。臣对识别人才的明察，也恐怕会损伤圣上的鉴识。希望陛下重新遵循先前的议议，俯察臣的愚诚，再从四人中选择其中最为合适的人，希望能够符合众人的意见，不扰乱朝廷常法。裴延龄是狂妄荒诞的小人，任用他会使天下舆论都惊骇。臣虽然熟知这样做不可行，仍然担心自己的见解不够周全。赵憬的眼疾渐渐痊愈，过些日子就应当服满假期，等他入朝拜见时，请求再一同详细商议。除去邪人不要迟疑，天下将十分幸运。谨此奏报。

译贽又论述齐暎、齐抗任官一事的奏状说：“右边是希颜奉宣进止：你们所推荐的齐暎替代李衡，因为江南与湖南相互接近，齐暎、齐抗既是同宗同姓而又共同任职，方面事务恐怕不稳妥，应当另行商议。齐暎、齐抗虽然同姓，却属于不同房支，既不是五服以内的亲属，就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圣朝推诚布治理政，从来没有预先对人表示怀疑。从前李臯、李兼所任方镇相邻，如今韩潭、全义也靠近军城，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足以忧虑。只是朝廷中的重要职位常常苦于缺少人才。至于齐暎、齐抗都是优秀人才，本来都应当作为台阁的精良人选。臣等先前请求授齐暎为礼部官，圣上又令暂且向外地另行商议；倘若允许调任江西，也是逐渐增加恩宠奖掖。齐抗的文学才学足以任用，精明敏捷，少有可比；让他担任掖垣的驳议官，或在司言、南宫掌管赋税并承当辖理职务，众人都认为与他的才能相称。若蒙召他赶赴朝廷，希望试着加以顾问，考察他的言论，核验他的行为，必定会有可观之处。是否可行是否适宜，恭敬地等候陛下的敕令。” 皇帝曾亲自选择官吏去治理京畿县邑，后来政绩有了成效，便召宰相来谈，宰相们都向皇帝道贺，说他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只有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柳浑没有道贺，说：“这不过是京兆尹的职责罢了。陛下应当选择我们这些宰相来辅佐圣德；臣应当选任京兆尹来承接圣上的教化；京兆尹应当寻求县令、县长来亲自办理细小事务。代替京兆尹选择县令，不是陛下所应当做的事。”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宪宗元和三年，翰林学士白居易论述想任命王锷为平章事一事的奏状说：“右边臣私下听说，王锷现在想被任命为平章事，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商议。臣恭敬地认为，宰相是人臣的最高职位，天下人都仰望他；若不是具有清正声望和重大功劳的人，不应轻易授予。王锷既没有清正声望，又没有重大功劳，如果加授此官，实在非常不妥。昨天裴均被任命为平章事，朝廷内外的议论早已纷纷不止。如今如果再任命王锷，那么像王锷这样的人，都会生出希求宰相职位的心思。若把宰相职位都给他们，典章制度就会大为败坏；又不能使他们感恩；如果不给，彼此厚薄又会不同，或许会产生怨望。一旦打开侥幸求进的门路，就再也无法收拾。臣又听说，王锷镇守地方时，不顾百姓凋残，只知道催征差税；淮南百姓日夜不得安宁。他五年之中用各种办法搜刮征求，侵削钱财物资，等到足以统领财物入朝时，便号称羡余，亲自进奉。这些事情凡是有耳朵的人无不知晓。如今如果授予他同平章事，臣担心四方听说以后，都会认为陛下是因为得到王锷的进奉，才把宰相职位给了他。臣又担心各道节度使从今以后都会剥削百姓，谋求宰相职位，私下相互说道：‘谁又比不上王锷呢？’所以臣认为这实在万万不可。” 王锷回到镇所任职以及留在朝中的事，臣私下希望都不要任命为宰相。臣还不知道所听到的消息是真是假；或许是想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进言，又担心万一已经实行，再说也来不及了。谨请圣上明鉴，俯察臣的愚诚，恭谨备具奏章上报。谨奏。白居易又上奏论述元稹被贬官的事，说：“右件元稹被贬一事，昨天李绛、崔群等已经再次奏报，至今还没有听到宣示答复，臣恐怕臣下的诚意还不够恳切，圣上的考虑还没有改变。臣进一步仔细思量，认为此事有不可之处，所以冒犯圣听，再三陈说。臣从内情观察，从外部听取众议，元稹不应被贬的理由有三条：为什么呢？元稹任官正直，这是众人都知道的。自从授任御史以来，他举奏事情从不回避权势。比如举奏李公佐等人的事情，多半涉及朝廷的亲戚和亲信，谁没有私人的原因呢？他们或挟私恨，或借公议之名，想要报复私怨，于是使诬蔑毁谤的声音上达天听。臣担心元稹被贬以后，凡是在位的人，每当想要举奏事情，先以元稹为戒，没有人肯替陛下履行官职、执持法令，也没有人肯替陛下憎恶奸邪、纠正过失；内外权贵和亲党纵横肆虐，凡有重大过错和罪行的人，一定会彼此包庇隐瞒而已，陛下从此便没有途径得知真情。这是第一条不可之处。昨天元稹追究审问房式一事，他的心意虽是奉公，事情处理得稍微过当；既然已经从重处罚，足以惩戒违法，何况已经谢恩，随即又被贬官。虽然诏令引用前事作为责罚他的理由，然而外间议论纷纷，都认为元稹是因为同中使刘士元争厅而获罪。至于争厅的事情，臣已经在前一份奏状中详细陈述了。况且听说刘士元踏破驿站的大门，夺走鞍马，还索要弓箭来恐吓侮辱朝廷官员，这是从前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如今中官有罪却没有见到处置，御史没有过错却先被贬官，远近听闻此事，实在有损圣德。臣担心从今以后，中官出使时纵暴行为会更加严重，朝廷官员受到侮辱也一定不敢说，即使有人被凌辱殴打，也会以元稹为戒，只能忍气吞声罢了，陛下从此也没有途径听到实情。这是第二条不可之处。臣又访察得知，元稹自去年以来，举奏十分严厉。他在东川任职时，违法没收平民资产八十多家；又奏劾王绍违法发给凭券，使监军的灵柩和家属进入驿站；又奏劾裴玢违背诏令，征取百姓的草料；又奏劾韩皋指使军将封杖打死县令。这样的事情前后很多。适逢朝廷施行法令，都已经分别加以惩罚。推想天下各镇都怨恨元稹奉守官法，如今把他贬为江陵判司，正是把他送给各镇，从此他们可以方便地报复怨恨，朝廷又如何能够知道呢？臣听说德宗时，崔善贞秘密告发李锜必定谋反，德宗不相信，却把他送给李锜。李锜大怒，于是挖坑纵火，把崔善贞烧死。没有几年，李锜果然反叛，直到今天天下人还为此痛心。臣担心元稹被贬以后，各镇即使有过错，也没有人敢说，都会只顾爱惜自身，永远以元稹为戒。这样一来，天下有不轨不法的事情，陛下便没有途径知道，这就是第三条不可之处。假如没有这三条不可，即便朝廷错误地贬退一名御史，大概也只是小事，臣哪里敢烦扰圣听，再三进言呢？实在是因为所损害的事情虽小，所关系到的事情却很大；想到这一点，臣怎敢不竭尽言辞？陛下如果认为这番话是忠言，却又不能另行处置，万不得已，那么臣私下希望暂且下令追回成命，改授元稹一名京司的闲散官职，免得把元稹送到各镇手中。这对上有助于圣政，对下也能使人情得到满足。伏望陛下仔细察看事情原委，裁断全在圣意。谨备具奏章上报。谨奏。

译白居易又论述太原的三件事：第一，关于严绶辅佐治理太原的事迹，其中的是非远近之人都知道。臣前几天应对时，已经详细当面奏报。如今奉到宣示，辅光已经被替换，严绶又被追召。这都是圣上鉴察极其明白，没有被左右之人惑乱听闻，符合公议，出自圣上的裁断，内外人心都非常称意。严绶必须早日被替换，不可再让他升进，因为他同辅光长期交结，军中补授署理职掌，近来全都由辅光决定。如今又另行任命八名监军，他突然失去依托，恐怕严绶会结党营私，在陈说军情事务时曲意妄言，这一点必须格外防备。伏望圣恩迅速命令贞亮前往本道，并立即允许严绶入朝。第二，关于贞亮，他原是旧臣，曾任重要职务。陛下因为太原的弊病，让他替代辅光。然而臣私下听说，贞亮先前任汴州监军时，自己设置了数千名亲兵；任三川都监时，擅自杀死李康等两名节度使，这些事迹实在非常不可。性情任意，自以为是，所到之处专擅权力。如果贞亮办事仍像从前一样，那么太原反而会受到他的弊害；即使以后追改任命，也难以取得成功。贞亮出发前往本道时，恐怕必须针对以往的事情切实加以约束，使他有所警戒畏惧，这件事极为重要。谨请圣心不要忘记。第三，关于范希朝，他以前在振武任职时，威势号令盛行，直到现在，蕃戎听到他的声威便畏惧服从。况且他勤俭、诚信、笃实，所到之处士卒都归心。如今如果太原需要任用重要人物，没有谁能超过希朝。臣恐怕圣意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臣又访察得知，希朝筋力还足以任用，只要暂且让他镇守安抚，必定能符合军情。等到一两年之间威势和制度建立起来，然后再选择有才能的人接替，就一定容易守成。即使年老，也应暂且利用他的威望和才力；灵武虽然比太原小，也同样是重要镇所。如果采纳臣的愚见，恐怕就必须选择合适的人，让他替代希朝。谨备具奏章上报。谨奏。白居易又论述严绶的奏状，说：“奉到宣示，命令依照中书省的奏状撰写制书，任命严绶为江陵节度使。右臣认为，赵宗儒众人都称赞他清廉耿介、操守一贯；严绶众人都称他怯懦无耻，两人的品行优劣相差悬殊。宗儒自从到江陵以来，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政绩，但也听说施政清简，境内颇为安定；即使要调动他，也应当选择胜过宗儒的人。况且严绶在太原的事情，圣上已经完全听闻，天下人把它当作谈论的笑柄。陛下罢免他的节度使职权，追召他赴朝，直到如今人情都认为处理得十分恰当；现在忽然又重新起用他，并让他替代宗儒，臣恐怕制书下达以后，没人不惊讶叹息，也会使邪人得到机会，使正直之士忧虑疑惧，严重违背众人的心愿，深深损害朝政。臣前后奉到宣示撰写制书，如果不是实在非常不可行，也不敢直切论说。如今这项任命实在非常不妥，伏望圣意再次加以裁量；制书臣不敢立即撰写，恭候圣上的裁决。谨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白居易又论述孟元阳的奏状，说：“奉到宣示，命令依照中书省奏状撰写制书，任命孟元阳为右羽林军统军，仍封赵国公，食邑三千户。右臣认为，孟元阳在溵水有功，在河阳有政绩，自从到泽潞以来，军务治理得颇有成效，只因年老，应当让人替代。与同辈相比，他的事迹不同寻常，如今所授官职本应给予优厚奖赏。过去范希朝在太原任职时，昏聩衰老、不能理事，这是众所周知的；等到授任统军，众人还认为委屈了他。如今元阳的事迹与希朝不同，希朝又被任为统军，恐怕显得更加委屈；即使加封爵位，也都是空有名号。况且元阳功效卓著、忠勤不懈，天下少有，如今却把他同无能之人一概任用调换，没有加以表彰区别。臣恐怕从今以后，再没有办法劝勉人们。依臣所见，如果改授金吾大将军，职位高低轻重便确实合宜。像柳惟晨、李简之流，有什么功业可以同元阳相比，却还担任这个官职，动辄超过一年。伏望圣上慈爱，依此裁量；制书臣不敢依照中书省奏状立即撰写。谨奏。” 皇帝曾询问前代君王用什么来治理乱世、实现治平。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黄裳知道皇帝急于求治，担心皇帝不得要领，于是推演说明：“君王治国之道，只在于修养自身、任用贤能而已。掌握国家纲领，关键是要把握大的方面。至于文书簿册、诉讼案件以及百官的能与不能，本来不是君主亲自承担的事务。从前秦始皇亲自裁决各项事务，被后世讥笑。魏明帝想亲自审理尚书省的事务，陈矫没有听从。隋文帝每天到日偏西还在处理政务，卫士给他传送饭食，唐太宗以此取笑他。因此君王选择人才任用，并责成他们完成事务；见到功劳就一定奖赏，有罪就确实惩罚，谁敢不尽力？孔子称赞帝舜，说他恭敬地端坐面南而治，是因为他能举用十六位贤相，罢黜四凶，最终达到无为而治。难道一定要劳损精神、疲惫身体，辛苦运用耳目去察办，然后才算治理得好吗？”皇帝认为黄裳的话忠诚，赞许并采纳了。皇甫镈向皇帝进言财利之事而受到宠幸，暗中借助左右近臣谋求宰相之位。户部侍郎崔群多次说他奸佞邪恶，不可任用。崔群入宫应对，谈到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时，便推究其中的根本道理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取决于任用什么人。玄宗当初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于是国家得到治理；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于是国家陷入混乱。因此任用人的得失关系重大，绝非轻微之事。人人都把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叛看作祸乱的开始，唯独臣认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免张九龄的宰相职务、专门任用李林甫，才是治乱分界的地方。愿陛下以开元年间为法，以天宝年间为戒，这是国家的福气。” 皇上命令学士，从今以后奏报政事必须取得崔群联署，然后才能进呈。崔群说：“翰林院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后世遵循的成例；如果一定这样做，后来万一有阿谀奉承的人担任翰林学士之长，那么处于下位的直言之士就没有途径进言了。”

译皇帝曾在浴堂北廊召见学士李绛应对。皇上从容地说：“我看前代君王任用了许多贤才，所以能够治理好国家。如今难道竟没有贤才可以任用了吗？这是什么缘故呢？”李绛回答说：“从古至今，帝王没有不任用贤人便能治理好国家的，也没有任用邪人却不发生混乱的，这些事在史书中写得明白，臣不敢一一详述。圣明君主治理当代，只需选取当时的贤人，使他们充分发挥才干，便可以实现治理；难道还要向别的时代借贤人，来治理今天的人吗？近代北齐任用杨遵彦就得到治理，任用高阿那肱就发生混乱。隋代任用高颎就得到治理，任用杨素就发生混乱。本朝任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姚崇、宋璟就得到治理，任用李义府、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就发生混乱。事实清楚地摆在眼前，治乱也记载在史册之中。至于招致贤人的途径，历代各不相同。大体说来，君王不能因为自己至尊而轻慢臣下，不能因为自己有才干便压倒平庸之人；应当降低身份礼待士人，谦恭有礼地尊重贤才，使天下人仰望而知道圣上的心意，贤能之人才能出现。这样，山林隐士中便没有隐藏才迹的人，朝廷也会有辅佐时政的人才了。”皇上说：“怎样知道他一定贤能而任用他呢？”李绛回答说：“圣上的这个问题问得极其恰当，确实很难知道。” 尧、舜也认为识别人很难，何况近代风气浇薄，真假难以分辨，本来就不容易知道。然而从小事来验证，十件中一定可以得到七八件正确的判断。任职时清廉谨慎，没有贪污污秽的迹象；遇到事务坚强正直，没有阿谀容忍的私心；上奏进谏时直言规劝，不以求取个人利益为希望而含糊迁就；在皇帝左右进献意见时，没有邪曲谄佞、讨人欢喜的话；言论必定涉及长远大事，行为不顾及财货私利，这样才可以说接近贤人。若是说话必定谄媚奉承，行动总与名声利益相关，只攻击别人的短处，不宣扬别人的优点；只求推销自己，不衡量自己的才分；观察君主意向，以迎合为心；逢迎君主心意，以求恩宠为志；替君主招来怨恨，替自身谋求利益，这就可以称为小人。应当用办事来验证，用舆论来参照，然后任用他。委以重任以后，如果名声和实际相称，就应当继续任用。既然任用了，就应当让他长期任职，使他代替天下完成政绩，经过长久经营而教化成功，然后圣明君主垂衣拱手，天下便能得到治理。贤人行事公正端直，自己没有多少党羽援助；提拔贤能之士，小人便怨恨毁谤；堵塞邪门歪道，奸人便构陷诬告；制度统一，贵戚便毁谤伤害；忠正之士得到进用，谄佞之人便加以攻击。任用贤人难道容易吗？如果不是圣明君主能够明察真伪，不让毁谤得以流行，不因疑似之事产生嫌隙，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器和智慧，那么政教就不能兴盛。所以齐桓公任用管夷吾，第一称他为仲父，第二仍称他为仲父，齐国便得到大治。这说明任用他而毫不怀疑。管仲回答桓公说：“既然任用了君子……”如果又让小人参与其中，这是最妨害成就霸业的事。古人认为，求贤而诚意不足，贤人就不会出来，因此用小鱼小虾作诱饵，却想捕捉能吞下舟船的大鱼；设置微薄的俸禄，却想招致能匡济天下的贤才，都是不可能的。陛下只要用几件事情来验证，用言论来考察，用实际表现来取舍，再在众人中授予他权力，就能辨明贤与不肖。伏请圣上明察。”皇上说：“卿所说的已经说尽了，就是这个道理。”皇帝在延英殿对宰臣说：“古人说，官职不一定要齐备，关键在于任用合适的人。你们各自都有亲属故旧，就一定会有白吃俸禄的人；你们应当和朕一起爱惜官职，以扩大公道。”李吉甫奏说：“臣每任用一名官员，从未不向公议访察；有能够奖赏提拔的人，才敢奏陈。至于亲属故旧，臣不敢援引。”权德舆说：“臣没有多少亲属故旧，也不敢进用。”如今奉到宣示，更不敢违背圣上的裁决。李绛说：“最公正的原则，确实没有亲疏之分，只看人才是否同职位相称。如果确有才干，即使是亲属故旧，也应当进用。从前建中初年，德宗临朝治理天下，崔祐甫任宰相，半年之内授官八百多人。” 德宗对祐甫说：‘你授官太多，又听说其中多是亲属故旧，为什么呢？’祐甫回答说：‘您问的是合适还是不合适，不应看多还是少。至于那些是臣的亲属故旧，正因为熟悉他们的才干器识，反而不敢任用；对于不熟悉的人，怎么敢授给他官职呢？’德宗赞赏他的话，众人都认为他的回答公正恰当，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道他。”武则天执政时，授官非常繁多，当时有用车装载官员名册、难以计量的说法。到了元和年间，使朝廷显赫有名望、有政绩的人，大多是武则天当时提拔的人。有人说：‘即使提拔十人中有五人失误，仍然还得到了一半。’如果因为顾忌亲属故旧的嫌疑而默默退避，使圣朝缺少人才济济的美誉，那就是含糊迁就、讨好取容的臣子，而不是圣明君主至公任人的道理。如果才能和职位确实不相称，亲属故旧的情况又可以查验，臣难道敢逃避责任而妨碍贤才进用之路吗？皇上说：‘正如卿所说，最公正的原则不论多少，只在于是否最为恰当。卿应当受到我的倚重任用，不要因为这些话而自责。’ 皇帝又问：‘玄宗开元年间能够达到治平，天宝年间却发生混乱，为什么同一个君主前后会完全相反呢？’李绛说：‘治理产生于忧患危惧，混乱产生于放纵肆意。玄宗曾经多次历任官职，知道任用和办事的艰难；即位初年，任用姚崇、宋璟，振作精神听取意见，所以身边前后都是正直之人。等到李林甫、杨国忠得到君主宠信，专门引进奸邪之人，分别掌管和总领重要繁剧的事务，于是皇上听不到直言，嗜好欲望日益增长；内有奸臣劝导皇上兴利，外有武夫诱使皇上开拓边疆，天下骚动，所以安禄山乘机奋起。这些都是小人启发引导，使君主安逸而骄纵，关键在于当时君主的作为没有常道，因此治理也没有常态，混乱……’皇帝说：‘一般人办事，弊病在于不通达事理，事后才追究过失。古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处理的办法呢？’李绛说：‘事情有时出现过失，即使圣哲也不能避免。天子有谏臣，是用来挽救过失的；君臣上下本是一体，就像手足与心腹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只是自负才能、害怕暴露过失，是常人的蒙蔽之处；圣人改正过错从不吝惜，愿陛下以此来处理这类事情。’ 御史中丞柳公绰与宰臣不和，被人暗中中伤。皇帝对李绛忽然说：‘柳公绰行为突兀，御史台中的事务也治理不好；我想把他贬为一个远郡刺史，以此警戒后人，怎么样？’李绛于是奏道：‘自从柳公绰任御史中丞以来，公议都说他称职；他一向性情刚强正直，不依附别人。众人传说掌权的人中有嫉妒他的，往往想除掉他。伏望圣上审慎详察事情的根由。’皇上非常高兴，说：‘确实如此。暂且任用他；如果以后有缺失败误，再罢免他也不晚。’

译元和七年，任命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元义方谄媚侍奉吐突承璀，李吉甫想借此把自己托付给吐突承璀，便提拔元义方为京兆尹。李绛厌恶这件事，便把元义方调出京城。元义方入朝谢恩时，趁机说李绛偏私他的同年许季同，任命许季同为京兆少尹，所以把臣调往鄜坊，专门作威作福。第二天，皇上拿这件事责问李绛说：‘人对于同年，固然会有感情吗？’李绛回答说：‘同年不过是四海九州之人，偶然同榜及第，哪里有什么私人感情呢？况且陛下不因臣愚昧，让臣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就在于衡量人才、授予任职。如果那个人果真有才，即使在兄弟子侄之中，也将任用他，何况只是同年呢？因为避嫌而舍弃人才，这是只图自身方便，并不是遵循公道。’皇上说：‘好。’于是催促元义方赴任。十三年，任命皇甫镈、程异同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崔群极力进谏，认为此举不可，皇上不听。裴度以同小人为列而感到羞耻，请求退职，皇上不准。于是他上疏说：“皇甫镈、程异都是只懂钱粮事务的庸俗官吏，是奸佞巧诈的小人。陛下突然把他们置于宰相之位，朝廷内外都会惊骇讥笑。况且皇甫镈在度支任职时，专门把多收钱粮、苛刻发放当作职责，朝廷内外依靠钱粮供给的人，没有不想吃他的肉。近来他裁减江西的粮料，几乎造成溃乱。程异虽然人品低下平庸，但心地平和，能够处理繁杂事务，不适合担任宰相。臣如果不退职，天下人会说臣无耻；臣如果不进言，天下人会说臣辜负恩德。如今退职既不获准，进言又不被听取，臣犹如烈火烧心，众多箭头聚集在身体上。所可惜的是，淮西已经荡平，河北也基本安定，承宗收敛锋芒、削减土地，韩弘准备乘势讨贼；难道这是朝廷的力量能够强行控制他们吗？只是因为处置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罢了。陛下建立太平盛世的功业，已经完成十之八九，怎么忍心反过来亲自毁坏它，使四方离心呢？”皇上认为裴度结党，不予理会。皇上对宰相说：“臣下应当竭力行善，为什么却喜欢树立朋党呢？”裴度回答说：“方以同类聚集，物以群类区分。君子和小人，志向兴趣相同的人势必相互联合。君子结成同道，称为同德；小人结成同党，称为朋党。表面上虽然相似，内里实际上大不相同，关键在于圣明君主辨明他们所做的是邪是正。” 宪宗时，韩愈上奏论孔戣请求退休的状文说：“右臣与孔戣同在南省任职，因为办公多次相见。孔戣为人守持节操，清廉自守，议论平正。今年刚满七十岁，筋力、耳目还没有显出衰老，忧虑国家而忘记家庭，用心深远。他就是所谓朝廷中的耆德老成之人。臣知道孔戣上疏请求退休，所以前去探望他。孔戣对臣说，已经得到圣主允许的答复。臣认为陛下优待贤能、尊重年长之人，看见孔戣多次上两道奏疏，言辞恳切周到，不忍重重违背他的意愿，于是立即答应了他。这确实是陛下仁德的极致。然而像孔戣这样的人在朝廷不过三五个，实在应当为国家爱惜。自古以来以及本朝旧例，年龄即使八九十岁，只要视力听力和心智思虑没有昏乱错谬，仍然可以召来顾问、委以事务；即使请求退休罢职，也无不殷勤挽留，优厚给予俸禄官秩，不听任他离去，以此彰明君主贪求贤才、敬重老臣的道理。按照礼制，大夫七十岁退休；如果不准他辞谢，就一定赐给他几案、手杖和安车。七十岁请求退职，是臣下通常的礼法。如果有德行且气力仍然强健，君主就应优待并留用他，不一定年过七十便全部准许退休。《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之臣，尚且还有典范法则。’这句话说明，老成之臣比典范法则更加重要，不可不爱惜并挽留。” 如今孔戣幸好没有疾病，只是年满七十，依照礼制请求退休。陛下如果不准许，也不损害礼义，反而有贪爱贤才的美名。况且左丞所任事务也极其清简；如果孔戣还以事务繁重紧要为辞，自然可以另授给他官秩尊崇而事务较少的职位。如今朝廷内外的臣子，有年纪超过孔戣的还没有获准退休，孔戣独独是什么人，竟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呢？人人都求进取，唯独孔戣请求退职，更值得尊贤重德。臣所兼领的官职没有事务，不敢请求入对。蒙受陛下厚恩，凡是有所见闻，便不敢不说。伏望圣恩特别垂察采纳。” 韩愈又举荐张籍的奏状说：“登仕郎、守秘书省校书郎张籍，右件官学问有师法，文章多有古朴风格，沉默安静、谦退自守，声誉才华和实际品行，在儒林中光彩照人。臣所掌管的部门正缺国子监博士一员，学生都希望借重他的教导，伏乞天恩，特意授给他这个官职，以彰明圣朝崇尚儒学、尊重德行的道理。谨记录上奏，恭听诏令裁决。” 韩愈任兵部侍郎时，举荐韦颐代替自己的奏状说：“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骁骑尉韦颐。右件官学识广博通达，器量宏大深厚，朝廷推重他的正直之道，士人仰慕他的清廉节操；显耀于朝班已有十五年多，处顺境逆境始终如一，声望德行更加茂盛。屈居于低级官列，不能满足众人的期望。尚书省是政务根本，侍郎官职重要，尊崇德行的举荐，韦颐正应当担当。请求把臣所授的职位转授给他，希望借此平息官员中的非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正月、五日、三日、一人〕 韩愈任京兆尹时，举荐马总代替自己的奏状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户部尚书马总，臣认为近来任用京兆尹稍显轻率，所以市井之间盗贼还没有断绝，郊野之外疲困凋敝的人仍然很多。前件官文武兼备，宽严得当，屡次更任方镇，都有功劳和成效。如果让他代替臣，实在最为合宜。谨记录上奏。谨奏。” 穆宗长庆二年，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谏官争相上言，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止，裴度具有将帅和宰相的全面才干，不应把他置于闲散之地。皇上于是命令裴度入朝。长庆六年，有人告发泗州刺史薛謇有奇异的马，却不把它献上。此事交给度支使，命巡官前往查验；巡官还没有回来，皇上因迟迟没有回报，便派品官刘泰昕审查此事。判度支卢坦说：“陛下既然已经派有关官署查验，又派品官接着前去，难道大臣在品官面前就不值得信任吗？臣请求先接受贬黜免职。”皇上于是召回刘泰昕。敬宗即位，王廷凑屠杀牛元翼一家，皇帝羞惭悲叹，认为宰辅不是合适的人，使凶恶的叛贼更加猖獗放肆。学士韦处厚上疏说：“臣听说汲黯在朝，淮南王的谋划便停止；段干木处在魏国，诸侯便停止用兵。王霸之道的治理，用一个士人就能使百万军队停止，用一个贤人就能制服千里之内的祸难。裴度功勋卓著、德行深厚，文武才具兼备；如果让他位居朝廷宰辅，委任他参与决策，一定能使戎狄畏惧威势，使幽州、镇州自然归服。管仲说：‘人心离散时各自听取意见，就会愚昧；人心合一时共同听取意见，就会聪明。’治理和混乱的根本，没有别的办法。陛下正在进食时叹息，遗憾没有萧何、曹参这样的贤臣；如今有一个裴度，却被排斥在外，这正如冯唐知道汉文帝手下有廉颇、李牧，却不能任用他们。”皇帝听后醒悟。

译宝历九年，王璠等奏称李德裕厚重贿赂仲阳，暗中结交漳王，图谋不轨。皇上大怒，路隋说：“德裕不至于如此；如果果真如所说，臣也应当获罪。”于是任命李德裕为宾客、分司东都，改由路隋代替他；李德裕不得当面辞行，便离开了。文宗太和三年，路隋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对皇上说：“宰相责任重大，不宜兼管钱粮等琐碎事务。像杨国忠、元载、皇甫镈，都是奸臣所做的事情，不足以作为法式。”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裴度辞去度支职务，皇上准许了。太和四年，皇上认为盐铁推官姚朂能够审理疑难案件，便命权知职方员外郎韦温奏请授予他郎官。朝廷的清要选官，不应当拿来赏赐能办事的吏员。皇上于是任命姚朂为检校礼部郎中，仍充任原来的职务。杨嗣复说：“韦温志在澄清官员品流，如果有办事才能的吏员都不能进入清要官流，那么天下的事务由谁替陛下治理呢？恐怕会近似衰败晋朝的风气。”然而皇上一向看重韦温，最终没有夺去他所守的职分。宣宗召翰林学士令狐绹，与他谈论民间疾苦。皇帝拿出《金镜书》说：“这是太宗所著的书，卿替我举出其中的要旨。”令狐绹摘引其中的话说：“天下大治时，从未有任用不肖之人；天下大乱时，也从未有任用贤人。任用贤人，就享有天下的福泽；任用不肖之人，就遭受天下的祸患。”皇帝说：“好。朕读到这段话，曾经反复读了三遍才停止。”令狐绹拜了两拜说：“陛下如果一定想振兴帝王事业，除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应当优先的呢？”《诗经》说：“正因为他拥有这种德行，所以才像那个贤者。”令狐绹升任中书舍人，承袭彭阳男爵，升任御史中丞，又升任兵部侍郎。河阳判官李商隐替节度使王茂先奏请举荐韩琮等四人充任判官，奏状说：韩琮，右件官早年考中优异科第，一向以高雅气度著称，以柔和辅以正直，内心清明。先前辅佐御史台，又遭逢家中丧事；在服丧期间，年齿尚未显老，服丧期满后琴弦却因悲伤而不能成声。到了这次改授，仍没有得到提拔。臣近来任镇守时，韩琮已列为宾僚；谋划事务十分完善，刚正之气也不曾稍减。愿考核中选之人，把荣耀借给外藩。伏请依照资历授予宪官，充任臣的节度判官。段瓌，右件官言语思想纯正无邪，学问成就而有道术，多次任从事，曾经辅佐正直之人；加上他富有文辞，精通草书、隶书，才俊而且谨慎，通达而不放纵。臣所辖地区稍远离京都，平日奏章繁多，斗胆在此上请，乞望让他随从臣。伏请依照资历授予宪官，充任臣的节度掌书记。裴蘧，右件官是鲁国的著名儒者、邕乡的名门子弟，像寒冬中的松树越冷越翠，像老马一样虽老而不迷路。臣从前任职时曾忝居主官，征召他任记室；他撰写文辞早有构思，没有异议；讨论军务就像查考旧籍，多数事情都可以交给他先行筹划，并且看出他还有余力。臣查他以前任大理评事，已经三十三个月；与同辈相比，已经算是长期滞留不升。伏请特授宪官，充任臣的观察支使。” 夏侯曈，右件官把才器藏于自身，实行仁德全由自己作主，端庄严肃而不可侵犯，刚劲挺立而不动摇。臣任职重在安抚教化，事务繁多，需要考核稽查，想留下这位仙尉，以提高宾僚的品位。伏请依照资历改授一官，充任臣的节度巡官。以上奏状如前。臣历经四朝受任，三镇承蒙荣耀，仰慕碣石筑宫以广泛延揽儒雅之士，效法西河拥篲迎宾，乐于得到贤才。韩琮等人都没有依靠背景，也不是通过请托求进；臣久已熟悉他们的才干和地位，足以列于幕府。伏望特别施恩，全部允许臣诚恳的请求。谨记录上奏。” 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奏请举荐杜胜等人的奏状说：“臣特别看重杜胜，右件官出身于世代受福的宰相之家，在词苑中取得功名，遇到仁义之事很少退让，见到正义之事敢于实行；才华光彩极高，深浅难以估量。臣以前任职时已经奏请让他担任判官，遇到事务常常看见他公正方直，与他交谈也必定彼此增益。如今臣寄身团练之职，责任在于训练整治将士，奉行朝廷谋略，实在需要宾僚中的贤才。伏请准许他保留本官，充任臣的团练判官。赵晳，右件官是洛下有名的士人、崤山以东的名门子弟，仁德才学非常丰富，天赋的爵位极高，在科举文场中受到精选，很快便任职于诸侯国；品德高洁、才华出众，如圭璋特然挺立，像兰草杜若一样芳香。如今臣巡察大藩，整顿澄清所属各部，想借助他的谋略，共同辅佐朝廷的法度。伏请准许他保留本官，充任臣的观察判官。李潘，右件官在诸侯国中声名远播，在宾僚职位中享有美誉，口中常有吉祥的言论，出身于知礼之家。臣以前任职时已经奏请让他担任判官；他对待下属和易而不失原则，处理事务贞正方直而有操守。如今臣参与国政，事务切关军需，实在要借助他来共同谋划。伏请授予他本官，充任臣的观察支使。卢泾，右件官广泛涉猎各种经典，通晓经书文略；自从孔壁古书损坏、汲冢藏书出土以来，三箧之书都能通晓，五车之书也全都读过，加上文采出众，又兼有才干能力。” 他从前是臣的属僚，曾在州中审理案件，判断明察而不容许吏员作弊，体恤怜悯而不使任何人含冤。如今团练机构的事务在于严格考核巡查，臣只是想着奖掖劝勉，绝不敢徇私。伏请依照资历授予法官，充任臣的都团练巡守。以上奏状如前。臣认为，作为治理百姓的长官，必须根据吏员来分配劳逸；开设幕府，也要把士人看作决定事务轻重的关键。如果不培养和任用人才，凭什么报效国家？况且臣一向没有功勋成效，错误地窃取宠荣；至于贤能的人才，臣怎敢吝惜推荐之礼？前面所列各官，都是推举的宾僚贤才，足以辅佐藩镇政务。伏望特别施恩，全部允许臣诚恳的请求。谨记录上奏。”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太府少卿边光范上书说：“臣听说唐太宗说过：‘我居住在深宫之中，视听不能达到远方，所委任的只有都督、刺史。’由此可知，这些官职实在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尤其必须得到合适的人选。如今的刺史，有的凭借世代承袭的俸禄，有的进献家产财物，有的略微建立军功，有的只按资历循序升迁，实在恐怕他们没有安抚百姓的办法，也没有驾驭属吏的方略。用这样的人治理百姓，百姓能得到他们恩惠的，实在很少。希望选拔能干的官吏，以解除百姓疾苦，用来实现太平盛世。”奏章送入后，被留在宫中，没有发出。天福三年，诏令百官各自上密封奏事。中书舍人窦贞固上疏说：“臣听说举荐善人就是明智，了解人就是圣哲。圣明君主在位，山林草泽之间难道会有被埋没的人才吗？圣明时代任用人才，政事治理本来就不会混乱。求贤如饥似渴，听取谏言像水从高处流下一样顺畅。郑国因此称誉子皮，鲁国因此讥刺文仲。治理国家的关键，首先在于进用贤才。陛下正在建立宏伟基业，应当寻求众多人才。乞请下诏百官，命令各部门议定一人，说明他有什么才能、适合担任何种职官；朝廷依照奏报任用他。如果所推荐的人符合事实，果真称得上才干相当于职位，希望对推荐者加以奖赏。如果与举荐不符，或者涉及徇私，那么对推荐者应当加以殿罚。这样自然会使官职依据德行次序授予，职位按才能升迁。三个人同行，尚且能听到选择善人的意见；众目注视之下，必定不会滥用知人之权。臣职责在于议论政事，斗胆陈说自己的直率意见。”奏章上奏后，皇帝深为嘉许，命有关部门写入正式法令。”

译后周世宗喜欢防求奇异俊杰，有从平民到低级官位上书谈论政事的人，往往不按常规破格进用。兵部尚书张昭上疏劝谏说：“从前唐朝初年，刘洎、马周出身徒步平民，唐太宗提拔任用他们为宰相。后来柳璨、朱朴身处低级属官，唐昭宗也加以重用。这四位士人都受到明王赏识；然而太宗任用他们，国家就兴盛，昭宗任用他们，国家却灭亡。士人如此难以识别，臣希望陛下保留旧有法度来任用人才，应当把这四人作为鉴戒。”世宗认为他说得对。周世宗显德元年，违背众议击破北汉军队，从此以后政事无论大小，都亲自裁决，百官只接受既定的决定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锡上书劝谏说：“四海如此广大，万般政务如此繁多，即使尧、舜也不能独自治理，必定要选择人才并委任他们。如今陛下一概亲自处理，天下人不会认为陛下聪明睿智到足以兼任百官的职责，都会说陛下心胸狭窄、猜疑忌妒，什么事都不信任群臣罢了。不如选用能够识别人、公正无私的人担任宰相；能够爱护百姓、听理诉讼的人担任守令；能够增加财赋、使粮食充足的人掌管钱粮；能够推究情由、守持法令的人掌管刑狱。陛下只要在明堂垂衣拱手，观察他们的功过并加以赏罚，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好呢？何必降低君主的尊严来代行臣子的职务，屈尊贵的地位来亲自处理卑贱琐事，这岂不是失去了为政的根本吗？”皇上没有采纳。显德六年，世宗曾向兵部尚书张昭询问宰相人选，张昭推荐李涛。世宗惊讶地说：“李涛轻浮浅薄，没有大臣的仪态，你为什么推荐他呢？”张昭回答说：“陛下责备的是他的细小品行，臣举荐的是他的大节。从前张彦泽残暴地杀害无辜，李涛多次上疏，认为如果不杀张彦泽，必将成为国家的祸患。在汉隐帝时期，李涛又上疏请求解除先帝所授的兵权。国家的安危尚未显现就能够预见，这才是真正的宰相器量。”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用人 宋太祖时，符彦卿镇守大名，治理得很不好。太祖让王祜替代他，并命王祜察看符彦卿的动静。王祜用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符彦卿无罪，并且说：“五代的君主，大多因猜忌而杀害无辜，所以国运不能长久。希望陛下以此为戒。”符彦卿因此获免。宋太宗雍熙四年，陈王元僖推荐赵普，上奏说：“臣私下看见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龄、杜如晦，唐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他们都被任为辅弼之臣，皇帝把他们当作心腹，成就帝王之道，安定救济天下九州，使宗庙祭祀绵延久远，史册上光明显耀，实在是因为选拔任用得到了合适的人。如今陛下君临万方，焦心劳神处理各种政务，早起晚睡，以百姓为心；历来考察前代君王，实在没有什么可逊色的地方，但辅佐宰相的重要人选，还没有赶上从前的贤臣。况且治理国家在于任用人，任用人在于公正，公正的道理在于赏罚；这就是治理政事的大权。如果赏罚不恰当，善恶不能分明，朝廷的纲纪就会逐渐毁坏紊乱，必须由公正之人掌管权衡中枢，正直自身、敢于进言，以辨明得失，然后人伦常理才能有序，各项事务才会安定。臣私下看见山南东道节度使赵普，是开国元老，参与谋划国家创建，厚重而有见识，不胡乱希求皇帝恩宠，以保全自己的俸禄官位；也不徇私迎合人情，以求取名声声望，这才是圣朝的良臣。臣私下听说奸险巧诈之徒结党互相勾结，众口喧嚣，憎恶正直、以正人为丑，恨不得把他斥逐到遥远边地，以满足自己的心意。为什么呢？大概是担心陛下再次任用赵普。” 然而，公正直言的人，都希望陛下重新把政事托付给他们，使他们启发君心，辅翼圣化。国家有大事，就让他们谋划；朝廷有宏大纲要，就让他们举措；君主的视察有所不及，就让他们加以明察；君主的听闻有所未达，就让他们使之通达。任用官员依据才能，就不会有人窃取俸禄；用正道辅佐君主，就不会有人苟且容身。贤与愚泾渭分明，玉与石各有不同的待遇，应当使那些结党营求、驰骋声势的人气馁，使那些凭借巧言谄佞援引同类的人道路消沉。这样，防止废滞、使人才得以进用，名儒和美善的德行得以显扬，大政还担心不能举措吗？百姓还担心不能安康吗？不用超过一个月，就可以达到清静的治理。臣知道自己的见识浅陋，说话鲁莽直率，恭敬地希望陛下广泛采纳群臣意见，俯察事物实情；如果任用而不失当，实在是国家的大幸。借田礼结束后，太宗想任用吕防正为宰相，因为他是新近进用的人，便借助赵普的旧日德望作为他的表率，册拜赵普为太保兼侍中。皇帝对他说：‘卿是国家的勋旧之臣，是朕所倚仗的人。古人以自己的君主不能达到尧、舜的境界为耻，卿要记住这一点啊！’ 端拱二年，太保兼侍中、昭文殿大学士赵普推荐张齐贤可以担任宰相，上奏说：‘臣蒙受宠荣，却因此招来祸患；近来疾病缠身，完全陷于困危之中。承蒙圣明君主怜悯，极力加以救治；想到微臣已经衰老朽惫，难以继续扶持政事。近来虽然能够入朝参见，仍然没有力气，料想这种病苦不会长久，恐怕大限已经不远，只恨深厚的恩德尚未报答。倘若归于黄泉，实在有负上天。臣因此斟酌人情，体察时事，如今有些应当关心顾虑的事情，必须陈述出来，以表达毫无隐瞒的诚意，希望巩固太平的事业。何况国家山河广大，郡县尤其众多，境内的文书法令虽然相同，边塞上的战争却没有停止，劳累百姓、调动军众，哪里有结束的时候？年深日久，还要担忧另外发生事变；防微杜渐、深谋远虑，必定要依靠通达时变的人才。要确定地扶危济难，就应当斥退谄谀之辈。当前的机务，必须借助正直之人。去年丑虏侵犯边境，百姓受到祸害，皇帝为此焦虑劳神，百官却没有辅佐赞助的功劳。最使微臣惭愧的是，眼下与同僚共事的人，无非谨慎审察、清廉自守；唯独到了进言劝止、补救得失的时候，都拘守谦恭的礼节，稍稍保持沉默，这怎么能救济急务？应当寻求怀抱义气的人，必定要有能够分担忧劳的人。臣私下看到工部侍郎张齐贤，早年居住乡里，声名流布。开宝年间，西京知府焦继勋、河南县令卢振等人，当时一同上奏章，都以贤良之才推荐他。他一向的操守本来真诚纯正，后来通过御试登科；奉命前往远方，治理百姓、处理政事，颇有廉洁公平的名声。几年前他特别得到圣上的知遇，被升入机密之地；公私之间都认识他，人人都说他是有才干的人。没想到任职时间还不长，就出任外任。臣在邓州任职时，虽然听到这个消息，却不知道缘由。近来略有传闻，有人说他奏对时言辞过当。凡是谈论大事，必须有能够悔尤的人，像义士忠臣一样，不顾自身利害；奸邪与正直，时间久了才会知道。比如裴度任宰相时，在朝廷上正色立身，舍身辅佐国家；凡是公家的事情，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做的，并且能够贬退奸邪，不回避权势，以至于他的朋党像仇敌一样憎恨他。虽然谗毁竞相产生，屡次遭到罢免，但忠诚勤勉日益显著，功名反而更加重要；平定蔡州五十年之久的贼臣，都是由于裴度的功劳。李林甫居宰相之位十七年，从不违逆权贵，只用谄媚奸佞来巩固自己的恩宠荣华，结党作恶、包容奸邪，迎合君主脸色、顺从君主意旨。安禄山已经明显表现出叛逆，他却完全不加防备，以致国家败亡、家室覆灭，都是由于这种悖逆所造成的。李林甫死后，甚至被砍开棺材、抛弃尸体。何况唐明皇文武兼备、聪明英明，是唐朝的英主；实在是因为委任不当，造成的祸患太多。所以，任用人才这件事绝不可不慎。若不谨慎，就无法辨知；怀抱忠良之心的人，哪里肯依违两可？怀有谄媚奸佞之心的人，只想着苟且偷安。如果不考察言论、观察行为，凭什么知道是非善恶？张齐贤平素胸怀机谋，又兼备德行义理；一向的差遣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才能，臣担心会埋没他治理国家的才干，使他不能发挥救济时局的作用。他足以担当这种任务。恭敬地请求皇帝陛下把他留在左右，历经艰难来考验他，在缓急之际可以期待他发挥力量。如果重新给予重任，他一定能建立特殊功勋。臣之所以私下贡献管见，是希望陛下明察，也更加希望陛下询问访察，以免安排失误，希望能分担陛下夙夜忧劳的忧患，共同建立长久的防备。臣这道奏状，特地请求留在宫中，不发下施行；这样贵在全凭君恩，免得招致众怒。冒犯越礼的罪过，臣无从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