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一

译臣等商议，想请今后凡有诏令下交尚书省，仆射、左丞、右丞签署以后，分交六曹，缮写、盖印，发给各司以及诸路、诸州施行。臣民所上文书下交尚书省后，仆射、左丞、右丞签署，也分交六曹；由本曹尚书、侍郎以及本房郎官依次签署，然后交本房郎官查找公案，核问事情情节，斟酌道理，查阅条文，写下判语：现在准备怎样施行，再依次通报侍郎、尚书。如果郎官的判决已经妥当，就由侍郎签过，尚书判定准许；应当上奏的直接上奏，应当下达施行的直接下达施行。若尚未妥当，就交由侍郎、尚书改判，事务可否都由本曹长官决定。文书分给本厅郎官时，交由本曹长官按照事情大小限定期限；如有拖延违误，立即进行纠劾。如果确实因有事故而未能办结，就申报长官，不再经过仆射、左丞、右丞。如果需要更改条法，或者已经奏请并取得旨意，或者事情较大，或者道理有可疑之处，不是六曹能够专门决定的，允许到仆射、左丞、右丞处请示说明；也可以具状申报都省，请仆射、左丞、右丞商议；或者上殿取旨，或者呈上头签札子奏闻，或者呈入熟状，或者直接批判、发出指挥。” 各种人的诉状，都只令其经过本曹长官，陈报给尚书、侍郎。本厅郎官依次签押判决，一如朝廷下达的诏令以及臣民所上文书那样依次施行。如果六曹不予接收，或者长期不能办结，或者判断不当，就令其经过登闻鼓院进状，再下达尚书省，交由仆射、左丞、右丞判付本省，由不相干的官员详细审查裁定。如果本曹明显有不当之处，就立即进行纠劾。这样最可贵的是上下相承，各有职分，办理简明直接，事务容易集中处理。”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去年曾经上言，州县是百姓的根本，长吏是州县的根本。根本危险，枝叶怎么能安定？所以自古以来，设置州郡，必定严密安排武备；设置长吏，必定充实其侍卫，这是为了安定百姓、保卫朝廷。秦灭六国后，认为兵器不再使用，虽然设置了郡守，却让御史监察；毁坏名城，销毁兵器，所以陈胜、吴广起兵时，郡县不能制服他们，国家也随即灭亡。晋武帝平定吴国后，把州郡的军队全部撤除，陶璜、山涛都说州郡武备不能废弃。到了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没有防备，天下于是大乱。本朝设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作为将帅之官，凡是州县的兵马，长吏从来没有不与他们共同管辖的，因为知州就是一州的将领，知县就是一县的将领。熙宁年间，谋臣建议把天下禁军分开，每几千人设置一将，另设将官统领；训练、差使、抽调，都由将官掌握，各州总管以下以及知州、知县都不得参与，只留下弱兵和多余人员，用来充任本州白直以及各种差使而已。” 凡是设置官职、划分职务，应当上下相互维系，就像身体支使手臂、手臂支使手指那样，纲纪才能建立。如今州县长吏和总管等官，对所属士卒却不能相互统摄，几乎像陌生路人一样；甚至仓库守宿、街市巡逻，也都缺少人手。虽然条文允许差遣将官部下的士兵，但州县不能直接差遣，必须行文给将官；将官往往占有、保护士兵，不肯拨给。万一发生非常变故，州县长吏凭什么号令众人、制服奸邪呢？”臣亲眼看见前宰相、西京留守韩绛拜谒嵩山，兴建道场；他将部下禁军充作白直，按条文不得出城，在外留宿，敢于留下的多余士兵只有七八人罢了。何况偏僻的小州县，其守御装备和侍卫人数，更可想而知。臣当时请求全部撤除将官，各州县禁军都交由长吏与总管等官共同提举、教阅，并办理各处差使；州县长吏所供给的白直，都恢复到嘉祐编敕以前的数目。臣上奏这份文字以后，后来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施行。臣私下看到近年各处多次缺少雨水，盗贼颇多，州县完全没有武备，长吏的侍卫单薄，禁军全归将官统辖；将官又多与长吏争权，长吏的势力远在他们之下。万一出现像李顺、王伦攻城陷邑那样的盗寇，或者像王均、王则从身边突然发动的变乱，难道不会成为朝廷废寝忘食的忧患吗？” 君王应当在天下尚未乱时制定治理办法，在尚未危险时保全安定，怎么可以自恃太平已经很久，就认为一定不会发生这类事情呢？又自祖宗以来，各军很少曾长期驻在营中，常常分批前往边境以及各路屯驻、驻泊，这是想让他们劳逸均衡，知道艰难，熟悉战斗，习知山川。自从设置将官以来，若不是有征讨之事，整支军队便跟随将官一起出发；其余时间常驻本营，不再分批屯驻、驻泊，饱食安坐，养成骄惰的习性。年深日久，恐怕再也不能使用。又每一将部下各有部队将、准备差遣、指使之类一二十人，而各州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的员数也和旧时一样，设置官职重复，白白耗费俸禄。凡是设置将官，只有害处没有益处，天下懂得军政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臣愚昧，恭请朝廷依照臣以前的奏议，全部撤除诸路将官；禁军都交给本州县长吏以及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管辖，一如未设置将官以前的办法。各州军兵马完全不足以守御的地方，酌量定额招募增补。若守御已有准备，却不能制止盗贼发动，或者弃城逃避，或者率领吏民迎接盗贼，或者搜刮百姓财物赠送盗贼，即使按死罪责罚他们，他们也心甘情愿。” 如今平时连出行的随从都不能配备齐全，一旦盗贼到来，却要求他们以死守节，不也是很困难吗？

译司马光任左仆射时，上奏说：“臣听说《尚书》称，贤明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官职，更看任用的是什么人。臣年轻时看到，天圣年间各路只有一名转运使，也没有提点刑狱。只有河北、陕西因地位重要、事务繁多，设置两名转运使。但朝廷必定选择朝廷士大夫专任，只有有治理声望、通晓钱谷事务的知州才能任职，从未轻易授予他人。凡一路事务无不总领，使他考察官吏、推荐贤能、揭发奸邪，爱护养育百姓，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有时朝廷有本路事务，不能详细知道其中利害，就委托他斟酌安排。当时官员少而百姓安定，事务无不办成，公私都富足欢乐，天下太平清明。景祐初年才重新设置提点刑狱，此后有时设置转运判官；因为官员冗余、妨害事务，不久又废除。从王安石执政以来，为了竭力推行新法，各路开始设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后来每件事务都分别设置提举官，都可以考察官吏，职权和监司一样。又增加转运副使、判官等员数，都选用年轻、资历浅、轻率俊秀的人担任；有的把通判、知县、监当资序的人员以及选人，权且派遣到这些职位上。” 有的人从来没有任过直接治理百姓的官，便担任监司；能够顺从自己的意愿，就破格升迁提拔；稍有违背，就送审官院，改授与其资序相合的差遣，还要加以责罚贬降。这些人年纪轻，经历的事情不多；资历浅，众人不服；轻率俊秀，举措往往草率。经历不多，所以处理百事往往违背方术；众人不服，所以凭借权势树立威严来推行政令；举措草率，所以考虑事情不成熟，破坏法令、伤害百姓。再加上前面有利禄诱惑，后面有罪责等待。于是他们往往对上不顾国家大体，对下不体恤百姓的怨言，只致力于迎合上意以图谋进取，导致今天天下议论纷纷，都是由此造成的。陛下幸而想到，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知道百姓困苦贫穷对国家不利，想要救济并使他们安定。于是下诏规定，青苗钱不得强行摊派，免役钱的宽剩钱不得超过二分。臣私下听说诸路提举官仍有在春季开始时强行摊派青苗钱，强令百姓填写自愿供纳的文状，另立名目侵占免役宽剩钱，只是取得表面文书罢了。这样一来，朝廷的号令在臣下那里被废弃阻挠而不能施行，恩泽被阻塞而不能施加给百姓，只留下空文，凭什么治理国家呢？臣听说，除草要断绝它的根，治水要疏通它的源头；提举官就是危害百姓的根源。” 陛下如果确实想使疲惫困苦的百姓得到苏息，请全部撤除诸路提举官。转运使除了河北、陕西、河东外，其余各路只设置一名转运使、一名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分为两路的，合并为一路，共差遣两名文臣。凡本路的钱谷财用事务，全部交给转运司；刑狱、常平、兵甲、盗贼事务，全部交给提点刑狱负责管理。仍应选择具有知州以上资序、历任差遣丰富、所到之处有政绩、聪明公正的人，才可以担任监司。聪明，就能知道官吏的贤能和不肖；公正，就能无私地黜免或升迁。属下官吏既然都得到合适的人选，事务哪有不能办成的？百姓哪有不能富足的？这就是国家镇抚四方的根本。如果提举官多年积蓄的钱谷财物不少，恐怕转运司一旦得到后任意耗散，那么请把它们全部桩管为常平仓钱物，交给提点刑狱一面接收主管，依照常平仓法谨慎观察粮价，粮价低时买入、价格高时卖出，并准备在灾荒时赈济借贷；其余不得支用。如果转运司确实困乏，必须调拨常平钱物，必须列明数目，先奏报朝廷取得旨意，才可以移文拨用。如果因为监司人数少、路分宽远，巡历和管理不能周遍办理，请只依照旧法，每年遍巡各州，不再遍巡各县。” 除非是紧要的大事，朝廷不要让监司亲自前往办理，只令其选派本部官员。除了司理、司法、县尉以及独员监当之类按照旧条例不得派往外地的人员外，其余都可以差遣。旧条例中不得隔州差遣选人办理事务，以及差遣者和被差遣者都有罪的规定，新条例中关于各州管勾官和主簿应当发给散月俸、不得差出之类的指挥，请不要再施行；这样监司才有官员可差遣，事务才能办成。如果遇到盗贼，请朝廷只委托提点刑狱差遣官员，或行移文书，监督捕盗官捉拿诛杀；考察其不称职以及有可以替代的人，先令其权摄职务，同时奏请更换；并允许临时斟酌盗贼的强弱，制定赏钱数目。捕盗官如果立功，允许按照功劳大小保明，请求升官、升任差遣或减免磨勘年限，朝廷不必再下交刑部磨勘、盘问、刁难而使事情停滞；临时详细斟酌后，直接赐下指挥和恩典。这样盗贼自然没有不被击败擒获的，不必让官员亲自出入、监视追捕诛杀，因为那样对事务没有益处。如此，监司巡历、管理的职事简明扼要，容易办理。” 右正言朱光庭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三月十八日圣旨：职事官允许带职，其中尚书任满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谏议通任满一年加待制。臣对此已经过了一个多月，反复思考，仍不明白其中道理。士人纷纷议论，无法一一记述。姑且采集十条意见，陈述在陛下面前，惟愿陛下垂听，臣非常幸运。”有人说：‘制定这项法令，是希望职事官罢任时不必烦劳商议，便可以让他们带着职名出任外官。’臣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让中书省办事方便，可以这样；但从朝廷体制和大局来看，却不妥当。还不如在他们除授外任时，改换成职名；这样既体现君主的新恩，也使臣下所受的宠荣有所不同。现在平时无事，先把这些职名授给他们，那么有一天补授外任时，凭什么显示恩典？再加升就过于优厚，不加升又近于刻薄。虽然说是正常升迁，却好像稍有贬抑，这是第一条不可行。’假如尚书任职一年多便罢免，那么应当授给他直学士，还是授给他待制？授给待制，就无法和侍郎区别；授给直学士，又不符合今天所建立的新制，这是第二条不可行。或者尚书、侍郎以下的官员因罪被贬，按通常条例本应落职，不知道只是剥夺职事官的职名，

译还是连寄禄官的名位也一并剥夺？如果不剥夺寄禄官名位，就和正常升迁、善意罢任没有区别；如果剥夺，那么不问过错轻重，都要夺去两重职名，这是第三条不可行。自从官制改革以来，由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才升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才升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等级差别就是这样。如今任职一年以后都改为待制，那么等级差别将纷乱不清，无法辨别，这是第四条不可行。前些日子有从尚书授为御史中丞的，难道一年以后也只加待制吗？这样就是降低官阶；若加直学士，又是扰乱法制。旧制中的知杂御史就是现在的侍御史，他和中丞相差很远，尚且有人不到一个月、超过一段时间，或者刚满一年就转为待制。如今中丞任职一年才得到待制，那么今天的中丞反而比前日的知杂御史轻了。旧制的知制诰就是今天的中书舍人，原本位居待制之上，按次序升迁应当成为翰林学士。有的升为杂学士，即使升到侍读学士，如果不兼任权三司使或权知开封府，也不算美好的升迁。如今任职一年后才得到待制，这样今天的中书舍人也比前日的知制诰轻了。况且既然担任中书舍人，以掌管制诰为职事，在侍从官中最为亲近，哪里还需要再带待制名号？” 这是第五条不可行。六曹的官员可以容许各种人才共同进用，有的因钱谷才能而被任用，有的因刑法才能而被任用；让他们担任尚书、侍郎可以，让他们兼任学士、待制却不可以。否则，名器就会混淆，清浊官员也会混为一体，这是第六条不可行。历来把寄禄官作为行、守、试官时，试官多而行、守官少；加职以后，又把职名作为行、守、试官时，试官少而行、守官多，这会暗中提高资格、偷偷增加俸禄，而陛下却不知道，这是第七条不可行。官制改革以前，侍郎、尚书大多是按资序升迁的官，所以又把带职作为宠遇；官制改革以后，以阶官作为寄禄官，而尚书以下实际履行职务，因此自然以职事官为重，恩赏待遇的优厚远非昔日可比，不再有稍微加职的旧例。怎么可以既专用官制改革后的重职，又兼用旧制的宠名？这是第八条不可行。君主用来激励世人、磨炼庸钝之才，使天下英雄都归入治术之中的，只有名位和器重而已。所以优美的官位、贵重的名器，必定要造成难以取得的形势，这样人们才会把得到它视为荣耀并受到激励；如果给予它并不增加尊贵，不给予它也不减轻地位，只是按年资积累，照例授予，那么鄙陋之人会以苟且取得为自负，高才之士反而会以和众人一同接受为羞耻，这是第九条不可行。” 待制的职务是准备担任顾问的，不是学术广博贯通、议论高雅端正的人，谁适合担任呢？祖宗时代，选择待制最为精严，出入朝廷的不过一二人罢了，所以当时人人都认为它尊贵。如今却立法不设定员额，将来一年以后，待制遍满朝廷，必定会有‘斗量车载’的谣言，反而轻慢陛下的名器，这是第十条不可行。正当陛下修明法度、整齐端正典章的时候，官制和职名却如此交错混乱，臣认为终究不能并行。恭请圣上慈悲，特意诏令辅臣另加讲议，裁定归于统一，达到最恰当的标准；这样在当代施行不会有妨碍，传给后世也可以长久。”}], 监察御史上官均上奏说：“臣听说，朝廷设置官员、划分职掌，是为了治理事务。才干之人一并任用，官职就能修治，事务就能办好；才干之人不能任用，事务就会紊乱，官职也会荒废。才干高低之人混杂任用，政事不能治理的情况往往占一半。如今列入官籍的士大夫，可以说已经太多了：京官从承务郎到朝议大夫，共有二千八百多人；选人一万多人；大使臣二千五百多人；小使臣一万三千多人。把天下所有的空缺官职合计起来，也不够安置这些等待入仕的人。因此，吏部左右选所掌管的空缺，京朝官以及大小使臣，大多要由任职一年以上的选人来补充，而且往往要等到两年以上，甚至三年，才能轮到空缺。最遥远、等待最久的是选人：大概一个官职空缺，在任者、已经授官而又等待拟授者，共有三人。所以，任满替代以后，如果不符合调动法令，还要等待试法合格与否，接近一年后才能拟定呈报；已经拟定差遣，还必须等三年有空缺后才能赴任。七年之内，才完成一任。京朝官等待轮次，防守一年后才能获得差遣，等待空缺一年后才能赴任，五年之内才能完成一任。按普通人的情况说，三十岁入仕，再过十五年改官，到七十岁退休，总共也只能完成七任。何况二十岁未必能够入仕，入仕者也未必都能做到七十岁；又有人因不幸遭遇或私事而受到吏议，即使年岁达到，也未必能任满七任。因此，放眼天下士大夫，其中才干足以治理事务而不至于旷废官职的，未必达到一半。即使达到一半，闲居等待的日子通常很多，实际治理事务的日子通常很少。这就是天下郡县不能治理好、乡里百姓没有完全受到朝廷恩德泽惠的原因，实在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臣认为，要使郡县得到治理，关键在于让有才干的人任职；要让有才干的人任职，关键在于使他们闲置等待的日子减少；要使闲置等待的日子减少，关键在于清理入仕的源头。臣私下观察，如今从文职进入仕途的途径共有四种：进士、补防以及纳粟得官，此外就是百司胥史。从武职进入仕途的途径共有三种：武举、补防以及百司胥史。衡量其才干品行、可以任官办事的能力，纳粟得官和胥史不如补防，补防不如进士；武举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成为进士的人，从十岁入学算起，再经过十年，才能研治经书、阅读史籍、撰写文章；又经过十年，才能学问通博，成就自己的志业，他们所下的功夫可以说很深了。等到有关官司考试他们时，必定选择通晓义理、文章也稍有功力的人，才准许荐送；再从中选择更优秀的，才得以参加礼部考试；还要经过廷试，之后才赐予名次。”

译“这样层层选择，可以说已经极其周详了。每三年取士一次，把天下求学者集中起来，在有关官司中一同考试，人数大概有几万人，而赐第者只有五百人左右，取士可以说极其艰难了。那些贵族游宦子弟，依仗父兄的补防，大多骄傲懒惰、不肯学习，只要稍微通晓经义、略能写成文章，便一定会被选中。即使屡次考试不中，到了三十岁，也能出仕。他们同专心讲学、志趣操守自立的进士相比，差距自然很大。百司胥史主管办理文书，任职多年而少有过失，按惯例应当取得俸禄、出仕为官。又有豪强富贵之家，凭财产授官；这些人的才干品行平庸低下，平素不懂义理，又受到外任郡守荐举的限制。他们本来就甘心安处在卑贱之地，哪里还会有奋发进取的心意？他们同听受父兄教诲、年少即出仕、具有进取之心的补防子弟相比，差距自然很大。由此看来，衡量才干、考察品行，能够任官治事的人，纳粟得官和胥史不如补防，补防不如进士，这是必然的道理。又有进士科所谓特奏名，共分五等，其中最为泛滥的，只曾经有一次参加荐举，年限满三十年，便应当推恩。等到参加廷试，试题平易，规定字数减少，有关官司考校时又格外宽容，只要文章大致成理，不是错误太严重的，都列入第四等以上。” “未满七十岁的人，甚至不再需要保任，便允许出仕为官。去年元丰八年，特奏名列第四等以上的有四百多人，可以说已经十分冗滥了。进士从秋试到省试、殿试，经过两次考校，才取五百人，其中尚且可能有侥幸取中的；何况只是偶然得到一次荐举，屡次考试都被黜退，年纪渐高、才力衰耗、学业荒废的人，他们同进士相比，实在相差很远。又由于五路求学者很少，取士人数宽松，只要获得一次荐举，即使不从事学习，坐等满三十年，便应当取得仕禄。大多数人多年达到五六十岁以上，既然已经出仕为官，谁还肯荐举他们？血气衰耗而怀有苟且求得之心，又因荐举不及而没有进取之意，其中能够精明办事、廉洁自守的，十人中也没有一两个。他们的智慧见识、才干能力，同进士相比，当然有很大差距。以特奏名得官的人和补防、流外出身的人来说，他们的学术才干和品行都不足以同进士相比，而且他们入仕的数量常常多于赐第者，又一同奔赴吏部。吏部按照资格条例办理，不考虑入流出身的清浊以及才干品行的高下，只按到部先后注拟、授予差遣，因此等待轮次的人常常达到七八百人。吏部所注拟的又是两年以上才有空缺的官职，所以那些才干足以任用的人，大多被特奏名得官者以及资荫、胥史一类人拥塞占据，肩并肩地等待空缺，闲居的日子多、办事的日子少，常常就是因此造成的。如果不从源头上清理，想使官职不至于泛滥、使有才干的人得到进用，是不可能的。” “臣认为，四种冗滥途径中，有可以废止的，就是纳粟得官；有可以裁减抑制的，就是特奏名、资防和胥史。臣私下听说，嘉祐四年以后，特奏名只有几十人；从治平年间到熙宁三年，也只有一百多人；从熙宁六年到现在，每次推恩入仕，都不少于四五百人。臣请求斟酌祖宗旧例，必须曾经取得文解，或者经过殿试，并按参加考试的次数计算，达到若干次后，才允许参加省试；实际取得文解并经过殿试达到若干次后，才允许参加殿试。参加殿试而文章义理稍优的人，才可以列入第四等以上，并且每一等限定人数，不得超过若干人。列在第四等以外的，不计入选限。曾经参加过一次荐举的人，即使年满三十年，也不在推恩范围之内。因为多次取得文解，或者经过殿试，必定稍有文学才学，不至于空疏。第四等以上再限定人数，有关官司所取的人就不会冗滥。这样才可以逐渐革除特奏名的弊病。臣又见广南摄官的办法，是选取本路曾经参加两次荐举的人，权摄簿尉一任；任内没有过失，便正式升补。虽然说是优待远方士人，但侥幸太过。如果适当增加考试次数的要求，就可以减少入流人员冗滥的问题。” “臣认为，古代入仕之人实行世禄，大概是让后代承继：一代只许一人承袭，供给俸禄而已。诗人所讥刺的，是抛弃贤者的后代、断绝功臣的世袭。如今的寄禄官，从大夫以上开始，初次升为大夫，便可以奏请补授一名子弟。以后两次遇到郊恩以及临近退休之日，也都允许奏请补荫。任大夫以上官职年深日久的，往往奏荐多至数人。那些谨慎无过、积累日月而按次迁升为大夫的人，未必有功劳，也未必贤能。给他们的一两个子弟授官，以此荣耀其后代，已经很优厚了。臣请求，从两省、两制以下直到大夫，奏请补授的名额应当适当裁减，并限定人数；这样就可以革除资荫泛滥的弊病。百司胥史积累勤劳、经过多年，大多要到二十多年才得以出仕。只有三省人吏最为优幸，每次因检点、校核诸般资荫文书而得到酬奖，减年出官最快。不愿出官的人，凭资历年限累积，甚至可以做到郡守，也应当加以裁抑，使待遇不至于过厚；这样就可以减轻杂流的弊病。四种弊病都得到削弱，入仕的源头就清明了，才干品行可用的人也不会长久等待空缺。不长久等待空缺，实际办事的日子就多，官职职责也就没有不能举措办成的了。” “臣听说，设置官员、任用吏员，是为了百姓。如今如果白白发放没有实际职掌的俸禄，来养活那些危害百姓的官吏；姑息没有才干的人，来妨碍有才干者的进用，这难道是为了百姓设置官职的本意吗？愿陛下明令有关官司，讲求解决官员冗滥的弊病，澄清入仕的源头，以使天下获得幸福，这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 知庆州范纯仁上奏说：“臣昨天接到兵部审度后提出的请求：凡蕃官、汉官之间没有统辖关系的，一律按照官阶次序相互压次；城寨等处所管辖的蕃官，仍依旧列在本辖汉官之下。诏令依照兵部所请办理。考察各路蕃官，按照官职高低排列而不与汉官相比，长期以来的惯例都是列在汉官之下。这是为了尊重中原、控制外蕃。实行长久以后，人情已经安定熟悉，即使是蕃官中十分凶悍狡猾的人，也不敢产生与汉官等列的觊觎之心。这是由于名分和形势本来就不得不如此，上下遵守承奉，自然不会争执计较。何况蕃官的职名虽然高，只是统管本部族的人马；凡是部族应办的公事，都必须由汉官弹压、审理、裁断。到作战时，也都使用汉官使臣统制驱策。因此平时必须使名分有别、形势不同，才能在缓急之际不失统御。如今如果无缘无故突然改变旧制，全部依照汉官的办法，按照品级排列，那么边上的使臣和京职官中本应列在蕃官之下的，将十有八九。边将的副使臣任满刚调动，或者在其他地方出入时相遇，同席而坐，便应该列在旧蕃官之下。人情上哪里能够承受这种情况？

译何况外蕃的性情勇悍而崇尚意气，正应当设法裁抑他们骄傲轻慢的心，哪里可以轻率地开启这种事端？考察边缘使臣任满后，多数就近拟任邻近城寨的差遣，将来有时还会再次相互统摄，那么汉官使臣中必定有人借机发泄愤恨、报复怨仇；而蕃酋之人既然已经把自己看作与汉官同等，必然产生嫌恨，导致统制官司忙于处置，开端滋事，危害不小。防微杜渐，实在就在这里。伏望朝廷详细斟酌，特赐指挥：各路蕃官一律依照旧例，不得与汉官叙班，并且列在汉官之下。这样可贵在不失中原与外蕃尊卑的界限，断绝蕃酋骄慢和觊觎等列的心思，使统制有常，不留下后患。” 二年，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先朝恢复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是想让它们分掌职事，完全仿照唐制。臣私下认为，尚书省中吏部主管选举，户部掌管国家财政，刑部主管国家法令，这三部最为重要。然而侍郎、郎中、员外郎大多任职不久，调迁频繁，还没有熟悉本部职事，就已经被迁改，必然导致胥吏乘机作弊，办理和发遣拖延。臣请求三部郎中、员外郎必须任满四年，按两任计算，每任都升资序，定为制度，长久遵行。其中吏部、户部所属的司封、司勋、考功、度支、金仓部，也必须任满两任，并且每任升资。这三部的郎官辅佐本部长官，主管判定各曹任官的人才，掌管国家财政、主持国家法令，都是国家的重大事务。伏望圣上慈悲详察，早日赐予施行。” 开封府推官毕仲防上言说：“国家承接五代末期以来，典章制度、号令文采，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三代，大体都有三代的意旨而近似于三代。至于慎重刑罚、停止战争、宽仁地对待臣民、爱护养育百姓、得到天下人心等方面，已经有可以与三代相比的地方。唯独官名，从宰相以下直到百官，仍沿用五代旧制而不知道改。天子临朝时在上面叹息，公卿大夫在下面咨嗟哀叹、发愤不平，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等到神宗皇帝顺应人心，果断决定，以阶官作为寄禄官，修复汉唐三省制度，本应欢呼鼓舞，庆贺朝廷的盛德。然而制度实行五年，公卿大夫仍有人不满意官制，难道是改制以前曾经厌恶五代没有法度，改制以后又说汉唐制度不对吗？那么官名的失当究竟怎样才能改正？大概本朝虽然沿袭三省旧制，但二十四司的名目，都只是按次序设置来安置百官；应当选任的人由省中官员办理，或借用其他官员加以制约。例如兵部实际上归枢密院，吏部实际上负责铨选审查，库部、金部归三司，水部归都水监，刑部归大理寺，名义上隶属尚书省，事务却在其他机构，这些都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先帝改制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议论的，但改制中有些地方不是汉唐旧制，也不合于今日的事务。旧制中平章事升迁为中书令，本朝以来从未有人升到中书令；如今却用仪同三司这一阶官，兼摄过去宰相逐级升迁所得的官职。旧制中礼部尚书升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升刑部尚书，刑部尚书升兵部尚书；如今却用银青光禄大夫这一阶官，兼摄过去尚书逐级升迁所得的官职。旧制中礼部侍郎升户部侍郎，户部侍郎升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升刑部侍郎，刑部侍郎升兵部侍郎；如今却用正议大夫这一阶官，兼摄过去侍郎逐级升迁所得的官职。卿寺也同样如此。过去官品难以升进，如今阶秩却容易升高；并且把七品降为八品，把五品降为六品，把三品降为四品。到了官品不能适用时，便议论请求减免荫补，反而以旧品级为准；章服制度又只是把五品降为六品、三品降为四品，以迁就新官品的过失，却不知道义理所在。这就是所谓不是汉唐旧制而又不合今日事务的证据。不过这还没有造成大害。旧尚书省不总领天下政务，中书、门下合在一起，所以处理政事迅速；如今尚书省总领天下政务，中书、门下分成两处，所以处理政事迟缓。” 这是道理上必然如此的。至于所谓画黄、录符、牒关、刺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近的要十天，远的要几个月；有时半夜停止用印等待答复，而所办的事务竟细小得如竹茹、木屑。有些人补衣、借粮都还没有得到裁决，事情却因拖延太久而错过期限，这不只是与今日事务不合，实在已经造成了危害。公卿大夫之所以不满意官制，也就在这里，只是看在上位的人怎样增损它罢了。隋唐有二十九个阶官，如今寄禄阶只有二十五个。如果增加阶数，使它与过去的官品相对应，不要把过去三阶、两阶合并成一阶，那么阶制就端正了。恢复过去的品秩，凡是议论请求减免荫补、服色章服的名目，必须符合三、五、七、九的数目，不要改变古代一贯的制度来迁就新官品的过失，那么品秩就端正了。事务重大而需要缓办的，可以由寺监升转台省，或由台省降任寺监；事务紧急而细小的，应允许专断办理，或者允许专门上报而不必层层依次办理。上下运行的途径长久稳定，事务就端正了。阶制端正，朝廷便尊严，名器便贵重；品秩端正，义理便安定，民心便稳定；事务端正，三省就没有滞留的政务，远近之人也都不会因延误而错失期限。把这三方面修治好，官制就建立起来了。难道能因为汉唐的官名不应恢复，就认为五代末期的制度可以沿用吗？仲防又上言说：“道理如果不足以通达各种事务，就不能称为道；法令如果不足以施行于万世，就不能称为法。舜的德政，赏赐延及后世，是可以世代延续的赏赐；文王的政事，做官的人世代享有禄秩，是可以世代承袭的俸禄。赏赐可以延续便延续它，就没有侥幸求赏的心思；俸禄可以世袭便世袭它，就没有卑滥增多的弊病。自汉代以来，舍弃赏赐延及后世、俸禄世袭的道理而不明白其中的根本，因此官吏浮滥冗多，成为天下最大的忧患。过去唐太宗裁减内外官员，定制为七百三十名，说：‘我用这些官位来对待天下贤才，足够了。’后世特意设置同正员，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都不是原来的制度。中世以后，终于无法承受这种滥设。然而补荫的制度，仍然不如本朝这样宽滥。太祖、太宗时期，天下刚刚安定，万事草创，有关部门停缺等待注授而无人，所以大多把它作为取士入仕的门路，补荫之法也因应需要而沿用至今。一百多年间，天下通过补荫入流的人很多，一年选用的人数甚至以千万计算，哪里只是赏赐延及后世、世代享禄而已？旧日制度中，每年可以任用子弟，后来改为三年一次；三年一次又改为六年一次，仍然担心过滥，这恐怕不是年限太近，而是补荫人数太多的缘故。”

译“如今如果在既定制度之外再增加年限，使士大夫对荫补彻底绝望，那么阻挠此事的议论将无法制止；这既不是顺应人心、助长和气的办法，官员冗滥的弊病也未必能够革除。就今天的荫补来说，不如因循现有年限的远近，逐步充实考试法。考试合乎法式的人，然后才入仕；这样只是保留荫补的旧名，而没有入仕的新弊。顺应人心，所得到的好处有五点：不增加荫补等待的期限，使人没有缺憾失望，这是第一点；公卿的子弟担心不学习，如今充实考试法，他们就会自我勉励学习，这是第二点；得到好学之人来治理政事，不使百姓受害，这是第三点；一次落选的人还希望第二次考中，第二次落选的人还希望第三次考中，不断绝他们的希望，这是第四点；官员冗滥的弊病可以逐渐减少，这是第五点。哪里只是荫补，凡天下所有入仕的人，都应当用考试法来考察，使人人勇于参加自试；最终只取一百人就取一百人，取数百人就取数百人，始终不会出现意外的泛滥。即使实行万世，也看不出它的弊病，同时又不失虞舜赏延、文王世禄的荫补制度。” “仲防又说：‘事情不能等到没有弊病时，才考虑有弊病的忧患；已经知道有弊病，却又不及早设法处理，等到弊病已经交相聚集、难以治理，才想发布一道诏令、下一项命令，使天下欢呼鼓舞，马上恢复到没有弊病的状态，即使稷、契再生，也不容易做到。有人认为弊病不可挽救，便听任它发展，这也不是治理天下的办法。从前周代设置六官，其属官共有三百六十人；汉代京内官员有一千零五十五人，京外官员还不包括在内。唐太宗裁省内外官员，确定定额为七百三十人；可是开元、天宝年间增加到一万八千人，汉唐之间官员冗滥的弊病，可以说已经很严重了。但本朝的弊病又比汉唐更加严重。从前太祖、太宗平定天下时，万事刚刚创立，朝廷内外的官员不足以轮换接替，所以设置了许多入仕的选官方式来满足任用需要；后世却不知道改革制度以适应时势变化，反而只有增加、没有削减。因此，治理词赋的参加进士科，诵习经书的充任明经，五品以上官员每年可以任用子弟，而流外、杂色出身的升进更是多得无法计算。到了今天，尚书、侍郎及左右选中的人数多到几千；居家未仕而在四方领取俸禄的人，是在选之人数的两倍；被替代而赴选以及已经入选、等待轮次的人，又和居家未仕而领取俸禄的人相当。科举、任子等途径还不断增加，真不知道几十年以后官员冗滥的弊病会变成什么样了。’ “那么，挽救它的办法，就在于探究其中的实情，用道理使道理胜过私情罢了。孔子说，得到就高兴，失去就怨恨，这是人所不能避免的；如果按照道理夺去他所得到的，即使有怨恨，也没有什么可怨的。所以管仲夺取伯氏骈邑三百户，伯氏终身没有怨言，就是因为管仲探究了其中的实情，而使道理胜过了私情。如今科举之士虽然以文章为职业，但所学习的都是治理百姓的学说；从十万人中选取两三百人，让他们治理百姓，在道理上是可以的。公卿大夫所任用的子弟，即使有贤能者，也往往骄横愚昧，甚至不知道文字书籍是什么样子，而从政者又很多。即使他们的父兄不亲口说出来，按实情推想，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反而还庆幸吗？既然如此，减少任子恩典而严格入仕选拔，正是今天挽救冗官的办法。任子，是朝廷用来优厚公卿大夫之家的；严格选拔，是因为这些人将要治理百姓，不能轻忽。选拔办法应当比进士考试宽松一些，但所谓铨试则应当加以严密，可以十人取一人，也可以二十人取三人，只听凭朝廷决定进退。中选者便与进士相同，任职治理百姓；不中选者也足以保全妻子儿女，免于沦为皂隶。顺应人心，它的好处有五点：公卿大夫的子弟都会勉励学习，这是第一点；得到合格的士人来治理百姓，使百姓不受困苦，这是第二点；中选者终于可以同进士一样，这是他们所希望的，是第三点；不中选者受到的挫折较少，反而更加勉励，也不会十分失望，这是第四点；官员冗滥的弊病因此可以得到挽救，这是第五点。’ “大概事情不能等到没有弊病时，才考虑有弊病的忧患；已经知道有弊病，却又不早作处理，等到弊病已经交相聚集、难以治理，才想发布一道诏令、下一项命令，使天下欢呼鼓舞，恢复到没有弊病的状态，即使稷、契再生，也不容易做到。如果认为弊病不可挽救，便听任它发展，那也不是忧虑天下、考虑后世的办法。既然如此，想要治理官员冗滥聚集的祸患，为当世作长远考虑，就必须夺去天下人所喜爱的任子恩典，同时又要使他们不至于过分失望；除了保留任子恩典而严格入仕选拔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至于明经、流外、杂色出身者的升进，就应由朝廷裁断废止。确有情势不能废止的，就削减其中五六成；这同今日事情的轻重并没有关系。” “中书侍郎吕大防上奏说：‘臣私下观察，自古设置官职的本意，必定先设置副贰、建立副职，不以名位高低为限制，是为了缓解艰难危急，适时顺势地任用人才，集中聪明才智，补救个人能力的不足。统领军队、任命将领，尤其重视选拔。以汉、唐的事情来说，大将军有长史、司马、从事，节度使有副使、判官、参谋。那些从小官升任寄任、建立功劳成效的人，多得数不清。本朝自祖宗以来，确实采用了这个办法，所以名臣不断出现，四方远地都畏惧服从。臣私下见到，如今沿边经略使只由一人独任，没有僚佐共同谋议的辅助；虽然有副总管、钤辖之类官员，都只是奉行经略使的节制、负责布置行阵，并没有把克敌制胜的谋略参与其中。朝廷每次任命一名帅臣，幸而得到有才干的人，一路的军民确实都能受到他的恩惠；不幸而让没有才干的人得到任用，那就是把三军之众都交给庸人处置，难道不可怕吗？这种弊病，大概是因为朝廷平时没有培养人才，而选取人才的途径又常常过于狭窄。如今戎人相互抗拒，边患逐渐发生，如果不及早准备，考察、试验他们的才能，实在担心临事用人时来不及精心选择，因而导致败事，关系实在不小。依臣愚见，经略使各设置副使或判官一人，由朝廷选派平素有才略、职司以上的人员充任参谋一人；再委托经略使奏请任用通晓边事、有谋略、资历在知县以上的人。’ “这样一来，可用的人才就不会因为官位低下而被遗漏，中等才干的帅臣也可以凭借他人的谋略得到帮助；同时还能够广泛考察已经试用过的成效，以备缓急之时任用。讲求、整治边防要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译“三年，右正言刘安世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祖宗刚刚平定天下时，首先开设儒馆，用来培养人才。历代圣君遵守这一事业，更加尊崇奖勉，使士人处在英俊之列，砥砺他们的名节；让他们观览古今书籍，开启他们的聪明才智。由大官供给廪食，不让他们承担吏务责罚，以便成就他们的德行器识。推选其中的豪杰，名卿贤相大多出自这条途径，得到人才的盛况，无愧于前代古人。然而近年以来，逐渐轻视儒馆职任的选授，有的因为世代恩赏，有的因为军功，有的为了酬报聚敛钱财的才能，有的听从权贵的荐举，从未考察试验，便直接贴授馆职名号，逐渐开启侥幸之门，恐怕不是祖宗的本意。伏望陛下明令执政大臣，今后馆职不得轻易授予，必须寻求当时在文学、品行、操守方面有声望的人，审察其才干，确实能够长期培养，然后一概依照最近颁下的条制召来考试，再行任命。这样或许可以使名器逐渐尊重，不容许侥幸取得，循序培养贤能，以备充任官职。’ “安世又上奏说：‘臣近来曾奏请，今后馆职请一律依照原来制定的条制召试后授予，已经奉圣旨下令施行。然而臣恭敬地看到，所颁下的指挥仍有未尽之处，所以冒昧再次陈述，希望能够略有补益。臣曾说，祖宗以来，新进入馆阁的人，很少有未经考试便授职的。只有士大夫中素有声望、治理成效显著的人，或者多次持节出使，或者调任大藩镇，为了表示优厚恩典，才命其贴授馆职。如今陛下过分听信臣的话，恢复旧制，虽然说大臣荐举到馆职的人，必须依照条制召试后才得除授；但接着又说，朝廷特意除授的人不受此限。这样一来，不管人才如何、资历深浅，只要不是由大臣荐举，便都可以直接除授；名义上说是更改制度，弊病的源头却仍然存在。臣愚昧地请求陛下特地下达指挥，依照旧例，大约只有资序达到转运使以上而获特除的人，才可以不受此制度限制。这样或许能够堵塞侥幸之门，重视馆阁职任的选拔。’ “安世任左谏议大夫时，上奏说：‘臣听说，不达到极度简约，就不足以应付天下纷繁的事务；不达到极度沉静，就不足以控制天下的动荡。所以荀卿曾说：“论定一位宰相，是为了兼任并统率人主的职事。”又说：“宰相，是考察、排列百官之长，汇总百事的听断，年终把治理成功的结果奉告君主。”由这些话推论，人主选择辅臣，辅臣选择众官之长，众官之长选择僚佐，依次选拔，不容许徒有其名而受任。因此，所承受的职责越尊贵，选择就越应简慎；选择越简慎，所得人才就越多。这就是尧、舜以及三代君主垂衣拱手、不烦劳于诏令而天下安定治理的原因，是采用了这个道理。秦、汉以来，官员失去职守，处在宰相职位的人，有的不了解自己的职责在于统摄众官之长，有的不能恪守职务，这种情况因循至今，流弊日益积累。臣请为陛下详细说明。过去魏、晋以后，选取一般官员多由选部负责，所以晋代山涛任吏部尚书时，内外官员的品级任命，往往都由他启奏授予。宋代任蔡廓为吏部尚书，黄门、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都可以由他自行任用，蔡廓还认为这是轻视自己，竟不上任。唐代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宰相商议后奏请任命，可以用制敕下令；’ “六品以下官员，则由吏部考量人才、授予职务，然后上奏，诏书批示后告知，并不表示可否，称为荫授。开元年间，吏部设置按资历循序任用的限制，起居郎、遗补以及御史等官，仍然都列在选曹之中。后来幸臣专擅朝政，旧有典制失去秩序，所以陆贽抗疏议论说：‘舍弃朝廷共同商议而加重自己的权力，废弃公正荐举而实行私人的恩惠，这是使各级官员只要不出自当权宰相的意旨，就没有办法得到任用。’这就是唐代的弊病风气，不可不加以革除。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堂除差遣多取吏部的空缺，不问职司轻重、才品优劣，只是替人选择官职，实在大失根本原则。例如承议郎王续由堂除任管勾左厢军事，奉议郎刘敦夫由堂差权河南知录，诸如此类，官品十分低下；吏部选差本来并不缺少使者，何必劳动廊庙重臣一一访求？臣担心三省事务日益纷繁，执政大臣陷于琐碎事务，那么关系朝廷安危的根本谋略、礼乐教化的大原则，以及使天下人改变心志而归向正道的事情，将哪里有空暇顾及呢？这难道是用来彰显陛下图谋任用老成之臣、委托辅弼重任的本意吗？伏望圣上慈爱，明令三省另行商议立法：今后任命两制、台省、寺监长贰以上官员，以及各路监司、临河和沿边郡守之类关系较重的官职，仍依旧由堂除，其余……’ 这样可贵在使执掌政务的人能够简省事务，有时间留心长远事业；同时选部也不至于失职，逐渐恢复旧制。安世又上奏说：“臣上月十二日入殿，已经具呈札子陈述堂除的弊病，请求诏令三省另行议定法律。近日虽然下达指挥，把在京寺监主簿等数十个员缺送回吏部，但外路知州等员缺还没有全部归还。臣私下认为，朝廷之上应当选用重要官员，其余小官，完全可以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如今堂除的人日益增多，差除无法进行，按这种势头势必取用吏部员缺。吏部的员缺日益减少，孤寒之士所得官缺就更加艰难，羁旅滞留，动辄超过一年。这是最应当优先进行改革的事情。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稍微谨慎堂除的选拔；仍把元丰八年以后收取的外路知州等员缺中，选择地位重要的，依旧由朝廷差除；其余交给有关部门。这样，堂中占用的员缺既然不多，吏部的差注就能实行，必定不会淹滞。伏望圣上慈悲详细斟酌，早日赐予施行。”

译曾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大力整顿官名，制度始于三省。诏令发出由中书省负责，审查复核、驳正错误由门下省负责，接受诏令并执行由尚书省负责。三省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中书省有中书舍人主管起草施行，门下省有给事中主管读诏审查，尚书省有左右司郎官负责接受并执行。三省相互弥补，相互裁定可否，然后才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倘若其中有不善，主持政务、任用官员的人都会举出过失。这是祖宗设置官员、划分职掌的本意。三省各有分守，互不侵犯逾越。门下省这一职掌，从人体来说相当于咽喉，从物体来说相当于门户，所以用来驳正中书省的过失。因此自古以来，中书舍人不兼任给事中的职务。臣看到近来给事中封驳中书省录黄，三省进呈之后，却又让中书舍人书写文牍下发。臣愚昧地私下担心，这会因此毁坏官制，损害治理体制；如果逐渐发展而不停止，最终会成为大弊病。这是臣日夜深思熟虑后不得不向陛下说明的事情。伏望圣上慈悲，告诫执政大臣，谨守神宗所定官制，不要让三省属官相互逾越；中书诏令必须经过门下省审查后才能施行发出，以明确职分，端正纲纪，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愿陛下留意，不要忽视。绍圣元年，监察御史蔡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降下的圣旨中说，内藏库正在催促索取户部、太府寺借欠而尚未出豁的钱物，数目不少，并且依旧不归其统辖。臣私下看到，国家分掌职务、设置机构，是为了使官员各自治理；府库钱物的出纳尤其应当相互参验、钩稽核对，以检察吏员的奸弊。臣查考元丰详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管库藏事项，其中规定内库拘催交纳、逐季点算，内库申报已经交纳的官物账状抄送太府寺勾销，内库交纳完毕的名件之类，共有八项规定，十分明确。又太府寺案名中称内藏库隶属右藏案，这就是旧制隶属于太府寺，并不是没有文书依据。臣曾听说真宗皇帝对王旦说：‘内藏库所储藏的金帛，是准备军国使用的，不是供我个人享用的。只是外廷不知道罢了。’臣私下认为，既然通用于军国之用，隶属于户部、太府寺正是适宜的。只是应当禁止泄露现有物资数额；其余杂务事项，凡官制格子中已经载明的，都有制度防范，不可略去。希望圣上慈悲省察元丰官制格子等文书，特赐圣旨，命令内藏库重新隶属于户部、太府寺。这样可贵在百官和各府都各有统帅，事务归于一体。” 监察御史龚夬上奏说：“臣听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夏、商官员增加一倍，也仍然能够治理好。由此可见，先王设置官员，随着时势有所因革，并非一成不变，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臣恭敬地看到，言事御史自皇祐以来，员额一直不固定。昨天设置六察，正是朝廷推行新制的开始，事务繁重，所以命令他们专门主管监察事务。如今按察的制度已经长期完善，在京官司也不敢像从前那样迟延，那么治察御史的职务就过于简少了。臣充任台谏属官，正好遇到两院缺官，兼任六察，没有看到事务废缺。既然一个人可以办理两案，就让他兼任言事职务，自然也不会相互废弛。何况元丰三年、元丰八年以及绍圣年间的诏令，都规定察官兼任言事。伏望圣上慈悲特加详酌，命令三名监察御史兼掌论议，如此或许可以更加广开言路，以符合朝廷明察事理、广达聪听的本意。” 哲宗时，尚书右丞吕公著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周官》所说的三公、三少，掌管论道经邦、辅佐天地。然而他们都分别治理卿的职务，大概进朝时就坐而论道，退朝后便实际施行，这是三代的明确制度。唐太宗采用隋制，让三省长官共同参与国家政务，事务无不总领，并不专门只治理本省事务。本朝制度是，每逢便殿奏事，只有中书省、枢密院两班。近来先帝修订官制，凡任命臣僚以及兴革、废置事务，先由中书省取旨，次由门下省审查复核，再由尚书省施行，每省各成一班。虽然也有三省共同上奏进呈的情况，但确实很少。先帝临朝年久，许多事务亲自裁决，执政大臣大多只是奉行既成诏命，所以这种制度在当时是可以实行的。如今陛下刚开始亲自听政，按理必须责成辅弼大臣；何况执政大臣都是朝廷精选的人才，国家安危、政治治乱，他们都共同承担责任，正应当一心同力，集中众人的智慧，辅佐革新的政事。譬如共同驾车奔驰，同乘一船渡河，只要众人没有异心，还有什么求取不到、什么事情做不成呢？伏望圣上慈悲留心省察。” 刘挚上言说：“臣下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指挥，恢复并增加馆职及职事官，并允许给谏以上官员任职满一年后带待制衔，尚书任职满两年后带杂学士衔。臣私下认为，本朝旧制规定，在庶官之外另加职名，是为了激励品行文章出众的士人；地位较高者用来备顾问，其次参与议论政事、典校书籍，得到这些职名是荣耀，因此选择尤其慎重。自元丰年间修订三省、寺监制度后，这些职事一并罢除，任满一年补任外官，然后才加恩授予兼职，通常根据治理政绩的优劣来决定恩典的厚薄。三馆并入秘书省后，成为职事官；在外任直龙图阁、省郎、寺监长贰等官补任外职，或统领监司、帅臣的，才予以除授。待制、杂学士等职，给谏以上官员补任外职时才予以除授，也只是当时的恩典和防范措施，并非人人必然可以得到。如今馆阁职名全部恢复，但荐举、考试的办法尚未建立，校勘校雠的职事也没有人承担，这样恢复的不过是虚名而已。朝廷一定不会十分珍惜，人们也不会看重。近来得到这些职名的人已经很多了。臣考察众人的议论，有人说这是修复废官吗？实际上并没有职事；说是培养人才吗？又没有加以选择。反复考虑，看不出有什么便利。至于给谏以上按年限带职，更是令人不能明白。” “况且待制、学士以侍从顾问为职，自祖宗以来一直是从天下士人中极严格选取的，并不限定员额。如今不考察治理政绩，不审查资品流类，只要侥幸做到给谏以上，计算日子便可得到这些职名。人才各不相同，却一概授予。臣恐怕从此以后，员额和品秩变得纷杂众多，再也无法澄清淘汰。那些品行才能高超、政绩特别优异的人，又将用什么来加以提升呢？臣愚昧，想请暂且依照元丰官制施行，或者诏令选择臣僚讲明制度沿革和始末，另行裁定，使这些名器更加尊重，不被虚授，以符合朝廷劝勉和惩戒众多士人的本意。”

译御史中丞苏辙上奏说：“臣才疏学浅而居执法之位，本应得到僚佐来帮助弥补不足。臣私下看到，两院御史现在只剩三人，其中两人辞免尚未到任。这不仅使言事之官人数过少，对朝廷政事得失不能尽行陈述，而且六察所治理的事务又极其繁多。凡有办理不及之处，各部门便会懈怠废弛。近来员额空缺不予补充，动辄经过数月甚至一年，众人的议论无不感到疑惑奇怪。臣私下考察唐代制度，台官都由大夫、中丞自行征辟；如果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授官而由敕命除授，即使敕命下达，也都拒绝接受。到了本朝，虽然稍微损减了旧制，但也一定令御史台与两制分别举荐，再由君主亲自选择其中合适的人任用，起初并没有执政官任意用人的办法。然而人才难得，并不只是今天如此。因此唐太宗以来，又兼设监察里行，用来等待资历较浅的士人；祖宗旧制也允许任用京朝官知县以上者，立法稍宽，比较容易符合条件。近来的举荐法必须有实际任职经历的通判一考，人才衰少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却偏偏对言事官设置重重困难，实在不恰当。臣近来任内外制官时，看到每逢诏令下达，同列彼此相看，都担心没有合格的人可以举荐。所举之人上报后，又多半不被任用，却从前任台官中推选任用；虽说是旧人，仍不免出自执政所认可的人选，实在丧失了祖宗广泛举荐人才的本意。” “臣现在想请一并诏令御史台和两制，依照旧制，举荐升朝官中初任通判以上者，或者第二任知县，由圣上选择补足现有空缺；仍依旧设置监察里行。这样可贵之处在于，祖宗选任台官的旧法不至于毁坏，掌管纲纪的职位也容易得到人才，同时还可避免职位长期空缺。” 苏辙又上奏说：“臣听说，宰相的职责，是用来镇定安抚内外、安定朝廷，使百官都能履行职务，赏罚都符合实际，君主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享受太平的福泽；这才是真正的宰相职责。臣私下看到，近来执政官拟议推荐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任命下达后，中书舍人不肯撰写词头，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台全体官员以及两省谏议官都竭力陈说不可，议论纷扰，一个月还不能决定，而执政官的意见却坚定不改。邓温伯仍照旧任职，言事者反而都得到美升；拿这件事询问公议，大家都不明白其中原因。如果说执政官确实正确，那么给事中、舍人、御史台和谏官都是朝廷所选，难道他们全都错了吗？如果说议论者确实错误，那么既不加以贬黜责罚，反而都得到优厚恩宠，升降进退毫无准则，所以公议都说朝廷自己知道错了，只是碍于面子不肯改正罢了。如今诽谤议论还没有平息，又拟议推荐礼部侍郎陆佃、兵部侍郎赵彦若权任本部尚书，中书舍人二人又相继封还陆佃的任命。臣私下认为，这两件事本来都不是朝廷急切的事务，也不是形势所迫、非办不可的事。上面不是出于君主的亲自决定，下面也不是有司主动提出，全是执政官自行决定用人，才导致这场纷争。” “对内，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厌烦于纷杂的言论，焦虑劳苦达一个多月；对下，使侍从和要害部门失去原有职守，纲纪毁坏，甚至赏罚颠倒，这是近来从未听闻的事。臣不知道这样处理政务，能够称作镇定安抚内外、安定朝廷吗？近来各曹侍郎有空缺，朝廷才开始提拔各卿、监暂任侍郎，因为如果不暂任侍郎，那么六部各曹的事务就会因缺官而无人办理。像礼部、兵部等部门事务极少，即使没有尚书，只由侍郎负责，也自然可以办完。何况侍郎已经具备，又再暂任尚书，这是什么道理？如果说侍郎任职已久，按次序应当升为尚书，那么臣不知道尚书任职已久，是否也就应当升为执政官呢？这就是替人选择官职，而不是替官职选择人才。臣身居执法之职，私下担心圣意未经审察，只看到执政官屡次诋毁有司，伸张自己的意图，使群臣没有机会自行说明。今后再有这类事情，恐怕没有人敢于守法，为陛下辨明是非。因此臣区区进言，不觉烦扰亵渎，罪当万死。” 苏辙又上奏说：“臣等近来奉敕举荐岑象求、赵防充任台官，已经得到圣恩，任命岑象求为殿中侍御史。臣私下看到，御史台两院官员共六人，分别主管六察，都有言事的职责。元祐初年，朝廷急于求治，台中员额几乎没有一两个空缺，四方观望的人都知道陛下勤于听取采纳意见，争相竭尽忠诚，以补助圣政的万一。如今监察御史竟空缺四人，虽然圣上明察并广纳意见的心意并未比从前减损，但员额长期不补，朝廷内外都感到疑惑。如今六曹、寺监即使恢复为清闲职位，每逢有空缺，尚且没有不补充的，何况这是君主耳目所系、极其重要的职位？如果不是忌讳听到直言，或者有所壅蔽，任凭它长期空缺，实在不是治理太平之世的做法。况且六察所治理的事务并不少，稍有松弛废弛，受冤屈压抑的人必然增多，也不是先帝设置这些官职的本意。恭请特地下达圣旨，令御史台和两制分别举荐八人，由陛下选取四人任用，使天下明白知道朝廷招求忠言，与从前没有不同，臣将不胜庆幸。” 校书郎李昭玘进呈奏议说：“从前先王亲自勤勉修养德行，早晚都不懈怠。只有前代的制度合乎时宜之后，才训导任用官员。于是制定《周官》，设置三公来讨论治国之道，分置三孤来弘扬教化。三公负责调和治理阴阳，三孤负责敬慎辅佐天地，都是为了成就王道。治道虽同而事务各异，所以设置六官，各自统率所属官属，以象征天地和四时，都是为了成就王事。治理应简明严肃，所以冢宰象征天；教化应详尽亲切，所以司徒象征地。礼仪调和君主与亲属，以体现仁德，所以宗伯象征春；政令端正上下关系，以符合礼制，所以司马象征夏；刑罚主管制裁杀戮，以象征义，所以司寇象征秋；事务主管应对变化，以含藏智慧，所以司空象征冬。上至天地阴阳、日月时令的变化，中至君臣父子的常道，下至山林川泽、土壤的变化，繁杂到宫室、器械、饮食、衣服的制度，细微到虫鱼鸟兽草木的习性，没有一样不是设置官员来治理、设置职掌来分辨的。增加一项便有多余，减少一项便有不足；内外相互联系，大小彼此联结，所以国家体制完备，政事无不宏大而兴盛，人民也因此得到治理。”从周朝衰落以后，这种制度在战国时发生变化，到秦汉时遭到严重破坏。”

译“继承秦朝之后，独自沿用秦朝旧制，名义上职位没有统属，事务没有联结。到唐代才开始设置省、寺、台、监，分处百官，使各项事务都有主管，件件不至于荒废。询问其名目，便以职掌回答；发布命令，便由相应官署议定。各司有固定职守，各职位有确定员额。唐代的治理成效被称为极其兴盛，原因就在这里。所谓三省，有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主管统领百官和各种事务，是审核裁决的机关。其下属分为六部，联属为二十四司；官位各按次序排列，了解百官的功过，然后授予勋级。勋级还不足以劝勉贤能，又加以封爵授命。这三方面从来没有不先选择天下人才而任用的。因此考核、勋级、封爵等职掌，由吏部主管。仓廪有所积蓄之后，才制定权衡度量的制度；既有权衡度量制度，便按每年计算收入，再加以支配调度。这三项都出自户口、田赋的收入。因此钱谷、土地、人民等职掌，由户部主管。先王制定礼制，从来没有不谨慎处理宾主关系的；对外谨慎对待宾主，对内严肃对待鬼神，并为此规定牲牢、醴酒、膳食、供品的数目，规定祠祭、祭祀、享献的节次。这三项都是礼部的事务。” “因此宾客接待、膳食饮宴、祠祭等职掌，由礼部主管。兵器已经收藏，车辆马匹已经准备齐全，还必须全面掌握天下土地的籍册，镇守边戍、烽火候望的远近，这些都是兵部的事务。因此武库、车舆、地域疆界等联属事务，由兵部主管。谨慎登记关隘出入，以防奸邪；督察财物期限和防守的责任，以防欺诈。这样防范人，仍有违犯上命、违背法令的，便以戮辱惩处。这三项都是刑部所治理的。因此关隘勾稽防察、禁令和隶属等联属事务，由刑部主管。桥梁、沟渠要按时修缮；苑囿、山泽要按时取用资源；屯营事务要按时耕作。这三项都是工徒所兴办的工程。因此水利、虞衡、田作等联属事务，由工部主管。门下省的职掌，是掌管诏命的出纳和礼仪的辅佐；中书省的职掌，是辅佐天子、掌握大政。侍从顾问、规谏劝谕的近臣，由两省分班更替。因此记动史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法度和处理大政，这是掌管道揆的；参与议论表章、起草制命的职掌，也在其中。因此记言史负责记录诏诰和德音。儒学之士都有选任；图书典籍都有收藏；议定法制、讨论改革，事务较小，所以归属门下省。” “寻求贤才、起用隐滞之士，事务重大，所以归属中书省。这就是三省制度。监，是监察其所守；寺，是法度所由出的机关。所办事务相同，但主管不同。像礼乐、饮食、宗室、蕃夷等所掌管的事务，图籍、天文、学校、服御等所主管的事务，又是礼部的分支；宿卫、工程、仆从驾御、军械，又是兵部的分支；治水，是工部的分支。这就是监寺制度。各种事务既有分别，帝王诏命既有主管，大政既有议定，有守护职责的交给监，有法度依据的交给寺，朝廷的治理大体已经完备了。然而百官所统领、万事所总括的事务，必定要有人负责，所以特意设置一职，称为宰相。百官的罪恶、朝廷的仪典，也必定要有人纠察，所以特意设置一官，称为御史。这样内外各有监察。有时并不用一个名称来概括其职掌，但唐代治理达到兴盛，几乎可以和古代相媲美，关键只在于任用官员合乎次序。国家设置官职、分配职掌，一概采用唐制。有的有职掌却没有相应官员，有的有官员却没有相应职掌，有的一种职掌由数个官署办理，有的一名官员兼任数种职掌，只是名分不正而已。名分既不正，就会有不能防制上级的人盗取名位而自求安逸。” “喜好功名、勇于逐利的臣子，便会越过名分争相求进。如今先把名分端正，再各按才能任职，那么贤能与不肖的实际情况就容易考察，功劳和罪过的踪迹也容易明白。又何必担心官位找不到合适的人、官员不能奉行法令呢？侍御史王岩叟上奏说：‘臣听说，维系天下大势，关键在于法；执行天下的法，关键在于权力公平，然后才能施行；经过议论后再采用，使它不失公允，关键在于任用合适的人。当张释之任廷尉时，有人盗取高庙坐前的玉环，廷尉上奏应判弃市。汉文帝大怒说：“我把案件交给廷尉，是要将他灭族，你却只按法律上奏。”张释之谢罪说：“如今盗取高庙器物便灭族，如果万一有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将用什么法律加罪呢？”文帝于是同意了他的意见。廷尉大臣处理此案，并不是拘泥于法律条文，而是根据一时的议论，能够推明轻重的道理，解除皇上的疑虑，使天下后世没有不称赞判决恰当的。由此说来，廷尉的选任难道可以忽视吗？臣恭敬地看到，祖宗时期，审刑院、大理寺长官及其属官，都选择天下的君子长者、通晓人情世故、懂得义理的人来担任。他们用心公平，持论不偏不阿，智慧足以讲明法律的微妙本意，而且一定与实际情理相称，所以天下都称没有冤民。’ “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祖宗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德泽，仍然像汉代的张释之那样。后来专门崇尚刑名法术之学，苛刻的官吏多被选入这一职位，议论案件不探究法律本意，论定刑罚不以人情为依据，只执着条文来定罪，顺着成案来造成狱讼，不懂得先王明察、慎重、敬谨、怜恤的心意，又不以经术辅助、以道德申明，所以越努力却离正道越远，越严厉却越暴戾。用考试断案来选人，技巧确实高明，却不足以得到正直之士，只能得到狡猾的官吏。委任大理卿专门举荐，专一固然专一，却不足以任用极其公正的人，反而容易得到偏执的见解。臣愚昧，恭请查考旧日大理寺举官法，并讲明祖宗设置审刑院、与大理寺相互牵制并行的最初用意。今后停止以断案试取人，那么像张释之这样的贤者就会自然为陛下所用，稍稍恢复刑罚置而不用的治理，天下将十分幸运。” 当时两省的正言官长期空缺，王岩叟又上奏说：“本朝仿照近古制度，谏臣只有六人，与先王时代相比已经很少。如今又空缺而不任命，臣不能理解。难道认为治道已经清明，没有必要设置这些职位吗？还是认为人才难以称职，不如空置职位呢？这两种情况都不是臣对今日朝廷的期望。愿立即补足空缺，多进用正直之人，以壮大本朝。正直之人进用，小人自然消退。”

译谏议大夫王觌上奏说：“臣听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应变更法令；凡是法令有所变更，都是迫不得已。如果利弊相等，却徒然增加变更的劳苦，那么不用等到明智而不受迷惑的人，便知道这种变更不值得做了。那些才智中等而害怕烦琐的人，都不会去做，更何况利少害多，怎么可以轻率变更已经实行的法令呢？臣私下看到，今年九月九日朝会条文规定，内外马政事务都隶属太仆寺，直接报达尚书省，不再经过驾部、车营、致远务、鞍辔库、驼坊、皮剥所、养象所，并且将这些事务专隶驾部。臣私下认为，这只能破坏官制，却没有看到实际利益。自李唐失政以来，官制紊乱已经很久了。本朝祖宗以来，起初有东征西讨的忧患，统一天下以后，才致力于休养百姓，所以没有时间修整完善官制。到神宗时深切怜悯这种情况，于是考求历代失传的典章，创立一代新的成法，端正百官名分，恢复六部联属，使上下相互维系，各有分守；这确实领会了唐虞三代设置官职的美意，是后世应当谨慎守护而不可丧失的制度。如今朝廷因为马政长期废弛，而推行牧养之法，本来就是太仆寺和驾部的职掌。” “如果让太仆寺仍旧隶属驾部，共同修治职事，对牧养之法看不出有什么害处；如果使车营、致远等事务不隶属太仆寺，而交由省曹统领，对牧养之法也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利害尚未分明，却徒然使本末失去次序，官制再次毁坏，臣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场务厌恶隶属寺监，寺监厌恶隶属省曹，这是不体恤法度的官吏常有的心情，关键只在朝廷如何处置罢了。恭请圣上慈悲，宣谕执政大臣，不要因为牧马一件事而轻率破坏官制，收回九月九日朝会的决定，另行下达指挥施行。” 王觌又上奏说：“先朝创立新的官制，在古代义理上都有依据。如果推行时发现还不完备，就应当修整完善，怎么可以无故废弃破坏呢？”臣恭敬地看到，今年八月二十日敕令条文说：‘高丽贡奉事务，都由管勾官检验核实，依照条格申报所辖鸿胪寺。鸿胪寺不论事情大小，都不参与裁决审核处理，只转报主客，等待指示。’今后高丽、夏国前来入贡，凡是有关安排准备所需物品的事务，都令管勾同文馆所、都亭西驿所直接申报所属曹部办理，不再经过鸿胪寺。臣私下认为，鸿胪寺不参与裁决处理，确实不对。然而如果不是省曹不稍微给予它权力，导致它不敢裁决，那么就是鸿胪寺不能履行职务。这些都是官吏的罪过，并不是官制的过错。难道可以因为官吏的罪过，就废弃省、曹、寺、监上下相互维系的秩序吗？蕃夷入贡，本应责成鸿胪寺办理。如今夺取这项事务而专交省曹，是说省曹办事比寺更敏捷。马政安排本应经过省曹，如今却析出而专交太仆寺，是说寺办事比省曹更敏捷。名义和实际相同，但在迟速、勤惰和成败之间，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 “所以议论者说：同样是省曹，一件事是夺取寺的事务而专自办理，另一件事则连其所属寺的事务也不得参与。同样是寺，一件事是兼并省曹的事务而专自办理，另一件事则连本寺自己的事务也不得参与。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如果说减少经由的环节，事情就可以迅速集中办理而没有害处，那么不只是鸿胪寺、太仆寺，省曹与寺监上下维持的秩序也没有多少能够保存了。法度如此，难道是长远之道吗？惟愿圣上慈悲，详细斟酌。” 胡宗愈上奏说：臣查考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的圣旨，现今内外官员都允许带职领取俸钱，并计入任期，其余考核条数都依照官制。此前的条贯又依据五月三日圣旨指挥，考察秘书省本来设有职事官；原来带有馆职以及今后除授校理以上职名的，一律不供职。臣愚昧地认为：不了解朝廷的治理体制，就不足以立身朝廷；不熟悉国家的旧事制度，就不足以应对事务。唐代李德裕说：“在公卿世家中任用寒士，不如任用公卿。”议论者认为这是偏颇之论，臣却认为这是知言。因为公卿世家出身的人，耳濡目染，熟悉朝廷的治理体制，练达国家的旧事；远方出身的寒士，有些并不知道事情的始末。李德裕的话并不过分。太宗皇帝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开始设置崇文院，建立秘阁，汇集四库书籍，选拔天下有才能、善于文学的人担任校雠官，按现任俸禄供给，享用太官膳食，并优厚其资秩。由选人、京官入仕的，起初授予馆阁校勘，或任崇文院校书；升入朝官名籍后，才任秘阁、集贤校理，若特别优待，则任直馆、直院、直阁。初入馆阁而官位低微、尚未能够主管判定事务的，先令在馆供职；改任京官并升入朝官名籍后，才可以主判。” “登闻鼓检院、同知礼院之类的官职，也是如此。资历职位逐渐提高，便任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再提高，便任省府推判官，或者出任藩镇知州，担任转运使、提刑。又从长期任职者中选拔，有的升任知谏院、参与讲读，有的任左右史，后来主管词诰，有的任待制内阁，由此成为公卿、执政，进而升至台辅。那些器量远大、节操高尚、方正稳重深厚、事业卓著的人，前后相望，载入史册；对外出任守土官、奉使官的，也大多有和美可观的政绩。偶尔有无才而庸碌的人混入其中，便受到指点、鄙视和讥笑，不能容于清议。因此历朝得人，盛况可与古代相比，这实在是太宗皇帝深谋远虑、培养人才的功劳。熙宁年间执政者急于求成，援引亲党，把馆阁作为晋升之阶，浮躁狂妄的人争相趋附，所以有早晨授校理、晚上便拜为词掖官的，晚上任直院、早晨便成为辅臣的。馆阁涵养人才的风气于是败落，士人的知耻守节几乎荡然无存。既没有平素培养的才俊，全是苟且迎合之士；临时选用时往往不是合适的人，左右史偶尔竟任用庸俗官吏，以致朝廷厌弃轻视，馆阁制度逐渐停止。陛下即位以来，招纳贤才、喜爱善士，追复太宗皇帝的政事，继承历代圣主的事业，使三馆职名得以恢复；又诏令执政大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召来考试以充任其选，却唯独不允许他们供职。”

译“臣愚昧，不知道其中用意，私下推测议论者一定认为，崇文院已经改为秘书省，已有所属官员，所以带馆职名的人不能供职。臣愚昧地认为，崇文院的名称虽然改变了，但秘阁、集贤院、昭文馆以及四库藏书仍然存在。既然选拔英才，授予职名却不让他们供职，既不符合太宗皇帝培养人才、教育士人的深远用意，又徒然把虚名作为士大夫求进的阶梯，不仅道理上不妥，对实际事务也没有帮助。臣愚昧地希望朝廷考察祖宗馆阁制度：选人、京官除授者，暂且授予秘省正字、校书，以比照昔日的校勘；选人已有改官并供职四年者，除按校理指挥办理外，其中从京官除授的，也应任校书郎二年后才授校理。已经升入朝官名籍的，可以兼任寺监职事，以比照昔日的主判；由此逐步升进，历任省府官，与带职人员一同入馆供职，仍旧享用太官膳食，经过岁月磨炼，使众多士人知道陛下培养人才的心意。这样或许能使优厚的待遇和议论逐渐发挥作用，使他们逐渐了解朝廷的治理体制，群居讲习，讨论国家旧事；知耻、清正、谦让的风气失而复得，馆阁一向的良好风气也能由衰落重新振兴。朝廷今后用人不会缺少真正的人才，将可以成就太平事业。” “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从此开始实行。臣对此念念不忘的心意，惟愿陛下采纳选择。” 陈次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官制格规定，尚书省总管判定六曹事务，负责审核是否妥当；中书省负责取旨裁决，门下省负责封驳。法令开始施行时，先帝特地下诏说：‘人人各有名分，然后才能安定；官员各有职守，然后才能治理。’并再次谕告内外，违背这一命令的人，执政官由御史台弹劾上奏，尚书以下官员则由长官纠察弹劾上报。当时人人遵守名分职守，没有人敢于僭越混乱。元丰末年，因为垂帘听政，命令三省权宜地共同取旨裁决。如今陛下独自总揽大权，亲自处理众多政务，勤勉用心，想要恢复先朝政事。然而三省是政事的根本，至今还没有按官制格实行。根本尚且不正，却只整齐末节，这是把应当先做的事放慢，把应当后做的事提前。况且先帝把庶务分给三省办理，其中的用意难道只是徒然吗？大概是想使上下相互维系，以防止偏听和蒙蔽。比如尚书省审核判定或许不合事理，中书省取旨裁决时一定会有所取舍；中书省取旨裁决或许有所不当，门下省必须封驳。如今三省长官既然共同取旨裁决，门下省属官即使想封驳，最终也难以提出议论，因此失去了上下相互维系的道理，并不是立法的本意。” “如果说门下省、中书省如今各只有一名官员，难以专门委任，那么就应当选任人才补足员额，怎么可以因为缺官而废弃法令呢？恭请陛下留意先帝三省分掌庶务的制度和诏书反复叮咛的本意，由圣上亲自决断，坚决实行。这样或许可以使政事的根本确立，使良法美意得以推行，天下的治理便可以指日而待，臣将不胜庆幸。” 刘泾上奏说：“臣听说，外部权势的重轻，没有比监司更重要的了。因为他们的权势与朝廷相互消长，分担朝廷的忧劳，怎么可以不慎重呢？朝廷崇尚严察，这些人就日夜磨炼淘汰，喜欢做强干之人；朝廷崇尚宽缓，他们便凭借关系苟且偷安，争相做循吏。在新法刚刚推行、旧俗正在败坏的时候，朝廷对待这些人，往往早晨还只是普通僚属，晚上就提拔到执政之路，不吝惜爵禄赏赐，用来为这些人打开富贵之门。其中那些把法意和人情作为自己责任的人，都是如此。当时议论者固然有越级逾矩的讥评，但朝廷借助这些人来支撑应对四方事务，难道还少吗？法令逐渐实行，风俗逐渐改变，这些人也终于因只看外表、相互教诱而被废弃，再没有过去的常态。这大概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优待他们。新法刚开始推行、旧俗刚开始败坏时，目标是统一天下；从始至终，都喜爱强健有力、厌恶孱弱无能，以迅速取得成效为急务。法令已经实行，风俗已经改变，就更应当谨慎守持、扶持这些人，使他们不至懈怠，这才可以。怎么能反而把强健有力的人当作豺狼般的人，厌弃他们，只亲近优厚、互相温存的人呢？过去朝廷之所以对百年来的弊病有所遗憾，正是因为这些人中没有守法任事之士，却只求牵制、领取俸禄，坐视百姓陷于水火，竭力挽回已经离去而不再返回的风气，重新开创新局面。” “没有过多久，就已经轻率地解体，这是让岁月再次拖延，恢复到从前的样子，然后又重新更改整顿。考察如今的法令，说它已经实行，可是善于缉捕整治的人仍然很多；说如今的风俗已经改变，可是顽固梗阻的祸害仍然存在。为什么要让这些人无故停止工作呢？比如去年冬天制定簿籍法并施行，这个朝廷和寺监已经熟悉讲习它了。官员的升降、簿籍的虚实，本来是大事，但守令往往把它当作惯常程序，甚至有人拿过去手实中作废的内容作为验证。假如这样，臣深知这项法令还不能指望在郡县完全成功。问题的根源，是监司以苟且简略的做法把它败坏了。过去上下之间的关系像捆住湿物一样紧密，朝廷法令尚且十条中有九条不能如意，何况像今天已经放松缰绳之后呢？即使只是文书具备，县令懒惰软弱而不尽力，乡间书手因循沿袭、乘机作奸，以此伤害平民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这不只是臣的忧虑，臣从熟悉世务的老臣那里听到的，也都与臣的忧虑没有不同。朝廷难道还吝惜几句告诫的话，用来劝勉或警戒监司吗？不只这一件事，在法令之间，看到如同没有看到，听到如同没有听到；巡按所属地区还没有达到两三次，便以劳苦为借口；任官还没有满一年，便以长期淹滞为叹息的人，都是如此。” “郡县也说：‘某监司接待人没有苛细礼节，某监司处理事务顾全大体。’这些全都是姑息因循的实际表现。”是的，这也是朝廷造成的。有的人说：制定新法，要用新进之士，如前面所说的升擢之人；守行新法，要用旧人，如近日任用巩、彦辅、高秉、孔宗翰、林积、赵约之类。朝廷的行为往往与世俗的疑虑相合，那么监司不受到劝勉，反而争相亲近厚待，以致苟且简略而无所畏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是当前最紧急的事务，不能缓慢谋划。愿陛下趁士气困顿之时，击鼓振作一次。如果说天下无事，何必让这些人忙乱不安呢？这不是臣所敢知道的。”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撰 设置官职 宋徽宗宣和年间，殿中侍御史许景衡上奏说：“臣仰自思考，神宗皇帝开创革新官制，凡是省、台、寺、监的官员，不论职位大小、事务闲忙，都是当时极其严格选取的人才。近年来，这种选任逐渐轻率，间或有越级和滥进的情况，不足以符合仁圣继承先志的心意，这一点不可不加以议论。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指挥，迪功郎李景云、孙恕、江大一，有的因为应奉有功，有的因为拟进御题试策，各自改合入官，任命为寺监丞、主簿，突然从初等选人进入寺监属官之列。命令下达那天，听到的人都感到困惑。如今士大夫勤苦任职于州县，积累考任资历，不少二三十年，才仅仅做到郡守的副职，然而对于寺监丞、寺监簿这些属官职位，仍只能觊觎，有的人终身都无法得到。谁能说初等选人，姓名、才能、技艺一向没有听闻，考核等第和荐举还没有达到资格，却突然能够担任这些职位呢？况且应奉有功，按近例只能改升秩品，从来没有因此成为职事官的；至于拟试御题，不过是在外面撰写完成，使文字稍微工整，也不能与众多士人入朝亲自接受皇帝清问相比。然而此次改官除职，超过历朝榜首所享的恩例；这种凭借关系、侥幸升进的迅速程度，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 “近来，卿监、尚书郎有的出自外戚权贵之家，有的凭借监当资序，都是陛下亲自裁汰冗滥；并且下诏规定，从今以后不是历任寺监丞以上职位的，不得授为郎官。少监这一名器因此更加尊贵，士大夫的议论也心悦诚服。省曹、监贰的选任资格如此严格，而寺监丞、主簿却如此容易冒进，那么今天这种冒进，必将成为后日人人应得的事。澄清源头、端正根本，关键就在今日。关于任命李景云、孙恕、江大一为寺监丞、主簿的指挥，恭请圣明详细斟酌，特赐诏令予以罢止，改用真正的人才，以等待卿监、尚书郎的选任；同时也请符合陛下前日亲手诏书反复叮咛的本意。” 许景衡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州设置通判，虽然说是辅佐知州的副职，但自祖宗以来，朝廷都选择人才授予此职，称作监督一州，使州将有所畏惧顾忌，可见任用属官的意义十分深远。因此即使是偏远地方的小城堡，也都由朝廷任命。近年以来，帅臣、监司偶尔因为一时的申请，按例可以自行征辟设置。陛下独具远见，认为这逐渐失去了祖宗的本意，于是在政和丁酉年特地下御笔，警戒有关官员。诏令才下达多久，冒犯法令、触犯禁令的事情又发生了。比如河北转运司奏请征辟张恕为莫州通判，河东经略使请求征辟彭作为平阳府通判，就是这样。不过这还只是他们所属的支郡。至于知河间府詹度奏请征辟张公济为本府通判，则更加严重。漕臣可以征辟所属僚属，三路帅臣可以征辟幕府官员；至于州县、城寨的官员，各有明文规定。唯独通判，并没有明文允许征辟。如果知州可以征辟任用，那么这个人就是知州门下私人的部属，尚且能够承担监督一州的职责吗？况且主张奏请征辟的人一定会说，这是为了选拔人才、集中办事。至于其他州的通判，受吏部资格限制，或许会有年老、患病、昏庸懦弱的人。如今三路边境的副职全由朝廷选任，难道朝廷选任的人都认为不能使用，而自己的亲近、党友反而认为有才吗？” “徇私援引同类，侵扰混乱祖宗制定的成法，而且违背专门下达的诏旨，都是近年来玩弄熟习法令所形成的弊病，不可不惩罚。关于张恕、彭作、张公济三人的任命，恭请圣上明察，特赐改正施行。对于詹度等人，也请加以告诫训饬，以警戒轻慢法令的官吏。”御史中丞王安中上奏说：“臣私下考察《棫朴》诗，讲文王能够任用官员，其中有句话说：‘勤勉不倦的君王啊，纲纪四方。’君王造就人才并任用他们，是用来建立政事、办理事务、整饬纲纪的，而整饬纲纪实在从任用官员开始。恭敬地思考，神宗皇帝整顿官制，法令完备。陛下以圣德临御，也在承继先帝的志向，那么纲纪的建立已经很久了。然而人们心怀使自己便利的打算，办事迎合一时的要求，因此扰乱陛下纲纪的事情，恐怕还不能说没有。官有固定职掌，职有固定员额，名位不同，命秩也不同，这是先王的法度，也是元丰的制度。如今有一种按品秩相视的例子，不是待制却按待制看待，不是卿却按卿看待，凡此之类，恐怕不是所谓严守分际、端正名实的做法吧？这是扰乱纲纪的第一件事。根据劳绩积累来赏赐，赏赐有轻重；根据事务迁转官职，官职有大小。因此寄禄官有正当制度，并允许回授；选人有同类比较，并允许循资晋升。” 如今却妨碍正常法令的实行：有些人专门请求转官，彼此援引比类；奉直大夫以上的官员可以按月领取俸禄，这种情况比比皆是。铨曹任命一个官员，不必经过保任，于是人人妄求名器，名器渐渐轻贱，歧路越来越多。这是扰乱纲纪的第二件事。朝廷之上，见有空缺便授官；任官的吏员等到任期满后接受替代，这是常规。如今任命官员时，有人直接替代现任官员，却另给现任官员差遣；有人冲改已经差下的任命；有人遇到新的空缺尚未赴任，仍在任上等待空缺。他们有的到任日期还不久，有的奉命等待空缺已经很久，却突然遭人夺取职位，以至于长期滞留、流离失所、饥饿无着。因此，稍微优待他们时，形势孤单的人便受到轻视而不敢接受；可以进用的地方援助少，他们便惴惴不安而不敢安居。唉！有才与无才其实相差不远，不过都是相互奔走求取俸禄罢了，何至于纷纷扰扰到这种地步？至于在任等待空缺的人，也会妨碍后来的人。这是扰乱纲纪的第三件事。祖宗创业时，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擅自发号施令的弊病，于是由朝廷授予通判，派遣人员到外地监察守臣，这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如今方面之臣却可以任用本处人员，或任用所属地区的通判，几乎失去了所谓监察郡守的本意。即使说是为了选拔人才、办理事务，也还是废弃法令、扰乱常规，更何况实际上不过是顺从请托、徇私恩惠、任用亲旧而已。陛下近来已经下御笔，罢除各路帅臣辟置支郡守的权力，却唯独没有禁止这一项，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扰乱纲纪的第四件事。以上这些事情，臣希望陛下深察其根源，断然从圣心裁决，亲自御笔，严正整顿纲纪。过去的事即使无法挽回，今后的事仍然可以制止。这样，人们便能安于本职，事情也会合乎事理；觊觎职位的欲望和奔走竞争的风气，大概可以稍稍止息。请陛下裁决选择。钦宗时，御史中丞许翰上言说：臣听说，西周以来，官职不必全部设置。因此唐朝建立六曹，三百年间史书所见的尚书不过几人。国家各类京城官职也多有空缺而不补，到了崇宁年间，蔡京掌权，才开始把御史台等官职的空缺全部补齐。当时的奸佞之臣还称贺，说这是贤能人才众多；从此省、寺之间才官员齐备。如今应当先停止不急迫的事务，裁省可以省去的官职。至于各道州县中祖宗朝没有设置的官吏，也都应根据事务确定制度，裁去冗滥之员，这样或许可以安定百姓、充裕财用，以资助军务。况且在多事之时振兴衰败事业，随事采取适宜措施；有时又不得不增设官职、增置吏员，这样的情况并非只有一处。若不暂且削减那些可以缓办的事项，以应付当前急务，白白吃俸的冗员如此众多，国家将靠什么供给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