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九

译年不把他列入士流。其间虽然调任湖南转运判官，后来又升任吏部郎中，仍被言官弹劾，任命都立即被搁置。如今太常少卿职位的资历声望更加重要，一旦经过此职便可升入要津，怎能容许坏人冒充贤者接受优选？议论者说王子韶颇有文学才能，不辱没这项新任命，这也是姑息的说法，不是公正的言论。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本来就是用来任用天下人才的。像王子韶这样反复奸邪，已经在实际任用中得到证明，品行污下，众人都鄙弃。既然不能向先朝尽忠，难道还能向陛下竭尽节操吗？即使他有一点记诵问答的才能，或许有可称道之处，但大义已经亏损，其他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如今如果不追究事情的始末，胡乱把他安置在清要职位上，臣恐怕侥幸求进的门路就会打开，小人的势力就会增长，这实在不是朝廷的福分。希望陛下重视爱惜官爵名器，任官时选择合适的人，考察臣前次奏章所陈述的事理，特地下达指示，收回任命王子韶的诏命，另授贤者，以安慰舆论。刘安世又论王子韶，奏道：臣近来已经两次具状上奏，论说王子韶任太常少卿不当，至今仍未奉到指示。考察王子韶这个人，品格低劣，性情又奸邪。他在熙宁年间任御史时，见利忘义，反复迎合。后来吕公著、陈瓘在皇帝面前揭发他，他的矫诈全部暴露。先帝厌恶他的胡说欺骗，曾下诏说：外表想要党正的名声，内心却怀有结党作奸的实质。于是剥夺他的言官职务，远远贬到江左。仅凭这一件事，他已经被清议所弃，更何况他结交权势子弟，不以无耻自我推销为耻，挟持私人怨恨，构陷祖无择的大狱，谄媚侍奉吕嘉问，又得到提举折纳的差遣。他的操行卑污，实在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前些时候任湖南转运判官以及后来升任吏部郎中时，当时御史还认为这些职位不适合王子韶，弹劾后任命便被罢止。难道如今太常少卿的职位反而可以轻率授予吗？任命书传布出去，十分惊骇人听。台谏正在论列，等待朝廷的决定，王子韶却全无顾忌，已经立即到任办事。他的心思盘算，不过是认为朝廷如果采纳言官的意见，那么自己既然已经就职，即使被罢免，按照惯例待遇仍然优厚。他的机巧侥幸，竟到了这种地步。正当陛下振作精神求治、辨别邪正之时，更不可让这类人随意玷污清要职位。希望圣上慈悲，特意明察，收回任命王子韶的诏命，以此作为奸人的警戒，臣将万分幸运。刘安世又论王子韶，奏道：臣近来已经三次具状上奏，论说王子韶任太常少卿不当，至今还没有见到施行。近来听说三省奏事时，曾传达圣谕，要以辨别君子小人为戒。辅弼大臣既然承受圣训，就应当早晚彼此警戒，谨慎选用众官，却反而错误地引进奸邪，玷污清选。考察众人的议论，都说执政大臣中与王子韶有旧交的人，怜悯他独自未能显达，因此竭力为他辩护。臣私下认为，大臣不遗弃故旧的心意是好的；但如果屈服天下公议而伸张一己私情，就不是替朝廷谋划的办法。前些时候王汾任谏议大夫，御史只说他诙谐、口吃一类一两件小事，尚且被搁置任命。哪里像王子韶奸邪反复，已经在实际任用中得到证明，柔顺屈从而不以为耻，年老之后反而更加严重，却突然升入显贵行列，实在是士大夫的耻辱！何况王汾因小过而被弃置，王子韶身负大罪却被擢升，任用和罢黜的原则显然不是最公正的。希望圣上慈悲，考察臣三次奏章所陈述的事理，追回误授王子韶的任命，另行改授闲散职务，使授官不至于虚妄，来使天下信服。刘安世又论王子韶，奏道：臣近来已经四次具状论列王子韶授官不当，近日听说已有指示另行给他差遣。今天早晨臣恭敬地看到任命名单，授予他卫尉卿。反复思考，实在不能理解其中道理，只得加以辨析，烦劳圣上听取。臣屡

译次奏陈王子韶的罪状，都是天下共同知道的事实，从来没有一句涉及可疑之处。朝廷让他改授新职，就说明并不认为臣的话是妄言。前一天任命他为太常少卿，已经不是合适的职位；如今七寺正卿又在太常少卿之上，岂能因为受到弹劾反而得到越级升迁？授予和剥夺、轻重缓急全都颠倒，是非好恶，众人又将看朝廷什么呢？这是为群小打开侥幸之门，为大奸开启窥伺的缝隙。政事如此，臣私下忧虑。希望陛下总揽权纲，慎重对待官爵名器，惩罚王子韶的朋党依附，立即令他到外地任职。有人说如今既然没有明显罪过，那么请依旧让他任卫尉少卿。只希望由陛下亲自裁断，不受众人言论迷惑，使公道不至于沉沦废弃。

译刘安世又论王子韶，奏道：臣近来曾再次论说，王子韶本因言官的意见而罢免太常少卿，却改授卫尉正卿，事理上仍有不当，请求追回并撤销，以平息公议。如今已经多日仍未奉到指示，臣听说王子韶认为，自从官制改变以后，太常少卿最为清要；如今若不容许他冒充贤者占据这一职位，而七寺卿列却是粗官，舍弃前者而给予后者，便没有别的侥幸可求。臣请加以驳正。考察太常少卿中升迁优异的，有的任侍郎，有的任给谏，前日的李常、赵瞻、梁焘、鲜于侁、赵君锡就是这样。七寺卿却并非如此，崔台符、杨汲从大理寺升来，孔宗翰由鸿胪寺升来，韩宗道从太府寺升来，他们不是任给谏，便是拜为侍郎，怎能说七寺卿是粗官，比太常少卿低贱呢？何况太常少卿是从五品，诸寺正卿则是从四品。王子韶到卫尉才一年，刚升为少卿，又升为正卿；平日即使是没有受到贬议的人，也还会避讳如此骤然升迁。以王子韶罪恶显著的情况，朝廷却竭力排斥公议，必定要越级擢升，朝廷政事岂应如此？臣自从忝居谏官之列，进言很多，但从未以明知不可实行的事情来要挟君主、求取近名；只是公道日渐衰微，小人逐渐兴盛，所以不避烦扰圣听，必须再三论辨。何况陛下振作精神求治，长久培养人才，除去一个老奸，并不会损害国家。只祈望陛下明察，早日赐予施行。刘安世又论路昌衡，奏道：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任命路昌衡为直秘阁，代理广州知州。臣私下考虑，南海之地控制着蛮獠，风俗轻躁强悍，容易骚动而难以安定。自祖宗以来，选择帅臣尤其慎重，必须有安抚怀柔的德行，再凭借严肃威服的威势，使他统领治理，才能镇静当地。臣考察路昌衡，品格鄙陋，资性残酷刻薄。从前任安阳知县时，因为隐秘的事情将要被发觉，便请求休假治病，得以侥幸免罪；前任陕西监司时，因为旧怨弹劾官吏，却没有事实；审理余行的案件，留下了酷烈的名声；居父母丧期间，却有邪僻行为，清议不屑与他为伍，已经很久了。正当陛下继承大统、驱逐群邪之时，路昌衡与蹇周辅等人都被称为酷吏，本应废黜斥退；而且他一向是蔡确的鹰犬，竭力为其辩护，却屡次窃据要职，众人都认为他是侥幸逃脱。如今把岭表重任交给他，责任非轻，岂能说是选拔小人？臣听说路昌衡的罪恶事实很多，只想先追止这次错误的恩命，不敢把全部情况都烦扰圣听。希望陛下深切告诫辅弼大臣，另行议论选拔人才；这样不仅广州、交州一带的人可以免受暴政，也能使曲意滥用权力的官吏稍稍收敛凶威。仰望陛下圣明，特意采纳臣言，臣将万分幸运。刘安世又论路昌衡，奏道：臣近来曾论列路昌衡任广州知州不当。起初听说尚书省勾收诰命，士大夫无不欣喜。今天才知道又有指示，命令进奏院依照惯例发下诏命。几天之内，授予和收回反复无常，朝廷内外都疑惑不解，实在损害国体。臣考察路昌衡天性尖刻，狡猾欺诈。从前熙宁年间任相州安阳县知县时，不修养士人的操守，丑声远播。本路监司将要进行按察揭发，路昌衡突然请求休假治病，因而侥幸免脱。然而他内心怀疑是刘龟年指使，便暴露张扬此事。后来陕西用兵，刘龟年恰好在秦州夕阳镇任监押，路昌衡便指名抽调他押运粮草，想借军务紧急之际用严法危害他，发泄自己的私怨。当时刘龟年把其中缘由全部诉告给赵济，于是赵济将他留下，没有派遣。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没有人不知道。臣又听说，路昌衡在父母丧期，寄居南京，竟没有一点哀戚的样子，反而做出邪僻行为。有个武人刘振孙，等候路昌衡改换服装出入妓院，便狠狠地殴打他，路昌衡被别人救下，才得以逃走。等到路昌衡任陕西转运副使，刘振孙又任宁州知州，路昌衡挟带旧怨，急于报复，便使用匿名文书，把刘振孙调任原州都监。况且按照法律，匿名文书不应受理，而路昌衡却违法受理。刘振孙的事情罪状很轻，根本没有应当免去现任官职的罪；即使应当调动，也没有降级的道理。路昌衡任凭自己的好恶刺举他人，不顾公议，交给他一路澄清吏治的重任，又能依靠他什么呢？臣又听说，路昌衡审理余行的案件，动辄废弃记录和审问程序，违背经典、扰乱法令，天下人都认为他是酷吏。然而余行过去曾游处于王珪门下，路昌衡既在案卷之间隐去、遗漏有关他的事情，又秘密告诉王珪，以此换取私人的请托，并且暗中与蔡确结交。因此王珪、蔡确掌权之日，他逐渐窃据显贵要职。陛下亲政之初，清除淘汰奸邪，路昌衡因为是死党而在朝中，竟独自免于废黜放逐；岁月尚未多久，便频繁改任重要职务。当时士人的议论已经上讥讽朝廷大臣，下责备台谏。如今海南一带控制百蛮，推选帅臣尤其应当慎重。以路昌衡那样的罪恶，朝廷却这样委任他，臣恐怕他豺狼般的本性、毒辣贪婪的心肠，必定不能替陛下宣布恩惠、安抚远方百姓。将来一旦生出事端，后悔也来不及了。希望圣上慈悲，迅速降下圣旨，收回误授路昌衡的任命，另选贤能的守臣，以此为南方国家树立法则，臣将万分幸运。刘安世又论路昌衡，奏道：臣近来已经两次具状论列路昌衡任广州知州不当。今天虽然听说已有指示，改任潭州知州，但加给他的贴职和误授的任命还没有追回。考察公议，大家都认为不妥，臣不得不说明此事，冒昧烦扰圣上听察。臣前一章所奏，路昌衡的罪恶已经说得很详细，其中情理尤其不能容忍的，没有超过他在父母丧期却做邪僻之事。从前陈寿在父亲丧期中，让婢女调药，当时士大夫的议论尚且鄙弃他，何况路昌衡不顾父母养育之恩，肆意做奸邪污秽之事呢？臣听说父子之间的道义是人的天性，侍奉父母孝顺，就可以把忠心移用于君主。如今路昌衡违犯名教，灭绝人伦，对所应厚待的人尚且如此刻薄，陛下又怎么能任用他？何况这项贴职本来是为南海这一重要任所设置的，是想要以此宠荣他的出行。既然前一项任命已经罢止，就应当一并追回。况且长沙的守臣从来没有必须兼带馆职的成例。假使路昌衡离开烟瘴遥远的地方，得到湘潭便利的任所，又兼带直阁职名，便可以坐享控制一方的权力，天下奸邪之人还有什么可以受到惩戒阻止的呢？希望陛下留心省察，迅速降下圣旨，追回路昌衡的新任命，另给闲散职务，使善恶得到明确辨别，也稍稍振厉浅薄的风俗。

译刘安世又论路昌衡，奏道：臣近来多次具状上奏路昌衡前后的罪状，认为他不堪擢用；既然已经罢免广州之任，就应当追回他的贴职，至今仍未奉到指示。臣所说的依据公议，奏章累计十多份，拖延了五个月，是非可否始终没有定论，朝廷内外都疑惑不解，实在损害政体。何况潭州守臣向来没有必须兼带馆职的成例，岂能因差遣失误而轻易授予小人？希望圣上慈悲，审察其中事理，明白诏告执政大臣，早日命令追回改正，使朝廷辨别邪正的原则取信于天下。像路昌衡这样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只希望陛下果断裁决而不再疑虑，臣将万分幸运。刘安世又一并论王子韶、路昌衡，奏道：臣近来已经多次具状论列王子韶、路昌衡授官不当，至今仍未奉到施行。议论者说王子韶记诵广博，路昌衡办理政务精强敏捷，他们的才能可以任用，不愿让他们终身废弃。臣私下对此很疑惑。朝廷取用人才，当然必定有一定原则：如果大节完美，只是有小的瑕疵，因为人才难以十全十美，理应选拔任用，这就是《左传》所说不能因为一个小过失遮掩大德。如果平素行为邪僻，大义已经亏损，即使有一点小才，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正如少正卯，行为虚伪而意志坚固，言语虚伪而善于辩说，学问不正却广博，顺从错误而文饰润色，所以不能逃脱孔子的诛罚。考察王子韶，对上欺骗先帝，对下欺骗长官和副职，作为臣子不忠，为清议所弃；路昌衡在父母丧期毫无哀戚之情，肆意做邪恶污秽之事，灭绝人的天性，作为儿子不孝，为典章法律所诛。怎么能说这两个人反而应当受到褒奖提拔，朝廷再三只担心不能找到任用他们的理由呢？臣私下认为，朝廷授官本来有合适与不合适，言官的议论也不可能全无是非。既然没有任命王子韶为太常少卿，又追回路昌衡任广州的命令，那么前一天的差遣就是不当的，臣的言论就是正确的。接着，罢免太常少卿的人却改任卫尉正卿，免去南海任所的人却仍旧保留贴职、任潭州帅臣，那么臣的议论究竟谁对谁错？朝廷的差遣究竟谁合适、谁不合适？几天之间反复如此，传遍天下，岂不令人疑惑？从前魏太祖说过：荀令君进用善人，不进用就不停；荀军师罢黜恶人，不罢黜就不停止。如今路昌衡、王子韶，可进用的善处少，可罢黜的恶处大，罢黜他们有助于振厉浅薄风俗，任用他们对圣明时代毫无补益，为什么还要坚持错误，害怕追回改正？臣听说，三军可以夺取将帅，匹夫却不可以夺取志向。臣虽然愚昧浅陋，岂敢忘记平素的操守？只希望陛下不要顾虑收回成命的嫌疑，不要给自己留下养虎为患的祸害，考察臣屡次奏陈的事理，早日赐下指示。刘安世又论王子韶、路昌衡，奏道：臣近来因王子韶、路昌衡授官不当，前后共论列了十一次，至今未奉施行。议论者说君主的命令已经颁行，难以收回。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国家良法善政，天下认为便利的，大臣应当替陛下协力守护，不可以改变。至于进退人物，偶尔有差错，只要不吝惜改过，仍然无损于得到人才。如今朝廷可以守持的政事，往往不能坚持最初的议定，屡次变更，使天下的见闻受到迷惑扰乱。至于引用奸恶之人，以致引起人们的议论，反而坚持错误、自以为是，不顾公议，只拿不愿收回成命作为说辞，臣实在不能理解。议论者又说，言官喜欢寻找别人的过失，而执政大臣只看重用人的才能。臣也认为不是这样。古今用人，确实难以要求十全十美，应当记取大的方面而略去细小瑕疵，这样就不会弃置人才。如今王子韶作为臣子不忠，路昌衡作为儿子不孝，是清议共同痛恨、典章法律不赦免的罪行。即使他们各自有些记诵问答或办理政务的才能值得称道，但可取的善处小，可弃的恶处大，任用他们有害于名教，罢黜他们却不会损害圣朝。而大臣却把这说成是任用才能，也已经错得过分了。臣听说近来授官时，常担心言官弹劾驳正，认为屡次追回改任，恐怕会使差遣无法施行。臣私下认为，朝廷不知道他们不可以任用却派遣他们，那么罪在负责耳目的言官；如果知道他们邪恶却不罢免，过错又应由谁承担？与其任用之后厌恶台谏多言，为什么不如任用之前稍加审慎，使别人没有可以进言的地方呢？臣不敢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施行而愤怒求胜，只是想把天下的公议上达圣上，希望能够斥退奸邪、奖进善良，为国家打开众正之路，建立太平的根基罢了。希望陛下察知臣的心意，竭力主持公道，罢免王子韶、路昌衡的任命，作为天下臣子不忠不孝者的警戒。刘安世又论王子韶、路昌衡，奏道：臣近来认为王子韶、路昌衡授官不当，前后共论列了十二次，至今没有奉到施行。臣分条奏陈二人的罪恶，已经说得很详细，都是朝廷内外共同知道的事实，并非敢把似是而非、难以查明的事情妄加在他们身上。朝廷取用他们的小才而遗漏他们的大恶，如果没有私意，怎么会到这种地步？臣之所以反复上奏、不能屈服自己，正是因为上有圣明的陛下，下有天下公论可以依靠。希望陛下竭力主持正道，更加详细察看，把臣所说王子韶、路昌衡的事状交给御史台核实衡量。如果都确有实情，并非臣过分诬陷，就请特降圣旨，列举他们的罪恶而公开斥退，以此警戒天下那些作为臣子不忠、作为儿子不孝的人。如果其中有一件稍稍涉及虚妄，臣也不敢苟且逃避诬上之罪。只希望圣上明察，早日裁决是非，使冤曲和正直不至于同时被保留，使奸邪不能侥幸进用。愚臣的愿望确实在此。刘安世又论王子韶、路昌衡，奏道：臣昨天因王子韶、路昌衡授官不当，前后共论列了十三次。近来虽然听说朝廷让王子韶出守沧州，但路昌衡的任命仍未追回改正。

译臣既然担任言官的职责，实在畏惧公议，多次烦扰圣听，确实是不得已。臣私下认为，二广之地控制百蛮，自祖宗以来，选任委派尤其重要。然而岭南瘴毒，是人们所畏惧前往的地方，所以凡是任命帅臣，按例待遇特别优厚，有的加给职名，有的提升官阶，都有旧章可以考察。如今路昌衡作为儿子不孝，作为官吏又残酷暴虐，依附王珪、蔡确，屡次兴起大狱，违背经典、扰乱法律，天下人怨恨痛疾；他能免于废黜放逐，已经是很大的侥幸。近来承蒙擢用，导致人们议论，既然已经罢免他前往广州，却仍让他冒受直阁的宠荣，舍弃烟瘴遥远的地方，得到湘潭便利的任所，使路昌衡替自己打算，也不过如此。何况因弹劾而所得的授官反而比前日优厚，轻重完全颠倒，又能惩罚谁、劝勉谁呢？臣听说，名位和官爵名器，不可以随便授予他人。如今馆职和帅臣之权，世人称为优选，如果容许邪党随意滥居，臣恐怕朋邪群小以苟且求得此位相互夸耀，而正人端士却因与他们同列为耻。陛下用来激励世道、磨炼庸钝的工具，竟成为虚有其名，这尤其不可不慎。希望圣上慈悲，考察臣屡次奏陈的事理，追回路昌衡过岭时所加的贴职，把他安置到散地；这样不仅使不孝酷虐之类的人无法侥幸获得误授，也足以表明朝廷的好恶，教化天下。刘安世任左谏议大夫时，又论邓温伯授官不当，奏道：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任命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起初中书舍人缴还诰词，后来给事中又两次封还驳正。臣私下认为，极其公正的朝廷，必定没有坚持错误的道理；事情拖延多日，臣不敢论列。近日听说前一项任命又被传报下来，士大夫相互对视，无不大惊失色。为什么呢？陛下即位以来，从未压制公论，如今两省的给事中、舍人这样履行职责，正是因为众议认为任命不当，而朝廷却完全不听取，反而坚持得更加厉害。臣再三思考，不能理解。等看到诰词，才知道陛下因为攀附之故，便加以过分宠任。臣独自认为并非如此，不得不加以辨正。前代开国创业的君主，处于草创艰难之际，才有豪杰之士被任为辅佐天命的大臣，说他们攀附还可以。继承帝位的君主，有的出身太子，有的来自藩王府，东宫、王府都配备属官，因为他们有保傅辅导、调护帮助的功效，说这是攀附也可以。恭敬地想到，陛下当初正值少年，尚未出阁，忽然承受天命，仓促登上帝位。在此期间，邓温伯虽然曾暂时掌管文书，什么时候有机会瞻望圣颜，却竟然因此说他有攀附之功吗？按照名义考察实际，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何况邓温伯奸邪反复，天下人都知道；他暗中借用王言，内里结交蔡确，这确实是罪行。如果侥幸逃脱典刑，反而又得到错误的任命，更会使人听闻后惊骇。希望陛下审察清议，斥退疏远奸佞之人，收回诏命，以安慰众望。刘安世又论邓温伯授官不当，奏道：臣近来曾论奏邓温伯任翰林学士承旨不当，至今仍未奉到指示。臣谨按邓温伯资质禀性奸邪，贪图依附权势和利益。熙宁年间，王安石与吕惠卿势力相当、彼此争斗倾轧，邓温伯始终反复，出入两党之间，奸诈邪曲、侧身媚上，情态百出。元丰年间蔡确掌权，他竭尽心力依附投靠，朝廷从成都召回他，安置在翰苑。等到陛下继承帝位，褒奖辅弼大臣，邓温伯起草王珪的麻制，说王珪预先在禁中参与谋议；替蔡确起草任命词，又说尤其嘉奖他参与谋定的功劳。臣听说太皇太后拥立孙子、神宗皇帝传位给儿子，上合天意，下顺人望，圣心早已决定，并不借助外部谋划；考察经书、稽核古事，没有一处不相符合，蔡确究竟出了什么力，竟敢贪取上天的功劳？即使如奸人所说，事情出自大臣的谋划，也应当先推举上相，接着才轮到次辅；邓温伯却暗中接受邪说，稍稍贬低王珪，便在蔡确的制书中特意过分夸美，颠倒功劳轻重，欺骗迷惑天下。这大概是小人深远的谋划，想为将来侥幸求进打基础。按照他的本心定罪，应当给予显著的诛戮；即使逃脱诛杀、流放，也已经超出常法，怎么可以玷污玉堂，奉承秘密旨意？何况中书舍人缴还诰词，给事中又两次封还驳正，成命下达后，御史全台和两省谏官都有论列。陛下即位以来任用的人很多，至于众议沸腾、舆情惊动，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严重。由此判断，既然是公议所弃，就不能不罢去。希望圣上慈悲，察看君子小人消长的关键，为宗庙社稷长远考虑，早日把臣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施行，臣将无限恳切。刘安世又论邓温伯授官不当，奏道：臣近来已经两次论奏邓温伯差遣不当，至今仍未奉到指示。臣听说，朝廷的事务没有比任用人更重要的；君子进用，是治理的根本，小人被任用，是祸乱的阶梯。君主深居九重，不能全部知道臣下的邪正，所以设置谏官、御史的职位，让他们掌管耳目，采纳朝廷内外的公议，是非可否都听从众议。因此，蒙蔽贤者的言论不能伤害君子，结党奸邪的言论也不能帮助小人；明君无需偏用心思，贤与不肖自然能够辨别。知人则哲，道理不过如此。如今邓温伯奸邪反复，只看重利益，结交蔡确，作为臣子不忠。自从听说任命后，舆论十分惊骇；台谏已经论列，请求停止成命，如今多日仍未听到答复。此事关系到君子小人的消长，臣不避诛责。希望陛下把臣屡次奏陈的意见交付有关部门施行，不要因为奸人先入为主的话，废弃天下最公正的舆论，臣将万分幸运！刘安世又论邓温伯授官不当，奏道：臣前些天因职务之事进见应对，谈到治理与祸乱、安定与危亡的大计，承蒙圣上慈悲，特意开怀接纳，臣感激得手舞足蹈，不能自持。最后臣论说邓温伯授官不当，陛下告诉臣说：你们应当体会朝廷的意思，天下的事情怎么能全由台谏决定，也应当出自皇帝自己的裁断。臣虽然已经具陈义理，退下后深思，仍觉得没有说尽，便冒昧陈述诚意，再次烦扰圣听，希望陛下不要嫌烦，听臣说完。臣曾读《国语》，书中说，天子处理政事，要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官进献典籍，史官进献史书，乐师进谏，盲人吟诵，低级乐官讽诵，百工进谏，庶人传达意见，近臣竭尽规劝，亲戚补充考察，乐官和史官教诲，年长者修正，然后君王斟酌取舍。三代以前，上至公卿大夫早晚都能进献忠言，下至百工庶民也能凭自己的技艺进谏，所以忠言善谋每天都能被君主听到，天下的情形没有幽微之处不被照察，没有遥远之地不被通达；所做的事情必定成功，所选举的人必定合适，这都是谏诤的功效。

译后世的士人不致力于向君主进言纳谏，却多为保全自身谋划；正直的议论和长远的谋略，很少有人入朝报告，于是朝廷设置人员、安排职务，要求他们专门进谏。进言的人日益减少，听取言论的人却没有更加勤勉，这就是后世天下的治理最终愧不如先王盛世的原因。神宗皇帝考察古今，更新官制，认为政事都从朝廷发出，于是采用唐代《六典》的制度，在中书省设置舍人，凡是诏令不妥、法度不便，都可以据理抗议，希望取得适当的中正。万一仍有差错，又在门下省设置给事中，委任他们封还驳正；还担心人的谋虑不能完全完善，于是又命谏官议论、御史纠察弹劾，上下相互维持，纲纪完备严密。假如这些职位都能任用合适的人，各自共同修治职事，而朝廷仍不能治理好，是从来没有过的。如今天下广阔，陛下的圣颜能被看到的人，在亿兆人中仅有一两个；在这些能见到陛下的人中，能够接触并陈说意见的，又是千万中没有一个。自二圣临朝以来，群臣没有越次进见的机会，向上不过六七位执政大臣，向下不过四五位言官而已。陛下能够与之谋议的人，少得就是这样。臣如果还以体察朝廷意旨为理由，明知公议不可不说却不向陛下报告，那么百姓的疾苦、万事的缺失、邪正的消长、朝廷内外的真伪，又凭什么全部传达到圣听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从前唐太宗在位时，三天没有进谏，就责备侍臣。这是因为君臣尊卑的形势已经相距悬殊，上下之间的情意常常苦于不能沟通。君主虚心招致进言，尚且有时不能得到；如果表现出厌弃轻视，谁还会尽心尽忠？《尚书》称说尧的德行，是说他考察众议，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称说舜的功绩，是说他明察四方的眼目，通达四方的耳聪；叙述禹兴起的原因，是说益赞助禹，禹拜受昌盛的言论；讲述汤成为王的原因，是说他任用别人只看是否合适，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正因为他们能够接受进谏，接受后又能够改正，这才是尧、舜、禹、汤成为圣人的原因。希望陛下扩大聪明，延揽接纳忠诚正直的言论。言语即使逆耳，也要从道理上寻求；言辞即使违背心意，也要由此知道自己的过失。任用贤者不要三心二意，除去邪恶不要犹疑，使怀有奸心的人没有机会可乘，使奉行正道的人乐于把善言告诉陛下。陛下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每天更新圣德，与尧舜禹汤并驾争先，岂不是伟大吗？臣任职谏垣，过去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只是尽心尽诚、毫不隐瞒，希望以此报答并弥补国家的大难。更希望陛下察知臣爱戴君主的心意，宽恕臣狂妄的罪过，稍加采择，臣将万分幸运。安世又上疏论说邓温伯此次授官不当，疏中说：“臣近来已经四次上奏，论说邓温伯此次授官不当，至今没有奉到指示。臣不敢远引前代事例，烦劳圣上听闻，只是援引祖宗旧事，再为陛下陈述，或许愚臣的忠心能够得到采纳。臣私下看到，太祖因为和防是贵家子弟，又能作文章，十分宠爱优待他，想下诏召入翰林，曾对近臣说：‘和防的眼睛昏暗无神，胸中一定不正，不可以任近侍之职。’于是这项任命便被搁置了。景德三年，枢密院商议依次补授禁军列校，王继英上奏说：‘藩邸中曾供职的人，还有任外职的，都聚在一起议论诽谤，说臣蒙蔽不向皇上进言，致使他们被滞留。’真宗说：‘这些人都不自我省察修养，只想侥幸求进；本来就是因缘际会而得到机会，假如再加以升擢，必须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能堵住舆论。’先朝时有一名散从官李荣，在藩邸时曾参与供使，后来十多年只是挂名隶属于尚食局。一次他随同辈参加选授，先帝见到他并询问，才知道是李荣，只升任队长；过了一年多，才逐渐升为小校。这是因为国家的爵位不可以轻易授予。臣每次读到这里，总是放下书叹息。为什么呢？祖宗并不是吝惜爵位，只是要用来对待天下贤才；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从来不轻易把名位器物授给他，难道只是害怕臣下的议论吗？” “这大概是要把谋略留给后世。况且藩邸的官吏曾有供事的辛劳，即使只是低微的军校，也不愿意没有名分地授予他，何况玉堂和禁近之职，远远比这高贵得多呢？祖宗朝尤其重视学士，每当想要任命一人，必定审察他的才器和品行是否正邪，大概是想求得贤才来辅佐自己，而不只是取用他的文才技艺罢了。像和防这样的人，本来还没有发现他的过错恶行，只是观察他的眼睛，怀疑他不是端正之士，于是便不再任用；可见选拔任用的本意，难道是想让小人在身边吗？如今温伯奸邪反复，罪状都有明显迹象，出入于安石、惠卿一党之间，窃取荣耀宠幸，后来又依附蔡确，轻率地使用君王的言语，窃取上天的功劳，侥幸图谋将来，这并不是和防所能相比的。只因为他暂时掌管笺记事务，便窃取了攀附权贵的名声，使他主管翰林，奉行宸密旨意，这又不是低微小校之类的职位。臣私下认为，太祖虽然爱惜和防的才华，但恐怕他不是正人，便立即搁置了翰苑的任命。陛下明知温伯奸邪，却把他放在参与论思的近臣之地；太宗、真宗对于应该推举的藩邸旧人尚且不轻易授官，陛下从未出阁，温伯本来又不是宫邸属官，如今却无缘无故给予这样的宠幸，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可惜，陛下也应当替祖宗感到可惜。何况词头刚刚下达，中书舍人已经缴还；成命降下以后，给事中又再次封还，但朝廷全都不听从，于是御史、全台以及两省谏官相继上奏论列。” “如果大体符合公议，怎么会闹到如此纷纷扰扰的地步？伏望陛下上体三位圣祖的心意，下为万世树立法则，趁温伯请求辞免之际，收回新任命，使小人的势力不能逐渐滋长，成为将来朝廷的祸患。天下幸甚。” 安世又上疏论说邓温伯此次授官不当，说：“臣先前多次上疏论列邓温伯授官不当，请求追回并停止任命，却没有奉到指示。其间臣因患病请假，便没有再进呈章疏。近来臣私下听说温伯将接受新命，臣虽然卧病在床、病势危重，早晚都忧愁郁闷。为什么呢？陛下即位以来，振兴正道，任用贤能俊才，天下人情一致歌颂。如今温伯的奸邪反复，朝廷内外都知道；他夺取太皇太后保全社稷的功劳，归给蔡确，这是戴天踏地而生的人共同痛恨的事情。况且臣错误地受到擢用，任职于谏省，难道敢容纵奸邪，使其成为朝廷将来的祸患吗？自唐代以来，担任翰林学士承旨而后来没有升为宰辅的，很少，近来苏颂就是这样。如今温伯已经到了这个地位，将来怎么敢保证他不会成为执政大臣呢？臣在大病之后，三次劳累复发，估量自己的病势，恐怕不能再仰望圣颜。如果奸人不离开朝廷，臣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臣不能亲自书写，谨口授臣子代为记录上奏，唯愿陛下怜悯并听取。”

译贴黄：臣听说，温伯的授官本来不是出于圣意，只是由于大防留身进见时加以推荐，因此才有这项任命。然而大防的用意，不只是想成就温伯，以便同群奸相互结交罢了。大概近来都司拟定任永寿的酬赏不当，台谏官多次弹劾，大防恨之入骨，却没有办法发泄愤怒，所以明知温伯有罪，仍公然提拔他。他的意思是，言官一定会极力争论，于是想借此作为名义，来驱逐臣等，这都是宰相的阴谋。愿陛下圣明，深加省察。又如果认为温伯曾掌管笺记，想表示对他的礼遇，那么只请求朝廷优厚地给他一个职名，安排到藩镇去；这样陛下对待温伯已经不能说不厚，而小人势力逐渐滋长的趋势也可以消除。唯愿陛下作出圣断，早日施行。安世又上疏论说章惇强行低价购买朱迎等人的田产，称：“臣近来因为章惇用低价购买百姓抵押的田产，致使朱迎等人经由户部陈诉，便详细论列此事，请求进行按问弹劾。后来承蒙朝廷下令江淮发运司考察事实虚实，臣私下听说，该司所委派的体量官只在昆山县调取公案，发运司便据此详细具奏回报，认为买田之事虽然有事实依据，但在条法上并没有别的违碍。臣私下认为，奸吏依附权势、暴虐良民，必定不肯在案牍中明白写出逼迫胁制的痕迹，往往假托公道，搜罗其他缘故，使无辜百姓受尽刑罚禁制，然后命狡猾的官吏索取他们自愿出卖的文状；这样表面上没有违法的形式，实际上却有夺取民产的事实。如今如果只相信文书而不追究其本意，那么远方百姓受到冤屈压抑，终究无从伸张，必须辨明事实，以揭破他们的妄言。检准《编敕》条文，侍从官待制以上不得广置产业，与民争利。臣前一章所说的只是朱迎等四户，后来访闻发运司体量到的竟有二十一户，这就是说苏州境内官卖的田产，全都是章惇所有。向来州县估计抵押的产业，只按价值的一半估算，这是因为官府担心日后失陷的弊害，不敢全部按原价使用。” “如今章惇利用价格极低这一点，公然违背条制，劫持州县，侵害平民，争利之罪还有什么能大过此事？臣又检准律文，祖父母、父母在世，而子孙分立户籍、另有财产的，判徒刑三年；如果是祖父母、父母命令分户另财，则判徒刑二年，子孙不坐罪。臣认为，章惇借用其子承事郎章援的名义投状承买，如果章惇起初并不知情，那么章援应当获罪；如果是章惇自己所为，那么罪责应当由谁承担？何况朱迎等人的状文中陈述章惇虚假欺诈的事情，条目很多。这四个人还略有盘缠，所以能够不远数千里到省部申诉；其余贫病之人不能自给，只得收手离业，最终流离逃亡，陛下难道不应当念及他们吗？臣听说西汉时，轵地有一名儒生，在侍者陪同的使者座上称赞郭解。那儒生说：‘郭解专门凭借奸诈触犯公法，怎么能说是贤人？’郭解的门客杀了这名儒生，官吏因此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者是谁，杀人者最终也没有查明是谁。官吏上奏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议论说：‘郭解以平民身份行侠，凭借权势因为一点怨恨就杀人；郭解不知道这件罪过，比郭解知道有人杀人更加严重，应当判大逆无道之罪。’于是灭了郭解全族。臣私下认为，章惇曾任执政大臣，更不是郭解一个匹夫所能相比；州县畏惧章惇的势力，逼迫驱逐平民，使他们……” “失职，而章惇却不顾国法，还用低价换取他们的田宅，这又不是郭解那样的‘不知道’。如今如果认为奸吏玩弄文辞、勉强能够合乎法律，就略过残害百姓的实情而不追问，恐怕不合《春秋》诛责本意而不只诛责事迹的义理。伏望陛下详细阅览朱迎等四人的状文及其中事理，特地下令，弹劾本县官吏徇私不公的情状，按问章惇欺诈、扰乱政事的罪行，明正典刑，以警戒天下。苏州以及本路监司不接受朱迎等人的诉状，也请求一并贬黜责罚；这样才可使权豪知道畏惧，使远方百姓安居。” 安世又上疏说：“臣看到去年十二月间苏州昆山县百姓朱迎等人，经户部论诉章惇强行用低价购买百姓抵押的产业，于是具疏论列，请求依法治罪。此后承蒙朝廷委派发运司考察事实虚实，今年正月间该司体量上奏了事情经过，虽然含糊破碎，没有完全说明实情，但大体已经看出，朱迎等人的诉说并不是诬陷。比如章惇借用其子承事郎章援的名义投状承买官卖田产，共二十一户，都有凭据可查，这是最为关键的事实。臣认为，章援如果没有告知父亲而私自完成交易，就应当获分户另财之罪；如果章惇假托名目，则自有减等论罪的法律。并且各份状文中都指出，在投状日期，章援正在京城参加考试，那么章惇的欺诈就更加明显。因此臣已将应当适用的敕令和法律上奏，认为这样就可以议定罪责。如今已经拖延数月仍未施行，上下畏惧章惇竟到了这种地步。按章惇闲居乡里，不参与政事，但他的气焰凶暴，官府严厉畏惧他，宁可屈从陛下的法律，也不敢违逆章惇的意愿。假如章惇拥有权势，能够任意实现自己的意图，那么天下的祸患将会怎样呢？如今体量查到的事实都有根据，没有什么可疑可缓，却故意拖延滞留。” “臣恐怕有人暗中替章惇铺路，又互相搜罗细小过失，反复盘问往来，结果明堂大赦时必然会把他原免。这样一来，大奸人何其幸运，而平民又何其不幸！伏望圣慈详察此事，明白敕令三省，早日结案断罪。州县监司不接受朱迎等人的诉状，也请求特行降官贬黜。这样才可使扰乱政事、跋扈专横的大臣，以及屈法徇私的官吏，知道有典刑可以制裁，使远方百姓的冤屈能够得到伸张昭雪。安世又上疏说：臣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多次弹劾上奏章惇劫持州县、不顾国法，强行用低价购买百姓抵押的产业，致使朱迎等四人不远数千里到省部申诉。后来承蒙朝廷下令发运司体量，已经查出事实，但拖延半年仍未施行。臣上月二十二日在延和殿再次具奏论列，承蒙陛下宣谕，命令立即结案断罪。如今又过了一个多月，仍未见到指示。臣私下认为，章惇气焰凶悖，欺凌弱小，假借儿子的名义，广置田产，公然分户另财，毫无忌惮，罪状显著，根本不是隐秘难查的事情；尚书省却曲意替他拖延，以求赶上赦免，这实在不是用来体现陛下仁爱百姓之意的做法。伏望特降圣旨，早日依法正刑，或许可以使扰乱政事、跋扈专横的大臣不至于侥幸免罪，使远方百姓的冤屈得以伸张。” “昭雪。”

译安世又同谏议大夫梁焘、左司谏吴安诗共同论奏章惇，疏中说：“臣等看到，章惇在苏州任职时，强行用低价购买朱迎等人的抵押田产。自去年十一月以来，右正言臣安世多次论列此事，承蒙朝廷下令江淮发运司体量，均已有事实根据。近来臣等私下看到，敕令断定罚铜十斤。臣等考察，章惇曾任执政，当然应当奉行法律、遵循事理、尊君爱民；但他气焰凶暴，劫持州县，贪利无厌，使人失职。推究他不畏国法的心意，实在是怀有蔑视朝廷的心思。而所处罚的罪责太轻，不能满足公议。况且章惇与蔡确、黄履、邢恕一向相互结交，自称社稷之臣，天下人却指他们为四凶。如果不趁他招致众人议论之时依法正刑，将来再想把他流放驱逐，恐怕就没有名义了。伏望圣慈特加详察，明白降下指示，等章惇服丧期满后，特行废黜弃置。这样才可使奸豪收敛屏息，永远断绝后患。” 安世又共同论奏章惇，疏中说：“臣等昨天因为弹劾上奏章惇强行以低价夺取民产，朝廷体量后查明属实，却只判赎铜十斤，处罚与罪行不相称，因而再次详细论列。如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仍未施行。臣等考察，章惇借用其子承事郎章援的名义，承买朱迎等人的田产，而投状之日，章惇的父亲还在世。检准名例律疏，其中说，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没有自行专断的道理，却分立财产、另立户籍，说明没有至孝之心，名分和义理因此一并败坏，情节也同时被抛弃。考察典礼，这种罪恶难以容忍。这两件事并不互相依赖，违反者都应列入十恶。推究法律本意，正是为章惇这种情形而设。作为儿子侍奉父亲，竟然存有这样的心思，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孝的呢？至于他在帷幄之前悖逆傲慢，完全没有人臣之礼；与蔡确结交，制造传播奸邪言论，窃取上天的功劳，侥幸图谋将来，作为臣子侍奉君主却有这样的心思，没有比这更不忠的了。臣等考察章惇的罪行，实在是人伦共同唾弃、王法必定诛罚的罪行。把他流放到四方荒远之地，才能稍稍塞责。如今只罚赎金，是轻刑，众人都认为失于刑罚。伏望圣慈深加省察，依照近来处理邢恕的例子，不等服丧期满，预先降下责罚诏命；这样才可使邪正分明，奸邪知道畏惧。” 安世又共同论奏章惇说：臣等近来已经多次具疏论奏，章惇的罪名尚未正法，请求另行议定流放贬黜，至今仍未施行。臣等看到，监司、郡守以下不接受朱迎的诉状，已经一并责降；县令、县丞违法授予、发给田产，也已经冲替。检准《编敕》条文，冲替相当于徒刑一年。臣等私下认为，推究动机来定罪，罪责本有轻重；依据事实援用法律，也有首犯和从犯的区别。如今有关官吏都因章惇而获罪，反而只将徒刑施加在章惇身上这个首恶之人，却只罚赎铜十斤，事情和道理颠倒错乱，实在太过分了。何况投状之日，章惇父亲尚在世，分户另财的事实十分明白。按考律文，罪行属于十恶。愚民犯法，尚且有通常的刑罚；章惇身为大臣，是天下所仰望的人，却败坏名教、断绝义理，只从轻处罚，拿什么来显示惩戒？臣等私下认为，圣人制定法律，只求极其公正。如果对匹夫施行，却对公卿废弃；对庶民伸张，却对贵近屈从，这就是姑息养奸的弊政，不是清明朝廷应当实行的。按章惇父亲在世而分户另财，应当判徒刑三年；既然犯了十恶，就不应适用议请减罪、赎罪等规定，一概不能使用。不知前日的判决，援引的是哪一条律令？” “伏望陛下深加省察，把臣等这篇奏章发下去，诘问执政大臣。如果律文另有冲改，臣等妄言，请求明白施行诬上之刑；如果大臣没有别的说法，请求发出臣等的章疏，以正章惇之罪，并依照近来降下的圣旨，不得因赦令而原免。只要能够稍稍正定典刑，或许可以不违背清议。唯愿出自陛下裁断，早日降下指示。” 安世又共同论奏章惇说：“臣等先前多次论奏，章惇的罪名尚未正法，如今已经拖延数月仍未施行。臣等考察，章惇在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借用其子章援的名义，承买诸育抵押的田产；到五月十六日才遭逢父亲去世服丧，这正是投状之日。章惇父亲当时还在世，推究事实，分户另财十分明白。依据法律定刑，罪行列入十恶，便不得适用议请、减刑、赎罪等规定，即使经过赦免，也不许原免。平民愚昧，或许有抵赖冒犯之事，朝廷执行法律却从未稍有偏私。章惇身居大臣之位，是百姓所仰望的人，却断绝义理、贪利而不顾亲亲之恩，只令他赎金，这是扰乱法典。臣等私下认为，君子触犯义理，小人触犯刑法，古代圣贤把这两者都视为深切的警戒。如果说章惇是君子，那么如今他已经触犯义理；如果把章惇当作小人，那么如今他又触犯刑法。两方面都不能逃避圣人的诛罚，那么朝廷为什么要忌惮章惇而废弃祖宗之法？伏望陛下把臣等这篇奏章送交刑部裁定。如果律文曾经冲改，所引用不当，请求纠正臣等妄言之罪；如果查明章惇投状的月份确实在服丧以前，确实是父亲在世时分户另财，请求依律断罪，这样才可使法令统一，天下信服。” 安世又论奏章惇说：“臣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前后十次论奏章惇买田违法等事，虽然承蒙朝廷逐项施行，但章惇的罪名至今仍未正法，拖延了一整年，终于使公议难以安定，不得不烦劳圣上听闻。臣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向来大臣不愿亲自同平民交易，所以托付子弟来订立契约。臣认为不是这样。祖宗的制度，只是禁止侍从官以上广泛经营产业、与民争利；如果不是聚敛财货太过分，便是法律所不禁止的。若身为大臣，想避开贪利的名声，却让子弟侵夺刻剥下民，这就是表面上遵守法律，暗中放纵贪鄙，欺骗君主、违背义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假如按照那种说法，必须父兄不在世，才可以另立名目；如今章惇父亲还在世，而投状之日却使用其子的名义，对上有损孝敬，对下失去为人的正道。平民的愚昧尚且不至于如此，大臣的身份本来就应当这样吗？”议论者又说，章惇已经不再带有职任，而且已有旨意，等服丧期满后给他宫观差遣，这已经足以表示惩罚，不必再严厉责罚。臣也认为不是这样。章惇不得任职，是朝廷因为他对两宫无礼而将他黜退外补，所以不能适用执政大臣善意离任的先例。”}],

译后来章惇以便于侍奉亲人为请求，于是得以提举洞霄宫。正当陛下圣明的政治日益更新、奸邪之徒收敛屏息之时，像章惇这类人自知罪恶满盈，必定会请求退居；将来服丧期满时，他本应自行陈述请求，而现在却授给他宫观差遣，正好迎合章惇的心意，恐怕不足以抵偿他近来所犯的典刑。臣看到两浙监司以及苏州昆山县的官吏，因为畏惧章惇的威势，不能谨慎奉法，朝廷体量后查明属实，已经一并判决遣送，轻者罚赎金，重者冲替。检准《编敕》条文，冲替相当于徒刑一年。臣私下认为，推究动机来定罪，罪行本有大小；依据事实援用法律，也有首犯和从犯之分。如今有关官吏依附权势、废弛职守，确实不可宽恕，然而他们都是因章惇而获罪，反而被处以徒刑；又因原先降下的圣旨不许赦免，这就成了有关官吏受到的惩罚反而重于章惇。章惇凭借以前执政大臣的势力，劫持州县，残害平民，贪利而不顾亲情，不畏国法，既是首恶之人，却只罚铜十斤，这就成了章惇所得的罪罚反而轻于有关官吏。如此倒置，公议会怎么说？臣听说自从责罚本路监司以后，直到现在，前来诉讼的人仍没有停止。大概章惇平日倚仗权势横行暴虐，人们不敢与他较量；既然知道朝廷特意替他们伸张事理，所以争相前来申诉。” “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如此严重，怎么可以宽贷？伏望圣慈采纳臣的弹劾奏章，写入责罚诏辞，或者令其降官，或者让其分司任职；只要不使有罪者逃脱，就足以稍稍端正国体。唯愿出自陛下裁断，早日降下指示。安世任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又应诏论事说：‘臣自去年患病，获准到崇福宫任职，还不到几个月，又承蒙召回任用。虽然圣恩广大，不遗弃微小才能，但臣质朴拙劣、愚昧暗钝，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万分之一，白白消耗优厚俸禄，每天都负有忧惭。至于当前的要务、朝廷的弊政，每当有所听闻见到，多次想要上奏论列；但臣既已离开言路，不敢越职进言。臣看到今年四月七日尚书省札子所勘问的事项，近臣自许可以论事，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令御史台下达。臣忝居从官，亲自承受诏命，事情关系国体，按道义应当竭尽规谏，愿陛下留心听取。’臣听说朝廷授予吕惠卿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舆论沸腾，民情震惊。臣恭敬地想，陛下刚登上帝位，务求顺从民意，认为惠卿、蔡确这类人残害百姓、蛀蚀国家，辜负朝廷任用，为四海之人所痛恨，所以相继贬逐，屏退到远方。” “即使普通男女那样愚昧的人，也没有不明白地知道两位圣上的心意：本来是为天下百姓驱除祸害，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按理应当永远投置荒远之地，终身不得列于士大夫之列。然而惠卿从宣城迁徙之地回来，才过了两年，按通常法律考察，还不应当叙用，不知以什么名义，竟然又恢复了卿列。议论者说，蔡确的母亲现在在京城向朝廷干请诉求，希望召还她的儿子；大臣不敢直接答应她的请求，所以先拿惠卿来试探两宫。如果惠卿的任命得以实行，那么将会借此涉及蔡确；蔡确既然重新被任用，章惇之类的人就会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起来。替天下国家考虑的人，难道能够安宁吗？臣私下看到《国朝会要》第二百三十七卷记载，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书门下说：‘有曾任职官、被遣谪在外的人，近来经过赦免，希望允许他们回朝，请责令他们考察后来的表现。’皇帝不许，对宰相说：‘朝廷要达到治理，应当任用贤良；君子和小人应当明确辨别。大体说来，人君应先端正自身，也如同治理家庭，家长不正，家庭也会混乱。所以听信邪说，连骨肉至亲都会因此离间，怎么能达到使家庭富裕、宗族和睦的道理呢？事情有大小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 “如今海岛、琼崖这些极其遥远的地方，还有很多被流放贬谪的人，自郊祀以来，难道不值得挂念吗？大概这些人行事险恶，如果稍有得志，便会重新结交朋党，任意毁誉他人，就像伤害群体的马一样，怎么可以轻易议论放还呢？’臣私下认为，祖宗的仁德同样施及动植物；至于制御小人，则一概以义理裁断。唯愿陛下善于继承和发扬祖宗事业，不违背、不忘记，守住初政，坚定如金石。在处理万机的间隙，多次省察祖宗训诫。将来如果有大臣还坚持姑息的议论，巧妙地替奸人铺路、借机庇护大奸，伏望陛下用太宗的至理名言当面驳斥他的荒谬，使朝廷内外群小不能窥伺朝廷的空隙、动摇正道。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刘挚弹劾四凶，疏中说：“臣私下认为，自陛下临朝以来，推行政令，随着时势有张有弛，继承完成先帝制定治理、建立法度的意旨，使之光明昭著于天下，利益兴起、祸害除去，四方无不鼓舞。至于使朝廷清明、分别邪正、斥退远离奸佞、铲除强横之徒，都出于陛下的深谋神断；陛下宽裕从容，不因喜怒而行，也不在言语神色中显露，而天下的善恶已经辨明，是非已经端正，这是多么盛大啊！然而在这个时候，臣私下奇怪，天地的和气尚且有时没有应和，忠臣义士的议论尚且有时不能平息，这是什么缘故呢？臣曾经探究过，大概是天下最大的罪恶仍有待诛除，天下的大奸仍有漏网之人，而国法仍有未能端正之处，这就是朝廷内外仍未满足的原因。国家失政，没有比让奸恶之人侥幸免罪更严重的。如今说其中最大的，便是前日那四名宦官。臣任职风宪之官，虽然知道会触犯权幸，言语一出口，祸患便可能随之而来；但臣负有进言的职责，如果贪图报答陛下的知遇，难道还顾得自身的危险吗？谨为陛下陈述：王中正在元丰四年率领二十万军队从河东进入边界，计算随军负责运输的役兵、民夫，总数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

译“王中正在边境上徘徊，足有半个月之后才出兵；在疆界之外盘旋，停留在沙漠而不前进，公然违背诏书，没有赴兴灵与大军会师的约定。天气寒冷，又下大雪，士卒饥饿受冻，白白使他们十之七八死亡。古代将帅固然有无功而还的，但仍应保全军队，回来向国家报告。如今精兵强骑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自己造成狼狈，几乎全部死亡。按军法，本应立即公开诛杀。王中正一点也没有自劾请罪，先帝却以天地般宽大的度量，不加谴责，还派使者赐物慰劳问候；此后王中正慢慢请求任闲散机构，领取优厚俸禄，安逸离去。这是国法没有端正的第一件事。李宪在熙河，贪图功劳、制造事端，一出兵便欺骗朝廷，朝廷的威权、赏罚和命令都掌握在他手中，官吏的罢免任用全由他一句话决定；监司、帅守以下侍奉李宪如同父兄，而李宪对他们颐指气使、役使他们如同奴隶。县官的财用任凭他取用，内府库的金帛千里转运，外则对百姓的血汗百般搜刮，都倾倒给李宪，如同投入深谷；财物出入吞吐，神鬼都无法看见，而这一切都不受有关官司查问。兴灵之战，李宪首先违背戒约，逃避会师期限，竟停兵修筑兰州城，留下祸患直到今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及至永洛之围，李宪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数十万人血肉横陈，罪恶满盈；他在一路统兵之中没有失误吗？这是国法不正的第二件事。宋用臣逞强施展个人智谋，借事搜求财物，掠夺小民衣食生计的道路，琐碎细小之事无所不做，使盛朝的政令比衰败的唐朝还要苛虐。加上陌钱、间架、搨地等事，损伤玷污国体，不能不招致怨恨诽谤。他出入传达将命，急迫得如同风火，专门用巧诈迎合来取得宠悦，事情无不顺遂；稍有动作便假称密旨，因此擅自作威作福，侵凌官府，冒昧侵吞财货，更没有案籍可查。都城因此憔悴，商旅也因此不能通行，创伤和弊害至今纷乱，仍无人能够治理。然而他也没有失去在优越地方享受俸禄的待遇，这是国法不正的第三件事。石得一任皇城司。皇城司设置侦察巡逻，本来是想了解军事机密以及人的奸恶隐情；石得一却凭借残酷刻薄的资质，制造罗织罪名的事情，放纵派遣侦察者，遍布各处，张设陷阱。搜查之家到户，无中生有、以虚为实。上至朝廷士大夫，下至富家小民，飞语早晨传入朝廷，晚上便被关进狱中。有关官司没有古人持平守正之心，认为这是诏狱，办成了就是有功，办不成反而有罪；所以凌辱、鞭打、审讯，惨毒无所不用。没有想要追求的口供得不到，没有要盘问的事情不被承认。” “受其暗中陷害的人，多得数不清。于是上下之人都惴惴不安，早晚不敢自保，彼此相顾而以目示意，几乎持续了十年。石得一却因为这些事仍然享有厚俸，安坐其位。这是国法不正的第四件事。这四个人权势锋芒强盛，震动炫耀于朝廷内外，毒害流布百姓，怨恨归于国家。宰相和执政知道此事，却不向皇上报告；谏官、御史畏惧，也不敢议论他们的罪恶。幸好他们处在圣人在上的时代，先帝以神武英气镇压他们的奸邪；否则造成的祸患，难道不就像汉、唐的宦官一样吗？以尧的圣明，尚且不能免除四凶在朝，直到舜兴起后才诛杀流放他们。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七天，便诛杀少正卯。先帝来不及在市朝公开诛杀他们，把这件事遗留给陛下。陛下应当以舜诛四凶之事自任，如今经过一年多，尚未听说下诏有关官司依法施行典刑，臣不能明白。伏乞圣慈将臣的奏章发下外廷，议定并纠正四人的罪行，公布于天下，流放诛戮他们，以彰明国法，使天下信服。谨具弹劾之章上奏。” 刘挚又弹劾太原擅自出兵，说：“臣私下认为，国家的祸患没有比发布政令而有人敢于违抗更大的；人臣的罪过没有比邀功欺上、为国家制造事端更大的。《记》说：‘不服从命令的人依法处死，擅自发动一千人的军队就应诛杀。’大概自古以来不能驾驭臣下，使臣下凌驾君上、招致祸乱，后来患难不可胜言，大多由此而来。既然如此，法令不可不严，人主也不可不明察。臣看到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极赦书条文规定，凡沿边州郡，都应命令长吏、巡检使、钤辖、兵士以及边境百姓，不得侵扰外界，安静守卫疆场，不得使其受到骚扰。命令下达以后，边境上风尘顿时平息，蕃夷之情感服。正当此时，知太原府吕惠卿却在四月中旬接受赦敕之后，接连派部将折克行、訾虎，先后率数万人进入西界征讨，所取得的首级都是边境浅处的老弱之人，却虚夸为功，而官军人马死伤很多。后来西人报仇，于五月侵犯边塞，臣下战死，士卒陷没死亡。臣认为，劳师动众、奏报功劳不实，以至于在边境结下怨恨，这些还都不足以尽论他的罪。” “但他公然违背诏敕，擅自出动军队，实在没有人臣之礼，所以他的罪不可以不治。臣谨按，惠卿遭遇擢用，起初就不是出于正道；他侥幸曾任执政，却不深思大义、报效国家，反而想制造非同寻常的功劳，以图再次被任用。况且边疆本来没有事情，又正值陛下新即位，怀抱先帝之丧、谨慎处理初政，哪里有闲暇动用武力？所以陛下遵循祖宗历来即位的旧例，施恩于边远地区，禁止互相侵扰，反复告诫，是为了让军民休息，使夷夏得到安抚。诏令公布，明如日月，可以说是极为厚重的恩德，谁不欣喜拥戴？然而惠卿以前以两府大臣身份担任帅守，理应同国家共患难，顺承圣意以镇守一方，却竟敢怀着贪功求进的心思，制造这场祸乱。违背、抛弃制诏，损害臣子的道义，这是第一条罪；在陛下居谅阴服丧期间，谋划发动战争，这是第二条罪；接受神宗遗诏还不到一个月，便忘却哀痛忧伤之情，侥幸企求功赏，这是极为不忠的第三条罪；使新天子的命令在四夷面前失去信用，这是第四条罪；打开边境事端的缺口，以至于至今戒备仍不得安定，这是第五条罪。惠卿是天下都知道的奸人，抗拒命令、擅自用兵，是天下最大的恶行。”

译“臣恐怕若不防微杜渐，朝廷不应包容养纵而不加考虑。从前汉代王恢想向匈奴谋求一时侥幸，所以建议发动马邑之战，孝武帝答应了他；王恢是奉诏办事的。然而最终因为谋划出自王恢，还是把王恢交给官吏审治，不予赦免，使他自杀。冯奉世出使外国，临机处置攻打莎车，在万里之外立功，最终也因为擅自命令而没有封侯。古代驾驭臣下，对于用兵和义理谨慎到了这种程度。至于惠卿，既不像王恢那样请示得到命令，也不像冯奉世那样只是擅自发令。他在接受新诏以后，诏敕禁约已经十分明白，却废弃诏令、置之不顾，这就是叛违命令的人。正当陛下继承政权之初，要用威权、恩惠、信用和义理安抚天下之时，第一道命令就被强悍之臣叛违而不服从；如果朝廷没有诛责诘问，上下就不敢再追究。我知道陛下将来发布重大政令时，恐怕不足以号令天下、取信四夷；奸臣抗命、轻视国法的事情也将接连发生。臣位居中执法，职责在于纠察惩治奸邪，伏请将臣的奏章发下外廷议论，端正吕惠卿的罪状，考察古代义理，依律处分，以伸张大公之法，作为奸雄的警戒。谨具弹劾之章上奏。” 刘挚再次弹劾蔡确说：臣听说《周书·君陈》说：‘你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入朝在内廷告诉你的君主，然后你在外面顺从执行，并说：这些谋略和主张，都是我君主的德行。’这说的是人臣的道义：有善政就归美于君主，即使谋略出自自己，也一定说是‘我君主的德行’，这是上下相互成就，是忠厚到了极点。臣看到宰臣蔡确辞去职位请求退居，他所上的表章没有引咎自责的意思，却有论说功劳的话。自陛下临朝以来，百姓歌颂的美政盛事，蔡确全都铺陈列举，叙述为自己的功劳，朝廷内外传闻此事，没有不感到奇怪、发笑的。收拔年高的旧臣，安排在身边，这是陛下极其明察、独具卓见，依据天下的公望而任用他们；蔡确却说成是自己所引荐的。罢去有关官司牟利剥削百姓的苛细法令，贬逐污吏，这是陛下仁心惠德、为使疲惫的百姓得到苏息；蔡确又说成是自己所请求的。至于申明告诫边境，不让人制造事端；分别派遣使者，访求百姓疾苦；修明法令，以完成先朝的政事；包容不同意见，以实行大公之道，这些事情朝廷内外都知道出自陛下的圣明谋虑，确实是新政中最好的措施；蔡确却把这一切全都认作自己的功劳，掠取为自己的事情，窃取上天的功劳，欺骗天下。” “他的意思是说，这几件事陛下本来不能知道，是因为他请求了，陛下才知道；陛下本来不能施行，是因为他请求了，陛下才施行。他轻慢君父、欺骗臣民、违背正道以求声誉，竟到了如此地步。凡是蔡确所说自己引荐的这些事情，他果真曾经有所建请吗？大概不可知。蔡确在言路任职、后来成为执政，前后已经很久，为什么不在先朝进言，却在今日进言？如果确实有建请，本来就是大臣的职责；像君陈那样把美德归于君主，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要把这些写在请求退职的表章中呢？不在先帝时进言，这是不忠之罪；在今日进言，是取悦求容的计策；把这些写在表章中，说自己有功，就是表面上请求离去，实际上想让陛下疑心他有功而留用他，并借此求得免于公议，这是持蒙蔽上意、欺骗下情的阴谋。古人有话说：‘在君主面前退下后，就删掉自己的稿子，不愿让别人知道善政出自自己，是为了推远权势声焰，避开掠美邀名的讥讽。’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怎么足以做大臣呢？蔡确无礼而不恭敬，结朋附邪而怀有二心，没有廉耻节操，不明白进退的义理。又从去年冬天大旱直到现在，蔡确身为上相，亲自承担责任，他的罪恶已经如此明显，却没有给朝廷带来补益。” “如今既然被公议逼迫，不得已请求离去，正应当痛切自责，恭敬不安、弯腰俯首，作出恳切请求一定退职的言辞，这才是大臣去留应有的体统。如今蔡确却夸耀功劳、张扬自己，已经显露出刚强不平的气焰。作为臣子如此行事，不称为大奸大邪可以吗？伏望把蔡确的表章同臣的这篇奏章一起交给三省，议论蔡确的罪恶，重新加重流放贬逐，以端正典法，使天下做臣子的人知道侍奉君上的道理。”}], 挚又论列蔡确的十条罪状，奏道：右臣近来已具状请求罢免宰臣蔡确，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臣身为御史，以弹劾邪恶、斥责谄佞为职责；如今宰臣蔡确奸险而触犯公议，臣如果失职，还有谁敢说话？臣恭见祖宗以来所任用的宰相，都是经过慎重选择，必取天下有德行、有声望的人。因此，对内则宗庙社稷安定，对外则夷夏畏服，对下则百姓佩服他们的功名事业，光耀天下，直到今天仍被称道。从来没有把掌管法狱的官吏、搜刮财物的人、诡诈多端的人、阴险狠毒的人——天下人所憎恨的这类人——放在宰相之位，像蔡确这样。臣之所以不避再三冒犯，是因为不得不冒犯圣听。蔡确应当罢免，他的罪行不止一条：公然违背陛下的敕命，不赴神宗发引时内宿，这是极大的不恭敬；他应当被罢免，这是第一条。山陵使回来后，明明有历代及本朝的旧例，他却丝毫不引用，废弃礼制而贪恋职位；这是第二条。皇帝陛下即位，是上天和人心共同助成的，也是太皇太后的德行所致，蔡确却擅自称说是自己定策之功，贪窃上天和太皇太后的功劳；这是第三条。他在中书任职两年，不把差除之事与三省联合奏报；等到自己调任门下省，又暗中让言官出面申请，这是招揽权力、营求私利；这是第四条。他的弟弟犯法，蹇周辅两次承办审勘，都草率敷衍地处理了此事。所以如今周辅父子获罪，言路多次弹劾，蔡确却竭力为他们主持，不让周辅罢任，这是曲解公法来报答私情；这是第五条。执政臣僚已经按照覃恩获得升迁调转，却无故又提升一级官阶，妄自援引嘉祐、治平年间不可采用的旧例，欺骗蒙蔽圣听，全不顾廉耻；这是第六条。他与章惇结为死党，一人柔、一人刚，一时联合、一时离间，想借此消磨同列、牵制善政，他们的手段朝廷内外都知道；这是第七条。自去年十月以来一直没有雨雪，骄阳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实在是蔡确奸邪所招致的，何况他身居上相，正应承担这个责任；这是第八条。蔡确在熙宁、元丰年间，锻造冤狱，排斥驱逐善良，援引推荐奸伪之人，变更祖宗的政令，以此征取百姓财物。蔡确在言路、司农寺和执政任上，自始至终亲自主持这些事情；看到法令有不便之处时，何曾听说他有一句话加以论列、补救？只是阿谀逢迎、包庇维护，以谋求升用。到了今天，他自己看见这些做法不对，才稍稍对人说：‘在当时哪里敢说话呢？’蔡确这样说，是想在今天保全自己的名位，所以反而把过错归到先帝身上，这可以说是极大的不忠。

译朝廷用高爵厚禄来尊养辅臣，究竟是要他们做什么？难道是让他们有话可说却不说吗？假如说了而皇帝不听，也应当以死相继；假如因为畏惧而不敢说，就应当辞去职务离开，这才是臣子的正常本分。当时诡诈顺从，事后却随着时势改变说法，才是保全自己的计策；如今又把过错推给先帝，这可以说是极大的不忠。侍奉先帝尚且不忠，怎么肯对陛下竭尽忠诚呢？这是他的罪恶中尤其重大的，所以是第九条。近来他奉使从山陵回来，按随行属官的旧例，本来都可以推恩，但蔡确却特意推荐高遵惠、张璡、韩宗文，请求从优推恩。对上，是想取悦圣意；对旁，是想用利益诱饵拉拢同列。幸赖陛下极其圣明公正，看穿了他的奸计，这项议案于是没有实行。朝廷内外听说后，没有不感到欣慰的。陛下看看他的用心，那么蔡确是邪是正也就不难知道了。这件事尤其轰动舆论，他的罪也尤其重大，所以是第十条。蔡确的罪恶如此，群臣的议论沸腾。臣愚昧而微薄的意见，已经略尽所能，但圣度宽容，一概不放在心上。只要圣上的慈意不失于蔡确，或许还可以；可是朝廷权衡轻重、天下安危、百姓祸福以及人心的离合，都系于蔡确是否罢免，这关系难道还不重大吗？如今忠臣义士正处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人人都愿意自行效力，可蔡确还在位，谁还敢光明正大地尽心于朝廷呢？正直之人不能立于朝廷，陛下的善政就不能施行，天下的弊法也不能改革。如今大旱连月，干燥的风、惨烈的日光从冬天延续到春天，越冬麦已经枯槁，疫病将要发生，朝廷内外的人心惊惶不安，都是因为大奸之人在朝廷，天意以灾异显示谴责。伏望圣慈深察事势，以天下为念，早日作出圣断，罢免蔡确的职任，使他出任外官，以回应天变、招来和气、慰藉公议，并以此更新改元后的政治，天下将十分幸运。挚又弹劾河北漕臣，论述河道事务反复无常，奏道：臣私下认为，天下极为广大，不是朝廷的视听所能完全达到的，所以分设监司来寄托朝廷的耳目。凡是一方的利害休戚，朝廷都只听监司的意见。假如监司都忠诚谨慎、不欺骗朝廷，那么他们的话可以相信；但只要有一个人发表荒诞欺罔、轻率而想邀功徇私的意见，朝廷就会受到他的蒙蔽，下面也会有人因此遭受祸患。臣恭见河北转运司前些日子妄自提出河道建议，想实施迎阳故道的工程，以压制大吴新河的水势，请求允许他们单独筹划。他们说这样一来，新河下游数十个州县都可以免除水患，叙述果断，言辞听来很有道理。等到听说朝廷派使者前去按察巡视，他们的说法突然又变成了孙村方案，想趁今年春天施工完毕。后来使者到达本司，事情真相显露、道理得以查明，于是李南公、范子奇突然又把以前所议全部说成错误。其大意说：故道堤岸已经全部拆毁，灵平的埽岸深深占据河身，上下束窄河道，必定造成大患。又说：迎阳一带俯视京师，孙村水势不顺，两处回河的工程确实不便。臣查考李南公等正月十八日的奏状，其中说：如今亲自到现场察看，才知道此前多次奏请时，他们从未亲自到河上，却仓促地把非同寻常的利害和无法估量的劳费上报朝廷，想侥幸取得成功。假如万一朝廷把监司的话当成可信，错误地听取了他们的计划，岂不是会误了大事吗？臣子的本分，是提出建议、进献意见；如果本意在于陈述便利之策，那么后来证明可行或不可行，本来不值得深深责怪。然而李南公等身任主管河道的职司，他们的话又为朝廷所信，今日河事还在其所属之地、相距很近，本应查考清楚底细后再发言，他们却习惯于欺骗蒙蔽，妄图求取功利。等到看见朝廷选派近臣，知道近臣一定会追究事实，便认为以前的议论草率粗疏，害怕获罪，所以不等使者一同查视完毕，本司已经自行奏陈，公然反复无常，轻慢侮辱君父，把重大议案的是非翻转自如，把一方的安危视同儿戏。侍奉君上的道理，只有恭敬和诚实；所以古人连上书时马匹不足都担心受到谴责而死。上书不实，敕律明确规定应以大罪论处。李南公等先前的言论出于轻率妄作，并非恭敬谨慎；后来奏报则是想用奸计求得免罪，并非忠诚真实。如果不予明显贬黜，又凭什么申明典章法令，稍稍告诫那些欺骗、蒙蔽、反复和奸伪的人？伏望降旨，核正李南公等的罪状，特赐流窜贬谪，以符合群臣的公议。谨此具状弹劾上闻。挚又弹劾章惇，奏道：右臣私下认为，《传》说：有德之人得到升进，朝廷就尊贵。又说：仁德的人应当处在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就是把他的恶传播给众人。臣恭见知枢密院事章惇，天性轻薄，平素没有操守。朝廷议政时，没有大臣的体统，专门以骄横强暴、轻慢放纵的态度说戏谑的话，来侮辱同列，并向身边人夸耀。他的话传播到都城各处，又散布到四方远地，被人传为笑谈。近来圣旨要增损尚未完善的政令，章惇必定提出不同意见，阻挠坚持此事。宋用臣骄横违法之时，章惇身在政府而与他交情深厚，还接受他所送的酒浆。即使后来经过赦免，臣认为大臣犯有违背大义的责任，不应像小臣那样以赦令前后为由论处。臣谨按：章惇因机缘受到君主知遇，幸而得以充任近辅，却不深思朝廷给予他的高爵厚禄，稍稍自我矜持尊重，以道义图报，反而凌辱他人、以戏谑为乐，不能说有德；闭塞善言、妨害政事，不能说仁德；交结不当之人，又因财物而取悦他们，可以说毫无操守。可以说是在把他的恶传播给众人。他还昂然阔步，人人都指指点点议论他，这几乎不是尊重朝廷、勉励群臣的做法。伏请圣断，罢免章惇的政事之职，以表明公论。

译挚又弹劾黄隐，奏道：臣认为，国家的教化出自学校，学校的兴废，大概取决于师长。所以圣人既然建立学校，就一定设置主管官员。如果不是博通经术而且有德行的人，就不能使学生真正信服并从心里喜悦。祖宗以来，无不慎重选择任用这样的人。仁宗庆历年间尤其被称为得人，如胡瑗、孙复、石介，确实是其中的佼佼者；培养人才的成效，后世有据可考。神宗崇尚儒学、重视道术，大力建立学校制度，训导启发经典，以使众多士人受益，所施教化极为深厚。如今在学校求学的人很多，盛况可以和古代相争，师儒之位岂能任用不合适的人？臣恭见国子司业黄隐，学问不足以教人，品行不足以使众人信服；对于学校的政令，只有考核、考试以及迁升补授等职掌，最关系到奖劝，不能不公正。但黄隐违法徇私，事情都有证据，以致舆论大为哗然。他在许多生员试卷末尾写下评语、张贴言论来给众人看，抛弃义理，迷惑学生，暗中依附权贵，奖进浮薄之人，所以学生们不服，怨声四起，甚至有人写成嘲笑诽谤的话传播出去。议论者说，近来学官肆意徇私枉法，没有谁比黄隐更严重。查考黄隐本来就没有学术才能，让他担任这个官职，并非他的长处，恐怕不足以表率士人，奉行宣扬教化的法令，也无法符合陛下把学校作为首善之地、培养人才的意旨。伏请罢免黄隐的职任，授予他一个外任官职，以安定学生之心。故相王安石所撰经训和经旨，与各家义理学说相比，也有许多地方得到了先儒的本意。因此先帝把他的书立于学校，用来启发引导众多士人。王安石晚年沉溺于字说和佛典解释，所以近来的制度只是禁止学生学习这两类内容而已。至于朝廷颁行的经义，大体上是与先儒学说并行而兼存，从来没有禁止。黄隐只因为看见王安石的政事大多已经更改，便擅自妄加揣测、迎合时势，牵强附会地想把王安石的学说全部废除。每当看见生员试卷引用王安石的说法，他就加以排斥。这正是学生们疑惑并深深怨恨他的原因。王安石的宰相事业虽然有不足，但至于经术和学问道义，自有天下公论，哪里是黄隐所能了解的？朝廷既然立他的书，又禁止学生学习，这是什么道理？伏望迅速罢免黄隐，以符合清议，统一风俗。右司谏王觌奏请责降蔡确的奏疏说：臣等恭见军器少监蔡硕盗用官钱、索取货赂，计算赃款总共达到一万缗，按法律应当处以最重刑罚。蔡硕是前宰相蔡确的亲弟弟。当初，蔡硕奏请拨钱二十万缗购买军器物料，并请求由本监自行举荐官员分别领办此事；这是蔡硕的安排，本来想和他的私党共同谋取非法利益。此事交给工部勘验处理，工部请求由吏部选派官员。蔡确当时执掌国政，不采纳工部的意见，却顺从蔡硕原来的图谋，欺骗蒙蔽圣明，颁下朝廷诏旨，特意依从军器监所请举荐官员。于是蔡硕得以引用窦长裕、刘仲昕，交给他们官钱，和他们共同侵吞盗用，终于造成赃污狼藉。宰相应当端正自身、整齐家庭，作为百官的表率；进用善人、斥退恶人，辅佐天子。蔡确不能防范约束他的弟弟，使其不犯法，已经是罪人；何况还废弃省部的申陈，借用朝廷的号令，使蔡硕得以自行引用私党，成就他的奸谋。这样的罪过还可以宽恕，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如今蔡确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出任辅郡长官，玷污了名器，伏望圣慈特行贬黜，以慰藉公议。贴黄：臣等本想等朝廷判决蔡硕之后，再论列蔡确的罪状。如今私下听说蔡硕一案已经完备多日，蔡确不采纳工部的意见，却使蔡硕得以引用私党来完成奸谋，这些都见于奏牍，事情和道理已经明白，那么蔡确的罪状不必等到蔡硕定罪后就可以看见。伏望圣慈详细斟酌，早日赐予施行。王觌又听说朝廷想下诏书来安抚邪党，请求停止此事。奏疏说：臣听到外间议论，说朝廷因为近来放逐贬黜了一两个大奸、十几个大害虫，担心人心不安，准备下诏书安抚他们；又准备告诫言事官，凡是臣僚过去的恶行，不得再行论说。臣尚未详知虚实，但如果确有此事，恐怕四方有识之士会轻率地议论朝廷。人君的圣明，能达到虞舜那样，就没有超过他的了。然而舜驾驭群臣，正在于区别贤愚而升降他们，于是天下都心悦诚服。当时没有听说人心不安，也没有听说下诏书安抚他的党类。人臣的贤能，能达到孔子那样，也没有超过他的了。然而孔子任鲁国司寇、代理国相事务七天，诛杀少正卯，鲁国便得到治理。当时没有听说人心不安，也没有听说发布命令来取悦他的朋党。大概人君统御臣下，所凭借的只有升赏和贬黜这两种权柄。升用一个善人，天下行善的人都会受到鼓励；贬黜一个恶人，天下作恶的人都会感到恐惧，这就是升降赏罚的效果。难道因为作恶的人害怕，朝廷也要因此害怕吗？只有到了诛杀叛臣、讨伐叛国，而胁从者很多、恶俗已经广泛形成的时候，才必须下达更新政令的诏书，施行宽大赦免的法令，把这些一并洗除。如果没有达到这种地步，那还有什么疑虑而要下诏书呢？自从陛下临政以来，扩大言路，贬黜昏暗、升进贤明，公议无不认为适宜，人心无不感到喜悦。被逐的一两个大奸、十几个大害虫，他们的门人故吏，都是和这些人并肩侍奉君主的，谁肯甘心让自己以党羽之名被人称道？不过是内心惭愧恐惧，不敢再沿袭旧态去作恶罢了。这正是朝廷升降赏罚的效果已经显现。如今突然下诏，臣实在惊骇。至于臣僚过去的恶行，若使言事者都不得再说，更不是臣所能理解的。况且恶行有明显和隐蔽之分，罪过有轻重之别。如果陛下的圣意确实想安抚邪党的心，那么对于一般人隐约不明的恶行、因牵连误入的罪过，言事者提及后，可以压下不报。可是，如果过去隐蔽的恶行因为众人的言论已经昭然，重大的罪过因被进用而已经显露，若把这种人置于君主身边，就是欺骗君主；委任他掌握事权，就会败坏政事。那些言事官如果遵奉诏旨，默默不说，这果真是朝廷的福气吗？身居言责而稍知职责本分的人，还能安然任职吗？臣伏望陛下从圣心裁断；如果大臣的议论果然是请求下诏书，请让他们仔细讨论，或许还可以停止此事。

译即使诏书已经写成，也希望陛下留在宫中，不要发出，这就是天下的幸运。臣冒犯圣明，惶恐战栗至极。贴黄：臣下论事时说，人有不善，小则终身结怨，大则累世结仇，难道是我们愿意这样吗？只是既然已经担任这个职务，就不敢向上辜负朝廷，因而废弃职事。如果有诏书堵住言事者的嘴，那么以不能尽言为耻的人，渐渐就会引退；缄默不言的人，不过是占着职位罢了。臣恐怕陛下的忧患，不在于邪党不安，而在于邪党一天天壮大。臣私下替朝廷感到惋惜。惟愿圣慈详细斟酌。王觌又论列执政张璪，奏道：臣恭读本月八日的诏书，涤除隐微的瑕疵，宽略细小的过错，以此开辟因牵连误罪而改过自新的道路，天下十分幸运。然而臣私下观察，自古仁圣的君主，没有超过尧、舜的。尧治理天下，其大要在于明智而仁惠；舜治理天下，首先要务在于识别并拒绝任用不当的人。正因为明智而仁惠，所以巧言令色之人不能施展私心；正因为难于任用不当之人，所以怀奸挟诈者不能实现其恶行。于是尧得以使百姓怀念归附，舜得以使蛮夷率先归服。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临政以来，进用忠贤，放逐奸恶，可以说是明智而仁惠，可以说是善于辨别并拒绝任用奸邪。只要能够不懈怠地坚持到底，百姓怀念归附，难道会比尧少吗？蛮夷率先归服，又有什么愧于舜呢？如今颁下宽大的诏书，推行宽赦的法令，对于所有曾经误受先帝任使的人，一概不再追问，圣意大概认为罪行明显、恶行重大的都已经被罢黜了。如果连隐微的瑕疵、细小的过错也还要追治，就不是包容荒秽、含忍污垢的意义。因此普遍施加恩惠，把这些一并洗除，以安慰众人的心。我虽然极其愚昧，难道还会有什么疑虑，过分计较议论，从而触犯众人的怨怒吗？臣只看到诏令同事实相违，名分同实际不符，这是人情共同惊骇的事，所以不敢默默无言，采取讨好求容的办法。如今再替陛下论说一次：诏令说“罪行显著的人已经得到惩处，罪恶重大的人已经被斥退”，陛下也曾经仔细考察过吗？罪行显著的人果真都已经得到惩处了吗？罪恶重大的人果真都已经被斥退了吗？如果还没有，那么百姓共同仰望的对象，怎么可以欺骗？世人的公论，怎么可以蒙蔽？那些碌碌无为的官员，不居权要之位，罪行显著却未受惩处、罪恶重大却未被斥退，本来不值得计较；可是朝廷之上、执政大臣之中，陛下每天同他们谋议政事、裁决可否，而天下掌握政权的人中，仍有这样的人，张璪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自从这道诏令下达以来，有见识的人无不惋惜、愤懑、叹息，认为罪行显著、罪恶重大的人在君主身边，却说他们的罪已经得到惩处、恶行已经被斥退，那么欺骗、蒙蔽、迷惑的祸患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即使身处田野，也应当头痛皱眉，为朝廷忧虑，何况像臣这样，任职言责，担任陛下耳目之官，难道能忍住不说话、闭口不言而安然处之吗？张璪奸邪欺罔的情状，臣自今年二月以来，已经多次上密封奏章，详细陈述其情况；并且臣私下听说，议论此事的言事臣僚也不止一人。陛下不但置之不察，反而明白诏告朝廷内外，说既然没有罪行显著、罪恶重大的这些人，其余一概都不追问了。张璪得以乘此机会自我夸负，因而更加牢固地勾结他的邪党。臣恐怕从今以后，邪党不再有被铲除的忧虑，而朝廷反有养虎遗患之祸。不仅如此，还会使天下人得以窥见朝廷的弊病，认为像张璪这样的左右大臣，罪行显著、罪恶重大，而陛下却仍然不知道。那么四方万里之远、百官群吏之众，陛下凭什么能够广泛阅览、兼听各方，坐而洞察他们的奸邪呢？邪臣私下认为，陛下不罢黜张璪，就无法解除天下人的疑惑，无法击破群邪的党羽，也无法提高朝廷的声势。愿圣上深切察看，详加选择裁断，天下幸甚。冒昧烦扰圣听，臣实在惶恐战栗至极。觌又论奏蔡确、韩缜等人在朝中蒙蔽皇上的奏札说：“臣先前曾经上密封奏章，议论吕惠卿在太原违反赦令出兵等事，朝廷已经查核并施行。吕惠卿的罪恶本来就不止一项，然而违反赦令出兵一事，对国家安危、治乱所关联的意义尤其重大。臣在前一奏中已经请求兼并追究有关经办官司的罪责；当时臣所听闻的出兵始末还不十分详细，所以不敢接着再行论列。如今臣私下听说，去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札子中，三省、枢密院一同奉圣旨，命陕西、河东经略制置使司各自选派资历较高的冬官统制及沿边将副、兵马；如果敌军逼近边境聚集，就审度敌情，选择有利时机施行。臣查考去年二月二十七日，正是神宗违豫多日、人心忧虑恐惧的时候，不知三省、枢密院怎么会一同奉圣旨，选择有利时机用兵？三月十六日的札子检核去年二月关于春耕时节的指挥：当时命陕西、河东各路经略司选取将官，派出三五千兵马，忽来忽往，寻找机会攻杀。三省、枢密院一同奉圣旨，所调将领、使臣和兵马，都必须斟酌敌军人数，不必拘泥于三五千人，估量应当派多少人带领前去，狠狠地进攻诛杀。” 臣如今查考三月十六日，正是神宗升遐第二十七日、圣上悲哀之时，不知三省、枢密院怎么会一同奉圣旨用兵攻杀？当时三省、枢密院七名臣僚中，蔡确、韩缜、章惇、张璪四人都是吕惠卿的死党。吕惠卿虽然在外，但只要想有所作为，这四人便同谋同心，没有人能够违逆他。其余那些充数并借此固宠的人，哪里能够独自纠正这件事？大概去年春天，四人专门掌握国政，吕惠卿乘此机会暗中有所请求，没有不如愿的。二月二十七日既然下达了选择有利时机用兵的指挥，三月十六日又下达了不必拘泥于三五千人的指挥，吕惠卿于是得以出动两万多兵众，深入西界。他的用意不过是想偶然取得一点小功，那么党人便可以借此援引，或许能够重新达到大用的地位罢了。如果不是这四人居中掌权，敢于欺骗蒙蔽，同恶相助，那么他们肆意妄为，哪里会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前面所说的两次朝廷旨意遍下河东、陕西各路将帅，只有吕惠卿敢在此时大举出兵，正是倚仗他同执政大臣暗中相谋，因此无所畏惧。如果蔡确、韩缜、章惇等人至今还在朝廷，与张璪共同任意施展他们的凶恶品行，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幸赖宗庙社稷之灵，陛下奋发英明果断，罢免蔡确、韩缜、章惇的政事职务，将他们安置到外郡。只是张璪还担任重任，陛下如果不赶快罢黜张璪，使他逐渐成为奸党聚集之地，那么臣恐怕蔡确、韩缜、章惇、张璪内外勾结的祸患，就不只像从前同吕惠卿废弃赦令、擅自用兵那件事了。愿圣上详加斟酌。

译贴黄：去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十六日，三省、枢密院取奉圣旨的因由，陛下一定还记得。大凡指示边帅用兵，都是国家大事，关系国家安危。上奏陈述的时候，哪里容得草率？元丰七年，神宗在国家无事之时，进行春耕的兵马尚且限定为三五千人；如今反而不再限定人数，大概只是吕惠卿想这样罢了。蔡确、韩缜、章惇、张璪把天下安危的大计置于一旁，却顺从自己的私党，难道把国事放在心上吗？何况计算他们出兵既然很多，那么这件事是大事，也就可以知道了。如果当时三省、枢密院奏陈此事时，不把它当作大事，而只同一般细务一样办理，那么张璪等人欺骗蒙蔽的情状就清楚可见了。觌又请求再次诛杀、流放吕惠卿的奏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朝廷旨意，因臣僚上言吕惠卿的罪恶，责授吕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臣私下认为，捕获漏网的大鲸，才稍稍端正国家刑法；把虎豹蓄养在近郊，终究会留下后患。谨按吕惠卿在熙宁年间，肆意行不义之事，创立弊法，对上使朝廷受到牵累，对下残害天下百姓。欺诈手段穷尽、力量用竭，被贬居藩郡之后，仍妄想求取功劳赏赐，轻率动用甲兵，同西戎结怨，使先帝留下忧患。他的罪状显明，已经不容于诛戮。至于他私下行险邪不正、常人所不为之事，起初同王安石结下刎颈之交，最终却同王氏结成寻戈相向的仇敌。他毫无忠信，诡诈多变，难以测度。如今他虽然知道自己罪大，不为世间所容，却仍假称有病，暗中窥伺机会。譬如毒蛇猛兽，虽然暂时伏藏收敛，但凶恶的本性始终存在，一遇机会便会发作；如果不把他严密关押在圈禁之中，放逐到没有人的边远之地，臣等恐怕防范稍一松懈，他就会偷偷出来害人。不然，臣等难道不知道降四级官阶、削去一职，作为分司官，对于常人来说，哪里算是轻刑吗？只是因为像尧所放逐的四凶、鲁国的少正卯，都不是常人，不应再用对常人的法令来处治。况且皇帝陛下即位之初，明白下达赦书，告诫各路官吏不得侵扰外界，务必要安静地守卫疆场。当时吕惠卿任河东帅，受到先帝的知遇，感受恩德最深。自从听到遗制之后，他略无哀痛之情，日夜调集兵马，谋划进入敌境攻讨荡平。等到拖延未能出兵，又恐怕被敌人察觉，便命兵马司借用赦书中“不得侵扰”的文字，向将佐宣示，用来欺骗敌人；又在四月十五日具奏上述事情的原由，到了二十一日便出界。登极赦书，是国家最大的信用，用来安抚中原、招徕四方夷族。臣下奉行赦书，哪里敢轻易议论？如今吕惠卿公然违背赦令，出兵攻伐他国，又借用赦书文字，设置欺诈来欺骗敌人，轻慢玩弄朝廷，实在毫无忌惮。推究他的内心，就是目无君上；论定他的罪行，就是属于大不敬。把他前后的罪行积累起来，都在赦免不赦免的范围之外。朝廷即使想宽贷而不诛杀，也只请求检阅臣等前次奏章，把他投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魑魅。臣等同吕惠卿本来没有仇怨，只是认为为了国家除去凶恶之人，义不容辞。愿陛下特别裁断。” 觌又论奏责授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的章惇阴险邪恶、残酷暴虐、暗中窃取权柄，请求公开处死。奏中说：臣听说，罪恶滔天、毁败宗族，是太平之世必定诛杀的；扰乱政事、施行暴虐威势，是圣人所不赦免的。怎么能容许凶恶之德长久玷污清明之时？近来特进章惇被责授武昌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潭州。臣恭敬阅读录黄，臣僚上言以及制命，大意都说章惇性情残酷刻薄，每天早朝奏事，凡是陈述开导之言，无非都是杀伐之事；他公然不顾敕牒，因为平日的仇怨，故意借机诽谤宗庙；有时声称有人谋害皇上，便把人窜逐到南荒，投入死地；编造罪案，使受害者上诉的一千多家遭受祸患；提拔门下小人，布置在朝廷内外，以阴邪惨酷互相应和，制造危险案件，暗中窃取权柄。由于章惇凶残，有司观望迎合，凡士人百姓含混隐约的言语，都加以钉手足、剥皮肤、斩颈、拔舌等刑罚，以至于道路上人们只用眼色示意，不敢偶然交谈，朝廷施政有误，损伤和气，于是连续多年发生水旱灾变，百姓饿死的有几十万人。自古以来的奸臣，很少有能同章惇相比的。臣私下认为，章惇的罪状本来难以全部陈述，但仅按录黄中所列的罪行，难道还在驩兜、鲧之下吗？偷窃上天的刑罚而报复私怨，这是欺骗上天；凡是陈述开导之言都变成杀伐之事，这是迷乱国家；制造危险案件、暗中窃取权柄，这是目无君上；公然不顾敕牒，这是对臣节的不守；凡士人百姓含混隐约的言语都施以钉手足、剥皮肤、斩颈、拔舌之刑，这是豺狼行径。怎么能让一个欺天、迷国、无君、不臣、如豺狼般的人，特别屈法而不按常刑处治，反而只用轻典呢？这样如何向含冤而死的人交代？又如何安慰天下人的期望？从前尧把四凶留给舜处置，正是用来成就帝舜的大功；先朝把凶恶的章惇留给陛下，正是要成就陛下的英断。陛下圣德宽大，常常务求包容，即使想宽恕他，不公开处死，也应当把他投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作为万世的鉴戒，怎么可以把他安置在善地，长久压抑群情？恭敬地希望圣上早日详加斟酌施行。觌又奏请将林希调出任外职，奏中说：“臣私下听说，起居郎林希被召入中书接受试用。林希虽然略有文才，平素却以奸巧著称。王珪掌权时，林希谄媚奉承他，无所不至，同王珪那些不肖子弟每天亲近交往。等到韩缜任宰相，林希又做了他的鹰犬。如今中书侍郎张璪倾斜邪曲，声名昭著，士人中稍有身份的无不以登其门为耻，而林希却同他深相交结，不怕世人的讥议。怎么可以让他在禁中担任代言之职，入侍近班？又听说林希已经请求免去召试，恭望圣上降下指示，授予林希一项外任差遣。应当重视朝廷名器，不可滥授，使邪正有所区别。” 觌又请求给刑部郎中王振远一个较低的差遣，等待敕旨。奏中说：“臣近来曾上密封奏章，说刑部郎中、大理少卿王振奸巧刻薄深险，最受杨汲、崔台符的宠信。杨汲、崔台符制造冤狱，多半是依靠王振的力量，应当同杨汲、崔台符一起被罢黜，怎么还可以任用他？”奏中又说：“臣又听说，议论政事的臣僚弹劾王振的人很多，朝廷虽然已经罢免王振的大理少卿之职，却仍旧任命他为刑部郎中。臣私下认为，郎官应当选择有才干和声望的人，刑部尤其必须任用明察谨慎的人，王振哪里足以担当这个职务？他刚进入刑曹时，朝廷既不知道他往日的奸恶，进言的人也没有揭发他的隐恶，王振得以侥幸暂时安然无事，还没有什么值得深为惊骇的。如今众议交相攻击，他的大恶已经显露，怎么还可以玷辱文昌，污秽宪部？恭望圣上特别降下指示，把王振调出京城，授予一项偏远而低微的外任差遣，以安慰众人的舆论。”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九。《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去除邪恶。宋哲宗在位时，监察御史龚夬弹劾章惇的奏疏说：“臣切实认为，宰相的职任，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辅佐君主发布政令；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祸害就会波及天下。臣恭敬地看到，左仆射章惇性情凶恶邪僻，敢于施行奸诈暴虐，如今罪状已经显著，天下人都已听闻。臣只择取其中重大的来陈述。舜之所以治驩兜的罪，是因为他诬陷他人有罪，所以把他流放到崇山，称为凶人。考察章惇从前在元祐年间被废黜不用，到绍圣初年被提拔任命为元辅，却不想着竭尽忠诚来图谋报答称职，反而暗中怀着私怨，专门报复仇敌；到了最严重的时候，还诬陷别人犯有悖逆之罪，使他们的朽骨含冤于地下，子孙被禁锢在炎热荒远之地，天下忠臣义士愤懑而不敢发言。因此阴阳失调、疫病灾害、凶年饥荒接连发生，都是由此造成的。先帝病势危重时，章惇不考虑社稷大计，竟然进献奸邪之说，意在动摇国家，这样的罪过，即使死了也还有余责。恭敬地想，先皇帝委任辅弼大臣，推心置腹而毫不怀疑，这种信任超过古代，而章惇竟肆意施行奸邪暴虐来满足私意，那么辜负先帝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至于他其他种种奸贼行径，众说纷纷；对别人来说可以算大恶，对章惇自身而言，那些罪还算细小，不容易仓促论定。” 恭望圣上特别赐予详尽斟酌，秘密地依照刑法定罪。”龚夬再次论奏章惇的奏疏说：“臣恭敬看到，朝廷下指示给御史台，根究道路官吏，按次施行相关处置。臣认为，管理道路等事务的官吏确实有罪，然而这完全是由于山陵使司处置无方，才导致如此。臣切实看到，章惇奉命出使，裁处全部事务，只是一味任意施展威怒，致使上下人心怨恨叹息，没有人肯尽心出力来奉承上命。到了巩县、汜水之间，因为泥雨超过常情，终于发生陷塌。臣又听说，前些日子灵驾离开汜水驿站时，那些力士只得到蒸饼四枚。从二十七日夜间到二十九日天亮，即使没有陷入泥泞，也会因饥饿困乏而不能抬举重物。况且章惇既然主持使事，亲眼看见泥泞，本来应当跟随灵驾，随时设法处置；可是他在申时之前就先到了幄次，后来听到灵驾过了预定时间还没有到，也应当前去照料，直到一更时分才前往陷泥之处，又没有安排规划，只用枋木垫着移动大升轝，明显看出前后高低不平。灵驾一向早早进入幄殿，百官早晚都要入临哭吊，官中也应当早晚进食；这一天全都废止缺失，人心惶恐惊骇，实在无法一一说尽。元祐皇后随从灵驾，不敢稍稍离开灵轝旁边，章惇却请求回到幄次，这就是已经不能尽力，又想陷元祐宫于不义，他的罪过哪里说得尽呢？” 臣认为，道路上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吏已经交付有司办理，而章惇是罪魁祸首，恭望圣上特别赐予详察，予以施行。龚夬又论奏章惇的奏疏说：臣恭敬听说，本月初八日宣布制书，章惇被免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仍以前任官阶出知越州。命令下达之日，士人舆论都说稍稍得到安慰，却还不痛快。考察章惇凶恶的品德已经充分显露，人与神都共同愤怒，如今只因奉使失职而被罢免宰相职务，除此之外没有听说剥夺其他官爵。朝廷虽然以优礼辅弼大臣来劝勉后来者，但如果对章惇的罪罚只到这里，人心不能没有疑惑。章惇承受先帝深厚的眷顾，得到先帝毫不怀疑的委任信赖，即使古代君臣相处的盛况，也没有超过这种情形。他按义理本应虚心一意，广泛寻求贤俊来辅佐圣明的治理，却暗中怀有旧日的愤恨，专门报复恩人和仇敌，竭力援引奸邪凶恶之徒，一同占据要害职位。只因细小怨隙，就把人贬斥放逐，几乎没有遗漏。臣私下听说，从前丁谓执政，号称恣意暴虐，但也不过只能陷害寇准罢了。绍圣四年春天，朝廷的议论才统一到这种做法上：国家的故老、元辅、侍从、台省大臣，凡是天下所称的贤者，无论在世还是已死，全都被贬斥，一天之内遍布湖广、岭南。自从宋朝拥有天下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当时章惇凶恶的威势震动海内，陛下亲眼见过，本来不必等臣说了以后才知道。他凭空编造没有根据的言语，罗织悖逆之罪，所以人人危惧，没有谁能够自保。天下忠臣义士为国家寒心的，已经很多了。假使章惇所作所为出于真心，即使如此也不可容忍。至于他对被贬降的人，不废止私下的礼节，却说他们是得罪了上天，这就是使人把怨恨归到先帝身上，而使自己满足私意，罪行实在不容诛戮。如今章惇罢相，几乎等同于无罪离去，这正是公议不能平息的原因。恭望圣上俯察并顺从朝廷内外的情绪，赶快依法惩处这个奸恶之人的罪行。这不只是臣的愿望，也是天下人对朝廷的期望。御史中丞傅尧俞弹劾安焘的奏疏说：“臣近来看到谏官们论列知枢密院事安焘孝声不闻等事，安焘上章抗辩请求避位，而陛下挽留他非常坚决。臣私下认为，这是陛下还没有认真思考。众人所说的，臣不敢再烦劳圣听；但臣有自己的见解，也不敢不奏闻。愿陛下留意审察。臣以为安焘天性回曲偏僻，没有大臣的风操。自陛下亲政以来，天下的事情可以实行的就实行，可以改的就改，只以便利百姓为务，根本上都归于公议。可是安焘掌握政柄时，那些应当改的事情，他从未振作起来坚决实行；有些是被公议逼迫，不得已才实行，但实行时又从未肯彻底完成，必定留下根基，作为日后可以翻覆改变的安排，保甲以及渠阳军之类就是这样。他的事情太多，不能一一列举，只专心谋求自身安全、希求福祉，从未有把国家公利和社稷置于首位的心。这些都逃不过圣明的鉴察。若陛下在清闲宴饮时追忆并详细考察，他议论和所作所为历历可见。安焘长久居于机密之地，造成的祸害已经很深。如今又顾念他，想窥伺希望得到宰相之位，却还坚决挽留他，臣实在不能明白陛下的意图。陛下若念他长期侍奉左右，听任他退去，那么陛下始终的恩德已经不可估量。若决意留用他，进而使他登上宰相之位，臣虽无能，也敢以死力争。” 臣实在承受不住这种恳切激烈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