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四

译古代圣贤说过：父母去世，子女应服丧三年；三年以后，父母的怀抱之恩才算稍有报答。公孙丑想让齐宣王服一期丧，说‘这样总比完全不服好吧’。孟子把这比作扭伤哥哥的手臂，却慢慢地说话而已：哥哥的手臂不能扭，慢慢扭也仍然是扭。亲人去世不能把丧期缩短为一年，缩短了也仍然是缩短。这些都是圣贤的重要教诲，记载在典籍中，来昭示后世。到了汉孝文帝，亲自任性地以日代月，直到今天仍在实行。儿子为了便利自己而忘记父母，臣子为了便利自己而忘记君主，心里明知不对却不肯改正。依臣看来，汉孝文帝确实有罪。汉孝景帝冒然奉行遗诏，使父亲陷于失礼，自己也陷于不孝，这是千古以来薄待丧礼风俗的开端。平常礼制尚且不可以这样，何况像今天这样遭遇特殊变故，又应当怎么办呢？恭敬地想，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宁德皇后被掳往沙漠，永远诀别、再也不能相见，实在是因为尼堪，因此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考察礼制，仇敌没有消灭，丧服就不能除去；睡在草垫上，以兵器作枕头，没有终止的时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下虽大，万事虽多，都没有什么能超过父子之恩和君臣之义。臣恭敬地看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圣旨，沿用本朝旧典以日代月，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按照通常礼制，尚且必须大行皇帝有遗诏，然后才能遵奉；如今没有听到大行皇帝的诏令，陛下却下诏施行，这是以日代月，出自陛下自己的意思。大行皇帝身处幽禁困厄之中，衣服、饮食都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疾病时所需的粥药，也一定没有充分供给。去世以后，衣衾、殓葬，又岂能周备？棺木安置、墓地选择，知道在哪里吗？茫茫沙漠之中，又有谁来瞻视守护？伏惟陛下想到这些，悲痛摧伤，必定更加难以忍受。推究根本原因，都是尼堪的深切仇恨触动了圣上的感情；感情发于内心，必然会表现在外。穿着苴麻丧服，难道可以只过二十七日就脱去吗？即使不能遵行《春秋》所说消灭仇敌后才除服的义理，也应等仇敌覆灭后再除服；至少应革除汉景帝那种薄弱的丧制，以三年为丧期。否则，将终身不能除去的丧服，二十七日便除去，就是在薄葬之中又更加薄待丧礼，必定不是圣心所能安宁的。” 从前滕定公去世，滕文公想实行三年之丧，向孟子询问。孟子说：‘亲人的丧事，本来就应当由自己尽力。所谓自己尽力，是说自己的亲人，自己应当竭尽哀痛，不是别人能够阻止的。’滕文公采纳了他的话，说：‘这确实在于我自己。’后世至今都赞美他，从没有听说有人认为他做得过分。晋武帝为文帝服丧，虽然因权宜而除服，却仍戴素冠、吃粗食，像居丧一样。羊祜想请求晋武帝服丧三年。裴秀、傅玄反对恢复古礼，认为君主除服而臣下不除服，就是只有父子而没有君臣，于是议论便停止了。当时没有人用孟子的话来开导他们。然而晋武帝天性至孝，感念悲慕，最终仍以蔬食素服度过三年。所以司马光说：‘汉文帝只听从内心而不学习古礼，改变古制、败坏礼法；后世帝王不能深厚地保持哀痛之情，群臣又谄媚逢迎，没有人肯纠正。晋武帝凭天性矫正而实行，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贤君；裴秀、傅玄却是庸臣，习惯常规、玩弄旧例，不能顺势成全他的美德，可惜啊！’既有父亲的亲情，又有君主的尊贵，没有什么丧服比这更重；难道因为难以恢复古礼、臣下也不实行，便自行废弃这件人子应当办理的大事吗？当时滕国百官都不愿这样做，滕文公仍然对此犹豫。孟子说：“上面的人有所爱好，下面的人就会像风吹草伏一样跟从。”喝稀粥，脸色深黑；即位后便哭泣，百官没有谁敢不悲哀，是因为他以身作则。滕文公坚定地相信并努力实行，面容忧伤，哭泣悲哀。当时，四方前来吊丧的人都为他合乎礼制而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举止符合人的良知，而良知是不能消灭的。如今陛下若把哀痛存于心中，亲自实行，裴秀、傅玄的话又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陛下与大行皇帝分别已经十一年，早晚问安，以天下的奉养来侍奉他，已经不足以抵偿人子应尽的大事了。唯独服三年丧，稍微可以表达孝心，还可以自行勉力实行。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外国，是因为有父子、君臣之伦。陛下只要有一个举动能使恩义都得到充分体现，外国若有人听闻，难道不会心悦诚服吗？吴王夫差每次出门，都让人对自己说：‘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吗？’他便回答：‘是，不敢忘。’陛下身穿衰服，痛苦也随之而来，比夫差更加深重。外国若有人听闻，难道不会知道畏惧吗？即使陛下居忧三年，军旅事务也都应当由圣上裁决；那么谅闇期间的制度也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因为这并不是卧在苫块上、不闻政事的日子，而是枕戈待旦、处理军务的时刻。所以鲁侯正在服周公之丧时，徐夷同时兴兵，东郊无法开启，便穿着墨色丧服出兵。孔子认为这件事及其誓命足以垂示后世。晋王李克用去世，梁军逼近边境，庄宗在夹寨决战取胜。周太祖去世，契丹入侵，世宗在高平迎战。古今都认为这些做法合乎孝道。如今六军戒严，发誓将向北征讨，万方百姓之中，谁不是军旅之事的参与者？陛下听取批示、平定事务，合乎礼制因时变通的道理；卒哭祭之后穿墨色丧服临朝，也合乎孔子所赞取的先例，实行它毫无疑问。武夫悍卒长久披甲戴胄，难免产生疲倦之心；唯有用至亲之恩和大义来感动他们，才能使他们勇往直前。前些日子诏令大将和偏裨将领发哀成服，有识之士无不称善。这正是汉高祖为义帝穿白色丧服的节义，掌握统御军队的根本，也是制胜的大原则。陛下再亲自率先实行，更能深深感动人心。仁者因此增加追思大行皇帝之心，智者因此谋划报仇雪耻的办法，勇者因此激发宁死不退的气概。天下的平民百姓都可以率领起来，到遥远的北方边地效死尽命。自古所谓君臣之义、父子之恩，都集中体现于陛下身上，巍然成为万世帝王的师法，不是很好吗？从前子思论丧礼说：‘一定要真诚、一定要守信，不要留下悔恨。’

译父母之丧，是人子一生中不能再次办理的事情。今天行礼若有一处没有尽到诚心，就是不诚不信，日后即使追悔又哪里来得及呢？居丧三年，虽然看似长久，但孝子承受它时，却像白驹掠过缝隙那样短暂，只怕日月流逝，又哪里算长久呢？如果符合圣意，便请直接降下诏书，诏书说：‘恭敬地想，太上皇帝、宁德皇后生育了朕，深恩难以报答；想要酬报无边的恩德，百件之中尚未能报答一件。銮舆远行，竟至遭逢大故。讣告刚刚传来，悲痛贯穿五脏六腑；追思慈颜，却已经遥远得再也不能相见。仇敌就在眼前，朕怎敢忘记？虽然军国事务多有忧患，难以实行谅闇之制；然而穿衰麻、枕戈待旦，并不是别人替朕承担的事情。以日代月，实在不是朕感情所能安宁的。此事由朕亲自兴起，服丧三年；即使身穿墨色戎衣，也仍服丧。何况还有权宜制度，应当布告中外，昭示朕至深的心意。有关应当施行的典礼，命有司集议后呈上。若有人敢阻挠违抗，就是使朕身为人子却忘记孝道，应当以大不恭论罪。’陛下亲自书写，直接从宫中颁出，必能使四方耳目焕然一新，以此教化天下，天地神明也一定会佑助。臣不胜欣愿。臣虽守在外郡，不应当议论政事，但位列禁近之臣，对进献意见、参与思虑都有责任。况且他所陈述的都是前代圣贤的言论，并非出于个人私意。陛下学问高明，孝思深切，又遭遇这种自古未有的大变故。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依舜的境界来看，也不过像破鞋一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足以解除忧痛的呢？陛下一定会从这些话中有所采纳，所以臣不敢缄默，谨冒万死把它进献给圣上的听闻。张浚论述最终实行丧礼一事说：“臣昨天恭敬地接到圣上慈谕，特意派遣中使宣谕，想要最终实行丧礼，并且推迟听政的日期。臣仰想圣上哀悼追慕，孝心感动上天，凡是臣子，谁不感动流泪？臣私下认为，天子的孝道与士庶不同，必须想到怎样承奉宗庙、奉守社稷。如果拘泥于坚守孝节这件事，反而怎么能承担陛下所受托付的重任呢？如今的事情，关系到的利害，还有比服丧更大的。梓宫尚未返回，天下陷于涂炭；至深的仇恨和耻辱，是古来从未有过的。陛下擦干眼泪起身，束好头发奔赴政务，以一怒之威安定天下百姓，臣还认为已经晚了。至于以日代月的制度和听政的日期，臣曾考察旧例，按照人情衡量，都算是适中。伏望圣上慈悲，痛自抑制哀情，早些恩准实行。臣不胜至切的愿望。” 张浚又论以日代月的制度说：“臣私下想到，陛下至孝的天性出于自然，想到想奉养双亲却已经来不及，因梓宫远在异域而悲痛。即使亲身实行终身的丧服，臣也知道仍不足以表达陛下深厚的孝思。只是如果圣上坚持不允许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那么出宫慰劳军队、亲临战阵、训练阅视士卒，都会成为不合礼的事。陛下固然应当不得已而顺从群臣的请求。只是将来临朝视事时所穿的服装，应比旧例更加淡白，制度也应放宽，多用稀疏厚实的帛制成。供帐和服用，都去掉彩色装饰，完全采用朴素形式，以向天下表示追思哀痛之意。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天下都受到深厚恩泽；如今不幸在沙漠以北去世，所以天下对陛下的责任期待也更加深重。陛下勉强听从群臣的请求，只因军旅事务繁多，要思考雪洗大耻、谋求恢复、安定宗庙、拯救百姓；而陛下在宫中亲自行的丧礼仍依制度，就可以感动上天，也可以向下慰藉人望。臣多次承受圣训，知道圣上在孝道方面已经尽心，只是还担心陛下疑惑以日代月不合制度，所以不怕烦琐冒犯，再次上奏请求圣上听取，伏望裁察。”当时徽宗尚未升祔宗庙，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请举行明堂祭祀，翰林学士朱震因而说：“《王制》规定，服丧三年期间不举行祭祀，只有天地、社稷之祭，可以越过丧服而举行。《春秋》记载：‘夏五月乙酉，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公羊传》说：‘这是讥讽鲁国从此开始不服三年之丧。’本朝景德二年，真宗为明德皇后服丧，已经依照以日代月除服，第二年便祭享太庙，在圜丘合祭天地。当时尚未实行三年之丧，专门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还可以；如今却不能这样做。” 章谊请求依从隆祐太后的遗诰实行服一期丧的制度，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四月十四日大行隆祐皇太后的遗诰说，正值时局艰难，应行的礼仪难以全部具备施行；皇帝服一期丧，以日代月，并且不等除服便听朝处理政务。又奉到四月十五日手诏：‘朕承继帝位责任重大，应当服重丧，以符合孝思之意。’臣等恭敬读大行皇太后的遗诰，其中谦逊慈爱的心意、周详缜密的考虑，本来已经合乎礼经，也适合当前时事。有司所依据的制度典章，不容易改变。陛下追崇恩礼，务求极尽孝诚，还认为服一期丧太轻，接连降下服重丧的诏令，虽然是改薄从重，想以此激励四方，确实是盛德之举。然而舍弃轻制而从重制，和先王制度相比，礼仪已有紊乱，尊卑厚薄的节度也失当。大行隆祐皇太后遗诰所定服一期丧的制度，已经符合礼典。伏望皇帝陛下稍稍抑制圣情，俯就适中的制度，以此作为天下后世的教训。” 章谊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大行隆祐皇太后的遗诰规定，皇帝不等除服，便临朝听政，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妨碍、废止军国事务。臣等由此看出皇太后反复恳切的训诫，已经周备尽善。陛下天性仁孝，早晚追悼，迟迟不能临朝，已经很妨碍万方政务。近日以来，军书和边境事务接连不断，有关条陈国事民情的事情，有的还需要奏报。如今因仁孝至情而忘记天下大计，恐怕无法满足四海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心愿。奉行太母临终的训诫，伏望皇帝陛下体念宗庙所托付的重任，顾念百姓仰望拥戴的诚心，稍稍宽解圣心，勉力按照礼典，以日代月。既然已经能够采用旧章，那么听政临朝，也请俯从舆论期望，这样或许可以遵奉太后的懿旨，迅速达到至治。臣不胜恳切至极。”章谊又请求议定梓宫礼物、节省给赐的浮费，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差遣总护桥道、顿递二使，又差遣按行使、夫监领、修奉等官，来办理大行隆祐皇太后梓宫的礼仪，一切无不完备。由此可以看出皇帝陛下仁孝的诚心，情感与礼文相称，厚备物品、充足官员，以表达最大的报恩之心，实在是至高的德行。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自率领群臣，每日前往服丧处所，放声哀哭，悲恸感动左右之人，孝敬慈爱的感情已经彰显。至于急忙下诏，想要实行重丧，停止临朝十多天，不忍听政，追奉太后的礼仪也已经严肃周备。又向天下施布恩惠，宽免囹圄中的囚犯，四海九州所受到的恩施报答也已经广泛。只是河洛道路遥远，陵邑尚未开工，因此修奉梓宫、暂时安葬在近郊，凡是能够卫护梓宫、慰安仙圣之灵的礼仪，固然应当严令有司，不可缺少。若与历代圣明皇太后的园陵礼仪相比，工程的规模、财费的广泛、道路的遥远、兵卫的设置，本来应当等到日后迁奉时再行完备，不应在一天之内全部提前办理。”臣恭敬地读到大行隆祐皇太后的遗诰，其中说正值时局艰难，应行礼仪难以全部具备；那么国母反复训谕圣主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白。臣工也应当仰体她的深意，协同承行她的美意。然而臣观察近几日以来，有司以公用支费为名，所取银、绢、缗钱的数目已经多得无法计算。臣私下担心，办理丧事的人员不知道日后迁奉所需的费用，便想援引旧例，冒昧请求赏赐，侵耗国家财用；这将是朝廷财力无法承担的事情，既无益于孝思，又会妨害国家大业。臣听说，有司计划在今年季秋举行明堂大礼，礼仪重大，所需费用也很广泛，目前筹办尚未完成。如果今天不节制浮费，将来用度就会接续不上；削减开支，军队必然怨恨；聚敛财物，百姓又不能承受。两者只要有一个发生，就不足以安定宗庙、安定社稷，不是以孝治理天下的根本。臣伏望陛下明令大臣议定礼典，凡是梓宫所需的礼物，都要充分厚备；其余给赐和浮费，一概减省削薄。这样或许能够遵循先后慈俭的训诫，仰合陛下追奉太后的诚心，臣将不胜庆幸。章谊又请求减免、停止给总护和顿递二使的赏赐，上奏说：“臣近来曾经奏禀，请求明令大臣议定大行隆祐皇太后梓宫的一切礼典均从厚备，其余给赐浮费全部减免，以便遵循先后的慈俭训诫，仰合陛下追奉太后的诚心。尚未见施行，如今忽然接到圣上批示，说总护、顿递二使接受诏命、办理事务完毕，各赏赐银绢四百匹两。诏令刚刚下达，中外都感到震惊，不知二使凭什么名义得到这项赏赐？如果说是省察、援引园陵旧例，那么如今太母梓宫还不能与过去的园陵相比，这一点也很明白。园陵在京师数百里以外，山川险阻，可能有过关越涧的艰难；路途久远，可能有风雨泥泞的阻碍；道路遥远，可能有沿途住宿、露宿的劳苦；役夫众多，可能有周防弹压的忧虑。至于随行宫嫔和卫士人数众多，服饰、资送丰厚，早晚献享的仪式，启殡、下葬、填土的节次，都必须日夜勤劳、竭尽思虑，然后才能勉强办成。那时朝廷怜悯劳苦，大臣劝勉诱导，群役依照等级获得慰劳赏赐，或许有这样的事，但也没有听说赏赐有这样丰厚的。” 如今梓宫距离城池只有数十里，和园寝相比，每件事都不同。真正承担劳苦的，只是浙部漕臣、越州守令以及随行的一批军民。总护桥道、顿递二使不过是接受事情办成的结果、向属官传达指示而已。他们开始主管事务时，已经支取了钱粮，寄造酒醴作为公用犒劳的费用；每日增加食钱，另发驿券，以补助官吏俸禄供给的费用，各种供给都很丰厚，并不缺少。如今却援引园陵的旧例，冒领这么多金帛，无名无义地接受，接受了也不推辞，忘掉廉洁谦逊的风气，开启苟且求利的道路，难道是枢密、侍从之臣所应当做的吗？总护桥道二使既然已经冒领，按行、修奉之官，提举、干办等属官也会跟随效仿，希望没有止境；朝廷将拿什么供给他们？如果确实是扩大费用、增加用度而有益于梓宫礼仪，臣便不敢再议论。只是这些做法对孝诚没有补益，反而徒然耗费府库，臣不能不说。何况如今邻国敌人尚未归顺，盗贼尚未平息，江淮招讨一司、淮南安抚一使，擒拿盗寇、捕获敌虏，粮饷耗费极大，朝廷日夜筹划，还担心供给不能接续。又逢明堂大礼临近秋末，财费尚未充足，民力已经困乏，臣子在此时不能为国效力，却还冒领苟得，究竟是什么心肠呢？” 伏望圣上明察，特地下令停止这项赏赐。”停止二使赏赐的指示，是为了堵塞臣下贪婪的欲望，使他们遵守太母慈俭的训诫，来弘扬陛下治理国家的根本，天下幸甚。光宗时，知閤门事赵汝愚奏请车驾前往宫中执丧成礼，批示说：“臣等恭敬地倾尽忠诚，仰告陛下：国家不幸，大行寿皇圣帝突然抛弃群臣，臣等悲痛不胜。昨天早晨在后殿奏事时，陛下面许臣等，只等审问有关礼仪等细节，便立即过宫；圣上的口谕十分明确。臣等退到祥曦殿门外等候，过了很久仍没有处置。臣等哀痛迫切，接连多次上文控请；等到缴进慈福、寿圣皇太后的御札，请求陛下车驾过宫，虽然批示奏知、降下御宝交付外廷，也仍未听说銮驾出行。当天太阳已经过了正午，又正值酷暑，大行梓宫不可延误。臣等不得已，先到重华殿哭临，宣读遗诰，办理完毕。虽然依靠陛下的威灵，一夜之间内外幸而无事；然而古往今来，从没有听说父亲去世而不奔赴丧所的。如今陛下的圣德日益受损，人情日益怨恨，即使祸乱尚未发生，臣等私下也替陛下担忧。” 臣等恭敬地考虑，大行皇帝已经选定本月十一日举行小敛，十三日举行大敛并成服。陛下如果不赶在这个时候迅速前往执丧成礼，稍尽人子的感情，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前往？陛下既然错过这个时候而不去，难道将始终不能成服吗？陛下既有父亲的丧事，却始终不成服，那么不知将穿什么服装临朝来见群臣？按照旧例，成服、听政、在殿上临朝都有一定次序；如今礼节全都废弃，不知道陛下将在哪一天重新临朝？即使陛下把一切都置之不问，也不知道将来北使前来吊祭时，陛下难道还能够坚决推辞、拒不出面吗？陛下如果预先想到北使将来，不能不前往接受吊祭，那么今天奔赴丧所又怎么可以拖延呢？臣等蒙受恩遇深重，按道义应当图谋报答；深知今天的利害如同就在眼前，所以不避死亡，仰冒犯天听。伏望圣明特赐详察，迅速下达指示，明日一早前往宫中，以完成小敛之礼；这样还可以稍微慰藉人情，稍稍缓解祸乱。臣不胜哀痛迫切、恳请至极。”}],

译汝愚又上奏说：“臣等多次请求召见，当面陈述内心的忠诚，又接着递入奏章陈说利害，可是陛下的听闻高远，几乎像没有听见一样。如今有关部门择定十三日举行大敛、成服礼，陛下如果错过这次时机不出来，那么就永远没有可以出来的时机了。遗诏规定皇帝成服三日后听政，如今陛下既然还没有成服，不知何时才能听政呢？礼法荡然无存，纪纲全部败坏，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臣等恰好充任辅弼近臣，痛心疾首，无地自容。这两天以来，市井之间兴起谣言、制造诽谤，什么都有，千奇百怪，实在不堪听闻。臣等不敢爱惜自身性命，所痛恨的是太祖、太宗创业艰难，高宗中兴，十年经历百战，如今国家形势危如累卵，实在令人痛惜。伏望圣明早日醒悟，迅速降下指示。明日经过重华宫举行大敛、成服礼，也许还可以收拾人心，稍稍延长国运。如果再错过这个时机，那么陛下的事业就完了。臣等蒙受国家深厚恩德，不逃避诛戮，倾吐沥血的诚心，冒昧触犯圣上的听闻，哀号悲痛、惶恐失措至极。”宁宗开禧三年，成肃皇后夏氏去世，停柩于永阜陵正北。吏部尚书陆峻说：“臣恭敬地看到历代圣人在位期间，有些皇后先行去世，因为没有山陵可以祔葬，所以另行安葬。如果皇后在山陵已经择定之后去世，没有不随葬的。其他皇后葬在山陵建成以前，神灵既已安定，也都不再迁葬祔入。只有元德、章懿二位皇后，在安葬时名分尚未正式确定，后来才追册。至于成穆皇后，孝宗即位后立即追册并改殡；当时营建攒宫的典礼已经完备，与元德、章懿二后的情况不同，所以更不再迁葬祔入。臣私下考察前代这些典礼，只是因为丧葬有先后，形势上本来如此；至于礼意，并没有尊卑厚薄的区别。如今随葬于阜陵，符合典故，应当依从。” 宁宗时，待制、侍讲朱熹请求讨论丧服，所上札子说：臣听说三年之丧，穿齐衰疏裳的丧服，吃稀粥，从天子到平民，不因贵贱而有所不同。礼经和诏令规定，儿子为父亲服丧，嫡孙承重为祖父服丧，都穿斩衰服三年。这是因为嫡子应当承继父亲，承担大宗的重任；如果嫡子不能继承帝位来主持丧事，就由嫡孙继承统绪，代替嫡子主持丧事，这是义理上当然的。可是自从汉文帝缩短丧期以后，历代沿袭此制，天子于是再没有服三年之丧。为父亲服丧尚且如此，那么嫡孙承重服丧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人伦纲纪遭到废坏，三纲不明，已有一千多年，没有人能够整治纠正。到了我朝大行皇帝至尊寿皇圣帝，天性至孝，孝诚发自内心。即使按照日数折算丧期以后，仍然服通常的丧服，朝服、朝冠也都用大布制作，超越千古，革除了拘束牵制的弊病，扭转了历代君王衰败鄙薄的风气，这是极大的盛德。应当把它写入典册，作为后世的法式，让子孙永远遵守而不厌弃。然而近来遗诰刚刚颁布，太上皇帝偶然违和，不能亲自到丧次。陛下确实以世嫡的尊重身份仰承大统，那么所谓承重之服，既明载于礼律，就应当完全遵循寿皇已经实行的制度。按照日数折算的丧期以后，还应穿布衣、戴布冠上朝听政，以代替太上皇帝亲自服三年之丧。只是当时仓促，来不及详细议定，于是用了漆纱浅黄色的服饰。这不仅向上违背礼律，无法向天下作出示范，还将使寿皇已经革除的弊病重新保留下来，使已经实行的礼制重新败落。臣愚昧不肖，实在私下为此痛惜。然而既往的错误来不及追改，只有将来启殡发引时，按礼应重新使用初丧时的丧服；至于变除服制的节次，尚且可以讨论。希望陛下仰体寿皇圣明孝行所制定的成法，明诏礼官考察礼律，预先作出规定。官吏、军民、男女为丧服丧的礼制，也应略加节制，不要使丧礼过于华美奢靡。把这些布告天下郡国，使人人都知道，也许可以逐渐恢复古制，使四海百姓有所依据来彰明君臣之义，这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运。” 理宗淳祐年间，侍左郎官徐元▯上奏说：“臣过去侍奉先师文忠公真德秀时，他曾对臣说：‘君臣交往的礼节，只要诚恳地进献忠言，不至于诋毁攻击，就符合向君上进言的体统。’臣谨记并信服老师的学说，只守朴实的忠诚，不敢辜负陛下选用臣的恩德。臣私下想，戊戌年告假归乡，本已甘愿退居山林，却多次抗疏辞谢陛下授予的官职。去年冬天奉命入朝，沿墙而行也不肯接受，后来深思君臣大义不能废弃，所以勇敢地来此。臣曾私下向大臣辞谢说：‘竭尽侍奉上天的敬意来侍奉君主，推展报国的热忱来报答恩德，这正是臣不辜负陛下的地方，也正是不辜负大臣的地方。’所以报答大臣，在于随事进献忠言，不在于迎合意旨、顺从安排。何况陛下广开谏诤之路，扩大容纳意见的器量，事情正有应当进言之处，可以寄托爱护和辅佐之意，保存天理，难道能缄口不言而不明确告诉陛下吗？”臣前日进侍经筵，亲自承受圣上的询问，问到大臣史嵩之起复一事，说三学上书，卿曾经看见吗？臣回答说：“虽然听说有奏书，却没有看见。”臣私下观察圣意，是预先担忧边境事故，所以有这项命令。臣又曾冒昧奏陈，陛下发布命令过早，所以引起人们疑惑；但人们的议论不能压制，也只能暂且平静地处理。陛下自行尽陛下的礼，大臣自行尽大臣的礼。圣上说：“好。”臣又有什么可插嘴的呢？等到看见学校的奏书，却令人痛哭流泪，感叹不已、拍胸而叹，为什么士大夫的议论竟然一点也不宽恕呢？大臣读圣贤之书，敬畏天命，也敬畏众人的言论。此前雷灾发生时，我看他屡次上疏辞避职位，恳切地说到双亲和父母年老之事，可见他又欢喜又惧怕。如今家庭发生变故，悲哀忧戚以终其丧事，礼制本有常规。臣私下料想，他怎么会忽视送死这一重大事情，轻率出仕而触犯清议呢？臣听说大臣十四五岁时，就因侂胄的专权奸邪而愤恨，向诸位父辈提出意见，请求秘密谋划对付他。父亲在世时，看他的志向，他从少年便已知道大义。如今父亲去世，看他的行为，大伦所在，难道还要等士大夫议论以后才知道吗？前日昕庭轻易发布起复命令，士大夫之所以凛然不安，实在是因为陛下是四海亿万百姓纲常的主宰，大臣则亲自承担道德法度的责任，是扶助纲常的人。《孝经》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诤谏的大臣，即使天子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何况是有道的时代呢？’市井的议论和士人的非议，怎么可以违拗呢？天地之间只有道理最大，人们之所以一定要争辩，正是顾惜这个道理。过去孟子说：‘壮年人利用闲暇日子修养孝、悌、忠、信，就可以抵御秦国、楚国的坚甲利兵。’

译至于议论敌国外患有没有，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我国存亡的大事；既然如此，外患并不是唯一应当警戒的，内部治理更应审慎地确定先后。如果具备《天保》以上诸诗所体现的根本修养，那么《采薇》以下诸诗所说的功业，只要举而施行即可。几十年来，人们都忽略了这一点，只在末节上治理防务，所以劳力很大而成效很少。把儒生的正论看作迂阔；君子以道德去爱护别人。如今应当保全珍惜一代大臣，成就三年之丧礼。国家最急迫的事务，是元台这一重任、夷夏各方的观瞻以及三省的纲维，绝不容许涣散。陛下如果把宗庙社稷和百姓放在心上，把纲纪法度放在心上，就一定应当询问大臣说：‘如今内外执政、法从之臣中，谁有才干，谁有德行，谁可以推举出来代替自己？’参考斟酌舆论，然后任用推举的人。得到贤人，四海九州都受到大臣的恩赐，这就等于大臣仍在任职。圣德高明，请静观事势。如果认为边境值得忧虑，就派使者前往询问，筹划对策即可。如果认为防备抵御贵在讲求谋划，就让他预先筹划适宜的办法，逐一图画上奏即可。至于将帅、牧守、御边人才，以及钱粮、谷物、铠甲、兵器等事务，暂且仍按旧有规制加以经营，也可以。这样，大臣在家庭方面没有亏欠，在朝廷方面又建立了功勋。” 富郑公富弼上了五道奏疏，最终辞谢起复的诏命，难道又怎么能说这是专门成全他的美名吗？世道从来不曾狭窄，大臣是积累福庆的人家，前人有余而没有全部用尽，后人越用越不会穷尽。郑国公更加忠诚，寿命长久、福气巨大，生时荣耀，死后备极哀荣。赐命圭、公衮，出任使节，封侯封国，人们只知道惊叹这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却不知道他早年清正自守，一生恬淡，这是上天把先前收敛的福报加倍偿还的结果。如今大臣的福禄、声望、光彩，很少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又还有什么不足呢？不只是陛下应当爱惜他，大臣自己也应当爱惜自己。应当在灵堂前端正忧思，不要过度悲哀而损伤身体。至于读礼经的时候，无非都是考察义理的时候，应当仰探千古圣贤之道，为日后的功业扩大基础，正是在这里奠基。想要富足、喜爱尊贵，是人的常情；但如果不合道义，君子就不会安处其中。建功立业是君子的盛大愿望，但如果志向在道义上，那么功业就有不足道之处，何况道义尚未安妥，而那些转眼即逝、虚幻如空花的富贵，自古以来玷污史册、污染天地的，不知有多少。通达之人具有宏观的见识，明白万物都将朽坏，只有名节和义理可以不朽。如今京城之内人心惶惶，士大夫议论纷纷；自从听说大臣有起复的命令，虽然还不知道他将避让还是接受，凡是有父母之心的人，没有不失声流泪的。” 这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人心和天理，究竟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一谈到这件事，就不能让敌人听到。陛下怎么能够不悔悟呢？大臣怎么能够不坚定忍耐呢？臣此次因轮对之机，冒昧倾吐沥血的诚心，恳切地进献忠言，哪里敢诋毁攻击呢？只是为了陛下爱惜民间的伦常，也为了大臣爱惜自己的名节。臣对大臣的期望，不只是希望他今日知道臣、治罪臣；天地鬼神昭然排列，不可欺诳。臣因为在经筵已经承受圣上清问，便又越出职分说了这些话，不应当再玷污朝班。伏乞陛下振奋精神，罢免臣的职任，把臣交给丛祠任职。臣谨退下闭门扫除杂念，等待陛下诛责斥退的命令。臣的罪过应当万死。” 山陵 汉文帝时，张释之任中郎将，跟随皇帝出行到霸陵。皇帝在外面，登临厕所旁边的岸边【“厕”是厕所岸边的侧旁】；这时慎夫人随行。皇帝指着给慎夫人看新丰道，说：“这就是通往邯郸的道路【‘走’读作奏，是趋向、前往的意思】。”于是让慎夫人弹瑟，皇帝亲自倚着瑟歌唱，心情凄惨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即使把北山的石头做成椁，用纻絮铺陈，在中间涂漆，难道还能够撼动它吗【‘斫’音侧略反】？”左右侍从都说：“好。”张释之上前说：“假如里面有可让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把它封固得像南山一样，仍然会有缝隙；假如里面没有可让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伤的呢？”文帝称好。汉成帝永始元年，营建昌陵。解万年妄称昌陵三年可以建成，最终却不能完成。群臣中很多人说这不便利，成帝便交给有关部门议论，大家都说：“昌陵依低地筑高陵，规划的便房还在平地上，位于填土之中，外层浅而不牢固。役卒数以万计，点燃油脂夜间施工；取土于东山，费用与粮食相同。旧陵是依照天然地势，建在坚实的原土上，位置高敞，靠近祖先陵墓，先前又已经有十年的工程基础，应当恢复原来的陵墓，不要迁徙百姓来修建。”诏书说：“朕持守德行不坚定，谋划也没有充分听取臣下意见，错误地听信了解万年的话，以为昌陵三年可以建成。施工治理五年，使天下虚耗，百姓疲劳，填土疏松恶劣，最终不能建成。朕想到其中的困难，悲痛伤心。犯了错误却不改正，这才叫过错。应当停止修建昌陵，返回旧陵，不要迁徙官吏百姓，使天下不要产生动摇之心。”成帝营建昌陵多年未成，又恢复到延陵的制度，过于奢侈。光禄大夫刘向上疏劝谏说：“臣听说《易经》说：‘安定时不忘危险，存在时不忘灭亡，因此自身可以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所以圣贤之君广泛观察事情的始末，穷尽事理，因而是非分明。帝王必须通晓三统，明白上天所授予的天命可以传给他人，并非只有一个姓氏能够承受。孔子评论《诗经》，读到“殷士肤敏，祼将于京”时，感叹说：“天命真伟大啊！善行不可不传给子孙。”所以富贵并非恒常；如果不是这样，王公们凭什么戒慎，百姓又凭什么受到劝勉【“萌”与“甿”相同，指无知的儿童】？这大概是在哀伤微子归附周朝、痛惜殷朝灭亡。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能教化丹朱的儿子；即使有禹、汤那样的德行，也不能教训后世的桀、纣。自古至今，没有永不灭亡的国家。过去高皇帝灭掉秦朝后，准备定都洛阳，因听到刘敬的话而醒悟，自认为德行比不上周朝，却胜过秦朝，于是迁都关中，依凭周朝的德行，利用秦地的险阻；国家世代长短，以德行为验证【“效”就是验证、征验的意思】。所以他常常战战兢兢，不敢讳言国家可能灭亡。孔子所说“富贵无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孝文皇帝居于霸陵，向北登临厕所旁边的岸边【“厕”是靠近水边；另有一种说法是，霸陵山北头侧近霸水，皇帝登上那里远望】，心中凄怆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即使把北山的石头做成椁，用纻絮铺陈，在中间涂漆，难道还能够撼动它吗？”张释之进言说：“假如里面有可让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把它封固得像南山一样，仍然会有缝隙；

译假如里面没有可让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伤的呢？”死者没有穷尽的终点，而国家有兴废，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国家作长远无穷的打算。孝文帝因此醒悟，于是实行薄葬，不起高大的坟丘。《易经》说：“古代”安葬死者，用柴薪厚厚覆盖，把尸体埋藏在野外，不封土，不植树【“厚衣之以薪”，是说堆积柴薪覆盖尸体；“衣”读作于】。后世圣人把它改为使用棺椁；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小，葬具十分简略。舜葬在苍梧，娥皇、女英二妃没有随葬。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当地原有的林木百物排列【“不改其列”，是说不改变树木百物原来的排列】。商汤没有固定的葬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毕地；秦穆公葬在雍地橐泉宫、祈年馆之下；樗里子葬在武库；这些地方都没有高大的坟陇。这些都是圣帝明王、贤君智士从长远考虑、独自谋划无穷后世的办法。他们的贤臣和孝子也奉行君命、顺应君意而实行薄葬，这实在是安奉君父、尽忠尽孝到了极点。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时也十分简薄。孔子把母亲葬在防地，称为古墓而不起坟【墓是墓穴，坟是堆积土丘】，说：“我孔丘是一个四方奔走的人，不能不让人知道我的墓在哪里。” 他只筑了四尺高的坟，遇到下雨便崩塌。弟子修整后告诉孔子，孔子流泪说：“我听说，古代是不修墓的，大概就是认为不应修整它吧。”延陵季子到齐国去后返回，儿子死了，便把他葬在嬴、博之间；墓穴挖得不深，不到泉水处，只用当时的衣服收殓，封土掩盖墓穴，高度大约能遮到人的肘部【“隐”音靳反，是说人站立时坟土可以遮到肘部】。他哭着说：“骨肉归复于土，这是命运。魂气则无所不往。”嬴、博距离吴国一千多里，季子没有把儿子运回去安葬。孔子前往观看，说：“延陵季子的做法合乎礼。”所以仲尼是孝子，延陵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敬爱兄长的弟弟；他们安葬君主、父母、亲属的遗体，都十分简薄，并不是苟且节俭，而确实是有利于死者身体。宋国桓魋为自己制作石椁，孔子说：“不如赶快腐朽。”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有才智谋略的人编纂《春秋》，也讲薄葬的道理，这些人都是明白事理的。到了吴王阖闾违背礼制实行厚葬，十多年后，越人便挖掘了他的坟墓。后来秦惠文王、武王、昭王、庄王、襄王五位君王，都大规模营建坟丘，埋藏了很多财物，结果全都被挖掘出来，尸骨暴露，这实在令人悲痛。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山脚，向下封固到三重泉水之下，向上堆筑三层高大的坟丘，高五十多丈，周长五百多里；用石椁修建宫馆，用人鱼膏作灯烛，用水银做江海，用黄金做鳬雁，珍宝的藏置，以及机关的变化【制作机关发动的木人一类器物，把技巧变化发挥到了极致】。命令工匠制作能触发机关、射出箭矢的弩机，凡有人进入就发射】棺椁的华丽、宫馆的宏盛，无法一一列举。又杀死许多宫人，把工匠活埋，计算起来有数万人，天下百姓苦于这些劳役，终于发生了反抗。骊山陵墓尚未完工，周章率领的百万军队已经到达山下【周章是陈胜的部将】。项籍焚烧了宫室和营宇，过去的陵墓都遭到挖掘。后来牧童丢失了羊，羊钻进陵墓的洞穴【“凿”指挖掘坟墓的洞穴，音同“在到”切】；牧童拿火照着寻找羊，却失火烧毁了墓中的棺椁。自古至今，葬制没有比秦始皇更盛大的。几年之间，外面遭受项籍焚毁的灾祸，里面又遭受牧童失火的祸患【“离”是遭受的意思】，难道不可悲吗？所以德行越厚的人，葬礼越简薄；智慧越深的人，葬礼越简薄。没有德行、缺少见识的人，葬礼越厚重，坟丘越高大，宫庙越华丽，越容易被挖掘。由此看来，明智和昏暗的结果、葬制的吉凶，清楚地可以看见。周朝德行衰败以后，逐渐奢侈；宣王贤明而实现中兴，反而使宫室更加俭朴，寝宫和宗庙规模缩小，诗人称美他，《斯干》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件事。诗的上章讲宫室合乎制度，下章讲子孙众多。到了鲁庄公雕刻装饰宗庙，大量修筑台榭园囿，后代两次断绝【指子般、闵公都被杀死】，所以《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周宣王像这样做所以昌盛，鲁国、秦国像那样做所以灭亡，这就是奢侈和节俭的得失。陛下即位后亲自实行节俭，最初营建初陵，规模约束得很小，天下没有不称赞您贤明的。等到迁建昌陵，填低地使之成为高地【“埤”是低处，音同“婢”】，堆积土石造山，挖掘百姓的坟墓，数量达到数万；又营建城邑住宅，工期紧迫而仓促【“卒”读作“猝”】，工程费用超过一万亿【“大”有巨大、万亿之意】，死者在地下怨恨，生者在地上忧愁，怨气感动阴阳，又因此发生饥荒，百姓死亡流离，数量达到十万【“物故”指死亡；“流离”指失去居所而流亡】。臣对此十分昏惑。假如认为死者有知，挖掘别人的坟墓，祸害就太多了；假如认为死者无知，又何必显示谋划陵墓的贤能和智慧呢？这样既不能取悦众人，反而使百姓受苦；如果只是为了取悦愚夫和贪图奢侈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陛下仁慈厚道，品德美好，聪明通达远胜常人，本来应当弘扬汉家的德行，尊崇刘氏的美德，光大五帝三王，却反而要和暴秦、乱君争相奢侈。这只是让高大的坟丘取悦愚夫的眼睛，夸耀一时的景观，却违背贤人智士的心愿，丧失万世的安宁。臣私下替陛下感到羞惭。” 希望陛下向上考察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仲尼的制度，向下参考贤人智士中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的主张。孝文皇帝去掉坟丘而实行薄葬，以节俭使神灵安宁，可以作为榜样；秦昭王、秦始皇增高坟山、厚葬藏物，以奢侈招致祸害，足以作为警戒。初陵的规模，应当依从公卿大臣的意见【“橅”音同“摹”，是摹拟、仿照的意思】，以使百姓安定。奏书上呈后，皇帝深受刘向言论感动，却不能采纳他的计策。”},{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初，开始营建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奏说：“园陵的广阔面积，大概无法估量所需费用。”皇帝说：“古代帝王安葬，都使用陶制的人俑、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的人不知道墓葬所在。汉太宗明白始终之义，汉景帝能够继承并遵循孝道，恰逢天下反复动荡，而霸陵独自完整，因而受到福佑，难道不是美事吗？如今所规定的陵地不过二三顷，不要修筑山陵、陂池，只要让水流能够通过就行。”

译章帝想在原陵、显节陵附近设置县邑。东平王刘苍听说后，立即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将要为两座陵墓设置外郭和城邑，臣先前还以为只是道路上的传言，怀疑不一定属实。近来臣命从官古霸前往问候涅阳主的疾病【古是姓；涅阳主是光武帝的女儿、窦固的妻子】，古霸回来后才知道诏书已经下达。臣私下看到光武皇帝亲自实行俭约的行为，深刻明白事情始终的分别，恳切反复地谈论丧葬制度，所以营建陵地完全符合古典。诏书说：‘不要修筑山陵、陂池，只要让水流通过就行。’孝明皇帝极其孝顺，没有违背先帝，全部奉行【“贯行”是说一概遵奉】。至于他亲自营建创立的制度，更加节俭省约；谦德的美好，在这里最为盛大。臣愚昧，以为园邑的兴建始于强秦，古代连坟丘都不愿使它显著【古代有墓而不起坟，所以说不愿使其显著】，何况筑外郭、建都城呢？对上违背先帝的圣心，对下制造无益的工程，白白耗费国家财用，惊扰百姓，这不是用来招致和气、祈求丰年的办法。再从吉凶习俗和术数来说，也不应无缘无故修缮坟墓、兴起工程。考察古代法制不合，参考当前时宜又违背人情，求其吉凶，也没有看见它有什么福佑。陛下具有有虞氏舜帝那样的至性，追念祖先和父祖的深厚情意，却担心身边的人提出过分的议论，从而使圣心受到牵累。臣刘苍实在痛惜两位皇帝纯厚德行的美好，不能流传到无穷后世。希望陛下稍加哀怜地阅览，皇帝于是听从并停止了这件事。”灵帝熹平元年，窦太后去世。宦官们积怨于窦氏，曹节、王甫想按照贵人的礼制为太后殡葬，皇帝不同意，于是依礼发丧。曹节等人想让太后另行安葬，而以冯贵人配祔，皇帝诏令公卿在朝堂大会，命中常侍赵忠主持议论。太尉李咸当时患病，扶着车舆起身，带着“▯椒”随行，对妻子儿女说：“如果皇太后不能配享桓帝，我就不能活着回来。”议论开始后，坐着的人都观望中官，没有人肯先发言。廷尉陈球说：“皇太后出身德盛的良家，母仪天下，遭逢时运不佳，扶立圣明皇帝；后来因遇到大狱，迁居空宫。她的家族虽然获罪，但事情并不是太后的罪过。如今如果让她另葬，实在会辜负天下人的希望。况且冯贵人对国家没有功劳，怎么适合在上位配享至尊？”李咸说：“臣本来就认为应当这样，确实与我的心意相合。”于是公卿以下都同意陈球的意见。曹节、王甫仍然争论，李咸又上疏说：“章德皇后残害窦氏，窦氏怀念安思皇后；窦氏家族犯有大逆之罪，但和帝并没有提出另葬的议论，顺帝朝也没有降黜其礼的文书。如今太后身负长乐宫的尊号，亲自曾经代行皇帝处理政务，扶立圣明皇帝，使皇室国运光大隆盛。太后把陛下当作儿子，陛下难道能不把太后当作母亲吗？儿子不能贬黜母亲，臣下不能贬抑君主，应当与桓帝合葬于宣陵，一切按照旧制。”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晋愍帝时，三秦地区的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掘汉代霸陵、杜陵，获得了许多珍宝。皇帝问骠骑大将军索綝：“汉代陵墓中的物品为什么竟然这么多？”索綝回答说：“汉代天子即位一年就开始营建陵墓，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供宗庙使用，三分之一供宾客使用，三分之一充作山陵费用。汉武帝享年长久，等到去世时，茂陵已经再也容纳不下财物，陵墓中的树木都粗到可以合抱。赤眉军取走陵中的物品，仍然不能减少一半，直到今天还有腐朽的丝帛堆积着，珠玉也没有取尽。这两座陵墓还算是俭朴的，也是留给后世百代的鉴戒。” 东晋哀帝即位初年，穆帝的山陵将要使用宝器，太常江逌劝谏说：“根据宣王临终遗命所规定的制度，山陵不设置明器，用来留给后世作为法则。景帝奉行遵守遗制，等到文明皇后去世，武帝也承袭此前的制度，没有设置其他明器，只有用脯、糒祭奠，使用瓦器而已。过去康皇帝的玄宫开始使用宝剑、金舄，这大概是太妃无法自已的感情所致，实际上违背了先帝遗训和历代的法制。如今外间想把这当作旧例，臣请求陈述先帝遗训，停止使用这两件物品。”奏书上达，皇帝听从了。隋文帝时，献皇后去世，皇帝命萧吉占卜选择安葬地点。萧吉历经占筮，走遍山原，到了选定的地方，说：“占卜所得的年数是二千年，占卜所得的世数是二百代。”并绘制图样上奏给皇帝。皇帝说：“吉凶取决于人的作为，不在于土地。高纬的父亲安葬时，难道没有占卜吗？国家不久就灭亡了。正如我家的墓田，如果不吉利，朕就不应当成为天子；如果说不凶，我的弟弟就不应当战死。”但最终还是听从了萧吉的话。萧吉的表章说：“上月十六日，在皇后山陵西北方，鸡还没有啼鸣以前，有一片黑云，形状方圆，约五六百步，从地面连接到天空。东南方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来往巡视、检阅队伍，十分整齐。太阳出来后才消失。共同看见这些景象的有十多人。臣谨按葬书说：云气与王姓相生，是大吉。如今黑气在南方、东方，王姓与之相生，这是大吉大利、子孙无穷的征兆。”皇帝非常高兴。唐高祖去世，太宗下诏规定山陵一律依照汉长陵的旧例，厚重办理送终之礼。虞世南上书说：“臣听说古代圣帝明王之所以实行薄葬，并不是不想让陵墓高大光显、用珍宝器物厚待亲属；但仔细说来，高大的坟丘、厚重的墓道、珍宝器物一应俱全，这恰恰是给亲属增加负累，不能叫作孝。因此他们深思远虑，安于简薄，为万代长久的计划，割舍通常的感情而作出决定。过去汉成帝营造延陵、昌陵，制度十分厚重，工程费用极多，谏大夫刘向上书，言辞深切，都合乎事理。其大意说：‘孝文帝居于霸陵，心情凄怆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即使把北山的石头做成椁，用纻絮铺陈，在中间涂漆，难道还能够撼动它吗？”张释之进言说：“假如里面有可让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把它封固得像南山一样，仍然会有缝隙；假如里面没有可让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伤的呢？”死者没有穷尽的终点，而国家有兴废，张释之说的是无穷远大的计策。孝文帝醒悟，于是实行薄葬。汉朝的法令又规定，君主在位时，把天下贡赋分成三份，其中一份用于山陵。汉武帝在位年久，等到安葬时，陵中已经再也容纳不下财物。

译霍光不明白大体，奢侈过度；后来到了更始帝失败时，赤眉贼进入长安，攻破茂陵，取走其中的财物仍然不能取尽。无缘无故聚敛百姓的财物，供盗贼使用，实在毫无意义。魏文帝在首阳山以东为自己营建寿陵，并制定终制，大意说：‘过去尧葬在寿陵，依山为陵体，不封土、不植树，不设置寝殿和园邑；棺椁只要足以藏骨，衣衾只要足以使肉身腐朽即可。我营建这块不食之地，是想让改朝换代以后的人不知道它的所在；不收藏金银铜铁，一律使用瓦器。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长久动乱以来，汉代诸陵没有不被盗掘的，甚至被烧取玉匣金缕，尸骨也全都毁尽，难道不是极其令人痛心吗？如果违背诏令擅自改变，我死后就要在地下受到戮尸之刑；死了还要再死一次，既不忠又不孝。即使魂灵有知，也不会降福给你们。把这些作为永久制度，收藏在宗庙之中。’魏文帝这项制度，可以说是通达事理。假使陛下的德行只像秦汉那些君臣，我也只能闭口不言，不敢进言。臣恭敬地看到，圣上的德行高远，连尧舜也不能赶上，却反而要和秦汉君主一样奢侈，舍弃尧舜、殷、周的节俭，这正是臣仍然忧惧不安的原因。” 如今把坟丘修建成这样，即使里面不收藏珍宝，也没有好处。万代以后，人们只看见高大的坟墓，难道不会以为里面有金玉吗？臣愚昧的想法是，汉文帝的霸陵既然依凭山势，即使不起坟，也自然高大宽广。如今所占卜的地势平坦，不起坟就不行；应当依照白武通所陈述的周代制度，筑三仞高的坟丘，方形墓室的制度，各项都减少。工程完成后，在陵墓旁刻石，明确规定坟丘封土的大小、高低标准，明器所需一律用瓦和木制作，合乎文帝的制度，不得使用金银铜铁，让万代子孙都遵奉。把一份藏在宗庙中，难道不是美事吗？况且臣下除去丧服只用三十六日，已经依照霸陵的旧例；如今又要筑墓，又以长陵为法，不合适。伏愿陛下深察古今，为长久之计；臣的一片赤诚，只愿万岁以后，神灵之道永远安宁，陛下的孝名传扬到无穷后世。”奏书上奏后没有得到答复，虞世南又上疏说：“汉朝在即位之初便营建陵墓，近的十多年，远的五十年，才开始完成。如今想在几个月之间，完成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对于人力来说也已经太劳苦了。汉朝的大郡大约有五十万户，如今人口还没有达到过去，却让工程徭役与过去同等，这是臣产生疑虑的原因。” 太宗下诏让有关部门议论献陵的制度，房玄龄等人说：“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如今如果筑九丈就太高，筑三仞又太低，请依照原陵的制度。”皇帝听从了。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太宗思念皇后不止，便在苑中建了一座层观，用来远望昭陵。他曾引魏征一同登楼，让魏征观看。魏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臣眼昏目眩，看不见。”太宗指给他看。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是在远望献陵；如果是昭陵，臣本来就看见了。”太宗因此拆毁了层观。中宗神龙元年，将要把太后与高宗合葬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劝谏说：“神明之道，体制崇尚幽深玄妙；如今想要开启陵墓，恐怕会惊扰亵渎神灵。况且合葬并非古制，应当在陵墓旁另择吉地。”皇帝没有听从。代宗大历十年，独孤皇后去世。皇帝悲痛哀悼，下诏在靠近城的地方建陵，以便早晚前往临视远望。右补阙姚南仲上疏劝谏说：“臣听说臣子以家为居所，帝王以国家为居所。长安是祖宗居住之地，怎么可以开挖修建陵墓在它旁边呢？所谓葬，就是收藏，是想让人不得看见。如今陵墓西边靠近宫阙，南边逼近大道，使人靠近就能看见，死者仿佛死而复生。即使建造宫殿来供奉它，也可以这样做；如果让骨肉归于土地，魂气无所不往，即使想靠近，又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况且帝王应当居于高明之处，照察幽暗隐微之地。先皇正是依凭龙首山而建望春宫。如今在眼前兴建陵墓，心中一旦感伤，几天都不能平复。普通人面向角落独坐，满堂人都会不快乐，何况是拥有万乘之尊的陛下呢？天下人将会怎样议论？陛下给皇后谥为贞懿而结束丧事，是想借此防止近臣私下惑乱人心。如今国人都说皇后陵墓近在眼前，陛下将每天省视、时时远望，这会损害圣德，对先后也没有益处，想要宠爱反而造成羞辱。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臣的奏疏。”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晋升他一个五品官阶，用来酬答他的正直进言。德宗即位后，下诏说元陵的制度务必极其优厚，应当竭尽府库财藏供给所需费用。刑部员外郎令狐峘劝谏说：“臣恭敬阅读汉代刘向论山陵的劝戒，实在令人叹息悲伤。为什么呢？圣贤勤俭，不做无益之事。过去舜葬在苍梧，没有改变当地原有的林木百物排列；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当地原有的林木百物排列；周武王葬在毕陌，没有高大的坟丘；汉文帝葬在霸陵，没有起筑山形坟丘。禹并不是不忠，启并不是不顺；周公并不是不敬爱兄长，景帝也并不是不孝。他们侍奉君主、父母，都把节俭简约作为为后世作无穷打算。宋文公厚葬，春秋记载华元因此被视为不臣；桓魋制作石椁，孔夫子认为不如让它赶快腐朽。由此看来，有德之人葬得简薄，无德之人葬得厚重，明明白白可以看见。陛下仁爱孝顺，发自圣心；但尊崇亲属的道义，贵在合乎礼制。先帝遗诏规定送终制度一律采用俭约，不得用金银加以装饰。陛下奉行先帝遗志，不违背先帝遗物和遗命；如果务求厚重，就是违背顾命，违反经义，臣私下对此感到忧惧。”如今赦令刚刚下达，各项条文尚未颁布，希望赶快诏令有关部门遵从遗制办理。诏书答道：“朕近来议论山陵，因为悲哀荒乱而昏惑错误，违背了先帝遗训。卿援引典礼据理进谏，不但切中了朕的过失，也使朕不至于把君亲遗弃在祸患之中；朕岂敢听到义理而不遵从，并奉行到底呢？

译即使古代留下的直言，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你的了。”德宗时，司勋郎中权德舆上关于昭陵的议论说：“臣右边所奉的是圣上旨意：寝宫设置在山上，多年以来曾遭野火焚烧，几乎全部摧毁。后来寝宫迁移到瑶台寺左侧，如今适逢通年，准备议论修缮。由于旧寝宫本来在山上，原先没有井泉，每次供水都稍远，百姓非常劳苦。如今想在现住行宫的地方修建，希望长久便利百姓。又因为这是改变旧制，恐怕考虑得还不周全，应当命令中书门下和百官共同商议可否，听取上奏。”臣听说古代宗庙的制度，前面有庙，庙中排列昭穆；后面有寝，寝中陈列衣冠。自秦汉以来，才开始依陵墓建立庙宇，设置寝宫、便殿。即使庙在陵墓旁边，也没有一定必须在山上的制度，并没有规定只能在山上、不能在山下。况且礼文所看重的是适宜和相称，祭祀所凭借的是恭敬和严肃。臣以为昭陵依山而建，是太宗所制定的；寝宫在山上，是为了便利当时。自从野火蔓延烧毁山下的行宫以来，也已经很久了。如今如果砍伐树木、缩减木板，计算工程、攀登险处来修复，神灵之道贵在安静，这样做或许并不合适，就与最初设置陵墓时的情况不同了。何况旧制度既已毁坏，新宫正要修建，考察便利的地点，可以长久维持，这就是所谓适宜而相称。” 又说，井水在地下，汲取很容易；举行享献之礼，所凭借的是严肃恭敬，根本在于彰明德行。祭品香美，也在于洁净地备办饮食。因此，《礼》中谈到祭祀时说，水称为“清涤”，是说要用清洁的水来洗涤；又说“不敢使用平常的腥味”，这是为了与神明相交。因此排列水井，以备进献祭品，正所谓在便利中仍保持恭敬。凡是办事，都应把制度是否合宜看作大事，把人力是否劳苦看作小事。如果事情确实合宜，又没有使人劳苦，岂不是顺应昭陵爱护百姓的心意吗？岂不是符合陛下因时制宜的礼意吗？如今历代圣帝的寝宫，也有建在山下的。那么，表达敬意、使神灵来临的道理，难道会因为在山上或山下，便有远近之分吗？臣愚见认为，只要在栢城之内，就不能说远。陛下精诚慎重，询问群臣，臣只是把所听闻的献上，内心更加战栗惶恐。谨此议论。当时，昭陵寝宫被原火蔓延焚毁，而在瑶台、佛寺举行客祭；旧宫又在山上，缺少水泉。主管者害怕劳民，想就行宫改建寝宫，于是诏令宰相和百官议论。吏部员外郎杨于陵议论说：“园寝并非三代的制度，自秦汉以来，都是附设在陵墓旁设置寝宫，至于远近，则没有听说有什么固定规定。”韦玄成等人议论说：“园陵兴废，本来没有恰当的成说。况且寝宫所占之地在栢城之中，距离陵墓不远。假如各陵的寝宫都有固定界限，旧制便不可迁移；如果只限于栢城，那么旧寝宫已经焚毁，行宫又已使用很久，借此修整装饰，难道还有什么嫌疑吗？”有人说：“太宗创业以来，寝宫从不轻易更改，这种说法不对。陵域是神灵居住的地方，神灵本来喜静；如今大兴之地荒废，喧嚣劳役又紧邻其旁，并非幽静墓穴所能安居，改建它是便利的。”太常博士韦彤说：“先王建都立邑，若地势不利就迁徙，何况还有旧宫失火这样的缘故？如今文寝遭灾而迁移，并不是无故。神灵安于迁移，因而按礼建寝，是最为顺当的。况且其他陵墓都在栢城，哪里方便就营建，不越过封土兆域，省力而易于实行。”皇帝重视更改先帝制度，仍把寝宫迁回山顶。武宗咸昌年间，李德裕上奏说：“奉宣：宣懿皇太后是否应附葬于光陵、同处玄宫，以及不迁福陵而只附祔太庙，哪一种更为方便？请商议后奏报。”臣等伏思：“园寝既已安置，神道贵在安静。光陵依山而建，已经稳固很久，距今不过二十年；福陵近来又加以修葺增高，足以彰显严肃奉祀。如今若再次因为合葬而启掘二陵，恐怕圣灵不得安宁，未必符合先前的防范；再从阴阳避忌方面看，也有可疑之处。不迁福陵，实际上符合礼意。臣等又思，皇太后神明高照在天，光辉灵气尚未远去，配享于清庙，在礼制上没有违背，足以申明陛下的大孝之心，彰显先后相配而明昭的德行。既遵循旧典，也尤其符合众人的心愿。臣等商议认为，附祔太庙而不迁福陵，实在是最为允当便利。臣等感激恳切至极，实在无法尽言。《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礼乐【论山陵之礼及祭礼】宋英宗刚即位时，殿中侍御史司马光进言：“关于山陵择地的奏札说：臣私下听说，大行皇帝想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大葬，而朝廷派使者察看山陵，到现在还不知道最终定在何处。有人说想在永安县界以外广泛寻找吉地。臣愚见认为，这过分了。阴阳之书使人受到拘束而多所畏惧，至于认为葬地会招致祸害尤其严重，所以士庶之家有的为先人寻找葬地，选择年月，竟至于累世不能下葬。臣一向深深憎恶这种风气，想请求国家禁绝这类书，只是还没有闲暇办理。如今山陵是国家大事，应当遵守先王的典礼。至于葬书，不过出自世俗街巷之言，司天监的阴阳官也都是市井中的愚夫，有什么值得询问的？古代天子七个月下葬，诸侯五个月，大夫三个月，士人逾月下葬；葬在北方，头朝北，从来不询问年月和山冈形势。然而考察他们子孙的吉凶，难道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春秋》记载：‘己丑日下葬恭嬴，因为下雨不能下葬；庚寅日正午才得以下葬；丁巳日下葬定公，因为下雨不能下葬；戊午日太阳西斜才得以下葬。’这样看来，即使说要选择日期，也是在临事之时因势制宜。《周礼》说冢人掌管公墓之地，先王的墓居中，以昭穆次序分列左右，明白说明并不选择地形。” 然而，周朝共有三十六位君王，享国八百六十七年。这大概是因为君王受命于天，国运有其常数，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德行的美善或丑恶，本来就不在于选择葬地、时辰和日期的吉凶。况且，葬就是收藏遗体，本来只要使祖先的形体得到安宁，选择土厚水深、高敞坚实的地方就可以了，子孙岂能因此求取福报呢？再说，先前国家因为拘泥于时日，坚决采用八日大敛的礼制。自那以后，圣上的身体患病，直到现在还没有痊愈，阴阳术数没有应验，这一点也已经很明显了。何况国家自宣祖以来，历代都葬在永安，已经一百多年，官府所需物资向来都有储备。现在如果改选别处，不仅县邑官司还要重新设置，也恐怕大行皇帝的神灵眷恋祖宗，不肯立即安居于新的陵墓。凡是征调物资，期限宽远，民力就宽裕，事情也容易办成；期限迫近，费用就会更加增多，事情反而不能完成。砖石之类物体沉重，难以搬运。如果不让人预先知道山陵所在之处，有司凭什么供应办理，百姓凭什么输纳？到时候突然加以催逼，一钱的物品必定要花十钱才能买到，疲弱贫困的百姓将承受不了这种弊害。伏望朝廷特赐指示，令按行山陵使等只在永安县境内旧陵附近选择吉地，十日之内早日决定后上报奏闻；仍令有司预先计算山陵确实需要使用的物品，向当地下达宽限期限，让他们准备办理，不得大概估算虚数，也不得妄自规定过近的期限，务必使号令明确可信。这样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民力也不会困乏。当时治理永昭山陵，全部采用干兴年间的制度。知制诰郑獬上言说：“如今国用空虚匮乏，近来犒赏军队已经出现横征滥敛的情况，富裕人家都在叹息怨恨，这些话已经传到了京师。先帝节俭爱民，出于天性，凡是服饰、器物、玩好，极其朴素简陋，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可是山陵的制度，却要仿效干兴年间最为盛大的规格，难道唯独不会损害先帝的俭德吗？希望命令有司，削减其中的名目和数量。” 翰林学士范镇上奏说：“干德初年改葬宣祖安陵时，墓穴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下宫以及兆域远近的数目，也都以此为标准。当时天下已经平定，财物和费用逐渐充足，并不是不能把陵墓建得高大奢侈，以表达心意、使父母尊荣。只是太祖皇帝在天下无事时，深思长远，认为厚葬不合礼制，对孝道没有益处，于是制定中等规格，作为后世应当效法的制度。昌陵、熙陵、定陵、昭陵虽然增减各不相同，但都不是太宗、真宗、仁宗大行皇帝本来的意思，实在是在哀伤毁瘠、号哭思慕之时，事情交给有司办理，才形成这样的规格。昭陵工程距今已有四年，其间又遇到水灾，由此可知公私双方的财力和劳力状况。伏惟陛下克制哀伤毁瘠、号哭思慕的感情，遵奉太祖所定的中等制度。如今上宫、下宫以及兆域的数目，希望一律以安陵为标准，使国家费用和百姓劳力稍微宽裕一些。这样四方观看听闻，都会知道陛下爱民念祖的心意，认为这是即位初期施政的美事。臣不胜区区诚意。” 范镇又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大行皇帝的受命宝，以及历代相传的宝物、法物，还有平生所穿的衣冠和使用的器物，都想全部拿去陪葬，恐怕这不是符合大行皇帝恭谨节俭本意的做法。受命宝，伏乞陛下亲自把它作为宝物使用，同时表示有所传付。至于衣冠、器物和玩好之物，请陈列在陵寝和神御殿中，逢年过节加以展视，以慰藉思慕之情。”诏令检讨官查考寻求典故，又命两制和礼官详细议论。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议论说：“受命宝，就像古代的传国玺一样，应当作为天子传承的器物，不应改变用途。古人把先王的衣服收藏在宗庙和寝宫；至于平生使用的器物和玩好之物，前代既没有全部放入墓室，也没有全部陈列在陵寝。我们认为现在应当采取节省简约的做法，以符合先帝恭谨节俭的实际本意。”臣等谨此议论。殿中侍御史傅尧俞请求削减昭陵用度，上疏说：“臣听说，大行皇帝的山陵，一概按照真宗山陵的旧例办理。臣见识浅陋、愚昧无能，私下认为定陵比永昌陵、永熙陵，事事都有增加。陛下孝心无穷，所以选取礼制中最盛大的规格作为标准。臣反复回顾思量，既感动于陛下哀悼追念先帝的心意，却私下不敢认为这样做就是恰当的。伏惟陛下博览周知，贯通古今；至于孝道不取决于厚葬，奢侈对死者没有益处，本来不必等臣说了以后才明白。所以臣不再从远古旁引杂取，写成烦琐的言辞，以免再烦扰圣听；只是担心陛下悲痛思慕太深，没有来得及想到这一点，因此臣冒死陈述。以陛下的孝心和天下的广阔，令先帝的陵寝超过真宗的规格，并不是难事，也没有什么妨害。然而古代先哲君王多把俭约薄葬视为美德，难道是力量不足、吝惜钱财吗？这是因为人的感情如果不以礼制节制，就会没有限度。臣私下认为，送终所用的器具，能够像太祖、太宗等先帝那样，就可以没有遗憾；奉祀先祖的志向，能够像太宗、真宗两位陛下那样，就可以没有惭愧。何况干兴年间的情况与今天不同，而大行皇帝享国四十二年，慈爱恻隐，总是唯恐有一件物品失去它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