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五

译《官法中》说：关于冗官的说法是：古代百姓淳朴、事务简少，天下不劳而治；后世风俗日益浅薄，事务一天比一天繁多，天下难以治理，所以设置的官职有多有少的差别。唐虞时期百官，夏商比唐虞增加一倍，周代又比夏商增加一倍，后世官职多得无法计算，这就是证据。虽然如此，古代事务为什么一定简少，今天事务为什么一定繁多呢？天下所处的时代本来是一样的。黄帝以前，洪荒时期事务简略，并不是说那时果真没有事务，而是年代太远、没有可以考见的记载，所以无法知道。自黄帝到尧舜，当时圣人在上，天下各种事务纷繁众多，圣贤亲自承担，忙忙碌碌直到老死也不敢懈怠；他们所条理的天下事务，连普通百姓的私事也没有不深入究察的，哪里一定简少而淳朴呢？后世沿袭上古的治理，却不曾亲自有所作为，任凭它废坏、残缺、断绝，不知道采取修补的政务；维持礼乐教化的手段疏漏简略，连上古万分之一也比不上，只是文字、文书、期会、考核略微增多罢了。难道能因为书籍记载的远近、多寡，便贸然议论古今事务的繁简吗？况且既然有人民、国家、教化制度、战争杀伐，就不可能一天没有事务，怎么能说古代事务偏偏简少呢？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尊崇古代而鄙薄今天，是议论者的通病吗？唐虞时期设置百官，大概只是特别设置其中重要的职位；内有百揆，外有州牧、侯、伯，用来连接和维系上下纲纪的职位已经齐备了。后世虽然不能再增加这些大官，但那些属官和分掌事务、天子不亲自设置的职位，后世才逐渐增加。夏商时期的情况虽已不可考见，但周代六官之所以比唐虞多四倍，都是因为增加了属官。禹周游天下治理九州的洪水，稷、契、皋陶以及九官、十二牧所承担的职务，难道会由禹一个人辛劳奔走、亲自办理吗？按当时的形势，如果没有数百上千名属官共同承担，根本无法完成。把郡县同诸侯相比，把辟置、视除、授任三种方式相比较，既然三者相当，却只举出大官来比较，那么唐虞的官员数目本来就不能说一定比今世少，这是很容易看出的。唐虞时期天下万国的君臣官吏数量，反而应当是今世的数倍，议论者却不了解根本，只想抓住百官的数字来尊崇唐虞、指责夏商、鄙薄秦汉，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冗官的祸患从哪里开始呢？推究它的起点，找到承受弊端的根源，再从根源上治理，祸患就会平息。考察两汉的官制，丞相、御史，后来成为三公以及九卿、尚书、二千石等职，其中自行辟置的官员还来不及计算；议郎、郎中、博士、谏大夫、太中大夫、光禄、谒者合计有数千上百人，都参与听闻国家的谋议。约略按今世的中等标准计算，今天各官署的官员还不到它的十分之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两汉郡守虽然比今世少，但县令、县长多出一倍；而啬夫、防儌、乡官、亭官等官吏，也都由上级供养，这些都是今世没有的。选举人才的途径共有几十条，取用人才最为广泛；上书待诏的人，还会不时被召见询问，这也是今世做不到的。然而两汉从未把冗官当作祸患，大概这种祸患逐渐始于魏晋，蔓延到唐代，到今天最为严重。唐代自从战争兴起，朝廷内外滥行授官，随着时势不断增减，本来就应当有冗官。所以正当职位空缺而不补充时，一次任命官员竟多达八百人；正当官员过多、容纳不下时，一天裁汰的人竟多达一千四百人，这也是今世没有的情形。那么，冗官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从总体看，今世官员数量与唐虞的简略没有不同；只举少数职位，又比不上两汉的多。然而两汉没有冗官，为什么呢？今世的官员确实冗滥了，已经不能讳言。文官武官不分，官员就不会冗滥；官员与吏员不分，官员也不会冗滥。但自魏晋以来，才开始分开。古代的官，如今变成了吏；古代能够担任武职的人，如今不能担任文职。郎中执掌兵卫，侍中奉侍皇帝车驾，虎贲郎将、郎中令、校尉等官职，过去用来任用天下贤才，如今却由武士、宦官专擅了。九卿、三公所辟举、提拔、授予的曹掾，都是忠诚正直、修身清白的人，品行高于郡国之士，其中有人不到一年便起用为公卿辅弼；如今却被吏胥专占了。官员与吏员的流品既已分开，进退取舍便走上不同道路，因此所选举的人非常狭窄，而天下的官职反倒很多；人们争先挤入这一途径却不能退出，这就是形势造成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天子和大臣若要在这里进行重大整顿，却舍弃根源而只堵塞末流，是没有益处的。事情宏大广泛，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果断改变的意愿，只想用空话裁断它，也没有益处。臣曾见当今称左右司郎为宰相属官，而汉代六百石的掾，如今不过是品秩较轻的吏罢了。左右司郎极其尊贵，长史、司直都比不上，却拿掾来比拟，因名称相同而失去实际，何其严重啊！一般人习惯看见前代的称谓，所以也有人把如今的尚书郎比作古代的郎。古代必须在外任刺史、郡守之后，才能入朝任郎，选拔标准极高，难道竟要拿汉代的郎吏来相比吗？那么，汉明帝所说的‘上应列宿’，不肯把职位授予馆陶公主的儿子，接近于今天的主事、令史一类罢了。周代官制中的宰士，通达四海，是王朝之人。即使地位低微，也在诸侯之上，如今却只能算作吏吗？轻视周、汉所重视的职位，使它们大半隔绝不用，自己成为手执锐器、斧钺、前后侍从君主的武臣，不让天下士大夫都能出任这些职位，却反过来说‘官职冗滥，应当裁汰’。这样看来，官职确实冗滥了。

译《官法下》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放纵更严重的。挽救祸患的方法，不过在于抑制。抑制久了必然放纵，放纵久了又会抑制。两者彼此交替盛衰，天下便无法治理。世人所谓刚毅无私、能够替人主守法、天下共同认为是贤人君子的，不过就是说他能够抑制天下罢了。他们制定法令时，往往设置许多艰难曲折；一件微小的事情，也能被指为弊病，都借此显示抑制天下的意思，却没有宽广、平易、使人乐于遵行的心意。凭借能够抑制天下的臣子，推行抑制天下的法令，使得到利益的人不认为自己愚蠢，使失去利益的人必然心怀怨恨。天下的动乱，常常由此产生。有的人却认为天下只是缺少一个敢于亲身承担怨恨的人，于是幸而得到皇上的过分宠幸，纷纷到处活动，坐视局势而不能控制。唉！难道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吗？难道他们认为治理之术就应该出自这里吗？天下之所以听命于上位者，上位者之所以能够控制天下，是因为利益所在；如果不是我，便无法得到这种利益。因此，这条道路可以通畅，却不能堵塞；堵塞就会挫伤天下人的希望；可以拓宽，却不能变窄；变窄就会引来天下人的争夺。希望丧失，争夺发生，上位者的权力就会削弱。富人之所以善于役使贫弱之人，是因为掌握着他们衣食的权柄。如果让他们全都享用衣食供给，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不相称，也没有名分；如果让他们拒绝而不给他们衣食，那么掌握的权柄就会丧失，势力也会衰弱。因此应当让他们承担事务，再根据功绩供给他们食禄：有的汲水，有的背负，有的筑墙，有的锄地；那些力量不能胜任的人，即使饥饿将死，也不敢领取食禄。唉！假使他们全都能够胜任呢？我即使把食禄全部给他们，又有什么损害？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不因没有功劳而感到羞耻，反而是我吝惜食禄而感到惭愧了。从前的圣人从不吝惜天下的利益。天下之人起初并没有贤、智、愚、不肖的分别，都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任用；高爵厚禄，即使由愚笨平庸的人承担，他们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呢？圣人也不计较这些。于是为他们制定等级和秩序，考定他们的才能功绩，然后告诉他们：达到这个标准的人，可以取用；达不到的就离开。假使他们全都达到这个标准，即使全都给予他们也可以。他们自己知道不能达到，就会迟疑退却。我从来没有给这个人而抛弃那个人。为什么要掌握天下利益的权柄，却向天下显示抑制天下人的意思呢？况且荣誉所加，谁不趋附？怨恨所聚，谁不躲避？即使让人人都躲避荣誉而承担怨恨，对于天下的治乱又有什么益处？如果不是这样，在这里抑制的人必定会在另一处放纵；在另一处放纵之后，又会回头在这里抑制。这样一来，他们将忙于同天下人互相攻伐，哪里还能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治理呢？把能够抑制天下人当作善于治理，已经不是一个时代、一个人的事情了。他们用来抑制天下人的办法，也不只是一件事。天下不能治理，都是这个缘故。臣不敢全部说尽，请用任子一事来说明。天下的祸患在于公卿大夫的子弟不学习、没有才能，却往往取得天子的爵禄。然而又不能把任子全部废除，因为按道义不能废除。既然不能全部废除，而任子授官的人又多、官职容纳不下，所以常常设法抑制。有人说：放宽任子补授，却严格限制出任；可以任用他的儿子或孙子，但即使显贵大臣也不能任用自己兄弟的子孙。于是又有允许凭学业取得任子资格、却不允许按原有关系任用的办法；有想任用他却不让他任职的办法；有增加其年龄限制的办法；有削减名额的办法；有规定从大臣开始实行而下级不敢议论的办法。过去关于任子的说法为什么如此纷纷繁多？有人想出一个说法，就制定一条命令来改革；说法越来越多，命令越来越烦琐，但都不过是抑制罢了。天下本来就不能靠抑制来治理。任子法在一百多年来已经改了多少次？凭一个人的力量去抑制天下人的心愿，受到抑制的人还没有转身，放纵的人就接着出现了。既然不能不给他们任用，却还要表示抑制他们的意思，于是反而丧失了他们欢喜、快乐、安闲的心情。虽然国家给予任用，本来不是为了向天下求取恩德，但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又何必偏偏这样急迫呢？如今山林草野中的士人，拿着笔纸，写些腐旧、熟套而无用的话，来迎合有司的格式。这样的人，不是因为贤能而被选，不是因为有才而被选，但天下人都认为他们应当得到任用，甚至皇上也认为他们应当得到任用。公卿大夫的子弟，凭借父兄的任用，自己不向有司求取便自然得到官职。这样的人，也不是因为贤能而被选，也不是因为有才而被选，但天下人都认为他们不应当得到任用，甚至皇上也认为他们不应当得到任用。皇上寻求人才，难道会有所区别吗？确实只是看他们能否胜任事务罢了。贤者能胜任，有才能者能胜任。山林草野之人和公卿大夫的子孙，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假使他们能够胜任，即使不严格限制其出任也可以，即使任用其兄弟的子孙也可以，即使任用他原本有关系的人也可以；不增加年限也可以，不削减名额也可以。否则，以途径限制他们，以法令抑制他们，而贤能且能够胜任事务的人不全部从这些人中出来，这就只是名义上有抑制天下人的弊端，实际上却没有得到贤能人才的好处。皇上还能依靠什么呢？所以臣认为，必须有不抑制天下人的办法，使他们知道皇上有一颗想把一切机会都给予他们的心。这样，所任用的人全都贤能，不肖之人也会自己知道不应得到任用，因而没有可以归咎、怨恨的对象。任用的人必定比过去少，而上面没有制定法律、变更制度的劳苦，下面也没有守法而承担怨恨的祸患。像这样，还有什么要等待而不实行呢？如今所有政务，无论荐举、取士还是用人，动辄都设置疑虑和障碍，以此抑制天下人，使他们郁结不平而不能施展。好不容易得到任用便离开，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有建立功名、长久任事的打算呢？唉！臣又不只是为了荐举这一类事情而说，天下一切治理，凡是出于抑制的，都错了。

译《士学上》说：儒者因为迂阔而被世人非议，由来已经很久了。三代以前没有迂阔的说法，大概唐虞夏商的事情虽然不能重新看见，但臣考察《诗》《书》，知道他们崇尚义理来培养利益，尊崇礼制来实现功业；君臣上下都具有宏大而深远的意图，不是一个人凭自己能够完成的，所以天下也没有办法给他们取名。到了周代衰落，诸侯都致力于追求眼前的成效，认为先王之道已经回转而难以达到，于是开始从旁门小道中钻出，以便应付眼前；对于利益、欲望、富贵存在于骨肉亲戚之间的事情，也不怕采取险诈的行为去攫取争夺。前面的人已经凭此得利，后来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他们的四邻国家、卿士臣仆，都受到伤害、败坏、困窘、狭隘，直到自身也不能停止。于是四方夷狄交相侵扰，内外一同争战，所以当时声称广大的天下反而背叛、削小，穿草衣、披散头发的人进入中原居住。在这个时候，孔子以一个卑微平民的身份出来忧虑此事。他的规划、经营、谋划和思虑，没有只为一身的智慧，而有天下的义理；没有只为一时的利益，而作万世的打算。卫灵公问军阵，他回答说‘俎豆礼仪’；齐景公问政，他回答说‘君臣父子’。有人怀疑军粮不能废弃，他就说：‘自古以来都有死亡。’ 他的问答和议论，大都像这样，没有一句可以直接施用于当时的世道。尧舜文武遗留下来的文章既然不能再试行，他却反而一点一点修补那些废坏失坠的制度，又奔走于天下诸侯之间，希望能够实行那些必定不会被信任的话。当时的人没有人能够揣测他的意图，彼此一起嘲笑侮辱他，严重的甚至出力困厄、压制他，想把他置于死地。即使他的门人弟子，也有人认为他迂阔。后来孟轲处在六国忧患秦国的时代，各国又彼此残暴相杀，君臣尤其卑劣浅陋，在俘获斩首中计算功劳，在间谍中询问计策。然而孟轲告诉他们，第一是仁义，第二还是仁义。所谓仁义，齐国、梁国的人都不能理解，何况实行它呢？他努力辅翼孔子的意旨，却坚持提出必定不会被采纳的学说。孔子、孟轲所说的迂阔是最大的，后世所谓迂阔的议论，正是从孔孟开始的。唉！天下从周代衰落一直到秦朝灭亡的动乱，天地几乎都无法树立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君臣上下都只作眼前便利的打算，只顾当月而不谋划一年，只顾今朝而不考虑明日，自以为正确，使后来的人没有可以遵循仰赖的准则。他们的君臣父子之道重新建立，礼义忠信的教化重新兴起，才得以长存至今，并且仍然可以期待延续无穷，这难道不是孔孟迂阔之学的力量吗？唉！后世的儒者，只是得到孔孟的书来阅读，执着于其中所说的话来使自己相信罢了，哪里还能真正知道迂阔的含义呢？像董仲舒、刘向、扬雄、韩愈这些人，与孔门的门人弟子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但世人竟因他们迂阔而惊骇。假使孔子、孟轲再次出现，亲自见到这些人，同他们考察讨论政事，亲耳听到他们的言语，难道不会更加惊骇吗？为什么只尊崇他们的道，而抛弃他们本人呢？所谓迂阔，就是谈利益必定说要与百姓共享，谈刑罚必定说要慎用刑罚，谈军队必定说要停止用兵，谈当世必定说唐虞三代；认为簿书、狱讼不如礼乐，台省、府寺不如学校。把这些施用于事务，确实好像渐渐实行却不能立刻见效。然而，那些怀疑它迂阔的人，自己行事一定急迫；那些议论它宽泛的人，自己所走的道路一定狭窄。他们左边侵逼、右边压迫，最后将没有地方容身，却自己不知道。这只是不能做到真正的迂阔罢了。国家实行文治已经二百年，孔子、孟轲的学说无不讲习，儒雅而有高论的人无不用之，《六经》的道理差不多可以实行了，远远超过汉唐，但讥刺迂阔的言论在世上仍没有断绝。君主用这种说法责备臣下，臣下又用这种说法指责君主，上下彼此抵触，治理的功业不能建立，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习惯于卑近之见，不能彻底抛弃吗？还是臣下学习迂阔之说，却实际上狭隘浅陋呢？或者是迂阔之臣不足以胜过众多狭隘浅陋之臣，所以才会这样吗？因此臣认为最忧虑的是：上面以迂阔责备下面，下面又忌讳迂阔这个名称，自我贬低以求得容身于世；其中较小的一类学习通晓世务，却对钱谷、刑狱不能深入了解，只是徒然造成纷乱；其中较大的一类拿三代不可复行的制度勉强牵合，认为可以斟酌古制来驾驭今天。这两种人都足以败坏事务。臣认为，必须得到真正迂阔的人而任用他们，天下或许才有希望。《士学下》说：天下的事物，培育它的人必定能够取得它。培育山林，必定能取得木材；培育水泽，必定能取得鱼。培育得周备，取得的东西就多；培育得长久，所得的东西就精良。培育坚固，本来就是取得它的根本。古代想要选取士人并任用他们，就一定先培养他们。所以宗族、乡党、州乡都设立学校。在诸侯国的，升入国学；在天子之下的，升入太学。就读诸侯之学的人，必定能够升入天子之学。他们本性具有仁义圣智的根本，行为具有中和孝友的实际，教育他们学习歌舞进退的仪容，诵读《诗》《书》《礼》《乐》的文章。他们所学的技艺周备而且持久，所以选取他们时，必定能得到其中最为俊异的人。并不是一定要等到他们担任卿相，培养他们本来就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后来世道衰落，不再培养士人、选取士人的方法也败坏了。到了两汉，虽有急于求士的心，却没有时间培养，便仓促选取，多设立科目来等待士人求取。所选拔的人有的很快就成为卿相，于是天下士人开始舍弃根本、忘记实际，争相追求名目来迎合科目。即使这种取得士人的方法还多少有所取舍，但同三代相比已经浅陋了。后世习惯看见这种事情，开始把不培养而选取士人当作常规，所以人才衰弱浅薄，竟不足以赶上两汉。

译唉！难道三代的士人偏偏贤能吗？即使如此，他们还没有达到如今世人的程度。既培养却不选取，虽选取却不培养；培养常常施用于不选取的对象，选取又常常施用于不培养的对象。事情和制度都具备了，却不实行其法；两方面彼此分离，没有一方面适合任用。这也是执政大臣因循苟且的过错。如今三年一次诏令荐举进士，各州把姓名报上来的有数千万人，礼部奏报之后，天子亲自到殿庭发策策问。离开去担任州县吏的有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在朝廷掌管国事的取用他们，侍从君主左右的取用他们，担任谏诤、弹劾的取用他们，其中有人不久便立即升达。然而那些名列高等的人，天下多认为凭词章技艺不应当取得官职，何况其中还有愚笨、轻浮、急躁、乡里无德行的人，竟高高越次居于他们之上。朝廷既然已经选取了他们，即使知道他们不行，也不敢再计较，于是形成了只选取而不培养的局面。这是天下共同知道却没有人能够改革的事情。如今州县从岭南到海边无不设有学校，宫室、粮饩、书籍、器用无不齐备；来求学的人，诵读声一年四季都不停。州中一定有教师教导他们，礼遇很优厚，职责也很专一；又每月评定他们进步或退步，按时决定他们去留。不知道三代的学校与此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没有选取士人的办法，也没有考察他们的意图，学官与学生泛泛相处，彼此并不了解；名义上没有教导，也没有劝勉，只希望任期满了便甩手离去；离去以后，仿佛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原来不过是多了一个官府机构罢了。唉！这样已经四五十年了，只培养而不选取，这也是当今还没有认识到的问题，难道能不为此谋划吗？科举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为什么呢？过去专门使用词赋，割裂破碎地学习，只停留在口耳之间，内心并没有真正领会，这不足以使人通晓经义。假使有人真正通晓经义，就会超然于众人之上而可以任用，所以过去的弊病还小。如今天下士人，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没有不自称通晓经义的；传抄、书写、诵读、学习，坐在那里谈论圣贤，其中高明的谈论天人关系、讲说性命，认为尧舜周孔之道的本领全在这里，雕琢刻画，轻侮玩弄先王的法言，反而比词赋更加严重。南方浅薄的人，擅长巧作而抢先制造；稍偏北方的朴实士人，则委屈自己而愿意学习。各种说法溃乱混杂，茫然没有人得到要领，文教乖谬，大义不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难道有见识的人竟没有察觉吗？唉！过错在于不培养士人。从前培养士人确实困难，因为州县没有学校、没有教师、没有粮饩和器用，创办它们十分劳苦；如今这些都具备了。再加上法度，一天之内就可以确定下来。法度不建立，学校便成为无用之地。如今的士人，只有那些年幼而未成才、贫穷而没有饭吃的人，才肯进入学校；只有那些昏昧无能、贪鄙而没有节操品行的人，才聚集在学校；只有那些有罪却不肯受罚的人，才来求学校庇护。因此，凡是才华茂盛、异于常人、秀美杰出的人，都把不入学看作高明；其中若有人在学，就一定被众人指为无耻，大家都把他当作笑谈。所以培养常常施用于不选取的人，选取常常施用于不能得到培养的人。这样看来，如今的学校难道竟成了抛弃人才的地方吗？唉！三代的君王，为什么偏偏能够选取天下士人，使他们全都经过学校这条道路呢？削减如今的取士人数而使士人入学，可以；依靠如今的学校，之后再选取士人，也可以。况且三年授官数百人，天下士人却常有怀才不遇的叹息，为什么呢？因为一天之内选取的人不足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忠信孝悌，必须在家庭中修养，必须在乡里村落中闻名；智慧、见识、贤德、才能，必须在办事中表现出来，必须得到朋友推举。让才华茂盛、异于常人、秀美杰出的人全部显现出来，务必培养他们的内心，使他们的多言稍稍平息，然后稍微改变如今的做法再加以选取，那么先王之道或许可以恢复。礼义廉耻，只在于上位者加以砥砺，所以士人才能自我尊重。如今天下喧嚣不安，培养士人却不依循正道，而上位者又不免有轻慢士人、厌弃儒者的心，这就像父母平时不教育孩子，到了某一天却因为孩子不肖而想把自己所爱的东西全部抛弃一样，是最大的错误。《兵权上》说：不用欺诈就不能用兵，大概是从孙武开始的。人心竟然如此不仁！难道不是孙武的兵书不好吗？用兵采用欺诈，古代圣贤明智之人有时也不能避免。从管仲、咎犯、先轸这些人开始，就已经不完全合乎义理，形成了为争夺利益而求必胜的办法。春秋时期每天都有侵略攻伐之事，各国都讲求用兵之道来防备，到了秦、楚横行天下，大体上已经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了。既然如此，使用欺诈并不是孙武一人所创，却为什么说从孙武开始呢？回答说：管仲、咎犯、先轸使他们的君主成为霸主强国，根本出于用兵，但他们只是改变先王的兵法，自己另立一套法罢了。他们的用意常常先治理国家，敦厚礼义信义，充分聚集人心，亲近归附诸侯；到了决定交战、救援军队的时候，才增加使用欺诈，并不是专门以欺诈自我夸耀。所以古人论兵，只说它的法：部曲、行伍、坐作、进退、繁简、曲直、纪律、号令，都是兵法。能够把这些全都做到而使自己不至于失败，敌人到来时，智慧便自然显现。因此法可以传授，智慧却不能传授。到了孙武，才抛弃兵法而专门谈智慧，把用兵的实情、奇正、分合、预备和应对天下变化等写出来，变化百出而没有穷尽，以欺诈自我标榜于世，于是说用兵不过就是欺诈罢了。管仲、咎犯略微使用而孙武求其详尽、暗中采用却避讳明说的内容，孙武全都记载下来；后世喜好欺诈的人还想超出孙武，也终究做不到。这样看来，孙武确实是最擅长诡诈的人。国家拥有军队，只要能够选择将领授予兵权，其他事情就不要干预。孙武的兵书，君主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将领自己使用倒可以。阖闾在位时，连续多年谋划攻打楚国，曾经一次进入楚国都城，却最终没有俘获一人，军队劳顿而不能返回，夫概王先回去自立为王。阖闾与越国结仇，所以孙武著书也说越人不足畏惧。然而吴国刚刚离开楚国，勾践便来攻打，在檇李战败，阖闾也因作战而死，孙武都参与其中。夫差在位二十年间，最终亡国，不知道孙武仍然被任用吗？还是已经被废弃而死了呢？又或者王孙雄一类的人都接受过孙武的教导吗？计算孙武著书和掌事的时期，楚国陷乱而兴起，越国灭亡吴国，进而侵扰破坏中原，那么孙武的兵术对挽救国家毫无帮助，也可以看出来了。既然如此，即使让他担任将领，也不能任用。后世的兵法全都以他的旧说为祖，凡是在他的言论中不能解释通的地方，都深思远虑，努力提出没有边际的见解来求得符合。况且在孙武之前，并不是没有人谈论兵法；他们的兵法仍然可以考察，不必追溯到黄帝、舜、禹，也不必追溯到《周官》中的《司马法》。

译有人说：“这些人是纯讲仁义而不懂用兵的，像管仲、咎犯那样，或许差不多吧？”回答说：“他们还算有仁义，但也不足以用来谈兵。至于用兵，必须靠欺诈才能取胜，所以没有一种方法能超出《武》书的范围。唉！难道是人心不仁到了这种地步吗？不然，为什么要抛弃众多学说，专门喜好它，而且如此笃信、如此尊敬它呢？韩信号称善于用兵，自己说他的兵法出自《武》。曹公在天下无敌，仍然以《武》的兵术为师，还亲自为它作传。唐太宗、李靖，是近世君臣中谈论兵事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们；但他们的问答，也不过止于《武》的意思。天下那些喜好奇异的人，奋笔挥墨加以传播，使《武》的学说更加增益，写成兵书的有几十、上百家。又把孙子称为谈兵的鼻祖，使他的气势在百世之后仍然兴盛，仿佛要和圣贤并列称道。唉！难道人心不仁竟到了极点吗？难道几千年来天下独独遭此不幸吗？如今令人忧虑的是，以天下这样广大、兵甲这样强盛、谋臣智士这样众多，而所爱好、所讲习的兵学，却不出《武》，只是自以为掌握一名将领的用兵技术罢了。然而即使这样研究，也得不到其中要领；这样寻求，也不能切合实际情势。于是当今真正有利的防守和真实的智谋，反而因此被废弃，不再施行。选取天下的士人，把他们教导于学校，在朝廷上考察他们，使他们诵读经书、作文讲义，竟然没有比孙子更受优先重视的。孙子本来就没有在这些方面见识；即使有所见识，也没有益处。只是把这种不仁之心在上下之间互相传授，并把不仁之心传给天下人，这是最大的祸患。臣曾经论述过这一点：如今天下或许不能避免使用大兵。若使用大兵，按今天的形势看，敌人有百战百败的办法，我们有百战百胜的办法。百战百胜，实际上可以不战而取胜；百战百败，则是尚未交战便先自行屈服。杀人来求取胜利，是古人也不能完全避免的事；不必等到杀人以后才取胜，今天就可以看到这种效果。然而这些方法都没有记载在《武》书中。如今若要根据《武》书来贯通这些道理，然后使用今天的兵力吗？那就是舍弃百战百胜的办法，把取胜的工具送给敌人，自己却形成一种彼此争夺胜负、结果无法预知的局面，这是计谋上的错误。臣并非对此没有见识，只是故意仿效世上那些迂腐空疏的人，来贬抑《武》。大概其中精深的地方不能说，若只说它粗浅的地方，那与迂腐空疏之说又有什么区别？即便如此，臣仍请求把孙武不可采用的道理说完。战国诸侯相互吞并，既没有正义，也没有正当名义，心志只在求得胜利，所以《武》的兵术产生于被名义和正义抛弃的地方，是一种下等的防备；它所谋划的，不过是行军布阵的浅近方法、地形的曲折、军势的收放，只是片刻之间的小聪明罢了。即使让将帅自己采用这些办法，或许还不至于废弃；但国家的政论又有什么作用呢？如今谈论兵事的人纷纷把言论送到朝廷上来，臣实在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如今所要进行的战争，是同敌人作战，还是同我国自己作战？淮河以北难道不是我们的土地吗？前来争斗的人，难道不是我们的百姓吗？还是说要把他们全都当作敌人？既然如此，即使流着眼泪同他们相对也还嫌不够，又怎能忍心谈孙武的智谋呢？唉！难道还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吗？《兵权下》说：真实的话没有奇异之处，听起来令人厌烦，所以天下奇谈很多，而谈兵的尤其奇异。君主慨然想听天下人的言论，于是各种言论都能传入朝廷，其中谈兵的最容易深入人心。奇谈在天下泛滥，天下人反而都把奇谈当作平常之论；因此下层百姓还不了解兵事，却已经习惯于学习大量杀人的方法；上层尚未用兵，却先产生了轻视杀人的心念。唉！谁能知道这正是天下的大祸呢？平时没有事情，却常常谈兵：说某处有多少人，可以袭击；某座城可以攻取；某地最有利，应当先夺取以控制敌人。敌人有上、中、下三种计策，应当采取某种办法，我们又该用什么方法应对？敌方某将是良将，可以用反间使他疑惧，也可以派死士刺杀他。某支军队可以扰乱，可以在敌军渡河到一半时迫近攻击，也可以加倍行军突然袭击。某处芦苇遮蔽、山林深险，可以使用伏兵。某条道路出奇制胜，可以用来出其不意。有人想让辩士游说敌方的心腹大臣，使其内部溃败，或前来投降，或请求自己担任将领，借用他的计策取胜。有人请求乘驿车招集豪杰，不耗费粮食、兵甲，让所谓义民自行杀敌。古代的阵法、兵法共有多少家？如今已经不能照搬使用，应当全部加以损益修改。还要什么刀、矛、弓、弩呢？如今还没有精通这些的人有多少？不如再创作一些攻战的技术。有人请求在皇帝面前试演，有人请求把他的办法颁发给各位将领。有人说时机不能错过，坐着议论没有益处，现在应当一同进军，多夺取敌地来作为自己的防守，然后根据事势观察变化。有人说臣的年岁渐渐大了，遗憾来不及建立功名，请求以一死杀敌。有人说古人夺取天下共有多少种办法？那些旧有方法还在，如今应当用哪一种？即使开始似乎稍有迟缓，最终也一定会成功。他们谈到边疆亭障、敌人土地的风沙苍茫、雨雪严寒和饥饿，战士的哭声、器械的松弛损坏，使人忧愁悲伤、恐惧害怕。谈到报仇雪耻，便激愤异常，瞪大眼睛，按着宝剑；有时又夸大其志向，说攻下城池、取得土地，所经过的地方都有百姓拿牛和酒迎接慰劳王师，恢复旧日疆土，使天下成为一家，令人欣慰欢喜、意气洋洋。然而他们想做这些事时，却不顾胜负和存亡。有些人已经处在亲近显要的位置，早晚都在进言，平日又受到亲近宠幸，因此放纵言论而不顾后果。有些人关系疏远，想求得进用，便试探皇帝的心意。有些是山林草野中的士人，请求进京献见。有些在外任职的臣子，没有办法稳固自己同皇帝的恩宠，便快马进京，当面陈说秘密防务。有些人借着因缘请求他人荐举，却没有别的名目，必定要夹带谈兵之说来抬高自己。他们一开口谈论，仪态安定，声音宏大，问答纵横，令人无法穷究诘问。至于跨马奔驰、背负箭囊，意气果敢决断，而皇帝本来就已经认为他们壮健有才了。

译以上这些全都是奇谈。君主慨然喜欢听它们，即使未必真的采用，轻视杀人的念头也已经在心中发动了。这些话的用意，并不是真的认为它们可以用于实际事务，也不是为了谋划国家、考虑祸患，只是迎合一时的欲望罢了。然而没有被采用的办法，有时也会被采用。汉武帝听从王恢的计策，想擒获单于，单于没有擒到，汉朝却首先挑起祸端，灾祸无休无止，天下几乎因此灭亡。宋文帝采用江湛、徐湛之的建议，心想着要封狼居胥；一旦魏军来到长江边，秣陵百姓挑担站立，连续数月不得安宁，元嘉年间的政局因此衰败。那种不顾天下利害，举国听从一个人的奇谈的人，起初本来不知道祸患将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如今天下士人喜欢讲奇谈，而谈兵的尤其奇异，已经有十年了。由于好恶相互显露，权势利益相互诱惑，奇谈兴盛而真实的话消失了。从前能够讲实话的人，如今没有不转而讲奇谈的。即便如此，臣对此很忧虑，却也深切地认为值得庆贺。为什么呢？因为天下能讲奇谈的人很多。从前的奇谈，到了今天已经变成腐朽而无用的话。早晨在朝廷上回答，晚上又议论，听觉视觉都疲劳了，听闻也已经熟悉了，或许人们终于会厌弃它们吧？或许这样就可以讲实话了吧？即便如此，实话并不悦耳。五谷的味道清淡，不同于各种浓厚的滋味，嗜好重味的人不能吃它；之所以还要吃它而不敢废弃，是因为害怕不吃五谷便会饥饿而死，而其他滋味又不能救命罢了。所以，在今世听到实话，必须像害怕不吃五谷而死那样，之后才可能真正听取它。什么叫实话？如今有人认为，战争的祸端可怕，容易开启而难以收束，厚重地送上财物请求和好，可以长久维持；这是一种苟且偷安、姑息求安的论调。战争难道有哪一天绝对不能使用吗？只是要看怎样使用罢了。因此，只要不大量杀人，兵就可以使用；国家根本不动摇，兵就可以使用；不横征暴敛、不急迫征发，兵就可以使用；将领不是小人，兵就可以使用；天下虽然不害怕战争，却也不喜欢战争，兵就可以使用；把北方视同南方来治理，兵就可以使用。功业成功而不让敌人察觉，外部交战而不使内部知晓，虽然不能完全不用欺诈，却以使用这种术数为羞，不以它为荣；即使大大开拓旧日国土，也能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像这样的人，他所使用的兵法没有不可采用的。居住在水边的人喜欢游泳，住在山崖边的人喜欢攀援，这是由所处形势决定的。游泳而不溺水，游泳便可以；攀援而不坠落，攀援便可以。所以当今那些谈论用兵奇谋的人，没有不触犯这几种祸患的。既然触犯这几种祸患，就像游泳者必定溺水、攀援者必定坠落，却说“我不顾这些，自行去做”，这样可以吗？孙武、吴起、穰苴、孙膑，都是善于用兵的人；如今即使没有这样的人，也不值得忧虑。伊尹、太公、管仲、诸葛亮，都是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如今即使还没有这样的人，也不值得忧虑。真正的实话，不能被扰乱的道理，不过如此。《外国论》第一篇说：“臣写了《外国论》四篇，其中三篇谈论当今事情，第一篇题为：‘治理国家要靠义、名、权。中国不能治理外国，这是义；中国是中国，外国是外国，这是名。把义和名都用来为我所用，所以外国来侵犯，就同它交战；它来归服，就同它接纳往来。根据它来临的原因来处置它，这是权。中国虽然尊贵，外国虽然卑贱，但如果不得其义，就不能治理；不得其名，就不能守持；不得其权，就不能应对。三者全都失去，就好像舍弃船只和船桨而渡过深渊，只凭勇敢或怯弱来决定沉浮；侥幸渡过，不能算作荣耀；不幸沉没，连性命也会随之丧失。’后世的事情正是如此。”自从严尤论述戎狄，认为前代从来没有上等的防御，直到唐太宗擒获颉利、把各地戎人设置为郡县，才开始认为严尤说错了。像唐太宗这样，难道就是所谓上等的防御吗？唉！这也太浅陋了。按照先王对待外国的方式，哪里有什么防御高下可以谈论？何况还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同秦、汉并称吗？如果像唐太宗这样，真的认为那是高明的防御，就是不懂先王对待外国的本意，又凭什么说自己得到了上等的防御呢？” 尧、舜时期，南边直到淮水、徐州，东边达到青州境界；上至海边广阔的盐碱地、深远的山谷，教化和治理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大体都是外国。这些地方同中国杂居，并不像后世只有严狁、獯鬻在长城之外，相隔几千里，便认为难以治理。尧、舜的土地非常狭小，又没有锋利的兵器、危险的箭矢、欺诈的谋略和奇异的计策，远方的人却不能侵扰暴虐他们，这是因为名、义、权三者都具备。唉！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只是因为有这三者罢了。如果舍弃必胜的工具，只采用欺诈和武力，那么已经变成外国了。发展到纷乱不堪，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自从战国诸侯并起，三百年之间，秦人最为强悍，小国相继灭亡，秦国扩大土地而成为六国中的大国。秦又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并全部占有它，还想兼并匈奴。秦人的暴虐超过了外国。汉高祖以平民身份起兵，亲自争夺天下，没过几年便占据秦朝的旧地；汉朝有什么仁义道德足以怀柔百姓呢？为什么冒顿却能控制数十万弓弦齐张的骑兵，凌辱边塞，攻入太原、晋阳呢？这是因为名、义、权三者从此一同丧失，再也没有中国、外国的区别，只是土地形势彼此不同罢了。力量强盛时，便驱使军队、转运粮饷，深入敌境屠杀，把人像捕捉禽兽一样攻取；力量弱小时，便低头屈意，拿出金银、丝帛，配上宠爱的女儿同敌人结亲，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汉高祖所宠爱的张良、陈平，大概只是所谓善于防备的人；而绛侯、灌婴做丞相，主持国政的人不过是挥舞手杖大喊、望着房屋等待施舍食物的人罢了。这些人又怎么能知道先王的本意呢？只有贾谊知道这一点，他认为戎狄是来召唤、命令君主操持贡奉之礼，使天子成为共同进贡者、臣下成为臣属者。即便如此，贾谊在防治祸患的方法上仍然浅薄，只请求自己担任典属国，采用三表五饵而已。像这样，难道是先王对待外国的本意吗？即使真的使匈奴还不如汉朝的一个大郡，这又有什么值得治理的？何况先王本来就不计较双方的强弱呢？外国曾经苦于中国没有信义，中国用甜言厚利引诱取悦他们，却首先开启战争，志在诛灭剪除。既然如此，中国不能振作，失去正道已经很久了，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世上没有尧、舜、汤、武那样对待外国的本意，这种本意终究不会再见；没有稷、契、伊尹这样的人，也终究不能掌握法度、陈明义理来辅佐君主。他们所诵习、用来向天下炫耀的，大概只是书籍中的章句罢了。唉！有名义却不能坚持，有权力却不能运用，有时讨伐、有时讲和，只看形势强弱而不能确定原则，这样的汉、唐往事也就不值得谈论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既然已经如此，却在没有可坚持之处坚持，在没有可运用之处运用，把讲和当作常态，同外国混为一体，使天下人听惯看惯，不知道中国与外国的区别；这是祖宗的事情，臣不敢深加评论。臣要论述的只有一件事：自景德元年同契丹订立盟约，历经六位圣主、一百二十年，使者往来，天子亲自同契丹在朝廷上行揖让之礼，从未有一天背弃盟约。女真原本只是小部落，受契丹奴役。不幸天祚帝失去正道，使女真得以猖狂，攻破并夺取契丹国土。天祚帝认为契丹同大国有义理上的兄弟关系，应该前来援助自己；即使不能恢复契丹国，也希望白沟以南的土地归还自己。当时中国如果出于大义，派十万军队牵制女真，使它不能得逞，女真知道大国在帮助契丹，形势怎么会突然发展到这种地步？这难道能同借盟约之名灭掉契丹、分取幽州旧地来作为功劳相比吗？失去这个机会而不加考虑，于是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然而外国即使不讲义，仍常常以信义要求中国；中国认为外国不讲义，于是不用信义来回答它，却不知道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本来不在于外国有没有失去信义。综合考察前代成败的原因，深入思考今日祸患的根源，再修明先王所说的名、义、权三种正道，那么中国对待外国本来就没有什么困难。何必把精神耗费在智谋计策上，同敌军争较士卒的胜负，越来越趋向末节而不能回头呢？所以，臣的这一番论述，虽然似乎不值得听取，却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外国论》第二篇说：秦、汉以来，对待外国不是和亲，就是征伐，为什么呢？他们的办法已经穷尽于此了。和亲会使君主受辱、名分降低，但百姓可以安宁；征伐若有功，会使君主荣耀、名分尊贵，但百姓受到伤害；如果没有功劳，君主和百姓都会受伤，而有功的时候常常少，无功的时候常常多，所以后世的议论大多认为和亲有利。一定要经历征伐的祸害之后，才会知道和亲的好处。先王从来不征伐外国，虽然不与外国讲和，却也不与它结怨，因此既不会降低自己的名分，也不会丧失实际利益。即便如此，先王之道已经长期不能实行，而今天请求和亲，尤其没有正当名义。北方敌人是我们的仇人，已经不能再把它当作外国来对待；可是执政者错误筹划，借用外国的名义来安抚它。子弟不能替父兄报仇雪耻，反而害怕仇人怀疑我们不能忘却怨恨，于是想同仇人结好来使自己安定，这可以吗？过去绍兴年间实行过这种做法，天下人并不满意，后来发展到废黜、驱逐大臣，诛杀名将，全部排斥持不同意见的人，使士大夫的队列几乎空了，喧扰数年之后才安定下来。一天敌人自行背弃盟约，朝廷才不得已发动军队来应战，天下又自行把恢复仇恨、进行复仇当作事业，在淮水之上长期陈兵，却一直没有取得功效。宰相仍然采用先前的防备办法，奏请罢免督帅，撤除攻战器具，拿出东西、南、北三道的四个要郡来请求送给敌人，于是又讲和。不久敌军又大举出动，天下人心惊恐，认为盟誓必定无法保全；然而从此边境又相安无事十多年，就像老虎卧在庭院中，什么时候起来无法预知，屋里的人始终不得安宁。假如没有弓箭和陷阱，或许还不免赤手空拳同老虎搏斗，以必死的决心应战，也胜过坐着等它来吞噬。既然有弓箭和陷阱，当然可以使用，却因为害怕老虎而不敢用，这是为什么呢？唉！丧失我们所掌握的工具，任凭敌人自行作为，难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改变吗？如今天下并不是不知道请求和亲不合义理，然而不敢亲自向皇帝说明，是害怕用兵的祸害。他们以为一旦断绝使者往来、停止送赂，就一定会导致战争，而我们又没有办法应付。那些认为和亲不可行、敢于向皇帝进言的人，并不是真正懂得其中义理不可行，只是把这件事当作进身的媒介，并不能用来抵御敌人。所以真正知道和亲不合义理的人，都在内心惭愧、暗自叹息而不敢说；真正知道的人不敢说，敢说的人又不值得信任。这样看来，今天对待敌人的办法就更加疏漏简略了。今天的议论，臣不敢只向皇帝一人报告，希望执政者都能知道。过去祖宗在位的时候，内部治理已经充足；当时所谓寻求和亲的好处，是为了保全边民的计策，因此不怕自己屈尊，努力实行和亲也可以。今天有存亡的忧患，不能再把过去的做法拿来相比。假如敌人又像辛巳、甲申年那样，突然聚集大军要求交战或讲和，当然不能这样做；况且它崛起后变得强暴强盛，占据我们的半数土地，已经五六十年了。即使它再次像天祚帝极盛之后走向灭亡、由别人出来占有其国那样，今天也不能讲和。因为这不只是义理上不可行，形势也决定了不能这样做。过去祖宗在位时，正因为能够驯服、养护契丹，使它不敢桀骜奔突，所以战争可以达到不用的地步。今天的战争，已经绝对不能不使用了；只是使用有早晚迟速之分，而早晚迟速相差也不会太大。远的五六年，近的三四年，最接近的或许就在早晚之间。然而执政者害怕一战的缘故，不敢把这些情况告诉皇帝，于是不再替国家考虑，只希望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任内，便把它推开逃避。忧患在子孙后代，自己偷安于来不及看见它，这还可以；忧患在自己身上，只是发生在十几年以后，自己偷安于目前尚未看见它，也还可以。如今没有十年的遥远期限，而是近在早晚之间，这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紧急祸患。彼此相顾，始终不敢说出来，为什么呢？贾谊曾说，这就像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烧起来，便因此说安全，用来讥刺绛侯、灌婴一类人。如今柴薪已经全都着火了，正睡在火中，却不知道赶快从烈焰中奋力逃脱，反而坐着等待自己被烧焦，所以不必等到贾谊那样的智慧，也可以讥刺他们。按臣的估计，一场战争本身的可怕还不值得畏惧。即使断绝使者往来、停止送赂，臣认为也还不至于立即开战，因为求战在敌人，使敌人不能开战，则在我们。这样的办法，正是执政者应当思考的。战胜敌人本来有一定的道理，用兵本来有一定的法则，应当施行的事情也有先后次序。执政者尚且不敢揭开第一步，臣又怎么敢详细谈论最后的结果呢？况且如今能够说话的人很多，他们不衡量事情的根本和末节，不估计形势的深浅，却把天下最高明的计策一一列举出来，自我夸耀推销；这样的人中，真正可以采用的又在哪里？只有把复仇看作正义，明确和亲绝对不能实行，从此以后才有可以讨论的基础。

译《外国论》第三篇说：群臣虽然不敢劝说皇帝谈论兵事，但知道陛下想有所行动，已经很久了。复仇的义理，四十年没有实行，过错已经在先前了。若想在一天之内发动战争，难以试探敌情；不是有百全必胜的把握，就不能这样做。如今突然在一天之内发动战争，同贸然试探敌人没有区别，这就是群臣不敢进言的原因。即便如此，不敢说又有什么益处？难道不如共同谋划吗？七年以前，朝廷开始命令使者向敌人祈请，当时满朝都认为这不是好计策。此后三年，又商议上书向敌人称臣，敌人还曾派一个使者前来请求。前年我又派使者出使，敌人也没有测知我们的意图究竟在哪里。这三件事都足以给敌人留下可乘之隙，然而敌人最终不敢主动制造嫌隙；由此看来，敌人还没有发动。有的或许是内部有困难，无暇同我们较量；有的或许上下都害怕战争，只想苟且求得无事；有的或许不肯首先发动，坐等观察我们的变化。这些都不值得忧虑，但陛下昨天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呢？难道是认为战争最忌讳没有名义，所以想设法造成战争吗？我们用兵的名义，就像雷霆长久潜藏而不震动，一旦可以使用，便立即使用罢了，何必担忧没有名义而一定要这样做呢？臣认为这是错误的。如果只是厌恶用兵没有名义，那就说明还没有懂得用兵的名义，只是在空谈彼我强弱的形势罢了。这样一来，胜负还无法知道。我们有必胜的名义，又有必胜的实际条件，却担心不能使敌人处于必败之地，反而像平常一样，只凭力量同敌人相搏，这才是可怕的。臣听说古代善于举事的人，一定先造成必胜的形势，使我国的人明白知道自己必胜，而敌人却不知道。这样就能取胜；否则，敌人看见我们的长处，也明白知道自己无法抵挡，即使不在外表上显示出弱小，仍然能够取胜。若内部我国人不知道自己必胜，外部敌人也不知道我们必胜，这就叫危险的战争，危险的战争难以使用。唉！今天的事情，难道只是攻下一座城、取得一个郡，或击败敌人的一名将领，杀伤数万人，就算战胜敌人吗？如果把这些当作战胜敌人，战争引发的祸患便会不断。桓温、谢安曾经两次收复中原，却没有挽救晋朝的衰败。今天的战争，如果不能五次交战、六路并进，使北方的形势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把河南全部夺取，击鼓进军进入京城，向宗庙进献告祭，修缮供奉陵寝；即使东方没有齐国，西方没有秦国，北方没有赵、魏，三面仍有敌人把守，臣尚且不知道最后结果，更何况只攻下一座城、取得一个郡，或击败一名将领便当成功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在边境上聚集了几十万军队，才攻破灵壁、虹县，便仓促地说一个月内取得三次防御胜利；后来偏师失利，又自称受到挫败，于是停止用兵而求和。计谋轻率、谋划寡少，简直像儿戏一样，难道认为今天的战争还应当这样吗？难道要把杀人多当作用兵吗？诸葛亮只凭梁、益二州，所以决定夺取秦、陇一带，但仍然让东吴同时进攻。如今天下从中分裂，四方都可以有所作为，臣不知道他们所谓的计策究竟是什么。即便如此，这还不是臣一定知道的。臣一定知道的，是陛下发动事业所处的形势。发动事业的形势，必须使行动轻便顺利、容易施行，不能使行动沉重困窘、难以举动。为什么呢？鹰隼乘着风，高高飞入云天，看准禽鸟所在便搏击捕取；骏马每天奔驰千里，经过都城、越过国境，迅疾得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它们行动轻快、敏捷迅速，所以能够胜过其他事物。至于爰居，羽翼腹部虽大，却只能在鲁国东门避风而不能飞走；劣牛负载重物，走十几里，遇到下雨便喘息踯躅，不能迅速前进。这些都是困顿沉重的形势。唐太宗夺取天下、消灭夷狄，获得了轻便顺利、容易施行的形势，所以军队不难发动，一发动就必定有功；军队休止、事情结束后，也没有后患，天下最终因此得到平定。今天的事情，确实处于困顿沉重、难以举动的形势。前些日子卖茶饮的人，几百人结成一伙，偶然凭借人多来抗拒官军；这不过是弓手、牙将所能处理的事情，一个兵官就足以制服他们。然而他们猖獗了一年多，声势传到闽岭一带，朝廷曾罢免两名帅臣，另选使者，才勉强将他们擒获。像这样的情况，能够用来迎战强大的敌人吗？假如像唐太宗那样，军队所向无敌，前后都能得到响应而没有后患，他们能够做到吗？祖宗凭天下众多的兵力，却困于区区西夏人的几个州，大概是因为上下相互牵制，首尾彼此观望，内外意见不同，形成困重难举的形势。如今形势又是这样，陛下自己也知道。即便如此，要改变困重难举的状况，使国家形成轻便容易施行的气势，这件事不在兵力，也不在将领，而只在朝廷的大政、纪纲和宪度方面。唉！这又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臣所说的先造成必胜形势，大概就在这里。《外国论》第四篇说：对外能够进攻，对内能够防守，就是完整的国家；对外能够进攻，对内却不能防守，就是亡国；对外不能进攻，对内能够防守，只是勉强存在的国家。既然可以进攻却不进攻，必定是进攻的形势不足以守住所得，反而采取固守的形势，以强大之势屈从于弱小，臣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什么叫可以进攻却不进攻，进攻的形势又不完备？现在的淮河以南、以北就是这样。假如我们想在敌人面前实现志愿，不继续推进、深入敌境，尽取我们的旧有疆土，同敌人争守，置身于万死百败的地方，以显示锐不可当的锋芒，哪里能够希望有所成就？何况还把城墙弃置不管，把它看作荒废无用之地，没有经营谋划的要领，却坐困内地，帮助敌人自行进攻；朝廷内外拍手相庆，只说重新得到旧地。这难道是想不出门户庭院，却远远谋划门外的事情吗？什么叫不足以守却采取固守的形势？现在防守长江就是这样。上游有武昌的军队，下游有京口、秣陵的军队，都是重兵；淮河没有常驻军队，所以依仗三镇作为巨大防线。以一条孤立的长江同敌人对抗，三镇就不得不防守。如今淮河南北尚且不用担忧失守，为什么一定要预先担忧它失守而防守长江呢？

译善于防守的人，是防守四方夷狄；如今已经来不及这样做了。守住自己的疆土也可以，却不守自己的疆土而只守自己的内室，兵甲不在边疆而在堂上。臣不知道今天所谓的防守究竟叫什么。普通百姓和小人，为了求得衣食，可以到千里之外；在饮宴交谈之间，尚且能够有长远的考虑。如今处理门内的事情，并不一定要智者才能做到，就像农夫亲自耕种自己的田地一样。耘田、除草、使用耒耜的日期，已经熟知了，却仍然轻重失当、缓急失中、首尾颠倒而没有依据；对于天下的大计，臣当然知道他们是不及格的。可悲啊！从前孙氏凭借众多谋臣、强劲精锐的将士，以及一生百战的勤劳，想求得淮南一尺一寸的土地尚且不可得。如今已经兼有淮河南北两道，方圆千里、十九个郡，却使那里尘沙弥漫，百姓和物产凋残，城池戍守衰弱；即使设置了官吏，人心仍然动摇，不能自保，丝毫没有长久自立的意图，只想在内部守住江左，把它作为百世不倾覆的根基，难道不是同古人的谋划完全不同吗？即便如此，皇帝也知道淮河一带的重要性；之所以想有所作为却又轻易停止，有两种忧患：一是过去曾同敌人约定不设置大军，如今如果显然增加防备、加强守御，敌人一定会来争夺；倘若防守准备又不足，就可能还没有得到益处，先有所丧失。二是认为既然划分要害之地、安排防守，就必须交给某些人；一旦权力有所归属，或许会形成日后藩镇跋扈的局面。臣认为这两种忧患都不是今天应当考虑的。即使淮河一带像今天这样没有设置大军，只要有善于治理的官吏守在那里，敌军最终即使带着几万人来进攻，也不能攻克，只能舍弃那里而不敢经过。难道还会有增加防备、加强守御，却先担忧它失败的吗？守住我们的要害之地，正是为了使敌人必定来争夺；大事的关键，大概就在敌人必争的那一天显现。况且敌人能够用空洞的言语和虚假的盟约禁止我们防守要地，又得到我们的重额财物，不战而取胜，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善于治理国家，只在于选择合适的人。正要有事，怎么能让权力完全不分散？像文钦、诸葛诞，当然不能把权力交给他们；但像羊祜、杜预，也能这样防备吗？药物如果不是乌喙，就无法治疗我们的疾病；乌喙虽有毒，也能杀人，那么只要让良医加以控制就行了。因为它有毒便连药也一并废弃，我们的疾病就无法救治了。如今所谓繁盛雄富的地方，只是二浙、七闽罢了，全都是狭小偏僻、落后的吴越地区，不足以同天下大局相较，也不是决定强弱成败的地方。夺取淮河一带而防守长江，靠防守长江来保全闽浙，这样离中原就太远了。臣常常忧虑当今谈论国事的人，看不见天下的总体形势，却喜欢谋划没有益处的办法。他们所谈的地形便利、曲折细节，本来不是君主应当全部知道的；这样做只是纷乱烦琐，对外失去委任将帅的本意，对内又不能替朝廷制定一定的防务。唉！自隆兴以来，天下谈论这些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了。

译正好又上奏《法度总论》。第一条说：想要亲自治理自己的国家，必须先考察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议论者说，古今时代不同，谈论古代的道理常常不能通用于今天；这种说法确实准确而切中要害。即便如此，天下还是这个天下，百姓还是这些百姓，事情还是这些事情；疆域内外、建国立家，下层百姓的真伪好恶，上层君主的生杀予夺，古今并没有不同。却偏偏说古今时代不同，谈古代就不能通于今天，这就是把古代排斥于今天之外，把今天同古代断绝，而且使治理国家的人无从斟酌、无从变通，一切都出于苟且简略而不能裁断控制。因此，古今时代不同的说法虽然不能废弃，但臣在这里有话要献给陛下，希望陛下深思。陛下若想亲自治理国家，必定会沿袭已经实行的事情，承袭旧有的条例，只听任现成局面，却不加以振救，日渐陷入积累的败坏，这就不能说是在亲自治理国家。如果不因循已行之事，不承袭旧例，不听任既成局面，而在此基础上加以振救，又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必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凭自己的心思运转，忽然出自一个人的智虑，却不符合天下人的心愿，这样谋略会越错，政事会越坏。所以臣所谓在这里有话献上，就是请陛下先考察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考察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并不是一定要立即照搬。因此，观察各种器具的人才是良匠，观察各种药方的人才是良医；把各种情况都考察完，然后自己去施行，这样既没有拘泥古法的过失，又有符合正道的功效。况且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全都具备在典籍简册之中，考察它并不困难。陛下幸而召见臣并教导臣，臣只要指出筹划的大略，不到一顿饭的时间，古人治理国家的大概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陛下深入阅览，长声叹息，起身后深思熟虑，凭圣明的意志作出决定，那么不必等一顿饭的工夫，亲自治理国家的办法就可以决意施行而没有困难。以封建制度治理天下的，是唐、虞、三代；以郡县制度治理天下的，是秦、汉、魏、晋、隋、唐。法度建立在这些制度之间，用来维持上下的形势。唐、虞、三代必须做到不损害封建制度，然后王道才能实行；秦、汉、魏、晋、隋、唐必须做到不损害郡县制度，然后霸政才能建立。因此，制定礼制、创作乐章，规范文书和正朔，统一律令、尺度、容量和衡量，端正名分、区别嫌疑，尊重贤能、举荐有才，厚待百姓、美化风俗，这些是唐、虞、三代所谓的法度。至于各国各自施行政令，各家各自专理本业，累世不改变，终身不变；考察虽然宽缓，却一定实行黜陟；制度简约而取信于人，这就是不损害封建制度而实行王道的原因。掌握威势，明辨权柄，整理簿籍，确定期限，防止弊端，考核计划，核验功效，辨明虚实，考察勤惰；命令能够推行，禁止能够执行，劳役减少，刑罚清明，这些是秦、汉、魏、晋、隋、唐所谓的法度。至于让一个郡实行一个郡的政令，让一个县实行一个县的政令，赏罚由本地自行施行，授予和剥夺由本地自行掌握；刺史的考问有条理，司隶的监察不烦扰，这就是不损害郡县制度而实行霸政的原因。议论者所谓古今时代不同、谈古代不能通于今天，只是说王道与霸道不容易区分，唐、虞、三代的制度不容易恢复罢了。如果要施行古人的法度来掌握天下的命运，却不除去那些会损害法度的因素，反而忧惧不安、战战兢兢，越是损害它越坚守，胶着而不能解开，停滞而不能通行，这难道是古今时代不同吗？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虽然各自同其德行厚薄、教化深浅、国祚长短有关，但陛下亲自考察它们，难道会有希望它们施行，却又反过来加以损害的吗？既然如此，今天的法度中损害它的因素很多而且重大，难以除去，深远而难以言明。考察古代没有损害的办法，寻求除去今天的祸害，那么陛下的国家纵横数千里，完全可以亲自治理，恢复祖宗旧业，洗雪百年耻辱，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第二条说：“古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一定有取得天下的原因；他们之所以失去天下，也一定有失去天下的原因。得失并不是相互等待、同时发生的，所以不能把纠正过失当作取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一定存在真正取得天下的道理，不必等到纠正了前人的过失之后才能取得天下。把纠正过失当作取得成功，反而一定会丧失原本的所得。唐、虞、三代都有相互承袭的法度，并没有因为桀、纣的败坏混乱而废弃禹、汤的治理功业。汉朝虽然灭掉秦朝，也有许多地方沿袭秦朝旧制；但总的来说，天下政事日益趋向细密，法令也日益加严。只是汉朝仍有自己治理国家的意图，没有专门把惩罚前人的过失、矫正并反转旧制当作计策，于是仍然取得了功业。况且东汉末年，四方分裂，破坏混乱十分严重。魏武帝虽然严设科条、审定律令，使人重叠站立、屏息不敢动，操持控制群臣，但使人各自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履行职守的制度仍然存在。到了晋朝衰败时，情况比汉末更严重，南北对立，交替兴起、互相灭亡；等到其中有的国家突然显露出来时，仍然都有自己治理国家的意图，使臣下没有掩饰错误、助长过失的心思；只要有人在，政事就能兴举，随着各自所建立的制度，也有清楚可见的成效。到了隋朝末年，丧乱蜂拥而起，祸患像痈疽溃裂一样爆发；而唐太宗一旦建立法令、确定制度，防备严明，政令简便直接，上下都容易遵行。” 这样说来，魏国并不是因为讳言汉朝的过失才兴盛，唐朝也不是因为惩戒隋朝的灭亡才强大。国家的兴亡、政治的治乱，各有其通常的趋势；想要兴盛的，就走向兴盛的道路，将要败亡的，就奔向败亡的门径。这就是它们彼此并不相待，也不是出于相互矫正的原因。唐朝末年的动乱，加上五代的接连祸乱，使百姓不得安宁，已经很久了。然而考察它所以祸败的原因，又怎么唯独超过秦、汉、晋、隋灭亡时的情形呢？大概国家将要灭亡时，它的外在征象本来就已经如此了。本朝立国、确定制度、维系人心，期望国家长存而不可动摇，全都以惩戒五代、纠正唐末失政为名。细节规定越来越琐细，禁令越来越严密，举手投足动辄都有法禁；又用儒术加以文饰，用正论加以辅助，于是人心日益柔弱，士气日益怠惰，人才日益衰弱，人人都养成懦弱松弛的行为，彼此共同奉行繁密的法令，最后还把这种说法公布于世，说：‘这就是王政，这就是仁慈恩泽，这就是长久不变的办法。’仁宗极盛时期，距离五代已经很远了，但人们对五代的惩戒仍未忘记。到了宣和年间，距离五代更远了，法度却已经紊乱，仍然说‘这只是为了惩戒五代罢了’。何况靖康以后，本朝发生了大变，竟同唐末、五代一样，成为灾难余波中的国家；绍兴年间重新整顿，一直延续到今天。

译然而看今天朝廷的法制、士大夫的议论，以及种种防范闭塞的禁制，哪一样能说不是为了纠正唐末、惩戒五代呢？本朝建立国家二百多年，专门致力于把纠正过失当作所得，却唯独把真正能够取得成效的办法搁置不讲。因此，提出一件事情本来是为了使事情获利，最终却反而损害了这件事；制定一项法令本来是为了使法令有利，最终却反而损害了这项法令。上面明明知道行不通，却姑且把它交给下面；下面明明知道行不通，却姑且再推回给上面。虚浮的文书彼此牵连，浮泛的议论相互依托，所以君子不能任用，却任用了小人；官员不能担当职任，却任用了吏胥。人情事理不可信，却偏偏相信法令；即使其中还粗略保留着古人的恻隐、宽厚、公平、平和之意，实际文书具备而实效全无，这又同周、秦的弊病有什么不同呢？于是中原被分割，却不知道原因；请求同仇敌讲和，却不能激发人们的愤怒。这些全都是当今的弊病，人们却自认为没有医治弊病的办法，甘心处在无法振作挽救的境地，坐看国家败亡。根据过去的鉴戒来考察今天，陛下深思其中的缘故，难道不正是因为真正能够取得成效的办法还没有讲求吗？如果认真讲求并实行它，应当兴办的就兴办，应当废除的就废除；从前严密的，如今变为疏略；从前琐细的，如今变为宏大。今天发布命令，明天就大为改变，哪里还需要等到整整一年之久呢？第三点是：所谓兴办一件事本想使事情获利，最终却损害了这件事；制定一项法令本想使法令获利，最终却损害了这项法令，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今朝廷的法度中，长期固定施行、不可改变的，不过十几条，而这些全都成了法度本身的祸害。因此，用人以资格为有利条件，资格却成了用人的祸害；铨选以考核任职为有利条件，考核任职却成了铨选的祸害；荐举以关升、改官为有利条件，关升、改官却成了荐举的祸害。至于任子制度，也有几种祸害：从员郎致仕就可以荫补，是第一种祸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官员可以荫补子弟为京官，是第二种祸害；一人入仕，世代承袭爵位没有穷尽，是第三种祸害；如今淘汰其中荒谬泛滥的部分，又用名额加以限制，是第四种祸害。科举也有几种祸害：按照技艺取人，既比古今标准浅薄，连同这种技艺也一并失去了，是第一种祸害；古代教化天下人成为士人，使他们懂得义理；如今教化天下人成为士人，却全都为了进入官府，是第二种祸害；解额一经确定，名额多的地方便有冒滥，名额少的地方便使人才埋没，人们奔走争利，丧失了最初的志向，而今天的法令又亲自破坏它，是第三种祸害；一旦取得乡贡资格，年老仍未成名，便授予官职，既不选择贤能，也不考察技艺，只说是恩泽，结果官署充满，人才败坏，又是第四种祸害。京师的学校有考察制度，用利益来诱导天下人；州县的学校没有考察制度，就只是聚集人吃饭而已，因此学校制度反而成了祸害。制举本来是为了求取卓越而博学多闻的人，却责成他们死记硬背，凭课试取士；所说的意见不能实行，所学的东西不能使用，因此制科制度成了祸害。博学宏词科，过去是因为废罢词赋，想把人才引向实用文章才设置的；后来美官要职竟成为荫补的捷径，一旦被选入此科，便没有人能够使他退回去，因此宏词制度成了祸害。募役法本来是为了免除天下百姓的役役，如今却保留了保正、长的弊病，天下人都以此为患，因此役法成了祸害。过去的律令，综合治理各种事务；朝廷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编成新书，作为统一的法条。有些出于个人意见、无人知道如何推行的规定，却只说要按照旧例申明并加严执行，结果新书反而成了祸害。国家本来担心州县的过失不能上达，所以设置监司来禁约督责；如今禁约督责监司的法令，反而比约束州县官吏更加严厉，难道是因为监司不是合适的人吗？还是即使是合适的人，也一定要使用这样的法令吗？于是监司制度成了祸害。府史、胥徒是用来办理文书、供人差遣奔走的，即使尧舜也不能废除；如今却使他们根基牢固、不可动摇，大官拱手而立，只听从吏胥，于是胥吏成了祸害。又由此推论过去实行过的事情：实行经界法，经界法就成了祸害；实行保甲法，保甲法就成了祸害；实行方田法，方田法就成了祸害；实行青苗法、市易法，青苗法、市易法就成了祸害。兴办事情、制定法令，没有不是为了求得利益的；但事情和法令一经实行，又没有不是成为祸害的。上上下下、朝廷内外，也几乎都知道它们是祸害了。然而贤能的人认为这是必不可去除的祸害，庸碌愚昧的人则依仗有这些祸害来容身，小人甚至还要从中求取超过祸害本身的利益。天下人都陷入法度的祸害之中，却不顾防止法度所带来的利益。这样二百年了，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比一年严重。天下人都认为不知道最终会怎样，却不知道陛下将用什么来挽救它。臣所以希望陛下列出这些条目加以治理，除去祸害而趋向利益，使天下豁然开朗，有一天能够走上光明正大的道路。即使三代以前的盛治相距遥远，难以立即谈论，两汉和唐朝的盛世却可以很快达到。用人看资格。什么叫资格成了用人的祸害？按照贤能荐举人才，按照德行授予官职。贤能有大小，德行有高下，官职爵位便随之相应升降，并且一经确定就不轻易改变。这是尧舜以来的常道。并没有所谓先从卑微职位做起，逐级升到显贵，按照小官的次序然后做到卿相，像后世所谓资格那样的制度。然而尧舜以来已经久远，不能马上恢复，所以也不能马上废除按资格用人的办法。至于不能得到资格的好处，反而承受资格的祸害；资格造成的祸害越深，人们就越抛弃贤能而变得愚昧，治国之道日益败坏却自己不知道。这就不得不因循今天的法令而稍作变通。按照年月计算资历和考核，即使尧舜三代也有这种做法，但不能用它来对待天下的贤才和有德之人。为什么呢？贤才、有德之人，如果按这个官职称号来衡量，确实适合此人，难道能因为他的资格还未达到，就姑且延迟任用吗？到了汉代，人们已经苦于这种弊病：郡守、国相和列侯升为九卿，九卿升为三公，天下贤才伏居下位，而庸俗官吏反被任用。伊尹、吕尚、周公、召公一类的人，并不是秦汉以后不再出现，而是法度使他们无法施展。唐太宗虽然凭借战争取得天下，却能够用尽人才的才能，不拘泥于通常格法，因此成就一时之治，仍然值得称许。

译大概资格制度产生于世道不能治理、贤能与不肖混杂而无法区别的时候，所以用它来加以限制罢了。本朝却在治世实行衰世的法令。太祖、太宗任用人才时还没有固定模式，只要皇帝亲自选拔，间或能够得到杰出之士。到了咸平、景德初年，资格制度才逐渐严格。寇准想出于自己的意见来进用天下士人，结果上下群臣都共同攻击他。因此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慎遵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在仁宗、英宗时谨慎遵守资格，司马光、吕公著在哲宗时谨慎遵守资格。这些人都因为谨慎遵守资格而被认为贤能，声名重于当世。只有王安石打破资格来任用人才，当时所谓名士竭力争辩却不能胜过他。后来章惇、蔡京、王黼、秦桧相继仿效他；然而进用小人、扰乱天下的，就是这五个人。既然从这五人所任用的人来看，就应当以不遵守资格为忌讳。虽然资格制度显然不是好法令，但李沆等十几个人却因遵守资格而获得声名，当时也因此被称为治世，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们能先区别人的品类，把君子和小人分开，确定清浊上下的次序。那些名义上德行、气度、智慧、谋略足以居于高位的人，原本也已经得到认可，只是想让他们通过历任官职来加以验证罢了。所以有些人虽然从小官做起，但声望已经足以担任卿相，等到资历长久之后，最终也确实担任了卿相；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得到了资格的好处。如今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的品类，没有贤能与不肖的区别，只是由出身而关升，由关升而改官知县，由改官知县而任四辖、六院，由四辖、六院而任察官，由察官而任卿监，由卿监而任侍从，由侍从而任执政大臣；或者由知州、监司而任郎官，由郎官而任卿监、侍从、执政，不过是资历深的依次升进，资格达到的按次迁调罢了。这样还想荐举贤才、建立治国功业，能办得到吗？侍从不荐举士人，宰执不荐举贤能，只拿着资格进身说：‘这个人足以担当这个职位了。’陛下即使想用政事责问他、用谋略询问他，他又从哪里知道呢？这就是臣所说的承受资格之害。况且本朝废除资格而任用人才，没有比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桧担任宰相更糟的；遵守资格而任用人才，也没有比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担任宰相更好的。然而考察他们的功效、检验所用的人才，本朝把资格作为用人的有利条件，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了。所以臣希望陛下审察资格制度的实质，深切想到今天人才已经极其衰乏，稍加变通，广泛招致并收罗人才，以最终成全资格的好处，而不承受资格的祸害。况且上天生育人才非常困难，君主得到人才也同样困难，不要过早压抑、阻塞、摧折他们，使人才终于被耗尽。如今世上仍有可以任用的人，如果确实使朝廷的资格制度完全出于人才应当任用的标准，就会只有资格的好处，而没有资格的祸害。用人看铨选。什么叫铨选的祸害？有次序地甄别人才，升降官员而不失当，是朝廷的重要事务。所以从最低一级任命以上的官员，都应当任用天下所谓贤能的人，而不是为了迁就那些不肖之人。臣深为奇怪，君主制定法令，常常是给不肖之人留下位置，同时消磨贤才，结果使他们一同陷入不肖而已。而朝廷官制中最重要、祸害最严重的，就是铨选。吏部是朝廷传达政令的喉舌之处；尚书、侍郎是天下尊贵而接近朝廷的大臣。朝廷把这样的地位给他们，把这样的官职交给他们，又把天下士大夫甄别、升降的权柄交给他们，却制定法令交付给他们说：‘我一点也不信任你，你也一点不能自行判断。’人的贤能与否，事情的罪过与功劳，任职地点的远近，资历的先后，俸禄的厚薄，职位空缺的多少，都说：‘这些一切都有法令规定。’天下法度最详密、曲折和责难最多，使士大夫连一次举手动脚都不能自由行动，不等刑罚降临便自行畏惧的，没有比铨选法更严重的了。唉！授予人官职，给予人俸禄，百姓的命运由此产生。若对此加以用心，天下的治理不正应从这里开始吗？希望改变治理风俗，不正应从这里开始吗？寻求并培养厚实的人才，不正应从这里开始吗？要求取得实际成效，又将从哪里取得呢？为什么要把天下最大的权柄拿来，用尘垢、束缚、遮蔽、防范、侵蚀和折损把自己捆绑起来，竟成为天下大弊病的源头呢？即使如此，这种情形已经有几百年了；相互承袭，也不是一个人的缘故。学士大夫辛勤劳苦，诵说孔孟之道，传述先王之道，没有不懂得所谓治国之道并非今天这种法度的。可是等到有一天担任吏部官员，便闭口不言，拱手站立，四处张望；吏胥拿他们从未知道的法令来询问，吏胥还上下其手加以操弄，而这些官员也昂然自我辩解说：‘我是主管这件事的官员，本来就只应当遵守这些法令罢了。’唉！难道这些人的本性原本就这样浅陋吗？陛下拥有这些官爵名器，是用来鼓舞群臣、推动众人的工具，也是用来通过授予、剥夺、升迁、退黜来安排天下人的。怎么忍心沿袭数百年的弊端，沉溺于区区破烂的法令中，消磨天下人才，却甘心这样迁就不肖之人呢？这样一来，治国之道从哪里产生，治理功业又从哪里成就呢？何况唐朝中期以前，吏部任用人才的本意还可以考见；如今所遵循的，不过是唐朝衰乱以后留下的弊病罢了。历代君王共同遵行的常道，不能到了陛下这里反而不恢复。那些所谓‘徇私’‘偏颇’‘结怨’‘招致诽谤’‘煽动众人’‘招揽权力’，都是末世庸人用来恐吓上级、在治道将要兴起时怀疑并破坏它的说辞。陛下应当深入考察前人的做法，果断实行，不被众议迷惑。可以因循今天的铨选制度，交给一两个人办理。如今大臣授予堂除官职，本来就是过去铨选中通常实行的事情。大臣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比这更大，却只把堂除看作宰相的大权。既然堂除成了宰相的大权，难怪铨选只会成为奉行文书的地方。假使今天铨选能够稍微自行任用人才，就像堂除的选任一样；如果把所有堂除的选任都归还铨部，那么大臣才会知道自己的职责，铨选也才能稍微帮助朝廷用人。这样，尚书、侍郎就不至于成为虚设了。

译用人看荐举。什么叫荐举的祸害？让天下的大官能够荐举天下的低级官员，按理说似乎是好法令，如今却成了大祸害。关升令、录职官改任京官，如果升为升朝官，又转任员郎，这些都是朝廷自己设置的等级限制，用来区分贵贱，使人若没有荐举就不能进入。规定三考、四考，要有三名荐举者；六考、七考，要有五名荐举者。那么关升、改官既然是朝廷制定的法令，难道不是在说：‘我不能只凭贤能给人官职，因为贤能本人并不知道自己贤能，必须靠荐举才能知道吗？’既然如此，如今朝廷每年授予人关升、改官，难道能说这些人确实贤能吗？大官每年荐举人来改官，也难道能说这些人确实贤能吗？那些得到关升、改官的人，又难道能说自己确实贤能吗？上面不相信荐举人的判断，荐举人不相信求荐举的人，求荐举的人也不以自己为可信，必定都说这些事无法知道。可是朝廷的法令既然已经如此，就不得不从这条路出身；朝廷也说：‘我制定的法令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听任它如此。’这样，上下彼此就像做交易一样，全都交付给不可知的标准罢了。因此奔走竞争成为风气，请托求荐充满门户，比较权势的轻重，求告请托多得无法应付。像这样的问题，不只是下面的人知道，上面的人大概也知道。一个人还没有摆脱这种制度时，便低身屈体去求取，连仆隶、卑贱之人所感到羞耻的事情，他也不以为羞耻。这难道还保有内心的操守吗？等到这个人已经脱离这种处境，便厚着脸皮、摆出庄严神色来居处其位；那些在他下面的人又作出低身屈体的样子来进见，他也只管安然接受罢了。这样一代传一代，凭这种方式被荐举，又凭这种方式荐举别人，陛下的人才因此败坏，百姓因此受害，是不值得怀疑的。唉！这种制度开始时或许还不至于这样，但流弊发展到极点，都是因为固守旧法而不思改变。况且京朝官已经受到天下人的尊重，朝廷也应当自重这些职位。若朝廷自己不尊重它们，使天下人也不知道尊重它们，本来朝廷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但考虑今天的情形，或许还没有做到。如今把任职次数合并计算，累积考核、任用；只要按年月积累而没有在任上的过失，就可以依次升到次等京官，不必一定经过荐举。确实应该荐举的人，就依照现行法令荐举，授予他现行制度所能授予的官职。这样或许可以使稍有自重之心的士人知道有正常途径可以走，不再急切地用这种低身屈体的方式求取；连仆隶、卑贱之人所感到羞耻的事情，也可能使他们知道羞耻。荐举别人的人不再被求荐者过多而困扰，或许就能知道如何立身，也可能真正荐举贤能来报答皇上。解除求取荐举的急迫，暂且采用这个办法，使风俗稍有改善，治国之道稍微明白；按次序升进，必然无需再等待荐举。大官如果偶尔荐举一个有才能的人，朝廷便相信并任用他，使他超出常规调任，这才是荐举的正道。然而这只是有关部门的事务，是执政大臣所应当请求后实行的事情，早晨改变、晚上确定，并不像军政和财政那样有难以处理的地方。却有人袖手旁观、隐忍不言，不知道去做，终于成为天下的大祸患，也实在可悲。用人看任子。什么叫员郎一旦致仕，就可以荫补子弟，这是第一种祸害？臣下让儿子凭借自己的官位入仕，也是国家的重要事务。朝廷授予这种恩典，应当合乎义理，也应当与功劳相称，使朝廷录用功臣、记载旧勋的心意有所表现。如今被举荐而改官，通常要十多年才能升到员郎；按通常调选入仕，不过做到佐郡官便停止，功业并没有什么不同，却还要跟着给他的儿子授官，难道认为这种平庸而没有长处的士人，必定值得世代承袭吗？况且有的人入仕后显达，职任劳绩或许为天下所称道，但不幸官位只到员郎，那么他所得以任用子弟的资格，也同通常调选做到员郎的人没有区别；这就是所谓义理不当、恩典不相称。什么叫太中大夫、待制以上官员可以荫补子弟为京官，这是第二种祸害？京官是朝廷所看重的职位，使天下士大夫经过六七次考核、得到五六名荐举者之后才能取得。如今职位空缺少而等待的人多，有的人入仕三十年才得以改官；又因疾病、忧患以及公私方面的过失犯罪，终身不能得到京官的也有。偶尔特别给某人改官，上下都相互注目，认为是奇异的事情。如今竟然让太中大夫、待制以上官员直接以京官资格任用子弟，这种官职对他们有什么特别尊贵之处，竟对别人珍惜、对他们却不吝惜呢？难道因为是侍从大臣的子弟，就不必等待荐举者和考核等级，便能超过天下贤能的士大夫吗？如果看重他们，就制定了这种法令而不能改变；如果轻视这种做法，就会使恩典泛滥而不能改变，这就是所谓轻重彼此不相称。什么叫一人入仕，世代承袭爵位无穷，这是第三种祸害？古代分封土地、赐予茅土，用来报答臣下的功劳，使他的子孙承袭，这是为了酬答祖宗、恩泽后代。至于官职和差使，则必须适合其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按官籍所达到的地位，苟且只因符合法令就直接授给他；把它当恩典，便会过度；把它当法令，便会败坏；把它当义理，便会悖逆。况且朝廷不崇尚贤能而崇尚尊贵，贵贱混杂，贤人与盗跖同处。崇宁、政和以来七八十年，臣下不凭正道而得到显贵官职的，若只看他本人，本来应当削夺爵位；如今他们的子孙做官，不懂得才艺的极限，骄横奢侈、毫无顾忌，自称世家，这将使世上所谓贤者凭什么得到劝勉呢？什么叫如今淘汰其中荒谬泛滥的部分，又用名额加以限制，这是第四种祸害？朝廷过去所以把任子恩典全部给予他们，是因为不知道其中的荒谬泛滥，姑且施行这种无穷的恩典。如今既然知道有问题而加以淘汰，却只用名额限制，也是不可以的。居上位的人，使下属懂得义理就够了；凡是义理上可以给的，即使全部给了，我们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否则，与其给这个而舍弃那个，便说：‘这个人在我规定的名额之外。’这样，不能说这个人独自贤能，也不能说那个人独自愚昧；义理更加被遮蔽，人伦纲纪也就毁坏了。所以员郎并不是朝廷特别看重的官职，通常调选做到这个职位的人，可以不再给他任子恩典。如果他确实有勤劳功绩，或者贤能有德而为上级所知，就可以授予。京官是朝廷所尊重的职位，怎么能把它授给侍从、执政大臣的子弟？可以把如今授给员郎、卿监的官职授给他们。计算他们入官的世代次序，考察他们任职的多少，以考核此人有无功劳、贤能与否，据此制定停止授予的规则即可。这样，可授予的就授予，何必用名额加以限制呢？不过，因循现行法令而作变更，不得不从这里做起。如果把公卿大夫的子弟集中养育在学校里，选择天下明达的老师和良好的朋友来培养他们，使他们才器卓越、可以供国家任用，那么就在这时授予官职；一切苛细法令、烦琐条例，前后冲突、不断更改的，都可以一次决断而废除，这样就体现了先王的本意。

译科举。什么叫如今连同技艺一起失去，是第一种祸害？过去所谓俊杰之士，他们应试的文章往往为世俗所称道，而本人也有时能在世上有所建树。如今用来取士的，已经不是过去取士的标准；那些取得高等名次的，常常被天下人鄙视嘲笑。乡里的卑贱之人、父兄的平庸子弟，只要低头诵习，便被称为‘黄榜子’，家家凭此教子，国家凭此选人。命服所装饰、官位所显示的，竟是人们所轻视的对象。况且世人所看重的，难道一定知道去看重这个人的品德才干吗？也可能只是他的文章技艺值得称道罢了。这本来就不足以推知他的内在德性。如今真正值得称道的人又不能被选取，反倒是人们所轻视的人得到选拔。那么，朝廷求取人才并任用他们，公卿大臣都从这条道路出来，难道会有起初被人轻视，最后却足以成为国家所尊重的人吗？什么叫把天下人教化成士人，却全都以做官为目标，是一种祸害？如果天下人羡慕成为士人，而不羡慕入仕做官，这就是政治最清明的时代，也是《兔罝》诗篇所以作出的原因。大概羡慕成为士人，就会懂得义理；懂得义理，就不等到有爵位才觉得尊贵，不等到有俸禄才觉得富足。这样才能穷尽人情所羡慕追求的东西，却不足以动摇自己的操守。如今天下人从幼年开始学习，只要有能力勉强应付三日一次的课试文章，眼前便充满了求取青紫官服、显贵官位的希望。父兄用这个来督促责备，朋友用这个来劝勉激励。既然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心思，那么他们用来磨炼操守、安于义理和天命的根本究竟在哪里呢？朝廷得到这样的人并任用他们，将凭什么来振兴天下人才呢？什么叫解额一经确定便成为祸害？一百人中取一名，在太平时代，是斟酌适中的办法。当时闽、浙一带应试的人少，所以给这些地方的解额很窄。如今江淮之间，有的甚至只让勉强识字作文的人凑数；而闽、浙士人中才华茂盛、颖悟出众的人，却因名额少而困顿，不能参加选拔，只好奔走四方，有的求作门客，有的冒充亲戚，有的赶着卖粮纳钱。士人求学，精微之处在于探究性命之理，而实际作用在于进退出处之间，然后朝廷借助他的才力来担当天下重任。如今在前面用利益诱惑他们，在后面又用法令限制他们，于是假冒、请托，没有什么不做的。既然因为有这些可取的士人而选取他们，是义理上当然的事情，那么，名额在那些地方狭窄，为什么不把它们疏通开，使它们同名额宽的地方均衡呢？什么叫一旦取得乡贡资格，就用官职赐给他，是一种祸害？古人取士，要经过四五次选取，最后才确定终身的去留；本朝法令却不是这样，乡贡只取中一次而已。一次取中后便不再淘汰此人，三十年以后，怜悯他没有成就，又授给他官职。大概过去太祖初年，怜悯天下士人中有些人经历五代之乱，困于科场，仍不能自行解脱，所以因此给他们这种赏赐。如今士人充塞天下，偶然一次取中，哪里值得拿来作为依据？又何必把它固定成常法呢？士人是人才的本源，国家建立的命脉系于此。四种祸患不除，而朝廷又在人才本源上加以伤害、砍削、丧失，不再培养成长，那么人才不足以任用就是自然的了。除去四种祸患，就能得到四种好处。所谓从最初培养人才，使它从两手合抱的小树长成梧桐、梓树，古人的话不可忽视。学校。什么叫京师的学校有考察制度，却用利益诱导天下人？三代和汉代儒者所说的学校制度已经很盛备，都是人人耳熟能详的，这里不再讨论。至于东汉太学，确实很好；唐朝初年还称得上壮观。本朝起初曾议论建立学校，拖延很久仍未成功。王安石最终建成了学校，但不久便发生了大狱。崇宁、政和年间，以才俊秀异闻名于学校的人，很快被任用为大官；宣和、靖康年间误国的臣子，大多是学校中有名望的人。后来学生伏在宫阙前、击鼓请求起用李纲，天下人有的认为这是忠义之气，朝廷却认为太学之士最能倡导乱事、煽动众人。秦桧任宰相后，竭力使学生丧失廉耻来媚悦自己，又用小利诱惑他们，暗中阻塞拒绝进言的人。士人纷纷形成这种风气，献颂、拜表，希望得到恩泽；一有不能满足，诽谤议论便喧然四起。所以直到今天，太学仍然衰败，终于成了姑息敷衍的地方。以义理为准则、明白大道，用它来约束自己、教化别人，本来应该没有比天子之学更合适的了，如今为什么竟使它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所制定的根本法令，让学生每月作文、每季考试，细密考核分数，以此决定终身利害；在此之外又用权势利益招来他们。这样发展到今天，是应当的，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什么叫州县的学校没有考察制度，就只是聚集人吃饭而已？过去崇宁、政和年间，曾经考察州县学校，像考察天子之学一样，使士人的升进全都由学校产生，并因此废除了科举。这种法度未必不好，但推行这种法令的全是天下小人，所以不久便废止了。如今州县有学校，校舍、廪饩没有不齐备的，又设置官员、聘立教师，比汉、唐完善得多；只是没有考察制度，徒然成为聚集人吃饭的地方，所以士人中的俊秀者不愿进入学校。州县设立学校，是先王遗留下来的本意，幸而重新出现，本来将用来培养士人，使他们成为俊秀之才；可是俊秀者反而不愿入学，难道不是法度有所偏失、讲求得不够周全吗？如今应当稍微提高太学的地位，改变旧有习气，不要用利益诱导；选择当代的大儒，让他们长期任职，彼此成为师友，讲习为学之道，使学术源流有所出发。那些卓然成就德行的人，朝廷任用他们就不难了。州县学校则应当使考察结果上报监司，再由礼部听闻，最后上达天子；其中卓然成就德行的人，有的升入太学，有的就直接授予官职。人们知道通过学校求取进身，科举的浅陋便可以逐渐洗除；学校有了根本和传承，古代的文教法度大概也就不会坠失。像这一类事情，改变法令、确定制度，都是朝廷本身的事务，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朝廷自己认为不能做罢了。虽然如此，如果治国之道不明，纲纪、制度、法度、数目不逐一列出并纠正，那么确实会有不能做的事情。陛下一旦把它们逐一列出并纠正，事情就会变成这样：即使这一类人想不做，也不可能了。

译制科。用科举的通常法令不足以取得天下人才，偶然取得的，只是幸运罢了。自明道、景祐以来，能发表意见的士人已经有这种说法。虽然如此，推究它的根本直到它的末流，也看不出有什么偶然取得人才的地方。总的来说，它只会败坏天下人才，使他们最终变成即使通过科举也没有可用之处的人，这就是科举败坏的法令。至于制科，朝廷对它尤其看重，选拔也尤其困难。假使科举不足以取得人才，那么制科或许还可以取得人才。可是，科举之所以不能取得人才，是因为用固定的法令来约束不固定的人；制举如果想取得人才，就必定不应有固定法令，然而制举的法令反而比科举更加严密。如今要寻求天下豪杰和特立而起的人才，用来扩充圣业、共同建立治理功业，为什么要拿区区题目、记诵、明数、暗数来责求他们呢？又在一篇答策中，把天文、地理、人事的纲要大略问遍；如果认为他的学说足以回答我们的询问，也就可以称为奇才了。制举兴盛时，设置学校、建立教师，用法令相互传授；浮泛的言论和空虚的议论，无穷无尽地剖析搜求，这就被称为制科习气。因此科举既不能取得这种人才，制举又已经把他们丢失了。这样说来，朝廷求取人才本来是一件事，却一定要先制定一项法令。像如今科举的法令，本来就无意于取得人才，只是制定法令来困住天下那些勉强会记诵的人罢了。这正是所谓豪杰、特立之士所轻视而不屑参加的。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过去用三道题目考试进士，参加制举的人认为答策最难；如果他能回答，仍然有理由录取。自熙宁年间用答策考试进士以来，这种说法蔓延开来，连五尺高的孩童都无不学习谈论利害来应付旧例，于是制举答策便不足以显示才能。哲宗认为如今进士的答策有超过制举的地方，制科因此再次废止了。这样八九十年来，那些被荐举却不能参加考试的、参加考试却不能被录取的、侥幸被录取的，他们的人才都平庸低下，赶不上科举中优秀的士人。可是朝廷每两年下诏一次，不等科举之年便追复制科、全部荐举他们，这将有什么作用呢？给他们设置极其严密的法令，授予他们非常美好的名声，只会使他们把参加此科当作急于求取官爵的计策。况且天下真正懂得治理、知道如何进言的人，不会多到这种地步；如果每三年用答策考试进士，却让他们放肆陈说而没有实际用途，确实是失策。如今又让制举者用所谓五十篇文章，泛泛指涉古今，铺陈利害，言辞繁杂，看见的人厌烦，听见的人厌听；而且士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多，实际上没有什么足以大大超过别人的东西，却冒充不世出的名声，那么朝廷这样急切求取他们，反而成了供人讥笑的对象。如今姑且暂时停止天下人过多的言说：进士考试不出答策，制举不考记诵，不要求文章稍稍脱离旧有套路；一旦皇帝慨然亲自选拔人才，即使不能立即得到三代那样的英才，也不至于像近世这样冗长而没有可取之处，不但没有益处，反而造成祸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宏词科。有些法令或许是由于相互矫正而产生的。宏词科废止已经很久了。绍圣初年，既然完全废罢词赋，又担心天下实用文章因此断绝，于是开始设置博学宏词科。后来又设置词学兼茂科。它的法令更加不切合实际。为什么呢？朝廷诏告、典册一类的文章，应当简明正直而宏大，畅达地阐明义理，以此教导天下。《典谟》《训诰》等书就是这样。孔子把它们记录为经常不变的言辞，用来教导后世，历代君王都不能改变，可以说是极其重要。到了两汉的诏制文诰，辞意短浅鄙陋，连这些经典的万分之一也不像。大概当时的人所看重的是武功，所尊重的是经术，而文章辞藻虽然士人哗然自相夸耀，朝廷却忽视它。大体上只是除去刀笔吏所能做的少数事情罢了。然而汉文的深厚温雅，仍然在后世称雄，自汉以来没有人能够赶得上。至于四六对偶、铭文、檄文、赞颂，沿袭汉末直到宋、齐，这正是两汉刀笔吏能够写而又不屑写的东西。如今却把它称为奇文绝技，凭此选取天下士人并在朝廷任用，为什么呢？自词科兴起以来，最受重视的就是四六文章。然而这种文章最为浅陋而没有用处，士大夫以对偶贴切、用典精确彼此夸耀。甚至有人凭一联文章写得工巧，便终身垄断显要官爵。这种风气炽盛而不可遏止，已经七八十年了。前后担任卿相的显贵人物，祖父、父亲、子孙相继处在要职的，大多是词科出身的人。他们从未真正懂得义理，学问从未懂得正道，才能也从未达到应有的标准。他们拿纸提笔，只会写对偶文章；又从未在内心真正形成学问，不曾把文章的源流追溯到古人。这样的人，凭什么要用将相显贵的待遇来对待他？为什么一代代承袭而不能改革呢？而且还有更加悖谬的地方。自熙宁年间以经术培养士人以来，本来就是担心天下人习学词赋的浮华文风，不适合实际应用。王安石与神宗往复讨论，极力主张排斥一时文人，意图已经非常明白。绍圣、崇宁年间号称追述熙宁旧政，既禁止未仕之人学习词赋，却反而用美官诱使已经做官的人去应宏词科。这是开始用经义来启发他们，最后却用文辞把他们遮蔽并陷害了。士人还有什么可以折损的呢？一旦成为宏词科之人，这个人就已经自行脱离道德性命的根本道统，认为天下人的才能全都不过在区区的文辞技巧上。这样造成的祸患，又不只是把朝廷的高爵厚禄给了他们而已。反而使人才陷入不肖之流，再也无法挽救。况且过去因为废罢词赋而设置词科，如今词赋和经义并行已经很久了，词科却始终没有任何更改；这是什么在开始时创设法令，却不能考察其最终后果，自己造成前后背离呢？大概进士、制科的法令还有可以讨论、增减调整的地方，至于宏词科，就应当直接废除罢了。

译役法。熙宁年间实行募役以后，官府的差役全都由官府出钱招募。官府承受了其中的弊病，百姓却得到利益；官府承担劳苦，百姓却享受安逸。然而官府哪里能自己承受弊病和劳苦呢？所以差役的祸患难以除去，而募役法正在兴起。役钱是募役法的祸患，如今的保副正长，又是募役法无法解决的祸患。役钱的问题暂且不必再讨论；保副正长本来只是役法中的一件事，如今却成了大祸患。天下能说话的人日夜共同谋划，却不能自己提出一个办法。过去把百姓编入保伍，设置保正、保副，准备按照兵法编制约束属下；法令规定：招募一都之内有才能勇力、家产最丰厚的人担任户长，用来催收赋税；由耆长负责追捕逃亡和治安事务，而且都给付雇值。熙宁、元丰的法令，区分安排得这样详细明白，仍然纷纷争议而不能确定。后来财政困难、用度紧张，每天都有人讲求财利来源，却无处筹钱，于是把本应作为耆长、户长雇钱的款项，官府从未全部拨付，而担任耆长、户长的人也不愿领取；因此便借用这些空名目来征发钱财、起运上供，把耆长、户长的役务全都归给保正、保副。这样说来，如今的保正、保副，募役的办法并非不存在，却又无不被强行差派。他们计较财物和劳力，推定差役的先后，流水、鼠尾、白脚、替歇等差别，都由乡里的胥吏上下其手；百姓因此不惜拼死用力去争夺差役。如今天下诉讼之事，重大而难以裁决的，没有什么比差役更严重的了。朝廷对于各种事务，细枝末节都委曲周详，动辄设有法令禁约；唯独所谓保正、副保正的差役，偏偏没有成法。为什么说没有成法呢？名义上说是招募，实际上却是差派，所以如此不齐整。近世浅薄庸俗的人议论此事，不过是仇视官户，追究他们隐匿、转移财产；这种说法也有其来由，因为宰执也主张让官户同编户一样服役。然而隐匿、转移财产的现象遍天下，其弊端怎么可能断绝？况且不责怪州县以差派保正、副保正长期困扰百姓，却只局促地想治理官户隐匿财产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如今再把耆户长的雇钱归还州县，使二税催呼、聚集的差役有所分担，并隶属于保正、副保正，那么差役的祸害大半已经消除了。假使一都之内确实有才干力量足以使众人服从、智谋勇气足以率领众人的人，就遵用旧法，让他担任保正或副保正，并免除他一户二税的一半；一定要使担任保正、副保正成为人人想争取却不能都得到的职位，而不要强行委派给本人，使他并不愿意担任。这样一来，天下难道还会把差役当作祸患吗？又如果这样做，那么官户无论新旧，也都可以担任此职，何至于要督责官户呢？况且如今治理百姓的心意，为什么这样薄弱；办理官府事务，却为什么这样周密？京师有诸道，诸道有诸州，诸州有诸县，从县以下才亲自涉及百姓。按理应当使什、伍、比、闾、里、党彼此相联，然后上达县令；这样选择其中合适的人担任保正、副保正，正是为了亲近百姓，熟悉并处理他们的小争端，不使事情发展到大规模斗殴；教导百姓使其不犯法，这是减少刑罚的首要事务。像这样办理，官府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好？如今却从未这样做，反而拿极其鄙陋的心思同百姓争执最下等的防范小事；百姓越发争闹而不知道悔改，鞭笞便紧随其后，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这种做法并不是事情难办，而是不肯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呢？法令。什么叫新书的害处？本朝以律为重，而敕令、格式则随时修订制定。自嘉祐、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大观、政和、绍兴以来，都各自编成一部法书。近来乾道、淳熙也已经两次编成新书。以后来的取代先前的，新的改换旧的。凡是朝廷上下赖以相互维系、相互制约的，全靠官吏奉行这些法书罢了。况且天下以法治国已经很久了，臣哪里敢贸然议论新书的害处，像晋国叔向告诫郑国子产那样呢？然而其中有三种最切近而不可不知的害处。天下所有事情，没有不在这部书中预先具备的；而人的智虑不能超出这部书之外，这是第一害。法书既已完备，事务却再次败坏；法律既已齐备，命令却不能执行，那么本应对此有所说明。如今却只说各项已有现行条法，只停留在检查询问、援引法条、申明严办罢了。明知法律不足以凭恃，却想强行把事情委托给它，这是第二害。人才因此逐渐颓废堕落，只会挑拣利害、泛泛推广；到最后也不过说一句：“臣愚昧，希望申明严办已经实行的法令罢了。”把法律当作弊端，还可以说；把人当作弊端，却不能说，这是第三害。至于朝省前后的批示，六部的勘验处理，诸司、州郡援照条文施行，以及彼此习惯于公开作欺骗虚诞之事，借此消磨岁月，那只是危害中较小的罢了。以法律治理国家，是当今最大的议论，难道可以不深入讲习而详细了解吗？大概人的心思并不公平，而法律至为公平；人有私心，而法律没有私心；人有生死存亡，而法律却始终存在。所以如今常说“可以因人而扰乱法律，但不能使法律本身混乱”，这正是难以任用人而容易任用法律的原因。虽然如此，人却不容易任用。即使是唐尧、虞舜、三代那样盛大的君主，也要以至诚专一的心意相互交往，然后人才可以任用。如今怎么能做到呢？至于不任用人而任用法律，就必须任用足以实行我朝法律的人，而不能任用只有才智足以了解法律、却没有力量实行法律的人；这样以后，法律才可以任用。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可如今也不能做到，为什么呢？假使这部法书果真完备了天下一切事务，那么还要人做什么？因为这部书所完备的只是文字，并不完备实际；完备的是相似的形式，并不完备真正的内容。假使现行条法确实全都齐备，那么天下为什么还会有人犯法、弊端还会产生呢？这不是没有法律的罪过，而是没有得其人的罪过。道理已经很清楚了！如今不更换不合适的人，却只说检核法律、申明严办，反复申说法律，那么法律最终还是不能实行。因此，任用人而废弃法律，固然确实不容易评说；但任用人来实行法律，是为了补助法律不能自行实行的缺陷，必定不能像如今所谓检核援引法条那样。像反复申明严办的批状、勘验处理、援照条文这一类文书，烦扰天下人的耳目，使那些人变得聪明昏聩、心智混乱，不知该从何处思考，只求照应旧例、堵塞章奏，于是也喧然表示愿意帮助陛下申明严办。这就是法令日益败坏、人才日益消耗的原因；人们每日使用它、依赖它，却不能自知。法律腐烂、正道穷尽，只能暂时互相牵制，而没有长久牢固结合的办法；这正是国威不能振作、强敌得以侵凌的原因。臣所以希望陛下，即使还不能任用人而废弃法律，以施行唐虞三代那样深远宏大的政事，也姑且任用人来实行法律，使法律不成为空文，人也因此显现出实际功用；使功劳和罪过同赏罚相称，使号令在众人所见所闻中保持一致，简明而取信，果断而仁厚，做到汉代以来那样，也就可以了。

译吏胥。什么叫吏胥的害处？自古以来就为人所忧患，并不是只有一天；而如今尤其严重。大概从崇宁到宣和，士大夫的职务，即使是见识浅薄、能力低下的人，也不再修习办理，而专门从事奔走钻营、谋求进取。他们对于簿书、期限、防禁等事务，一概听从吏胥。吏胥的根基牢固，盘踞成穴，权势炽盛，滥受恩赏，横加赐予，还自行占据优厚的待遇。渡江以后，文书散失，旧法旧例全都只凭省记；轻重、取舍都任意发出。其中最骄横的，是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的吏员；户部、刑部以及其他部门和外路，也跟着仿效，这是他们的常态。所以如今号称是“公人世界”。又有人说“官没有封建，而吏有封建”，都是指实际情形而言。况且公卿大臣的职位，有些人能力不足以居其位，只能低头刮席，条令宪法有许多不熟悉，便把性命寄托给吏员，这固然如此。即使得到合适的人来居此职位，如古代所谓伊尹、傅说一类的人才，却仍然不懂那些细碎的条令宪法，和这些吏员共事，最终也还是不行。那么，如今吏胥的害处，无论官员是否得到合适的人才，总之都应当革除罢了。府史、胥徒，自从有国家以来各代都有。然而必须做到上面不侵夺官员的职权，下面不侵害百姓，能够自行办理本职事务而听从命令。秦汉的弊法，却使天下豪杰屈服，从刀笔吏的选任一路升到三公。如今幸而已经辨别品级流类，但其余弊端还没有完全去除；而且又把天下经常办理的事务都制定成成文法书交给他们。那些吏员能够知道这些法书，官员却反而不能知道。这种危害又超过秦汉。为什么呢？如今各部门的吏员，他们的爵位和俸禄，往往是士大夫不敢奢望的。汉代公府的属官、各卿府的主事，都是天下名士，经由征召任用；他们的权柄足以动摇郡守、国相。如今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正是这种人。现在只用鞭打、刑戮来对待他们，却又给他们这样高的爵位、优厚的俸禄，这是为什么呢？如今官员冗多而无处安置，士大夫又不熟悉国家台省的旧例，一旦勉强居于其位，便受吏员欺侮。现在为什么不让新进士以及应当出仕的任子轮流担任这些职务？三考期满后，通常调任便出为州县官；才能特别突出的人，有的就留用。这样便有三种好处：士人顾惜一生的名节，畏惧法律而崇尚义理，收受财物、出卖狱讼的行为必定大为减少；吏曹清明，众多政务便能办成；并且可以借此让士大夫熟习政务、增长才干，不至于像当今那样偷安懒惰，这是第一利。让他们轮流担任这些职务，就没有根基牢固、盘踞成穴的祸患，也没有互相保举、援引私情的弊端；吏员形成封建势力的情形，也因此可以消除，这是第二利。增加一百多名员额，可以稍稍减轻冗官的祸患；等待空缺、选择任所、争相夺取并伺候求进的风气，也会逐渐衰退平息，这是第三利。得到这三种好处，去除三种祸害，这也不是劳民动众的难事。京师纲纪的根本在于吏曹清明；吏曹清明，诸司、州县的吏员弊害也一定会比今天少得多。大概私下结托、干请请托无从施行，裁决众事、整治簿书也不再疑惑敷衍，那么下属也知道畏惧的缘故。监司。什么叫监司的害处？朝廷设置官职，必先知道设置这一官职的本意；任用人，也必先知道任用这个人的道理。州郡众多而监司很少，是认为州郡的事务难以全部察看，所以设置监司来察看；是认为州郡的官员难以全部选择，所以只要选择好监司，也就足以把事务托付给他们。自汉代以后，所谓监司大体就是如此，还来不及涉及方岳之间彼此维系的意义。既然如此，奉行法度的是州郡，治理州郡不奉行法度行为的是监司。所以监司就是掌握、控制州郡的人。既然让监司掌控州郡，就不应再有人反过来控制监司。这才是当今设置监司的体制应有的样子。如今上级控制监司，反而比监司控制州郡更严密。生怕监司擅权自行其是，有时规定不得按时巡历，不得超过三日；随从的吏卒、批给的券食、接受的礼物馈赠，也都有明文禁令。既然如此，朝廷防范监司还来不及，监司怎么足以防范州郡呢？况且不责究大的问题，却姑且禁止细枝末节，为什么呢？这就是不懂设置官职的本意、不懂任用人的道理，只沿袭细微文书来立法，这是第一失。因此，监司松弛懒惰，人们反而认为这是宽大，上面也认为他们懂得体统；监司认真履职，人们反而认为他们侵犯权力，上面也认为他们无事生非。这是极其错误的。监司本应依法律治理事务，依义理举措行事。如今转运司只把刮取州县财赋、催候并司掌其余羡余、混杂处理拖欠，作为本司计算岁计的常务；提举司只督迫茶盐，执法苛刻惨酷，至于常平、义仓、水利、农田等事却置之不顾；提刑司则把催促经总制钱、印发僧道免丁凭由作为职务，至于刑狱冤滥、词讼积压，却有时不加过问。这样，监司违法违义，反而比州县更严重。所以如今任州县官的人，往往聚在一起讥笑监司的所作所为，难道这就是监司本来的样子吗？这是因为没有把依法律治理、依义理举措的权力交给他们，使监司所掌握的权力反而处在州县之下，这是第二失。况且既不依法律，也不依义理，那么交付给他们的事务本来应该取得实际成效。如今转运司只是向户部报告上供的数目，实际上却没有转运输送，那么一路的财计究竟有什么用呢？茶盐方面，已经在榷务、都场取得了剩余利润；提举司又接受其扣留，掌管停卖，督促煎煮，并替它追索欠款、清理债务，而经总制钱也已经…… 州郡各自已经办理上供，提刑司却只是通过文书通知各处，收取、索要季度账簿，稽查考核纲运解送的情况，向户部报告罢了。这三司把这些当作职务，只是白白养着许多资历考核的人员，只凭意气制造声势，以便谋取私利罢了。国家的纲纪、百姓的性命，哪里能依赖这些呢？这就是既无法度、又无义理，而且事务成效也不能落到实处，这是第三失。至于归还转运司的权力，以便整肃户部的事务；停止提举司的事务，以便统一转运司的权力，也都是今天最为急迫的事情。古人说，即使只选择十道使者，仍担心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可见监司的职位实在十分重要。难道能把它当作按旧例差遣、因循办理的职位吗？《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五。《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六。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治国之道。宋光宗即位，叶适应诏书要求陈述六件事，上奏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刚开始亲临帝位，思考深远；还不到十天，便立即下诏命令朝廷内外的臣子各自把意见分条陈列上奏，实在是有志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在即位之初首先要做的正本清源之事。臣不敢泛泛罗列条目，苟且应付旧例，只希望陛下稍微留意听取。臣听说，古代号称贤明的君主，一定能够首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知道弊病所在，深入剔除根本，不怕改变做法；这样，即使国家已经衰弱，也能重新兴盛，已经濒临失败，也能重新成功，最终一定要达到所希望的结果才停止。不能首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只是因循姑息，迁就眼前的苟且，却希望将来取得远大的成就；措施错杂并用，精神意志不能相应，条理文理彼此乖舛，久而没有成效，心志便懈怠疏忽；这样即使是在已经兴盛、已经安治的余势之中，也会产生衰败混乱，何况还想求得兴盛和安治呢？所谓应当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是什么呢？大概处在微弱之时，就必须考虑怎样强大；处在分裂之时，就必须考虑怎样统一兼并；处在仇恨耻辱之时，就必须考虑怎样报复；处在弊坏之时，就必须考虑怎样振兴；处在中原全盛之时，就必须考虑怎样维持保守；处在远方之人宾服之时，就必须考虑兼爱众人、使民休养。” 应当先察看时势所应当重视的方面，再选择应当采取的办法，不可以错杂施行。尧、舜和三代，无不如此。秦汉以后可以称道的君主，以及本朝艺祖、太宗两位圣人相继兴起，积累勤劳，奋发勇智，功业隆盛，给后世留下厚重福泽，何曾有过迷失时势而误用方法的呢？陛下按照臣的话观察今天的时势，那么今天究竟应当重视什么，究竟应当选择什么办法呢？难道认为处在微弱之时，就应当考虑强大；处在分裂之时，就应当考虑统一兼并；处在仇耻之时，就应当考虑报复；处在弊坏之时，就应当考虑振兴吗？还是认为中原正处全盛之时，就应当考虑维持保守；远方之人宾服，就应当考虑兼爱休息呢？恐怕正处于微弱、分裂、仇耻、弊坏之时，却只按照中原全盛、远人宾服的形势来应对，采用维持保守、兼爱休息的办法，却希望侥幸取得强大、统一兼并、报复、振兴的功业吧？治国之道的征象微妙而难以察知，臣虽然极其愚昧，私下议论今天的事情，恐怕是沿用前一种时势的办法，却处在后一种时势的形势中；采用后一种时势的办法，却想取得前一种时势的功业。这就像补泻杂乱的治疗不能治愈疾病，禾苗和莠草混杂播种，直到最后也没有丰收。这就是所谓治理国家的意图应当首先明确的道理。”},{ 如果确实先把治国的意旨弄明白，那么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就可以斟酌确定；议论的趋向，就可以审慎详察后作出决断；考核功绩、责求成效，也就可以按年月来等待结果。我冒死陈论，今日尚未办好的事情有六项，都是因为治国的意旨还没有明确。什么叫作尚未办好的六项事情？就是今日的国势尚未安定，今日的士人尚未整治，今日的百姓尚未安宁，今日的军队尚未整顿，今日的财用尚未充足，今日的纪纲法度尚未完备。什么叫作今日的国势尚未安定？请就汉、唐的兴衰，来考察宣和、靖康年间事情的始末。汉朝中途衰败，被王莽篡夺，连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不再属于刘氏了；然而汉人的民心还没有溃散，所以汉光武帝凭宗室的疏远支属身份，甚至同饥饿到乞食的百姓聚集谋划、协同努力，最终诛灭王莽，完全恢复汉朝基业达二百年。唐朝自天宝以后，接连发生大乱；盗贼窃据名号，占据藩镇的接踵而来，又加上历代都有内部祸患，国势日益衰弱削减；但也因为唐人的民心还没有溃散，所以仍然能够专门主持政务、推行政令，完全羁縻控制各地土地疆域达一百五十年，没有发展到流离播迁、无法恢复，使中原最终沦为受异族统治的境地。国家在宣和、靖康年间所遭遇的变故，虽然可以说是小人制造事端，竭力夺取幽燕、贪图功劳而不能使局势安定，因而激成祸乱；然而三镇虽然被割让，它们的百姓却未曾[▯：字形或OCR有误，语义不明]投降；京师虽然陷落，天下却未曾发生变乱；敌人虽然凭借威势强行树立张邦昌、刘豫为傀儡政权，但奸雄尚未有人崛起而同我抗衡。建炎年间巡幸远至温州、台州，随从隆祐太后；有的分赴洪州、赣州、四川、陕西，各自安排防守抵御之事。三方面彼此阻隔，互不知晓消息，但臣民奔走拥护、爱戴朝廷，和往日没有不同。等到刘豫再次侵犯江淮，兀术又夺取河南，声势震动、逼近京畿，自以为像野猪突进一样无人敢于抗拒；然而将士奉命作战，首尾夹击，终于把刘豫打退，兀术也遭到大败，最终不得不甘心求和。自宣和末年至绍兴十年以后，前后大约二十年间，中原实际上并没有崩溃叛乱的形势。然而最终还是免不了停止战争、增加岁币、分裂南北，以求同仇敌和好；大则没有东汉光武帝戡乱复国的功勋，小则没有晚唐羁縻地方的政绩。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臣深深怀疑当时治理国家的意图，在微弱、分裂、仇耻、弊坏之时没有明确，却冒然采用维持保守、兼爱休息的办法，彼此不合、互相矛盾；又因畏惧而苟且求安，反而助长敌人锋势，才导致如此。此后将近二十年，完颜亮凶暴狂妄，离开巢穴，跳跃进犯；一战之中，鼓声震动，常州、润州的房屋瓦片几乎没有安宁之时。当时我方防备忧虑过度，哪里敢说敌人真是来送死的呢？然而敌人内部篡夺，华人反叛，完颜亮最终丧命。于是中原各地响应会合，几乎达到百万，而我方凭借一向没有纪律的军队，声势又不能相接，仍然能够所向建功。因此，中原虽然名义上属于敌方，实际上却始终没有对我朝崩溃叛离，仍然如故。此后让它休养生息，爱惜敌人而不敢爱惜中原，又将近三十年了。岁月虽然已经久远，长者老人虽然已经去世，号令虽然已经断绝；然而臣推求天理，以人心验证，察看事势，即使中原名义上属于敌方，实际上从未对我朝崩溃叛离的民心仍然存在。陛下为什么不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再据此斟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况且处在微弱之时就必须考虑强大，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兴起，周文王凭百里土地兴起，便是这样。处在分裂之时就必须考虑统一兼并，秦、晋、隋凭力量争夺天下，艺祖、太宗无敌于天下，便是这样。处在仇耻之时就必须考虑报复，夏少康、越王勾践、汉武帝、唐太宗，便是这样。处在弊坏之时就必须考虑振兴，秦孝公、周世宗，便是这样。难道从前能够据此斟酌国是，如今却不能吗？如果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独自又能怎么办？又说上天不肯悔改所降的灾祸，我们难道敢违逆天意吗？事情尚未建立，就说要等待时机，却不知道主动行动的人有机会而不行动的人没有机会。即使有机会，同没有又有什么区别？功业尚未成功，就说要等待时机，却不知道有所作为的人才有时机，不作为的人没有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