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九

译第四份奏状说：臣近来已经三次论列任命杨畏不当，却没有得到施行。臣听说议论者认为，本朝曾经任用旧人，于是想拿这个作为压制公论的理由。臣恭敬地考察祖宗以来，虽然有重新召用旧人的先例，但大多是风节显著、为士大夫所敬服的人，像吕晦这一类，才可以不经荐举而再次授予言职。如今杨畏学习王安石之学，议论驳杂；等到吕惠卿掌权，又倾心依附，因舒亶的荐举而得以任御史。观察他所主持的意见，本来就已经刻薄；考察他平日的操守，又多有乖异之处。怎么可以因为有旧例，就妄自援引来任用不正派的人？臣私下认为，朝廷不至于缺乏人才到这种程度。希望陛下审察义理，罢免杨畏的新命令，或许可以使言路纯正统一，众人的听闻不受迷惑。” 第五份奏状说：臣近来已经四次论列任命杨畏不当，却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御史之官，朝廷虽然有重新召用旧人的先例，但应当审察他的才干实绩，并参考公议。像杨畏这样趋向乖僻、依附奸邪，在士大夫之间多被鄙薄，并不只是臣个人的意见。何况元丰末年，他已经曾经被任用；在职期间，实在没有什么建言，虽然粗略地弹劾过权贵近臣，也只是迎合、揣摩权臣的意旨，充当他们的鹰犬。如今如果不考察他的平日操守，轻率授予风宪之职，臣恐怕不正派的人得以进用，逐渐败坏言路。希望圣上慈悲，深入省察并查考臣屡次奏陈的道理，早日下达指挥，罢免杨畏的新命令，以符合陛下为官择人的本意。” 监察御史上官均论述宰相不应亲自处理琐碎事务，上奏说：“臣听说朝廷设置官职、分掌职务，是为了治理政事。职位有高低，事务就有繁简；事务有繁简，心力就有劳逸。职位尊贵的人应当安逸，如果不能安逸，就不足以谋划天下的大事；职位卑下的人应当劳作，如果不劳作，就不足以处理天下众多的具体事务。宰相的职务，是辅佐调和君主，运转中枢、治理天下；他与百官相比，地位尊贵、责任重大，天下的事务没有不总领的。然而所应处理的事情太多，力量就会有所不及；在小事上过于详尽，大事就会顾不上，这是形势必然如此。从前汉代陈平担任丞相，汉文帝问他如何判决狱讼、管理钱谷的数目，陈平认为这些应当责成廷尉、内史。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四时，对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夷诸侯，对内亲近百姓，使卿大夫各自履行职务，这才可以说懂得宰相的职任。唐太宗曾对房乔说：‘您担任仆射，应当帮助朕扩大耳目，访求贤才。近来听说您每天阅看诉讼文书数百件，哪里还有空闲访求人才呢？’于是下令把琐碎事务交给左右丞，大事才交给仆射处理。这就是说宰相不应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左右仆射每到都省阅看诉讼文书，多到一百多件，少的也不少于三五十件。” 此外，省中吏员呈报请示的文书以及日常办理的琐碎事务，不知有多少。陛下即位之初，讲求修治各项制度，左右大臣应当虚心尽力谋划，整顿端正纲纪，以符合陛下求治的心意。如今他们的视听被诉讼文书分散，心智思虑劳累于琐碎事务，臣私下恐怕政教的大要、百姓的重大利弊、人才的能否胜任、抵御外敌的策略等关系天下安危治乱的事情，没有时间深入思考和详细讲求，因而会有偏失、弊病和不能举措之处，臣私下替陛下惋惜。如今左右二丞以及六曹尚书，对于谋划国政、裁断国家议论，分别统领各部事务、接受委托、选拔任用官员，职任并非不重要。臣请求把省中的事务分类区分轻重：哪些事情应关白尚书，哪些事情应关白二丞，哪些事情应关白仆射。尚书可以阅览裁决的，不必再关白二丞；二丞可以裁决的，不必再关白仆射。这样职位越高，责任越大；责任越大，所处理的事务越应简要；事务越简要，心力就越能安逸。事务简要、心力安逸，就能够对天下大事熟思详究，建立长远策略、驾驭长久局势，奠定万世基业。与阅看诉讼文书、劳心于琐碎事务相比，利弊大小本来相差很远。” 谏议大夫孙觉请求收回给事中的新任命，并且让自己继续担任谏职。他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有诏命任用臣为给事中，圣恩深厚，实在不是臣敢当的。臣恭敬地看到，前后执政大臣每当台谏臣僚的言论涉及他们时，大多就升迁官职来宠幸他们，使他们停止言职；不久又命人搜寻他们细小的过失加以驱逐，让他们离职，以报复自己的私愤。言事官不顾大臣的威势，直接指出他们的罪过，请求罢黜免职，这是为了报答君主的恩德，履行言官守职进言的责任。怎么能言论还没有说完，身体已经被排斥到外地呢？这不仅使君主施加威福的权力转移到大臣之家，也使人在朝廷之上无所顾忌、无视禁忌；正直敢言的士人战战兢兢、忧惧不安，不能保全自身，朝廷难道能不为此惋惜吗？臣近来曾见御史翟思，在神宗朝论奏韩缜接受他人私下馈赠，马先朝却没有施行。翟思任国子司业时，因为进呈神宗挽词误落韵，也只是小过错，言官提及此事，他就被贬为临江军知军。御史黄绛说韩缜没有担任宰相的才能，就被升迁为降职后的国子司业，罢去言职。臣看到仁宗朝言事的臣僚为国尽忠，对大臣没有什么回避，仁宗始终保全他们，所以言官敢于放胆直言来报答国家恩典，一时的许多名臣也由此产生。” 像臣这样卑微而流落在外十五年，神宗晚年才赐令召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临政之初，首先下诏擢升臣置于经筵；去年七月中，臣才开始担任谏职。像臣这样愚拙卑贱，前后进言不合圣意的次数多得数不清，早就应该到了被斥逐的日子。如今承蒙恩典升任给事中，对臣个人来说极为荣幸。然而臣前后论奏韩缜的事情还没有得到施行，一旦离职，使韩缜能够挟怨诬陷臣，臣实在不知道将死于何地。今日臣身在可以进言的职位上，还能够把事情的始末全部揭露，为陛下说明；一旦离职，怨恨嫌隙已经形成，像翟思、黄绛那样有人存心迎合韩缜而暗中陷害臣，即使臣想要自我辩解，也没有机会了。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指挥，收回任命臣为给事中的新命令，让臣暂且留在谏职；将来韩缜离开职位以后，另行差遣臣，臣不敢推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元祐二年，尚书左仆射吕公著论奏韩维不应罢免门下侍郎，上奏说：“臣下私下思量，陛下自亲理政务以来，慈爱仁厚，宽宏大度，对辅弼大臣分辨忠邪，每每加以优厚礼遇，所以能够使上下安乐，人心悦服。如今韩维一定是在进见应对时言语失当，触犯了圣意。然而韩维昨天与范百禄争论刑名等事，如果说他性情刚强、好胜，这一点或许有；但也没有见到他有什么奸邪事迹。如果说弹劾臣僚应当有章疏，那么自古以来大臣面对面密奏，也从来不曾一定要有章疏。近来批语中所指责的罪过，恐怕还不足以向四方明白宣示。况且韩维素来享有士人声望，长期因直言而被废置不用，陛下刚开始亲政，正准备重新任用他，却忽然严厉责罚，罪状又没有说清楚，臣担心一定是有仇怨嫌隙的人散布流言诬陷，使圣上受到蒙蔽。何况五六十年来，执政大臣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降职黜退，恐怕朝廷内外听闻后无不惊骇。从此人心将不敢自安。臣又私下思量，皇帝陛下年富力强，正应依靠太皇太后陛下用仁厚之道教导您，调和喜怒，以恢复仁祖的政治。倘若大臣仓促获罪，那么小臣凭什么自保？臣蒙受陛下恩宠，与常人不同，本想辅佐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使国家处于不会倾覆的地位，以报答陛下。” “所以这次即使触犯雷霆之怒，臣也不敢爱惜自身，以致使陛下陷于有过失的境地。伏望陛下稍加留意圣虑；这道批下的指挥，现在只在臣这里收存掌管，听候圣上裁决。” 中书侍郎吕大防论奏韩维不应罢免门下侍郎，上奏说：“臣根据吕公著封送、抄录下来的交付中书省御批指挥一件，内容是门下侍郎韩维当面奏称范百禄不应只守本官而分司南京，并说要当面缴还原先降下的指挥。臣私下详察，韩维一向忠诚正直，士人声望很高。陛下刚开始亲政时，把韩维从长期沉滞的处境中提拔出来，委以执掌政务的重任，贤士大夫无不称颂陛下的盛德，并为此相互庆贺。如今忽然因为奏事失当，立即加以谴责，恐怕不是用来向四方作风示范、开诚接纳众多正直之士的办法。吕公著不让我知道，独自上疏论列，一定已经竭尽至诚，对圣明政治有所裨益。伏望陛下慈悲详察，特别加以采纳。况且韩维所获罪过极其细小，只是拙于陈奏，不可以因此施加重责。若这道命令一经发布，人人都会产生不能自安的想法，这关系到今日政治体制的根本。伏望陛下深思熟察，稍息雷霆之威，使臣子能够保全进退应有的分寸。臣实在万分恳切期望。” 尚书右丞王存论奏韩维不应罢免门下侍郎，上奏说：“臣昨天到崇政殿上寿，听到班列中议论纷纷，说韩维被罢免、出知外州。臣询问此事，大家都不知道原因。臣虽然还没有审知确切情况，但众人听闻后都感到惊骇。如果等到诏敕黄文经过中书省后再来论奏，那只会引起纷纷议论，对弥补朝政过失毫无帮助。因此臣岂敢顾惜性命而躲避诛责，谨将诚意全部陈述，只希望陛下留心听取。臣看到韩维秉性端正明亮，有古代大臣的风范。在熙宁、元丰年间，他因论奏政事与朝廷意见不合，长期被斥退到外任。陛下亲临天下后，首先提拔他，把他安置在经筵，随后参与执掌政务。天下公论都认为朝廷得到了人才。看韩维言辞慷慨，他自己也说年老时得到君主知遇，君臣志同道合，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常常激励自己，想有所补益以报答君恩。至于刑名等小事，他都一一尽心，议论之间常常触犯他人。有人说韩维拘泥执拗，而韩维却把这一点当作自己的责任。推究他的用心，本来是想报效国家。如今忽然任命他出知外郡，众议汹汹，都不知道他获罪的原因。如果韩维确有阴险隐秘的奸恶，只有圣上心里知道，又被人揭发指摘，那么也应当向朝廷内外明白说明，使人们判然无疑。如果说只是举措失当，那么这件事是朝廷共同决定的，三省都一起商量，难道能容许韩维一人专擅吗？” “如今唯独加罪于韩维，其他人怎么能够幸免？大体说来，赏罚贵在明白；大臣的进退，关系到君子与小人的消长。自元祐以来，罢免执政大臣，也没有见过像这样突然暴急的。这正是朝廷内外所以惊骇疑惑的原因。臣自从受命担任丞辖之职那天起，承受陛下的恩德和旨意；如今得到任用，是太皇太后亲自选拔，并不是靠左右近臣援引，所以应当尽心报国。臣仰承圣训，日夜警惕勤勉，想着报答恩德的万分之一。如今看到朝廷内外都惊疑骇然的事情，却隐默不言，那就辜负了陛下对臣的知遇和奖拔，臣还有什么脸面处在这个职位上？伏乞陛下稍留圣虑。如果韩维并没有其他明显过错，伏乞陛下以宽广的圣度包容他，特别停止这次指挥。况且韩维曾经以年老请求外任，日后如果赐予允许，那么君臣之间恩义也可两全。” 元祐三年，右正言刘安世论奏寺监官员冗滥的情况，上奏说：“臣下私下看到，先皇帝考察古代制度、设置治理官署，把天下事务总领于三省，分散隶属于六曹，按照官名考核实际，大体虽然是好的，但设置安排的法度还来不及详细制定，这就是议论者谈论官员冗滥弊病时首先涉及寺监的原因。臣恭敬地想，陛下刚开始亲政时，除常赋之外一概蠲免、恢复旧制，收入有限，于是有国用不足的忧虑，所以专门设置官局，裁减节省浮费；又把膳部并入主客，把虞部并入屯田，并根据事务的闲忙来确定员额多少，六曹所减官员共十九名，而官署没有耽误事务，人们也没有异议，这是因为处置合乎道理。臣曾考察先帝时，寺监长官和副长官多不同时设置，也有不设卿、只设少卿而由丞、簿办理事务的。如今太仆、卫尉、鸿胪、光禄、太府各有二卿，军器、将作、少府各有二监，丞、簿等属官还不计算在内；六曹所减不过十余人，而寺监增加的官员却仍是从前的两倍。前日裁减官员的诏令于是成了空文，减损那边而增加这边，对治理有什么补益？从前杜佑向唐朝建议说：皋陶任士官，掌正五刑，如今刑部尚书、大理卿就是两个皋陶；”

译“垂任共工，主管器物制作，如今工部尚书、将作监就是两个垂；伯夷任秩宗，掌管国家礼制，如今礼部尚书、礼仪使就是两个伯夷；伯益任虞官，掌管山林川泽，如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就是两个伯益。旧的官名没有废除，新的职务却日益增加，空存虚名，全都没有实际事务。臣每每喜爱这番话，认为最切合事理。如今各官司申报陈述事务，必须经过寺监，但寺监长贰很少敢于裁决取舍，全都要听命于六曹；这不只是徒然增加公文往来、耽搁数月，而且省、寺之间的指挥又常常有异同，使内外官司难以遵守；再加上官吏人数过多，耗费俸禄，如果不加以整顿改革，弊病将无穷无尽。希望陛下慈悲，参考典章旧例，考察官名与实际相称的情况；凡是寺监职掌可以归并六曹的，应当全部裁省；有些事务确实繁重、或者关系到政体而不能废除的，也应裁定为固定员额，不使其冗滥，这样才可以使官职任用适当，经费容易供给。” 刘安世又论奏李察出知济州不当，上劄子说：“臣切闻，近来朝廷堂除朝奉郎李察出知济州，按照公议考察，大家都认为不可。因为李察先前在京东，曾经总管漕运财计，专门致力于搜刮聚敛，以求得到升用。后来调到陕西，吴居厚实际继承了他的做法，凡是筹划安排，多是李察首先谋划的。等到听说吴居厚被擢升为待制，李察多次面对宾客僚佐夸耀自己的才能，说采用我的计策防治，于是取得了成效。等候恩命时，唯独他没有得到赏赐，便捶腕愤怒，表现在言辞脸色上。陛下刚开始亲政时，认为吴居厚刻剥百姓太过，特意将他流窜责罚，李察于是闭口不再谈论功劳。推究事情始末，他实在是阴险、凶恶、祸害百姓、奸邪趋利之人，在士大夫中很少有可以与他相比的。昨天他因父母丧服离职，朝廷没有立即明显黜退，朝廷内外的人都指说他侥幸逃过。如今朝廷崇尚仁厚，进用贤能，假如容许刻薄之徒仍然窃据治理民社的寄任，就不是向天下彰明好恶、在朝廷表明劝善惩恶的办法。伏望陛下慈悲，特别留意圣虑，即使不能把他投弃到荒远之地，难道还可以授予他方面统兵的符节吗？应当顺从众人的意见，再次降职黜退，使聚敛、酷暴的官吏有所戒惧。” 哲宗时，刘安世又论奏何洵直的差除不当，上状说：“臣等听到传闻，司勋员外郎何洵直被授为秘阁校理、秘书郎。臣切以为，官制开始实行时，旧日带有职名的官职都成为虚设，朝廷允许交纳职名来换取一官。当时像何洵直这样因纳职而特别转授官职的人，当然不止一个。但所谓秘书省职事官，尤其应当慎重选择。自陛下开始恢复馆阁职名以来，都是采用大臣荐举的人，或者是声名功劳显著、获准带此职的人；从未有已经纳职改官后又无故重新得到职名的。又自官制以来，秘书郎如果不是文才品行一向著称，从未轻易授予。如今授何洵直为校理和秘书郎，何洵直有两点不应得到：一是已经纳职转官却又恢复旧职，按法不应得到；二是虽然曾经考中高科，但品行道义不为贤士大夫所认可，按公议也不应得到。既有两项不应得到的理由，朝廷却把天下精选的官职一并授给此人，难道能心安吗？臣等知道陛下提拔安排臣等进入言路，确实了解今日所忧虑的是人才缺乏，所以常希望陛下扩大聪明，搜求访问贤能。臣也从未敢轻率议论人物；像今天授予何洵直的官职，既有碍于法，在公议上也不能得到认可。” “伏望陛下慈悲，特别赐令停止这项任命，让何洵直暂且仍任郎官，使天下明白知道，名器不可以随意授予他人，那就实在是万分幸运了。” 刘安世又论奏韩玠的差除不当，上状说：“臣伏见朝廷近来任命韩玠充任利州路转运判官。考察韩玠在元丰年间已经曾奉命出使蜀道，推行市易法，做得过于苛急，以求升用，甚至使县官亲自拿着升斗量器，求免受他的凌辱。陛下即位之初，崇尚宽大，韩玠被言官弹劾，说他惨酷刻薄，朝廷还认为其中有疑，于是交给别的司体察核量。当时韩玠的叔祖韩缜正任宰相，而提点刑狱郭槩畏惧权势，不据实奏报。陛下责备他观望，先行降职黜退。后来提举官按例全部裁省罢除，而韩维接任执政，韩玠所犯之罪于是没有彻底追究，只依照无过失人员的惯例任命为河南通判。他的诰词责备说：‘在西南任政，使百姓受到惊扰，当时议论者已经认为处罚与罪行不相称。如今突然恢复职司，拿什么来表示惩戒？何况两川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韩玠的暴政已经成为一路的祸害，把他调到邻部，怎么能符合圣朝仁爱远方百姓的心意？’伏望陛下收回对他的新的任命，以符合公议。第二状说：臣近来曾论列韩玠除任利州路转运判官不当，请求追还停止任命，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 “考察韩玠从前任成都路提举官时，推行市易法，做得过于苛急，一路官吏百姓几乎无法生活，言官交相攻击，诏令都可以查验。提点刑狱郭槩畏惧宰相韩缜的权势，体察核量不实。陛下责备他观望，先行降职黜退。后来提举官全部裁省罢除，而韩维相继执政，巧为韩玠遮蔽庇护，使其没有受到彻底追究，于是依照无过失人员的惯例，只授为河南通判。当时士人舆论本已不平，如今突然恢复职司，又仍在邻部任职；韩玠的虐政已经在道路之间流传，人们知道他又要回来，谁不忧虑畏惧？臣听说两川的风俗容易激动而难以安定，朝廷选择使臣，应当首先选用谨慎厚重、懂得治体的人。韩玠刻薄急进，已经有事实证明，本来就应当惩罚抑制，以压制浮躁暴急之气，也许将来还可以重新任用。但责罚还没有多久，便急忙委任使节，拿它来询问公议，众人都说不可。况且与韩玠同时被裁省、并无罪过的提举官，如今任通判的，往往还没有恢复差遣；韩玠确实有罪，却独自得到升迁，轻重倒置，尤其不合公道。伏望陛下慈悲，查考臣前次奏章所陈事理，特降指挥，罢免韩玠的新任命，以符合陛下仁爱远方百姓的心意。”

译“第三状说：臣近来因为韩玠除任利州路转运判官不当，已经两次上疏论列，没有得到允许，本来不值得频繁惊动圣听。然而韩玠的苛虐暴急，已经在实际任事中显现；与他同时被裁省、并无过失的人，如今任通判的，往往还没有恢复差遣。韩玠确实有罪，即使侥幸免于流窜黜退，在河南任职不久，便仓促恢复使节，轻重倒置，损害政治体制。因此臣才敢上奏陈述，请求罢免他的新的任命。后来听说台臣也有章疏，而朝廷阻挠压制公议，不肯追还停止任命。臣本来就对此怀疑，向士大夫询问，果然有不同的议论，大家都说执政大臣中有韩玠的姻亲，暗中替他安排庇护，所以台谏的奏章被压下而不实行。如果这些话是真的，公道在哪里？况且近来三省奏拟高士英为权工部员外郎，臣私下听说这是独自出于圣上的裁断，陛下认为终究是扰乱法制，于是下令追改，中外无不传诵圣德，心悦诚服。如今执政大臣凡是姻亲之家，便不避嫌疑，互相汲引；等到言事官明确依据罪状论列时，却不顾义理，竭力为之主张，这实在不是用来体现陛下至公择人的本意。伏望陛下慈悲详阅臣两次奏章所陈事理，特降指挥，罢免韩玠的新任命，以抑制侥幸。” 元祐四年，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论奏吕大防、刘挚，上疏说：“臣伏见陛下罢免范纯仁，独自任用一位宰相。古代三公的官职不一定都要配备，是因为能够充任这些职位的人很难得到。陛下如此慎重珍惜，正合古代圣帝明王的用意。然而臣私下担心，从此天下事务恐怕免不了更加劳烦圣虑，太平的时期也难以期待。为什么这样说？臣观察今天的大臣，没有谁能够像司马光、吕公著那样，足以承担陛下的任使、得到陛下倚信而不被怀疑。吕大防在任执政以前，声望不如范纯仁；自从身居高位，范纯仁便顿时失去人望。因此吕大防相比之下过失稍少，但他的为人粗疏果断，喜欢树立棱角，对待人交往简慢，士大夫多不亲近依附。六曹尚书、侍郎以及两省侍从，都是朝廷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天子所依赖的是大臣，大臣所依赖的是贤士大夫和百官。从前司马光任宰相时，想了解选官事务，就询问吏部；想了解财利，就询问户部；凡事都和众人共同讲求，便利的保留，不便利的去除，这就是天下能够受到他恩惠的原因。近年以来，没有听说宰相召见一人询问本职事务，也没有听说召见贤士大夫询问政事得失、百姓疾苦。” “那些从外地来的监司、知州，也没有听说宰相召见一人询问州郡的利害。文书由吏员写成，官署不敢争辩，上下之间不能沟通，彼此互相防备，只听说专门任用吏员而已。若有差错，造成的危害一定很大。臣希望陛下特别作出圣断，来警戒整饬辅臣，不要让吕大防独自专制朝廷权力，也不要让臣下乘机窥测圣意。陛下深居帷幄，皇帝还没有亲自处理全部政务，尤其不可使宰相权力过重，应当防患于未然。刘挚本来以耿直敢言著称，是陛下亲自提拔的；自从居于中书，很多人说他有窥伺宰相职位的心思，与同列议论时常常泄露他们的话，又与言事官内外呼应。范纯仁喜欢任用亲戚，刘挚不与他当面争论，却把他的话泄露给言事官，使言事官攻击他。吕公著曾经对臣说：‘刘挚如果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何愁不能做宰相？何必这样做呢？’刘挚的这种心思，同列中也有许多人察觉。宰相这个职位，是不得已才担任的，应当把它看作忧患。如果凭借这样的心思取得宰相之位，一定不会有好的政绩。这样一来，朝廷还能依靠什么？天下还能期待什么？况且识别人物的能力，他更比不上范纯仁。范纯仁向上被吕大防压制，向下又多次被刘挚暗中中伤，懦弱而不能自立，以至于被罢免。” “陛下从天下千万人的人才中选取大臣，得到这几个人尚且如此，臣由此知道人才实在难得。从前神宗认为陈升之有才智，已经任用他为宰相，又问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说：‘陈升之的才智确实如圣上所料，只是恐怕他面对重大节义关头不能坚持、不为外力所夺。’从前汉高祖评论宰相，认为陈平才智有余，却难以独自任用。真宗任用王钦若、丁谓，也让马知节参与牵制他们。凡是有才智的人，必定要有忠直之人在旁边制约，这就是明君用人的方法。如今陛下专门任用吕大防，而刘挚又有想做宰相的心思，必然会与吕大防协同，这并不是能够相互牵制的人。近来任用的左右丞两人，又都一向声望不高，风节没有树立。陛下亲临天下以来，所任用的执政大臣，只有韩缜作相不合公论，其余都是天下所期望的人；其中虽不是德行完备，也都有可称道之处。近来任用的这两个人，与前后差除的人很不相同。依臣推测，从此朝廷议论一定不会有不同意见，朝政事务都由吕大防一人决定，吕大防和刘挚之间也不会有人敢违抗。这样一来，公道从哪里建立，臣下的权力怎能不强盛？恐怕这不是国家最好的计策。这是臣深为忧虑的事情。” 只希望陛下稍稍亲自掌握权纲，不要让赏罚威福的权柄逐渐转移到臣下。臣不敢离间君臣关系；陛下把谏官当作耳目，谏官如果有所听闻见闻而不告诉陛下，就是上负陛下任用之意。如果朝廷政事从此一天天好过，难道只是吕大防获得贤相的名声，这也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的幸运。万一正如臣所忧虑的，难道可以不让陛下预先知道吗？臣怀着忧国忧时、牵挂不已的心情，实在难以自胜。贴黄又说：蔡确的罪恶刚刚传到朝廷时，朝廷大臣都不在意；等到谏官上奏论列，陛下因愤怒而重视此事，吕大防才奉行陛下的意思。范纯仁和王存却固守原来的见解，提出不同意见，这就是他们与吕大防不相同的地方。大臣如果乘着君主的喜怒来建立自己的权势威严，那么人人都会畏惧他。君主只看见他顺从自己，却没有觉察到权力已经转移到臣下；古代强臣都是这样形成的。只希望陛下谨慎对待自己的喜怒，不要让臣下乘此便利而擅作威福。祖禹任给事中时，举荐张咸为贤良的劄子说：“臣伏见前任陵井监仁寿县令张咸，一向有品行操守，文学才能也很丰富。元祐三年，有近臣举荐他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诏令他到秘阁接受考试，因为没有考中，又回到原任。臣私下想，朝廷恢复方正之科，是想求得特别优异的人才；如果稍加诱导进用，士人便知道应当向往。张咸自从先前被举荐而未能任用后，更加努力学习。如今任期已满赴阙，想要再次应试，但两制官已经上报的被举荐者名额已满，远方孤身进取的人没有办法自行通达。伏望陛下慈悲，特地下达指挥，免除他必须经奏举的手续，允许他参加考试，使寒门俊秀之士不至于被遗漏、滞留。”

译元祐五年，祖禹又举荐学官，上劄子说：“臣伏见朝廷分置学官，用来教导培养天下人才。近年来增加扩充员额，师儒的任职尤其难以选择。寒门偏远之士没有凭借自行进用，于是正应由我们这些人来称举他们，以等待朝廷任用。臣私下看到，左宣德郎刘涣、瀛州防御推官、知峡州夷陵县事李传，以及新授沧州南皮县令张景仁，都是词学优长、品行修洁，为士人所推重的人，都足以充任太学博士、正录以及各州教授。伏望朝廷再次赐予考察并加以选用，以帮助培养人才。” 祖禹又举荐曾孝纯，上劄子说：“臣伏见奉议郎曾孝纯，是已故太傅曾公亮的儿子；他的节操品行，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他喜好学习、修养自身，深深地自我收敛，不显露才华。他十七岁时任殿中丞，如今三十七岁，自从出官以来一直没有经过磨勘。熙宁年间，他在锁厅参加科举并考取解额，后来省试落第。等到曾公亮去世，先帝特赐曾孝纯同进士出身。曾孝纯因为父亲在世时曾答应奏请授予一名族人官职，而还没有来得及上奏，便坚决辞去所赐出身，请求把它改授给族人一官，以完成父亲的心愿，先帝答应了他。自元丰元年服父丧期满后，他便请求寻访医药，一直到元丰七年。先帝特意授他太常丞，他因为不参加吏部铨选，又不接受任命。臣私下认为，曾孝纯恬淡自守的节操，即使是隐居山林之士、寒门偏远之臣，也应当表彰显用，以砥砺风俗。何况他是三公之后、功勋大臣的后代，怎么可以有滞留的人才而不任用呢？伏望陛下慈悲，特别对他破格升擢，或者安排他担任馆阁职务，朝廷一定会有得到人才的美誉。臣忝居侍从之列，不敢不说，乞请陛下详细察看。” 祖禹又举荐韩维等人，上状说：“臣听说，报效国家的忠诚，没有比荐举贤才更大的；辜负国家的罪过，没有比遮蔽贤才更大的。从前臧文仲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举荐，孔子认为他是窃取职位，又认为他不仁。臣蒙陛下屡次提拔，安置在谏省，又升任门下侍郎，兼任经筵官，到现在已经多年，所受恩德深厚，却没有丝毫补益，常常思考竭尽愚见，不隐瞒任何事情，希望借此稍微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臣私下仰慕古人报国，把荐举贤能作为忠诚的实际表现，害怕自己犯下像臧文仲那样窃位不仁的罪过。臣现在有四道劄子，一并请求留中。若陛下认为臣的意见略有可取，请出自圣意加以处分，那是臣的幸运；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对，臣也不敢逃避妄言之罪，只请陛下裁断赦免。臣惶恐震惧至极。” 第一道说：臣伏见经筵缺少官员，应当选择年高有德、老成持重的人，以慎重对待这一职位。韩维素有耿直的声誉，先帝因为韩维是东宫旧臣，对他十分眷顾优待。韩维与王安石不合，因此彼此龃龉，未能得到重用；但他从未稍稍向王安石一党屈服，天下人都认为他贤能。陛下任用他为门下侍郎，朝廷内外都认为得到了人才。韩维处理政事虽然有拘泥执拗、不够通达之处，但他一向风节高尚，痛恨邪恶如同仇敌，奸邪之人都畏惧他。前年他被罢免，没有听说有明显过错，如今长期主管宫观职事，却与章惇同样处理，实在很不合适。先帝东宫旧臣现在只剩孙固和韩维两人还在，陛下应当加以礼遇。如果召韩维担任经筵职务，不仅他的学识和议论足以启发增益圣明，韩维又有士人声望和公众舆论基础，天下人一定会大为称心。臣私下担心执政大臣认为韩维触犯违忤陛下，所以不敢进言。君主对待臣下，就像父亲对待儿子；儿子有过错，父亲可以责罚驱逐，怒气消退后又可以召回任用，难道会一直发怒而不解除吗？陛下即位以来，言事之臣也曾因所言过分而触怒陛下，有的罢职，有的出任外官，后来都重新召回、提拔任用。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圣意极其公正，不因一时喜怒而进退群臣。” 从前仁宗一生很少发怒，只有唐介弹劾文彦博时，那天仁宗极为愤怒，把唐介贬为春州别驾；不久又后悔了，改任唐介为英州别驾，没过多久又召回任御史，因此更加看重唐介的刚直，突然提拔他进入两制，天下人都知道仁宗不受喜怒支配，这是最盛大的德行。陛下如果出于圣意重新召回韩维，天下人一定都会佩服陛下极其公正，这将大大成为圣德的美好表现。第二道说：“臣伏闻翰林学士承旨苏颂近来请求致仕，陛下已经下诏不准。臣私下看到，苏颂博闻强记，年老仍然好学；至于详细熟悉本朝典章旧故，更不是诸位大臣所能比的。熙宁年间，王安石任用选人李定为御史，苏颂任知制诰，封还诏令草稿的词头，再三不肯起草制书，因此获罪降职，回到班列，两年后才出任一郡长官。后来又被奸臣憎恨，追捕拘摄，交付审讯，最终查不出任何事情；他们恐怕苏颂得到进用，便把他排斥在外。然而先帝一向看重他的博学通达，召他修撰书籍，眷顾保护他，直到今天；他经历艰难险阻，操守始终不变。如今朝臣的资历声望和任职经历，没有谁在苏颂之先。苏颂七十一岁，精力并不比壮年人减少。陛下左右应当有见闻广博、学识融通的人，以备顾问。臣私下担心苏颂另有陈请，伏望陛下慈悲，暂且留他在经筵任职。” 第三道说：“臣伏见知杭州苏轼，文章为当时所推崇，声名重于海内；他是陛下亲自提拔的，这一点不必等臣说明便可知道。臣私下观察苏轼忠诚守义、以身许国，遇到事情敢于直言，一心坚定不回头，没有顾虑观望。然而他在朝廷任职时常常遭到诽谤毁谤，大概是因为他刚正嫉恶，竭力排斥奸邪，尤其被王安石、吕惠卿一党所憎恨；在台谏官署中散布谣言的，未必不是这些人。陛下举用正直、置换邪曲，分辨邪正，从而取得今天的治理成效，像苏轼这样的人，怎么适宜让他长期离开朝廷？何况苏轼在经筵进读，最有助益。臣愚昧地伏望陛下慈悲，早日赐令召回。如今尚书职位有空缺，陛下如果想任用苏轼，有什么不可以呢？朝廷选授官员，常常忧虑人才缺乏，每有一个官职空缺，往往很久不能补授。如今有一个苏轼却不能任用，不知还要到哪里寻找什么样的人才？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

译第四道说：臣伏见刑部侍郎赵君锡的孝行，被记载在英宗皇帝实录中。【臣谨按：实录中尚书工部侍郎赵良规传说：他的儿子君锡非常孝顺，因为赵良规年老而又不节制饮酒和女色，便弃官不做，出入起卧都跟随照料他。】从前周宣王想求得能够教导诸侯的国子，樊穆仲称赞鲁侯孝顺，周宣王于是任命鲁侯。《大雅·宣王》诗说：‘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意思是说，周宣王让文武之臣在外征伐，让孝友之臣在内辅佐。古代选择臣下，首先取其孝行。因为孝是人伦之冠、百行之首。君主与孝友之人相处，德性就会纯美，风俗就会淳厚。因此辅导君主的人，最好没有比孝顺之人更合适的。赵君锡的孝行，是士大夫共同知道的。他为人温和善良、恭敬有礼，举止都合乎规矩。给事中郑穆是馆阁中的老儒，操守纯正；中书舍人郑雍谨慎安静、端正清白，言语行为从不妄为。郑穆、郑雍长期在王府任职，清廉谨慎，没有过失。这三个人都适宜安置在陛下左右，充任讲读之职。如果经筵有官员空缺，伏望陛下慈悲从他们中选择。” 元祐六年，祖禹再次封还关于设置解盐置使的诏令，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设置官署不如先议定法令，议定法令不如先选择人才。法令是人制定的，官署是执行法令的。事务的利害，首先在于选择人才。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有良法也无从施行，甚至反而会造成危害。即使改设官司，也没有益处。仁宗时，范祥献上盐法，庆历四年，朝廷派范祥与陕西转运使商议此事。到庆历八年，才任命范祥为提点刑狱使，推行这项盐法。言官争相认为不便。皇祐二年，朝廷派包拯前往察看。包拯回来后说便利，第三年又召范祥与三司官员商议，于是提升范祥为转运使。至和年间罢除，到了嘉祐三年，张方平、包拯请求重新任用范祥，才任命他为制置使。从最初提出建议到这时，经过了十五年，才把总领之任交给他，慎重到了极点。因为范祥已经有试验成功的成效，所以不让他兼任其他职务，以便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这就是先得到合适的人才，然后设置官职。自范祥去世以后，解盐事务都由转运使、副使兼管。熙宁二年，以解盐判官李师锡任转运判官；从此不再任命解盐判官，而由永兴军通判兼任。如今朝廷认为转运司职务不专一，有害于盐法，所以想专门设置使臣。” “不知道所谓盐法受到损害，究竟是人破坏了它，还是法破坏了它？如果是人破坏的，就应当惩治这个人；如果这个人不能另行选择，问题只在任用人选而已。如果是法破坏的，就应当讲求范祥所定的盐法，修复它而已。臣谨按国史，范祥的盐法，后人不能改变，稍有增加或损减，人们就往往认为不便。如今不考究其法，却改设官司；官司虽然改变，法令的弊病仍然存在，那么与不改变有什么区别？如果去除法令的弊病，又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即使仍在转运司管理，也可以。若转运司侵夺盐利，就加重法令禁制，谁敢违犯？难道一定要改换官司吗？祖宗时，有时由提举、转运兼领，有时专门设置使，有时设置判官，都有旧例。但自嘉祐八年以后，不再专门设置使，如今突然恢复，先会增加劳费，所以不能不慎重。臣私下观察前代太平时的治理之道，无不简易清静。只有唐明皇在天宝年间扰乱政治，广泛设置各种使职，利益从各处流失，弊端百出。朝廷近年增设官司稍多，也不久便废罢。如今如果增加一名监司来主持此事，仍然胜过另设使职造成的烦扰。臣前次奏章已经说过了。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赞许这句话，是因为治理国家不崇尚烦琐。诸葛亮作为偏霸之国的宰相，尚且发布教令说：‘事情有做不到的，做到十次也不能达到。’现在承蒙来相告知这件事，臣以愚见私下认为这次举措不妥。伏望陛下慈悲，再加详细斟酌，臣谨再次封还诏令。” 贴黄核查，李师锡以前没有见到曾任解盐判官，大概判官这个职位也不是经常设置的。臣私下认为，解盐一司的事务一定不多，所以祖宗朝设置使职时少，不设置时反而多。自从由转运司兼管以来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说有耽误事务的情况。如今另设一名使职，那么他的事权就不能太轻太小，必定要与提举、转运使大致相等，才可以统辖州县。他所主管的只是解盐一件事，盐法的利害又未必与是否设置此职有关。因此臣认为，这首先会带来劳费。” 祖禹改任礼部侍郎，兼任翰林侍读学士，轮到他转对时上奏四件事。状文说：“根据御史台的公文，十二月一日将在文德殿视朝，轮到臣转对奏事。臣有一些管见，谨条列如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第一件事：臣恭敬地认为，自从祖宗开创华夏基业、削弱藩镇，把天下分为十八路，设置转运使和副使、提点刑狱。天下有州三百，每州设置知州，都可以直接向朝廷奏达。天下有县一千二百，每县设置县令，都由天子任命。起初，是收取乡长、镇将的权力，全部归于县；收取县的权力，全部归于州；收取州的权力，全部归于监司；收取监司的权力，全部归于朝廷。监司就是古代州牧、连帅的职务；郡守就是古代公侯的封国之主；县令就是古代子、男及附庸之君。自古实行封建制，就有强臣逼迫中央的忧患；实行郡县制，则没有藩屏卫护。汉代沿用古代分封侯王，最终有七国之乱；郡守权力过重，又能够专擅生杀。唐代从方镇到县令，都有擅自杀人的威势，不必请示朝廷。只有本朝的法制，上下相互维系，轻重彼此制约，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百姓从徒刑以上的案件，官吏从罚金以上的处罚，都出自天子。藩镇方面的守臣，统辖各城，朝廷交给他数千里的土地、十万军队；然而一名轻车出使的使者、一尺纸写成的诏令，就能使他早晨被朝廷召见、晚上赶到京城，立刻变成一个普通人。因此一百三十多年间，四海安宁，阴谋闭塞而没有兴起，盗寇、窃贼、叛乱和反贼都没有发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月、一日〕 “船只车辆所能到达的地方，直到海边日出的角落，都和近地没有区别；这不只是因为祖宗的仁恩德泽深深结于百姓之心，也是因为设置治理郡县的方法最为得当，是前代所没有的。监司受命治理一路，守臣受命治理一郡，县令受命治理一县，都是与天子分土共同治理的人，怎么可以不慎重选择呢？一个县令不得其人，那么方圆百里的地方就会受害；一个郡守不得其人，那么方圆千里的地方就会受害。监司代替天子巡察，黜陟功罪，进退能否；在内聚集财赋，在外保卫疆界。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一路的情况就可想而知。朝廷近年来命令朝廷内外的两制官举荐监司，又从省郎中选任监司，也有意慎重选择了。然而监司有善政，朝廷从未真正知道；有不善之处，也从未真正追问。人的常情是，有能力的人得不到特别待遇，而没有能力的人也能被容忍，那么中等才干以下的人，有几个不会懒惰？所以议论者多说监司的职事没有得到履行。天下官吏的弊病，在于不奉行法令，而是观望朝廷的意旨。朝廷意旨宽松，吏治就苟且简慢，最终发展到懈怠；朝廷意旨严急，吏治就惨酷刻薄，最终发展到苛暴。那些观望上下意向来决定宽严的人，正是因为没有任用合适的人。”

译“贤人君子，难道会观望形势然后治理政事吗？祖宗以来，有考核监司的法令，神宗时仍然施行。近年黜陟之法废止而不举行，臣希望陛下诏令大臣重新实行考核之法，专门考察各路监司；在中书省设置簿册，凡有奏请以及功过罪责都记录下来，用众人的言论参验，用实际政绩验证；年终比较优劣，选取有能力的人，也选出无能的人加以废置。天下十八路的监司不过几十人，想要全部了解，也没有什么困难。至于选择天下的郡守，这是大臣的职责。古代天子亲自任用郡守，汉宣帝说：‘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忧愁怨恨叹息的声音，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贤能的二千石吧！’他认为太守是吏民的根本，频繁更换就会使下面不得安定，因此二千石有治理成效，汉宣帝就常常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秩，赏赐金钱；公卿职位有空缺，就从这些被表彰的人中按次序选用。所以汉代贤能官吏在这方面最为兴盛，称为中兴。光武帝广泛求访百姓疾苦，观察采纳民间歌谣，官吏大多得到合适任用，百姓得以宽舒休息；建武、永平年间的治理，后世没有能够超过。唐太宗说：‘替朕养育百姓的，关键就在都督、刺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千里〕 贤人君子，哪里有采取观望态度来治理政事的呢？自从祖宗以来，就有考核监司的法令，神宗时期还在实行。近些年黜陟之法废弃而没有施行，我希望陛下下诏命大臣恢复实行考核之法，专门考察各路监司，在中书设置簿册，凡是有所奏请以及功劳、罪过，都记录在案；再参考众人的言论，以实际政绩加以验证。每年年终比较他们的优劣，选拔其中有才能的，也考察那些没有才能的，予以罢免或调置。天下十八路的监司总共不过几十人，要把他们全都了解清楚，也并不困难。至于选任天下的郡守，这是大臣的职责。古代天子亲自过问此事，汉宣帝说：“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居于田里，没有忧愁怨恨和叹息的声音，是因为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公正处理。能够和我共同办好这件事的，大概只有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吧？”他认为郡太守是吏民的根本，如果频繁更换，下面就不得安宁。因此，二千石官员一旦取得治理成效，汉宣帝就立即用玺书加以勉励，给他们增加秩禄、赏赐黄金。公卿职位有了空缺，就从那些曾被表彰的人中按次序选用，所以汉代贤能的官吏在这一时期最为兴盛，称为中兴。光武帝广泛访求百姓疾苦，观察并采纳民间歌谣反映的意见，官吏大多得其人选，百姓得以宽舒休息；建武、永平年间的治理，后世没有能够赶上的。唐太宗说：“替朕养育百姓，关键就在都督和刺史。” 我常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把他的善恶事迹都注在名字下面，以备日后黜免或升迁。因此，贞观之治几乎达到了三代的水平。唐明皇开元初年，想要重视都督、刺史，便选拔有才干和声望的京官担任。开元十二年，因山东发生旱灾，命令选拔台阁中的名臣来补任刺史。开元十三年，皇帝亲自从各司长官中选出有声望的十一人担任刺史，又命令五品以上京官、外任刺史以及四府上佐各举荐一名县令，根据县令政绩的好坏来赏罚举荐者，因此郡县大多得到良吏，他们的治理几乎达到了贞观时期的水平。本朝太宗皇帝曾对宰相说：“我选拔奉行善政的官吏，等选到三百人，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呢？”自从登临帝位以来，郡县不能治理好，是因为选人不恰当。太宗又曾选秘书丞杨延庆等十多人，分任各道知州，对宰相说：“刺史的职任最接近百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下面的百姓就会受到他的祸害。”审官院上报新选出的担任知州的京朝官二十多人，太宗把御前印纸历子亲自写好，赐给他们，大意说：“以恩惠慈爱治理百姓，奉行法令，铲除奸邪。”于是对知院钱若水说：“所赐的戒谕中有‘铲除奸邪’的话，恐怕不明白的人会因此生事，可以告诉他们，铲除奸邪的关键在于奉行法令。” 我在盛暑之中书写这些，难道不劳累吗？这是因为要为官职选择合适的人，以使百姓安宁。神宗曾对执政大臣说：“我想到祖宗经过百战才取得天下，如今却把一个郡交给庸人，实在令人痛心！从太祖到神宗，没有不留心亲自选择郡守的。现在两位圣主垂衣拱手，把政事全都交给大臣。那么，今天选择郡守，就是大臣的职责了。京朝官以上的人，其功过、善恶，没有比吏部了解得更详细的。臣愚昧，想请先委托吏部尚书，把应当担任知州的人列出，详细说明他们的功过和举主，再选择可以任用的人，由吏部负责保奏明白，呈交三省。三省召见他们并加以审察。凡是应当召见的人，要让他们陈说两件以上的事情，像转对法那样，可以说前任职务的利弊，也可以说朝政的缺失。这样不但可以观察他们的才干见识，也可以借此广开言路，使下情上达。从前尧考察舜，也是询问政事、考核言论；舜任用人才，也让他们陈奏言论，再以功绩加以考核。要了解一个人，不过是言论和政事这两方面罢了。如果他的言论可以实行，又有功绩记录，并且举荐他的举主多是名人，那么任用他就没有疑问了。稍次一等的，按次序差遣。再差一些的，任京府或藩郡通判。年老病弱、不能任职的，安排到宫观任职；有罪的人，就按照旧法降职担任监当。等到确定了他们的等级，然后让御史台纠察其中不恰当之处。到任以后，委托监司考核他们的课绩；每满一年，就把优劣上报，并据此实行黜免或升迁。这样，能干的人一定会脱颖而出，不能干的人一定会逐渐退下去；即使还不能完全做到善于得人，也一定会多得多。既然有监司，就有郡守；既然有郡守，就有县令。没有监司、郡守任用得当，而县令却能容许贪婪暴虐、昏庸暗昧的人存在的道理。因此，天子任用宰相，宰相选择监司和郡守，监司、郡守应当选择县令。宰相考察监司，监司考察郡守，郡守考察县令。朝廷根据他们的考察来施行赏罚，这难道很难吗？有考课而没有黜陟，就等于没有考课。如今吏部虽然以‘上、中、下’分等，也只是徒具文书形式罢了，并没有真正通过赏罚来使人受到鼓励或警戒。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明白谕告大臣，使他们谨慎选择监司并专门考核他们，又让大臣代替陛下选择郡守。对监司、郡守的考课一定要实行赏罚，并使监司、郡守专门考察县令，希望这样能使天下官吏逐渐多得其人，然后才可以谈治理天下。

译臣又恭敬地看到，近来的制度规定，举荐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必须由具有通判资序、实际任职满一年以上的人充任。臣曾奉诏与两制官员共同举荐，整日找不到一个资序相当、可以充任的人；偶尔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众人的议论又认为不合适。虽然这是因为举荐者确实知道人才不多，但实际上也由于资格限制太严，所以尤其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设置资格，本来是因为从前任用人才多不拘泥资序，甚至特意授予选人，所以制定此法来纠正；结果却矫枉过正。臣愚昧，想请斟酌前后条制，取其中适宜的办法：举荐监察御史，可取第二任知县以上的人；殿中侍御史，可取初任通判以上的人；不再限制实际任职满一年。其寄禄官都以奉议郎以上为限。这样可贵之处在于资格稍微宽松，容易找到符合条件的人，同时可以广泛收罗人才，使言路更加开阔，也是可以长久实行的通法。臣私下看到，朝廷常常忧虑将帅人才难以得到合适的人选。仁宗时，每当边地大臣有空缺，有时从禁近之臣中授任，先放到藩镇试用，然后才予以重用。外任官中，都转运使、待制、杂学士里可用的人常有数名，朝廷加以选择任用，从未说人才匮乏。难道人才只是比现在多吗？这是因为朝廷一向有计划地培养他们。将帅的选拔，多出自监司。刚任监司时，先从远路逐渐升到京东西、淮南；其中资历声望最深、政绩最显著的，才升任陕西、河东、河北三路以及成都路。又从三路及成都路召回担任三司副使；其中还不能离开任所的，有时给予相当于理副使的资序。再从副使授任待制，出任都转运使。一个人从初任监司到三路监司以及三司副使，年资已经很深，阅历已经很多，边境山川道路、军队兵甲和钱粮等事务全都熟悉，所以帅臣有空缺时就可以预备任用，即使才干中等的人也能勉强胜任。朝廷因为他们有阅历，也可以依靠他们而不忧虑。一个人即使有超群的聪明才智，如果没有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终究不如亲身历任的人所得多。自王安石任用资历浅的人担任监司，让他们推行新法以来，那些奉行法令稍微宽缓的人就被认为没有才干，往往被罢免斥退；而那些严苛急切、搜刮聚敛、被士人和百姓共同痛恨的人，反而能够留任，有的还越级升迁。因此，有才和无才的人两方面都被毁坏了，资序也一概不再采用。两位圣主临朝以来，深深惩戒监司的刻薄作风，许多人因罪被罢黜。他们所任用的人，又从未按照远近地区来安排资序。每当边帅有空缺时，就不知道谁可以任用。这是因为朝廷没有一向有计划地培养人才。臣愚昧，想请恢复祖宗时期任用监司的办法：先从远路逐渐升任京东西、淮南，再选择其中有能力的人担任三路和成都路监司；让他们在户部、司农、太府或左右司郎官中接受历练，然后出任都转运使。边地大臣有空缺时，从这一选拔范围内授任，那么可用的人才一定会多。现在监司的授任没有章法，有的人初次授任就安排到近路或三路；有的人从三路调到远地，已经不合人情；有的人在三路任职很久却不升迁，才能和资望又不足以胜任边帅，这就是人才常常匮乏的原因。如今如果恢复祖宗时期三路监司的办法来任用转运使，对提举刑狱、转运判官也选择有才干的人，让他们在各路之间轮换，使经常往来出入三路的人很多，那么了解边地事务的人一定会多。祖禹任翰林学士时，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元祐初年，陛下召程颐到便殿应对，从平民直接授任通直郎，充任崇政殿说书，天下士人都说朝廷得到了人才。即使真宗对待种放，也不过如此。孔子说：‘举用隐逸之士，天下人就会归心。’举荐一个人，天下没有不归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使那些在幽隐之处行善的人知道，自己一定不会被废弃。陛下任用程颐，实在是稀有而美好的事情，但才过一年多，就因为别人的议论罢免了他。程颐的经学、操行和义行，天下人都知道。司马光、吕公著都与程颐相知二十多年，然后才举荐他。这两个人并不是要欺骗蒙蔽、误导圣上的听闻。程颐在经筵任职，十分关注皇帝陛下进修学问，所以他的讲说常常繁多。程颐原是草野之人，一旦入朝与人交往，没有设置防范，也还不熟悉朝廷的规矩体制；迂阔疏略固然是有的，但言官说他是大奸佞、大邪恶之人，贪污渎职、索取请托、奔走交结，又说程颐想凭借旧交倾覆大臣，凭意气役使台谏，这些话都是诬陷不实的。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一向推重佩服程颐的经学和操行，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就指他们为程颐的党羽。程颐不过是一个平民，有什么权势能够煽动别人，竟能倾覆大臣、役使台谏呢？自古以来，处士入朝，没有不遭受诽谤毁谤的。处士本来不求仕进，能够轻视富贵；公卿大夫自认为做不到这样，所以无不称赞尊重他们。人们以为处士入朝，一定有超越常人的才能、使天下太平的方略，因此对他的期望和要求常常很高。至于不贤的人，则径直把处士说成矫饰欺诈、沽名激进、钓取声名之徒。又因为处士往往越级得到优厚官职，所以憎恨嫉妒他们的人很多。因此，自古处士入朝，从来没有不遭受诽谤毁谤的。陛下谨慎选择经筵官，像程颐这样贤德的人，才足以辅导圣学。至于我们这些人，承蒙充任讲职，实在不敢与程颐相比。臣很久以来想替程颐说一句话，怀着这个想法多年，仍然犹豫不决，致使程颐在公正的朝廷上承受诬陷的毁谤，臣每想到这些，不能不感到惭愧。如今臣已经请求离任，如果陛下再召程颐来劝讲，一定会对圣明有所补益。臣即使终老于外，也没有遗憾了。” 元祐年间，祖禹任侍讲，举荐讲读官的札子说：“臣自从任讲职以来，私下认为天子应当广泛寻求天下贤才，把他们安置在身边，以备顾问，补益圣学。近来考察祖宗时期，讲筵之臣多由旧日官员荐举引进，所以臣常常想着把合适的人才上达天听。然而没有机会进言，又怕烦扰亵渎；如果涉及亲旧来进言，又有嫌疑。如今臣已经三次上奏请求外任，即将离开讲职，内心深藏的想法，不敢不向陛下吐露。臣愚昧的看法，认为可以充任讲读官的人，详细列在下面。” 读官：王存、苏轼、赵彦若、郑雍。讲官：程颐、孔武仲、吕希哲、吕大临、吴师仁。

译以上王存为人端正方严、厚重稳健，一向有声望，先前已经担任执政，如果让他进读，足以提高经筵人选的规格。苏轼的文章天下第一，名望仅次于司马光，只是嫉妒他的人很多，这取决于陛下主持并任用他。赵彦若的父亲赵师民，因经学、品行淳厚美善，长期侍奉仁宗的书筵；彦若的德性与他的先人相似，博学多闻，熟悉并精通旧典故事。去年他因儿子获罪，其情由可以谅解；只要没有大的过错，就不应长期弃置不用。郑雍自从任中书舍人以来，臣曾说他可以充任讲读官；郑雍任谏官后，声望更高，如今读官还有空缺。这四个人确实符合众人的议论。程颐的情况，臣另写札子陈述。孔武仲学问广博，讲说明白；仁宗时，贾昌朝、曾公亮都以知制诰兼任讲职，如今武仲若以中书舍人兼任讲职，也可依照旧例。吕希哲是司空吕公著的儿子，吕公著曾说这个儿子即使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不做欺骗之事；他的经学、操行，见识之人都说可以充任劝讲官。如今他已经五十四岁，只是希哲是臣妻子的兄长，所以臣长久以来不敢称说举荐；现在将要离开朝廷，私下认为进言就可以没有嫌疑了，还请陛下询问大臣，参考考察此人。” 吕大临是吕大防的弟弟，修养自身、喜好学习，品行如同古人。臣虽然与他不熟，但很早就知道他的为人，又因为他是宰相的弟弟，所以不敢进言。陛下一向知道臣不依附执政大臣，而且臣已经请求外任，因此不再自我怀疑，希望陛下记住他的姓名，以备日后选择任用。吴师仁从平民时起，就因品行义行受到士大夫称赞；元祐初年，朝廷特意召他担任学官，众人的议论都说师仁应当入侍经筵。臣前后已经三次举荐师仁，还请采纳众人的意见。臣实在狂妄愚昧，只请陛下裁夺宽宥，臣惶恐战栗至极。” 祖禹又上举荐讲官的札子说：“臣恭敬地听说，仁宗天圣初年，曾下诏向天下访求善于讲说的人才。如今陛下正向学问，应当广泛选拔正直之人，安置在身边。臣实在愚昧浅陋，勉强充任此职，深怕不能对陛下的圣明稍有补益。如果有所了解，不敢不说。臣恭敬地看到，前校书郎司马康，三十九岁，专心向学，品行如同古人，资质性情端正方正，很能继承他父亲的品德。臣过去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康在本局负责校阅文字，与他相处将近十五年，完全看到了他的为人；他始终操守如一，尤其长于讲说。让他执经讲授，一定能够称职。拿他的情况询问公论，大家都认为合适。臣私下认为，司马光的忠诚正直，陛下已经记在心中；像司马康这样的贤才，陛下一定会亲自破格提拔。如今臣只陈说他的长处，恭敬地希望陛下加以察看罢了。”附呈黄签说：“臣听说，先朝旧制设置讲官四员，如今孙觉在宽假，臣与颜复轮流讲授，确实缺少讲官。臣与司马光相知，众人都知道；如今所说的，并不是因为私交而贸然举荐他的儿子，实在是因为司马康的学问品行可以充任劝讲官。臣蒙受陛下厚恩，只希望得到合适的人才来辅助圣学，所以不敢顾虑避嫌，秘密呈上这道奏章。” 恭请留中不发，特请陛下亲自裁决。祖禹任著作郎时，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左朝请郎冯山，熙宁九年任秘书丞、梓州通判。御史中丞邓绾举荐他充任台官，冯山认为自己一向与邓绾交往疏远，又不熟悉朝廷的规矩体制，便请求免赴京师；他的辞意顺畅、理由正当，并不激烈攻击他人，但风骨节操自然很高。冯山因为母亲年老，连续任职于乡里便利之地二十多年，没有到过京师。臣一向没有见过冯山本人，因编修先帝实录，看到他的辞奏，才知道他贤能。臣向西南士人询问，大家对冯山的美誉说法完全一致。冯山已经六十三岁，服完母丧，应该赴阙朝见。臣又恭敬地看到，前睦州青溪县尉张举，自治平四年考中甲科以来，因为侍奉双亲，从未出任官职；等到终养父母以后，便退居不仕。元祐初年，近臣论荐他，授任颍州教授，他也辞谢不赴。臣在去年四月具札子奏举此人，没有蒙受施行。张举有节操品行和文学才华，登科已经二十七年，年已五十，却没有被世所任用。这两个人都值得朝廷为之惋惜。恭望圣上慈爱，破格提拔二人，安置在清要之职，以此激励风俗，一定会对朝政有所补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祖禹任右谏议大夫时，论述执政官员有缺额，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安焘因母亲生病正在请假，孙固因年老有病请求退职。听说安焘的母亲病势已经危重，孙固年过七十，必定是筋力渐渐难以支持。臣私下担心执政官员出现空缺，所以不敢不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执政大臣与君主共同掌握天下权力，责任极其重大，必须是有才德、公正无邪、可以保证不欺骗蒙蔽君主、为天下人所信服的人，才可以提拔任用。不能只凭功勋资历，也不能只凭科举出身来进用。枢密院一定要得到通晓边地事务、经历丰富的人；门下侍郎资历最为尊隆，都是宰相的副贰。恭请陛下深思，慎重选择。陛下从去年以前所任用的执政大臣，大多符合人望，其中虽然不是全德之人，也各有值得称道的长处。只是最近任用的两个人，与前后任命的人很不相同。臣昨天已经在帘前奏陈，料想陛下一定还完全记得。如今如果再有空缺，不能再次任用不得当的人，以免严重失去天下人的期望。臣这点愚见，实在惶恐不安。” 祖禹又上举荐陈祥道担任礼官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秘书省正字陈祥道，精通礼学，用心专一精深；遍求各位儒者，也没有见到能与他相比的人。他先前任太常博士时，进呈自己所著的礼书一百五十卷，蒙受提拔，安置在秘书省担任校正。虽然属于清流官员，然而陈祥道的学问还没有得到施展。如今太常的礼官都是朝廷选用的人，应当更多得到精通礼学的人才，这样议论礼制时才有可以质正的人。恭望圣上慈爱，等礼官有了空缺，再任用陈祥道充任，与秘书省校正的资任相当。如果任职达到年限，就授予贴职。这样不只是礼官得到了合适的人，也是朝廷器重并任用人才、发挥其长处的意思。”

译五年，侍御史孙升想请皇帝明白下诏说明召用裴纶为御史的原因，于是依此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新任监察御史裴纶坚决辞免任命。议论的人都说，裴纶被提拔任用，外廷不知道他为何被召用的缘由。没有经过试用的臣子，声名和事迹都较为疏远，一旦被君主所知，任命为耳目之官，如果不是因为近臣的论荐，就一定是有奏章感动了君主，像唐代的马周那样。况且考察远方臣子，应当根据他所主持办理的事情来进用，而不能只讲礼法；如果所任用的主持者不是合适的人，即使孔子也会受到众人的怀疑，必须等待孟子为他辨明，何况裴纶的言行还不足以使天下人信服，而召用他的原因又没有说明，他应当辞避而不敢接受这一任命。御史处在天子耳目和纲纪所在的位置，以严肃正直、敢于进言、不避权贵豪强为职责；他的进用，难道可以不自我看重吗？恭望圣上慈爱详察，明白下诏说明召用裴纶的原因，并把情况交付外廷公布；这样不只是使裴纶能够自我说明，入朝任职而无愧，也能向天下和后世表明朝廷用人的心意是公正的。”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九。《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用人。宋哲宗元祐年间，谏议大夫王觌谈论执政大臣的进退，上疏说：“臣近来恭敬地看到，左仆射司马光因病不能起任，朝廷内外的人情都共同感到悲痛惋惜，皇帝亲自前往祭奠，恩礼十分优厚，本来就是应该如此。司马光是社稷之臣，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兴利除害，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功业显著地闻名天下。有见识的人并不把司马光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看作难事，反而认为陛下特别识拔任用司马光于退闲之中，并且信任不疑，才是难事。然而司马光去世，从上到圣上的心意，其次到贤士大夫，下面直到平民百姓，没有不叹息惋惜的；而奸邪险恶的人，却正私下相互庆贺快意。不仅仅是庆贺快意，他们还侥幸希望不是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入朝担任宰相，那样或许就能重新施展他们的私欲。那么，陛下任命宰相，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有人说太师文彦博将要代替司马光执政，臣愚昧却断定不会这样。为什么呢？陛下前些日子既然知道文彦博年老，就应当尊敬礼待他，而不让三省的琐碎事务来烦扰他。今天难道还会让他代替司马光执政吗？陛下以师臣的礼遇安置文彦博，最为得体，又让他参与裁决重大政事，这是旷世少有的特殊礼遇。作为臣子的荣耀，没有能超过这的了。文彦博凭借年高德重、声望卓著而接受这种特殊礼遇，谁能说不应该呢？这确实足以尊重朝廷、安定夷夏各族。只是不能把政事专门委托给他。三省事务繁多，既不是年过八十的人所能承担的；而且政事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文彦博一向没有善于识人的声誉，所以近来入朝，首先举荐崔台符，其次引荐楚建中，士大夫把这件事传为笑谈，这些都是陛下听闻所及的。臣本来就知道陛下必不会把政事委托给文彦博。有人那样说，不过是私下忧虑过度、考虑过头罢了。臣又听说，中书侍郎张璪将要请求外任，而此时恰逢大礼之后，执政大臣一定还会有更多人请求离职；有人深深怀疑，朝廷因为请求离职的人太多，既然不能全部听从，那么张璪也会因此被留下。臣愚昧，也认为不是这样。张璪不能安于职守，是因为弹劾他的人很多，私下的罪恶已经明显暴露，公议不能容纳他，所以请求离职；这与无缘无故请求离职的人不同。朝廷施行礼意，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自祖宗以来，执政大臣在大礼之后请求离职的并不止一人，有的准许，有的不准许，取决于当时的情形，只看这个人究竟如何罢了。像张璪这样的人，即使没有请求离职，也应当让他离去，何况他已经提出请求呢？所以臣知道，陛下必不会因为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