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九

译姓。如今这些都没有得到，所获得的只是一座空城罢了。一定要先散出东南的财物，人民才会聚集；先发放东南的粮食，百姓才会吃饱；迁徙东南的人民，田地才可以开辟，货物才可以流通；否则河川枯竭，山谷空虚，丘陵夷平，深渊填实。臣恐怕枝叶还没有展开，根本却先被拔除了。这是第二件值得忧虑的事。鞑人与金人交战将近三十年，金人从来没有不守卫黄河的，但鞑人的军队却不从黄河渡过；金人从来没有不守卫关隘的，但鞑人的骑兵却不从关隘进入；金人从来没有不讲和的，但祸患却没有因此和谈而解除；他们那种英勇、凶悍、果断、锐利的气势，习性坚忍，不灭亡金国就不会停止。如今双方既已发生嫌隙，他们的愤怒之心必然更加激烈。近来偏师相遇，发生小规模交战，我军已经支撑不住了。然而他们的国君、首领、将领和僚佐仍然深居草地，从未出动。他们出动得越晚，造成的祸患就越大。臣恐怕他们将不再攻击藩篱，而会直接侵犯我们的内堂深处；不再争夺四肢臂膀，而会直冲我们的腹心。事先没有做好准备，事后悔恨也来不及了。这是第三件值得忧虑的事。近来朝廷士大夫建议说，应当防守长江这一重镇，另行任命统帅，内可以消弭萧墙之内不可预测的祸患，外可以消除尾大不掉的势力。这不只是为了防备鞑人，也是为万世作长远考虑。但朝廷没有听从，大概心里认为：我们有黄河可以凭恃，有关隘可以守卫，乘着破竹般不可阻挡的势头，振作摧拉朽木般的威势；向北渡过黄河，可以攻取燕赵，向西进入关中，可以平定秦陇，车轨书体遍及万里，天下制度归于一统。又何必划长江为界限呢？志向不能说不大，议论不能说不宏伟。然而向前进取，难道可以不顾后方吗？有利于取得，难道可以不预料失去吗？如今北方军队南下，王师遭受小挫，也足以稍加警戒了。可是，除了收拢军队据守险要之外，防守长江的部署仍然迟缓拖延。不只是长江防务如此，处在寒风冲击之地的京西、襄阳也同样如此。子才掌握制阃之权，却从未到洛阳；杨恢被罢免制阃之职，朝廷才派他守襄阳。听道路上传闻，子才与葵争着想取得开封替他经营，因此违抗命令不去，只派杨义前往。杨义战败，是子才的罪过。万一敌人直趋岘首，径直攻打江陵，制帅远在一隅，到时将由谁来承担责任？长江防务的事务最为重要，荆襄的形势最为紧急。假如不广泛采纳千万人共同的公论，只委曲听从两三个人的私情，那么该重视的反而被轻视，该急办的反而被拖缓，这样而不失败国事的情况就很少了。这是第四件值得忧虑的事。自古以来，侵蚀财物、残害百姓，暴征横敛，没有不是从用兵开始的。汉武帝有征伐四方的功劳，到晚年竟发展到按船车征税、专卖盐铁。唐德宗有平定海内的志向，严重时竟发展到征收间架税、加收除陌钱。冒险去做那些本不可做的事，都是军费和军粮造成的拖累。如今天下的费用已经很多了，却还没有加征到百姓身上，只是依仗还有楮币。蜀地楮币创行于天圣年间，后来在陕府推行，又在熙河推行，直到取得湟、鄯时，大多拿来资助军费；其法制大为败坏，于是新界楮币一份只能兑换旧界楮币四份。又下诏说，第四十一界至第四十三界的楮币以后不再收兑。这是崇宁、观间奸臣误国的教训，可以作为万世的鉴戒。如今京城楮币的发行已经达到二亿千万有余，而印造还没有停止；蜀地楮币的发行达到一亿七千万有余，但仍不足以满足万分之一的用度。楮币价格更加低贱，支付发放又很困难，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第五件值得忧虑的事。臣为陛下忧虑的有五件，却从未陈述一条对策，并不是没有对策，而在于将帅和宰相罢了。内外有强弱，能使强势始终在中国的，是将帅；内外有轻重，能使重要权力始终在朝廷的，是宰相。假如做将帅的知道如何应敌，又能以体恤国家为心；知道如何充足军备，又能以爱护百姓为务；有持重而没有躁急，有谨慎畏惧而没有骄傲自满，

译那么前面三件忧虑，大概就可以消除了。做宰相的，不以一时的近功为喜，必定以万世的远业为忧；察看百姓的安乐与疾苦，衡量国家计策的盈余与不足；巩固根本，不徒然追逐末节；治理内部，不盲目驰骛外务，那么后面两件忧虑，大概也可以消除了。虽然如此，臣还有话要说。益告诫舜时，首先发出叹息说：“要警戒啊！”

译“时时警戒，即使没有忧患也不懈怠”，这是因为重视这件事。详细说到他所告诫的内容，使用“不要”的有五条：“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沉溺于享乐，不要违背正道来求取百姓的称誉，不要违逆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使用“不可”的有三条：“任用贤能不要三心二意，罢黜邪佞不要迟疑，错误的谋划不要付诸实行。”这些都是告诫的话，最后又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那么四方夷狄都会来称王归服。”为什么这样说呢？大概天下归附前来，就叫作王。假如君主能够对这八件事谨慎戒惧而没有懈怠忽略之心，警醒畏惧而没有荒废政事的志向，那么人们无论从西、从东、从南、从北而来，即使是遥远的地方和极偏僻的境域，也没有谁敢不来称王归服。古代圣贤讲明治国之道，本末有序，内外有别；他们相互告诫时，严肃到了这种程度。臣所忧虑的五件事，是将帅和宰相的责任；益告诫的八件事，是君主的责任。陛下德性高明，义理融会贯通，把应当忧虑的事责成将帅和宰相，把应当戒慎的事落实到自身，中兴大业就不难实现了。臣并非不知道三京已经收复、四海相互庆贺，只是不能一味顺从助成来赞美陛下的美德，反而还要忧虑危局来惊动陛下的听闻；臣并不是过度忧虑。自古以来，谋求大功、建立大业的人，不是得到大福，就会遭遇大祸；所以从君主到百官，从将帅到宰相，无论内外，都必须谨慎、郑重，使每一件事都万无一失之后才可以，不能把它当作平常事情来对待。唯愿陛下加以明察。鸣复又拟写轮对札子，其中第一条说：“臣听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应当造成可以长久安定的形势，而不能只是怀有侥幸求安的心理。形势还不能长久安定，却急切地求取安定，尚且可以理解；上下如果苟且因循、嬉戏玩忽，却认为不服药就是可喜之事；朝廷内外苟且敷衍，却把把火放在柴堆下当作没有忧患。变化侥幸平息，就喜形于色、相互庆贺；不幸变化发生，就束手无策。治理国家如果这样，恐怕外在的病患会日益严重，元气会日益衰弱，天下的形势将无法支撑了。国家承接五代分裂之后，统一天下的不同地方，使它们归于一体。平定泽潞，平定维扬，向西攻取巴蜀，向南攻下湖广，向东拥有吴越，向北征伐太原，此后天下才开始统一。开创大业是如此艰难。历代圣主相继承袭，遵守祖宗家法，以仁厚作为建立治道的根本，以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作为保持治道的方法，以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作为辅助治道的要领。他们守成是如此谨慎。自从王安石变乱旧有章程，使天下人心离散，内部势力渐渐衰弱；王黼、童贯妄自挑起边境争端，使天下力量困乏，外部祸患于是产生，很快造成靖康之祸，怎么还能忍心说起呢？徽宗、钦宗六驾南渡之后，要谋求兴复，比从前更加艰难；历代相承，要谋求守成，比过去更加谨慎。” “这确实是因为中原动荡，王业偏安一方，祖宗大一统的天下只剩下一半，其规模和部署不能不这样。陛下继承帝位至今已经九年了，请试着看看今日天下的形势，是已经安定了，还是尚未安定？先皇帝改弦更张以来，内地得到抚治，外部获得安宁，天下呈现太平和顺的风气；陛下登基以来，内部阻滞，外部争乱，天下都是急迫紧张的状态。峒寇猖獗，还不值得说；平日安居在省地、号称良民的人，竟然攻打劫掠郡邑，互相煽动而作乱，这是什么样的征兆啊？叛逆的首领僭越作乱，还不值得奇怪；平日仰赖县官供养、名列户籍的人，竟然杀害并驱逐帅臣、守臣，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这是什么样的证明啊？与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近在邻境，本来就不能不考虑；新出现的敌人远在沙漠，距离我国原本如风马牛不相及，竟然撤毁我们的藩篱、攻破我们的门户，逐渐进入我们的堂奥，这是什么样的形势啊？应该像宋太祖雪夜拜访赵普，询问南征北伐的事务；像宋仁宗开设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给他们纸笔，让他们陈述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应当兢兢业业，还唯恐不能胜任，急切忙碌，还唯恐来不及。” “可是陛下端坐而不作为，一切听凭大臣筹划；大臣宽缓而不急迫，一切听凭事势自行决定，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战栗。如今湖寇幸而已经平息，闽寇幸而已经平定，边淮之寇幸而已经消除踪迹，近畿之寇幸而已经授首。然而侥幸怎么可以依靠呢？我们不能使变化不发生，变化已经发生了。侥幸战胜了他们，百姓自相残杀，也不知道死于刀兵的有几千万。这些侥幸之中，本来就包含着大大的不幸。至于外敌肆意侮辱我们，侥幸遇到金人衰弱，我们便侵入其疆土，以取得边境烽燧的平息；遇到北方军队强盛，一支军队攻下大安，整个蜀地便受到震动；另一支军队经过房陵，荆襄便震恐不安。侥幸怎么可以依靠呢？我们平时没有抵御敌人的办法，敌人既然来了，我们只会奔逃躲避；人心永远不会满足，不把我们蚕食殆尽是不会停止的。这些不幸之中，尤其有大大的忧患。如今天下大势已经岌岌可危了！问蜀地，几乎灭亡而后才恢复；问两淮，几乎失守而后才收复；问襄阳、汉水一带，存亡得失还没有定论。果真可以认为安定了吗？依靠百姓来守卫，可百姓没有恒常之心；依靠军队来作战，可军队没有坚定之志；依靠人来筹划决胜，可畏怯的人会坏事，奋发的人也未必能保证成事。” “果真可以认为安定了吗？趁现在奋力而为，还来得及扭转局势；错过时机而不加考虑，凭什么谋求保全？臣愿陛下思考祖宗开创和守成的艰难，念及宗庙社稷托付的重大责任，每天与两三位大臣谋求保全国家的办法；汇集天下人的策略，不要认为使自己意志退让的就是正确，违逆自己心意的就是错误；任用天下真正有才干的人，不要认为显贵权要者一定可用，卑微者一定应当抛弃。应当怎样对待百姓，才能使他们安居乐业？应当怎样整治军队，才能使他们抵御侮辱？内部的形势应当怎样振作？外部的变故应当怎样平定？要把安逸享乐看作鸩毒，竭力实行戒惧；把忧患看作药石，赶紧谋划应对。陛下不要只把谦虚这一种德行当作君主之道的全部，大臣不要只把镇静这一种说法当作宰相之道的全部，公卿百官不要只把终身缄默当作做臣子的节操。上面有所作为，下面必然响应；君主倡导，臣下必然附和。这样，才可以把混乱变为治理，把危险转为平安。否则就会像泉水流淌、相互牵连而一同败亡，最终将没有人知道会到什么地步。臣极其愚昧浅陋，幸蒙陛下擢拔置于周行。岁在庚寅，臣首次应登对时，因为四郊多有堡垒，百姓还未安居，忧虑不胜，逐条陈述时政的三项弊病。”

译“秋八月初一，又到了轮流应对的时候；因为逆全狂悖，朝廷还不忍心加以诛戮，臣不胜愤激，再次进呈自强的三条策略。日月流逝，如今又过了两年。天下的事变比从前更加严重，而陛下的规划却与过去没有不同，这就是臣再次替陛下深深忧虑的原因。虽然如此，只要除去侥幸求安的心理，就可以造成长久安定的形势；这只在于陛下和两三位大臣赶快谋划罢了。臣不懂得避讳，冒昧进献愚忠，唯愿陛下裁断并宽赦。第二条说：臣是蜀人，三次在剑外任职十多年，安危成败都是亲身经历、亲眼见到的。如今蜀地困苦极了，因此斗胆把这些情况上达圣听。蜀地自开禧丁卯年以来，屡次经历大变乱，开始因僭伪而骚扰，继而因金人而骚扰，近来又因北方军队而骚扰。自从北方军队入侵以来，一天比一天严重，蜀地作为蜀地，已经远非昔日可比。丁亥年敌军刚开始到来时，重兵扼守西和，而西和没有动摇，是因为有大将留在那里屯驻防备；敌军骑兵逼近同庆，而同庆没有恐惧，是因为郡将坚守，又有援兵相助；麻仲战败，程信退逃，敌军进窥七方，而七方没有恐慌，是因为蜀帅在石门，距离关隘只有五十里，众人心里知道有所依靠。” “只有武阶失守，敌军到达文阳境内，依靠官军和当地豪强共同协力，才把敌军驱逐退去。敌军虽然纵横数月，所攻破的也只有一个郡。整个蜀地没有征发民夫的骚扰，各司没有紧急征调，所属各郡输送财物来支援却不接受，襄汉派遣援兵也不接纳，路帅想招募忠义之士也不允许。敌军来就抵御，敌军离去就防备，蜀地虽然受到惊扰，根本尚未动摇。去年敌军再次从大散关小路到凤集，践踏我方疆土，索求我方财物，驱掠我方百姓，田野间接连作战，官军却不知道。李实坚守而戎帅不救援，不久便形势穷困、力量耗尽，凤集陷落了。潘福以大将身份守关，却一箭未发便仓皇溃败。郭正孙以路帅身份守城，却一筹未画便流落而死。溃散的士卒反过来挥戈，北方军队乘隙而入，于是梁洋又陷落了。凤集守不住，天水必然无法独存；汉中既已陷落，同庆也难以自保。最令人痛惜的是，沔阳有复岭重关的险要，从前金人以百万军队扼守在那里，因分番轮换、交相射击而不能前进；如今敌军经过那里却如履平地。西和有依山筑城的坚固，前些日子敌军凭借声势正盛，被长枪短箭困住而不能逞强；如今攻取它却如同振落枯叶。” “益昌有连接云天的高险栈道，从前巴提控率轻骑窥伺蜀地，仅到大安，连一辆车轮也没有返回；如今敌军从利州到阆州，又从阆州到果州，长驱深入，仿佛踏入无人之境。有险要却不防备，却说险要不足守；有军队却不作战，却说军队不足用。四位大将先退到近郊，最终仍免不了溃败；各位大司先准备船只，最终仍免不了走投无路。六十郡的土地遍地征发民夫，又在成都督促陆运，在沿江督促水运，最终仍免不了缺粮。敌人有吸血割肉般的惨祸，官吏有剥皮剔骨般的酷虐，唉，难道还忍心说下去吗？臣曾经看到祖宗把蜀地看得如同殿角一般重要。西头张咏治理蜀地政绩优异，真宗派使者传谕说：‘有卿治理蜀地，朕就没有西顾之忧。’赵抃从蜀地召回，神宗对他说：‘听说卿骑一匹马进入蜀地，只随带一张琴和一只龟，施政简易，也确实如此吗？’两位大臣的事业光明俊伟到这种程度，不只是蜀地依赖他们而安定，朝廷也依赖他们而尊重。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任用得到了合适的人。近来的丁卯之变，由程松实际负责，却从米仓山逃走；己卯之变，由董居谊、聂子述实际负责，却从剑门逃走；“辛卯之变，由桂如渊实际负责。敌军还没有越过险要，桂如渊的载家巨舰就先驶下三峡；敌军越过险要以后，他乘轻车兼程赶路，径直到达合阳。泛泛地看他们的行为，虽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能彼此讥笑；专门追究他们的用心，那么桂如渊的逃走计策，早在半年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对整个蜀地有什么依赖？对朝廷有什么益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如今陛下大加颁发诏书，改换设置帅司，这本来是公论共同庆贺的事；然而接手于败将之后，实际任事的人确实很难。一定要申明并严肃纪律，使四位大将所统守御的军队畏惧我方而不畏惧敌人；一定要招集流离失所的人，使十几个州的豪杰归附我方而不归附敌人。此外，帅阃内部的事务，如今负责使用蜀地的人，应当承担责任。一定要做到早晨上奏、晚上下达，这样帅司的赏罚才足以使人信服；一定要做到言听计从，这样帅司的号令才足以使人服从。这是朝廷的事务，陛下和大臣应当更加留意。至于预先储备帅才，以备将来使用，臣愿陛下以过去得到赵抃为榜样，以今天得到桂如渊为戒；这样，整个蜀地幸甚，天下也幸甚。” 鸣复又写轮对状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具有上天赋予的资质，日日增进更新的德行，继承大宝至今已经十年。灾异接连出现，事变相继发生，安抚左边则右边骚动，镇定前方则后方又起事，治理起来也实在艰难啊。然而上有祖宗二百年的积累，宁宗三十年的忧劳勤勉，恭圣仁烈皇太后九年的保佑；陛下能够自我抑制、敬畏戒惧，不敢荒废安逸，因此能够把危险变为安全，把灾祸转为福泽。像大火肆虐，彗星出现征象，仿佛上天已经震怒。如今雨水阳光应时调和，那么上天已经有帮助顺应的实际；连续几年发生大水，往年又有旱灾，百姓生活仿佛已经憔悴不堪。如今秋季庄稼获得丰收，那么在人事方面又有和乐兴盛的道理。内有盗寇，从前猖獗，如今安定；外有敌人，从前凌暴，如今平息。这正是由否转泰、由剥转复的时候。臣滥竽充数地担任轮对之职，又得以瞻仰陛下清明的容光，只是还能拿什么献给陛下呢？虽然如此，臣私下还有话说。臣曾读《孟子》，看到其中说：‘国家处于闲暇安定之时，要趁这个时机修明政治和刑法，即使是大国也必然会畏惧它。’又说：‘国家处于闲暇安定之时，要趁这个时机纵情享乐、懈怠傲慢，这是自己招来祸患。’”

译“所谓‘趁这个时机’，是说正当事情可以做的时候；错过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同样是国家闲暇安定，趁时机修明政治和刑法，就会形成大国必然畏惧的形势；趁时机纵情享乐、懈怠傲慢，就会在自身招来祸患。举措稍有差错，祸福就随之不同，难道不可畏惧吗？如今边境暂时安宁，妖异之气暂时消除，但暗中仍然可能成为我国大患的，是敌人。近来朝廷事先考虑，派遣使者触机应变，用来在兵端尚未发动时平息它，在事变刚刚萌芽时消除它；由内到外，都说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忧念到这一层，从今以后可以保证无忧了。但臣仍认为还不够。臣曾精心思考、熟虑再三，考察过去而推知将来，妄自认为敌情有两件不可测量的事，还有一件深可忧虑的事。过去契丹自从改立国号以来，连续多年骚动，到了景德初年，倾全国之力来犯，直抵澶渊；我真宗决定亲自出征，射杀敌将，和议才得以确定。这说明他们先看见中国不可侵犯，然后才讲和。金人自从在中原得志以后，声势气焰旺盛得不可抵御；我高宗匹马渡江，艰难建立国家，等到分派诸将，多次以防守奏闻，和议才得以确定。这说明他们先知道中国不可轻视，然后才讲和。” “从前敌人侵扰川蜀，突然越过均州、襄阳，就像虎兕冲出笼子，我们从未敢在它面前正面抵挡；在唐州、邓州决战，围困汴京，又像螳螂捕蝉，我们从未敢从后面袭击它。既然没有缘故，为什么只派一个使者凭三寸之舌前来对我们游说呢？这是第一件不可测的事。景德初年与契丹议和，岁币约三十万；到庆历中期，重兵压境，又派使者索求关南之地。我仁宗命富弼回访使者，虽然拼死力争，也只能阻止割地、求婚的要求，而岁币却不能不增加。绍兴年间与金人议和，因为徽宗、钦宗的灵柩尚未归还，显仁皇太后尚未回国，我们中国所受屈辱已经很深。河南土地还没有割让，金人的军队已经到来。此后屡战屡和，直到海陵王背弃盟约、临江的军队覆没，敌人的气势大受挫折，岁币虽然名义上稍有变化，却不能大幅减少。如今北方使者到来，他们提出的说辞很简单也很容易答应，从未过分索取；言辞很卑下谦逊，从未妄自夸大。虽说是敌国使者，实际上却不像真正的敌使；虽带来敌国国书，却又说国书不足为凭。国书写成那样，而专门应对又是这样，难道事情真的是表面所表现的那样吗？这是第二件不可测的事。” “丁亥年，敌人曾派两面金牌来议和，一面到西和州，一面到秦家坝。制司把情况上报朝廷，后来奉密令，想端正名义，称为‘通好’。有了争斗之后才有和谈，我们同他们从来没有争斗过。不称‘讲和’，而称‘通好’，可以说名正言顺了。然而无论‘讲和’还是‘通好’，都是我们中国委婉使用的说法，敌人的意思却不是这样。从金牌上所载的文字看，敌人自称是上天所赐，夸张得非常厉害。概括它的大意，用一句话遮括，就是想让我们臣服，像奴妾一样侍奉它；想使我国之中所有人都行投拜之礼。曾听说敌人吞并各国时，并不占有土地，也不征收税赋，只允许对方投拜罢了。不肯投拜的，全部被杀得没有活口。既已投拜，敌人便把它看作自己的家一样，忽来忽往，必须听从驱使，不容拒绝。汉朝用和亲结交匈奴，所屈服的只是和亲；本朝用岁币讨好辽、金，所花费的只是岁币。如今敌情既然不可测，万一把用来对待其他国家的办法转而用在我国身上，我们将凭什么应对？这是第一件深可忧虑的事。臣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敌国使者不可以遣返。” “敌国使者应当遣返，但敌人的和议不可以依赖。敌人的和议不可以依赖，那么臣前面所说的修明政治和刑法，就不可迟缓。况且只有君主可以施威，也只有君主可以赐福，政治和刑法应当由上面发出。陛下既已完成丧礼制度，仍穿着通防服，恭敬地到灵前祭奠，而且必有确定的日期，本来就谈不上纵情享乐。每一道号令发出，都关系到国家体统；每一项政治教化施行，都关系到风俗教化，陛下是否也曾稍加考虑，审察它是否恰当呢？陛下每天到经筵讲论经史，退朝后居处于闲燕之中，寄情翰墨，本来就谈不上懈怠傲慢。官府刑罚是用来警戒在位官员的，八种权柄是用来驾驭群臣的，陛下是否也曾亲自裁断，见诸施行，使它成为朝廷上下、四方所观察仿效的准则呢？如今精忠体国的人没有几个，而借公事谋私利的人却肩挨着肩；慷慨任事的人没有几个，而因循守旧的人却接踵而来。节俭正直，已经有愧于古诗的称誉；嬉游宴乐，甚至表现在月度奏牍中，这说明朝廷的政治和刑法不够明白。监司、郡守，是郡县赖以安定的人。如今苞苴贿赂的进贡在京城不绝，这是媚上习气尚未革除；征收估籍的命令屡屡传到乡里，这是剥削下民的风气尚未改变。寡廉鲜耻的人不足为怪，但那些以声名自居、以循良著称的人也不能免除这种行为。” “遥远地方和偏僻堡垒的情况暂且不说，号称交通四通、作为辅郡的地方也不能完全没有这种弊病，这说明郡县的政治和刑法不够明白。将帅和军队，是边境赖以稳固的力量。如今粮食非常困难，军队不能经常吃饱，假如敌寇到来，凭什么防守？老弱士卒各占一半，武艺平日没有训练，突然遇到敌人，凭什么作战？将帅沉溺于富贵，在平时无事时多求安逸；士卒困苦饥穷，在突然发生警报的日子里往往怨恨敌视，这说明边境的政治和刑法不够明白。庆历年间，仁宗锐意求治，任用范仲淹、富弼；他们每次进见，仁宗都以天下太平责求他们。后来又开天章阁召见他们，赐座，凡是他们分条上奏的意见，全部得到施行，最终西北两边都低头听命。这也是因为他们看见中国有政教，知道中国有人才，所以如此。陛下想在朝廷明定政治和刑法，臣请以此为法。绍兴年间，高宗专心关注民事，曾告谕宰执说：‘监司、郡守如果能够奉行职务，应当加以擢用；如果不体恤百姓、不奉行法令，郡守就命监司按察弹劾，监司就命御史弹劾。’这样上下就有纲纪，不至于委靡。伟大的君主之言，实在是国家的福气、生民的幸运。陛下想在郡县明定政治和刑法，臣请以此为法。”

译“淳熙年间，孝宗专心整治武备，讲求屯田来充实防务，申明阵法来统一号令；守边时希望慎重选择人员，任将时希望澄清任用的源头。操守谨严的人，如王友直、吴挺，必定加以表彰；败坏军政的人，如秦琪，必定加以斥退隔绝。敌人不敢南下放牧，实在是从此奠定了基础。陛下想在边境明定政治和刑法，臣请以此为法。上至朝廷，其次是郡县，再其次是边境，应趁此闲暇之时，赶快制定长久的谋划；应庆幸外患尚未萌发，同时考虑内部治理应当兴举；要有忧劳勤勉而没有纵情享乐，要有谨慎畏惧而没有懈怠傲慢；要有积极办事、追求功效的实际行动，而没有玩忽岁月、苟且度日的忧患。纲纪严明，法度整肃，坚定果断地施行，长久不懈地坚持，即使凭此平定中原、混同统一天下，也是可以做到的。敌人是否和谈，哪里值得成为我们的忧喜呢？过去庚寅年秋，逆全在朝廷面前作威作福，朝廷给他高爵，以厚利诱使他归顺，又想派禁卫大臣带着使命前往。当时臣正值轮对，妄自认为，顺从他人会形成自我削弱的势头，不如树立自身而采取自强之道，于是竭力陈述三条策略，冒昧上达圣听。后来夏全的叛逆图谋萌发，王师顺势出动，新塘的防守，正是自强的明证。” “如今敌人与夏全虽然形势不同，但朝廷派遣使者这件事所处的关键相同，臣为陛下谋划，所依据的道理也相同。臣愚昧地反复思考，或许也有一点可取之处，唯愿陛下明察。臣内心十分恳切。” 鸣复又上论天变可畏、人事应当修治的奏疏说：“臣昨天曾经妄自认为，如今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边防更紧急的了。距离秋风到来已经没有多少天，如今秋风已经到了。考察天象，太白星横过天空，流星在白天坠落，又有流星出现在牛宿，按照占验都属于战争征兆，甚至预示流血千里，无非是在明白显示警戒之意。天变显现在上面，人事难道可以不在下面修治吗？考察今日情况，臣私下有很大的忧虑。淮西所主张的是和谈，但这种和谈不值得依靠；京西、淮东所谋划的是作战，但这种作战未必能够保证；防江正、副统帅所重视的是防守，但这种防守未必牢固。蔡州、息州的军队忽然收兵离去，徐州、邳州的敌寇突然退走。有人说这是布展实际造成的，这是和谈初步应验的迹象。然而人心难以测度，变诈层出不穷；先以小小的信义试探，怎么知道后面不会接踵而来更大的不守信？即使边将委曲顺从，而敌军首领的命令突然到来，那么顺从必然会变成叛逆；使者之间虽能往来沟通，而一旦发生争议的议论，同一之势也可能转为异心。北向的军队并不会因为邹伸还没有回来就停止；那么南下放牧的行动，难道会因为王檝已经回来就停止吗？所以臣说其和谈不值得依靠，原因就在这里。”自从从汴京退走以后，我军的勇气已经衰退；“徐州、邳州再次陷落以后，我军的畏惧之心更加严重。防御失去正确方法，敌人便施展狡诈，这实在是形势造成的。郭贼凭借唐州叛乱，出动数郡军队，却不能攻克；王贼凭借宿州叛乱，集合一路力量，却不能讨平。大敌尚未行动，事先已经困窘；小寇不能止息，后来又能看到什么成效？范方把李伯渊当作心腹，却没有想到这是养虎遗患；赵葵也把夏全安置在身边，却没有料到鹰吃饱后会飞走。边境尘烟还没有升起，锐气已经衰竭；兵刃还没有交接，失败的证据已经具备。所以臣说他们的作战未必能够保证，原因就在这里。长江的险要，本来是上天用来隔限南北的；但有合适的人，便能借风纵火，足以成就赤壁之胜；没有合适的人，即使扬帆直指，也足以使建业之地变成废墟。如今防江重镇有两个：武昌是张元简，金陵是陈韡。张元简志向很大而谋略疏略，谈论辩说如风生起，仿佛可以托付大事。从前王檝来时，路过他的辖境，他密封上奏的文书中竟没有一个字符合实际。他人尚且不必说。元简身为帅阃统帅，居于料敌制胜的地位，三军的胜负、两国的强弱都系于他。假如强敌在前，而他的耳目却昏聩闭塞到这种程度，难道不会误事吗？” “陈韡所负责任重大而力量不足，布置茅山防务，确实仿佛有振作人心的意图。然而承接历任政治败坏的余弊，司存的积蓄、战守的器具，已经荡然一空。从前敌人侵犯淮地，正向朝廷请求援助，朝廷却抽回戍卒、抽回战舰，窘迫的情状完全暴露，手脚都露出来了。万一藩篱被攻破，门户还能依靠什么？所以臣说他的防守未必牢固，原因就在这里。对外应当和谈、作战、防守，却是这样的情形，而一两位大臣仍然沿袭旧习、因循常态，安然不以为意。这就好比在巨浪中驾驶巨舰，一桨也不划，只听任船势自行漂流，实在没有比这更无准备的了。陛下因四方多有忧患而愤懑，思考万机应当治理，于是同时设置两位宰相，凡在政府任职者都按次序升迁，难道只是为了表示恩宠吗？待遇他们厚重，期望他们就深；任用他们隆重，责备要求也就重大。然而过了许多日子听不到实际政务，接连数旬只是办理空虚文书，这是什么时候了？陛下擢拔任用他们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却因循苟且、虚度岁月，比从前更加严重？假如边庭发生警报，关于甲兵的询问每天送到，朝廷恐怕将会无计可施，负责文案的官吏只不过飞传一纸密札，命令专心防备，不得放任一人一骑越过边界罢了。” “臣错误地主管言官的职责，私下观察当今形势，外有值得忧虑的迹象，内无可以依靠的实际力量。假如不把这些告诉陛下，就是欺骗陛下。伏望陛下想到天变的可畏，考虑人事应当修治，询问两府大臣：用什么办法可以使内外相安？用什么策略可以使内外没有祸患？礼仪文饰、作揖谦让，难道能够用来退却敌骑吗？如果还不行，为什么不赶快谋划最紧急的事情？安坐着拱手沉默，难道能够增强国势吗？如果还不行，为什么不尽力实行那些尚未做到的事？陛下不要认为敌人在草地，距离中原有很多里路；他们返回时未必真的离开，他们出动后也不会容许停留太久。假如北方军队一动，人心就会动摇。不要认为两位宰相同时受命，就足以成为辅佐帝室的股肱，国事必然由此确定，治理成效必然由此显现。假如他们的心意不能协调，万事就会毁坏。臣所说的是社稷的大计，愿陛下留意。”

译贴黄：臣私下想到，过去陛下亲自总揽万机，选任一位宰相，天下人都拭目以待，期待一番革新的政治，这是一个关键时机。然而只有革新的名义，没有革新的实际，所以治理的日子越来越少，混乱的日子越来越多。近来陛下深思熟虑，同时设置两位宰相，天下人侧耳倾听，希望形成协调一致的政治，这又是一个关键时机。一定要严厉惩治过去的过失，恭敬谨慎地谋划将来，然后混乱的日子才会减少，治理的日子才会增多。愿陛下与两三位大臣谨慎、郑重地对待此事，时机不可错过，这件事不能再次败坏，伏乞陛下圣明鉴察。又臣私下看到，如今将帅不和，而且多有相互图谋、陷害的意思；士卒不守法纪，而且还有彼此煽动、互相效仿的风气。内部不能自行安定，凭什么抵御敌人？朝廷不能明辨赏罚，凭什么统御下属？把危险转为平安、把混乱变为治理，在于朝廷安排处置。然而如果不是志同道合、共同谋划，就不足以成事。并乞陛下圣明鉴察。” 鸣复又上奏说：“臣私下妄自认为，如今天下有三件值得忧虑的事，有两件值得庆幸的事，有一件应当努力的事。金人将要灭亡，抛弃国都，把百年来不得已给予的财物一旦断绝，国家的议论因此壮大。然而他们的雄心没有停止，愤怒之气正在充盈，边防驻军尚未撤除，粮食运输非常艰难。他们残存的气力一天天恢复，我方的事力一天天困乏。万一他们向强敌低头而向我国索求补偿，近年梁洋的变乱、蕲黄的骚扰所留下的毒害还在，这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北方人崛起，异类相互吞并，朝廷与其不共戴天的仇恨，仿佛将要借他们之手得以伸张。国家的愤恨虽然可以伸张，但两虎共同争斗时，低劣的计策无法施行；一个敌人尚未灭亡，另一个敌人已经强盛。淮上借船，有难以堵塞的请求；关外突骑，有难以遏制的势头。万一他们在中原得志，成为我国邻国，和景德年间的契丹、建炎年间的女真相比，又有什么不同？这是第二件值得忧虑的事。山东归附，舍弃叛逆而趋向顺从，祖宗户籍版图中的旧地，谈笑之间就可以取得，国势因而张大。然而狼子野心难以保证，鹰吃饱就会飞走。驾驭得当，狡诈者就成为使者；驾驭失当，狡诈者就成为敌人。万一绛色笼子不足以阻止它奋飞，缰绳嚼子不足以约束它的暴烈，那么它跳跃作乱的势头、乖离异心的谋划，就近在肘腋之间。这是第三件值得忧虑的事。”}], 这三件事，虽然还没有形成显而易见、迫在眉睫的变化，但实际上已经潜藏着意料之外的忧患。国家要在尚未混乱时制定治理措施，要在尚未危亡时保全邦国，朝廷究竟还能凭借什么来使自己受到重视呢？自古以来，国家的治乱，每每都关系到上天意旨是顺从还是违背。我太祖艺祖奉受上天的光明显赫之命，完全拥有天下，圣圣相承，始终被上帝记念。虽然中间遭逢厄运，但大业很快便恢复了。陛下继承大统，到今天已经五年，洪水横流，暴风成为灾害，变异似乎更加严重了。陛下引咎自责、反省自身的实际行动既已显明，把灾祸转化为祥瑞的道理自然也彰显出来了。南郊开始举行禋祀，景星光辉灿烂，由此可见上天有仁爱之心。陛下又警戒又戒惧，并且因此受到上天的眷顾。《易经·大有》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这是第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自古以来，国家的安危，每每都取决于民心是拥护还是背离。本朝以仁德立国，以不嗜杀人为统一天下的准则，恩德广泛流布，深入民心，所以即使屡次经历重大变故，民心也没有动摇。南渡以来，一百多年养兵的费用越来越多，向百姓征取的名目越来越繁杂，形势几乎到了极限。陛下大赦天下的防禁才下达，又发布免除拖欠赋税的命令，接着颁布使人倾耳聆听的恩德诏令，百姓无不举手加额庆幸，由此可见人心爱戴陛下。陛下可以使百姓生，也可以使百姓死，却不能使他们起来作乱。孟子说：“取得民众是有方法的，取得民心就取得了民众。”这是第二件值得庆幸的事。从前面三件事来看，值得忧虑是那样；从后面两件事来看，值得庆幸又是如此。如果向陛下进言说：“这样就足够了。”岂不是近于谄媚陛下吗？上天难以确切信赖，天命没有常规，那么上天的心意还不足以依靠；民众也没有恒常不变的心，只会归向有仁德的人，那么民心也不能完全依靠。这一切只在于陛下尽到君主之道罢了。所谓君主之道，怎样才能尽到呢？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每天有无数政务，当然不能只用一个方面来衡量。但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因此完全可以用一个道理来贯通：内心、心术和细微的念头，都不敢不端正，那么施行于事务就没有不端正的；在暗室和屋漏之处的隐微行为，都不敢有丝毫不谨慎，那么表现在外面也没有不谨慎的。陛下英姿是上天所赋，盛大德行日益更新，对于这条道理本来就一向讲习明白。然而圣化的成就根本在于恒久坚持，亲身实行的实际功夫从来没有什么高于此的法则。由格物致知，扩充而达到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大学》的道理，就是君主之道的根本。陛下本来已经熟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然而一定要早晚思考、始终不懈，然后才算尽到君主之道。由端正自己的心、端正朝廷，推究到远近之人都不敢不归于正，这是董仲舒所说的君主之道的要领。陛下本来完全能够做到。然而一定要始终如一，然后才算尽到君主之道。君主之道以勤奋学习为先，陛下延请儒臣，每天侍奉于经筵，即使是尧舜考察古代典籍、商宗以古人为师，又怎么能远远超过陛下呢？讲说讨论之后，陛下也曾亲身体验、在内心验证过吗？如果还没有，这就是勤学之道还没有尽到。君主之道以听取言论为急务，陛下广泛开通进言的道路，每天阅览奏章，即使是汉高帝听从劝谏、唐太宗引导臣民进谏，也不足以与陛下相比。对于犯颜直谏、逆耳之言，陛下也曾痛切地自我反省归纳，并且在施政中体现出来吗？如果还没有，这就是听取言论之道还没有尽到。勤勉恭敬地尽孝，必须像舜那样，才算尽到侍奉父母之道；小心翼翼，必须像文王那样，才算尽到事奉上天之道；想到天下百姓陷于困苦，必须像禹那样，才算尽到忧虑百姓之道；任用贤能不拘一格，必须像商汤那样，才算尽到任用贤才之道。概括地说，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之后治理内部的道理才算尽到；车马修整、器械完备，之后治理外部的道理才算尽到。

译各种条文、章程和项目虽然纷繁而不整齐，但端正根本、澄清源流，实际上都要从陛下自身开始。这是陛下应当努力的一点。陛下如果能够尽到这套道理，那么上天的心意就会在上方眷顾，民心就会在下方响应，道德的威势日益强盛，仁义的成效日益显著；有所不做时，不做也没有不成功的，又有什么三件事值得忧虑呢？陛下如果不能尽到这套道理，那么上天的心意久而久之就会舍弃，人的情感久而久之就会懈怠；法度逐渐松弛，纲纪逐渐废弃，凡有所行动，动辄彼此抵牾，那就不只是三种变化值得忧虑了。臣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而卑贱的人，从下国前来，不了解朝廷的实际情况，只是根据自己耳闻目见的浅陋见识，披露一片肝胆，考察古代事例，衡量当今形势，冒昧替陛下陈述这些意见。陛下如果能够加以留意，坚持做到有始有终，以不懈怠、不荒废来警戒自己，每天更新而达到不断更新，永不停息而达到长久不息。这样做，如果家庭还不能整齐，国家还不能治理，天下还不能太平，四夷还不能宾服，臣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情况。不过，想要君主尽到君主之道，臣子尽到臣子之道，天下事务极其重大，万般政务极其繁多。掌握根本、抓住要领，固然在于君主；辅佐赞助、补救缝合，则应当在于大臣。自古以来谈论治理国家，从来没有不把君臣并提的。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尚书》说：“君主要能认识到做君主的艰难，臣子要能认识到做臣子的艰难。”天下的事情，每每担心人们以为容易的心态去面对；如果认为容易，困难就要到来了；如果认为困难，容易就会到来。如果知道做君主的艰难，就不会轻视民政，也不会安于自己的君位；整日勤勉不懈，尽到做君主所应尽的道理，只要有一件没有尽到，内心就不得安闲，于是君主的德行便得到修养。如果知道做臣子不容易，就会一心想着王室，承担天下的重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尽到做臣子所应尽的道理，只要有一件没有尽到，这个念头就不会放下，于是臣子的职责便得以完成。虞舜朝廷的唱和歌辞说：“君主英明啊，辅臣贤良啊，各种事务安定啊。”这是说君主英明、臣子贤良，那么天下所有事务都能得到安定。又说：“君主琐碎烦杂啊，辅臣懒惰啊，万事都败坏啊。”这是说君主陷于琐碎烦杂，臣子又懈怠懒惰，那么天下所有事情没有不败坏废弛的。臣不顾自己愚昧浅陋，把这些话一并诵读出来作为献言，只希望陛下和几位大臣切实谋划它，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鸣复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蜀地有关外四州，就像朝廷有四个蜀地一样。蜀地占据上游，有了四州之后朝廷才更加重要；四州处在关隘之外，有了四州之后蜀地才更加重要。臣是蜀人，曾三次任职于剑门以外，亲眼看到四州有应当合并筹划处置的事项，谨借应对皇帝询问的机会，为陛下陈述。第一，是恢复家计寨的旧制；第二，是增加忠勇军的编额。恢复家计寨，老弱守防人员就有聚集保卫的地方，民心便安定；增加忠勇军，州郡就有防守抵御的准备，民心便稳固。蜀地的形势，以三关为险要。隶属于梁州的是武休关，隶属于沔州的是仙人关、七方关。所谓阶、成、岷、凤四州，则越过三关而在其外。如今虽创建天水军，实际上却只是从前成州的一个县。四州设置家计寨，是从前吴玠实际创办的：岷州称仇池，凤州称秋防，阶州原称杨家崖，成州称董家山。这四处都有险要可以凭恃，有泉水可以饮用，又为它们储备粮食以供食用，修建房屋以供居住。无事时驻寓于州城，有事时就回到寨中。自绍兴以来，遵守这一制度未曾改变，已有七十多年。吴曦变乱以后，这些寨子因而废弃了。” 本路帅臣害怕没有办法防守，于是竭力向朝廷请求，修筑城池的议论便由此兴起。所以岷州有城，凤州有城，河池也有城。岷州、凤州的城就是这样修筑的。河池距杀金平三十里，近在咫尺便是天险，却也修筑了城。那城又随修随毁，只是白白浪费费用罢了。虽然如此，这些过去的事情也没有必要再议论。臣只是认为，州里既然有了城，山上却没有寨，那么城所能容纳的人少，百姓需要聚集的人多；这样一来，城外便完全没有可以停留的地方了。万一发生警报，人们即使不死于刀兵，也会死在道路上。有城池用来抵御敌寇，又有山寨用来保护百姓，军队和百姓两方面都有利，民心自然安定，官府又有什么舍不得而不去做呢？蜀地的防守，以四大将司为关键。仙人关以外的成州、天水军，由沔戎司主管；七方关以外的阶州、岷州，由利副司主管；武休关以外的凤州，由集兴元戎司主管。金戎司则又各自负责一方，靠近商州、虢州，遮蔽捍卫梁州、洋州。官军之外，还有土兵，起初是按照陕西弓箭手的办法登记编制的兵丁。关外称忠勇军，梁州、洋州称义士，金州称保胜。他们与京西的保防大体相似，可以进攻，可以作战，用来防守尤其能够拼死坚守，绝不离去。这是因为有房屋、田地和产业来系住他们的志向，有妻子儿女和骨肉亲属来坚定他们的心志；他们的处境决定了，不竭尽力量就不会停止。臣往年因犒军到西和，见到那里的人体格强健刚劲，技艺高超勇猛，询问他们所管辖的兵力，只有一千四百多人。这是大郡，兵数却只有这么多，阶、成、凤三州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关外的财产赋税轻而劳役重，百姓愿意当兵，并不是为了免除赋税，而是为了免除劳役。赋税轻，官府能够减免的就少；劳役重，百姓从中得到的利益就多。如果能顺应当地风俗来实行，逐步推行，长久坚持，那么边境守戍的军队可以减少，生券也可以废止。这就是古人把军队寄寓在农民之中的意思，不过如此。戎司有官军来捍卫敌人，州郡有兵民来保卫城池，那么声势更加壮大，民心自然稳固，官府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去做呢？如今强敌已经远去，金人只剩下苏州一带；正当外患平息、应当修明内政的时候，增加修筑原有堡寨，召回戍卒屯驻，安定并招徕劳苦百姓，任蜀的官员也已按次序施行这些事情。像臣所提出的两项建议，表面上似乎缓慢，实际上却很紧迫；虽然一时看不到成效，但实际上具有日后长久安定的形势。由此推而广之，沿边地区荒废的土地还很多，如果招募百姓开垦耕种，按人口分配土地，免除他们的租税，借此防御边境，专心致力于实行，成效自然会显现。” 臣所谈论的，大体都是为防守蜀地而筹划。至于利用蜀地来席卷三秦，利用蜀地来图谋中原，则有汉高帝、诸葛亮的旧有规划在，只请陛下选择而实行。

译鸣复又上奏说：“臣极其愚昧浅陋，近来侥幸蒙受过分的恩宠，冒昧担任金城的长官。臣私下看到，金州这个郡处在最远的边疆，上津一带紧紧与商州、虢州相邻。西城、汉阴距离长安不过几百里。这个郡所依仗而视为根本的是城池，但城池并不值得依靠；又所依赖而作为藩篱的是关隘，但关隘也不值得过分依靠。金州过去曾有城，城外又有堤，用来防水。城池方正而小，堤坝顺着地势而长，两者本来互不相干。近年帅臣请求修筑城池，朝廷下达修城命令，当时负责办事的人一心求快，无暇审慎思考。从东面向北面，便依着堤坝增筑，人在堤上可以登阶而上；从西面向南面，则修整旧城作为新城，而新城刚刚修建，只与堤坝相接。因此旧城的形状像船，又像带子，首尾不能相互呼应，中间受敌之处反而成为最要害的地方，所以说不值得依靠。金州的关隘由官军防守，夹杂着土豪武装，像星辰分布、棋子排列一样，并不是不周密。然而戎司所管的兵力只有八千多人，其中驻在寨中的占十分之六，驻在边境的占十分之四，轮流交替戍守；土豪则在靠近边境的地方被征用。” 凭一千多里的边境封界、七十多处关隘，却只用几千士兵来防守，能够保证没有忧患吗？所以说关隘不值得过分依靠。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说，土地虽然有险要，但用来守住险要的还是人。军队和百姓杂居，每每有发生纷争的忧患。如果军民协调一致，这才有可以使用的力量。嘉定己卯年，敌人从小路入侵，越过鹘岭，攻破上津，抵达蜀口。土豪全绍飞在前面与敌作战，统制张信在后面攻击敌人；敌人还没有出境，两人却彼此猜忌嫉妒，内部互相攻击。全绍飞很快战死，官军中回寨的人又有一半沉入河中，于是酿成重大案件，这是近来的事情。往年冬天，北方军队到达长安，又到达商洛县，逃奔在边境上的金人接踵相连。臣与权摄都统吴彦深深痛切地考虑从前的弊病，共同张榜发布文告，告诫军民，明白说明防守御敌的方法，晓谕其中利害的实情，使他们合力防御阻击，互相救援；顺从的给予奖赏，违背的予以惩罚。谋划议定之后，人心颇为安定。假使以后主持军队的人都像吴彦这样，当然可以同他共同担负国家大事。” 万一不是这样，平时彼此如冰炭般不相容，到了缓急关头便像吴越一样互相旁观，军队只管军队，百姓只管百姓，那么造成的祸害将多得无法说尽。臣曾经精心思考、反复斟酌，私下看到沔阳虽然是次一等的边地，却最称冲要，曾经让季捴暂代并授予他节制军马的名义，随后又任用田克悉，并且授予他制司参议的职务。朝廷的规划，其中大概是有深意的。如果能把这种在沔阳任用人才的办法推广到金州实行，就会看到军民如同臂膀和手指同属一身，军民成为一个整体，具有和谐协调、亲睦团结的实效，而没有乖违争斗、互相抵牾的忧患。用来防守就坚固，用来作战就胜利，对于边防的利害，实在是很大的补益。” 鸣复又论述执政大臣没有定见、侍从官多有私情，上奏说：“臣不懂得避讳，私下妄自认为，如今天下还没有长久安定的形势，而士大夫都有侥幸求安的心态；这种风气如果不改变，危亡的祸患就要到了。敌人侵犯我国中原，已经几十年了。丁亥年变乱时，敌人进到阶州、文州便返回，三关还没有受损，蜀地以东也没有发生警报。辛卯年变乱时，敌人向西攻下大安，攻破利州、阆州，向东践踏金州、房州，越过襄州、汉水，形势已经无法承受。然而金国还没有灭亡，敌人只是借道于我国，志向在于金国而不在于我国。如今三面边境都与我们相邻，没有金国牵制他们的手肘，也没有黄河、潼关来限制他们的势力。先用和谈，和谈没有确定便以战争挑衅，这是一次变化；接着用战争，战争不利又接着和谈，这是再次变化。臣认为和谈不足以依靠，战争也不能保证，应当把防守准备作为急务。凡是臣所论奏的，必定恳切地提到这一点。朝廷只看到眼前没有忧患，却不知道意外的忧患，因此白白度过岁月，即使变故接连而来，仍然没有醒悟。”“今天的形势，已经不是过去可比的了。四蜀是国家的咽喉胸襟。敌人如果得志，把四蜀蚕食殆尽，然后顺流向东进军，形势就会像从高处倒水一样不可阻挡。” 荆襄是国家的腰腹。敌人如果突然到来，用轻兵牵制城垒，用重兵窥伺江面，那么国家就会像长蛇从中间被截断一样。对于两淮，也是如此。这哪里可以因为丁亥年的劫掠、辛卯年的经过，就说敌人倏忽而来而不足以过分忧虑呢？”“陛下一念通达上天，焚香精诚祈祷，每当谈到边疆事务，必定动容变色，圣心焦虑劳苦，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宰执大臣虽然虚心，却没有定见；侍从官虽然提出建议，却多有私情。用没有定见的规划，听取夹杂私情的议论，难怪外患日益滋长，内部形势日益衰弱，却始终没有什么足以大大慰藉天下期望的措施。”“况且宰执大臣的职责，是论说道理、治理国家；应当把握天下大势，使每一道命令发出、每一项政事施行，都能使人心受到感动，使士气因此奋发。如今早晨认为对，晚上忽然认为不对；起初认为可以，不久又认为不可以；群臣聚集议论，却不知道听从谁的，最终贤能与否混杂不分，任用和罢黜颠倒。这样治理国家，凭什么排除大难、建立大业呢？”“侍从官以参与论思、进献意见为职务，正应当主持天下的公论，使提出的一项议论、实行的一条策略，都成为朝廷赖以尊严安定、天下听闻而喜悦服从的依据。”

译如今趁机荐举人才，大多出于亲戚故旧的私情；遇到事情提出意见，也常有结党同类、攻击异己的意思。高谈正理，满腹私情，最终似乎足以以假乱真，使邪说足以夺取正当的谋国之策。这样做，凭什么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呢？不只是这样，四方郊外战垒众多，关于甲兵的消息每天都传到朝廷，朝廷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却还有盛大的车骑随从聚集、在天府中宴饮作乐的；也有停止游览湖山，在官署中相互宴饮酬答的。敌人的狡猾谋略，早已把我国衣冠之士看作砧板上的肉，推墙倒塌的祸患已经发生了。然而他们却像泉水流淌、彼此牵连着走向败亡一样，仍然安然自得，不能因此触动内心，难道还能说中国有人吗？上天如果保佑宋朝，使兀术在金平逃遁，使海陵王的军队在采石覆灭，这固然是万世宗社的巨大福气，也是四海百姓共同的愿望。然而天意不可测，人事却应当修治；如果不是宰执确定规划，侍从公正处理议论，各级官吏和百官勤勉不懈地把忧国作为志向，臣看不出事情能够成功。今天的事情已经十分紧急，臣不敢援引古今华丽辞藻和章句，只把自己想说的话直截了当地写出来进献，并且不回避自身处境，不顾个人利害，只是希望改变士大夫苟且求安的习气，彼此扶助倾危、支持危局，使天下这个大器像泰山一样安稳罢了。” 言辞虽然拙劣，但情意真实，只请陛下明察。鸣复又上奏说：“臣近来有幸看到右丞相乔行简屡次陈奏的奏札，内容非常切合实际事务。他提出防备敌人的措施十五项，眼前所能看到的有八项；关系到纲纪的有一项，针对近期忧患的有三项。他说功劳和赏赐必须及时施行，说驻军屯兵还应增加创建。安排米禁，是为了充实边防；编组保伍，是为了抵御外寇。明确长期任用的制度，就有建议；重视考察的办法，也有建议。至于把江淮合为一体，或者开设宣抚幕府，或者任命督视官，这尤其是关系最大的事情。假使这些措施一一见诸施行，把弱势转为强盛，把危险转为安全，特别容易，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然而臣概括其中的大要，思考之后又有两件应当讲明的事。大凡兴办事情而没有合适的人，事情未必成功；办理事情而没有财力，事情未必办成。进退人才，是宰相的职责；统筹调度国家财政，也是宰相的事情。做宰相的人如果能在这两方面用心，那么前面所说的事情都可以按次序举办公布，不只成为空话。否则，臣还不能保证前面的计划能够实现。况且修整车马、准备器械，是边庭的急务。任用的人不合适，就会说：‘从前即使出征，也不曾损失一个人、一匹马；从前即使仓促退兵，也不曾丢失一支箭、一枚箭头。’ 用欺骗的话互相蒙蔽，朝廷也无法追问了。实际储备粮食、在关隘中建立粮仓，是边境的重要事务。任用的人不合适，就会说：‘某处已经派兵戍守了，不必担心难以防守；某处已经运送粮饷了，不会担心不足。’用夸大的话互相欺骗，朝廷也无法追究责任了。从前谋划选择统帅，必定储备人才，以便在缓急之际替代；如今这种做法没有了，成败全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从前防御边疆，必定选择人才来担任州牧、郡守；如今这种做法没有了，是否可行全由掌握一方军政的将帅独自决定。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只因这些人狂妄妄作，经营筹划越出常规，国内才开始不得安宁；天下本来没有变故，只因这些人互相仇视，激起事端，境内才开始多灾多难。五大军司处在边疆，行动动辄互相牵制；想要推行连续奏章中反复陈述的措施，能够让他们按照我的意思防守吗？所以臣说，兴办事情而没有合适的人，事情未必成功，正是担心这一点。国家的财用，养兵的费用占多数。担心淮交太贱，就发给它京楮；楮币印发不停，也将成为淮交。担心湖会太轻，就用京楮兑换；楮币使用没有节制，也将成为湖会。古人掌管国家财政，必定估量收入来确定支出。” 如今创造财富的人少，消耗财富的人多，却从未加以制度控制。古代如果没有三年的储蓄，就说“国家不像国家”。如今仓廪全都枯竭，府库完全空虚，也从未进行储蓄。年年营造修缮，只有损耗而没有益处；例如漕司摊派下达数百万，见于案件文书，不过是填饱官吏贪欲的沟壑，由此其余事情也可以想见。年年和籴，支出多而收取少；例如虞一飞从关口征收四百五十万，自己身陷牢狱，最终竟不许有关部门审讯查核，这其中的情形也可想见。奸弊日益滋长，公私财物都穷困不堪，却想把连续奏章中所奏的一切全部实行，果真能够使所有废弛的事情都一并兴办起来吗？所以臣说，办理事情而没有财力，事情未必成功，也是担心这一点。临敌之时更换统帅，是兵家所忌讳的；然而统帅人才不能不预先储备。多事之日使国家富足，是有智慧的人也难以做到的；然而国家财用不能不加以制度控制。有人说：人才难得，是自古以来的弊病；即使加以搜求，又有谁能够托付大事呢？唉！哪个时代没有人才？任用他们，他们就能施展；舍弃他们，他们就隐居，只怕没有真正寻求罢了。韩信不过是受辱于胯下的平民，因萧何而奋发；诸葛亮不过是隆中的乡野老人，遇到先主才出仕兴起。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岳飞，何曾必须借助其他时代才足以成就中兴大业呢？” 难道竟然因为举目无人才，就听任他们自行骄纵放肆吗？有人说：办理国家财政，尤其是今天的难事。从前曾经召集议论，谁提出的策略最好呢？唉！增加财富有根本的方法，生产财富的人少受困苦，使用财富的人节省宽裕，那么财富就会常常充足。汉文帝崇尚节俭，得到绛侯、灌婴辅佐，所以天下富足；汉武帝喜好征伐，有卫青、霍去病等人消耗国力，所以天下空虚。炎、绍、干、淳年间，难道只是依靠楮券，就能自行满足一时的使用吗？果真要束手无策，听任国家自行衰败吗？所以一定要搜罗人才，使他们足以任用；这样君臣如臂使指，行动起来就没有不合宜的。统筹控制国家财用，使它足以成就事业功绩；这样国力气血周流，到哪里都没有不能成功的。奏篇所议论的有几十项，臣只用两件事概括其中的关键要领，并不是故意提出奇异的论调。几十项事情，是各有关部门的职责；两件事情，是宰相应当优先办理的事务。做宰相而能办理他所应当办理的要务，就能抓住要领来驾驭众事，掌握简要来驾驭繁杂，那么天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臣的言论狂妄愚昧，只请陛下加以察看。《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治理国家。宋理宗时期，户部尚书真德秀上奏说：“臣既然已经把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说法献给陛下了，这片微薄的愚忠仍不能自已，所以再次陈述。近来王师深入北方，有人往往议论朝廷出兵是错误举动，唯独臣能够看出陛下的本心。凶悍的女真人扰乱我河洛地区，已经一百多年了。盛极必然转衰，天命如果不发生僭越，那么九庙的神灵本应得到慰安，八陵的陵域本应得到省视拜谒。苟且偷安而不振作，是把软弱显示给敌人；面对时机而不出击，是把权势拱手让给敌人。这正是陛下的本心。从名分上说是正当的，从道义上说是顺理的，议论者的话，难道不是过分了吗？然而过去凡是进取的事业，必定先确立规划，作为一定不变的计策。所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越王勾践的规划；“闭关息民，务农讲武，三年而后出师”，是诸葛亮的规划。正因为规划已经确定，坚定遵守而不改变，所以二十三年之间，除非是谋划对敌之事，否则不去做其他事情。因此越国军队一出，吴国就不能抵挡；诸葛亮虽然受到强大对手的压迫，也能够保全自己的国家。自嘉定四年冬天开始，得到北方人包围燕地的消息，有见识的人便知道国家日后一定会同他们成为邻国。” 既然同他们成为邻国，就不可能没有嫌隙；既然有了嫌隙，必然发展到交战。臣虽然愚昧，也曾多次向朝廷进言：假使在那个时候就确立一定的计划，日夜谋划它，像农民有田界、工商有职业一样，那么国家的基础早已建立很久了，哪里会让陛下留下今天的忧患呢？然而权臣苟且求安，不作长远考虑；边民凋敝损耗，无法生聚；边兵脆弱，无法教训；农业政务不修，军事防备不讲，却在这期间修缮官府来粉饰太平，接受宝玉来夸耀符瑞恩赐，欺骗上下愚民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陛下一旦亲自听政，环顾内外，没有一项可以依靠；平时勉强支撑尚且担心不足，更何况凭这些来谋划大事呢？况且用兵没有比人才更急迫的。武将的才干优劣，臣长期在远方，不曾详细了解；姑且就文臣中懂得军事、威望已经显著的人来说，天下人所共同推重的，竟然没有几个人。天下这样大，而才干足以担当制阃之任的人却如此寥寥，难道是上天不在当今时代生育人才吗？才高而自负的人，大多遭受摧残而意志消沉；中等才能、可以勉励成就的人，也从未长期培养来使其成长，所以人才凋零萧条到了这种极点。昔日仁宗时期，贤才最为兴盛，欧阳修还说：“如今奔走四方，只有一个杜杞。” 假使欧阳修处在今天，又怎么能够不感叹呢？古代任用人才，必定设置副贰；而祖宗旧制，是在监司中储备统帅人才。如今朝廷内部的金陵、荆、鄂，外部的两淮、襄、汉，只求有人充数，已经担心人才匮乏了，何况副贰呢？正因为人才匮乏，臣所以担忧进取困难。用兵没有比军粮更急迫的。臣在嘉定年间因出使到盱眙，回来后把情况告诉先帝说：“近来从扬州到楚州，又从楚州到盱眙，所经过的地方共有几百里，平坦肥沃的田地一望无际，众多湖泊、水泽浩渺相连；田野百姓又都坚强剽悍、能吃苦耐劳，没有吴地男子骄弱脆弱的姿态。”等到在边城住久了，询问所知的情况更加详实。两淮形势的有利之处，仿佛都呈现在眼前，于是长叹说：“这是上天赐给我国的屏障，用来作为长江的屏障，使强兵足食，成为进取的资本。”如今形势已经完全不同，正是重新改变政务、调整规划的时候，应该趁现在赶紧经营，大力整治开垦田地的政策，专设一个机构来主管。努力以农业为根本，就像周、秦利用西部土地一样；几年以后，积蓄储藏充实，边民父子都争着想要自我保卫，依据什伍编制用军法约束他们，不等专门供应粮饷，就都能成为精兵；金城汤池的形势形成，磐石般的根基建立，那么退可以防守，进可以进攻。” 先帝再三点头赞同。假使权臣有意为国家经营，选用得当的人才，处置安排有方，不出几年便可以坐等收到成效。然而所任用的守将大多不是人才，经营筹划从未放在心上，边塞下的防备空虚，几乎什么也没有。一旦举兵，才从远方漕运浙江的米粮进入长江，再从长江运入淮河、汴河；河道已经久被淤塞，还必须陆路运输，这种劳苦费用比登天还难。正因为军粮艰难，臣所以担忧进取困难。这两种困难，都是权臣玩忽拖延的罪过，并不是今日处置失误造成的。今日只是恰好承受了他们留下的弊病罢了。承受三十年的弊病而想整顿治理，估计不是十年不能完成；即使勤奋敏捷加倍努力，也不是三五年可以完成的。臣看来，这正是诸葛亮闭关息民、务农讲武的时候。愿陛下赶紧与大臣筹划，考察诸葛亮的施政做法，再参照当前形势的适宜之处，确立规划，坚定不变。其中根据敌情制订变化，当然有灵活办法，但应当以收敛力量、务求实际为主。对外要张扬声势，不让敌人轻视；对内要严密防守根本，不让敌人乘隙而入。臣虽然愚昧，但过去为先帝进言，没有不是为了开拓扩张的事情，今天难道会自行改变一贯的主张吗？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是圣贤所看重的，只请圣明裁量选择。” 附黄：臣私下考虑，今天是在权臣极端弊病的余波中承受局面，就像和缓、扁鹊这样的名医接手庸医造成的败坏之后。病情危急，医治力量艰难。如果一味用药错误，以至于贻误大事，人们将会责怪和缓、扁鹊，却不责怪庸医；这就是代替庸医承受责罚。因此应当战战兢兢、戒惧谨慎，尤其要加倍用心。只请陛下与大臣留意，与其使用猛烈刚峻的药剂，不如施用平稳的药方。臣所说不要被敌人牵着走，是因为兵法有“使敌人受我牵制，而不受敌人牵制”的说法。王师出兵，如果敌人有谋略，纵使让王师深入，然后占据险要来扼制我军的前路，隐藏军队设置埋伏来冲击我军中部，抄掠截断粮道来断绝我军后路，那么我军进退岂不是困难？这是第一件应当忧虑的事。又或者敌人假装放弃河南，我军如果不加省察，或者一年，或者二三年，必定大规模谋划经营，调动军队、屯驻转运，设置管理金银粮谷的官吏，修缮城池，耗尽东南的财力物力来填补无穷的深渊。等到我军整顿治理渐有头绪，然后敌人再倾尽全国力量与我争夺。到那时，想守就力量极其艰难，想放弃则前功全部废弃。这是第二件应当忧虑的事。又如果王师全部出动，分兵占据各座城池，那么内部的守备必然空虚。万一敌人用轻兵牵制我军驻守各城的部队，却直接从另一条道路窥伺我三面边疆，他们将要回师自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