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七

译只是有些事情，实在不能任其不了了之。陛下侍奉双亲，亲自前往问安，和周文王相比，谁更为尽孝？周文王早晚朝见王季，而且一天三次；陛下却历月不出宫问安，这可以吗？这件事不能只委托给别人，认为不过是偶然罢了。若把这看作偶然，那么其他因偶然而停止的事情，也必然会如此。陛下试看看朝廷大朝会，群臣稍有不谨守礼仪，这难道真是存有不畏惧君上的心吗？朝廷礼仪不能轻易宽免，实在是因为上下尊卑的分别，唯恐因此而逐渐败坏。我们用这个道理责备别人，别人难道不会也用这个道理来要求我们吗？怎么能说我天性中对父母的爱，不会仅仅表现在这些事情上呢？一次不出宫问安，直接认为这有损于孝道，固然不可以；然而如今世人所谓的孝，不过就是这些事情。若在这些事情上有一件不谨慎，难怪议论此事的人会这样说个不停了。为什么呢？我所谓的实际情况，确实还没有足以让人深信；那么除了礼仪文饰方面，人们又从哪里看出陛下究竟是否真的孝顺呢？《孝经》说：‘敬重一个人，就能使千万人喜悦。’敬重一个人尚且能使众人喜悦到如此地步，那么反过来，难道不足以招来他们的怨恨和责怪吗？我私下听说，近日臣僚们接连上章论奏，仿佛出自同一张口。他们实在不忍见陛下父子之间本来没有丝毫嫌隙，却突然遭受这样的纷纷议论，所以不怕遭受斧钺之诛，竭尽心意向君上进言。并不是群臣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而是陛下把这件事看得太轻。这件事对陛下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难道忍心因为自己一人的行为，使天下人产生疑惑，招致天下人的议论吗？至于临朝听政的节度，自有法度规定。宫内的起居，由内侍掌握节度；宫外的起居，由閤门掌握节度。陛下近来斥责内侍，细小过失也一定举发。因此，这些人难道会没有别的想法吗？陛下起居行动之间，倘若偶尔失去节度，不仅仅是想要避祸的人畏惧陛下而不敢进言，怀有奸心的人也未必不会因幸灾乐祸而不肯进言。我曾读《庭燎》诗，读到‘夜里怎么样了？夜还没有过半，庭燎的光明亮。君子已经到了，车鸾之声铿锵’，才知道古代君主本来就盼望臣下前来朝见，常常定下时刻等候他们。到了退朝时，就派人询问大夫；大夫退下之后，君主才前往小寝。可见古代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以臣下为节度。如今百官群臣垂着衣带、插着笏板，庄严地站在朝廷，侧耳等候警跸，却过了很久也听不到动静，这真是所谓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的常道吗？即使说他们都是士大夫，一定不敢怨恨君上；那么那些手持兵器守卫殿阶、拿着棍棒护卫皇帝车驾的，都是勇悍而没有见识的人罢了。我之所以使他们服役，不仅仅是为了利益，大概也是因为其中有道义存在。他们只看到陛下侍奉双亲在于出宫问安，治理政务在于临朝听政；陛下一次不出宫问安，便认为陛下不能侍奉双亲；一次不临朝听政，便认为陛下不能治理政务。出现纷纷议论，并不值得奇怪。他们心念一动，在偶然的情况下，实在会有值得忧虑的后果。陛下不能因为这些人贪恋斗升之禄，就轻视他们为无能之辈。至于章奏，是用来通达下情的；如果不是大臣，谁能每天入朝面对面进言？其他臣僚所依靠来提出建议、纠正过失的，只有章奏罢了。汉代制度规定，凡臣下上奏事情，即使不予施行，也一定要答复已闻知后作罢，这叫作‘报闻罢’，大概是要让上奏的人知道自己的话已经传达上去。主父偃给汉武帝上书，早晨上奏，晚上就被召入宫，速度就是这样快。近日臣下的奏议大多留在宫中，没有发出；如果每件事都能彻底呈给圣明阅览，其中有所取舍，本来并不会造成祸害。万一奏章送入后有所留滞，陛下既不能知道，臣下又只以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实行，无从追问；因循积累这种习惯，逐渐导致蒙蔽，到了事情紧急的时候，难道不危险吗？这件事陛下尤其不能不加以圣虑。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无论寒暑，都不要错过出宫问安的期限；更加严格地掌握起居，不要失去临朝听政的节度。凡有章奏，都交给大臣共同审议处理；属于机密的，自然应当加以关防；有应当施行的，就命有关部门复奏。若这样做了，人心仍然不安，议论仍然不停止，臣甘愿接受妄言之罪。我听说近日臣僚们见陛下有这些情况，很是震动人心，往往多有进谏和规劝，这都是他们爱君忧国之心深切，唯恐陛下稍有过失，所以舍弃自身安危来进言，不顾惜自己。若不是忠诚笃实，哪里能这样做？陛下虽然容纳他们的意见并听取采纳，从未稍有抵触；然而涉及自身的事情，人们本来就难以开口。在朋友之间，尚且想用委婉善意的方式劝告，何况面对君父呢？臣担心日后小人或许会指摘这些臣僚，说他们暴露宣扬陛下的过错，那么今天所有的论谏都足以成为罪名。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人心会更加动摇，将不只是今天这样的局面而已。这件事尤其关系国家的利害安危，所以臣再次披沥心血来向陛下进言，只希望陛下裁择。龟年又上奏论述人主用心、立德、用人、听言四件事，奏疏说：臣仰思陛下即位之初，清明纯正，日夜勤劳谋求治理，心意恳切悲悯，即使拿古代善于治理的君主来相比，也没有什么值得过分称道的。众人的口径都一致，说太平可以很快实现；可是臣这区区愚见，却独自有所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臣听说伊尹告诫太甲说：‘如今君王继承这种德行，没有什么不在于开始。’召公告诫成王说：‘君王刚开始施行政事，就像孩子出生一样，没有什么不在于最初的出生；应当自己招来明哲的命运。’如今上天降下明哲，降下吉凶，降下长久的年数。臣认为今天正是陛下施政的开始，就像孩子出生一样，无论善恶，都取决于今天；难道能不战战兢兢、勤勉敬慎，自己招来明哲的命运吗？用心有合乎义和趋于利的区别，立德有真实和虚伪的区别，用人有正直和邪曲的区别，听言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别。这正是吉凶和年数由此产生的地方。陛下对此正应当审慎取舍，稍有不谨慎，吉凶就会分明地显现。臣冒昧替陛下逐条列举陈说，只希望陛下垂听。臣所说的用心有义利之分，《大学》推明明德于天下，归根到底不过在于端正内心；而内心是否端正，就取决于所存的是义还是利。什么叫义？就是出自内心的真诚，而且不能自我抑止的念头。什么叫利？就是不出自内心的真诚，却因为有所作为、有所图谋而去做。比如孝敬父母，是内心不能自已的感情，这是义。若是因为不孝敬父母会受到父母责罚、受到天下人讥议，然后才去孝敬，那么这是有意作为，并非义了。

译至于亲爱亲族、尊重贤人、把百姓当作子女、君临天下，也无不如此。因此臣希望陛下凡有举措，都凝聚精神，反复熟思；如果确实不是出于有意图、有所作为，那么这种心念的发动就没有不是合乎义的，应当涵养并推广它，不使其间断。如果确实是有意图、有所作为，那么这种心念的发动就没有不是趋于利的，应当抑制、遏止、断绝它，不使它显露。这样的事情时时都会有，只应当使一天之内每一个念头发动时，有意图而做的事情逐渐减少，无所图谋而自然去做的事情逐渐增多；积累日久、习惯纯熟，自然就离王道不远了。什么叫立德有真实和虚伪？真实，就是实在的道理；凡事都按照真实情况去做，就是诚；不按真实情况去做，就是伪。《尚书》说：‘实行德行，内心安逸，日益美善；制造虚伪，内心劳苦，日益笨拙。’实行德行之所以日益美善，是因为真实；制造虚伪之所以日益笨拙，是因为不真实。正因为真实，所以在患难中会做好事，在安逸享乐中也会做好事；开始做时不需要勉强，不做时也不必刻意防范，这就是日益美善的原因。正因为不真实，所以有时暂且做好事，时间一久就忘了；见到别人时做好事，没有人时就忘了。即使勉强去做，最终还是会废弃；即使刻意防范，最终还是会失败，这就是日益笨拙的原因。还不只是这样而已。真实的人常常自处于不足，所以听取意见、接纳劝谏，唯恐来不及；不真实的人喜欢向别人显示自己有余裕、有能力，所以掩饰过错、粉饰错误，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臣仰思陛下纯朴真实的本性，出自上天禀赋，臣等前后同陛下交谈的情况都可以相互验证，这本来确实具有帝王的资质。然而如今既已登上大宝，就和从前不同了。声音容易放纵耳朵，声色容易放纵眼睛，安逸容易放纵四肢，精美的食物容易放纵口腹。耳、目、口、身体的欲望一旦放纵，就唯恐痕迹显露而被人知道；一旦被人知道并受到议论，那么从前的真实反而可能被视为不真实，这种后果是不可预知的。这是臣最为忧虑的。因此臣说，陛下若想保持从前的真实，就必须杜绝今天的欲望。欲望不放纵，君道就真实；君道真实，天下就安定。什么叫用人有邪正？臣听富弼说：‘人主没有别的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是自己的职事。不能辨别君子和小人，人主的职分就废弃了。’然而自古以来的君主，谁不想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呢？最终却各自把自己的臣子当作贤人，自己还没有察觉，把君子当作小人，把小人当作君子。像汉元帝，就是昏昧不明的例子。臣仰思陛下当年在王府潜修德行时，本来已经知道识别人是困难的。臣曾记得陛下问臣：‘到底怎样辨别君子和小人？’臣回答陛下说：‘《中庸》所说“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就是识别人的关键方法。’所以君主必须先治理自己的情性，然后才能了解他人的情性。自己的情性接近君子，所任用的就必定是君子；自己的情性接近小人，所任用的就必定是小人。君主想要辨别君子和小人，没有比治理自己的情性更为急迫的了。所谓治理情性，就是臣前面所陈说的那些道理。什么叫听言有是非？言语实在难以听取辨别。有时以为是利，结果反而有害；以为是善，结果反而是恶。君主怎样才能辨别呢？众人共同听取，便容易明察；一个人独自听取，便容易愚昧。听取言论的人如果能用这个道理来考察，事情就已经想通大半了。所以出于公心的言论容易辨识，出于私心、独自一人的言论难以相信。《左传》说：公正就会产生明察，偏私就会造成昏暗。又说：偏听会产生奸邪，独断任用会造成祸乱。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如今君主出朝，和宰执大臣商议政事；议事结束后，还有给事中、舍人封驳，尚书省审核，台谏论列，怎么会不公正？若入内和亲近、受宠之人议论政事，议事结束后便只按照一个人的意旨施行，宰执不能挽回，给舍不能封驳，台谏不能论列，怎么会不偏私？陛下是上天赐予的睿智，远远超过百工百官；刚刚登上大位，想来不会有这种忧患。但即使舜有明察听辨的能力，尚且厌恶谗毁之言，那么陛下难道能够不谨慎吗？臣前些日子亲耳听到陛下的声音，宣谕讲筵之事，说内侍们有因服丧而停止讲筵的主张，陛下拒绝而不采听；这正是叶公所说的不因小谋而扰乱大计，真是国家社稷的福分。臣希望陛下听取言论都能像这样，那么还忧虑什么天下不能治理呢？虽然臣所陈说的虽说是四件事，其实根源只有一个。陛下倘若能够确立以义为本的心，那么修养德行必然真实，用人必然正当，所听取的言论也必然不会有不正确的。 לכן臣说，陛下今天最紧要的事情，就在于以义来确立心志罢了。然而义最难精察，内心最难端正。陛下正增加设置讲读官，继续光大圣学，希望能和诸位儒者深入研究，日有所进、月有所成，把它作为惠及天下、造福天下的根本，臣不胜庆幸。宋光宗在绍熙二年春天遇到雷雪，下诏让臣下陈述时政的得失。同知贡举兼侍讲陈骙上奏说：‘宫闱内外的界限不严明，权柄就会转移到内廷；对进谒的逐渐滋长不加以杜绝，圣明的裁断就会停息。向当权者谋求台谏职位，私党就会建立；向近习之人咨询将帅，贿赂就会流行。不寻求正直的议论，过失就会彰显；不谨慎遵守旧有章程，取舍就会错乱。宴饮没有定时，精神就会昏乱；赏赐没有节制，财用就会枯竭。这些都是当时政事的切身弊病。’ 吏部尚书赵汝愚上奏说：‘臣曾读书，看到舜告诫禹的话说：“能够勤劳于国家，能够节俭于家庭，不自满自夸，只有你最贤。”臣私下想，禹的神圣英明，他的功业德行哪里是容易估量的呢？然而舜在传授和接受帝位之际，唯独称许他的勤劳和节俭，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节俭是用来约束自己，勤劳是用来为别人；成为圣人、成为贤人，确实以此为根本。所以舜命禹时，必定把勤俭放在首位。上天保佑我大宋，三代之间相互谦让禅授，正如尧传授给舜、舜传授给禹；能够勤劳，能够节俭，这些道理陛下也已经亲自承受并秘密领会了。臣请列举其具体条目：朝廷政事，不可以不振作精神、勤勉办理；事情的细微苗头，不可以不深思熟虑；人才，不可以不广泛访求；边防，不可以不预先修治。夜里所思考的，早晨所实行的，都不忘记这些，便是勤劳到了极点。陛下的饮食嗜好，不可以不节制；一年四时的费用，不可以不节省；百姓的力量，不可以不爱惜；赏赐，不可以不吝惜。夜里所思考的、早晨所实行的，都不偏离这些，便是节俭到了极点。对上可以不辜负重华托付的重任，对下可以成为子孙万世的法则，岂不是美善吗？只希望陛下留意，臣万分庆幸。’

译陈亮对策说：“臣听说，人主应当厚待自身，却从来不薄待天下人，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古人说，从自己来观察，是因为天地万物的本性本来相同。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师长；礼乐刑政，是君主用来整治端正天下的；仁义孝悌，是师长用来率先示范天下的。二者相互修明、并行使用，那么人心就有正道而没有邪念，百姓的生命就有保障而不会受到枉害，治乱安危也由此分明。尧舜两代的治理之所以独出于前古，就在于君道、师道没有一项有所缺失。后世所谓的明君贤主，在君道方面或许还有未尽之处，而师道却随之废弃了。天下的事情，哪一件有比人心和民命更大的呢？而它的关键，就在于君主一人的心。人心没有统一的准则，民命就没有安置之处，却想讨论古今变革的适宜，究究兵力财赋出入的数目，以求穷尽治乱安危的变化，这就像没有土地却要求播种耕作一定生长。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臣恭敬地思考，皇帝陛下谦恭求治，常常唯恐有所不及，深切考虑人心难以端正、百姓生命难以保全的问题。陛下把我们这些平民出身的臣子召到朝廷，赐下圣问说：“朕以浅薄的资质承受寿皇托付的重任，早晚恭敬谨慎，思考怎样遵循慈亲的谋划、践行英明的法典，实在十分迫切。”臣私下感叹，陛下对于寿皇执政二十八年间的情况，难道有哪一项政事、一件事情不在圣心之中吗？在问安、视察寝居之外，借此察看言辞、观察神色，从而获得那些情况，头绪很多，也已经掌握其中的关键并付诸施行了。难道只是每月四次朝见，拿来作为京城的美观吗？圣问又说：“临政到现在已有五年，但治理没有更加进步，恩泽没有更加广布，难道是教化的实效还没有显现，号令的意义还没有使人信服吗？”臣由此知道陛下求治唯恐不及的心，就像天体运行一样从不停止。臣听说，禹登位三年，百姓因仁德而得到改善。推究其根本，就是“能够节俭、能够勤勉，不自满自夸”罢了。如今时令调和、年成丰收，边境没有震动，也近似古人所说的小康。陛下仍然察觉治理没有更加进步、恩泽没有更加广布，还想求得所谓教化的实效、号令的意义，是因为深知人心难以端正、百姓生命难以保全。臣请求为陛下诵说君道和师道，以符合陛下不停求治的心愿。所谓教化的实效，不能只靠口舌来使人改变；仁义孝悌都能做到，才可以说尽到了人君的师道。所谓号令的意义，不能只靠权力来驱使；礼乐刑政都能做到，才可以说尽到了人君的君道。天下的学问不能使人们归于一体、用同一的道德来改变风俗，这就是《洪范》所说的皇极之事。皇极称为“皇”，而皇居于五者的中心；如果不是九五至尊的地位，就不能建立皇极。应当用大公至正的道理，考察天下那些不符合皇极、没有陷入罪咎的人，把他们全都比类归并，使其趋于一致。这难道是一人的私意和小智吗？就是无所偏私、无所偏颇，使天下会聚于皇极罢了。我的老师孔子列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把德行列在言语、政事、文学之前，是因为天下各种长处都可以由此自行进于皇极。然而把德行放在首位，是因为天下的学问本来就是由德行发端的。《周官》所说的儒者，以道德取得民众；师者以贤能取得民众，也只是取得民众的一条办法罢了。可是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起，文章、政事几乎全被废弃。这种学说既然偏颇，有志之士也曾为此感到忧苦。十年之间，众人纷纷起来阻止压抑它，却未能止住它的偏颇、除去它的虚伪，反而使天下贤才先被废弃而不任用；旁观的人也因此愤慨，发出直言来昌明正道，那么人心又怎么能够端正呢？” 臣愿陛下阐明师道，以此治理天下；使仁、义、孝、悌相互发扬并昭示天下，广泛收罗天下人才，使其各以所长所短、大小才具而得到任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没有一项被废弃，而以德行为首。如此大道浩浩荡荡，与天下共同遵行，那么圣谕中所谓士大夫倡导风俗的责任，也就实现了。陛下用来劝勉激励士人的心志，不可说不勤勉，但偷懒怠惰的风气还没有完全革除，大概还不足以忧虑。若以皇极为名，反而任用那些偷懒怠惰的人，暗中削弱天下贤能之士，那么风俗就会日益苟且，天下大事也将败坏。天下人的真实情状，不能自行完全显露；君主执掌八柄来驾驭臣民，正是发挥六三德的事情。强弱形势不同，随着时势而有收有放，这是人君独自运转权衡、把深谋藏于内的办法。使用天子玉食般尊贵而不可与臣下同等的权势，察知威福之权对家门有害、对国家有凶的情形，全部收归自己掌握。这难道是臣下所能防止和擅自运用的吗？不过是以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为原则，以求刑法适当、公平而已。我的夫子孔子做鲁国司寇时，百姓中有人违犯孝道，他不忍心把他们置于刑罚之中，认为教化没有达到，不应轻率杀人；但少正卯却在七天之内被诛杀，大概是因为他动摇民心，使百姓一天也不能安居。《周官》所说的刑罚，是要公平适中；国家使用中等法典，大概是不愿意由自己任意加重或减轻刑罚。可是二三十年来，罪行达到死刑的人，不问其实际情状，统统附会法条加以审判，往往使许多人侥幸得以活命。事情既已偏颇，持平之心的人都认为不对。近年以来，掌管刑典的官员竟把杀人当作能干，即使可以判生也附会成死刑；朝廷有时还认为这样做公正，全部听从他们，使奏谳之法反而用来满足一时的私意，百姓的性命又怎能保全？臣愿陛下尽到君主的职责，使天下获得安宁；礼乐、刑罚、政令并行而用。凡天下奏谳的案件，无论案卷长短、款状细节，都应送交刑寺；案情有疑、依法可以从宽的，驳回改用宽典，直到确实没有可宽免之处，才施行极刑；一切都应根据案卷来裁断，不得自行任意加重或减轻刑罚。这就是圣谕所谓关系百姓生死大命的狱讼之事。陛下选任刑官，不可说不谨慎，但冤屈和滥刑的数量或许还没有完全消除，大概还不足以忧虑。若认为威福都在自己手中，想在一天之内把冤屈和滥刑全部除尽，人的私意本来就不可信，陛下又怎能保证自己毫无私心？不如交给有关官司办理，至少还保有一定的准绳。圣谕又说：“或许是拘泥于通常的人情，就难以改变；玩弄虚文，就不会畏惧了吗？”

译臣认为，人君严格要求自身，却从来不曾刻薄地对待天下人，哪里会有自身已经做到极致，而天下人始终不能被教化的道理呢？臣愿陛下先以明师道、明君道为先导罢了；这就是所谓教化的实质和号令的用意。臣恭敬地读到圣谕说：“在帝王之世，贤能之人在朝廷和谐相处，万物在野外和顺相安，风俗本来已经很美好了。然而谗言邪说和败坏德行的行为，仍然值得忧虑。”臣由此看出，陛下深知人心并不容易端正。从前尧舜以师道治理天下，只要可以教化百姓，就没有不用尽其力的地方。那些横行侵入人心的言说，叫作谗说；那些高出常人、使人心屈服的行为，叫作殄行。人心危险，言说若能横行侵入，人们就会接受；行为若能高出常情，人们就会屈服；这正是足以震惊天下、也是尧舜所忧虑的事情。因此必须设置纳言之官，使君王的命令和百姓的言论交相传出、轮流进入，最终都归于正道，使天下的学术归于统一。到了周朝衰微之时，天下各种学说争相兴起、任意发表，彼此不肯退让；先前所谓的谗说、殄行，转变成了乡原之行，务求浸润人心，使自己迎合流俗。天下学术既不能统一，而各家又不肯屈服归向孔孟，大概是因为深深畏惧孔孟之道，认为这种情形已不是尧舜时代曾有的了。愿陛下比尧舜畏惧谗说、殄行更加畏惧乡原之人，那么人心归正就指日可待了。臣恭敬地读到圣谕说：“画上衣冠，区别章服，百姓便不触犯刑罚，已经做到这一点了。然而对于怙恶不悛、最终败坏刑法的人，为什么一定还要加以审察处理呢？”臣由此看出，陛下深知百姓的性命并不容易保全。当尧舜以君道使天下获得安宁时，禹平治水土，后稷教民播种，百姓本来已经因能够生存而感到快乐了。皋陶又明定刑罚来昭示天下，堵塞那些不可通行的道路，使百姓能够安闲地接受契的教化、伯夷的礼法。天下人都知道禹、伯夷、后稷、契的功劳，而皋陶使刑法深入人心的作用，也隐然存在，不可抹杀。后世治理天下的，只剩下刑罚这一件事。宽缓简易胜过繁密，温和敦厚胜过严厉，这些功效都有人称说，而皋陶那种不言而成的功劳却已经废弃了。鞭子用作官府刑罚，木杖用作教化刑罚，金钱用作赎罪刑；因过失灾害而犯罪的，放纵赦免；怙恶不悛、最终败坏刑法的，才施以刑罚。官府刑罚已经用于前者，教化刑罚又用于此类；情节较轻的，以财物赎免；情有可原、属于误犯的，以赦令释放；凡是可以出罪的全都使其出罪。所谓怙终贼刑，大概就是那些不能出罪的人。天下应当受刑的人能有多少呢？后世刑罚之轻，没有比得上尧舜时代的。愿陛下考察尧舜减轻刑罚的原因，那么百姓的性命就一定能够保全。圣谕又说：“难道不是由于熏陶、教训和警戒，自有其中的意义吗？”臣之所以反复向陛下说明这些道理，是因为如果完全尽到师道，熏陶教化自然包含其中；如果完全尽到君道，训诫警戒也就不必多说了。尧舜治理天下，难道能超出正道之外吗？仁义孝悌、礼乐刑政，都是正道的具体内容。臣恭敬地读到圣谕说：“现在希望做士人的，纯洁无瑕地承受德教，志向一概趋于正道；做百姓的，改过向善，远离罪过，使诉讼归于公平。”臣由此看出，陛下从来没有刻薄地对待天下人。他们又怎么忍心因为彼此不同，就自相排斥呢？圣谕又说：“名分与实情相符，是非不能替虚伪文饰；私心消灭于公义之中，爱憎不能容纳私情。”不过，圣意似乎仍不免有一点疑虑。然而天下的学术贵在正，天下的情理贵在平，最终本来没有不归于敦厚的。今天的祸患，正在名与实、是与非尚未辨明，公与私、爱与憎尚未分清；最严重时，甚至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还没有确定。伊尹说过：“言论若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到道理中去寻求；言论若顺从你的意志，也一定要考察它是不是合乎正道。”这个说法已经很接近了。汉代的谷永，他的言论未尝不违逆君意；唐代的李泌，他的言论未尝不顺从君意。这样说来，人心难道真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吗？孟子说：“国人都说某人贤能，一定要亲自考察确认他确实贤能，然后任用；国人都说某人该杀，也一定要亲自考察确认他确实该杀，然后杀他。”这个说法比伊尹更为周密。然而作为君上的人，又从哪里能够得到全国人的真实议论呢？现在在陛下面前进言的人，谁不自以为正确、自以为公正呢？陛下也曾考察舆论所称的贤人而任用他们。但是人的识见和判断有限，内心不能完全公平，也不能做到完全无私。小人乘机放肆进言，把用公义之名竭力诋毁他人说成正直，陛下也不能不受到迷惑。于是想把两方面都保留下来，以为这就是公平；可是香草和臭草绝无放在同一器皿中的道理。名实、是非如果日益混淆，公私、爱憎又没有确定归属，还怎能希望风俗端正、刑罚清明呢？陛下看见他贤能而任用他，如果他的举动有小的偏差，只是不实行那一偏差罢了。君臣本来应当彼此相合如同一体，何至于保留那些肆意进谗的人，使陛下心志恐惧、进退犹疑呢？陛下如果能够明辨名实是非的所在、公私爱憎的归属，那么治乱安危就由此分明，天下的大计也大致确定了。风俗本来就会不待期望而自行端正，刑罚也会不待期望而自行清明。士人清白地承受德教，百姓向善而远罪，这些只是细节。圣谕又说：“节俭正直的道义在各级官员中兴起并实行，哀怜百姓、审慎办案、克制刑罚的恩惠遍及四方。”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关键就在于辨明名实是非的所在，确定公私爱憎的归属。具体办法，就是严格要求自身，却从来不刻薄地对待天下人罢了。陛下每三年发布一次策问，士人本应像接续旧例那样应答，却似乎只把它当作文书手续。草野之士也把它当作旧例看待，用例行文章来应付；过了这一关，将来陛下就不能吝惜给他们高爵重禄。陛下只求取得策问的名声，草野之士却只求取得实际利益，这难道是国家所便利的吗？端正人心以建立国家根本，使百姓活命以延续国家命脉，是二帝三王最急迫、最先办理的事务。陛下用策问来考察士人，已经没有轻视他们；在策问末尾又对我们说：“诸位士大夫等待询问已经很久了，如今都来到朝廷；你们要为朕考察古今合宜的做法，推求治理教化的根本，凡是可以使风俗归于一致、使刑罚清明、使天下达到太平和谐成效的，都要尽意逐条陈述。朕将亲自阅览。”臣由此看出，陛下一定要端正人心、保全百姓性命，以尽到君师之道，直到达到二帝三王的治理境界才罢休。只是臣是什么人，哪里足以奉答这次大问？臣私下观察，陛下严格要求自身，却从来不刻薄地对待天下人，已经掌握了端正人心、保全百姓性命的根本，却还希望臣考察古今合宜之道、推求治理教化的根本。严格要求自身的道理，难道有穷尽吗？假使天下没有一个人对此产生疑惑，也就可以了。陛下圣明的孝道，即使曾参、闵子骞也比不上；但如果定省问安之礼稍有亏缺于政事，人们就会因此产生疑惑。陛下立即恢复如常，而先前疑虑的人也不至于辜负他们的期望；这是因为陛下严格要求自己，完全不以自身为念。陛下英明果断，出于天性，不借助左右近臣来观察辞色；但如果废置、任用、赏赐、剥夺反复无常，人们就会因此产生疑惑。陛下最终没有依赖任何人，疑虑的人也不至于辜负他们的期望；这是因为陛下严格要求自己，完全不以自身为念。《需》卦说云气上升于天，需卦等待君子饮食宴乐；九五爻所说等待饮食，是等待时机以有所作为，难道应当在这里等待吗？难道是因为陛下圣明，竟然以此为乐吗？然而人心不能没有疑惑。《离》卦说明光相继而起，大人以连续的光明照耀四方；六五爻却说流泪滂沱、忧戚叹息。两种光明相互照耀，抚心自惭，似乎不敢与之抗衡。难道是因为陛下英武，竟肯郁郁处于这种状态吗？

译然而人心不能没有疑惑。臣愿陛下圣孝一天胜过一天，英明决断一事胜过一事；在安逸宴乐之中振作精神，在谦抑自持之时奋发心志，使天下没有一个人产生疑惑；并且陛下最终能够继承夀皇的志向、述行夀皇的事业。这样，便是古今最合宜的做法，也是治理教化的根本所在；使风俗归一而人心端正，使刑罚清明而百姓性命得以保全，显著的成效和重大的验证足以成为万世无穷的法则。其根本，只在于严格要求自身罢了。《诗经》不是说过吗：“上天的旨意，深厚美好而永不止息；文王的德行纯粹无瑕。”子思也说：“纯粹美德同样永不止息。”严格要求自身，难道会有穷尽吗？臣冒死献上愚昧的对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祭戡上奏说：“臣听说治理之道贵在清静，这是先哲的格言。天下无事，尚且应当用清静来治理，何况事务繁多之时呢？在多事之时用无事的态度处置，事情自然会安定。如果不是这样，只会徒然忙乱纷扰，事务日益繁多，距离治理也越来越远。如今的天下可以说是事务繁多了。吉礼、凶礼交替举行，宫室工程同时兴起，加上使者往来奔驰，各军频繁犒赏，这些都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正逢歉收之年，百姓粮食艰难，陛下发出仓廪府库的物资赈济救助他们，这又是一件极不得已的事情。如今太仓的粮食、左帑的金钱所剩无几，京府积存的钱财、漕司多余的缗钱，也几乎耗用殆尽。州县上下煎熬困苦，几乎没有活路。百姓劳困、财用匮乏，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从今以后，即使每天幸而无事，仍担心供应不足；万一饥荒接连到来，盗贼暗中发生，或者出现意外支出，将靠什么来支撑呢？今天的谋划，应当在不得已的事务中，寻找可以停止的就停止，可以缓办的就缓办。朝廷之上，用沉静稳重来镇定；百官之间，以安静恭敬来守职。州县要先着重抚恤安民，边远地区要以安宁辑睦为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正人〕 让百姓休养生息、繁衍积聚，经过几年，国家财用稍有富余，民力稍得恢复，然后再兴办停滞的事务、补救弊病、建立有利措施、除去有害之事，也还不算晚。这是国家根本的谋划，只有陛下留意察看，便是天下的大幸。”祭戡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汉宣帝是西汉中兴之主，德行可与商、周相匹敌。考察他达到治理成效的做法，不过是赏赐必定兑现、刑罚必定执行，综合考核名实，枢机周密，制度完备，使上下相安，不存苟且之意罢了。考察其成效，达到威信远及夷狄、功业光耀祖宗、事业传给后裔的程度，这是多么盛大啊！恭敬地思量，陛下仁德如尧，孝道如舜，勤俭如禹，勇智如汤，又有文王的容德、武王的义德，兼具二帝三王的美德，可以说是德行盛大的君主。孝宣帝所兼用的霸道，本不足以在陛下面前陈说；然而今天的治理还没有达到孝宣之盛，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难道是赏罚还没有完全做到信赏必罚，名实还没有完全得到综合考核吗？枢机还没有完全周密，制度还没有完全完备吗？为什么上下仍不免有苟且之意呢？现在做官的人，无不苟且敷衍。朝廷内的百官，心思在爵位上，多方谋求升进，计算日子等待迁调，不再把职守放在心上；因循旧常、拘守成规，沿袭陋习而趋于简便，连避嫌畏讥都来不及，哪里还有空暇为国家谋划长远大事？朝廷外的监司、令、守，心思在利禄上，只怕收入不丰、所求不多；至于职守，有能力的人也无暇顾及，只急于办理眼前的事情。只图谋求取眼前的成效，以逃避责罚、免受罪责罢了，哪里有空暇为国家谋划长久之计？何况任职时间不长，责任又不专一；人们知道任职不会长久，只盼着赶紧脱身；庆幸责任不专一，便只顾退避。偶尔有志于建立功业的人，正在经营筹划，还没有完成，就不是因迁调而离任，便是因获罪而罢职。怎么能在十天半月之间取得成效？这就是苟且之风仍然盛行，而中兴功业未能建立的原因。如今即使不能让所有官员都长期任职、责成其功，至于掌管财政的官员、掌管军队的官员，以及监司、帅、守，似乎不可以频繁迁调、屡次更换，不能让他们尸位素餐而逃避责任。应当以三年为任期。凡朝廷想要办理的事情，如屯田、牧马、修筑城墙、备置器械、督课农桑、兴修水利之类，在授职之初就应当临行时当面告诫，责成他们在三年内取得成效。三年之中，有过错就削减爵位、夺去俸禄；有功劳就增加秩级、赏赐金钱，不要更换其职任。三年之后，再考核实际成效；如果没有违背原先的要求，就提拔任用。若因任职者没有做到所承诺的事情而治罪，可以；流放，也可以。这样任职既久，责任又专一，既不容许苟且偷安、侥幸免罪，也不敢苟且求速、敷衍命令。三年之内，什么事情不能建立？什么功业不能完成？即使是孝宣帝的治理，也不值得再被推重了。惟愿陛下留神省察。祭戡又上奏说：“臣听说，人君把天下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天下则把人君的安乐当作自己的休戚。天下无事，人君就享有天下的安乐；人君万寿，天下也共同享有安宁。上下相互关联，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边境没有忧患，盗贼没有发生，也可以说是安宁了。没有强臣专擅权力，没有奸邪扰乱政事，朝廷也可以说是清明了。然而朝廷之上，官员们常常怯弱不安，好像总有意外的忧患；百官之间，惶惶不安，不能安守职分。下至士人和百姓，也没有和平安定的气象。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本应享有天下最大的快乐。臣私下推想，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如何享有万乘之君的快乐；这正关系到天下内外共同的安乐与忧患。”宰执的陈述，侍从的进言，给事中、舍人的封还驳正，台谏官的论列，都不免烦扰圣听，但这本来是他们职分内应当做的事，不能自行停止。臣看来，今天的事情不过几项罢了，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只是劳烦陛下一颦一笑、一句话的裁示而已。陛下为什么不肯在谈笑之间把这几件事办完，使朝廷内外的人都知道陛下的心意，歌颂陛下的德行，以消除天下的疑虑，召来天下的和气，使上面安宁、下面兴盛，共同达到康宁太平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译陛下端坐在宫殿之上，从容无为，享受天下的安乐；天下依赖陛下一人而获得福庆，难道不是很美好吗？臣的愿望实在难以尽述。祭戡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与人的形势虽然似乎相距遥远，但福祸的征兆却如符节相合；君与民的身份虽然似乎隔绝，但彼此感应的道理却如影随形。天极高而能俯就，百姓极为愚朴却能感知。人君一皱眉、一微笑、一句话、一个言语，都足以惊动上天、感动人心。因此，一个善念发生，就会成为祥风庆云；一个念头有差错，就会成为迅雷闪电。一项政令美善，百姓就处在春风和气之中；一项政令失误，百姓就像站在烈焰和层冰之上。上下相互响应，血脉彼此贯通，其中有些事情是不期然而然发生的。”作为上天的儿子、百姓的父母，怎么可以忽视这些呢？从今年夏天以来，灾异屡屡出现：星象变异、地震、山崩、河流枯竭、黑子穿过太阳、红色云气横亘天空。上天所显示的警戒，不止一种。近则都城，远则京畿，闾巷中无知的百姓兴起谣言、制造诽谤，公然肆意诋毁，幸灾乐祸，散布变乱之说，毫无忌惮；人心汹汹，朝不保夕，形势十分危险。到了十一月十五日，陛下车驾经过宫门，亲自讲问安、视膳之礼，都城百姓欢欣喜悦，天意顿时转回，和气招来祥瑞，瑞雪应时降下，遍及淮浙，没有不沾润的地方。陛下端坐在宫殿之上，从容无为，享受天下的安乐；天下依赖陛下一人而获得福庆，难道不是很美好吗？臣的愿望实在难以尽述。祭戡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与人的形势虽然似乎相距遥远，但福祸的征兆却如符节相合；君与民的身份虽然似乎隔绝，但彼此感应的道理却如影随形。天极高而能俯就，百姓极为愚朴却能感知。人君一皱眉、一微笑、一句话、一个言语，都足以惊动上天、感动人心。因此，一个善念发生，就会成为祥风庆云；一个念头有差错，就会成为迅雷闪电。一项政令美善，百姓就处在春风和气之中；一项政令失误，百姓就像站在烈焰和层冰之上。上下相互响应，血脉彼此贯通，其中有些事情是不期然而然发生的。”作为上天的儿子、百姓的父母，怎么可以忽视这些呢？从今年夏天以来，灾异屡屡出现：星象变异、地震、山崩、河流枯竭、黑子穿过太阳、红色云气横亘天空。上天所显示的警戒，不止一种。近则都城，远则京畿，闾巷中无知的百姓兴起谣言、制造诽谤，公然肆意诋毁，幸灾乐祸，散布变乱之说，毫无忌惮；人心汹汹，朝不保夕，形势十分危险。到了十一月十五日，陛下车驾经过宫门，亲自讲问安、视膳之礼，都城百姓欢欣喜悦，天意顿时转回，和气招来祥瑞，瑞雪应时降下，遍及淮浙，没有不沾润的地方。这个月二十日，举行皇太后册宝之礼。礼仪完成后，消息流传四方，人人共同庆贺欢舞；强悍暴戾转变为柔和顺从，忧愁叹息变成欢快歌谣，气象豁然开朗，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天下的老年人，众口一词地歌咏圣德；使危险转为平安，使灾祸反成祥瑞，只在陛下一颦一笑、一步一举之间，谁说天道难以知晓、人心难以感动呢？臣承受王命，前往淮水边迎接宾客，从见闻中了解到这些情况，回来称美报告朝廷，这是臣的职责。臣所经过的淮浙八郡，苏州、秀州收成中等，常州、润州收成仅有六七成；从长江以北地区，长短相补，大体不少于六成。米价每斗不过一百五六十文，金钱流通，百姓安居便利，盗贼没有兴起，边境安定。这正是陛下垂衣拱手、从容无为、两宫和睦欢悦、朝廷内外多有欢乐的日子，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臣微薄愚昧的内心，私下认为陛下既已鉴察往事的明确验证，就一定会思考将来的长远谋划；不要把上天的侥幸当作可以长久依赖的常态，不要把愚昧百姓当作可以忽视的人；竭尽侍奉亲长之道，以自身为众人树立礼仪法式；深入研究保全国家的办法，在变乱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告诫执政大臣，逐条举出天下积滞未办的事务；重要地区缺少帅臣的，要及时授官；远方等待朝廷答复的事务，要依次施行；听取并任用台谏官，以振肃纲纪；保全臣下，以激励名节。朝廷一旦端正，天下自然教化，远方之人自然宾服，内外廓清；使两宫没有忧劳，万寿之年享有天下奉养，享受天下的快乐，足以夸耀当代而高显于后世，载入史册，流传无穷，难道不是很美好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臣的愿望实在难以尽述。祭戡又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人君开始临朝执政时，一定谨慎对待开端；做臣子的，也一定用谨慎开端的道理来告诫君主。国家安危的关键、天下治乱的根源、百姓休戚的根本、君子与小人消长的转折，实际上都系于此，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说：“元年是什么？是君主开始执政。”穀梁传说：“即使没有事情，也一定记载正月，这是谨慎对待开端。”所以伊尹告诫君主说：“现在大王继承这德业，一切都在开始。”召公告诫君主说：“大王开始施行政令，就像人生下孩子一样，没有什么不在于最初出生的时候。”古代君臣彼此警戒，没有不把谨慎对待开始作为首要之务的。人君承受大命、居于正位，面南而听理天下；新君即位之初，是万物争相观看、四海共同瞻仰的时候。一道命令发出，一项政事施行，都必须足以震动天下、使人心悦服；这样天下人就会一致向往风化、服从教化，不用命令也能实行，不需多事也能治理。开始不谨慎，后来即使有仁心善政、良法美意，人们也不会相信。仰思陛下继承大宝，亲自开始处理政务，海内百姓都侧耳注目，观察德化而等待太平；因此陛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不得安宁，对于谨慎开端之道尤其加以圣心考虑。臣恭敬地看见陛下求言的诏书：既询问旧日辅弼大臣，又征询近臣；既让朝廷内外的臣子都能逐条上奏，又让在朝臣子每天轮流应对。这正是初政最急迫的事情，天下士人无不披露肝胆、倾吐心腹、竭尽忠诚，以符合陛下恻隐关怀的心意。何况臣世代承受国恩，如今身为宰辅之士，如果隐瞒实情、顾惜自身，不向陛下极尽直言，臣便有罪。臣谨慎采集自古人君谨慎开端的道理和人臣谨慎开端的言论，概括提出八件事，献给陛下：一是端正心术，二是辨明邪正，三是扩大圣学，四是招致直言，五是戒除游逸，六是崇尚节俭，七是体恤刑罚，八是重视名器。每一项都分别解释，援引古事作为证明，不敢粉饰成浮华言辞来烦扰圣听。伏望陛下在清闲宴居之时，集中精神、留意察看，特别赐予省览；或许对初政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谨列在下面。

译一、端正心术。臣听说，尧把帝位传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尚书》记载说：“上天的历数在你的身上，你最终要登上大君之位。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执守中道。”《论语》记载说：“尧说：‘啊！舜，上天的历数在你的身上，确实要执守其中。’舜也用这句话告诫禹。”三位圣人相互传授，心术的奥妙不过在一个“中”字。汉武帝即位之初，亲自策问众士，董仲舒告诫他：端正内心，才能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才能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才能端正万民。上天降下的灾祥、百姓的休戚、人才的邪正、天下的治乱，都系于人君之心。一个念头刚刚发生，虽然看似极其微小，但在幽明之间，它的回应却如回声一般。人君应当把心安置在正道之中，不正当的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做。一心既然端正，邪佞谗谄就无法进入，声色货利也不能使心志迷乱。这样观察就会明察，听取意见就会聪敏；言语可以成为准则，行动可以成为法式；一旦推行施用，朝廷万事无不归于正，四方远近无不一致归正，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能治理了。二、辨明邪正。臣听说，舜刚开始执政，首先任用十六位贤相，罢黜四凶，天下人都心悦诚服。传记认为这是舜的大功。禹、皋陶之间二十次相互赞叹应答，也把识别人作为首要之务。皋陶又陈说九种德行，认为人君能够识别具有九德的人，考察其真伪并信任任用他们，对上可以安抚五行、顺应时令，对下可以凝聚众多功业。可见识人是人君盛大的德行。人君没有别的职事，主要就是辨别君子和小人，并决定任用或罢黜他们。君子和小人难以辨别，已经很久了。进谗谄媚、当面奉承，看起来像忠诚；乘机迎合、投人所好，看起来像聪明；耸肩低头、谄媚而笑，看起来像恭敬；在小事上谨慎周密，看起来像贤能。排斥小人的人，看起来像进谗；提拔善类的人，看起来像结党；当面指责、在朝廷争辩的人，看起来像攻讦；难以进取、容易退让的人，看起来像矫饰。人君的智慧不足以明察这些，就会使君子小人一同任用、混杂相处，彼此争斗、互相胜负，最终必然导致小人得势而君子退处。这就是治乱由此分化的原因。只有人君应当精细鉴别、详加考察，确认贤能的人就听任其施展而不要三心二意；知道不肖的人就废黜斥退而不要犹疑。内用君子，外斥小人，使他们各自安守本分，那么人君的职能就完成了。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治理呢？三、扩大圣学。臣听说，商王高宗继位之初，傅说告诫他说：“君王寻求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功业的基础；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又说：“只有学习才能使心志谦逊，务必及时勤勉，修养才能逐渐到来。”又说：“教人和学习各占一半；始终想着以学问为常道，德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修养完成。”《诗经》的作者进言告诫继位的君王说：“每天进步、每月增长，学问不断积累而光明日益显著；要承担这项责任，给我显明的德行。”《诗经》《尚书》所载，臣子告诫君主，必定把学习放在首位。人君不可以没有学问；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治理天下，这是王者的事业。因此尧、舜、禹、汤都勤勉不懈，孔子也忧勤不安；这就是圣人更加圣明、明君更加明智的原因。从前唐太宗贞观初年，把十八位学士召入宫禁之中，讨论古今成败，诵读《诗经》《尚书》，讲求典章礼制，询问政事而不知疲倦，一直到半夜。他曾对虞世南说：“使我能够考察古事，遇到政事不感到迷惑，靠的是你们的力量。”臣愿陛下在朝廷大臣中选拔忠信端正、善良博雅、见闻广博的人，充任劝讲之官；不限定人数，不拘泥资格，轮流值班。退朝闲暇时，召他们到便殿，讲求经术，询问治道，并借此询问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以温和的神色对待他们，以诚意接纳他们，使他们尽情陈述。这样一来，圣学日益增进，圣政日益更新；陛下即使深居九重宫禁，也能周遍了解四海，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四、招致直言。臣听说，舜接受禅让开始执政时，向四岳询问，打开四方之门，明察四方之目，使四方之耳都能通达。傅说又对君王说：“树木依照墨绳砍削就会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会成为圣明之主。”所以元稹在唐宪宗即位初年上书说：“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一定有敢于进谏的士人；君主接受并赏赐他们，他们就会争相成为忠诚正直之臣；如果拒绝并治罪，他们就会收起胸怀、闭口不言。”又引用唐太宗赏赐孙伏伽的事来告诫他。古代史官负责记事，盲人乐官诵读诗歌，百官献上技艺，平民在道路上议论，商旅在市场上讨论，人人都可以尽情发表意见，何况以进谏为职责、负有言责的官员呢？陛下即位以来，求言的诏书多次下达，但采纳劝谏的诚意还没有真正取信于人；没有听说赏赐过一个敢于进言的士人，却轻易罢黜上言论事的臣子。这就是天下有识之士私下观察初政而深感惋惜的原因。臣愿陛下广开言路，增加设置谏官；进言正确就赏赐，进言不当也姑且置之；狂妄的人宽容对待，攻讦他人的人宽大赦免；至于怀藏奸心、欺骗君上、结交邪党而损害正道的人，则予以贬黜。这样天下士人无不乐于向陛下进言，或许直言会日益听到，下情全部畅通，而不会有堵塞蒙蔽的祸患。五、戒除游逸。臣听说，周成王开始执政时，周公担心他安逸享乐，便作书告诫他。开头先说：“君子所处的境地不要贪图安逸，要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能享受安逸。”又说商中宗、商高宗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祖甲不敢侮慢鳏寡，周文王从早朝一直到中午偏西，也顾不上闲暇进食。这四位君王因此享国长久。又告诫说，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不要沉溺于观赏、安逸、游玩、田猎，而要把万民的供奉仅仅用于正当之处。《无逸》一篇反复数百言，始终把安逸享乐作为警戒。所以古人把宴饮安逸看作毒药，把不贪安逸看作大法。宋仁宗皇帝建造迩英阁，把《无逸》写在屏风之间，早晚观看以表示警戒。天刚亮便大显明德，后世尚且会懈怠；开始都不能勤勉，后来又将怎样呢？古代人君早晨听理政事，白天询问政务，晚上修订政令，天未明就起身求衣，半夜才睡，并不是想要焦心劳身来自我苦待。只是担心懈怠之心一旦产生，便佞之说就会乘机进入，沉溺享乐的事情也会时常发生；一旦放纵流转而不能回头，不仅会荒废政事、损害德行，也不是保养寿命的方法。人君应当清心少欲，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始终如一，不荒废政事，不沉溺淫逸。这样一来，寿命可以与尧舜相齐，享有国祚百年，难道不是很美好吗？

译六、崇尚节俭。臣听说，舜命令禹总领众官时，勉励他的德行，嘉奖他的伟大功绩，不过是说他能够勤劳于国事，能够节俭于家中，不自满自夸，只有你最贤能。孔子也说：“禹，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禹饮食菲薄，却把孝敬用于鬼神；穿着粗劣，却把华美用于祭祀礼服。舜把帝位传给禹、禹继承舜的事业，无不把节俭的德行放在首位。因此唐玄宗开元初年，曾在庭院中焚烧珠玉锦绣，以表示节俭的德行。到了晚年，却因穷奢极侈而使天下混乱；对于最初的做法，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唐太宗问褚遂良：“舜制作漆器，进谏的人有十多人，为什么？”褚遂良回答：“漆器制作不停，一定会改用金器；金器制作不停，一定会改用玉器。古人之所以一定要在事态渐变时进谏，是因为如果事情已经泛滥成灾，就来不及了。”天子是汇聚天下力量来供养的人；凡是宫室、车马、服食、器用，没有一样不是百姓的膏血。制造它们极其劳苦，完成它们极其艰难；安然享用时，一定要想到它们来自哪里。想到它们的来源，就不忍轻易耗费民财，便会格外珍惜民力。这样，子孙万世都能长久享受天下的供奉。七、体恤刑罚。臣听说，舜刚继承帝位，首先陈说典刑的意义，告诫天下说：“敬慎啊，敬慎啊，对于刑罚一定要体恤啊！”又命皋陶担任士，告诫他务必做到明察而使案情允当。因此好生之德能够遍及民心，百姓由此不触犯司法官，这就是体恤刑罚的成效。汉景帝元年，减轻笞刑之法，制定杖刑法令；唐太宗贞观初年，看到明堂图后废除鞭打背部的刑罚。自古圣贤之君无不重视人的性命，不敢轻易使用刑罚，所以能够享有长久国祚，福庆流传后代。恭敬地思量，祖宗二百四十多年间，深厚仁慈的恩泽逐渐遍及四方；诛戮之刑，对内不施于骨肉亲属，对外不施于士大夫；触犯法律的人一律交给有关官司办理，即使天子也不得在其中擅自加重或减轻。因此预卜国祚年数、世数，都可以与周朝相匹敌，汉唐也不能相比。臣愿陛下遵守祖宗既定的法令，谨慎使用刑罚；宁可失之宽缓，不可失之急迫；宁可失之简略，不可失之过于琐细；宁可有漏罚，也不要牵连无辜。这样或许能使初政深深赢得人心，成为万世无穷的福泽，天下幸甚。八、重视名器。臣听说，商高宗即位时，傅说进言说：“国家的治乱在于各级官员；官职不可授予私人亲信，只看他是否有才能；爵位不可授予德行恶劣的人，只看他是否贤能。爵位和赏赐，是天下的公器，应当与天下人共同使用，不是人君可以私自占有的。”从前韩国昭侯爱惜一条破旧裤子，不肯把它赏给身边的人，一定要留待有功者；并且说：“明主珍惜一个皱眉、一个微笑，破裤子难道只是皱眉微笑那样的小事吗？”唐宣宗也十分重惜章服，有关官司曾准备了几套绯衣、紫衣以备赏赐，有时半年还用不掉一套。破裤子是微小之物，章服不过是表面文饰；两位君主尚且如此珍惜，是因为器物用来寄托意义，文饰用来配合实际。居上位的人珍爱并重视它们，不轻易授予，得到的人才感到荣耀；如果人人都可以得到，就不足以显得尊贵了。何况一命以上的官爵，是人君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人的；无功者得到赏赐，有功者就会懈怠；不肖者得到升进，贤者就会退却。授予和剥夺、任用和废置，怎么可以不谨慎呢？人君应当以天下为公；凡高爵厚禄，都应与天下贤能、有功之人共享。只要是合适的人，不要因为关系疏远就废弃；不是合适的人，不要因为关系亲近就任用。威权不可移交给下属，名器不可借给他人。这样一来，上面没有滥赏，下面没有侥幸得位的人；贵贱各自安居其位，贤能与不肖各得其应有的待遇，天下就治理好了。以上是臣所说的八件事。凡是陛下已经能够优先实行的，臣再次说明，是为了坚定陛下有所作为的心志；凡是陛下还没有实行的，臣预先说明，是为了防止陛下逐渐走向想要实行它们的方向。这些都是初政的急务。至于明确好恶，以公正的毁誉来造就人才；崇尚名节，罢黜贪鄙之人以敦厚风俗；减轻赋税征敛，告诫搜刮民财者以宽解民力；选择将帅，明确赏罚以整肃军政，这些应当按次序讲求并施行的事情，臣不敢越级进献。臣职位卑微而言论高远，罪当万死，惟愿陛下裁量赦免。《历代名臣奏议》第五十七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五十八卷。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治道。宋宁宗时，袁说友上奏说：“臣仰念皇帝陛下，聪明仁孝出于天性，历数所归，神器有所托付；承受太皇太后的命旨，遵奉圣父的诏命，继承守护宏大的基业，统治天下万方。天地为之开颜喜悦，神人协同和谐。臣有幸际遇圣明之时，荣耀至极，幸运至极。臣鄙陋不才，忝列从臣之中。先前充任京城官员，多次拜见圣颜，早已承蒙陛下圣明而特别通达的知遇，却惭愧不能以职守作丝毫报答。如今有幸身逢盛明的时代，愿意倾尽愚诚，急切想要仰助陛下宏大的规划，稍稍补益圣德。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大有作为的君主，在刚刚登基之初，一定会思考怎样收拢人心、满足众望。人心已经获得，众望已经信服，那么上顺天意、下顺人心，助使四方夷狄前来朝王，成就极大的功业就不难了。陛下继承帝位，革新政治，国内外都爱戴拥护，正是收拢人心、满足众望的时候。臣来不及逐条列举繁多的事项，愿意提出当今可以实行、足以收拢人心而满足众望的六件事。” 第一件事说：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突然抛弃万方，转眼已经满一个月了。陛下追念皇祖，每天前往临殿哭临，号哭悲恸到了极点，臣民都为之叹息。只是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制。自汉代以来，丧礼逐渐从简，于是有了以日代月的制度。大概几千几百年来做天子的，还没有坚决地能够恢复古礼的。只有我朝寿皇圣帝，近来遭逢高宗皇帝之丧，出自圣心决断，亲自行三年之服，孝心诚意之深厚，万古没有超过的。如今陛下继承统绪、登上帝位，正逢以日代月举行禫祭的开始，这正是陛下竭尽孝心和诚意的时候。寿皇对于高宗，是儿子为父亲服丧，所以实行三年之丧。如今陛下对于寿皇，是孙子为祖父服丧，也应当实行周年之制。臣愿陛下遵照寿皇亲自服丧三年的礼制，仿效古人丧礼趋于厚重的主张，赶快下诏，亲自行周年之服。命有司讨论丧制，凡上朝、退朝以及乘辇经过宫门时所穿的丧服，都命他们斟酌裁定，陛下一一亲自实行。此令一下，朝廷内外的臣子既会仰叹陛下思念祖父、孝心诚挚的深切，又会深深感佩陛下居丧而尽礼的孝行，也会敬服陛下聪明仁孝的实际表现。要收拢人心、满足众望，没有比这更切实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况且如今的外敌，本来不能用礼义去责备他们，却还能仰慕我寿皇的孝行，在继承祖父、登上帝位的日子亲自行三年之丧。外敌本来不值得在陛下面前提起，然而他们尚且能够这样。如今周年之服，陛下必定能够亲自实行。倘若圣意认为并不困难，就请赶快降下指挥，这将是臣子极大的幸运。第二件事说：“昨天恭敬地听说已经降下指挥，宣召宰臣留正。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掌握帝王权柄、统治天下，知道事情的先后，倚重大臣，共同谋求盛世之治，规划宏大而深远，将要达到太平，天下实在万幸。臣私下料想，留正一定会上章坚决辞谢，不会立即赴阙。愿陛下体察古人以礼进退大臣的用意，深深看重朝廷辅佐的职责，另下诏书催促他回来，使他一定前来，那么陛下礼敬大臣，就无愧于古代的圣明君王了。至于起居郎陈傅良，他忧国爱君，不得已便辞去俸禄离开；枢密院编修官杨方，因为前些日子时事不顺，也投递弹劾自己的状牒而归乡。这两个人都是当时士人声望所归属的，臣愿陛下出自圣意，赶快下诏，同时命他们即刻照旧前来，各自供职于原职。这样岂只是为了收拢士人的人心，对于辅佐治理之道，也有很大的补益。” 第三件事说：“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用来秘密辅助治理之道，补益圣明的听察。近年高宗皇帝革新政治的时候，首先下诏，大开台谏和风宪的言路。如今陛下主持推行新政，应当广开言路，尊重任用台谏官。臣愿陛下出自圣心决断，赶快发布诏旨，告诫台谏官，命他们各尽职责，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凡有章奏，陛下当天就施行，那么言路既然广开，圣德就会彰明远播，治理的成效日益增大，下面也没有壅塞蒙蔽。初政的要务，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一点。” 第四件事说：“先前寿皇圣帝刚刚遭逢高宗皇帝之丧，教坊乐人以及一切俳优、伶官等，都一并罢免驱逐。如今陛下继承帝位，正处在丧制期间，臣愿陛下立即降下指挥，凡有关乐人及俳优、伶官等，即刻暂时命令他们各自离去，等丧期结束后再听候指挥，也可以显示陛下盛德的极致。” 第五件事说：“自古以来君主谋求达到极治、增益圣德，没有不寻求直言、采纳谏诤以扩大听闻的。汉代董仲舒说：‘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就能穷尽群臣的智慧，尽知天下的美善。’这大概是帝王的首要事务。如今陛下继承帝位之初，尤其应当广泛寻求直言，尊重任用忠诚耿直的人。政事是对是错，民情是安乐还是困苦，倘若不听取言论、接受劝谏，陛下就无法亲自知道。本朝祖宗在即位之日，便相继下诏寻求直言。历代圣主遵守承继，把它作为家法。然而寻求言论，贵在能够听取；听取言论，贵在能够实行。如今朝政的缺失、民间的疾苦，不容易逐条陈述。臣愿陛下赶快发布诏旨，先命在朝的监察御史以上官员以及馆职、学官，在五日之内各自上密封奏章，极力陈说时政的缺失，使他们尽情进言而不加隐瞒。陛下倘若不能全部亲自阅览，就请把臣下的章奏交给后省、都司官，摘取其中确实可以施行的，分类上报朝廷，再请陛下裁决，一一施行。其中有关系陛下亲自实行的，也命大臣另行陈奏。陛下如果这样谨慎用心、竭力实行，那么五帝三王也将与陛下并驾齐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