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四十六

译这就是说，陛下知道自己在纷乱危急之后承受宗庙社稷的托付，却不知道荆轲、何罗那样的祸患会从身边突然发生。希望陛下思考太祖取得天下的艰难，及早谋划；以《春秋》记载王室祸乱为鉴，谨慎守护。不要说自己是在兄弟离心、势单力薄时怀有父母兄弟的忧患，便因此松懈身体和意志。臣谨按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如楚’；二十九年，记载‘公在楚’，又记载‘公至自楚’。臣私下推究，‘公如晋’、‘如齐’、‘如京师’，都不曾记载‘在’，唯独在楚记载‘在’，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国是虎狼之国。襄公到楚国，已经是非同寻常；又过了一年仍未回来，祸患将会不可测。记载‘在楚’，大概是臣子痛惜君父不知身在何处。如今两宫被迫在沙漠巡行，和到楚国的危险相比，哪一个更大呢？况且襄公二十八年到楚国，至二十九年才回来，《春秋》已经深深认为这是危险，何况两宫在穹庐中暴露受苦到现在已经三年了！那么陛下怀有父母兄弟的忧患，臣愚昧，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置。替陛下谋划的人，难道唯独不想到‘在楚’这件事吗？臣希望陛下慎重选择贤能辅佐，果断决策，侧身忧患，如宣王振作精神、综合考核，如孝宣帝铲除乱党，如光武帝刚明果断，如宪宗恢复旧仇、洗雪耻辱，如越王勾践那样；以《春秋》为戒而谨慎奉行，以祖宗为榜样而努力实行，不要因为臣草野之人的话而废弃，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陛下在开头的圣策中说：府库空虚，军费加倍增长，而赋税征敛却减轻；外患尚未平息，寇盗仍然很多，而追捕征役都有期限；选择守令来厚养百姓，责令按察、监司来收敛贪暴，政令为了百姓而下达。这些事情十件中常有六七件。凡是百姓说想要聚集、想要除去、所厌恶的事情，朕有的还没有听到；只要听到了，就没有不怜恤，怜恤了也没有不施行的。这又是陛下听从天意而不听从民意的弊病。臣听说治理天下正如治疗疾病。天下正处于患病之时：府库空虚、军费增加，是病在血脉；外患未平、寇盗很多，是病在肠胃，是外来的邪气侵害了正气。选择守令来厚养百姓，正如用汤液醪醴来引导治疗、帮助真气；责令按察、监司来收敛贪暴，正如使用砭石和药剂来攻治强盛的邪气。假如人的血脉已经患病，肠胃又患病，而用汤液醪醴引导治疗时又失去节度，那么疾病就会更加严重；疾病已经严重，再使用砭石药剂又不是良法，只会加速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因此正当天下患病之际，府库已经枯竭，军费不断增加，外患炽盛，寇盗众多，却用不贤能的守令来治理百姓，用无才的按察、监司来扰乱百姓，这就如同疾病已经深入，却给病人投下野葛，难道不是危险吗？臣请求逐条说明这些弊病。臣听说府库贫乏而军费成倍增加，是因为军队冗滥而坐食，是因为军队长期出征而耗费财物，是因为生产的人少而供养的人多。这三项，是当今最大的弊病。自古以来，军队无事却要供养，就不能让他们聚集；既然聚集，就不能让他们无事而食，这是形势所决定的。过去汉代的兵制，有轮番服役的士卒，却没有营田的军队，京师也不过是南北军、期门、羽林等军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用虎符调发郡国军队，事情结束便立即罢兵。因此，汉军虽然不从事农业，天下却不困乏，军队也未曾无事而聚集待养。唐代设置十六卫，平时便耕作积粮，不但能够自给，还能增加县官的储备。因此，唐军虽然聚集在京师，天下也不困乏，因为他们并非无事而坐食。我朝沿用近代养兵的办法，中等以下的一名士兵，每年衣粮供给约五六十缗。太祖取得后周的军队时，中外军队只有十二万人而已。到干德年间，中外也只有十万军队。太宗平定天下后，增加军队至多，也不过三十多万人。真宗处于全盛时期，军队才开始达到五十多万。当时军数并不算多，尚且担心耗损国家财力、影响调度，于是下令淘汰疲弱冗员；周莹不奉行减兵诏令，真宗便发怒将他罢免。向敏中上奏说军队名额逐渐增多，真宗便反复诘问责难他，确实知道军队无事便不能让他们聚集，既然聚集便不能让他们无事而坐食。所以臣说，军队冗滥而坐食，是当今最大的弊病。按照兵法，兴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按一天计算，费用已经如此巨大，何况如今旷日持久，年复一年，军队长期不得解散？一百个人仰赖县官供养，就占用了名义上一千人的军额；大体上虽然每队只有几百人，归根到底却与数十万军队无异。这样坐食多年而没有丝毫功劳，农夫的力量怎么能不困乏，运送粮饷的士卒怎么能不疲惫？谨按《春秋》庄公八年，春季军队驻扎在郎，夏季军队与齐军包围郕，秋季军队才返回。《春秋》记载用兵，从没有经历三个季节才返回的，唯独这里记春、记夏、又记秋，是憎恶庄公无故劳师，发动包围郕的战役；最后郕投降了齐国，鲁军没有功劳，到秋天才回来，所以记作“师还”，是憎恶鲁军夏季已经无功，到了秋季才撤军，暴露滞留得太久。此后二十八年，鲁国发生告籴求购粮食的举动，那场灾祸正是以包围郕为根基的。如今征役一去动辄数年，拿它同《春秋》中经历三个季节便返回的情况相比，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样一来，府库枯竭、军费增加，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所以臣说：“军队长期出征而耗费财物，是当今最大的弊病。”军队冗滥而坐食，军队长期出征而耗费财物，再加上生产的人少而供养的人多，收入少而支出多，陛下即使使赋税征敛有所减轻，州县实际追征科派却十分烦扰。为什么呢？因为用度既已匮乏，形势上就不得不向百姓索取。臣以前所说的追捕、征发都有期限，而外患尚未平息，盗贼仍然很多，其弊病在于朝廷过失太多，百姓怨恨太深。假如朝廷没有过失，百姓没有怨恨，外患和盗贼又凭什么发动呢？自古以来，奸雄如陈涉、吴广起于秦，赤眉、黄巾起于汉，苏峻在晋作乱，安禄山、史思明在唐作乱，本来都是大盗首领窥伺朝廷的过失，拿来作为借口，利用百姓的怨恨，倡言叛乱并自称行义，终于接连起事，劫持州县官府，杀害郡守、刺史，逐渐发展成祸乱。如今是圣明强盛的朝廷，难道会有大的过失吗？臣私下听老人们谈论，有的说外戚近臣扰乱权力，奸臣窃取权柄，刑罚和赏赐不能照常实行，小人不能全部铲除，纲纪也没有大为振作，这难道不是过失正在形成吗？为什么呢？自古以来扰乱天下国家的事情，多是从外戚近臣扰乱权力开始的，如汉代的诸吕、窦氏、霍氏，唐代的武氏、韦氏、张氏，暗中玩弄朝廷权柄，最后一败涂地、诛灭全族，国家也随之破亡。

译如今竟有皇帝亲信掌领枢密权柄，外戚亲属统率禁卫军，汉代南北军之祸的鉴戒并不遥远。倘若不稍加收敛，这就是增加朝廷的过失，助长奸雄的胆量。大乱之后，怎么能再这样做呢？晋代赵王伦、石勒之流，内心窥伺君主，口头责难宰相，实际上都是奸雄等待朝廷出现过失后才行动；不幸又遇到饥馑，加上灾荒，百姓愁苦无以为生，于是奸人乘机飞腾而起，视天下如血海。这就是外患不能平息、盗贼仍然很多的原因。即使追捕征发有期限，又凭什么挽救这种祸乱呢？谨按《春秋》昭公十一年，楚灵王熊虔诱骗蔡侯般，在申地将他杀死。蔡般是弑逆之贼，本来是楚王必定要诛杀的人。《春秋》反而憎恶楚灵王，为什么呢？说的是：讨伐蔡般可以，但用诱骗的方式再加以诛讨，这是匹夫都鄙视的行为，是《春秋》特别憎恶的。前些日子朝廷下诏招纳叛逃者，许诺他们不死；这些人都放下武器请求活命，认为陛下向他们表示了最大的信用。然而表面上向他们表示信用，暗中却施加刑罚，这就是诱骗后再诛讨。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怎么能把天子的诏书当作诱骗人的诱饵呢？臣担心一旦失去最大的信用，后来再招降叛军就会令人后悔。从今以后，上下彼此猜疑如同仇敌，聚集起来互相寻找可乘之机，便会彼此残杀，只有首先发难的人才被视为强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盗贼不能平息，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臣以前所说应当选择守令以厚养百姓，而守令多不贤能，是因为朝廷轻视守令。要求按察防御之官收敛贪暴，而按察防御之官多无才干，是因为朝廷轻视按察防御之官。守令一旦不贤，郡县便受祸；按察、廉访之官一旦无才，守令就敢于作奸。所以上级考察守令，关键在于选择按察防御之官，这是祖宗形成的制度。太祖、太宗尤其重视守令，太宗曾亲自选任各州长吏，又亲笔写下历来应当警戒的事项赐给他们，说：“公务、刑政，施恩爱以临治百姓，奉行法令、铲除奸邪，这样才可以记作劳绩。”于是回头对钱若水说：“朕在暑天写这些，难道不劳累吗？这是因为要为任用官员选择人才，以安定百姓。”唉！太宗不怕盛暑，亲自写札赐给即将赴任的官员；如今的守令却从未有被召见应对的。太宗亲自选择他们，还在便殿接见；如今却交给吏部注拟任命，这就是朝廷轻视守令。朝廷轻视守令，守令就会轻视郡县。郡县的职任一旦被轻视，治理养护百姓的方法就全被废弃。假使京畿附近州县所任非人，他们害怕朝廷耳目就在近处，尚且畏惧而不敢放肆；至于远方的小民，即使让盗跖做他们的守令，让梼杌、饕餮做他们的县令，这些百姓即使成百上千地聚集呼号、辱骂，朝廷却不知道他们受到的祸害，难道不是大患吗？臣听说太祖任命钱文敏主管泸州时，告诫他说：“近来听说郭思齐违法搜刮，仗恃地方偏远，以为朝廷不知道。你到任后替朕审问他。”泸州距离京师四千多里，郭思齐违法的事情，太祖已经完全知道了。如今稍微偏远的州县，守令的过失朝廷竟听不到，那么像泸州这样遥远的地方，陛下一定更加无法防察。这样一来，他们还有什么畏惧而不去作盗呢？既然如此，所能依靠来纠察弊病的，仍然只有按察防御之官。假如按察防御之官又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其中的祸害怎么说得尽呢？臣听说太祖设置按察防御之职，是让他们成为朝廷的耳目，有的由圣上亲自选任，有的命令地方荐举充任。既然选任如此艰难，对他们的责任也很重大。凡是宽纵一个按察、廉访之官，就是败坏一路的政事；一路不能治理，就会使数百万军民遭受灾殃。自太宗即位以来，他励精图治，下诏让转运使考核各自职任的成败，又派使者察访官吏的贪污与廉洁。像刘文质察举所部官吏有功，便得到升迁的恩宠；像王德裔所部治理不好，便受到削黜爵位的惩罚。赏罚如此严明，按察防御之官的威势便能振作；按察防御之官威势振作，守令便能振作职守。如今守令不称职，是因为按察防御之官没有选得合适。过去朝廷派使者到各道抚慰晓谕，天下人都盼望一睹使者风采，以为将会受到重大恩惠。最后却弄得接待使者的厨传骚动不安，公然行贿；严重的，甚至向郡县索取子女，带着家属一起出行。使者虽然以抚慰晓谕为名，百姓却有供给输送的苦难。在守令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祸害。远方百姓如果不幸遇到不贤的守宰，全年抱着冤屈，伸长脖子等待巡行使者到来，盼望借此雪除愤恨；而按察防御之官又没有才干，就会使他们终身怀冤而无处申诉。这样，百姓怎么能不多生怨恨而容易发动呢？这正是奸雄暗中发难的原因。谨按《春秋》闵公元年，齐国的仲孙来到鲁国，圣人赞许他并称他的字，重视他奉命出使、依照时宜来安定邻国祸难的行为。当闵公刚即位时，叔牙、庆父正在酝酿鲁国的祸乱，闵公初立，鲁国人危急得如同系在末端的旒旗，齐国人几乎可以折断鞭子就取得鲁国。在那时，鲁国的轻重全系于齐国。仲孙于是劝说他的君主，专心安定鲁国的祸难，最终使闵公没有失去国家，鲁国百姓因此安定。这都是仲孙的力量。《春秋》记载仲孙来鲁，是为庆幸他一出使便使百姓得以安存鲁国。如今两河、淮甸经过战争之后，难道不比鲁国当时的祸难更严重吗？可是按察防御之官出巡，却没有听说有人像仲孙那样把安定鲁国的祸难放在心上。按照《春秋》的法则来责备他们，他们就是有罪之人。所以臣说：守令不称职，是按察防御之官没有选得合适。守令既不称职，按察防御之官又失职，这样一来，陛下为百姓下达的命令，即使十件中有六七件是真心为民，诏书却十件中有八九件被堵塞、阻遏了。于是陛下有体恤百姓的诏书，却没有恩惠能够到达百姓；州县只知道有守牧的命令，却听不到天子的诏书。近三年来，边防用兵，凡是百姓承担的各种征敛，不考虑四方有无相应物资，只是一味严令督促。近海州军照例征取枪杆，山区州县则购买鹅翎。有司既不辨别各地有无，州县又有时很少上奏说明。官府取得一件物品，百姓却要花费数倍的钱。又如前些日子劝诱一事，监司责成郡里办理，郡里责成县里办理，县里发文到乡里，借军务期限紧急为名，催逼得像星火一样急迫；稍有不能按期送到，便加以械系、拷掠，人人都怕死，哪里还敢有怨言？名义上叫作劝诱，实际上却是暴虐搜刮。监司、郡守只顾完成上供以取悦朝廷，便忽略而不知反省；宰相、大臣只顾使财用充足以取悦陛下，即使知道实情也不敢进言。上下彼此防范，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这样，陛下体恤百姓的诏书虽多于汉文帝，天下却枯竭疲敝得比汉武帝时更严重。

译伤害和气、招致怨恨，过错将归于谁呢？臣听说咸平年间商议改元时，赦书中有很多蠲免，有人认为三司一定会以恩泽过于宽广为理由提出异议，真宗责备说：“不合道理、伤害百姓的事情，朝廷不能实行。赦令既然已经颁行，就一定要使善良百姓得到恩赐。”当时正值中午，雷声震响，真宗忧戚地说：“难道赦令给予百姓的恩惠太少吗？上天是用雷声来警告朕吗？”唉！祖宗因为赦令没有遍及百姓，便害怕招致上天惩罚；如今陛下的命令多被阻塞，实际上违背了上天的心意，这种危害恐怕不是小事。希望陛下以《春秋》为戒，谨慎地持守这些原则；以祖宗为榜样，竭力实行；不要因为我是草野之臣便嫌弃我的话而将它搁置，这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陛下中间所说的防备之事，臣由此又想到：迎接亲属的使者接连行走在路上，而敌情还没有取得信实；保全国家的谋略刻意放在军务上，而军势还没有壮大；亲自崇尚俭朴以敦厚根本，而骄奢的习气还没有改正；扩大公正以作示范，而徇私枉法的风气仍然占上风；刑罚和赏赐不足以振作懒惰偷安的士气，宣告训示不足以革除狂妄悖逆的心态；田地还未安定，旱灾蝗灾危害年成。这究竟是朕的德行不足，不能感动上天吗？还是政令失当，使百姓把它当作祸患呢？为什么精诚不能奏效，祸乱又如此难以平定？这又可见陛下只听从上天而不听从百姓的弊病。臣认为，陛下亲自崇尚俭朴而骄奢仍未改正，是因为陛下未必真的做到纯正俭朴；扩大公正而徇私枉法仍占上风，是因为大公无私未必真正得到推广；赏罚不足以振作懒惰偷安，是因为国家大权已经下移；宣告训示不足以革除狂妄悖逆，是危乱的征兆；田地未安而旱灾蝗灾危害年成，是百姓失去职业生计，怨气与灾异一并发生。至于派遣迎接亲属的使者而敌情尚未取得信实，臣私下有话要说。臣听说庆历年间，契丹在边境聚集军队，派使者萧英、刘六符来聘问。当时使者非时而来，军队又压迫边境，朝廷内外都愤怒怨恨。仁宗皇帝命宰相选择出使答聘的人，选中了左正言富弼。富弼用几句话挫败刘六符的谋划，最终使契丹君主的图谋受挫。自景德以来，北方太平八十多年，难道只是富弼一个人的力量吗？当时宰相是晏殊，参知政事是范仲淹，枢密使是杜衍、韩琦，谏官是余靖、欧阳修，他们都是天下所仰望、北方敌国所畏惧的人。敌人知道朝廷有人，所以富弼的谋略能够成功，敌人的谋略不能得逞。如今朝廷之上，有像晏殊这样的宰相吗？有像范仲淹这样的参知政事吗？有像杜衍、韩琦这样的枢密使吗？谏臣中有像余靖、欧阳修这样的人吗？臣知道陛下必定没有这样的人物，却想求得敌情的信实，这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臣听说猛虎之所以使百兽畏惧，是因为有爪牙。假如丢弃爪牙，那么孤独的猪、单独的小牛也都能与它搏斗、啃食。譬如国家没有强劲的军队，即使很小的地区也都会成为强敌。所以《春秋》虽然憎恶穷兵黩武造成的祸害，但对于平时不养兵、临时才征集武器军队的做法，又加以严厉责罪。谨按僖公二十六年，齐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公子遂到楚国请求出兵，鲁僖公便借楚军攻打齐国，夺取谷地。解释《春秋》的人说：“‘乞’是言辞郑重，是说请求重兵。”臣认为圣人不只是有意强调军队重大，更是憎恶鲁国没有防备。齐国给鲁国制造祸难已经很久了，自从甗之战齐军败于宋国，而鲁国没有救援，齐孝公便怀有切骨之恨。到僖公二十六年春，齐国侵犯鲁国西部边境，怨恨已经结下。替鲁国谋划的人，正应当早晚预先防备，常常如同敌寇将至；鲁国却安然熟睡，养成了腹心和胁肋上的毒疽，根基尚未转眼稳固，齐人便攻打我国北部边境了。最后竟至于向楚国请求援兵，以夺取谷地；借助夷狄攻打中原国家，是最大的不可以。如今敌势大为张扬，危害比齐国更甚，而军队平时没有得到训练，情况比鲁国更严重，议论者竟想向高丽借兵，这同向楚国请求援军攻取谷地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陛下只知道军势还没有壮大，却不知道军队和将领还没有训练好，臣为此足以痛哭流涕。建国初年，剑南、交广各自僭越称帝，荆南、江表只通贡奉，西戎、北狄也还没有全部宾服。太祖十分重视将帅，命李汉超等镇守关南，命郭进抵御并州的寇贼，命姚内斌镇守庆州。他认为既然得到名将，如果不厚待他们、沟通他们的心意，就无法取得他们的死力，所以允许他们收取所辖各郡关税和酒曲之利，不只是用来养护犒劳士卒，也让他们的家产富足。又担心这些费用仍然不够，便允许他们图谋赎回或接回在京师的家属，并且厚加抚慰；这样将帅心中便没有私人的忧虑，只专心竭力于边境事务而已。又担心他们上奏陈述的事情不能充分涉及机要，便常常允许他们入朝自陈；到了升殿时赐座，又再次厚赐后送他们回去。因此边臣多有丰厚财产，能够招募、供养愿意效死的士卒，让他们充当间谍，完全了解蕃夷的情势，二十年间多次取得胜利。其间没有西北边患，平定西蜀，收复湖湘，攻下岭表，攻克江南，完全取得东南地区。虽然这是诸将的功劳，实际上也是太祖驾驭将帅的力量。如今的将佐、偏将、裨将，雄健挺拔有谁比得上李汉超？才略有谁比得上姚内斌？镇守持重有谁比得上马仁瑀？运筹帷幄、决胜敌军有谁比得上韩令坤？陛下驾驭诸将，谁比得上太祖？然而陛下给予他们的重权、显赫官秩和厚重赏赐，恩典礼遇已经超过先朝好几等了。这说明陛下选择将领不如太祖，恩典礼遇却超过太祖，恰好足以开启诸将的骄纵之心，增长奸臣的失意怨望。假如收复两河、迎回二圣，陛下将怎样再加赏他们呢？战争中获胜的军队，勇气和智慧会增加百倍；战败灭亡的士卒，终身也不能恢复。战胜的根本，是士气。如今士卒还没有作战，士气已经消耗殆尽，这是天下最大的忧患。过去六国相持之时，秦人出兵山东，打开关门迎击敌人，六国军队都徘徊不敢前进。然而长平战败后，廉颇仍然设法收拾残余兵力，北面击败栗腹，西面抵抗强秦，振作精神、磨砺力量，不肯自行屈服。当时秦军包围邯郸，魏王派新任将军到赵国，想要让秦国最终成就帝业，鲁仲连却慷慨流泪，坚决认为不可。他不只是惋惜让秦称帝这个虚名，更是痛惜天下大势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可是议论者竟说应当尊奉敌国，不可以触犯敌国的意旨，陛下为什么不把鲁仲连抗拒秦国的事告诉他们呢？

译既然如此，军势为什么还没有壮大，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春秋》究竟为什么要撰作呢？是因为天下没有真正的君王而撰作的。周王室衰微，天下人不知道还有君王，陪臣窃取国家，卿大夫的家臣僭越成为大夫，圣人为此忧虑，于是撰作《春秋》，代替君王行使赏罚。记作“天子”、记作“王”、记作“天王”，都是关于诛罚和奖赏的大权。记作“天子”、记作“王”，都是通常的称呼；称作“天王”，则是最为尊大的称号。“天王”与《周官·司服》中所称的“天王”，都是因为继承君位之初，君道尚未彰明，人心尚未安定，正处在危疑的关头，是大奸贼伺机而动之时，所以用极大的威势来防备天下，才这样称呼。“天王”这个称号，是在需要以极大威势防备天下的时候使用的，所以说是非常时期。那么，为什么有时又记作“天子”、记作“王”呢？回答说：《春秋》撰作时，王者的威权已经丧失，大政大法被诸侯擅自施行；他们凭借强力、依恃众多，互相吞并占据，这是根本和枝末都极其衰弱的时代，也是名分极其混乱的时期。若不是具有刚健、力量极大的才能，如同九二爻那样的人，便不足以震慑这种衰弱；若不是发动猛烈而广泛的征讨，如同唐太宗那样，便不足以平定这种混乱。因此孔子在《春秋》中，凡是王所亲自出动、亲自处理的事情，都记作“天王”，意思是说，在这种时候，王所做的事情应当施行重大的诛罚和奖赏，不能沿用平常的办法，希望后世兴复王道的人懂得应变。当时吴、楚的君主都像鸱鸟一样窥伺、像猛虎一样盘踞，僭越称号而称王，各个蛮族首领接连占据中原。到了这种地步，单靠文辞上的告谕，还能治理它吗？霸主、强国互相倾轧吞噬，伯、子之国能够保存的还不到十几个。到了这种地步，单靠诛罚奖赏的命令，还能治理它吗？所以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成为东方周公吧？”东方周公所能做的，也不过保存礼制文献而已，并不是拨乱反正的道路。因此《春秋》一定记作“天王”，是为了在大乱之时端正赏罚。如果事情不是王亲自所为，而只是依照诸侯的称呼，便只记作“王”，这是礼制的通常做法。称作“天子”，是所谓最尊贵的称呼，用来亲爱、团结诸侯。庄王不记作“天王”，是因为他宠信、庇护叛逆之人，不足以当得“至大”的称号，所以删去“天”字，以加重对他的讥刺。加重对庄王的讥刺，鲁桓公的罪过也就显明了。《春秋》所记载的大逆乱，外部从州吁开始，内部从鲁桓公开始，圣人显明他们的罪恶竟如此。假如说世道大乱，那么跟随作恶的人就多，趋向善道的人就少。善人如果不予以奖赏，就是赏不足以劝善；大奸大恶如果不加诛罚，就是罚不足以惩恶。赏罚不能实行，那么能够防止衰落、平定祸乱的人就没有了。陛下即位之初，正处于《春秋》所说的危疑关头，正是应当以“天王”的威势临御臣下的时候；可是国家的大权和重权却全都落入权臣手中，犹如太阿宝剑倒持在他人手里，想要收回就很困难了。这样，陛下只有《春秋》所说的乱局，却没有《春秋》所说的赏罚，凭什么驾驭群臣、平定大乱呢？臣私下观察太祖、太宗取得天下的原因，关键只在赏罚两件事。当时赏赐通常很薄，刑罚却通常很严。澶渊之战时，李继隆有奋力作战、击破敌军的功劳，也只是加授开府的品阶罢了。臣曾经奇怪，真宗为什么赏得这样薄？其中深意是认为，他既然杀了敌将，却没有彻底击破敌军，这是将帅应当受到责备的地方。既然受托统率将帅，却只赏赐内臣，不能作为后世效法的制度；这是赏赐薄的第一个原因。又因为自古以来宦官统领军队，没有不造成祸乱的，例如太宗朝内侍王继恩出兵平定蜀地叛乱，功劳很大，也只得到宣政使的官职。他谨守先帝的法度，不敢违背，这是赏赐薄的第二个原因。至于用刑罚驾驭将帅，却从来没有不严厉的。比如主将战死，便降职罢黜；偏将如王继勋，便诛杀；亲兵如荆罕儒，也受到诛戮。威令如此严厉，人们便都拼死作战以求赏赐。所以太祖的用兵法则，是有罪不赦；而《春秋》的用兵法则，在驾驭军队方面尤其严厉。城濮之战，楚军大败，得臣因此死罪，《春秋》记作“杀其大夫得”。臣认为，罪责在得臣。鄢陵之战，楚军又大败，子反因此死罪。《春秋》记作：“杀其大夫公子侧”，罪责在子反。两人都是因为违反军纪、丧失军队而死，不逃避重刑，否则便会被夷狄轻视。用兵时刑罚和赏赐总是严厉，而中原国家常常宽纵，这就是夷狄常能得志的原因。成王、襄王以后，中原屡屡受制于吴、楚，恐怕也是有原因的。如今军势尚未壮大，却动不动就遭到败北，这是有《春秋》所说的乱局，却没有《春秋》所说的赏罚。所以臣说：赏罚不足以振作懒惰偷安的风气，就是国家大权已经下移。假如大权一旦下移，陛下就只是空有君主的名器罢了；这样，宣告训示不足以革除狂妄悖逆，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可是臣愚昧，不知道所谓狂妄悖逆的人究竟是谁。是说前些日子诋毁、触犯权臣的人狂妄悖逆吗？还是说左右近侍、受宠幸的人狂妄悖逆呢？如果说前些日子诋毁、触犯权臣的人狂妄悖逆，那么臣不敢奉行这道诏令；如果说左右近侍、受宠幸的人狂妄悖逆，陛下难道不应当果断地将他们罢黜吗？臣私下推测，陛下之所以不肯把他们彻底罢去，正是推卸权力给权臣所造成的弊病。自古以来把政事托付给臣下，常被认为是盛美之事，但有时因此得到治理，有时因此导致混乱。汉高祖把政事托付给群臣贤杰，天下便得到治理；到后来把政事托付给王凤、王音，直到王莽手中，天下便混乱了。光武帝把政事托付给二十八将而取得天下，国家便得到治理；到后来把政事托付给外戚，直到董氏、吕氏、袁氏兄弟手中，天下便混乱了。魏国把政事托付给荀彧，国家便得到治理；到后来托付给司马氏，天下便混乱了。唐太宗驾驭英豪而取得天下，国家便得到治理；到后来唐明皇把政事托付给李林甫、杨国忠，天下便混乱了。开始因为托付而使天下治理，最后又因为托付而使天下混乱，这种弊病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把权力托付出去的时候，提拔十个人，皇帝却听从其中九个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十分之九的恩惠就出自臣下之手了。这样过几年，皇帝身边前后左右的人就都成了权臣的党羽。假如罢黜削夺十个人的官爵，皇帝却听从其中九个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十分之九的威权就出自臣下之手了。这样过几年，朝廷内外、远近各地就没有人敢违逆权臣，于是忠义之士离心离德，君上的势力便孤立了。前些日子将相大臣任意诛杀，冤枉牵连无辜，陛下连抬手干预一下都做不到，这难道不是把权力托付给臣下的弊病吗？唐明皇天宝年间的祸乱还没有过去多久，这难道不值得寒心吗？如今天下的大体格局都已败坏，只有祖宗的恩德还没有完全消失，人心还没有厌弃朝廷；这就像一个衰弱病重的人，奄奄一息地等死，只是气血还没有断绝罢了。假如人心一旦离散，就是气血也将断绝，天下便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而陛下又以田地未安、旱灾蝗灾危害年成作为忧患，这正是百姓失去生计、人心将要离散、气血将要断绝的时候。

译谨按《春秋》记载的灾异，常常同人事相互应验：灾异出现在上面，祸败便应验在下面，就像铁和炭的升降一样，显现的效验是可以相信的。《春秋》凡是记载蝗灾，都是哀伤旱灾、蝗灾危害庄稼。然而记载蝗灾总共九次，唯独哀公在十几个月之间竟记了三次，是说灾情特别严重。所谓严重，是痛恨它危害百姓太深。考察当时十三年之间，率领军队讨伐某国、侵犯某地、夺取某地、与某国交战，比其他国君时期特别严重，战争到了这种程度，百姓已经被摧残；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成了任人宰割的血肉。黄池之会又是夷狄之间的盟会，中原天下一天天走向灭亡。后来又暴虐地增加田赋，民怨积聚成灾，年年大旱蝗灾，百姓遭受粮食艰难的痛苦。圣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到一年便三次记载蝗灾，表示哀伤。由此可知，旱灾蝗灾的祸患，实际是战争和怨毒积累之后产生的。近年以来，敌人横行，战争连绵不息，没有一年不曾交战；百姓一天天疲惫困顿，四方夷狄一天天炽盛放肆，天下人不知道享有生存的快乐，已经很多年了。受战争创伤的百姓，尸横遍野、肝脑涂地，坟墓被挖掘，甚至祸及腐朽的尸骨，尸肉腐烂、血流满地；不知有多少亿万百姓的性命，陛下却无法亲眼看见。士卒死在边野之外，妻子哭泣死去的丈夫，母亲哭泣死去的儿子；寡妇和弱子抱着载尸的车，远望千里之外，想要为冤死者吊祭、为死者哀哭。道路上悲声不断，街巷中哭泣不止，怨恨痛苦直冲上天，陛下却无法亲耳听到。陛下看不见自己所看不见的，听不见自己所听不见的，把百姓驱赶到万死之地，最后却没有得到丝毫利益。毁谤积累足以销蚀骨头，怨恨积累足以伤害和气，阴气灾沴发生、灾疫兴起；田地未能安定、蝗灾危害年成，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如今两河、淮甸一带，千里土地荒芜，飞蝗遮天蔽日，公卿大臣熟视无睹、束手无策，却请求举行驱遣蝗虫的举措。唉！即使真的能够驱遣蝗虫，也不过是把心腹之疾转移到四肢上，不知道其他地方的百姓又为什么要承受这种苦难。臣听说天禧年间，真宗因为年成遭旱灾蝗灾、秋收歉收，慨然动念，实在担心政令有违失、违背天意，于是下诏削减茶盐禁令中严苛的条款，以此警戒旱灾蝗灾的变异。如今政令违背天意的地方，难道只是茶盐一两件事而已吗？臣知道旱灾蝗灾造成的危害，实际上是上天对陛下发出的重大警告。然而议论者还说，天灾流行是由于历数、运会，并不是政令失当的过错。唉！天下有善事就归功于自己，天下有祸患就归罪于上天，这哪里是圣贤应有的用心呢？希望陛下少发动诛讨，少征调军队，训练士兵、充实粮食，养护我们的锐气，保全中原国家的力量，以消除旱灾蝗灾；不要因为精诚没有立即见效就懈怠荒废，不要因为祸乱难以平定就畏惧而丧失志气；要以《春秋》为戒，谨慎持守这些原则；以祖宗为榜样，竭力实行；不要因为我是草野之臣便嫌弃我的话而搁置，这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陛下中间所说的防备之事，臣由此又想到：陛下想要恢复亲族，安定边疆，清除寇贼，改善风俗，使百姓安居乐业，勤勉不懈地迎接太平，究竟要怎样修治才能达到这些目标呢？臣由此看出，陛下确实想要振兴衰败、平定祸乱，以解除天下的疾病。臣私下观察，陛下首先怀有父母兄弟之忧，中间又想到迎接亲属的使者已经到达此处，如今又说要恢复亲族，这说明陛下深切痛念二圣的车驾暴露在外，却还没有迎回两宫的谋划。汉高祖之所以能从楚军中迎回太公，难道只是侯生的力量吗？臣曾推算高祖胜过项王的地方有五项：论兵力强盛、力量雄厚，楚不如汉；任用张良、萧何、韩信三杰，楚不如汉；驾驭诸将，楚不如汉；关中仓廪粮食丰足，楚不如汉；关中的险要形势，楚不如汉。五项都不是项王所能相比的，他又何必苦苦受制于太公呢？如今国家在凋敝残破之后，没有汉朝的兵力，没有汉朝的三杰，没有汉高祖驾驭诸将的能力，也没有汉朝的仓廪粮食；又远离上都，放弃两河，于是连关中的险要形势也没有了，却想求得亲族复归，即使派一千一百个侯生前往，臣也知道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臣说，想要恢复亲族，没有比收复两河更好的办法；不能取得两河，亲族就无法恢复。如今陛下以安定边疆为念，就是想收复两河。两河的得失，关系着天下形势的轻重。唐高祖从晋阳起兵，以一支军队取得天下；而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天下的力量取得河北，可见其困难如此。晋国在《春秋》时代是大国，曾经驱使诸侯；到了秦国集中精锐进攻晋国，才得到韩原，折断天下的脊梁；韩信联合齐国并占有它，所以蒯通知道，汉、楚天下轻重的关键在韩信。宋武帝号称英雄，取得蜀地、关中，完全拥有旧疆域的十分之八，却不能派一人渡过黄河窥伺边境。因此，两河之地，王者得不到它就不能成王，霸者得不到它就不能成霸，贼寇得到它，天下就不得安宁。臣所以说，不能取得两河，亲族就不能迎回。咸平年间，真宗与王济极力讨论边境事务，王济说：“这个蠢笨的小国，竟敢这样凭借力量凌辱我朝，实在是因为在位谋划的臣子，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昔日的人物。而且国家所能依靠的，只有一条黄河罢了。”这确实是急于求贤的时候，否则臣担心北方戎人就要在河边饮马了。唉！王济的话确实切中今天的弊病。臣认为，想要恢复亲族、收复两河，也确实是陛下急于求贤的时候，应当把王济的话作为鉴戒。然而当今最大的忧患，是亲族没有恢复、边疆没有安定、寇贼没有清除；而臣愚昧，认为最严重的忧患是风俗败坏。风俗，是维系天下的筋络。譬如人的身体，所依靠来维持气血的，只有筋络。风俗一旦败坏，筋络也就断绝了。汉、唐灭亡，它们的弊病都是风俗先行败坏。因此臣曾经论说，东汉的灭亡与李唐大体相似。东汉末年，宦官和幼主扰乱政事，毒害遍及百姓，豪杰占据郡县而起兵，天下于是分裂为三国。唐朝末年，宦官在内败坏朝政，藩镇在外崩溃，天下于是被撕裂为五代。然而三国时期的士人，他们的好恶、进退尚且有可观之处；虽然上天厌弃汉朝的德运，刘氏仍然拥有名义上的君位，最终也以禅让取代结束。五代的祸乱中，那些臣子都凶狠顽鄙，残害君主和亲属，专门做枭雄之事。难道上天在东汉末年偏偏多生君子，而唐朝末年专门生出小人吗？

译实在是风俗受到熏染激荡而造成的。中原的混乱和灭亡，自古以来反复交替，也是天下常有的事情。大概没有永远不灭亡的国家，但在国家将亡之时，有人把变乱推给上天，有人根据人事预先知道祸乱将至；有人守持节义而死，有人为保卫社稷而死；有人因愤恨国家破亡，仍然奋勇不顾，连同家族一起毁灭；也有人是明智之士，辞去官职离开，不去蹈入祸难。我国家长久教养天下，士大夫承受君主和父祖的恩赐也已经很久了。一旦国家有难，从公卿佩剑执笏之列直到下面的百官，凡是朝廷内外、从王畿到四方郡邑的在位官员，有谁能预先知道祸乱并进言？有谁为名节而死、为社稷而死？有谁毁掉家产以殉国？有谁知道祸机而辞官离去？又有谁推知变乱源于上天而知道国家将亡呢？当年晋室南渡，士人尚且能够聚集在新亭，感伤国家衰败，面对江山流泪。周王室东迁，尚且有人不顾自身衣食，而忧虑宗国的灭亡。如今两宫播迁逃难，岂只是周室东迁的耻辱；陛下仓皇远行，也不只是晋室南渡的窘迫。还有谁会面对江山哭泣，忧虑周室宗国的灭亡呢？自从晋代风俗败坏，天下横遭溃乱，百姓任人宰割，到如今才二百多年。拿晋代作为今日的鉴戒，其中的祸患怎么说得尽呢？过去田横不过是一名豪士，以向北面之礼臣服汉朝为耻，于是自杀；他的随从五百多人也都为他而死，没有一个人投降汉朝。诸葛诞是魏室的一个叛臣，等到他失败后，他所蓄养的三百名死士被处死，都说：“为诸葛公而死，没有遗憾。”如今士大夫蒙受国家的深厚恩典，哪里只是像齐国士卒从田横那里受到的恩惠，或死士从诸葛诞那里得到的供养呢？可是他们却忍受耻辱、含忍污垢，眼看君主和父亲蒙受侮辱，竟甘心如此。唉！即使不为田横的门客感到惭愧，难道偏偏不为诸葛诞的奴仆感到惭愧吗？所以臣说，如今最大的忧患，是风俗败坏。风俗一旦败坏，筋络也将断绝。希望陛下以《春秋》为戒，谨慎持守；以祖宗为鉴，竭力实行；不要因为我是草野之臣便嫌弃我的话而停止实行，这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然而，陛下曾经询问臣等几十条意见，都是当今的大弊病。臣已经把它们极力说尽，而圣上的诏谕又说：“诸位大夫跋涉艰险来应召详尽陈述”，确实也很勤劳。你们如果有至关重要的话想向朕陈说，就全部说出来，不要隐瞒。至于只夸耀空洞的文章而对实际没有补益，责怪过去而对今天没有帮助的，不是朕想听的。把朕过去没有听闻、又切合时势的话说出来，朕将亲自阅览。臣又看出，陛下确实有意寻求逆耳苦口的言论，以挽救天下的弊病。然而臣观察陛下求取苦口之言虽然似乎十分迫切，在朝廷任职的士人却一定不敢毫无忌讳地把话说尽，为什么呢？臣听说喜鹊的巢被毁，凤凰就不会到来；正直之士遭受祸害，忠臣就会闭口不言。过去从东南来的人，沿途议论纷纷，都说陛下即位以来不到一个月，杀害直言之士已有三人，有这回事吗？难道只是道路上的妄议吗？倘若真如他们所说，就会损伤威严、败坏德行，危害不浅。谨按《春秋》：陈国杀死大夫泄冶，解释者说泄冶因为直谏而被杀，这是国家的大恶。这大概是在陈宣公九年；到了十年，发生征舒之祸；十一年，楚庄王进入陈国。不到三年，陈国便大乱。唉！杀害直言之士的祸患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然而泄冶被杀时，权力不在陈灵公手中，而在夏征舒手中。前些日子议论政事的士人被杀，权力也不在陛下手中，而在左右近臣擅自杀人的祸患手中；《春秋》已经把擅杀视为大恶，何况擅自杀害直言之士，罪恶就更加严重了。这正是楚庄王进入陈国所以能够借口讨伐夏征舒的原因；敌人一旦乘隙而入，也将以假借讨伐恶人为名，沿着楚军进入陈国的旧路而来。臣因此推想，朝廷中的士人一定不敢把话全说出来而毫无避讳。然而臣还敢小心竭尽愚见，是私下这样想：陛下诏令臣等不要拘泥于空话而陈述实际事务，这说明陛下已经知道前些日子滥杀是错误并加以改正，也说明陛下乐于听取自己的过失。臣如果不说，就是辜负陛下；假使臣说了而陛下不采纳，那就是陛下辜负臣。臣又曾听说，太平兴国年间有个平民用黑色袋子装着奏书进献，他的言辞狂妄，太宗看了却没有治罪，并对宰相说：“近来下诏允许进言，所以即使言辞狂悖，也不加罪。”到了淳化年间，武程上疏，言辞狂妄而见识昏暗，李昉请求加以贬黜削职来惩罚他。太宗责问说：“什么时候曾因进言而治罪于人呢！”唉！太宗喜爱听取直言到了这种程度，大臣们尚且还请求贬黜敢于进言的士人。幸亏太宗没有听从；假如太宗不喜爱直言，而李昉的请求又得以获准，那么武程就会成为砧板上的肉了。如今臣反复陈说千万言，其罪过超过那个黑袋奏书；臣的身份又疏远卑贱，比武程更加严重。即使臣有狂妄昏暗的议论，使陛下乐于听取正直之言，尚且担心被忌恨。假使君主一旦厌恶直言，大臣中像李昉这样的人又从旁挑拨构陷，那么臣的言论也就危险了。幸而陛下能够以祖宗为念，扩大太宗接纳谏言的气量；大臣能够体察陛下的意旨，而没有李昉那种厌恶直言的心，那么那些因畏惧躲避而不敢进言的人，反倒是臣私下感到羞耻的。臣所以说：“愿陛下以《春秋》为鉴戒，谨慎地持守它；以祖宗为借鉴，努力实行它。不要因为臣出身草野而嫌弃、罢斥臣，那天下就大幸了。”臣谨此答复。绍兴三年，张浚上言说：“臣从建康到江州境内，共二十天，所经过的两州六县，没有不屡经残破的，满眼都是萧条景象。断裂的椽木、破碎的瓦片，狼藉地散落在道路上。父老知道朝廷命大臣出使，便扶老携幼，远道迎接，感叹嗟叹。臣每次看见这些情形，就羞愧得满面汗颜，身体无处安放。于是想到今天的局面，都是由于风俗教化败坏消亡、淳朴风气凋敝丧失、奢侈靡费太过，实在是上天厌恶这些所造成的。形势若不实行一次大改革，使上下内外返本还淳、去除浮华而趋向实际，和乐地重新见到尧、舜及三代遗留下来的风俗，治理之道就不容易成功。”臣既然对此深思，就寻求导致这种局面的防范办法。臣私下认为：如果想拨乱反正，竭力挽救弊病，这件事尤其在于陛下首先明申教化并以身作则，随后严明刑罚并用政令约束。日积一日，治理或许可以谋求。陛下亲自经历险阻，屡次经受艰难，以身作则的教化，应该充分实行。至于刑罚一事，臣当初在二府任职时，本来就希望陛下赫然明断黜陟，彻底洗涤而使局面大为改变。只是当时变故很多，人心尚未安定，骤然变革，不容易使人服从。臣虽然深受陛下眷顾知遇，但臣的德望威名，也还没有为天下所知。

译臣若贸然改作，只会招来怨恨。臣之所以轻易舍弃朝夕侍奉陛下的恩遇，冒犯艰险可虑之地，实在是想替陛下稍稍增强兵势，先行安定国家根本。将来如果果真能建立尺寸之功，陛下不因臣不可任用而仍加以驱使，那么臣这犬马之力，实在很想在日后有所作为。”既然如此，那么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就在于陛下亲自率先实行，并且更加勉力去做而已。臣愿陛下早晚仰观上天，不忘真诚祷告，思考天下困穷的原因和百姓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反躬自省，自我责备，亲自承担责任。衣服中还有鲜艳华美的，就去掉；饮食中还有丰盛肥美的，就停止；文采装饰足以扰乱视线的，就摒弃；谗言佞语足以迷惑耳目的，就远离。清淡自然，浑然与道合一。假如言论对天下生灵没有益处，就不要听；假如思考对天下生灵没有利益，就不要考虑。用这些来教化家人，用这些来教化天下，长久积累并实行下去，就可以感动天下、感化众人，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百姓即使极其愚昧，难道不会感动而归服吗？”至于战争之事，虽然是陛下应当留意的，但总的说来，兵器本是凶器，圣人是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它。凡是用来挽救祸乱、制止危难的措施，危难停止就可以了，并不是陛下内心所喜爱、所深好之事。所应当急切办理的，尤其在于彰明教化而已。自古帝王之所以达到治理，没有不深明这个道理的。臣仰仗陛下英明睿智的资质和仁厚勇武的禀赋，必能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臣对于陛下，名分上是君臣，感情上却如父子，所以即使远离天威，臣仍怀着区区爱君之心，早晚想着有什么办法可以为陛下效力。臣的言论荒疏浅陋，只求陛下裁断宽赦。张浚又上奏陈述时政七项弊病说：“臣有幸受到陛下的知遇，陛下不因臣愚昧不肖，反而把臣置于宰辅之列；但臣惭愧自己才能低下，不足以奉承陛下的德意。臣私下反复思量，君臣相处，没有比诚实更重要的，所有欺诈妄为和乖戾之事，都是由不诚实产生的。臣心中的一点想法和浅陋见解，已经积存很久了。假如因畏惧而退缩沉默，始终不把它说出来，岂只是向上辜负陛下，也不是用来感通天心、召来和气的办法。因此臣斋戒沐浴，洗心涤虑，拜了百拜后进献，只愿明主详细斟酌实行。”臣私下认为，当今政事的施行安排，几年来改革不止一项，臣日夜思考，却有许多仍未明白。臣谨慎地把其中较大的问题分条列出，以备陛下在乙夜阅览，僭越之罪，实在无法逃避。臣曾说过，君主的职责专在选择宰相，古代贤君对此无不留意，绝不是随便为之。他们考察候选人一向的行为，询问国人意见，幸而得到合适的人，便足以成就一代的事业。像成汤对于伊尹、高宗对于傅说、文王对于太公，他们精神相遇，默默地在一堂之上运筹，而中和之气洋溢充满，遍布并融洽于天地之间。后世创业中兴的君主，如汉高祖、汉世祖、唐太宗，最值得称道；当时君臣际遇如风云相会，辅佐的臣子也无不始终竭尽全力，各自发挥所长。难道没有损害功业、妨害国家的人暗中肆意制造嫌隙吗？但这几位君主始终没有因此怀疑、抛弃他们，因为了解得深，用得专一。陛下登基至今已经九年了，陛下所倚重、视为心腹，共同决断天下事务的人，果真有吗？陛下所借助来振肃整饬纲纪、辅助成就一代法度的人，果真有吗？替陛下治理百姓而长期担任其职的，是谁呢？替陛下经营财用而始终负责这件事的，是谁呢？既然如此，国势怎么能够不衰落，治理功业怎么能够兴起呢？所幸陛下具有神圣的资质，长于驾驭臣下，对几位将帅的任用不受疑惑，不因他人议论就突然废弃，也不因一次失败就立即罢黜，所以即使是中等才庸之人，也都能尽力，军政还可以供陛下使用；否则臣就看不到宗庙享受祭祀的地方了。这是臣所不能明白的第一件事。臣听说自古君主任命宰相，无不与他共同讲论天下大计以及修德立政的举措，按次序施行，所以日积月累，可以期待成效。譬如建造房屋，先扩大地基，次后确定规模，再交给工匠责成完工；如果有一处不合适，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呢？臣私下认为，自建炎以来，陛下选用大臣，不知究竟以什么事情责成他们；大臣向陛下进说，也不知究竟怎样奉行诏令。臣只看见每当一个宰相入朝任职，他的亲旧之间，不问贤能还是不肖，一概承受要职；而与他有仇隙的人，大多被废弃不用。又看见台谏官的排斥攻击，多数出自宰执堂除，大臣因此便操纵官员的进退。至于陛下用来攘除寇敌、谋图中兴、寻求人才、建立法度、治理财用、整顿军政的事务，却全都漠然不顾。朝廷上的争论，几乎只是出于私人意愿罢了。这是臣所不能明白的第二件事。臣私下考察祖宗崇重设置台谏官的本意，是要辅助治理，不是要扰乱治理。祖宗考虑到四方万里之远，人才的善恶、官吏的好坏、民情的利弊，朝廷不能全部看见并周遍了解，所以允许台谏官根据传闻加以论列。臣所以说，是为了辅助治理，不是为了扰乱治理。至于不幸而宰相的选任不当，也可以在事前据理力争、明白辨析；并不是心怀奸诈、观望等待、窥伺君主意旨，然后在事后搜集琐碎过失。臣再借建造房屋来作比喻：主人将要营造大屋，当然必须选择工匠，交给他既定的规制。凡是挥斧施工的人都可以从旁招募，梁柱栋材都可以选择使用；也一定要有监督的人，用来警戒偷懒怠惰、纠正违法行为，使工匠能够完成他的功业。大工匠比作宰相，监督的人比作台谏官。如今工匠正在招募人手、选择材料、按次序施工，监督者却在旁边事无巨细地逐一指责，说某人不可任用，某种材料不合适，从早到晚纷争不止，那么工匠即使聪明巧能，也只好缩手不敢做了。为什么不各自守住自己的职责，顾全大体，姑且只责成工匠看工程能否完成呢？所以如果认为工匠无能，完全可以立即罢免他；既让工匠营造房屋，又让一两个监督者不断细加挑剔，是不可以的。否则徒然制造纷乱，白白耗费岁月，房屋怎么能建成？做主人的既不能建成大厦，任凭风雨侵凌、烈日照射，最后还不知道监督者才是错误所在，反而停下饮食叹息，说是没有工匠，却不知道是因为任用不专一、听信意见又混乱。人情往往失于不能决断大事，却喜欢听闻小事，常常如此。如今台谏之间的事情，有时就类似这样。这是臣所不能明白的第三件事。臣私下认为，仁宗皇帝在位时，风俗忠厚，事情都可以作为法则。当时臣僚在朝廷上议论大臣，即使所说的意见得到实行，那些被议论的大臣不久也会被补任外地官职，这是为了尊崇体貌、崇尚教化、防止邪僻、破除朋党。假使进言的人又重新居于要职，大臣疑似有过的地方，又从哪里能够查明呢？

译正因为两次出任外职，事情才显得明白，公议已经分辨清楚后，再召回任用，其中用意是很深的。近年以来，担任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的人，多半是凭诋毁大臣而获得这些职位。那些喜好钻营求进的人，奸诈巧妙的手段层出不穷：有的暗中揣摩，有的公开反复无常，士人的风气浅薄恶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更有甚者，窥伺君主的意旨，暗中勾结内臣的私交，御座前的谈话往往事先听到，便观察形势、趁机而动，以发泄旧日的怨恨。君主意见稍有不同，他们就派人诱导意旨，说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消除皇上的疑惑。大臣的党羽中有声望的人，他们一定先寻找细小过失，逐一诋毁，使其不敢议论自己的私事。对外显示出不畏强暴的名声，对内却怀着竭力谋求升进的打算。他们对于君主的治国之道，完全没有关系。这是臣所不能明白的第四件事。古代设置官职、划分职责，都是为了百姓。君主凭一人之身统治天下，舍弃百姓，还能凭什么有所作为呢？监司、郡守、县令，是奉行君主的德意并推行到百姓中的人。掌管军队的官员，是用来解除百姓的灾难；管理财赋的官员，是用来减轻百姓的负担。事情虽各不相同，实际上都在施惠于百姓。祖宗时期郎官、曹官的选任，如果没有多次任职、亲自治理百姓的经历，就不授予；从台阁出任副郡守的，十人中常有七八人，是要让他们历经世事、熟悉民情，培养成材，以备任用。因此内外任职能够均衡，百姓得以蒙受福泽。至于执政大臣的任命，就更加慎重：先任郡守、监司，任沿边转运使、二路帅臣、三司副使或正使，然后才参与签书枢密院的选任。如今却不是这样，凭口头言论办事的人可以成为言官，卖弄文采的人可以一同升任馆职，一天天升迁，一个月一个月晋级，很快窃居要职。一旦列于朝班，就把州县官视为闲杂官员，所以有的身为大臣却不知道百姓生活的苦乐、财用的盈亏，乃至军政的始末；有的身为侍从，却不知道州县政事应当如何施行，更何况要让他们负责天下大计呢？有的人十人百人结成朋党，互相援引，接连占据显贵要职，简直像伸手拾取一样容易。那些担任州县官的人，自认为是流落在外，再没有一点晋升的希望，于是因循苟且，百姓便受其苦。这是臣所不能明白的第五件事。在熙宁、元丰之前，天下从未听说有什么“某年的人才”“某时的政事”。大概祖宗盛世，君臣制定政事，只以有利于百姓为准则；有利就实行，不利就改变罢了。此后公道不明，借用名号来实行私意，把黜陟、任用和罢免变成党争进退，人才也随时各自建立门户，并不是为国家谋划。天下的事情，重要的是只问是否正确罢了，何必说这是熙宁、元丰的错误，那是元祐的正确，这是绍圣的错误，取此舍彼，以彰显前朝还没有达到完美呢？这是臣所不能明白的第六件事。舜治罪时诛杀鲧，选拔时任用禹，古代圣人向天下表明，完全出于至公，从不容许私意夹杂其中。如今凡是旧日出自蔡京、王黼门下的人，不问贤能还是不肖，一概废黜罢免。蔡京、王黼执政超过二十年，天下士大夫将到哪里去才可以呢？至于元祐年间大臣的子孙，则一概任用。若因为他们是贤德之人的后代而加以访求、奖掖，那还可以；说他们只因为是元祐之家，便一概得到升任，这是什么道理呢？从前对天下有大功德的人，没有超过尧、舜、禹、汤的，却没有听说后世君主一定要把他们的子孙全部录用。此为臣所不能明白的第七件事。臣愚昧无知，知道自己辜负陛下的知遇，每当思虑所及，必想把一切都说出来而不隐瞒。想到如果臣不把这些告诉陛下，谁还会替陛下竭力陈说呢？只是臣所学浅陋，见解迂阔偏僻，臣不敢自行逃避罪责，只请陛下裁断取舍。建炎年间，中书舍人季陵入宫应对，谈及时政，说有四件事值得深切忧虑，有一件事还可以倚仗。大驾尚未有驻跸之地，贤人都没有经世济民之心，兵权分散而将帅不和，政权旁落而君主更加削弱。所能依仗而勉强保存局面的，只是人心尚未厌弃朝廷罢了。前年商议渡江，百姓认为可以，朝廷认为不可以，所以忌讳说南渡而下诏回銮。去年商议巡幸蜀地，百姓认为不可以，朝廷却认为可以，所以放松江淮防备，经营关陕。现在看来，究竟谁对谁错？维扬发生变故，朝廷来不及知道，功劳却归于宦官；钱塘发生变故，朝廷不能救援，功劳却归于将帅。这使这些人产生了轻视朝士的心思。黄潜善好自专用，却不能任用人才；吕颐浩知道使用人，却不知道任用贤能。自从张慤、许景衡含恨而死，凡是知道自重的人，往往收敛心志、退缩不前。如今天下不能说没有军队，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各自招募亡命之徒来壮大军势，各自凭微小功劳报答主上恩德；然而胜利时互不相让，失败时互不救援，一旦强敌到来，便各人只为自己打算。周望在浙西，人人都敢议论他；张浚在陕右，却没有人敢议论。军事上恐怕错失机会时，可以临机处置。可是如果自行下诏，难道不会有窃取君命之嫌吗？官吏被责成办理事务时，可以临机处置。可是如果擅自安置从臣，难道不会有因忌惮器物而迁怒他人的嫌疑吗？至于赐予姓氏、改换寺院匾额，这些都伤于权力过于专断。臣恐怕从陕州以西，已经不知道有陛下了。只是祖宗的恩德仍留在人心，尚未被忘却；人们所希望用来实现中兴的，也只有这个罢了。陛下应该设法巩固它。如今想减轻赋税以充裕民财，但国家用度正有不足；想减轻徭役以舒缓民力，但军队正在兴起。罪己诏屡次下达，忧念百姓的话屡次听闻，反复叮咛，情意恳切深至，最终却没有人相信。臣认为，感动百姓要靠行动，不要只靠言语。陛下封爵应当给贤能之人，俸禄应当给有功之人，刑罚应当施于有罪之人，政事安排和措施没有不合乎道理的，天下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人。” 湖州通判张焘上书大略说：“君主平定祸乱，没有不是以至诚为根本而得以成功的。陛下登基以来，发布的号令还不足以感动人心，施行的政事还不足以慰藉人望。难道不是我们自身的诚意还有没有修养好吗？天下的治乱，只在于君子和小人的任用、罢黜罢了。小人的党羽日益得势，君子的同类日益退却，将凭什么消弭祸乱、谋求治理呢？” 绍兴初年，监察御史刘一止上言：“陛下怜悯长期积存的弊病还没有除去，衰颓的纲纪还没有振作，百姓困苦、财力枯竭，所以设置机构来讲求研究。然而没有听说有什么施行，难道是有人用似是而非的说法欺骗陛下吗？他们说：‘这样做将会失去人心。’所谓失去人心，一定是刑政苛酷、赋役繁多、爱憎不公、赏罚不明。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存在，那么失去的只是小人的心罢了，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译当时秦桧请求设置修政局。刘一止又说：“周宣王所修治的，是内部整顿政事、外部实行攘夷之政罢了。如今所修治的，只是簿书狱讼、官吏迁调降职、土木营建等事务，还没有看到当前应当急办的事情。”他又说：“人才的进用过于仓促，做官的人有时不经过铨选。朝廷官员入内任职而不外出，外任官员即使有特殊才能，也不见召用。不是因军事而起复任用，都是因为幸进之门没有堵塞的缘故。请选拔熟悉财利的近臣，仿照刘晏的办法，在江边设置机构以统制国家财用，在乡村设置义仓以防备水旱灾害，加重监司选任的重要性。”后来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吏部侍郎綦崇礼上奏说：“臣曾观察周宣王的《小雅·车攻》，其中说：‘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吉日》中说：‘谨慎防范细微之处，接近下民，使他们无不尽心竭力来奉事君上。’既然如此，中兴的成效根本在于修治政事，而政事的修治，也在于大小臣下无不尽心竭力罢了。如今朝廷迁徙，百事草创，对外防备强敌，对内铲除群盗，每天都无暇应付，而各部门、各府署的大小臣子，大多苟且偷安，不努力履行职务，只对胥吏姑息迁就，疏忽细小事务，靠积累资历来博取声誉，仍然沿袭承平时期的弊病。其中也有勤勤恳恳奉公、为职事忧心的人，众人却一定讥笑指责他们，认为他们迂腐，甚至挑剔他们所做的事而加以刁难说：‘把这些事情办好，就足以战胜夷狄了吗？’臣对此深感奇怪。况且国家的大体，由辅弼大臣负责；所谓百司庶府的臣子，只须知道治理自己的一官一职罢了。如果一官一职都能治理好，那么事情将没有不能治理的。《左传》说：‘寡妇不顾虑自己织布的纬线，却忧虑周王室的陨落，担心灾祸将要殃及自己。’她这样忧虑确实是对的，为什么不也谋划自己所忧虑的事情，向君上尽力效劳呢？假如不陈述自己的智谋，来对国家的议论稍有补益，却只是私下忧虑、过度谋划，使空话废弃实务，那又怎么能挽救危乱呢？如今不趁着有空闲时修治兴起各项政务，反而认为细小事务不值得省察，那么大事也将逐渐委靡，纲纪也会松弛。纲纪既已松弛，却想驾驭豪杰来振兴衰败、拨除祸乱，不也很困难吗？臣愚昧，希望陛下圣明裁断，深入察看这一弊病，重申告诫百官，各自发扬职责，不要只用空话忧国而妨碍实际事务，希望大小事务都能办起来，纪律得到建立施行，那么内修政事、外攘强敌，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了。”崇礼升任兵部侍郎后，又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关键只在审察议论和规划所依据的原则。规划，是国家赖以建立的东西；议论，是规划赖以确定的东西。议论确定，规划才能建立；规划建立，国家的形势才会形成。议论不能确定，规划就不能建立；规划不能建立，国家的形势就危险了。规划和议论，在天下多事之时尤其紧迫。议论确定就能成功，不能确定就会失败；规划建立就能存续，不能建立就会灭亡。这就是成败存亡的关键。臣仰想陛下刚刚继承大统，恰逢寇敌搏噬、盗贼凭恃强力侵凌的时候，凡所提出的议论和规划，都还没有能够确定。” 如今已经八年之久，天下的变故到这里已经极其严重，戎狄的要害之处虽然还不能取得，但其情况已经显露；盗贼的暴乱虽然还没有完全平定，但其势力已经困窘。事情本来有开始时失误、终结时收拾的情形；现在正是收拾残局、求得终结的时候。因此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议论和规划，不应超出三种：恢复中原，以成就再造国家的功业，这是上策；凭借现有的土地来划定疆界、治理土地，这是中策；只苟求眼前安定而无所作为，这是下策。说到上策，如今的力量确实还做不到；守着下策，我国的形势又不可能重新建立。只有审度时势、衡量力量，采取中策。中策既已成功，上策还可以逐步实现；如果只停留在下策，那么即使有志于中策，也将无法得到。臣愚昧，希望陛下把决定出自圣意，明白诏告大臣，不要采纳言论上的高调而损害实际治理，也不要苟且偷安而消磨岁月。审察议论是否可用，确定规划是否适中，以此建立政事，以此任用人才，以此责求功效。这样实行，若在一周年之内治理功效还不能成就，臣实在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 权知渠州虞允文奉召应对，上言说：“臣听说圣人与天具有同样的功用，天不改变自己的规律，万物就得到化育；圣人不改变自己的规律，万民就顺服。天并不是有意要化育万物，万物是在一气周流中得到化育；圣人并不是有意要使百姓顺服，百姓是因为圣人始终如一地施行同一德政而顺服。大概不改变才是常道，常道才能长久，长久才能安定，这是自然的道理。古代圣人谋划安定天下，持守一心一意的思虑，治理时始终不忽视那些可以轻视的小事，不夸耀已经取得的成就，控制自己的情感以寻求应当谨慎的事情，又根据事情来防止情感可能放纵，勤勉不倦，纯一而不停息。《尚书》说：‘始终保持专一，才能日日更新。’德行能够日日更新而又不改变，是因为它专一。有亿万民众，难道还有不顺从他的治理的吗？恭敬地思考陛下专一守道的妙处，表现在始终如一的日常施政中，臣请说明如下：拨乱反正，已经顺应天意，却不忘敬畏；解除烦扰、废除苛法，已经使百姓安定，却不忘焦心劳苦；建立政事、创立制度，已经效法祖宗，却不忘继承祖业。三十多年之间，自己勤劳而让百姓安逸，对国家节俭而使天下富足，凡是通过减少来约束自己的道理，没有不竭尽实行的。海内外各处，谁不归附仁德？真是盛大啊！然而天下的事情，一天就有万般变化；天下的人，同一颗心却有百般虚伪。变化会产生损害正道的根基，虚伪会产生扰乱真实的渐变，安危和治乱就是由此分开的。因此虞舜的警戒、商汤的慎终、周成王在盈满时的持守，他们保全治理的办法，都是如此急切。臣愚昧，希望陛下坚守常道，更加思虑长远规划，凡是一种思虑萌发、一件事情兴起，都必须敬畏上天，必须安定百姓，必须效法祖宗；这样君主的德行就不会有二心，治理就会始终如一，亿万年的宏大基业便永远无穷。臣禁不住怀着犬马般爱君的诚心，只愿陛下留意省察。”

译中书舍人周麟之论述赏罚名实的奏状说：“臣听说自古中兴的君主，只有汉宣帝掌握了治理之道的要领。史官称赞他说：‘孝宣帝的治理，赏赐一定兑现，刑罚一定施行，综合考核名分与实际。’唉，这句话把道理全说尽了。仰想皇帝陛下凭英明睿智的资质，承系隆盛的国运，亲自经历许多艰难，依法遏制寇盗侵略，事情与创业相同；考核整饬各种制度，使国家达到太平，功业又兼有守成的性质。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本来已经超出历代帝王之上了。然而臣仍小心地以宣帝为例来进言，是因为陛下正在振作精神听取政事、决断事务，铲除积弊，使天下改变风气；落实到今天，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赏赐必信、刑罚必罚，公道就能施行；综合考核名实，真正贤能的人就能兴起。这两件事是国家最先要办的事务，即使尧舜三代的治理，也不外乎此。宣帝能够用它们来挽救弊病，愿陛下取法于他。至于夹杂霸道权术、崇尚刑名之术，那是宣帝的过失，臣不敢向陛下陈说。” 高宗时，御史中丞许景衡上奏说：“臣自从蒙受陛下错误的恩宠，充任执掌法令的官员，时间已经很久，却完全没有提出什么有益的建议；这不只是因为臣智虑短浅、言辞迟涩，也因为陛下正谋划东巡，事事都在安排，上面牵动圣上的思虑。臣私下认为，与其狂妄轻率地亵渎进言，不如承担不敏捷的罪过。如今驻跸淮甸，上下安宁，这正是讲明治国之道、兴起停滞的事业、补救废弛的制度之时。所以臣不顾迂阔愚昧，冒昧把所见所闻，冒死进献，希望对圣政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私下观察当今人才还不完备，政事制度还没有建立；法度还没有修明，积弊仍然存在；浮费没有节制，国家用度空虚；赋税徭役繁重，百姓力量困乏；命令不能施行，事务多有堵塞；赏罚不明，人们没有受到惩戒和鼓励；盗贼接连发生，官吏百姓受到伤害；边境危急，武备不严；奸贪赃污尚未清除，贪暴之人越来越多；公正的议论尚未伸张，亲党却损害政事。这十件事的利弊，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安危所系，变故难以预测。凭陛下的神武英断，必能成就中兴功业；凭陛下的诚心孝友，必能迎回二圣。事情虽然头绪很多，其关键不过这十件罢了。” 只是这十件事中的有利方面，研究它们不能不深入；这十件事中的有害方面，革除它们不能不迅速。研究深入，是非就会明白；革除迅速，治理成效就会立即显现。希望陛下颁下睿旨，交由三省、枢密院共同讨论，修复祖宗已经形成的法典，考察士大夫的公正议论，下顺从民众愿望，上听取圣上裁决；由此使中原安定荣耀，由此解除异域的忧郁，都只在陛下果断而努力地实行罢了。” 李纲刚到行在，进呈《本政论》说：“臣私下认为，朝廷是天下的根本，政事法度都由此产生。所以中书省提出拟议，门下省审查驳正，尚书省奉行实施，用来宣布天子的命令，使四方遵奉承受。政令出于一处，朝廷就尊崇而天下安定；政令出于两三处，朝廷就卑弱而天下危险。天下的安危，系于朝廷的尊卑；朝廷的尊卑，系于宰辅是否贤能以及君主听信任用的轻重。这难道可以忽视吗？唐朝到了文宗一朝，可以说已经衰弱了。武宗即位，得到一个李德裕辅佐为相，威令于是振作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李德裕知道根本所在。他刚任宰相时，就上言说：‘宰辅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应当赶快废黜罢免。至于天下政事，则不可不归于中书省。’武宗听从了他，号令纲纪都由自己发出，所以能够削平僭伪，被称为中兴。既然如此，在艰难多事的时期，发出政令尤其不能不统一。自崇宁、观之后，政令出自多个门户，宦官、恩幸和女谒都得以干预朝政。所谓宰辅，只顾保全自身、巩固宠幸，不敢把这些事说出来，于是失去了自己的职责。” 法度废弛，逐渐导致靖康之祸，并不是一朝一夕积累形成的。臣愚昧，实在希望陛下深思天下安危的根本，审察李德裕的话，效法武宗任用人才，借鉴崇宁、观时期的过失，以洗刷靖康年间的奇耻大辱，那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就会感到无比幸运。” 李光上奏论述治国之道说：“臣曾认为，帝王是神灵、百姓和万物的主人。他以一身居于天下之上，所凭借的，是众人共同拥戴的心。历来考察古代兴衰拨乱的君主，没有不是依靠人心才有所作为的。观察人心归向哪里，就知道天命归于哪里。所以金人即使强盛，或许不足以畏惧；盗贼即使猖獗，或许不足以忧虑；中原即使被人窃据，或许不足以顾虑；关陕即使传来捷报，或许也不足以欣喜。臣愿陛下凡有举措，只求合乎人心罢了。”“如今迁移驻跸之初，扶老携幼归附而来的人像赶集一样。海内人心仰望，大家都把性命托付给陛下。士人百姓倾心归附，等着看圣化施行，那么今天所要施行的政事，怎么能不急切呢？”“从前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安定于统一。’梁襄王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又问：‘谁会归附他？’回答：‘天下没有人不归附他。’孟子又说：‘只是不施行王道罢了；如果施行王道，四海之内的人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想让他做君主。这难道在于山河险固、铠甲兵器锐利、土地广阔吗？’” 臣愿陛下克制自己，恭敬勤勉，在上面崇尚道德；大臣守法奉公，在下面整肃纲纪；明确赏罚，辨别邪正，惩治污秽虚伪的党徒，以磨砺名节；罢黜奸贪的官吏，以惠养百姓；容纳接受直言，驾驭英杰。这样如果人心还不归附、海内还不服从，臣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情况。只愿陛下留心省察。”

译著作郎张嵲出任福建路转运判官，上疏大略说：“古代君主有两种忧患，不在于拒绝谏言，而在于接受谏言却不能实行；不在于不知道天下的利害，而在于知道了却不放在心上。陛下渡江已经十年了，对外有强大的敌国，对内有骄横强悍的军队，下面有穷困无依的百姓。进言的人很多，如今却都认为是陈腐之说，另去采纳新奇的言论；任事的人很多，如今却都习惯于把现状视为当然，反而去做迂阔疏远实际的事情。这近似于接受谏言却不知道采用，知道利害却不知道忧恤。为今后的打算，早晚都要思考，如果不致力于这两件事，几年以后，希望国家还有所成就吗？国家所厌恶的，没有比朋党更大的了。如今一个宰相被任用，凡是与他交好的人，不论贤能与否，一概任用；一个宰相被罢去，凡是与他交好的人，不论贤能与否，一概驱逐。朋党逐渐形成，实在是理所当然。”右司谏潘良贵上奏说：“臣曾认为，自古有治有乱，不能成为常态。从尧舜直到五代，共三千二百九十多年，其中能够得到治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臣同心，各自互相告诫约束，凡所施行，都合乎大公至正之道罢了。” 之所以发生祸乱，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臣志向不同，都只求因循敷衍，凡所施行，都违背大公至正之道罢了。仰想祖宗拥有天下时，兵器不必染血，市场不必改变营业，天意人心不用约定便自然归附。当时制定法度、建立纲纪，只要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就没有不施行的，所以海内广大安宁，一百多年没有大事。太平日久以后，奸臣专擅权力，肆意蒙蔽欺骗，任意改作祖宗的纲纪法度，使其几乎全部废坏，于是接着发生大乱。陛下在艰难之际继承大业，焦心劳思，想恢复中原、迎回二圣，到如今已经九年了。然而治理之道远未达到圣上的心愿，臣认为，大公至正之道仍被堵塞而没有实行。祖宗顺从此道而得到治理，后来违背此道而发生祸乱；如今如果不想达到祖宗时期的安定，那就算了；如果一定想达到，怎能不兢兢业业，早晚只把这条道理放在心上呢？臣愿陛下澄静自己的内心，思考祖宗创业的艰难，念及父兄远行北狩的长久，怜悯百姓常怀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愤恨土地日益被侵削的忧患。凡发布一道命令、施行一件事情，都必须先以这四点为念，然后施行于政事。” 诏告大臣同心协力，不要因为一丝一毫的私意而曲意顺从人情。从今天开始，以前的事情逐渐按照公正之道改革，今后的事情努力按照公正之道，坚定地守持它，如同四时运行有信用，如同金石般不可改变，那么天下大概就有获得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如果不是这样，臣恐怕万事会逐渐大坏，即使没有外敌和外患，中原也会自行败坏。只愿陛下留心察看。” 《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宋高宗时，中书舍人胡安国上奏论述时政说：“臣听说，保全国家必须先确定方针，确定方针必须先建立都城。选择建都地点，必须先设置险要。设置险要、划分土地，必须先遵循制度。以制度治理国家、进行守备，必须先体恤百姓。国家拥有这些百姓，就如同人拥有元气一样，不能不加以体恤。除掉乱贼，选任县令，减轻赋税，更改弊法，裁省官吏，都是体恤百姓的事情。实行这些事情也有方法，必须先建立政权。建立政权有常法，必须先考核实际。考核实际，就是使是非、毁誉各不扰乱真实；这是达到治理的大要。是非经过考核，然后赏罚才能恰当；赏罚恰当，然后号令才能施行，人心才能顺从，唯上级命令是听。用来守御就坚固，用来作战就胜利，用来进攻就使人服从，天下便安定了。然而要达到这些，关键只在于君主的志向和崇尚如何。树立志向是为了建立根本，端正内心是为了决断事情，培养气势是为了制服敌人，宽宏气度是为了任用人才，宽厚仁爱是为了彰明德行。具备这五点，帝王的才干和事业就完备了。” 他所确定的方针说：“臣听说，自古拨乱兴衰的人，必定有预先确定而不改变的谋略，然后所做的事情必然成功，大功可以成就。修治内政，张举四维，不派上卿统率军队，不调动大军讨伐国家，教导百姓安居乐生，表示信用以讨伐叛逆，这是齐桓公、晋文公预先确定的谋略。夺取关中，占据河内，大规模分封同姓以避免孤立，裁减官吏以使百姓得到休息，抑制将帅，保全功臣，这是汉高帝、汉光武帝预先确定的谋略。斩杀高德儒，斥责宇文士及以远离奸佞之人，赏赐孙伏伽，以礼对待王珪、魏征来开通言路，明白显示自己的好恶，使百姓归向正道，减轻赋税徭役，选用能干官吏，这是唐太宗预先确定的谋略。他们成就霸王之业，是应当的。”陛下统率军队、登临帝位至今六年，但谋议纷纭，计划尚未确定。说到建立国都，没有一个确定后必定坚守、永不改变的居所；说到讨伐乱贼，没有一个确定后必定掌握、永不改变的方法；说到建立政事，没有一个确定后必定施行、绝不反复的命令；说到任用官吏，没有一个确定后必定信任、毫不怀疑的大臣。下棋的人举棋不定，不能胜过对手，何况建立国家却没有确定的方针呢？事情是难以办成的，时机却很容易失去。”}], 舍弃今天不谋划，日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希望君主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不可自作主张；希望宰相选拔人才、任用能者，不可只凭自己好恶用人。伏望陛下特意命令大臣条分缕析地陈述当今拨乱反正、振兴衰败的办法，各自把全部见解贡献出来，统一编成条目进呈；先给台谏官和侍从臣看，允许他们上疏驳正，再召集各部门执事在朝堂议论，广泛征询意见，取得一致，不再有异议，然后由陛下亲自裁断，确定为国家的共同原则，颁行内外，依次施行。再告诫有关官署，各自严格遵守奉行，坚定如金石，不要再改变迁移，这样或许可以使视听所及都确实可信，使耳目焕然一新，就能看见中兴的征兆了。关于建都，他说：“臣听说，有家业的人一定要建造房屋，建立国家的人一定要营建都城。都城一定要占据有利形势，掌握控制轻重的权力；一定要处在交通要冲，观察各方来往会聚的形势。它应当像北辰位于天空，众星环拱；像沧海处在大地中央，百川归向。安定地处在那里，不可轻易迁动。陛下昨日在应天府初登帝位，驻跸维扬，仓促渡过长江，考察、占卜可以建都的地方，没有比钟阜更好的。何况那里是旧日王邸，号称建康，诏书已经下达，传播天下，作为受命的符瑞。这是可以建都的第一个理由。自刘先主、吴孙氏以及诸葛武侯以来，一代代英雄周游吴楚，都称许建康；这里龙盘虎踞，是帝王居处。这是第二个理由。北面凭借长江的险要，外有淮河中游的防卫，隔绝敌军奔袭冲击，难以越过。这是第三个理由。有三吴作为东门，有荆州、蜀地作为西户，有七闽、二广丰富的风帆海舶资源，作为南方的府库。这是第四个理由。各路朝觐，郡县贡输，水路船运和陆路车运的道路里程都很适中。这是第五个理由。凡是在北方建都的，必定要向南开拓疆土，周世宗夺取江北就是这样。在南方建都的，必定要向北方略取土地，吴孙氏争夺淮南就是这样。” 昨天銮舆暂时出行，巡狩吴越，这正是王导所说名望和实际都足以抵御外患，却终于没有迁都的地方。三省百司寄寓南昌，这正是李煜避周军、从秦淮迁徙，最终不能振兴的地方。国家的形势一统，不可以多次分裂；国都一经确定，不可以多次迁动。这与匈奴居住穹庐，随逐水草而迁，没有城郭宫室和市朝礼制的情况不同。如今敌国欺凌侵犯，叛臣僭越窃国，濒海各郡偏处东隅，应当把都城迁回建康，把它同关中、河内相比，作为复兴的根基；环绕各路而居中掌握平衡，这样人心就不会动摇，大事就可以确定了。关于设置险要，他说：凡是建立国家、营建都城，一定要设置险要来防守，然后国家才可以保全。考察《春秋》记载晋军讨伐虢国，灭掉下阳邑时，没有泛称“灭”，而唯独在这里记作“灭”，是因为下阳是虞国、虢国之间的关塞城邑。关塞城邑一旦被攻取，虢国就已经灭亡了。圣人特意这样记载，是向后世显示设置险要、守卫国家的方法。所以三国时，魏人以许为都，却不把方城作为险要，而防守襄阳；蜀人以益州为都，却不把剑门作为险要，而防守汉中；吴人以秣陵为都，却不把长江作为险要，而防守荆渚。荆渚是江左上游，北面凭借汉水、沔水，西面通达巴蜀，东面连接吴会，实在是用兵的国家。因此楚子起初从秭归迁都荆渚，凭借当地地利，日益富强，先近取谷、邓，继而取得汉东，向下收取江、黄，横行淮泗，终于兼并吴越之地，传延六七百年后才停止。这虽然有人的谋划，也确实是地势造成的。后来到了东汉衰微时，刘表任荆州牧，只凭坐谈就能使先主称霸，借助荆渚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关侯据有它，威势震动中原；孙氏拥有它，能够同曹魏抗衡；晋、宋、齐、梁时期，它又倚为重镇，财赋、兵甲占南朝的一半。它作为江东的屏障，就像虞、虢拥有下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