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二

译五谷生产不会因此增加，善良的人也会因恐惧而转为奸邪，民众陷入刑戮，刑戮将带来极大的不祥。为什么还要忽视这种情况？国家知道这个忧患，官吏讨论时一定会说：‘禁止它，禁止它！’但如果找不到办法，造成的伤害必定很大。下令禁止铸钱，钱币必然变重；钱币变重，铸钱的利润就深厚，盗铸者会像云一样纷纷起来，连弃市的死刑也不足以禁止他们。奸邪之事数不胜数，法令禁令屡屡崩溃，都是铜造成的。因此，铜流布于天下，所造成的祸患非常广泛。如今既可以除去这种广泛的祸患，又可以招来七种福祉。什么叫七种福祉？第一，国家收取铜，不让铜流布，民众就不会铸钱，黥刑案件不会积压；第二，伪钱不会增多，民众彼此不再猜疑；第三，采铜、铸钱的人会回到田间耕作；第四，铜全部归于国家，国家凭借积存的铜来调节轻重，钱币轻时用办法收敛，钱币重时用办法散发，货物价格就会平稳；第五，用铜铸造兵器，赐给贵臣，数量有所限制，以区别贵贱；第六，用铜面对万种货物，调节盈亏，收取奇异盈余，就会使官府富实而从事末业的民众困顿；第七，利用我们所弃置的财物，与匈奴争夺其民众，这样敌人必然归心。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能因祸转福，转败为功。如今反而舍弃七种福祉而实行广泛的祸患，臣实在为此感到痛惜。皇帝没有听从。汉武帝时，有关官员说：“古代用皮币，诸侯用它来聘问和进献享礼。金属货币有三等：黄金为上等，白金为中等，赤金为下等。如今半两钱的法定重量是四铢，钱文写作‘半两’，实际重量为四铢；奸人有的偷磨钱币内层取出熔铜，钱币越来越轻薄，物价越来越贵，远方使用货币也烦琐浪费而不得节省。于是用方一尺的白鹿皮，边缘用藻缋装饰，制成皮币，每枚价值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见皇帝或行聘享礼，必须先用皮币托献玉璧，然后礼仪才能进行。又铸造银锡合金作为白金。天上的东西没有比龙更适宜的，地上的东西没有比马更适宜的，人的东西没有比龟更适宜的，所以白金分为三种：第一种重八两，铸成圆形，图案为龙，名叫白选，价值三千钱；第二种重量稍轻，铸成方形，图案为马，价值五百钱；第三种更轻，铸成长方形，图案为龟，价值三百钱。下令县官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钱文与重量相符。盗铸各种金属钱币的，罪皆处死。” 元狩年间，大农令属下的盐铁丞孔仅、咸阳说：“山林和海洋，是天地所藏的资源，都应当归少府管理。陛下不把它们据为私有，而交给大农令来管理，以辅助赋税。希望招募民众自行承担费用，借助官府器具，设立官营煮盐机构，以及牢盆；供养游食的奇民，让他们想要独占山海资源来获得厚利，役使、损害普通百姓。那些阻挠此事的议论，听也听不完。敢私自铸造铁器、煮盐的，钛其左脚趾；并没收其器物。郡中不产铁的地方，设置小铁官，铸造旧铁，方便归属当地县管理。”于是派孔仅、东郭咸阳乘驿车巡视天下，把盐铁生产改为官府经营；除去原来经营盐铁、家资富裕的人，让他们担任官吏，结果官吏成分更加混杂，而且多了商人。商人因钱币制度的变化，大量囤积货物，追逐利润。于是公卿说：“各郡国颇受灾害，贫民中没有产业的，应招募他们迁徙到土地广阔、物产富饶的地方。”陛下减少膳食、节省用度，拿出禁钱来救济百姓，宽免、借贷赋税，而百姓不能全都出现在南亩耕作。商人越来越多，贫民没有积蓄，都仰赖县官供给。过去计算轺车和商人的缗钱，都有不同的等级；请仍按旧例计算。缗是串钱的丝，一贯为一千钱，出二十算。各种商人从事末业、放贷、购买囤积城邑中的货物，以及经商牟利的，即使没有市籍，也要各自申报所拥有的货物，通常每缗钱二千收一算。各种有租税收入的经营和铸造业，即靠手工制作后出售的，通常每缗钱四千收一算。不是官吏而待遇可比官吏的三老、北边骑士，轺车收一算；商人的轺车收二算，以加重其赋税；五丈以上的船收一算。隐瞒不申报，或申报不完整的，戍守边疆一年；没收其缗钱。有人能告发的，把没收钱财的一半赏给他。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都不得登记名下的田地，以便让他们从事农业；敢于违反命令的，就没收其田地和僮仆。元封元年，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全部代替孔仅管理天下盐铁。桑弘羊认为各官府各自买卖，彼此争夺货物，所以物价上涨，天下输送赋税，有时还抵不上运输费用，于是请求设置几十名大农部丞，分部主管各郡国，分别前往所属县，设置均输、盐铁官，命令远方各地在物价高时，把商人转运贩卖的货物作为赋税，由官府彼此调剂输送。在京师设置平准官，统一接受天下运来的物资。设置名为工官的机构制造车辆及各种器物，都由大农令供给。大农令所属各官府把天下的货物全部收归掌握，价格高时卖出，价格低时买入。这样，富商大贾就无从取得暴利，反而会回归本业，万物价格也不会飞涨。因此，这种抑制天下物价的制度名叫平准。天子认为有道理，批准了此议。

译汉元帝时，贡禹任御史大夫，多次上书陈述政事得失，说：“古代不用金钱作为货币，专心致力于农业，所以一个男子不耕作，就一定有人因此挨饿。如今汉家铸钱以及各处铁官，都设置官吏、士卒和徒隶，开采山地取得铜；铸钱一年所耗用的人工超过十万人。一个中等农民的粮食可以供七人食用，这就等于有七十万人常常因此挨饿。向地下开凿数百丈，销毁地下阴气的精华，使地藏空虚，不能含蓄地气、生成云雨。砍伐林木没有定期禁令，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自五铢钱开始铸行以来七十多年，百姓因私铸钱币而受刑的很多；富人把钱积满屋子，仍不知满足。民心动摇，商人追求利润，东西南北奔走，各自施展智巧，穿好衣服、吃美食，每年获得十二分之一的利益，却不缴纳租税。农夫父子暴露在野外，不避寒暑，拔草翻土，手脚磨出老茧；已经缴纳谷租，又要缴纳藁税，乡里官吏私下索取，更是供给不尽。因此百姓抛弃根本而追逐末业，耕田的人不到一半；贫民即使获赐田地，仍会低价卖掉去经商，贫困到极点就起来做盗贼。为什么呢？因为末业利润深厚，使人迷惑于钱财。因此奸邪不能禁止，其根源都起于钱财。要痛恨末业，就应断绝其根本。应当撤销采珠玉、金银和铸钱的官署，不再把这些作为货币；市场上的商人不得贩卖；废除按租税钱数征收的法令，租税、俸禄和赏赐都用布帛、粮食支付，使百姓全都回归农业，恢复古道，这才便利。” 东汉章帝时，粮食和布帛价格昂贵，县官日常经费不足，朝廷为此忧虑。尚书张林说：“如今不只是粮食贵，百物都贵，这是钱币贬值的缘故。应当命令天下都用布帛缴纳租税，市场买卖也都使用布帛，并封存钱币不让它流出。这样钱币减少，各种物品就都会便宜。盐是人们急需的食物，县官可以自行卖盐，这是汉武帝时实行过的，名叫均输。”于是把此事交给尚书共同讨论。尚书朱晖议论说：“《王制》规定，天子不谈财物有无，诸侯不谈财物多少，领取俸禄的人不应与百姓争利。均输之法与商人贩卖没有区别。用布帛缴租，官吏就会多行奸弊；官府自行卖盐而与民争利，不是明主应当实行的办法。” 桓帝时，有人上书说：“人们因为货物轻、钱币薄，所以陷于贫困，应当改铸大钱。”此事交给四府以及群臣、太学中善于议论的人讨论。刘陶上议说：“圣王承受天命而制定制度，调节万物，与人们共同进退；建立功业，众人就乐于从事；发动战争，军队也乐于出征。因此，灵台防务有民众踊跃前来，武旅出征有士卒欢欣鼓舞，都是因为举措合乎时宜、行动顺应人道。臣恭读铸钱诏书和调平钱币轻重的议论，陛下访求幽隐，甚至不遗弃贫贱之人，所以臣这个吃粗食的人也得以承蒙召见参与。臣以为，当今的忧患不在货币，而在百姓饥饿。养生的道理，先解决食物，然后才能治理人民；因此先王观察天象、养育万物，恭敬地把农时授予民众，使男子不荒废田亩，女子不离开织机，所以君臣之道得以实行，王道教化得以通行。由此说来，食物才是国家的宝物，是养活民众最贵重的东西。臣私下看到，近年来良苗都被螟蝗吃尽，织机上的丝帛被公私征求耗空；早晚急需的是一餐饭，所忧虑的是无休止的劳作，哪里是在谈钱货厚薄、铢两轻重呢？即使当今把沙砾变成南金，把瓦石变成和玉，使百姓口渴却无处饮水，饥饿却没有食物，即便有伏羲、神农的纯厚德行，有唐尧、虞舜的文明政治，也仍然不能保全宫墙以内的安全。” 民众可以一百年没有货币，却不能一天忍受饥饿，所以食物是最急迫的。议论此事的人不了解农业生产的根本，却多谈铸造冶炼的便利；有的人还想借机施行欺诈，以谋取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将被耗尽，争夺取利的人就会竞相出现，铸钱的祸端也由此产生。假设一万人铸钱，只有一个人夺取，尚且不能供给需求，何况如今由一个人铸钱，却有万人来夺取呢？即使把阴阳当作燃料、把万物当作铜，役使不吃饭的民众，供养不挨饿的士人，也仍然不能满足没有止境的贪求。想使民众富足、财物丰厚，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这样百姓不受劳苦就能富足。陛下圣德，怜悯海内的忧愁，伤心天下的艰难，想通过铸钱、调齐货币来救治弊病，这就像在沸腾的鼎中养鱼、在烈火上栖鸟；水和木本来是鱼鸟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使用不得其时，也必然使它们焦烂。希望陛下放宽对削薄钱币的禁令，把冶铸的议论放到后面，听取百姓的歌谣，询问路旁老人的忧虑，观察日月星辰的光彩，查看山河分流的形势，那么天下人的心意和国家的大事，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不会再有遗漏和疑惑。臣曾诵读《诗经》，读到《鸿雁》写野外劳苦、哀叹勤劳修筑城墙的情景，常常在中篇停下来长久感慨；近来听到征夫饥饿劳苦的声音，比诗歌所写更为悲惨。因此才想到，匹夫匹妇吟诵《鲁诗》所表现的忧患，难道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想到《白驹》诗中所表达的意思，臣忧惧不安、徘徊惶惑，连夜都不能安睡。臣私下想到，如今天下土地广阔却不能耕种，民众众多却没有食物，群小竞相兴起，进入并掌握国家政权，像鹰一样张扬于天下，像鸟一样掠取食物以求饱足，吞食人的肌肉直到骨髓，合并吞噬而没有满足。我实在担心，最终会有服劳役的民夫和困苦的工匠从修筑工程中起来，扔下工具、捋起袖子，登高远呼，使愁苦怨恨的民众向他们响应、如云聚合；四方分崩离析，中原像鱼群溃散一样崩溃。到了那时，即使铸造方尺大小的钱币，又怎么能救济危局？这就像举起能容纳牛的巨鼎，却被悬挂在一根纤细枯枝的末端，正是诗人之所以深切回顾、潸然落泪的情形。臣身处东野，狂妄昏暗，不通晓大义，因陛下广泛征求意见而应答，料知一定会因这番话被投入鼎镬，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皇帝最终没有铸钱。汉灵帝大量积蓄私藏，搜集天下珍宝。每当各郡国进贡，先运送到中署，名为导行费。中常侍吕强上书劝谏说：“天下的财物，没有不是由阴阳化生、最后归于陛下的。既然归于陛下，哪里还有公私之分？如今中尚方收取各郡的珍宝，中御府积存天下的丝织品，西园抽取大司农的储藏，中厩聚集太仆的马匹；而各处输送贡物的府库，往往还要另收导行费用，征调扩大，百姓困苦，费用增加而贡物减少。奸吏趁机从中获利，百姓承受其弊害。又有阿谀媚上的臣子，喜欢进献自己的私物，容纳谄媚，姑息纵容，阿谀之风便从此兴起。”

译晋安帝义熙年间，朝廷讨论想要废除钱币而改用粮食和布帛。西阁祭酒孔琳之上议说：“《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把货币列在粮食之前，难道不是因为货币是交易所凭借的东西，是使用中最重要的物资吗？如果不进行交易，百姓就要耗费力量制造钱币，这确实会妨碍他们谋生，可以禁止。如今农民专心务农，工匠专心制造器物，士、农、工、商四民各自学习从事本业，什么时候曾为钱币而过度劳苦呢？所以圣王制定这种本身无实际用途的货币，以流通有用的财物；既没有毁坏实物的费用，又节省运输、储置的劳苦。这就是钱币能够继承龟贝的功用、历代不废弃的原因。粮食和布帛本来是珍贵物资，用来充当衣食；如今把它们分出一部分作为货币，就会造成很大损耗，又会在商人贩运中磨损毁坏，在裁割分用时耗费丢弃。这些弊害，自古以来就很明显。因此钟繇说：‘奸巧伪诈的百姓，竞相储存受潮的粮食来谋利，制造薄绢来充作资财。’魏代用严刑，也不能禁止这种行为。所以司马芝认为使用钱币不只是使国家富足，也可以减少刑罚。钱币之所以不用，是由于兵乱延续日久，逐渐自然废止，有其原因，汉末就是这样。如今既然已经使用钱币却又废除它，百姓就会突然失去自己的财产。现在把天下的粮食收集起来，用来周济天下的食用；有的仓库充盈，有的连一斗粮食都储存不了，彼此资助流通，那么贫困者要仰赖富足者送来粮食，实际上仍要借助钱币。一旦截断钱币流通，钱就会变成废物；这样一来，那些有钱却没有粮食的民众，都会坐困挨饿，这是废钱立即产生的弊害。况且根据现在的情形，使用钱币的地方并不贫困，使用粮食的地方也并不富裕。而且民众沿用这种习惯已经很久，贸然改革必然使他们迷惑。俗话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改变旧业。’何况钱比粮食使用更方便呢？魏明帝时，钱币和粮食并用已经三十年，因为这样对民众不方便，于是朝廷举行大规模讨论；精通治理、尽心尽力的士人，无不认为应当恢复使用钱币，民众没有不同意见，朝廷也没有不同议论。魏明帝尚且舍弃粮食布帛而使用钱币，足以说明粮食布帛作为货币的弊害，已经在实践中显露。世人说魏氏长期不用钱币，积累了数以万计的财富，所以想恢复使用钱币，以利于公家、使国家富足，这大概是不对的。从前晋文公采纳舅犯的谋略，却先成全季的信用，认为即使有一时的辛劳，也不如带来万世的利益。当时名贤位列朝廷，君子充满朝堂，正在谋划天下利害，准备确定治理国家的长远方略。如果粮食确实方便，使用钱币的道理并不昏昧，却要为了眼前利益废除永久通用的事业，那是可以想见的。实际上，这是由于困顿而想改革，改革之后重新整顿罢了。近来孝武帝末年，天下太平，时令调和、年岁丰收，百姓安于本业，粮食布帛自然丰盛，几乎达到家家富足、人人充足的程度；事实证明，钱币并不妨碍百姓。近来战争屡次兴起，荒年饥馑接连而来，饥寒还没有得到缓解，实在就是这个原因。如今国家如果能够援救、拯济民众，大力革新政治，弘扬重视农业根本的教化，明确鼓励广泛耕作的科条，恭敬地把农时授予民众，使各人顺从自己的职业，那么一旦荡然的民心知道返回正道，不再自行放纵于末业，必定会在南亩竞相出力，田野上就不会有遗弃的土地。从此以后，太平盛世必然到来，还何必忧虑衣食不足呢？臣愚昧地认为，救治弊病的方法，不应当废除钱币。宋武帝时，议论政事的人多说钱币减少，国家用度不足，想把民间的铜全部收购，重新铸造五铢钱。国子祭酒范泰劝谏说：“听说将要禁止民间私藏的铜，把它充作官铜；百姓虽然失去器物，最终还能得到相应价值。国家用度不足，收铜确实有不少好处。但臣的看法不同，不能安心沉默。臣听说治理国家如同烹煮小鱼，拯救弊病不如致力于根本。百姓不足，君主怎么会足？从来没有百姓贫困而国家富足、根本不足而末业有余的道理。因此，袋子漏了却还要把财物储存在仓中，明白的人不会吝惜；反穿皮衣背柴，只保存皮毛而不顾内里，实在困难。君王不谈财物有无，诸侯不谈财物多少，领取俸禄的家族不应与百姓争利。所以防风氏被认为彰明治理，织蒲草席却被称为不仁。这就是贵贱有明确章法，职分没有错乱。如今所忧虑的，是农民还少，仓廪尚未充实，转运没有停止，依靠供养的人很多，各家没有私人积蓄，难以抵御荒年。货币存在于贸易中，关键不在数量多少。过去贵的如今可能便宜，彼此共同流通，原理是一样的。只要官府和民间都能公平流通，就不用忧虑货币不足。如果一定要依靠广泛收取货币来充实国用，那么龟贝之类就是自古流行的货币。仔细考察铜制器物，它的用途十分广泛：钟律所能通达的范围很远，机衡所能测量的事物很大。夏禹的鼎背负河图，确实在各种祥瑞中居于首位；晋国的铎显现吉祥之象，也开启了美好的征兆。器物只要有重要用途，贵贱就都要依靠它；物品只要适合使用，国家和民众就共同急需。如今毁掉必需的器物，却制造无处施用的钱币，对于货币来说，所得功效抵偿不了毁器的劳苦；对于使用来说，君民都会困顿。拿实际情况来衡量，是损失多而收益少。陛下整日勤劳谦恭，不厌倦处理各种政务，以身作则影响万物，勤劳俭朴已经成为风气，但颂扬的歌声没有兴起，《板》《渭》所歌咏的贤臣还没有出现，实在是因为根基尚未稳固，心意在于长远谋略。希望陛下思考长久之道，放宽急于求成的心情，广泛接纳山海资源，选择牧童樵夫的意见，那么好的谋略每天都会陈述，圣明的思虑也会更加广阔。只要心中不忘国家存亡，国家就可以像系在苞桑上一样稳固。臣愚诚至此，实在忧虑得寝食难安。”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把一枚大钱当作两枚钱使用，以防止剪凿钱币。议论者大多赞同。散骑常侍何尚之议论说：“臣恭敬地阅览明诏，陛下想要改变钱币制度，不必劳苦采铜铸造，钱币的价值自然增加一倍；这确实是救治弊病的宏大筹策，是增加货币价值的好办法。即便从管仲的浅近见解来考察，也还可以作进一步说明。泉币、贝币的兴起，以估量货物为根本；事情在于交易，哪里依靠数量多呢？数量少，弊害就轻；数量多，物价就上涨；数量虽有不同，但满足使用的作用没有差别。何况让一枚钱抵两枚钱，岂不是徒然抬高虚假的价格吗？凡是创立制度、改变法令，都应顺从民情；从来没有违背众意、强行改变事物而能长久的。钱币的废兴，前代曾屡次仓促议论：赤仄钱、白金很快就被废止；六种货币混乱不堪，百姓在市场哭泣，实在是因为制度不统一，难以遵行。除非是救急应变，否则应当守住长久之业；政令烦琐曲折、混杂不一，最终会使长远事务陷于泥淖。况且货币分配不均就会使百姓受害，所以先王建立井田制度来统一它，使富人不过分奢侈，使贫者不至于匮乏。虽然这种制度已经废弃很久，不能立即施行，但仍应采取合宜而接近的办法，大致仿照它。如果如今的制度实行，富人的财货自然增加一倍，贫者的困苦反而更加严重，恐怕并不是想要使贫富均衡的本意。况且钱币形制有大小多种，如果只说‘大钱’，却不知道它的具体规格。”

译如果只限于四铢、五铢钱，那么钱文都是古篆，既不是下臣所能辨识的；再加上钱文容易漫漶，更难分辨清楚，公私钱币交相混乱，争讼必定发生，这正是臣深深疑虑的地方。诏令又担心剪凿钱币越来越多，最终使钱币消耗殆尽，臣的意见是，大概不必有这种忧虑。百姓的巧诈即使隐密，也总会留下踪迹；而且使用钱币、收取铜材的事情可以查考，完全是因为所属官府怠惰放纵、纠察不精，才导致法令建立以来被查获的人很少。如今虽然有悬赏金钱的名义，实际上却没有兑现奖赏。如果申明旧有科条，捕获后立即报告，使人畏惧法令、希求奖赏，钱币制度不久自然会稳定。愚人的意见，供智者选择。我承蒙参与访求意见，岂敢不把所知全部说出。”中领军沈演之认为：“龟贝流行于上古，泉币、刀币兴起于有周，都是为了使财物丰足、流通利益，确实能使国家富裕、百姓富足。历代相隔虽远，货币的使用却越来越便利；只是熔铸长期废止，加上战乱接连不断，钱币损耗、散失、漂灭，数量多得无法计算。晋朝迁都江南时，疆域尚未开拓，有些地方沿袭当地习俗，钱币没有普遍使用，钱币数量本来少，造成的祸患还轻。如今王业开拓广大，声教远播，金钱流布，甚至到达边远荒服之地；过去没有流通到的地方，现在全都流行了。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货币却越来越少；又加上争相盗铸、剪凿，销毁越来越多。刑禁虽然严厉，奸人躲避禁令的办法却更加隐密，于是年年月月钱价上涨，贫困之家日益困苦，尽力劳作的百姓只是徒然辛勤，仍不足以供养自己，实在是因为货币贵而物价低，旧有的调节办法没有改变，却没有想到整治。” 如果改制反而使弊病更加严重，这正是亲自教导、推行改革的良好时机，是通权达变的好机会。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以一枚大钱抵两枚钱使用，那么国家可以流传难以磨灭的实利，百姓家庭也能增加一倍的财富，不必再增加法令，奸诈的根源自然会断绝。施行一条命令便能兼得众多好处，兴造钱币的费用没有比这更少的了。皇上采纳沈演之的意见，于是实行一枚钱当两枚钱。实行一段时间后，公私都觉得不便利，于是废止。孝武帝即位后，又铸造孝建四铢钱。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论说：“重视货币、使民众获利，记载于古代五种政务之中；开设铸钱机构、流通圆钱，法令完备于九府，民众富足、国家充实，教化建立而光明显著。时势变迁、风俗改变，就应当通权达变以适应使用。因此周、汉初次迁改币制，随着时代调节轻重。到了后代，财物丰盛、用度充足，便依据旧有制度条文，不再改创。年代已经久远，丧乱屡次经历，钱币被埋没、焚烧、剪毁，日益销减，货币薄少而民众贫困，公私都困窘。如果不进行改革，将要陷入极大匮乏。臣认为应当遵循古典，收集铜材重新铸造，并将其作为赎刑之物，这些做法见于往昔典策。如今应当用铜铸造刑具，随着刑罚轻重分成等级。”诏令批准了此议。孝武帝时铸钱，钱形有的薄小，轮郭不完整，于是民间私铸者像云一样纷纷出现，掺杂铅锡，钱币都不牢固；又剪凿古钱来取得其中的铜，钱币转而更加薄小，稍微违背官定式样。虽然重申法令、严加刑罚，民众、官吏和长官因而被判死罪或免职者接连不断，但盗铸更加严重，百物价格飞涨，百姓深受其苦，于是制定品级规格，凡薄小而没有轮郭的钱币，一律加以禁止。始兴郡公沈庆之提出意见说：“从前秦国的钱币过重，高祖认为这是忧患，普遍命令民众铸钱，改铸榆荚钱，结果货币轻而物价重，又再次违背时宜。太宗放开铸钱，贾谊因此讥议，确实是因为采铜冶炼的办法尚存，铜多而利润厚，耕作和作战所需的器具，过去都要使用铜，士、农、工、商四民争相制造，危害可能很多；但孝文帝没有采纳，民间铸钱终于得以实行，因此能够使钱串充满府库，天下富足。何况如今不使用耕作、作战的铜器，采铜铸钱已经废止很久，冶炼所需的铜材多取自旧成器物，功夫艰难而利润微薄，断绝了吴、邓地区的资源，农民也不熟习铸钱，不会有放下耒耜的忧患。现在正值中兴、国运开启，圣明教化焕然一新；即使已经停止战争、销毁兵器，仓库仍未充实，公私所缺乏的，只有钱而已。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允许民间铸钱，在郡县开设钱署，愿意铸钱的人都住在钱署之内，统一标准，去除杂质伪钱；官府收取钱币的轮郭，收藏起来作为永久的宝藏。去年春天所禁止的新品钱，可以暂时流通；今后铸钱都依照这个规格，每万枚征收三千枚，严格查禁盗铸，并且禁止剪凿。几年之间，公私都将丰足，铜材耗尽而事情停止，奸伪自然会止息。”朝廷把此事交付群臣讨论，公卿、太宰、江夏王义恭议论说：“臣看到沈庆之的建议，允许民间私铸，愿意铸钱的人都进入钱署居住，统一规格，去掉杂质伪钱。臣愚昧地认为，百姓不愿同官府发生牵连，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而且他们多是士人，大概不愿进入钱署。凡是盗铸以谋利的，利润正在于掺杂伪造；既然禁止杂铸，愿意入署的人一定很少。至于说收取轮郭、收藏为永久宝藏，臣认为，上面所看重的东西，下面一定会跟从；百姓听说官府收取轮郭，轮郭的价格就会涨到百倍。大小钱币相互兑换，谁肯这样做？如果强行命令兑换，情形就像强行掠夺。又说去年春天所禁止的新品钱可以暂时流通，臣认为这一条可以开放允许。又说今后铸钱应当依照此规格，每万枚征收三千枚，并严格查禁盗铸，不得再造。臣认为，禁令的设置不只是针对一时；贪图利益而触犯法令，是众人的常情。人们不怕禁令轻，怕的是禁令无法阻止冒险犯法。如今进入钱署就要缴纳万枚中的三千枚，私铸却没有十二分之一的税，追逐利益而犯禁，显然无法防止。又说铜材耗尽，事情便会停止，奸伪自然受到禁止；臣认为，赤县境内的铜不可能很快耗尽，等到铜材耗尽时，奸伪之事已经积累起来了。又说禁止铸钱，铜就会转而制成器物；开放铸钱，器物就会转化为财货。然而近来所忧虑的，正是钱币形制不统一，又加以剪凿、掺杂铅锡，致使钱币纷纷折损。如果只禁止盗铸铜钱，也不必严厉禁止。北中郎府主簿颜竣议论说：货币用于流通，是近古以来共同认可的；关于轻重的议论，汉代已经确定。魏、晋以来，一直不能改变，确实是因为货物和钱币已经均衡，一改动就会产生伪造。世代逐渐久远，弊病突然发展到这种地步，因革之道应当有相应办法。如今所说的开放钱署、放任铸钱，确实是臣欣然赞同的；但只担心采铜的事业断绝，器物日益损耗，铜既然越来越少，器物也会更加昂贵。假设器物价值一千钱，铸钱所得就要减少一半，铸造便没有利润，即使下令也不会实行。又说去年春天所禁止的钱可以暂时流通，这是想使天下财货丰足。如果细小的钱币一定流通而不遵从官定规格，公铸已经获利深厚，私铸剪凿，实在难以禁止。五铢、半两之类的钱，不到一年，必定会耗尽。财货尚未充足，大钱已经枯竭，几年之间，全部都会化为尘土。难道可以让这种导致弊病的办法，在皇朝建立根基吗？”

译如今百姓手中的货币虽然逐渐减少，但市场上的民众还没有发出怨言。这是因为新禁令刚刚实行，钱币品式尚未统一，必须等它自行停止，不值得成为圣上的忧虑。只有府库空虚匮乏，才确实是最大的忧患。如今即使放行细钱，官府也没有因此增加财富的道理；百姓即使得到供给，也不能解决官府的匮乏。只有削减费用、去除奢华，把重点放在节俭上，才是求得充足的最好办法。然而钱币有一定限量，消失却没有止境；即使剪凿和私铸停止，最终也会耗尽。有人说：应当由官府开设采铜机构，断绝制造器物的途径，确定钱币品式，逐日逐月铸造，时间久了之后，仍不足以增加世间的财货。当时议论者又因为铜越来越难得，想要铸造二铢钱。颜竣又议论说：议论者将因为官府钱藏空虚，认为应当重新改铸。天下铜少，就应当减小钱币规格，以挽救交相侵害的弊病，救济国家、使百姓宽裕。臣认为不对。如今铸造二铢钱，放任新制细钱流行，对官府的匮乏不会有改变，却会使百姓的奸巧大大兴起，天下货币将碎裂消耗殆尽。空设严禁，而深厚的利润难以断绝，不过一两年，弊病就无法再救治，这是第一件万万不可行的事。如今熔铸如果集中进行，突然可以得到一二亿的收益；即使再次得到这么多，也必须等待很多年。年末税收上缴，财币暂时有所改变，但日常费用仍不足数月，即使临时征收来补助，又怎么能解决匮乏呢？”},{ 只会让奸民得以肆意妄为，给国家留下错误的谋划；这又是第二个极其不可行的方面。百姓担心改用大钱征收赋税，又害怕近日颁行的新禁令，市井之间必定会因此发生喧扰。长远的利益还没有见到，眼前的祸患却接连而来，富商得意，贫民困窘；这又是第三个极其不可行的方面。假如交纳的负担更加深重，尚且不能施行，何况现在还没有见到它的好处，而众多弊害又如此明显，若因此失算，岂不是当时就会受到讥笑，甚至遗笑百代吗？南齐建元年间，太祖因南方钱少，又想铸钱。奉朝请孔顗上言说：“粮食和货币相互流通，这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要求。李悝说：‘粮价太贵，会伤害百姓；太便宜，会伤害农民。’三吴年年遭受水涝，但粮价却不贵，这是钱少，并不是粮食便宜，对此不可不察。铸钱的弊病，在于钱的轻重屡次改变。钱太重，使用困难，而难以使用就会成为负担；钱太轻，弊病在于容易被盗铸，而盗铸造成的祸患更深。百姓之所以盗铸，严刑峻法仍不能禁止，是因为上面吝惜铜材、爱惜工费，认为钱是没有用处的器物，只求铸得多、制作容易，没有详细考虑这样做会造成祸患。百姓趋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如今开启获利的门路，随后又施加重刑，这是引导他们作奸犯科而陷入死罪。汉代铸造轻钱，巧诈伪造的很多；到铸造五铢钱时，百姓计算成本，不能得到相应利益，私铸才逐渐减少，这就是不吝惜铜材、不爱惜工费的效果。宋文帝铸四铢钱，到景和年间钱更加轻薄，虽有周郭，但熔铸不精，于是盗铸纷纷兴起，再也无法禁止，这就是吝惜铜材、爱惜工费的验证。凡是铸钱，与其轻重失当，宁可重一些，不可轻一些。自汉至宋五百多年，制度各代都有兴废，但五铢钱没有改变，说明它的轻重可以作为法式，符合货币的适宜标准。” 自从铸造四铢钱，又不禁止百姓剪凿钱币造成祸患，既已使钱币的弊病广泛积累到今天，难道不可悲吗！自晋氏以后不再铸钱，历经兵戎、水火，每年损失很多，士、农、工、商全都丧失了自己的产业。我认为应当恢复旧制，大规模熔铸，钱重五铢，完全依照汉法，严格防止剪凿；轻小、破缺、没有周郭的钱，一律不得流通。官铸的小钱，熔化后铸成大钱，使贫弱善良的百姓获利，堵塞奸巧之人的道路。钱货既然均衡，百姓乐于从业，市场交易没有争端，衣食就会不断增加。”太祖认为他说得对。后魏宣武帝即位后，通直散骑常侍甄琛上表说：“君王的道德与天地相同，施恩与造化齐等，救济时世、拯救万物，是百姓的父母。所以年成不好，天子就为百姓祈祷祭祀；天地所赐予的，天子顺应它；山川中隐藏的利益，天子就使它流通。只要有益于百姓，即使损害自身也毫不吝惜；如果有所聚集，也只是为了赈济抚恤。因此《月令》说：‘山林薮泽中有能够采食蔬菜、捕取禽兽的人，都由野虞教导；那些相互侵夺的，治罪而不赦免。’这说明应当引导百姓而不是禁止他们，使有无相通、彼此救济。《周礼》虽然有禁止擅取川泽资源的规定，正是为了防止资源被耗尽，必定要求按时取用；这就是所谓障防虽由公家掌管，实际上更是替百姓守护。况且一家之长，恩惠惠及子孙；一代之君，恩泽周遍天下，都是为了厚待养育百姓，使国家富足。从来没有尊为父母却吝惜醯醢，富有万物却只计较一件东西的道理。如今上天为百姓生出盐，国家却与百姓一起设置障防，假如只让国家获得利益，就好比富足了口腔的牙齿，却不顾四肢。况且天下夫妇每年进贡粟帛，四海的财物都用来供奉一人，军国所需又取给于百姓，天子还忧虑什么贫困，为什么偏偏要禁止一个盐池呢？” 古代的君王，世世代代拥有百姓，有的利用水火帮助他们生活，有的建造巢屋教他们居住，有的教他们务农以免饥饿，有的教他们制作衣服以除弊害。所以《周诗》说：‘教导他们，训诲他们；给他们饮料，给他们食物’，都是为了抚慰、覆盖、引导和养育百姓，为他们谋求利益。我的性情愚昧，不懂得事理，见识也没有远大的境界；每当看到古代崇尚古道、爱护百姓的事迹，时常读到中世骤然增加赋税的记载，没有一次不赞叹前者的远大，而惋惜后者的狭隘。如今弊政相沿，仍然重视关市税，大魏广大富饶，却只收取谷帛的赋税，这使远方听说的人无不歌颂圣德。从前亶父因舍弃财宝而得到百姓，硕防因接受财物而失去众人；君王的道义，应当是很高尚的。魏国简省赋税，恩惠确实传播得很远。俗语说：‘出纳财物时吝惜，是主管官吏的福分；施行恩惠困难，是君主的祸患。’连府库中的财物都因不施舍而会造成灾祸，何况府库之外的利益，怎么可以吝惜于百姓呢？善于收藏财富的人，把财富收藏在百姓那里；不善于收藏的人，把财富收藏在府库里。收藏在百姓那里，百姓欢欣而君主富足；收藏在府库里，国家招致怨恨而百姓贫困。国家招致怨恨，教化就有亏损；百姓贫困，君主也无从取用。希望放宽这个盐禁，使恩惠充沛地远及各地，并依照《周礼》设置川衡的法制，只让它负责监督和引导而已。”

译诏书说：“百姓的利益正在这里，详细情况正如你所陈述的，交给八座议论可行与否，议定后报告。”司徒录尚书彭城王勰兼尚书邢峦等上奏说：“甄琛所列举的意见，内容丰富，首尾完备，或许没有什么可以贬斥的地方。”但只恐怕坐而空谈时道理很高明，实行起来却事情缺漏，因此迟疑不决，尚未认为可行。我们私下认为，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阐明正确道路、领悟通达道理的。至于挽救时弊、调节升降，也都要称合时宜，使丰足不过分溢出，节俭又不至于造成弊病。徭役、养育、增减消长，都完备地包含在其中。节制约束而取得足够的供给，以成全百姓的生计。如果不是这样，要君主有什么用呢？如果任凭百姓生产，随意取食，那就是把万物当作刍狗，和君主之道不相称了。自从大道消失以后，恩惠便产生了。下民奉养上位者，上位者施恩于下民，尊卑之间的道理和谐亲睦。然而防禁与恩惠既然相互交替，拯救百姓的方法也就更加广泛。常常考虑到财物不能周济，国家的恩泽不能深厚，所以百姓便想方设法表达愿望，国家也立法来实行他们的意愿。于是开取山川资源，减轻百姓的贡赋；在关市设置税收，补助十分之一的储备。收取此处而补给彼处，并不是为了谋利自己；把彼处的财物转移到此处，也不是为了自身。所谓集合天地的产物，惠及天地的百姓，借造物之富，赈济造物之贫。征收商贾之税，供给军战赋税，使士、农、工、商共同供养军国，取用各有其道理。” 禁止这个盐池，并不只是供大官享用；征收这些布帛，难道是为了充作后宫的资财吗？既然利益并不归于自己，彼此的道理相同，难道还要积聚而不散发吗？又如税收的本意，确实有事情需要筹办，本来就是希望救济百姓，并不是为了富足君主、储藏货物。若不是这样，从前的君子为什么会赞成呢？所以后世治理国家的制度，未曾有所改变。先朝根据实际情况比较大小，降低禁令的限制，盐禁于是兴废不一。然而自从实行以来，主管官员多有怠慢，出入之间办事不合规矩，于是使平民怨声叹气，商贩轻率议论。这是执行的人没有方法，并不是创立制度的人有错误。如今若使朝廷的明察被其中的混乱蒙蔽，立即废除它，又恐怕失去先前的防备。一次施行、一次更改，法令就像下棋一样反复无常。综合议论其中的要旨，应当依照原来的制度。诏书说：‘司盐之税，是自古以来通行的常典。然而兴立制度以利百姓，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只要能够使百姓富足、增益教化，就以道理所在为准。甄琛的表章，确实可以说是辅助政务、补益治理的意见，可以采用他原先的计划，使公私都得到适宜，川泽的利益不被堵塞。尚书应当严格制定禁止豪强的制度。’诏令甄琛参与八座议事。” 灵太后时，朝廷议论铸钱，任命高谦之为铸钱都将。他的长史于是上表请求铸造二铢钱，说：“钱币的设置，本来是为了使有无相通、便利交易，所以钱的轻重历代不同。太公辅佐周朝时，设置九府圜法；到周景王时，改铸大钱。秦国兼并天下后，钱重半两；汉朝兴起，因为秦钱太重，改铸榆荚钱。到汉文帝五年，又铸四铢钱；孝武帝时，全部销毁旧钱，改铸二铢钱。到元狩年间，改为五铢钱，又制造赤仄钱，一枚抵五枚使用。王莽摄政时，钱分六等：大钱重十二铢，其次九铢，其次七铢，其次五铢，其次三铢，其次一铢。魏文帝废止五铢钱，到明帝时又恢复。孙权在江左铸大钱，一枚抵五百枚；孙权赤乌年间，又铸大钱，一枚抵一千枚。轻重大小，无不随时改变。我私下认为，食货是治国八政之首；聚集财物的重要性，见于古代训诫和典籍。因此从前的帝王凭借天地的富饶，控制四海的财富，没有不让红腐的粮食堆满太仓、让串钱在泉府中储藏到朽坏的。储蓄既然充盈，百姓没有困苦弊病，就可以使四方安宁，好比身体指挥手臂一样。” 从前汉孝武帝时，土地广大、财物丰足，对外征伐四方夷族，终于使国用空虚。于是草野臣民拿出财物帮助国家，提出兴利的办法，向朝廷缴纳税收；市场上设置酤酒专卖的官署，乡邑中实行告发隐匿财产的法令。盐铁专卖既已兴办，钱币屡次更改，少府于是富足，上林苑积蓄丰饶；对外开辟百蛮地区，对内却没有增加赋税，这些都是谋求财利的结果。如今群妖尚未平息，四郊多有战事，征税已经繁重，每天耗费千金，资财储备逐渐损耗，财用将要枯竭。正是杨氏献策、桑弘羊谈论财利的时候。以西汉的盛况，钱币尚且屡次改铸，大小钱并行，子母钱相互调节，何况如今边患未除、州郡沦败、百姓财物凋零、军国用度不足，另外铸造小钱，可以使国家富足有益，又会损害什么政务、妨碍什么百姓呢？况且政务兴盛并不因为钱大，政务衰败也不因为钱小，重要的是使公私各得其所，政治教化没有亏损。既然古代实行过，今天也应当效法。从前大禹遭遇大水，用历山的金铸钱，救济百姓的困苦；商汤遭遇大旱，用庄山的金铸钱，赎回那些被迫卖掉子女的百姓。如今百姓困顿憔悴，比过去更加严重，钦明的君主难道能垂衣拱手坐看不管吗？请求现在铸造小钱，以救济交易匮乏；五铢钱任凭与它并行使用，实行起来没有损害，国家还能得到利益，穆公的话在这里得到验证了。” 我虽然才术不如计然，见识也不是深思熟虑所得，但暂时充任钱官，对其中道理颇有所见，只要有一点益处，就不能不说。如果认为此事可疑，请下令交给公卿广泛议论；如果认为可以，就请求施行。”于是实行了。孝明帝熙平初年，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说：“我听说《洪范》所说八政，货币居第二。《易》说，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叫作君位。靠什么守住君位？靠仁。靠什么聚集人民？靠财。财物是帝王聚集百姓、守住君位、成全养育万物、奉行顺应天德、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根本。夏、殷的政制，由九州贡纳金属，以此确定五种货币。周朝沿用旧制，太公建立九府之法，于是国家货币开始流通。确定铢两的标准，齐桓公遵循使用，因而称霸。诸侯制度衰落直到秦朝开始，汉文帝于是出现了钱币轻重不同的情况。吴濞、邓通铸造的钱，获利遍及天下，河南一带尤其多。到孝武帝时，才改铸五铢钱；其中毁坏、私铸的，随着利益而改变，所以钱币有大小不同的等级。我考察太和钱，高祖留心创制，后来与五铢钱并行，这本是不刊之式。但我私下听说，君子行礼，不要求改变风俗，而是因地制宜，顺势施用。太和五铢钱虽有利于京城市场，却不能进入徐州、扬州的市场。各地土产既然不同，交易方式也就不同。适合荆、郢地区的钱，在兖、豫地区反而成为阻碍，致使贫民遭受更加困苦的急迫处境，也使王道留下教化隔绝的讥议。”

译永平三年，台省上奏说，天下使用的钱不符合标准，当时诏令说：‘不通行的钱，虽然一向有禁令，但在原先使用它的地方，暂且可以听任流通。’到年末，又全部下令停止。延昌二年，徐州百姓贫困，刺史上奏，请求流通地方钱，诏令暂且依旧使用。我仔细考察，不通行的钱，法律只有明确规定，所指的是鸡眼钱、环凿钱，并没有其他禁令。推算河南各州如今流通的钱，全都不在禁限之内。过去屡次防禁，我私下实在疑惑。又河北州镇既没有新铸的五铢钱，即使有旧钱，也一并禁绝，不得流通，只能依靠单丝的缣帛、稀疏的布、幅面狭窄而长度不足的布，因不合通常规格而把整匹撕成尺来交易，以此勉强调剂有无。到今天只是白白造成织机上的劳苦，仍然不能免除饥寒之苦。实在是因为把布帛分割，堵塞了钱货流通，并非救济受冻挨饿、养育百姓。谨考察自古以来，钱币品类本来就不统一，前后历代屡次改变而没有常规。况且钱币之所以称为‘钱’，就是希望像泉水一样不断流通。我认为如今的太和钱、新铸五铢钱以及各种古钱，凡是当地习惯于使用的，虽有大小不同，都可以通行；贵贱差别自然依从当地价格。这样或许能使货物环流海内，公私都不堵塞。” 对于不通行的钱，以及盗铸大钱、毁大为小、制作巧伪而不合规制的钱，应依据法律治罪。诏书说：‘钱币流通已久，如今东方还有战事，暂且依旧使用。’澄又上奏说：‘我身居枢衡之职，希望竭尽心力，常愿货物均衡流通，文字车轨遵循同一规范。我谨慎考察《周礼·外府》掌管国家布币的收入和支出。布就像泉，收藏它叫泉，流通它叫布。这样看来，钱币兴起之初只有一个品种，是希望使天下工匠制作均同，圆形流通无穷。到了周景王以后，各代铸造不断更替，钱币参差而有百种，终于使相邻地区贸易不合、相连诸国彼此隔绝。近来我上奏请求向天下宣布，依照标准流通钱币，却承蒙诏令说钱币流通已久，暂且依旧。如今太和五铢钱是大魏通行的货币，是不可毁弃的恒常法式，难道可以只在京城交易，而不在天下流通吗？只是现在战马临近郊外，江疆尚未统一，东南各州依旧使用地方钱比较便利。至于京城以西、以北境内尚未使用钱币的州镇，推行钱币并不困难，堵塞流通却违背通行的常典。为什么呢？布帛不能按尺寸撕裂，五谷又有搬运负担的困难；钱币用于交易，串贯成链，不需要斗斛等容器，也不劳烦用秤尺校量，实在是济世的适宜办法。’ 请一并下令各地州镇：太和钱、新铸五铢钱以及古钱中内外完整良好的，不限大小，一律听任流通。鸡眼钱、环凿钱，依照法律禁止。河南州镇原先使用钱币的，既然准许依旧使用，就不在停止流通的期限之内；只有太和钱和这两种钱可以使用。官府新铸的，其他杂钱一律按古钱处理；新铸的同类钱，统一禁止。各地的钱都可以流通到京师；准许依旧使用的地方，太和钱和新铸五铢钱一并流通。如果盗铸，罪罚重于通常法令。既然想使物品价格均齐，市场因此和谐，若不以严法防止，就无法整肃这些违法行为。公文一经宣布，仍不遵守使用规定的，刺史、太守、县令依律治罪。”诏令同意了。但河北各州旧日钱货本来就少，仍然用其他物品交易，钱几乎不进入市场。孝明帝孝昌二年冬，尚书崔亮上奏说：“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算每斗矿石可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铜矿，每斗可得铜五两；鸾帐山铜矿，每斗可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铜矿，每斗可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都是过去铜官开采过的旧矿，现在仍然存在。谨按铸钱正兴起，用铜的地方很广，既然有冶炼的利益，都应当开放开铸。” 诏令同意了。孝明帝时，河东郡有盐池，过去设置官司来征收盐税、获取利益；当时废除了禁令，但富强的百姓便独占其利，贫弱百姓得不到资助。延兴末年，又设置监司，衡量盐价贵贱，节制赋税收入，于是公私双方都获利。世宗即位后，施政宽简，又废除禁令，让百姓共同取用；国家所需用的，另行制定条文征取，够用就停止。此后豪贵之家又乘势侵占靠近盐池的百姓，并且动辄设置障碍、吝惜盐利，强弱相互欺凌，远近都听说了。神龟初年，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上奏说：“盐池是上天储藏的财富，用来资助养育众生。我们仰念先朝设置限制，也不是要同平民争夺这项利益。只是利益产生于天然盐池，若取用没有法度，有的豪贵封锁障碍，有的近处人吝惜把守，使卑贱而远来的人徒然绝望。因此设置主管官员，让他们裁量监察，使强弱双方都能兼顾，务必使利益各得其所。况且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自古至今都是随取随征，所能救济的范围很广，从此远近都能沾恩，公私都得到公平，储备增加也不会少。”等到鼓吹主簿王后兴等陈词说，请在供给百官食盐二万斛之外，每年再缴纳马一千匹、牛五百头。” 由此推算，利益并不是小数目。后来中尉甄琛上奏请求废除禁令，诏令交付群臣议论。尚书执掌此事上奏说：“甄琛的意见，坐着谈论道理很高明，实行起来却事务缺漏，请依照通常禁令为妥。”诏令依从甄琛的办法。于是发现绕盐池的百姓尉保光等擅自设置坚固障碍，据说他们的禁阻比官府更严重，取用和给予全凭自己，贵贱也任凭口舌决定。如果没有大赦，他们的罪应当推究审断。详细衡量再三，实在严重违背王法。我们商议后认为，依照先朝诏令加以禁止最为便利。防止奸邪、平息暴乱，罪责轻重也依照先前的禁令处理。所设置的监司一律依照旧制，于是重新设置监官进行监督检查。” 孝庄帝永安元年，下诏废除盐池税，长孙稚上表说：“我先前违背严厉禁令，直接解救河东，并不是把长安缓办而把蒲坂急办，实在是因为一旦失去盐池，三军就会缺少粮食。略论盐税，一年折合绢三十万匹。从前高祖升平年间，尚且创设盐官，增加典章禁令，不与万物争利，恐怕是因为利益会扰乱风俗。何况如今国用不足，要征取六年的粮食，折用来年的资财，这些都是夺取百姓的私财，事情实在不得已；难道不如珍惜天产之物，用合理办法平均供养百姓吗？我已经擅自发公文给所辖地区，依照惯例征收盐税。”

译当时流通的钱币逐渐轻薄，御史中尉高道穆上表说：“士、农、工、商四民的产业，以钱货为根本；救治弊病、改铸钱币，是王政首先要做的事。近来由于私铸混杂泛滥，官府查究防禁，触犯罗网的并不止一件。市场上铜价八十一文可以买一斤铜，私自铸造薄钱，一斤铜可以铸出二百多文。既向人们显示了巨大利益，又随之施加重刑。获罪的人虽然很多，私铸的人却更多。如今钱上徒有‘五铢’的文字，却没有五铢的实际重量，薄得超过榆荚钱，串起来一贯就会破裂，放在水面上几乎要浮着不沉。这是弊病逐渐形成而造成的，科条禁令不切实际，是朝廷的过错，他们又有什么罪呢？从前汉文帝认为五分钱太小，改铸四铢钱；到汉武帝又改三铢钱为半两钱。这些都是用大钱替代小钱，用重钱替代轻钱。以今天的情况考察古代，应该改铸大钱，在钱文上刻载年号，以记载它的开始。这样一斤铜只能铸成七十六文。铜价已经很低，即使五十多文，其中还要计入人工、粮料、锡炭、铅砂等费用，即使私自经营，也不能获得利润，直接置之不问就没有利益，自然会停止私铸。何况再广泛设置严刑呢？我推测这样做，钱货一定能够长久流通。” 东魏孝静帝武定六年，齐文襄王认为钱文既然写着“五铢”，名称必须符合实际重量，应该规定一文钱重五铢，允许进入市场使用。计算一百文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其余钱币都依此计算。京城两市以及天下各州镇郡县的市场，各设置两杆秤，悬挂在市场门口。民间使用的秤，都以市场的秤为标准，以确定轻重。凡有私铸钱，一概不禁止，但重量达到五铢才允许使用。如果进入市场的钱重量不足五铢，或者虽重五铢却掺杂很多铅和锡，都不允许使用。如果有人擅自把小而薄的杂钱带入市场，被人检举捕获，这些钱全部归告发者。对于小薄钱，如果立即禁止，恐怕人们会因交易困难而陷入困乏，因此限定京畿以内五十天、外州一百天。群臣参与议论，都认为当时粮价颇贵，请等到丰年再办，齐文襄王听从了，于是暂且停止。” 唐太宗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州、饶州各山有大量银矿，开采它们极为有利，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万贯钱。”太宗说：“朕贵为天子，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缺乏，只需要有人进献嘉言、举荐善人，以及提出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况且国家多得到数百万贯钱，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有才德品行的人？我没有看见你推举贤能、进献善言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你按察举发违法之事、震慑肃清权豪，只有谈论征税开采银矿，把它当作利益。过去尧、舜把璧玉丢弃在山林，把珍珠投入深谷，因此获得崇高的声名和美好的称号，被千年传颂。后汉桓帝、灵帝喜好财利而轻视道义，是近代平庸昏暗的君主。你难道想把我比作桓帝、灵帝吗？”当天，下令让权万纪回家。武后时，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说：“我听说君王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从来没有不利用山林川泽的利益。我看到西戎尚未消灭，军镇用度扩大，国内资财储备减少，外部忙于转运粮饷，而山林川泽的利益隐藏未开发。臣愚昧，不懂得大体，但看到剑南各山有许多铜矿，开采后铸钱可以使国家富足。如今各山都被关闭，官府不再开采铸钱，军国资用只从下层百姓那里征收，以至公府空虚枯竭，民间贫困凋敝，而天地所藏的珍宝却废弃不理。依臣所见，请依照旧制，命剑南各州按从前的办法在益府采铜，铸造松当钱；各军所需用度，都从这些资财中供给，使用有余之后，再让防守江边的各州递相运输，分散缴纳给荆、衡、沔、鄂诸州；每年便以和籴所得令漕运送到神都太仓。这些都顺着水流、利用便利，不劳民扰民；对外可以供给西山各军，对内可以充实中都仓廪。蜀地百姓免于赋税征敛，军国获得大利，公私都极为切要；若不是神皇大圣，谁能采用呢？管仲说：‘圣人使用无穷尽的府库’，说的就是这个。”臣某又说：“臣看到圣母神皇陛下恭敬自守、承受天命，远思至理，将要控制驾驭中外，使黎民永远安宁，不愿烦扰百姓，所以才做这些无益之事。” 臣是卑贱之人，早朝不能入坐，宴会也不能参加，军国大事本来不该由臣发言。但我看到松当军粮费用过于巨大，太平年间的百姓还不能安居。臣有幸位列一命之官，希望防止仁爱之道受到损害，不敢眼看此事而因避讳忍住不说；所以不顾害怕被诛，怀着微薄诚意越级上奏。恭候明显的诛戮，惶恐万分，死罪，死罪。”陈子昂上呈奏状，等待治罪，谨此陈说。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古代用布帛、菽粟交易，但它们不能按尺寸、抄、勺平均分割，所以制造钱币来沟通贸易。官府铸钱没有禁令，但工费很多，应该允许民间铸造。”这项议论下交百官。宰相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秘书监崔沔都认为：“严格禁止恶钱，百姓就知道禁令；征收铜材、折算劳役，官府铸造就可以办成。计算估价、衡量劳役，那么私钱会因利润微薄而自行停止。如果允许私铸，下面的人都会放弃务农而争逐利益。”刘秩请求禁止私铸钱，议论说：“臣恭敬接受本月二十一日的诏令，诏令想要不再禁止铸钱，又令百官详细议论可否。钱币兴起，来历久远，是用来调节轻重、权衡本末的。齐桓公得到其中的方法，国家因此称霸；周景王失去其中的正道，百姓因而受弊。考察各种典籍，国家的兴衰确实与此相关。陛下思考改变古制以救济今日，想要返本复道，又不贸然改作，而是向草野百姓询问。臣虽愚蠢，岂敢不献上自己的见闻？古代把珠玉作为上币，黄金作为中币，钱刀作为下币。三种货币拿在手中，并不能用来御寒；舍弃它们，也不会损害饱食。”

译先王用它来守护财物、驾驭人事、平定天下，所以把它命名为‘衡’。所谓衡，就是使物价时高时低，不能固定不变，因此财物的给予在君主，收取在君主，使人贫穷在君主，使人富足也在君主。所以人们像敬奉日月一样拥戴君主，像亲近父母一样亲近君主，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叫作人主的权柄。今天的钱就是古代的下币。陛下如果舍弃钱币而任凭民间铸造，那么上面就无法驾驭下面，下面也无法奉事上面，这是不可行的第一个理由。物价低会伤害农民，钱币轻会伤害商人。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要观察物价的贵贱、钱币的轻重。物价贵重，钱币就显得轻；钱币轻，是因为物品多。物品多，就制定法令收取，使它减少；物品少，价格就重，再制定法令发放，使它变轻。轻重的根本必定由此而来，怎么能假手于民间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铸钱如果不掺铅铁就没有利润，掺铅铁铸造的钱就质量恶劣。钱质恶劣就不值重价，禁止也不足以惩治众人。况且如今堵塞私铸道路，人们尚且冒死犯法，何况打开源头而希望他们听从命令呢？这等于设置陷阱诱使人进去，这是不可行的第三个理由。允许民间铸钱，没有利润，百姓就不会铸；有利润，离开田地的人就会增多。离开田地的人多，荒地就不能开垦；荒地不能开垦，又接近于受寒挨饿，这是不可行的第四个理由。” 人一旦财富过多，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勉；贫穷饥饿，就不能用威势禁制，所以法令无法施行。治理不好，都是由贫富不均造成的。如果允许私铸钱，贫穷的人必定没有能力铸造，臣担心贫者更加贫穷，只能服役于富户；富户乘机压榨他们而更加放纵。从前汉文帝时，吴濞是诸侯，财富可与天子相比；邓通是大夫，财富可与王者相比，这些都是铸钱造成的。若一定要允许私铸，就是把利益和权力交给别人而舍弃自己的权柄，这是不可行的第五个理由。陛下如果认为钱太重会伤害农业、工费太多而利润微薄，那么臣愿意说明其中的过失，献上愚见。钱重，是因为前些时候人口日益增多，而炉铸并未增加；又因为官钱的重量与铜价大致相当，所以盗铸者毁坏重钱，改铸成轻钱。钱轻时禁令宽松，私铸就多；禁令严厉，私铸就停止；停止之后便会放弃铸造，这就是钱币减少的原因。铸钱所得不能供给使用，在于铜贵；铜贵，在于采铜的人多。铜用来制造兵器，不如铁；用来制造器物，不如漆。禁止民间使用铜没有害处，陛下为什么不禁止民间采铜和使用铜呢？铜无处使用，就会更加便宜；铜便宜，钱币的铸造就能满足需要。铜不流布到民间，盗铸者就没有凭借而铸钱；没有凭借铸钱，官钱就不会被毁坏，百姓不会触犯死刑，钱币又会一天天增加，末业也会重新获利。” 这样一举就能兼得四种好处，希望陛下仔细考察。代宗永泰元年，河东租庸使裴谞入朝奏事。皇上问：“榷酤的利益，每年收入多少？”裴谞不回答。皇上又问，他回答说：“臣从河东来，沿途看见菽粟还没有播种，农夫满怀怨愁。臣以为陛下召见臣，必定先问百姓疾苦，却反而责问臣经营财利，所以臣不敢回答。”皇上向他道歉，任命他为左司郎中。德宗即位，杨炎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制是天下财赋都收入左藏库，太府四时报告数目，尚书比部复核收入支出，无法作弊欺瞒。到第五琦任度支盐铁使时，京城豪强将领索取没有节制，第五琦不能禁止，于是把全部租赋送入大盈内库。天子认为这样供给取用方便，所以不再拿出来。从此天下的公赋成为君主的私藏，有司不能核算盈亏多少，而宦官中以冗余名额掌管账簿、领取供给的有三百人，其中关系盘根错节，无法撼动。到杨炎任宰相时，他对皇帝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也是百姓生存的命脉。天下的治乱、轻重，都系于此。先朝权宜设置制度，让宦官主持其职，五尺高的宦官掌握国家权柄，财赋丰俭、盈虚多少，即使大臣也不能知道，因而无法谋划天下的利害。” 陛下以最高的德行只忧恤百姓，考察各种弊病，没有比这件事更严重的了。臣请求把财赋交出，归还给有司。估算宫中一年经费需要多少，确定数目后送入，不敢使宫中缺乏。这样以后才可以议论政事，希望陛下审慎考察。”皇帝听从了，于是下诏，每年从中裁量取用，送入大盈库，度支先具列数目报告。兴元年间，在行在两侧廊庑设置琼林、大盈二库，另外收藏天下进贡的物品。翰林学士陆贽上奏说：“我听说，在凉薄之处制定法令，弊病尚且会发展成贪婪；在贪婪之处制定法令，弊病将如何挽救？向人们显示道义，祸患尚且可能变成私心；向人们显示私心，祸患必定难以消除。所以圣人建立教化，轻视财货而尊崇谦让，远离利益而崇尚廉洁。天子不问财物有无，诸侯不谈财货多少，拥有百乘车马的卿大夫之家不蓄养聚敛之臣。难道他们都能完全防止贪财受贿的心吗？只是确实害怕贿赂滋生，打开人心中的祸端，损害风俗教化而扰乱国家。所以致力于聚敛而增加府库积蓄的，是匹夫的富有；致力于散发财富而收拢亿兆百姓之心的，是天子的富有。天子所做的，应当与天同道：生养万物、使其成长，却不自恃其功；成全、收纳万物，却不把它们私据为己有；按照道理交给万物，浑然忘掉私情，取用不是贪婪，散发不是浪费。就其本体说，是广大博大；就其方法说，是精妙周密。又何必扰乱废弃公家的原则，崇尚聚集私人的财货？降低至尊身份，代替有司守藏；辱没万乘之尊，效法匹夫的收藏，既损害法度、失去人心，又诱发奸邪、聚集怨恨。用这种方式处理政事，难道不是过错吗？” 如今的琼林、大盈二库，自古以来完全没有这种制度。根据老臣们相传的说法，都说创设于开元年间。贵臣贪恋权力，装饰巧言以求媚上，于是说郡邑贡赋所用的财物，何不分别处理？税赋应交给有司以供日常经费，贡品则应归天子以满足私下需求。玄宗喜欢这种说法，于是新设这两个库，放纵内心的奢侈欲望，祸根就从这里萌发。等到国家覆亡，终于因这些财物而招致祸患。《礼记》说：‘违背正道取得的财物，也必定违背正道散失。’难道不是明白的验证吗？陛下即位之初，致力于遵循治理之道，奉行节约俭朴，斥退远离贪婪。虽然内库旧藏还没有归还太府，但各地私下进献的财物不进入宫禁，清廉之风肃然，天下大为改变。议论者都说，汉文帝退还千里马、晋武帝焚烧裘皮的事，在当今又看到了。近来因为平定叛逆，经常在宫外临时驻跸；既然正处于忧患危急的时运，更应增加警戒自勉的诚意。臣昨天奉命出使军营，经过行殿，忽然看见右廊之下张榜列出二库的名称，惊惧不安，不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天街仍然阻塞，军队战事正盛，创伤疼痛和呻吟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忠诚勤劳、作战守卫的功劳尚未赏赐，诸道进贡的珍宝却突然私自另入别库。天下众目所视，谁能忍心不放在心上？”

译我私下揣测军中的情绪，或许已经产生失望。试着询问候馆的官吏，并采听道路上的传言，果然如我所担心的，积累的怨恨已经很深。有的愤怒显露而发出诽谤，有的肆意唱丑歌谣，其中颇有想要作乱的情绪，也有后悔效忠的意思。由此可知，民间风俗昏昧鄙陋，见识不懂尊卑，不能用尊贵地位使他们改变，却可以用诚义感动他们。近来六军刚刚归降，百物没有储备，对外抵御凶徒，对内防守危城，昼夜不停，直到将近五十天，寒冷和饥饿交相侵袭，死伤者相互枕藉；大家拼命同心协力，终于消除了大难，实在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满足私欲，戒绝甘美食物以同军卒甘苦，停止进食以慰劳有功之人。没有严厉强制，众人却没有离心离德，是因为受到感动；没有丰厚赏赐，众人也不怨恨，是因为根本没有得到赏赐。如今攻围已经解除，衣食已经丰足，而怨谤歌谣却兴起，军心渐渐受阻，难道不是因为勇士的常情，既贪好财货又夸耀功劳吗？他们在患难时与陛下共同忧虑，到了享乐时却不能共同获利，假如待遇不同而要求他们安静沉默，能没有怨言吗？这是常理，本来不值得奇怪。《礼记》说：‘财物散给百姓，百姓就会聚集。’难道不是值得殷切鉴戒吗？众人的愤怒难以承受，积蓄的怨恨最终必然宣泄，祸患难道只是人心离散而已吗？还将担心有人结交奸党、鼓动动乱，触犯纲纪而强行夺取财物。国家办事，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人们一定乐于跟从；” 以私人供奉为核心，人们一定违逆而背叛。所以燕昭王筑黄金台，天下称赞他的贤德；殷纣王制作玉杯，历代传扬他的罪恶。大概是因为为别人和为自己不同。周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当时人们还嫌它太小；齐宣王的苑囿方圆四十里，当时人们却嫌它太大。大概是因为与民同利和独占利益不同。处在百姓之上的人，应当辨明考察这个道理，洗涤自己的心思，奉行三无私，以此使众人归于一体；如果有人不遵从，就使用刑罚。这样，宣扬公共利益、禁止私人占有，就是天子凭借以治理天下的工具。舍弃这个原则不做，却堵塞利益、实行私欲，还想让人们不贪婪，是不可能的。如今这两个库所收纳的珍贵财物，不归度支掌管，这是实行私欲；又不用于供给常规经费，不是宣扬利益。民情离散而怨恨，不也是理所当然吗？有智慧的人能因危难而建立安定，明达的人能纠正过失而成就德行。凭陛下天生英明圣哲，倘若再做到见到善事就立即改进，就可以把积蓄的怨恨化为感恩，把过失变成至当，迅速消灭残余的叛逆，永远留下美名，易如转动圆规，举手投足即可实现。不过事情也有尚未可知的地方，只在于陛下是否实行罢了。能实行就安定，不能实行就危险；能实行就成就德行，不能实行就失去正道。这是确定无疑的道理。愿陛下慎重对待，珍惜这个机会。” 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近念当初重围中的深重忧患，追念并戒除平日专擅的欲望，器用只求够用，不要过分丰盛；衣食所需，也一定分给下面的人。凡是二库中的财货，都命令拿出来赏赐有功之人，坦然布施心意，与众人有共同的愿望。从今以后，贡品一律归有司管理；每次得到珍奇华美之物，先用来赏赐军队，瑰异纤丽之物一概不上供，把赤诚之心推入众人心中，把特别的恩赏给予他们意料之外。将士仰慕陛下必定守信，受赏之人都想着建立功劳，百姓也会喜悦陛下改过的诚意，谁不归附称德呢？这样叛乱一定安定，贼寇一定平定。陛下从容驾驭六龙，返回都邑，兴复废坠的典章，整顿纷乱的纲纪。皇帝有旧日的仪制，郡国有固定的赋税。天子如此尊贵，难道应当忧虑贫穷吗？这就是散去小储蓄而成就大储蓄，损失小珍宝而巩固大珍宝。办成一件事而众多美好结果都具备，实行它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吝惜小利而失去大利，廉洁的商人也不会这样做；沉溺眼前而迷失长远，是普通人尚且反对的，何况大圣之君应机决断呢？本来应当立即实行，不必等到一天结束。臣的见识如从管中窥天，仍愿献上至诚，冒昧陈奏。谨此上奏。” 陆贽任兵部侍郎时上奏说：“岭南节度经略使上奏，近日商船多前往安南进行交易并进奉物品。大实在担心贡品缺少，臣现在想派判官到安南收购，希望确定一名中使与臣的使司共同办理，以免隐瞒欺骗。”希颜奉宣圣旨说：‘应该依从。’远方国家的商人，只求利益；安抚他们就会来，逼迫他们就会离去。广州地处交通要冲，世称繁盛，交易商人一向纷纷前来；如今忽然舍弃近处而奔向远方，放弃中心而前往偏僻之地，如果不是侵夺盘剥过深，就是招抚安置失当。他们曾没有在内部争讼的意思，却又产生越出本分的想法。美玉在匣中毁坏，这将归罪于谁？珍珠流出境外，又怎么能追回呢？” 《尚书》说：“不看重远方的物品，近处的人自然会归附。” 如今既然这样放纵欲望，难怪那些风俗特殊的地区不肯归附；何况又将要动摇皇上的心意。请降敕派中使向天下显示贪贿之风，使贿赂之道延伸到朝廷，玷污清明的时代，损害圣人的教化。依法本应责罚，这件事本来就难以依从。况且岭南、安南无不是王土，中使、外使也都是王臣；如果是军国所需，都有法令和常制，人们都想着尽职，谁敢缺少供给？难道一定要相信岭南而断绝安南吗？重视中使而轻视外使，实在严重失去了推诚相待的体制，也损害了轻视财货的风气。希望把这道命令扣住，不要发出。贞元四年，皇上曾对李泌说：“每年各道进贡的物品，总共价值五十万缗钱；今年只得到三十万缗，宫中的用度很不够。”李泌说：“古代天子不私下求取财物。现在请每年供给宫中钱一百万缗，希望陛下不要接受进贡，也停止宣令索取。确实有所需用，就下敕折算税收，不要让奸吏借机对百姓搜刮剥削。”皇上听从了他。贞元九年，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说：“核查各州拖欠的钱八百多万缗，收取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品三十多万缗，请设置专库来掌管这些财物。”那些欠债的都是贫民，无法偿还；抽贯钱用于供给开支，很快就用完；呈样的染练物品，都是左藏库的正额物资。裴延龄只是设置别库，虚报财物数目，以此迷惑皇上。皇上相信了他，认为他有使国家富足的能力，因而宠信他。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说：“裴延龄把常赋中尚未支用的部分充作羡余，作为自己的功劳；县官购买物品，已经付过一次价钱，又给一次价钱，把它充作另行储存的财物。边军从今年春天以来一直没有发粮。陛下如果一定认为裴延龄孤高贞正、独立不屈，而当时的人嫉恨正直、散布流言，为什么不派可信任的大臣复核察看，查清事情的始末，公开实行赏罚呢？如今众人在朝市喧哗，难道全都是朋党吗？”皇上没有听从。德宗时，提拔韩洄为户部侍郎，主管度支。韩洄上奏说：“江淮七个监，每年铸钱四万五千缗，运送到京师供工役和运输之用，每缗钱估计要花费二千文，这样成本是收入的两倍。如今商州红崖冶出产铜，而洛源监已经废弃很久，请开山取铜，就在旧监设置十座炉铸钱，每年可得到七万二千缗钱。” 估算每缗钱的费用为九百文，这样所得就可以超过成本了。”江淮七监，请求全部停办。他又说：“天下的铜铁冶炼，是山泽所产生的利益，应当归主管机构掌管，请全部隶属于盐铁使。”皇上听从了。

译《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理财 唐宪宗即位后，因为德宗留下的府库而养成俭约节用的习惯；四方进奉，以及破获刘辟、李锜后没收入库的财物和于頔、王锷进献的钱帛，都充满积聚在内藏。学士李绛曾乘机上奏劝谏说：“臣听说，称王者把财物积聚在民间，称霸者把财物积聚在国家，平常的君主则把财物积聚在府库。陛下凭借超群出众的英姿，继承帝位；蛮夷前来纳贡，山泽贡献珍宝，本来应当在功业上超过百王、德泽流传万代，成就可以记载、成为无须避讳的朝代。如今内藏积聚财物，进献者来了一概收纳，只希望增加进献的数目，却不追问聚敛财物的缘由。方镇都向百姓搜刮刻剥，以进献为名，借机营私盗取，财物有一半进入私家；百姓积累怨恨，众人兴起毁谤，这恐怕不是今日圣明政治所应实行的。况且钱是流通的货币，收藏起来，物价就会腾贵；帛是供人穿着的物品，储藏起来，年久就会损坏腐烂。这些东西都出自人的劳作，并非天然产生；把难以得到的财物积聚起来，变成无用的货币，这是圣心应当留意的。伏望陛下慈悲，估量恩泽颁赐所需的钱数，核算宫中制作、转运和使用的费用，超过三倍的部分，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如果实际用度有余，就在外部减轻租税，使疲敝的百姓得以休养；在内部也可以彰显圣政的光明，记入史册，足以让后代知道。” 皇上叹息着说：“我难道不知道积聚财货是无关紧要的事务，接受进献也不是最圣明的事情吗？只是顾念祖宗施治理化的事业，如今法令、赏罚都不能实行。现在两河州郡富庶，是中原贡赋的来源，四五十个郡的国力却不够，朝觐已经废止很久，征讨也还没有进行。又有河湟一带的郡县被蕃人占据，排列设置烽火候望之所，逼近京城郊界。我正想训练有智有勇的将领，洗雪祖宗的耻辱，哪里会愿意所用的财物不向百姓征取？储蓄财物的缘由，大概就在这里。我之所以亲自穿洗过的衣服，不随意破费使用财物，给亲戚赏赐，也只是用来表示心意罢了。况且汉明帝说过：‘我只是替天下守护财物罢了，哪里能够随意使用呢？’这话确实正确，你应当深深了解我的心意。” 元和六年，皇上问户部侍郎李绛：“按照旧例，户部都进献羡余，只有你没有进献，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守土的官员向百姓加重征敛，用来收买个人恩惠，天下人尚且共同非议，何况户部所掌管的都是陛下府库中的财物，收支都有簿籍记录，怎么会有羡余？如果从左藏库输送到内藏，作为进奉，这就如同把东库的财物转到西库，臣不敢沿袭这种弊端。”皇上赞赏他的正直，更加器重他。元和年间，翰林学士白居易论述和籴事宜的奏状说：“臣伏见有关部门因为今年丰收，请求让京畿以内及各防镇实行和籴，收购低价粮食来使农民获利。依臣所见，这样做有害而无利。为什么呢？凡称为和籴，就是官府出钱，百姓出粮，双方商量妥当，然后交易。近来和籴的事情却不是这样，只是命令府县把任务分摊给各户，催促限定期限，严格征催；如果稍有拖延，就会被追捕捉拿，受到逼迫、鞭打，比赋税还厉害。名义上叫和籴，实际上是在害民。如果仍按过去的方式实行，臣所以说它有害而无利。如今如果由有关部门出钱开设场所，自行收购，价格比当时市价稍微优厚一些，以利益诱导，人人必定愿意。原来请求和籴，只是为了使百姓获利；百姓有利可得，自然愿意前来。利害的区别，可以由此看出。如今如果革除过去的弊端，实行这种便利措施，才是真正得到和籴利民的方法。这两种办法取舍如何，伏望圣上裁决。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不如实行折籴。折籴，就是把青苗税折算成钱，让百姓缴纳粮食，免得以低价卖粮后另行缴纳现钱；对农民来说，也很有利。况且度支近来发放和籴价钱，多是杂色匹帛，百姓还必须转卖，再拿卖得的钱缴纳税款；至于交付过程中，难免被侵吞，货物转卖也难免折价损失，所失超过本钱，其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如今如果酌情折算税钱，让百姓缴纳粮食，既没有低价出售麦粟的损失，也没有转卖匹帛的劳苦，利益归于百姓，美誉归于朝廷，那么折籴的便利，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由此说来，把任务分摊给各户不如开设市场收购，和籴不如折籴，也非常清楚了。臣长期居住在乡里，曾经作为和籴户，亲身遭受逼迫，实在无法忍受。臣近来任京畿县尉，曾主管和籴事务，亲自鞭打百姓，实在不忍看见。臣以前常想救助这些人的困苦，把情况报告给皇上，但臣身份疏远卑微，没有办法上达。如今幸而被提拔担任禁中职务，列身谏官，即使听到其他事情，也应当陈奏，更何况臣熟悉此事，深知其中弊端。臣如果保持沉默，隐瞒不说，不只是上负圣恩，实际上也辜负自己往日的愿望。还担心臣的愚诚不能达到、圣上明察未能回心，因此希望试着命左右亲近可信的一人，暗中询问乡村百姓：和籴与折籴，哪一种有利，哪一种有害？这样就会知道臣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或许陛下会考虑诏令已经下达，难以改变；但依臣所见，事情也不是这样。圣人办事，只求便利百姓，只求有利于万物。如果利弊相当，就不必迁改；如果利害相差悬殊，事情就必须追回改正。” 不只这件事如此，其他事情也是这样。伏望陛下从内心审慎地详细察看，谨此具奏，敬请圣上裁决。监察御史元稹上奏论述钱币与货物的奏状说：奉皇上旨意，当今百姓的困苦，是众人都知道的。减轻税收，国家用度就不充足；想依旧征收，百姓的困苦又会更加严重，都是因为货物价格低、钱价高，征税实际上暗中增加。应当命令百官各自陈述意见，以革除这种弊端。右，闰正月十七日，宰相奉皇上宣示了上述旨意。臣认为，当今百姓的困苦，其弊端有几十种，不只是钱货和暗中加税的问题。既然圣上这样询问，又考虑到百姓的严重困苦，并不在于赋税暗中增加，而在于剥夺百姓没有停止。钱货轻重的问题，也不在于议论是否恰当，而在于号令不能实行。如今天下的赋税法令是同一套，征收厚薄大体相同；然而贤能的人治理它，就能使民生增长，贪婪愚昧的人治理它，就会使百姓受损。可见，任用得人就能治理好，这是明显的验证，哪里只是暗中加税呢？岭南以南以金银作为货币，巴地以外以盐帛进行交易；黔、巫、溪、峡一带，大多用水银、朱砂、缯帛、巾帽相互交易。然而前人用这些货物治理得好，后人却用它们扰害百姓；东部郡县因之耗损，西部郡县却因此获利。这又是任用得人就能治理好的明显验证，哪里只是钱贵货贱呢？自从国家设置两税以来，天下财赋限定为三类：一是上供，二是留使，三是留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