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七十

译《圣范》第二。臣考察本朝名臣并不少，但将帅人才最为缺乏。辅佐君主成就德业的人超过汉、唐，作为爪牙武臣的人才却比不上前代。即使凭太祖开创基业的功劳，值得称道的将帅大概也没有几个。然而任用将帅的道理，却没有超过太祖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太祖取得天下时，内廷禁军方面，以太宗任殿前都虞候，掌管禁军。建隆二年，太宗任开封尹，太祖说殿前卫士像虎狼一样的不下万人，若非张琼不能统辖控制。于是开始从都头提拔张琼为殿前都虞候。乾德元年，张琼去世，太祖任杨义接替他。杨义突然患病失声，太祖亲临他的住宅，赏赐钱二百万，命杨义照旧掌管军队。杨义虽然不能说话，但只用手势示意，众人都听从命令，军政仍然严肃整齐。由此可见，太祖知人善任，也非同寻常。可是自韩重赟罢职后，殿前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了六年，才任命杨义。杨义当时已经任殿前都虞候十一年。权知侍卫步军司事王继勋倚仗恩宠，骄横放纵，太祖夺去他的军职，命杜审琼代替；杜审琼死后，又由党进代替。太祖任用将领并不轻率，大致就是这样。外部守边方面，李汉超驻守关南，马仁瑀驻守瀛州，韩令坤驻守常山，贺惟忠驻守易州，何继筠驻守棣州，以抵御北方敌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郭进守西山，武守琪守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筠守昭义，以抵御北汉。赵赞驻守延州，姚内斌驻守庆州，董遵诲驻守环州，王彦升驻守原州，冯继业驻守灵武，以防备西戎。这些人有的任职五六年，有的七八年，有的十多年，甚至二十年都没有更换。他专门给兵权去讨伐国家，只有曹彬一人。太祖把匣中宝剑授给曹彬，潘美等人连头都不敢抬看。曹彬讨伐江南时，太祖曾许诺以使相作为赏赐；等他回来，却说：‘你做了使相，品位已经到顶，难道还肯再竭力作战吗？’又慢慢地让曹彬为自己攻取太原，暗中赏赐钱五十万。王全彬讨伐蜀地之后，太祖先压下他的功劳；攻克金陵以后，才对他说：‘朕近来因为江左尚未平定，担心征南诸将不能持守纪律，所以压抑你的功劳几年，是为了替朕树立法度。如今已经攻克金陵，把你的节钺归还给你。’这种驾驭将帅的谋略，不是英明君主不能做到。至于使将帅竭尽死力，就像他解下所穿的珍珠盘龙衣赏给董遵诲，说：‘我把一方重任交给遵诲，不会因这件衣服而有所顾惜。’又为郭进修建住宅，待遇等同亲王、公主，并说：‘郭进控制扼守西山超过十年，使我没有北顾之忧，我看待郭进，难道会比看待儿女差吗？’ 两人听到这话，感动至极，流下眼泪。太祖任用将帅，大体就是这样。这正是他能够削平僭越叛乱、抵御外侮，而没有发出“哪里去求廉颇、李牧”之叹的原因。《圣范》第三。臣考察自古兴起的帝王，必定有辅弼之臣出来替他谋划。太祖皇帝神武英明、谋略非凡，运用天下事务有余智；接受后周禅让后，便任用原来的宰相范质等人，丝毫没有疑虑，这在前代从未有过。范质等人熟悉朝廷旧事，沉稳厚重、精明审慎；太祖刚刚取得大业，便与他们共同持守，人心没有惊扰，天下自然安定。范质任宰相一年多时，上奏说：‘宰相以举荐贤能为本职，以埋没善才为不忠。吕余庆、赵普、富有时才，精通治理之道；每次与他们从容交谈，都能充分看出他们公正忠诚，应当授予台司之职，使他们发挥才干。’太祖嘉许采纳了他的意见。两年后，范质等人罢去政事，太祖于是任命赵普为宰相。此后国家的大谋略、大计虑，赵普都得以参与。赵普起初以熟悉吏事闻名，学问不多，太祖常常劝他读书；赵普因此手不释卷，君臣之间讲习学问、寻求治理，勤勉到了这种程度。赵普独任宰相共十年，深沉刚毅而果断，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因此太祖曾斥责雷德骧说：‘鼎尚且有耳，赵普是我的社稷之臣。’后来赵普又两次任相。太宗有一天上奏推荐张齐贤，说：‘防备细微之处、考虑长远之事，必须凭借通晓变化的人才；平定困难、扶助危局，应当退斥谄媚谗佞之辈。’ “如今同僚共同办事，无非都应谨慎畏惧、清廉自守；只有在进谏或劝止之时，还要同时遵守谦逊恭敬的礼节。如果稍有沉默不言，哪里能救急，恐怕非张齐贤不可。前些年他特别受到圣上知遇，升任枢密院要职，公私两方面有见识的人都说他很有才干。任职时间不长，便出任外官；此前略微有传闻，说他奏对言辞过激，又说凡谈论大事必须有所悔恨，尤其像义士忠臣那样不顾自身利害。太宗认为张齐贤如果重新受到重用，一定能建立特殊功勋。于是太宗再次召张齐贤为枢密副使。赵普的见识谋虑深切，大概就是如此。当赵普再次任宰相时，与吕蒙正同时受命；吕蒙正质朴厚重、宽和简约，不结党营私，遇到事情敢于直言，赵普非常推重他。吕蒙正后来也两次任宰相。太宗曾想选一个人出使朔方，吕蒙正退朝后把人名上报，太宗不同意。另一天太宗又问，吕蒙正仍把原先选的人答上，太宗又不同意。再一天太宗问得更加急切，吕蒙正始终不肯更换人选。太宗发怒，把他的奏牍扔在地上说：‘为什么这样固执？一定要替我换掉他。’吕蒙正慢慢回答：‘臣不是固执，只是陛下还没有体谅臣。臣不愿采用谄媚之道，妄自顺从君主的意旨而损害国家大事。’于是插好笏板，俯身拾起奏牍，慢慢收在怀中退下。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这个老人的气度和器量，我比不上。’后来最终还是采用了吕蒙正所荐的人，那人被称为称职。这个时候，太宗可以说已经掌握了任用宰相的道理。吕蒙正后来罢相，于是任命吕端为相。吕端持重，懂得大体；每当上奏政事时，同列大臣多有不同意见。太宗有一天从宫内拿出亲笔手札说：‘从今以后，中书省的事务，必须经过吕端参酌，才能上奏给朕知道。’后来真宗能够被立为皇太子，没有被王继恩等人改变，这也是吕端的力量。祖宗时期任用宰相、给予待遇就是这样。然而赵普从枢密院升为宰辅，出入朝廷三十多年，从未替自己的亲属求取恩泽。吕蒙正和吕端清心寡欲，被称为贤相，当时没有人讥议，后世也没有人非议。君臣之间的美好关系，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这足以作为法则。

译《圣范》第四。臣曾经说过，国家想要宰辅得到合适的人选，必须从选择侍从开始。左右都是正直的人，从他们中选择，得到合适人才的机会必定很多；左右都是不正直的人，从他们中选择，所得结果也就可想而知。臣考察太祖有一天对宰辅说：‘北门禁地深严，应当选择谨慎持重的人担任。’范质认为没有谁比窦仪更清廉耿介、谨慎厚重，太祖说：‘宫禁之中非此人不可，你应当把朕的意思告诉他，勉励他再次来任职。’刘温叟担任御史中丞十二年，太祖难以找到替代他的人；刘温叟死在任上，太祖说：‘一定要找到像温叟这样纯厚的人，才可以任命。’此前有个叫张去华的人，自诉资历已久，想同知制诰张澹比较文章优劣；张澹虽然被黜退，张去华从此十六年没有升迁。梁周翰颇有文才，太祖想任命他为知制诰；梁周翰稍微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上表谢恩，太祖反而轻视他，最终没有任用。至于太宗提拔任用侍从，得到人才最多。窦偁任开封府判官时，当面驳斥贾琰的奏议，太宗因此不高兴而停止饮酒；即位后想起窦偁，召他为枢密直学士，不久又重用他，说：‘因为你曾当面驳斥贾琰，这是赏赐你的正直。’ 有一天，太宗任用李穆、吕蒙正、李至一同担任参知政事，张齐贤任签书枢密院事。李穆等人入朝应对，太宗对他们说：‘朕是为官职选择人才，只担心不恰当。如今两制的臣僚有十多人，都有适用的文学才干，操守方正清白；李穆任京府长官尤其以严肃著称，所以这次提拔他，大概是为了推举公正之人。’当时，左拾遗王化基抗疏自荐，太宗看后对宰相说：‘王化基主动求取君主知遇，确实值得奖赏。’于是又说：‘李沆、宋湜都是优秀士人。’随即命中书省连同王化基召试，并都任命为知制诰。太宗曾对左右说：‘词臣的选用，古今都很重视。每任命一名词臣，必定询问宰相，寻求才干、品德都美好的人；先召来交谈，观察他的器量见识，然后授予官职。’太宗曾下诏，让各王府僚属分别进献自己所作的文章，连续阅看多日，问近臣：‘他们的才华已经看到了，谁的品行更好？’有人以毕士安回答，太宗说：‘正合朕意。’于是命毕士安掌管诏制。范果多次写信给宰相，请求入翰林院任学士；太宗厌恶他的急躁竞争，始终不让他任内职，而让他出任濠州知州，改以毕士安担任。执政大臣说张洎的文学才能和资历已久，不在毕士安之下，太宗说：‘只是德行比不上罢了。’ 执政大臣于是退下。后来又曾想召和防来担任此职，不久却说：“和防的眼珠昏蒙无神，胸中必定不正，不能任近侍之职。”后来便派钱若水担任此职。寇准曾以直史馆身份奉诏极力陈述北方边境的利害，太宗很器重他，对宰相说：“朕想提拔任用寇准，应当授予什么官职？”宰相请求任命他为开封府推官。太宗说：“这个官职哪里是用来对待寇准的呢？”宰相又请求任命他为枢密直学士。太宗沉默良久，说：“暂且让他任此官也可以。”寇准不久便受到重用。吕端过去曾侍奉秦王，后来又侍奉许王，都有罪，应当罢黜。太宗说：“朕自有判断，你不必多虑。”不久也任命他为枢密直学士。吕端不久又受到重用。太宗又从广南召向敏中回来，有一天亲自用飞白书写下“敏中、张咏”的姓名，交给宰相说：“这两个人都是名臣，朕将任用他们。”于是同时任命他们为枢密直学士。这样看来，祖宗选拔任用近臣的做法，可以作为后世法则，而太宗时期尤为兴盛。大概到了真宗、仁宗时期，宰辅中有许多人都是在此基础上得到破格提拔的。《圣范》中第五篇说：臣又曾论述，选取人才不能只看一个方面：德行优长的，是贤者；才智优长的，是能者。国家应当兼收并蓄，不遗漏人才，不使事情废弛，然后才是掌握御用人才的方法。臣考察太祖任用有才能的人，都足以鼓舞激发他们。侯陟任冤句令，以清廉能干闻名，立即提拔为左拾遗、知县事；后来又命侯陟监理本县屯兵，不到一个月，又任命他为淮南转运使。周渭任白马县主簿，县中大吏犯法，周渭立即将其斩首。太祖惊异于他的才能，提拔为右赞善大夫、知永济县。符彦卿很畏惧他，起初调任兴州后，周渭通判州事，斩了一名军校，戍卒都不敢放肆，太祖认为他勇壮，下诏嘉奖。

译李符到任之处，就如同朕亲自巡视一样。太祖写下这八个字赐给他，命他揭在大旗上随身携带。李符前后分条奏报应当便宜处理的事情，共一百多件，其中四十八件都得到施行，并且又写入法令。又有梁梦升，任知德州，依法惩治刺史。刺史把此事告诉太祖的亲信史珪，想谋划除掉梁梦升。史珪把事情全部记在纸上，等待机会进言。太祖有一天从容说道：“近来朝廷内外所任用的人，都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史珪急忙说：“现在的文臣，也不一定个个都好。”于是从囊中取出所记之纸呈上，说：“比如梁梦升权知德州，欺凌轻蔑刺史郭贵，几乎把他逼死。”太祖说：“这一定是刺史做了违法之事，梁梦升确实是清廉刚强的官吏。”太祖取过所记之纸，召来一名黄门，命他带到中书，传话说：“立即任命梁梦升为赞善大夫。”黄门已经出发，太祖又召回他说：“授予左赞善大夫，仍然让他知德州。”史珪于是再也不敢进言。范质的儿子范旻，先前任知邕州，很有治理成效。后来太祖命他主管淮南各州以及淮北徐、海、沂等州水陆计度转运事务，对范旻说：“朕把一方事务托付给你，凡是能够除去百姓隐忧、运输军粮储备的事情，都允许你便宜从事，不必一一上报中覆。” 也许仲宣也是太祖时期任用的人。到了太宗时期，王师征讨交州，周渭、仲宣一同担任转运使。有战败的士卒逃回，掠夺百姓财物，周渭将其捕获并处死。后来到达的士卒，周渭全都命令他们解除铠甲后入城；仲宣却自行决定撤军，没有等待诏令回复，太宗对此加以嘉奖。太宗所委任的能臣，大多都沿用了太祖任用的人：任命范旻知两浙诸州，任命李符知开封府，任命辛仲甫知益州。当时，陈恕上奏揭发三司的奸弊，太宗立即提拔陈恕与侯陟、王明一同判三司。由此可见，太宗所任用的人，多是太祖时期的人才。又有李维清、王济、任中正等人，都能公平地办理职务；柳开等人则以文臣身份掌管军务，改换官秩以赴任立功。祖宗这样任用人才，大都精明强干、善于治理，忠实而不欺诈；并不是任用奸险巧诈、冒险求幸之徒，所以事情能够办成，百姓也得以安定。《圣范》中第六篇说：臣曾反复思考，天下的事变无穷无尽，而人才是有限的，常常不足以应付天下无穷的事变，这是古今共同的忧患。然而，与其严密设法限制人才，不如广泛开辟仕进的途径。譬如水，堵塞就会腐败，疏导就能通达。臣考察太祖皇帝建隆三年，下诏翰林学士、文班常参官以及曾任幕职和州县官的人，各自举荐一名可以担任宾佐、令、录的人，允许他们在内部举荐，但若举荐失当，要承担失举之罪。乾德二年，又下诏设置制举三科，不限内外职官、前资官、见任官、布衣和黄衣，都允许直接到阁门自荐。这一年，又下诏给吏部南曹：从今以后，参加常调集选的候选官员，要选取历任有考核功绩、没有缺失，而且才干足以担当升迁的人，具列姓名送交中书门下，引见考验后上报，再根据才能甄别奖拔。这是因为太祖担心铨衡官员只凭资历，致使英俊之才沉沦在下级官署。建隆五年，又下诏各道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各自举荐辖区内才识优长、德行特别出众的人二名；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各举荐一名。当时，太祖亲自考试选取士人，抑制权贵凭侥幸进取，给孤寒平民开辟仕进之路。因此太宗即位之初，想广泛振兴那些被埋没、滞留的人才，便对侍臣说：“朕想在科场中广泛求取俊杰，不敢奢望十人中能得到五人，只要得到一两人，也可以成为实现良好治理的人才。”于是进士录取了吕蒙正以下一百零九人，甲科、乙科的进士都任监郡。宰相说取人太多、用人太快，太宗却不予理会。吕蒙正等人辞谢时，太宗又特意召他们上殿，告诫说：“到了任所，凡是有对百姓不便利的事情，要立即加急上报。”由此看来，祖宗在创立和守成之初，想得到众多士人分布在朝廷内外，选拔人才大致就是这样。后来太宗有时诏令近臣，有时诏令监司，有时诏令州牧，有时诏令四品官，有时诏令五品官，都让他们举荐人才。太宗曾对宰相说：“国家选拔人才，是最紧要的事务。君主深居九重，怎么能够全面认识人才？必须通过访察。如果称许一个人好的人很多，那就说明他的操守没有污点；如果能够选得一个好人，所得到的益处是无限的。”太宗曾诏令李昉、杨徽之等十一人，各举荐三司判官和转运使一人；又诏令苏易简、陈恕、魏庠、寇准、赵昌言等人，各举荐两名堪任京官的人；又诏令左司谏吕文仲等九十七人，各举荐两名能治理五千户以上县邑的县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九人〕 当时，百姓致力于使产业丰盛、人口繁庶，天下少有事变。太宗在处理政务的闲暇，搜集两省、两制清望官的名册，逐一阅览朝士。凡是有德望的士人，都命令他们举荐官员。后来太宗又对吕蒙正等人说：“求取贤才的关键，没有比责成举荐者更好的办法。”于是下诏，吕蒙正以下直到知制诰，各自举荐一名有器量才业、可以任事的人。又有一天，有司上奏各州缺官五十多名，太宗又诏令尚书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举荐一名廉洁谨慎且有吏干的人来补任。太宗因而对宰相说：“你们的职责在于选拔人才。如今让朝臣举荐官员，已经是舍本逐末了；如果再不选择举荐者，怎么能得到人才？”这话说得深刻，真可说是掌握了取人的要领。王禹偁、罗处约都只是东南某县的县令，太宗听到他们的名声，便一并召来考试，提拔为直史馆。钱若水只是同州推官，太宗听说他的事迹，也召来考试，又提拔为直史馆。太宗选用一般官员时，都让他们入朝应对来观察其才器，常常加以破格提拔。但又担心有人矫饰操守、冒进求官，于是再送交中书门下考察其履历，决定升降进退。所以太宗曾对吕蒙正说：“太平之世没有大事，人才很难被辨识。”吕蒙正回答：“让他们反复接受试用、担任事务，就能清楚分辨能与不能；人的善恶终究不能掩盖，时间越久就越明显。” 如果只是暂时听到一些善恶方面的评价，可能会夹杂个人的喜爱或憎恶，恐怕会误用人才。因此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这样赏罚才不会滥施。”太宗认为他说得好。由此看来，当时网罗天下士人，取用似乎容易，但考察任用却很精细。太宗造就人才，并不只是为了当时任用；从此以后，士人都受到磨炼和洗濯，文质彬彬的人才接连出现。

译《圣范》中第七篇说：臣听说，名位爵禄不可以随意授予，士人流品也不可以因私情而徇护。不要让这种事有渐进发展的开端，否则势头将会壮大；不要给这种事打下基础，否则事情将会形成。因此祖宗在维持纪纲法度之时，不敢稍微破坏防范的堤坝，正是替后世深思远虑。臣考察太祖皇帝开宝年间，下诏规定，流外选人经过十次考核、应当进入令录等官的，必须引见应对后才能拟注任官。至于驱使、散官、伎术这一类人，即使资历考核很多，也不在拟注任官的范围内。后来教坊使卫德仁因年老请求出任外官，援引唐同光年间的旧例，请求兼领一郡。太祖说：“任用伶人为刺史，这是庄宗失政的做法，难道可以效法吗？”宰相拟授他上州司马，太祖说：“上佐是士人所担任的官职，资历声望都很优厚，也不能轻易授给这类人。只应当在乐部内部迁转。”太祖这一句话，后世世代遵守并作为法令。太宗皇帝时，有个陈舜封，父亲是伶官，因犯罪被黥面并流放。后来陈舜封考中进士，任县主簿。转运使说他通晓法律，宰相便授予他廷评。陈舜封因奏事进言时，言辞轻佻，举止像俳优。太宗问：“他是谁的儿子？”陈舜封自己说出了父亲的身份。太宗说：“这确实是杂类出身，怎么能任清望官呢？”这都是因为宰相没有替国家澄清淘汰流品，于是陈舜封只被任为殿直。此前，中书有一名吏员以举学究及第，后来太宗知道了此事，命令追夺授予他的敕牒，勒令他回到原来的官局。太宗对侍臣说：“设置科级，是用来对待士人流品的，怎么能容许奔走办事的吏员冒充进身？”于是下诏禁止这种做法。至道二年，内外官员因郊祀应当升迁官秩，有个白州刺史钱昱，原本是从吴越归顺入朝的，自称曾学习文艺，请求改换官秩，便授任秘书监，后来升为工部侍郎。不久他接连治理郡县，却没有良好政绩。到这时，太宗对宰相说：“钱昱是贵族子弟，没有操守，不适合任丞郎。”于是改任他为郢州团练使。宰臣等人于是说：“遇到覃庆推恩，南省、北省以及宪官，不可以按照其他官员的资历递升授任；只有考中进士且有文学才学的人，才可以接受这种选授。”又下诏规定，伎术官中现任京官的，从今后遇到庆恩，只能增加勋阶，不得拟任常参官。各科登第者所选授的官职，也不得与进士相比，限制就是这样严格。起初，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通过任子入仕，都代理太祝。太宗对宰相说：“膏粱贵族的子孙通过任子入仕的，往往多到四五人；而在覃庆之时，中书又都授给他们代理官职，不久便补为正式官员，不到几年，就进入朝廷官籍。” 这是这种弊政，必须赶快革除。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只赐给同学究出身的资格，并依照法令参加选集。当时国家十分强盛，朝廷内外和睦安乐，优厚恩典和滥授官秩尚未造成严重危害。而太宗聪明明察，遵守太祖留下的本意，君臣之间共同讲求裁减节制，不因天下人的私情而轻易破坏国家的公器。既然如此，朝廷上下就应当推行这类原则，堵塞侥幸进身的门户，开辟公正仕进的道路，又有谁敢不听从呢？《圣范》中第八篇说：臣曾论述，人臣享用君主的俸禄，承担君主的事务，因为办事而有功劳，这是人臣本来应尽的职责；享用君主的俸禄，承担君主的事务，因为办事而获罪，这是人臣不应有的情形。既然功劳是本来应尽的职责，有什么可侥幸求取的赏赐？既然罪过是不应有的情形，又有什么可以宽贷的处罚？臣考察祖宗施行赏罚，并非值得劝勉的功劳就不赏赐，并非应当议定的罪过就不宽免。臣曾考察建隆二年，疏导闵水与蔡水会合，贯穿京师，向南经过陈州、颍州，通达寿春，用来沟通淮河以西；命右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督率数万丁夫治理。又疏浚五丈渠，从都城北面经过曹州、济州以及郓州，以沟通东方漕运；命给事中刘载督率三万丁夫治理。又命陈承昭在京城西面、汴河两岸修筑斗门，从荥阳开凿一百多里渠道，引导京水、索水两条河流，架流至汴河东面，汇入五丈河，以便利东北方向的漕运。这三项工程，史书没有记载赏赐。几个月后，又命陈承昭堵塞卫州、滑州决口的黄河，工程完成后，赐钱三十万，却没有听说因此升赏他的官职。乾德元年，又命陈承昭在朱明门外开凿池塘，引蔡水注入，并建造楼船一百艘，用来演习水战。乾德二年，又命陈承昭从长社开凿渠道，引潩水到京城，与闵河会合，闵河的漕运因此更加畅通。乾德四年，滑州黄河决口，下诏由殿前都指挥使韩重斌、马步军都头王廷乂等督率数万士卒和丁夫治理。开宝元年，增修京城，又下诏让王廷乂监督这项工程。这几项工程，史书都没有记载赏赐。这一年，大内宫殿营缮全部完工，史书也没有记载赏赐。开宝五年，澶州黄河大决，征发各州士兵和丁夫共五万人堵塞，命蔡州团练使曹翰前往督办，没过多久，决口全部堵塞，也没有记载赏赐。太祖时期征伐各国，兵器极其精良，后世无法相比。当时专门交给魏丕一人掌管，从太祖即位之初授魏丕为作坊副使起，魏丕在任十分尽力，过了八年才升为正使；到开宝末年，仍然掌管作坊，才开始让魏丕兼领代州刺史。由此可见，太祖时期人臣为功业竭尽心力如此，而赏赐不能任意取得，这并不是太祖刻薄寡恩。人臣尽职本来就是应当的，如果每一件都赏赐，人心只会想着侥幸求赏，人人都会靠奔走竞争来取得赏赐，赏赐也就不足以劝勉人了。至于施行刑罚，臣又曾考察：建隆二年，内酒坊失火，工匠和役徒冲入三司，太祖震怒，认为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纵容属下盗窃，二人一并弃市处死。

译馆陶百姓控诉丈量田地不实，本县令程迪被判杖刑并流放海岛；主管括田的给事中常准则被削夺两官后免罪。又贬谪本县令李瑶，罪名是括田时收受贿赂；右赞善大夫申文纬奉诏核查田地却没有察觉，李瑶被杖打处死，申文纬被削除官籍，贬为平民。建隆二年，右卫率府率薛勋主管常盈仓，收取百姓租税时使用的量器过大，太祖下诏免去薛勋的官职并流放。当时，在官任上犯有贪赃罪的人，即使离职已经很久，事情败露后仍然要依法治罪，可见太祖确实深于用法。人臣如果做了不应做的事，却一一宽免，人心就只会想着侥幸免罪，人人都会贪暴残害百姓，刑罚也就不足以惩戒了。太宗时期，施行赏罚也是如此。淳化元年，采访使上言，知白州蒋元振清贫自守、砥砺节操，百姓认为他的政绩便利；任期届满时，百姓拦住转运使请求留任，前后七八年都不能替代他。太宗嘉奖感叹了很久，下诏赐蒋元振绢三十匹、米五十石而已。采访使又说，知须城县姚益恭不使用鞭扑刑罚，境内治理得很好；几千名百姓三次拦住转运使请求留任，只怕他离去，也只赐绢三十匹、粟二十石。当时，因劳绩而增加官秩的人很少。至于殿直李谔，因在许州监牧时盗取官府菽一百五十石，并致使马匹死亡一千五百匹，被戴上刑具押送到京城；连同内侍梁守忠和主管官吏三人，一并在市集斩首。太宗惩治贪赃官吏，从未稍加宽贷。少府监请求把郭冕等九人发配服役；他们过去曾任京朝官，遇到赦免本应叙复官资。太宗说：“郭冕等是贪赃官吏，不能再列入仕籍，只命令释放遣返。”吏部候选官员因郊祀赦令免除考试选调，全都聚集到京师。太宗说：“一概放宽选调，负罪的人就侥幸了；无罪的人又凭什么受到表彰和劝勉？”于是命令那些经过停职考察的官员仍按通常选调。太祖、太宗把赏功罚罪作为政令的纲纪，所以施行赏赐时人人知道应当受到劝勉，施行刑罚时人人知道应当畏惧。此后历代圣主相承，大体都以忠厚为本；然而赏赐必定加给有功的人，刑罚也不放过有罪的人，虽然轻重有所不同，归旨却是一致的。《圣范》中第九篇说：臣听说，天子应当用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用天下人的耳朵来听闻，用天下人的嘴让他们发言，用天下人的心让他们思考；这样以后，利害才能全部传达，忧乐才能全部陈述，才能做到奖善惩恶、辨明是非，然后国家才可以不乱。太祖皇帝神明圣哲、胸襟豁达，不自行掩盖。即位之初便下诏，五日一次在内殿举行起居，百官依次转对，都必须指陈时政得失和朝廷急务；即使是刑狱冤屈滥用、百姓疾苦，也都允许访察上报，并且必须直截了当地陈述事情，不得广泛牵连引申。如果事情关系紧急，也允许不按常时到阁门上章。这是建隆三年的诏令。乾德四年又下诏说：“国家选用当时的人才，参与掌管国家财政，钱财聚集之处，职任尤其繁重。所希望的是得到合适的人，使各人竭尽力量。即使考虑问题不可越出本职，也不要侵夺其他官署的权力；但凡知道的事情都不可不做，共同完成国家的事务。如果纲纪条目有不够端正之处，利害有尚未明白之处，正应当开诚相规，怎么可以不说而独自守默？从今以后，三司使所办的事情如果有不恰当之处，本判官都应当坚持意见、提出咨询；所坚持的道理明白而三司使不听，便允许当面奏报。如果事情已经上奏，获得批准施行，却仍有不便之处，也允许指陈。” 如果本判官回避事务而不发言，允许其他部门的判官以及各路转运使直接详细陈述利害上奏。如果因此得到更改，而且相当便利有益，就一并记入考核功绩；如果明知利害所在，却因循缄默不说，就要随之受到殿罚。由此看来，太祖皇帝时期，直言陈述得失不算诋毁君上，明辨是非不算侵犯职权，这是为了穷尽事理、探究下情。到了太宗皇帝在位时，田锡把进谏作为自己的责任，太宗则把采纳谏言视为盛德。田锡当时不受卢多逊喜爱，被调出任河北南路转运副使。他入朝辞行时，进呈封事，论述军国重要机务一条、朝廷大体四条。太宗赐诏答复，并说：“从今以后，你有什么见闻，不必顾虑，都可以进献意见。”后来田锡又从相州上奏防御之言：“如今专管盐铁等货财，网罗财利过于严密；陛下亲自处理机务，诏令发布得稍微频繁；又有一些事情还没有领会圣意，我三次上奏，其中请求施行的事情有两件。”后来他又从睦州上奏说：“近来陛下有早晨下令、晚上更改的事情，是因为制敕开始施行时有所不当，却没有人封还驳正，这是给事中的过错。陛下有舍近求远的事情，是因为言语举动所作所为不合至理，却没有人敢于谏诤，这是左右拾遗、补阙的过错。” 他又说：“再加上天下长期太平，四海混同一统，陛下认为太平是自然形成的，身边的人便借陛下的功业自我夸耀；日积月累，渐渐形成了只顺从圣意、左右奉承的风气，所有事情都说成是陛下的睿智谋划。臣又说：‘臣下提出意见，称为封章；陛下施行以后，就成为法令。法令可以简约而不能繁多，制度可以长久而不能屡次变更。反复变易而没有定准，是显露思虑不精；繁多复杂而难以遵循，是使人手足无措。’后来田锡入朝任知制诰，又上奏防论边事说：‘如今抵御戎敌，没有什么比选择将帅更优先。既然得到合适的将帅，就应当委任他并责成其成功，不必把阵图降给他，也不须授予他固定的方略。’他又说：‘前年出兵，命曹彬以下的将领想要夺取幽州，是侯利用、贺令图之流惑乱误导圣明，陈述谋略，却使宰臣李昉等不知道；去年招募义军、编配军籍，宰相赵普等也不知道。哪里有商议边疆事务、调发军队，而宰相却不预先知道的道理？如今宰相赵普三次入中书，又两度出任藩镇，天下人都仰望他，事务无不经历，请陛下把军旅之事、机密谋划，都交给他共同筹议，使他尽力谋划。这是国家的大体，也是君父至公的原则。’

译田锡又说：“依臣所见，小小的公务，不劳烦陛下一一操心；如果是关系社稷的大计、为子孙安排的长远谋划，就在于掌握大略、求得将相，致力于帝王治国的大体。”田锡前后所陈述的意见深切恳到，记载在史册中，足以彰显太宗接受谏言的美德。当时太宗认为担任补阙、拾遗的官员多有因循缄默、失去建官本意的情况，于是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使他们修治本职，希望名实相符。后来右正言谢泌多次上奏论述时政得失，太宗嘉奖他的忠诚，提拔为左司谏，赐给金鱼袋、紫袍，并赐钱三十万。有一天谢泌在便殿得到召对，太宗又当面加以赏赐激励。谢泌谢恩说：“陛下听从谏言如流水一样顺畅，所以臣能够竭尽忠诚。”从前唐末有个孟昭图，早晨上朝进谏，晚上就不知道身在何处，前代如此，怎么能不乱？太宗听后动容，沉思了很久。祖宗的圣德，难道是群臣所能窥测的吗？他们乐于接受忠谏，没有一条善言不加以记录。因此，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本来就是尧舜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圣范》中第十篇说：臣曾说，自古祸乱萌发有三种情形，而宗庙社稷的根本只有一种：强臣擅自掌握兵权，外戚参与政事，中常侍宦官专权，这三者都是前代祸乱的萌芽。把神器托付给合适的人，使其厚重而牢固，是宗庙社稷的根本。祖宗时期堵塞祸乱的萌芽、培植国家根本，臣请求逐一陈述。太祖皇帝诛杀李筠等人以后，有一天召赵普询问说：“天下自唐末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总共更换了八个姓氏，战争不停，百姓死伤遍地，这是什么缘故？我想停止天下的战乱，为国家作长久打算，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赵普说：“陛下能想到这里，是天地人神的福气。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罢了。如今治理它没有什么奇巧办法，只有逐渐削夺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取他们的精锐兵力，天下自然就会安定。当时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太祖的旧友，各自掌管禁卫军。赵普乘机多次向太祖进言，请求给他们授予其他职务。太祖说：‘他们一定不会背叛我，你忧虑什么？’赵普说：‘臣也不担心他们背叛。然而仔细观察这几个人，都不是统率驾驭军队的人才，恐怕不能制服部下。如果不能制服部下，那么军队中万一有人作乱，他们临时也会身不由己。’ 太祖醒悟，于是召石守信等人饮酒，酒兴正浓时向他们说明安危祸福的道理。第二天，他们都称病请求解除军职。于是太祖逐渐削弱藩镇方面的权力，收取其精锐兵力，把它们集中到京师。国家二百多年没有发生强臣擅自掌兵的祸患，是因为制约他们的方法得当。杜太后聪明而有谋略，常常与太祖共同裁决大政。杜审琼是太后的兄长，与他的弟弟杜审肇、杜审进居住在常山。太后健在时，杜审琼曾入宫朝见，在万岁殿上设酒，太祖、太宗因为他是舅舅，都捧着酒杯列队拜见祝寿，对他的尊礼也不过如此而已。昭宪太后升祔太庙将近一年后，才把他们全部召到京城，都任命为大将军，但同时令其致仕，并赐给京师住宅。后来只是特命杜审琼代替王继勋掌管军职，从未让他参与政事。国家二百多年没有外戚干预政事的祸患，也因为制约的方法得当。太祖时期，左右内臣不过五十多人，只令他们掌管宫禁中的事务；有时不得已奉命出宫，也只让他们办理一件事情，不得擅自探听其他事情并奏报。又下诏，内臣年满三十岁才允许收养一个儿子；对他们的限制可谓极其周密。到了太宗时期，王继恩因平定叛贼有功，中书商议想任命他为宣徽使，太宗说：“朕读前代史书很多了，不想让宦官干预政事。” 宣徽使参与政事，是宦官干预政事的渐进开端。只可以授给他其他官职。宰相恳切地说王继恩功劳很大，若不是宣徽使这个官职，就不足以赏赐。太宗大怒，严厉责备宰相，于是另行设置宣政使的名目授给王继恩。此前，通进银台司隶属于枢密院，凡是内外覆奏的文书，必须经过这两个机构，然后才能进呈御览。外面由内官和枢密院吏员掌管，里面由尚书内省登记数目，再下发给有关官司；文书有的施行，有的不施行，却没有人能够纠察。太宗开始下诏，把宣徽北院的事务改为通进银台司，命向敏中、张咏共同掌知这两个机构的事务。由此看来，祖宗用良法美意防止中常侍宦官专权的渐进之势，又是这样。以上三者都是自古祸乱的萌芽，而太祖、太宗深思远虑，预先堵塞它们的根源；至于把神器托付给合适的人，慎重而牢固，也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况且太祖把誓书藏在金匮中的事情，更不是汉、唐的君主所能相比。至于太宗初置皇子侍读，后来又为诸王和皇子府设置官属，起初设置谘议、翊善、侍讲等官，任命王适、姚坦、邢昺等十人担任。太宗曾对宰相说：“近来有人上章谈到储贰之事，国家宗庙社稷的传承，难道朕没有放在心上吗？朕对诸子常常加以训诫勉励，如今他们的僚属全都选择贤良善正之士。至于舆台、皂隶这一类人，也都由朕亲自选定，不愿让奸邪谄佞之人处在他们身边。再等三五年以后，他们各自逐渐成长，朕在安排驾驭时一定使其得当。”后来太宗立寿王为皇太子，任命乔维岳、杨砺为谕德，杨徽之、毕士安为庶子，李至、李沆为宾客。宾客以师傅的礼仪拜见太子，太子见到他们一定先行拜礼，遇事都向他们咨询。京师百姓见到太子的人，都欢欣跳跃地说：“这真是社稷的主人啊！”祖宗知道天下的根本在这里，也察知天下的祸患在那里，所以防微杜渐，深思极虑地加以安排。

译蔡戡上奏说：“臣听说，尧把天下传给舜，舜把天下传给禹，都说‘诚实地把握其中正之道’。《尚书》赞美舜说‘重华与帝尧相协’，赞美禹也说‘敬谨地承受帝尧之命’。尧、舜所传授，舜、禹所承接的，没有不是同一道理。因此尧、舜是五帝中最盛明的帝王，大禹是三王中最显赫的君王。后来圣人再出现，也难以企及他们。恭敬地想到，高宗皇帝大力建立中兴事业，辛勤劳苦三十年，亲自把天下传给寿皇圣帝。寿皇继承并守护大业，励精图治二十七年，又亲自把天下传给陛下。陛下父子相继，互相揖让承接，又是尧、舜、禹都不能相比的，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可说是盛大极了。三位圣主传授承接之际心心相传的精妙，愚臣无法听闻。我私下读隆兴诏书，其中说：‘今天凡是发布政令、施行仁政的事项，都是从问安、视膳之后得到的。’由此知道寿皇常常以高宗为榜样。这样看来，寿皇的治理，也是陛下所应当取法的。寿皇诚心爱护百姓，出于恳切悲悯；凡遇水旱灾害，尤其牵动圣心，如同救火救溺，唯恐稍有迟误，不吝惜仓廪府库来赈济百姓，勤勉访察百姓的隐忧，把他们看得如同自己受伤一样。这是寿皇的仁德。寿皇侍奉北宫，孝敬之礼无不周全；每逢朝会、五日之朝以及岁时节日，都亲自率领百官，捧着玉杯祝贺万寿，以盛大礼仪扩大庆典；自己生活却十分俭薄，竭尽天下财物来供养北宫，还唯恐做得不够。这是寿皇的孝德。寿皇励精图治，每天临朝，从未片刻废止；亲自阅览章奏，早晨上奏、晚上便答复；还不定时召见儒臣，讲论经义政理，询问访察治国之道。这是寿皇的勤政。寿皇以俭约作为天下的表率，在位日久，宫室苑囿没有增加修建，饮食、车服、器用都加以裁减；知道天下的赋税是百姓的膏血，从未任意耗费、滥加赏赐。这是寿皇的节俭。寿皇慎重选拔将帅，分任边疆将领，讲明军政，简选训练军队。蜀道地位最为重要，距离朝廷最远，尤其需要向西顾念。过去曾经缺少军队，寿皇急忙命大臣前往镇抚，责令他们限期抵达，星夜奔驰而去；他修整武备、重视边疆托付，就是这样。寿皇对待臣僚和邻国，升降有次序，进退合礼；即使有人罪恶显著，也一定等到众人的言论屡次传来，然后才谴责斥退，与众人共同裁定，向天下显示至公，用来劝勉臣下、砥砺风节，也是这样。寿皇奖掖借重进言者，引导他们进谏；这些人未必全都贤能，所说的也未必全都正确，但寿皇不怕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们，因此能够广开言路、振肃纪纲。寿皇爱惜名位爵禄，不把它们随便授予他人；凡是任命授官不合乎公论，给事中、舍人提出封还驳正，他没有不听从的，因此吝惜爵位赏赐、抑制侥幸进身，就是这样。寿皇的圣明政绩，记载在简册文书中，传播于天下，无法全部列举。这几项，是其中的大要。臣希望陛下深切思念寿皇托付天下的重大责任，凡是亲自修身、建立政事、任用人才，都一概以寿皇为法，那么三位圣主的治理就会如出一辙，传之无穷，施行无尽，也就使舜、禹增光了；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泽，天下也幸甚。蔡戡又上奏说：“臣听说，事情见于典籍的，不如流传听闻的详细；从流传听闻中得到的，不如亲眼看见的审慎。祖宗的政事，广泛记载在图籍史册中，清清楚楚可以考察；但仍不如孝宗的治理，因为那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孝宗的圣明政绩，天下人都能诵说，难以全部列举。凡是亲自修身、建立政事、任用人才，都可以作为万世子孙的家法。陛下继承守护大业，遵奉既成的法宪，不敢使其坠失。孝宗用来留给子孙的谋略，陛下用来继承祖先事业的做法，可以说两方面都做到了。太上皇帝在位时间不长，大体遵循旧章；但有两种超越常人的行为，自古以来德行极盛的君主，也很少能够赶得上。太上皇驾驭臣下严厉，从不以温和的言辞和脸色宽待他们；凡有小过，必定加以谴责驱逐，使人人都重叠双脚站立，不敢扰乱法令、干预政事，纪纲整肃，朝廷内外清明，这是太上的义德。太上皇圣度宽宏，能够容纳直谏；即使触犯龙颜、违逆旨意，连敌已以下的人都难以忍受，太上皇仍安然接受，不认为是冒犯，从未因一句话而治罪，这是太上的容德。这两点都可以作为万世法则，也是陛下亲眼见到的。臣希望陛下时刻效法孝宗；至于太上皇驾驭臣下、采纳谏言的美德，更应当守持而不要失去。这样三位圣主的治理就会如出一辙，传之无穷，施行无尽，也就使祖宗增光了；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泽。” 元世祖时期，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继承祖先事业以接受上天福佑，是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做法；兼取三王的长处来施行四方面政事，是周公旦忠于周王室的表现。高宗命令傅说说：‘引导我效法高祖，以使亿万百姓安康。’孔子告诫曾子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继承修治他们的德行。’为什么祖宗都值得效法，而子孙却不敢忘记呢？因为祖宗用来建立事业，子孙用来守成。建立事业必须具备三理四维，守成也必须具备三理四维。道理不足以驾驭天下众人，怎么能取得天下？德行不足以统一天下人心，怎么能使天下人服从？仁爱不足以广泛施于天下，怎么能使天下安定？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靠于仁，这叫作三理。然后用乾卦之刚健来实行，用坤卦之柔顺来调和，用震卦之勇猛来激励，用咸卦之感通来协调，这叫作四维。用三理来治理，用四维来维系，才能建立万世子孙帝王的事业。有人认为，平定乱世应当崇尚武力，守成太平应当崇尚文治，进攻与防守不是同一条道路，时局变化也有万种不同。执着于陈旧事迹来调理政务，就像把琴柱胶住再调弦；拘泥旧章而求得治理，就像刻舟求剑，最后必然导致琴弦无法调和，宝剑也无法找到，徒然劳心而没有益处。”

译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臣所说的是道理，他所知道的是具体事务。从万事的差异归结到道理的相同，哪里会有不相合的呢？我圣朝太祖开创基业时，英雄豪杰都被收入掌握，俊杰贤能都谋求建立功业，驾驭福运长驱直进，使灿烂的天光向下照耀。强横之人噤声不语，悖逆之徒粉身碎首。用礼来确定庆赏，用义来制定刑罚；庆赏用来激励有功，刑罚用来惩治违法。对上顺应天时，对下协调人心。这些全都是立志于道。金运已经衰落，水运正要到来；上承一家天子的先王之业，响应四海人民共同归附的盛会。战乱尚未平息，而皇恩雨露常常润泽天下。已经归服的人，返回原有产业而安居；尚未归服的人，不得已才出兵征讨。这些全都是依据德。手持三尺之剑，竭力拯救众生；奋力远征沙漠中的龙庭，居处于历代帝王所封的疆域。虽然还没有余暇完全沿袭其礼乐制度，但无不暗中运用权衡之道，给子孙留下谋略，亲自考察天意。这些全都是依凭仁。又日夜不得安居，即使居处也常常警戒整饬；掌握天子符命，大规模统率军队，使众人同心而恭敬，防备祸患而谨慎戒惧，战战兢兢，难道不是刚健吗？通晓事理，处理事务时舍弃己见而听从众人，不抢先行事以打开后悔之门，也不延误时机以损害先见之明，难道不是顺应吗？果断地救济世人，诚信地树立言论，与道相合。”契有结绳时代的淳厚风俗，戈甲有无可匹敌的功用，难道不是勇吗？恩泽向四方流溢，教化如阳光般高明。当他的道施行时，圣心开启江北地区；等到国运昌盛时，神圣的后代平定江南之地。七、八、九、六等方国，无不心悦诚服；亿万民众，三千之众，都各自获得满足。难道不是感化吗？伏望陛下长久追念孝道，以孝为法则，保全太平的大业，阅览圣祖的宏大规划，把它布告四方，彰明美好的法典，颁布到史馆，用来传播皇上的教化，移转趋向时和年丰、平息祸乱的端绪，作为今日守成的凭借，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来尽陛下的孝心，难道不是可以吗？用道修养自身，用德治理天下，用仁抚慰百姓，用刚健迁向善道，用顺理来调治人性，用勇改正过错，全部用来团结人心。三种道理治理内在，四种纲维维系外在。宗庙常享用祭祀，陛下常亲自奉行祭祀，卿士常守其职，小民常依托其庇护。这不只是追述先人的孝行，也是为了给后代子孙留下宽裕的福泽。仁宗皇庆元年，翰林学士承旨刘敏中上奏说：“臣某等上言：听说臣子以报效国家为忠，以尽忠而进言为首要。何况臣等已到衰老之年，却逢圣明盛世，首先受到恩宠征召，过分承受特殊恩典，若不说一句话，将用什么来报答呢？臣私下认为，上天养育万物，却不能亲自治理，便把它交给天子；天子治理万物，却不能独自完成，便把它交给中书。中书就是执行天子的命令、裁决治理万物的机构。它的事权不可不专一，但还担心有所缺失，于是设置御史台，掌持法令来纠察它。纠察它，是为了成全它；国家的纲纪不可不振兴。假如中书的事权不被分割，御史台的纲纪不被削弱，天下就没有难办的事情了。所以圣王无为而治；所谓无为，是掌握了治理的关键。关键在哪里？就在于省台。臣等先前陈述八件事情，已经说过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聪明睿智，出于天生的圣知；宽厚仁慈，出于至性。自从居于潜邸直到进入东宫，两次剪除巨奸，匡正宗社，其规划措施本来已经具备。即位之日，遵循世祖皇帝的成法，颁下明诏，布告天下，叮咛周至恳切，听到的人无不感动。” 关于使百姓获利、革除弊害的方法，已经达到了极致。至于诏令所说：撤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办理；其余各衙门以及近侍人员，若敢擅自上奏中书政务，一律按违制论处。又说至元三十年以后，各衙门改升、创设的机构，以及增加的多余员额，不是世祖皇帝旧制的，都由省台分别拣选，削减、合并、降等或罢除。详细考察这两条，圣意之所以把权力授予中书、把重任交给御史台，已经清楚可见；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急于谋求治理。所以朝廷内外都擦亮眼睛，欣喜地看见太平将至。然而臣等愚昧而考虑过多，仍有不得不冒罪为陛下陈说的事情。患得患失、因喜而悲，是人之常情。现在正开始分别拣选、削减、降等之时，那些患得其位将失、因喜事被夺而悲伤的人不会少。臣担心或许会有搬弄是非的话，伺机传入，逐渐浸润而造成伤害，使毁谤归向省台。倘若省台一旦动摇，政治根本随之改变，必然上使圣虑烦扰，下使各部门紊乱；从长远谋划来说，关系十分重大。伏愿陛下扩大天地般的气量，放开日月般的明察，谨慎对待更始之策，守住已经颁行的制度，提纲挈领，坚定不移，使细微渐成的祸患萌芽，秘密地加以遏制消除。” 这样一来，事权自然统一，纲纪自然振作，各项政务和众多事务都可以不劳而治。陛下雍容安坐，垂拱而治，安享万年无为而治的快乐，这就是臣等的愿望。冒犯天威，臣等不胜恐惧。” 《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撰 储嗣 晋侯派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里克劝谏说：“太子负责奉祀祖先，供给社稷祭祀用的粮食，并且早晚察看君主的膳食，所以称为太子。君主出行，太子就留守；有留守之责，就随从出征。随从出征叫作抚军，留守叫作监国，这是古代的制度。统率军队，专门决定军事谋略和军令，是君主和国家政务所谋划的事情，不是太子的职责。军队只在于接受和执行命令罢了；如果一味禀受命令，就没有威势；如果擅自发号施令，就是不孝。所以君主的嫡长继承人，不可以统率军队。君主失去本应承担的职守，太子统军又没有威势，那还要他做什么？况且臣听说皋落氏将要交战，君主还是放弃这件事吧。”晋公说：“寡人有几个儿子，还不知道将立谁为太子。”里克没有回答，退下了。赵王任命周绍为太子的傅，说：“寡人开始巡视各县，经过番吾时，在你还是平民的时候，踏石而上之处的人都称道你的孝行。所以寡人用玉璧问候你，送你酒食，并请求见你。你以有病为由辞谢。有人对寡人说：‘孝顺父亲的儿子，就是忠于君主的臣子。’所以寡人认为凭你的智慧谋虑，足以为人辩明道理；处于危急时足以应对困难；忠诚可以表达心意；守信可以使远方之人信服。《诗经》说：‘面对艰难要凭勇气，治理乱局要靠智慧，这是办事的谋略。’” 设置太子的傅，是为了施行教导，使年少者学习义理之经。遵循谋略办事，即使有过失也不牵累；访求议论而行事，即使困窘也不忧愁。所以寡人想让你实行胡服。”于是任命周绍为王子的傅。周绍说：“大王失于评断了，这不是卑贱的臣下所敢承担的。”赵王说：“选择太子傅，没有谁比父亲更合适；评论臣子，没有谁比君主更有资格。君主就是寡人。”周绍说：“任命太子傅的条件有六条。”赵王说：“哪六条？”周绍说：“智慧谋虑不急躁，通晓应变；行为宽厚仁惠，通达礼义；威严不足以使他改变立场，重利不足以改变他的心志；恭敬地教导而不急躁，和睦地对待下属而不使自己陷入危险。这六条，是太子傅应有的才能，臣一条也没有。内心隐约知道而不把实情说尽，是臣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