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四

译邻里乡党共同观察、从容考察他们的品行实情，实际上不过是从同舍学生一时的毁誉中取定，又由几名学官品评裁定罢了。这样一来，同学之人争逐利益、争相进取，爱憎的议论必然形成朋党。这就是第三项不可行。过去东汉的风俗崇尚名节，但党人之祸波及天下，起初就是由于处士们横加议论、彼此诋毁。人的才能和品行，如果不因遇到具体事务而显现出来，就只是守常循理，与众人没有不同。假如想要与众人不同，就必定会做迂僻奇怪之事，以取得德行的名声；又高谈空论，以求得才识的声誉。前日庆历年间学校的弊病，就是这样。这是第四项不可行。如今如果外方专门以文学贡举士人，而京师独以德行取人，那么平素真实履行德行、在乡里著名的人，以及守道于丘园的士人，反而都会被遗漏，这是第五项不可行。近来朝廷忧虑四方士人寄居京师的太多，而不知道他们的品行，于是严定法令，使他们各自返回乡里。现在又反过来让他们聚集京师，说是要考察他们的德行；如果不用四方士人，只取京师士人，又会向人显示取士不够广泛，这是第六项不可行。儒者所说的能够通晓古今，在于懂得古今制度的意义、通达其中的道理，并斟酌当时的适宜办法。” 大体说来，古代教学的用意，是缓慢而不急迫；劝人为善、兴起教化、养育贤才、砥砺风俗，都在于经过长久时间，而不求眼前的成效和急切的功劳。臣认为适合当今而可以实行的办法是：建立三舍可以，恢复五经博士可以；专门创立新学，虽然不如沿用旧制、修复废坠，但也没有很大的害处，创立也可以。教学的用意，在于敦厚根本、修治实际事务；供给学生粮食，多陈列经籍，选取士人中优秀者，以通经有道之士担任老师；考察学生有过错、没有品行的，黜退除去，这样在学的人就都是善士。然后按照贡举法取用他们，等到他们任官为吏、已经接触人事以后，再考察其贤善和优劣；随时选取其中最出众的，加以表彰，使士人知道修身力行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而是可以终身施展。这样虚伪的行为便不会产生，偷薄的风气也会归于淳厚。这就是所谓当今可以实行的实际办法。臣等恭敬地看到，议论学校的有四个人，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而朝廷又把此事交给臣等详细审定，是想汇集众人的意见而采纳其中长处。因此臣等敢于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帮助众议中的一端，并不是喜欢故意提出异论。恭请陛下以圣明慈爱裁择。”}], 仁宗嘉祐七年，司马光任知谏院，奏道：“臣恭敬地看到，国子监直讲现有几名空缺，已经很久没有补任了。这大概是因为近来的制度规定，必须年满四十岁以上，并且有进士或九经出身，才可以担任。臣愚意认为，学官本应选取德行和经术足以为人师表的人，不应以苛刻的法令加以限制。假如不考察其人的贤能与否，只看年龄和出身，那么其中即使有德行如颜回、经术如王弼的人，也终身不能担任学官了。又按照旧制，学官都要先考试讲说，然后才能就职。近年这个办法也因循不行了。臣想请求今后国子监直讲有空缺时，允许本监或两制以上的官员推荐京朝官、选人中有德行和经术的人，写明姓名上奏，不再询问年龄和出身。本监推荐的人，交给学士院或中书舍人院考试；两制以上推荐的人，交给国子监考试，并且必须召集众官共同考察，询问所举者的疑义，当面考试讲说，选取义理精通的人，由考官具保说明后上奏，才颁下敕书授官任职。如果德行邪僻、经术荒谬，却敢于轻率推荐并具保说明的，都请求严格按照朝廷法典治罪。” 仁宗时，谏议大夫夏竦请求兴办学校，奏道：“臣听说古代施教，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乐的开端、教化的条理，都在这里。五帝有成均的名称，虞、夏重视胶庠的礼制。周朝借鉴夏商二代，在四郊设立学校。汉朝建立之后，一向崇尚学校。汉元帝不限制博士弟子的名额，汉孝明帝还教授期门、羽林之士。永平年间，礼让之风于是兴起。李唐喜好文治，尊崇设置国子监、太学，不以没有太学为耻。可是很快到了唐朝末世，学校之事也日渐衰败。国家遵循法典旧制，一心谋求长远。时文日益繁盛，教化已经成就天下，只是对于谨慎施教、劝勉求学之事，与经书本意还有不同。设置了广文馆，安排了博士职位；国子弟懒惰，崇尚年长的礼法；中途废除了考校制度，有的学生只是挂名而已。因此，儒雅之士厌恶同道，九州由此很少修建学校；蜀郡失去了文翁的教训，豫章毁坏了范宁的制度。太守只想着保住俸禄，刺史也不闻问兴学之事，于是使边远地区的风俗完全不知道邹鲁之风，身穿冠带的百姓哪里会有弦歌教化呢？即使偶有俊秀之才，也很少听到老师的教诲，只拘泥于经书字面，不知道如何裁断。” 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考察古代的义理，弘扬人文教化，在中央兴盛太学之道，在地方广泛发展庠序之学，命令各郡国都设置学官，讲求诚信、修睦关系，以补助教化，不要让《子衿》诗篇再次在圣明时代被歌唱。” 张方平上奏论学校之事说：臣听说古代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首先重视教育。古代施教，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培养选拔俊秀之士，使他们成为可任用的官吏，这是建立政事的基础。尊崇贤能、推重德行，端正君师和父兄的尊位，这是设置教育的根本。集合射礼、学习乡射，修习揖让礼节，讲求弦歌的节度，这是礼乐所成就的。养老、会谈，宴享孤老、追念功臣，这是仁义所由产生的。出师时接受战果，拘执俘虏归来后报告，这是朝廷威严所在。选拔、训练有才干的人，以辅助祭祀之事，这是宗庙祭祀的重大事务。大概三王四代德政昌盛的时代，从天子直到诸侯，他们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没有不把学校教育放在首位的。周代官制说：州长在春秋两季用礼教导百姓，并在州序举行射礼；党正用礼聚集百姓，并在序中饮酒，以端正长幼次序。《文王世子》又记载诸侯和群吏养老之事，这说明州乡和列国庠序的礼制，都与太学采用同一制度。周朝衰微后天下大乱，战争天天发生，但列国的学校仍然没有废弃，所以《子衿》讥刺郑国不修学校，《左传》却赞美郑国没有毁掉学校。汉代文翁首先在蜀郡建立学校，董仲舒接着在京师兴办太学；公卿大臣、著名儒者和隐居有德之士，都有门下弟子，横置经书传授经道，登记姓名和名册，有的达到数千人。”},{

译至于东都，学士日益兴盛。所以在两汉时期，政事以经术为根本，议论依据王制；朝廷以名教劝导天下，士人恪守出处进退的操行。到了桓帝、灵帝失去统御，奸邪祸乱滔天，王纲断绝，民生动荡，全靠正人坚持挽救、义士奋力拯救，支撑毁坏、扶助倾覆，使国运又延续了些时日。虽然腥秽的德行已经充塞朝廷之上，但民间的清正议论没有败坏，这难道不是教育熏陶深厚所造成的吗？江左的晋氏时期，范宁在豫章建立学校，庾亮在鄂渚兴建讲舍，但倡导者无人应和，废止后也没有继续，不久又荒废倾圮，诸生离散。由此观察当时的风俗和政事，其情形就可知道了。只有我朝，据居帝位而建立极盛的治道，广大如日出之光，天下文字制度归于一统；鸟语鴂舌之人，也知道诵读简册上的言语；髽首卉裳之人，也都穿上端甫式的衣服。奎星、璧星光彩灿烂，河洛出现祥瑞，文物制度光明显著，博学大儒相继涌现。因此，学校先在濉水、涣水之间兴起，继而在郏鄏继续发展；规模超过齐、魏，弦歌诵读之声传遍江浙。爱好善政的官吏经营修治学校的缺失，百姓乐意出力，纷纷响应；学校制度已经清楚地遍布各郡国。若不是朝廷以道德作示范，四方以礼义相互熏陶，齐地百姓又怎么能不待教令便受到感化，像草随风倒、风行草偃一样迅速呢？然而臣听说，一个集市必定要设置平价之所，一部书必定要设置传授它的老师。《周礼》把亲近师儒列为教化本俗、安定万民的首要措施之一。记载说：“大凡求学的方法，以尊敬老师最难做到。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术才会受到尊崇；道术受到尊崇，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如今学校大规模建立了，但教师职位仍然空缺。诸生抱着经书肃然无主，不能随时勤勉修业；即使有了同学相处的场所，确立了正当的学业，又怎能不向老师请教呢？况且各种百工技艺，都必定有师傅工匠；僧侣、道士聚集之处，也总要设立师长。何况学习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使百姓兴起仁德；所传授的是历代圣人的格言，所学习的是先王的正道。教师教育没有建立，学校就只是空架子。三代以后，治道淳厚优良、儒雅尊崇而学术博大，没有超过两汉的。自文帝、武帝时代以来，朝廷屡次下诏，勤勉地命令郡国劝导设学，却始终不能兴盛。其余历代以来，文雅教化荡然无存，所以不再谈论。如今天下承受文明教化，学校修建整顿，竟比两汉还兴盛。朝廷应当成全这种善意，乐于把它办成。只是对同样不急迫的事务，却把学校看作不重要而不认真对待，这难道是国家尊崇道术、培育人才的本意吗？近来京畿附近数郡的学校，虽然任命了讲官，不久又让他们牵累于吏职，连处理簿册文书都没有空闲，哪里还能精通经籍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况且国家统有万邦，吏员极多，山泽、津渡、道路以及百姓聚居之处，哪怕微小的财利可以征敛，也必定派遣朝廷官员。唯独学校是王道所在，却只顾一个士人的廪禄，反而废弃教化政治的根本，这难道是朝廷重视教化而轻视财利的本意吗？臣愚以为，应当委任有清望的近臣，从上至朝廷百官，下至选曹官员，推举精通经术、品行笃实的人。凡是设立学校的州郡，都任命这种人为学官，按照资历授予任职，优厚其俸禄。设置官署、分布职务，是为了分散繁剧事务并适应时势；轻视它，职位就卑微；交付它，职位就重要；尊重它，人们必定共同趋向；简慢它，众人就会一同轻视。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掌管此事，权力就归于任职者；职位无论高低，只要委以责任，功效就会建立。臣愚以为，要使师礼庄重，道德教训受到尊崇，关键在于让学官专门治理学校事务、主持统领学生；勤勉而有良好成效的，就表彰并区别对待；悖逆懒惰的，就考核、罢黜。到了宾兴选士之时，必须参考学官的意见。曾被考核罢黜的，不得列入荐举俊秀之选；曾受表彰优待的，必定参与充任朝廷贡士。还应命令外台监察各学校的官员，其中尤其通博、善于讲论议说、精心致力于教育，能够使学士从远方前来求学的，报请朝廷特别赐予奖谕，或者另有赏赐；太学名额有空缺，就用来补充选取。并且应制定制度：有才华名望的人，未历任学官，不得进入馆阁；进入馆阁的人，必须先历任学官。这就像近来的制度，先任郡国副职，然后才能补任宪台三院一样。这样一来，清正之士和优秀人才自然会集中到学校。师道自然尊崇，教育自然建立；士人的学业有所成就，品行自然修养完善。礼义通达于闾巷，道德教化渐渐遍及州里。国家获得良才任用，百姓得到善吏庇护。三纲因此端正，五教因此成就，弦歌诵读之声传到四方，道德教化施行于天下。方平又上奏论说道：“臣听说，古代有士、农、工、商四民，都世代从事自己的职业，于是便有了效法贤者、世袭俸禄的制度，这是古代的道理。然而三王四代，必定把他们教育于学校，等到技艺完成、德行成就之后，才辨别才干，授予官职。所以舜命令防主管典乐，教育贵族子弟；夏代大小学校，商代王宫左右的序，都是用来教育国子弟的。周代官制中，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以治理建国学校的政务，并集合全国贵族子弟：王太子、王子、诸侯的世子、卿大夫和元士的嫡子，以及全国选拔出的俊秀之士，都到那里学习。用《诗》《书》的教诲尊崇他们，以德行的美善教导他们，学习干戚羽籥之舞和弦歌诵读。凡是学习都要按时进行，修习六礼以节制性情，彰明七教以培育德性。每年考核比较，直到学业大成，然后评定才干、确定职位，授予官职任用。”汉代制度规定，中二千石官、九卿可以任用子弟为郎官；有的人后来陷没于刺史、太守之任，但名声功绩流传显著的，也防止遗漏恩典，记录并恩荫他的后嗣。三署郎官全都隶属于光禄勋，轮流值宿担任宫廷警卫；每年考察廉洁茂异之士，推举孝、廉、贤、能四方面表现优异、才能事迹显著的人，才开始接受选举，经过铨选列入高等，然后出任长官、丞官。自魏、晋以下直到唐朝，臣僚有功于国家、利益及百姓，功劳成效确实在国家的，才受到恩泽，赐给一个儿子官职，以示褒奖、勉励和劝赏，其意义非常重大。”

译臣私下看到朝廷制度：凡是职任参与侍从、班列位于两省的官员，无论在京还是在外，每逢皇帝诞节，便任用京官一人以及郎官、卿监、外台廉察官各一人；凡遇郊祀礼，也总要选任一名职官。近来的制度中，员外郎兼任馆阁职务，可以享有正郎的品秩；三丞请求退休，也承蒙恩典录用其门子。确实是因为盛世一统，皇威遍及四方，铨选授官的途径广泛，郡县官员人数众多，足以广施王恩，周遍覆盖细微品级的官员，奖赏劝勉群臣，无须替子孙担忧。然而臣愚意以为，其中私下仍有不足。恩赏延及后世，虽是盛王的典制，但如果不能使人真正胜任官职，也是先贤所告诫的。如今仕进任官的途径更加宽广，只是教育之道还没有施行。况且世袭俸禄之家，很少有人能够依礼行事；膏粱富贵之家，往往容易骄纵。他们生来享受丰厚有余的供养，惯于看见安逸和欲望的奢靡，却不以先王道德、恭敬、节俭的言论磨炼自己，不以古代贤人的孝友、敬慎、忠厚之训陶冶浸染，于是立身处世的根本不笃实，任官的法度不修明，不知道平民劳作的艰苦，也不念及耕种收获的辛勤；家业很快衰败，世代的美名很少能成就，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那些天性懂得礼义的可贵，内心以艺文为乐，卓然自立而不陷入邪僻、自然成就器度的人，大概也可以成为保全宗族的人才。因此古人建立学校，把人聚集起来教育，不只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本来也是为臣下建立家业。臣恭敬地请求：凡如今凭资历任用而入仕的子弟，都应全部登记在太学；住在京城的，命令他们每天入学学习，遵守古代按年龄次序相处的礼制。臣听说，老师受到尊敬然后教育才受尊崇；要使教育受尊崇，就在于严格要求老师；要使老师严格，就在于提高老师的地位。伏愿从朝廷士人中选择宿儒、清德、名望一向为人所知者，正式授予博士，明确制定条教，使他们实行师生之礼，以此整肃学生。每年考核，表彰勤勉者，惩罚懒惰者；到三年举行大比，能够精通一部大经、熟悉经义，且能权衡时务、通晓策论的，送交吏部，按照资历补授官职。尚未精通的，再留在学校继续进修，必须达到合格才能授予官职。在外地的学生，到大比时赴京集合，升降取舍与京师学生相同。传说说：学习是为了从政，没有听说凭政务经历进入学校。所以学习古代道理后入仕，衡量才干授予职任，这些都写在典训之中，怎么能舍弃呢？这样一来，名义上是凭资历任官，实际上都经过教育培养；即使是显贵华族的子弟，也能具有寒素之家的学业。父兄必定加紧早晚训诫，子弟必定勤勉讲习修业，劝勉激励的道路建立起来，学校教育兴盛起来。朝廷多有世代积德之家，官府获得称职之吏，向上可以补益时政，旁及可以扩充治国法度，这难道不是国家教化的大事吗？” 方平任睦州知州时，又上奏请求设置州学名额和公田，文书说：“臣听说，古代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以教育为先。古代的教育制度是：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因此三王四代德政兴盛的时代，上自天子，外至各个诸侯国，用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办法，没有不把学校放在首位的。臣伏念新定是古城，山地风俗淳朴淡泊，民风和顺亲睦，因此取得‘睦州’这个州名。城邑有才俊之士，乡野有重名节的人。此前太平兴国九年，知州、故左补阙田锡开始建造今天的至圣文宣王庙，并向朝廷上请九经书籍，蒙受恩典赐给，现今仍在收管。到景祐元年，知州、右司谏范仲淹扩建庙宇西墙，修建学校屋舍，建立讲堂。到宝元元年，知州、都官员外郎胡楷增修新建庙宇，使基址严整宽敞。等到臣到任，又涂饰墙壁、修葺茅屋，使工程完毕。伏望陛下尊崇、引导道德教化的源头，广泛开辟振兴学官的道路，使这远方的风俗也能仰受天子的光辉，特赐州学名目；并请求在管辖境内荒废、逃户所遗及系官田地中，酌量拨给十数顷，用来供给学校粮食；选派官员掌管教育职务，登记造册以防止物资费用耗散。这样或许能使学校的士人安定地从事学业，使郡中成为邹鲁之地，家家成为洙泗之乡；教化所到之处，恩施将十分美善。” 神宗熙宁元年，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上疏说：“臣伏思，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获得贤才为根本。宋朝兴起一百多年了，但教化还没有达到醇厚，人情还没有完全趋于美善。士人缺少谦让退处的节操，乡里没有廉耻的行为；刑法虽然繁多而奸邪不能止息，官员虽然冗多而人才仍然不足，这大概都是由于学校没有修治、师儒没有受到尊崇，因而没有办法通过教化劝导、培养激励造成的。臣私下认为，距离圣人久远，师道没有建立，儒者的学问几乎废弃熄灭。只要朝廷崇尚教育的原则，很快就能恢复古道，以道德统一风俗。如果教师和学校的学术不端正，道德又从哪里统一天下呢？如今人们各执私见，各家形成不同学说，支离破碎地解释经训，再没有统一。道理不能彰明、不能实行，原因就在这里。臣认为应先礼貌地任命近侍中的贤能儒者，分别推举各类官员，以及百官、方岳、州县的吏员，让他们尽心访求。凡是明晓先王道德、事业学业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以及其次那些志向笃定、爱好学习、才良品行修明的人，都把姓名上报。那些道术高明的人，朝廷应当以厚礼聘请；其余人命州县诚恳送来，集中到京师，安置在宽敞清静的馆舍，优厚供给廪饩，抚恤其家中有无，让贤能大臣主持此事，使群儒早晚共同讲明正学。” 这种道学必须以人伦为根本，明白万物的道理；教育则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修养孝、悌、忠、信，周旋于礼乐之中。至于诱导扶助、激励磨炼、逐渐培养成就的方法，都有一定的节次秩序。其要旨在于选择善道、修养自身，直到教化成就天下；从乡人可以达到圣人之道，凡学问和行为都符合这一标准的，就是成德之士。再其次，选取才识明达、可以进于善道的人，使他们每天接受学业；时间稍久，便推举其中贤明杰出者，以备任用高职；选择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人作为太学教师，再选其次者分任天下各学校教师。开始从藩府直到各郡，选择愿意求学的士人和百姓中的俊秀，让他们入学，优厚供给廪给并免除本人差役；凡有父母、骨肉需要奉养的，也一并给予优待，使人往来考察他们的品行；其中大不遵从教令的，斥退让其服役。渐渐地，从太学和州郡学校中选拔道业有成、可以做人师的人，使他们在县学任教，制度如同州郡学校。以后即使千户之乡，直到党、遂，也都应修建庠序制度，为之设置教师，学生按次序接受考察。县令每年和学校教师依乡饮酒礼接见乡中长老；学生大多推举经术明通、品行修治、才干可以任用的人，升入州学，以考察其实际学业。

译凡是荒疏懒惰、品行有亏的人，都罢退送回原处，并治罪负责的官员和教师。那些升入州学而考核合格的人，免除其家的差役。郡守每年又和学校教师举行乡饮酒礼，大规模选拔士人，以经义、品行、才干三项考察，从中选拔人才进入太学。太学又聚集他们加以教育；其中学业不明、品行不修以及才干低下的，罢退送回原处，并把这作为郡守和学校教师的罪责。升入太学的人，也允许按时返回乡里，之后再回到学校。太学每年把贤能之士上报朝廷，称为“选士”。朝廷用经义询问他们，以考察其言论；让他们试任职事，以观察其才能；然后辨别评定等级，授予相应品秩。凡在郡县学校和太学就学的人，都满三年后才能充任荐举对象；从州郡升入太学的，满一年后即可荐举。若有学问品行特别卓越、众人信服的人，即使没有在学校就学，或者入学时间尚短，也可以列入名额加以论荐。选士的全部标准，都是品行端正清白、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具有廉耻礼让之心、通晓学业、明白治道的人。在州县学校，先由乡里长老推举，再由学生众人推举；在太学，先由同党的学生推举，再由博士推举。学校教师和州县长官，不得徇私专擅；如果不据实办理，怀有奸心欺罔皇上的，师长都削除仕籍，终身不得与士人同列。有失职的，也削夺官阶二等，不得按遇赦或离职来论处。州县长官到任任事未满半年，一律不得荐举士人。教师都根据学生学业成败的数目为他们实行赏罚。凡公卿大夫的子弟，都必须入学；在京师的进入太学，在外地的各入所在州的学校，称为国子。凡按旧制应当补荫的，也一律依旧办理；只是没有被学校选取的，不授予官职。每年各路另外推荐本路国子中的优秀者，升入太学；升入后考核不合格的，治罪监司以及州郡学校教师。太学每年把国子中有学问、品行、才干的人上报朝廷；他们在学校中宾兴、考试的方法，都按照选士的办法办理。国子从入学起，无论在京在外，满七年，或者在太学满五年，年龄达到三十岁以上而学业仍未完成的，区别为两等。上等允许授予筦库之职；除非此后学业修进，符合论选标准，否则不再让他参与治理百姓的政务。下等罢退送回原处；即使年限已满而愿意留在外地学校学习，也听凭其继续就学七年，仍不能升入选拔行列的，都召到太学，按考察分为两等的办法处理。国子中极不遵守教令的，也斥退罢免。凡有职任在身的人，学业、才干、品行应当荐举的，由各路及近侍官员上报，安排到太学；其论试也按照选士的办法，选取贤能者加以进用。凡国子中已有官职的人，入选后增加他的品秩。臣认为，既然一律用道德仁义教育培养他们，又专门凭实际品行、才干和学问升迁进用，去除只重声律、琐碎技巧以及糊名誊录等一切没有义理的弊端，不出几年，学者就会普遍发生重大改变。这样岂只是获得士人的范围逐渐扩大，天下风俗也将日益进入醇厚端正之境，这正是王化的根本。臣认为帝王之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愿陛下特别留意此事，为万世实行它。神宗时，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论述三舍法说：“臣伏见国子监考取上舍生，依照铨试的条例办理。臣私下思考，自从王者的遗迹熄灭，学校教育培养的办法不能明行于天下，求学者只在言辞上下功夫而达不到道，于是学问的实际内容几乎丧失。道开始流行时，陛下秉承上天的明命，奋然振作而革新制度，放弃浮靡文辞，黜退邪说，以经术造就人才，于是士大夫知道学问的根本所在。然而风俗仍然日渐衰靡，没有恢复忠厚，这难道只是教化的美意尚未成就吗？也由于我们取士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完善。况且科举兴起已经很久，因循相承千年，却想在近来一旦革除，臣本来就知道困难，但这也有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如今天下士人有的聚集、有的离散，而实际品行才干不是可以马上考察出来的。臣认为应当从庠序开始实行，法度的推行由近及远，所以又应当从太学开始。考试大致按照品行才干区别等级，虽然还不能完全如古制，大概也差不多可以达到古制了。如今上舍尤其能够影响四方，比过去更应当慎重选取并一定加以任用；糊名的办法，似乎不是朝廷培养德义的根本本意。况且朝廷停止诗赋考试、废除制科，正是想凭实际学问取士。” 如今如果这样做，就只是考察他的文辞而已，这和只凭言辞取士有什么不同？在学校论定、选拔士人，不依循科举的常规，恐怕一定会取非其人。如今如果这样做，不肖之人也可以侥幸入选，这和科举又有什么不同？现在六经的学说明白如太阳，即使老者和小孩都可以凭义理自立，文章不足并不是值得忧虑的。所担心的只是实际品行和才干没有符合要求而已。臣请求，内舍中升入上舍的考试，都把文才和品行结合考察：文辞义理优长、品行道义卓异的列为一等；推重恩义仁爱、没有过失的列为一等；如果有过失或文章不合格，即使考试中式也不予录取。上舍考中后所受的恩典不过是免除解试，或者最终得到一项官职；但这能使人人知道如何自爱、奋发修德，所施加的恩惠虽少而影响深远，这才是重要的方法。逐渐实行，长期坚持，古代制度或许可以恢复。臣曾在学省任职，对事情的始末略有了解；像臣所说的办法，众人不能废弃。如今之所以一定要实行封弥、誊录，是想像内舍那样办理；臣恐怕众议难以统一，所以不敢独自承担责任，而朝廷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对臣下有私疑。臣认为，陛下兴办学校，正要追复三代的美政；但建立政令、制定法度，却与后世科举没有差别，那么失误就太多了。人的品行才干有长期积累，不是一天一夜可以造成的；其中的是非关系到许多人，也不是一个人能够独断专行的。假如有人徇私舞弊，只应当窜逐这个人，不可以因为这个人的问题而废弃制度。臣请求，只令考生锁宿考试，以求专一应试；或者由台谏官一人临场监督，以防止议论中的私心。其他事项请求都按照考试内舍的体例办理，那么学校的兴盛就不至于废弃失误了。谏议大夫龚夬上奏说：“臣伏见制书规定，举人在学习本业之外，还要另考律义一科。臣私下认为，周王的教育以道德为先，其次才是六艺而已；所以能够使人的学问纯正完备、以道德统一风俗归于一致，原因就在这里。陛下自熙宁以来，大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阐明经学，教导士人。如今却突然用刑名之学扰乱它，臣不能理解。道德是根本，刑名是末节。用根本教育人，人们尚且会趋向末节，何况用末节教育人呢？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收回停止学习律令的制书，使众多士人专心尊崇经学，尽力从事本业，那就非常幸运了。”

译知兴元府文同请求设置府学教授的奏状说：臣自从到任本府，便到学校察看，发现校舍所在之处狭小，偏僻地处城下，屋宇低矮简陋，几乎无法进入。其中学生无论大小，只有区区数人。臣于是询问属官，并且到四周广泛访察学校如此衰败不振的原因，他们都说本府自唐末以来，从没有各科修学及第之人。从前每逢科场，都是外州军的进士暂时来到这里，借用本地户籍寄名应试。即使获得荐举到省试，也都落第无成，于是各自返回原籍，不再留在这里学习。因此百姓便认为读书没有用处，更不肯入学。近年府县虽然稍有士人应试，终究一向没有老师教导，所学习的内容大多不能符合新的法式。臣初看本府山川人物，土地风俗次序，大体与东西二川相似。那里即使是很小的州郡，进士常常也不少于三四百人；本府城邑富盛、人民繁庶到这种程度，难道没有才俊奇异、可以教育而供官府任用的人吗？只是历来上下因循，相互废弛，使朝廷的风教唯独不能浸润这里，偏远一方寂寥无闻，终于断绝了文采，实在令人深为叹息。臣伏见本府司理参军潘行，自熙宁三年到任，便权任府学教授。潘行替他们讲说经艺，教他们回答问题的大义，诱导扶助后进，勤勉不知疲倦；每天授课，每月考试，事情都有条理。近来府县子弟全都欣然愿意入学，甚至外郡士人听说后，偶尔也渐渐有人前来。由此可见，人们趋向善道，完全是由于劝奖训导激励。假如能够使他们心中有所信服，自然就无法遏制其求学之势，最终会成就学业。潘行如今前来应举，主考已经评定等第，也已经符合磨勘条件，来年正月任期届满，应当解除职任。臣私下担心潘行离任以后，让其他官员暂时接替，料想学生所喜欢的教师，未必有人能够像潘行这样。臣又查访得知，本路兴洋、利文、龙等五州，虽然有进士，却只是徒有名目；这些人也曾自我忧虑所居偏僻简陋，难以得到老师和朋友。臣请求朝廷查核本府以及上述五州，确认这些地方一向确实少有举人修学及第之处，请详加酌议，特意设置学官，并让潘行改任升转，正式充任本府府学教授。这样最可贵的是，一府五州的士人都能就近修学，不出二三年，应当就能完全改变这种风俗，灿然与天下士人相当了。臣的职责在于守土，在所治理的地方如果有可以请求的事情，不敢默然不言。臣惶恐激切、战栗不安到了极点。知制诰苏颂上奏议论学校法的奏状说：“臣听说，古代建立太学以教育国都之人，设置庠序以教化乡邑之民；即使是君王的诸子、卿大夫的子弟以及国家选拔的俊秀，也都到那里学习。三代教化能够施行、风俗能够形成，依靠的就是这条道路。自从乡、遂的制度败坏，学校也跟着废缺。汉、晋以来，历代都有兴办设置，到了唐代以后才完备。上都建立国子监，总管六学事务；设置官员，有祭酒、司业作为长官，有博士、助教、直讲负责训导，有监丞、主簿掌管政令。外部则京府、州、县各自设学，也设置博士、助教，主持训教职务。由此党、庠、遂、序以及国学的制度逐渐恢复。国朝自景祐以来，天下建立学校；庆历以后，多次制定规程。从此诸儒知道尊崇学习的方向，岁月渐久，师生日益增加。然而学校之间，还没有听说有学业成就、通晓经义、在当时显著，并且符合朝廷选用要求的人。如今皇帝明诏将要议定改制并颁下，征询访问意见，这实在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事务，也是圣明君主应当尽心思考的。臣私下认为，本朝学校制度大体仿照唐代旧制，然而设置官员还不完备，教导也没有做到位，所以日子虽积累很久，成效却没有显现。” 为什么这样说呢？唐代制度中，国学设博士、助教各二人，直讲四人，大成十人，学生三百人；太学、四门学设博士、助教各三人，学生各五百人，四门学又有俊士八百人；律学、书学、算学各设博士、助教一人，学生五十人至三十人不等。如今的学官只有直讲、说书共八人，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区别；职事又没有考核功过优劣的制度；太学生只定额三百人，广文生则三年考试补入，只随着秋试赋额而来，不隶属于两学；律学虽有其名却没有相应职事；书学、算学又缺置。唐代学官每年年终考核，根据训授学生、完成学业的多少评定优劣；学生则以完成学业、通晓两经以上者为标准，由监祭酒、司业策试，其中优秀者送礼部，大成者送吏部。如今这两方面都没有。法制破碎到这种程度，却想要求学校统一道德、广泛教化，势必无法实现。若一定要另立新规，臣愚以为，积习已经很久，不容易骤然改变，不如就在旧法基础上增删，这样便利而容易实行。如今学官八人，应该分别掌管职事，其中五人专门负责讲说，每人讲授一经；《春秋》兼讲三传，《礼记》兼讲《周礼》《仪礼》。” 把《春秋》三传和《礼记》《周礼》《仪礼》合称大经，各限定两年讲完。《毛诗》为中经，限定一年半；《周易》《尚书》为小经，限定一年。三人负责教授诸生，讲授诗赋、文论、经史大义以及当时政务的策论；仍然轮流每日值班守学，以等待诸生询问疑义，并出考试题目。若考核试卷，则由八人共同主持。教师教导有方、成效显著、受到诸生敬服的，等到任满三年，由判监官上报朝廷，希望赐予召试馆阁职事；不称职的罢免。学生额定五百人，每天早晨分经听讲，每经一百人，并兼习《孝经》《论语》。听讲结束后，学习文史。每月举行公试，由三名学官考核优劣，分为三等，把姓名张榜于学校，以示劝勉和警戒。监丞掌管考课优劣，主簿纠察违慢。每讲完一经，监官向判监官报告，集合学官策试经义十道；第二天口试十道，各自评定为三等。经义十道全通，口试也说明清楚，并且能够阐发圣贤深奥意旨的，列为优等；经义通六道、口试也全部通晓的，列为次等；通晓不足六道的，列为下等。通晓一部大经，或者通晓一部中经兼一部小经，并且考试列入优等的，上报朝廷，希望加以表彰，或者直接送交省试，并允许特别奏名。”

译次等者登记姓名，等待再次考试甄别。下等者由本学经常加以敦促勉励。其文章、品行、道术、技艺超出同辈、朝廷和民间都知名的人，不拘泥于通常条例，一律允许举荐，以备朝廷提拔任用。律学、书学、算学等，也希望分别建立学校，酌量设置学生，使学习者大致了解这些学问的根本，以此进入官府任职，不至于对所任事务一无所知。州郡学校，每州请求设置经学博士一人；其中举人达到三百人以上的，朝廷为之选派正式官员，三年为一任。若能尽职并有成效，任期届满时，由本州保举推荐，请求加以表彰提拔。其余由本州征召有科名而等待选任的官员，或者经术品行纯正的人，报送本路列名奏闻朝廷，等待审查补授；仍然拨给本学公钱作为俸禄，也以三年为任。任期届满保举，依正式官员的办法办理。现任命官员，希望加以优厚奖赏；举人则授予闲官，再授予教授职务。每州仍设置说书一人，以本郡经术、文行兼优、为乡里推重的人充任，并听从学生众人推举，由州里补置。本州没有这种人，就向邻州请求，使其专门讲说。诸生听讲、听读、考课，也大致依照太学的条例。如有经术精深博通、文艺优长的人，报送州里，由州里复试，登记其姓名，用来补充学官。等到满三年，显然有功效的人，举荐送入国子监，与通晓经学的人一同考试；县学设置助教一人，推举办法依照州学说书的例子办理，并兼管讲说、教授事务。诸生中有学业完成、通晓经学的，报送州学，与通经者一同考校，举荐送达州县。学校既已建立，就必须借助公费；希望允许标拨本地闲田，或者把绝户田以及僧寺庄田较多的地方，酌量移拨划入学校，充作职田，并按照学生多少确定田地顷亩。州县差派人员主持勾稽、征收田租课利，交入学校以帮助支用。条例约束完备，奖赏劝勉实行以后，人人都会各自致力于本业，穷究经学、学习文章，不出三五年，就可以彻底改变旧日风俗。” 宗丞刘挚请求增加宗学官俸禄的奏状说：臣所主管的职事，偶然有一些管见，不敢因为害怕僭越冒犯之罪，便苟且简略而不说。臣伏见治平年间的制诏，增加设置宗室教学的制度，设教授官，通教大小学，约有三十人；关于讲授、考课、考试的条文都明确具备。各官除本身俸禄和每月六十千的膳食钱之外，别无增加的供给；而宫院按照旧例，大多率领私钱作为每月补给，多的三五十千，少的也不少于二十千。臣等伏以各宫宗室听读学生人数不等，大学、小学人数也各不相同，而学官每月补给取足其中，所以各宫院征收摊派的方法参差不同：有的从俸禄中均分，有的按照人数分定，有的大小学合并调剂，有的各学分别承担数额。大体说，人数多或俸禄优厚，所摊钱款就少而容易供给；人数少或俸禄微薄，所出的钱就多而难以筹集。征取、交纳的缓急，也关系到宾主之间恩意得失的不同，所以交钱的人和接受钱的人都有幸运或不幸。以至于发生诉讼、投状，本司还要替他们督促索取；这是因为这些钱本来不是官府正式制定的制度，彼此便产生不同说法，按理很难统一。臣再三思考，教师对于学生，既然成为仰赖供给的对象，就会顾虑上下情面、考虑私利，恐怕很少肯以教育学生的心意来严格自任。” 如果情况严重，他们必定会委曲求全、阿谀奉承，在诙谐宴饮聚会中侍奉讨好，以求获得宽容和欢悦。这大概是因为利益所在，是人的常情；但师生之间的名分与关系就无法同时成立了。凡此种种，都绝不是朝廷培养训导宗室子弟、崇尚尊严严肃的学官制度的本意。臣等不胜愚昧，想请求把各位教授比照在京职事官，明确增加俸给，并稍微提高数额。旧例中宫院供给的月钱一概禁绝后，教书的人既没有私下谋利的顾虑，便能专心尽意于职务；求学的人也免除了防备收敛的烦劳，不会再拿这些事情彼此较量轻重。师道稍有振作之后，所谓考核课程才可以加以考察了。臣等私下计算过，假使学官员额经常充足，并且确实实行优厚增俸，增加的费用每年不过三数千缗钱而已。恭敬地想，朝廷养士的制度新颖美善而且完备，太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各郡国也增设教官；由于学校经费无论请求什么都能得到，所以朝廷乐于培养人才，恩惠施加得十分深厚。难道对于宗学这点小费用反而要吝惜吗？只是有关部门没有申论此事，因循拖延才到了今天。伏望陛下宽宥臣等愚拙的裁量，施行此议。当时朝廷议论兴建武学，同修起居注张璪上言说：“古代的太学，舞干、习射、接受成法、献上功绩等事，无不在那里进行。文武人才都从这里产生，从未听说只偏重学习其中一方面的。请不要区分文士和武士，一律在太学中培养。” 知谏院兼领国子监事陈襄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先前颁降的诏书，命令两浙以下直到台阁臣僚，对学校和贡举制度提出建议，能够上奏朝廷。由此可见陛下讲求最完善的治理，思考求贤养士的要道，来振兴王业。臣近来以谏官兼领国子监事，每次到太学，都看到斋舍破败，学生放纵，官吏苟且简慢，完全没有法度。臣私下认为，太学是天子施行教化的宫所，自古圣帝贤王没有敢于废弃它的。秦汉以后，虽然没有沿用先王的制度，却还设置教师和弟子，人数多达千人。唐贞观年间，规制更加扩大，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博士、生员以及蕃夷子弟中寄居求学的，最多达到八千余人。难道本朝儒学的兴盛超过汉唐，而诵读弦歌的场所却荒寂到这种地步吗？臣实在以此为耻。大概太祖艺祖开创基业时，无暇顾及此事；当时谋议的大臣见识和谋虑不够长远，因循一百年，始终没有建立太学。如今生员居住的地方，不过是司业的办公处和朝集人员的几间房舍罢了。天下人的期待，必定要在陛下手中实现。只要抓住根本，办起来就很容易。但陛下先求得贤哲之士，让他们居于师长之位，至于兴修各项制度，那只是末节，可以不费力就办成了。”

译臣伏见前任试授大理评事、充任忠武军节度推官、知许州长社县事常秩，此人性情品行纯正明达，专心研究古学，甘于贫困而守道，不苟且求取仕进；他的言语、沉默、出仕和退处，都不违背义理。道德修养尚未加以宣扬，人们却已经信服他，这可以说是以自身德行治理他人的人。前任授安州司户参军、充任国子监直讲陈烈，忠孝仁勇都根植于真诚；他的性情品行与道相合，内心却与世俗相违；他博通群经，尤其明晓礼学，只要想到一件事没有得到恰当处理，内心便忧虑。仁宗朝曾经以学官之职征召他，多次下令，他都不肯起身应召，这可以说是能够自行承担天下重任的人。这两个人的道术相同，但实际施用或许不同，都是所谓学习孔子的人。如今隐居乡野而有道德学问的人，寻求像陈烈和常秩这样的人，尚未见有可与他们相比的。陛下正处在大有作为的时候，舍弃这样的人，却让他们困居在家、靠家中供养，恐怕不是虞舜任用贤人的举措，也不是文王礼待二老的意思。如果陛下还不能立即把他们安置在身边，暂且按照礼制下诏征召他们到太学，让他们担任博士，以经学教授弟子，率领宗室、公卿的子弟以及国家选拔的俊秀人才，都能执经学习，并且用对待老师的礼节来安置他们，这或许就可以把他们招致来了。” 有一位乡贡进士管师常，操守正直坚定，经学精专，东南士人多跟随他求学，他又熟悉民政事务，适合当时的实际任用，曾任太学正，受到众人推重信服。乡贡进士程颐，品行高尚坚贞，胸怀经世济民的学问，廷试未中，从此不再求取仕进，守道自晦，但名声已传到公卿那里。近来听说各路搜访遗逸之士，以响应赦书，管师常与程颐都得到荐举，希望圣恩一并任命他们为国子监的一名助教，使太学生有所遵循和效法。古语说：“举用隐逸之民，天下百姓就会归心。”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关于近期诏令要求诸臣议论学校制度一事，议论的人本来就很多，伏望陛下选择近臣，颁下有关议案进行详定，采纳其中合于王制的内容，建立为一代的法制。希望陛下不要听从浅薄之人的议论而因此阻止此事，那将是天下的大幸。哲宗元祐元年，左正言朱光庭请求选择名师主持太学，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建立国家太平根基的事情，没有比人才更急迫的；培养天下人才使其成就，没有比学校更优先的。朝廷致力于广泛寻求人材，却不预先加以培养，那么从哪里得到人才呢？如今京师太学和州郡学校，虽然名义上说是兴办贤才教育，却没有实际培养人才的措施。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没有名师。所谓名师，就是经术足以穷究圣人深意，品行义理足以成为世人的表率，又能以至诚把教养学生当作自己的责任。仁宗朝时，曾下诏让胡瑗主持太学，当时天下学者一致仰慕他的风范，因此成就的人才很多，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能够继承他的人。难道国家这么大、四海这么广，就没有这样的人吗？问题在于没有去寻求。如今学校之中，看不到用礼义教养学生，只看到用苛细禁令约束他们所学习的经术和所修养的品行。谁来阐明它们？谁来让人观摩效法？学官只顾忙于苛禁事务尚且不暇，哪里有时间治理礼义呢？这实在不是设置首善之地应有的做法。如今朝廷所革除的弊政，几乎已经将尽，而所修明的善政，却还没有听说多少。臣认为，所应修明的善政，没有比设置名师、兴办学校来培养人才更优先的了。” 首善之地从京师做起，风气就会震动天下。伏望圣上慈爱，诏令大臣广泛寻求天下共同推举的真儒，让他主持太学，以教养学生为己任；废除三舍法的弊端，去掉一切苛细禁令，专心用礼义教养众多士人。这样自然可以成就人才，为陛下建立太平的根基。臣愿陛下留意天下之事，臣就十分庆幸了。” 左司谏王岩叟请求废除三舍法，上奏说：“臣听说，有些法令立意是为了美好的名声，实行起来却很艰难；有些事情用意是好的，施行起来却产生乖戾的后果，三舍法就是这样。三舍法建立以后，虽然有高才异能的人，却没有看到能够凭此选取而获得进用的，反而产生了奔走竞争的弊端。奔走竞争的弊端产生，贿赂的私行就出现；贿赂的私行出现，诉讼的灾祸就兴起；诉讼的灾祸兴起，防备猜疑的禁令就越来越繁多。博士劳累于簿书，诸生困顿于文法，已经不再是从容培养士人的体制，学校的风气也几乎要消失了。这是有识之士共同叹息的事情。臣私下认为，学校是用来汇聚众多人才并愉快地培养他们的，用来安定他们的志向和事业，培养他们的声誉，以宽裕舒缓的方式等待他们成才。如今却在科举之外另设多条求取仕进的途径，使他们的心志支离而激起争端，让利害得失天天在胸中交战，损害培养德行、实行善道的淳厚本意，这不是敦厚教化、成就人才的办法。臣愚昧地请求鉴察已经出现的弊病，废除三舍法，解除先生与弟子不得相见的禁令，使学士大夫明白义理。讲解之外，只按公试、私试的等第高下评定，像从前一样，自然足以奖励才气、激励风声，使众多士人欣然从学；这样太学应当可以恢复雍容和乐的美好风气，成为四方的表率了。” 王岩叟又请求起用荐举的人担任学官，请求废除考试法，并上奏说：“臣认为，砥砺名声、磨炼品行，以等待为世所用，是士人自我立身的方式；培养士人的节操，使其成就美善，并以此改变天下风俗，是朝廷对待士人的方式。臣私下看到，内至太学，外至州郡，学官制度都命令他们参加考试。四方士人忙于投递试卷，琐屑拘谨地钻研程文，不顾长途奔波，不怕久留滞之苦，难道这真是他们的本心吗？只是俸禄和任职逼迫他们，不得已而已。这实在不是尊重师道、崇尚儒风、爱惜士人节操的办法。《礼记》说：“道受到尊崇，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孟子说：“人的弊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如今立法如此，使人人都自行求取做老师的资格，却想让天下百姓知道敬重学习，恐怕不可能。臣愚昧地伏望圣上慈爱，下令废除这项法令，一律任用响应诏令而被荐举的人担任内外学官，以此重视教导人才的选任，并作为天下的劝勉。”

译御史中丞刘挚请求重新修订太学条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学校的制度以教育人才为主，不是实施刑法的地方。众人群居聚集，需要率领并使他们整齐有序，确实不能完全没有规约。然而为学校设置的法令，应当保存礼义，这样才可以。近几年太学多次兴起大狱，事情全都出于诬陷冤枉。于是有关部门借此制定法律禁令，繁琐苛细而严密，使在其中求学的士人转身抬足就触犯法网，束缚他们比治理狱讼还严，条目比防盗还多，上下互相猜疑，只求苟且免祸。先王以礼义教化、以科条防范的本意，已经荡然无存。法令中有一件极为可怪的事：博士和诸生禁止相见，使教诲无从施行，质疑请问也没有对象，只能由博士每月巡察所属斋舍罢了。说这样做，是因为请求询问的人当着众人便足以充当证人证据，可以防止私下请托、杜绝贿赂酬谢。唉，学校的政令，难道不是大大违背先王的本意吗？像这样防止私下请托和贿赂酬谢，真的就能彻底杜绝吗？而且斋舍数目不一，也不能按照经学分别归属。因此只好让博士兼任巡察，例如《周易》博士有时巡察讲授《礼记》的斋舍，礼学博士又巡察讲授《诗经》的舍馆；往往到了那里，学生按照礼节请问，彼此作揖应答，甚至有时一句话也没有交谈便退去。” 从前设置学校、制定教养之法，师生之间通过问答，使学生因困惑而得到启发，彼此反复曲折地讲论，老师谆谆善诱；当时的用意本来不像现在这样疏薄，方法也不像现在这样浅薄。先王对待天下人，用长者君子的方式对待他们，下面的人就一定会以长者君子的行为来回报上面，这才有礼义。若用小人和猪狗的方式对待人，他们就会把自己当作小人和猪狗，回报上面的人也不可能有义。何况是在学校之中呢？太学自从设置三舍法以来，冷落至今，从未曾按照法令成就一个人。难道真的没有人才吗？主司因为惩戒前日的祸患，害怕获罪、躲避毁谤，即使士人有豪杰超群的才能，谁还敢品评人物、自任其责，把他置于上等呢？这就成了先帝兴贤造士的美好本意，却被有关部门用法律损害了。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详加斟酌，废除禁止博士与诸生相见的规定；对于教诲和请益，听任他们在学校中往来；至于私下有所请托、求取和馈赠接受，仍然依照律令处理。还请求先行施行这一项；至于太学目前实行的各项条制，委托本监长贰及属官详细审看，删减过于繁密的内容，取其中现今可行而便利的，加以增删，制定为科条，呈送礼部。” 本部再次详细审定后，呈送三省，听候圣上裁决。” 刘挚又上奏说：“臣昨天建议太学条制烦琐严密，失去了养士的本意，请求交给有关部门另行修订。后来听说朝廷选官设局办理此事，到现在已经很久，却还没有形成制度。因为所差官员各有本职，不能专心集中议论。臣又私下认为，学校制度是通过教育来成就人才，通过奖励劝勉来促进他们的志向；众人群居聚集，只须略加约束。自古以来，施行于学校的法令，根本不过如此。那么今天议论这件事，不必大加措置，只须依据旧条，考察其中特别乖谬过分的加以删去，保存那些可以实行、可以长久、适合今日的条文，所谓学制就可以一句话决定了。如果一味追求高远而仰慕古制，标新立异而改变常法，不仅没有补益，反而有害。与诸生关系亲近、熟悉他们真实情况和作伪情形的，应该没有比学官更合适的人；如果要根据人情利害制定制度，也没有比学官更合适的人。那么为什么还要用其他官员来设局呢？所以臣前日奏请停止此事，请求命本学制定法令，呈送礼部；礼部再加以参详，呈送三省，等待圣上裁决。果真如臣所说，学制早就可以完成了。如今设局已经半年，聚集议论既少且疏，议官又各持己见，纷纷出现异同，没有办法折中裁定，求学的人疑惑不安，趋向尚未确定。” 希望圣上慈爱，降下指示，撤销修订学制所。请检视臣今年二月十五日的奏章，只把这件事的责任交给学官正、录以上人员，将现行条制的取舍和修订，严格规定期限，依次逐条上报，请求裁定施行。这样才可贵在沿革不失其当，法令迅速完成，便利求学之人，继承先帝兴学的遗志，以符合陛下造就人才的本意。” 元祐四年，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说：“臣伏见本州州学现有生员二百多人，前来入学、参假的人每天不断增加。大概是因为朝廷尊崇任用儒术，重新制定贡举条法，逐渐恢复祖宗旧制，人人仰慕义理，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如果学粮供应不上，使前来求学的人没有归宿，渐渐引退离去，实在不合朝廷乐于培养人才的本意。前任知州熊本曾奏请把废罢市易务的书板赐给州学，印刷出租，收取钱款来补助学粮；或者卖给州学，限十年还钱。如今据都省指挥，只限五年偿还。现在转运司派官重新估价，约计一千四百六贯九百八十三文。如果按限期送纳，那么州学每年要缴纳二百八十一贯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内实在难以做到。求学的人早晚都可能缺粮，却要等到五年以后才得到收益，这对当前事务有什么补益？而朝廷每年得到二百八十一贯三百九十七文，就像在江海中增减一滴水，完全察觉不到。这样只会使一方士民认为朝廷既然已经舍弃利益给百姓，废罢市易所后免除的欠负动辄以万计，农民商人和小民都感激圣恩，不知如何才能报答；唯独对于这些饥寒交迫、清贫朴素的儒生，却吝惜微小费用，还想在此追收市易的利息，传到四方，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这是有关部门在收支上的吝啬，并不是朝廷宽大仁厚的政令。臣以侍从的身份充任守臣，心中有所见解，不敢不全部陈奏。伏望圣上慈爱，特地下达圣断，把市易务的书板全部赐给州学，不再估价收钱；这样贵在可以稍稍安抚士人的心，保全国家体面。”

译元祐年间，越州学教授慕容彦逢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大力兴建太学，以便有幸教养众多士人。制定堂舍和斋舍的名称，用来寄托训导学生的意义；士人处在这里，仰望它就像仰望高悬天空的日月星辰。陛下继承并发扬先帝的事业，州县学校都已建立，师长也命令以贡士为职，而堂舍和斋舍的名称大多是从前官府任意建立的，有的怪异偏僻而不合规范，有的无从考证，有的违背经典规范，却用这些名称来向众多士人展示，实在很不符合朝廷培育人才的本意。臣愚昧，想请求府界及各路州县学校，凡是堂舍和斋舍的名称，除不许使用太学敦化等堂的名称，以及论秀、烝髦等职事斋的名称之外，都必须使用太学各斋的名称，不得保留旧名，也不得另行创立名称。如果圣上同意，请下达有关部门颁行施行。”元符年间，慕容彦逢任太学博士，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追述神宗皇帝的美好本意，从京师直到郡县，大力兴建学校，以便有幸教化天下；又增设各路教官，所选的只是经术和品行义理兼优的人，三代学校的盛况，应当没有能超过它的了。然而各路教官奉行贡士法，事情的责任比过去更重；如今人员既多，又都是一时选出的优秀人才，而资历和任职资格大多属于选人，国子监长贰每年荐举改官的名额只有八人，用在太学正、录身上尚且不够，何况各路教官有这么多人呢？” 伏望圣上慈爱，特地下诏给有关部门，稍微增加国子监长贰荐举官员的旧有定额，使凡是入选师儒的人更加懂得自重，以符合陛下长久培养人才的本意。” 哲宗在位时，太学正葛胜仲进呈《养士图籍劄子》，说：“臣私下认为，夏、商、周三代盛时，制定并彰显治理制度的方法，在成周时尤其完备；而周朝兴盛的教养人才、造就人才之法，则独以文王、武王时期最为突出。文王的诗说：‘岂不是光明显著而临视天下，岂不是不厌倦而加以保佑。’所以它的功效达到士人众多而国家安宁。武王的诗说：‘丰水之旁生长着茂盛的芑草，武王难道不会任用贤能吗？’所以它的功效达到天下没有谁不服从。圣人虽然以神妙的道理设置教化，但其中精神、心术的精微之处，实在无法推测。想来大概是要造就人才、招致俊杰，作为长久无穷的计策，并不只是谋求一时任用人才来使各种事务安定而已。《棫朴》说：‘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下武》说：‘愿万年长久，难道没有贤能辅佐吗？’所以子孙能够依赖这一事业，国家也因此长久兴盛。啊，这是多么盛大啊！上天保佑周文之教，经过几千年又使上圣应时而生；其觉悟民众的事迹，仿佛符节相合。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凭借敏捷聪慧、深沉美善的天资，处在光明和谐、盛平隆盛的时代，圣学高明，道心昭然通彻，洞察治理的根本，在于崇尚教化、勉励贤能。因此，自从亲自裁断政事以来，首先议论学校政务，大力扩建雍、頖等学校，用来培育人才；广泛联合师儒，又命令他们分任教职，实行宾兴、考试和劝勉之法，革除科举中因循守旧、拘泥防范的弊端。关于升进人才的法令，大多出自皇帝亲自制定（原文“▯”疑为“类”）。考试文章，常常承蒙皇帝亲自阅览。每年供给学生的廪饩，不下数百万。另设专司，筹划并统一制度；不从县官经费中征取，而是用现有的盈余来供给。又命令各道分别出售常产，用来资助永久性的产业。这样实行了十多年，典章制度极其完备，文质彬彬、清新美好的才俊成批涌现，安乐忠厚的风俗也已经形成。即使拿《诗经》中歌咏文王、武王的盛况相比，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了。后来又命令礼部，把天下供养士人的名额、校舍的数量、费用的多少、田业的顷亩，都载入图籍，交由有关官司掌管。臣等恭敬地承受诏旨（原文“诏防”疑有讹误），讨论编次，按类别编排汇总，勉强完成了这部书。取大观二年年终的数目作为标准，既逐一分列各州县的数目，又合计天下的总数。共二十四路，但不包括中都两学的费用。汉代中期增加弟子员三千人，唐太宗时有一千一百区，这些都载在史书中，已经被称为非常盛大。回头看今天的情形，那些又哪里值得一提呢？天下养士图籍共二十五册，谨随奏状一并进呈。冒犯天子威严，臣下实在惶恐战栗、惴惴不安到了极点。” 毕仲游上奏说：“天下的事情，有的十分切近而且范围狭小，偶然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并实行它，即使延续几百世也不会厌倦；有的事情极其重大而重要，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最终也不能给天下带来补益。如今所谓律令，就是皋陶制定的刑法；对它有所增减、加重或减轻，是眼前治理国家的方法，于是便形成了不可改易的典籍。设置学校，是想把进用贤能、供养士人作为实现太平的工具；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直到今天也只不过把学校设置成了徒具形式的器物而已，这实在令人叹息。古代每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在那里养老、学习射箭、诵读书籍、合奏音乐、举行礼仪，大概是想使人懂得君臣之间的义理、父子之间的亲情、长幼之间的次序，明辨是非，统一好恶，积累道艺，以供天下任用。颜子不把怒气迁移到别人身上，同样的过错不犯第二次，孔子称他为好学；而后世姑且增加廪饩，督促考核学业，严厉制定禁令来办理学校事务，难道是古人办学的方法吗？至于君臣之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以及明辨是非、统一好恶、修习道艺的方面，尚且还没有完备；却又想装饰师堂，扩大生员宿舍，增加学生人数，把这些当作盛大，这就离道越来越远了。我听说熙宁初年，改变以诗赋取士的办法，改用经义取士；增加太学和郡国学校的学官，设置三舍，修改确定规式法令并颁行天下。四方到京师来的人有几千人，但他们不能明辨是非，不能统一好恶，在道艺上的进步和取得功名也没有什么不同。如今又想把经义改回诗赋，降退学官，重新确定规式法令来办理，那么学士大夫赖以自我成就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呢？简略地说，三代乡举里选的办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也应当仿效其中大的原则，使学士大夫有所自我成就。然后诏令先生、博士，一概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以及是非好恶和道艺的正理来教导；至于诗赋、经义，则像古代用射箭取士的办法一样，能力相同的就让他们相互较量，然后排列名次；另设贡举，用来对待参加科举的士人，把这些办法保留下来而不要作为评议的依据。总之，要使教化宽厚和易而不急迫，改变他们的内心而不强求他们机械恢复古代的外在形式，这样或许就接近先王办学的道理了。长久按年岁和时间实行下去，最终就会趋向实际应用，不会成为徒具形式而白白设置的器物，天下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学校 宋徽宗初即位时，御史中丞王觌上奏请求太学在冬季举行补试，说：“臣伏见太学外舍生以二千人为额，每年四季举行补试，前后考试合格的人超过额数的虽然很多，但实际入学的人很少，所以每季都不断补试。如今科举诏令即将颁布，外舍生入学的人逐渐增多，已经达到额数。四方求学的人既不知道在学诸生的名额已经足够，又因为朝廷按季度补试的办法实行已久，从未中止，所以前来参加冬试的人道路相望。臣私下听说太学收到诸生交来的家保状，已经有六百多人；本学向礼部申请求举行补试，却因都省认为额数已满而不准。本学已经晓谕停止考试，六百人既然不能应试，能不怨恨叹息吗？如果朝廷预先发布诏告，士人有所准备，那么他们的怨言固然可以不必顾虑。但太学既没有预先告谕四方学者今后不再举行冬试，反而等到学者按照期限到达京城之后，才下令停止考试，这就是朝廷的法令误使四方求学之人奔走道路，难道是取信天下的办法吗？何况有些贫寒士人不远数千里赶来，不能考试却让他们返回，明显从事理上说不方便。臣想请求朝廷下令，太学今年冬季仍照旧举行补试；考试合格的人，等学中生员有空缺时，按资次拨补入学，并仍命本学加以核实。” 如果明年春、夏两季确实不再需要补试，就应预先发文通知各路州军，晓谕学者，使他们知道。将来如果生员名额有空缺，需要举行补试，也应预先通知施行；这样贵在不耽误四方求学的人。”崇宁初年，左司谏慕容彦逢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各路学校中，州设正、录，县设长、谕，甚至其他掌管事务的人，都奉行贡士法令，书写考核、升迁选取的详细办法，根本就在这里。然而远方诸生仍沿袭长期积累的弊端，有时竟拿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相互较量，纠集率领学生，动辄兴起诉讼，甚至揭发他人过去的过错，以满足私下的愤恨。因此这些职掌人员大多畏惧缄默、只求保全自己，很少能够振作履行职责。臣愚昧地伏望圣上慈爱，特地下达睿明的诏令，编修学制，严格制定法律禁令；这样不仅可以整顿学校政务，也可以敦厚士人的风气。” 大观年间，湖北提举刘才邵请求把圣学颁行太学，上奏说：“臣听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主、立老师，只是因为君主和老师能够辅佐上帝，恩宠安抚四方。治理百姓称为君，教导百姓称为师。治理和教导的功效，上天不能亲自完成，必定交付帝王。帝王凭盛大德行登上尊位，能够胜任君主和老师的责任，因此可以辅佐上天、完成上天的职责，使四方百姓赖此安宁。唐虞三代的盛况，见于《诗》《书》流传的记载，大都遵循这一道理。后来距离圣人久远，没有可以裁定是非的标准，异端议论放纵流行，道统更加衰微。汉朝兴起一百年后，考察古代礼制文章之事，才得以修举。孝宣帝使前代功业更加光大，留意艺文，于是诏令诸儒在石渠阁讲论五经的异同，并让他们评定奏报议论，皇帝亲自临决。章帝建初年间，又修整石渠阁旧事，于是把他们的学说著成《白虎通议》。虽然还不能与前古并驾齐驱，但阐发圣人之道，难道能说没有小小补益吗？两汉文章，以此时最为盛大，记载在典籍中，光辉至今不灭。恭敬地想，本朝承受上天授予的大命，圣圣相承，诏书文章和奎星般的文采彼此辉映，不像前代历经十多个朝代才偶然出现一两个好文之主。” 陛下具有深邃明哲的资质，修习光明盛大的学问，继承并开启兴盛的运势，承续修明列圣的伟大事业。在处理万机政务之余，没有其他嗜好，只专心玩味书册，考察前人的言论。凡是精妙的旨意所寄托之处，精微、广大而博深，是前人未曾见到的，陛下都独自从心术的奥妙中领会。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勤勉不懈地追求帝王的最高功业，又怎能遇到这样的时代？那些只留意章句异同的人，哪里能够望见陛下的清明风采？上天辅佐斯文，世道交相兴盛，宗庙社稷再次安定，战争停止，而圣明谋略深远，首先把培育人才作为要务。于是颁布诏令，大力兴建太学，以便有幸教化众多士人；引导百姓、设置教化的用意，勤恳到了这样的程度。君主和老师的责任，可以说兼备而圆满了。求学的人以圣王为老师，亲身遇到这样的时代，是千年难逢的机会。身居缙绅和身着布衣的士人，难道会不希望分享陛下的余光吗？两汉的事迹，不足以献给今日作参考。臣愚昧，无法胜任心中这个小小的愿望，想望圣上慈爱，在清闲宴居之时，把凡是圣心自得的微言奥旨，颁发给儒馆学宫，使承学的众人能够体味真实的道理、畅游圣人境界，无不使心志精纯洁白来承受美德，仰望并副合陛下弘扬最高大道、启发天下人心的本意，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徽宗时期，通判李新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大观学令由圣上亲自裁定，制定成书，颁发到各郡国，使人知道遵守，至今已经多年。从前子游、子夏尚且不能替孔子补充一句话，那么学令的设置，哪里容得我们妄加议论呢？自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详尽明确的制度。比如禁止夹带书籍、代人作答的规定，奉行者没有严格执行，州学的季试已经不能杜绝这种弊端；县学补试每年升入州学，借人代作更为严重，有人把试题暗中传到外面，整天呆坐，抚弄笔墨，等待文字送来。其中有些抄录的句子、字形笔画错误百出；即使派官员监守考场，也一概不敢搜查，稍微加以盘问，就必定争吵辱骂，公然抵抗冲撞，传出传入，旁若无人。一旦列名学籍，便以此作为保住门户的凭借；有些人空占名额领取廪食，身体从未踏入学园；有的借故超过期限，已经被除名，又托人补试。臣请求诸生补试进入县学、每年升入州学时，允许教授当面试经义一道；考试当天，发文请本州一名有出身的官员监试。如果文章义理不通，字迹与平时不符，完全疏漏错误，就追究原来考试中的弊端；这样求学者知道畏惧，州县学校也不会有冒滥升进、贪图冒充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