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五十六

译即使有时机，同没有时机又有什么区别？这样看来，采用后一个时势的办法，却想取得前一个时势的功业，治理国家的意图最终还是没有明确；今天的国势也最终没有得到改善，便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什么叫今天的士人不够好？自古以来，国家哪里有不把任用贤才、使用能人当作急务的呢？然而按照主观意图办事、让人情胜过法律，正是今天所忌讳的。因此，事务的曲折变化，无不推诿给法律旧例，照着惯例办理；这是吏胥所擅长的，士大夫却以此为羞。幸好时局没有事情，迎来送往、唯唯诺诺，也自然可以称职，于是贤能之士竟至于无用。他们无用，所以如今修饰防范、讲求边隅防守的人，反而因行为突出而被排斥；钻研玩味经术的人，反而因好学而被非难；志向高远卓异的人，反而因有才干而被嫉妒；伦理同类知识广博的人，反而因有声名而被忌恨。这难道是世人厌恶贤能吗？是贤能无用的局势有意激成了这种结果。贤能之士被禁锢于朋党，被沉沦于卑贱地位，老死于山林岩穴，有什么事情是做不了的呢？然而臣私下奇怪的是，他们的学说已经无用于世，人才风流却日益坠落散失，士人风气日益颓败，官员没有一贯的声望，人才没有固定的品级，各路没有平时能够统领军政的将帅，群僚没有足以充任事务的人员；人人举止迟疑、叹息不已，却又把缺乏人才当作忧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既认为人才无用而可以压制阻遏，又认为人才有用而不可磨灭吗？既然如此，既认为人才有用却不寻求他们的实际才能，也不予以收用；既认为他们无用却不思考其中的弊端，也不加以挽救，这是什么道理？这正是臣深深怀疑治理国家的意图没有明确，以致今天的士人不够好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先把这一点明确下来呢？如果治理国家的意图最终仍未明确，那么今天的士人最终也仍然不会变好，便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什么叫今天的百姓不够好？三代养育百姓的情形，臣还不敢谈。至于汉代文帝、景帝时期，公家和私人都有余裕；到武帝时，财力便萧然耗尽。江左刘宋元嘉年间的政治，其盛衰也是这样。大概百姓的贫富，完全取决于用兵多少。自绍兴中期到乾道、淳熙，差不多五十年间，中间只用兵一两年，也可以说很少了。百姓应当富裕，州县应当宽裕，理应可以同文帝、景帝时期相比；可是如今为什么偏偏民力最困穷、州县最困顿呢？试着就士大夫询问：“今天天下的县，说某县可以治理吗？某县不可以治理吗？”回答说不可以治理的，十个县中有八九个。又试着就士大夫询问：“今天天下的州，说某州可以治理吗？某州不可以治理吗？”回答说不可以的，十个州中有六七个。再问他们不可以治理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说：“每月椿板账钱罢了，经总制上供钱罢了，归正人的官俸和军人的俸料罢了。”又问百姓的财力为什么穷困，他们说：“役法罢了，和买罢了，折帛罢了，和买之后又折帛罢了。”这样看来，国家实际上停止战争，超过汉文帝、景帝时期；可是天下承受用兵造成的危害，却比汉武帝时期还严重，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臣深深怀疑治理国家的意图没有明确，以致今天的百姓不够好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先明确这一点呢？如果治理国家的意图最终仍未明确，那么今天的百姓最终也仍然不会变好，便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什么叫今天的军队不够好？古人的军队，以长期驻军为拙，以集中屯驻为弊，不敢使军队同百姓截然不同，只是专门供养他们；即使专门供养，人数也不多。一旦有事，就让他们以菽、椹为食，挑选编练百姓，人数虽少却未曾不能取胜，这是因为磨砺训练他们。如今专门供养的，有将兵、禁兵、厢兵，世世代代坐享粮食，合计其人数，已经不少了。古人的军队，只忧虑达不到这个数量罢了，本来就足以横行天下。又有专门供养的更大军队，即御前军，分屯四处，铸造兵器、购买战马，截留拨用纲运，财力已经耗尽。然而上下徘徊犹豫，都说：“军队不能不供养。” 向仇敌屈意求和，坚守盟誓，每年派遣使者，珍宝货物都耗空了。然而朝廷内外又都惊惧不安，说：“军队不能使用。”却不知道军队既然不能不供养，为什么反而不能使用呢？统制、副统制任非其人，削减克扣军粮赏赐，士卒贫困饥饿，怨声叹息流传四方。议论的人又认为，即使把军队投入使用，最终也不能使他们拼死效命。却不知道军队既然不能使用，只是白白供养，又为什么还要让这种白白供养成为拖累呢？那么，古人能够磨砺军队，人数虽少却必定取胜；如今却因军队自相拖累，人数虽多反而更加弱，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臣深深怀疑治理国家的意图没有明确，以致今天的军队不够好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先明确这一点呢？如果治理国家的意图最终仍未明确，那么今天的军队最终也仍然不会变好，便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什么叫今天的财用不够好？所谓良好的财用，不就是粮食、布帛取自百姓所拥有的财力吗？等到王制逐渐废坏，才运输鱼盐、专卖酒和茶来补助用度；但最终也没有把利益全部榨尽，也没有完全用金钱去索取百姓没有的东西。即使财用不多，也不至于不足，大概还没有到一切肆意施行而不顾后果的地步。如今茶盐的净利、酒税和专卖收入，为什么这样浩大呢？即使在汉、唐极盛之时，把天下全部的输纳合计起来，也从未能抵得上如今三个务场的数额。还有更为浩大的，是经总制钱，强行设立名目，随之分摊到和买、白着、折帛等项目中；折变之后又加倍征取，层层累加收入，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收入既然如此巨大，支出也同样如此，大概常常仓促之间不能接济，彼此相视而不设防备，于是发行两界会子，掌管这件事也已经多年了。却不知道既然收取钱财如此之多，为什么一年到头仍然纷扰不安，反而担忧不足呢？如今天下幸而希望暂时安定无事，却只是被这些钱财拖累。假如再发生事变，那么一切不顾后果地征取钱财的做法，又将翻倍出现吗？过去不敢把财物全部取尽，虽然收取得少却还够用；如今不顾一切地征取，虽然收取得多却仍然匮乏，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臣深深怀疑治理国家的意图没有明确，以致今天的财用不够好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先明确这一点呢？如果治理国家的意图最终仍未明确，那么今天的财用最终也仍然不会变好，便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什么叫今天的纲纪法度不够好？过去建立国家的人，知道威权和权柄不能由一人独自专有，所以一定有所分掌和控制；知道权力不能全部使用，所以一定有所放宽。三代以前，诸侯像星罗棋布一样分布天下，中央直接统治的只有千里之地，这不是后世能够做到的。

译然而仍然牢固地扶植四方边隅，依靠它们抵御外敌；封固、增高险要关隘，以显示地势和形势。至于彼此对立、鼎足而立，争夺强弱胜负的局面，就一定要提高对他们的委任权限，增加分划给他们的职责。难道没有外部势力过重而滋生奸乱、骄横跋扈而招致寇患的忧虑吗？历代相承，却没有谁改变过，大概不是不想使权力集中严密，而是也不能不使它有所疏散。那么，完全收回威权和权柄，统一总揽一切政事，把天下之大看作一家之小，有像本朝这样严密的吗？唉！靖康之祸时，为什么远方敌人制造灾难，中原却拱手相让？百姓伏地等死，而州郡却迎接投降？边关不能抵御，汴京却被摧毁？如今仍然没有醒悟。难道是把臣下无论什么事都禀报听命看作国家之利，却忘记敌人无论什么事都禁制逼迫我国才是国家之害吗？难道是只知道专权而不知道分权，只知道严密而不知道疏散，只知道控制掌持而不知道放宽舍弃吗？这正是臣深深怀疑治理国家的意图没有明确，以致今天的纲纪法度不够好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先明确这一点呢？如果治理国家的意图最终仍未明确，那么今天的纲纪法度最终也仍然不会变好，便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臣恭敬地承受明诏，想到军国利害，却不能彻底了解；百姓的安乐和忧患，也没有办法自行向上表达。有的法律或许不适合民俗，有的事情或许不便于时势。臣本来认为，没有比这六件事更大的问题了。然而首先只应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如果不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使这六件事根本受伤、枝末败坏，内心腐蚀、枝叶披散，支离破碎、涣散离析，那么臣的议论也就再没有施用的地方了。如果确实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那么臣现在所论说的不过是它的具体条目罢了。事情的源流广大漫长，变化祸患有万端；不兼考古今，就不能穷尽其中的道理；不同时了解难易，就不能通晓变化；不独自领悟良策，就不能掌握决断；不预先看见成效，就不能等待长久。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而不肯试着听取臣的意见。若确实想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就本应观察今天的时势。陛下认为今天究竟是什么时势呢？如果果真微弱，那么意图自然在于强大；如果果真分裂，那么意图自然在于统一兼并；如果果真怀有仇恨，那么意图自然在于报复；如果果真弊坏，那么意图自然在于振兴。这只在于陛下审慎观察、熟思详察罢了。这样看来，如果把今天的时势说成中原全盛、远人宾服，臣恐怕只是借用了这样的名义，实际并非如此；如果说治理国家的意图应当是维持保守、兼爱休息，臣恐怕只是形似如此，实际却是错误的。这只在于陛下果断改弦更张罢了。臣恭敬地看到寿皇圣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刚健，勤劳恭谨而节俭，整顿振作群臣，改变转移风俗；虽然大志尚未实现，却亲自把舜、禹那样的美德传授给陛下。二典所记载的，像帝王初政那样的情形，哪里能超过他呢？陛下严肃恭敬、戒慎畏惧，足以承受先帝托付；仁慈宽厚，足以慰藉回应天下的期待；虚心无私，足以容纳接受正直之言；广泛阅览、兼听各方，足以照察并揭露欺骗蒙蔽；至公无欲，足以杜绝侥幸；能够长期驾驭、从远处统御，足以招揽英杰。在这些方面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又有什么困难呢？这就像行走天下，只在于询问渡口在哪里罢了。臣冒犯天颜，实在惶恐不胜。唐仲友代人上书说：“臣恭敬地看到某日诏书，陛下在亲临政事之初，想听取正直的言论；凡是军国事务，没有不询问探究的，使朝廷内外的臣子都能够分条上奏。由此仰见圣意隆厚宽广，要让臣下竭尽力量谋划新政。臣所受国家恩德至深至厚，感激之情比平常百姓强烈万倍。某日忽然承蒙颁发下一道诏书，臣拜受后恭敬诵读，原来是陛下既然已经广泛询问、不遗漏旧臣，又特地下诏，使旧臣尽情进言。臣仰自思量，天意广大，圣德日新；海角天涯的百姓，有口有心，都愿意竭尽心力，何况臣这样愚昧的人，哪里敢有丝毫顾虑观望而不尽言的意思呢？”臣本是普通儒生，受到高宗知遇，高宗提拔臣担任谏诤之职；臣报效国家，不过是朴实忠诚罢了。寿皇察知臣的始末，提拔臣在政地任职十四年。臣过去侍奉寿皇的方式，就是从前侍奉高宗的方式。如今陛下亲自接受圣父传下的大位，臣侍奉陛下，难道敢有二心吗？何况臣曾在陛下居潜邸时受到知遇，依托光荣参与议政之堂，始终蒙受恩德，实在不是可以用数量计算的。陛下不询问本来应当进言的臣子，何况还询问到臣呢？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开头更难的。自古人君，必须观察初政；谨慎对待开端而继续下去，容易如顺流而游；已经过失之后再补救，却难如覆土成山。” 所以，九庙祖宗的托付在于开端，四海臣民的观望在于开端，万机政务的得失也在于开端。想要上承万世的美好基业，下传万世的统绪，没有不谨慎对待开端的。高宗得到傅说，命令他进献教诲；自古谨慎初政的君主，没有谁能像高宗。周公把政权归还成王，先用《无逸》告诫他，再用《洛诰》申明，最后用《立政》收束；自古谨慎初政的辅佐，没有谁能像周公。六篇文书都完整保存，条目十分详尽，委曲周到如慈父的言语，简明而严肃如严师的训诫，可以说是万世的龟鉴、百代君王的楷模。因此陛下今天，尽孝要在初政，增进德行要在初政，奉行天意要在初政，敬爱百姓要在初政，任用人才要在初政，建立政事也要在初政。寿皇陛下父子之间的圣德、孝道、慈爱，固然已经在平日充分体现。然而既然承受大宝，天子的孝道同太子居处时的孝道不同；在宫闱之内尽到爱敬并不困难，难的是不把厌恶傲慢施加于任何一个百姓；继承大统已经在思虑上谨慎，难的是一举一动都不在任何一个政务环节上失误。所以说：“尽孝要在初政。”陛下奇异聪慧的资质，禀受于天生；聪明好学的修养，成就于从师学习。所谓增进德行，哪里需要勉强用力呢？然而像雷声震动百里一样，天下还不能周遍知晓；

译飞龙升上天空，万物正都在仰望。细微的得失，天下共同听闻；从今开始，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所以说：“增进德行要在初政。”上天眷顾陛下，固然不是只在一朝一夕；陛下承受天命，也正从今天开始。祭祀所用的牺牲、玉、帛，不过是侍奉上天的常规；人的视、听、言、貌和一举一动，才是奸邪与和顺的凭借，应当审慎辨别真实与浮饰。所以说：奉行天意要在初政。国家中途经历艰难祸患，百姓离散而没有统一归属；高宗收聚这些百姓三十六年，把他们交给寿皇；寿皇抚养安定这些百姓二十七年，把他们交给陛下。两位圣人对于百姓同样敬重，内外安宁，基业像金瓯一样珍贵完整地守护着，责任极其艰难重大。所以说：敬爱百姓要在初政。陛下继承先帝光明德业的情况，群臣都知道。议政之堂上，陛下端庄安静、深沉观察，沉默如渊而发言如雷，意向已经可以看见，忠臣和奸邪的辨别不必等臣来说明。然而表率百姓在于德行，济世救民还须依靠人才。在风云际会、群贤会合的开端，德业究竟相差天渊，正是由此判定。所以说：任用人才要在初政。高宗建立了大纲，寿皇笃守先帝功业；法令已经完备，纲纪已经建立，陛下正处在继承延续的时刻，也是革新更新的日子。因此开端不应过于锐进，锐进便容易退缩；开端不应求全，求全便难以继承。这就像虞舜张开弓机，必须瞄准命中后才发射。所以说：施行政务，关键在于开端。以上六件事，都是陛下一向知道的，也是圣学一向涉及的，臣再说便是多余；臣的用意或许值得怜悯，请陛下宽赦臣的迂腐愚昧。臣再说尽余下的意思：揖让逊位之事，自唐虞以后，万古以来再没有实行过。到了我朝高宗，出于圣明独断，另居别宫奉养寿皇，慈爱与孝道两全。高宗实在可以比作尧了。寿皇亲自接受高宗的付托，兢兢业业处理万机，对内奉养慈亲，对外平治百政，所享安静之福与高宗相同。寿皇实在可以比作舜了。寿皇真可以比作舜，他把神器交付给陛下，这就是把陛下置于禹的地位。寿皇既把陛下当作禹，陛下就应当以禹自继。臣看自古勤劳、节俭、谦逊、自我抑制的君主，没有谁能比得上禹。禹的圣德与尧舜齐同，禹的大功施及万世。然而，作为承继大圣之君的人，他常常怀有自己不及前人的念头，连极短的时间也必珍惜，是担心错失时机；刚即位便下车哭泣，哀悼罪人，是深切责备自己；听到有益的言论便行拜礼，喝到美酒便感到厌恶；宫室一定建得低矮，饮食一定用得菲薄，因此达到了极度谦逊、极度自抑、极度勤劳、极度节俭的境界。舜能以一人的力量完成百人的工作，舜用十分力气，自己便用千分力气；这正是他成为禹的原因，也正是他继承舜的原因。臣看帝舜授予禹的训言，禹奉行不违，哪里只是弟子对待严师那样而已。“精一执中”的道理，已经在内心深处自行运用了；对于没有根据的事不要听信、不要询问，尤其应当在寻求劝谏时审慎听取。至于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及“战战兢兢，如临朽索”的戒惧，正是用来勉力实行、心存畏惧的，不是为了向百姓求取声誉，而是自身兢兢业业，为万世垂下训诫。陛下缉熙光明的学问，向来深通经书；臣姑且因谈到继承舜而说这些，并不是说圣心高明之处还有所未见。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能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能光大。”高明光大，不在别处，只在于加以用心罢了。老臣恳切不已，最看重的正是这句话。有人说，臣受三朝恩遇，应当有奇谋异策来辅佐初政。臣实在不肖，不仅平日所学中没有这些，实际上本心也不愿这样做，所以从未拿这些去事奉高宗，也从未进献给寿皇以求干预政事。况且道理不以空话为高，政事一定要靠日常实行才能长久。已有成规在前，功业在于逐步造成。那些曲解经义的小学问、小权术，臣不敢有所知。谨冒死陈述国家治理的大体，全部列在下文。只愿陛下幸而宽赦臣的愚昧。周南回答诏问说：“臣听说，天下的利害容易知道，一个普通人的议论却难以被信任。凡是做臣子的，都有自己愚拙而忠诚的内心。如果允许臣竭尽浅陋的见识，或许能够在万分之一的程度上感动圣心，这难道不是臣夙昔最大的愿望吗？然而皇上的听闻高深尊严，臣身为草野之人又疏远卑贱，如果不是陛下有乐于听取的意愿，臣恐怕会蒙受徒然进言的羞辱。只愿陛下稍稍垂降圣恩，臣谨冒死上奏回答。”臣听说：“树立了一定要实行的志向，端正自己以率先影响万物，这是兴盛王业的事业；保持选择善道的诚心，凭借人才来成就治理，这是太平时代的规划。历观古代那些间或出现的圣主，以及后代近于贤明的君主，如果不是先有必定要有所作为的志向，就一定有选择善道的深厚诚心，所以能够君臣协同谋划，终于建立起治国之道。”陛下登位已经一年多，治理的形势曾经有过一次变化。从前是非混淆，人心闭塞；现在任用与罢黜渐趋公正，所见所闻也大致更新了。这确实是想要治理天下的时机，也是将要成就治理的征兆。然而弊政沿袭积累，却还没有显出兴起变革的势头；公论略微得到伸张，却不能没有再次变化的疑虑。朝廷正在商议一项善政，对于兴革之事却还不敢涉及。可是陛下总说：“有所作为一定要逐渐进行。”臣不知道，如果规划尚且没有确立，那么还谈得上什么循序渐进呢？” 台谏正在逐一驱逐小人，对于表彰贤能、区别善恶的工作却还没有做到完全。可是陛下总说：“议论政事不可过于激烈。”臣不知道，如今忠臣与奸邪正混杂共处，还有什么可担心会过于激烈的呢？难道是陛下立志还不够坚定，而坚持选择善人的原则还没有完全明白吗？所以陛下虽然登位已经一年多，但岁月不过是在彼此相持中度过，君主的好恶还不能归于一致。贤能之人没有可以倚仗的，平庸之人不知道界限；那些暗中拱手不说话的人，正在潜藏动摇国事的意图；而天下本应振兴的事务，也随着亏损败坏而都没有人放在心上了。这难道不是今日治理天下的大患、应当首先改变的事情吗？至于具体条目和细节，应当依次讨论的事项，臣不敢把它们混在一起。臣冒昧揣度圣问，献上大略。臣恭读陛下的诏问说：“古代帝王的时代，教化兴盛推行，风俗淳厚美善，国家根本稳固而上下富足，公道得到信任而赏罚分明，天下和乐，达到太平之治。”陛下说：“朕十分仰慕这种境界。”由此可见，陛下深切仰慕三皇五帝的盛治，想要返回古道，改变今俗。臣听说：“从前的帝王，有的遇上洪荒朴拙的时代，有的处在百姓万物纷杂的时期，难道他们的百姓全都容易教化，国家也全都容易富足吗？都是因为积累勤劳，竭尽心志，然后才得到这些成果罢了。”

译然而内宫尚未整肃，就不敢谈教化；朝廷尚未治理好，就不敢议论风俗；财物使用没有节制，就不能使上下都富足；任用使令稍有偏差，就必然会伤害公道。因此圣人不敢轻易把这些过失责怪别人，而常常把责任归于自己：教化没有达到，必定说：“难道是我用来逐渐熏陶引导百姓的方法有所欠缺吗？”风俗不美，必定说：“难道是我以身作则、倡导教化的办法不对吗？”国家根本不稳固，就思考如何堵塞浮华蛀虫的源头；公道尚未取得信任，就寻求如何破除偏私邪曲的议论。这样居处依循仁德，行事遵循义理，教化就兴盛了；端正自身以率领百姓，风俗就淳厚了。王后和世子以节俭的德行互相率先，上下就富足了；宫房中的亲疏和偏爱不被采用，赏罚就分明了。如今陛下仰慕这四方面的盛治，这当然很好，却不知道是否也思考过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呢？喜欢听说治理的盛况，却不能加以实行，这是刚强宏大的意志；有仰慕古代的心，却不知道从哪里用力，这是儒生学士只知诵读的弊病，对于治国之道有什么用呢？况且陛下宽厚仁爱，喜怒都有法度，一年之间，裁断机要政务，从未有暴躁苛察、刻薄急迫的过失，可以说具有君主的德行。台谏进言，陛下宽宏大量、乐于听取，从未有猜疑防范、疑忌不信的意思，可以说具有君主的器度。” 从前君主不能有所作为，都是因为器量狭窄。如今陛下的德行器度如同上天，这就像一个人已有平坦广阔的地基，所欠缺的只是还没有选取材料在上面建造房屋罢了。如果从此用力去做，谁能够阻挡呢？但臣所忧虑的，只怕建造房屋的志向还没有先在心中确定，却要依靠众人谋议来取得成功；选取材料的眼光还不能由自己精确辨别，却把材料混杂采用于滥进之中，那么臣恐怕房屋难以建成，治国之道也必定无法建立。所以古代的教化容易深入人心，而如今却坐看礼义衰败而不能挽回；古代的风俗容易变革，而如今却亲眼看见民风浮薄，却不认为奇怪。国家根本并非不能巩固，只是不能损己以利民；私情并非不能断绝，只是害怕遏制恶行、表扬善行。这就是臣为陛下只有仰慕治道的名声，却没有真正用心实行而叹息的原因。陛下如果不能先端正这种心意，那么臣所陈述的各项主张，即使逐条列举、分项说明，对圣明的治理又有什么益处呢？臣恭读陛下的诏问说：“大概是因为尧、舜以及三代的治道一脉相承，条目相同、纲贯相通，这些都见于典谟的盛美。有人却说：‘五帝并不彼此沿袭音乐，三王也不彼此照搬礼制，为什么呢？’”由此可见，陛下想要考察帝王相传的统绪，以订正所谓沿袭与变革的是非。” 臣听说，帝王必定有相同之处，也必定有不同之处。什么叫帝王相同的地方？志向一定在于养育百姓，内心一定公正对待天下，不以拥有帝位为快乐，不以安逸为享受；信任仁德贤能之人而不改变，罢黜奸邪之人而不迷惑；卓然分明，不可有丝毫颠倒，这就是相同之处。什么叫帝王不同的地方？文教有增有减，制度有繁有简；有的法令古代很好而今天应当改变，有的事情今世失当而应当遵从古制；随着时势变通，以求不失中庸，符合时宜，这就是不同之处。古代圣人既运用共同的原则来兴起治理，又采取不同的办法来适应时势；礼乐制度的文饰虽然略有增益，却不妨碍其条理相同、纲贯相通，原因就在这里。到了后世，拘泥于条贯这个名称，执着于沿袭与变革的说法；本来应当相同的地方，反而全都错乱而不同于古代；本来应当不同的地方，反而因循鄙陋、墨守旧制而不敢实行，这实在令人叹息。臣曾见汉、唐末期的君主，颠倒贤愚，混乱好恶，忽视天命，失去人心，轻慢抛弃贤士，亲近狎昵小人，他们在条理纲贯上不同于古代帝王，可以说到了极点。至于鄙陋的法令、玩忽惯行的制度，以及长期宽纵的事情，明明是百姓的祸害，应当修补振兴，却说：“这一定不能改，改了就违背条贯相同的原则。” 因此，他们兼失了理解相同与不同的道理，废弃败坏了纲纪统绪的根本，最终没有人能够知道所谓沿袭、变革和条贯究竟是什么意思。臣深思当今发布政令、任用人才，其中哪些事情不合于帝王共同的条贯？墨守常规、不知变通，其中哪些说法不合于帝王应时变通的原则？陛下的圣问涉及这些，是天下的福分。然而五帝三王不敢废弃变通的主张，陛下却看见弊政而不敢改革；五帝三王从未有善恶一并容纳的说法，陛下却看见小人而不敢驱逐，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陛下如果认真思考这些，那么条贯、沿袭和变通的说法就会清楚地分辨开来，不至于混淆无别。臣恭读陛下的诏问说：“帝王无为而天下功业成就，本来未曾使精神耗费在繁琐的事务上。”可是舜孜孜不倦、急切勤勉，禹手脚磨出厚茧，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无暇吃饭，他们为什么如此勤劳呢？由此可见，陛下是拿帝王的勤劳来验证“无为而治”这一不同的说法。臣听说，“无为而治”的说法，孔子虽然指舜而言，实际上说的是舜在治理已经成功之后，九官居于职位，十六位辅臣辅佐，任用得当，充当股肱耳目，没有一个不得其人；舜只是授予任职并责成他们取得成功，所以称作无为。” 所谓无为，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像庄周所说“无为而使天下功业成就”，大概出自老氏清静自守、自我端正的学说，实际上不是孔子的意思，不能施用于天下国家。天下国家是重大的事物，不是上能得到天意、下能得到民心，就不能拥有它；不是广泛建立贤才、兴起法度，就不能守住它，这是很久以来的道理。舜孜孜不倦、急切勤勉，禹手足磨茧，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无暇吃饭，他们难道是过分勤劳吗？实在是因为知道天意难以测度，民心值得畏惧；一天不保持恭敬畏惧、忧虑勤勉的心，就会有无法凭智慧和力量挽留的祸患。这就是他们连极短的时间、片刻的休息都无不放在百姓身上的原因。况且陛下也应当知道，今日的治理形势究竟可以实行无为而治吗？还是不可以呢？臣听说，寿皇圣帝统治天下将近三十年，这三十年间，深入人心的恩泽不能说不深，显著昭示于天下的功业不能说不明。然而时间渐久，他却独自叹息，竟有功业尚未完成的忧虑，这是为什么呢？到了寿皇卸下重任的那一天，天下的儿童妇女不约而同地异口同声，都认为寿皇的志向大有屈抑而尚未伸展，这又是为什么呢？陛下侍奉寿皇饮食、问候安否，每天听受慈训，即使寿皇不说，陛下难道不知道吗？”

译如果说是因为年成和谷物屡次丰收还不如今日，所以忧虑，那么隆兴以来并没有什么大的灾年。如果说是因为边境安宁还不如今日，所以忧虑，那么辛巳以后从未用兵。臣不知道，上林苑囿的游幸极少，草却长得十分茂盛，寿皇为什么竟没有片刻闲适安泰的时候呢？早早起床临朝，每天直到太阳偏西还在询问政事，晚上召见儒生讨论世事，到了深夜又重新读书，寿皇为什么要过度焦劳自己呢？占据东南一隅之地，征收三十倍于正常劳作所能承受的赋税，供养一百多万列营而坐食的军兵；官员很多，却没有空缺可以安置，百姓贫困而没有防备；天下的形势富足坚固、凝滞胶着，想要舒展振作却不可得。这就是寿皇日夜不眠、发出功业未成叹息的原因。舜继承尧，说的是“重华协助帝尧”；禹继承舜，说的是“恭敬地承受帝命”。所谓“协助”，究竟协助什么？所谓“承受”，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帝尧心中所存的、志向所指向的，凡是想做却尚未完成、想完成却尚未终了的事情，舜都加以协同完成，使其规划没有丝毫不圆满之处。禹自知自己的德行不及舜，却也竭尽力量恭敬承继舜的事业；这就是舜孜孜不倦、禹手足生茧而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原因。” 陛下如果确实懂得寿皇的用心，确实知道天下的形势，那么舜的兢兢业业、禹的忧虑勤劳，以及文王使万民和协的事业，就可以一并举起、努力实行。如今陛下被无为的说法所迷惑，又有担心精神劳损的疑虑，臣认为，陛下如果能把当今紧急而重要的政务全都举起来，尽力去做，那么具体事务本来是末节，不足以使圣心劳累。若因循苟且，不确立一项政令，不兴办一件事业，把当今所谓紧急重要的政务全都废弃，那么即使知道具体事务是末节而不值得做，也没有益处。臣恭读陛下的诏问说：“舜乐于从人那里取善以成就善行，禹听到善言就行拜礼。”这都是同一个道理。有人却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没有人能赶得上；三王的君臣都贤能，那么任用人的时候，难道有所不同吗？”由此可见，陛下有谦逊自持、不专断自用的意思，但还没有完全满足于晁错的说法。臣听说，古代君主兼任老师的责任，一定要有能够超出当世众人的人，然后才能承担。那种认为“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没有人能赶得上”的说法，并不是不了解五帝；然而实际上不能采用，是因为不能把这种说法施用于君主。上古的君主，只有尧是不可企及的，但尧自己也不敢废弃“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的道理。” 如果周成王一天也不能没有周公，那么后世才质平常的君主，难道能不向别人咨询谋划吗？然而舜从人那里取善，禹听到善言便行拜礼，古人接受善言如此容易；后世听从劝谏却多见困难，这正是今日应当忧虑的事。臣听说，陛下在潜居宫中修养德行的日子里，喜欢询问天下的名流；听说有学问、品行高洁、守礼而安静退让的士人，就加以赞叹，认为是佳士。当时宫僚之中有人私下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天下有见识的人都相互庆贺。由此可见，陛下喜爱贤能、喜好善人的心，根源于天性，并不是一天形成的。自从陛下登临帝位以来，四方士人都喁喁期待，每天盼望得到任用。如今接受忠言、弥补过失的人日渐被疏远斥退，闭口不言的人却接连得到任用。臣实在担心，陛下虽然聪明，却不免被小人蒙蔽遮蔽。况且天下的忠言，哪里有什么不能被诬陷毁谤的呢？而如今蒙蔽遮蔽最严重的，便是制造议论来笼罩君主的意旨，使陛下不能摆脱其影响而任用人才；他们的说法不过有三种：一是道学，二是朋党，三是皇极。臣请求把这些彻底论说清楚。臣听说，礼乐仁义叫作道，询问、辨析、讲论、学习叫作学。人如果不知道学习，凭什么做人？” 学习如果听闻不到道理，所学的又是什么呢？所谓道学，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道理，也是每个人共同拥有的本性。然而元祐年间的诸位贤人从未树立“道学”这个名称，近世的儒学先辈难道曾经用它来标榜自己吗？后来忽然有排斥异己的人，谋划一网打尽、全部除去的办法，于是便用这个名称给善士定品。士大夫的学问不同，师承不同，居里不同，各人依据自己的见解出仕。君主如果认为他们讲习的是端正内心、诚意正心的学问，实行的是致知、格物的功夫，这对国家究竟有什么危害呢？那些诬陷别人的人根本不知道道学是什么，心里认定凡是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人都是道学之徒。于是凡是与自己不合的人，都被他们加上这个名称。因此，朴实正直而自信的人被称为道学，清廉自守而喜好修养的人也被称为道学，广博通晓旧事的人被称为道学，钻研经籍的人也被称为道学，于是“道学”这个名称就被树立起来了。那些提出道学之论的人说：这些人心术幽暗，才能器识偏狭，厌恶安静而喜欢制造事端。于是陛下听信了他们的说法，天下凡是有才能、有谋略，想替陛下谋划事务、筹算策略、建立功业的人，陛下往往因此怀疑他们，认为他们纷纷扰扰只会扰乱人心，于是用“道学”之名废弃不用。自从道学这个名称被树立以后，没有志向的人便自我贬低以求迁就，害怕祸患的人便迎合时俗以自我玷污，而那些不偏不倚的人却从来不予理会。他们偶然在出仕或退处上相同，又有什么妨害私人往来呢？他们的好恶不偏，必定不会随意附和别人毁誉。那些诬陷别人的人又说：“我正要断绝道学，而他却同道学之人交往；我正把道学视为邪佞，而他却称道他们没有过失，这就是结党支持道学的人。”于是朋党的说法又建立起来了。提出朋党论的人说：“小人结党，固然不公；君子结党，也同样是私心。议论相同，就是朋比；互相借助声誉，难道不是结交党援吗？”于是陛下听信了他们的说法，凡是过去所谓不偏不倚的士人，想发表公正无私的议论来解释道学之疑，陛下又以他们挟带私心、沽名钓誉来对待，于是这些人又因朋党之名而不被任用。全国士人，不陷入道学之名，便困于朋党之说的，十人中有九人。只有天下那些庸碌之人，把不置可否当作聪明，把没有操守坚持当作贤能；他们既不被列入道学，又不属于朋党，于是借用皇极公平正直的说法，作为妄庸之人推销自己的办法，皇极之论便在道学、朋党两说之后出现了。然而臣私下观察箕子的论述，本来并不是为妄庸之人自我推销而设的。他说：“有作为、有谋略、有操守的人”，是指有才智、有道义、有操持的人。

译“你要记住它”，是希望你片刻也不要忘记。至于不完全合于皇极而仍应接受的人，是说他们虽然才能有所偏颇，但最终仍有可以任用之处，也应当收罗整治、成就他们。若从实际情况来说，如今所谓朋党、道学之士，正是皇极所应当选取任用的人。如今为什么反而废弃天下有才能有智慧的人，选取世人所谓的庸人，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过错，实际上内心奸诈虚妄，却任用他们，还说这就是皇极呢？从今以后，庸碌无能的人得到尊贵显要，平凡之人得志，将来天下的大祸，臣恐怕会从道学开始，最终发展到皇极。陛下如果有意实行舜、禹取善的事业，那么当前没有比破除庸俗议论、收用善人更紧急的事了。假如皇极之说不能明辨，而朋党、道学之人都被拒绝、不敢任用，那么人才就会沉沦废弃，天下的善人也没有机会来到陛下之前。陛下历举前代帝王的治理来诏问臣，已经十分周详；至于当世关系治乱安危的事情，陛下又逐一诏问臣说：“朕自从登上帝位以来，振作精神谋求治理，考察前代，希望有所收获。然而考察古代的志向虽然坚定，施行措施的成效却还不显著；求取言论的心意虽然迫切，正直敢言的风气却还没有听到。” 政事一定亲自处理，却有时担心琐碎事务太多；财物使用已经平均，却仍苦于浮费太多。官吏人员冗多而不能改革，百姓财力困竭而难以富足；私情胜过公道而议论不平，空虚文饰增多而奸弊更加严重。这些都是朕日夜思考、想要合于古道却尚未做到的事情，将凭什么成就盛平之业、扩大长久的规划呢？”臣恭读到这里，仰见圣心忧虑治国，想要上行下应，事情兴办后成效随即出现，使世道达到太平之境。臣虽然极其愚昧，却认为有这样的君主，天下还有什么可忧虑不能治理的呢？然而这些事情杂然并举，难以看清；其中道理又很宏大，难以尽言。如果逐件分别议论，恐怕会不能辨明根本与末节。臣请求先论述产生这些弊病的根源，然后再谈救治弊病的方法，可以吗？臣听说，自古贤明君主登临帝位之初，并不一定要把所有善政都一一施行，把各种制度全部改变，事事亲自办理，然后才能使天下人心受到震动。只要大略提出一件事情，海内便互相传告，改变看法，改变听闻，纷纷跟随他，并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一方面能够以自己的心意感动人，另一方面能够选择善道并坚定实行罢了。上古的君主，如成汤对于商，武王对于周，文帝、景帝安定聚集民心，唐太宗想要兴起太平，汉光武帝收复旧有疆土；当他们一旦有所举动，天下即使愚昧不肖之人，也都认为一定能够成功，因为知道他们所存的志向是不可遏止的。舜诛杀鲧而举用皋陶，禹厌恶美酒而喜爱善言，齐威王烹杀阿地大夫而封赏即墨大夫，唐太宗斥退封伦而任用魏征；当他们一罢黜一选用之间，天下即使愚昧不肖之人，也都明白地知道君主所选择的善恶不可欺骗，因为都看到了趋赴事务、追求功业的真实态度。如今陛下在这两方面之间，臣实在有所疑虑。况且天下各种议论接连送到陛下面前，并不少。如今有人说百姓财力凋敝困乏，陛下无不说“应当体念百姓”。臣认为，陛下如果果真认为百姓值得体念，就应当面对八珍美味也放下筷子，屏退妃嫔而凝神思考，仿佛自己亲自处在民间贫困之中，亲眼见到他们艰难窘迫的情状才可以。有人说治理形势废弛、值得忧虑，陛下也无不说“治理值得忧虑”。臣认为，陛下如果果真知道治理值得忧虑，就应当天还没亮便起床求衣，吃饭时思考贤才，内心不安，仿佛祸乱就在早晚之间，片刻也不能缓解。如今道路上的传闻都说，外廷凡有进言，陛下的声音没有不立即回应的；但退朝以后，却把一切都忘了，早晚所从事的只有宴饮歌乐，只有安逸享乐，只有听说某处正在教习乐舞以准备宣召，某日押送琴工入宫来娱乐声乐。” 陛下立志如此，不知道实际究竟在哪里呢？从前陛下刚登位时，有人身任谏官，职责本来就是弥补君主过失，陛下接受他的意见，从未不宽容优待他。朝班回答群臣、尤其是小臣之中，有人自己惭愧白吃俸禄，想用直言来图报国恩，陛下也从未斥责恼怒他们。之所以这样，难道不是因为接受谏言是君主盛大的德行，而臣子彼此献上忠言，也被认为是美事吗？然而接受了他们的言论，却不免调动他们的官职；虽然不恼怒其人，却也不能容他们留在朝廷，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陛下虽然知道他们所说的话，却没有明白他们进言的用意，只知道他们直率，却根本不知道这种直率很有补益吗？陛下这样选择善言，不知道实际看到了什么呢？因此一年之中，所下诏令并非不勤恳，而八件弊病仍未革除，这并不奇怪。但最近有一件事尤其震惊人听。臣听说，帝王掌管上天和百神的职分；前些时候陛下逐一驱逐谗邪、招权纳贿的小人，天文中卷舌星因此接连数月不明。若能积累真实德行，每件事都如此，即使天文遥远，也还可以感动它；可是近来忽然听说，传命派遣王人，带着许多缗钱，到数百里之外聘请一个妖妄之民。” 假使这个人果真非常灵异，那么用来齐家治国又有什么用呢？如今朝廷内外相互传说，都认为他不过是市井中乞讨的人，由宦官和羽流扶持着来欺骗迷惑人，而陛下却突然听信了他，这样下去怎么能不成为天下所惊骇错愕的事情呢？万一四方传开，四夷听到，敌人一定会产生轻视中国的想法。凡此种种，都是陛下立志和选择善道还有未达到之处，所以举动才会如此。陛下如果不能先端正根本，八件弊病，臣恐怕就难以挽救了。况且考察古代而施行措施没有成效，这大概是陛下只仰慕古道的名声而没有考察其实际。自古三皇五帝和三代已经实行的事情，六经所论述记载的道理，有的只取得其中一句话就可以治理国家，有的只依据其中一种说法就可以教化百姓。如果内心喜好它，亲身实行它，有过错一定改正，有失误一定纠正，以古人为榜样，以旧事为法式，行动一定先咨询古人而后实行，言论一定以古事为依据而后发表。这样考察古代而施行措施还没有成效的，从来没有过。求取言论却听不到正直敢言的话，这大概是陛下只有这种心意，却没有做求取言论的实际事情。如今公卿大夫之中，有人进言修身，却不知道修身的德行是否已经真正得到进步；有人进言正家，却不知道正家的道理是否已经真正实现。”

译有人进言要为子孙建立典章法则，却不知道为子孙建立的典章法则是否果真已经确立；对于正直的人，难道不曾因为他们喜欢求名而怀疑吗？对于刚强的人，难道不曾因为他们贩卖直名而防范吗？只要有其中一种情况，就应当以最真诚恳切的心意告诫、求取他们。这样求取言论却仍听不到正直敢言的话，是从来没有过的。政事一定亲自处理，却又担心琐碎事务太多，难道是陛下掌握纲领的办法还没有明白吗？古代要达到治理，专门考察宰相一人；能够坐下来议论治国之道的，称为三公，因此上位者有统领全局的体要，下位者各有分职。如今陛下早起临朝，执政大臣拿日常程序中的事务来等待圣裁，其中大半不过是琐碎的任免文书罢了。想要任用一个人物，便迟疑观望而不敢发言，因此天下的大计无法询问考察其根本和末节，几位大臣想替陛下谋划经营，也没有途径进献。前面臣已经举出一件事。臣听说，隆兴二年十月八日，寿皇的诏书说：“朕每次临朝时间短促，担心有未能尽察之处。从今以后，执政大臣都应有所奏陈，应在申时、未时之间入朝对答，希望能够坐下来议论思考，使一切都周详，从而共同达到治理。”圣谋伟大啊！愿陛下赶快下令有关部门讨论并遵行，那么大臣就能与陛下讲论国家大计，不至于被琐碎事务繁多所牵累。” 财物使用已经平均，却仍苦于浮费众多，难道是陛下还不知道内外经费的节制吗？臣认为，本朝财用的弊病在于上供负担太重，内廷使用太没有制度。从前我朝艺祖平定六合之时，珍宝贡物正在道路上运送，内库刚刚建立；当时作长远谋划，实在是想要俘取契丹、削平幽燕之地，所以设立内库以备一旦之需罢了。自中世以后，内廷支出日益增多，所以韩琦、孙沔都想约束女御的费用，以节省国家财计，严禁宣取的弊端，以防止官吏奸弊。到了崇宁、大观以后，御前的钱财便于支取，恰好足以开启奢侈之心而招致许多事端。这样看来，君主拥有自己的私藏，难道是天下的福分吗？恭敬地想，寿皇收集节省下来的余剩作为内库，除非供奉亲军所需，一丝一毫也不动用，这是陛下应当爱惜的。如今听说陛下恩意周遍，左右近臣稍有劳绩，赏赐动辄达到一万缗。臣私下观察，寿皇知道民间财力艰难匮乏，外廷臣僚有受到宠眷而离开国家的，赐给一匹两匹布帛，数目极少，才作为特殊恩典；至于像一条带子这样的赏赐，有时数月都听不到尚方发放。这些都是陛下应当谨慎守持、不可改变的制度。陛下也知道，近来太农寺没有粮食，外府没有钱财，宣限已经迫近，而主管财计的大臣甚至要向富户借贷，以缓解十天半月的急迫吗？” 臣认为，要约束浮费，就应当先从滥行赏赐开始；然后修订建立所谓《会计录》，以寿皇在位期间五年内廷支用的数额为依据，酌取其中一年平均的数目，谨慎遵守，这样财用就可以逐渐端正。官吏人员冗多而不能改革，臣认为是黜陟的制度没有实行。自古唐虞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到成周考核官吏，虽然宽严繁简各不相同，但不可没有的，都是罢退昏庸者、升用贤明者。因此司士所掌管的事项中有每年登记升降人数的制度，经学家解释说，这是依据功过来决定的。这样看来，周人每年罢黜和升用的人数，大略相当。如今天下的官吏确实冗多，然而司勋没有考核功过的制度，吏部没有进退官员的权力，台谏弹劾而罢去的，一个月还不到百分之一；监司巡察举劾而罢黜的，一年也不到十分之一。如今只有士人因贪污失败、姓名被登记在丹书上，才有停职废黜的科条，官员怎么能不冗多呢？臣认为，如果实行黜陟制度，那么衰老病弱者不应当做官，庸碌鄙陋者不能做官，没有才能者不愿做官，天下的官员不必等到节制削减，自然就可以减少十分之四。如今上下都害怕违逆人情，而一个官职的空缺竟有十几个人争夺，反而不认为可耻。” 臣恐怕十年以后，廉耻之心完全丧失，名位爵禄也不再受天下重视。百姓财力困竭而难以富足，臣认为是征收赋税的办法不完善。从建国初年起，全面改变五代繁琐细碎的赋税，到天禧年间才宽缓，到熙宁年间又增加。渡江以后，四川四路的赋税增加到原来的三十倍，二浙的盐酒也增加到十倍并收取其价值。臣曾记得，天禧以前，二浙的大郡，一郡合计征收商税的收入，有的还不到五六万；如今一个小郡，除所属县邑之外，收入也有达到六七万的，都是这样。过去国家因为商人远行艰苦，想要优待他们，所以只在他们停留的路程之地征税；如今相隔百里之间，征收一次又一次，百姓甚至有人冒着江潮、涉过风涛而死，都是这样。过去国家认为关卡盘查琐碎，想要宽简，所以连男女婚聘问候的资财妆奁都免税；如今百姓拿着尺寸布帛到市场，官吏还要跟随呵问，征收一件牵连百件，甚至有人因此破家并被牵连逮捕，都是这样。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过是上供、经制钱、总制钱，以及月桩钱和籴本钱。东南一隅之地，不及全盛时期三分之一的疆域，却一年财计数额达到几千万，难怪百姓劳苦困弊到了这种极点。” 如今要忧虑它已经极度困弊而想加以宽免抚恤，些小的恩惠哪里能够遍及所有人？应当核定一年的财计，减免六七百万缗，然后才恐怕有可以实行的办法。然而这些赋税钱财的源流很多，陛下在近来即位之初，也曾议论过此事；但是经制钱、总制钱的定额，减到州县的，仅仅能够达到核减其虚报不实的数额。至于浙右的和买，满朝都议论过，直到今天却还没有听到结果，这又是为什么呢？臣认为，这件事如果不是君主与宰相同心，上下同意共同讲求，百姓的困苦不容易复苏。否则，在如今不得不如此的情势下，能够谨慎守持恭敬节俭，也可以稍稍慰藉百姓的心。至于私情胜过公道、议论不能公平，空文太多而奸弊更加严重，这在八件事情中又是较大的一项。臣所见到的，认为空文的弊病也只是一方面。为什么呢？如今世上上下都凭空文办事，根本没有一项政令能够长久施行而不败坏，这确实不是小弊病。然而假使陛下一旦明白地发布命令，任用人才而不专任成法，任用成法而不专任官吏，相信士大夫而不只相信期限、会期和案牍文书，那么事情就可以办得简要，法令就一定能够实行，至于工匠技艺、器械工具这些末节，也仍然可以使他们各自精通其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这样看来，空文的弊病大概只是因为因循积久而未能改革，并不是没有丝毫改变、革新的办法。至于私情胜过公道、议论不能公平，如果不深入加以辨析，臣恐怕天下的治乱就会由此分开。现在请允许臣把它彻底论说清楚。臣听说，私情是人所共同具有的，而用来辨析区别它们的责任，正是君主的事情，不能因为怕烦琐便躲避。自古以来，天下忠臣与奸邪不能同时并立；并不是说善恶可以一并任用，任用君子就一定要罢黜小人，信任庸人就一定会疏远正士。因此刚明的君主一定扶助正直而抑制奸邪；君子即使有小过，也必定爱护防范他；小人即使还没有得到任用，也必定痛切阻止他。为什么呢？实在是担心他一旦得志，就会得以动摇国家的议论。如今天下的小人，违犯天下的名分义理，暗中剪除善士、伤害正人的，他们的面目已经清楚可见。况且自古天下只怕人没有才能，如今有才名的人却必定受到排斥压制；自古天下只怕人不学习，如今有学问的人却必定遭受污辱。陛下认为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实在是想驱逐天下贤者，借此窃取陛下给予的名位罢了。况且近来确实有怀着这种心思而进掌风宪之任的人了。” 当时陛下也认为他忠诚而正直，不久却发现他与受贿官吏交往，最终因事情败露而失败。陛下也知道，他在事情败露以前声势熏灼，敢于做不义之事，甚至不能容忍一个正直之人在朝廷吗？幸而陛下一旦醒悟，斥退并遣送了他，于是得以任用端正善良的人，稍稍伸张天下人的愤懑。这大概确实是宗庙神灵在暗中促成的。如今如果因这一件事痛加惩治、竭力压制，尚且恐怕是非还没有完全彰明。可是近来为什么容忍包涵的意思多，而区别善恶的意思少，反而让私情彼此胜过公议呢？况且近来君子失势的事情不止一件，臣曾询问其中原因，也不过是因为道学、朋党罢了。道学如果确实有伪冒，为什么不辨明它的名义和实际？朋党如果确实有罪，为什么不按是非加以分析？如今为什么进献一条忠言、裁定一项命令，都把它们归入道学之中而废弃呢？排斥一个小人、任用一个人物，都把它们推入朋党之中而怀疑呢？私情之所以胜过公道，正是因为陛下不敢帮助君子，却忍心容纳小人而造成的。臣听说，小人固然不可过分嫉恨，但终究不可让他们处在朝廷之内。《泰》卦的卦象，是三阳已经进升，正是君子得志的时候。”}], 所以，内里强健而外部顺从，内用君子而外置小人，然后才有“六二包荒不遗”的说法。大体上的事情既已确定，那么即使让小人在外，也不必去治理他，这就是所谓“包荒”。如今如果害怕做得太过分，使君子在内而小人在外，也未必会激起变乱。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提拔安置在重要官职和显要位置，使他们能够扰乱陛下的聪明判断、颠倒是非呢？臣听说，小人不怕制造祸乱，以求伸张自己的私意；君子不怕牺牲自身，以竭尽对人主的忠诚。只看人主怎样任用他们。您若任用君子，君子就为国家效力；任用小人，小人就为自己的私利效力。如今陛下想任用君子的意愿固然很多，但敢于开口谈论此事的，能有几个人？至于那些日夜在左右近臣面前进谗构陷的人，臣恐怕要比君子多十倍。这就像两家争讼，如果把双方的说辞都陈列出来听取，胜负还不能确定。如今甲方不能每天到听讼者面前陈述，而乙方偏私的一面却日夜喋喋不休，臣恐怕甲方的道理即使正当，最终也会被乙方胜过。陛下承受先帝托付，四方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任用正邪、进退君子小人，难道忍心让小人诬陷毁谤忠良，而给自己留下日后的忧患吗？这就是臣不顾自己的愚拙，想要流着眼泪向陛下陈说的原因。臣才智不济，凡是陛下用来防备臣的话，臣已经在前面逐条防答了。至于臣这片微薄的心意之所以反复陈说而不能停止，一是认为必须先立定志向，二是认为必须先选择善道。这两点并不是寻常琐碎、空泛而不切实际的议论。然而天下的安逸享乐和富贵，能够损害、迷惑人的心志，扰乱人的聪明，也有不少。陛下一天之中，很少接见儒生学士，却多见宦官女子，这样怎么能使自己的志向奋发而有所成就呢？如今喜爱《诗》《书》的人，智慧见识必然明达；崇尚声色的人，气节志意必然昏暗。如果起居没有正道，保养没有方法，哪里还会有有所作为的志向和选择善道的心呢？臣愿陛下幸而认真思考这些，那么凡是尚未兴办的事业，必定有振作兴起的办法；尚未明辨的是非，必定有归于一致的时候；这样，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不能办成的了。陛下经历世事已经很久，凡是所谓安逸享乐和富贵之事，难道还要等臣说了以后才知道它们没有益处吗？臣所说的，也不过是凭一个平凡愚钝之人的见识，私下揣度罢了。如果陛下有一天反过来把这种心思用于治理国家，今天树立一项善政，明天革除一件弊政，天下人歌颂，百姓传诵，寿皇高兴地看到陛下的容颜，认为托付找到了合适的人，这种快乐哪里有尽头呢？臣将会看到，富贵安逸之事，不必等别人劝说，陛下自己就不再做了，难道不是很美好吗？臣学问荒疏，言语没有条理，至于对陛下的策问逐条作答，可以说很浅陋了。可是圣上策问的末尾，又郑重叮咛臣说：“你们士大夫怀抱才艺等待询问，都来到朝廷；你们考察帝王之事，斟酌古今适宜的办法，凡是可以实行、可以验证的，都详细写在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这又足以看出陛下好问而不知疲倦的至诚之心。然而臣却有所忧虑。臣听说，善于从古事中明察道理的人，不必广泛列举事例作为证明；敏于认识当今事务的人，也不必等别人把话全部说尽才知道正直与否。自古至今，凡是人主无心治理国家、辨明是非，而国家也随之衰败的事例，记载在史册中的并不少。如果陛下不能自我警醒觉悟，那么臣即使逐一列举危亡祸乱的事而极力论说，也只是伤害陛下谦虚纳谏的心意罢了。臣又怎么能把这当作忠诚呢？臣对陛下的希望，只是愿陛下能由看见细微征兆而知道重大后果，不要因为小的过错而造成大的损失罢了。而且人有羞耻憎恶之心，就一定有辨别是非之心。善于劝告君主的人，顺着他的羞恶之心，启发他的是非之心，这样说话不必深奥，而意思已经包含其中了。

译凭陛下的圣明，难道不能清楚看见这个意思吗？如果看见细微征兆却不警戒，忽视小过错而妨害大德，那么臣恐怕古今那些可以验证、可以实行的事情，都会成为没有用的空话了。凭陛下的圣明，如果一天比一天谨慎，还有什么治理不成、什么功业达不到呢？曾子说：“尊重自己听到的道理，就能达到高明；实行自己知道的道理，就能达到光大。”高明光大不在别处，只在于加以用心罢了。只愿陛下宽赦臣的狂妄愚昧，臣不胜恳切之至。刘光祖上奏说：“恭敬地思考，我国家三位圣主相互传授帝位，效法尧、舜、禹，天下真是万分幸运。人人都说这是千年难逢的时机，是极其盛大的事情。陛下如同日月初升，正在革新各项法度，群臣百姓都侧耳注目，观察、听闻陛下的作为。陛下又屈己虚心，正想广泛征求各种意见，考察讨论治理国家的道理。臣身处偏远，竟得以瞻仰圣明，怎敢不竭尽愚诚，稍稍补益陛下的听察。臣考察从前禹接受舜禅让之初，伯益用文德赞助禹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哪个遥远之地不能到达。’禹拜谢这番善言说：‘好。’皋陶用光明的谋略辅佐禹说：‘近处能够达到远方，就在这里。’禹拜谢这番善言说：‘好。’伯益的善言，是想让禹修养文德来使远方的人归服；皋陶的善言，是想让禹通过修身、和睦宗族、任用贤能，作为由近及远的办法。这样看来，人君在继承帝位之初，应当使近处得到治理、远方归服，这就是大要。当时禹以忧劳勤勉继承舜位，他说：‘君主能够认识到君主之位的艰难。’史官赞美他说：‘恭敬地承受帝位。’后世称颂他说：‘禹进入圣人的境界而不自以为优越。’所谓不自以为优越，就是不认为自己已经高人一等。禹只有能够这样，天下后世才会说：‘尧、舜、禹相互传授帝位，守的是同一道理。’ 这难道不盛大吗？这难道不艰难吗？如今朝廷和四方，都把禹的标准寄望于陛下；四方夷狄和遥远边裔，也都把禹的标准寄望于陛下。陛下应当在继承帝位之初，思考伯益、皋陶的话，应使近处得到治理、远方归服，不可忽视。自高宗皇帝重新安定天下，寿皇继承其业，以纯厚仁德施行政事，与上天的意旨相合。上天还没有厌弃宋朝，于是眷顾南方，天命所在已经可以知道。当高宗皇帝和寿皇分别北行被拘之时，四海震动，而高宗登上帝位、寿皇诞生庆瑞，这是第一件事。后来海陵王背叛盟约，死于战阵，葛酋占据帝位，而我高宗从容退让，寿皇登上帝位，这是第二件事。如今寿皇决定接受内禅，帝位已有所托付，而敌国君主去世，幼孙继承统治，离叛争乱的苗头，必定从现在开始，这是第三件事。陛下考察这三件事，严密相合、如同符契，那么天命在于仁德，就可以知道了。陛下应当想到祖宗二百年深厚的积累，想到高宗与寿皇七十年辛勤培植的基业，寻求足以符合天命、洗雪巨大耻辱的办法。所以臣说：应当按照伯益、皋陶的话，先使近处得到治理、远方归服。要使近处治理、远方归服，应当取得关键所在来推行。从前舜、禹之朝，皋陶用谋略来记述德行，他的话实在是万世不变的格言。他说：‘关键在于知人，在于安民。’后来孟子领会了这一点，就说：‘尧、舜的仁德，并不是平均地爱所有人，而是急于亲近贤能。尧、舜的智慧，也不是平均地顾及万物，而是急于办理首要事务。’知人安民，难道不是仁德和智慧的首要事务吗？”怎样才能知人呢？孔子说：“不懂得辨析言语，就没有办法了解人。”所以，辨析言语是知人的根本，知人又是安民的根本。陛下刚刚继承帝位，应当审慎听取言论来选取人才，审慎任用人才来治理国家。从前尧所抛弃而不任用的，是好争讼、巧言强辩的人；表面沉静说得好听、实际行动却平庸违背的人，是象那样外表恭敬的人；违抗命令、败坏宗族、专断刚愎的人，是方命圮族的人。这三种人，被咨询访察时举荐出来，也不是天下普通的人才，可是尧却不认为他们合适。舜做君主时，向四岳询问，打开四方门户，彰明四方的视听，向十二州牧征询意见；到了任命龙担任纳言时，又说：‘我憎恶谗毁之说和败坏德行的行为，它们会震动惊扰我的众人。’后来把帝位禅让给禹时告诫他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询问众人的谋议不要采用。’由此看来，言语不出于忠信，却喜好争讼以求取胜；歪曲所说的话，粉饰虚伪的外表以盗取名声；违背上命而擅自专断，凶狠地败坏善类，这些都是尧所警惕的人。言语中夹带倾陷伤害之意，不致力于平实地实行；喜欢标新立异，不依据人情，却能煽动众人、惊动世俗，这些都是舜所厌恶的人。没有任何考据凭证而放纵臆测，没有征询别人却自称奇谋，这又是禹不敢任用的人。凡是这类人，都是因为不能替人主安定百姓、使利益惠及子孙。所以禹说：‘只有帝位最为艰难。’皋陶则告诉禹，应以九德作为考察人的方法。九德并用，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彰明那些有恒常德行的人，到哪里去会不吉利？如今陛下承受尧舜的统绪，应当以尧舜之道为师；承担大禹的责任，应当以伯益、皋陶的话为法。这样，能够修身然后才能辨析言语，能够辨析言语然后才能知人，能够知人然后才能任用贤能，能够任用贤能然后才能治理国家，能够治理国家然后才能安定百姓；能够安定百姓而德行不足以使远方归服，这种事臣从未听说过。臣身处田野而怀有愚忠，以自己的君主不如尧舜为耻，在开始进见应答时，怎敢不依据经书来陈说呢？只愿陛下裁察采纳。” 《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撰 治国之道 宋光宗时期，彭龟年上奏论述端正帝位初始和施政根本道理的策问，说：“臣仰敬思考，陛下继承无疆的大统，登基一年后改元，于是向天地、宗庙、社稷奏告，这不是小事。臣曾推究古人纪年的用意，不称为‘一’而称为‘元’，是因为元有善的意思，用来说明人君体察元德的道理，在于使开始处于善。今天陛下继承天地的德行，延续宗庙社稷的福庆，安慰寿皇的心，回应臣民的希望，审视开端、端正根本，确实就在于此。臣是草野小臣，得以面对圣明，恰逢这个时候，内心的一点愚忠，偶然有所见解，便斗胆分条陈列上奏，仰报圣明，只愿陛下裁察。”臣听说：“心是身的开端，身是家的开端，朝廷是天下的开端，嫡长子是万世的开端。在开端处知道怎样端正它，就是体元之道，没有别的事情了。”什么叫“心是身的开端”？因为身体听从于内心。内心一动，身体就跟随它，所以不可不端正。然而圣人所谓端正内心，也只是去除那些损害内心的东西罢了。因此《大学》说：“心中有所忿怒，就不能保持正；心中有所恐惧，就不能保持正；心中有所喜好享乐，就不能保持正。” 大凡受到外物感动而有所偏向，内心发动的一切念头就都会失正。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君主呢？陛下圣学高明，对于端正内心一定自有方法。臣仍愿陛下每天察省，时时察省，使忿怒、恐惧、喜好、欢乐之类都不足以扰动内心，那么陛下的心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心了。假如这几种情绪中有一种发生作用，便可能在心意发动时损害清明之本体；这样要应对万般变化、裁制万事、统御万国，恐怕也就困难了。从前范纯仁说过：“君主的心应当像盘中的水，常使它平平正正而不偏向任何一方，这样就能避免偏斜倾覆的祸患。”这句话可以说是得到了君主端正内心的方法，愿陛下牢记。什么叫“自身是一家的开端”？《大雅·文王》歌咏说：“施恩于宗庙先公，神灵没有怨恨，神灵没有忧痛。端正妻子儿女，直到兄弟，使家邦得到治理。”家庭难以治理，就是这样。凭文王的圣德，尚且要做到神灵没有怨恨忧痛，然后才能使家人端正有法；这必定是自身没有一丝一毫的惭愧，才可以在内治理全家。所以，赏赐偏私，侥幸求取的门路就会开启；宠爱偏私，嫉妒的祸害就会产生；用度没有节制，俭约的风气就会衰退；法制不严明，名分就会僭越。如今宫廷中未必已经有这些情形，或者在燕居闲暇之时稍稍放松了防范，臣深怕一旦打开了漏洞，便难以堵塞，这只在于陛下谨慎防范罢了。什么叫“朝廷是天下的开端”？大体说来，天下的政事应当出于一个中心。出于一个中心，就有统摄，天子的权势便尊崇；不出于一个中心，就没有统摄，天子的权势便会受到削弱。世人说汉武帝以九卿的权力牵制宰相，汉宣帝认为天下政务掌握在中书是驾驭臣下的办法，却不知道政事从两个门径发出，实际上妨害治理之道。臣恭敬地听说，本朝仁宗皇帝英明卓越、气度宏伟，三代以来只有这样一位君主而已。政事由他独自裁断，有什么不可以呢？然而权贵要臣请托时，每每拿大臣作借口，实际上是因为一旦打开这道门，奸邪之徒就会纷纷出现。仁宗深谋远虑，是近世所没有的，这正是陛下应当遵守的家法。崇宁年间奉行御笔，是小人窃取权力的手段，这正是陛下近在眼前的鉴戒。臣私下听说，陛下即位初年，所施行的政事有时出自中旨，虽然多半是陛下睿智所及而且切中事情，但忧国之臣难免过分忧虑。近来这条途径逐渐堵塞，朝廷纲纪也渐渐清明。臣愿陛下长久守住这个心意，使朝廷政事常常出于一处；这样做得好，功劳归于陛下，陛下得到从善的美名；做得不好，责任归于臣下，陛下也可以免受徇私的诽谤。这样体制端正、政事顺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做到这样以后，朝廷就可以端正，天下的治理也就可以兴办起来了。什么叫“元子”？就是万世基业的开端。臣听说《诗经》说：“君子万年，永远赐给他福禄和子孙。”福禄子孙，是古人极为看重的。因此，太子从初生到成年，教育他都有一定的方法。古代父子虽然说是分居不同宫室，但文王做世子时，每天都在寝门外向父亲问安，可见父子相距并不很远。嘉王是陛下的元子，宗庙社稷所系，关系非轻；如今却突然在宫外建府，从此他的居处就不容易察知，父子的恩意也不容易融洽，教诲也不容易实行，这应当不如从前在陛下身边了。陛下虽然简择僚友、谨慎选用左右侍从，但辅导太子的官员少，侍奉护卫的人多。辅导官正直，却难以亲近；侍从亲近，却少有正直之人。在听从或违背教导的一念之间，贤与不肖便会分明。皇子虽然天资颖异，敏于行善，但万一长期受到不良习气的熏染，或许会改变他聪慧端庄、纯和未染的性情，臣恐怕不能不更加重视陛下对宗庙社稷的思虑。臣私下见司马光曾请求让皇子伴读官统领前后左右侍御、仆从之人；如果其中有巧言谄媚、进谗献佞的人，应允许伴读官加以纠察，他的话极其切合实际。臣愿陛下采纳并实行这一建议，大体要使府中僚属的势力重于侍御，使道义的教导密切胜过宴饮游乐，这样万世的根本就可以端正了。臣只是州县中的小吏，不懂得避讳，竟放肆狂妄，轻率议论国家和皇室，罪当万死，只求陛下宽赦臣的愚昧。龟年又上奏论述车驾过宫误期、临朝视事失时、章奏积压之事，说：“臣充数任校文官，自从进入锁闱考试院，便不与内外往来，才三十五天而已。出了试院以后，凡是耳闻目睹的事情，竟有非常令人震惊的。上自一个人的自身修养，下至天下的政事，有的废弃而不举行；从内廷到外朝，似乎全无可以凭恃的纪律纲常；从大臣到百官，都有战战兢兢、不能自安的心情。军中的消息传到行伍，百姓的消息传到闾巷，其中有些话甚至令人不忍听闻。虽然不应全部相信，也有不能不怀疑的地方。追问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不过是陛下近来不往宫中问候亲长，以及临朝视事失时、章奏不下发；这些正是可以指出的问题。过宫问安，是侍奉亲长的一项小节。如今两宫之间的情意如春风和气，哪里会有一点嫌隙？早晚问安，即使偶尔没有实行，在父子真情之间，何曾会计较这些琐碎礼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