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七

译为什么呢？应试制科的人，必定乐意参加贤良方正、材识兼茂等科目，却以将帅和边疆任职的名目为耻，大概是当今人们重视文雅而轻视武节。况且考试官想使答题困难，必定选取艰深奥僻、烦琐细碎的事情来出题，所以如今所学习的并不是专门为实际用途服务的学问。又限定考试时间，要求文章写得很多，即使有人应试，也只顾在规定时间内写完文章，哪里有时间深入研究军事谋略、调动运筹和谋划策略呢？武举考试不过是举重、拉弓、骑射，与士卒同列；所录取的人平庸、荒唐、鄙陋、浅薄，本来就不敢指望得到奇异人才。可是即使稍能警醒奋发、懂得防守并以从军为耻的人，又哪里肯去做士卒的事情呢？臣不知道国家设置这两条途径，究竟只是想显示风采，还是确实想得到将帅？如果只是显示风采，当然可以；如果一定要选拔奇杰来担任将帅、作为四方藩翰，那就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了。陛下求取宰相，即使出身平民，也先在州县考察文艺，然后升到朝廷，列于台省、馆阁和各有关部门，考验其品行、实际才能和功效，最优秀的才提升为宰相。至于选求武臣，从三班以及各军按资补授、提升，到任步骑都督、殿前帅，直至进入枢密府，也都有一定次序。这两方面都很有方法，唯独对于将帅却不知道选拔的方法。难道是认为武臣自然就可以担任将帅吗？如果真是这样，突然把重兵交给他，把国家安危托付给他，那么邱明所说的，可以说令人寒心；贾谊所说的，可以说值得痛哭。臣请求下诏给近侍官员和藩镇大臣，让他们在文武官员中各自举荐一两名明晓兵法、有威严果断之才、熟悉军事谋略、能够担任将帅的人；并且请求不限制品级，也不以过去的罪过作为条件。限制品级，就会遗漏地位低而有才能的人；追究罪过，就会遗漏曾受谴责而有才能的人。爵禄虚高、拘泥于细小操守的人，对办事没有益处，在紧急危难中也没有用。然后召他们到朝廷，酌情迁升提拔，按照各自品级，任用到边塞等重大艰难之地，使他们在那里磨炼，也借此观察他们能不能胜任。若有紧急警报，就可以有处可取，派遣时也不疑虑；这和临到事情才任命，任命之后又不能成事，相差太远了。即使如此，这只能满足当前一时之用；如果一定要建立流传长久、不可改变的制度，臣还有愚见：应当在太公庙中建立武学，允许文武官员和白身每年入学补选。自古以来兵书都收藏在学校中，应当允许学生研习，不要再禁止。早晨观看，晚上诵读，一天也不离开军事作战的学业，即使说他们最终不能成功，臣也不相信。学习武艺的人读太公、孙武、吴起、穰苴的兵法，就像儒者研习五经；舍弃这些，根本基础就没有了。如今陛下设置制科、武举，想求得将帅人才，却反而禁止他们学习所应研习的兵书，这让求学的人以什么为师法呢？如果禁止他们学习，却希望他们有所成就，就好比拴住韩卢这样的良犬却希望它捕获猎物，绊住骏马的腿却希望它奔驰，岂不是太难了吗？况且国家所禁止的，大概是担心由此产生变乱。臣考察古代倡乱的人，如秦末陈胜、吴广以及隋末十多个人，都是从田野农民中崛起，最终扰乱天下；他们凶恶的谋略和奸诈的计策，大概只是顺应百姓喜好作乱的心理罢了，难道全都懂得兵法吗？况且即使想禁止兵书，如今藏书之家往往都有；假如有人在私室中熟读精习，成为韩信、彭越、苏武、李陵那样的人，陛下又怎么会知道呢？这样禁止，正好只能禁止自己，不能禁止别人，还不如不禁更好。即使暂时不能推行于天下，也可以先在学校中实行；同时命令学生杂读史传，使他们广泛了解古今胜败的形势，用来辅助学习兵术。从前晋文公谋划选任元帅，因为郤縠喜爱礼乐、敦厚好学《诗》《书》，于是任命他为中军将。汉明帝时，宫门、羽林的士卒，都命令他们通晓《孝经》。孙权对吕蒙、蒋钦说：“应当通过学习来不断开阔、增长自己的才智。” 吕蒙说：“军中每天事务繁多，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经书、做博士吗？不过是广泛涉猎，了解往事罢了。”吕蒙于是开始学习。除此之外，儒将本来就不少。等到兵术精通、史传又广泛了解之后，每隔三年考核一次，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考试应兼问兵术和史传方面的谋略，有才能的出学应试，不才的仍允许留在学校。这样，国家经常会有良将分布四方，国内外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知道我国有充分的防备，哪里敢轻举妄动？一旦行动，就用威势压制他们。军书所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要凭借我有办法等待并对付它。”又说：“不用交战就使敌人的军队屈服。”这就是其中的要旨。宋仁宗时，张方平上奏论述说：“臣听说，驾驭将领的方法、部署军队的关键，关系天下安危，是国家的大事。臣实在是浅陋的儒生，哪里懂得其中的方法？我私下考察前代的记载，观察英明君主建立的制度，比较其中轻重的形势，考察成败得失的迹象，认为最为得当的在汉、唐两代。汉朝平定天下后，在各郡国设置材官，京师有南军、北军驻屯。后来平定南越，又增加七校。遇有四夷之事，便临时授予中央府库的兵甲，入朝为卿、出外为将，不固定文武官位，因事立号，也没有固定的官名职称。因此五营、六郡的军队，事情结束便解散；贰师、下濑等官职，功成之后便立即罢免；将军也就奉诏入朝了。所以整个汉代始终没有掌兵作乱、在内部侮乱朝廷的祸患。东汉以后，四方分裂，重兵驻在边疆，骁勇将领统率军队，强臣掌握权力，国家政权受外部势力控制，因此叛乱接连发生，危亡相继而来。唐朝统一天下后，于是沿用隋朝制度，在内设置诸卫以安置武臣，在外设置府兵，隶属于各卫。四方有变，在朝廷选任将领，在府兵中调发军队，建立军门出征，唱着凯歌返回，将军便回到自己的府第。郡县有守御的准备，朝廷没有权势过重的大臣，不耗费国库财物，不浪费仓廪供给，国家力量充实，百姓家用富足，本末相称，内外相互依托，这实在是顺应天机、合于神妙谋略的太平之道。”

译到了景云初年，才开始设置“节度”这一名号，用来增强边镇势力、宠荣功臣；出行时建立节度府，树立六面大旗，并可以凭军事需要专断杀伐，于是地方势力开始扩大。到了唐明皇天宝末年，君主昏惑而不理政事，将领争相进取、邀功请赏，献策要求扩大疆土；掌国政的大臣专门谋求恩宠和利益，又兼并道路、开设镇守之地，土地超过四方疆界，精锐士卒死于沙漠，国家财物耗空在上林苑。那时中原没有敲梆警戒的忧虑，北方军队却已经逼近函谷关了。于是愤怒的军队和强悍的将领彼此联合，互相呼应；东边进攻，西边响应，早晨投降，晚上反叛，彼此互相捕杀，有的甚至自行篡夺、驱逐君主，百姓焦灼困苦，遭到杀戮、灭绝、损耗和死亡。肃宗、代宗以后，宦官取得政权，行军事务开始由李辅国掌管，军队威势出自鱼朝恩。到德宗兴起时，起初把中尉设置在神策军中，兵权和国命全都落在北司手里。掌握军权的将领，都被北司当作自己的子弟蓄养；各地节镇和军帅，大多靠行贿取得。甚至有市井商贩、台舆车夫和奴仆这样的卑贱之人，凭借契券便取得千里之地，靠谄媚依附便得到通都大邑。至于他们追逐利益、求取赏赐，破坏法令、侵凌纲纪，朝廷姑息宽纵、借故迁就，养成了骄横的祸根；君位和上天所赐的禄位，仿佛是按照他们的租赁凭据来占有的。因此唐朝的基业最终被藩镇大臣倾覆。况且古代贤臣，在国家任职就是宰相，在军队任职就是将领；商代有阿衡，辅佐成汤在升陑出征；周代有尚父，统率渡盟之师；周公姬旦出征东山，因而战胜淮夷、奄国；孔子在夹谷之会中谋划防备，挫败齐国和莱国。汉高祖、汉文帝时，宰相从将领之中任命；汉武帝、汉宣帝以后，将军又成为执掌政务的官员。留侯张良是汉高祖的谋臣，却从未亲自冒着箭石作战；高密侯邓禹是汉光武帝的元勋，本来却是治理礼仪祭祀的官员。诸葛亮原本是处士，却向西据有荆州，建立蜀汉三分天下的形势；羊祜、杜预等本是书生，却向东平定吴国，为晋朝统一天下奠定基础。江左五朝尤其重视武官，二卫、四军、五校、七帅，都从朝廷清正而有威望的人、士大夫中的名流中选任，披甲武人不能参与其中。唐朝初年的大臣，入朝可以任三公、八座，出外可以任行台总管。因此从三代直到唐朝，没有不把兵农合为一体、共同议论政务，把文武贯通起来任命官员的。既然有制胜的谋略，何必一定要会击刺的技艺才算勇武？既然有治理国家的道术，何必一定要有章句训诂的学问才算文才？至于只是积累恩泽、逐步升迁品级，凭奔走效劳的勤苦，从前把敢于拼死当作武勇，把能拉强弓当作才能，露出臂股来比试射御，显露躯干来较量强健敏捷，这不过是匹夫个人的勇力、率领一队人的才能，又哪里称得上将领呢？又如“枢密”这个名称，近来由大历年间设置在宫禁之内，起初不列入朝廷官位。凡是朝廷内外臣民上奏筹划事务，涉及军国机密、不宜施行的，便称为枢密。兵乱时期，机密事务繁多，于是任用宦官，让他们专门掌管这项职务。五代后唐以来，枢密的地位才逐渐受到尊崇，与宰相分掌文武事务，称为“两府”。唉！想要讨论治理国家的要旨，讲求实现太平的策略，就一定要先做到政事统一、文武贯通、兵农合一，然后天下的事务才可以办成。如果说还不能做到这样，那么汉、唐的盛世尚且无法达到，何况要实现三代的治道呢？臣所谋划的事情迂阔浅陋，众人一定会讥笑它难以实行；然而真正见识通达、考虑长远、懂得治国根本道理的人，难道不会认为应当如此吗？这是臣的意见。” 张方平又上奏说：“前些日子戎族使者萧英等回去后，朝廷对北部边疆作了处置，虽然增加兵力、修饰营垒，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派遣的将领还没有完全经过慎重选择。臣听说，《军志》说善于对待敌人的人，不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是使自己不可战胜；要依靠自己有办法等待敌人。因此城池即使坚固，兵力即使众多，财用即使确实充足，假如将领不是合适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将领掌管人的生死，是国家安危的主宰，惟愿陛下念念不忘，时时警戒。假如敌军骑兵敢越过边界，而让杨崇勋驻守镇定，夏守赟驻守瀛州，刘涣驻守沧州，张耆驻守河阳，陛下还能高枕无忧吗？即使愚夫小孩，也知道他们一定会把事情办坏。朝廷并不是不知道杨崇勋等人不堪任用，只是受制于通常任用人的做法，勉强而不情愿地派遣他们罢了。若想上面减轻依靠将帅的忧虑，下面又使众议信服，除非是已经经过考验、取得功效的人，否则不足以依赖。形势不得已时，不如暂且选取陕西各路中有名望的偏将，如狄青、范全等，每一路调换一两人。何况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至今已经三年，像狄青等立功的将士，从未有一个到京城来，仰望天颜。如果以此为名义，召他们到朝廷，衡量他们的才能器识，逐步升迁任用，再召回杨崇勋等人，让他们奉诏入朝。” 议论者一定会说，西北的事务同样重要，如果把狄青等人调走，恐怕西部将帅会有借口。况且陕西四路各自占有方圆千里的土地，连接着数十座城池，官吏、将佐有数千人，能够作战的士卒很多，难道不能选拔训练偏将，每天使用他们吗？如果有一天，天子把一个小校提升到朝廷任职，西部将帅却以此推辞，爱戴君主、顾全国家的人是不应这样的。现在正值盛夏，边疆没有忧患，可以赶快把他们召来。等富弼出使归来，幸好盟约和友好关系没有改变，就让他们各自返回原来的道路。如果敌人向南进攻，暂且让他们分兵防守北方；事情的关键系于此处，恳请陛下裁决审察。” 知谏院司马光论张方平的奏状说：“臣私下听说，近来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张方平，听信边人虚假的说法，称西夏调集兵力侵犯边境，便惊慌失措，关闭城门登城防守，发公文给邻近各路，索取军队自救。永兴以西的军马都被抽调，导致近边百姓彼此惊扰，关陇地区骚动不安；又飞速上奏朝廷，致使朝廷忧虑疑惑。后来查核省察，竟没有事实根据。张方平身为元帅，关系一方安危，一举一动都受到众人瞻望依靠，如今却胆怯轻率到这种地步。万一边境确实有紧急警报，让张方平负责，难道不会坏事吗？臣私下担心敌国听说此事，便能窥探将帅才能的深浅，更加产生轻视中原的心思；这不是用来壮大皇威、镇服异族的办法。臣恭请朝廷治张方平的罪，严加谴责贬谪，另选明智沉着勇敢的人代替他的职务，这样或许国家的屏障便能得到能够抵御侮辱的臣子，陛下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译司马光又论张方平的第二道奏状说：“臣先在本月十四日上奏，称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张方平胆怯轻率，请求另选良将代替他的职务，但没有料到朝廷会采纳。臣听说，将领是成败的关键、安危的根本，本来不能任用不合适的人。如今张方平举措轻浮脱略，使一方震惊，在天下传为笑谈；他无才的事实如此明显，朝廷却仍然掩饰包庇，一概不加追问。臣担心敌国听说此事，都会产生窥伺的念头；官吏士卒看到这种情形，也都会产生轻慢侮辱之心。这是国家看重、爱惜张方平，却轻易抛弃秦陇地区。凡将帅能不能胜任，最怕的是不知道；既然知道他不能胜任，却仍照旧任用，臣实在愚直，深深不能理解。议论者或许认为，张方平虽然在仓促之间有所失误，但只是过分加强防备，如果因此治罪，恐怕从今以后守边的大臣听到敌寇到来，都会不敢防备。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所谓防备，是在平时无事时，选拔将佐，训练士卒，严整营垒，磨利器械，查明间谍情况，远派斥候，使早晚之间常常像敌寇即将到来。这样，即使有凶猛的敌人，也不能侵犯；万一敌人来犯，也可以安坐着制服它，哪里会狼狈到这种地步呢？” 臣听说张方平在秦凤，专门以尊贵傲慢自居，下面的实情被堵塞而不能上达，从他的门墙之外，人人都可以欺骗他，何况军民的疾苦、敌国的真伪虚实，张方平又怎么能够知道呢？因此他一旦听到虚假的消息，便惊慌迷惑、失去依据，内使各郡惊恐，上使朝廷震动。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按典刑责罚，还要用什么来说明臣之所以区区不止进言呢？臣责备张方平的是他平时没有做好防备，不是责备他听到消息后采取防备。臣恭请朝廷审察臣前后所说，明正处理张方平的罪行，把他贬到远方，以警戒守边大臣，使他们都预先做好防御，不敢像张方平那样骄傲懈怠。” 司马光又论张方平的第三道奏状说：“臣先前曾上奏，称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张方平胆怯轻率，请求另行选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朝廷施行。臣私下听说，拓跋亮祚年纪渐长，狂妄而喜好用兵，在通常分内的要求之外，索求贪得无厌。董毡凶悍狡猾，超过他的父兄；朝廷所给的官爵不能满足他的心意，颇有怨恨，又同契丹联姻，暗中彼此呼应。这是朝廷应当废寝忘食忧虑的事情。秦州处在两个敌人的交界，是陕西四路的首要地区，军队、马匹、百姓和夷人最为繁多富足，却让一个胆怯轻率的人守卫它，这就是把羊羔小猪交给虎狼出没的道路，臣私下替国家感到危险。何况张方平其他方面的才识一向没有长处，只凭文辞取得如今的地位；他的奸邪、贪婪、鄙陋，士人舆论都知道。如今不能让他守边，事情的情状已经昭然，而朝廷却掩盖他的过错，委曲地加以保全；为了爱护一个人而丧失一方，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臣恭请陛下不要因为边疆事务是小事就忽略它，赶快治张方平的罪，严加谴责贬谪，另选沉着勇敢、通晓军事的人代替他的职务；否则一定要等烽火警报发生以后才更换他，那时敌寇已经深入了。” 宝元二年，右司谏韩琦请求允许边臣经过京城时入朝觐见，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常常把在外任职、调任中的臣僚派往边疆任职，其中有些人要经过京师，多次陈请入朝觐见，通常都没有得到允许。难道是朝廷认为请求朝见的人只是想陈请恩泽、希望得到赏赐，所以一概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吗？现在把臣所见到的情况逐一上报。臣认为，臣僚长期任职在外，必定有平素积累的见识，希望能够一睹圣颜，陈述事情的始末；道理如果说得周全，事情一定更容易施行。陛下如果因此勉励他们，要求他们效命，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忘却生死，想着报答陛下厚重的宠遇。如果他们另有请求，也可以由朝廷详细审察是否可行，决不会容许他们侥幸求取。况且如今正是西部边疆加强防备的时候，像这样调往边疆任职的臣僚，理应诏令他们入朝应对，慰劳后再派遣；哪里有边臣到了京城却不能面见天颜，让他陈述自己的意见，反而还加以阻拦的道理？这实在不是国家抚慰、驾驭将帅的方法。臣希望今后调往边疆任职的臣僚，因途经京城而请求朝见的，一律赐恩准许。如果因此妄自提出请求，那是朝廷审断后决定不施行的事，怎么可以为了防止小的弊端而失去大的体统呢？” 臣还听说，新近任命的知渭州张元经过京城，多次上状请求朝见，尚未见到俞允，也希望陛下特别准许。康定元年，殿中侍御史文彦博上奏说：“臣听说穰苴出兵，首先诛杀庄贾；孙武训练军队，先斩杀受宠爱的姬妾。遇到事情便执行，从来不请示君命。大概将领的权力不能不专一，军法不能不严峻。这正是进攻必能攻克、作战必能取胜的原因，因为执法严格。自古以来，将领权力不专、军法不严而出兵还能必胜的，从未听说过。臣深切听闻，去年以来在西部边境用兵，有的禁军小校临阵先退，有的边塞偏军望见敌人而不前进，而统帅大臣当时不执行军令，把全部情况上报朝廷，都命令邻郡设置监狱审问查勘，再交法寺详细审理定罪。臣认为，这是丧失边疆以外的制度，破坏军中的命令；临事不能决断，请示君命也不能树立威信，难道能称作军容整肃吗？这岂不是同儿戏一样？臣又担心推问查核时，援引牵连枝蔓，滋长他们苟且免罪的心思；在奏报之间拖延时日，开启他们侥幸求生的门路。即使不至于这样，也会使违慢军令的人迟迟不受诛罚，无法激励众人，这是军队疲弱、士卒骄惰的弊病。臣不知道朝廷任用将领，是一定不让他们专断军务，凡事都要上报、听从皇帝的谋略吗？”

译又不知道将领不能施行军法，是不是都要以朝廷的命令为准吗？假如朝廷任用将领却不让他们专断军务，那就是臣所说的丧失边疆以外的制度。古代派遣将领时，君主为他推车并命令说：‘国都以内的事，由寡人控制；国都以外的事，由将军控制。’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委任将领、责成他建立功业的原则，不能不慎重；如今却把它看轻，所以臣说这是丧失边疆以外的制度。如果将领不能自行施行军法，那就是臣所说的破坏军中的命令。人的常情，谁不怕死？驱使亿万士卒冒着箭石冲击敌阵，如果刑罚不严，凭什么督促他们作战？兵法说：‘害怕我的人就不会害怕敌人，害怕敌人的人就不会害怕我。’难道不正是说要严刑吗？所以面对敌人时，伍中有不前进的，伍长就杀掉他；伍长不前进，什长就杀掉他。连什长、伍长都可以专断杀人，而统帅这样重要的将领却不能诛杀一个小校来整肃士卒，因此臣认为这就是破坏军中命令。议论者或许说：‘如今遇到的敌寇还不是强敌，所调集的军队也还没有深入敌境，军中的刑法还不能专断使用。将校有罪，应当上奏听取裁决。’如果像议论者所说，臣认为是错误的。敌寇还不是强敌，军队还没有深入，却已经狼狈先退，迟疑阻挠而不前进；倘若遇到强敌深入境内，而将校有犯罪行为，必须上报朝廷，那么穰苴杀庄贾时，面对的并不是强大的敌人，只不过是防守军队而延误了期限；孙武斩杀美人，也不是敌军深入，只是为了演习作战而使众人发笑；他们杀掉国君宠信的臣子、宠爱的姬妾，也都不曾预先禀报、事先请示，最终齐军战胜了晋军，吴军攻入了郢都。孙武、穰苴都成为名将，是因为他们受到的委任专一，而且军法一向得到执行。一个小小的霸国，尚且懂得任用将领的道理，难道巍巍圣朝反而还不如它吗？况且本朝已经制定法令，凡禁军将校有退却行为，须奏报朝廷裁决，这只适用于平日无事之时；对于边州守戍军队、近郡屯驻集结的军队，采用这项规定还可以。如今昊贼扰乱常道，像蜂蝎一样含有毒害，防守边境的军队超过数十万人，如果将领的权力不专一，军法不严峻，又凭什么抵御他们？臣恭请陛下亲自裁断，稍微给予将领以专断之权：凡偏将、副将和小校等临阵先退、望见敌人而不前进之类，罪状明确、确实应当依军法治罪的，不必交付狱官审理，并允许本部统帅当着众人立即执行军令，执行完毕后再奏报朝廷。这样一来，军队就会畏惧军威，进退听从命令，无论防守还是作战，都一定能建立特殊功勋。用兵是国家的大事，陛下在朝廷上同宰辅大臣已经审慎谋划过了，哪里容得卑微之人擅自轻率议论呢？然而臣充任宪司官员，职责在于掌管听察，如果有所见闻，怎么可以闭口不言？陛下不要因为臣的这些话，只是老生常谈，就因此忽略而不加省察。臣反复思考，任用将领、治理军队的办法，哪一样不是要从这个道理出发呢？这是愚臣的考虑，幸望陛下赐予采纳选择。臣冒犯圣颜。文彦博又上奏，请求命令边帅训练军队、约束各位将领，说：“臣深切看到，自庆历初年以来，陕西四路的军队，开始按各路分别设置几名将领，每将统率的马军、步军不少于二三千人，各自训练，务求精熟；同时使士兵和将领彼此熟悉，在使用他们时，完全了解每个人所能做的事情，这样就很少会有失败的事情。近来听说各位将领大多不和睦，大都不能有效统制；教阅军队、划分部伍时，各自抱持不同意见，对于宽严的节度不能取其中道，徇私情、收取怨恨，都是由此产生的。军队取胜在于和睦，这种情形却与此相反。伏请严加告诫各路大帅，讲求军法，精心训练，约束各位将领，务必使他们和睦协同。军队声威稍稍振作起来，边境上的寇敌自然会畏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庆历三年，知谏院欧阳脩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自从在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屡次遭受失败，京师的精锐士卒大多在外征战，禁卫各军全都人数很少，又没有将帅来充当国家的爪牙。如今替国家谋划的人，只顾处理外部忧患，强敌专心经营边疆，却完全没有想到根本之内空虚、朝廷势力衰弱，一旦发生意外，便没有办法支撑应付。现在的军队统帅昏暗懦弱，不是合适的人选；禁军骄纵怠惰，不能使用。朝廷把这视为忧患，不等臣说也可以知道。臣也曾详细考察前代有国之君，大多在太平无事之时倚仗安定而忘记危险，防备祸患不谨慎，使灾祸突然发生，以至于失败灭亡的情况是有的。然而还没有在正在用兵的时候，反而忘记武备，像今天这样。兵法说：‘将领，是百姓的生死所系，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对外让李昭亮、王克基等人抵挡契丹，对内让曹宗、李用和等人保卫天子。像今天这样的形势，却把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安危寄托在这几个人身上，怎能不让四方夷狄取笑，遭受他们的轻视侮辱？臣认为，去年北方边境或许会发生狂悖之事，今年元昊又妄自提出请求。假如朝廷有一两名中等才干以上的将领，能够叩头效死，奋身请求出战，发誓洗雪君主的耻辱，稍稍增加国威，那么敌人就不敢侵犯欺凌，朝廷也不至于受辱。” 为什么朝廷内外竟然连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既然没有可以依靠、凭武力争胜的人，于是甘心使自己变得衰弱。天下如此广大，难道竟真的没有一个人吗？只是寻求得不勤恳、不深入罢了。臣恭敬地思考，自从用兵以来，朝廷寻求将领的办法，不过是命令近臣举荐朝廷士人来改任武官，以及选试班行中懂得方略的人罢了。近臣所举荐的，不过是通行的文吏和有才干的人；班行中所选的，只是一个人的弓马勇力；至于懂得方略的人，尤其混乱滥杂。考试合格的人，仅仅能够担任借职县尉、参军而已。用这种办法寻求将领，却想抵御当前的祸患，这正是天下困顿、败给敌人的原因。臣不知道朝廷把这几件事作为求将之术，究竟是对还是不对？认为对，那么得到的是什么人？知道不对，那么为什么不考虑改革？臣又不知道朝廷认为将领容易得到，还是难以得到？认为容易得到，可是几年也没有见到一个；知道难以得到，就应当多方用心，早早加以选拔，等到祸患临头时，哪里还来得及得到呢？伏望陛下特地下诏给两府大臣，另行商议求将的办法，全部废除沿袭旧常的格式，以招来非同寻常的人才。如果不破格任用人才，就难以消除当前的大患。” 臣也常有一些愚见，已经很久想分条陈述。如果一定认真求取将才，或许可以参考采用。臣恭敬地看到，从唐朝及五代直到本朝，征伐四方、在战阵中建立功劳的名将，大多出身于军卒。只如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可以称为武将的人，往往也出自军中。因此臣认为，只在军中就可以寻求将领。现略述求将的方法，谨分条列在下面。

译凡是寻求将领的方法，先从下级禁军直到厢军中选取年轻有力的人，不论等级，按照他们所擅长的技艺，每一百人编成一队来训练。比较他们的技艺，最精通而又最勇敢的，一百人中必定有一个；选出他担任队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确实能够使一百人服从他，让他担任统率一百人的将领是可以的。集合十名队将，再训练他们，比较其中技艺最精、勇力最强的，十人中必定有一个；选出他担任裨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确实能够使一千人服从他，让他担任统率一千人的将领是可以的。集合十名裨将，再训练他们。一个人的技艺和勇力如果已经超过一千人，很难有人胜过他了；这时应当选择其中有见识、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十人中必定有一个；选出他担任大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是万人之中的优选，同时又略懂变通，再选择有智谋的辅佐来帮助他，让他担任统率一万人的将领是可以的。倘若幸而遇到技艺勇力虽不足、才能见识却超出万人之上的人，这就是世上罕见的奇将，不是按通常规格所能求得的。这就是臣所说只在军中便可以求得将领的办法。如果真能这样做，得到五七万士兵，随即又得到五七名统率万人的将领，以下直到统率千人、百人的将领，也都由此确定，然后另立军名，制定等级制度，每一万人编为一军，用来充备宿卫。” 有事时就出兵征伐，无事时就坐镇以威服天下。这同用丰厚衣食和优厚俸禄养着骄纵懒惰、没有用处的士卒，再逐级升迁，直到补任校官、统帅，结果全是平庸愚昧、昏暗懦弱的人相比，得失相差万里。如果臣的主张确实可以施行，等到编成一军，就把原有的万人禁兵替换出来，分散到外地，使他们到外地谋食。新设置的军队从一开始就加以约束，稍稍增加旧有的供给，不使其过分优厚；经常役使他们的力量，不让他们骄纵懒惰。等到新军建立，旧军全部调出，京师便可减少冗费，得到精锐部队；比较起来，这样做的好处就更远大了。” 以上臣所陈述的，只是选拔勇将、训练卫兵的方法而已。至于能够捍卫边境、攻破贼寇以及具有奇才异略的人，不可以说没有，伏请陛下早日留意，精心寻求。欧阳脩又上奏论述李昭亮不能统率军队的劄子说：臣听说朝廷近来把李昭亮从河东调任镇定、高阳三路都部署。臣私下认为，北方敌人险诈，必定会给国家制造祸患。北面的事务，常常必须有所防备。这件事陛下圣心早已忧虑，执政大臣没有不知道并为之忧虑的，天下人也都共同替朝廷忧虑。李昭亮没有才干，不能担任将帅，不可以把兵权交给他。这个情况陛下圣心早已知道，执政大臣没有不知道的，天下人也都知道。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任命？大凡朝廷办事不恰当，有时把它看成小事而忽略，因一时不知道而误行，造成乖错，这种事是有的。但从未有过对于天下共同认为极其可忧可患的事情，朝廷上下都明知，却还公开做出如此荒谬的决定，把重要任命交给不合适的人。我料想两府的议论，一定是因为施昌言等人近来奏报三路缺少都部署，而眼下没有人，便用昭亮来应付请求，打算以后慢慢另行选择，大概不过如此。然而臣私下看到，朝廷办事常常忧患因循；遇到紧急事情就草率办理，事情一过便不再留意。就像今年秋天任用郭承祐在镇定任职，不久因他没有才能而罢免，当时因为应急，姑且让常德舆担任钤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都部署这一职务，本来打算慢慢选择合适的人，臣当初还高兴朝廷从此一定会精心选拔任用。可是到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月，何曾用心寻找人才？昌言一旦奏报上来，朝廷又派昭亮暂且前往。平时无事之时，尚且如此不能选择任用人才；如果一旦仓皇之间发生事变，又到哪里去寻找人才？所以臣认为，朝廷所说要慢慢选人来替代昭亮，不过是空话罢了。如今天下如此广大，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是朝廷没有办法得到他们而已。宁可任用无能之人而使事情失败，也不肯劳心选取人才，等事情发展到危急关头，真令人痛哭。臣思考朝廷缺乏可任用人才的弊病，大概是因为依循常规、遵守旧例，必须任用按照资历逐级升迁的人，不肯破格提拔，所以才没有可用之人。古人说，应当劳心选择贤才，而任用他们时就可以安逸；如今既难以寻求人才，又不勤勉等待他们自己前来，怎么还能得到呢？臣曾多次上言训练军队、选拔将领的方法，都没有得到施行。又曾请求在沿边十几个州暂且选任州将，也没有得到采纳。宁可公开选用无能之人，把大军兵权交给他；一旦误事，后悔又哪里来得及？伏望圣上慈悲，从睿智的裁断出发，早命两府选择人选替换李昭亮，并且早日讲求选拔将领的方法。” 如果大将难以仓促得到，就请在沿边州军中，从州将以及下级、资历浅的人中选择，或许比较容易得到。昨天北方使者的姓名稍微迟些才传来，朝廷内外的士人已经共同忧虑疑惧。幸好敌人尚未行动，应当在事先做好兵事防备。兵法说：‘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我们有办法等待敌人。’只要陛下为社稷大计深思熟虑而实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欧阳脩又上奏论述郭承祐不能统率真定，说：“臣恭敬地听说，朝廷打算任用郭承祐为真定部管。臣自从听到这项任命改动，早晚都在思考。国家用兵已经五六年，却没有得到丝毫成果，朝廷的威势完全受挫，天下百姓也困苦不堪。仔细思考其中的原因，过失究竟在哪里？祸患在于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级选择人才；明知是小人，却把重任交给他，即使后来事情失败，也始终不悔改。如今每当有任命拟议，有人向大臣询问，大臣就说：‘虽然知道他没有才能，但除了这个人没有别人。’更有甚者，为了堵住别人的话，必定说：‘你试着另想一想，还有谁可以任用呢？’臣也曾听过这种话，每次退下都叹息。所谓‘除了这个人再没有别人’，难道是天下真的没有人才吗？只是没有尽力寻找罢了。如今不肯劳心选择，越级任用，只知遵守常规、沿袭旧例，轻率任用小人，宁可耽误国家大计。一次错误不悔改，后来的人又照样这样做。至于葛怀敏，先前在西部边境，天下人都知道他不能任用，当时议论的人只说：‘除了怀敏，另外没有人，难以更换。’等到他战败身亡，尸体横陈在荒野。怀敏既然不能复生，也还是必须另寻人来任用。臣认为今天任用承祐，也和当时任用怀敏一样。”

译何况像承祐这样的人，只是平庸的奴仆之才，比怀敏差得远。先前在澶州，只是命令他筑城，就几乎酿成变乱，怎么可以担当这一整路的重任？臣认为朝廷不是不知道承祐没有才能，议论的人不过说：‘按惯例应当依次升迁，另外又没有人。’这只是因循的说法罢了。如今强敌正在暗中谋划，祸患的端倪已经显现，朝廷内外的士人看到国家轻视兵患、放松北方武备，人人献言，希望早作防备。忽然看到这样的任命变动，谁不惊恐忧虑？前次六符来到时，朝廷忍受耻辱而同意议和，是因为河朔没有可以依仗的力量，难以迅速同敌人争战，只能委曲心意暂且求和，稍稍缓解祸患。如今幸好得到这个使自己暂时宽解的办法，所应当做的，是多方急切地、专心地先行筹备防御，尚且担心来不及，哪里是因循守例、轻率任用小人的时候？郭承祐，想请早日调任到一个不必用兵的地方任知州，或者召回朝廷，另授一个清闲缓慢的职秩。如果想记录、优待他的旧日功勋以及对其亲族的恩典，给他闲官厚禄，足以供养他，没有必要一定让他担任这样的要职。伏愿陛下深思国家大计，不怕改正任用，则天下幸甚。” 欧阳脩又上奏论述赵振不能统率军队的劄子说：臣听说河东近日多次奏报军务，探知昊贼正在集结兵马。由于此前张延寿议和时，还有朝廷没有答应的事项，深怕狂贼因愤怒出兵，因此三路边防都应当做好防备。臣看到河东都部署明镐，虽然是有才干的大臣，却不熟悉战阵；副部署赵振，品行才能都很平庸，完全不懂军事，只是喜欢结交、收买声誉，所以没有因功业而被提拔到将帅之位。先前在延州任职，竟导致失败误事，虽然实行了责降，不到一年，却又授予兵权，完全没有报效功绩。这个人年轻力壮时尚且不能任用，如今又年老多病，完全不能作战，一旦遇到事情，必定误害国家。臣听说将领是国家的生死所系；如今陛下安危的关键系于将帅，而河东一路没有一个能作战的将领，只有赵振一个老病之人而已。仔细思考这件事，实在令人寒心。如果误事，忧患就在朝廷。赵振，伏请立即下令本路审察衡量；如果确实年老多病、不能任职，就请罢免他，令其以散秩归退，另行委任将领。臣私下认为，河东一路兵马极多，哪里是蓄养病将的地方？西北两边的祸患如此严重，也不是赵振所能担当的。如果等到临事之后失败误事，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伏望圣上慈悲，深思国家大计，不要吝惜留下一个会误事的老病之人。仁宗时，欧阳脩任知谏院，又上奏防务说：“臣访察听闻，岢岚军在今年四月中旬捕获三名逃跑的士兵：万胜长行张季、虎翼张贵、李德等三人，他们都是禁兵。本军审查后，依正法司检用编敕规定：禁军月料钱满五百文而逃跑，捕获后处斩，办结后奏报。张贵等人也都已依法处斩。本路转运司查核防察，发现先前下达的令敕规定，春夏不执行斩刑，应当判处重杖后处死，于是驳正岢岚军不应斩杀。现在派岚州团练判官刘述审问岢岚军使米光濬等人。臣私下考虑，岢岚军地处西北两边交界，正是秋冬大规模屯驻军马的地方。如果统领军队的将帅斩杀一个逃兵，却反而遭到审问处罚，那么就无法统率众人，渐渐会助长军队的骄纵。况且重杖处死和斩杀都是死刑，并没有造成错杀。转运司遵守令敕进行纠察、立案，虽然是执守通常法令；军官依军令杀人，也同样是常事。何况米光濬等人的案件已经审理成案，至多不过是违制、错用刑名，按情节定罪，所犯实在很轻；但它阻碍将帅，反而助长军队骄纵，造成的损害并不小。伏请朝廷只把此事作为访闻所得，特地下达圣旨，免除对他们的审问弹劾。这样可使沿边将帅知道朝廷委任、恩遇的厚意，尽心效力，军队畏惧而整肃，不至于骄横恣肆、滋生事端。” 谨此具状上奏。欧阳脩又上奏论述请求不要审问狄青侵用公用钱的劄子说：臣听说边臣张亢近来因为使用公用钱有过失，正在陕西设置的官署中追查审问；审问官所牵连查取的人很多，也听说狄青曾经跟随张亢进入敌境，现在已经被传唤追查、对质。臣恭敬地看到，国家兴兵以来五六年，所得到的边将只有狄青、种世衡两人而已；他们的忠诚勇敢、才干武略，不能同张亢、滕宗谅一概对待。臣料想狄青本是武人，不懂法律，即使有使用公用钱的过失，也一定不像葛宗古那样故意偷盗欺骗，不过是疏于检点，以致误用公使费用而已。如今议和使者正在敌境，假如一言不合，敌人因愤怒出兵为患，必定侵犯边境；谨慎防备边患，正要借助勇将，何况像狄青这样的人没有两三个，实在可惜。因为一点小小的公用钱问题，在这个需要人才的关键时刻，反而把狄青等人自行送去让敌人拘囚，使敌人听到后以为得计。伏望特地下达指挥，原来的审问官只把张亢一案依照公事彻底查办，不得枝蔓牵连、传唤追究；至于狄青，即使有牵连，也仍请特予免于审问。臣对于边臣本来没有利害关系，哪里会有爱憎偏私？只是担心审问官只想迎合朝廷的意旨，不顾边境上的事务和时机，把国家难以得到的人才同普通人一样推问审讯；一旦因缺乏人才而误事，后悔就无法追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伏请朝廷特别加以宽赦，使边臣知道无功的将领犯法必定诛杀，而有用的人才可以通过立功赎罪；这样人人都会自我激励，将来一定可以看到成功。庆历四年，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国家设置武学以来，如果一直没有人学习武艺，或者恐怕英豪之士隐没不显，耻于列入学生之中。倘若长久设置这所学校，却没有人可以教，那么恐怕被外人窥伺，认为国家没有英才，在体制和声誉上都不方便。想请下令国子监，不必另外设立武学的名目。如果学生中有喜欢学习兵书的，就让本监官员保明，确认确实是忠良之人，再秘密命令他听读学习。臣私下看到，边境上很有弓马精强、熟悉边境事务的人，只是从未学习兵书，不懂得作为将领的要领，所以还不能提拔。想请下令陕西、河东各路经略司，在将佐、使臣和军员中，选取识字、有机智武勇、长久培养可以成为将领的人，选三五人，令经略、都部署以及各司参谋官员等，秘密为他们讲解兵书，讨论取胜和防御的办法。这样可使边境上已经显露武勇的人进一步懂得将略，有的人或许因此建立功劳，将来便有人可以任用。同时不得虚夸、扩大教授的人数。”

译仁宗时，范仲淹又上奏请求减少以武臣充任提点刑狱，以及请求如今枢密院、三班选人进呈的奏议说：“如今西北两个方向交相困扰，中原骄纵强盛到这种程度，国家抵御捍卫敌人的重任，实在在于三边。不只是作战将领缺乏，知州、知军以及驻泊都监、大寨寨主，也常常需要有心力、有能力的人来办事，才能掌管兵马、安抚辑宁蕃部、严格治理城寨、侦察探听军情。如今各路提点刑狱，往往占用了有能力的使臣；有时边境仓促需要用人，最终却都是胆怯畏惧、不能任用的人。想请特降圣旨：各路提点刑狱，除川广、福建路仍旧派文臣、武职兼任外，其余路分只令文资官员办理，却留下武职中精挑的年轻强壮、精神充足者，一并派往三路边境任职，使他们熟悉边境事务；有些人年龄虽高，但一向有能力，尚未衰老，也可以充任边上的知州、知军、驻泊都监，办理事务，颇能有所帮助。如果没有精神和能力，就是无才之人，哪里能担任按察官，澄清部下？因此便可以把他们调入清闲缓慢的差使，以免被四方取笑。仍请委托枢密院，除选拔上述提点刑狱使臣外，还要经常从武臣中选人；并令三班院也经常选人，每月一次把选定人员的姓名具报朝廷，召来引见，派往沿边、次边任职。这样可使边境上得到更多精神充沛、有能力的人。” 在这些事务上任职久了，他们就会逐渐增加胆量和勇气，遇到缓急都可以使用；这正是培养将领人才、抵御防备戎寇的关键。至于川广、荆湖等接近蛮地的地方，也请重新严格选任知州、知军、都巡检等官，以镇抚边界、使百姓得以生存。” 范仲淹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又上奏说：“臣等私下看到，在用兵的地方，各军中如果有得力的指挥使、属官，不但训练整齐，而且临阵时都能统领部下，士卒才肯效死用命。如果人员不太得力，那么下面的士兵通常都骄纵懒惰，不接受指挥，多半会退却失败。显然军队士气的强弱，取决于将校。如今边境各军中，有不少人员年老患病，完全不得力，同时还有不少职位空缺。如果不早日进行选拔，恐怕将来仍会像以前一样误事。臣等想请朝廷在都知、押班以及品秩较高的内臣中，选派熟悉边事的三名官员，其中两名前往陕西路，一名前往河东路，会同各地经略、部署司，召集所属屯驻、驻泊、就粮各军的人员，统一拣选。其中如有年纪大、行动迟重，或患病瘦弱、不能披挂，及愚钝鲁莽、完全没有精神、不能统辖部众的人，都逐一开列姓名，申报朝廷。其中屯驻、驻泊人员，立即发遣赴阙，另行安排。所有就粮指挥人员，则另在每个人名下注明愿意管理的厢军去处，奏报朝廷，仍令他们留在本营听候朝廷诏命。” 等到选拔完毕，就根据各指挥中现有的空缺人数，立即从诸军十将以上的人员中，选取曾经有功劳以及武艺高强、办事得力的人，提升一两资，发给帖文，暂时代理管理；等将来转员时，再依照本来资序叙迁。这样可贵在将校得到合适的人选，士卒增加士气。”范仲淹又上奏说：“陕西主帅兼管押蕃使的奏议说：臣私下看到，环庆路的熟户蕃部约有二万人，其中只有蕃官一千多人，各自都有请受；每个人只有料钱，也没有月粮、衣赐，所费少于供养长行兵士，而且都能吃苦，熟悉战斗。如果安抚驾驭时恩威得当，大可以防守边界，减少兵马。如今环州的种世衡、原州的蒋偕，安抚驾驭蕃部颇有威严，也得到他们的敬爱，遇到缓急可以召集使用。想请朝廷先授予这两人兼管辖蕃部之职，这样可激励边臣专心经营熟户，进一步加强统领，遇到缓急时使用，逐渐可以减少数万戍兵。其余四路主帅也令他们依照旧日节度，并兼任蕃部使。” 皇祐四年，直集贤院刘敞上奏说：“臣听说朝廷任命狄青宣抚荆湖、经制盗贼，却议论不设置副职。臣认为不妥。有人说，设置副职但让宦官担任；臣又认为这样不妥。臣听说上古的君王派遣使命将领时，一定为他设置副贰和参佐，不只是考虑整肃纲纪、扩大谋略防备，也是为了慎重对待大事、防备意外。如今统领数万人的军队，连接四路广阔地区，节制万里之地，国家吉凶都系于此，却让他单车前往，孤立无援；突然发生疾病或意料之外的祸患时，没有可以倚仗托付的人，也没有人相互维持帮助，这不是周全的办法。狄青出身行伍而升任枢密近臣，天下人确实还没有见到他的长处；但现在正因盗贼紧急，他拥兵出征，所以人人都仰望他的风采，希望听到成功的消息。理应得到正直坚定、具有才干谋略的大臣参与职务、共同办事。如果让宦官担任副职，必定大大辜负众望，也足以显示朝廷的浅陋，不是朝廷的光彩。因此臣说：议论不设置副职，不妥；设置副职而让宦官担任，也不妥。这就是臣拳拳在念的原因。大概事先进言，常常像迂阔空疏；事后进言，常常又像来不及。惟愿陛下留心听取草野之言，谨慎重视军旅任命。” 仁宗时，蔡襄上奏说：“臣深切看到，唐代宗、德宗在位时，吐蕃多次侵犯边境。当时唐帝在长安，势力强大、兵力众多，大臣中如郭子仪、李抱玉、浑瑊相继总领大军，已经镇守京畿附近，仍然命令马璘、李元谅守泾州，张献甫、杨朝、李晟守邠州，郝玭守渭州，分头抵御敌军的势力。邠州、泾州两路，自古以来就是西方敌人的要冲，也是长安所依靠的屏障。如今事情的形势与唐朝不同，而泾原、邠宁两路，朝廷任命的统帅虽然以永兴、延州两帅遥领西路安抚之名，但一旦边郡发生警报，难道能够远距离控制事机、随机应变来击破敌人吗？臣请在邠州、泾州两路选择统帅，使它们的形势如同鄜延、环庆那样重要，激励士卒、训练军队，等待敌人到来而击破它；这才是制胜的办法。”

译蔡襄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几年来北方敌人观察我国的形势，凭借固守自恃而产生骄横凌辱威胁之心，朝廷在谋划上失误，承受了委屈求和、依附迁就的耻辱。然而契丹的罪恶已经满盈，自以为正处于极盛之时，必然到了由盛转衰的时期；如果朝廷处置得当，就能扭转由弱变强的形势。如今敌军在云州聚集，河北的安危关系天下，深思筹备防御的办法，关键全在得到合适的人才。臣深切看到，河北镇定都部署李昭亮、镇州张存、雄州王德基、澶州李昭述等人，有的居守重要郡州，有的统领重兵。假使他们的智慧才能都达到极致，能够使人信服，仍恐怕谋划考虑有时被敌人轻视；何况只列举这几个人的姓名，就知道朝廷任用非人，却还让他们位列边防，难道不被外族取笑吗？李昭亮、张存、李昭述、王德基，伏请赶快派人替换。朝廷如果认为他们都没有明显过错，不愿意在正常时节改调，这是顾惜几个人的颜面情分，而不顾百姓的灾祸。如果认为没有人可以任用，拖延日子苟且求安，那么侍从、文武官员同国家共同承担休戚，应当量才任用，必定能够渡过艰难危急。伏望圣上慈悲，以睿智作出决断。” 知制诰范镇上奏说：臣看到，宝元、庆历年间出兵征伐元昊，积聚在陕西的军队有数十万人，天下英才都聚集在关中，却不曾建立尺寸之功，是横山阻挡了他们。元昊大举入侵就大胜，小规模入侵就小胜；每次作战能够得意取胜，都是因为有横山人供他使用。横山人既然被他使用，他最终用厚利收买他们，又同他们结盟，并且承认其号称的国主地位，这难道是他愿意的吗？这是忠臣义士尝胆自励、不能忘记的事情，所以前些日子种谔的举动是出于忠义。种谔率领二千军队，取得横山数万人的归附以及马牛二十万，开拓土地一百多里，到了绥州便筑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营垒、城壁、楼橹、仓廪、府库以及一切作战器具，没有不齐备的，也可以说是有才能了。然而议论的人因为他没有按照覆奏，就用一句话轻视他。如今种谔被交给司法官审理，事情可能出现意外，臣心中有话，不敢不陈述。而且横山人苦于谅祚的暴政，不愿替他效力，想要归附朝廷已经很久了。过去先帝曾想经营横山，但志愿没有实现；陛下哀悼先帝的志愿未能实现，多次召见边臣同他们商议，因此种谔即使没有按照覆奏行事，也可以不治罪。议论者又认为，对待远方之人不能失信；从前山遇到延州报告元昊反叛，知州郭劝把他拘捕送回去，可以说没有失信。” 可是元昊杀了山遇，最终仍然没有改变反叛之心，这说明远方之人不值得用信义来对待。近来谅祚侵犯渭州，掠夺边民，拒绝使者而不接纳，又侵犯大顺，反叛的迹象已经很明显。朝廷断绝了给他的岁赐，使他困顿衰败，他才用卑下的言辞自称臣属，谢罪伏法；这难道是真心称臣吗？不过是因为他的国内饥荒，暂时还不能发兵罢了。假如种谔不接受他的投降，众人也会反过来接受他，仍然会反复如此。不过接受他的投降已经足够，可以洗雪宝元、庆历年间的耻辱，使边地之人的心情畅快。而且夏人的本性，是害怕胜利者而侮辱失败者，如今种谔已经可以使他们畏惧了。议论者却想杀掉他，这是阻挠边臣建立功劳，也是在替谅祚报仇。世上的议论者常常忧虑没有将领，其实不是没有将领，只是驾驭将领的办法太受拘束罢了。陛下试着看看宝元、庆历年间的事情，那么种谔今天就可以担任将领了。从前魏尚曾经得罪汉朝，汉文帝受到冯唐言语的感动而赦免释放他，魏尚最终建立了功劳。愿陛下振作汉文帝那样的心意，受到臣这番话的感动，赦免种谔，让他统领自己的部众，捍卫边塞；他一定能在这个时代建立魏尚那样的功劳，使臣能够成为冯唐，那就是臣的幸运了。” 监察御史包拯上奏论述边将说：“臣近来曾多次上言，认为河北沿边的将帅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特请精选代州守将，尤其不能轻率授任。因为代州距离云州、应州等地非常近，道路又平坦，是古今最难控制扼守的地方。宋太宗时用骁将杨业守卫代州，杨业死后又让给事中张齐贤守卫；当时慎重用人的程度就是如此。此后边境没有战事，但也仍然任用武臣中有才略的人。如今朝廷委任郭承祐，恐怕一定会误事。考察郭承祐屡次任职都没有作为，这是朝野共同知道的，舆论喧然，都认为他不可任用。况且北方敌人请求归顺已经多年，但恩遇过厚就会产生骄纵，安定日久就会忘记防备，这是常理。何况西北两个边陲，自古以来就忌惮他们结盟协同、形成势力，把这看作中国的祸患。从现在看来，祸端已经显现，朝廷上所应当做的，是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察觉它，为国家锐意筹划、作长远考虑。如今天下不怕缺少人才，怕的是不肯任用。任用人才的道理，不必区分文武的不同，也不必限制贵贱高低的差别，关键只在这个人怎么样。一定要考察他应对敌人、制定制胜策略的能力，询问他安定边疆、统御众人的办法，观察他言辞气度的奇伟、举止的端庄稳重；对于这样的人，就应当提拔任用。选取人才的要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何况河北、河东同时发生这样的地震异变，不能不感到畏惧。臣先前上呈劄子，已经说得很详细；郭承祐，希望早日命令召回，另行任用有才能的人。沿边守将中畏怯懦弱、不能胜任的，也请迅速调换。如果不预先做好准备，等到缓急之时再谋划，就来不及了。惟愿陛下特别留意圣心，则天下幸甚。” 谏议大夫夏竦上奏说：“臣听说，将领是人的生死所系，是国家的长城。将帅的职位，没有才能就不能担任。寻求人才的方法，实在困难啊！如果把头大肩宽、肋骨粗壮看作强壮，那么手持斧钺的将领就不是角力竞技的人；如果把能喝大杯酒、能吃大块肉看作勇敢，那么建立军门的将帅就不是饮食宴饮的场所；如果把能够拉开强弓、提剑看作强大，那么上将就不是只与一个人匹敌的勇士；如果把遇到旧识故交、彼此相逢看作忠诚，那么三军就不是施恩布惠的对象。应当观察他的器度和才能，考察他的性情：轻浮的人容易恐惧，急躁的人容易受挫，刚愎的人容易被激怒，多疑的人容易被动摇，骄傲的人容易被诱骗，软弱的人容易屈服，刚强的人容易因刚愎而误事。何况人的才干各不相同，所担任的职务也不同。任用文儒之士，就担心他畏惧懦弱；任用英武之士，就要防备他骄横跋扈；任用刚勇之士，就要忧虑他缺少谋略；任用庸俗鄙陋之人，就恐怕他败坏事情。这样一来，疆域万里，几乎没有一个能担任将领的人。难道是选拔任用已经穷尽了好的规章吗？只是那些外表强健的人很多，他们凭借意气却不懂古今，谁能知道成败呢？春秋时郤縠担任将领，能够讲习《诗经》、谈论礼制；战国时孙武、吴起论说兵法，文章辞采也很有文饰。汉朝兴起时有曹参、赵充国、祭遵、卢植；魏晋有诸葛武侯、杜预、羊祜；唐朝有李靖、郭元振、裴度，他们有的建立战功，有的成为名将。”

译考察他们的武略，也要看他们是否有文才。这样观察，是否可以任用自然就能分辨。前代的事情和《元龟》记载的后世法则，都说明只要精选文臣，使其才能兼具智谋和勇气即可。如果多多熟悉前代贤人的事迹，一定有助于通晓变化和筹划机谋。授予他斧钺，让他临事时能够裁决。然而还要从旁选取英雄人物，列为裨佐，以勇力辅助谋略，使舒缓和紧急相互补济。有谋略的人足以制服敌人，有勇力的人足以统领全军。二者配合得当，军队的法度就端正了。” 夏竦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又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将帅在朝廷接受任命，在社祭接受祭肉；君王派遣他们时，就跪下推车说：‘京城门以外的事情，由将军控制。’又赐给他们斧钺，使他们拥有专断杀戮的权力，所以三军屈服，接连取得胜利。后代君主多疑，往往轻视兵权，害怕将领权势过大而使中央根本削弱，临事难以控制，这些都是流行的议论，颇不明白长远谋略。过去皇纲松弛，任用非人，朝廷内部有许多进谗害人的臣子，于是造成骄横跋扈的将领。如果朝廷秩序严明，邪佞之人不产生，即使让全国出兵，谁敢暗中图谋不轨？考察过去的事情，完全足以作为成功的范例。乐羊攻伐中山时，魏文侯把诽谤他的奏书装满三箱给他看；条侯屯兵细柳时，汉太宗为此按住缰绳缓慢前行。正因为君臣彼此契合，所以功业容易成就。将领要依军法统率军队，甚至可以不接受君王的某些命令；敌情变化没有固定规律，难以预先授予一套确定的计划。用兵有时迅速如风雨，有时神秘莫测，三军追逐利益而行动，难道应当行军千里去请示作战吗？任用将领的道理，历代都认为困难。如今边臣武帅，俸禄丰厚而责任轻，俸给的费用每月相差千万，歌舞、酒食、宴饮，享乐达到极致；在边境上、战阵之前，对外显得强悍刚毅，内心却多半畏惧懦弱，不懂得奇正相生、胜负转化的谋略，不懂得离间交战、攻伐谋划的办法，也不懂得分兵、作战、防守的利弊，以及曲直、迟速等形势。” 如果稍有行动，就亲自遵循规矩，先向宦官官员请示，再询问参谋大臣，击鼓出兵，张弓列阵；取胜就追击败军，失败就据城防守。用这样的办法对付戎敌，最终不会有奇特的成效。近年两名将领端坐边城，颇为丧失国家威势，因此放纵敌骑；大规模的敌军没有被诛灭，小规模的敌军还分得了指挥权。即使这样做使后人不再经历因畏惧死亡而造成的变故，却使百姓遭受无处申诉的祸患。实在应当选拔任用贤良之人，断绝他们的疑虑，效法汉高祖驾驭将领，推行汉光武帝的赤诚之心；把重大权力委托给他们，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允许他们按照古礼用兵，遇到适宜情况可以自行处置；功成后迅速奖赏，并以山河带砺、永不变更的盟誓来约束，专心信任而不改变，向他们展示丹青不渝的信任。这样一来，百万军队就可以凭恩德使荒远地区的君主归服，也可以凭威势制服他们。” 侍御史赵抃上奏说：“臣听说，吉凶能够预先显现，是圣人因此能够察知事变的征兆，预先防备意外，治理国家也就因此没有后悔。朝廷设置外部防御，帅府掌握重兵，不只是运用政术来安定百姓，也要整治武备来制服外敌。假如任职者称职，那么一方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如果不是得当的人，就会给国家惹出事来。臣私下看到，京东路青州、郓州两州知州都兼任安抚使；那里控制山海之间，军民一旦失去安所，就容易起来作乱。近年全都派两制及曾任两府的臣僚前去镇抚。如今曹佾任青州知州，李端懿任郓州知州，他们向来不是功勋旧臣，都是凭借外戚关系，威名尚未显著，势力也很轻弱。万一所属地区发生意外，人心动摇，又能依靠谁呢？况且也曾有台官上奏，说这样安排不妥。臣请求陛下特别加以防备，特赐查察防范，改派青州、郓州两州安抚使，选择有才略、熟悉政务、曾任两制以上的臣僚充任，以安定京东百姓的人心，这也是预先察知并提前防备的一种办法。” 英宗刚即位时，殿中侍御史司马光上奏说：“臣听说赵滋为人刚愎自用，不可以统领军队，朝廷并不认为他可靠；臣也担心自己听闻得不够审慎，所以不敢再陈述什么。后来又听说赵滋接待契丹使者时礼貌傲慢， 不遵守旧有礼制。近来又听说本路帅臣奏报赵滋任意行事，恐怕会招致事端。臣私下认为，景德以前，契丹尚未与我国和亲时，军队年年出动，边境天天惊惧，皇帝车驾暴露在澶渊，敌军骑兵凌逼齐、郓之间，两河之间尸骨遍野。先帝深思安危的大体和得失的根本计策，亲自屈尊，以帝王之尊同契丹约为兄弟，每年捐送金帛来诱导他们，双方聘问往来，以敌国之礼相待。陛下继承统一大业，遵守旧约，难道是因为认为这样做不受辱吗？是因为心里存念百姓的生存啊。因此兵革不用，百姓富足安定，将近六十年。如今契丹奉事中国的礼节并没有缺失，作为边臣，应当训练士卒，修缮器械，以防备意外；丰厚供给，谨慎仪表，以接待使者；对内不失防备，对外不失和好，以符合朝廷的意旨罢了。如今赵滋多次凭借一时意气傲慢地对待使者，争夺小小的胜负来挑衅强敌，只顾在眼前夸大声势以求一时名声，却不顾国家长久的祸患。” 臣担心一旦裂隙开启，朝廷就不能高枕而卧了。从前孙蒯毁坏酒器而使曹、卫两国构成祸难，鄫人沤洗菅草而使鲁国丧失城邑，涉佗捏伤手指而使晋国失去诸侯，女子争夺桑叶而使吴军攻入郢都。所以祸患常常起于细小的防隙，事情有时发生在被忽略的地方。凡是两国相交往来的道理，都不可不谨慎。雄州处于敌军进攻的要冲，平时是使者行旅往来的地方，有事时又是军队进出的通道，主管一州的将领不可不精心选择。赵滋天性狂暴狠戾，恐怕不可以长久安置在那里。请求解除他的军职，把他调到内地，不要使边将相互效仿，给国家惹出事来，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曾多次上奏，说赵滋刚愎狂妄，不可统军，也不可守边，必定会败坏事情。近来听说朝廷更加宠信任用他，又让他担任雄州知州。臣愚昧短浅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然而臣私下听说，从前本路都转运使唐介、安抚使彭思永曾经陈述赵滋的罪状。如今朝廷让赵滋再次任职，他们三人一定不肯同心协力以有利于公家，只会更加相互抵牾，窥伺彼此的得失。即使表面上容貌、言语彼此包容，他们内心难道能坦然相处，完全没有猜疑憎恶吗？这是朝廷在使他们互相争斗。若监司和将帅互相猜疑憎恶，却想让他们安抚百姓、抵御外敌，臣私下认为很难。希望朝廷念及河北一路关系国家安危，察知赵滋所作所为都是夸张虚妄、不切实际的，授予赵滋别路一个清闲职务，使上下各方的关系都能获得安定。这样不只是边境可以保全、没有其他忧虑，也是赵滋自身的福分。”

译治平元年，司马光任知谏院，论说程戡、施昌言的奏札说：“臣私下听说，近来夏国多次制造事端，边境的变故不可不防备。防备的关键，在于选择将帅。臣看到，鄜延路经略使程戡，资质性情奸诈邪曲；泾原路经略使施昌言，年老多病，昏聩糊涂。他们都凭着如斗筲般狭小、软弱怯懦的才能，担当抵御外侮的重任。平常无事时，尚未显出缺失；一旦紧急警报发生，必定败坏大事。这就好比开门向盗贼作揖，把肉喂给老虎。臣私下替国家感到危险。希望陛下及早选择有智谋、有勇力的将领，代替他们的职任。把二人一并罢职令其致仕，以安定边境百姓，警戒那些尸位素餐的臣子。” 二年，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论述派宦官任陕西钤辖的奏状说：“臣近来听说，陕西四路各派宦官一员担任钤辖，专门管理蕃部事务，并支取公使库钱一千贯，而且每年入朝奏报边事，权势十分重大，使众人听闻后惊骇。臣不知道圣上的谋划有多深远，只听到群臣的议论，都认为这样不妥；也恐怕替陛下谋划的人考虑得还不够周全罢了。自唐以来，凡是出兵失利的事情，没有不是从监军造成的。我朝沿袭以前的弊病，许多地方长久没有改革，为什么又要增加设置这种官员呢？像走马承受，官品极低，仅在一路任职就已经造成无法承受的祸害，何况如今钤辖寄托的权力重大，实际上已经等同于安抚使的权力了。推究朝廷的本意，一定是因为近来熟户背叛、弓箭手逃亡，想让他们按时犒赏，专门实行姑息政策，这是多么疏忽啊！臣曾见熟户耕种官田，完全没有赋税徭役，遇到战事才出一人一骑，除此之外再没有侵扰，安安乐乐地在边界外从事生产。生户羡慕不已，只是常常苦于谅祚的苛刻征求，想成为汉民却不能罢了。由此可知，熟户没有背叛汉人的心意，是很明白的事实。只是谅祚用厚利诱惑他们，又用重兵劫逼他们，边臣坐视杀戮而不救援防护，他们将要逃避死亡，难道是出于自愿吗？” 如果朝廷的威势施加到边外，戎人不敢入侵，熟户自然能够安居。否则，即使多供应牛酒，每天进行犒赏，也只是白白耗费财物，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至于士卒长期不训练，是因为兵官不致力于协同借若〔原文如此〕，五位将军中有一名宦官，不喜欢教阅训练，动辄姑息迁就；因此士卒骄纵懒惰，其他将领稍微严格执行纪律，就怨言诽谤纷纷而起，帅臣畏惧，只怕惹出事来，于是上下因循苟且，军队没有办法精锐起来，这就是宦官姑息政策造成的结果。边疆事务如果果真只这样处理，不知道有什么好处，却只看见它的害处；藩篱不久就会毁坏，藩篱一旦全部倒塌，边城就危险了。臣先前上奏，请求趁无事时整顿熟户和弓箭手，大臣共同商议，最终却不认为可行。臣观察今日的处置，确实不妥；如果沉默不说，就是辜负朝廷委任。所谓四名钤辖，臣请求朝廷裁撤，精心选择帅臣，把一切事务都交给他们，或许这样边疆以外的权力能够集中掌握，责任也就更加重大了。请圣明裁择。” 侍御史赵瞻论述五路设置帅臣不当，又派冯京任安抚使的奏状说：“臣看到，陕西设置永兴、秦、延庆、渭五路安抚经略使，各自开设帅府来制服西戎。如今又突然派冯京安抚诸路，外间传闻，士人议论都不知究竟为何。不知道朝廷是认为各路帅臣都不能安抚本路吗？还是国家想深入考察边疆事务，专门交给近臣筹划经营呢？如果帅臣没有才能，自然应当更换；如果只是想让筹划者暂时前往，他又怎能彻底了解情况？这些做法都没有对边疆事务起到丝毫补益，却足以使边帅惭愧，使戍兵受到扰乱。犒劳军队、慰问将领、调动士卒，浮泛的费用层出不穷，虚假的声势接连而来，关陕百姓一定大为惊动。臣愚昧，坚决认为这样没有益处，甚至会有损害。从前杜预让王濬先进入石头城，是为了避免亲自接受节制；裴度任命韩洪为都统后，就不再另称招讨，深深通晓国家体制，最终共同建立边功。古人用人之道，如今却全都相反。依臣所见，请求停止冯京此行。如果想精细考察利弊，已有文彦博、孙沔新近接受兵权，还没有出国门，就可以把圣上的谋略和朝廷的筹算交给他们；他们都是元老，可以仰仗他们成就大事。臣愚昧，不懂事势变化，只愿进献这一点忧虑。” 赵瞻又论述派宦官任陕西钤辖的奏状说：臣听说古代天子推车送将领出征时，会说：“京城门以外的事情，由将军自行裁制。”这正是说明委任权力必须专一。所以唐朝在各道出兵时设置总管、节度使，以至于统领、押领各蕃部落和邻近地区各类蛮族的官职，大多列入官阶和职衔，最终成为固定制度。本朝自从兴起西部军事行动，分别设置戎府，外有四路扼守敌境；然而招讨、经略、安抚、总管等职司责任极重，所以从来没有不选择文武兼备、贤明能干的臣子来掌握其权柄的。对内统辖数州的军民，对外统辖各部蕃落，威势、恩惠、刑罚、赏赐以及各种处置都要合宜，不敢有丝毫防备不振作、不举措。近来战事稍稍平息，人们各自谋求安逸，缯帛、棉絮和饮食流于奢靡，藩篱和族群聚落不再顾惜抚恤，先前已经被称为两面派，如今竟彻底成为匪人。去年西夏兵势逼近边境，思顺这样的酋长豪强已经成为统率，各族力量离散衰弱，本来主动归附中国；朝廷却不救护熟户营地，他们随即又反叛，以致如今边境荡然无斥候，敌人若侵犯疆境，可以直接到达城下，朝廷确实应该慎重考虑改革制度。近来却特意让内臣王昭明等四人分别负责一路招抚附近的蕃部，虽然说是用心十分勤勉，但在因地制宜的制度上却大为失当。”},{ 我私下观察，唐朝出兵最多，又任用宦官，往往导致事情失败，像“观军容”“宣慰”等名目，常常成为令人痛恨的祸患。如今招集蕃部、镇守安抚边疆，全部属于大将的权力，哪里容得偏将来牵制？一旦把这种权柄交给偏将，就会重蹈过去的弊病；军机受到牵制，统帅如何能够安心？以臣愚见，不如把这类事务全部交给帅臣办理，这是他们职分以内的事；如果出了问题，又由谁来承担罪责？这样既堵塞了分割权力、制造事端的漏洞，又明确专任专责、任事求成，即使罢去宦官，不让他们侵犯军政，也足以把前代历史作为鉴戒，使后来的祸乱根源消止。臣长久居住在关陕地区，逐渐熟悉当地事务；这次从西边回来，又兼向沿途的边民和有识之士询问，他们大都说这是过失。愿陛下特别留意，亲自决断，不要害怕改变，按照实际情况招抚怀柔，以安定那些离心疑贰的人。

译赵瞻又论述派遣中官担任陕西钤辖的奏状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特意出于圣意提拔臣担任谏官，犬马尚且知道报效，臣子难道会忘记奋发尽力吗？何况臣听到舆论，怎敢自行保持沉默？近来臣在垂拱殿已经写成札子上奏，指出把内臣王昭明等四人分别授予边地职任，会侵扰帅臣的权力，请求陛下赐予更换，另外责成大将办理；至今尚未蒙受采纳，这是臣未能尽到言官职责的一项遗憾。这件事一旦写入国史，已经玷污了陛下即位元年的大政；如今又不察纳臣的意见，将来就会成为国家的遗恨。如果能够立即追回先前的命令，使群情得到欣慰，那么在反掌之间，便能更加彰显采纳谏言的德行，所以人人无不替陛下深感惋惜。况且帅府处置蕃部，不过是边事中的万分之一；如今仅因偶然有一件事处理失当，便增置中官，将来再有事情发生，又打算用什么办法应对？何况他们各自接受密旨，每年入朝拜谒边臣，日后若因此使军政倾危，彼此意见不同，究竟由谁主持裁决？对外还没有制伏敌人，对内却先把事情弄坏了。过去程元振诬陷来瑱有罪，鱼朝恩离间郭子仪的功劳，所以穆质劝谏不要任用宦官为将，而吐突承璀最终在镇定地区没有建立功勋；裴度上奏请求罢除各军监阵之官，而李愬在淮蔡地区驱逐了贼寇。”}], 至于本朝鄜延发生战败之事，就把德和斩首于河中；麟府损失军队，就把元道流放到海边荒远之地。这难道不是古今得失最明显的验证吗？然而仍然使议论者忧虑不已，怀疑皇帝的决断尚未坚定，责怪辅臣犹豫不决；这可以说是事机非常紧迫，不能不赶快进谏。臣至于冒犯卑贱愚昧之身，以激切的忠心所驱使，竟忘记了日后的祸害；既没有考虑一己一门的私利，也没有顾及群宦官、群奸邪的势力，向上冒犯天威，即使死了也还罪有余辜。臣愚昧，实在无法抑制这种激切之情。” 参知政事欧阳修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谅祚行为猖狂，逐渐违背誓约，僭越叛逆的迹象已经显露。过不了多年，他必将成为边境的祸患。国家防御准备的谋划，首先在于选择人才。自庆历年间罢兵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当时经历并办理西部事务的旧人，剩下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只有尚书户部侍郎孙沔还在。西部战事期间，孙沔镇守环庆一路；这个人磊落而有智谋勇气，只因未曾出兵，也没有遇到敌人，所以还没有临阵击破贼寇的功劳。然而他训练士卒、招抚蕃夷，在当地建立的恩德和信誉很显著，直到今天边地之人还思念他。世上虽然不缺乏人才，但朝廷正致力于推求选择。如果要寻找曾经办理西部事务而且可以任用的人，臣认为没有比孙沔更合适的。孙沔今年虽然七十岁，听说他的心力并未衰退，放鹰骑马还和往常一样。况且任用他所取的是他的智谋，借助的是他的威望和信誉。前代年老的将领被勉强起用而建立功业的很多；孙沔虽然中间曾因获罪而被废弃不用，但有瑕疵也要使他的过失得到纠正，这正是任用人才的方法。臣现在请求朝廷进一步察访，如果孙沔确实没有衰弱羸病，希望圣慈特别赐予奖励任用，这样在选择人才困难的时候，也许可以让他承担一方的重任。”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八。明代杨士奇等编撰。任用将领。宋英宗时期，知谏院傅尧俞上奏说：“臣听说朝廷有诏令，命令朝廷内外的臣僚从各级官员中选举，逐渐选拔能够充任将领的人，这确实是朝廷从长远考虑、进行防御准备的紧急事务。臣冒昧提出浅陋的见解，希望多少有所帮助，惟愿陛下详细选择。臣恭敬地认为，过分拘守小节、谨慎小心，或许不是壮士所擅长的；任用贪婪之人和愚昧之人，本来也是兵家旧说。所以古人选取放纵不拘的士人，信史也记载不受羁束的人才。如果让推荐者必须保证被荐者清廉，臣深恐豪勇之士会因此被遗漏。希望今后下达的指挥，只取其才干武略；即使有旧日过失，只要不是很严重，也都可以推荐充任。并且只说‘如果不如被推荐的情况，甘愿接受降职罢黜’，不要再说‘如果犯有正入己身的赃罪，甘愿承担同样的罪责’；这样选取的范围就会更加广泛，也可以充分发挥人才的能力。若其中有可取之处，请求赐予施行。” 尧俞又上奏说：“臣听说有了防备就没有忧患，这是古代善于治理事务的原则。如今却不是这样，只是等祸患到来以后才去准备罢了。臣先前听说泾原路屡次奏报边境事务，于是很急切地更换官吏来进行防备。近来奏报稍微停止，便没有再听说有更加张皇边境的打算，难道是不窥察揣度事情的轻重吗？先前如果谅祚突然长驱直入，又哪里容得仓促进行防备？况且他的奸诈诡谲很难估量，如今朝廷的忧虑又转向鄜延。臣私下料想，敌人如果不立即造成祸患，也将会威胁边地官吏，以满足他无休止的欲望。朝廷如果对他的要求准备不充分，就又会顺从他的请求。臣认为应当趁事情尚未发生，讲求修治军备。凡是将领和官吏中轻率易变的、年老有病的、疲弱痴呆的、没有经历过事务的，都应一律更换。要估量到敌人到来时足以有所凭恃而不恐惧，有人提出请求时能够拒绝而不犹疑，这样或许才可以。如果因循拖延，日后又可能仓皇急迫，恐怕留下的悔恨就会扩大。至于临事才更换统帅，是兵家一向忌讳的。近来知渭州施昌言被罢免，人们并不认为这样做错了，是因为认为这还胜过任其必然坏事。难道这只是昌言一个人的过错吗？本来也是授予他职任时安排失当。如今庆州的孙长卿很懂钱谷事务，但才干并非将帅之才，处事轻率，见识短浅，这是西路人人都知道的。” 平日处事本来就已经违背常理，到了紧急时刻哪里能够办成事情？臣不敢逐一条列他的事迹，恭敬地希望陛下把他调任别处，姑且任用他的长处，不要使他日后成为边防上的祸患。臣又听说董毡、谅祚多次有解仇的约定，幸赖上天之力，奸谋和亲好尚未成功。传闻他们相互谋划，真假难以审察；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这是远方之人的常态。万一他们忽然改变谋划，联合起来向东进攻，那么造成的祸患就无法预测。惟愿陛下多次同大臣谋议，思考如何使他们彼此离间，并努力采取防御控制的办法，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神宗熙宁元年，殿中侍御史里行钱顗请求选择将领并让其长期任职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朝廷的祸患没有比没有将帅更大的了。天下太平日久，内外臣僚只知道勤勉讲求文法，不涉及武备，难道这符合安定时不忘危险的意思吗？何况北方敌人仍然强横，西方戎人尚未归服，正不是朝廷可以认为无事的时候。陛下试着环视内外，可以担任将领的人是谁？可以担任帅臣的人是谁？陕西、河东、河北三路九十多个州军，如今边任之中有谋略、有果敢勇力、威望可以压服西北的，又有谁呢？这正是替国家预先谋划、深思熟虑的时候。臣听说祖宗时期，外有许多名将，朝廷都委任他们长期任职，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像李汉超镇守关南、赵赞镇守延安，都有十多年，朝廷倚赖他们如同长城；能够建立功勋，使西北没有忧患，是因为将帅选得合适。国家求取将领的心意虽然迫切，但选将的途径并不广。近臣虽曾奉诏推荐将领，无奈又以资品加以限制；身居下位而有武勇、智略的人没有进身之路，即使有廉颇、李牧那样的才能，又怎能得到任用？如今任命帅臣，只使用侍从、贵官；派遣将领，又多用世家子弟，他们平素不熟悉训练军队的方法，一旦把要地和重权交给他们，从前横山的谋划给国家惹出事来，大概就是因为没有长期任用的缘故。” 臣希望陛下诏令二府大臣、两制近侍以及内外文武监司、知州以上官员，各自推荐两名可以充任将领的人，不论官职高低；果敢而有武勇的列为一类，沉着厚重而有谋略的列为一类，登记姓名后加以任用，分布在三路，效法祖宗长期任用的办法，责成他们取得成效。有功劳就破格升迁，厚加赏赐，以激发将帅的心志，挫败蛮夷的气势，天下长久安定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请朝廷裁定施行。” 哲宗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论述祖宗不任用武人担任一方大帅，其用意深远的奏状说：“臣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听说，有诏令任命刘昌祚为渭州知州。臣私下听说，刘昌祚曾凭借一点小功劳，先朝便任用他统军、知延州，内外舆论都认为不恰当。先朝皇帝去世后，召他入朝担任宿卫，众议才稍稍感到安慰。如今又任命他知渭州，众议再次震惊。臣私下听说，祖宗的制度是不让武人担任一方大帅、专制一道，必定任用文臣为经略使总管制约；武人担任总管，统领军马，称为将官，受文臣节制，出入作战和防守，都听从指挥。国家承平一百二十多年，内外无事，正是因为用这种制度控制边臣合乎正道。臣常常想到，防御边境、抵御戎人，祖宗深得上策，为后世谋划长久而不可更改，这就是其中一项。唐玄宗先天、开元年间，薛讷、郭元振、张嘉正、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都由节度使入朝任宰相。李林甫嫉妒儒臣凭借边功取得高位，想堵住这个趋势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张说对明皇说：‘凭陛下雄才，国家富强，西北却没有安定，是因为文吏担任将领，害怕弓箭、礌石，不能亲自率先冲锋，不如任用蕃将。他们生长在骑马射箭、经历战阵的环境中，陛下任用他们，他们一定会竭尽死力。’” 明皇认为他说得对，便让安思顺代替李林甫统领节度使，又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大将。李林甫正是利用武人没有入朝任宰相的资格，于是安禄山得以兼领三道精锐军队，最终起兵，倾覆天下，唐朝也因此衰微。臣私下认为，祖宗不任用武人担任大帅，用意深远，不是见识浅薄的人能够揣测的。假如说像刘昌祚这样的人才确实难得，果真因为他卓越过人就把一道交给他，那么祖宗的制度也会由此废弃。希望选择内外文臣中能够守边的人，让他们担任帅守，使祖宗的法度长存而不废。后世万一有人援引此时为例，让武人统帅边疆而造成不可预料的祸患，像前代那样严重，难道能不预先防止其渐渐形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