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九

译章谊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马进的军队向南侵犯，袁抚向东侵犯，洪饶向北侵犯池州。其根基在淮南的，已有舒州、蕲州、光州、黄州四州的军队；如今渡江的，又有江州、南康、兴国、筠州四郡的地盘。他们得利就出兵进攻，失败就退守据点。军粮有余，屯据要害，不再像去年贫困饥乏时那样可以用利益诱使他们。朝廷的兵将比起敌人来并不多，军政比起敌人来又不专一；加上计谋不精、心力不齐，所以进不能攻、退不能守，日渐削弱，逐月衰败。如果现在还不振作奋发，尽早自我激励，势必财物耗尽而军队离散，力量屈竭而土地日益缩小。边疆之外的将领受到形势限制，不能互相救援；深谋远虑的大臣自身危急、计谋受阻，只能坐着叹息。到了那时，即使有舍生取义、为国死难的心，也无法施展扶危救颠的功效。臣观察马进依仗李成援助而出兵的有三路，依仗李成地盘作为巢穴的有八州。陛下如果真能选择三路守将，谨慎据守形势险胜之地，任用大臣作为数路统帅，遏制他们向东侵犯的势头，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 如果再优柔游移，仍像前些日子一样，那么土地不断收缩削减的祸患，难道还能停止吗？臣所说选择三路守将，是指：江东的池州、饶州、信州、抚州，江西的洪州、袁州，荆湖的鄂州，这三路都是遭受敌人侵扰的地方。鄂州最容易乘隙攻其空虚，而李允文、张用现在正在那里。筠州、袁州距离潭州很近，只有几百里，孔彦舟可以借此守住这两州。应当立即派遣信使把这两支军队交给他们，使他们坚守。其余池、饶、洪、抚、信五州，州中若没有健将就不足以自卫，将领若没有一万士兵就不足以战胜敌人。谨慎选择守将，各自负责一州，那么三路的险要形势或许可以保全。臣所说任用大臣作为数路统帅，是指：如今吕颐浩虽然治理江东，实际上兼任两路的责任；朱胜非已经失去江州，又没有设置司治的府所。吕颐浩固然还不能回到原镇，朱胜非也不能没有军队。综合众人的议论，朱胜非长于谋略，吕颐浩勇于决断。如果确实让二人共同统领诸将，兼管江南、荆湖四路的地方，并让张俊以精兵作为他们的副手，那么这四路的兵将、财用、官吏、赏罚，都不受朝廷从中干预，听凭他们安排。然后秘密确定出师日期，选择有利时机进军，马进就可以被击退，向东侵犯的势头也会被遏制。’ 三路分兵防守，两位统帅统兵作战，号令专一，计谋精审，心力必然一致，国家的形势自然会振作起来。至于分遣奇兵作为牵制的策略，秘密任用善辩之士实施离间的谋略，招抚招来离心叛离的人，以造成内部溃败，多准备水军以断绝往来的援助，这些都是统帅的职责。朝廷在内廷委任他们，并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就可以了。臣又听说吕颐浩长期掌管国家财政，熟悉财赋；如今四川、二广、江南、荆湖移作军用以外，常赋中应当输送朝廷的部分，仍可委托吕颐浩另兼一使，运送到行在。大概军威已经振作，各路没有不听命的，那么各路财用就没有谁敢截留擅自使用了。武功有七种德行，充实财力列为其中之一；从未听说耗尽财力来施展武力。臣不胜区区诚意，伏望陛下留心察纳。’ 章谊又上奏说：‘臣考察自古平定乱世的君主，没有不依靠辅佐天命的大臣的：在内竭尽智谋，在外宣扬功劳、施展力量，共同成就大业。那些一时际会风云、建功立业的人，难道都是修身洁行、谨守规矩的人吗？只要他们的才能足以应付事务，功业和谋虑足以审察时机，勇壮足以抵御敌人的愤怒，又能专一其心而没有别的用心，就应当收纳任用，利用他们的才能，纳入驾驭之中，因此人才多得用不完。过去周朝称为“十乱”，而同心辅佐的有三千人；汉朝任用三杰，樊哙、郦商、周勃、灌婴一类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光武中兴，云台所录功臣有三十二人；唐室开创基业，凌烟阁功臣有二十三人。他们都在内制定谋划，在外宣扬威势，所以群策都得到施行，群力全被收服，君主从容地指示顾盼，天下就安定了。仰望圣明的君主维持国家大统，招致延揽豪杰俊才，到如今已经多年；然而敌国还没有归服，边疆仍然警戒，士卒虽多，职责防守尚未稳固，实在是因为求取将才的途径还不广，设置将职的名目仍然太狭窄。如果真能大略仿照古代设置将职的名号，如建威、骠骑、虎牙、横野等称号，分列为若干等级，以表彰有武略的大臣；推广古代求取将才的途径，如军谋宏远、翘关负重等称号，分列为若干选目，以招来英伟之士，那么群雄都会被纳入驾驭，强敌自然会服从。’ 如果臣所议的这些意见有可以采纳之处，乞请交付外廷筹划施行。’ 苏籀上奏牍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仁慈圣明而又有武略，驾驭众多贤才，符合天意；上天和人都明显辅佐陛下，所以能够使强敌服从、使国土安定、使四方太平。崇尚文教、兴起教化，士人有幸生在这个时代，拿笔作文的人没有不争相勉励的，都以没有文才为耻。文士往来进退、头戴圆冠、脚穿方鞋，充满朝廷内外；太平盛治达到极点，礼乐齐备，渐渐更加隆盛。臣愚昧地看到，近世战乱之时，常常忧恨武力不能振作；如今即使已经安平，难道就能立即忘记防备吗？臣恭敬地想，本朝艺祖的武功、太宗的文治，历代圣主又加以光大；朝廷考核试用、区别人才，网罗天下才俊，以达到太平、预防祸患，文武两种权柄从未偏废一方。上天生有五种才能，缺少一种都不可以。《尚书》说：‘帝德广大运行，既有武功又有文治。’如今识别、选拔武士，不如任用文士那样容易。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难的。中原文明冠带的风俗，使士人闲暇时熟习辞章技艺，所不足的正是武力。盗贼、蛮獠造成的警患，哪一天会没有呢？如今三府有按察事务的官吏，外台有负责馈运的大臣，都是为了振兴兵力。英奇勇悍、豪放而能担当艰难的人才，有的或许不肯通过科举场屋；如果另设办法把他们网罗起来，途径也就多了。’

译古人有话说：‘有的事物不必求取，并不等于有一年会没有事物；有的士人没有被任用，并不等于有一时会没有士人。’万一他们漂泊沉沦于江海，离去而不能回来，异域的人尚且有时会招致他们、让他们为自己所用，何况本国的人呢？凡是整治政务，应当在可以整治的时候整治；如今国家安闲，应当认真考虑这件事；一旦仓促之间才来求取人才，恐怕不是预先防备的策略。从前汉高帝总揽天下英杰，感叹说：‘哪里得到勇猛的士人，替我守卫四方？’这大概是帝王的气度所决定的，不得不如此。登坛授钺，不是太平时代的事情；表彰选拔、考察任用、优厚储养，也正是想补足戎阃、兽符、乘障、被羽等职任。如今宿将按例都退下来养老，后辈中声威名望显著的有几个人？有些勇敢有智慧、可以任用的人，偶然被遗漏在甄别记录之外；有的埋没在军中，被骄横将领嫉妒；有的沉沦于卑贱偏远之地，没有办法自行显达；有的触犯文法。对武人，常理是应当宽容包纳，寻求而使其出头，培养而使其成才，这难道可以停止吗？百姓长期沉溺于太平之乐，游玩娱乐、饮酒赌博，心志安逸嬉戏，军中投石、超距的勇气已经消失了，难道可以没有刚烈勇猛的人倡导率领他们吗？养尊处优、居住华屋的人，即使要让他们冲冒霜雪、顶着炎热尘埃，在饥渴中奔走、奔向死亡而不后悔，只有那些在山泽间辛苦劳作的人才做得到。’ 天下万人所仰望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如今的军队，既然没有出战擒获敌人可以获得赏赐，科举也只是大略收取懂得策略、弓马的人才名目；除此之外，不如明确下诏，让近臣、卿公、戎帅、统督、监司每年荐举自己所知道的武勇杰出之人，由朝廷登记造册、甄别品第，特别召用提拔，远远超出同类。像祖宗时期的郭进、李汉超，在削平敌乱以后，又有曹玮、李允则、种世衡这一类人，奇谋高才，实在不容易得到。古人也未必能远远超过他们。’ 《尚书》说：‘记载众多事迹’，是说逐一叙述事情的状况。《诗经》说：‘南方有美好的鱼，纷纷用网捕取’，是说勤力捕取就一定能够得到。希望重新得到这样的人才，使守边御敌永远不缺人。臣无法抑制私下的忧虑和过度谋划，怀着诚恳之心越职上奏。李光进述说汉高祖与韩信谈论将领的故事，论述任用将领说：‘臣听说自古帝王想要开创基业、实现中兴，没有不先收揽威权、驾驭英杰的。所以扬雄说：‘驾驭得当，奸诈之人都能被我使用；驾驭失当，奸诈之人都会成为敌人。’高祖不善于带兵，却善于统率将领，所以韩信、彭越一类的人都为我所用，最终击破秦、项而拥有天下，这完全是驾驭之术。如今陛下所依靠来图谋中兴、摧破大敌的，不就是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吴玠等几位大将吗？陛下如果想充分运用驾驭之术，对于这些人，应当恩威并施，使他们心悦诚服，然后才能掌握他们拼死效命的命运，取得他们拼死效力的力量。臣观察诸将各有所长，不可偏用；比如张俊、刘光世持重，韩世忠、岳飞骁勇，关键只在陛下如何安排驾驭。韩世忠、岳飞其实还没有建立尺寸之功，然而宠爱任用专一，恩遇品级隆厚，赏赐丰厚，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那些暗中拱手旁观的人，只希望他们不能成功。形势已经不能不重用他们；如果他们势重而朝廷势轻，一旦有急事，他们必然傲慢推诿。况且张俊、刘光世两军的士马、器械、铠甲，实在精锐锋利；应当稍微加重任用刘光世，让他同韩世忠互为辅助，行动时分路进军，紧急时划定疆界防守。军威一旦扩大，声势就会壮大；敌人需要防备的地方多了，力量就会分散，而我方就能取得胜算。’ 张俊看起来虽然怯弱，其实很有谋略，陛下曾经把宿卫的责任交给他。如今所谓中军，只有巨师古的几千人，都是乌合之众；皇帝所在之处，力量竟然如此少弱，难道这就是所谓防微杜渐、折冲御侮、消除祸患于萌芽状态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郑重诏令大臣，另行商议万全之策，使韩世忠、刘光世、吴玠、岳飞分守各路边疆，张俊率领全军保卫王室。这样或许能使爪牙、心腹各尽其用，委任时没有偏重的弊端；又不时给予特殊恩

译宠，使他们大喜而超过期望。这就是汉高祖统率将领的办法。’ 喻汝砺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形势，没有比掌握军队更重要的；君主的权力，没有比驾驭将领更大的。近来诸将的军队都归朝廷总管，以加强朝廷内部的威势，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至于掌握驾驭将领的权力，可以说已经取得天下的形势。至于驾驭将领的权术，陛下英明睿智、天性卓绝，必然有深远的办法，不是臣愚昧所能推测了解的。然而臣区区的忠心，只要有所怀抱，就不敢不尽数陈述。臣考察自古平定乱局、恢复正道的君主，都善于驾驭将领并任用他们，所以能建立成功而没有后患。臣不敢援引远古事例来烦扰圣听，只用本朝太祖皇帝的事告诉陛下。臣听说太祖驾驭将领，靠恩惠笼络他们，用财物使他们富足，降低他们的名位而加重他们的权力，减少他们的兵力而延长他们的任期。诸将守边，每次来朝，太祖一定命他们入座，给予优厚赏赐，抚慰后遣送他们回去，这就是所谓用恩惠笼络他们。西北边军贸易所得的租利，分赐给诸将，不准他们坐享收入，这就是所谓用财物使他们富足。郭进、李汉超一类人，所任不过巡检使的名号，始终不以大将的职位对待他们，然而准许他们便宜从事，这就是降低名位而加重权力。李汉超屯驻关南，郭进控制西川，姚内斌、董遵诲一类人所统率的军队，都不过五六千人；然而任用时间长的多达二十多年，短的也不少于十多年，这就是减少兵力而延长任期。’ 用恩惠笼络他们，他们的感恩之德就深；用财物使他们富足，他们的力量就充足；降低名位而加重权力，将领们就会争相建立功名；减少兵力而延长任期，人们就能竭尽自己的智勇。所以远方的人服从，边境没有事端。如今北方敌人议和，陛下想停止武事、修明文教，使南北休养生息，确实是天下的幸运。’龙图阁直学士汪藻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主处在太平时期，中原没有狗叫般的警报，大臣即使根据尚未出现的事情，从下位规劝上位，甘愿承担刀斧诛戮，义士尚且不认为困难。如今国家的危险，如同坐在着火的屋檐下、处在漏水的船中；陛下日夜忧劳，还不知道拯救的方法，却向我们这些臣子征求意见。如果我们仍然习惯于旧有姿态，用卑猥杂乱的话搪塞，只求堵塞诏令所问的问题罢了，难道是臣下事奉君主的道义，也是陛下对我们所期望的本意吗？况且陛下诏令我们陈述当今保全民众、平息盗贼、遏制寇乱、增加财用的要点，最后又说‘应当虚心而努力实行’，这正是我们竭尽忠诚报效陛下的时候。臣昨天随从陛下车驾到温州，曾经承受陛下赐予条列对策的诏令。臣认为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只有驾驭将领这一件，再没有别的说法；譬如救济饥饿的人，应当给他食物，除了食物以外，都不是当务之急。’ 已经生病的人，应当用医药治疗；除了医药之外，都不是急务。陛下不认为臣愚昧，即使没有施行臣的建议，却也颇为采纳。臣今天这番微薄的愚见，仍然坚持以前的看法，冒昧再次向陛下陈述。古代进言的人说：“人君恭敬节俭、爱护百姓，清静心志、减少事务，建立法度，制定礼乐，难道不是非常盛大的举措、极其美好的言论吗？”这些事情，本来是人君片刻也不可忘记的；然而今天采用这些做法，却还不足以解除纷乱。为什么呢？敌人的骑兵充斥中原，群盗在各路猖獗。陛下专心于恭俭爱民、清心省事罢了，就足以击退敌人吗？建立法度、制定礼乐罢了，就足以击退敌人吗？这一定要陛下能够驾驭诸将，诸将能够驾驭士卒，才足以击退敌人。可是诸将的爵禄已经达到极限，家产也已经充足，长期养成了强悍骄横的习气，再没有战斗的志向。一方有警报，他们就往往狐疑观望、互相推诿，没有一个人奋勇请命为国出征；有时被敦促逼迫、不得已出兵，便索求例外的赏赐，放肆提出没有名

译目的要求。上不体恤国家，下不体恤百姓，使朝廷为此勉强委曲顺从，简直如同侍奉骄纵的孩子。这难道是为国家平定祸乱、建立功名的人吗？

译臣对此有驾驭将领的三条办法，请陛下留意审察：一是用法令约束他们，二是运用权力控制他们，三是区分名分和职分。什么叫用法令约束他们？古代人君对将帅，从未有一天废弃赏赐，也从未有一天废弃刑罚，正如冬夏寒暑相互配合而成，哪里有只施恩而没有威严，像今天这样茫然放纵、完全不加惩治的道理呢？议论者说，天下太平时，朝廷尊贵，操纵权力在我，所以武夫领兵，能任用也能罢黜，能赦免也能诛杀。如今天下纷扰，国难未止，正要借助这些人作为心腹，勤勉抚慰还恐怕不能成功，怎么能想要违逆他们的心意？将有谁肯上前拼死作战呢？况且现在诸将的强悍骄横已经形成，即使朝廷有法，果真能够一个个治罪吗？这话是对的。然而臣所说的依法治理他们，难道是要圣明的君主亲自办理这些文书吗？古代人君用恩惠结交人，必定有臣下替朝廷承担这一责任。肃宗在灵武时，广平王率二十万军队收复长安，他的权力可以说很重了。前锋部队没有整肃，颜真卿弹劾他，广平王因此不敢在宫阙前骑马。李祐夜里进入蔡州，捆绑吴元济，他的功劳可以说很大了；他违诏进献马匹，温造便弹劾他。李祐说：“今天我的胆气在温御史面前都吓落了。前锋不整肃、违诏进献马匹，对军政并没有造成危害，而两位臣下已经……”竟这样不予宽赦。大概小过都不宽赦，那么有大恶的人就会知道朝廷有人主持法令，不再敢在心中萌生恶念。如今诸将虽然骄横，但臣从传闻中得知，他们也还知道畏惧朝廷的法令。陛下的群臣平时聚在一起谈论，咬牙切齿地无不以诸将辜负国家为话题；等到向陛下进言时，却不过是摘取眼前小事作为逃避责任、谋求进身的资本罢了。至于这件事，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到，难道是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说吗？臣揣想，是因为知道陛下不喜欢听到这些，而不敢告诉您罢了。他们却不知道，陛下专门施恩，恩惠过多便使人骄横；有关部门时时警告他们一下，反而会使陛下用恩惠笼络他们的关系更加牢固、更加深厚。有什么是陛下不愿听到的呢？什么叫运用权力控制他们？臣听说驾驭将领如同驾驭马匹，必须驾驭者的力量足以胜过马，然后马才会随着驾驭者周旋曲折、完全听从。否则马偷偷咬住缰绳、挣脱缰辔，撞破头颅、撞碎胸膛，即使在很短的距离内也不能使它前进。汉高祖的诸将中，勇猛雄杰而难以控制的，没有谁比得上韩信。当他被围困在荥阳时，汉军本来已经非常危险，人人都怀有离去或归附的打算。高祖有一天进入他的军营，自称使者，立即到韩信卧室夺取他的印信兵符，召集诸将并重新任用、调换他们。韩信大概并不知道这件事。等到韩信攻下魏国和代国，刘邦就立即收取他的精锐部队，用来抵御楚军。项羽在垓下死后，又把韩信的全部军队都夺走，将他迁徙为楚王。凭韩信的才能，却能在各种周旋曲折中完全听从高祖，难道不是因为高祖的智慧足以制伏他吗？所以韩信曾说：“陛下不善于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这是韩信自知才能很高，只有高祖足以控制自己，所以甘愿低头为他所用而不推辞。大体说来，人君对将帅，必须掌握驾驭他们的关键，使他们心中畏服、诚心归服；如果认为仅仅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把自己的食物推给他吃，就足以取得他们的欢心，那是确实不对的。唐宪宗时，刘辟在蜀地叛乱，宰相杜黄裳估计只有高崇文足以击破他，但高崇文一向害怕刘澭，杜黄裳便派人对他说：“您如果不奋力效命，就应当用刘澭取代高崇文。”高崇文害怕了，竭尽力量捆绑叛贼来献上。这种以刘澭取代高崇文的做法，是杜黄裳掌握了驾驭他的关键。高祖任用韩信，办法难道也是由此而来吗？如今陛下的诸将，在仓促危急时能收取他们的精兵来保卫自己吗？在他们建立大功时能夺取其全部军队、让他们回到镇所吗？臣由此知道陛下做不到。幸而如今诸将都只是拘谨浅陋的庸常之才，本来不值得过分忌惮。万一出现一个像韩信这样的人，不知陛下将用什么办法对待他？既然如此，那么平时也应当深入察知他们的好恶，像用刘澭取代高崇文那样的办法，不可不懂得。什么叫区分名分和职分？汉高祖对功臣们说：“诸位知道打猎吗？打猎时，追逐捕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出指令、指示野兽所在之处的是人。如今诸位只会奔跑捕获野兽，像萧何那样的人，才是发令指示的人。”古代用兵，谋臣坐在帷幄之中制定筹策，而将帅则在前线听从命令，替谋臣执行；这就是命令能够统一、功业能够成功的原因。高祖共同谋划的人，只有萧何、张良、陈平；黥布、彭越之类不得参与。蜀先主共同谋划的人，只有诸葛武侯；关羽、张飞之类不得参与。唐太宗共同谋划的人，只有房乔、杜如晦；李勣、李靖之类不得参与。如今谋臣的职责，就是宰相和执政大臣。陛下认为谋划得不好吗？谨慎选择后更换他们即可，唯独不可让武夫参与其中。臣私下看到，陛下接见大臣不过几刻钟，诸将却都能出入禁中；这就成了大臣有时才能见陛下，而诸将随时都能见陛下。臣并非不知道艰难时期陛下想要取得他们的心，姑且同他们没有隔阂；但这些人懂得什么呢？他们一定不能在上面补助陛下的聪明，只不过入宫就希求恩泽，出宫就凭借权势罢了。近来道路上传播开来，竟然认为陛下任用或罢黜人才，诸将也能参与其中。凭陛下的英明睿智，选择正确意见而采纳，对这些人又有什么关系？然而导致这种说法的，恐怕一定有值得怀疑的迹象，不可不谨慎。况且朝廷，是众人瞻仰的地方；大臣替天子建立政事，以号令四方。如今诸将往往突然进到大臣面前，穿便服秘密就座，把大臣看作同僚朋友，百般谋求，直到一定得到才罢休，朝廷难道不显得卑弱吗？祖宗时期，武臣中最尊贵的三衙将领，见到大臣一定手执笏板快步趋入庭中，恭敬作揖后退下，这不是徒具形式，因为如果等级威仪不像这样严明，就不足以互相制约。以今天的情形看，衰败到何等严重啊！况且国家出师遣将，诏令侍从官集体议论，是为了慎重办理，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而诸将却一定在场。诸将本来是听朝廷命令、替朝廷办事的人，却让他们从容参与谋划。他们既然各自推销自己的意见，凡是对公事有利而对私事不利的，就一定不肯认为可以实行；凡是对自己方便而对国家不利的，就一定不肯认为可以停止。这样还想责令他们冒着刀箭、奔赴死地，就难了。

译臣愚见认为，从今以后诸将应当按照朝廷的仪制约束；每有奏陈，必须依照有司的格式办理，不要频繁召见他们。他们到政事堂时，也有祖宗留下的旧例；并且暂且不要让他们参与议论之后的裁决，希望名分不至于混淆。这样才可以责成他们建立功效吗？这三条办法如果确实实行，就足以驾驭诸将了。还忧虑什么保全民众？还担心什么平息盗贼？还害怕什么遏制寇敌呢？至于国家财富的增长，臣希望陛下不要再以“生财”为言。五六十年以来，士大夫喜欢谈论增加财利，百姓已经穷困到了骨头。如今四方都成为盗贼出没的地区，国家所有的地方不过几路、几十个州罢了。所谓增加财富，必定是从这几十个州的百姓身上增加。古代把暴虐征税、横加搜刮视为背理，尚且还保留“赋敛”的名目；如今却只是直接掠夺罢了。古代认为收取超过一半的赋税是不对的，尚且还留下另一半；如今却是直接全部收尽。田野里的百姓，寒天耕作、暑天除草，脸被晒黑、双脚沾满泥土，终年劳苦，却连粗糙的糟糠都吃不饱，陛下无法亲眼见到。胥吏坐在门边，早晚不得休息，忧愁叹息的声音每天都同死亡相伴，陛下无法亲耳听到。卖掉妻子、买卖儿女，直到没有地方容身的人，陛下无法知道。这样还谈什么增加财富呢？只有痛下决心大力裁减损耗，或许才可以。对外可以裁减的，是军中的冒领；对内可以裁减的，是禁中的泛取。什么叫军中的冒领？朝廷不得已征取百姓财物，应当一铢一缕一粒都用来供养战士。如今一军之中，不是战士的人大多占三分之二；有用假名冒领的，就是一个人借带数个人的名额。有用使臣名义冒领的，一个使臣的俸禄，实际相当于十几个战士的费用，而军队中使臣占了一大半；这就是供养十万士兵，却只能得到一万士兵的实际效用。有借补官资名义冒领的，从前借补必须申报朝廷，称为真命；如今一军出动，四方游手之徒无不把名字窜入军中，既得到主帅借补的官资，便全都领取行军俸禄，和正式命官一样，没有任何限制。我听说岳飞军中这样的人成百上千，州县害怕他们倚仗军势凌辱地方，没有人敢呵斥追问，他们盗领的物资多得无法计算。不仅如此，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州县贪婪残暴的官吏，只怕盗贼不来；一听说盗贼进入境内，便立即设置军期司，任意搜刮百姓财物，不再核查考问，肆意侵吞掠夺，同盗贼没有区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这些问题如果不治理，即使国家每天都增加财赋，果真会有丝毫好处吗？什么叫禁中的泛取？臣私下看到，国家军队的粮饷、百官的俸禄、皇帝车驾的供奉，全都由有司负责；可是禁中不时有所索取，例如户部的银绢以万计、礼部的度牒以百计，每月都有进献。以陛下清心寡欲的性情，必定没有嫔妃任意领取、宴饮游乐和奢侈浪费；以陛下恭敬勤勉、节制俭省的品德，必定没有营造修缮的虚浮耗费，也没有随意赏赐使令之人的事情。然而人主使用财物，必须有正当名目；如果让有司参与财物使用却没有名目，那就是取百姓的膏血，丢弃在沟渠之中。至于度牒，国家凭借虚名来权衡天下的实际利益，陛下使用它，重视它就会贵重，轻视它就会轻贱；它可以免除一时横征暴敛造成的创伤，实际救济战争所需，这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希望不要因为它只是一张方寸纸，随意拿来给人而不加珍惜。若内外都加以裁减损耗，国家大农的财政谋划虽未达到有余，但同不知道节省用度、只一味追求增加财富的人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陛下诏令臣陈述的事情，臣本已在前面全部说完；但臣还有一些过分忧虑的私见，冒昧再说。臣听说《坤》卦初六爻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象传》说：“踩到霜、坚冰，是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发展，便会达到坚冰。”大概祸患就是这样不可不预先防备。自古把兵权交给一个人，长久之后没有不成为祸患的，难道不是因为授予兵权极其容易，收回兵权极其困难，若不及早谋划，事后悔恨便来不及了吗？晋国由六卿统率军队，最后导致晋国分裂的正是六卿；鲁国由三家统率军队，最后使鲁国衰弱的正是三家；汉朝自元帝、成帝以来兵权落在外戚手中，汉朝因此灭亡；唐朝自中期以来兵权掌握在神策军手中，唐朝因此发生动乱。古今情况相同，这是必然的道理。国家以三衙统领军队，而一支军队出动，必定要等枢密院的符令，祖宗对此大概有深远的用意。如今诸将骄横，枢密院已经无法控制他们，臣担心平定寇敌以后，才会有令圣上忧虑的事情。孔子所说的“我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正是这个意思。臣曾考察，自古偏方霸国，领兵的人从来不缺，难道国家有四海那么大，虽然说多灾多难，将帅人才却竟然少到如此地步吗？我想偏将、副将之中一定有英雄豪杰，只是被二三个大将压制，不能施展罢了。臣认为趁现在应当采用汉代分封诸侯的办法，多设置将领而削弱每个人的力量；精心选择偏将、副将十多人，每人只交给几千兵，直接隶属御前而不隶属诸将，合计数万，逐渐削弱诸将的权力。这是万世的谋划。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地位卑微而忽视我的话，臣将万分幸运。汪藻任翰林学士时，又上奏说：“根据行在御史台的告报，正月三十日，三省、枢密院一同接受圣上指示：将来敌军北归，或者全部渡过长江，或者在建康、杭州、越州等州留下军队占据，各应当如何筹划？又应当在哪里驻跸？除了已经命侍从官分别陈述意见外，是否还可命随行的在职官员各自陈述意见上报？”臣私下考虑，金人给中国造成祸患，虽然已经五年，但自陛下即位以来，祖宗的土地一天比一天缩小，百姓陷于战乱，年年更加严重。臣曾考查史籍，自古敌国强盛固然有过，却没有听说像今天这样肆意妄为的；中国衰微固然有过，却没有听说像今天这样到了极点。即使极其弱小的国家、极其衰败昏暗的君主，敌人兵临境下，尚且还能使本国人勉强奋战一场；从未听说堂堂中国这样广大，州县还保存大半，却任由敌人如此。陛下具备英明的资质，励精图治，对天下没有失德之处；敌人却长驱直入，离开巢穴万余里，如入无人之境。到了山东就攻破山东，到了淮南就攻破淮南，到了江浙就攻破江浙，嬉笑着来，吃饱后离去，任凭原野充满人的尸肉，河谷流淌人的鲜血，国家社稷危急得像一根丝线。

译以天子万乘之尊，竟至于乘木筏进入大海，茫然不知在哪里停驻车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将帅没有选得合适，而陛下驾驭将帅又没有掌握方法。如今陛下所说的将帅是谁呢？臣知道，不过是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这一类人罢了。论官职，他们接受节钺任命，兼领两镇的重要职位；按执政大臣的班次看，有些待遇甚至是韩琦、文彦博也不敢承当的，他们的恩宠可以说到了极点。论家产，他们金帛充足，穿的是锦衣，吃的是珍馐，奢侈豪横无所不至；即使轿夫和奴仆也能凭功劳补授官职，以至一军之中使臣反而很多，士卒反而很少，他们的志气可以说骄纵极了。平时飞扬跋扈，不遵循朝廷法度，所到之处焚烧、抢掠、驱逐俘虏，比盗贼还厉害，陛下不能追问；他们拥重兵居住在安闲之处，索求犒赏、设置宴席、接受赏赐，陛下也不忍吝惜。然而天下人还说，陛下之所以宽纵他们到这种地步，是因为防秋之时要责令他们拼死效力。等敌人到来，这几个人竟不能为陛下出一箭之力，只有张俊在明州稍稍抵抗。如果他能再坚守几天，等敌人再次来攻，乘敌疲惫之机，全力歼灭，敌人一定终身受到惩罚创伤，不敢再南下；这样才是张俊忠于陛下，这其中的利害难道只是为今天打算吗？为什么敌人还没有退去，只相隔几里，张俊就仓皇带军撤走了？他带军撤走，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不可能对敌人造成威胁。他性情刚愎，连敌人的锋芒都不敢接触，还害怕遭到屠杀；何况已经使敌人含怨而去，既不增兵加强守备，反而调回军队，留下空城来挑衅敌人。这使前一天极小的胜利，竟成了最大的祸患。不久，明州果然被残杀，连一个活口也没有。杀死明州一城百姓，使陛下再次有馆头之行的，正是张俊。臣曾痛心地想到，自入秋以来，陛下为了宗社大计，害怕敌人入侵，日夜焦虑劳苦，从未有片刻稍得安宁。因为建康、京口、九江都是要害之地，应当驻扎重兵，所以让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又让王▯隶属杜充。这样的部署不能说不周全。如果敌骑渡江，杜充、韩世忠、王▯合力扼守前方，刘光世从后面袭击，就可以使敌军奔逃不暇。然而韩世忠在八九月间已经把镇江储存的钱财全部搜刮，装上船运往海上，焚烧城郭，作好了逃跑的打算。他那些同等地位的将领听说朝廷想依靠韩世忠作为杜充的援军，无不暗中讥笑。这说明韩世忠起初就没有替陛下抵御敌人的心思。等到杜充在前面奋力作战，韩世忠、王▯最终却不肯出力，刘光世也安然坐视，不派出一兵一卒，正和韩梠从早到晚饮宴。敌人到了几十里以内他们还不知道，于是朝廷失去建康，敌人侵犯两浙，皇帝车驾受到震惊，是韩世忠、王▯造成的；失去豫章，太后颠沛流离，六宫妃嫔四处流离，是刘光世造成的。唉！诸将辜负国家，罪恶已经如此严重，本应稍微畏惧陛下的威严，害怕台谏官的言论，日夜惶恐，睡在草席上、背负罪责，向有关部门请罪，为数州百姓的死亡谢罪，这样才知道朝廷尚有法令；可是张俊却还因带一万人杀获几十人的功劳，冒领朝廷无法估量的赏赐。自从明州引军到温州，道路上的鸡犬都因此绝迹，居民听说他来便奔逃，几百里山谷之间寂静得没有人烟。韩世忠滞留秀州，放任军队四处抢掠，使浙西骚动不安。甚至捆绑县令来索取钱粮，平江府自城外起没有不受害的，周望只能守住城内罢了。即使陛下亲自书写诏令，召他三四次，他也不来；元夕还取民间子女，张灯举行盛大宴会，对君父冒着不可测的危险也不顾惜。王▯从信州进入福建，所经过的州县，索取财物动辄以千计，还公然发文说“不要无故伤害百姓”，他的用意究竟在哪里呢？正当国家危急之时，所依靠的是诸将；而诸将所做的竟然如此，不知凭什么来建立国家？臣私下对此愤怒不已。这些事人人都知道，却没有人替陛下说出，难道是认为这不是急务吗？只是因为国运艰难，正要借助这些人来维持大局，所以不敢说罢了。然而臣私下有所恐惧。臣听说，王者之所以取得天下，是因为得到百姓；得到百姓，是因为得到他们的心。如今陛下南巡，可以说是流离迁徙到了极点，但百姓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的心志，几乎一点也没有衰减，难道不是祖宗的德泽深深结于人心，又仰赖陛下作为他们的君主吗？所谓为民之主，就是平日取用百姓的财力来供养军队，在危急时排除困难、解决纷争，使百姓安居乐业。如今诸将听说敌人到来，就望风逃跑，反而急切地在内部相互攻掠残害，成为百姓的祸害。皇帝车驾经过一条道路，这一路就遭受他们的灾祸；经过一个州一个县，这一州一县就遭受他们的灾祸。如今江淮、两浙已经如此了。万一将来幸临湖湘、幸临蜀地，敌人在前面入侵，却没有人抵抗；官军在后面残害百姓，又没有法令惩治，那必然又会成为江淮、两浙的情形。古代天子亲临某地称为“幸”，意思是他所经过的地方，人们以此为幸运，难道是今天这种情形吗？臣恐怕人心一旦离散，陛下就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守着这样的局面，究竟要归向哪里呢？臣又听说张俊离开明州时，士卒中颇有人愿意留下来攻击敌人，张俊却声称是陛下召他回去，臣知道他的说法了。陛下的诸将本来都没有战斗的志向，平安无事时照例先领取赴行在的指挥，以防备紧急情况；一有紧急情况便带兵离去，说“朝廷召我了”，实际上是自己想逃跑，却又假借皇帝诏令，欺骗那些想要作战的人，使他们把责任归咎于皇帝和执政大臣，这尤其应当治罪。臣最近到了黄岩，听说陛下派李捧在县城驻兵，所降防御指挥写着“等金人到达台州，便前往温州”，这就是诸将既想逃跑，而陛下又下令让他们逃跑。士卒驱赶他们作战，尚且害怕他们不肯前进，何况命令他们逃跑呢？这样一来，敌人长驱直入、毫无顾忌，正合乎他们的便利，有什么可奇怪的？臣私下观察，如今诸将在古代法制下各有应得的罪责，但也不能全部诛杀。只有王▯本来隶属杜充，杜充在前面战败，而王▯不去救援，这是不可赦免的，应当先斩王▯以号令天下；其他人依次严加贬黜降职，使他们以功劳赎罪，比如张俊军中有功的将士，才可以单独赏赐。至于擅自调动军队便逃跑，这是张俊所为，他又怎能逃脱罪责？

译这样做，或许可以使国威稍稍振作。从前周世宗承接五代衰败的局面，将士习惯于骄纵懒惰；河东战败后，一天之内斩杀大将樊爱能等三十多人，然后向东征讨、向西进攻，没有一件不如意。白起对于秦国，可以说有功劳了；但一次不接受命令，便在杜邮赐死。郭元振是唐朝的功臣，唐明皇因军容不整，让他在军旗之下承担罪责。大概威严胜过宠爱，才确实能够成就功业；宠爱胜过威严，就确实不会有功。这几位君主都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呢？人的欲望没有穷尽，恩惠却有时会用完；只有我们的威严足以控制他们，然后施以抚恤才足以成为恩惠。何况这些人平时已经从掠夺中享尽财物，再给多少赏赐能够满足他们的心意呢？如果只有赏赐而没有刑罚，就是姑息的政治。自古有靠姑息而成就功业的吗？况且汉高祖兴起时，所统率的是韩信、黥布、彭越。拿今天诸将的才能同他们相比，怎么样呢？他们最终只是以平民身份取得天下；拿今天诸将的功劳同他们相比，怎么样呢？然而高祖对这几个人，想让谁称王就让谁称王，想杀谁就杀谁，从不稍加宽赦，这就是他成为高祖的原因。所以韩信说：“陛下不善于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难道驾驭将领不是人主的职责吗？如今陛下应当把驾驭将领作为自己的职责，明明看到诸将如此强悍骄横，却没有办法治理他们。将来张浚召集西部军队前来，他们又会互相仿效，逐渐形成风气。不知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休息，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复兴恢复？依臣看来，今天的军队、今天的将领，玩忽怠惰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已经不能使用他们，也不能控制他们了。不仅无法责令他们至诚尽力、为国牺牲；他们所到之处还使人心震恐，动辄造成意外忧患，有他们反而不如没有他们。臣愚见认为，敌人退去之后，正是朝廷大力彰明赏罚、重新建立纲纪、更新耳目的时候，不如选择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全面节制诸将，即使陛下的亲军也听从他的指挥，逐步依法裁处。凡是军队敢擅自调动驻地、以护驾为名的，主将、将佐、僚属一并依法论罪。还应从偏将、副将中选择可用的人才，逐一上报，授予方面军政权力；等他们建立功劳，就加授爵位官秩，暗中作为诸将的替代人选。天下这样广大，难道没有几个人具备将帅之才吗？只不过被诸将压制，不能施展罢了。如果陛下按照臣所陈述的办法驾驭诸将，那么敌人即使全部渡过长江，或者在建康、杭州、越州等州留下军队占据，无论守卫还是作战，都可以建立功劳。皇帝车驾回到临安或平江后，再从容商议将要前往的地方；留在江浙可以，幸临湖湘也可以。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大臣忠心贯日，谋臣多如雨下，善于谈论财利的大臣能使钱财流到地上，又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譬如抵御饥饿，应当使用食物；除了食物之外，都不是急务。已经生病，应当使用医药；除了医药之外，都不是急务。今天最急迫的事情，在于驾驭军队、驾驭将领，其他事情都不是优先事务。希望陛下同大臣们详细商议，作出决断并实行。臣愚昧狂妄、盲目无知，不懂避忌，罪该万死。谨将所奏记录上报，恭候诏令。试中书舍人李弥逊上奏说：“臣听说天下危急，关键在于将领。如今国家要恢复中原，最急迫的事务，没有比选择将领更重要的了。然而将领的才干，不是仓促之间能够了解的，必须让众人推荐、精选任用，并逐渐多次试用，然后智愚、勇怯就都无法隐藏。遇到缓急情况使用他们，就能击退敌人、开拓土地，没有不如意的。臣私下看到朝廷文臣每当有人推荐，就赐见询问，随后加以识别选拔；唯独武臣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臣愚见希望陛下明察，下令诸大将从所统率的本军偏将、副将中，诸帅臣从所管辖路分的官吏中，推荐有智谋、勇敢、忠诚、仁义、可以担任将帅的武臣，不论官职高低，召到行在，在内殿安排便坐，赐予宴见，略微简省礼仪，使他们能够尽情表达，观察他们的志向意图，询问他们的谋略。如果其中有可取的，就立即加以试用；等功效显著，再授予统帅的职责。这样或许能使有才能的人都竭尽忠节侍奉皇上，等待破格擢用，不受阻碍和蒙蔽；朝廷抵御强敌、抗拒侮辱的人才也会众多，共同成就中兴功业。”孝宗乾道六年，周必大上言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大力修治边防，深谋远虑，本来不是外廷所能窥见的。然而臣私下忧虑过多，认为各路帅臣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将、副将虽有其官位却不是合适的人。万一在外面用兵，而盗寇乘机在内部牵制阻挠，怎么能不对此忧虑呢？希望下诏给三省、枢密院，考核各路帅府；除本州禁军之外，安抚司实际有多少兵马，应根据各地事务的繁简、距离的远近，制定固定数额。已经足额的，命令精心训练；不足的，命令迅速招募补足。既然只在本路驻泊，计算起来也不难办成。还应当在现任副总管、钤辖、路分都监中，选拔有勇略、经历过战阵的人，让他们兼任统制，统领军务；这样一来，奸谋自然会受到遏制。至于选择帅臣，更应详细说明长期任用的意思，这在今天尤其是急务。这样才稍微有了帅臣的实际。过去神宗皇帝最初设置将、副时，选任非常慎重。近年以来，未曾担任边任的小使臣，往往也能得到这种职位；他们对军情兵法茫然不知，只知道用谄媚的言辞和脸色奉承守帅，勇夫壮士则专门被充作工匠和杂役使用。本路一有调发，难道只是没有益处吗？希望遵循旧制，参照宏大的制度规模，详细慎重地选择人才，革除这一积弊。这样才稍微恢复将、副的旧制。两件事情一旦确定，将来朝廷专心对外防御，必定没有内部牵制的忧患。”

译淳熙二年，周必大任敷文阁待制，又上言说：“臣听说胸怀长远谋划的人不能急求眼前成效，建立大功的人不能拘守通常的规制。臣私下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圣心所筹划、谋臣所思虑，常常把两淮视为急务。然而岁月渐久，想加固营垒，营垒还没有坚固；想实行屯田，田地还没有开辟。户部有供给边境的费用，边境百姓却没有安定居住的心。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急求眼前成效、拘守通常规制太过了。因为急求眼前成效，长久的计划便无暇实行；拘守通常规制，远大的谋略便无法施行。如今陛下让郭逮守维扬、郭刚守历阳，大概将要把边境方面的事务专门交给他们，稍微革除这两种弊病。臣认为，如果只是像平常任用守臣一样，而不给他们事权，不表示长期任用的意向，那么不过一两年，又将更换，想要他们胸怀长远谋划、建立大功，就困难了。过去李牧担任赵国将领，驻守边境，军市的租税都由他自行支用，犒赏士卒也不必由朝廷中途审核。李牧于是竭尽自己的才智，选取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匹、能以一当百的勇士十万人，追逐单于，抑制强秦，支援韩、魏、赵，几乎使晋国旧地称霸。羊祜镇守襄阳，安抚远近百姓；投降的人想走就听任他们，减少戍守巡逻的士卒，开垦田地八百余顷。起初军中没有够用一百天的粮食，到他任期末年，竟有可供十年的积蓄。本朝太祖、太宗任用李汉超守关南、郭进巡检西山、贺惟忠守易州、李谦溥守隰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任期远的二十年，近的也有十多年，所以驻屯的军队很少，军费和用度却能自给。对内平定僭伪势力，对外没有边境警报，这些事都记载在史册中，可以反复查考。臣希望陛下远考前代，近守本朝家法；像郭刚这一类人，既然已经审知其可以任用，不如把两州的事务全部交给他，让他条列境内的利弊，详细安排施行的先后，明确表示长期任用的意旨，责成他一定取得成效；不要牵制他，也不要中途取代他的作为。有治理成绩，就增加官秩、赏赐金帛，不要急于调任改换。他知道朝廷专门委托重任给他，将来没有借口推卸，必定竭尽才智谋略，不敢产生苟且简慢的想法，那么陛下的忧虑也就减轻了。” 孝宗时，虞允文上言说：“臣接到御前发下的金字牌递送文书，恭敬地接受御笔，陛下因为臣再次上奏请求召李获等人赴行在，当面加以考察，如果有可取之处，希望留存于圣心，作为日后将帅的人才储备；陛下曲加维护圣恩，特意加以宣谕，认为臣公正忠诚、明达有见识，对于李获等人，命臣可以自行任用，并加以奖赏宠信，信任更加深厚。臣跪拜感泣，更加知道即使死上一万次，也不足以报答这非同寻常的待遇。臣恭敬地自我思量，生来愚昧暗昧，哪里有明达见识可以承当圣上的诏命？至于公正忠诚，是臣一生所学，日夜都在努力做到，以此效力报答陛下。况且臣下勤于访求人才，而天子安逸地任用他们，这是古代的道理。孟轲说，诸侯能够向天子推荐人才，却不能使天子任用他们；诸侯只是推荐人才的人，虽然职责在臣下，但是否任用在君上，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况且将帅关系国家安危、边境利害，不是小事；而掌握兵马的官员，自古以来都把避开荐举之嫌看得如同躲避刀锯，哪里敢擅自提拔任用呢？萧何能够追寻逃亡的韩信并推荐他，但登坛拜将一定要由汉王主持；在尚未拜将之前，人人都以为自己得到大将，这是因为推荐韩信的事情极其隐秘，全军都不知道，不仅全军不知道，连韩信自己也不知道。看武涉劝说韩信背叛汉王、同楚联合时，韩信谢绝说：“汉王授给我上将军的印信，我背叛他是不祥的。”韩信处在危险疑惧之中，只知道感念汉王的恩德，不忍心怀有二心；这件事终身没有人告诉韩信，韩信自己也不知道。臣固然没有什么明达见识，而李获等人未必有韩信那样的才能，二者本不相同。但古代君臣在推荐和任用人才之间，谨慎到了如此程度，所以在经营四方之时，上下之间没有可疑的迹象，大功也因此能够迅速成就。臣极其庸碌昏昧，不足以参与这种大事；如果臣私下利用任用人才的权力向将帅显示自己的作用，就不能说是公正；擅自掌握任用人才的权力、不把它归还君父，就不能说是忠诚。辜负了陛下睿智的奖拔，臣对此十分恐惧。恭请陛下大公明察，照见臣坚定不移的愚诚，最终赐予保全臣身的恩典。臣孤立的处境如果能够安定，或许还能在未死之前效力尺寸之功，以图报答陛下的大恩。臣冒犯抵触，罪当诛杀，伏在奏纸前惶恐失措，恳请陛下明察。” 虞允文又上奏议论蜀中的大将说：“臣恭敬地接到御前金字牌递送文书，曲承圣恩；又拜读陛下赐给臣的御笔，感激和恐惧交集到了极点。仰想陛下眷顾礼遇臣的心意，正是古人所谓了解他、任用他，任用他、信任他。臣自顾不足以承受这样的恩遇。臣自从进入蜀地以来，首先把将帅人才当作急务；凡是询问所及的人，不论贵贱贤愚，都登记记录下来。比如说某人被某人称赞推荐，就已经记入册籍；以后又被某人称赞推荐，便再记上一笔。这样仍然没有记载的，就找他来从容交谈并加以考察，又考察他平素的操守，以武艺相比较、加以考核。臣用心既劳苦又迂缓，日夜不胜感叹人才难得。”蜀中久经战阵的老将，有的熟悉边境事务，有的勇于战斗，有的有一项长处而为人称道；其中吉方、孙政、刘兴、赵丰已经年老疲惫。梅彦、张延、惠逢、李谅、刘海、姚志又有疾病、已经废弃。其次虽有十多人，却还没有得到众人的信服。再后面的一批也有二三十人，但正处在低等行列，臣从未亲自看过他们打一仗，也未亲自用一件事试验过他们，还没有资格列入大将的选拔。

译臣怎么敢轻率地相信并推荐他们，轻率地提拔任用他们呢？自古培养人才不是一天积累而成的；几十年来没有战事，就把人才搁置不问，临到敌人来时又压制他们、不让他们施展。如今突然想搜寻求取人才，就像捆风捕影一样，无从下手。蜀中的群士大夫没有不为此叹息的。然而古代帝王突然兴起时所任用的将帅，何尝个个都有平素的声望？例如光武帝的二十八将，全都起于平民和田野之间，只是因为建立功劳才显露出来罢了。假如今天有盗贼突然发生，四方夷狄侵犯，凭蜀地十万军队，难道没有杰出的人才挺身而出，显露才华，仰承陛下的选拔任用吗？吴玠、吴璘在绍兴初年从小校起身，都是经过多次作战以后才显现功名爵位，最终达到今天的地位，这就是证明。臣恭敬接受圣训，连续多日深思，认为如今蜀中的将领确实还没有适合选任的。如果臣忧虑将来错误荐举受到惩罚，便闭口不言以求免罪，那么凭什么分担陛下的忧虑？如果面对并承接陛下清明的询问仍然这样做，也不是臣平生的本心。臣反复考虑东南的将帅，他们都在圣心中已被深知，只是陛下不愿立即任用；其中只有李显忠。英明君主驾驭将帅的办法，本来就有先后次序。前些日子臣当面接受密旨，陛下也说李显忠肯为臣所用。”}], 然而，喜好议论的人往往怀疑他反复无常；如果任用一位沉静稳重、深沉谨慎的人作为他的副手，浮泛的议论自然会平息。大概像某人这样，都因为出身异产而长期处在群疑之中，陛下果断裁决并同时任用他们，中外人心才开始大为和悦。蜀地将士中没有认识他的人，也无不认为这样安排是恰当的。三军将士中，聪明的少而愚钝的多，仅仅因为虚名而真心服从，古来就有很多这种情况。况且李显忠勇冠三军，难道不是陛下亲自了解的吗？多年以来，陛下赏赐慰问，从未虚度一年。李显忠想要报答陛下，又应当怎样呢？利州西路号称有七万人马，自江、淮、湖、襄各地驻屯的军队以来，还没有像这样众多的，实在不能轻易授予某人。如果李显忠的意见不合圣意，臣私下曾采集民间舆论，认为不如把河池以外、阶成西和凤州所屯之兵合为一军，把仙人关以内兴利诸州所屯之兵合为一军，各选择一名将领授任。这样不只是兵数较少、将领容易选定，也容易推择，兵力分开后更易控制，不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势。这就是贾谊所谓多建立诸侯以削弱其力量的微意。如果只想在蜀地将领中寻求，如今众人议论所共同推许的，只有某人、某人可以供陛下采择。此二人统率军队，都有纪律，军中多称赞他们。某人的短处在于怯懦，可以用某人的勇猛来补救；某人的短处在于疏放直快，可以用某人的细密周详来补救。二人的长处和短处彼此资助，表里相应，或许还可以任用。事情紧急时，可以应付眼前的急务；事情缓和时，可以在一两年间审慎选择、从容谋划，也不至于造成大的错误。臣听说，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深的，而陛下圣明出于天性，知人之明远远可比尧舜。臣愚昧无识，实在不足以承受陛下眷顾、信任和任用的厚意。伏望陛下以睿智慈仁，再加裁量斟酌。虞允文又上言说：“臣近来接到三省、枢密院的札子，承奉圣旨，命臣衡量四川各军的统制、统领以及将佐中年老、衰弱、患病的人，把退下后留下的员额，精选有才干谋略、为众人所信服的人，详细列出姓名上奏。臣除已经依照执行外，自从进入蜀地以来，审察得统制、统领官中年老疲惫、患病残废而不能任军事的人，应当按照前面的札子奏报。后来已经分批挑选其中最严重的，发给凭据令其离军。如果他们出戍在远方，就必须等寻访到一名可以任用的人，再派去替代。等臣亲自阅察之后，才敢加以衡量。所派遣的替代者，虽然各自都为人所称誉，但按照旧日降下的指挥，也允许宣抚司、制置司同时选派，发札上奏，请求降下宣命。臣已经派李获前往阆州弹压，胡洪知凤州，郝嗣祖知西和州，王中正知阶州；都只是以本职兼摄权任，还必须让他们在实际事务中接受考验。如果果真有可取之处，然后才敢列出姓名上奏。边境是要冲之地，一军一将所关系甚大，臣不敢轻率。况且培养人才的办法，不是一日之功；知人之难，也是千古史籍所记载的。先朝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时，曾建议说：‘如今将帅很少精通方略，有的凭借门第，善于结交请托，以取得虚名；有的出身军班，却不懂韬略兵法，以致战败误事。应当在沿边以及各处的使臣、军员中搜访有智谋勇力的人。即使资历地位很浅、功勋劳绩尚未显著，也先让他权摄领受职务；等到他建立功劳，立即提拔任用。这样或许能够得到可用的人才，以补将帅不足。’范仲淹是名臣，当祖宗盛治之时，偶然遇到将帅人才不足，处置尚且如此。如今西部边地，自部队将以上，既有许多老病之人，又有子弟和杂流之人冗居其位。若想按资历次第升迁，则人才不可倚任；若想越级任用，则人们的议论又不能全部相信。必须根据传闻让他们试办事务，根据办事结果考察实情，这样以后才可能少些悔恨。臣近来承奉陛下特意颁发的御笔，把九件事交给臣，命臣置于座右，其中第五件说‘选择将材，关键在于精细审慎’。臣早晚仰视这段御笔，如同亲自面对陛下咫尺之威，内心只有敬畏，实在不敢稍有忽视。希望圣慈察知臣的一片微忱，使臣得以稍缓些时日，继续分次具奏，伏乞陛下明鉴。” 虞允文又上奏谢恩说：“臣前些日子恭敬地接受御笔，命臣精心选择将材，列名上奏。臣在数月之间询问、考察、核实，仅仅得到李获等五人，冒昧上闻。臣非常害怕自己的见识浅薄昏暗，不足以符合明天子急切选用将帅的心意。如今接到御前降下的金字牌递文，曲承圣恩，陛下亲自挥毫，特意降下宣谕，认为臣所举荐的人想必已经详细审察过了，不必召见对答，可以由臣直接精心选择并任用。臣想到陛下委任信托臣下的深意，即使天地也不足以比拟其广大，臣感激震恐，惭愧得无地自容。臣查见西路中军掌管马步军二万多人，其他各军都比不上；但统制官吉方年过七十，军纪不整，臣便以李获替代他，借以补助军务。天锡懦弱，西和、凤州最为边远，利害关系极其紧要，臣派郝嗣祖、胡洪以本职兼摄州事，责成他们安抚辑和边民，训练整饬戍兵；现在已经开始修治堡垒，作为守卫平川的谋划。其次，仙人关、杀金平旧来号称险要，但山上的城墙已经坍坏，楼橹也已腐朽，因此让王承祖所管的屯兵随时修治。又有阆州一军一万多人，近年来常常夜间聚集闹事；统制官吴胜贪婪，李谅又患病，臣不得不罢免遣送他们，调梁炳为右军统制官，弹压本州一军。

译以上这些，都是因为关系军政、涉及边防，不得已才使用宣抚司、制置司已经取得的指挥，公开选派。臣还分别同他们约定，必须等看见成效，才敢列名上奏，请求降下宣命。军中更换兵官，本来不是臣下应当擅自专断的。至于二三名大将还没有得到人望，他日恐怕会耽误陛下的使命，臣已经多次把事情原委上奏。臣又考虑到东南诸将目前还不能停任调遣，而圣意只想就蜀军中选择，所以臣前次上奏，请陛下依次召见李获等人。这样不但能够让天光照临、由皇帝亲自阅识，使贤愚自然分明、任用或罢黜都恰当，而且庆赏的权力出自至尊，被庆赏的人也可以视为荣耀，使他们在三军中更加受重视。况且臣极其愚昧，没有知人的明鉴，却盗用君主的威势、擅自掌握兵权，这是臣下的大戒。伏望陛下察知臣的诚意，查照前次奏章，特意颁下召令，亲自加以审察；其中如有可取之人，留存于圣心，作为日后将帅的储备，那就是中外共同的幸运。” 虞允文又上奏讨论派任东路兵帅说：“臣接到御前降下的金字牌递文，恭承圣恩，赐给臣御笔。陛下说，某人虽然缺乏智谋方略，却也是宿将，颇有名望，比起东路帅某人来稍胜一些。不知可以代替某人吗？专等臣奏报。诏书的意思明白，详细说明了二人的优劣。只是臣愚昧偏见，哪里足以承受陛下清明的询问，来符合陛下虚心委托的心意？臣想，陛下驾驭英雄，真是古人所谓善于任用将领的君主；陛下知人的明哲，即使尧舜也只能远远希望追上您的踪迹。臣私下观察，尧舜任命九官，也是深知他们的贤能，必定咨询询问之后才任用；这种盛德之举，陛下也差不多与他们相合了。至于有人想任用共工，尧认为不可以，却姑且试用他；工师又有人想任用鲧，尧说不可以，却姑且让他治理洪水来试验。后来这两位大臣始终没有成功。臣曾认为，以尧的明察，既然知道共工、鲧不足任用，只因廷臣的话而心中产生疑惑，所以才试用他们；这是因为有疑惑，并非尧本来的心意。陛下如果果真认为某人可以任用，就应当发出圣断而任用他。如今却下诏询问，难道圣心也有所疑惑吗？臣有幸生逢可以比作尧舜的君主，怀着拳拳忠心，怎么忍心有所隐瞒呢？” 臣年轻时跟群士大夫议论蜀地将帅，已经很久了。某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勇猛；到了中年以后，既然显贵，却失去了勇猛的名声。因此在德顺进攻时，经过五十多天仍未能取胜；原州之战，军中议论他的才干，刚一失败便先行逃跑。如今年近老年，即使能够改过自新、振作余勇，臣私下仍认为他的筋力已经衰退，福分和精力不足，剩下的岁月也不多了。大将应当以智谋为主，而过去蜀地士人议论说，某人的勇力可以供人驱使，却不是能够驱使别人的将领；都说他很缺乏智谋方略，确实如陛下圣诏所说。利州东路的人马，近来估计有三万人，武休等关隘关系重大。某人敢于作战，比某人的年龄和鬓发更有优势；再看某人的愚昧昏暗，某人又明显胜过他，这也确实如陛下圣诏所说。然而某人在兴元任职已久，他的操守和临事表现，三军和百姓都已经熟悉。臣多年在朝班中，也见到东南一带有许多人称赞某人；或许可以顺应东南人的期望，把万人军队交给他，如某州等处，让他试验才能。臣深信，经过十年左右，毁誉自然会确定，士大夫的浮泛议论也会自行平息。某人的儿子某人，臣曾经向陛下举荐，至今承蒙恩典而被录用。臣对某人可以看见的没有别的，只是竭尽愚忠，仰报圣明罢了。像某人、像某人，蜀地士大夫都说不堪任大将。”大家也都把他们视为蜀地军务的忧患。臣既然久病，已经多次上章请求罢免，而臣所忧虑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臣曾多次详细上奏，伏乞陛下以睿智慈悲早日留意此事，中外都将十分庆幸。虞允文又上奏讨论蜀地大将没有才能，请求另行选择任用，说：“臣因才非其任而承受远方使命，遵奉圣训，兵政和财赋之政，大体已经修整明白。至于蜀地事务中的弊病，如预先借取百姓赋税，是危害最重的一项。陛下甚至拿出百万金钱给州县补偿，诏令下达之日，西蜀百姓无不感戴恩德、归附仁政，与天地同久。到今天为止，民政也宽裕了。臣从民间舆论中听来，还有一件关系国家安危、将士休戚、蜀人天天忧虑的事，就是三名大将。臣因为久病不能支撑，已经多次上章请求宫观差遣，必定承蒙圣恩特别怜悯准许。臣将在离任之日，没有什么需要嫌避的，敢于陈述愚忠，上达天听。臣从去年入蜀到达金州之初，就把一两名大将营私舞弊的情形全部查得清楚，统统上奏，请陛下振作威令，大力革除军中的恶习，恳请圣明曲加采纳。只是由于西部边境没有战事，将领才能难以考察任用，以致小人无知，竟认为朝廷宽疏，逐渐违背军纪，稍稍沿袭过去的弊病。如果置之不问，久而久之必定恢复原样，实在令人忧虑。某人年近七十，精力有限，天性又昏暗怯懦，治军没有纪律，竟听任子弟私自役使各军织绣、雕画以及制作各种奇巧物品，又公然设置正赐库，分明地贩卖货物，强令部属群聚饮酒，作为营求私利的办法。臣所拣选淘汰的老弱军士，某人却把指挥使、都虞候以及冒领大请受的使臣等四十多人，用虚假的名义挂名留存。臣裁减各军吏员名额，是为了除去三军的弊害，所以对这些暗中占留的人也没有立即发遣。这虽然是小事，但弊端逐渐蔓延而不停止，金州数百万钱财的侵取，恐怕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某人虽然还没有显著的恶行，但愚蠢无知，不能使众人信服；他竟在教场建立淫祠，臣当日便下令拆毁某处淫祠；又有两个将军、士兵借神为名行奸的，全部依法断罪发配。像这样没有知识的人，臣私下担心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二人的才能必定会误国误事。臣去年冬天曾承奉御笔，陛下说某人多有营私，某人又极其愚昧昏暗，二人都是平庸之才，不能胜任职务，应当赶早另行议定更换。臣想，陛下知人的明察，能在万里之外洞见这两个人，这是尧舜也很难做到的事。臣虽然已经分次具奏，但西部边境的将材中，实在没有卓异到足以担当陛下重任的人，日复一日白白消磨时日，臣报国的心愿也未能尽到。臣退处山林，惭愧得无地自容。希望陛下特别留心，从东南诸将中选择三两人，早日调遣；如果不得已，也可以从被废黜放逐的人中寻求，如李显忠这样的人，仍然足以胜过西部现任将帅。

译胜过蜀地将帅，也或许能够使蜀地将士心服。至于某人，议论谋略虽然有可取之处，但善于经营谋利，终究免不了受到舆论非议。又某州是他多年经营生计的地方，恐怕还必须另得一名军队长官，才可以免除日后的忧患。臣才智见识浅薄，哪里能知道人才是否合适？只是想到陛下长期的恩遇和专一的委托，臣为这件事日夜惶恐不安，不能自已。臣广泛询问并听取意见，察看他们的行迹情状，想要用来报答陛下的，只有不欺骗、不隐瞒罢了。伏乞陛下裁察，早日作出睿断施行。虞允文又上言说：“臣近来曾将蜀地所说的两三名大将上奏，冒犯天听，希望得到陛下睿智明察并采纳臣的意见。大体说来，某人愚蠢而没有谋略，某人懦弱而欲望很多；他们不但使部属没有敬畏服从之心，而且刻剥、私役的弊病又渐渐复发。如果一旦调发军队，这两人很难责成其取得成功。如今幸而边境平静，敌军在秋冬绝不会发动行动。臣愚昧，希望陛下趁此空闲早日推选。若目前统兵的将帅官员不能调离，臣询问民间舆论，从被废黜放逐的人中寻求；过去曾被陛下重用的，如李显忠、邵宏渊【二人或可用于西路】、员琦、刘源【二人或可用于东路及金州】，或者赦免他们重大的过错，责令他们以实际功效赎罪，他们一定能洗心革面，尽忠报国。其次可从西军中寻求，吴拱纪律严整安静，军士敬畏而爱戴，可以委任。再如李获刚强勇猛，王承祖沉着果断，梁炳明达干练，都有军中的声誉，也许可以供陛下采择。如果东南大将的人才都还不能选用，暂且放置他们的副职，如金州一职，等待审议后精选，圣明的鉴察自然不会有所遗漏。臣极其昏暗愚昧，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话荒谬妄诞；但白天陛下所问的，夜里臣所思考的，前面所说八个人，比现在任用的人总有差别。某人已经在前面的奏章中详细说明了，伏乞陛下明察。” 虞允文又上言说：“臣近来承蒙圣恩，允许带李横、皇甫倜前去考量才能、差遣任用。臣虽然已经向朝廷申报，却不敢立即发文交给李横，实在是想见到李横后再加以审察。等到抵达建康，李横来拜访臣，他奔走非常健健，视力听力如旧，手足也没有颤动。臣已经带他一同前行。然而他在京湖之间四十多年，一向享有威望，军民都信服他，遇到缓急容易召集。近来王炎出发前往行在时，当面同臣说，也想得到李横。臣到前路后，和王炎商议；如果王炎一定要李横，臣也应当将他留下，供荆襄任用。又臣在建康时，方滋、叶衡、韩元吉两天来拜访臣，多次说李横过去任建康统制官时，面对财物极为谨慎，治军有恩，到现在军中人还在谈论并信服他。所以李横做将领、做州郡长官三四十年，各处没有一寸土地，囊中空空，这确实是如今将帅所没有的品行。因此把他留在这里，时时给予资助；现在他的勇力还在，建功立名的愿望也没有消退。近来听说江州一军不过五六千人，苗定如今赴阙，如果不再回来，乞依臣的奏请，派李横主管此军，他一定会取得成效。方滋、叶衡又说，他们都已经把李横的才能推荐给陛下了。臣不敢隐瞒沉默，秘密详细上奏说明，伏乞陛下明鉴。” 虞允文又上言说：“臣近来恭敬承奉圣训，陛下说敌军主帅骄横任性，今年秋天一定会交战，命臣把自己所见的利害情况随时上奏。臣想，陛下凭借睿智英武的资质，坐在朝廷之中谋划数千里之外的敌情，前后几乎没有遗漏的谋算，真可说是天纵圣明、世所罕有的君主。如今又向臣这样孤独疏远的臣子询问，使臣能够陈尽所见，来仰助万分之一，这正是大舜乐于采纳众人意见、成汤舍弃己见听从他人的盛德；臣有幸在今日亲身遇到这样的君主。”臣根据近来的侦探报告，敌军退守内郡，驻扎之处都筑有高垒深沟，引水自卫，既是防备我军在暑月出其不意进攻，也是在进一步调发两河、山东的壮丁，并逐渐调运陕西人马到汝州、虢州之间戍守；又向民间征取铁和木炭，收集工匠打造军器，暗中作入侵的准备。今年秋天一定会交战，应当正如圣虑所及，毫无疑问。臣认为，自古攻取土地、作战取胜，必定以大将得人为根本；而一军之中，不可以没有副将。疾病和死亡，是人所不能避免的；如果仓促之间环顾四周却没有人可以接替，岂不是会误害国家大事？臣在绍兴辛巳年冬天，承奉差遣到江上办理军务，在辞别皇帝之日，臣也曾把这一点奏报过。” 太上皇帝问臣谁可以任用，臣以张子盖、田晟回答。太上皇帝宣谕说：‘这件事极其适合在今天办理，无论是有功还是有过的人都可以使用。’命臣退下后告诉叶义问，带张子盖一同前往，并命枢密院发文到江西征取田晟。然而叶义问不认为臣的意见正确。后来抵达镇江，刘锜从楚州调回后称病不出，既然没有人承担大将的责任，不到几天，便发生了瓜洲之败，前后都没有救援，这是近来的事情，应当引以为鉴。近年来江淮各军设置副都统制，士大夫都知道朝廷有深远的考虑；而荆襄距离朝廷更加遥远，遇到紧急情况来不及赴朝申诉，而且边境范围辽阔，没有长江和重山作为屏障，利害关系比江淮更加重大。三国时期，吴国名将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之辈，全都集中在荆汉之间，因此能够取得成功。臣认为今天这件事是最优先、最紧急的事务。伏望陛下以睿智慈仁加以恩惠，特依照江淮的先例，早日降下处置施行，或许可以使将帅和士兵彼此安定协调，遇到战事时有所倚仗。《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任用将领 宋孝宗时，虞允文上奏说：“臣没有才能，不为当世所用，对于军旅之事其实从未知道大概，却误承陛下格外的知遇，蒙受特别任命，负责荆襄一面的事务。臣想要早晚报答陛下的一点心意，凡是关系边境的事情，既兼采群臣和众人的意见，又竭尽自己的思考。臣认为今天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将帅的任用更急的了。如果臣因为地位低微，怕有越职僭越之嫌，便缄口不言、保全职位，不向极其聪明的陛下陈说，不只是臣辜负陛下，将来遇到缓急，无论作战还是进攻，实在关系国家安危，也关系臣成败得失的责任，不能只好作罢。”臣私下看见，如今著名的将帅已经广泛搜求，全部安排在江淮之间，为国家经营部署，本来就应当这样。臣如果不把遗漏的人才收罗出来禀告君父，陛下即使不加责罚，臣面对江淮各军，难道不会内心惭愧吗？士大夫中有许多人对臣说，李显忠、刘光辅、员琦都有罪，应当罢黜，但有才可以任用，实在是江淮遗漏的人才。臣在去年七月辞别陛下之日，秘密奏报李显忠战败误事的始末，请求陛下特别显示宽恩，把他安置在湖、襄附近；一旦有缓急，臣或许能够任用他来报答陛下。不久果然承蒙陛下慈爱，命他居住长沙。想来陛下没有因为臣地位低微而轻视臣，已经察纳了臣的意见。如今襄阳正缺少守帅，臣本来不敢请求朝廷立即录用李显忠，只是秘密详细禀奏，请陛下自行裁决罢了。李显忠勇猛，常常在敌军中勇冠三军，敌人也知道他的姓名。去年冬天，都督府札子下发的侦报多次涉及符离之战，敌兵能够说出李显忠的事迹，直到现在仍然非常畏惧他。如果让他调往京西，以表示朝廷重新起用，借助他的虚名来挫夺敌人的气势，对京西边防也是一种帮助。刘光辅、员琦在陕西、淮东曾经记录过击破敌人的功劳，臣多次同他们交谈，二人都有敢战的才用，或许可以做赵撙、王宣的副手。如果朝廷不想按照江淮先例增置员额，便请求把均州、房州两处边地的郡守之任交给他们；这样不但可以担当虢州的冲要，遇到不可预料的缓急情况，也可以抽调使用，都是为准备不可战胜的力量。臣近来见朝廷起用王权这个被废置在海外的人；像这三个人，功过还各占一半，倘若从罪弃之余加以录用，他们一定会自我悔悟奋勉，谋求报国。臣听说臣下事奉君主，根本在于不欺骗；古人荐举人才，必定着眼于是否有效。臣怀着拳拳忠心，惟愿陛下幸加察看。虞允文又上言说：“臣接到御笔，陛下说东西两路的主帅都不是合适的人才，事情不能拖延，命臣迅速具奏。臣查得，臣在七月十三日和二十五日，因回送金字牌递文，把二人的过失、恶行、贪婪鄙陋的情状上奏，请求陛下另选宿将。臣冒昧上奏，正感到战栗不安，没想到愚昧的考虑偶然符合圣意，承蒙陛下作出圣断并已经施行。臣想到自己从去年刚入蜀时，就把亲自听到、看到的情形反复详细上奏，希望朝廷振作威令，大力洗除长期积累的恶习，恳请圣明明察并采纳意见。只是罢去一名大将，必须先得到一名将材，然后一军才有所托付。臣曾向东南寻求，估计还不能调离；于是日夜急切，从西路将帅中在各自的缺点中考察，以吴拱、李获等五人的姓名，于正月初二日上奏，请求颁下召令，曲承圣恩，令臣直接选择任用。臣在二月二十四日又上奏，认为提拔任用将帅不是臣下应当专擅的，因此又论述二三名大将还没有得到人望，将来恐怕会耽误陛下的使命。如果东南诸将中还没有可以调遣的，请依次召见吴拱、李获等人。后来又承奉御批，封还臣的奏章，皇帝的眷顾更加深厚；臣既不敢承受，又担心所奏姓名不合圣意，因而日益惶恐，徒然积聚忧愤，实在不能稍微安心任职。臣想到，西部边境的各项事务中，只有更换主帅一事最大；不只是臣因病请求罢职而没有什么需要嫌避，才敢在即将离任之日说出此事。即使不更换这两名主帅而臣没有生病，臣又怎么敢长期留任呢？所以臣在请求任宫观职的第三道奏章中说，圣恩一定会怜悯准许，因而敢于一并列出中外将臣的姓名，请陛下自行裁断，早日斟酌决定。臣一片区区之心，想要去除两名谬误的主帅，前后所奏与圣意完全一致；只是自古以来军中废置大将，实在不敢由臣专断罢了。臣听说：‘擅自作威作福，它的祸害会连及自身、家庭和国家。’这是臣下的大戒。况且统兵之人在远方，臣怎敢让作威作福的权力显现在将帅之间？汉代卫青不敢在境外擅自专权诛杀，最终没有斩杀苏建，一定把他交还给天子。他说：‘让天子亲自裁决，用这件事来使臣下明白不敢专权，难道不好吗？’苏建曾经劝卫青推荐士人，卫青说：‘招纳贤才、贬黜不肖，是君主的权柄；臣下只奉行法令、守住职分罢了。’史官甚至引用这件事作赞语，并写道：‘做将领就应当这样。’卫青不过是奴仆出身的人，尚且能够知道这个道理；臣只是书生，陛下却过分听信臣，使臣任职军队，难道敢不如卫青吗？” 至于臣竟敢把将帅姓名秘密上报给陛下，正是因为臣贪图报答大恩，不敢默默无言地只作保全自己的打算。陛下圣明超过古人，一定会从始终之间察知臣的本心。臣又承奉圣谕：如果宣抚司上奏弹劾，便可以立即施行。臣自然应当遵奉圣意，另行撰写弹劾奏章，从紧急驿传送上。”伏乞陛下明鉴。虞允文又上奏说：“臣考察到四川边境范围辽阔，驻屯的御前军人数众多，都统制一职委托重大，必须得到公正忠诚、有智谋、能守持操守的人任职，然后才能使三军之心服从，壮大本朝的势力，对内修整军政，对外遏制敌人的谋略，并责成他建立日后的功名。如今利州东西两路用将不当，完全相反。臣任职本兵，奉使西部边境，事情关系国家安危和将士休戚，怎敢不上奏。”臣私下看见，某人懦弱而没有立场，贪婪而欲望很多，所到之处把谋求私利放在首位。例如在金州，私自役使部属修建廊房、营造住宅，甚至采柴烧炭、割漆伐木、开设博坊和磨坊，把各军的力量全部役使起来；而各军应得的月给折价，以小会子和铜钱催促换取，削减克扣将近一半。凡是各军出戍时的钱、回军卸甲钱、激励犒赏钱、兜请钱之类，从来没有分发给他们。又把朝廷发下的招军银和度牒，假借和籴的名义，公然盗取民间和籴本钱，大多用茶、盐、布等物折价支付。等到调任西路主帅，又把金州安抚司的金银、钱引装载带走，另立名目支取耗用；计算他收入己有的财物，达一百十万缗。因为臣尚未奉命入蜀之前，依据所获得的圣旨，已经把他的罪行全部宽免，暂且置而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