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二

译安世又上奏说：“臣早先在延和殿进见应对，恭敬地承受宣问黄河事务的情况，臣随即把所听闻的全部当面奏明。退下后思考，仍觉得有未尽之意，便再次论列，希望稍微补助陛下忧勤万分之一。臣私下认为，小吴决口如今已经八年，澶州以东地势高起，堤道又废坏，长期没有修缮，林木被砍伐，没有留下任何余存。如今如果不修缮旧有防线、增高旧河道，一旦河势完全冲向东面，而下游的防御准备又远没有完成，倘若发生意外，拿什么来补救？这是第一件值得忧虑的事。臣听说近来沙堤破坏，北京官吏征调梢草，调发丁夫，限期防备十分严急，比星火还快，民间劳苦困弊，已经难以承受。如今要使黄河回流，计算柴薪、饲草的费用，恐怕要比前日多百倍。虽然朝廷已经下达指挥，禁止扰害百姓，但有关部门为了逃避督责，急于办齐物资，名义上说是和买，实际上却是强行摊派。如果一定要在明年开工，臣私下恐怕时日紧迫，地产有限，物价飞涨，会使民力更加困苦。这是第二件值得忧虑的事。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更加深思熟虑，明诏执政大臣共同参议最合理的方案。如果东流确有成功的可能，就请选择官吏委任并责成其完成，放宽期限，不求近期见效；修河所需物资，应当酌情增加价格，只许和买，不得扰民。” 如有违犯，一律降职或黜免。等到三两年后堤防坚固、柴薪石料齐备，公私双方力量都有余裕，然后再察看水势所趋，顺着水道加以引导，也许可以使横流回归，百姓得到恩惠。与那些轻浮浅薄的议论、妄自发动空前大役相比，比较其得失，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只希望陛下特别留意，早日赐令施行。” 安世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黄河向西溃决，至今已经多年。朝廷多次派遣使者与都水官、本路监司共同巡行察看，事情本已考察得很详细，但利害意见纷繁，始终没有定论。臣听说自商胡决口以来，已经超过三十年，河道东面淤积而地势增高，水势必然向西迁移，所以连续多年泛滥，随淤随决，这是必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然而王孝先等人提出建议，竟想使洪水恢复原来的河道，所需人工动辄以亿计，柴薪、石料、粮食、器具又要数千万，国费民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又听说孝先等人的奏章明白说要新开直河，如果发生淤塞，请求不予治罪；这就是根据偏见妄自发动大役。又担心水势缓急与预料不合，便预先说这是奸邪之言，不肯承担责任，任意欺骗敷衍，轻侮朝廷；存有这样的心思，哪里值得依靠、任用？《尚书》说：‘你若遇到重大疑难，就同自己内心谋划，同卿士谋划，同庶民谋划，再同卜筮谋划。’圣人办事慎重开始，不敢自以为是，而是广泛谋议、听从众人，以求合乎天意。如今将要发动大众、兴起大役，而朝廷之上尚未预先确定策略，却把事情交给一两个庸人，任意发表臆测之说。” 治理一条横堤，已经耗费五百多万；要恢复千里旧河道，又将怎样？如果暂时耗费而能永久安宁，当然不值得吝惜。如今提出建议的臣子尚且不能保证成功，那么百姓的膏血究竟亏欠了这些人什么，竟要听任他们轻率使用？何况谢卿材与张景先同为一路监司，而二人的意见本来就不一致，恐怕不合询谋、众议一致的原则。恭请陛下广泛选取深知河道事务的人，再令其筹划经营，并参考李陲、孙民先的奏书，选择其中可用的意见，让有关官吏逐条分析利害，连同责任罪名上报，然后交给执政大臣裁定，取其中一议施行。这样才可贵在考虑周全，不留下后悔。” 御史中丞傅尧俞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先前派朝散郎罗适充任开封府界提点刑狱，仍专门治理积水。罗适以前知开封县时，防护疏导沟渠，已经取得成效。今年春天又在太康县开挖疏通圭河一道。近来颍昌府以下发生大水，蔡河决口泛滥，太康县又连续下大雨。如果不是圭河能够疏泄水势，县城也未必保得完整。这是民间共同传说的情况，确实不是虚妄。臣听说治理水患有一定方法，必须先疏通下游。下游如果壅塞，上游即使用力很多，也难以见到功效。如今颍昌府和开封府界，上游是蔡州、陈州、亳州，下游也是水道所经之地。臣认为不如调罗适充任京西提点刑狱，兼管开封府界和亳州的水利事务，仔细听取他的筹划并委任他办理。如果三两年间这几个州的水患没有减轻，臣甘愿承受妄言之罪。” 尧俞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都水使者吴安持与李伟等人在大名第三铺开决河口，想趁涨水使黄河回流到孙村口，恢复旧河道。他们突然大量征集柴草，多次差发役夫，靠近河道的百姓几乎无法承受。最终毫无成效，白白耗费的钱财无法计算。如果明知不可行却强行去做，就是贪图赏赐、欺骗上天；如果确实可以做却没有成效，就是没有防备而导致事情失败。欺天败事，从来没有议论治罪。奸邪之人既然没有受到惩罚，所以如今又想兴起比前日大数十倍的大役，假借神怪之说，欺骗迷惑朝廷，先发表荒诞不经的言论，却不肯承担责任。这是国家将要倾覆，却要耗尽天下一半的力量来迁就安持等人，侥幸求得万分之一的成功。假如不能成功，百姓有什么罪过？决定这样做，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请求严厉责罚安持，以警戒将来。事情应当通过议论决定，策略应当由众人共同确定；如今多数人的意见都不赞成，新任水官也有不同意见。希望陛下暂且罢止修河司，以安定众人的心，稍稍休息民力，详细观察黄河的变化；如果果真有大害，再慢慢议论恢复。这样询问谋议、众议一致，或许可以没有后悔。”

译尧俞又论述河道事务说：“臣本月二十二日当面接受圣旨，命臣与宰臣等重新商议河道事务，秘密详细奏报。臣与文彦博、吕大防以下共同商议，但臣才疏位卑，不能改变他们的意见。又因为都堂议论须顾全体面、顺从和缓，事情的次序必定不能改动。如今正值严冬，已经役使五万多名夫役，军队和工匠还不计算在内。将来各路调发民夫数十万人，耗尽国财民力，来完成一项并非紧急、也未必能够成功的工程。又担心春季中间遇到雨雪寒冻，不但百姓怨恨而溃散，白白浪费物料钱粮，也恐怕伤害人命，人数不会少。这些都是陛下深知的，臣不再详论。如今主持议论的人说，想使黄河回流来缓解北流的祸患，却从未对北流略作堤防准备。如果将来河势不肯向东流，不幸又遇大水，那么北流的灾害哪里能够抵御？希望陛下或因寒雪，或借其他事情，批示下令直接罢止回河司，保留孙村口以准备分减涨水，同时命令检查、计算北流最紧要的堤岸，迅速修缮完成，不得有疏忽，等三五年后再观察河势，然后另行议论。这样两方面都不会有所损失，上下安宁，可以保全河北百姓，把灾祸变成福祉，利益无穷。” 这只在于陛下一句英明决断而已。” 刘泾上奏论水利说：“臣听说，水利通常随着上天降下的雨泽一同上下流通，水利事业的广大，不言而喻。兴办、废止、缓急，似乎各有一定规律。往年以前，天下的水道没有一勺水不加以疏通，如同血脉；天下的田地没有一亩不被改造成肥沃土地，如同膏腴。谈论财利的人得到任用，兴办利事的人得到赏赐，阻碍水利的人受到责罚，可以说盛况空前。后来事业中途停顿，真伪之说纷纷出现，谈利的人感到羞耻，兴利的人厌倦，阻碍水利的人却高兴。天下水道即使有泥泾、白渠，也仍像积水道路一样；天下田地即使有黑土、红黏土，也仍像只能耕种石地一样。这难道只是百姓知道吗？即使九宸之中尊严深居的天子，也已经有所听闻了。水利和田利丰厚，是农业富足、国家政事发展的基础；而兴废不遵循规律，阻塞疏通又错失时机，这难道是先王深挖沟洫、平整阡陌的本意吗？朝廷从整顿功业、兴起停滞事务以来已经十年，小人轻率行事而败坏上天的助力，难道还少吗？然而依靠这些措施，使荒地得到治理、年成有所收获的，也不能说不多。阻挠谋议、怀有恶意的人，常常以轻率举动、增加费用作为恐吓之辞，以审慎考察、爱惜民力作为忠告，阻止一切无功之事，并借机表达排斥他人、妨害善事的私意，这是当前不可不察的。以臣任职的地区观察，万安、子路、淠三湖，广大达一万余顷，能够供养一千多个族群；可以决水，可以激流，可以兴修，可以恢复，这连普通百姓都知道。” 刚开始接连兴办时，人人都来献上有利的意见；等到停止搁置以后，人人又拿有害的话来排挤它。可见利害果真不是没有头绪，只是随着时势而升降，见风转向，借众人的口舌来作为权衡。这是臣亲眼看到的。臣亲眼看到的尚且如此，那么那些未被看见、遗失利益而错过时机的事情，哪里数得清遗憾呢？丰年安乐时，依赖天降雨泽而不勤于修治堤防，是人的常情。到了这种时候，如果奋起追求功效，那么粮食充足、力量充沛，使上面能够辅助天下、下面能够治理土地，与凶年饥岁中粮食艰难、民力衰竭、上下不能相互扶持相比，岂止相差一倍两倍呢？善于谈论财利的人，未必知道实行财利之道的精微；叔献轻率而缺少谋略，所以临事时往往不如他谈利时所说的精妙；叔献暴躁而少宽恕，所以临事时又配不上他兴利时表现出的勇气。假使朝廷选择贤能之人来辅助他，那么亶叔献也不会甘愿自认浅陋而固执己见。臣常常私下感叹，君主有治理国家的诚意，臣下有愿意治理的才干，天下又有可以治理的实际条件，三者恰好结合，譬如四时有来有往、循环不息；不幸一旦跌倒，三者就都会废弃。即使本心良善、法令美好，也只会成为漫无边际的空谈；举起大利、推动大功，又怎么能没有完全相反的祸害呢？大禹治水，如今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功业已经完成、河道已经顺畅，所以才觉得容易。” 其中的龃龉和挫折，本来就隐藏在没有说出的地方，需要用心寻究，难道可以因此枉费民力、耗费民财，把这说成是大禹德行不够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先告诫各路监司，分别划定所属的州县，让他们把所管水土的利害上报：某处可以兴修，某处可以恢复，某处可以停止，某处可以废弃；需要用钱多少、用力多少、历经多少年。由天子从中裁断是非，然后责成办理。又特别设置监司兴利赏格，用来鼓励他们向前办理；这样他们各自分管所属地区，就不得不思考以求得赏赐，也不得不担心受到惩罚，不得不畏惧。往年两浙有监司兴办水利，小人阻挠功业，动辄说没有保明监司、给予酬赏的话，而朝廷也不予采信。这样一来，又有谁肯激励属下，亲自尽力，来完成朝廷辅佐天地的心意呢？难道一兴一废果真都有固定的命数，只是有人私下忧虑吗？不是这样，而是有人不肯去做。再以召伯一堰来说，废弃堤堰、留下闸门，即使儿童也认为不利；而绘图陈述、希望一定恢复的，又不止一个人。然而至今已经拖了两年，仍这样置之不理，难道还可以希望把天下的水道疏通得像血脉一样、把天下的田地改造成膏腴吗？” 臣所说的，只是有利于农具耕作的水利；至于有利于舟船运输的水利，还没有涉及。” 陈次升上奏请求开通陈州、亳州沟河的奏状说：臣访闻陈州、亳州之间地势低平，沟河淤塞，每年都有水患，损害民田，今年尤其严重。宫中免除、减放的税租不止一半，百姓又缺乏粮食，造成的祸害不小。如果沟河开通，这种水患就可以平息。开河虽有费用，但与每年免除的租税相比，免税的数额多，而开河的费用少，所获利益非常广泛。臣私下听说，知陈州陈纮曾上奏请求开通陈州河道，元祐年间淮南转运副使黄隐也曾详细奏请开通亳州五河、说明其利害，民间颇认为便利，却没有听说施行。臣请求朝廷特地下令，将陈纮、黄隐的奏章交给各路州郡监司，迅速察看筹划；如果确实有利，就早日下达指挥开通河道，以消除百姓的灾害。翰林学士苏轼上疏说：黄河自天禧以来，旧河道逐渐淤塞，每次决口都向西流，趋向低处而已。熙宁年间在曹村决口，先帝竭尽力量堵塞它，没有成功，几年后终于在小吴决口。先帝圣明，早已知道黄河将要向西北流。如今强行堵塞，即使暂时获得眼前的安宁，很快又会决口，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不再堵塞。”

译如今都水使者王孝先竟想在北京以南开挖孙村河，企图夺取河道以恢复旧河道，这难道只是一个地方的安危，而不是天下的休戚吗？古人举行大事，尚且要谋议到庶民，做到上下意见一致，即便如此仍会有意外祸患。如今内至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外至安抚使、转运使以及外监丞，都认为旧河道地势高起，像登屋一样，工程必定不能成功，而且祸患有不可预测的地方。以至河北的官吏百姓，无论贤愚贵贱，都这样认为，只有王孝先一人认为可以兴办。臣听说从孙村到海口，旧有堤埽四十五处，役使士兵一万五千人，主管的使臣五十名，每年支用物料五百多万。自小吴决口以来，旧河道的各处堤埽都废弃不治，堤上的榆树柳树连根挖走，残余物料也卖得一干二净，官吏和役兵仅有少数留存。假使孙村工程不能夺过河道，那么官府和民间的财力就全都白费；即使侥幸恢复旧河道，四十五处堤埽都已经废坏，横流造成的灾害必定比现在加倍。王孝先当初提出建议时，完全没有提到这些。近来因舆论沸腾，才发文给北外郡丞司，说四十五处堤埽都属于北外监丞司的辖区，命令他们一面察看，一面设法支撑应付。” 他又说，趁着清点春季物料，便下令筹办。如今想要兴修四十五处已经毁坏的堤埽，准备让河水重新流经旧河道，这是空前的大工程、无法估量的费用。王孝先在最初提出建议时，就应当首先说明此事，等朝廷上下详细议论后再实行。如今王孝先竟把这项工程当作日常熟悉的事务，发令让北外监丞司一面管领承担，显然是希望事情失败后把罪责归给别人；这种欺骗蒙蔽，实在使众人震惊。其余祸患很难一一列举。但臣考察众人的意见，认为这项工程不能不停止。如果今年停止，不过是白白耗费九百万物料，徒然役使二万名兵夫工匠；如果继续兴修，那么明年应当役使数十万人，还要耗费三千多万。此外民间劳苦到了极点，变故横生，哀叹怨恨的声音足以再次招致水旱灾害。如果把三千万物料钱分作数年，在水势想要经过的地方逐步修筑堤防，增高低处、培厚单薄之处，几年之后一定会逐渐使水流安定。何苦顺从一个人的私下计谋，违背万人公认的意见，来兴办一项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处置不当之罪。臣私下看到，仁宗朝名臣欧阳修任学士时，曾有《修河议状》两篇，虽然针对的是当时的事情，但其中规划利害、处置事务的大略与今天的事很相切合，臣认为可以采用，所以冒昧抄录进呈。” 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大臣外，还以侍从近臣充作耳目，允许他们间或论奏政事，几乎没有一天空缺。如今垂帘听政以来，除了执政、台谏和开封尹外，再没有人能够进见应对，只有在迩英殿讲读时还能有机会亲近圣颜。如果又沉默不言，那就是耳目几乎废弃了。臣蒙受恩遇深重，不敢上下观望、苟且为自身谋划，谨慎地把今天进读时所说的话记录下来，进呈供圣上鉴察。臣无限恐惧，恭候治罪。苏轼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时，上奏请求开通杭州西湖说：臣听说天下各地陂湖河渠水利的兴废、成败，似乎都有一定的命数。只有圣人在上，兴利除害才容易成功而难以废弃。从前西汉末年，翟方进任丞相，开始决坏汝南鸿隙陂，父老怨恨他，歌唱说：‘毁坏鸿隙陂的是谁？是翟子威。让我们吃豆羹芋头，还是恢复鸿隙陂吧，究竟还要等谁？’说话的人指的是两只黄鹄。大概是百姓心中所希望的，便假托天意，认为有神灵下凡告诉他们。孙皓在位时，吴郡上奏说，临平湖自汉末以来因草木丛生而淤塞，如今忽然开通，老人相传说，临平湖开通，天下就会太平，孙皓把这看作自己的祥瑞。不久晋武帝由此平定吴国。由此看来，陂湖河渠这类水利长期废弃后重新开通，关系到国家兴盛的时运。” 虽然天道难以知道，但百姓心中所希望的，天一定会顺从。杭州有西湖，就像人有眉目一样，大概是不能废弃的。唐长庆年间，白居易任刺史，当时西湖灌溉田地一千多顷。到钱氏建国时，设置疏浚西湖的兵士一千人，日夜开挖疏浚。自本朝初年以来，渐渐废弃不治，水干草生，逐渐成为葑田。熙宁年间，臣任本州通判时，湖面被葑草合拢的大约只有十分之二三。到现在才十六七年之间，竟然淤塞了一半。父老都说，十年以来，水浅葑草横生，像云彩遮满天空一样，很快就会填满。再过二十年，就没有西湖了。假使杭州没有西湖，就像人失去了眉目，哪里还像一个人呢？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西湖有五项不可废弃的理由。天禧年间，前宰相王钦若首先上奏把西湖作为放生池，禁止捕捞鱼鸟，为君主祈求福佑。从那以后，每年四月八日，郡中数万人聚集在湖上，所放生的飞禽水族以百万计，全都向西北叩首，仰望祝愿皇帝享有千万岁寿命。如果一天淤塞干涸，使蛟龙鱼鳖都成为车辙中的鲋鱼，臣子坐视不管，又怎么忍心呢？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一条理由。” 杭州建州本是江海旧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自唐代李泌开始引西湖水开凿六井，百姓才有足够的水用，井邑日益富庶，城中百万生民都依靠它获得饮食。如今西湖变窄变浅，六井逐渐损坏；如果二十年后全都变成葑田，全城百姓又要饮用咸苦之水，势必自行消耗离散。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二条理由。白居易所作《西湖石函记》说：‘放水灌田，水位每下降一寸，可以灌溉十五顷；每经过一刻时辰，可以灌溉五十顷。如果蓄水、泄水及时，靠近河流的一千顷田地就可以没有凶年。’如今虽达不到一千顷，但下湖数十里之间，茭白、菱角、谷米的收获也不可估量。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三条理由。西湖水深而宽阔，运河就可以从湖水中取得足够的水。如果湖水不足，就必须依靠江潮。潮水经过之处泥沙浑浊，一石水中取不出五斗清水；每三年就要调发兵夫十多万人施工，开挖疏浚，而河道经过市井，长达十多里，官吏士卒扰害百姓，泥水狼藉，给居民造成极大的祸患。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四条理由。天下酒务的兴盛，没有比杭州更好的了。每年酒税二十多万缗，而水泉的使用依赖西湖供给。”

译如果西湖逐渐变浅变窄，水量不能满足沟渠需要，就应当劳烦百姓到远处取山泉，每年耗费不会少于二十万工。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五条理由。臣以侍从身份承受皇帝宠任，亲眼看到西湖正逐渐走向必然废弃，面对五项不可废弃的忧患，哪里能够苟且安度岁月而不承担责任，置之不理呢？于是已经派官员丈量湖上的葑田，估计有二十五万多丈，估算需要二十多万工。近来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因为本路饥荒，特别放宽转运司上供的粮额五十多万石，又出卖常平米数十万石，并约束各路不征收以五谷折纳的税钱。东南百姓因此得以活命的不可胜数。如今又特别赐给本路度牒三百道，而杭州独得一百道。臣谨遵圣意，提高价格招募百姓买入粮食，降低价格卖出以救济饥民，增减折耗后仍得到钱粮约一万多贯石。臣便用这些钱粮招募百姓开湖，估计可以取得十万工。从本月二十八日开工以来，农民父老纵观工程，叹息说，两位圣上既然舍弃利益给百姓，使这一方百姓活命，又把剩余的钱粮用于兴复长期废弃而利益无穷的水利，使数千人能够靠劳动养活自己，度过这场凶年，感动得有人流下眼泪。” 臣恭敬地看到民情如此，但钱粮有限，招募的人还不够广，葑草合拢的地方仍剩下一大半。如果后来没有接续工程，那么前面的功劳又会被废弃，实在令人痛惜。如果再得到度牒一百道，那么一次招募百姓就能全部清除干净，不再留下后患。恭请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稍加详察，考察臣所论《西湖五不可废状》，其中利害十分明显，特请圣上裁断，另赐臣度牒五十道，并命转运司、提刑司在先前赐给各州的二百度牒中，核查赈济支用后尚未用尽的，再拨出五十道的价钱给臣，合计成为一百度，使臣能够尽力完成志愿。半年之内，便可亲眼看到西湖恢复唐代旧貌，周围三十里，以山为岸；那时农民父老与飞禽水族一同沐浴圣恩，永无穷尽。臣无法抑制自己的愿望，谨录奏闻，恭候敕旨。” 苏轼又上奏说：“熙宁年间臣任杭州通判时，父老都说运河淤塞令人苦恼，通常三五年就要开挖疏浚一次。不仅劳累兵民，而且运河从州府前一直到北郭，穿过市集街巷，长达十四五里。每当将要开工，市肆骚动，公私都不得安宁。从胥吏、壕砦、兵级等人都能恐吓勒索住户，有的说应当在某处堆土，有的说要在某处经过泥水，于是居民都担心失去生计。他们得到重贿后，又转到别处。等工程完成，房廊邸舍被践踏得一片狼藉，园圃空地通常都堆成土丘，积雨冲刷后又流入河中。居民的苦患很难一一列举。如果三五年不疏浚，公私交通就会堵塞，只剩下很浅的水面，几百斛的船只行驶其间，人和牛都用尽力气，走一步像走千里。即使监司奉使命出行，也有几天不能出城郭。询问运河频繁开挖、屡次淤塞的原因，都说龙山、浙江之间泥沙浑浊，积存稍久就达到四五尺，这是地势所造成的，不足为怪。”不久，整编捍江兵士和各色厢军，得到一千人，在七月之内开挖疏浚茆山、盐桥两条河，各十多里，都有八尺深的水。从此公私船只通行便利，三十年以来开河从没有像这次这样深而畅快的。” 然而潮水每天到来，淤塞仍和从前一样，那么三五年间前面的功劳又会废弃。如今在钤辖司前设置一道闸门，每逢潮水上涨就暂时关闭闸门，等潮水平缓、水质清澈后再打开，这样经过市集街巷的河道就永远没有潮水淤塞、反复开挖扰民的祸患了。诏令同意了他的请求，百姓非常便利。苏轼又上奏请求察看筹划开通石门河说：臣谨按《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东游到钱塘，来到浙江，见水波险恶，于是向西走一百二十里，从狭窄处渡江。始皇帝凭天下的力量顺从自己的意愿，意愿所要达到的地方，即使凿山架桥、填海也没有难处，却唯独畏惧浙江水波险恶，不敢直接渡过。由此可知钱塘江是天下最险的地方，没有哪处能超过它。臣过去任此地通守，如今又荣幸地任郡守，二十年间亲眼见到无数人船倾覆溺亡。从温州、台州、明州、越州往来的人，都从西兴直接渡江，不经过浮山的险处，虽然有时覆舟，但还比较少见。从衢州、睦州、处州、婺州、宣州、歙州、饶州、信州以及福建路八州往来的人，都从龙山出入，沿江逆流而行；江水滩浅，必须乘潮而行。潮水从海门向东涌来，气势如雷霆；浮山耸立在江中，与鱼浦诸山相对，山势犬牙交错地伸入江中，使潮水紊乱，回旋冲激，怒势加倍。” 沙洲的位置不断移动，形状如同鬼神所为，常常在深潭中突然涌出十几里长的高地，早晚之间又重新消失。即使是水手和潜水者，也不能事先知道水的深浅，因此官船民船只能眼看着倾覆溺亡而无可奈何。老弱百姓在急流沙洲之间呼号求救，声音还没有喊完，已经被潮水卷走，过路的人只能为他们流泪。即使有勇猛强悍、敢于前往救人的人，也多是盗贼，贪图他们的财物，有时还趁机把人推入水中，能够保全自身的百不存一。除去性命损失，公私财物的损失也不知道每年总有多少千万。衢州、睦州等州人口众多而土地狭小，所产五谷不够食用，每年常从苏州、秀州漕运米粮到桐庐，再分送各郡。钱塘江两岸亿万百姓，依靠上游各州运来的薪炭生活；由于浮山险处造成覆溺、滞留，几个州的柴薪米粮常常价格昂贵。此外，衢州、婺州、睦州、歙州等州以及杭州的富阳、新城二县，公私食盐都从杭州、秀州各盐场取得；由于浮山险处造成覆溺、滞留，官府支付的脚钱非常丰厚。其中损失的物资以及借助风水之名进行侵盗的，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是其中最大的危害。其余公私利害，不能仓促用一两件事列举完。臣恭敬地看到，宣德郎、前权知信州军州事侯临，因为把生母安葬在杭州南面的荡地，往来江边，观察地形，访问父老，又向船夫询问，反复研究，完全掌握了实际情况。”

译他的建议是：从浙江上游名叫石门的地方，沿山向东，或利用盐碱荒废之地，开凿成运河，引浙江水和山谷诸水，共二十二里有余，使其通到江边。又沿江修筑堤岸，潮水冲击的地方用石料，不受潮水冲击的地方用竹木，共八里有余，通到龙山的大慈浦。从大慈浦向北转弯，到达小岭山下，凿穿山岭六十五丈，通到山岭东面的旧河道。利用旧河道稍加疏浚治理，向东南行进四里有余，通到现在龙山的运河，从而避开浮山的险处。估计需要钱十五万贯，使用捍江兵和各郡厢军三千人，两年可以完工。臣与前任转运使叶温叟、转运判官张璹亲自前往察看，都与侯临所说相同。福建、两浙的士人百姓听说臣和侯临想奏请开通这条河，万众一口同声认为这是最大而无穷的利益。臣即使想不说，也已经被众议所迫，势不能再沉默。臣听父老说，章献皇后临朝听政时，因为江水有皇天荡的险处，曾从宫中拿出数十万贯钱，修筑长芦，建起僧舍，用来救助溺水者。又看到先帝因为长淮的险处，赐钱十万贯、米十万石，调发夫役九万二千人，开凿龟山河。” 如今浮山的险处，不只是长芦、龟山可以相比，而两位圣上仁慈，视百姓如同自己受伤，一定会愿意拿出十五万缗来铲平这个长期存在的险患。臣冒死谨慎地上呈侯临所陈开凿石门河利害事状一份，以及臣所派观察推官董华根据侯临意见撰写的奏说、估算工程和物料及所需钱财物料的事状一份，连同地图一幅。伏乞陛下将这些交付三省审阅详察，或者召侯临到三省当面加以询问；仍请求下达本路监司，或者另行特派官员共同察看。如果臣和侯临所说不虚，请朝廷筹划，拨赐钱物施行。臣观察古今重大事务，难的不只是知道，难的也不只是说，关键在于使它成功。侯临的才干，众人都知道。臣认为这条河如果没有侯临就不能成功。恭请陛下特别询问身边的近臣，其中一定有了解侯临的人，请专门派侯临监督这项工程。不仅可以救活无穷的性命，保全无法估量的财物，又能使几个州的柴薪米粮流通，田野市井歌颂圣恩，子孙后代永远不会忘记。臣无限祈愿，谨录奏闻，恭候敕旨。”}], 苏轼任翰林学士承旨时，又上奏说：“臣私下听说，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吴中本是江海、太湖的旧地，是鱼龙居住的地方；当地百姓却同水争夺一尺一寸的土地，所以常常遭受水患。这大概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能再靠人力疏浚治理了。这恐怕不对。臣到吴中已有两年，虽然雨水较多，却也没有达到过分的程度，而苏州、湖州、常州三州却都发生大水，损害庄稼达到十之七八。今年虽然淫雨超过常态，三州的水终于汇合成一片，太湖、松江和大海茫茫相连，已经无法分辨；这大概是因为积水两年不退，不是今年积累的雨水单独造成的。父老都说，这种灾患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不过四五十年罢了；但近年尤其严重，大概是人事方面长期不修治造成的，不能只归罪于天时。三吴的水汇聚成太湖，太湖水溢出成为松江，经由松江流入大海。海水每天涨潮两次，潮水混浊而江水清澈；潮水常常想把江道淤塞，江水清澈而流速快，随即把泥沙冲刷掉，所以海口常年畅通，吴中因此少有水患。从前苏州以东，官府和民间的船只都用篙撑行，没有靠陆路拖挽的；古人不是不知道修筑拖挽道路可以使松江通海，而是因为太湖的咽喉所在，不敢把它堵塞。自庆历以来，松江开始大规模修筑拖挽道路，建造长桥，在水中竖立千根桥柱，按理说不应当太妨碍水流；但夏秋涨水时，桥上的水常常高出一尺多，何况用十里堆积的石块、壅塞的泥土筑成拖挽道路呢？” 自从长桥和拖挽道路建成以后，官府和民间的漕运都感到便利，天天修缮，始终不停，松江的水流才开始艰涩阻滞，不能畅快流动。江水流得不快，软弱缓慢而没有力量，海中的泥沙就随着潮水上涨，日积月累不停，因此海口被淤埋，吴中水患增多。近来议论的人只想征发百姓疏浚海口，却不知道江水流通艰涩，即使暂时疏通畅快，不过一年多，泥沙又会重新堆积，水患仍旧如前。如今要治理根本，长桥和拖挽道路固然不能拆除，只有在旧桥外另行凿开拖挽道路，另建一千座桥；每座桥的桥孔各宽二丈，一千座桥合计二千丈，使松江水道应当流得更加迅急，然后官府和民间共同出力疏浚海口。海口疏浚以后，江水有了力量，泥沙就不会再积聚，水患可以减轻。臣所听到的大致如此，但还没有得到详细情况。过去听说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精通水利学，所以召来询问。他拿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并且口头陈述其中的曲折情形，那么臣所说的只得到其中十二三成罢了。臣同懂得水利的人一起考察讨论他的书，认为或许可以施行，谨抄写一份连同原书进呈。伏望圣上慈悲，深切考虑两浙的富庶；国家所依赖的，是每年漕运到京城的米一百五十万石，其他供给财赋的数目更不可尽数。然而十年中有九年水涝，官府和民间都日益凋敝，实在令人怜悯。” 请求把臣所说的话和单锷的书下发下去，委托本路监司亲自巡行考察，或者派遣精明能干、懂得水利的官吏，核实他的意见，绘图上奏利害。臣不胜区区之心，谨记录奏闻。恭候敕旨。苏轼又把单锷《吴中水利书》录写进呈，书中说：“臣私下观察，三州的水患，持续为害已经很久；同旧日赋税收入相比，通常减少了十分之五六。若按年月来计算，水患危害三州，已经超过五十年了。所谓三州，就是苏州、常州、湖州。朝廷屡次责令监司，监司每每督促州县，又间或派出使者，寻访考察旧有水道，要求他们讲明利害的根源。然而西州的官员，想求得东州的利益，眼睛从未亲自遍览地势高下，耳朵也从未详细听闻水流的来源。州县官员害怕经营办理，百姓厌倦出力。于是有人说：‘水患是天命。’巡行考察的人驾着小船在一片汪洋的水泽中，只觉得茫然无措，仿佛盲人摸索道路，便认为水患无法治理。偶尔有忠于国家、关心百姓的人，深入探求并竭力研究，但也有只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只知道末节而不知道根本、对这里详尽而对那里略过的。因此有人说：‘三州的水都汇注到震泽，震泽的水向东流入松江，再由松江流到大海。’自庆历以来，吴江修筑长堤，横截江流，从此震泽的水经常泛滥而不能排泄，以至于淹灌三州的田地。这是只知道一面的人。”

译又有人说：“从宜兴向西，溧阳县上游有五座堰，是古代用来调节宣歙、金陵、九阳江各处水流的。水流由分水、银林两堰直趋太平州芜湖。后来商人从宣歙贩运木材，向东进入两浙，把五堰视为阻碍，于是彼此谋划，欺骗官府，设法废掉五堰。五堰废除以后，宣歙、金陵、九阳江的水，若遇五六月山洪暴涨，就都流入宜兴的荆溪，再由荆溪进入震泽。这样，上游三州的水便向东灌入苏州、常州、湖州。”这也是只知道一面罢了。又有人说：“宜兴有百渎，是古代用来排泄荆溪的水、向东流入震泽的。如今已经淤塞，只剩下四十九条。疏通这百渎，宜兴的水患自然就没有了。”这也是只知道一面。三种说法都没有相互参究，既然没有详细考察攻治，就很容易被驳倒。臣单锷看这些水道的形势，从西边的五堰到东边的吴江岸，犹如同一个人的身体：五堰是头，荆溪是咽喉，百渎是心，震泽是腹，旁通太湖的许多水道是经脉和众窍，吴江是脚。” 如今上游废掉五堰的险要，使宣歙、池州、九阳江的水不能流入芜湖，反而向东汇入震泽；下游又有吴江岸的阻挡，使震泽的水积聚而不能排泄。这就好比有人被铐住双手、捆住双脚，又堵塞全身众多孔窍，却不断把水灌进他的口中；水灌个不停，腹部胀满而气息断绝，旁观者却安然自若，还不说他已经死了。如今不治理吴江岸，不疏通各条水道，以排泄震泽的水，就好比给人灌水，却不解开他的手铐和脚镣，不除去堵塞孔窍的绳缚，只安然旁观，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然而百渎并非不能治理，五堰并非不能恢复，吴江岸也并非不能拆除。只是治理有先后，而且在吴江岸修筑以前，五堰已经废弃很久，但三州田地十年中还可有五六年收成，五堰还没有成为大患。自吴江修筑堤岸以后，十年中竟有八九年没有收成。若想取得确实证据，查阅三州每年赋税收入的数目就能看出来。再以宜兴百渎来说，古代是用它排泄西来诸水，使之流入震泽，最终归入大海。震泽本来承纳并排出众水；如今只能承纳而不能排出。臣单锷私下考察熙宁八年，当时虽逢大旱，但连接百渎的田地全都成了鱼游鳖居之地，可见地势低洼污湿到了极点。” 那些田地离百渎并不很远，可当时田里的禾苗也都旱死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百渎以及旁边挖通的小港、小渎，多年没有遇到旱灾，已经全被泥沙淤塞，与平地没有区别了。虽然离震泽很近，百姓却无力私自疏通；当时官府又没有留心疏导，禾苗最终只能枯死。自熙宁八年至今十四年间，那些田地始终没有可以耕种的日子，年年因水涝诉苦，百姓更加憔悴。过去嘉祐年间，县尉阮洪深明宜兴水利。当时吴中水患严重，阮洪多次上书监司，请求疏通百渎；监司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召集依靠田利为生的百姓出工，疏导四十九条水道，那一年获得大丰收。这就是百渎作用的明证，无论水旱，每年都不可不疏通。宜兴受益的不只是百渎：东面有蠡河横贯荆溪，东北通向湛渎，东南连接罨画溪，这是从前范蠡所开凿的；宜兴西面的蠡运河也都用古代贤人的名字命名。蠡河遇到大旱便浅而淤积，中等旱情时还可通流；又有孟泾排泄滆湖的水进入震泽，其他沟渠淤塞的情况，名称多得不能一一列举。吴江岸处在吴松江与震泽之间，堤岸东面是江，西面是震泽，江的东面就是大海。”},{ 百川没有不流向大海的。自西面五堰以上，各条河流经荆溪流入震泽，再汇入江中，由江流归入大海；大地向东南倾斜，水势本来就是如此。庆历二年，为便利粮运，筑起北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结果震泽的水经常泛滥而不能排泄，淹灌三州的田地。每到五六月间水流湍急的时候，可以看到吴江岸东的水面常常较低，而岸西的水不低一二尺，这就是堤岸阻水的明显痕迹。又看见江尾与海相接的地方，污泥淤积，茭草芦苇丛生，沙泥涨塞。江岸以东自从筑堤以来，沙土淤涨成了一个村庄；过去这里是湍流奔涌之地，如今却成了百姓居住、耕田、种桑枣和经营场圃的地方。吴江县因此每年增加的旧赋税并不少。然而增加一个县的赋税，反而损失三州的赋税，不知要多出几百倍呢？过去江尾没有茭草芦苇堵塞水流，如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因为未筑堤以前，水源和河流向东流下，水势湍急；筑堤以后，水势迟缓，无法冲刷泥沙，于是泥沙越积越多，茭草芦苇也生长起来。茭草芦苇一生长，水道就变窄；水道变窄，水流就排泄不畅。即使想让震泽的水不积聚，又怎么可能做到呢？如今要排泄震泽的水，没有比先开通江尾茭草芦苇生长的地方更好的办法。应迁走沙村的居民，运走淤涨的泥沙；然后在吴江岸开凿土地，建造一千座木桥，以便通行粮运。每座桥用耐水木材作桥防两条，每条长二丈五尺；横梁三条，每条长六尺；桥柱六条，每条长二丈。除去首尾桥台所占的部分，可得到二丈多宽的水道。每一里按三百六十步计算，每里建桥十座，除去桥台所占之处，可以开出二十三丈的水面；即每三十步一座桥。一千座桥共可开出二千丈水面，合计十一里四十步。随着桥下水道开通，还应清除茭草芦苇，开成港道以通水流；并在下游开通白蚬、安亭两条江，使太湖的水经华亭、青龙流入大海，这样三州的水患一定会大为减轻。常州运河以北的一侧就是江阴县，那里的地势从运河起逐渐降低。自丹阳向南至无锡，运河以北一带古来有十四条泄水入江的河道：一名孟渎，一名黄汀堰渎，一名东函港，一名北戚氏港，一名五缷堰港，一名棃溶港，一名蒋渎，一名欧渎，一名魏渎泾，一名支子港，一名蠡渎，一名牌泾【一作碑泾】；这些名称有的取自古人名，有的取自姓氏。

译过去这些河道都用来排泄各处的水，使其流入运河，并设置防门；又向北泄入江阴以下的江中。如今虽有名称，实际上大多已经废绝，现存的没有几处。两浙的粮船不过五百石，运河通常只需保持五六尺深的水，就足以承载五百石的船。应在这十四处设置石碶防门，并在每条河道的北岸先筑堤，使水受到控制而流入江中。若没有堤防，水就会泛滥而无法控制，到那时势必淹灌江阴的民田民居。熙宁年间，曾有提举沈披擅自拆去五缷堰，使运河的水向北流入江中，结果损害了江阴的民田，被百姓告发，于是罢免提举，也曾因此获罪。他起初想借此获利，结果恰恰造成危害，这是没有通晓古人的智慧，以至于坏了事情。近来我切见钱塘进士余黙，两次进言三州水利，只能详细陈述工程用力等琐碎事项，却完全不知道根本和末节。只有他说到在常州运河晋陵至无锡之间的十四处设置防门，使水向北泄入江阴的大江；即使三岁小孩也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利。然而余黙虽然能够谈论防门之事，这正合于我的鄙陋方案；但如果没有法度来控制流入江中的水，实行起来，难道又岂止会成为第二个沈披吗？又看见主簿张寔进状说吴江岸造成阻水之患，泾、函不能通行。他说的情况固然如此，但虽然提到吴江岸，却没有说明治理水患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古代所开凿的泾、函在运河底下，以长木设置防护，中间安装铜轮，借水流冲击之力运行，连水草也可以割除；置于运河底下，暗中引水入江。如今常州有以东西函为名的地方，就是这种水道。治平年间，提刑元积中开凿运河时，曾经发现函管，但看到函管内部全是泥沙，认为所需工程力量很大，不容易恢复，于是停止了。如今应先开凿江、湖、海的旧河道，疏通淤塞之处，使积水排出；日后再治理函管才可以。如果尚未开通旧河道就先治理函管，这是只知道末节而不知道根本。常州运河以北一带都是江阴低洼的田地，常常苦于积水，难以耕种。如今在河上设置防门，在河下筑堤防，使水能够流入江中，百姓因此可以沿河堤把地开成田，这就等于同时治理了泄水和兴田的两端。宜兴县西面有夹苎干渎，位于金坛、宜兴、武进三县交界处：向东到滆湖和武进县界，向西南到宜兴，向北到金坛，通连长塘湖；西面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的水，直流入宜兴的荆溪。夹苎干大概也是古人用来使长塘湖向东泄入滆湖，并使滆湖的水流入大吴渎、塘口渎、白鱼湾、高梅渎四条河道以及白鹤溪，再向北进入常州运河；由运河流入十四条港道，向北汇入大江。如今这十四条港道都只是有名无实。历来有懂得水利便利的人向朝廷献议，想依照古制开通它们，使水向北流入运河，注入大江；但从滆湖、长塘湖两端各开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当地田户，而且都是不懂水利利害的豪民。他们担心开凿会损害自己的田地，便暗中勾结胥吏，使工程一再受阻，不能实行。元丰年间，金坛县令曾长官上奏请求开通，朝廷又下达指挥，委托江东、两浙两路的监司调查规划，并让附近县的官员察看；结果又被那些豪民设法阻挠，未能实行。如果开通夹苎干渎，使水流通畅，那么西面各州流入震泽的水就能削弱水势，对三州田地大有好处。熙宁八年，我正逢大旱，仔细看到震泽水位退去数里，清泉乡的湖水也干涸数里；那一带到处有过去的坟墓、街道、水井和枯树根，分布在数里之间，这才确实知道那里过去是民田，如今却成了太湖。太湖就是震泽。由此推想，太湖比过去宽广得多；过去说有三万六千顷，自从修筑吴江岸、堵塞各条港渎，积水不能排泄以后，又不知扩大了多少顷。锷又曾见低洼的田地，过去人们争着购买，如今人们争着抛弃；这是因为多年积水，十年中难有一年成熟，徒然积累虚欠的税额。若遇到连续多年歉收，就会饥饿，成为乞丐和饿殍；有人卖掉妻子儿女来偿纳王租，有人放弃田地、舍弃房屋而逃亡欠税。至于酒坊处在水乡，酒卖不出去，因而破败倒闭的，近年来尤其多，都是因为水患伤害低洼田地、田地没有收成的缘故。锷又曾到下乡游历，仔细看到陂塘之间也有很多坟墓，如今都成了鱼鳖的居所。况且古代安葬人，若不在高山，就在平原陆地之间，难道会专门葬在水穴中，使死者处于危险吗？我曾在水穴中发现唐代的墓志铭，至今还保存着。由此可知，那里过去是高地，如今却成了污浊的沼泽；今天的水不能像古代那样排泄。熙宁年间，捡正张谔曾命属吏殿丞刘慤察看苏州、秀州海口各处浦渎的沙泥淤塞情况，准备疏浚开凿，以使水流畅通。刘慤察看后回来报告，认为如果开通海口各浦，东风会把海水倒灌进来，反而会淹灌民田。张谔对刘慤说：“大地向东南倾斜，百川归海，古人开通各处海浦，正是为了使百川流通。如果反而会灌入民田，古人为什么要设置这些浦道呢？百川向东流有常态，向西流只是偶尔；即使因东风而导致向西流，风一停，水流也会重新归入大海，这是水势本来如此。凡是江、湖各处浦港的水势也都一样。”刘慤虽然相信确实如此，但仍有自己的说法：过去察看各浦时没有倒灌之患，如今却出现了，这是因为过去没有吴江岸的阻隔；各浦即使暂时有泥沙淤塞，百川水流仍然湍急浩大，泥沙自然会被冲刷，随水流向下游。如今吴江岸阻断了水流，百川水势湍急之流变得缓慢；水流缓慢，水势就难以冲刷泥沙，即使今天开通，明天也会重新淤合。又听说秀州青龙镇入海的各条浦道，古代设有七十二道防。古人认为七十二防曲折迂回，其中一定有深意：水随着地势向东倾斜而流入大海，即使曲折迂回，也不会妨碍向东流；若遇东风吹动海潮倒灌，水流便会在曲折处回旋激荡，泥沙就不会深入内地。后人不明白古人的用意，把这些水道全都改直，所以一旦遇到东风海潮倒灌，泥沙便会随着水流直冲上来，再也没有阻挡。凡是临近江、湖、海的各条港浦，水势都如此。所谓“今天开通，明天又淤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海浦过去那种曲折迂回的形势，不可不恢复。利害关系已经迫在眉睫，只是人们有所不知。如今要排泄三州的水，应先开通江尾，清除泥沙，迁走茭草丛生地和沙地上的居民；其次疏浚吴江岸，改建千座桥；再次在常州运河十四处设置防门、石碶和堤防，控制水流入江；最后疏导临江、临湖、临海各县的一切港渎，并开通茜泾。水排泄出去以后，才可以诱导百姓筑堤围田。

译过去郏亶曾想让百姓在深水之中叠土筑成田围。水在地中流行，积水还没有排泄，就先筑成田围，反而使水道变窄；到了春夏水流湍急浩大之时，水就会涌到田围上，不仅毁坏田围，还会淹没房屋。这实在是极不明智。请求朝廷下达指挥给两浙转运司，选择有才智、有能力、熟悉事务的官员，分派到各县办理，那么不超过几个月，工程就可以完成。至于修建桥梁、疏通河港、设置防门的有利办法和制度，这里不必拘泥于逐条说明。如今绘制的三州江湖溪海图一册，只能看出大概，港渎的名称也只标出一两部分。若想了解详细情况，不如命苏州、常州、湖州各县分别绘制溪河沟港图一册，并注明某河、某渎通向某县某处；等全部上报后，合并成为一图，那么细微详尽之处就如同呈现在手掌之间一样清楚。锷又看见秀州青龙镇有一条安亭江，从吴江向东直到青龙，再由青龙泄水入海。过去因为监司察看时担心商税流失，便堵塞了这条江。它原本通达华亭和青龙。截留商税，对国家能有多少利益呢？堵塞湍急水流，实际造成的危害却很大。何况筹措商税并不是难事。我私下听说，近来华亭、青龙的民户相互结伴上陈状，愿意出钱请求开通安亭江；现有诉状还在本县官吏那里，却没有得到办理。近来又查访得知，宜兴西面的滆湖有两条河道：一条名叫白鱼湾，一条名叫大吴渎，泄滆湖的水进入运河，再由运河经过十四处防门流入江中。这两条河道在塘口渎以南；另有一条河道名叫高梅渎，也泄滆湖的水进入运河，再由运河流经防门，在大吴渎以南入江。近来听说苏州王觌奏请开通海口各浦，锷切实认为海口各浦不应单独开通。如今开通后不到一天，若遇东风，泥沙就又会淤合。曾看《考工记》说：“善于开沟的人，水会冲蚀沟道；善于筑堤的人，水会漫浸堤防。”这是说上游水流湍急，泥沙自然会被下游水流冲刷掉。如今如果等到开通江尾、疏浚吴江岸建桥时，再与海口各浦同时施工，那么上游水流向东而下，自然会冲走各浦的沙泥。凡是想疏通水道，必须从下游向上游进行：先治理下游，上游的水就没有不流下来的；若先治理上游，水都会奔向下游，把下游尚未治理的水道冲毁，就无法施工，这是形势和道理决定的。因此如今治理三州水患，必须先从江尾、海口各浦开始，疏浚吴江岸并设置常州十四处防门，筑堤控制水流入江；这两处分别泄除吴江一带积水，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然而锷考察三州各条沟渎，认为不必全部依靠官钱，因为三州百姓困苦已久，人人都愿意开通水道，所以其中一半可以借助食利户出力。现在略举一两项：如开通江尾、疏浚吴江岸建桥、迁走吴江岸以东一村的居民，把土地恢复为过去的江道，设置十四处防门，并筑十四条堤来控制水流入江，开通夹苎干、白鹤溪、白鱼湾、大吴渎、塘口渎、宜兴东蠡河，这些工程非官钱不可开办。至于宜兴的横塘、百渎，苏州的海口各浦、安亭江，江阴的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兴的塘头渎，以及各县凡有从右侧泄水的沟、港、浜、渎，都可以借助食利户的力量。最好先下令三州及各县，抄录各道江、湖、海所有自古有名的港、渎、沟、浜，并提供丈尺、材料、工程和费用的估算，分别注明属于官钱还是食利户的私人力量，规定施工日期，约定同日开凿、同日疏放。如果放水有先有后，上游水流就会奔涌向东，冲毁下游尚未完工的沟港，所以必须同日开闸放水。有人说，过去郏亶创建望亭、吕城、奔牛三座堰，是因为丹阳以下直到无锡、苏州一带地势向东倾斜，古人修建三堰，是担心运河的水向东流下而无法控制，所以用堰来节制水流，以便通行漕运。熙宁、治平年间废去了望亭、吕城两座堰，却也没有妨碍纲运，这是为什么呢？锷说：过去太湖和西面流来的各处水流没有受到吴江岸阻隔，而且一切都与江、湖、海相通，旧有河道从未淤塞，所以过去常常担心运河的水泄漏到江湖之间，因而设置堰来节制。如今自庆历以来，筑置吴江岸，堵塞各条港浦，三州的水因此经常泛滥而不能排泄；两座堰即使废弃，水也经常泛滥流走，所以堰废并没有造成危害。现在如果排泄江湖之水，两座堰尤其应该先恢复；不恢复，运河将要干涸，粮运也无法通行，这是明白无疑的利害关系。又如宜兴修建市桥、废去西津堰，大概是嘉祐年间县尉阮洪上言，监司就在长桥东面的市区内修建一座桥，使运河南通荆溪。刚开凿市街时，发现过去的桥柱还存在地下，众人都说古代曾在这里建桥。运河西口又有古代的西津堰，如今已经废弃很久了。况且古人废桥、设置堰，是为了防止运河的水泄漏；如今却设置桥、废去堰，以便沟通荆溪，于是溪水经常倒灌进入运河。今天的做法同古代相比，为什么利害完全相反呢？锷认为，古代没有吴江岸，众水不积，运河的地势高于荆溪，所以堵塞桥道、设置堰来防止运河水泄漏。如今由于吴江岸阻隔，众水积聚并经常泛滥倒灌入运河，所以修建桥、废去堰，只看到了好处，却没有看到危害。如今如果治理吴江岸，排泄各处积水，为了再次防止运河水泄漏，应当在北门以外再修建一座堰；事情的利害大致就是这样。又有人说：我仔细观察各县高原陆地乡间，都有塘圩，有的三百亩，有的五百亩为一圩；古人设置它们，是为了蓄积水以灌溉民田。如今看来，塘外到处是水，塘内却从来没有蓄水，也从未种植禾苗，只是放牧牛羊、畜养鸭鹅罢了。这样的塘圩修来有什么用呢？锷说：塘作为塘，就如同堰作为堰一样。过去设置塘来蓄水，以防旱年；如今三州的水长期泛滥而不能排泄，塘便成为设置在那里却没有用处的地方。若决开吴江岸，排泄三州的水，那么塘也不能不重新开通，以蓄积各处水流；这和堰不可不恢复是同样的道理，也是明白无疑的利害关系。

译如果堰和塘没有益处，那么古人为什么要修建它们呢？古代贤人君子以大智慧经营治理，无不除去祸害、兴办有利之事，所考虑的都在常人尚未想到之处。后人谋略浅陋、见识片面，不能通晓古人的大智慧，反而颠倒附会、任意穿凿，只看见它的危害，却看不见它的好处。像吴江岸，人们只知道它便于粮运，却不知道它阻遏三州的水，反而把它当作有利之举。又像废去青龙江、安亭江，人们只知道这样可以不让商旅税收漏失，却不知道反而会使水道变窄，阻遏百川。如今的人之所以违背古人，大都是这样。锷仔细察看无锡县城内运河的南侧，有一座小桥；从桥向南下行，有一条小渎，渎水向南通入梁溪，渎上有一座小堰，名叫单将军堰。从桥到梁溪，这条渎不超过百步；虽然有堰，也不能通行船筏。梁溪又连接太湖。过去之所以修建这座堰，是担心运河的水泄漏。熙宁八年，这一年大旱，运河都干涸，船只无法通行。当时锷从武林经过无锡，因而看到将军堰既不能通行船筏，却开通了这条小渎；古人难道会没有用意吗？于是我对县令焦千之说：“如今运河不能通行船只，我仔细看到将军堰连接运河，距离梁溪不到百步。古人设置这座堰和这条渎，意思是想取梁溪的水来灌注运河。” 焦千之起初认为锷的话很狂妄，最后却认为确实有道理，于是率领百姓用四十二辆车把梁溪的水运来灌注运河。五天后河水便流通了，船只可以往来。由此可知，古人经营规划利害关系，哪怕一条沟渎也有深微的用意，而今人却不明白。曾经见到苏州的茜泾，过去范仲淹命工匠开通疏导它，使积水泄入大海；当时谏官不知道苏州的祸患在于积水不能排泄，都上疏说范仲淹使姑苏的水泄漏，竟把有利之事反说成有害。如今茜泾自范仲淹以后再没有开凿，也已经长期淤塞。锷关心三州水利已有三十年，每看到一条沟、一条渎，从来没有不弄清古人的深微用意；其中的曲折迂回，都不是毫无意义的。锷今天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增添、扩大一条沟或一条渎，所说的与图完全相合。如果不观察地势，明白水性，就无法看出古人的用意。现在一并把图献上，只希望执事把它上呈朝廷，那么三州困苦的百姓或许从今天起就有希望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水利 宋徽宗即位初年，左正言任伯雨在论述黄河的奏状中说：“臣私下认为，黄河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两千年了。如果凭人的力量能够制服它，使它只有利益而没有危害，那么古人早就已经这样做了，不应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世。自古以来，竭尽天下力量治理黄河的，没有比本朝更甚的；顺从众人的片面见解，想强行改变大河的水势来迁就人的意愿的，也没有比近世更严重的。臣不敢追溯太远，只说元祐末年小吴决口泛滥之事：议论者竟提出诡谲谋划和奇异办法，想建立奇功来求取优厚赏赐，不顾地势，不考虑民力，也不吝惜国用，极力主张让黄河向东流。在洪水中竖立马头，设置锯牙梢，刍草、材料、木材的耗费达到原来的百倍，强行遏制水势，使水向东流，凌空架设，甚至不只是让水流行于地面之上。不断增高堤岸、加强防护，战战兢兢地担心决口；澄清的沙和淤泥日久越积越高，一旦决溃，水又重新向北流。这并不是堤防修筑得不谨慎，而是事理和水势必然如此。过去大禹治水，不仅顺着水势让它流向自然可以通行的地方，也从来不曾不根据水势变化加以疏导，所以他所治理的河道，必定说是九河。‘九’有穷尽、究竟之意，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大禹治水用来说明河流没有固定常态，不能用人的力量强行改变它的道理。这是因为河水混浊，泥沙各占一半；流行时间一长，逐渐淤积沉淀，久而久之必然决口，水势不可能不发生变化。有时向东，有时向北，怎么能用人的力量控制呢？如今的对策，正应顺着水流所趋，宽缓地修筑堤防，约束水势，使它不至于大范围漫流。如果担心向北流的河水淤积，那么塘泊也只应依靠原有塘泊的岸边增设堤防，这才是长久之策。听说近来又有人提出让河水向东流的计策；不仅近年来灾害频繁，居民流离，公私财力空竭，百无一存，事势困窘危急，本来就不能实行；而且水从高处流向低处，湍急奔猛，决口不久，水势已经形成，也无法改变。假如兴工修筑，只会白白耗费公私财力，实在不是有利于百姓的举措，而是使国家自取困窘的办法。伏愿陛下特别降下圣明的旨意。” 大观元年，中书舍人许光疑上奏说：“臣从前在姑苏，遍访百姓和官吏，他们都说要消除水患，没有比开通江道、疏浚浦道更好的办法。太湖位于各郡之间，必须把水引导入海，然后水才有归宿。太湖距离大海之间有三条江和许多浦道。能够疏浚这些江浦，消除水患，就像翻掌一样容易。如今境内的积水，比去年减少了二尺，比前年减少了四尺，实在是由于先开通吴松江、接着疏浚八浦所取得的成效。吴地人说，开通一条江就有一条江的利益，疏浚一条浦就有一条浦的利益。希望把这件事交给本路监司，并选派熟悉水势、精明强干的官员，遍察各条江浦，详细研究利害，给他们以时间，先做好准备，然后再兴办调集民夫的工程。这样可以使公家不耗费钱财而每年供应的物资照常充足，使百姓不诉说劳苦而民间粮食不缺，这是一举而获得万世利益的事。”诏令吴择仁调查规划后上报。大观二年，都水使者吴玠上言说：“自元丰年间，小吴口决口，水向北流入御河，下游汇合西山各处水流，到清州独流砦三叉口入海。虽然深得保固水势、巩固形势的办法，但时间一久，水流侵逼塘堤，冲坏道路，啃蚀损毁城砦。臣奉诏修治堤防，抵御和防止水势上涨泛滥。然而用八尺高的堤防，处在九河的河尾，恐怕不能抵挡。如果不等到出现损坏缺口就随时增修，最终又会毁坏，使塘水与边防相通，实在不是办法。”请求下达修葺防护的命令，朝廷听从了。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书张阁上言说：“臣过去守任杭州，听说钱塘江自元丰六年泛滥以后，潮汛往来，几乎没有一年安宁。近年水势稍有改变，从海门经过赭山后，便回旋冲击岩门、白石一带的北岸，冲坏民田和盐亭监的土地，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江东距离仁和监只有三里，向北到赤岸▯口二十里；运河正从临平下塘流出，向西进入苏州、秀州。如果失去堤障防御，恐怕将来数十里肥沃平地都会被江水冲决，向下塘的田地房屋也无法自保，运河中断，还会危害漕运。”诏令立即修筑堤防。大观四年，都水使者孟昌龄提出建议，主张在大伾引导河流，并可设置永久性的浮桥。他说，河流从大伾山东面流来，直至大伾山西面才停下，过了几里才转向南方，向东转弯流过，又折向北再向东，于是又直抵大伾山东面，距离也不过十里罢了。观察地形和水势，东西两端相对，开凿很容易，相距不过十余里；而且地势低洼，可以开成河道，依傍山势可以修筑桥头。中间又有沙洲，正如河阳；如果引水穿过大伾大山以及东北面的两座小山，分成两股流过，在下游汇合，就可以利用三座山作为桥基，系住浮桥，省下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也可以减轻河朔各路的劳役。朝廷认为很好，便采纳了。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揆上言说：“黄河连续经历涨水和淤积，滩面已经升高，以致河流偏向东岸。如今如果修筑堤防，堵闭强行加固的埽工决口，费用将无法估量。况且冬季水深，难以施用人力；即使竭尽力量修堵，东堤上下二百余里也必须全部增筑，与水势争力，仍不能完全免除决口泛滥的灾患。如今漫水流经的地方，多是盐碱地和积水之地，又不冲犯州军，只经过几个县。地势迤逦延伸，环绕御河，归入黄河。应从决口上游防州一带的水堤开始，增补旧堤，接续御河东岸，与大河合拢。”朝廷听从了。乙亥日，群臣说：“大禹治水的遗迹已经湮没在数千年以前，陛下独运神智，一旦兴复疏导黄河。三山长堤盘曲坚固，横截巨大的水患，依山修成桥梁，真是天造地设，威势可以显示于南北，超过前代。每年没有解系浮桥的费用，百姓没有涉水的忧患。大功已经告成，希望再告诫有关官署，按日继月察看水势趋向，随时修筑堤防，不断加以增固。每逢涨水，水官和漕臣都要不停巡视。”诏令交给孟昌龄办理。大观六年四月，安抚使赵霖上呈平江水利方略，其中调查规划的意见说：“平江各县的地形和水势，利害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