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三

译次升论奏内侍李偁的奏疏说：「臣私下听说，陛下先前居于潜邸时，哲宗深厚地爱护兄弟手足，恩遇十分优厚。陛下忠信恭敬，从未因丝毫私事上干朝廷，实在是因为本府都门亲事官早晚开闭门户十分劳苦，才援引旧例上奏请求留用，实际只是占用其差役，并没有别的意思。这件事极其微小，有什么越分之处呢？臣僚之家尚且允许指名奏请人员随行，何况天子尊贵的弟弟，难道反而不可以吗？御药李偁竟敢凌辱、悖慢陛下，诬奏都监干请，只是不明说陛下接受了请托罢了。如今陛下继承祖宗基业，登上天子之位，难道是李偁所希望的吗？李偁却仍在禁中任职，供职于陛下左右，忠臣良士无不握腕，日夜为此忧虑。臣私下认为，古代受过刑的人不得处在君主身边，是为了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预虑不可测的灾祸。今日怎么可以安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何况李偁凌辱陛下的行迹十分明显，疑忌之心必然已经产生；内心既然不安，谋虑祸患必然更加周密。如果不及早在宫禁之中依法惩处，恐怕会开启事端，重演从前任守忠的事情。伏望圣上慈悲，体察英宗的果断，早日下令施行，以清肃宫禁，防止后患，实在是天下的福分。」 次升又奏说：「臣近来弹劾御药李偁诬奏陛下在潜邸时都监干请留用都门亲事官之事，请求依法惩处，但尚未施行。臣私下揣想，陛下的意思必定是因为李偁供职宫禁，日日在身边，不忍加罪，所以想显示恩私。虽然恩典固然可以施行，也有不应施行的时候；恩情重于大义，就不能废弃大义；大义重于恩情，就应当舍弃恩情而遵从大义。李偁从前已经有凌辱陛下的行迹，今日必然会产生疑忌之心；从前已经犯了上下名分，今日怎么能保证他没有反复不安的念头？陛下应当察觉他的奸谋，斟酌他的情节和罪行，以大义裁断，不可受私恩牵制，这样才可以成为宗庙万世长久的谋划。孔子说：『对小事不能忍让，就会造成大乱。』这句话应当作为警戒。伏望圣上慈悲，检视臣先前的奏章，早日下令施行，不要留下日后的悔恨。」 左司谏江公望请求远离便嬖近习的奏疏说：臣读《孟子》，读到戴不胜说：『您认为薛居州是善士，就让他住在君王所在之处；如果君王身边长幼尊卑都是薛居州这样的人，君王还同谁去做坏事？如果君王身边长幼尊卑都不是薛居州这样的人，君王还同谁去做好事？只有一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由此才知道，成就君主的善德，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说：『即使是缝制衣服的人、驱赶马匹的人，以及左右身边的侍从仆役，也一定要任用吉士。』由此可知，君王前后左右，即使是便嬖近习，也必须选择适当的人。君主地位尊贵、势力隆盛，即使是左右大臣，每日只见一次，有事也会公开陈说；谏官、御史，每月入对不过三四次，有事也会直言不讳。天下士人能够登上文德殿而瞻望圣颜的，万中没有一两个。他们战栗恐惧，说话仿佛不能出口，何况还能畅谈天下的利弊吗？每天早晚陪伴陛下起居办事的，无不是左右前后的便嬖近习。一旦选择不慎，奸邪谄媚、柔顺逢迎之人便会成群进入君主身边，顺承风向、迎合旨意，使君主高兴、使自己称心；君主有不想要的，他们会使之无不想要；君主有不想听的，他们会使之无不听到。早晨进献、晚上奉献，日积月累，近则侵蚀君主的性命和本性，远则改变朝廷的政事。唐代宦官仇士良曾对他的同党说：『不能让君主有闲暇，一有闲暇，他就会读书、见儒臣、接受谏言，智慧深远，减少玩好，节省游幸，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会变薄。不如用财货、鹰马、球猎、声色去侵蚀他的心，使他极尽奢侈享乐，沉溺其中不能停息；这样他必然排斥经学，不了解外面的事情，国家万般机务就都掌握在我们手中了。』这尤其说明，选择便嬖近习不慎，祸害可以发展到仇士良这种地步。臣希望陛下认真思考孟轲的话，以求得众多士人的辅佐；牢记周公的训诫，即使是身边的仆从，也一定要选用适当的人。观察仇士良与同党密谋的情形，再考察早晚侍奉在侧的便嬖近习是忠是奸，就会明白：即使财货、鹰马、球猎、声色的欲望刚在心中萌发，左右前后既没有迎合逢承的人，早晚侍奉的都是正直之人和善士，那么即使想要沉溺其中，也办不到了。说话不涉及大事而只议论小事，不涉及长远而只谈眼前，本来不是臣应当触及的范围；然而小事是大事的根基，眼前是长远的积累，深知防微杜渐的君主尤其应当警戒。陛下请仔细思考，不要忽视。钦宗靖康元年，迩英殿说书杨时论述不可再次亲近宦人的奏状说：「臣私下考察，自古以来宦人掌权，没有不留下后患的，汉、唐末年就是这样。汉代窦武、何进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因天下人的怨怒而招揽英豪，如李膺、陈蕃等人，共同起兵诛除宦官，最终却不能取胜，全都被并颈处死。唐昭宗信任亲近宦官，以至发生东宫被幽禁之事，成为历代的大祸。国家任用童贯掌握兵权，为国家制造事端二十多年，覆没军队、杀害将领，朝廷却无法得知；内外财力耗尽，而童贯私人藏积的财产，多得无法计算，导致人怨神怒，逐渐酿成今日陛下亲眼所见的祸患。陛下即位之初，应该屏退这类人，只让他们同舆夫、台隶、皂隶一样从事洒扫罢了，不可再使他们亲近。近来听说防城所仍然任用宦人提举，授给他们兵权，这是重蹈覆辙，不能再走。倘使他们的气焰一旦炽盛，后来就无法控制了。受恩宠而掌权、贪婪无度而得志的人，即使上皇晚年有所悔悟，也已经来不及挽救，不能不引以为鉴。」

译杨时又上奏说：「臣私下看见，自古以来宦人掌权，没有不留下祸患的，汉、唐末年就是这样。近年来，这些人的气焰尤其旺盛，都是因为蔡京、王黼等人首先开了祸乱的阶梯，打通关系、互相结交，借给他们重权，使他们彼此援助。侥幸进用的门路一经打开，就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童贯在外掌握兵权，梁师成在内专擅大权，操纵将相将近二十年。其余受恩宠而掌权的人，也肆意贪暴，所以人怨神怒，几乎导致国家覆亡。追究祸患的根源，都是蔡京、王黼等人造成的。陛下即位后，天下响应；过去作恶的人，被国人之手粉碎。他们投递哀词请求保命，请求寄禄官资，不必烦劳诛除，便自行暗中消亡。这看似不是人为，实在是天意，是宗庙社稷的福分，也是百姓的幸运。无论贤愚，人人都称庆。近来听说外廷大臣中，有些人心怀奸私、害怕失去权位，只顾为自身谋划而不替国家作长远考虑，又在暗中仿效蔡京、王黼的做法，秘密谋划结交，逐渐使他们重新掌权。凭陛下的英明刚断，又曾亲眼见过其中弊端，本来不应有这种事；但臣私下仍有疑虑。臣看见梁平、李彀之流仍然自若地掌握权力，气焰又炽盛起来，不知陛下是否也曾察觉其中的原因呢？臣谨按，梁平曾任大理寺、开封府承受，制造秘密案件，杀害无罪之人，不计其数，罪恶累累，人人咬牙切齿，这些都是陛下所知道的。如今却又把他调入御药院，究竟是什么意思？李彀曾主管京城监造军器，奸诈欺骗、侵吞损害，无所不为。近来兴复濠州的战役，征调数万民夫，克扣口粮，残虐之事无所不至，役夫甚至饿死、倒毙、逃亡，也多得数不清；这些事就在国都城门之外，陛下难道也没有听说吗？至于直接从元丰库取用珠子，以及把亲事官送到开封府防所之类的事情，都不经过三省，外间议论也认为全是宦官所为。旧日的作风逐渐增长，使陛下受到天下人的怀疑，关系难道还小吗？臣认为，尚书省、御史台、寺、监等各机构的百官，本来并不缺人，何苦信任这些人，驾着已经翻过的车再走它的车辙呢？像邵成章等人，有人称许他们，认为稍微贤能于同类；然而这些人即使贤能，也不可任用，只让他们服事洒扫、传达诏令就可以了。因为外廷奸臣一见宦官掌权，就会闻风观望，暗中把他们当作心腹和依靠，内外相互呼应，逐渐酿成祸灾；这不仅不利于国家，也不是对这些宦官有利。大体说来，这一类人善于窥伺别人的心意，巧妙地逢迎谄媚，逐渐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施加影响，尤其难以防范。如果不是鉴察古今，把这种事情作为深刻的警戒，天天受到浸染，最终没有不被他们迷惑的。祸乱的端倪往往从极微小处发生，渐长之势不可放任。一块小石头积累多了，也会堆成丘山，不能不谨慎。宦官和宫女造成的祸患，是古人所警戒的，明白记载在典籍中，并不是臣个人的私言。臣谨取《五代史书·宦者传》抄写进呈。伏望陛下在燕闲之时，赐览一遍，永远作为龟鉴，天下幸甚。右司谏陈公辅论述宦人蛊惑君主的奏状说：「臣听说宦官毁灭国家，由来已久。汉代自和帝以后，中官开始势盛，到灵帝、献帝时达到极点。所以袁绍诛杀常侍以满足自己的意愿，但曹操又借此机会而起，汉朝于是灭亡。唐代自明皇以后，中官开始势盛，到僖宗、昭宗时达到极点。所以崔嗣杀死军容使以泄愤，但朱温又借此机会而起，唐朝于是灭亡。大体说来，假借外部的威势和权柄，在内部攘除奸人，结果大臣更加专权，君主的权力更加卑弱。这就像用火灼烧来攻除蛀虫，蛀虫虽然尽了，木头也烧毁了。汉、唐的灭亡，都由这些人造成，难道不可悲吗！」恭敬地思考，本朝祖宗积累的德泽深厚，延续的年数本来不是汉、唐可以相比的。近年来国家长期太平，宫廷中的使令日益增多，加上财用充足，又横加恩典、滥行赏赐，遍及宦官，因此宦官由此兴盛，暗中玩弄威权，肆意作奸。即使朝士大夫痛恨他们到了极点，也曾经无法防制；后来士人百姓伏阙上书，于是引起喧哗，终于发泄多年积累的愤怒，杀死宦官二三十人。这不是朝廷命令，也没有借助他人的威权，使这类人无从肆意作怨，气势稍稍衰弱，与汉、唐不同。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实在是上天保佑我宋，延长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陛下今日本应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乘势压制这些人，不让他们重新振作。臣私下听说近来又逐渐重新任用他们，如卢公裔、王若冲、邵成章之类，就是如此。臣仰思陛下即位以来，崇尚节俭，声色、狗马、田猎、玩好，一概屏弃断绝，这些人将无从施展他们的巧术。然而大体说来，宦人蛊惑君主，决不只有一种手段。唐代仇士良说，不能让君主有闲暇；君主一有闲暇就会读书、亲近儒臣，所以他们得不到进用，恩泽也会衰减。本朝杨戬也告诫他的同党说：『你们不能让天子停止营造，我所得到的恩泽和财物，都是由于营造。』陛下看看这些人的用心，难道可以不防备吗？臣一点微薄的心意，是希望陛下鉴戒唐朝灭亡，顺应今日的天意，专门把这些人作为警戒，不让他们乘隙窥伺，改变陛下的聪明。至于进退人才，尤其不应同他们商议。孔子不替痈疽谋划，孟子不畏惧臧仓；贤人君子决不肯借助宠幸来谋求富贵。那些依附宠幸而求进的人，都是贪婪无耻、奸险放纵欲望的小人。所以从前蔡京、王黼、王安中等人，专门倚仗这些宦官来增强自己的势力，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伏望陛下对此留神，日夜思考，不要忘记小臣的这番话；这实在是宗庙社稷之福，也是天下人的幸运。

译御史中丞许翰上言说：「臣私下考察阅读典籍，自春秋以来，国家昌盛强大、世代延续长久的，只有汉和唐。至于我宋，正在建立万世基业，正是近古以来的第三个三代。汉、唐的乱亡，都因内侍而起，作为我宋的鉴戒，可以说再明白不过，因此不能不察看。汉、唐末年，天下太平日久，君主不忧虑敌国外患，安于逸乐；不亲近法家和敢于直谏的贤士，却亲昵近习。于是奸邪得以乘隙而入，兴建宫室池苑的壮丽景观，招致妖冶柔媚、奢靡惑人的声色，以遮蔽君主的明察；制造谗谄、险诐的言辞，演奏喧嚣尘俗、淫靡放荡的郑卫之音，以扰乱君主的聪明。避讳危亡之言，粉饰太平之事，使君主安逸懈怠、奢侈无忧，从而败坏他的志向。然后用扶舆骫骳之辞引导他欢喜，用忿怼耻辱之事引导他发怒，用祈求请托之事引导他施恩。他们私下窃窃议论，君主的一皱眉、一微笑，都能暗中改变君主的意旨，使国家施恩和降威的权柄潜移。于是太阿之柄，开始倒握在臣下手中了。事态逐渐发展到这一步后，各自随着时代形势的流转，相互激发而生变乱，虽然经过不同，结果都走向灭亡。东汉的始祖崇尚名节，士大夫各自坚持清议来抗争，所以到了东汉末年，忠良被杀戮，贤能被禁锢。袁绍乘天下人的愤怒而起兵诛杀宦官，此后汉朝灭亡。唐代北司本来掌握兵权，权势重大，士大夫没有人能与之抗衡，因此世间没有形成党锢之祸，而宫禁内的奴仆却势力凌驾于君主之上，幽禁、侮辱、废黜、安置，无不随心所欲。朱温乘天下人的愤怒而起兵诛杀宦官，此后唐朝灭亡。本朝北司的势力，几乎超过汉、唐，士大夫长期以来都战战兢兢。前些日子因为太学生伏阙论事，数万人不约而同地跟从，激发愤怒大声呼喊，如同上天引导他们一样。北司的势力不待诛杀便自行折损，这样袁绍就无法再施展他的谋略，朱温也没有机会增加他的暴行。这就是所谓宗庙神灵的庇佑、社稷的福分。

译《尚书》说：『上天所看到的，就是从百姓那里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就是从百姓那里听到的。』 百姓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因此，在上者采纳民众的言论，就是顺应上天；陛下对此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也不过是取法上天罢了。凡是退处听命的人，都没有可以归咎怨恨的对象，国家的制度也得以确定，这是利用一时的变化而建立万世的利益。然而议论者仍有人非难此事。从前正是因为有人专断国政，不采纳民众的意见，郁积他们的愤怒和怨恨，才发展到这一步。汉、唐末年，变乱由豪杰发起，祸患达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如今国家不过因为百姓像赤子一样哭号奔走申诉冤屈，陛下用一句话安抚他们，万姓便返回家中、心怀仁德；归附圣德难道不比前世强万万倍吗？」这就是臣向陛下祝贺的原因。臣私下过度忧虑，只担心事情平定以后，邪说动摇朝廷，哀求请托感动圣心，法律不能始终遵守，所以冒昧再次陈说。臣谨按《周官》，宦寺都隶属于冢宰，只有内小臣为上士四人。郑康成认为，这是因为特别看重其中贤能者；其余不过几十人，没有一个升到下士的。正因如此，内侍的祸患没有产生在三代以前。假使国家能够依照今日的法律世代遵守，那么内侍可以保全自身、延续祭祀，不遭受下面的诛杀；国家也因此可以垂范教化、安定治理，不在上面忧虑祸乱，内外安宁，岂不是美善吗？所以臣希望把臣的奏章下发到内省，公布为成法，永远警戒过去的错误，天下幸甚。李光请求不让内臣统领军队的札子说：臣遍观自古任用宦人的情况，没有不导致危乱的，而让他们掌握兵权尤其严重。夙沙卫在齐军后面殿后时，殖绰、郭最说：『您让宦人殿后统领国家军队，是齐国的耻辱。区区诸侯的军队，让宦人殿后，尚且认为是耻辱，何况天子的军队呢？』自童贯掌握军政二十年，将士几乎损失殆尽；他开拓边境、制造事端，使四夷取笑，终于造成今日的祸患。陛下亲身处在忧患危难之中，也可以引以为鉴了。可是谭稹、梁方平等人，都长期掌握兵柄，败坏军队、辱没国家。臣认为陛下更改这些弊政，应当像拯救陷于火灾和溺水的人一样急迫。臣听说二人又主管城壁事务，难道在仓促危急之际，士大夫果真没有值得委任的人吗？即使差遣传墨卿、王防等人提领，但由于这些宦官掌权已久，将士已经习惯，只知道服从宦官，不畏惧文武官员。何况敌人逼近边境，朝廷的一举一动无论大小都必然被敌人听闻，这不是用来壮大军威、增加士气的办法。伏望陛下出于睿断，早日斥逐他们。所有四城壁等事务，请下令由行营使司专门委任文武官员，另行增差文武臣僚共同主管。李光论梁师成的札子说：臣看见敌军入侵，索要犒军的金银，陛下以宗社和百姓为重，委屈心意请求和议；上至皇帝乘舆、服御之物，宗庙器皿，下至民间首饰，几乎都收缴殆尽，大臣和外戚亲属之家也不得不直接拿出财物，唯独没有听说宦官能够体察陛下的忧劳。近年来宦官掌权，有的增殖货利，有的营造宫室，有的开拓边境，有的进退臣僚，都能够暗中玩弄威权，厚实自己的家产；这些都是陛下耳目所及之事，臣不再一一陈说。其中专擅权力、气焰尤其凶悍的，没有比梁师成更严重的了。梁师成掌权日久，能够任意施加恩威，计算他的家产，没有人能同他相比。在这种危急时刻，唯独不在直接收取财物的名单中，臣对此深感疑惑。臣谨按，梁师成出入禁宫，超过二十年，罪恶累累，无法全部列举。正当蔡京、王黼相继掌权时，朝纲毁坏，贿赂公行，奸邪相互依附而受其驱使，忠贤受到排斥而不能进用。梁师成同他们结交，沟通内外，蒙蔽君主、引进轻浮之人，使这类人遍布朝廷内外，依仗权势，玷辱圣朝，以至海内怨声叹息，酿成今日的祸患。考察他的罪恶，早就应该诛杀。陛下刚即位时，圣政日益更新，当时的奸邪之人都知道退缩，只有梁师成仍安然处在中枢。执政大臣顾虑他狡猾多计，担心他一旦重新获得任用，便没有人敢动摇他。伏望陛下从内心果断裁决，把梁师成交给有关官司，登记没收他的家产，彻底追究奸邪罪行，以端正刑法，并借此警戒他的同党，使他们有所惩戒和改过，实在是天下的幸运。高宗时，左正言邓肃上奏说：“臣近来收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命令把臣僚所论的两章奏文送交门下后省。其中一章论说台谏的职责不可观望等待，另一章论说宦官势盛不可不加警戒。臣私下受到鼓舞，认为中兴之道正在于此。恭敬地思量，陛下即位以来所任用的黄门，与上皇时相比，只有百分之一；与渊圣时相比，只有十分之一。这说明陛下对于北司，并非没有警戒。然而小人不知自守，仍有人敢于沿袭旧日的道路。陛下既然责令臣进言，臣怎么敢默默不说？臣于本月初十日在殿下侍班，看见有一乘肩舆来到横门，群臣都惊得吐舌，没有人敢过问。臣曾派人询问，回答说：‘是内臣陈良弼。’臣认为百官都要下马，在外门下马步行进入；即使下雨泥深，泥水没过脚、淹到脚背，也从来不敢以此为劳苦，因为君臣名分不敢废弃。陈良弼是什么人，竟敢这样骄傲？即使宣和以前宦官最盛的时候，也没有听说童贯、梁师成等人敢乘肩舆随意进入横门。如今陈良弼所受的宠幸，比起童贯等人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却敢轻视朝廷，失礼到这种地步，传到天下，会损害圣德。臣私下对此非常痛心。有人说：‘陈良弼病了，不能步行。’臣认为不是这样，难道会有在横门外不能步行、到了横门内却能步行的人吗？又有人说：‘汴河长久干涸，漕运不能到达，陈良弼一出行就会使黄河水漫溢，一时的功劳不能抹杀。’臣又认为不是这样；如果仗恃功劳便忘记名分和义理，那么赵普之流也应当乘肩舆登上太祖的殿庭了。还有人说：‘恐怕是得到圣旨以后才敢这样做。’臣回答说：‘这绝没有这样的道理。朝廷的礼仪由太祖确定，陛下的孝德上承虞舜，难道会因为一个黄门而轻易改变祖宗的法度吗？’臣愚昧地伏望圣上慈悲，明正典刑，以表示惩戒；这不仅能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也能平息天下的毁谤。只请陛下留意。

译赵元镇请求抑制内侍的奏疏说：「臣前些日子在殿中奏事，恭敬地接受圣训，得知言官张致远论列士大夫中有人暗中结交内侍。陛下既震惊又愤怒，认为这种风气逐渐不可任其滋长；宣政年间的祸患流毒至今，不能不加以警戒，应当下诏开导晓谕，并命有关部门立法禁止。臣任宰辅待罪，亲自承受圣上的声音，仰见陛下不被甘言迷惑，不受近习诱导，洞察覆车的旧迹，明白知道祸患滋长的端倪；好恶一经分明，邪正自然辨别，这是帝王盛德之事。然而小人没有别的志向，只想求得进取，根本不顾惜什么；即使败坏风俗、扰乱纲纪，倡导谄佞之风，堵塞公正道路，直到造成亡国破家的祸患，也都不在意，这难道不可畏惧吗？如今虽然有所斥逐，但他们暗中活动、隐藏踪迹，外人无法知道；舆论所讥刺的事情，圣心还未明白，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种情况，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臣希望陛下大力惩治并迅速革除这种风气；与其阻挡已经形成的波流，哪里比得上彻底拔除根本呢？臣曾见齐威王封赏即墨大夫的故事，以及本朝欧阳修向仁宗皇帝上奏的事情；其中的议论和事迹都可以考查，臣谨录在前面，用来表明自己区区的顺从辅佐之意，也借此向陛下进献规戒。伏望陛下宽厚仁慈，察看臣这番忠诚恳切的心意。」 孝宗时，吏部侍郎李椿请求裁抑中贵，奏说：「臣听说，忧患先于事情发生，因此能够没有忧患；事情发生后才忧虑，对事情已经没有救助了。臣私下过度忧虑，希望在事情发生以前先加忧虑，或许可以因此免除忧患。」论宦者说：「宦者有四星，位于皇位旁边，大概主管中门的禁令、女宫的戒备，审查门闾，谨慎房室，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宦人在王朝任职，由来已久。臣看见熙宁五年诏书的条文规定：前后省内臣升转到承制、崇班、内常侍，可以推荐一个儿子，授予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内侍省东西头供奉官、殿头，可以推荐一个儿子，授予下班殿侍诸班内品，以后不得再进入内廷。内侍省所管诸班内品，每年总共允许推荐五人，其余一概照旧。内供奉官以下直到黄门，如果愿意改任外官，比照内侍省递加一等推恩。内臣各司使、副使中按规定应奏请儿子充任前班的，今后不再允许进入内廷。」臣当时上谕枢密院说：『如今宦者人数已经很多，而隶属内侍省的人又不得入内，白白断绝他们的后代，这不是仁政所取。难道不能使用三班使臣来代替他们的职事吗？』 臣由此仰见祖宗爱惜生命的德行，不惜提高等级给予推恩，以保全人的生命和后代，恩德实在深厚。臣不知道如今还是否遵守这项法令，只看见中官与陛下初即位时相比，人数逐渐增多，势力也颇为强盛。臣又见近年来有中官失火，蚕室中烧死小儿，这可见施行宫刑的房室，宦官之家都有。臣还听说蚕室中的小儿十个活不下来四五个，能少数保全生命的，难道符合祖宗爱惜生命的德行吗？臣担心这些事情是陛下所没有听闻的。臣深切认为，自古宦官势力的盛衰，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臣不敢远引汉、唐的祸患，只切近地看宣和末年，童贯等人罪恶累累，军民怨恨深入骨髓，京师百姓群起攻击宦官，被杀的人数不胜数，很快便导致靖康之祸。建炎年间，王渊结交宦官，不顾军士，于是激成苗刘的凶逆；军士请求杀死康履，并牵连他的党羽，终于导致明受之变。前面的覆辙离今天并不远，说起来令人痛心。大概宦者身体肌肤已经被毁，性情柔弱隐忍，猜疑、骄傲、嫉妒，往往不知不觉便形成。其间即使有忠直之人，也多为众人所不能容，所以彼此仿效，凭借权势浸染，互相结交、接受贿赂，以此资助和抬高自己，享用过于优厚，水陆珍味都吃厌了，侵夺百姓财物，兴建住宅，连绵占满街巷。开始时百姓畏惧他们，到了极点便憎恶他们，既畏惧又憎恶，最终就会导致百姓群起攻击他们，使国家在上面承受忧患。仰望陛下圣明神圣在上，宦者虽然逐渐强盛，百姓虽畏惧他们，却还没有十分憎恶；在这个时候加以裁制，不使他们发展到极点，就可以永远没有从前的祸患。对宦者来说，也能保全富贵并同国家长久存在，这就是臣想在事情发生以前先忧虑的原因。裁制的办法，臣希望出自圣断：设置官办蚕室，选择精通此事的人掌管。凡应当进献儿子的，须申奏并由乳母一同送入，等到恢复平安后，赐还给他的家人；如果不能生育，愿意再次进献的，听其自愿。两次进献仍不能生育，就是上天不允许了；这时便允许改任外官，以作为后代，从而杜绝暗中伤害生命的祸害。他们所接受的差使，除门禁、宫禁戒备以外，不得让他们干预人才和政事。严格禁止士大夫以及军将官员同他们交通往来，稍微遵循太祖皇帝的制度。官品较高的就补任外官。《易经》说：『君子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其中说艮卦象征阍寺：守门人止于门边，寺人止于巷内，圣人的戒示深刻而明确，不能不察。臣并非不知道进言会招来祸患，只是想到承受陛下特别的恩遇，不知如何报答，所以只有忘却自身、献身国家，希望能报答万分之一。如果臣所说的可以采纳，请求陛下颁出睿断施行。秘书少监赵汝愚请求罢免陈源添差总管一职，上奏说：“臣先前恭敬地收到中书门下省送来的录黄一道，承接枢密院十一月十八日传达的圣旨，恭奉太上皇帝圣旨：提举德寿宫陈源任应奉，确有劳绩，可以特别授予遥郡上转行两官。臣私下看到陛下天性仁孝，恭敬承受太上的慈训，兢兢业业，唯恐做得不够，所以臣仰承圣意，已经签读了这道命令。当时实在不知道陈源另外还兼有职务，现在再次收到录来的告词，后面拟定为：陈源可以特别授予永州防御使，仍任右武大夫，特别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驻扎临安府，提举德寿宫。臣私下认为，陈源是内侍，却得以参与一路军政。臣不知道这件事从哪一年开始授职，但此事体制重大，祸害的苗头不可助长，实在不是太上皇帝建炎年间诏书的本意。臣请求为陛下诵读这道诏书。臣曾读建炎三年诏书：‘自崇宁以来，内侍掌握政事，因循成习直到今天，按理应当痛加革除。从今以后，内侍不许同主管兵官交往，不许借贷、馈赠，也不许借用禁兵。’当时内侍同兵官交往、借用禁兵，尚且被认为不可；如今竟然把一路总戎的职任交给内侍，臣恐怕这不是太上皇帝防微杜渐的本意。”

译臣又想到，神宗皇帝时，起初只是让王中正、李宪稍微参与边疆事务。当时朝廷法度严明整肃，似乎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危害；但最终却因攀缘请托，酿成童贯开拓边疆的祸患，导致靖康之变。直到今天谈起这件事，仍使人痛心。陛下怎么可以看待今天的情形，认为似乎没有什么严重危害，因而忘记前日的教训呢？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施恩，特地下达指挥：除依照太上皇帝圣旨转行两官之外，所有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的职事，特予解除，以此作为万世子孙无穷的法则，从而实现太上皇帝建炎年间诏书的本意，这对宗庙社稷实在是大幸。”光宗即位后，召杨万里任秘书监。杨万里入朝应对说：“古代帝王固然有明知应由自己一人总揽权力的，也有不知道臣下会窃取权力的。大臣窃取权力，权力就在大臣手中；大将窃取权力，权力就在大将手中；外戚窃取权力，权力就在外戚手中；近臣、亲信窃取权力，权力就在近臣、亲信手中。窃取权力最难防范的，大概就是近臣、亲信吧？他们不是敢于公开窃取，而是暗中窃取。开始于暗中窃取，最终必然发展到公开窃取才会停止，难道不可害怕吗！” 宁宗庆元元年，大府寺丞吕祖俭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本朝建立国家的规模之所以能够上承唐虞三代的统纪，而远远超过汉唐，并不是凭借强大的威势和力量，也不是依靠权谋术数，只是依靠君子来巩固国本罢了。然而君子能够使国家稳固，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只是因为他们的议论和气节能够培植根本、支撑变故。国家中兴以后，追遵庆历、元祐时期的言论风气，本来足以开启绍兴年间的正论。然而自从秦桧掌权，诱导形成了坏的风气，近年安静和平的说法又败坏人心，议论和气节几乎已经消失，但立国的规模终究不可忘记。绍熙五年夏秋之交，天下人心惶惶，天意尚未悔除灾祸，大小臣子都竭尽忠诚、奋力效命；大明接续照耀，国家由危转安。陛下本来已经亲眼看见了国家赖以巩固的东西，于是下达改元诏书。开始执政时政治清明，起用忠诚正直之士，天下人心大概都在日夜盼望更新政治。可是距离今天才过了多久，人们的见闻感受却已经不同了。讲席之臣，有的因为年老而让他退休，有的因为议论政事而准许他离去；台谏官员，有的因为旧日学问和劳绩而优先升迁，有的因为处理繁难事务而补任外地。” 中批一再下达，真实意图难以明白；臣想来，陛下的心意只是想显示一切由自己独断，以防止被蒙蔽欺骗，却不知道臣下掌握的权柄已经暗中有所转移了。外廷与内廷的形势不同，君子与小人的情态也不同。左右前后的近臣，地位接近、关系亲密，善于窥伺迎合；表面上显得畏惧谨慎，阳面上好像没有别的企图，却能在升降、废置官员之间参与其事，时时进献谗说或私下助益，使事情得以施行。即使威福和权柄好像都是从皇帝那里发出，权臣暗中盗取并任意摆布，也更加难以察觉。外廷想要把话全部说出来的，大家就共同指责为偏激；外廷想要议论政事的，大家就共同指责为过分。于是列身各级官位的人，大多远避嫌疑、回避政事，很少能够明白地斟酌调和，力求处理得合乎体统，议论和气节一天天消磨衰败。平常已经难以尽抒心意，遇到缓急大事时必将失去可以依靠的人。天下是重大的事业，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正是用来维持它的。听取外朝意见以求公正，依靠君子以求稳固，这样以后才能守住国家而不致失误。如果让受宠的近臣和身边侍御之人所知所见不够深远，难道能免于徇私吗？如果不是使君主不信任外廷，近臣就没有办法独自擅长受宠。何况如今国势刚刚安定，人心仍然动摇，年成有饥馑的忧患，敌国有窥伺的迹象；信任君子尚且担心不能成功，假如又失去他们的职守，还将依靠谁呢？” 臣希望陛下鉴察本朝立国的规模，只思考总揽权纲的要道；外廷的实际情形固然应当仔细审察，内廷的奸诈欺骗尤其应当深入防范。断绝私邪的门路，使君子能够自保宠禄；开辟公正的道路，使君子能够施展心中所怀。这样以后，朝廷尊严安定，君子得以实现志向，议论和气节足以谋求推行实际政治，振兴本朝，并且可以逐步达到庆历、元祐年间的治理。臣的心意在于爱护君主，没有工夫顾虑其他，只请陛下裁断赦宥。”理宗即位，国子祭酒乔行简上奏说：“从前陛下对内廷的举动，都有禀承。小人即使有蛊惑君主、求取私利的心思，也还有所忌惮而不敢发作。如今怎么能保证小人不会萌生这种心思？陛下又怎么能保证圣心不会稍有放纵？陛下是天下之君，应当努力建立皇极，完全遵循大公，不应私下顺从小人而被他们误导。凡是做这种事的人，都是外戚姻亲和肺腑亲属，以及近习、贵幸之臣和奔走听令之徒。他们对外搜取财物，对内破坏纲纪。对上，他们用来蒙蔽君主的聪明，使天下怨谤蜂起；对下，他们用来扰乱官府的公道，混淆民间的是非曲直。若纵容而不停止，其势必然发展到借用采听所得的言论来伤害善类，制造众人的赞誉来提拔奸邪之人，借纳忠尽勤的名义来推售他们阴险、巧诈、谄佞的奸谋。” 日积月累，他们的气势会越来越盛，君主的威权将被他们窃取、玩弄，而君主自己还不知道。陛下身穿衰绖服，更应当恭敬警戒。宫廷之中，既没有什么严厉的约束；嫔妃侍御之人，又比从前多。正值春秋鼎盛的年纪，处在声色容易放纵的地方，万一在此不能自我克制，必然会使盛大德行受到严重损害。愿陛下经常加以警醒反省。” 景定四年，礼部侍郎牟子才论说董宋臣不应授押班，奏道：“臣忧患十年，本已准备老死山林，蒙陛下收召，又把臣置于禁近之列，常常遗憾自己的劳苦耗损还不足以补报君恩。如今已经数月，不敢越出职分陈述意见，是因为陛下自从改革政治以来，内安外宁，众多正直之臣都已聚集，群小奸邪全被除去，又加上农事告成，文治各项都已兴举；安守自己的职分，是臣的本分。近来朝廷中的臣子、学校里的士人，却因为内臣重新被任用，接连上章通过公车进谏，纷纷不止。臣料想陛下任用此人，不过是念及他平日供职的劳苦，想洗刷旧过而重新使用他罢了。但众臣深深忧虑，是因为可以把他过去的行为作为鉴戒，担心他旧日的作风再次出现。他们说如今宠幸他担任押班，天天在陛下左右，就好比木头里有蛀虫，蛀虫在里面而木头不知道自己已经腐朽；禾苗里有害虫，害虫在心中而禾苗不知道自己已经枯槁。即使陛下反复开导晓谕，学士大夫的疑惑终究也无法解除。臣静观这几天，众臣有的因为此事决定离职或留任，陛下下诏召见又把他们挽留。大臣们从国家大体、保全政局、爱惜贤能诸臣出发，想方设法扶持并使他们安全，没有不尽心尽力的。”

译臣私下想，君臣在一堂上共同赞叹应答之时，必然有深远的思考和果断的决策，使天下再无可议论之处，朝廷或许才可以安稳，那么老臣又有什么理由插嘴呢？然而臣伫立等待消息，却仍然没有听到这样的结果。只听说想离去的诸臣仍不肯留下，已经留下的仍未忘记离去，而舆论对在位者的普遍责备，几乎一点也不宽恕。臣认为陛下如此圣明，大臣如此勤勉地启迪开导，关于这件事的转圜、开合，本来也是很容易处理的。臣愚昧的意见，是希望陛下早作安排来防止这种局面，或许可以使整盘棋完全安稳，不再有棋子被撼动的忧虑；风雨止息，形成安宁平定的形势。这是宗庙社稷的幸运，也是百姓的福分。臣刚刚逃出陷阱，并非不想吸取教训、谨慎自保，保全晚年名节；只是深恐上负明主，下负平素的初心，所以冒昧进一言，只愿陛下幸而宽赦。” 五年，牟子才任给事中，封还李忠辅的奏章，说：“臣看见台臣论列阁长李忠辅，陛下已经根据御笔下令，使李忠辅降两官并罢职。臣由此看出圣虑深远，天断奋发，大概要彰明大公而防备后患。臣认为，成周的制度是由阉人守卫宫中门禁，由寺人掌管女宫的戒令，从未把政事权力交给他们，正是为了遏制他们侵蚀政治、危害政事的苗头。自汉代以来，恭显等人专权恣肆，朝臣侧目畏惧；既然已经让他们掌管机密要务，又怎么能禁止他们造成长久祸患、流毒惨烈呢？这是防微杜渐者应当深思的。内辖一司，历来只由小珰担任，取其服勤恭谨，容易禁制；并且任期定为三年，不使他们日积月累、声势增长，以遗害无穷。唯独董宋臣从小珰做到大官，二十年间一直兼领此职之权，倾覆内外，任意作奸牟利，至今仍为公论所罪。因此每逢授官，人们便交相攻击。李忠辅是他所荐举的人，正依托这个职位，把它作为自己的凭借。他一切奸邪犯法、欺上行私的事情，都是受董宋臣教唆；而李忠辅新近进用、气势正盛，手段更加深险，危害更加猛烈，大肆施行威福，动辄声称奉圣旨，帅司、漕司两部门都谨慎奉行。” 他妄自罗织罪名，使人家破产亡，往往死于非命；权力归于自己，怨恨却归于君主。更严重的是，他窥伺宫中、暗中侦察，揣摩圣意秘密报告，曲意营造自己邀宠受恩的地位。陛下明察他的奸邪，夺去他的内辖职事，于是降下指挥，规定内辖以三年为任，立为定制；又根据台臣的言论，使他降官罢职。天下没有不仰慕陛下明断的。然而只看台臣所论，李忠辅处心积虑，阴险反复，令人畏惧，似乎比先前所陈述的还要严重。假如惩罚只到这里，怎么知道他不会再次出仕作恶呢？况且董宋臣不是没有被罢免过，却又重新任用；不是没有退职过，却又重新进用。若使他不死，祸患也不停止，难道不能作为鉴戒吗？近来城中的火灾，已经从董宋臣的房屋开始；城外的烟火，也从李忠辅家中发起。如今陛下处置李忠辅，而董宋臣又恰好在数日之间死亡，想来这是上天和祖宗希望陛下把二十年的祸根乱源全部拔除，一扫而空。董宋臣虽已死，不必担心死灰复燃；但李忠辅却有如猛虎兕牛将要冲出牢笼的忧虑。倘若陛下完全采纳台臣请求屏斥他的意见，断绝祸根，实在符合上天和祖宗的意旨，也是陛下子孙万世无穷的福分。” 将来所有录黄，凡经过臣书读采用的，臣谨冒昧先行具奏。”此事已经听闻。金哀宗时，近侍干预朝政，翰林直学士兼左司郎中实黙爱实进谏说：“如今近侍的权力太重，将相大臣都不敢同他们抗衡。自古以来，仆御之臣不过是供给和听使唤罢了；即使名为仆臣，也一定要选择正直之人。如今不论贤能与否，只以世家子弟或吏员充任。把只能供使令之用的人，安排来参与国家社稷大计，这些人究竟懂得什么呢？”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撰 封禅 齐桓公已经称霸，在葵丘会盟诸侯，又想举行封禅。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君主共有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得的有十二家。从前无怀氏【古代的王者，在伏羲以前】封泰山、禅云云【云云是山名，在梁父以东】；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亭亭是山名，在钜平，又说在牟阴】；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社首是山名，在博县，又说在钜平以南十三里】。这些人都是先接受天命，然后才能举行封禅。”桓公说：“我向北征伐山戎，经过孤竹；向西征伐大夏，渡过流沙；上卑耳山时，捆束马匹，悬挂车辆【意思是将要上山时，把马缠束起来，把车钩悬挂起来；卑耳就是齐地方言所说的‘辟身’】；向南征伐到召陵，登上熊耳山来远望长江、汉水。兵车会盟有三次，乘车会盟有六次，共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匡正，诸侯没有谁违背我。过去三代接受天命，不也是这样吗？” 于是管仲看出不能用言辞使桓公彻底打消念头，便借事设法劝阻他说：“古代举行封禅，要用鄗山上的黍、北里的禾作为盛大的供品【鄗音读作‘臛’，鄗上是山名；又说鄗上、北里都是地名】；江淮之间出产的一茅三脊草【就是所谓灵茅】，用来作为祭祀时的藉席；东海进献比目鱼【这种鱼各有一只眼睛，不并在一起就不能游动，名称叫鲽】；西海进献比翼鸟【这种鸟各有一只翅膀，不并在一起就不能飞，名称叫鹣鹣】。这样以后，还会有不经召唤而自行到来的祥物十五种。如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反而蓬蒿、藜、莠茂盛，鸱枭屡屡到来，却想举行封禅，恐怕不可以吧？”于是桓公就停止了封禅的打算。汉武帝时，朝廷商议想仿效古代巡狩、封禅的事情，回答的儒生有五十多人，却没有能够确定方案。此前司马相如病死，留下书文颂扬功德，说祥瑞已经足以封泰山。汉武帝认为这篇文章奇异，拿来询问儿宽。儿宽回答说：“陛下亲自施行圣明德行，统摄协调群臣，祭祀天地，进献礼品给百神；精神所向之处，征兆一定响应，天地一同应和，祥瑞明显昭著。在泰山举行封禅，彰明帝王姓氏，考察祥瑞，是帝王盛大的礼节。然而祭享荐献的意义，在经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若以封禅告成，便应当向天地神祇合祭，恭敬戒慎、精诚专一，以交通神明；总领百官职掌，使各自符合事务需要，并为此制定礼仪文饰。这只能由圣明君主制定，不能由群臣逐项列举。如今将要举行大事，如果优游拖延数年，使群臣能够各尽其才，反而可能永远不能完成。只有天子建立中和的最高准则，兼总各项条理，如同钟声始发、玉磬终止那样统摄全局，顺应并成就上天的嘉庆，垂下万世的根基。”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张纯上奏说：“自古接受天命而称帝的君主，治理天下达到隆盛时，一定有封禅来告知成功。乐动声仪说：‘用雅乐治理天下，风教成就于颂歌。周代盛世，成王、康王之间，郊祀配享和封禅之礼，都可以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