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八十四

译高宗即位后，唐重应诏上奏说：‘臣于本月十七日，恭敬地捧读本月初一日皇帝登上宝位的赦书，并面向宫阙宣读，人人感慨流泪。在国势多艰之时，忽然听到诏书说神器已经确定，宗庙社稷没有失去祭祀，四海百姓没有忘记旧日所拥戴的君主，这实在是千万世的大幸。臣连续多日恭敬诵读赦书的文辞，其中有说：“继承祖宗留下的创业根基，怀念父兄播迁流离的苦难。”篇末又说：“等待两宫归来，最终谋求万世安宁。”这些话哀痛深切，臣泣血铭记于心。推究陛下的德意并加以施行，只怕奉诏不能勤勉敏捷，从而辜负新政。至于废除神霄宫朝拜、停止常平仓给散、对额外印发的契约设限、停止额外拨放、对于传播道教远方风俗的人发给凭据、免除商人贩运的税收等事情，对朝政并非关系重大安危，对国体并非关系重大得失，对百姓的感情也并非关系重大休戚。陛下制诏的意思，是要继承祖宗留下的创业根基，以京师为根本，以两河为辅佐。金人再次侵犯京城，根本就动摇了；长驱进入两河，辅佐就受损了。那么，为兴复国家所作的谋划怎么样呢？陛下把太上皇当作父亲，把嗣君皇帝当作兄长，金人一举劫持两宫，陛下就应当披头散发、来不及戴好冠帽，立即前往救援。’ 那么，对于应对患难的办法，又怎么样呢？自古以来边远异族侵犯中原，没有比这次更残酷的；然而他们吞并的欲望还没有满足，凭借强势凌逼的势头也还没有停止。前些日子招致敌寇的原因，陛下曾经全面了解过吗？今天抵御敌寇的办法，陛下也认真考虑过吗？既不了解自己，又不了解敌人，必然危险；既不能使自己强大，又不能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弱势，必然危急。陛下考察敌人已经使用过的办法，就会知道怎样治理自己；审察强弱的道理，就会知道怎样保持常胜。这是天下的大计。陛下与天下臣民谋划大计，自然已有成算，不是臣所能擅自议论的。然而就今天的急务而言，有四件事，利益极为广泛重大；祸患有五件，后果不可胜言。臣为陛下概略列举并试作陈述：把都城定在关中，凭借山河险固、二百险关的形势，建立根本之地，这是为了杜绝被瓜分的趋势；建立强大的藩镇，重视以宗室子弟作为屏障的谋划，以巩固磐石般的根基，这是为了挽救瓦解的过失；与夏国通好，同时守住我国旧有疆界，这是为了延续友好、使百姓休息；拥立青唐的后代，封给他原有土地，这是为了使灭亡的国家复兴、断绝的世系延续。这四件事，是千万世的大大利益，即使说上千万句话也难以穷尽其意义，难道不是今天的急务吗？至于五项大患以及挽救它们的办法，也不可迟缓。法令越来越繁密，官吏便借机作奸；要挽救这一点，没有比遵守祖宗制定的成法更优先的。朝廷纲纪委靡不振，所以士大夫彼此沿袭，习惯于荒诞欺妄；要挽救这一点，没有比任用忠诚正直之士更优先的。军政败坏而不能振作，所以将领和士兵相互影响而逃散崩溃；要挽救这一点，没有比严明地整顿赏罚更优先的。国家财用已经枯竭，财利来源又丧失；要挽救这一点，没有比选任掌管将领和漕运的臣僚更优先的。民心已经离散，而征调又正在兴起；要挽救这一点，没有比选择奉行仁政、清廉有能的官吏更优先的。这五项，难道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吗？今天的急务有四项，利益极为广泛；大患有五项，祸害不可胜言。这些都不是诏书和奏疏所能涉及的。臣愚昧，不忍沉默以求苟且容身，冒昧竭尽诚意，妄自陈述这些意见。天下如此广大，计谋议论必须立即决定，机会转瞬即逝，间不容发。惟愿陛下独自决断，及早谋划，以振兴中兴的运势，成就重建国家的功业，那么祖宗留下的创业根基就可以由此继承，两宫播迁的苦难也可以由此得到挽救。这确实是天下的大计。臣从前任谏官时，多次陈述招致敌寇的原因，因此获罪被斥逐；后来暂代守土之职，又多次上奏御敌方略，所说都有事实根据。近来臣听说陛下以大元帅的符节平定国家危难，臣曾准备札子陈述三项谋略，请求移镇关中以符合众望。臣区区的愚见，已经陈述了大概。如今恭敬地承奉诏书和奏疏，允许臣民详细陈述利害，即使言语有所指斥攻击，也不加罪责。由此可见陛下确实有听取意见的诚意，首先打开了征求言论的道路。有这样的君主，臣怎忍心辜负呢？臣愚昧刚直，一心为国，不知避忌，冒昧尽说危险直率的话，以完成明诏中关于进退存亡的谋划。臣将在此观察结果。陛下如果不因臣愚昧无能而轻视臣，允许臣前往行在，使臣得到一小块地方披露肝胆，或许能对经略天下的宏大事业略有补益，这是臣的愿望。臣不是为自身谋划，实在是为天下国家谋划。惟愿陛下裁断采纳。建炎元年，尚书右仆射李纲议论国家大政说：‘臣私下认为，和、战、守三者其实是一个道理。即使有高城深池，却不能守住，又凭什么作战？即使有坚甲利兵，却不能作战，又凭什么讲和？能够守就能稳固，能够战就能取胜，然后讲和才可以保全。不致力于战守的谋划，只相信讲和的说法，国家形势就会更加卑弱，命令受制于敌人，自己将无法立足。’景德年间，契丹入侵，朝廷停止巡幸的谋划，决定亲自出征，拿出三十万金币，和约于是达成。一百多年中，两国百姓都享受了和约的好处，这说明和、战、守三者都处理得当。靖康年初，勉强取得守城的形势，却割让三镇土地，答应支付数不尽的金币来议和。因为惩罚劫寨失败而不敢作战，在讲和与作战两方面都失策了。那年冬天，金人再次进入京畿，朝廷大臣认为春初坚守是正确的，却不知道时局已经不同，拘泥成法、不会变通，起初根本没有改变策略的谋划。对内不能安抚士卒，使他们拼死抵御敌寇；对外不能畅通号令，以督促援军。金人已经登上城墙，朝廷还下诏说和议已经确定，用来敷衍四方前来勤王的军队，使敌人得以满足欲望。凡是都城的财帛、子女、珍宝、图籍、仪仗、车辇以及各种工匠技艺，全部被索取，并依次押送离开。

译到最后，金人劫持两位圣上作为人质，巡幸沙漠；东宫、亲王、六宫妃嫔及其亲属、宗室各家，也全都驱赶着押走，并且逼迫臣僚改换姓氏、建立年号。自古以来边远异族给中原造成的祸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靖康年冬天，守御和讲和两方面都失败，最终又被和议误国。上天保佑大宋，必定会使国家有君主，所以让陛下从危城中脱身，在大河以外统率军队，回来继承大统，拥有帝位。然而以今天的国势来衡量，比靖康初年的形势差得远了。那么朝廷用来抵御祸患、抗拒侮辱、安定万邦的办法，在和、战、守三方面究竟应当采取哪一种呢？臣虽然愚昧，不足以了解朝廷议论国家大政的根本，但私下担心朝廷仍然认为和议不可放弃。为什么呢？两位圣上播迁，陛下的父亲和兄长沉陷在北方朝廷，议论的人一定认为，不讲和就会加速两位圣上的祸患，损害陛下孝敬父亲、友爱兄长的德行，所以不得不和。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治理天下的人，不能只顾亲属；只顾亲属而忘记天下大计，那只是普通人的孝友。过去汉高祖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交战，太公被项羽军队俘获，情势多次危急，但汉高祖不顾父亲，反而更加奋力作战；项羽不敢杀害太公，最终把他送还了。既然如此，不顾父亲而作战，正是使太公得以归来的办法。晋惠公被秦国擒获，吕郤谋划拥立子圉来安定国人，说：‘失去国君而另立国君，群臣和睦，铠甲兵器日益增多，喜欢我们的人受到鼓励，憎恶我们的人感到畏惧，这或许会有好处吧？’秦国不敢杀晋惠公，最终把他送还。因此，不顾敌国而治理自身，正是使晋惠公得以归来的办法。如今这里有盗贼，劫持主人的亲属作为人质，以武力威逼他，盗贼必定不敢加害；如果用卑微的言辞去请求，盗贼索取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往往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谋求利益，欺凌懦弱、畏惧强者，起初根本没有怜悯之心。如今两位圣上在北方朝廷，确实无人知道他们安危的确切情况，这是臣子不忍说出口的事。然而我们不能迎合敌人的意图，反而要落入他们的计谋，还把和议当作可信之事。他们必定会说：‘割让某地给我，交付若干金币，就可以。’否则，两位圣上的祸患将不可预测。不答应，就是陛下忘记父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就不会满足，即使每天割让天下山河，竭尽天下财物，山河和财物总有穷尽，而金人的欲望没有穷尽。稍有事端，先前给予他们的东西所换来的功效就会全部废弃，最终只能拱手听凭他们的命令。过去金人与契丹交战二十多次，每次交战都割地并厚重赠赂来讲和；和议达成后，他们又寻找借口重新开战，最终灭掉了契丹。如今他们又用和议迷惑中原，直到攻破都城、毁灭宗庙社稷、改换国姓建立年号；他们如此不讲道义，而朝廷还认为和议正确，这将是把天下全部交给敌国才肯罢休。臣愚昧，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如今的计策，不如一概停止和议，专心谋划自守，作战之议暂且等待时机成熟。为什么呢？他们既然背弃盟约并劫持人质，土地就不能再割让；只是因为两位圣上在他们国内，所以不忍立即出兵，等他们入侵时，再采取多种办法抵御。已经被攻破的城邑，慢慢商议收复；在河北、河东建立藩镇，在黄河、长江、淮河以南的重要州郡设置帅府；修治城墙，整备器械，训练水军，练习车战，各种防御办法都准备齐全，使敌人进攻时得不到劫掠的利益，退兵时又有遭到拦截袭击的忧患。这样，即使他们时常出没，也一定不敢深入凌逼。经过三五年生养休息，军政更加修整，士气逐渐振作，将帅得到其人，战车铠甲准备齐全，然后才可以商议大举出兵，振扬天威讨伐他们，以报不共戴天之仇，洗雪从古以来未有的耻辱。他们知道中原能够这样自我强盛，哪里只是以后不敢肆意逞凶，连两位圣上也能保全长寿的福泽，他们还将后悔作恶，率众归顺，两位圣上的车驾也有回来的可能。假如舍弃这个办法，继续割让要害之地，奉送金币给他们，就是倒拿着太阿剑，把剑柄交给别人；也等于把武器借给盗寇、把粮食资助盗贼。前些日子已经听信他们的诡诈谋略而使国家破败，如今又想重走覆车之路来毁掉天下，难道不是更加令人痛心吗？有人说强弱有一定常势，势力弱小的一方不能不服从强大的一方。过去越王勾践卑身厚赂侍奉吴国，后来终于报了耻辱。如今中原的形势已经弱了，何不以勾践为榜样，卑身厚赂侍奉金人，或许可以免除一时祸患并成就将来的志愿吗？臣认为不是这样。吴国攻打越国时，勾践率三百名披甲持盾的士卒退守会稽，派使者请求讲和，吴国答应了。当时吴国没有灭越的意图，所以勾践得以卑身厚赂实现自己的谋划，卧薪尝胆来激励志向，最终报复了吴国。如今金人对待国家又怎么样呢？他们从两位圣上，上至东宫，下至宗室中列入宗谱的成员，全都驱赶押走；对于在河北的陛下，还派使者发布伪诏，假称诏令召取，像这样急迫，难道还对赵氏存有恩德吗？即使卑身到奉献藩镇、称臣的地步，厚赂到竭尽天下财物来交给他们的地步，他们也不会因此对我们施恩。他们必定要到混一天下、占有整个国土才肯罢休。因此，今天的事情，可以效法勾践卧薪尝胆、枕戈待旦的志向，却不能效法勾践卑身厚赂的计谋。有些事情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说的正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替朝廷谋划，正应当按时派遣使者询问两位圣上的起居，竭尽所能表示尊崇奉养。对于金国，我方不主动出兵，等待他们来侵犯；同时严密防守以作准备，训练士兵、选拔将领，彻底更新军纪，等我国势力强盛以后，再兴师出兵迎战，以这样的武功等待将来。这是今天最上等的谋略。古语说：‘愿意和诸位共同确定国家大政。’国家大政确定以后，各项施政措施就可以依次推行；上面有预先确定的谋划，下面没有无所适从的迷惑，天下的事情就不难办成。靖康年间，正因为国家大政没有确定，又讲和又作战，议论纷乱，才造成今天的祸患。那么今天应当借鉴的，难道不就是靖康吗？所以臣冒昧陈述和、守、战三种主张献给陛下。伏愿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以天下为尺度，确定国家大政，那么中兴的功业就可以期待了。请陛下裁决。

译李纲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河北、河东两路，是国家的屏障。唐代杜牧说，河北对于天下就像珍珠美玉，天下对于河北就像人的四肢；珍珠美玉如果没有了，身体难道还能存活？四肢既然失去，我不知道还算不算一个人。所以帝王不能不称王，霸主不能不称霸；奸猾的贼人得到这个地方，就足以使天下不得安宁。这是由当地的地势和风俗决定的。河东实际上是天下的脊梁，处在河北、陕西之间，地势险固，百姓坚忍，风俗节俭，士兵强劲勇悍。祖宗取得天下、削平僭乱时，未臣服的地方中，只有河东最后经过再次用兵才取得，可见其艰难。靖康初年，金人侵犯京城，以孤军进入重地；我方守御坚固，援军又已会集，本来形势并不难以对付。宰相失去谋划，只想摆脱一时祸患，不替长久之计考虑，凡是敌人索求的，一概答应，于是割让三镇，河北、河东的土地也因此失去了一半。敌兵退去后，三镇军民替朝廷坚守，中山、真定以及边境各郡已经保全，而敌人竭尽力量围攻太原，不肯撤离。朝廷派使者以当地军民的意愿和保护边塞、陵寝为理由，表示愿意输纳租税来换取疆土；金人一面答应一面进攻。几年之间，太原仍然相信金人的欺诈而讲和，没有采取防备抵御的谋划。’ 等到他们渡过黄河再次逼近都城，朝廷便把两路土地全部割给金人，以黄河划界，派执政、侍从、郎官等几十批人分别前往办理交割，结果都被两路百姓杀死。朝廷割地不足以满足金人的贪欲，却正好失去两路士民的民心；如果割地之后能够成功讲和、宗庙社稷得以安定，那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金人却借和议拖延欺骗我方，既然已经攻破京师，挟持两位圣上北行，又胁迫臣僚，僭越窃取帝位，而议论的人还认为割地是对的，这是什么道理？河北西路的三个帅府、二十多个郡，靖康末年失去的只有真定、怀州、卫州、浚州一个帅府三个郡而已，其余至今都在坚守。一路上的军民，有城郭的依城郭，没有城郭的依靠大河；山西百姓自行结集，多的数万人，少的也不少于一万人，各自推立首领相互统率。如今已经知道名号的有几十处，每天用蜡书向朝廷呼号求援，请求出兵，愿意充当前锋；只要加以安抚收编，就可以为我所用，几十万大军不日即可聚集。金人只在怀州、卫州、浚州三郡留下军队扼守我方要津，每郡不过三千人，其余只是胁迫我方百姓剃发换衣来迷惑我军罢了。大军逼近后，派间谍前去秘密约定，必定会有响应者，那么三郡不到十天到一个月就可以收复。’ 三郡收复后，就可以谋取真定，解中山之围，河北也将重新归我所有。然后按功劳授予封赏，把黄河以北的郡县全部商议封建，使当地自行守御，朝廷根据力量给予援助，这样藩篱就会牢固，中原就会安宁，这是今天最重要的谋划。河东的形势也是如此，只是失去的州郡比河北更多；然而处置它的办法，也没有超过这一办法的。臣愚昧，想请求在河北西路设置招抚司，在河东路设置经制司，选拔文武臣僚中有才干谋略、素来有声望并且为两路军民信服的人担任长官，使他们辅佐宣扬朝廷的德意，以团结人心；赏罚分明、信赏必罚，以振作士气；训练士卒、使其熟悉军务，以教他们作战；酌量补授名目，以表彰和劝勉各地首领；宽厚拨给钱粮，以赈济救助匮乏断绝之处；征辟设置属官、将佐，随机应变，一切允许他们便宜行事。这样两路就可以完全收复，中兴的功业指日可成，必定要从这里开始。这就像在水患将要决口泛滥处先加以堵御，下游便没有泛滥的忧虑；在门墙外抵御盗贼，厅堂深处便有安定的形势，这是事理必然如此。假如舍弃此事而不做，两路之人将把怨恨归于朝廷，强壮而狡猾的人反而会被敌人利用，那将怎样对付他们呢？所以臣认为，今天应当优先办理的事务，没有比这件更紧急的了。惟愿陛下英明决断、不要犹疑，特别批准臣的请求，天下将无比庆幸。李纲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把都城设在汴京，处于天下中央来统御四方，将近二百年没有发生变故。这岂只是因为仁德足以凝聚万邦人心，也由于凭借居中的地势控制四方，占据天下有利的形势，才造成这样的局面。如今正值多难之时，为了权宜适应时势，不能不考虑迁都，确实有不得已的地方。然而宗庙社稷和朝廷一旦迁移，天下形势必然会形成偏斜而无法振作的地方，中原动摇，最终很难恢复安定。这就是臣日夜思虑、想替陛下权衡天下形势，以成就长久防务的原因。’古代帝王有巡幸的礼制，所以虞舜五年巡狩一次，诸侯四次入朝，周成王抚临万邦，巡行诸侯及甸服之地，这些都见于《周官》。如今四方多有变故，应当讲求巡幸的礼制来镇抚各地。除四京之外，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自命令守臣修缮城池、宫室和官府，使那里储备干粮和粮食，积聚金帛，以备巡幸。陛下有时乘六龙銮舆顺势巡行，以天子的威仪临莅各地，察看山河的险要形胜，考察牧守治理的好坏，安抚士民、询问风俗，收用豪杰俊才，以扫除边境尘患、收复失地，然后再回到河洛一带据有天下并建都。这是今天权宜之计中最好的谋划。采用臣的这个办法，有三项好处：借巡幸之名，国家形势不至于显得过分衰弱，这是第一；不正式确定都城，使敌人无从窥伺，这是第二；四方都盼望皇帝巡幸，使奸雄无从觊觎，这是第三。至于费用，长安应由四川负责，襄阳应由荆湖负责，建康应由江淮、福建、浙江负责。要严厉告诫守臣因陋就简，不要追求壮丽，绘制图样上报，只求便利安稳；凡借机骚扰百姓的，依法从重处置。这样三都建成，天下形势就安定了。议论的人说，皇帝车驾应当暂且驻跸应天，以维系中原人心；有人说应当立即巡幸建康，以缓解一时祸患。臣都认为不对。汴京是宗庙社稷所在，是天下的根本。陛下刚继承帝位，怎么可以不先巡幸一次旧都，拜见宗庙社稷，以慰藉安定都城百姓之心？应当下达哀痛之诏，选择重臣镇抚当地，使京城四郊和京畿各县的百姓安定复业，进一步整治守御器具，谋求根本不被动摇。论天下形势，关中最好，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如今舍弃上策和中策而选择下策，不是好的办法。应当提前下发敕书和榜文晓谕军民，以修缮拜谒陵寝为名，选择日期巡幸，凭借重要会合之地驻扎六军；既能维系中原人心，又能缓解一时祸患，谋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愚昧，伏望圣慈从内心作出决断，详细斟酌后推行此事，天下将无比庆幸。

译李纲又上奏说：‘臣因为愚昧浅陋，错误地蒙受圣恩，被提升任命为宰相。最初面见陛下的那天，臣曾冒昧以巡幸的建议上达天听。臣的意思是，京师刚经历残破，按道理难以固守，但皇帝车驾不可不去一次，以安慰天下人心；然后銮舆顺势巡行，依照古代巡狩的礼制巡察四方。向西是关中，向南是襄阳，向东是建康。考察天下地形险胜，关中最好，襄阳次之，建康最差。伏望陛下仁慈明察，特意采纳臣的建议，已经下达指挥，催促京师修筑城池，恭敬准备拜谒宗庙；并命永兴、襄阳、建康都修缮宫室，等待皇帝车驾巡幸。臣多次留下来面奏政事，谈到关系天下利害安危的大事时，没有一次不以此为言。臣曾听到陛下宣谕，只想先迎奉元祐太后，并将六宫迁往建康；禁卫军的家属中愿意迁徙的，也发给津贴遣送南下，而车驾独自留在中原，选将屯兵来保卫行在。这样即使可以前往关中，即使可以与金人作战，也都能够做到。臣私下仰望陛下如此英明果断，即使古代创业中兴的君主，如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也不过如此。’ 昨天忽然接到手诏宣谕，说京师暂时不能前往，而想为大王谋划躲避敌人的办法，巡幸东南，选择地形险胜而便利之处，远离水火焚溺的灾害；明年春天返回京城，聚集粮食、屯驻军队，谋划守御和进攻讨伐的办法，并命臣分条详细说明应当办理的事务上报。臣恭敬读诏后十分惊愕，不明白圣意，不知天子的考虑是否已经与先前不同，果真认为应当这样做吗？还是身边的大臣秘密进献了这种说法，陛下姑且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呢？如果天子的考虑果真认为应当如此，臣私下认为并非这样；如果是身边大臣秘密进献这种说法，臣私下叹息他们从未深思远虑，只想暂时摆脱眼前祸患，却不知道后面的祸难。京师是宗庙所在，陛下即位之初，按礼制应当去一次；只是因为城池修缮尚未完备，而秋季防务的期限已经逼近，形势上暂时不能前往，臣本来不敢极力争辩。至于巡幸东南来躲避敌人，臣不知道车驾究竟要安置在哪里。如果想采取下策而前往建康，臣恐怕天下形势会倾斜，中原将不再归我所有。请允许臣为陛下详细说明：陕西是中原强兵健马聚集的地区；河北、河东是中原的屏障；京畿以及京东、京西，是中原的腹心；江淮、荆湖、福建、浙江以及川广，是中原的枝叶支派。如今我们与邻国争夺屏障之地，却不能保全腹心，不能号召强兵健马同敌人驰逐，反而想逃窜到枝叶支派的地方，臣恐怕天下形势会偏斜而不能振作，敌军骑兵深入，号令无法通行，各州郡彼此不能救援，全都将毁在敌人手中。敌人以精锐部队惊扰京东，控制淮楚；即使陛下想返回京城，也办不到了，何况还想屯兵聚粮，商议进攻防守的计划，迎接两位圣上吗？王命不能通达，盗贼蜂起，杀害官吏，屠戮城邑；如今的河北，军民不等金人到来就已经自行作乱。从长江以南都将动摇，不知道进献这个建议的大臣，果真能够保证那里一定安全吗？长江的宽阔不如黄河，险要不如黄河，水势湍急也不如黄河；金人渡过黄河尚且不能抵御，长江难道可以依靠吗？南方人轻弱脆弱，不能和北方人相比，敌人到来便会溃败；南方城墙也不能和北方相比，敌人进攻便会攻破。陛下如果一定认为巡幸建康就是安全，臣愚昧，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利益在眼前，祸患在一生之后，只有中等才智以上的人才能看清。如今想乘船顺流向东，认为这样安全便利，与骑马相比，何止相差百倍？巡幸江湖之滨，那种闲适安逸与身处战乱之中相比，何止相差万倍？然而只贪取一时安适，却忘记后面的祸患；进献这种主张的人，臣愚昧，私下认为实在是思虑太少。如今的计策，即使不能实行上策前往关中，也不如采取次策前往襄阳、邓州。襄阳近来被李孝忠占据，虽然已经溃散，恐怕或许残破毁坏；只有邓州可以作为车驾临时巡幸时的准备之地。邓州就是古代的南阳，是光武帝兴起的地方。西面邻近关陕，可以在那里召集军队；北面接近京畿，可以派兵救援；南面通往巴蜀，可以取得货财；东面通达江淮，可以运输粮食。那里有高山峻岭可以控制险要，有广阔土地和宽大城池可以屯驻重兵，民风一向淳厚坚固，盗贼从未侵犯。这确实是上天设置来等待陛下巡幸的地方，事情的机会不可错过。希望下诏命令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储备粮草，朝廷拨给钱帛，广泛供应协助，专门派使者督办此事。将来秋高气爽时，皇帝车驾出发，经过陈州、蔡州、唐州前往南阳，不到半月即可到达。天下士人知道陛下不忍弃置中原，河北、河东百姓知道陛下不会远迁，天下郡县知道陛下处在中央以统临四方，都会心悦诚服，不会有离心瓦解的忧患，这是第一项好处。前往南阳，三方面都能得到；巡幸建康，三方面都会失去。利害安危的关键，就在这一次行动，陛下为什么顾虑而不实行呢？臣愚昧，伏望圣慈从内心作出决断，听从臣的意见，不要被先入为主的说法左右，天下将无比庆幸。李纲又上奏说：‘臣先前已经准备札子，论述皇帝车驾巡幸京师一事，认为城墙尚不能保证守住，修缮也没有完备，应当根据时势采取权宜办法；驻跸南阳，占据天下中央来号令四方，不宜东巡建康，弃置中原，以致失去天下人心。伏望圣慈命臣与执政共同商议。然而先前的奏议没有说尽，臣区区的心意，冒死再作陈述。’臣听说自古以来君主，在草创艰难之时，有的与英雄争逐，有的被寇盗侵犯，但都凭借地利而不肯首先退让，竭尽人力而不肯首先屈服。能够胜过天下的人，必定凭借形势并占据地利；不肯首先退让，是因为有形势。治理天下，必定凭借士气而竭尽人事；不肯首先屈服，是因为有士气。汉高祖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交战，相持多年；汉高祖虽然屡次失败，却不肯退让一寸土地。后来割让鸿沟，项羽率军向东退去，最终在垓下败亡。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交战，曹操虽然兵力弱、粮食缺乏，却不肯撤退离开；后来焚烧袁绍的辎重，袁绍率军退走，曹操于是取得河北。由此看来，与强敌争夺胜负，怎么可以不占据天下的形势，却先自行退让呢？唐朝初年，突厥颉利可汗率数万骑兵到渭水饮马，距离长安只有几十里。

译唐太宗带着七名骑兵来到渭水之上，用大义与颉利可汗交谈并折服他。随后唐军大批集结，旌旗、戈甲光彩鲜明。颉利可汗震惊恐惧，于是请求讲和。本朝景德年间，契丹率数十万军队侵犯澶渊，真宗渡过黄河亲自出征，射杀所谓统军达兰。契丹国主惊惶恐惧，也于是请求讲和退去。两朝结盟友好，共一百多年。由此看来，被敌人侵犯，怎么可以不振作天下士气，却先自行屈服呢？如今金人虽然号称强敌，其实是因为中原失去防备、养成了他们的势力，才造成这样。考察他们军队的强盛，难道能超过项籍、袁绍吗？他们敢于深入，难道能超过颉利、契丹吗？然而金人尚未到来时，我们已经彼此震惊恐惧，放弃中原，自己逃窜到江湖之间。既失去了天下的形势，又丧失了天下的士气。不知道如果敌军骑兵果真再次渡过黄河，攻围我方城邑，屠杀我方百姓，以精锐部队控制淮河、泗水，而王命因此不能通行；盗贼蜂起，四处突然作乱，跨州连接各县，自行建立政权，那将怎样对付呢？况且现在所依靠的就是军队。陛下每每想聚集西北军队十多万人，每天加以训练，等待亲自出征，这种英明谋划很壮大。一旦前往建康，不知道这些军队将用在什么地方。建康是水乡，土地低洼潮湿，百姓以鱼稻为食，不适合西北军队；那里不产粟、麦、秆草，土气又多湿热，也不适合西北的战马。往年方腊在江浙起兵，朝廷派西北军队讨伐，因疾病死亡的达到三分之二，剩下的马匹也没有几匹。由此看来，想聚集西北军队前往建康，就像带着北方礼帽到南方越地去一样不合适。只有南阳可以作为今年冬天驻跸的计划。依靠上天的福佑，陛下圣德感召之下，河北、河东两路军民仍然心向大宋。即使敌人敢于深入，我军拦截、伏击他们，只要中原取得一次胜利，天下形势就会壮大，士气也会振奋。然后下达亲征诏书，率领天下军队讨伐问罪，迎接两位圣上的銮舆，必定有转危为安、拨乱反正的道理，这只在于陛下自强不息、努力实行罢了。臣充任宰相，不只是仰仗并承受陛下特别知遇的恩典，也想着竭尽全力来报答万分之一的天下责任；如果把所有谋虑都交给臣，而臣有一项不妥，拿什么来弥补呢？伏望圣慈从内心作出决断，明察臣孤忠，不要被众人的议论迷惑，天下将无比庆幸。当时皇帝商议派使者到金国，李纲上奏说：‘尧舜的道理，不过是孝和悌罢了。孝悌做到极致，就可以感通神明。陛下因为两位圣上远在沙漠，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安稳，想着迎回两宫，使天下奉养他们；这是孝悌的极致，也是尧舜的用心。今天的事情，正应当枕戈待旦、卧薪尝胆，对内修整政务，对外抵御敌人，使刑法政令得到修治，中原强盛起来；这样两位圣上不用等待迎请就会自行归来。否则，即使使者车马相望，使用卑恭言辞和厚重礼物，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如今派遣使者，只应当奉上表章，问候两宫起居，表达思念爱慕之意即可。’ 绍兴五年，李纲任提举西京崇福宫时上奏说：‘臣恭敬接受诏书，诏书说伪齐和金人的军队已经退走，命臣深思熟虑，详细条列当今进攻作战的利处、守备的适宜、处置的办法以及安抚怀柔的谋略，上报朝廷。臣仰承圣恩，陛下怜悯臣孤立无援，过去曾任职近侍机构，察知臣迂拙愚昧中或许有千虑一得；即使臣因获罪被屏退隐居海滨，也未曾把臣完全遗忘。如今为了国家边防和恢复的大计，特地下诏询问臣；只是臣学术浅陋，见识短浅，哪里足以符合诏书要求，补益朝廷谋略的万分之一呢？臣仍冒昧竭尽愚见，以完成明诏。伏望陛下留心采纳，臣不胜幸甚。臣私下认为，僭逆之臣挟持强悍敌军，率兵向南，突然扰乱淮河边境。他们大概以为朝廷会重走前日退避的道路，便能乘机渡过长江，凌逼东南。没想到陛下亲临江边，号令已经执行，赏罚已经分明，将士奋勇冲杀，俘虏和首级一路相接，敌军士气受挫，暗中率军逃走。这都是陛下谋略英明深远、天威英断所造成的，是宗社无疆的福泽，也是中外臣子的共同庆贺。然而臣区区愚见，私下希望陛下不要把敌军退走当作值得高兴，而应把僭逆之臣尚未诛灭、仇敌尚未报复当作愤怒之事；’ ‘不要把保全东南当作值得安心，而应把中原尚未收复、赤县神州仍然陷于敌人之手当作可耻；不要把各位将领屡次获胜当作值得庆贺，而应把军政尚未修整、士气尚未振作、还使狂妄的敌寇得以潜逃当作可忧虑之事。这样，中兴的日期就可以指日等待了。臣谨慎考察往古事迹，衡量当前形势，分条列举进攻作战、守备防御、处置事务和安抚怀柔的谋略，献给陛下。议论的人有的说，敌军既然退去，应当立即用兵，谋划大举进攻。臣私下认为不对。譬如下棋，首先应当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可以消灭敌人；自身的生存条件还没有巩固，就想冒险作战、侥幸取胜，这不是制胜的办法。汉高祖先保全关中，所以能够向东与项籍争夺天下；光武帝先保全河内，所以能够出征降服赤眉、铜马等部；唐肃宗先保全灵武，所以能够击败安史叛军、收复两京。如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假如不先谋划自我巩固，又凭什么能够万全地战胜敌人？何况将士长期在外暴露，财用调度烦劳，百姓承担征敛困苦，应该大力加强守备，痛下决心整顿，使军民得到休息，这才是正确的办法。议论的人又说，敌军既然退去，应当暂且保住一方土地，苟求眼前安宁。臣仍然认为不对。’ 譬如下棋，舍弃全局的考虑，只顾边角，局面就会逼仄狭小，逐渐衰弱，凭什么取胜？秦国军队讨伐晋国，是为了报崤山之战的仇；诸葛亮辅佐蜀国，连年出兵，谋图中原，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立国。高祖在汉中时对萧何说：“我也想向东进取，怎么能郁郁不得志地长久居住在这里呢？”光武帝击破隗嚣后，诏令岑彭说：“人总是苦于不知足，平定陇地以后，又希望取得蜀地。”这些都是帝王以天下为尺度来谋划的表现。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统一天下、平定祸乱。何况祖宗的疆土，难道可以坐视其沦陷而不谋求恢复吗？今年不出征，明年也不交战，只会使贼势越来越强，而我们所聚集的精锐士马却日益损耗，凭什么谋划抵御敌人？我认为，应当在防守已经巩固、军政已经整治之后，立即商议进攻讨伐，这才是正确的计策。这两点，就是防备与攻战的次序。至于防备的适宜措施，应当整治淮南、荆襄，把它们作为藩篱。淮南、荆襄，是东南的屏障。六朝之所以能够保有江左，是因为强兵和重镇全都在淮南、荆襄一带，所以即使凭曹操的雄才，即使有苻坚、石勒的军队和宇文氏、拓跋氏的强盛势力，最终也不能窥伺江南。

译后唐李氏拥有淮南，便可以定都金陵。后来淮南被周世宗夺取，后唐于是削弱。如今朝廷如果要实行防备，就应当在淮南东西两面以及荆襄设置三位大帅，屯驻重兵以对抗敌人。东路以扬州为中心，西路以庐州为中心，荆襄以襄阳为帅府，分别派遣偏师进驻各支郡，修筑小型城堡，如同开辟新的边疆。起初由朝廷供应钱粮，例如淮东用江东路的财用供给，淮西用江西路的财用供给，荆襄用湖南、北路的财用供给。随后商议实行营田，使军队能够自行供养。遇到敌军时，由大帅派兵救援；等到各地稍能自守，商旅必然畅通，才可以召集百姓归还本业，逐步修缮治理，给以岁月，藩篱就形成了。前面有坚固的藩篱，后面有长江的险阻，再加上战舰和水军，使防守长江一带的帅府、郡县上下相接，各自形成防御，那么敌兵即使很多，哪里敢轻易侵犯？近年以来，大将把重兵掌握在江南，官吏却在江北守着空城；虽然有天然险要，却根本没有建立战舰、水军的制度，所以敌人得以侵扰窥伺。要想实行防备，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是把这种情形反过来罢了。有人说，三位大帅率领重兵屯驻江北，那么供给军需的费用将不可估量。臣回答说：“即使让三位大帅在江南屯兵，也同样要仰赖朝廷供给，费用是相等的。哪里比得上让他们渡过长江，修整治理淮南，把那里经营成自己的根基呢？这样朝廷将来可以节省经费，而藩篱形成的形势又会产生无穷的利益，防备的适宜办法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有了防备，然后才可以商议攻战的利益；攻战也应当分别责成各路大帅。例如淮东的将帅，应当责成他收复京东东路；淮西的将帅，应当责成他收复京东西路；荆襄的将帅，应当责成他收复京西南北路；川陕的将帅，应当责成他收复陕西五路。各路乘敌防备不足、因势利导，收复京畿，恢复故都，以平定最大的祸患。这些设想虽然看起来疏阔而难以汇合，但只要陛下先在心中确立防备的志向，以至诚之心决断，真正有意去做，就没有不能成功的道理。至于选择将领的方法、治理军队的政令、车马器械的制度、号令赏罚的权力，兵家都有成法，不必等待臣来说明；至于战阵之间根据敌情决定胜负、临事应变，则军队没有固定的形态，也不能预先谋划。臣私下想要献上的意见，只在于不要错失机会罢了。机会到来时，间隙容不下一根头发，进战就能取胜，防守就能巩固；一旦错过机会，后悔也无法挽回。从前刘表后悔没有采用蜀先主的意见，蜀先主说：“天下天天都在发生战争，事情和机会的到来，难道会有终结吗？如果以后能够应对它，那么这次没有把握住，也不值得遗憾。”臣私下观察，朝廷近年以来错失机会的事情太多了。从今以后，如果能够保住淮南、荆襄作为屏障，选拔将领，训练士卒，磨利兵器，喂饱战马，聚集钱财，积储粮食，等候时机而行动，就能由弱变强，在一次胜利之间建立威势、平定乱局，僭逆之臣可以依法在藁街处死，强悍的敌人难道没有被挫败的一天吗？攻战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两点，就是防备和攻战的原则。至于具体安排的方法，臣希望先确定皇帝驻跸的地方。大凡天子居住的地方，必须选择地势险要、形势优胜之处，然后才能制服内外，谋划事业。临安、平江都是水泽之国，地狭而逼仄，只适合偏安割据，不是用兵的地方。只有建康自古号称帝王天子的居所，因为山河雄壮，地势宽广，可以容纳天子，所以六朝以来屡次在那里建都。如今銮舆还没有恢复旧都，不如权宜地暂且驻跸建康，控制牵引两浙，扼守江湖，运输漕粮和财物都很便利。臣过去在建炎初年建议巡幸关中为上策，襄阳次之，建康为下策，是从天下的形势来说的。如今认为建康便利，是从东南的形势来说的。然而必须先有淮南的坚固藩篱，然后建康才可以建都。希望陛下和几位大臣仔细谋划。治理好淮南以后，仍应诏令建康守臣修治城墙，修缮宫殿，设立官府，创建营房，使那里大体形成规模，以等待皇帝驾临。近年以来，车驾所居之处，往往因陋就简，各项事务都是草草创办。虽然陛下正处于艰难时期，使用财物过于节俭，但宫室的制度也有不能废止的部分。有城墙，百姓的心才不会恐惧；有官府，政事才可以修治；有营房，士卒才可以使用。应当由朝廷供应，诏令有关官署逐步修建，希望防备工作不致扰民。这就是安排措施中应当首先办理的事情。至于安抚怀柔的策略，臣希望先谋求自强。西北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承受祖宗涵养的恩德，他们的心什么时候有一天忘记过宋朝？只是敌人势力强大，他们被驱赶逼迫，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才舍弃二百年的本朝，侍奉大逆不道的僭逆者，难道这是他们的本心吗？只是朝廷的力量还不能保护覆盖他们，所以各路百姓虽然困于沉重的赋税、受到严酷的刑罚，却不能自行归附。假如淮南、荆襄的藩篱已经形成，土地彼此相接，兵甲已经齐备，天威震动，那么一定会有像宿迁百姓那样结约归来的人，也一定会有像京东郡县那样愿意作为内应的人。应当命令各位将帅优厚地加以抚慰，归来的人给以田地，作为内应的人给予爵位和赏赐，官吏将士的俸禄品秩依照旧制，并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谁会不感动喜悦呢？朝廷近来得到各路签发来的士兵，都没有杀害，而是优厚地安置；从贼军中归来的人，也都优厚地授予官职品秩，可以说是得到了安抚。还希望大力谋求自我治理、自我强盛的办法，使陷于困境的百姓知道可以依靠的对象，更加坚定拥戴宋朝的心。这就是安抚怀柔策略中应当首先办理的事情。攻战、防备、安排、安抚怀柔，都是中兴的最高计策，也是今日的紧急事务。圣上问到的事项，臣已经粗略陈述了它的大概。臣恭敬地读到诏书中说：“朕将虚心听取意见，选择正确的意见加以采纳；君臣之间，希望做到毫无隐瞒，利害关系的决断一定实行。”臣反复诵读圣训，不知不觉眼泪纵横。为什么呢？君臣相遇，被称为千载难逢的听取言论、采用谋略的机会，尤其难得。皇帝还没有信任臣子就进言，会有诽谤皇帝的嫌疑；交往疏远却言辞深切，又有招致自身祸患的戒惧。即使朋友之间尚且不容易直言，何况君臣之间呢？如今陛下求治如此迫切，诏令又这样恳切，而臣在忧患之后处境格外孤危，如果只说浅显的话，又怎么能符合陛下期望毫无隐瞒的训诫呢？

译如果要说得深切，又担心犯颜触怒、冒犯皇帝的罪过。感动与恐惧交织在心，进退两难。即便如此，陛下正处在艰危多事的时期，却以丁宁恳切、体恤哀怜的心意诏令臣，臣若缄默不言，就是臣的罪过。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臣敢冒着鼎镬刀锯之刑，把内心真实的想法全部陈述出来，只希望陛下明察。臣私下看，陛下具有聪明睿智的资质，有英武果敢、敢于作为的志向；然而自即位至今九年，国土没有开拓，反而日益紧缩，事情没有建立，反而日益败坏，将领骄纵而难以驾驭，士卒懈怠而没有得到训练，国用匮乏而没有多余的积蓄，民力困乏而没有休养的期限。陛下忧劳勤勉虽然到了极点，却仍不足以成就中兴事业，这是群臣误导陛下的缘故。陛下近年以来所任用的臣子，凡是世人慨然称许、敢于承担治理天下重任、建功立业的人，以及那些只充任职位、凑数充员的人，都逃不过圣明的鉴察。任用人就像任用医生，必须先知道他的医术足以治病，然后让他进药并责成他取得疗效。如今对医生的医术根本没有详细考察，只是姑且试用，那么即使每天更换一个医生，对病人又有什么帮助？恐怕只是喝药反而加重病情罢了。平时没有事情时，他们谨守小节、拘泥细谨，起初好像没有过错，却缺乏救济时局的大谋略；一旦突然发生动乱，就惊慌失措，手脚无处安放，不过保全自身而退，把天下忧危的重任丢给陛下罢了，不知对国家有什么补益？陛下又何必取用这种人呢？大体说来，近年所持的主张有两种：闲暇时认为和议是取得成功的办法，认为整治军队是错误的方针；仓促之间则认为退避是爱护君主，认为进兵抵御是误国。众人异口同声地附和这些说法，牢不可破。可是多年之间，使者车马相望，始终没有取得关键性的约定；皇帝车驾奔波蒙尘，仍然没有确定的居所。上下都苟且偷安，不替长久打算，国运艰难，国势越来越弱，原因就在这里。大运将要开启，上天启发陛下的心意，使陛下超然远见，醒悟过去议和的错误，亲自统率六军；惩戒过去退避的错误，亲自面对强敌。逆臣和强敌率领数十万军队，到江边饮马，虽然还没有能够将其扫荡截击、完全收复边疆，但天威所到，已经足以使他们震恐，不敢渡过长江，暗中带兵连夜逃跑。这样看来，和议与治兵、退避与进御的效果，大概都可以看见了。如今敌军虽然退去，但他们的情势狡猾，变化诈术层出不穷，还没有受到沉重打击；疆场彼此相望，道路也不远，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等到秋高马肥之时再次来侵扰我们，使我们疲于奔命呢？正因为如此，应该在刚刚击退敌人的时候，明白下诏，寻求善后的办法。臣日夜替陛下深思善后之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把从前所做的一切彻底反过来，解开原有的琴弦重新调张；先像下棋确定全局意图那样确定谋略，再像下棋布置棋子那样谋求功效，必定可以实现愿望。臣请陈述这一主张：臣私下观察，自古创业、中兴的君主，必定以军事实力取胜，并采取亲自出征的办法，难道是说一定要冒着箭石、亲自走入战阵才算有所作为吗？天子车驾所到之处，人心自然稳固；赏罚既然得当，士气就会振奋高涨，因此能够成功。所以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攻打韩王信、陈豨、黥布，从来没有不亲自出征的；光武帝从即位到平定公孙述，十三年间没有一年不亲自出征；本朝艺祖、太宗征讨维扬、平定泽潞、攻下河东，也都亲自乘坐戎车；真宗也有澶渊之行，使天下处于大安之中。这就是所说的开始于勤劳，最终享受安逸。退避的办法可以暂时采用，却不可长久采用；可以使用一次，却不可再次使用。退一步就会失去一步，退一尺就会失去一尺。从前由南都退到维扬，关陕、河北、河东就失去了；由维扬退到江浙，京东西也就失去了。万一敌人的骑兵南下放牧，再要退避，又不知道到哪里才可以去。航海的办法，是让天子冒着风涛莫测的危险，这尤其不可取。只有在国家有空闲的时候，明确政令刑法，整治军队，选拔将帅，修治车马，准备器械，储备干粮，积聚金帛；敌人来就抵御，等待时机奋发，以光复祖宗的大业。这是最高的办法，杜牧所说的“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就是这个意思。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采取退避的计策，可以吗？臣又考察古代，敌国成为友好邻国，才有和亲；对于仇敌之国，很少再派遣使者。难道不是因为双方的嫌隙已经很深，终究没有讲和修睦的道理吗？东晋渡过长江后，石勒派使者到晋元帝那里，元帝命令烧掉他的礼物，拒绝他的使者。他派使者来，尚且要拒绝他，我们怎么可以主动前往？向僭伪之国请求借道，只会自取羞辱，对事情没有帮助，只会损害国体。金人自己知道罪恶深重，害怕我们必然报复，他们的用意会是什么呢？而我们却要用卑下的言辞、厚重的财物，屈辱自身去求和，他们必定不会推诚相待、使我们获得信任，这是确定无疑的。器物、财币、礼物的耗费极其巨大，使者往来，白白挫伤士气；他们又以我们必定不能答应的事情来要挟，以我们必定不敢采取的谋略来控制我们。这样和议最终不能成功，只是白白造成这些纷扰。不仅如此，对于我们自治自强的计划，它还动不动就相互妨碍，实际上造成了损害。金人二十多年间正是用这种办法防备并击破契丹、困扰中原，而我们始终没有人醒悟。辨别是非利害，是人心共同具有的能力，难道真的没有人明白吗？只是有人姑且再次采用这种办法，侥幸希望万一成功，却不知道它对我们的危害非常大。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只防备侥幸发生，却不防备国家遭受危害。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派遣议和使者，可以吗？这两项主张确定以后，然后选择应当做的事情，一概以至诚之心去实行；先后、本末各有次序。等到我们的政事修明，仓廪充实，府库充足，器用齐备，士气振作，力量足以有所作为，才商议大举进攻，那么军队虽然还没有交战，胜负的形势已经决定了。臣又听说：朝廷是根本，藩方是枝叶；根本稳固，枝叶就会繁茂。朝廷是腹心，将士是爪牙；腹心强壮，爪牙就会奋发。如今国家远处有强盛的敌人，近处有僭伪的逆臣，所依靠来作为屏障的，在于藩方；所凭借来进行攻讨的，在于将士。然而根本和腹心，仍然在朝廷。

译希望陛下端正自己的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使君子和小人各自得到应有的位置。这样是非就会明白，赏罚必然得当，自然会使各地藩方协力，将士听命；即使强敌也不值得畏惧，即使逆臣也不足以忧虑，这完全取决于陛下心中的方寸之间。臣冒死分条上奏六件事：第一，信任辅弼；第二，公正选拔人才；第三，变革士风；第四，爱惜时间和精力；第五，务必尽到人事；第六，敬畏上天的警戒。什么叫信任辅弼？平定乱局的君主身处艰难时世，依靠辅弼之臣，君臣同心同德，共同有所作为，哪里容易做到？必须像头脑与四肢对于一个身体、父子兄弟对于一个家庭那样，才能协调互助。因此高祖把萧何看作自己的左右手，太宗对待房玄龄、杜如晦如同子弟，蜀先主得到诸葛孔明，就像鱼得到水一样；不这样就不能感应风云，成就王霸事业。如今陛下在众人中选拔并任用能够谋划大事的人，使他抵御强敌，可以说是得到了人才。然而臣希望陛下以至诚之心对待他，不要拘泥于外在迹象，长期任用他并责成他取得成功，不要让小人有机会离间，这样君臣之间的美好关系就会流传久远。过去高祖始终任用萧何，太宗始终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所以能够平定祸乱、建立功业，最终达到太平。管仲说过：“知道人才却不能任用，是损害成就霸业的；任用了却不能信任，是损害成就霸业的；信任了却让小人从中阻隔，是损害成就霸业的。”成就霸业尚且如此，何况是想要恢复天下呢？魏征说过：“君臣同心，这叫作一体。哪里有把极其公正的事情拘泥于外在迹象，好像上下都要共同走这条路，国家的兴衰还不可知呢？”所谓拘泥于外在迹象，未必已经有过错，但魏征认为这样会使国家兴衰不可知，完全是因为君臣之间没有以至诚相待的心意，只顾避开嫌疑，不能建立兴邦的大功。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推行信任辅弼的诚意，臣将看到辅弼承担责任，中兴事业也不难实现。什么叫公正选拔人才？治理天下，从来没有不依靠人才的；而创业、中兴的君主，所依靠的人才尤其多。为什么呢？继承帝位、遵守旧制，只要得到中等资质的人才，也足以共同治理。至于处在艰难时期有所作为、挽救衰败平定乱局，如果没有卓越奇伟的人才，就不容易成功。因此武王有“十乱”之臣，宣王有尹吉甫、方叔、召虎，高祖有三杰，光武帝有邓禹、耿弇、吴汉等人，太宗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尉迟敬德等人，宪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他们都是世所罕见的人才，辅佐大有作为的君主，匡辅助成大业。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怎么可以忽视呢？然而从前怀有非凡才能的人，大多受到小人的忌妒和排斥：有的被暗中中伤，有的被指为朋党，有的被诬陷犯下大恶，有的被挑剔细小过失。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认为不可行就停止，难以主动进用，以自我表白为可耻；即使背负很重的诽谤、遭受深重的谴责，也安于义理和命运，不再为自己辩解。只有极其英明的君主，才能察知小人的真伪，辨明臣子的无罪。这就是霍光被昭帝察知、房乔被太宗信任的原因。陛下即位以来，任用人才很多，但世人往往称许为正人端士的，竟然被闲置在无用之地，难道不是遭受了这种诽谤吗？于是使陛下日夜忧虑、侧身而卧，发出人才匮乏的感叹。那些怀有才能、抱持义理、愿意为国家效力的人，没有机会进到陛下面前。陛下为什么不稍微留意圣心，深入考察这件事呢？《洪范》“皇极”一篇说：“不要有所偏爱，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有所憎恶，遵循君王的正路。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广大无边；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平正无偏。”偏爱、憎恶、偏私、结党，都足以成为至公之道的累赘。只有以正道为公，不存个人好恶和偏私结党的心，王道才会光明。魏征去世后，太宗派人到他家中，得到一篇未完的稿子，其中能够辨认的文字说：“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弊败。公卿之中，各有爱憎之情，被憎恶的人，人们只看见他的恶处；被喜爱的人，人们只看见他的善处。在爱憎之间，应当详细谨慎地考察。如果喜爱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恶处，憎恶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善处，除去邪恶不要迟疑，任用贤能不要猜疑，这样国家就可以兴盛。”太宗有所感悟。君主难道能够没有爱憎吗？然而必须排除个人爱憎，才能得到人才、使国家兴盛，是因为爱憎出于私情，而用人使国家兴盛必须依据公道。管仲虽然曾经与齐桓公结仇，齐桓公仍然任用他；雍齿虽然怨恨汉高祖，汉高祖仍然赏赐他，何况其他人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推行至公之道，臣将看到人才成批涌现，中兴事业也不难实现。什么叫变革士风？用兵之时，表面上似乎与士风没有关系，实际上二者互为表里。士风淳厚，议论就正直，是非就明白；朝廷对功劳和罪过的赏罚得当，人心就会服从。这样安排措施才能适宜，国家才能逐渐光明、逐渐昌盛。士风浮薄，议论就不正，是非就不明；朝廷对功劳和罪过的赏罚失当，人心就不会服从。这样安排措施就会失宜，国家逐渐衰微、逐渐削弱。晋朝的士风崇尚虚浮而不理事务，所以当时的措施错乱，盗贼同时兴起，酿成了五胡乱华的祸患。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风是多么淳厚啊！近几十年以来，不只是不能办理事务而已，还奔走竞争以求升进，议论迎合私情和邪说，伶牙俐齿足以迷惑君主的听闻。元祐年间的司马光等大臣，都坚持正论，为朝廷作长远打算，谋划久远之计，是国家的栋梁之臣。然而一群邪曲之人嫉妒他们，指称他们为奸党。若听信那些人的话，大的可以灭族，小的也可以诛杀。幸赖国家宽仁，只是把他们流放驱逐。士风于是相互仿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政事大为败坏，逐渐导致靖康之变，并不是偶然的。大约过了四十多年，世事变化、风气转移，爱憎之情消尽以后，朝廷才开始知道元祐群臣的忠诚，褒奖赠官、录用他们的子孙，但这对事情又有什么补救呢？何如早些改变这种风气，使忠臣没有被诛杀贬谪的冤屈，国家得到治理安定的实际利益，双方都受益，岂不是很好吗？臣观察近年的士风尤其浮薄，随时迎合世俗的好恶以求取得声望地位，不顾国家体面，只想使自己进身；不核实事实，只想伤害别人。大肆辱骂别人就得到大幅升进，稍加诋毁就得到小幅升迁，互相附和诽谤成了风气，这不是朝廷的福气。陛下得到张浚，授予他重权，使他在关陕抵御强敌。

译张浚虽然以忠诚报效国家，但事情错失了机会，也不能说没有过错。言官痛加诋毁，诬陷他犯下大恶，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张浚有洗雪国耻的功劳，足以赢得陛下的知遇；又有大臣的明辨，足以改变陛下的听闻，所以能够洗清自身，重新在帷幄之中侍奉圣驾。然而他所受到的伤害已经很多了。假使那些遭受诽谤、陷于困境的臣子，没有张浚那样的功劳，又没有大臣替他们辨白，反而有人落井下石排挤他们，那么他们凭什么在君父面前洗清自己、希望君父察知事实并非如此呢？朝廷设置耳目之官以及负责献纳、论思的官员，以扩大视听，本来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但遇到重大事件，也必须核实事实。如果果真如他们所说，所加的诛责怎么能只采用从轻的法典？如果进言没有事实根据，那么诬陷他人的罪过，以及凭借谗言搜求隐密、得以中伤善良之人的行为，都不是整饬政务的办法。臣希望陛下降下明诏，告诫士大夫，使他们体察圣意，遵从忠厚之道，改变近年以来的浮薄风气。过去贾谊劝文帝用礼义廉耻培养臣下，陆贽劝德宗听取言论时一定考察事实、察究情由，以端正法典刑罚，不应把这两方面都置之不问，这些都是治理之道的要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实行核实事实、追究责任的政令，臣将看到士风淳厚，中兴事业也不难实现。什么叫爱惜时间和精力？臣听说，《周书》说：“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劳。”功业因为有志向才崇高，是因为先要为它规划规模；事业因为勤劳才广大，是因为要不断积累。就像建造高楼，厅堂、房室、深处、廊序的规划，一天就可以完成；至于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却不是一天能够积累完成的。创业、中兴与此有什么不同呢？高祖得到韩信，同他谈论灭亡楚国的方略；光武帝得到邓禹，同他谈论兴复汉室的谋略；蜀先主得到诸葛亮，同他谈论三分天下的计策，这些都在谈笑之间确定了。高祖用五年成就帝业，光武帝用十三年统一天下，蜀先主得到蜀地也是在数年以后，都是这样逐步积累而取得成功的。如今陛下即位已经九年，国土还没有恢复，僭逆还没有诛除，仇敌还没有报复，中兴事业仍然耽搁着，是因为起初没有为它规划，后来也没有为它积累的缘故。边事大致安定时，朝廷推行的都是文书、期限、会计等不急迫的小事务；至于攻讨、防守等保卫国家的大计，却从来没有认真留意，怎么能不被僭逆之臣和强悍之敌窥伺呢？既然如此，从今以后怎么能不爱惜时间和精力呢？从前大禹不看重一尺长的玉璧，却珍惜一寸光阴；如今朝廷处于艰难时期，正是应当珍惜每一分时间的时候。臣希望陛下诏令几位大臣，详细商议规划的办法；凡是要实行的事情，都逐条规划，制定成具体的课程次序，依次施行；又诏令州县，使它们体察陛下的德意并奉行，所制定的期限不要太急，以免造成骚扰，也不要太缓，以免错失机会，使事情得到次序，不扰民而能办成，这才是正确的办法。天下没有什么事情绝对不能做，也没有什么时机绝对不能利用，唯独错失时机，就会使小患日益扩大，使易事日益困难。正如医生治病，病在皮肤，就用针刺、灸烙治疗；病在五脏，就用汤剂治疗；到了骨髓，即使有扁鹊、俞跗，也无法医治。这就是时机不可错失的原因。《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取下桑树根皮，缝缀修补门窗。如今这些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孟子说：“国家有空闲时，趁这个时候明确政令刑法，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善于运用谋略的人，应当在事情尚未纷乱以前做好准备，用一千天的积累，等待一天的使用。口渴了才挖井，交战了才铸造武器，哪里还来得及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存有爱惜时间的心，将会看到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中兴事业也不难实现。什么叫务必尽到人事？臣私下观察，天人之间的道理其实是一致的，人的作为就是天的作为。国家将要兴盛时，各项事务都得到举措，实际上是上天在保佑它。就像农夫尽力耕耘除草，才会有秋收；如果从来没有勤奋耕作，却想得到庄稼的收获，能办得到吗？没有人的努力，天也不会显现成效；没有天时，人的努力也难以成功。人的事情在前面尽力做完，天理随后响应，这是自然的符应。光武帝以三千士兵进攻百万寻邑军队，是人的努力；恰好雷电风雨大作，于是取得昆阳之战的胜利、中兴的时运开启，是天意。孙权以三万军队抵御曹操数十万军队，是人的努力；恰好风向顺利，可以纵火，于是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三国鼎立的形势形成，是天意。谢安以八千军队攻击苻坚百万军队，是人的努力；恰好秦军稍稍退却，于是取得淝水之战的功绩、东晋国祚得以延续，是天意。创业、中兴的君主无不如此：把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全部尽力做好，却把成功归于上天。孟子说：“君子创立事业、垂留下传统，是为了让后人能够继承。至于能否成功，就是天意了。”如今从来没有尽到人事，敌人到来就先自行退缩屈服，却想把功劳归给上天，这可以吗？臣希望陛下诏令几位大臣，同心协力，务必尽到人事，以等待天命；那么恢复国土、歼灭敌人、迎回两宫，必定会有那一天。人心就是天心；在下得到人心，在上合乎天心，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功业。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调和天与人的关系，臣将看到中兴事业不难实现。什么叫敬畏上天的警戒？上天对于君王，就像父母对于子女一样，爱护越深，对他的告诫也越深。因此孔子撰写《春秋》，对于灾异一定记载，以此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观察商朝强盛如武丁、周朝强盛如成王、汉朝和唐朝强盛如文帝景帝及太宗时期，从来不是没有天变，只是他们不把天变当作灾祸，因为能够敬畏其中的警戒，仰体并符合上天的心意。由此可知，君主面对上天的警戒，必须恐惧戒慎、修身反省，以表达敬畏的诚意，这样才能把灾祸转变为祥瑞，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明显啊！近年以来，荧惑星运行失常，太白星白天出现，地震、水灾泛滥，有时长久阴天不下雨，有时长久下雨不放晴，有时正当暑天却反而寒冷，甚至正月初一又发生日食。这些都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反复丁宁地向陛下告诫。陛下虽然曾经下诏，让士大夫各自修治职务，以回应上天的谴责，但臣私下认为，回应上天必须用实际行动而不能只用文辞，这在于陛下以诚意。

译以至诚的心意端正各项事务来回应上天。过去宋景公说了一句话，妖星就退避；大戊时桑树和谷树一同生长在朝廷中，反而把它看作祥瑞。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实行实际回应上天的办法，臣将看到各种祥瑞纷纷降临，中兴事业也不难实现。这六件事都是陛下应当首先办理的事务，是端正内心、端正朝廷的根本。因此臣这个如粪土般愚陋的臣子，忘却生死，冒犯圣威，为陛下详细说明。臣又听说，圣人不害怕困难多，而害怕没有困难；有时困难多反而能使国家稳固、开拓疆土，有时没有困难反而会使国家松弛、失去土地。从前少康凭一旅之众使夏朝祭祀配享上天，没有丧失祖先的基业。光武帝、太宗都亲自披甲戴胄，经历危险，亲身实现太平，因此享有国祚长久。如今朝廷人才并不缺乏，将士足以任用，江淮、荆、浙、闽、广、川、陕的财用可以治理，足以成为中兴的资本；陛下又有上天赐予的勇略智慧，正值盛年，想要大有作为，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关键在于改变从前的道路，果断地实行罢了。从前仲虺称赞商汤，不称赞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改过不吝；这是因为帝王的气度如同天地没有私心，是对的就实行，不对就改正，有什么可畏惧的？郦食其劝高祖铸造印信，分封六国后代，张良一句话，高祖就赶快把印信销毁。封德彝劝太宗用刑法来威服天下，魏征一句话，太宗就实行仁义，于是成就贞观之治；既没有损害盛大的德行，又能够建立伟大的功业，难道还要小心翼翼地害怕别人议论自己吗？陛下看看建炎以来所作的安排，是对还是不对？如果认为是对的，为什么看不到它的成效？如果认为不对，又怎么可以再次走它的老路？臣前面所陈述的，都是改变道路的办法，不是沿袭旧迹所能做到的。选择正确的意见并加以采纳，斟酌后实行，这就取决于陛下了。祖宗二百年的基业、四海亿万百姓的生命，全都系于陛下清闲安居时的谋虑之间。陛下想到这些，难道能不战战兢兢、深怀危险之感，勤勉自强吗？上可以慰藉祖宗在天之灵，下可以符合四海百姓的希望。从前周宣王中兴，南征北伐的威势，恢复古制、接续先王事业的美德，都歌咏在《小雅》中。因为有文武兼备的尹吉甫、显明诚信的方叔担任将帅，又有孝友的张仲在身边辅佐，所以能够对内修治政事，对外抵御夷狄，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既然如此，陛下应当效法的，深入考察周王室的诗歌，就可以得到。所谓善后的办法，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臣以极其愚昧浅陋的资质，承受陛下非同寻常、特别明达的知遇；陛下即位之初，虚设席位等待臣，眷顾礼遇超过常人。只是臣自以为志向虽大而才能疏浅，估量自己不足以承担天下的责任，所以竭力请求罢政而不能有所补益。对于国事，臣常常感到惭愧和警惕；离开宫阙，经历了九次寒暑，但犬马般报效的心，什么时候不在宫门红阶之下呢？臣自认为有罪过，被远远屏退，不敢再参与世间事务，像樵夫所说的意见，已经很久没有上达圣听。近来边境报警紧急，皇帝亲自驾临战地，臣子的感情无法抑制愤懑，所以冒昧献上三条意见。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特意颁降诏书加以奖谕。如今又奉到诏书，询问当今事务，而臣不自量才疏学浅，冒昧进献狂妄浅陋的意见，以烦扰天子的听闻。从前太宗称魏征为敢于直言的人，魏征回答说：“陛下引导臣进言，否则臣哪里敢多次触犯龙鳞呢？”何况如今陛下的盛德超过太宗，臣虽没有魏征那样敢于直言，但把内心全部展现出来，也已经是思虑到了极点。良药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忠言逆耳，却有利于实行，在于陛下自己察鉴罢了。何况臣自从经历忧患以来，衰弱和疾病交相侵袭，气息奄奄，每天都被死亡逼近，常常害怕先于犬马之身填塞沟壑，无法报答陛下盛德的万分之一。如今能够奉承明问，抒发至诚之情，臣的愿望已经满足；即使在今天死去，也如同活着时一样。恭敬地希望陛下哀怜臣，赦免臣愚直的罪过，采纳臣拳拳不变的忠实之心，这是天下的幸运。《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经国 宋高宗绍兴五年，李纲上奏说：“臣私下观察，自古中兴的君主，没有不是由于祖宗积累功德、深深凝结于民心的。所以周宣王的中兴根源在文王、武王，汉光武帝的中兴根源在高祖，汉文帝、景帝以及唐肃宗、宪宗、武宗的盛治根源在神尧、太宗。他们根基牢固，流传深远；即使有时中途衰微，一旦奋发而起，天子的兵威所指，没有不如愿的，挽救衰败、平定乱局、光复旧有基业，并非偶然。恭敬地思量，我朝承受上天的命运，祖宗的功业和德行，代代圣明相承，重重光明、累世和洽，已经将近二百年；深厚的仁德恩泽，浸润万物，百姓拥戴宋朝，亿万年也不会有穷尽。如今国运遭逢阳九之厄，金人作乱，宗庙社稷危急，危如一线。陛下顺应天意和人心，继承大统，到今天已经十年，励精图治，枕戈尝胆，想要平定大祸、迎回两宫、安抚天下，那么能够成就中兴，像周、汉、唐那样，应该没有什么困难。臣听说，形势有强弱，事情有成败；即使弱小，也有能够成功的迹象；即使强大，也有必然失败的征兆，只在于其中的道理如何罢了。譬如医生治疗疾病，不问形体是强壮还是瘦弱，只察看脉象是否正常；兴亡的道理，与此有什么不同呢？过去高祖与项籍相持时，项籍强大，高祖弱小；然而天下人知道高祖必定兴起，是因为他的施政作为符合人心。因此随何借此游说诸侯，使他们多拿着剑归附高祖，最终成就帝业。光武帝起兵攻打王莽时，王莽强大，光武帝弱小；然而天下人知道光武帝必定兴起，也是因为他的施政作为符合人心。因此王常、吴汉、耿弇这一类当时的英俊人才，都共同谋划辅佐光武帝，最终成就中兴。这样看来，强弱成败的道理，大概可以看清了。金人不行正道，像大野猪和长蛇一样，接连吞食中原，可以说是强大了。然而他们倚仗欺诈和武力，残酷狠毒而没有恩德，神人共怒，他们的灭亡必定很快。这就是虽然强大却已有必败征兆的情形。陛下此时乘坐六龙之车，保有江左，遵循时势，暂且韬光养晦，可以说是弱小了。然而陛下的孝悌通达神明，仁爱之心凝结于海内；一旦应合时机而发难，积蓄锐气而奋进，势必会有人起兵响应。这就是虽然弱小却有可能成功的征兆。天下普遍的土地，都是我们的土地；生长在土地上的粮食，所养活的都是我们的百姓；披坚执锐、被敌人驱使服役的，都是我们的将士；垂着衣带、插着笏板、被敌人任命驱使的，都是我们的士大夫。他们的内心什么时候有一天忘记过宋朝呢？只是国家的力量还不能覆盖保护他们，他们不过是在僭伪的国家中苟且求生，姑且逃脱虎狼之口罢了。” 陛下如果真能把天下民众的疾苦放在心上，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那么一个人的心，也就是千千万万人的心，难道还会没有感动吗？难道人民不愿再次看到汉官的威仪，重新成为有礼义的中国人吗？臣希望陛下与几位大臣反复谋划，凡是要施行的政令，都务必以至诚来合乎人情；亲近信任仁德贤能之人，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心腹；驾驭任用杰出之士，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爪牙。谨慎发布号令，不要屡屡更改；明确赏罚刑法，使其与功罪相当；训练士卒，修缮军械；按照义理理财，使征敛不涉及百姓而用度充足；按时积储粮食，使即使遇到灾年，军粮供应也丰足。做到知彼知己，顺应有利条件、利用便利时机，大大振扬天子的声威来压制敌人。臣将看到四方纷纷响应，如暴风骤起、云气聚集一般，声势盛大而不可抵御。中兴的时机已经掌握在手中了。伏望陛下留意审察。纲又论述车驾不应轻易移动的奏章说：『臣近来因上奏论说淮西事务，曾经献上愚昧浅陋的意见。臣私下认为，车驾不应轻易移动，正应当以安静来镇定局势。各将领所统率的重兵不应抽调回来，正应当分别驻扎在要害之地，更加采取自我巩固的办法。臣冒昧想到这些，所说大略而不够详尽。如今听说朝廷任命梁汝嘉为知平江府，正在建造营房一万多间，又召张俊、杨沂中的全军回来驻扎建康。这样看来，移驾的谋划和抽调军马回来的计划，都确实如传闻所说。国家社稷的安危、百姓生灵的祸福，都系于这一举动。臣冒着万死之罪，为陛下详细陈述。』臣听说自古以来用兵而成就大业的人，必定先稳固人心、振作士气，占据地利而不肯首先退却，竭尽人事而不肯首先屈服。因此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相持时，高祖虽然屡次失败，也没有退让一寸土地；后来割让鸿沟，项羽引兵东去，终于在垓下败亡。曹操、袁绍在官渡交战，曹操虽然兵力弱、粮食缺，荀彧劝阻他退兵；后来曹操焚烧袁绍的辎重，袁绍引兵退守，于是曹操攻取了黄河以北。由此看来，今天的事情，难道可以因为一个叛将的缘故，就望风怯敌，仓促自行退让屈服吗？如果果真采取这样的谋划，六龙驾车回转之后，人心就会动摇，没有人再有坚定的意志；士气消沉收缩，没有人再有战斗之心。敌人趁机进攻，谁还会替陛下坚守苦战，抵御强敌呢？况且建康距离平江不过数百里，并没有高山大河作为阻隔，健壮的战马奔驰，几天就可以到达。这样只是徒然留下怯敌的名声，却没有退避所能带来的实际益处。建康有长江天堑这样的险要，尚且不能坚守，那么对吴会地区又能有什么帮助呢？在敌人声势逼迫下，退到临安，再退到闽、粤，退无可退，就到了极点。我们退却而敌人前进，使敌军渡过长江；他们得到一个县就守一个县，得到一个州就守一个州，得到一路就守一路。乱臣贼子、狡猾官吏和奸诈百姓也会跟随依附他们。这样敌人虎踞而势力扩张，即使想像前一天那样返回车驾、重建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也不可能了。只图眼前暂时的安定，而不顾将来后悔得如同咬自己的肚脐，不能算是好的谋划。假使敌骑冲突进逼，不得已而权宜躲避，那还说得过去。如今幸好疆场还没有告急的报告，兵将也没有遭遇不利的失败，朝廷正可以惩戒过去的错误，修整军政，审慎号令，明察赏罚，更加致力于固守，却突然制造这种纷扰，丢弃以前的功劳而踏上后来的祸患，自己走向灾祸失败，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所以臣说：『车驾不应轻易移动，正应当以安静来镇定局势。』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