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七

译高帝下诏评定开国功臣十八人的位次，众人都说：‘曹参功劳最多，应当排第一。’鄂千秋进言说：‘曹参虽然有在野战中攻城略地的功劳，但这只是一个时期的事情。皇上同楚军相持五年，军队损失、士卒逃亡的事情多次发生。萧何常常从关中派兵补充这些损失；军队没有现成粮食时，萧何又从关中转运粮食，供应不缺。陛下虽然多次丧失崤山以东的土地，萧何却常常保全关中来等待陛下归来，这是万世之功。如今怎么能凭一时的功劳超过万世之功呢？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帝说：‘好。’于是赐给萧何入殿可以佩剑、穿鞋，并且入朝时可以不快步走。皇上又说：‘我听说举荐贤能的人应受上等赏赐，封鄂千秋为安平侯。’ 汉高帝十一年，梁王彭越因谋反被夷灭三族，首级悬挂在洛阳。朝廷下诏：‘有敢于收殓、探视彭越尸体的人，立即逮捕。’栾布为彭越祭祀并哭吊，官吏将他逮捕上报。高帝召见栾布，骂道：‘你要同彭越一起谋反吗？我禁止别人收殓他，你却独自为他祭祀哭吊，显然是同彭越谋反！’于是催促把他烹杀。栾布说：‘希望说一句话再死。’高帝说：‘你要说什么？’栾布说：‘当初皇上在彭城受困，在荥阳、成皋一带战败，项王之所以最终不能向西进军，是因为彭王据有梁地，同汉联合抗楚，使楚军困苦。当时彭王只要稍有偏向，帮助楚汉就会失败，帮助汉楚就会失败。况且垓下之战，如果有彭王参战，项氏就不会灭亡，天下也不会平定。彭王剖符受封，也希望把封国传给万世。如今陛下在梁地征兵，彭王因病不能前来，陛下却怀疑他谋反；谋反的形迹尚未显现，只因苛细的小案便将他诛灭，臣担心功臣人人自危。如今彭王已经死了，臣活着还不如死去，请让我接受烹刑。’于是高帝赦免了栾布的罪，任命他为都尉。汉元帝时，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与西域副校尉陈汤出使西域，假传诏制，调发城郭诸国的军队，以及车师戊己校尉屯田的吏士，进攻并斩杀郅支单于。元帝内心嘉奖他们的功劳，但匡衡、石显却争论此事。宗正刘向上奏说：‘郅支单于囚禁、杀害汉朝使者和吏士达数百人，事情在外国公开传扬，损害了汉朝的威势和尊严，群臣都为此忧虑。陛下显明地表示要诛杀他的意图，从未有过迟疑。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承受圣意，倚仗神灵，统领百蛮之君，调集城郭之兵，冒着百死进入绝域，最终踏入康居，屠灭五重城，拔取郅支部属的旗帜，斩下郅支的首级，把旌旗悬示在万里之外，在昆山以西扬威，洗雪谷吉被害的耻辱，建立显赫昭明的功绩。万夷震慑臣服，没有不恐惧震动的。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经被诛，既高兴又害怕，向慕汉朝声教，奔驰而来归义，叩头入朝称宾，愿意守护北方藩篱，世世代代称臣，建立千载功业，造成万世安宁。群臣的功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周朝大夫方叔、吉甫替周宣王征讨猃狁，百蛮都来服从。《诗经》说：“军容盛大，声势猛烈，像雷霆、像雷声。显赫忠信的方叔，征伐猃狁，使蛮荆都来畏服。”’ 《周易》说：‘有嘉美之事，斩下首恶，俘获的不是他的同党。’意思是赞美诛杀首恶之人，而其他不顺服的人都来归附。如今甘延寿、陈汤所诛杀的郅支单于，其震撼之势，即使《易经》所说的斩首恶、《诗经》所说的雷霆之威也比不上。评定大功不能计较小过，举扬大的美德不能挑剔细小瑕疵。《司马法》说：‘军中的赏赐不能超过一个月，目的是使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这是因为重视武功，重视任用人才。吉甫凯旋归来，周王厚厚地赏赐他。《诗经》说：‘吉甫宴饮欢喜，已经多多接受福祉；从镐京归来，我出征已经很久，千里之外的镐京尚且觉得遥远，何况在万里之外，他的劳苦实在太大了。’甘延寿、陈汤既没有得到应有的福禄报偿，反而使舍生取义的功劳受到压抑，长期在执掌文书法令的人面前受挫，这不是用来劝勉有功之人、激励戎士的办法。‘从前齐桓公前有尊奉周王的功劳，后有灭掉项国的罪过，君子认为他的功劳足以掩盖过错，所以替他隐讳。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损失五万军队，耗费亿万钱财，劳苦四年，只得到骏马三十匹；即使斩下大宛王毋寡的首级，也不足以抵偿费用。他个人的罪恶很多，汉武帝认为这是万里征伐，不计较他的过失，于是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官一百多人。如今康居国比大宛更强大，郅支单于的名号比大宛王更有分量，杀害汉使的罪行比扣留汉朝马匹严重，而甘延寿、陈汤没有劳烦汉朝士卒，也没有耗费一斗粮食；同贰师将军相比，他们的功德超过百倍，而且还得到常惠随同，正想进攻乌孙。孙、郑、吉三人从外地迎接归来之日，仍然都裂土受爵。因此若论威武和劳苦，他们超过方叔、吉甫；若论功劳足以掩盖过失，他们优于齐桓公、贰师将军；若论近期的功劳，他们高于安远侯、长罗侯。然而大功尚未彰显，小过却多次流传，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应当及时解除他们的悬挂罪籍，记录在册，免除过失而不再追究，尊崇并优厚他们的爵位，以此劝勉有功之人。汉成帝时，陈汤下狱，按罪应当处死。太中大夫谷永上奏说：‘臣听说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此侧着身子坐，以示忧惧；赵国有廉颇、马服君赵奢，秦国不敢窥伺井陉。近代汉朝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向南逼近沙漠。由此说来，能在战争中取胜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不可不加以重视。君子听到战鼓声，就会想到统率军队的大臣。臣私下看到关内侯陈汤先前任西域都护副使，愤恨郅支无道，怜悯国王想要诛杀他，于是没有多加谋划，凭借义勇奋发行动，最终兴兵疾驰，横行乌孙，越过郅支赖以据守的地区，屠灭五重城，斩下郅支首级，报了十年来未能诛杀他的仇恨，洗雪边吏长期以来的耻辱，威震百蛮，武威畅达四海。自汉元帝以来，征伐境外的将领，从来没有这样的功劳。如今陈汤因所上奏的事情不合实情而获罪，长期幽禁，案件历时很久不能决断，执掌法令的官吏还想把他置于死刑。过去白起任秦将，南面攻取郢都，北面坑杀赵括，只因一点小过失，便在杜邮赐死；秦国百姓怜悯他，没有不流泪的。如今陈汤亲自执掌兵权，在万里之外席卷敌境、浴血作战，把功劳荐告于祖庙，向上帝报告，披甲之士无不仰慕他的义举。他只是因为上奏政事而获罪，并没有显著的罪恶。《周书》说：‘记住别人的功劳，忘掉别人的过错，这是适合做君主的道理。’犬马为人效劳，尚且还要用车帷覆盖来报答，何况国家的功臣呢？臣私下担心陛下忽视战鼓声所表达的意义，不体察《周书》的意思，忘记应当施加的恩报，让庸臣审理陈汤，最终听从法吏的意见，使百姓产生像秦国百姓怜惜白起那样的遗憾，这不是激励为国死难之臣的办法。

译汉哀帝时，议郎耿育上书陈述有利于国事的意见，趁机替陈汤申辩说：‘甘延寿、陈汤为圣汉宣扬洞察幽深、声威远播的威势，洗雪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中不受约束的君主，俘获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敌虏，哪里有可以相比的功劳呢？先帝嘉奖他们，接着下明诏，宣扬他们的功绩，改元并载入历法，使之流传无穷。正当南郡进献白虎、边境没有警报时，先帝已经卧病，但仍然挂念此事没有忘记，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为他们树立功绩。唯独丞相匡衡排斥他们，不肯给甘延寿、陈汤各封数百户食邑，这是功臣战士失望的原因。汉成帝承继开国的基业，凭借征伐所建立的威势，兵革不用，国家无事，可是大臣倾邪，谗佞充斥朝廷，竟不能深思事情根本和末节的艰难，不能吸取防患于未然的教训，反而想独揽君主的威权，排斥、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蒙受冤屈，拘禁起来不能自行申辩，最终以无罪之身老弃敦煌。那里正处于西域交通要道，竟使这位以威名折冲敌人的大臣转身就受到郅支遗留部众的嘲笑，实在可悲。直到今天，出使外族的人没有不陈述诛杀郅支的事情，以宣扬汉国的强盛。借助一个人的功劳来威慑敌人，却抛弃这个人的自身来满足谗言，难道不可痛惜吗！’ 况且处于安定时不能不防备危险，国家强盛时也必须考虑衰败。如今国家既没有汉文帝多年节俭积蓄的富饶，也没有汉武帝不断招延、诛杀枭雄、擒获敌人的臣将，只有一个陈汤而已。假使后世不如陛下，也还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封表他的墓，以此劝勉后来的臣子。陈汤幸而身逢圣明时代，功劳还没有过去多久，反而听任奸邪之臣驱逐、斥退、远放，使他逃亡分散，死后也没有安葬之处。远见卓识的人无不估量此事，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世都难以相比，而他的过错不过是人情中常有的小过。陈汤尚且如此，即使后来有人折断筋骨、暴露尸骸，也仍会受制于流言，被嫉妒的大臣拘系掠夺。这正是臣为国家忧惧不安的原因。’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封功臣为列侯，邓禹、吴汉都食邑四县。博士丁恭上奏说：‘古代分封诸侯不过方圆百里，如今封给四县，不合乎法制。’光武帝说：‘古代国家灭亡，都是因为无道；从未听说功臣封地多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光武帝因为贵人兄长阴识有军功，想增加他的封地。阴识说：‘臣有幸凭借外戚关系托身掖庭，陛下又加给我爵位和土地，这样就成了亲戚因关系受赏，而不是全国人按功劳计算了。’光武帝听从了他。汉桓帝时，许多诸侯没有功劳却因恩泽受封，群臣不满，却没有人敢进谏。大鸿胪赵典独自上奏说：‘没有功劳却赏赐，辛劳的人就不会受到鼓励；上位者受到玷辱，下位者受到羞辱，混乱的征象就会触犯天道。况且高祖曾发誓，没有功臣不得封侯。应当一律削除、免去这些人的爵位和封地，以保存旧有典制。’桓帝没有采纳。汉桓帝想褒奖、尊崇大将军梁冀，朝廷内外都说梁冀的功勋德行应当比拟周公，赐给他山川、土地和附庸。司空黄琼上奏说：‘梁冀先前因亲自迎接皇帝的劳苦，增加食邑三十户，他的儿子梁胤也加以封赏。过去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使教化达到太平，所以大大开拓疆土，开辟土地七百里。如今诸侯以户数和食邑为制度，不以里数为限。萧何在泗水认出高祖，霍光平定危乱使国家复兴，他们都增加户数、扩大封地来彰显功劳。梁冀可以比拟邓禹，合计食邑四县；赏赐等级同于霍光，使天下知道赏赐必与功劳相当，爵位不超过德行。’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汉献帝时，曹操上奏说：‘从前袁绍侵入京城郊外，在官渡交战。当时兵力少、粮食尽，我打算退回许都，写信同荀彧商议，荀彧不同意。我提出应当前往进攻的有利条件，发扬继续进讨的谋略，这更坚定了我的意志，改变了我的愚见，于是摧毁大逆之敌，重新夺取他的军队。这是荀彧看到了胜败的关键，谋略非世间常有。等到袁绍败亡时，我的粮食也用尽了，认为河北还难以谋取，想要南下攻打刘表，荀彧又阻止我，陈述其中的得失。我采用他的意见回师，于是吞并凶恶的势力，平定四川。假使我在官渡退兵，袁绍一定会击鼓前进，形成颠覆之势，而不会有取胜的可能。后来如果南征，兖州、豫州就会被丢弃，既难以取得利益，又将失去根本根据地。荀彧的两次劝阻，使国家由亡转存，由祸转福，谋略卓异、功劳非凡，是臣所不能及的。因此先帝重视指示踪迹、筹划谋略的功劳，而轻视亲自搏杀、俘获敌人的赏赐；古人尚且重视帷幄之中的谋划，何况攻战防御的谋略。以前对荀彧的赏录，还没有相称于他崇高的功勋，乞请重新评议，酌定他的食邑。’ 西晋武帝时，议郎段灼上奏说：‘从前讨伐蜀国，招募凉州的兵马和羌人勇士，许诺给他们丰厚报酬，五千多人跟随邓艾讨贼，功劳都列为第一等。然而乙亥诏书规定，州郡将领、督将不能同朝廷内外军队一样受封，即使功劳列在上等，也没有应当封侯的人。只有金城太守杨欣所统领的军队，凭借逼近江由的声势，得以封侯三十人。自金城以西，不在杨欣部下的，没有一人受封。如果属于中央军的范围，即使功劳下等也必定封侯；如果是州郡军队，即使功劳高也不封，这就不是所谓近处不厚加施恩、远处不遗漏恩赏了。臣听说鱼因为贪食香饵而上钩，勇士因为重赏而死战。所以荆轲仰慕燕丹的义气，专诸感激阖闾的爱重，匕首在秦廷中挥动，吴刀在鱼腹中闪耀，视死如归，难道没有原因吗？功名和厚赏，是士人所争取的；赏罚不平而导致怨恨，由来已久。《诗经》说：“布谷鸟在桑树上，它的雏鸟有七只；善人君子，他的仪容始终如一。”臣认为这类人应当防止爵位和赏赐不公。当时王濬有平定吴国的功勋，却被王浑诬陷毁谤，武帝虽然没有听信，也没有明确赏罚，只任命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天下人为此都怨恨。’ 博士秦秀上奏说：‘自大晋开国以来，辅国将军的名号，大多是凭旧日恩宠授予的；这使王濬在没有功劳时就获得九卿般显贵的职位，建立功劳之后，反而得到受宠之人的侮辱性称号。四海之内看到这种情形，谁不失望？蜀国小、吴国大，平定蜀国以后，两位将领都加授三公之职。如今王濬回来却降低品秩，天下怎么能不疑惑呢？’吴国还没有灭亡时，即使凭借晋朝三祖的神明武略，仍然亲身承受吴国的威胁；凭孙皓的虚名，也足以震动中原。吴军每次小规模出动，虽然圣心知道它将要灭亡，但中原仍然立即心怀惶恐。当时如果有人借助天子的百万大军，平定吴国并据有它，同国家结成兄弟之盟，臣恐怕朝野上下其实都甘愿如此。如今王濬率领蜀汉旧卒，数十天就平定吴国，即使把吴人的财宝全部拿来赏给他，这本来就不是他应得的分内之物，难道还要立刻同他计较得失吗？’

译晋惠帝永康初年，杨骏辅佐朝政，大肆进行封赏，广泛培植党羽。散骑常侍、侍中石崇等上奏说：‘陛下的圣德光照四方，皇室的神灵开启国运，正位东宫二十多年，道德教化流布，万国归心。如今承继宏大的基业，这是上天授予的。至于颁行赏赐、授予爵位，比泰始年间革命之初还优厚，这是第一件不安。吴国僭越叛逆，祸患持续近百年，边境遭受它的荼毒，朝廷为此废寝忘食。先帝凭独断的聪明，施展神武的谋略，荡平消灭逃亡的贼寇，容易得像摧折枯木。然而谋臣猛将仍然有竭尽思虑、耗尽力量的功劳，如今恩泽封赏却比灭吴的功劳还优厚，这是第二件不安。上天眷顾保佑，确实在于大晋；国家世代延续的年数，没人知道它的限度。如今开创的制度，应当流传给后世；如果尊卑没有差别，有爵位的必定晋升，几代之后，岂不是人人都成为公侯？这是第三件不安。’臣等冒昧陈述，私下认为泰始初年以及平吴后评定功劳的制度，名册文书都完整保存；即使不能远远遵循古代典制，也应当依照旧事办理。奏书上呈后没有被采纳。梁武帝时，御史中丞任昉上奏说：‘臣听说将军临阵退缩，哪怕只后退一小步也有罪；回头观望、躲避敌人，迟延、阻挠军务都要受刑。至于赵国太后的母亲深知赵括无能，请求不要让赵括承担罪责；魏国君主制定法令，使抵罪已经算轻了。由此可知，败军之将身死家戮，自古以来就有明确的惩罚。臣私下考察獯猃侵扰边境，只是暂时扰乱疆界；王师轻装进讨，所向披靡。因此淮州、徐州献上捷报，黄河、兖州凯旋，东关没有经历一场战争的劳苦，涂中也很少花费千金。然而由于司州同朝廷相隔遥远，又斜对着敌境，所以使狡猾的敌虏横行，拖延了年岁。已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领激励义勇之士，奋不顾身，保全城池至死坚守，从冬到秋，仍然不断转战，多次击败敌虏。拿居延相比，是陵降而蔡道恭坚守；拿疏勒相比，是耿恭守存而蔡道恭战死。假使郢州的援军及时接应、提供援助，那么单于的首级早已悬挂在北阙，哪里只是接受投降、修筑受降城而已呢？实在是因为郢州刺史臣萧景宗奉命应当受罚，却没有及时发兵前进，所以使敌人像刺猬结集、蚂蚁聚集一样，依靠水草据守；他反而按兵不动、徘徊观望，迟缓救援而资助敌人，终于使孤城苦苦坚守，力量耗尽而屈服于凶威。即使如此，也还应当坚守三关，再谋求进取。’ ‘可是他却退兵并伸长脖子等待，自己造成失败，边疆受到侵扰惊骇，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如果没有严明的刑罚和赏赐，怎能安置萧景宗的罪责？现谨按：持节都督郢、司二州诸军事、左将军、郢州刺史、湘西县开国侯臣萧景宗，从军中被擢升，遇到许多幸运之事；指挥谋划并非他的才能，获得胜利有什么辛劳？却赏赐他显赫的通侯爵位，使他的荣耀高过列将。责任刚刚减轻，钟鼎之礼便立即列入，与戎狄和睦的大功还没有像二八女乐那样陈列，他从头到脚的功劳都归于造化，恩泽润及草木原野，难道是他自己获得的吗？况且蔡道恭已经去世，城池坚守了数十天；萧景宗还活着，却在一天之内弃甲逃走。生者是曹景宗，死者是蔡道恭，优劣竟然如此，只有这个人还有脸面吗？从前汉光武帝任命将领，坐在朝廷就能预知千里之外的战事；魏武帝设置法令按律执行，所以事情一经发生就必定依法办理，极细微之处也没有差错。伏惟圣上武略英明挺拔，世上罕有，料敌制变，万里之外也没有差错；奉行这些法度，确实弘扬了祖宗庙堂的谋略。只有这个庸昧固执的人，按理说已没有什么可劝说的。自从叛逆的胡人放纵横行，长期成为中原的祸患，圣朝于是顾念只隔一车书之远的百姓，怜悯司州百姓，使他们遭受不应有的屈辱；陛下早朝长叹，心怀怜悯，造成这次失败，他还有什么罪责可以逃避呢？应当依正刑法，严肃明确典章宪法。臣谨此弹劾请求，按照现行事例免去萧景宗所任官职，交太常削除爵位和封地，收押交给廷尉，依法狱治罪。’ 至于他的军中辅佐官员、偏将和副将，以及牵连到应当一并追究罪责的人，另行交给治书侍御史拘捕审理，随着查出违犯情形继续上奏。臣谨奉上弹劾文书报告此事。北魏孝明帝时，行台左丞辛雄在军中上奏说：‘凡人之所以面对坚固的敌阵来保全自身，迎着刀刃而不畏惧，一是求取荣誉名声，二是贪图丰厚赏赐，三是害怕刑罚，四是躲避祸患。没有这几件事，即使圣明的君王也不能劝勉臣下，慈爱的父亲也不能激励儿子。明主深知其中的情理，所以赏赐一定施行，惩罚一定兑现，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之人听见鼓声、看见旌旗，无不奋发激励，争先奔赴战场。难道他们是厌恶长久活着而喜欢早死吗？只是利害悬在面前，想停下来也不能罢了。自秦州、陇地发生叛乱以来，已经历时数年；蛮夷左衽之地扰乱常法，也已经有多年。凡是参加战事的有数十万人，三方军队大多失败、很少取胜。考察其原因，是因为赏罚不明。陛下希望天下早日平定，怜悯征夫的劳苦憔悴，于是下明诏，要求赏赐不得拖延。但兵将的功勋，经历多年仍不能决定；逃亡军队的士卒，却安然在家。以致节义之士没有可以勉励仰慕的对象，庸人也没有畏惧震慑之事。进攻敌人，死了也很久得不到赏赐；退却逃散，保全性命却没有罪责。这就是他们望见敌人便奔逃沮丧、不肯竭力进攻的原因。如果再次发布明诏，重新衡量赏罚，军威必定振作，贼寇也就容易平息。’ 臣听说在万不得已时，宁可舍弃食物而求取信用。由此推论，信用片刻也不能废弃。赏罚是陛下容易做到的事情，尚且不能完整地实行；进攻敌人是士卒困难的事情，却想让他们必死作战，难道可以做到吗？臣既然庸弱，又惭愧地担任出使军中的职务，依职分所见，冒昧上报。希望陛下审察是否可行。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下诏询问刑罚应当宽缓还是严酷。秀州长史樊孝谦上奏说：‘臣听说君王建立国家，要用刑罚辅助礼制，就像寒暑辅助阴阳，山川沟通天地。自从末世以来，法令逐渐繁多，秦国的篆书无法写尽，楚国的竹简也不能全部记载。有司因此打开两条门路，刑罚轻重全凭个人心意，宽严冷热随意变化。周官所说的三种刑典，被抛弃得像吹去毛发一样；汉律九章，违犯起来如同翻手一样容易。于是使长平的狱气得到酒才消散，使东海孝妇因灾异出现才得以昭雪。诏书挂在墙上，有善法却没有人遵守；奸吏一到门前，即使没有所求也没有办不到的事。这都是因为君上失去了治国之道，百姓看不见德政，而议论的人执迷不悟，不去探究根本。钟繇、王朗迫于怨恨而责怪张苍，祖讷、梅陶共同归罪于文帝，便说让尸体复活、使躺倒者起立，就在于恢复肉刑，治理成功、国家兴盛同周礼没有关系。伏惟陛下天未明就临朝，留心政务，用明确的刑罚纠正诸侯，用恩德抚育百姓。黄旗紫盖已经断绝于东南，白马素车将要降临轵道。如果还要再使用严酷的典章和深文周纳，臣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呢？人同天地一样，都禀受阴阳之气，安定时希望生存，受到扰乱时就图谋死亡。所以王者治理天下，务必先施行礼乐；如果有人仍不服从，才使用刑法，宽刑和严刑一并设置，水与火同时陈列。’

译从来没有只专任商鞅、韩非那一套刑法而能长久的。过去秦国归还士卒，晋国的盗贼前来投奔；舜任用皋陶，不仁之人自然远去。只要让释之、定国相继担任司法官，龚遂、文翁接连担任郡守，减省闲杂的律令，统一遵循这一套法度。高兴地听取汲黯的言论，哭着停止昭平的罪案，那么天下自然得到治理，大道公正地推行，乳兽收起利牙，苍鹰垂下翅膀。把国家称为成康之治，有什么困难呢？后周武帝刚刚平定齐国后，想赏赐那些留在京城、没有参加司武中士职务的从官，柳彧上奏说：‘如今太平刚刚开始，赏赐应当明确；酬报功勋、回报劳苦，务必先分清根本。屠城破邑，出自圣上的谋划；斩将夺旗，必定依靠圣上的神妙谋略。至于背负武器、穿着铠甲，出征防守而辛劳，以及镇抚国家、承担宿卫重任，都共同承受既定的筹划，并不是单靠个人才能。留守和随从办事的人功劳相同，应当给予同等赏赐。’武帝听从了他，于是留守人员一并加授品级。保定二年，三老于谨上言说：‘治理国家的原则，必须有法。法是国家的纲纪，不可不端正。关键在于赏罚。如果有功必定赏赐，有罪必定惩罚，那么行善的人会越来越多，作恶的人会越来越少。如果有功不赏，有罪不罚，那么天下善恶就无法区分，下面的人将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唐太宗时，任命中书令房玄龄为防国公，工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三人都列为第一等，享有实封三千三百户。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上书说：“义旗刚起时，我率兵最先赶到；如今房玄龄等只会舞文弄墨的人，功劳却排在第一，我私下实在不服。”太宗说：“国家的大事，只有赏和罚。赏赐如果与功劳相当，无功的人自然会退却；惩罚如果与罪行相当，作恶的人都会畏惧。由此可知，赏罚不能轻率施行。如今计算功勋而行赏，房玄龄等人在帷幄之中筹划谋略、谋定国家，有安定社稷的功劳，这就像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驰骋战场、追踪敌人的功劳，但由于筹划后勤、推动军队前进，所以功列第一。叔父是国家至亲，我当然没有吝惜之意，只是不能因私情滥把您和有功之臣一同赏赐。”因此，各位功臣互相说：“陛下极其公正，赏赐都不偏私自己的亲属，我们怎么还能妄自申诉呢？”当初，高祖登记宗室名籍，弟弟、侄子以及再从、三从亲属中，年幼的孩子以上被封为王的就有几十人。到这时，太宗对群臣说：“自两汉以来，只有皇子的儿子和皇帝的兄弟可以封王；关系疏远的宗室，如果没有大功，像汉代的贾泽那样，就不能受封。” 如果一概封为王，就会多给他们役使的民力，甚至使百姓劳苦来供养自己的亲属。”于是，宗室中原先封为郡王的，其中没有功劳的都降为县公。侯君集任交河行军大总管，讨伐平定高昌后，擅自把配没的罪犯、珍宝和妇女据为己有，有关官署弹劾他。太宗下诏命侯君集到狱中接受簿录审问，中书侍郎岑文本劝谏说：“高昌的罪行，议论的人认为它地处遥远，想置之于法外；只有陛下独具明见，授予克敌制胜的谋略。君集接受旨意，约定期限平定消灭敌人。如今论功赏赐将帅和随军出征的人，都将受到重赏。还不到几天，却又把他交给属官审讯，天下听说此事，会认为陛下只记过失而遗忘功劳，这样无法劝励后来的人。况且古代出兵战胜敌人，即使重赏也不嫌过分；如果不能取胜，就应当显著地处死。一个人有功时，即使贪财放纵欲望，尚且可以保全爵位和封邑；没有功劳时，即使勤勉自持、洁身自守，也不能免于斧钺之诛。所以说：‘记住人的功劳，忘掉人的过错，这才适合做君主。’从前李广利贪财而不爱惜士卒，陈汤盗取所收缴的康居财物，两位君主都赦免了他们的罪，封他们为侯并赏赐黄金。将帅之臣，谨慎小心的少，贪污的多，军法说：‘有才智的使用他的智谋，有勇力的使用他的勇力，贪婪的利用他的贪利之心，愚笨的利用他的不计生死。’所以有智谋的人乐于建立功劳，勇敢的人喜欢施展志气，贪婪的人争相追逐利益，愚笨的人不计较死亡。因此，古代圣王任用人，一定取用他们的长处而舍弃他们的短处。陛下应当再次宽宥侯君集，使他恢复朝廷官列，以此劝励有功之人。”太宗醒悟过来，释放侯君集，不再追问。桂州都督府的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死后，他的家人却卖掉了珠宝。太宗听说后，在朝廷宣布说：“此人生平，宰相们都说他清廉；如今既然如此，推荐他的人难道能没有罪吗？一定要严加审理，不能放过。”侍中魏徵上奏说：“陛下一向说此人清廉，却没有见到他接受财物的地方；如今听说他的家人卖珠宝，就要治推荐者的罪，臣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正谨慎、始终不改的，只有屈突通、张道源而已。屈突通的三个儿子来参加选官时，只有一匹瘦弱的马；张道源的儿子不能自立，也没有见谁提及此事。如今李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多次受到赏赐，任官到死后，也没有说他贪婪残暴；他的妻子儿女卖珠宝，并不构成罪过。确认他清廉，却不加存问；怀疑他贪污，却牵连责罚推荐者。虽说是痛恨邪恶而不疑惑，实际上却是喜爱善人而不够笃实。臣私下思量，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恐怕有见识的人听说后，一定会产生冤屈的议论。”太宗拍掌说：“我仓促之间没有思考周全，竟听到了这番话，这才知道谈论事情并不容易。”于是也不再追问，并命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各授一官。太宗曾经和大将军蔺謩说话，蔺謩没有回答。太宗发怒，把他拘禁起来。后来知道他是聋人，便释放了他，不再追究。他对侍臣说：“我昨天发怒，如果就这样给蔺謩加罪，岂不是滥施刑罚吗？”魏徵回答说：“古代帝王常常因一时的喜怒而滥施赏罚，如今陛下因蔺謩不答话而发怒，却还能回头反省。如果这种心意始终不改变，就是天下人的福分。”

译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上奏说：“右冀宁奉行宣敕，命令抄录卿和各位学士的名衔，一并进呈。冀宁又对臣说：‘圣意认为我们自从到了奉天，书诏堆积如山，想为我们改任升迁，以奖励勤劳。’臣接受诏命，既惶恐又惭愧，反而觉得不合适，进退彷徨，不知如何是好。臣以浅薄的儒学被选入翰林，虽然职掌不同于谋议国事，却参与近侍之恩。当陛下用兵时，臣没有献出决定胜负的谋略；跟随陛下避乱出行时，也没有提出奇谋。面对危难，缺少舍命尽忠的气节；知道形势艰难，也没有争着伏死效命。侍奉君主的大道，臣全都荒废了，只是琐屑地供职，哪里值得称说？君主任用臣子，是为了共同成就治理。治理不失于正道，祸乱从哪里产生？祸乱逐渐兴起，是因为治理违背正道。君主遭逢危难，实在是臣子的罪过。因此，君主忧患，臣子就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子就应当死。如今陛下亲身遭受逼迫威胁，露宿在京城郊外，园寝宗庙受到震惊，这可以说是受辱了；敌寇逼近，也可以说是忧患了。臣私下认为，如今在位而责任重的人，罪责就大；职务接近君主的人，责任就深。臣的职务也相当接近陛下，应当承担责任，怎么可以反而增加荣宠？又听说刚到奉天时，已经颁布诏命，随从护驾的将吏一律加授两阶。如今如果翰林中只有我们得到改任升迁，就是赏赐不依照命官的制度，以私下登记勤劳来论功，那么臣等升迁就过于优厚；若要劝励后来者，跟随的官员加阶又太薄，前后失去次序，轻重不合。所有官员，谁不会因此灰心？施行刑罚时先治尊贵亲近者、后治卑微疏远者，命令就没有人敢违犯；施行赏赐时先赏卑微疏远者、后赏尊贵亲近者，功劳就不会被遗漏。至于追随君主、护卫皇家，本来就是臣子的本分，跟随车驾出行，哪里值得特别表彰？陛下如果认为朝廷官员中有跟随的、有不跟随的，事情需要区别，以警戒不随从者，那么希望先记录大的功劳，再遍及各类人员，然后按照惯例一同施恩。臣又怎敢独自推辞特殊恩宠？只是这样曲意施加恩宠，实在会伤害大体，臣不胜惭愧恐惧之至。谨奉此状上奏。” 苗粲任郎中时，陆贽想提升他的官职，德宗不答应，说：“晋卿过去代理处理政事时，有不臣之言，又给他的儿子取名，名字都与帝王相同，应当把他安排为外官。”陆贽上奏说：“君王授予人爵位一定在朝廷，惩处人一定在市朝，这是说要让天下共同知晓。奖赏却不说明他的善行，这叫曲意宽免；惩罚却不写明他的罪恶，这叫诬陷伤害。曲意宽免会使授受不明，私下邀宠的门路开启；诬陷伤害会使冤枉和正直无法辨别，谗言离间的道路畅通，怎么能不谨慎呢？如果陛下认为晋卿奸邪，苗粲等应当获罪，就应当公开议定他们的罪行；如果知道他们受到诬陷，也应当提升苗粲等人，以昭示天下。况且晋卿出身文士，做到台辅，谦逊柔和、敦厚宽容，受到三朝推重，怎么肯谋划灭族之事？即使他极其狂妄险恶，也不至于做这种事，何况是老臣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韩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六月八日的敕令，因为狂贼伤害宰相、擒捕陛下，陛下悲伤震悼，寝食不安，特意颁下诏书，明确规定条格。诏书说有能捉获贼人的，赏钱一万贯，并且破格授官。如今参与下手的贼人四名中，已经抓获三名，剩下两人，大概不足为虑。追查踪迹，知道他们是承宗所指使，朝廷又颁下明确诏令，断绝其朝请，并且对王士则、士平等施行八日之内授官的制度，这些都已实行。唯独赏钱还没有发给，众人疑惑，不知道圣意。听说最初把赏钱张榜置于集市那天，市中每天有几万人围观，来回观看，叹息感慨，离去后又回来，一直到天黑。百姓小民看重钱财而轻视义理，不能深刻理解事情的根本，只见赏钱没有发下，便以为朝廷吝惜这笔钱、不守信用；近处传到远处，也无法辩明。况且悬赏本来是为了捕贼，如今贼已被诛杀；如果没有人捉获，国家凭什么得到这些贼人并依法处刑呢？承宗因此被赐令诛杀并断绝关系，士则、士平又因什么获得美官呢？三件事既然都因捕获贼人而起，捕获贼人必定有其人；不发赏钱，实在难以理解。假如圣心另有考虑，确实认为不应加赏，那么天下百姓以及后世长久以来的人会怎样看呢？” 何况如今元济、承宗还没有擒灭，两河之地大半尚未收复，陇右、河西都陷于敌手，更应该明确约束，使信用先于言语建立，以号令指挥谋求功利。况且自陛下即位以来，接连取得大功：斩杀杨惠琳，收复夏州；斩杀刘辟，收复剑南东川、西川；斩杀李锜，收复江东；擒缚卢从史，收复泽州、潞州等五州。威德所到之处，军队甚至没有沾染兵刃，就收复魏博等六州，并使张茂昭、张愔收复易定、徐、泗、濠等五州。自创业以来，历代圣君的功德没有能超过陛下的，真可说是显赫巍峨，光耀前后。这是上天授予的，也是陛下神圣英武的德行，陛下是大唐中兴之君，宗庙神灵共同护佑。只要不断勉力进取，守信用，旧日失地就没有不能收复的，太平也不难实现。这就像骑快马走平路，迟速进退，都由自己决定；心想往哪里去，没有不能到达的。正当此时，更应当向世人显示信用。孔子为了保存信用，宁愿舍弃粮食；人没有粮食不能生存，尚且想舍弃生命来保存信用，何况可以无缘无故轻易抛弃信用吗？从前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想使国家富强、军队强盛，向全国发布法令，又担心人们不相信，于是在都城南门立下三丈高的木杆，招募能把它搬到北门的人，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到了北门，秦孝公立即赏给他五十金。秦人因此认为君主的话一定算数，法令大为推行，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天下无敌。三丈高的木杆并不难搬，搬动它也没有什么功劳；孝公立即给他金钱，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话一定算数。从前周成王还年幼，和弟弟叔虞玩耍时，削桐叶做成珪，说：“用晋地封给你。”他的臣子史佚于是请求选择日期立叔虞为侯。成王说：“我只是和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没有戏言；说出的话，史官就要记载，礼官就要使之成为礼制，乐官就要谱乐歌颂。”于是终于把叔虞封在晋地。从前汉高祖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任凭他使用，不追问支出。命他谋划对付项羽，陈平用黄金离间楚军；几年之间，汉朝便取得天下。议论者都说汉高祖深知利益，能用黄金四万斤取得天下。由此看来，自古以来，没有不信守言语而能建立大功的，也没有不花费少量财物而能取得大利益的。臣对于告发贼人的人本来没有恩义，即使他们得到赏赐，也完全与臣无关。臣之所以区区尽言，不避烦扰，是希望陛下的信用能够行于天下。希望陛下宽恕臣愚陋偏拙的罪过，体察臣恳切至诚的心意；这关系到天下的福分，并不是臣个人的福分。”

译宪宗元和元年，左拾遗元稹上奏说：“臣听说，法令能够在下面必定推行，靠的是信用。法令如果不可信，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如今陛下刚开始治理天下，最关心百姓；至于治理地方、爱护百姓的官员，更应当慎重选择。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不应当徒然授官；如果已经任用，也不能频繁调动。臣私下看到，近来刚任命宁州刺史论傪、防州刺史高弘、本来任通州刺史的豆卢靖，还不到十天，诏令就都被追回；又任命杜兼为苏州刺史，走了不到一半路程，又改任郎署。臣不知道是谁向陛下请求授予他们官职，又是谁向陛下请求追回诏令？追回是对的，授予就是错的；授予是对的，追回就是错的。把错误当作正确，必须加以处罚，然后下面的人才不敢轻率推荐；把正确当作错误，也必须追究罪责，然后下面的人才不敢凭私意行事。这就是先王不用发布命令而人们服从、不必多说而人们相信的原因，难道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如今陛下像丝带般郑重的诏令早晨颁下，收回成命的诏书晚上就施行，纷乱不止，却没有人承担罪责。臣私下担心，陛下的命令尚且不能取得朝廷的信任，何况取得天下的信任呢？臣希望陛下查考推荐者的说辞，审察追回诏令者的请求。如果推荐者的说辞正直，那么请求追回诏令的人就不能没有过错；如果追回诏令的理由更充分，那么推荐并授官的人也不能没有罪责。赏罚、是非，都应当明确恰当。何况陛下刚开始治理百姓，教化全新，诰令一经发布，四方都在仰望；稍有得失，天下一定都会听闻。臣实在庸愚，错误地位列谏官，职责在于进言，不敢苟且偷安。如果有所补益，即使死一万次也没有遗憾。臣不胜愚昧迫切、恳切至诚之情。” 元和五年，裴垍对宪宗说：“军器使吐突承璀首先倡议用兵，使天下疲敝，最终却没有成功。陛下即使因为旧日恩情不把他显著处死，难道也能完全不把他贬出朝廷，以向天下谢罪吗？”李绛上奏说：“陛下不责罚承璀，日后再有战败的将领，应当怎样处置？如果杀了他，就是同样的罪却受到不同的惩罚，他一定不服；如果释放他，谁还不保全自身、轻视敌寇呢？”皇帝立即罢免了吐突承璀。元和六年，李吉甫对宪宗说：“赏罚是君主掌握的两种权柄，不可偏废。如今恩泽已经很深厚，但威严刑罚尚未振作，朝廷内外都懈怠了，希望加严刑罚来振作纲纪。”宪宗回头问李绛：“你看怎么样？”李绛说：“王者施政，崇尚德治而不崇尚刑罚，难道可以舍弃成王、康王、汉文帝、汉景帝，却去效法秦始皇父子吗？”宪宗说：“刚才于頔入朝应对，也劝我严峻刑罚。”宪宗对宰相说：“于頔实在是奸臣，他劝我严厉惩罚，你们知道他的用意吗？”宰相都回答：“不知道。”宪宗说：“这是想让朕失去人心罢了。”李吉甫脸色大变，退下后低头不说话，整天苦笑。元和七年，宪宗派使者到魏博宣慰。宰相李绛上奏说：“魏博五十多年没有沾受皇帝的教化，如今一旦归顺，如果没有超过他们预期的重赏，就无法安慰士卒之心，也不能使四邻受到鼓励而仰慕朝廷。请从内库发出钱五十万缗赏赐他们。”宦官认为数目太多，宪宗把这话告诉李绛。李绛回答说：“田兴不贪图独占一地的利益，也不顾及四邻的忧患，归命于圣朝。陛下为什么吝惜小小的费用而丢弃大的谋略，不用它来收服一方人心呢？钱用完了，还可以等待新的事机；机会一旦失去，就不能再追回。假使国家出动十五万军队来攻取六州，经过一年才攻克，费用难道只会是这些吗？”宪宗高兴地说：“朕之所以穿粗衣、吃粗食，积聚财物，正是想用来平定四方；不然，把它们白白储存在府库里做什么？” 后唐废帝清泰初年，皇帝赏赐将士的钱不够。学士李专美夜间值班，皇帝责备他说：“你名义上有才干，却不能替我谋划解决这件事，才能又用在哪里呢？”李专美回答：“臣才能低劣，陛下提拔任用我已经过分了。然而军赏不足，并不是臣的责任。臣私下想，自长兴末年起，频繁赏赐，最终使士卒骄纵；后来又修建山陵、出兵作战，国库于是枯竭。即使有无穷的财物，也终究不能满足骄兵的欲望。因此，陛下在危困之中只能束手而得天下。国家的存亡，不完全取决于丰厚赏赐，也在于修明法度、建立纲纪。陛下如果不改变前车覆辙，我恐怕只会使百姓更加困苦，而国家存亡仍然难以预料。如今财力已经耗尽，应当按照现有财物均匀发放，何必一定兑现当初的话呢？”皇帝深以为然。后晋出帝开运二年，皇帝无节制地赏赐优伶。中书令兼枢密使桑维翰上奏说：“从前陛下亲自抵御胡寇，战士中即使重伤者，赏赐也不过几端帛。如今优伶一番谈笑，称意往往就赏给成束的帛、万钱，以及锦袍银带。那些战士看见这些，能不失望吗？士卒离心，陛下将和谁一起守卫社稷呢？”皇帝不听。后汉高祖刚即位时，朝廷商议征收百姓财物来赏赐将士。皇后李氏进谏说：“陛下凭借河东建立大业，还没有用恩惠施及百姓，却先夺取他们维持生计的财物，恐怕不是新天子救济百姓的本意。请把宫中所有财物全部拿出来慰劳军士，即使赏赐不丰厚，人们也不会有怨言。”高祖听从了她。宋太祖时，有一个应当升迁官职的人，太祖一向厌恶他，所以不给他升迁。赵普坚决请求，太祖发怒说：“朕本来就不想给他升官，你又能怎么样？”赵普说：“刑罚用来惩治恶行，赏赐用来酬报功劳，这是古今共同的原则。况且刑罚和赏赐，是天下的刑罚和赏赐，不是陛下个人的刑罚和赏赐，怎么能凭一时喜怒独断呢？”太祖起身进入宫中，赵普跟随他，站在宫门处，久久不离开，最终得到太祖的批准。

译仁宗景祐四年，侍御史知杂事庞籍论奏近年赏赐制度过于优厚、刑法条文稍显宽纵，说：“臣听说，国家最重要的是纪纲；纪纲的关键，实际上在于赏罚。赏赐不遗漏有功之人，勤劳的臣子就会受到劝勉；刑罚不放过有罪之人，奸邪之人就会畏惧。二者有一方面失当，纪纲必然败坏。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英明睿智、恭谨勤政，考察核实群臣，广泛询问下面的意见，以补助政事的缺失。况且臣承受上天创立国家的恩德，即使粉身碎骨也无从报答，怎敢不竭尽愚见，略陈当前政事。臣看到近年赏赐制度过于优厚，刑法条文稍显宽纵。设置官职爵位，是为了磨炼群才，使各种事务得以成办。如果没有劳绩却有赏赐，人们就不肯努力建功；没有德行却享有俸禄，人们就不肯修养品德。近来臣因上殿奏事，谈到这件事时，亲耳听到陛下的圣言，也认为侥幸求赏是祸患，这说明圣心本已明白。凭陛下钦明的德行，尚且出现侥幸获恩的现象，臣恐怕是执事者没有坚持守护典章制度的缘故。外戚亲族、亲近大臣能够来到皇帝面前，都有请求恩宠的意图；如果一一顺从他们的请求，爵禄的数目有限，而侥幸求恩的要求却没有止境。然而君主以宽仁为德，面对他们在前哀求，又恐怕难以严厉拒绝，于是必定勉强顺从其意，把诏命颁发到外面。” 臣愚昧，希望陛下明确告谕大臣，坚守规矩，不要造成越级。大臣既然坚持，陛下也已经同意；求恩的人请求一次、两次、三次，侥幸求恩的风气自然会止息，纪纲也能长存。应当把这种超等恩赏保存下来，用于赏赐真正有功的人。臣又看到近年刑法过于宽松，渐渐开启了奸邪之路。况且杀人者处死，是古今通行的法制。自朝廷颁下敕令后，死罪中情理可怜悯的，一律命令上奏，请求敕令裁决赦免；有些案件即使没有明确说明，也不再驳回勘验。从此杀人者便设法编造所谓情理，一经上报审理，没有不被宽贷的，所受惩罚不过杖刑、流配充军。活着的人虽然承受了宽恩，被杀者的冤魂又向谁申诉？因此天下杀人案件一年比一年多。实在恐怕从此以后，豪强之民杀了人命，就行贿编造情由，请求上奏宽免，再也不偿还死者的性命。这大概是想制定宽松法律来感召和气，臣实在认为不对。至于盗贼，关键在于扼制其萌芽；小盗不放过，大寇就不会聚集。前代正因为小规模盗寇失于控制，终于形成聚众啸聚，给天下造成祸患的很多。近来贵州劫贼何安等六人，各自手持枪杖，自称将军；当地知州谭综妄自编造情由上奏，竟赦免了其中五人。” 远方百姓遭受这伙强盗的劫掠，如今却把他们赦免放活。臣恐怕从此盗贼不再畏惧；如果遇到荒年，各个党羽必然结聚成群，既然势力扩大，就必须出动军队、严施法律来诛灭他们。臣认为，事后诛杀众多盗贼，哪里比得上事先禁止这种事情发生？希望今后各地上奏杀人、强劫的罪犯时，如果情由没有值得怜悯的情况，就请依法处死，不要宽贷。臣出身儒生，并不是喜欢听闻严刑峻法，实在担心沉冤无处申诉，弊端的门路公开开启；又担心法律不能胜过奸邪，盗贼更加猖獗，所以应当及早断绝其萌芽，不要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这就是所说的：小火光不停，就会变成熊熊烈焰；细流不断，就会汇成江河。又有贪婪污浊的官吏，只把钱财当作目标；常常使他们心怀畏惧，他们就不敢侵害剥削下民。先帝深深痛恨贪污，依法严加戒惩，一经罢黜，便不再任用。近年贪官越来越多，大概是宽松法律造成的。从前因贪污被罢黜的人，后来又得到甄别叙用；朝廷还下敕，不许按察官召人告发首罪。从此贪心更加坚定，自以为得势，巡按各部的官员也越来越难以揭发。前些年，太常博士王昌符任循州知州，施政贪婪滥妄，远近都知道，朝廷命令他离任，众人都以为他一定会获罪受谴。他到京后却转任屯田员外郎，又有职方员外郎沈厚载任南剑州知州，在任时贪污昏浊、处事不公，只因勘官没有才能，才使他漏网。可是他的徇私枉法，事实明白，等到调任归州知州时，竟也转任正郎。这就是此事成为过错的原因：不仅使人没有畏惧犯罪的心，反而还使人抱有得到恩典的希望。恳请遵循先朝的严厉制度，改变近年的宽松典法，以威慑贪赃狡猾之徒，使百姓安宁。臣又看到军队事务方面，禁制稍有失误，士兵渐渐放纵，不再畏惧都将。都将害怕获罪，姑息部下，大概是近年放宽军队等级法令、开启轻慢之心造成的。军队的仪法不能用于治理国家，国家的礼法也不能用于治理军队；这是明确的治军原则，与通常法律不同。如果都将诛杀剥削部下、残虐役使士卒，罪状明显，当然不能宽贷；如果只是小小的是非，也不必一一计较轻重，何况都将本来出身卒伍，难道会没有小过失？如果让士兵抓住这些过失来制约都将，他们就更加无所畏惧。既然不畏惧都将，又怎能不放纵横行、为非作歹？如果必须自身没有一点瑕疵才可以统率众人，那么全天下能有几人？所以关键在于设置恰当的制度，不要使士兵轻易控制都将，反过来使都将害怕部下。每逢士兵控告都将的案件中有一点小过失，便都把都将下狱审问定罪，结案后再请裁决。这也希望朝廷另行制定常规制度，逐渐使都将拥有权威，那么士兵就不敢骄纵。近来戎州上奏，宁远指挥的士兵冯顺等十八人共同谋划结党，逃往赖令寨，先杀掉寨将勾鉴；后来又搬走本寨的衣甲器械，抢掠守把的士兵和递铺军人，前往资荣州一带劫掠，收集人马回来，攻破戎州，占据营地等待援军到来，后来又逃入蛮界；还在神庙买猪，饮血酒发誓。由于同伙中有人告发，幸而被击败擒获，否则就会成为一方大患。这就是因为不畏惧都将造成的。希望朝廷深切警戒，赶快改立治军之法。皇祐五年，庞籍又上奏说：“臣听说从前太祖时，慕容延钊率兵出征，一举取得荆南之地，方圆数千里，军队没有经过血战，不过是升官加爵、赐给封邑和金帛，并没有任命他为枢密使。曹彬平定江南，擒获李煜，想求任使相，太祖没有答应，说：‘如今西面有汾州、晋州，北面有幽州、蓟州；你做了使相，哪里肯再为朕拼死作战呢？’只赏给他钱二十万贯。祖宗把名位器重得像山岳，把金帛看得像粪土，这是陛下应当效法的。狄青承受陛下的威灵，消灭凶恶之徒，确实符合圣意，实在可以褒奖赏赐。然而和慕容延钊、曹彬的功劳相比，还差得很远。如果就任命他为枢密使、同平章事，那么狄青的名位就到极点了。敌寇的警报无法预先知道，万一日后狄青又立了功，想用什么官职赏赐他呢？况且枢密使高若讷没有过错，怎能罢免他？不如暂且给狄青调换镇地，加授检校官，多赐金帛，这也足以酬报狄青的功劳了。”

译康定元年，主管在京楼店务的苏舜钦论奏赐第之事，说：“臣私下认为，赐给宅第的制度，对于国家体制极其重要。前代将相，如果没有功勋事业，就不得赐第。近来刘平在战场血战而死，家族没有依托，朝廷于是推行这种恩惠，当时人都认为理所当然。如今医卜等平庸之流，滥行请求，烦扰冒犯天听，侵乱国家常法。况且赏罚是国家的重要权柄，用来驱使豪杰、向四方显示信用。如果战死者的家属与伎术之人都同样使用赐第这一赏典，臣私下恐怕轻重会失当。如今西部边境尚未安宁，军队长期驻守塞外，消息传到各处，这样如何劝励人们？希望陛下特意降下圣谕，立即停止此事。况且柳尧卿自己已有住宅，极为华丽奢侈；如果认为他的医药有效，完全可以用金帛赏赐他。对上，以此重视恩赏的制度，使从事征战的人竭尽死力；对下，以此断绝侥幸觊觎的希望，使贪冒之人萌生羞耻之心。臣既然任职掌事，理当有所进言，这是希望赏赐不要过分，并不是敢于文饰言辞来为自己谋利、冒犯天威，臣不胜恳切至诚之至。” 庆历三年，知谏院蔡襄请求责罚医官，上状说：“臣私下看到，近来宝和公主、郓国公主相继夭亡，负责供药的医家已经听说被开封府召去审问。臣深知豫王、鄂王去世时，医官也曾被召去审问，但只降一两级官职。不到一个月，便又设法恢复任用，臣非常担心这次也只是这样处置，长远看来实在不利。况且近来小儿医官一两年内就超升官资，赏赐无数，还推荐异姓，所得恩泽超过两制官员。卑贱的人很快变得尊贵，贫穷的人很快变得富有。如果说死生有命、药物难以奏效，那么他们过去所医治的疾病全都应当是命中注定会痊愈的，这些人为什么还能滥受恩赏，肆意追求侥幸？如果说过去治愈疾病是因为用药得当，所以应当受赏，那么如今所医治的疾病没有效果，就应当接受刑罚。臣听说先朝周王去世时，当时的医官李某被杖背并远配广南。陛下即位一二年间，皇子皇女接连死了六人，全都在这几个人的诊治之中。又听说医官每逢临诊，彼此推诿，不肯及时用药，以致病情加重；即使有良医，也无法再施展手段。他们的罪极重，与李某相比，应当加重刑罚。这些人的医术极其荒谬，如今要找出医术更好的人并不困难。” 希望陛下念及祖宗社稷的重大责任，趁此时特别严行刑法，使后人知道畏惧，尽心用药，这实在是长久保育皇嗣的办法。” 仁宗庆历四年，知谏院欧阳修论奏张子奭劳少恩多，说：“臣听说，知汝州范祥奉命办理陕西青白盐事务，朝廷敕令派张子奭暂代知汝州。张子奭从选人两年内升为员外郎，朝廷的意思虽然说是赏劳，但天下人的议论都说这是侥幸，因为张子奭宣劳只有两次，升官和恩赐却已经多次。自从选人改任京官，说是赏劳；不到两年又改任秘书丞，说是赏劳；赐给章服，说是赏劳；任秘书丞不久，又说赏劳，应当升为太常博士，却超升为员外郎；又说赏劳，后来任祠部，成为名曹；又说赏劳，作为京官，本应任知县却任签判；又说赏劳，一任未满，本应再任知县，却又超升为通判差遣；又说赏劳。这就是外人的议论不能平息的原因。况且范祥暂时出任办事，只应交给次一等官员，或由转运司自行派人代理；如今朝廷派人，已经有失体制，又为张子奭造成这种侥幸。如今在京等待差遣的人很多，难道没有一个可以暂代知州的吗？朝廷每任用一个人，都应当使天下人信服。如今每一次差遣，物议都沸腾，连续多日不能平息。” 从前五代时，桑维翰任晋相，一夜之间授任节度使，十五个人成为将领，人人都佩服他的精明。如今中书省只派一人暂代知州，却不能避免人们讥议，原因不过是事情无论大小，都在于是否恰当。对于张子奭，恳请追回并停止暂代知州的命令；还请今后外地派出知州时，只由本路转运使派官暂代。至于赏罚的权柄，贵在极其公正。如今最大的罪不过受一次刑罚，哪里有有劳绩的人终身不断受赏的道理？今后有功效的人，应当根据功劳大小，一次赏完为止。如果另有显著的才能和功效，就可以破格提拔，自然不会有人非议。臣认为，朝廷任用人才，只怕拘守常例而不能破格选任；但只要不是出于侥幸、确实有才艺的人，谁敢非议？张子奭出使西部边境，并非没有劳绩，只是恩赐已经优厚，赏赐已经足够；可惜如今反而使天下人指称他为侥幸之人，掩盖了他先前的功效，何况又损害朝政，不能不加以考虑。” 嘉祐五年，欧阳修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在于明确号令，端正朝廷在于修明纪纲。号令能够推行，纪纲能够振作，是因为君主掌握赏罚的权柄。如果号令发出却无人服从，纪纲松弛而不能整顿，又不以赏罚来约束，却想端正朝廷、治理天下，臣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如今陛下亲自祭祀宗庙，不敢独享福泽，将恩惠推及群臣，遍及朝廷内外，这是圣德极其深厚的表现。然而臣下竟敢有所轻重，认为这是按惯例广泛施恩，便把它看轻而怠慢；推究其中情理，难道可以宽恕吗？祫祭刚刚结束，恩典开始推行，命令发布之日，宰相领班，百官列队，宣扬制诰，布告天下。然而将领却傲慢不肯接受命令，拖延扣留制书四十多天，有关官署没有申报举劾，安然处之，竟不以为怪。这是陛下的号令不能在朝廷推行，纪纲却在武臣中松弛败坏。凡是懂得治理大体的士人，都替陛下感到可惜。臣认为，如今国家强盛，天下无事，并没有强臣悍将难以控制的祸患；而掌握兵权的将帅竟敢这样不畏朝廷，大概是因为从前不顾大体，因循宽纵，逐渐造成了这种局面。”

译如今如果还不端正对他的罪罚，公然纵容松弛，那么恐怕朝廷失去刑法从此开始，武臣骄傲怠慢也从此开始，号令不能向下推行、纪纲于是从上面败坏，也从此开始。古人所说能够在事情尚未萌发时看见它，是明智；事情已经萌发而能阻止其渐变，是次一等；如果看见渐变却任其发展，逐渐形成后来的祸患，那是非常值得警戒的。臣前些日子因为许怀德的事情，曾经上奏论说，略陈大意，是因为如今施行赏罚，只依据簿书法令办事，很少考虑治国的大体。何况许怀德在法令上罪不轻，在事体上责任更重，所以臣再次竭尽愚见，恳请圣慈裁量采用。”欧阳修又上奏说：“臣听说江淮官吏等因王伦之事上奏按察的案子已经送到朝廷很久，却还没有听说如何发遣，仍听说议论者还想宽免他们。臣听说近来江淮官吏有的收取财物进献，有的望见贼人便奔去迎接，有的献上兵甲，有的与贼人一同饮宴。臣认为，王伦不过是一个叛乱士卒，却放肆猖狂；官吏竟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贼人可怕，却知道朝廷不足畏惧。如今如果再宽免，纪纲就会败坏，盗贼就会纵横，天下大乱将从这里开始。怎么知道会这样？前些日子王伦之事发生后，在江淮官吏尚未发遣期间，京西官吏也必然会得到轻恕。京西官吏见江淮官吏已经如此，天下各路……也会把这两路当作榜样；各地官吏都会迎接贼人、放弃城池、献出兵甲、交纳财物。这样天下怎么会不大乱呢？臣反复思量，祖宗艰难创立基业，陛下忧劳勤勉地继承守护先业；然而一旦四方外族叛乱、盗贼在内部进攻，造成祸害的原因是谁呢？都是前后那些迂腐错误的臣子因循宽纵，使朝廷威势不能振作，纪纲于是败坏。如今已经坏到这种程度，却还不改正过去的错误，以宽纵助长宽纵，怎么能够挽救弊病？像晁仲约等人，情理和法度都说明罪责极重，都应当严加处置。议论者没有理由曲意解释，有人却说这是因为朝廷一向没有防备，不能把罪责全归于外官。假如有人杀了父亲和兄长，难道可以只说朝廷一向没有教化，便不惩罚杀亲之人吗？又如有人抢夺活人的男女和金帛，难道可以只说朝廷一向没有礼让，便不惩罚抢劫者吗？迂腐的儒生竟不可任用到这种可笑的地步。李熙古难道只是因为朝廷一向有防备的州才成功？傅永吉难道只是因为朝廷一向训练有素的军队才成功？他们只是因为将士听命，所以击破了贼人。如今朝廷一向没有防御准备，作为大臣的又不责罚，守卫州县的人本应有罪却又宽免，天下的事情还有谁承担责任？” 尤其因为韩纲出身大臣之家，父子兄弟都在朝廷担任权要之职，彼此都是相识之人，所以多方营救；于是先对江淮官吏宽免，只求韩纲受到的处置不要太重。如今大臣不思考国家大体，只培植私人的恩情。希望陛下以天下安危为考虑，出自圣断来激励群臣，这样或许可以使国威大致振作，赏罚也有条理。至于晁仲约等人，请重按朝廷法典处置，不能宽恕。”}], 庆历八年，侍御史知杂事何郯上奏说：“臣前些日子听说，修建琼林苑看池楼的士兵，经三司议论告发，监官内臣张继升盗窃官府木材，正要交军巡院查勘弹劾，此事又牵连到御药院祗候何诚用。不久便奉中旨将他释放。臣在十月十日已经写具札子加以论列，请求重新交给有关官司查实，以辨明真伪，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指挥。考虑到张继升所犯的情状，按法律并不轻，尚未依法处刑，很是引起舆论非议。臣既然有所听闻见到，按理应当把实情全部说出。圣王治理天下，关键在于刑罚和政令统一，这样政治教化才能兴盛。不能因为仇敌而废弃应当给予的赏赐，也不能因为亲戚而放松应当施加的刑罚。赏赐不因仇敌而废止，刑罚不因亲近而宽弛，然后纲纪法令才会清楚严明。不过，政事的废兴仍有远近之别，事情的利害仍有大小之分。朝廷亲近宠幸的臣子，距离近，有罪不治，危害大；天下四方边远的臣子，距离远，有罪不治，危害小。为什么呢？朝廷是根本，天下是枝末。治理小事要从根本的大处着手，端正枝末要依从根本。想要端正天下，必须先端正朝廷；想要端正朝廷，必须先端正亲近宠幸之人。” 亲近宠幸之人没有端正，朝廷就不会端正；朝廷没有端正，天下就不会安定。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自从继承先圣的宏图以来，刑罚政令的权柄得到整顿施行，从未废弛，臣下即使有过失，也很少得到宽免。如今宽宥张继升，难道不是因为何诚用正处于亲近侍奉的位置，因受牵连而替他请求，所以减轻他的罪责加以宽贷吗？如果因为何诚用蒙受陛下的私恩，便宽免张继升的刑罚，这就是罪行相同而刑罚不同。有的人还可能全部得到宽宥，那么政令就会松弛，法度就会毁坏。这是溺爱所造成的弊病，超过此前的情形，而后面的政事祸害也由此打开了。君主对亲疏之人施用刑罚，本来就不应有差别，并不是不仁慈，而是因为惩治一个罪人，就要使千万人感到畏惧。如今因恩典宽免一个张继升，必将开启一百个张继升那样的罪犯，使他们相继获得赦免，这样得到安全保全的人少，而陷入杀戮和羞辱的人多了。从前汉武帝时，隆虑公主的儿子因杀人获罪，廷尉请求论罪，汉武帝不敢因为亲属关系而歪曲先帝所定的法令，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奏章。唐宪宗时，五坊使杨朝汶因为追究五坊的息利钱，拘捕平民裴度，裴度因而当面极力进言。皇上说：‘我想同你商量东军一些小事，自会处置。’裴度说：‘用兵是小事，五坊使拘捕平民才是大事。军务不能处理，只不过令人忧虑山东；五坊使暴虐横行，却恐怕会扰乱京城。’ 皇上大为醒悟，于是治罪杨朝汶。由此推究来看，这两位君主并不是薄待骨肉亲近之人，而是表明不能因私人的恩情损害公共的正义。臣恭请陛下以汉武帝、唐宪宗两位君主为鉴。”请割舍不忍割舍的恩情，端正罪人的名分，使朝廷内外的人都释然，知道刑罚政令没有偏私，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地位疏远，却议论亲近之人，难道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吗？实在是因为何诚用正受眷顾，威势权力很盛，一旦发言便可能祸及自身；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是因为臣的职分就在于进言，不忍心辜负陛下的奖拔任用。谨将汉武帝、唐宪宗所行的事迹两条录下，进呈御前。伏请圣上慈悲，特别加以省察，并将臣先前的奏章交付中书省施行。

译皇祐二年，知谏院包拯论述明堂覃恩的弊害说：“臣恭敬地看到，明堂敕书规定，文武百官、内臣都一律升迁。臣先前根据传闻，曾经写奏章加以论列，并请求召见面奏，但没有得到批准，退下后忧惧急迫，来不及再行启奏。臣私下认为，爵位俸禄是天下共同的器物，也是国家重要的权柄。只有士人有功劳、有德行，才应当给予爵禄；不是这两种情况，就不可滥加授予。君主本来应当慎重珍惜爵禄，如果轻易使用，就会损坏天下公器，丧失国家大柄；一条纲纪稍有紊乱，百条法度都会崩毁，即使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也无法挽救，何况如今官员越来越多，财用越来越匮乏，替国家筹划的人本应澄清裁汰冗杂，以宽缓财政调度，怎么可以不辨别才能高下，普遍加授官爵？这就是在太平时代实行姑息之事，只恐怕赋税收入再多，也不足以供给他们的开支，官秩俸禄再多，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一旦纪律松弛，天下便会荡然无存，形成无法挽救的弊害。”臣又恭敬地读到近来颁下的诏书说：“今后凡是内降特意给予的恩泽，以及免除、减轻罪犯的处分，都必须由中书、枢密院和承受此事的官司具列前后诏敕，坚持奏请，不得施行。”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振作精神革除弊病、急切求治的心意非常深切。只是这次普遍施恩，实在严重地损害政事。伏望陛下上承祖宗的训诫，下为社稷谋划，对这次升迁和恩泽特加裁处，免得在千古以后使圣德受到万分之一的牵累。臣过分承受宠爱而得到擢升，职位疏远而责任重大，这一点诚恳之心不能自已，只愿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包拯又请求按照赏格酬奖李用和，奏道：“臣听说，功劳有疑问时也应从重考虑，这是国家的法则；赏赐不超过时限，是想使人知道劝勉，这也是先圣的格言和驾驭国家的大柄。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先因军贼张海等人尚未捕获，特别制定赏格，招募使臣，规定如果捉获他们，便依照傅永吉的先例优厚酬奖。近来听说右侍禁李用和应募前往，不到几十天，果然能够杀获张海等四人，其余党众也都已经溃散。李用和只授予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朝廷内外听到后无不失望，似乎不是朝廷向天下显示最大信用的做法。况且张海在一年之内肆意残暴，京西四十多个郡，方圆数千里，官吏逃窜，士民遭受涂炭，以至江淮的州县无不震惊。前后总共派遣的使臣，大多遭到失败。臣私下认为，张海的祸害超过王伦；李用和的功劳优于傅永吉，而傅永吉任左班殿直、閤门祗候，越级八资，授为诸路副使、宣事舍人。如今李用和只越级四资，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凭什么激励劝勉将来的人？况且已有明文规定，怎么可以降低等级？何况西部边境尚未平定，盗贼不时兴起，正是要求取得功效的时候，不可对人失信。关于李用和的请求，臣请依照原先颁下的指挥，比照傅永吉，特意优厚改授官秩。这样，朝廷上发布的命令贵在一定执行，臣下立功也乐于自我奋勉。” 嘉祐四年，知制诰刘敞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所应谨慎的，即使一个皱眉、一个微笑，也确实因为众人都仰望观察，天下人都会仿效。古代圣王施行赏赐时，服饰章纹不能侥幸取得，府库财物也不因滥施而给予。前些日子朝廷将龙昌期所著的书交给两制官审议，臣等看出其中多是穿凿附会、主观臆说，诡异偏僻而不合经典，严重的地方甚至诋毁周公，误导后世学者，难以拿给远方传播，所以请求交给益州毁掉书版。没有听说朝廷明确采取任何措施，如今却忽然赐给他五品章服和绢一百匹。臣不知道是谁主持这种助长奸邪、推崇虚伪粉饰、迎合下属而蒙蔽陛下施政的事情？又不能谨慎持重地维护政体，只顾畏惧公众议论，姑且用来安慰人情，卖弄国家恩典。这种过失难道只是皱眉微笑之间的事吗？考察龙昌期的书，违背古训、背弃正道，正是所谓言论虚伪而善辩、学问不正而广博，是王制所规定不可听信、应当诛杀的人。陛下怜悯他年老衰弱，没有立即施行少正卯那样的刑罚，就已经是他的幸运了，又为什么要赏赐他呢？从前孔子作《孝经》，认为诋毁圣人便是无法无天，于是把这种罪比作不孝之罪和要挟君主之罚，而朝廷反而容忍龙昌期多次毁谤周公，臣实在不明白。况且陛下让臣等审议此事，臣等不敢不竭尽忠心，后来却抛弃臣等的意见，难道是认为臣等蒙蔽贤能、损害人才吗？” 蒙蔽贤能、损害人才，是臣下的大罪。希望陛下因此治臣等的罪，却大力表彰龙昌期的书，使天下人都信服地诵读并奉行它，这样就可以向万世消除诽谤了。如果不是这样，置臣等的意见而不用，放纵龙昌期的妄言而不诛罚，反而用五品官服褒奖他，用厚重的财帛赠给他，这就是混淆是非，颠倒劝惩，使迷惑国家的谋划在身边得以施行，使非议圣人的风俗在下层传播，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尚书》说：‘天命归于有德之人，五服五章。’章服本来是上天所赋予的荣典，财力又是百姓所供给的。陛下为什么要曲意顺从大臣的意愿，姑且使小人个人荣耀呢？这将使远方见闻浅陋的百姓奔走于辨伪之学，沉溺于非圣之论，迷失而不回头，这不是国家的利益。伏请追回诏书，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不要让有识之士窥见朝廷政体的深浅，臣内心诚恳至极。” 仁宗时，张方平上奏论述君主权柄说：君主居于四海之内的君位，据有帝王的尊位，掌管天地般广大的政事，主持名位器用这样重要的权柄，说话就是法令，行动就是制度；他用来牢固保全自身的，不过是赏、罚两种权柄。因此，万国的百姓和贤士共同成为臣仆，有义气勇力的人愿意献出生命，贤能杰出的人贡献才智，怀有技艺才能的人眷恋爵禄而竭尽力量，勇武暴烈的人顾忌斧钺而死心效命。君主巍巍然面向南方统治天下，人们所以畏惧而拥戴他，是因为他私有这两种权柄，却公正地使用它们。说到天命这个最大的宝物，必须由接受天命的人才能获得；这就是国家的利器，也会因假借给他人而丧失。所以明智的君王戒惧谨慎，观察听取、感受事物而有所发端，连睡梦中都在寻求有道德的长者、忠信的臣子、贤能正直的人、慈惠的人，与他们共同起居，共同谋划议论，严肃恭敬而心存畏惧，奉行天命。任官不及于私人亲昵，只看才干；授爵不及于恶德之人，只看贤能。等到后世昏乱的君王安于逸乐，耽于怠慢，亲近狎昵邪恶之人，任凭喜怒行事，只图改变权柄的使用，下面便会出现权力失于闺阃、失于阍寺、失于廊庙、失于藩方的情况。追究权柄最初的丧失，大都从亲近之处开始；即使表面上失于外部，奸邪也必定先在内部。”

译权柄在藩方，君主的耳目必定在廊庙；权柄在廊庙，君主的心腹必定在阍寺；权柄在阍寺，君主的肘腋必定在闺阃。大概关系亲密，机密的空隙就容易被窥伺；凭借宠爱尊重而地位显要，指摘其过失就难以涉及。敌兵埋伏在荒草中，还可以防备；敌兵埋伏在门内，就无法防备了。到了后来，后族戚里成为毒蛇蜥蜴聚居的巢穴，北司内省成为豺狼的窟穴，台司公府成为设陷阱的地方，诸邦列都成为刀斧刑场。四方相互仇杀，百姓困苦不堪，难道不是因为上面丧失正道，下面才遭受这种祸害吗？历代覆亡动乱，失败的车辙总是相同。观察那些偏邪的君主失去驾驭之术、强臣取得政权，大都是因为沉溺美味而养成毒害，安于宴乐而滋长邪恶，以为箱笼已经牢固，锁钥不必严密；以为城墙已经修好，门闩就可以松弛。倒转酒樽交给盗贼，解脱车辕而自行断绝。等到奸邪私下玩弄权柄，包藏祸心、结下嫌隙，如蚂蚁蛀蚀堤坝，遗留火炬燎原；大树合抱由细小萌芽开始，脚踩薄霜是坚冰形成的渐进。用自己的刀锯来威吓他们，用自己的衣裳来诱惑他们，结果都成了自己的心腹之患。即使有陈平、周勃那样的谋略，也无法遏制吕产、吕禄的势力；即使有藩镇、武将的威重，也不能纠正李甫节的罪恶。谢安任宰相时，不敢阻止南郡公接受九锡；尉迥作为将领时，也没有人能纠正隋公接受遗命的事情。” 所以《周书》所说的八种权柄，只有君王可以施行授爵、赐禄、定罪、诛杀之事；《洪范》所说的三种德，只有君王可以专有玉食、施威、施福的权力。这两种权柄，是君主用来保全自身的手段，也是百姓寄托性命所在的根本，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所以我略加记述前代治乱兴亡的踪迹，作为鉴戒。张方平又论述不孝之刑说：“臣听说，五刑所属的罪名有三千种，其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罪。周官司徒用乡里的八种刑罚纠正万民，第一种就是惩治不孝。不孝敬父母的人，能有忠于君主的吗？能有和睦族亲的吗？能有合于义地对待朋友的吗？如果是这样，他对百姓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侍奉父母孝顺，忠心便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赐给你同类的福泽。’君王设置官职、公布法令，教导百姓树立准则，必定要选择仁义之士、慈惠之师，用来教育百姓，引导他们向善，使百姓庄重地办事并效法他们。如果自身违背德行礼法，对家庭父母有亏，忠诚和顺从两方面都丧失，凭什么侍奉上级、任官行法？百姓又以什么为准则呢？所以汉代制度规定郡国察举人才，要在举荐文书中记录其品行，第一条说侍奉父母能爱敬恭谨，父母去世能按礼治丧，这是汉代选取士人时先考察品行的原则。亲人没有比父母更亲的，所爱没有比妻子儿女更爱的。臣前些日子看到邸报，私下发现臣僚中竟有人抛弃母亲而不供养，听到母亲去世也不服丧；又有人贫贱时的妻子，刚一做官便把她遣弃。这种伤害教化、败坏伦理的事，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况且做官取得俸禄，贵在能够奉养父母、终身保持孝思，所以即使坐在重重铺设的褥垫上，也会再次起身，产生思念亲人的感动。” 三年服丧尚未结束，连怀中的重物也觉得沉重；同灶而食的人去世，还要服缌麻之丧；旧日馆舍的人离世，也会为之流泪悲哀。何况父母承受上天的辛劳，赋予我们身体形气，这种感情发自内心，是自然的道义。父母慈爱，子女连一步也不肯回报，难道还要等礼法牵引才会这样吗？穿戴衣冠的人竟不服丧，难道还不如蛮夷吗？看看虎狼，尚且知道母子之爱；只有枭、蝮一类不承受阴阳和气的禽兽，才会伤害人伦，玷污王道。况且法律规定，子女辱骂父母，罪至死刑；如今活着时不供养、死后不悲哀，难道仅仅比一次辱骂的罪恶轻吗？何况不孝之刑列为十恶之首，不是赦免宽宥所能解除的。臣认为，必定要施行丛棘之戮，将其陈尸于市朝，流放到不毛之地，去抵御魑魅。及至听说有关官司议定的刑罚只限于停官罚金，臣私下十分惆怅，痛惜赏罚刑法的失当。臣恭敬地认为，天下戴冠束带的士人，很少能完全做到孝友，大都因为出外做官，或因为婚姻关系，便营建田宅，轻易离开祖先坟墓，苟且只想着选择有利之处而迁徙，忘记狐死首丘的仁义。古代氏族各有源流，乡里都登记在图籍中，一方面人才由乡里宾举，另一方面忠孝要考察家世门第。迁徙寄居，大概是由于乱离；如今我们处在政治清明的朝廷，难道反而要依从土地而忘本吗？哪有无缘无故离开父母之国，只顾自己而抛弃兄弟亲情的道理？” 臣确实亲眼见到，这种事比比皆是；流俗相互沿袭，世人不以它为怪，反而把它当作常态，也不以讥刺节义为可耻，所以民德日益衰败。德行之所以亏损浅薄，正是这种情况玷污陛下的风俗教化，败坏治理天下的常道；道德败坏、法律受侵，其损害非常巨大。伏请规定：凡享受俸禄的人，父母在世，另无兄弟可以迎养却不奉养；父母去世却隐瞒不服丧；或者父母在世时因做官另置田产，即使父母已经去世，而乡里尚有宗族坟墓，却偏偏在别处置产居住的，无论贵贱，都应削夺官爵，流放到遥远边徼；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得原宥释放。凡应当由他人保举任用的，必须先在举状中列明这几条，与连带徇私违法的人一同承担连坐之罪。父母都已去世而尚未安葬便求取官职，虽然有明文规定，往往仍有很多人冒犯。臣请求规定：凡服丧期满、应当叙官之日，委托本乡以及居住地州郡的官吏加以保明，确实已经完成安葬，才可以授官叙用。这样，中等资质的人会遵循礼法然后行动，不义的子女也会畏惧法律而知道警戒。上面敦厚王化，下面厚重人伦，本来就是治国之道的根本。” 侍读学士宋祁请求专掌刑赏，奏道：“臣听说，天子之所以能够制服四海、役使万民使他们臣服，所掌握的权柄有两种，就是刑和赏。臣下掌握它们，君主就会受到凌辱。《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施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玉食。’如果臣下掌握施福、施威和享用玉食的权力，就会危害其家、凶害其国。从前宋国的子罕对他的君主说：‘庆功赏赐，人民所喜爱的，请君主亲自施行；杀戮刑罚，人民所厌恶的，请允许臣来承担。’于是宋君丧失刑权，后来被子罕劫持。子罕只取得一项权柄，已经成为君主的祸患，何况两项都被臣下取得呢？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恭敬节俭、仁慈厚道，忧劳政事、听取意见，细小事务和微末物品也都亲自过问，近世守成的君主没有能与您相比的。然而任用臣下时，君主的权柄向外转移，抛弃刑赏而不亲自总摄。凡有人被推荐，必定要等臣下称誉才任用；凡有人被罢退，也要等臣下毁谤才罢黜。毁誉之说一旦在君主面前流行，下面就会形成朋党。党人所憎恶的，能够借陛下的法律来治罪；党人所爱护的，能够借陛下的赏赐来授官。这样，满朝之人重视私人的赏赐而轻视公共的法令，舍弃君主而归附臣下，即使想不发生危险，也不可能了。”

译龙之所以能够飞上云霄、潜入深渊，变化莫测，是因为有风云作为护卫；虎之所以能够搏击百兽、震慑空山，是因为有爪牙供它驱使。假如龙失去了风云，鳣鱼、鲔鱼之类也可以和它相比；虎没有了爪牙，麋鹿也能和它较量。君主如果失去了刑罚和赏赐这两种权柄，就会被天下人轻视。何况如今四方夷族交相侵犯，军队不听命令，财用匮乏、百姓怨恨，官吏以苛刻相互逢迎，官员又以结党营私相互经营。陛下为什么不把刑罚、赏赐这两种权柄收归自己掌握呢？即使刑罚没有施加给应当受罚的人，人们仍然知道畏惧；赏赐没有给真正有善行的人，人们还会知道感恩。何况陛下的德行明察，赏赐必给善者，刑罚必加于有罪者呢？鲁国的政权落在陪臣手中，《春秋》对此有所避讳，把这种人称作“盗”。何况陛下据有九五之尊的大业，总揽天下的机要，却反而倒拿利剑来资助防备割伤，忽视《洪范》最重要的告诫，重蹈子罕覆灭的旧路，轻视龙虎般的神威，触犯《春秋》所避讳的事情，招致衰败、加速祸乱，这又有什么好处呢？近年来，太阳失去盛大的光辉，月亮运行在黄道，阴霾雾气没有停止的时候，黄河决口、土地震动，这些都是下位侵凌上位、上位失去权力的征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向上揣度上天施刑的警示，向下观察人间的事理，把威权和恩福收在自己手中，打破群党在私门中的勾结，振作君主的纲纪，发出雷霆般的威声；只要实行一天，天下就会廓然清明了。臣蒙受您的恩德深厚，不敢吝惜性命，冒昧进献愚昧之言，只希望陛下垂察裁决并予以宽宥。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许怀德在延州时，因为没有进兵攻击贼军，又使军民受到虚惊，并抛弃了随军粮草，于是被送到永兴接受勘劾；后来适逢赦免而获释，授任秦州部署。近来西贼又侵犯边境，攻破荡平却熟户一千帐，却不能保卫防守，按理应当重新从重施行朝廷法典。只因他在边境没有成效，便降职充任永兴部署。郭承祐降职为相州知州，又被转运使纠奏，改任北京都部署。这两个人一个受到责罚降职，一个却得到升迁调任，天下听说此事，都会认为朝廷赏罚颠倒，受到四方耻笑；这样凭什么激励、劝勉有功之臣？又凭什么使人得到鉴戒？像王信、狄青这样的懈怠将领，确实有武勇，足以担任管军之职，但也恐怕尚未建立大功，升迁调任却过于迅速。祖宗朝任用边将，赏赐极其优厚，使其费用充足；委以信任极其重大，使生杀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却只是爱惜官职，不让他们完全满足，担心他们懈怠、不思立功，这确实是前代君王驾驭将领的方法。朝廷又曾经降诏，凡缺额的都虞候等官职以后不再依次迁转，必须有边功才授予官职。如今却不因功劳而变更、冲改这道诏令，那么从今以后国家的命令就完全没有信用了。尤其是用兵、任命将领的命令，更要取得信任；这关系到国家安危，与其他号令不同。如果确实需要依次迁转起用，也应等到郊礼之后，因适逢恩典才可以进升爵位。希望陛下再三思考此事，并请求陛下仍然郑重地指示两府：今后议论赏罚不可轻率变更，必须能够起到激励和劝诫的作用，不招致旁人的非议，然后才可以施行。臣认为，国家承受五代的弊病，依靠祖宗的威望和德行，加上陛下仁慈圣明，保守四海，长久以来没有祸难。如今四方夷族已经骚动，百姓已经困苦，仓库已经空虚，军队已经骄纵，国家的安危实在还不能保证。只有赏罚的权柄，可以驾驭天下；如果赏罚屡屡失当，将凭什么保住太平的基业？臣对此非常恐惧，希望陛下裁量取舍。”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后，又上奏请求重新确定战功赏格，说：“臣等私下看到，自从用兵以来，战阵中的行赏，都是逐件按防区提出请求，各处所见不同；有的说必须凭首级，有的说应当登记阵前出力的人。至于使臣、军员，也不允许把部下所得的功数分给他们，却又和士卒一样考核功劳，因此人人无所适从，对边防事务危害最大。臣等希望请求朝廷把原先确定的赏格以及各防区提出请求的条款，重新加以审定，颁行各路，使军中能够知道并信守，赏赐功劳不出现差错。” 蔡襄上奏说：“臣等私下看到，河北保州的叛卒昨天已经招降。推究他们造成动乱的原因，是总领事务的机构不能察觉，因而从都转运使、安抚使以下，官员一概被夺职降官。这大概是朝廷督促、整饬天下官吏，深思抚养士卒的适宜办法，首先谋求遏制、断绝祸患的根源。然而臣等切实认为，法令的施行必须从身边开始；如果舍弃近处的人而去约束远处的人，即使法令天天施行，人们也不会信服。臣听说，保州兵士叛乱前数月，边臣曾经上奏，都巡检所属的兵士请求及早防备安置，担心他们发生变故；大臣听到后，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以至于他们杀戮官吏、关闭城门、逼迫朝廷答应要求，之后才仓促应对，或招抚，或进攻，或制作曲赦，幸而他们改变心意，没有造成更大的祸害。况且帷幄之中的谋划，遇到事情之前本来就应当预先准备，哪里有边臣已经如此奏论，大臣却全无部署，任其发展而酿成祸患的道理？这是谁的过错？如今张温之等已经在其中受到责降；对于曾经在枢密院任职、参与军政的大臣，臣恭敬地请求陛下根据边臣所奏保州兵士之事，追究缘由，特加责罚，这样或许可以使法令明确而天下服从。” 蔡襄又上奏说：“臣等近来因为保州叛卒已经平定，朝廷认为都转运使张温之以下有不能察觉的罪过，便一概贬职降官。臣等听说，保州兵卒叛乱以前，边臣曾有奏请，及早请求防备安置，却完全没有施行，终于导致变乱。臣等恭敬地请求陛下责罚参与政事的大臣。臣听说陛下已经得到边臣的奏章，只是因为他们身居辅弼重任，屈尊天威而加以宽恕。臣认为，陛下专掌赏罚的权柄；所谓刑罚，已经施行于远处的人，却没有施行于近处的人，这已经错失一层了。所谓赏赐，又只记录事情最终的功劳，而不记录最初预先察知的人，这又是重大的一次错失。边臣起初能够侦察出叛卒的情状，报告给朝廷；当时大臣如果能够深思远虑，预先防备处置，叛乱的祸患一定可以断绝。等到他们杀害、残害官吏，关闭城门要求朝廷答应，四面军队共同谋划招抚和讨伐，朝廷内外震惊恐惧，还依靠朝廷威灵所加，才得以及时平定。假使让事变拖延几个月，城池坚固而不能攻下，军队驻扎在野外，费用无法计算，这种变故哪里可以估量呢？如今招降叛卒、关闭城门、杀死贼首的人，全都升官并按功行赏；而预先说出必然发生变乱情状的人，却被弃置而不予记录，这就是只在事情结束时勤勉行赏，却不顾念事情开始时的功劳。” 俗话说：“为烟囱改道、迁移柴薪的人没有得到恩泽，头部烧伤、额头焦烂的人却成了上宾。”这正是相同的情形。对于那些在数月以前就预先奏论保州事务的边臣，臣恭敬地请求陛下颁出诏令，特加恩赏，这样或许能使守边的人精心观察侦察，预先断绝尚未萌发的祸患。与事后攻城杀贼、然后泛泛施行官员赏赐的办法相比，难道不是好得多吗？”

译起居舍人、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日月亮进入南斗。月属阴，南斗主管爵禄，天意似乎是在告诫陛下，将有阴邪小人冒犯、干预爵禄之事，希望陛下谨慎对待爵位赏赐。近来外间传闻，都说温成的葬事将要完毕，石全斌以下以及各种工匠，竟然公开扬言，妄图希望得到升迁改任；陛下不可不敬畏上天的警戒，坚决拒绝他们。爵位赏赐的颁发，本来应当出于庆贺喜悦；如果因为温成的葬事而施行爵赏，就是借庆贺喜悦来侥幸求取温成的恩惠。天意和人情都认为这是不可行的，而外间议论又这样纷纷，臣如果不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进言，万一事情真的发生后才加以论列，就只是把朝廷的过失暴露给朝廷内外，对事情却没有益处。” 范镇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自去年冬天以来多刮南风，今年春天又多刮西北风；此外还有黑气遮蔽太阳，天色阴沉，降雨后又多次停止。这些都是政事不能决断的征兆。臣两次上奏，请求让御史辨论陈执中的事情，并请求张榜于朝堂；直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还没有看到下达施行。臣私下认为，赏罚是否恰当，在于能否辨明是非；是非不能辨明，赏罚也就会随之废弛。陛下先前曾告诉臣，枢密院本来是想防备陈执中害怕御史的言论，于是便不敢在枢密院提出主张。究竟是因为认为御史的话正确而害怕它，还是因为认为御史的话错误而害怕它？如果认为正确而害怕它，那么也可以因为认为错误而害怕它，这恐怕不是陛下任用御史的本意。如今陛下不亲自决定是非，却把责任交给中书、枢密院大臣；中书、枢密院大臣又不敢主持是非。主持是非的，是御史。但御史所判断的是非已经如此荒谬，御史中丞、知杂御史又在旁边帮助、袒护他们。所谓荒谬，就是抛弃法律而受浮泛议论牵制；任凭私人感情而不顾公共道理；一味争强胜负；专门做违背正道、欺诈诡谲的事情。陛下为什么不命令大臣用法律来防止这些弊端，再用古人实行过的事情来权衡判断？这样是非就能辨明，赏罚也就恰当了。” 汉宣帝时，魏相担任丞相，他家中一个傅婢犯了过错后自杀了。当时赵广汉任京兆尹，怀疑是丞相夫人嫉妒而杀死了她，便上书告发丞相的罪行。魏相也上书自我陈述，说妻子确实没有杀婢女；魏相认为自己受到过失谴责，便鞭打婢女，将她赶到外宅，婢女因此死去。司直萧望之也弹劾赵广汉摧辱大臣、伤害教化、行为不合道义。赵广汉又因贼杀无辜等数项罪名被治罪，在市中腰斩。守候宫阙、号哭的官吏百姓有几万人，也有人请求代赵广汉去死，但都没有被允许。宣帝是明主，赵广汉是能臣，官吏百姓守候宫阙的有几万人，并不只是御史中丞、知杂御史一两个人在帮助他。然而最终还是斩杀赵广汉，是因为要严明上下尊卑的分别，警戒险诈刻薄的风俗，不得不这样做。臣说这些，并不是希望陛下像对赵广汉那样斩杀御史，只是希望陛下知道古人严明上下之分、警戒险薄风俗，竟然如此果断。臣请求把臣的奏章和御史的奏章一并宣示给中书、枢密院大臣，详细辨正是非。如果认为臣的奏章不正确，就请求免去臣的职务，终身不得录用；如果认为御史的奏章不正确，也请求依照公理施行。这样最可贵的是赏罚分明，那么风雨就会调顺，阳光也会重新出现了。”},{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赏罚 宋英宗治平元年，知谏院司马光谈到两府官员升迁时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去年陛下刚刚即位时，两府的臣僚已经各自升了官。如今刚满一年，又一概加以恩命。虽然陛下褒奖优待大臣，务求待遇丰厚，但朝廷内外私下议论，认为近来国家的官职爵位容易取得，恩赏过于频繁。担当国家柱石的大臣，应当齐心协力，共同挽救这种弊病。如今如果在连续几年之内，恩宠和赏赐便频繁降临，而大臣安然接受，认为本来就应当如此，那么凭什么率领、端正其他人？这会堵塞遏制侥幸求进的风气，恐怕反而大大失去天下人的期望。然而，表面上是在爱护大臣，实际上正是伤害他们。臣私下料想，大臣们也不敢自行承受这些恩命，应当会辞让回避。希望陛下顺势听从他们的请求，以成全他们的美德。”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奏说，两府臣僚升官过于频繁，恐怕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请求陛下听从他们辞让退避，以成全他们的美名。没有得到采纳，并不是臣憎恨这几个人、嫉妒他们升官，而是想保全他们的美好名声，使他们辅佐陛下，郑重珍惜国家的大权。先帝亲自选择圣明之人，把天下传给陛下，如今陛下却想把功劳归于大臣，臣本来就知道这些人一定不敢承受。即使假设他们当日确实曾经赞成先帝的圣意，也是为了安定宗庙社稷；如果今天接受赏赐，就是预先求取非同寻常的福分，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这样说来，陛下赏赐他们，反而遮蔽了他们竭尽忠心的本意，使他们成为追逐利益的人，这有什么值得荣耀的呢？臣所谓想保全他们的美名，正是这个意思。爵位官职，是君主用来驾驭群臣的大权。但品秩高低本来都是虚名，只因难以取得才被人看重；如果容易取得，就会被人轻视。譬如金玉珠玑，如果道路、台阶、庭院到处都有，就和瓦砾没有区别了。近年以来，官员冗多、赏赐滥施，两府大臣难道不知道吗？如今正逢陛下即位执政之初，更应当开导圣聪，惩戒革除这种弊病。现在陛下在继承大统之际以及圣体尚未安宁之时，使朝廷内外安定，这是两府的功劳，因而加以厚赏，那么宿卫将帅、宗室外戚、四方藩镇、内侍近臣都会产生希望。” 如果一一满足他们的愿望，国家的官爵就会比泥土还低贱，将无法役使群臣。如果压制而不给予，他们自己又不会知足，反而产生失意怨望，这就是始于推恩，终于聚集怨恨。况且辅佐大臣在一年之内接连升官，却想禁止其他人侥幸升进，实在也很困难。臣所谓想使他们辅佐陛下、郑重珍惜国家大权，正是这个意思。也许陛下认为，曹佾没有功劳，尚且加授使相，何况辅弼大臣在国家艰难之时竭尽力量、劳苦不懈，更不可不赏。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陛下赏赐曹佾，并不是认为他有功劳，而是因为皇太后的恩德极其深厚，无从报答，所以褒奖尊崇外祖舅父，以安慰母亲的心。如今如果因此推恩，先及后族，再及两府，再及其他人，那么曹佾便会随着众人一同升官，不再显得优异，这对皇太后的心意又有什么安慰呢？这样，陛下白白耗费了盛大的恩典，而众人都按惯例升官，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臣难道不知道陛下想褒奖大臣吗？只是臣不自量力，冒昧发表意见，触犯陛下；这并非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朝廷忠诚谋划，不顾其他，只愿陛下明察。” 司马光又请求停止给近臣的恩命，奏道：“臣昨天上奏说，近年以来官员冗多、赏赐滥施，两府大臣在陛下即位执政之初，正应当开导圣聪，惩戒革除这种弊病。如今陛下在继承大统之际以及圣体尚未安宁之时，使朝廷内外安定，这是两府的功劳，因而加以厚赏，那么宿卫将帅、宗室外戚、四方藩镇、内侍近臣都会有所希望。如果一一满足他们的心愿，国家官爵就会像泥土一样低贱，将无法役使群臣。况且辅弼大臣在一年之间接连升官，就很难禁止其他人侥幸求进。臣记得陛下曾当面告诉臣，两府大臣都有大功，所以升官；其他人没有功劳，哪里敢轻易指望？臣再三陈奏说，如果陛下搁置两府的恩命，其他人自然不敢侥幸求取；如果看见两府升官，谁肯自称没有功劳而不求荣进？恐怕到了那时，陛下也不能裁抑，两府也不敢坚持奏请。当时陛下圣意坚定，始终没有采纳。如今两府刚刚接受恩命，臣私下听说，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等人也已经一律升官。臣私下料想，今后其他臣僚互相比较，接连升官，最终将没有尽头。” 官爵本来是君主的利器，用来驱使群臣、控制四海。如今陛下竟不加珍惜，轻易给予他人，竟到了这种地步，臣私下为之痛惜。凡是政令的施行，必须从尊贵亲近之人开始；此前滥施的恩典已经给予贵臣，不能再收回。如果只在近臣这里停止，尚且可以挽救大半。所有任守忠等人的恩命，伏望圣上慈悲，特意追回，以堵塞今后侥幸求进的道路。” 英宗时，赵瞻上奏说：“世间最大的祸患，在于赏罚。赏赐用来表彰文德、奖赏贤能，刑罚用来确定法令。若因侥幸而奖赏奸邪，就是国家代替贤者发言，而法律成了奸人的地盘。假如有一个官吏，带着功劳资历到考课机构，机构必定说：‘某人在这个职位任职若干年，应当升某官；某次考课列为优等若干次，应当增加某级官秩。’这个人即使大贤或极不肖，朝廷和王公也不能擅自议论应当留用还是舍弃；如果要动摇这种规定，除非他的罪状显著，或者有诏令未涉及的特殊情况，否则就要援引旧例和法令加以参照，突出的事也不肯举发。把贤能之人说成难以进用、容易退职，以至使有廉耻谦逊之心的人受到压抑，这难道不是替时代作出辞说吗？如果这样，那么伊尹、太公就会常常同普通百姓排列在一起，傅说、箕子就会常常被编入囚徒，冀缺、宁戚就会常常与耕农为伍，管仲、五羖就会常常没入俘虏之中；他们难道还会屑于同当时之人争论微小的得失，罗列按时考核积累的功劳来求取升迁吗？又或者把罪犯交给司法机构，机构必定说：‘依据甲条法令应当处以某种刑罚，依据乙条法令应当归入某种科目。’若罪罚轻重有疑问，就上奏请示君主；君主所能做的，也不过是依照法律条文加以升降裁决罢了。把这种做法当作奸人狡猾窥伺、侥幸求利的准备，难道不是给奸人提供了地盘吗？况且唐虞时代流放共工、放逐驩兜，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正，太公诛杀华士，管仲诛杀傅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书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