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三

译刑罚和赏赐，是国家的纲纪。赏赐公平，人们就知道应当努力；刑罚严明，人们就知道畏惧。君主用来统治天下的，不过就是这两种权柄罢了。难道可以让它们偏私而且放纵吗？贵戚凭借亲属关系，屡次重复受赏，西垣的驳正之臣对此提出纠正，朝廷却仍然坚持错误而不省察。旧日的恩亲谋求恩泽，污损玷辱郎官和宫门禁近之职，事情传回京城，最终也置之不问。这难道不是赏赐偏私吗？近臣被毒死，阴谋出自权奸，国人家家户户都知道。贼人难道难以捕获吗？揭发奸邪、搜捕隐伏之人的官员，不但失职，反而被收入囊橐，并由典狱机关办结。威爰所作的案牍虚妄荒诞，敕榜挂在墙上，追捕线索却渺茫，朝廷也没有追究到底。[“威爰书”及相关字词疑有OCR讹误]三个凶徒被流放逃窜，命令并非不严厉，却有人藏匿在京畿附近，轻慢玩弄国法；州郡故意放纵，竟没有任何人追究。士大夫之间纷纷传说，彼此都感到愤怒惋惜。舜流放四凶及其族人，也没有这样。难道刑罚不是放纵了吗？军队和财赋，是国家的大政。治理军队，没有比谋择统帅更重要的；治理财赋，没有比节省费用更优先的。淮阃的统帅软弱怯懦，是权奸擢用的；既然趋向不正，遇到紧急情况就难以倚仗。如今即使不能停止任用有威望的大臣来取代他，现任大夫之中，难道没有可以担任此职的人吗？却拖延岁月，把更换他看得过于慎重，这难道不是忧虑边防、思考职责者的过错吗？敌人窥伺南部边疆，事情已经持续数年，边臣接连上奏，日益使人惊骇闻听。敌人用“斡腹”之计误导我们，已经很久了；然而朝廷之上，对此将信将疑，接应处置总是迟缓。整饬兵卫，储备粮饷，联结边地壮丁，抚慰夷族部落，修缮边障关塞，弄清侦察情报，不是懂得用兵的人不能办成。如今却因循常规、沿袭旧例，不急于选择贤能之臣把这些事务交给他。万一小夷支撑不住，北方骑兵突然到来，从山岭以南便再没有一根横草那样的防备，到那时才惊慌谋划，难道还来得及吗？军政的缺失，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国家的版图，这些年以来已经荡析丧失过半；承平时期的用度却丝毫没有减少，情形就像家产衰败。家产将要耗尽，开支却和从前一样，即使想不陷于困窘，也不可能了。边疆长期戍守，军粮运输日益繁重；盐务滞塞，楮币困竭，国家财计极度窘迫。这是什么时候了？土木营造却不停，随意赏赐没有节制。白鹤新宫的斧凿声还没有停止；师臣赐第的版筑工程又将兴起。道路上听到的传闻又说，宫掖之中按照明禋旧例，近来向版曹责令征取币帛；贡品输送之地已经荒废，甚至不得不停止调运其他地方的币帛来应付命令。由此推想，那些横加的费用、奢侈的开支，外朝无法知道，有司也无法防止的，哪里说得尽呢？国家财赋的蛀虫，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陛下亲自临朝处理政事，求治之心不能说不焦劳，但像臣前面所陈述的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稍稍符合您的心意，难道不可以思考其中的原因吗？自从端平年间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号称“更化”的事情已经多次出现。然而所谓更化，不过是下达一道诏书、更换一位宰相罢了。至于大化的根本，关系到气运的盛衰、治道的兴替，那些应当改变却没有改变的地方，实在还没有认真思考。本根是什么？不就是陛下的心吗？陛下天不亮就起床穿衣，内心忧惧、耗损心志，这些都表现在临朝听政、裁断政事的时候；亲近儒臣，询问政事得失，这些表现在在旃厦从容议事之际。即使是尧舜的兢兢业业、文王武王的忧劳勤勉，也不过如此。然而闾巷小人妄自议论圣德，有的说，陛下在独处谨慎的地方，立意还不真诚；在燕居闲暇的时候，节制欲望还不坚定。货利会侵蚀您的明察，而戒绝增殖财货的训诫还不够严格。大奸之人企图回朝，私下进献接连不断；宰相职位偶然空缺，许多藏匿的势力便互相奔走营求。君臣之间相互用货物结交，相互用利益行贿，这种污浊元气的事情，难道是盛世所应当有的吗？至于受宠的近幸和阿谀侧媚之人，用来迷惑视听、感动改变心意，更足以成为清明政治的累赘。腐儒巧言诬陷而使谗言流传，几乎动摇了妖邪的防线；对外交通而成为邪党的首领，并秘密主持阴谋，暗中施行奸邪蛊惑，彼此煽动、交相攻击。陛下的心到了这个地步，所存的正念还有多少呢？陛下的心，是大化的根本。若不在这颗心上洗涤磨炼，竭力思考如何改变，却只是徒然建立虚言、留下空名，反而称作更化，那么这就是上天之心尚未顺当、上天以大灾异象表示警告的原因。即使如此，这颗心的弊病要改变，虽然在于陛下自身，但匡正陛下却在于大臣。陛下从自己内心决断，同时任用两位宰相，所要责成期望他们的，难道只是文书事务、期限考核、钱粮和军备等事吗？纠正过失、整治差错，陈述善道、堵塞邪说，正是要把宰相职位作为澄清源流、端正根本的地方。舍弃这些不谋划，却急切地忙于末流事务，哪里足以称为贤相呢？必须竭力安定国家根本，就像韩琦挟持孔光传来启发皇帝的心意，即使冒犯圣颜、违逆旨意也不畏惧；必须坚决驱逐小人，就像司马光所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必定不会有这种事”，即使因此招致怨恨、遭遇祸患也不顾惜；必须制止、断绝内降诏令，就像杜衍积存到数十道后，接连封还原封退回；必须裁抑宠幸之人，就像陈俊卿当面在皇帝面前质问，竭力排除渊觌。能够做到这些吗？陛下就应当听从他们；不能做到这些吗？陛下就应当以此要求他们。这样或许可以使言语行动和仓促举动，彼此警戒、交相规劝；通过涵养熏陶，暗中感化、默默领悟，必定使君主一皱眉一微笑之间，无不合乎法度。做到这样以后，大臣的责任才算尽到；大臣的责任尽到以后，陛下的内心才会端正；陛下的内心端正以后，天下的事务才可以逐步得到治理。孟轲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人人都看得见；等到他改正时，人人都会仰望他。”陛下如果真能消除变异、平息灾祸，以彰显更化的盛美，那么孟轲所说的“改正”，为什么不也返回到根本上去呢？臣是西南的寒微儒生，先前因为庚子年冬天雷鸣之事，应诏上呈密封奏章，请求陛下选择贤才任用为宰相，因此触忤史嵩之，流落在外三年；没有想到竟能遇到陛下重新施行大化，再次忝列朝班，亲眼看见岁首发生日食的灾异，怎敢不奉行明诏，吐露自己的强直、愚昧和狂妄浅陋之见，冒犯死罪，只愿陛下幸而赦免。绍定十二年，臣才得以任秘书少监，兼任侍立修注官。臣进呈旧事说：“李丞相李沆每次入朝谒见、奏报政事完毕，必定把四方水旱、盗贼以及不孝恶逆之事奏报给皇帝。皇上因此变了脸色，神情惨然，很不高兴。退朝以后，同列认为这样不对，便问丞相说：‘我们身居要职，幸而天下无事，丞相却每每奏报不好的事情，以违拂皇上的心意；而且这些都是有司平常处理的事，不必当面奏报。’后来同僚再次告诫他停止这样做，李沆不回答。事情一再如此，他便对同列说：‘君主难道可以一天不知道忧虑和畏惧吗？如果不知道忧虑和畏惧，就会无所不为、无所不至了。’”

译臣曾考察唐尧虞舜盛世之时，大臣向君主进言，即使平日没有事情，也从来没有不存有警戒之意的。因为君主一天也不能没有畏惧之心，而保持这颗心，使它长久不懈怠，是大臣的责任。禹、皋陶在舜面前讨论治国，舜让禹进言，使他畅所欲言。禹没有谈及其他，只举出从前洪水滔天、浩浩荡荡淹没山陵、百姓陷于昏昧困苦的事情来告诫舜。禹难道是在夸耀自己的功劳吗？他是要保全舜因洪水而产生的“警戒我”的心，使舜不忘记一天也应有的畏惧。所谓畅言，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后世大臣很少能懂得这个道理，只有汉代魏相对此大致有所见识。魏相命属官查核郡国事务，休假从家中回到府署时，总是把四方的异常见闻报告给他。有时出现叛贼、风雨灾变，郡国不上报，魏相就一定上奏说明。汉宣帝时，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也可以说是治理得很好了。魏相却仍常把逆耳之事告诉皇帝，使皇帝知道警戒畏惧，不敢安逸享乐，难道不能称为贤臣吗？我国朝名臣李沆辅佐真宗皇帝，每次奏事完毕，必定把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奏报。皇上变了脸色，很不高兴，同列都劝阻他，但李沆不因此停止，还说：‘君主难道可以一天不知道忧虑和畏惧吗？’ ‘如果不忧虑、不畏惧，就会无所不为、无所不至了。’唉，李沆这句话，真可以说是深得大臣的职责本分。即使周公作《无逸》来告诫成王，又怎么能超过这番话呢？况且咸平、景德年间正是国家达到隆盛极点的时候，而担任宰相的人不以已经治理安定为满足，反而把警戒没有灾祸之事作为自己的心志，因此能够辅弼我们祖宗宏大的基业，使它传承无穷、施行无边，这难道不是万世宰相应当遵循的法则吗？臣私下看到，近来江浙、闽中各郡同日发生大水，冲走淹死的百姓动辄以万计，朝廷内外众口一词，都说这不是小小的变故。然而大臣却安然视之，没有听说有人勤勉急切地推究造成灾异的原因，谋划防止灾害的办法，并为陛下竭力陈说。一两个朝臣不得已而有所进言，也只是臣下愿意尽忠、履行职分的常情罢了。我颇听说有人厌恶他们强行絮叨，指责他们是在夸大声势；既然身居其位，却不知道自己的职责，究竟是什么道理呢？魏相、李沆处在天下无事的时候，却喜欢谈论灾变之事；今天的大臣正当重大灾异已经十分明显之后，反而厌恶谈论实际发生的灾变，难道是因为陛下不喜欢听到这些话，他们便顾虑观望到了这种地步吗？臣希望陛下虚心访求、听取意见，向臣下表明乐于听取警戒之言的心意，就像舜让臣子畅所欲言一样。这样或许从今以后遇有变异，就能用来开拓扩大圣心，广泛采纳臣民言论，共同谋划消除平息灾异。消除平息灾异的办法，国家社稷就非常幸运了。斯得又上奏说：“臣在蓬山任职，碌碌无为，没有什么补益。陛下误听误信，提拔臣任职，代理掌管记注之事，臣推辞而未获准，只得日夜思考怎样才能称职尽责。刚开始列于朝班，恰好看到国家发生非常的灾异，既然是臣职分所在，怎敢不急切奔走，立即为陛下说明此事。”臣私下看到，自六月以来，饶州、信州、衢州、婺州、台州、处州、严陵、建宁、南剑、邵武等州同时发生大水，冲毁官署寺观、房屋庐舍，漂流淹死百姓，人数以千万计。父老都说这是数十上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灾害，这不是小小的变化。陛下难道不应警惕恐惧，推究造成这种灾异的原因，设法防止和消除它吗？臣看汉代儒者谈论灾异，认为发生某种事情就必然有某种回应，都是必然的道理，所以有人不相信。然而本朝大儒程颐、苏轼、朱熹认为感应之理极其精微，他们的学说不能全部废弃。废弃它，人主就会忘记警戒之心。臣现在采集汉儒所论水灾的征应，用当今世事来验证，大概确实有相互符合之处，试着逐条考察陈述如下。汉儒说，政令违背时令，水就失去本性，雾水突然涌出，百川倒灌泛滥，冲毁乡邑，淹死百姓。如今正值盛夏，却大兴土木，横行毁拆百姓住宅，妨碍并夺取农事，白天黑夜都不得休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百姓因愁苦之气，使阴阳失和，感动天地精气，导致灾异、招来祸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举动如此违背时令，水灾怎能不作出回应？汉儒说，贤德之人被阻遏，灾害就是水，水流会杀人。解释者说，“辟”就是君主；人君阻塞压抑有德之人，使他们不能被任用，水灾就会应验。如今在外任职的臣子中，本来有曾触犯皇帝威严、一次斥退后便不再召用的；也有公开弹劾权奸、长期不得召回的。正值侍从、卿监等班列空缺之际，应当把他们全部召回，以补充这些职位。可是旧日疑忌仍未消除，开导醒悟十分困难。至于诏令所防止的、命令所召用的，不过是一两个结党邪恶、贪婪刻薄的人罢了。有德之人被阻塞到这种地步，水灾怎能不作出回应？汉儒说，有道之人开始离去，水涌出便成为灾害。所谓“道人”，就是有道德的人。如今陛下招引众多正直之士，安排在官位上，天下正期待庆历、元祐时期那样的治理。却因为一个小人轻蔑学校，使师儒和有声望的士人极力争辩而离去，实在令人痛惜。近来又听说有小人想陷害正直大臣、改变时局，把他们一网打尽，已经有这种征兆了。善类孤立危急到这种程度，水灾怎能不作出回应？汉儒说，诛罚断绝了常理，灾害就是水；这种水灾，会在下雨时杀人。” 如今陛下宽仁出于天性，而平民叩击宫门进谏，有的竟触犯黥面为奴一类的刑法，这种事情可说是前所未闻，令人惊疑。至于州县之间，冤狱极多，其中辅郡杀害士人，尤其显著，道路传闻此事，无不咬牙切齿。内外掌管防务的臣子，出于肺腑之情，却闭口不敢说话。陛下深居九重，也曾知道这些事情吗？至于应当施加诛罚的人，没有比“莫垓荥若”更合适的了，却反而加以庇护保全，使他丝毫不受损伤。刑罚如此违背常理，水灾怎能不作出回应？汉文帝后三年，蓝田发大水，冲走九百多家，毁坏百姓房屋八千多所，淹死三百多人。汉儒说，当时匈奴侵犯北部边境，杀掠一万多人，所以水灾便是对此的应验。去年冬天，盗寇进入淮西，大肆掠夺后离去，他们杀的人何止一万？创伤残破之后，民气受损，官吏又侵夺盘剥，百姓含冤受苦而无处申诉。边民失去生计达到这种程度，水灾怎能不作出回应？元帝永光五年，大水冲毁乡聚民舍，水流还淹死了人。汉儒说，当时皇帝违背古代制度，刑臣石显掌权，所以发生水灾应验。近年以来，经过刀锯刑罚之后，石显一类人的气焰日益嚣张，无耻士大夫纷纷投奔他们，依靠他们作为内援；就连都城中琐碎细小的诉讼，也再次被他们搜刮利用，以烦扰皇帝的听闻。”

译发布命令不合乎正理，吏治混杂多端，都是由此造成的。刑臣如此掌权，水灾怎能不作出回应？以上六件事，并不是臣凭空臆测的说法；拿往代史籍来验证，考察当时的事情，确实有事实、有证据，完全不是诬妄。陛下怎能把它看作偶然，而不赶快谋划消除灾异的办法？如今陛下避离正殿、减少膳食，已经下诏责己求言，却仍然寂静无闻。所下的宽恤诏书，言辞语气平缓，完全没有哀痛恻隐之意。二府引咎归政，也只是徒具形式的文章，仍不知道改正。至于处置救灾恤难之事，似乎有、似乎无，没有听说有人慨然把百姓葬身沟壑、溺水而死当作自己的责任，像救火烧到头发一样谋划救济，这正是臣极为疑惑的地方。程颐说过：天地之间，有感必有应；所应又会成为感，感再斫削，便又成为应。如今灾变如此，若忽视而不谋划，臣恐怕感应反复循环，几乎没有尽头，不到造成巨大损伤和败亡不会停止。何况阴气盛而阳气衰，显然是兵乱、盗贼和小人将要兴起的征兆；对于五行胜运来说，这又是我国最忌恶的情形。臣愿陛下深切思考上天的警戒，采纳臣的意见，赶快下求言诏，广泛寻求消除灾异的办法。必须先停止新建寺观的土木工程；必须迅速召回那些触犯权贵而被斥退的大臣；必须遏制断绝邪说，扶持善良；必须慎重对待刑罚，爱惜士类；必须加恩边民，救济他们免于死亡；必须抑制疏远宠幸之臣，断绝他们的干扰。” 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六件事，不受迷惑、不存疑虑，那么上天的震怒大概可以挽回，和谐之气大概可以招致了吧？即使如此，臣还有愚见，怀抱在心中想要吐露，已经很久了。如今时势和人事如此，臣怎敢再有所隐忍而不为陛下说明？臣考察汉成帝时，灾异很多，刘向告诉他消除灾异的方法，始终不过以“和”为核心。他论说太平之世的事情：“众多贤人在朝廷和睦，万物在田野和谐；朝廷大臣在内和睦，天下各国在外欢悦；诸侯在下和睦，上天在上便会回应。”他论说衰乱之世的事情：“幽王、厉王之时，朝廷不和，祸殃从这里开始。”“朝臣错乱乖戾，灾异便屡次出现。”他反复申说，深切到了极点，又以和气导致祥瑞、乖气导致灾异作结。像刘向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善于谈论灾异了。如今陛下更新政治，励精图治，对二位宰相的期望是什么呢？诏令要求他们协恭和睦、训诫勉励，不能说不谆谆切切；无奈细小的嫌隙没有堵塞，争斗之风逐渐形成，谗佞之人又在中间交相离间，恐怕将要达到无法重新和合的地步。辅佐人主调和阴阳，这是多么重要的职分！难道不应以稷、契、皋、夔等贤臣彼此谦让、共同辅政来勉励自己，却甘心沿袭衰世乖戾相背的风气吗？” 既然乖戾之气会导致灾异，水涌出而成为灾害，二位宰相怎能不承担责任？臣愿陛下趁天灾可畏之时，明确说明利害，告诫二位宰相，使他们各自抛弃细小旧怨，同心协力，以成就国家大事，以挽回上天的意旨。二相和睦，众贤就会和睦；众贤和睦，万物就会和谐。这样做之后如果仍有灾变，把它作为明主的忧患，臣不相信会这样。臣忧虑国家、爱护陛下之情太深，愚昧刚直而妄加发言，惟愿陛下宽恕。” 斯得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御笔，陛下因各郡水灾，分别命令朝臣实地访察灾情轻重，宣布皇帝的恩德，并命令有关部门发给钱米赈济。由此可见圣天子忧念百姓、不遑安处的心意。然而臣认为，近年以来，各地常平仓、义仓按惯例多已名存实亡，何况经过水灾毁坏以后，储蓄的情况更可想而知。如果让有关部门专靠这些来充作赈济，必定会成为徒具文书的形式。臣私下看到，仁宗皇帝庆历八年，河北发生水灾，特意从内藏库拿出钱帛，命三司转运粮食赈济。嘉祐元年，河北再次遭受水灾，朝廷从内藏库拿出绢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用于赈济和借贷。神宗皇帝熙宁元年，下诏命三司支出钱五十万贯，赐给河北转运司，供水灾各州支用，以免向民间征调骚扰。孝宗皇帝乾道元年，浙东、浙西发生水灾，免除百姓身丁钱和绢，从内库支拨钱物归还户部，以充作军费。祖宗爱护百姓十分急切，在有关部门赈给之外，又拿出朝廷内库的钱物帮助他们，实实在在使百姓得到恩惠，而不是空话，所以人心感悦，天意也容易挽回。即使如此，这不只是祖宗已经实行过的事情，也是陛下亲自实行过的。” 绍定二年，台州发生大水，朝廷命常平使者叶棠移治当地，负责处理灾情，发放丰储仓米十万石、封桩库钱五十万贯，用于赈济和修筑城墙。当时楮币价格是现在的四倍，折算五十万贯相当于现在的二百五十万贯，比三位祖宗所捐出的数目大概还多。如今受灾地区既然广泛，旧例本来应当全部援用；然而又怎能漠然视之，只把责任推给各部门和州郡呢？臣私下估计，陛下痛心百姓死亡，未必不愿拿出钱来赈济，只是大臣每遇事情便退缩畏惧，陛下或许有所吝惜而他们不敢进言罢了。况且绍定年间赈济台州的事情，年代已经那么久，尚且能够实行，难道说二位宰相的贤能却偏偏不能这样做吗？身居宰辅之位，遇到国家大灾变，却拘泥文书、牵制习俗，犹豫顾虑，不能稍微超越常规办事，以安慰天下人心，反而说“国家力量正困乏，我替朝廷爱惜费用”，这恐怕不能算是懂得当务之急。臣认为三位使者出行时，应当各自携带二三百万缗，到了灾区确实衡量受灾轻重，平均救济邻近各郡，同时还应兼发米粮，这样才差不多能够把实际恩德宣扬出去，把灾祸转化为祥瑞。朝廷每建造一座宫殿、修建一座寺院，费用动辄数千万；如果拿出其中百分之一、二来救活十州数百万生灵，这种功德利益，恐怕比宫殿寺院更大。” 陛下如果认为臣的意见可以采纳，恭请圣裁，下交三省，迅速施行。

译景定五年，斯得任秘书少监，因彗星出现而应诏上言说：“臣恭敬地看到七月六日的诏书，因为彗星出现在柳宿，允许内外臣僚直言时政的缺失。臣只是一个妄庸之人，天性愚直。淳祐末年，承蒙陛下提拔，任蓬省副职，代理掌管记言，后来竟因遇事妄发议论而获罪离职。不久朱熠、沈炎、何梦然等人相互搜罗罪名，臣因此被废弃十年，自以为今生再也无缘面见圣代，不会再有一句话能够传到陛下耳中了。没想到在将死之年，竟遇到责己求言的诏书，诏意谆切勤恳、哀恻诚挚，引导臣发言。臣亲眼看见上天震怒，大祸将要到来，怎敢畏惧躲避权势，不说出心中所想而辜负圣明？谨以赤诚之心，把群臣一定不敢说、陛下一定听不到的事情献上，惟愿陛下幸而听取。臣谨按国史：徽宗皇帝崇宁五年正月戊戌，彗星出现在西方，光芒长十余丈。徽宗非常恐惧，每天进食蔬食，每晚焚香流泪，跪拜数百次，直到彗星消失才停止。于是他慨然深刻看清蔡京的奸邪，不靠别人进言，奋然亲自作出威严决断，当天就罢免蔡京的左仆射之职；凡是蔡京所推行的政事，全部废止；毁除党人碑；元祐奸党指挥二十项，全部荡涤；停止补役，停办方田，废除三卫，撤除圜土，改革学校法，恢复科举，停止后苑制造，免除六尚贡物，直到茶盐钱法，也一并下诏交户部议改。” 内外百姓歌唱欢舞，声音充满道路街巷。近世以来，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精诚恳切而果断勇猛的，没有超过这一次的。后世子孙怎能不以此为法？陛下这些年以来专任一位宰相，虚心把政事托付给他，事情无论大小，一概交给他办理。如果果真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本应天心能够享受其德，灾害不生，祸乱不起。然而自庚申年以来，大水成为灾害，浙西百姓死者数百千万，接着又连年旱灾，田野萧条，物价大幅上涨，百姓性命危如一线，情势紧迫，到此已经极点。如今又加上非常的灾异，妖星突然出现，光芒照满天空。柳宿属于鹑火，火是国家盛德所在之象，而彗星却出现在这里，这种变化不小。如果不是朝廷政事大大失去人心，又怎么会招来这样猛烈的天怒？臣请求逐项列举。祖宗建立国家，以忠厚为根本，对大奸大害之人，才开始加以流放。如今大臣却轻易使用流放贬斥之法，以恐吓异己。庚申、辛酉之间，无论大小臣子，追究、停职、贬迁、放逐接连不断，几乎没有一个月不施行威权。这难道不是砍削祖宗忠厚的恩泽吗？士大夫把求取仕进作为事业。如今却让刻薄小人吹毛求疵，控制阻塞他们，动辄触犯新制，进退无门，困顿颠沛；有人经历二三年，最终竟因得不到一个职位而离去。又让几个轻躁锐进的少年日夜更改七司法的规定，反复锻炼增加罪责，使人从本来就苛薄的处境走向更加苛薄，唯恐有一个人能够进用；但这样做只能困顿孤寒之士。” 至于自己想要给予的人，即使只是碌碌无能的下等之流，也可以破格超越资历和次序，毫无忌惮。人才难得，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即使广泛蓄养、兼收并用，仍然担心不够使用。如今却凭个人意向决定任用和舍弃，按党类决定去留；只要不是一向出自自己门下的，全都弃而不录，于是使怀才抱艺的士人沉沦废弃、流离失所，叹息愤恨，产生在圣明时代被禁锢的怨恨，这难道不足以伤害阴阳之和吗？古代大臣都把礼贤下士视为贤德，进食时吐出食物，洗发时握住头发，接见贤士从未稍有懈怠，所以能够通达下情，搜罗人物，共同成就国家大事。如今不致力于学习古人，反而妄自尊大，有人前来投递名帖求见，像是拜谒鬼神一样，过了一个月又一年，竟始终不能通报。即使有奇才异能，又凭什么自我表现？以上这些事情，都是替陛下失去士大夫之心。自从井田制废弃以后，养兵的费用都依靠田租赋税，汉、唐以来，没有谁能改变这一点。如今却逞弄私智，购买田地来供给军饷，自以为谋略高明，前无古人。陛下知道这不是好办法，曾想停止，已有秋收后实行的命令，但他却强硬地不顾。公然夺取民田，毒害流布数郡；告状文书被弃置，田地又卖不出一文钱，于是使大家族破败，小民无所依靠，米价大涨，饿死者接连不断。” 有关部门还说田地不好，天天更换、月月变动，没有停止的时候；奸猾佃户乘机而入，纷纷背叛原来的田主。有见识的人说，将来浙西如果发生动乱，一定会从公田开始。不仅如此，又把虎狼一样的官吏派往四方，让他们磨牙张口，吞食咬噬良民。柯山发生一次骚乱，远近都为之震惊。苕水一带的三个贪官，都是朝廷精心挑选的；史越翁到郡几十天，搜刮钱财就达到三百万，至于捶打剥削的惨状，不说也可想见。朝廷铲除受过黥刑的贪暴官吏，本来是为了爱护百姓，却不知道反而因此加害百姓。一个官吏被擒，就把他看作奇货，牵连枝蔓，祸及几十家，得到钱财数百千万还不停止；有人抵押妻子、卖掉儿女，家产破尽、性命丧失，哭声遍布道路，这些都是臣亲眼所见。堂堂天朝，却甘心做出破败州县中摊派勒索一类的举动。以上这些事情，都是替陛下失去京畿附近百姓之心。江汉上游是国家重地，中兴以后，一向选派名臣镇抚弹压，从未偏废。如今却把整个地区交给一个人，容忍姑息，像供奉骄子一样听其颐指气使、任其索取欲望；斩杀割鼻等刑罚遍及湖广。监司、守令畏惧震慑，不敢争辩，使陛下的百姓受到创伤，使遗民沉沦于汤火，却没有人救援。” 江西、湖北每年买粮并发给钱，这项做法由来已久，如今也只发给一半。告状文书和民情，难道不会汹汹不平吗？以至于市舶贸易尽被取利，外来夷族怨恨；盐法苛刻急迫，商人也怨恨。近来又听说广寇、赣盗相互呼应而起。以上这些事情，都是替陛下失去远方百姓之心。然而这只是臣在乡间所知道的万分之一二罢了。淮海以西、岭南和蜀地以东，千百万人的怨恨，又哪里仅仅如此？陛下所依靠来拥有天下的，只有人心罢了。如今大臣把人心全都失去了，他们相互愁苦悲痛、号哭哀告上苍，于是产生妖异、积聚灾孽来警醒陛下，昭示国家危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何况近年以来，上天生出柔弱谄佞之徒，遍布世间；他们在本朝任职，只知有权门而不知有君父。有的称某人再造王室，有的称某人是百世难遇的元勋，有的甚至直接说其功劳不在禹、周公之下；虚假的美誉和过分的赞颂每天都传到陛下面前，迷惑圣明，掩盖罪恶，于是使陛下深居九重，专门倚靠一位宰相，高枕而卧，以为他真像泰山四维一样可以依靠，却不知道下面已经失去人心，上面招来天谴，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群臣依附权贵、欺瞒君上的结果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译陛下试着看看这五年间，朝廷士绅上奏防备时政的奏疏，不知有几千几百篇，其中可有一句话关系到朝廷政务的吗？凡是意见与他不同的人全都斥退，凡是职位可能妨碍他的人全都罢除。上自执政、侍从，下至小小的朝廷士绅，没有一个不是他的党羽。即使学校里的诸生，也连续几年闭口不敢向言路进言，言路早已荆棘丛生；这正是养成大臣蛮横悖逆之气的缘由。民众怨恨，上天震怒，若不至于彗星出现而且灾异不止，恐怕是不可能的。况且因灾异而要求三公引咎免职，自汉、唐以来一直被视为常事。丙申年发生雷变时，陛下也曾振作精神，刚决断然，一天之内罢免了两位宰相。如今彗星所预示的灾变，严重到令人不忍说，难道能同雷电在不合时令时发生相比吗？何况人心惶惶，众口一词，都指向那个人，只有陛下没有醒悟罢了。况且后妃之家不得担任执政官，是仁宗皇帝明文规定的法令。政和、宣和年间违犯了这条禁令，最终导致祸败。陛下违背仁宗的成法，重蹈政和、宣和的覆辙，本来就已经很久不合天心了。如今遇到这种非常的灾变，却又不想改弦更张，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会觉醒呢？臣恐怕从今以后上天不再降下谴责告诫，而伤败很快就要到来了。臣因忠心和愤懑激发，愿望实在无比强烈。请陛下取来崇宁年间彗星出现时的旧例，反复披阅，努力付诸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应当趁大臣请求退职时立即批准，凡是自庚申年以来一切刻薄害人的政令，当天就废止。重申仁宗的明文法令，把它作为子孙万世遵守的法则；同时彻底涤除内心的私意，努力施行善政，征召真正贤能的人，昭雪洗清冤屈的魂魄，以回应天心，慰藉民望。这样做了十天，如果妖星仍不消灭，就把臣剁成肉泥来向大臣谢罪，以警戒狂妄之人；臣不敢推辞，即使冒犯天威，也不胜惶恐至极。淳祐十二年，国史实录院校勘汤汉因大水灾应诏上奏说：“君心在敬慎与放纵之间的分别，实在是上天喜怒的由来。一念敬慎，上帝就降临鉴察，祥风庆云便由此产生；一念放纵，上帝就震怒，妖异的邪气和阴晦的灾气便由此发生。”他又因火灾应诏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承担天下重任，立心不可不公正；守护天下重器，持心不可不敬慎。陛下承受皇天的眷顾和使命，接受祖宗的宝图，就不应当怀着私恩而成为天下共同拥戴的君主；既然为亿万民众寄托性命，就不应当厚待自己的亲属。大臣、近臣承受恩宠、担任官职，都是陛下所倚仗的人，就不应当信任私人。三省、枢密院都是陛下的朝廷，是发布号令、施行政务的出处，就不应当有私人的命令。四海九州的土地疆域和版籍图册，都是陛下的仓廪府库，就不应当经营私财。陛下对于皇天、祖宗的德泽不能长久铭记并报答，对于群黎百姓的疾苦不能深切体恤，却使自己的亲属因私恩而富贵；公卿在朝廷中的信任程度不如近习之臣深厚，中书省所制定的政令，其施行又不如内批专擅，那么陛下立心就还没有完全符合天下公正的原则。过去，陛上对上畏惧天戒，对下顾恤民言；内有权臣的牵制，外有强敌的威胁，敬畏之心既不敢完全放松，私意也还没有完全施行。近年以来，天戒和民言已经被玩弄得习以为常，而那些贪污混浊、把持国柄、贪求财货没有止境的人，既然打算肆意施行私欲，就不得不放纵陛下想做的事情；于是从前的敬畏全都忘了，私心一念开始四处泛滥，无法控制。姑且用近来的事情来说明：定防之碑忽然从中出现，过去还没有打算亲自撰写它的文字；贵戚子弟交错任职于朝廷内外，过去也没有这样放纵；土木工程造成的祸害辗转流毒，连细小的诉讼事务，胥吏、卑贱之人也都能借着宦官群体的势力，把奏牍直达清都，过去也没有这样严重；御笔诏令一经发出，对上废弃朝廷政令，对下侵夺有司职权，过去也没有这样多；贿赂的流通、书信传递的操持，过去也没有这样显著。【“乡”字疑为OCR误字，原义不确定】所以，凡是陛下不能承担重大责任、守持国家重任，以至于招来怨恨、积下祸患的原因，都是开始于立心不够公正，形成于持心不够敬慎，把私心当作主宰而放纵施行。这正是感动天地，使水灾、火灾等灾害在几个月之内接连出现的原因。陛下难道不应赶快制定治理乱局、扶持危局的办法，却还可以用平日玩忽轻慢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吗？理宗在位时，考功郎官赵景纬因彗星出现在柳宿而应诏上奏说：“如今寻求解开上天心意的办法，不过在于取悦民心罢了。百姓的心，就是上天的心。禁锢私人的财藏，专断天下共同的欲求，民众就不会高兴；保护私人，违背天下的公议，民众就不会高兴；民间连糟糠都吃不饱，而宫中燕私宴享的供奉却照旧，民众就不会高兴；百姓的脂膏血汗日益被削减，而催办文书却像星火一样越来越急，民众就不会高兴；自己不能做到公正，却想断绝天下人的私欲，民众就不会高兴；不澄清贪污的源头，却想制止天下的贪求，民众就不会高兴。一定有这几种情况，才足以招来怨恨、导致灾祸。愿陛下拿出内帑钱财，以杜绝壅塞财利的诽谤；放出宫中的嫔嫱，以节制用度的奢侈。那些弄权的貂寺，向来是天下人共同憎恶的，就应屏退、断绝往来；那些毒害百姓的恩泽侯，曾经使百姓愤恨的，就应罢黜、抛弃。选拔忠诚刚直、敢于进言的人，置于谏职上，以疏通闭塞的进谏渠道；选用慈惠、忠信的人，使之担任守令，以保存残存的元气。还必须考察干道、淳熙以来，凡是各部寺、庶府掌握的利源名目，全部恢复旧有归属，以救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急需。公田派买不均的弊病，应允许百姓自行陈诉，随时因地制宜、变通处理，以安定乡里的生计；这样民心就会喜悦，天意也就会解除了。人的常情是，畏惧之心每每在灾异刚出现时产生，却不能不在阿谀奉承、互相劝解的话接连而来之后暗中转移。万一陛下听信左右宽慰譬解的话，曲意替灾异寻找说法来为自己开脱，罗列细枝末节来敷衍塞责，因而使最初的恐惧之心松弛，那么对下就违背民心，对上就违背天意，国家的安危恐怕就难以预料了。”他又说：“减少御膳的用度，不如捐出内帑；拒绝贡奉如果只是形式，不如堵塞宠幸的门径；扩大忠谏如果只是形式，不如真正实行。大赦天下，固然可以广施仁恩，却不如选用循良之吏、罢黜贪暴之人来实际施行。因为天意正要回转却还没有安定，民心刚刚喜悦却又产生疑虑，这正是阴阳消长、胜复的关口，也是天命兴衰的关键。”

译将作监袁甫上奏说：“臣仰望思惟，陛下敬畏天威，使圣德更加隆盛。因风雨、雷震、凌厉灾变的发生而警惕恐惧，认为仅仅避殿、减膳还不够，于是亲自挥洒宸翰，向朝廷内外发布文告，使大小臣僚都以直言上奏。圣心诚笃恳切，已经足以感通上天了。臣昨天忝列随从之臣，如今承蒙领取祠禄，亲眼看见灾异，痛心疾首。虽然身患沉重痼疾，退居衡门茅舍，难道敢以此作为推脱，而不思考怎样仰答陛下清明的询问吗？因此披露肺腑，粗略陈述管见，只愿陛下稍加垂听。臣听说，圣帝明王在位的时代，天道在上顺行，地道在下安宁，所以没有疾风苦雨的灾害，没有地震水涌的变故。这些都是盛德感召所造成的。然而从今夏以来，地震屡次发生。到了七月七日，白虹在夜间出现。虹是飓风之母。过了两天，飓风夹带暴雨，大肆施展威势，虐害百姓。人们都说：‘飓风之母出现，这是先兆。’臣却说：先兆的出现，不在白虹显现天象之时，而早已在地震显示变异的那一天显露了。《礼记》说：‘大地承载神气，神气形成风雷，风雷流动成形，万物因而显露生长。’况且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于是风雷流动成形，万物得到生发。这就是所谓的神气吗？为什么神气的生发养育，反而成为人物的灾殃？不成为祥和的风、甘美的雨，反而转为灾害和邪气，这实在是非常可怪的事！土地疆域，是承载神气的所在，如今却使房屋漂荡。百姓，是承载神气的人，如今却使民命受到伤害。物产，是承载神气的东西，如今将要成熟的庄稼被风雨一扫而空，连一顿饱饭也没有指望，饿死的人将要出现了。地震预示了灾变的开端，飓风又煽动了它的毒害。这灾咎究竟在哪里呢？大地承载神气，而圣人的神气实际上与天地神气相互流通。舜被任命居于大麓时，烈风雷雨也不能使他迷乱。作《尚书》的人认为，舜的德行就是舜之所以成为神气的原因。《礼记》说：‘清明之德存于自身，气志如同神明；上天降下应时的雨，山川便吐出云气。’记礼的人又引用《崧高》诗接着说：‘这就是文王、武王的德行，也就是文王、武王之所以成为神气的原因。’成王的神气稍有昏暗，所以大风吹倒禾苗，上天用来昭示谴责告诫。等到开启金縢之书，发出悔过的话，大风回转、禾苗重新挺立，转眼之间就显现出来了。当时，成王的神气精明纯正，已经同舜一样，也同天地相合，所以一念之间的感召，就像回声一样立即得到回应。” 既然如此，那么今天的灾变，就是天道尚未顺行、地道尚未安宁，震动漂摇，灾异交相发生；没有万物显露生长的祥应，却有土地崩解、万物摧败的忧患。”陛下为什么不也反躬自省呢？难道是我的神气比古代帝王有所不足，所以才这样吗？臣私下认为，天覆盖万物，地承载万物，人物处在天地之间，共同具有同一种神气。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之灵；真正聪明而成为天下君主的人，正是神气的主宰。近年以来，战争遍布眼前，乖戾之气冲犯阴阳；西蜀已经被攻破，荆襄已经残破，淮甸一带兵乱纷扰，江湖地区动荡不安，百姓死亡，数目多得无法计算。如今又先有地震，加上风雨，平时那些茂盛生长、繁密茂美、由神气生发养育的事物，大都憔悴萧条，令人触目酸鼻；物价又飞涨，一天比一天严重，百姓将没有东西可吃，只能直立着等死罢了。百姓和万物的生长，都是大地所承载、上天所覆盖的。如今上天爱惜自己的正道，大地爱惜自己的宝藏，但人们看到的只是日益衰败的形势，看不到日益光明、日益昌盛的景象，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即便如此，难道就没有处理这种局面的办法吗？臣斗胆分条列举，来禀告陛下。天下譬如人的身体，身体以神气为主；神气精明充足，然后骨骼筋力坚强，血脉流通，我的身体才能长久安定而没有疾病。治理天下也是这样：心源就是神气，人才就是骨力，兵力和财赋就是血脉。从自身到宫闱，从宫闱到朝廷，从朝廷到天下，能够主宰这一切的是神气，能够推动这一切的是骨力，能够使这一切流通运行的是血脉。陛下只要澄清心源，神气就会充足；只要振举人才的纲领，骨力就会强健；只要整顿兵力和财赋的体制，血脉就会畅通。所以天下的关键，全在陛下自身。况且端平改制以前的事情，姑且置之不论；自从改制以来，陛下所经历的艰险变故不可谓不多，而因此震动心志、忍耐性情，也不可谓不到极点。不知陛下是因灾异而使神气因此消沉呢，还是因警惧而使神气更加精明呢？忧患困窘时就惊惧警惕，安定太平时就懈怠松弛，这是普通人的常情。圣帝明王纯一不二的德性，本来不应当这样。臣愿陛下哀痛思念灾变的可怕，深思平日的过失，严厉地自我惩戒改过，以陛下之心来对应天地之心。灾变突然发生时，本来就应当整饬自身、反省内心；灾变逐渐平息之后，更应当兢兢业业、自我持守。心中始终存有这种警惧，战战兢兢，常常如同眼前正面临狂风怪雨、拔树掀屋的灾变；断绝荒淫的嗜好，戒除宴饮安逸这种鸩毒，堵塞群小奸邪的道路，伸张忠臣贤士的正道。即使在燕居深处，气度也要同临朝听政、阅览奏章时一样庄重严肃；妃嫔进御之时，也要同在经帷讲学之时一样敬畏。不要因为身处屋漏、幽暗的房间便放纵自己，应当想到上天明察昭著而有所畏惧；不要以‘或许说我不知道’为借口宽恕自己，应当想到世人能洞见肺腑，难以欺骗。视听都要受天君之心的节制，不要让外物扰乱精神；政务都要交付给至公之心，不要把私下亲昵的人当作心腹。斥退一时宽纵、释放的邪说，只应思考天下最大、最重的责任，不可有一天的闲暇安逸；屏弃眼前娱心玩志的小乐趣，深切思念艺祖皇帝传下的金瓯江山，不可有丝毫的缺损。这样，大臣就不敢养成骄气而懒惰，股肱小臣就不敢养成欺罔之风而蒙蔽视听，近臣就不敢养成安逸之习而酿成宫墙之内的祸患，远方之臣就不敢养成寇乱而给宗庙社稷留下忧患。君臣上下把自身置于极其危险、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天地神祇也会悲悯感动，将扶持他们回到最安定、最牢固的境地。

译臣所说陛下一旦澄清心源，神气就必定充足，就是这个道理。人主没有其他固定职事，只有进用贤人、贬退不肖者才是自己的职事。史书说，郭公之所以亡国，在于知道善人为善却不能任用，知道恶人为恶却不能除去。依臣看来，郭公的罪过固然在于缺少刚决果断的勇气，但他真正受病的根源，在于不能辨明善恶的真实情形。如果他真能知道善人应当任用、恶人应当除去，又怎么会很快亡国呢？只是因为他颠倒错乱，不知应当听从谁；应当任用的人像转动石头一样困难，应当除去的人却像拔山一样艰难，最终正道不能胜过邪道，忠臣不能敌过佞臣，奸佞邪恶充满朝廷，忠正之路被堵塞，所以最终陷于灭亡。陛下收揽赏罚进退的大权，所进退的人多得数不清。从前所任用的人，如今不知道他们是贤是佞，往往忽而贤良、忽而奸佞，始终没有一定的标准。有人说陛下刚断不足，臣私下观察陛下近年以来，并不是不想采用刚断，只是需要审慎后实行。对于决意必须任用的人，应当施用于君子，不要误用于小人；对于决意必须斥退的人，应当施用于小人，不要误用于君子。这样才能得到所谓运用刚断的实效，而不重蹈郭公的过失。如今陛下不能真正辨明贤能与否，只是因为惩戒过去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的弊病，便把安定平静作为最高标准。然而所谓安定平静，只不过是苟且求同罢了。君主说可以，臣下也说可以；君主说不行，臣下也说不行。把苟同当作贤能，本意是想求得安定。却不知道明辨是非、据理力争，符合天理、顺应人心，才是安定；迎合心意、顺从旨意，对上献媚、对下谄谀，什么都不加以纠正，也听不到劝诫规谏，即使想求安定，实际上正是造成大不安定。如今灾异屡次出现，天怒尚未消解，怪异的征兆每天更新，民情容易动摇，还能说是安定吗？本朝庆历、嘉祐年间，群臣之间能够互相补益、各陈可否；到了熙宁、元丰时期，却合成一种声音；元祐年间各位贤臣也能互相补益、各陈可否；到了绍圣、元符时期，又合成一种声音。从今天看来，究竟谁对谁错？人才颓靡，到近年已经达到极点。臣愚昧地认为，不要把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思作为逆顺标准，而要把义理作为逆顺标准；不要以意见相同或不同决定取舍，而要以是非决定取舍。这样或许陛下不会受人欺骗，国家也能真正得到贤才。如今却不是这样，一遇到任命差遣或授予官职，便左顾右盼，立即发出人才不足的感叹。” 这正如患风痹的人，即使四肢松缓而不收拢，四肢百骸都不能听从自己使用，能说他的骨力强健吗？陛下圣明赫然，照临天下，应当破除苟同的说法，开辟大公的道路，使天下人才踊跃奋发，这样才可以巩固肌肤的屏障，强健筋骨的约束。臣所说陛下一旦振举人才纲领，骨力就必定强健，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最急迫的事务，只有兵力和财力两件。议论的人只知道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臣私下对此很疑惑。自古兴王创业之初，有人徒手奋起而转动一代大势；即使没有兵力也能建立功业，有兵力而没有财力也能建立功业，有财力也能建立功业。大概是因为他们精神志意深沉，果断坚定，几乎没有轻率躁急；预先判断形势可以作为，毫不迟疑而不失时机，受挫后反而更加奋厉，力量弱小却更加壮大，所以什么事情不能做成？什么功业不能建立？兵力和财力本来是一件事，血脉本来相互贯通。如今把它们分开来说，执政大臣各自只主持其中一项，却不知道兵力离不开财力，没有兵力靠什么养？财力离不开楮币，没有楮币财力靠什么办理？如果不能把二者融为一体，大规模整顿，洗除积弊，彻底更新，臣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如今内外所养的军队，以及各处屯戍防边的军队，数量并不少，却仍然苦于没有兵力。”}], 流通天下的楮币和布帛，共有四亿千万多一点，数目可以说极其庞大了，却仍然困窘于没有财物。这难道是拘泥于通常办法的人所能改变和疏通的吗？陛下必定想过，兴王之初，凭着空手奋发而转动一世局势的人，是用什么办法达到这种地步的？他们只是不用通常办法处置，在危险中寻求安全，在死亡中寻求生机，所以能够把祸患变成福分，容易得就像翻掌一样。因此，担忧军队太少而主张增加招募，是错误的说法；担忧楮币不能流通而主张秤提，也是更加错误的说法。满朝群臣，泛泛无所作为，如同漂在河中的木头，而陛下又从未毅然振作整顿，进行改革，那么怎么能够挽救今天这个受伤、失败、危急、将亡的天下呢？有人说：“议论事情容易，实行事情困难。如今想要振作整顿、改革更新，必须先考虑怎样开始，又怎样部署，又怎样贯彻到底，这才可以。”臣回答说：“今天不是不能振作整顿、改革更新，只是担忧没有肯振作整顿、改革更新罢了。假如陛下果真肯振作整顿、改革更新，就一定会有办法。况且陛下也曾把古来处在最艰险危急境地的人主拿来思考吗？他们口中吃的是什么？身上穿的是什么？宫嫔有多少？暬御有多少？” 内外有没有多余的官员和吏员？有没有滥施恩典、任意浪费？有没有大兴土木？有没有奢侈宴饮聚会？提出建议的人有时涉及这些，便笑着说：“这不过是节省用度罢了。花费的如同丘山，所节省的却只像挡住尘埃，这种说法迂腐。”臣所说的，难道只是节省而已吗？只是想让陛下像兴王之初那样，凭空手奋发而转动一世局势，那就必须想到坐卧都仰视苦胆，饮食都尝苦胆，真正像越王勾践那样才行；必须想到穿粗布衣服、戴大帛冠，真正像卫文公那样才行。这样一来，天下将说：“万乘帝王吃的是这样，穿的是这样，真是想要振兴国家了，真是想要洗涤一世而重新更新了。”妃嫔呢？暬御呢？土木工程呢？宴饮聚会呢？陛下一定能够奋然大力从事减省天下的费用，天下传诵说：“今天淘汰了某人，明天又罢免了某事。”多余的官员呢？多余的吏员呢？滥施的恩典呢？任意的耗费呢？陛下一定能够坚定果断地加以严厉裁抑，天下传诵说：“今天颁下了某项命令，明天又革除了某种弊病。”陛下立定心志，务必实行，绝不能早晨开始、晚上停止。朝廷的议论到了应当统一的时候，就应当归于一致，难道能有甲方认为可行、乙方认为不可行吗？万一左右大臣迎合陛下的心意，认为当前形势还没有达到极度危急的地步，何必先摆出刻苦节俭、困苦窘迫的样子呢？

译这种说法，正是损害陛下俭朴德行的，应当深切警惕并立即斥责。又有人认为，如今幸而没有人横加议论，何必做这种纷纷更张、惊慌失措的举动？这种说法，正是阻挠陛下听从善言的，更应当明白辨析并竭力排斥。陛下为什么不想想夏少康复兴时，只有方圆十里的土地、五百人的部众，可以说是极其狭小微弱了，却仍能振作奋起，挽回衰败混乱的国家，恢复隆盛的局势。陛下看少康当时的处境，难道不是还容易转圜运用吗？梁武帝被侯景逼迫，自知必亡，于是说：“这是我自己得到的，也是我自己失去的，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唉！作为上天的儿子、统治万方的君主，到了危急困辱的地步，竟说出这种话，被写入史册，给千古留下羞耻。当时还可以挽救时，他懈怠而不奋发；等到已经无法支撑时，仍不知道悔改。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今天的事情，不论聪明还是愚笨，不拘内外，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巧妇也不能凭空做出没有面粉的饼。”更严重的说：“国家将要和楮币一起衰败。”他们的忧虑本来就深，言语本来就切中要害；可是说到振作整顿、改革更新，又都说：“陛下还没有肯这样做。” 不只是陛下没有肯这样做，作为陛下左右大臣的人，也都没有肯这样做。难道是因为认为这会妨碍自己，便无暇考虑国家吗？没有想到，皮既然不存在，毛将依附在哪里？谋划国家，正是为了谋划自己。陛下亲自在上面率先实行，将会有管仲、晏婴那样的人应时而出；如果陛下还想把平时敷衍塞责的具文套用在这个受伤、失败、危急、将亡的天下，即使有管仲、晏婴，也仍不知道怎样替陛下谋划，更何况还没有管仲、晏婴呢？管仲、晏婴尚且是孔门所羞于称道的人。如今想求得孔门所羞于称道的人，尚且还不可得。陛下也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了！人主，是天下利益和权势的集中所在。陛下把赏罚的权势掌握在手中，只在于善于运用它，那么天下还有什么难以治理的呢？臣所说陛下“一旦提纲挈领地整顿兵政财赋的体制，血脉就一定会畅通”，就是这个意思。臣还有话要进献：上面用言论来求取下面的意见，下面用言论来回应上面的要求，不要认为言论没有益处。臣私下思考今天的事情，还有十条：号令大多反复更改，因而被天下轻视；现在应当慎重发布号令。这是第一条。赏罚还没有开始实行，天下已经产生疑心；现在应当显示信用，不要使人疑惑。这是第二条。第三，所在各地军情不安，竟敢侵犯纪律；现在应当优厚抚恤，并严格执法。第四，秋高马肥，敌情难以预测，只处理边境事务已经为时太晚，哪里容许再悠闲迟缓？第五，督府与制阃之臣，统属体制相互关联，应当加以告诫整饬，一心为国事而消除私情。第六，监司巡按各路，楮币券书徒然造成烦扰，应当赶快另行安排处置。第七，州县核量田租，务必做到确有实惠，并下达到民间以巩固民心。第八，湖淮地区的交子，都应改换成铜钱；使楮币在彼处流通，是为了缓解此处的困难，假如这个说法可以实行，也应当早日定下结论。第九，安边地区缺少积贮，应当共同商议筹划，不要使积蓄暗中消减、潜在耗损。第十，这十条，也粗略足以补益那些枝末的议论。然而臣不敢搜集琐细防务来混淆圣聪，是因为治理天下，必须使精神气力精明，自然骨力强健而血脉畅通。所有这些枝末小事，有些不必耗费额外力量就会自行振举，陛下不要认为关于精神气力的说法迂腐，应当考察天地的道理，用人事来验证。今天的水灾，不是从前火灾可以相比的。火灾只是发生在京城，范围还不广。如今的水灾，已经遍及外地。不防备火灾，还可以推诿说是居民不谨慎，以致火势蔓延。水灾不是小事。我国宋朝以火德统治天下，先朝黄河决口造成灾害，尚且使上下都恐惧不安，何况如今风雨肆虐到了这种极端地步。陛下难道可以不奋发志气、努力实行，彻底改变衰弱萎靡的景象，造就兴盛隆昌的气象吗？《诗经》说：“从前的富足，还不如今天；如今的忧患，又没有比这里更甚的。”又说：“我看四方，处处局促不安，无处施展。”臣性情卑贱、朴拙愚钝，心中感慨不能自已，幸而遇到陛下引导我让我进言，因此把这些狂妄僭越的话一吐为快。只愿陛下裁察。” 吏部尚书魏了翁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以来，天象显示的异常为什么这样密集呢？六月庚辰日，流星在白昼坠落，占辞说这是覆军、阴谋的征兆。过了十天，己丑日，荧惑星进入太微垣，占辞说这是饥荒、叛逆、边患的征兆。七月戊戌日，太白星白昼经天，占辞说这是战争、秦地强盛、不臣服的征兆。这金星、火星两颗星的变化，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退，而火星逼近内垣，尤其紧急。又过六天，到丙午日以后，金星运行进入东井。灾害并不是上天所造成的，变故也不会无缘无故发生，陛下也应思考用什么来反省自己的过失、挽回上天的心意吧？汉代丞相王嘉说：‘感动百姓要靠行动，不要靠言语；回应上天要靠实际，不要靠文饰。’百姓虽卑微细小，尚且不能欺骗，何况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人人都认为这是至理名言，臣却说，像这样说话的人，自东西汉以来极少；但不知百姓与上天本来是一回事吗？哪里有欺骗百姓的事情，却可以用来回应上天？又哪里有欺骗上天的事情，却可以用来感动百姓？这还不免于取舍不精，但它立论的大意，确实已经深深击中了千余年来回应上天、感动百姓的实际弊病。臣常常看到近年来群臣的奏章，多说陛下每逢祭祀宴享，必定遇到天气放晴；每有祈祷，没有不得到响应的。” 但臣曾认为，这只是见识浅薄的看法罢了。大水、大火、大规模战争、大盗乱事，没有一年没有发生，为什么不追问这些呢？姑且拿今年听闻的事情来说：正月徐邳覆军，二月惠寇作乱，三月黄陂驱逐将领，四月建辛违抗命令，五月禁卫军队失去编制，六月京口发生挻褐，七月高邮被军队阻隔。奏章上报灾祸和防务，并不是不多，难道却不把这些当作异常吗？不只是这些，即使天文显示的异常没有一个月没有发生，也能够全部传达到陛下的听闻中吗？陛下听到灾异、听到变故，从来没有不知道畏惧的；但臣仍怀疑，如果只是用言语感动百姓、用文饰回应上天，那么百姓还不可能被感动，上天也不可能得到回应。上天为什么还不能得到回应？从百姓还不能被感动就可知道。百姓为什么还不能被感动？臣在半年之内跋涉万里长途，所接触的州县百姓和官吏，谈到亲政一事，还没有人能够深信。到了江淮以来，忧危之语每天都能听到，由此知道百姓不能被空话感动。百姓不能被感动，那么上天决不能用空洞的文饰来回应。只愿陛下切实实行，并且坚定笃行。”

译权中书舍人王应麟因冬天打雷上言说：“十月打雷，只有东汉时多次出现。这是命令不能专一，奸邪之人一同进用，卑下凌越尊上，外部侵犯内部的象征。应当清正君主的心，谨慎对待上天的命令，实践上天的德行，以挽回上天的心意。守成必须效法祖宗，治理政事必须总揽威权和福柄。” 洪舜俞进献历史故事说：“从前神宗时，群臣请求皇帝上尊号并奏乐，神宗因为久旱而不答应。群臣坚持请求，富弼说：‘按照旧例，发生灾变，都要停止奏乐。恐怕陛下因为同天节接待外国使者时应当接受祝寿，所以还没有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臣认为这是盛大的德行，正应当用来向四方显示，请一并停止祝寿。”神宗听从了，当天就下了雨。富弼又上奏说：“愿陛下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远离奸佞，亲近忠良。”神宗亲自书写答诏说：“义理忠正的言论，亲近正理、正文直行。如果不是心意在于爱护君主、志向在于王室，怎么能够达到这样？我哪里敢不把它放在枕席旁，铭记在肺腑之中，终身以此为戒。更愿卿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就不难消除，太平也可以指日等待了。” 臣听说《诗经》说：“文王上升下行，始终在上帝左右。”又说：“上升下行考察那些士人，每天监视就在这里。”上天的心意与君主相接，君主的心意与上天相通；一升一降，随处随时，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间隔。五事有敬慎或怠惰，众多征兆就有吉祥或凶咎，它们的应验如同回声响应声音。我们的神祖神宗因为久旱，停止同天节祝寿的礼仪，天气过于亢阳，当天就下雨。陛下因为雷变，停止天基节祝寿的礼仪，阴气积聚，当天就放晴。这难道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吗？这颗心就是上天的心，上天的心就是这颗心。富弼在下雨以后上奏：“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远离奸佞，亲近忠良。”远离奸佞、亲近忠良，就是敬畏上天的警戒。上天的意旨在于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君主恭敬承受这个意旨而实行，才是敬畏上天的实际。答诏希望富弼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君臣相互警戒，应当以此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吧？所以臣也希望陛下与几位大臣，不要因为天意已经转回而高兴，常常因为天命难以完全信赖而恐惧。” 许应龙进献历史故事说：“刘安世曾在哲宗朝说：‘上天的形体虽然高远，听闻却能下达卑微之处，这就是明主厌恶虚文而崇尚质实的原因。与其采用祈祷的小技巧，不如谋划消除灾变的大道。愿陛下早晚都恭敬畏惧，侧身自修，特地下达明确诏书来表示自责。’又允许内外臣民极力陈述政事的缺失，专门委托近臣考察寻求其中恰当的意见，以施行有益的政令；命公卿辅弼同心敬慎、协力恭谨，以思考应对天变；开启众多正直之人的道路，堵塞群邪枉曲之人的门路。这确实是预备应对灾害的良策，也是应变最重要的事务。” 臣认为，用实际回应上天而不用虚文，这是不可改变的至理。灾异到来，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的。假如不讲求实际政务，只是崇尚空洞的文饰，怎么能够把祸患转为福分呢？避开正殿、减少平常膳食、停止音乐，固然足以寄托兢兢业业的诚意；考验占候、谨慎斋戒、严肃举行祈祷祭祀，固然足以表示禳解灾害的心意。然而这些只是回应上天的形式。必须下诏征求意见，使人听闻自己的过失；必须散发钱财、开仓发粮，来救济百姓的疾苦；必须辅弼大臣同心敬慎、协力恭谨，然后才可以谋划消除灾害的办法；必须使赏罚施行不偏差、不滥用，然后才可以改变偷懒怠惰的习气。这样，君主没有失德，朝廷没有政务缺失，感应召致的机理应当像影子随形、回声随声一样迅速。这就是回应上天的实际，是今天首先应当做的事。臣私下观察近来的事情，所谓回应上天的形式虽然已经都做了，回应上天的实际尤其应当加意。内外进献的意见，为什么不寻求其中恰当的并加以施行？必须赶快赈济灾民，虽然赈济的命令已经施行，也应核实实际情况后发放；必须均平私下请托，使私下请托不再实行，那么众多正直之人的道路就会开启；独断而不受迷惑，那么群邪枉曲之人的门路就会堵塞。用恩德和威严来驾驭将士，振兴纲纪来尊崇朝廷。上下同心，没有阻隔抵触，那么形与声和谐，天地就会响应，许多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实现。” 从前苏轼说：“荧惑侵犯太阳，是因为宋太宗修养德行而雨水充足；荧惑停留在心宿，是因为二圣施行仁政而退避离去。”这已经是发生过的明显验证。希望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此事。应龙又进献历史故事说：“真宗景德三年，司天监推定五月初一将发生日食。皇上避开正殿，后来天气阴暗，日食没有显现。皇上对宰相说：‘这不是我的德行所导致的，只是庆幸分野之内的百姓没有遭受它的灾害罢了。’高宗绍兴元年，太阳出现黑子。皇上说：‘太阳是太阳之精，是人主的象征。回应上天的道理，要靠实际而不是文饰。如果我的实际德行还没有达到，徒然做些文饰，恐怕难以感动上天。关键在于君臣共同尽心，实行安民利物的事情，希望天变不至于成为灾害。’” 臣听说上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定常，只感怀恩惠。假如人心在下面喜悦，上天的变异在上面就会消散，正如影子和回声相互应和。上天保佑百姓而立君主，君主承受上天的意旨而办事。只要一念显现，必定以百姓为先；施行一项政令，必定以伤害百姓为戒。怜悯、抚养、安慰百姓，施布恩德、推行惠政，使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恩泽，那么形与声和谐，天地就会响应，还有什么灾变值得忧虑呢？自从政务缺失、政令乖错，有事损害了阴阳的和谐，所以天上显现谴责来表示警戒。假如能够因灾害而恐惧，究察原因，谋划对策，实行宽免抚恤的政令，使百姓没有忧愁、叹息、怨恨的声音，仍然可以向上挽回天意，把妖异转成祥瑞。假如只是避开正殿、减少平常膳食，以表示自我贬损，却没有安抚四方的意图，这只是遵循旧例罢了，究竟凭什么充分显示感动上天的实际呢？所以真宗因日食没有出现，不认为是自己的德行所导致，只为分野内百姓没有遭受灾害而高兴；高宗因太阳出现黑子，便想实行安民利物的事情，他的用意大概就是这个。近来日官预先占测日食，陛下首先颁下御札，立即遵循旧有典章，临御便殿处理朝政，减少珍贵膳食，严肃恭敬、敬畏上天，早晚都不敢懈怠；又发布有德的诏令，赦免过失、宽宥罪责，抚恤流离者并减免租赋，安抚士卒并惠及鳏夫寡妇。” 仁爱之心一旦显现，上天的心意也随之感应；阴云布满天空，日月的光辉却没有减损，似乎可以在上面宽解忧患，引导并迎来上天的嘉赐。而谦逊退让，不举行称庆的礼仪；请求恢复常态，又没有得到批准。即使虞舜时时谨慎、事事审慎，文王小心翼翼，又怎么能超过这些呢？然而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而不是文饰，感动人要靠行动而不是言语。必须警戒慎重于无人看见之处，恐惧于无人听见之时，始终如一，然后才可以回应上天；必须使官吏谨慎奉行，使远近各处都没有不周遍之处，并且不把这些当作文具形式，然后才可以感动百姓。天人之间既然和谐同心而没有间隔，那么重晕的祥瑞就会出现，中兴的大业就可以指日而待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灾祥 宋理宗在位时，江东提▯刑狱杜范上奏说：“旱灾接连发生，百姓没有一粒粮食；楮纸货币极其贬值，物价飞涨。行都之内，景象萧条；浙东近辅地区，饿死者遍满道路，流民到处都是，却没有听说有安抚整顿的政令，抢劫掠夺已成风气，已经萌发了武装作乱的苗头。这说明内忧已经迫在眉睫了。新兴的北方军队乘胜而来，且善于作战；中原各地的群盗借名而起，攻陷我巴蜀，占据我荆襄，骚扰我淮河沿岸，最近又从防峡进逼，窥伺鼎州、澧州。边疆大臣肆意欺上瞒下，胜利了就夸大声势来报功，失败了就掩盖事实而不报告。假如他们乘上游防备空虚之机，施行饮马长江的谋划，那么谁能抵御他们？这说明外患已经十分深重了。君主所侍奉的是上天，天下所依靠的是百姓。近来天象显示变异，妖异的彗星吐露光芒；正值冬天却打雷，已经入春却下冰雹；海潮冲击都城，京畿地区几乎遍成赤地。这是没有得到上天的保佑，而上天已经震怒了。百姓有的死于战争，有的死于饥荒，父子彼此抛弃，夫妻不能相互保全；怨气充塞胸腹，诽谤之言遍布道路。一旦人人抱着同归于尽的念头，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没有得到百姓的拥护，而百姓已经怨恨了。内忧外患一齐到来，上天之心和百姓之心都失去了，陛下还能和两三个大臣安坐在天下之上吗？” 陛下也曾思考过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吗？大概自从从前那位权相表面上进献妾妇一类的小忠心，暗中窃取君主的大权以来，他用声色享乐和珍玩玩好从内部蛊惑陛下的心术；官员的任免、百姓的生杀，一概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以致国家纲纪衰败，风俗颓靡，军政不加整顿，边防也废弛残缺。如今的一切内忧外患，都是那位权相三十年酝酿形成的，好比培养痈疽，等待时机爆发罢了。端平年号号称要革新政治，但居于宰相之位的不是合适人选，不能改变旧状，败坏污秽的情形几乎更加严重。从此圣意惶惑，不知道可以依靠谁，竟不把那位权相当作仇敌，反而把他当作有德之人；不把他的行为当作罪过，反而把它当作功劳。于是，上天对陛下的期望落空，灾变就出现了；百姓对陛下的期望也落空，怨恨和叛乱就显露出来了。陛下有《敬天图》《防酒箴》《缉熙记》，如果能坚持这一个念头，振兴已经倾颓的政局，应当没有什么困难。然而我听道路上的人说，陛下警戒畏惧的心意，只在外朝临朝听政的时候表现出来；而在内廷宴饮游乐之际，却多放纵个人的享乐。名义上任用贤能，但左右近习之人有时能够暗中离间；政令出自中书，而御笔特批的奏请又常常从宫中发出；邪道的蛊惑，私亲的请托，都在蒙蔽陛下的聪明，转移陛下的心术。” 杜范调任吏部侍郎兼侍讲，因为长期旱灾再次上奏说：“陛下继承皇位已经二十多年，灾异谴告没有一年不存在，到如今更加严重。陛下寻求用来回应上天的方法，难道只限于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分别向各处神祇祈祷而已吗？还是应当超出这些形式，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呢？不致力于反省自身、悔改过错，只希望上天消除震怒，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希望陛下彻底革除旧习，使天下焕然一新：放出宫女，使她们远离声色；斥退近习，以防止他们蒙蔽欺骗；节省浮费，以供给国家开支；减轻征敛，以宽缓百姓的力量。况且太子尚未册立，国家根本仍然空虚，请选取宗室中贤良的人，把他养育在宫中并加以教导。”他又说，铨选法令已经败坏，朝廷既有堂除，又常常从吏部取用空缺来徇私顺情；士大夫已经陷入贪赃滥用，却又间或不经过审讯查勘便为他们改正。这些都是徇私忘公的祸害。不久又上奏说：“天灾旱灾，过去本来就有；但如今仓廪空虚，按月供给不能接续，一升米要卖一千钱，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富户沦落，十家中有九家空虚，这又是过去没有的。严重时甚至全家饿死，成群结队投江；里巷中人聚集议论执政，军队中也有辱骂之语，都是人所不忍听闻的。这是怎样的景象，竟出现在京城这样人口众多的重要地区？” 浙西是稻米聚集之地，如今却赤地千里；淮地百姓流离失所，背着襁褓中的孩子接连不断，想回去却无处可归，只能奄奄一息地等待死亡。即使边境没有战事，他们还可以彼此依靠，勉强求生；万一敌军骑兵冲击而来，他们必定奔逃南下，有的还会携带家属投奔敌人，成为敌人的向导，巴蜀覆亡的旧例就是前车之鉴。我私下认为，陛下日夜忧劳恐惧，连安处休息都来不及；然而没有听说宫中宴饮赏赐有所减少，没有听说左右嫔妃宠幸之人有所放遣，没有听说宦官近习有所斥退远离，没有听说女道士的请见求托有所屏绝；朝廷政事没有听说有所修整，诸司府库积存的弊病没有听说有所搜查革除。掌管国政的人只顾徇顺私情，主持法度纲常的人只顾侵削法守；国家大政相互牵制而不能决定，各司所掌的琐细事务却凭个人意图随意施行；命令早晨更改、晚上又变，纲纪荡然废弛而不复存在。没有一件事不坏，没有一种弊病不发展到极点。陛下为什么不也震惊恐惧、反省自身，下诏令朝廷内外臣民思考当前的急务：比如河道尚未疏通，军饷怎样才能运送？浙右旱灾歉收，救荒政令怎样才能实行？财计空虚匮乏，购买粮食的本钱怎样才能补足？流民迁徙而无所安置，派遣使者怎样才能安定他们？敌情难以预测，边疆怎样才能巩固？各人都务必竭尽力量、充分思考，陈述挽救危局、应对变故的办法。” 右正言兼侍讲李大同上奏说：“赵国分野出现荧惑侵犯填星的变异，那么我军出动，难道没有值得深思并退一步顾虑的地方吗？臣希望陛下不要把星象的变化看作小小的异常而有所忽视。一句话、一件言论，一项政令、一件政事，都必须寻求能够感通上天之心、消除灾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