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二

译没有专擅蒙蔽的错误，正是所谓询问众人、与天下共同授予爵位的道理。然而选曹之所以败坏群吏的治理，是因为他们的功过事迹起初由州郡记载，而州郡所记又受条文限制，只是铺陈罗列繁杂文书，甚至涉及极细小的事情，连竹筐、锅、盆、瓦罐等老妇使用的物件也全部登记，仿佛以器物来评定人的能否，官员善恶的事实反而昏暗得无法知晓。” 等到任满一年请求调任，铨衡部门审核考察，也不过挑出文书中的小错误，核对日期是否有差错，查验结案文书的细节罢了。因此收受贿赂、接受请托、吹毛求疵、掩盖优点，便能够离开小州、进入大州，离开远县、得到近县；叙次升迁、按次补授，如同鱼贯雁行，舍弃这里而取得那里，仿佛从袋中取物、从箱中取物一样容易。由于这个缘故，恶吏没有什么畏惧，民政常常严重错乱。臣认为应当命令天下州郡每年结算群吏的考绩，而且必须先详细记载功过的事实状况，再根据善恶的深浅相互补除，分为三等。只须写明某人担任某项职务，能够完成其职守，曾经建立某项功绩，对百姓有利；曾经主管某项事务，能够办成；或者复核案件，能够发现隐瞒和滥判；或者能够揭发大奸大猾，除去百姓的祸害。对于过失和处罚，只须简约记载。凡郡县众吏，应由长吏亲自书写其守、倅的成效；再由转运使、提点刑狱分头校定。各部州郡按照规定的月份日期集结上报给二司；二司官员在集会时，都应当拿所管辖部郡的考绩簿籍相互参议。各州郡的考核优劣，每年上报三府，并抄送一份给考功曹。希望朝廷慎重选择有才识的人授任考功官职，增加员额，分别总管各道，接受外地按察机构上报的部郡考绩事实，从而能够广泛采纳清正舆论，访察民间歌谣。” 如果有贪婪暴虐而考绩列为优等的人，或有循良善政而列为劣等的人，应当允许他人论列纠察，参核其功过事实；既然符合升降补授的法令，就各依其品秩次序办理，有的上报宰执，有的列报审官院，有的报送选曹，各依等级实行升迁或黜退。凡官吏任职三年，连续三次考核上等的，就升迁；连续三次下等的，就罢免；两次上等、一次下等的，优先叙用；两次下等、一次上等的，降黜留任；其余依此分别处理。这种办法简约而容易遵守，简单而容易辨别，有古制可以考据，也可以传继后世。官吏知道苟且敷衍不是合于时宜的办法，就必然勤勉施展才能；士人知道名节是取得尊重的途径，就必然努力增进德行。这样，行善的士人会更加勉励，尽职的官吏都会受到劝勉，郡县政事不用严厉督促也能成功。与房劭的苛细制度、崔、裴的弊病相比，难道不是好得多吗？谨此论奏。” 张方平又上奏论述说：“臣听说《周官》规定小宰用六计考核群吏的治理，叫作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治理行为虽然不同，共同的根本都在于廉洁。只有廉洁才能公平，公平就公正了。不廉洁必然有所偏私，有所偏私法令就会废弛，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没有才能但能够廉洁的人，只能做到听讼理事，不能完全辨明曲直，不能保存法制。然而他自身端正，下面的人便不敢容纳大奸大恶来作害，危害较小。有才能但不廉洁的人，因此必然树立威势来震慑下属，贪婪残暴、流毒虐害，舞弄文书、倚仗法令，举用邪曲、置正直于一旁。他自身不正，下面的人便趁机把权力当作市场，困穷孤弱而无处申诉的人受到的危害就大了。没有才能但能够明辨的人，虽然对事务不够明察，自我操守一定很好；有明察的上级替他提纲挈领，那些尤其昏昧的人也会受到压制而容易罢去。有才能但不明辨的人，必然表面上显出办事干练的成效，暗中谋求巩固自身的办法；作伪却很坚决，顺从错误而加以润饰，谄媚逢迎上意，善于侍奉上官，心腹爪牙各有安排。若不是罪恶贯满而遭天败，国家的诛罚就来不及了。所以历代法令对于官吏贪赃犯罪，罪责特别重，不是赦免宽宥所能涉及，也没有洗刷罪名的道理。然而犯这类罪的人仍然接连不断，

译难道不是因为上下相互遮蔽隐匿，把苟且求安、自保全身当作要务，而廉察官又因循怠惰，没有纠举奸邪、揭发隐伏的成效吗？”},{

译况且现在保任法规定，凡犯有“▯”罪的，保任者一并治罪，正是要使他们内心有所负累，知道顾惜和慎重。然而一般人的本性容易动摇改变，一旦被利欲所转移，很少能始终保持操守。年岁累积，官职屡次更换，因所举荐的官员获罪而受到牵连，最终也不能免除。如今州县官吏，所处地位本来就是统摄全局；提举、转运等官职的职责在于澄清吏治，而且上下纲目彼此维系，犹如臂膀和手指相互配合，耳目彼此接通，政事相互成就。这同保任发生在多年以前、相隔千里之外的情形相比，考察关系的疏密，形势显然不能相提并论。现在县令有残酷贪黩的事迹，州守、通判即使放任不去考察；州守、通判有贪婪暴虐的政绩，廉访、刺史又隐瞒不让朝廷知道。等到事情暴露而被远方流放，罪恶积满而自行败露，罪责只在于没有及时察觉，所受惩罚反而很轻。况且州县中有恶吏，是百姓所厌恶、所苦痛的；虽然民间谣言广泛流传，但实际情状没有显露，想要证明其罪行，必须询问众人，所以张榜署名，召集百姓，使他们能够告发。然而平庸之人畏惧退缩，躲避与恶吏争辩抗拒，甘心受侵害冤枉，仍然不敢自行申明。近年诏书又加以禁止，这确实是朝廷防禁宽大，不愿意操之过急，不想让群臣揭发隐秘的事情。但臣私下对此实在有所疑惑：难道可以宽纵一个人，却任由他残暴地危害一县一州的百姓，使鳏寡孤独、困穷受冤枉横祸的人无处申诉吗？这正是臣感到疑惑的地方。县吏抵罪，州一级却要承担没有察觉的惩罚；州吏犯法，防、刺一级却可以免受没有督察的诛罚。恶行败露时，确实会有相互牵连的谴责；可是罪行已有迹象，却不许他们纠举揭发，这正是臣感到疑惑的地方。诏书又训令必须告发，下面却有人说：爵位和赏赐摆在前面，罪责和刑罚跟在后面，而人尚且不知道受到劝勉，哪里还会听从告发呢？这正是臣感到疑惑的地方。臣恭敬地希望朝廷重新颁降明确的防禁，撤回此前的诏令，不再施行，使防、刺官能够履行举劾之职，以考察群吏的治理；并进一步加以督促勉励，务必断绝奸邪贪污，以清明民政，惠及疲惫困苦的百姓。凡是统摄各地的官司，也应仿照保任法，凡犯有“▯”罪，保任者一并治罪，加重他们所承担的连带责任：县令牵连守、倅，守、倅牵连防、刺；其余共同办理事务的官职，也以此为准。除去恶人，就像农夫除草一样，要把杂草割除、铲平并连根拔掉，这样才能使良田里的庄稼繁茂。国家除去恶吏，也应当加以检察、弃逐，这样才能彰显良士，养育良民。臣近来又看到被罢黜的恶吏，大都让自己的恶劣子弟对外交结坏人，把他们引进来接受贿赂馈赠。父亲有能直谏的儿子，自己就不会陷入不义；父亲做了不义之事，儿子尚且应当进谏劝阻，更何况反而使父亲陷入罪恶的人呢？父亲因而被当时社会所抛弃，儿子却还能同士人并列，这恐怕不是劝善惩恶、勉励人们的办法。臣恭敬地请求：凡因“▯”罪和暴虐行为而被罢废的人，如果其子弟起初曾经知情，就应当终身禁锢，不许出仕求进。这样，父亲会爱惜自己的儿子，儿子也会劝谏自己的父亲；他们内心就会更加有所负累，知道有所顾忌和重视。古人所说的“用刑罚来制止刑罚”，就是这个道理。从前汉朝丞相邴吉，以官吏有奸私而加以审查为可耻；后汉司徒袁安，也不因贪赃之罪把人终身禁锢。那两个汉代的时候，朝廷崇尚清正的舆论，士人看重名节；贪赃的官吏即使不被禁锢，本来就会自行沉沦弃败，所以两位公卿才能以宽厚的德行自我宽裕。如今风俗流荡泛滥，人人都致力于奢侈浪费，闾巷中没有守志之士，士绅中缺少遵循正道的人；如果不严明官制，又凭什么建立法度？这就像驾驭烈马突奔，却不把马衔和缰辔收紧，马势将会奔跑踢蹶、冲撞跌倒。因此，抑制强暴、扶助弱者，本来就符合仁义之道；减损上层、增益下民，才是施政的道理。要挽救当时的弊病，安定百姓的根本，难道不就在于诛除铲平恶吏吗？谨此陈论。知谏院陈升之上奏说：“天下各州各县治理得好不好，朝廷不可能周遍知晓，全都交付给转运使办理。如今选用官员不精当，又没有考核制度，不是昏暗迟钝、办事壅滞，就是罢软怯懦；不是欺凌放纵、肆意妄为，就是苛刻刻薄。因此百姓的疾苦和愁叹，都被堵塞在下，无法上达朝廷。朝廷如果真想留意百姓，就应当从这里开始。” 同知谏院司马光请求划分十二等，以此决定群臣升降，所上殿劄子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置官职、任用官吏，任职时间长了，才能看出其能干或无能；能否既已显明，升降黜陟就能明确；黜陟明确，职事就能修治；职事修治，万事就能治理。这是古今实现太平治理的关键方法。如今朝廷明知任官时间不长的弊端，却不能改变，原因有二：一是仕进的资历途径和等级太繁多，若不逐级历任，就没有理由擢升任用；二是按年月递迁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职位少而人多，没有可以安置的职位。这就是长期明知其弊却无可奈何的原因。臣曾不自量愚昧卑贱，私下替陛下考虑此事。臣认为，今天所谓‘官’，相当于古代的爵；所谓‘差遣’，相当于古代的官。官是用来任用有才之人的，爵是用来酬报功劳的。如今官爵混淆，品秩紊乱，名实不相符合，官员数目泛滥，所以官吏越多，万事反而越废弛。若想整治并澄清这种状况，不如在旧有九品官之外，另把职任差遣分为十二等，用来决定群臣的升降。谨将条目列在下面。” 一，十二等的制度是：宰相为第一等，两府为第二等，两制以上为第三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为第四等，三司判官、转运使为第五等，提点刑狱为第六等，知州为第七等，通判为第八等，知县为第九等，幕职为第十等，令、录为第十一等，判、司、簿、尉为第十二等。其余文武职任差遣，也都依照这些职位类比分为十二等。如果上等有空缺，就从次等中选择人才补充。一，十二等中原来没有规定员额的，一律请求以现有人数确定员额。从今以后有空缺才补充，不得再增加员额。一，十二等中的人员，应根据德行、学术、政事、勇略、钱谷、刑狱、文辞等才能分别授予职任。其中提点刑狱以上的职位，都不规定任满罢职的期限。知州、知县、县令，任满四年的，其余都以三年为任满期限。在任期未满期间，如果称职而有功，就改授更高官职、增加俸禄，并给予赏赐和褒奖，仍留在原任；必须等到上等有空缺，才选择迁补。不能称职的，就调动、降黜或废弃不用；有罪的，就贬谪、流放或处死。一，同一等中的人员，虽然名义上有尊卑，事务有闲忙，地点有远近，治理的州县有大小，但遇到迁补时，不再以资历和任职相互压制，而一律视为同等，择优进用。一，提点刑狱以上的职位，恭请陛下与执政大臣亲自详加选择；知州以下，委托审官院办理；幕职以下，委托流内铨办理。遇到上等有空缺，就从次等中选取那些职事修举、功利惠及百姓、屡经褒奖，或举主很多的人；其次选择平常调任中少有过失的人，按次序迁补。一，凡经磨勘应当改授京官的人，暂且依照常调差遣办理，必须等上等有空缺，才选取有功或举主最多的人，按次序迁补。由幕职进入知县的，一并改授京官。

译一，因资历而获得京官资格的人员，把监当分为三等。初任都列入下等；监当职位等到中等、上等有空缺时，也依照簿、尉、令、录的制度，选取有功或举主较多者按次序迁补。若知县有空缺，就与幕职混同迁补，只是不改授官职而已。从今以后，凡因资历授官的人，必须历任簿、尉，不得直接授为京官。一，凡因贪婪暴虐、不公正，或昏庸懦弱、废弛职务而被除名、免职、停职或替换的人，永远不得恢复原来的等级和差遣。其中没有侵吞入己赃物，曾经叙理后重新得到差遣，或降任监当的人，五年以后，若有五名以上举主，可以听任其恢复原来的等级和差遣。以上十二等的制度，恭请陛下裁量选择。如果其中有可采纳之处，请下令公卿大臣详细议论，然后施行。司马光又论述两府大臣迁官，上奏说：“臣伏见朝廷因进用宰臣韩琦等人，凡两府大臣全都升迁一级。臣愚昧，不明白其中大体，也不知这是什么意思，私下担心从此相沿成习，最终成为惯例。公卿是百官的表率，如今国家正因官吏繁冗而想革除弊端，公卿却无故一律升官，那将凭什么使三百位身穿赤芾、受爵而不肯推让的人感到惭愧呢？况且庆历年间，陛下因为数月不下雨，执政大臣都降官一级，以答复上天的警戒。今年发生日食、地震，黄河及长江、淮河泛滥横流，狂风淫雨，盗贼伤害五谷，四方百姓被水淹没、流离、饥饿，无法一一记载，比庆历年间的灾害更多，而两府大臣不论新旧，全都受到褒奖升迁，这恐怕不是用来仰承天心、逐一安慰百姓的办法。臣私下估计，大臣在这种时候也一定不敢接受没有名目的赏赐。恭请陛下趁他们辞让之机，除了枢密使、副使中不能由给谏及郎中担任的职位仍依旧制办理外，其余都不要升官，以培养大臣廉洁谦让的节操，不使他们在天下人面前背负毁谤，这样所施的恩德就更加深厚了。”两浙、京东、京西转运使王益柔上言说：“如今考课法区别长吏的能干与否，必须明确列出显著事迹；显著事迹一定要取得改置设施、兴办事业并带来重大利益。” 小的政绩和小的善行不断积累，之后才能成就大的功业；如果只取大的功业而遗漏细小的事情，就会争相谋利、图取功名，恐怕事情不能办成的情况会越来越多，而徒有虚名、没有实际的风气也会日益滋长。希望参照唐代的“四善”，兼取实际行为和政绩，列为三等。” 神宗熙宁五年，翰林学士范百禄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天下的治理首先在于使百姓安定；使百姓安定的根本，在于重视州郡长官。如今州郡长官不受重视，已经到了极点。有人列于朝廷，善政和优异政绩却无人听闻，反而遭受讥讽毁谤；有人出任外官，是为了替他养活贫困、赡养老人，以便谋求个人便利；其次则是所谓常调官，任职超过一年，等待两年任期空缺的人，到处都是。这样怎么能实现朝廷诏令的本意呢？其中选授差遣的，或因劳绩由堂除授官，或因荐举，人才不过十分之一，也不过是把职务办完、没有过失罢了。然而通常不超过三年就更换，三年就离任了。更严重的是，如今州县长官一年之内有更换两次的，有更换三次的，有的甚至更换四次，连在道路上迎送都来不及。他们即使胸怀奇才异能，又哪里有时间施展？这不只是州县长官个人的罪过，也是形势所造成的。任用不符合其职位，又不能公平地实行赏罚，所以才会如此。如今希望通过考核分为上、中、下等来区别善恶，并以此表示惩罚和劝勉。凡州县长官能为百姓兴利除害，政事和平，使全境百姓安定，农桑得到劝勉，逃亡者返回，盗贼平息，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样的列为上考。与此相反的列为下考。考绩处于上下之间，有所得也有所失，善恶各半的列为中考。中考者，依原等第补任；下考中较差的，授予监当；下考中居中的，授予通判；上考中最优的，由朝廷破格任用，任意安置。上考中居中的，授予监司或郎吏；上考中较低的，授予一次堂除的大郡职位，或者先增加品秩，或者减少历年，或者赏赐金钱，各有等级，并让他继续任职。再次任职期满时，仍按先前的考绩审定；即使再给予优待和褒奖进用，也只能等待诏令决定。这样一来，中等才华的士人都会知道勉励自己，何况贤能之人呢？从前汉宣帝起于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即位以后，召来并授予二千石官职，都亲自审察，又考察他们的行为来验证他们所说的话，常说：‘百姓安居田里，没有叹息愁恨的声音，就是政治平和、诉讼得到治理。能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难道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吗？’让他们长期任职，不要频繁更换，常用玺书勉励他们取得治理成效；公卿有空缺，就从这些受到表彰的人中选取补任。因此黄霸、朱邑光耀史册，古代的成法并不难以达到。希望陛下对此加以留意。” 神宗时，知审官院苏颂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赖以治理的，是百姓；使百姓厚重根本、趋向善道的，是县令。因此前代议论政治的人，无不把这作为首要事务。从前仁宗皇帝深知其中缘故，开始下诏保任县令，每年又增加考课之法，他用来责成官吏、求取治理成效的意图已经很充分了。然而州县之间，显著以治理成效闻名的仍然很少。臣私下思考，大概是因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不过核对簿书、按照文法办事罢了，所以簿书越发严密，编户百姓越受扰害；文法越发完备，治理成效反而越遥远。这难道是朝廷任用官员、责求成效的本意吗？况且古代治理百姓，劝导教化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孝悌、力田有优异的科目，三老、廉吏有表率的意义；由此农民增多，土地开辟，风俗淳厚，诉讼减少。如今却不是这样，百姓勤劳耕作，假如达到衣食丰足，就害怕影响升迁等第，于是有因循不耕的弊端；这是勤于耕作的人反受牵累，而懒惰的人没有惩罚。父兄聚族而居，人口和产业稍有增加，就害怕差徭和摊派，于是有分家异居的弊端；这是孝悌没有得到劝勉，而奸恶也没有得到制止。乡村中只派老壮之人巡察，差役追捕盗贼，却没有听说用善道教谕百姓的；这是教化无法施行，诉讼也不能平息。

译既然如此，要改变风俗，使百姓逐渐重视根本，也只在于朝廷加以劝勉罢了。臣希望陛下发布明确的诏令加以告诫：从今以后考课时，县令、长吏能够用善道教谕百姓，使他们勉励从事末业者而回归本业，做到诉讼稀少、盗贼衰减平息的，列为优等；能够核对簿书、均平移转税赋、揭发奸人捕捉盗贼、兴利除害的，列为次等；两者都做不到的，列为下等。优等希望赐予越级擢升，次等再加以激励，末等自然应当降职黜免。对于乡里的百姓，也允许县令、长吏举荐考察，由州郡审核复查，制定为科条。有能尽力耕作田地、开垦陂塘沼泽、长久为众人谋利的，或者聚族而居、孝友相亲、宗族和睦、为乡党所推重的，像这一类人，特许免除其户下差役。还有通晓义理、年高而品行著称的，就稍加表彰区别，或者设置乡官的名号赐给他，使人把教化传达于下层，彼此相率归于善道。这样，廉洁公平的官吏就会想着尽力发挥所长，礼义的风气或许可以实现。” 苏颂又上奏说：“臣伏见条制对捕盗官吏的约束极其严密，但乡村盗贼并没有明显减少，至于没有全部捕获盗贼的情况，大概是因为赏罚只涉及巡检、县尉，而没有涉及知县、县令。臣认为，巡检、县尉只能捕盗，却不能使百姓不去做盗贼；知县、县令则负有按察所辖地区的职责，无所不统领，使一境肃清，按理并不困难。臣私下观察，如今天下州县有得到合适人才治理的地方，往往预先制定条教，暗中设置谋略，既然平时已有准备，奸凶之徒就无从下手；即使有盗贼突然发生，最终也会被捕获。那些因循怠惰的人却不是这样，认为责任不在自己，甚至把盗贼看作不是自己的职事而不加留意，所以奸党得以隐藏，成为乡村的大患，实在就是这个原因。臣谨按考课令，每年尚书省各司把州牧、刺史、县令辖境内盗贼的多少，送交考司；这是古代明文考核长吏盗贼情况的制度，近世却废弃了它，实在没有道理。况且如今州县政务的课额稍有亏欠，属官仍免不了受牵累，难道良民遭受抢劫之害，而亲民官却可以独自不承担责任吗？臣请求朝廷下令审官院、流内铨共同详细制定：从今以后，知县、县令任职期间遇有强盗恶盗，无论捕获还是未获，都立即批注在印纸历子上；等考满或离任时，核定其考绩优劣，酌量制定赏罚。这样，当官的人就都会知道警戒和自勉，治理盗贼的根本，也算有了一项办法。” 哲宗元祐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比管理百姓更重要的；管理百姓的职责，没有比州郡长官和县令更亲近百姓的。守令不贤，人君即使有良法美意，也无法向下宣示施行，朝廷的恩德最终也不能遍及天下。然而人的才气，任用他就会奋发，奖赏他就会受到激励，压抑他就会沮丧。两汉以来，守令的成效显著可见，没有比汉宣帝时期更盛的了。难道那时的人才特别贤能，胜过后世吗？实在是因为考核核实有法，奖励激励有方。因此，小的增加品秩、赏赐金钱，大的召入朝廷任公卿。当时人人奋发，只怕落后，这就是他们竭尽智慧谋略、成就中兴之治的原因。近年以来，外部机构只用财利督责郡县，不以治理百姓的成效责求守令；郡县又用财利责求百姓，没有空暇顾及抚恤安养的方法。严重的还鞭打敲击、苛刻剥削，耗尽财力，以免一时受到责罚。朝廷虽有守令考课之法，却只是具备文书形式而没有实际作用，没听说擢升一名贤良的太守、进用一名贤能的县令来激励群吏。这就是士人的才气日渐委靡沮丧、不能振作的原因；所以诉讼繁多，盗贼充斥，田里有忧愁叹息之声，四方百姓嗷嗷而不得沾被朝廷恩德，实在就是这个缘故。自陛下即位以来，停止扰民的吏局，宽减民力，免除拖欠的责任，黜退暴虐的官吏，百姓欣然有获得新生的意思。正应趁此时制定州县考课之法，以劝勉守令，或许可以宣扬朝廷爱民的恩泽。现在以一路来说，州郡少的也不少于七八个，县不少于几十个，难道没有一两个循良之吏可以褒奖进用吗？然而升降黜陟不明，能干与否难以任用，贤能者徘徊于众人之间，无法自我表现；庸碌者只要没有大过失，就不会失去按资历迁升的机会。这就是能吏得不到劝勉、治理成效不能显现的原因。臣希望命令有关部门明确制定考课法：太守考核县令，把政绩最优和最劣者各列一人；每年年终上报本路转运使考核各县的结果，再选出本路最突出的，把县令优劣各二人、太守优劣各一人以上报朝廷。守令到任后尚未完成考核的，不参加优劣评定；然后交给本路审议，核对名声和实际政绩，对优劣特别显著者公开实行升降黜陟。如果转运使徇私或识见昏昧，考核次第不真实，也要加以责罚。这样，每路守令被黜退的不过一二人，而天下官吏已经会肃然震动了。臣又见各地繁难的县不过几十个，百姓顽强难治、诉讼很多，有的达到其他县邑的十倍，任县令者劳心而责任重大，多半不愿任职，不过【疑文】。” 由于官缺日久，必须强行注授、被差遣前往的人，只能勉强就任，未必能得到合适的人才。至于按日等待替代，只求苟且免任、畏惧躲避，政事就更加无法治理。臣认为繁难县邑有空缺时，请令两制以上官员举荐官员；对任满一秩而没有大过失的人，给予堂除，并授予优厚便利之地，待遇列在本等之上。治理成效优异的，另行加以赏赐擢拔。这样，人才乐于接受奖赏任用，不怕辛劳治理繁难县邑，又能得到合适人选，不再有以前的弊端。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发布诏令、施行政事，没有不以爱护养育百姓为宗旨的；可是对于守令担负牧养百姓的职责，却没有制定升降黜陟之法。那些贪婪奸邪、内外都憎恨的大官，虽然加以弃置驱逐，仍然没有失去担任郡守的资格。臣私下认为，朝廷恐怕还没有把郡守看得重要。陛下虽有爱民之心，但替陛下牧养百姓的人，恐怕不足以符合朝廷施布恩德、推行仁惠的意愿。请陛下斟酌臣的愚见，留意并详细选择。”

译上官均任殿中侍御史后，又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没有比政事更急迫的；政事能否兴举，既取决于在职官员的能干与否，也取决于任职时间的长短。任职时间长，就能详细了解政事的得失，充分发挥才能，不会有草率敷衍的弊端；仓促更换，就会对职事有所疏略，不能施展才智谋略，还会有苟且简慢的弊端。这是人情共同的情况。臣私下观察今日内外百官，只有常调官在吏部差除，或因堂除而担任清闲缓慢的差遣，才往往任职到二三年后替代离任。内任官中，六曹侍郎、寺监长贰；外任官中，各路监司以及辅郡、藩方的官员，大多屡次更换。政事纲纪出自六曹、寺监。单说六曹，吏部、户部职事最为繁重，所关系的事情尤其重要；而监司、大郡，关系一路千里之内的休戚，也极其重要而不能轻视，这是明白的。如今既然频繁更换，就来不及详细了解职事，才智谋略也无暇施展；任吏部的必定会草率处理条令，任户部的必定会草率处理国家财政，任刑部的必定会草率处理奏议。转运使对于财赋，提点刑狱对于刑狱和军兵，常平、藩郡官对于民事，大概都将草率简略，不作三年之计，更何况长远利益呢？” 天下的政事，没有比这些职位更重大的了，却大多采取草率敷衍、苟且简略的做法，想求得法令振作施行、百姓受到其利益，是不可能的。臣私下推究这些职位屡次更换的原因，有的出于职任的递迁，有的出于人情私便。出于递迁的，如从礼部调任户部、从户部调任吏部；出于私情的，如从官请求任藩郡，监司自己从远地请求调往近地之类。臣认为，这些弊端并不难除去。六曹侍郎不过数人，实际上是朝廷精选的职位。既然做了侍郎，只要看他是否称职、是否声望日重、资历日久，自然可以晋升为尚书，不必按照资历递迁来作为升擢的依据。设置官职、分掌职务，是为了百姓，不应因人情私便而频繁更换任所。因此，从官调任藩郡、监司请求近地，应当查验某路到任是否已满二年，满二年后才允许迁授；这样上下都安稳便利，政事不至于松弛紊乱。臣私下见到，陈州、颍州以及京城附近数郡的太守，很多任职只到半年就调往别处；太守把一郡当作旅舍，吏民把太守当作过客，送旧迎新，车马纷纷于道路，太守没有时间整顿纲纪，吏民哪里会信服他的政事呢？臣认为，奉行朝廷法令、使恩惠利益遍及天下，内在于百官的长贰，外在于监司、郡守。内外任职若不得其人，就不足以称职；得到人才却又频繁更换，也不足以完成职事。职事不能兴举，政事就会废弛，下面的百姓便受到它的弊害。即使有才能的官吏，也会和无才者没有多少区别；朝廷即使有良法美意，也只会成为徒具形式的法律罢了。恭请陛下诏令大臣研究制定长期任职的办法，使官员安于本职，责成他们取得治理成效；或许人人都会尽心，不敢怀有苟且之意。这样，天下的事情哪里会有不能治理的呢？” 御史中丞刘挚上言说：“臣自从任职风宪以来，多次以天下监司为题进言，请求澄清淘汰、慎重选择。实在是因为朝廷的政令，若监司任用得人，就能推行宣达，向上体会并贯彻皇帝旨意，最终使恩惠遍及百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所谓善政也只停留在口头上，最终百姓不能得到它的利益。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加倍表现。朝廷把名实相符作为政事，实行综合考核，而下面却采取苛刻急迫、浅薄逼促的做法；朝廷以教化为意旨，实行宽厚的政策，下面却变成松弛缓慢、苟且简略的行为。这都是他们习惯于谋利、迎合上意而作，因而表面相似，实际上并非皇帝本来的意思。如今虽然改革或因循的政令有所不同，但观望迎合的风气仍然存在，只是迎合的意旨不同罢了，其造成的祸患是一样的。从前差役法刚开始实行时，监司已经有人迎合上意、争先办理，不衡量可行与否，不核对利害，一概确定差役，使一路骚动；朝廷察知其用意，已经将他们黜退了。由此推究，人情大致都如此。况且天下事务分散在各路，总由监司统制。其中大的事务，是治理财赋、察核官吏、平理狱讼、考察百姓疾苦。如果使者都只求宽缓放纵、苟且求得安静，那么政事委靡不振，世人所受的弊害就无法尽述了。从前被黜退责罚的几个人，都是因为违法搜刮聚敛，意在买求升进，危害百姓特别严重；这并不是要让他们茫然不察自己的职分，废弃本应治理的事务，却把这种行为称为宽厚。昏昧的人不能通达这个道理，所以纠正偏差时有时反而超过了正当限度。臣认为这种风气不能滋长，必须大力加以禁止。恭请圣上慈爱地下诏给执政大臣，申明并建立监司考核政绩的制度，以常赋收入的增减、郡县官吏的勤惰、刑狱处理是否得当、民间风俗的安危祸福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每年年终依诏令实行诛罚和赏赐，并从今年开始实行。或许可以有所隐括裁制，使循良之吏不至于流入懈怠，使严肃勤勉之吏不至于被视为浅薄，然后才能符合圣明以适中之道制治理政的意旨。考察时势宽严、缓急，观察风俗有无过当和不足，从而使政令有张有弛，正是今天的要务。” 太常博士颜复上奏说：“臣伏见陛下求治的心意，安抚远方比安定近处还要深；安定近处是如今臣下侍奉君主的心愿，但治理外地却懈怠于治理内地。上下如此相互违背，想求得治理达到美善、百姓各得其所，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自从二圣临朝以来，凡是敢于稍微违背民情而使国家获利的人，都撤职罢免，唯恐来不及。消除郁结之气，召来和顺之祥，指日期待太平政治。由此可知，陛下把远方看得如同近处，早晚忧劳挂怀，对远方耳目之外的地方尤其重视。中都省、诸寺监等机构，沿袭历代的名称，都设置了官员；四方的官员，如监司、守令，郡县官直到管榷、逻徼等职务，很少有徒具虚名而设置的。因此人情轻视外任而乐于内任：任内官的，疲惫者可以逃避过失，能干者可以培养声望，急于求进、投机求进的，往往能得到超过本分的好处。若不是自重而信守道义、信守道义而安于命分、安于命分而施展志向、施展志向而爱护百姓的人，就难免厌恶外官的劳苦和少有成效。如果不革除这种状况，就将像唐代中期那样，羡慕进入京城任官，把它看作登仙般的优越。这样上面违背陛下求治的心愿，下面造成远方百姓无处申诉的弊端。

译陛下孜孜不倦、更加勤勉，治理的功效却越来越远。何况上面的恩德不能取信于人，百姓的意愿也不能得到伸张，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天下最切实关系治理百姓的官职，没有比监司、守令更重要的。监司的权力，相当于古代的州牧。可是如今人们一看见这类人就说：‘这是从中都淘汰下来的吗？’或者认为他们不值得留在内地任职。被观望的人不相信他们能有所作为，留在内地的人也不勉励自己取得实际成效。就像一个人的头部端正、心中欣喜，而手脚却不能运动，这样要它有什么用呢？挽救今天的弊病，希望陛下考核天下监司、守令中公正爱民、众人共同知晓的人，小的赐以手札勉励，大的就擢升并越级进用，充任中都的美好官职。这样，远方的大臣知道陛下重视治理百姓，谁不尊崇并受到激励，使根本充实、枝末美善呢？上下志意相通，把恩德施于百姓，如同驿站传递那样迅速、雨露覆盖那样广博，不劳烦而天下自能治理。” 哲宗时，右正言刘安世上奏说：“臣伏见先王的治理，在于官员统率所属，使上下足以相互维系，内外足以相互制约，所以人人各自承担责任，没有苟且简略的弊端；官吏不频繁更换，也能实际见到诛罚和赏赐。尧舜三代共同遵循这一点，是不能废弃的。如今直接治理百姓的职责在郡县，朝廷既为此设置了守令；守令众多却没有统率，百姓或许会受到弊害，于是又设置了监司。监司的官员坐镇统制一路，多的达到三十多个州，少的也不少于十多个郡。他们负责分布一道的风化，振兴纲纪，舒缓百城的困苦，废置群吏，调发兵粮，均平节制财赋，朝廷完全听任他们施行，可以说授予的责任很重了。既然给予他们这样的权力，却没有办法纠正他们的谬误，难道不是责求小官过于严密，而驾驭大吏过于疏略吗？臣听说，祖宗朝选择监司时用意十分谨慎，考核政绩的制度也很详细。近世因循日久，渐渐不再讲求，授任之时从未考察实际品行，于是容许没有才能的人冒居其间。既然奉命出任监司，很少有人能够称职；有的出于私下喜爱，褒奖推荐超过实际情况；有的因暴怒而诬陷搜罗并非其罪过的事情；有的优游苟且，只计算日子等待升迁；有的迎合上级意旨，把错误说成正确。急于求取功利的人，有的达到任意妄为的地步；专务宽大的人，有的达到包容奸邪的地步。这不但不能补益朝廷，反而还会危害政事。臣曾考察《唐六典》，其中记载监察御史的职掌，是分头监察百官，巡按郡县；每次巡视十道，就选派两名判官作为辅佐。可见御史不只是纠察尚书六司的过失，也负责按察治理外路。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地下诏给执政大臣：各路监司出现官缺时，都从两制等官员所举荐的合格人选中再加选择，必须符合公议，才可以授任。若未满任期，不许迁调更换；研究祖宗考核责成转运使、副使的诏令，明定为法律。然后把天下各路分别隶属于六察，间或派人巡行，按察他们的功过。如果治理和品行特别优异，那么原先举荐他的官员应当得到推荐贤能的赏赐；职事毫无表现的，必定实行错误举荐的惩罚。这样或许能使官吏长期任职，不敢偷懒怠惰，上下相互警戒，各项职务都能修治兴举。” 高宗建炎元年，尚书右仆射李纲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废弃核实政绩的政策，舍弃长期任职的制度，却想成就事业功效，即使尧舜也做不到。因此唐虞之际，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决定升降；鲧治理洪水，直到九年功绩仍未成，才加以流放诛戮。这就是能够使百官各尽其职、众多功业都兴盛的原因。如今在州县之间，任用一个官员、让他负责一项职务，却屡次更换，尚且不足以达到治理目的，竟然还想在朝廷多难多故的时候，于十天几个月之间取得功效吗？以靖康元年考察，宰相更换了七人，从知枢密院事到签书枢密院更换了二十多人，宣抚、制置使和副使更换了十五人；进退将帅和大臣，从来没有像这样迅速的。因此安排措施、制定设施、议论取舍，各人意见不同，先后次序错乱，首尾互相冲突，纷纷扰扰使人无所适从。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大臣没有人肯主持政事，却有些坐看胜负的人在其中挥臂争夺，反而认为这是得计，所以祸乱变故无法尽述。况且从金人的情况看，他们自从用兵以来，谋议和任用的人也曾经这样更换吗？所谓尼雅满、斡哩雅布，都掌握兵权十多年，威望和信用足以驾驭部众；而我们却用骤然升进、很快罢免的将帅大臣与他们对抗，不能取胜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好比下棋时棋子摆放不定，不足以战胜敌人；何况用人却不懂得信任的道理，还想拨乱反正、抵御大患、谋求中兴，怎么可能做到呢？恭请陛下在选择任用将帅大臣时，精心考察选择；得到合适的人才，就让他长期任职并责求成功，不要因细小事情而动摇，不要受小人离间。这样，天下的事情或许还可以有所作为。” 高宗时，枢密院编修郑刚中上奏说：“臣听说，人君的治道，对内在于竭尽诚意，对外在于责求实效。诚意和实效都做到极致，天下却不能治理的，从未有过。陛下近年宽减刑罚，省减科徭，告诫禁止贪赃，严密警备，抚恤饥饿困穷的百姓；每下一道诏令，都反复叮咛、恳切哀恻，陛下思求治理、向往正道的心意，可以说很迫切了。然而百姓不能完全知道恩德，恩泽也不能遍及天下，为什么呢？是因为责求实效还没有做到极致。天下君子少，小人多；臣下尽职的少，欺骗陛下的多。朝廷施行一件事务，交给监司；监司交给郡守；郡守交给县令；每一级都办成一套文书，不问是否真正给百姓带来恩惠。这样即使尧、禹在上，功效又怎么显现呢？所以民间往年听到宽厚的诏令，仍然叹息怨恨说：‘我们的君主如此爱民，可是官吏却不执行。’如今却不是这样，美好的意旨一经颁布，天下都知道它只是虚设。大概欺骗、虚诞、敷衍的弊病至今没有革除，广泛设置文书形式，只求应付眼前，做得仿佛相似，以此向上级交差。因此看到已经完备的文书，即使陛下也不能不产生疑惑：我们的法令已经如此美好，官吏也这样奉行了，为什么治理之道竟这样难以成功呢？”

译却不知道那些有名无实、真正受到陛下恩惠的人，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陛下以诚意鼓舞众人、推动教化，建立中兴之治，而官吏竟把它改变迁移了，难道不可痛心吗？我曾观察汉宣帝所实行的办法，汉成帝也实行过，但治理功效却不及汉宣帝，大概是综合核实名声和实际政绩，这是孝宣帝所长的缘故。元康二年，孝宣帝即位已经十年，才下诏与士大夫振作精神、革新开始。如今陛下即位也已十年，而天下有徒具虚文的弊病。臣希望陛下为士大夫发布振作精神的诏令，允许他们从今以后宣扬实际的恩德，把百姓的利害看作在自己家中、在自己身上一样，不得制造虚名、徒具文书来欺骗朝廷。使陛下的诚意覆盖并惠及百姓，而不是只停留在官府文书之上，那么政令机要周密，就可以不愧于汉宣帝时期。如果不这样做，因循苟且，日复一日，必然会损害陛下责求实效的政治。” 郑刚中又上奏说：“臣听说，内外臣子共同维护法度，如今即使尚未大治，积久之后也必定安定；内外臣子共同怀有苟且之心，如今即使稍有安定，积久之后也必定混乱。监司、郡守，是朝廷委任来治理外地的人。如今授任时竟不认真审慎选择，出任施政后，大多是苟且敷衍之人。臣近来在州县之间见到，大到狱讼，小到管库，奸赃违法、庸碌错误、昏聩衰老的人到处都有，而监司、郡守却熟视无睹，以不加按察治理为宽厚长者，以能够容忍为得体。百姓号哭呼喊、怨恨咒骂，觉得一天如同一年；作奸犯科的小吏反而安然自得。朝廷幸而廉察出一个人，偶尔加以流放贬谪，但大多离开不到两三站路，州郡又在当地重新包庇。私自酿酒贩酒、违法征收过税、请托嘱托公事的现象，反而更加扰害百姓。追究根源，都是最初没有审慎选择监司、郡守的过错；而属吏犯法，朝廷又从未追究所属长官包庇的罪责。那些苟且的人认为，等到我任期终了便能脱身，何必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违背人情而招来怨恨，所以坐看吏员作奸，完全不加省察。唉！成为陛下赤子的百姓，究竟有什么罪过呢？臣希望陛下诏令大臣，首先重视监司、郡守的人选，没有政绩和品行的人不要轻易授任；其次严格监司、郡守的法令，凡有包庇行为就立即治罪。谋求长久的安定，革除苟且的弊病，那么天下就能得到治理。” 孝宗淳熙六年，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周必大上奏说：“臣听说，建立国家必须有制度；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治，子孙守持这些制度，都经历数百年。虽然举偏补弊有所不能避免，但国家规模一经确定，从未轻易改变。恭敬地思量本朝历代圣主相继相承，到了陛下，深厚的德行施加于百姓，最高的治理超过古代。其中政事措施虽有时增减损益，但立国的根本，全在于仁。因此军队并非从未使用，却以禁止暴乱、安定百姓为根本；刑罚并非从未宽免，却以使人迁善、远离罪过为意旨。这就是上天保佑本朝、下民归附本朝，亿万年日益兴盛而没有止息的原因。臣长久侍奉左右，私下仰见陛下发于言语的无不是仁爱之言，施于政事的无不是仁爱之政。只要有利于人事，即使极其困难也一定去做；只要对万物百姓不便利，即使命令已经下达也一定改正。如此推行下去，光大祖宗事业，统一夷夏，大概指日可待了。然而，人主地位最尊，万民地位最卑；宫禁九重最深，四海之内最远。陛下有这样的言语，若没有贤能的守令，就无法向外宣示；陛下有这样的政令，若没有贤能的守令，就无法传达到百姓。县令人数很多，势必难以全部选择，为什么不也把注意力放在郡守身上呢？自陛下即位以来，凡是授任守臣，必定召来接见询问；间或有疲弱衰病、鄙陋拙劣、庸碌错误的人，往往改授其他官职，不能不说是已经很重视了。然而臣还要这样进言，是因为各道把能办理簿书、完成期限作为才能的人多，知道教化的人少；便利于文书、经营私利、欺骗敷衍以求考课合格的人多，真正给百姓恩惠的人少。因此圣心在上面焦虑劳苦，而百姓在下面还没有安康，或许正是有原因的。臣希望陛下效法虞舜‘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遗意，询问政事、考察言论，选取郡守中治理成效显著闻名的，严加擢升二三人，以此教导四方；又选取治理状况没有进步的，公开黜退二三人，以此警戒激励其余人员。这样，自然可以使成周时期和乐的歌咏得以继承，使西汉循良官吏的盛况不减。这看似迂远而实际上切实，看似缓慢而实际上紧急，唯愿圣明裁决。” 金宣宗时，御史中丞李英说：‘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各项事务都松弛废弛，关键在于激浊扬清、奖进人才。近年改定的“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只成为徒具形式的虚文。大定年间，多次派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之士，当时号称任得其人。希望改变以前徒然设置文书的做法，遵循大定年间已经验证有效的成效，或许人人都会自我勉励，为国家所用。’宣宗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元世祖至元年间，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程钜夫上奏说：“本朝设置御史台，虽然有考课的条目，却没有掌握要领，无法据此追究。请求按照前朝的体例，凡各道府、州、司、县，下至曹掾等官，各发给一卷出身印纸历子，在前面写明本人的姓名、出身，使各地长吏联名承担罪责，具结保证属实；在后面写明历任职务的年月日和任内功过。任期届满后，由有关部门详细查阅并区别其考绩优劣，那么人的贤能与否一看便知，考核也能得到实情，或许可以没有侥幸钻营。”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三。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斥退邪佞。鲁文公十八年，莒国纪公生了太子仆，后来又生了季佗。他宠爱季佗而废黜太子仆，并且在国内多次行事无礼。太子仆于是借助国人杀死了纪公，带着纪公的宝玉逃奔鲁国，把宝玉献给宣公。宣公命令给他封邑，说：“今天一定授给他。”季文子却派司寇把他赶出国境，说：“今天一定要让他逃走。”宣公问这样做的原因。季文子让太史克回答说：“先大夫臧文仲曾教导行父侍奉君主的礼节，行父一直奉行，不敢失坠。他说：‘见到对君主有礼的人，要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侍奉他；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要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诛除他。’先君周公制定周礼说：‘法则用来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理政事，政事用来衡量功劳，功劳用来使百姓得到供养。’又制定誓命说：‘毁坏法则就是贼，包庇贼就是藏匿罪恶，偷窃财货就是盗，盗窃礼器就是奸，掌管窝藏之事就是恶名，依赖奸邪行为的作用就是大凶德。这些都有常法，不能赦免，载在九刑之中。’行父没有忘记这一教诫，回头观察莒国太子仆，实在没有可以取法的地方。孝、敬、忠、信是吉德，盗、贼、藏匿、奸邪是凶德。莒国太子仆这个人，如果说他孝敬，他却杀了君父；如果说他忠信，他却偷窃宝玉。他本人就是盗贼，他所盗取的宝玉就是奸邪的征兆。” 如果保护他并让他从中获利，就是掌管窝藏之事。这样做将教导昏昧的百姓，使他们无所取法；不以善行为准则，反而都归于凶德，所以要把他赶走。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儿子：苍舒、隤敳、梼防、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齐整聪慧、宽广深沉、明察诚信、笃厚真诚，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儿子：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他们忠诚、严肃、恭敬、美善，宣扬仁慈、惠爱、和顺，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元”。这十六个家族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没有使名声坠落，一直延续到尧。尧不能亲自举用舜，舜臣属于尧时，举荐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衡量安排各项事务，没有不按时有序的，土地得到治理，天地事业也告成。舜又举荐八元，让他们把五种教化施行于四方：父亲讲义，母亲慈爱，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子女孝顺；内政平和，外事成功。从前，帝鸿氏有不成材的儿子，掩盖正义、包庇贼害，喜欢实行凶德，丑类恶物与之为伍，顽固愚昧而不友善，和这些人相互勾结，天下百姓称他为浑敦。少皞氏有不成材的儿子，毁弃信义、废弃忠诚，崇尚粉饰恶言，安于僭越、庸俗和邪曲，听信谗言、搜求隐恶，以此诬陷有盛德的人，天下百姓称他为穷奇。颛顼氏有不成材的儿子，不可教诲，不懂善言，告诫他就顽固，放任他就奸佞，傲慢凶狠，蔑视明德，以此扰乱上天的常道，天下百姓称他为梼杌。这三个家族世代延续他们的凶恶，增加他们的恶名，一直到尧时，尧仍不能除掉他们。缙云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贪图饮食，贪恋财货，侵夺贪欲而崇尚奢侈，永远不能满足，专门聚敛财物；积聚财物不知限度，不分别对待孤儿寡妇，也不体恤贫困匮乏的人，天下百姓把他同前三凶相比，称他为饕餮。舜臣属于尧时，在四门接待宾客，流放四个凶恶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把他们投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魑魅。因此尧去世后，天下统一，同心拥戴舜，奉他为天子，正因为他举用了十六位贤能之臣，除去了四个凶恶之人。所以《虞书》列举舜的功绩说：“慎重地彰明五种常典，五典都能遵从，没有违背教化的。”又说：“任用于百揆，百揆都按时有序，没有废弃的事务。”又说：“在四门接待宾客，四门都和睦肃穆，没有凶恶之人。”舜有二十件大功而成为天子，如今行父虽然还没有得到一个吉德之人，却除掉了一个凶德之人，这相当于舜功绩的二十分之一，或许可以免于罪戾吧？” 鲁定公九年，阳虎归还宝玉和大弓。鲁公讨伐阳虎，阳虎派人焚烧莱门，鲁军受到惊扰而进攻他，阳虎逃奔齐国，请求齐国出兵攻打鲁国，说：“三次进攻一定可以夺取鲁国。”齐侯准备答应他，鲍文子劝谏说：“我曾经在施氏那里做过奴仆，鲁国还不能攻取。上下仍然和睦，百姓仍然亲善，能够侍奉大国而没有天灾，怎么可以攻取它呢？”阳虎多方耗费齐国军队的力量，齐军于是罢兵；齐国大臣一定会大量死亡，于是他又施展欺诈谋略。阳虎曾受到季氏宠信，却准备杀死季孙，以便危害鲁国而求得容身之处。他亲近富贵而不亲近仁义，君主怎么能任用他呢？齐君比季氏富有，比鲁国强大，这正是阳虎想要倾覆的对象。鲁国已经免除了这个祸患，君主却又收留他，岂不是会造成祸害吗？齐侯抓住阳虎，准备把他流放到东方，阳虎却逃到了赵氏那里。孔子说：“赵氏恐怕世代都会有祸乱吧？” 秦昭襄王任用范睢为客卿，范睢一天比一天受到亲信，掌握了政权。范睢于是劝说秦王：“我住在崤山以东时，听说齐国有孟尝君，却没有听说有齐王；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却没有听说有秦王。专擅国家政权的才叫作王，能够决定国家利害的才叫作王，能够掌握生杀大权的才叫作王。如今太后专断行事而不顾忌，穰侯出使在外而不向君王报告，华阳君、泾阳君擅自决断而无所忌讳，高陵君任用或罢黜官员也不请示。四个贵人都这样，而国家还不危亡，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向这四个贵人屈服，正所谓没有君王。穰侯的使者掌握君王的权力，在诸侯间自行决定，向天下剖分符节，征伐敌国，没有谁敢不听从。战胜攻取，利益归于穰侯；战败了，怨恨聚集在百姓身上，祸患归于国家。我又听说：树木果实繁多，就会压折枝条；枝条被压折，就会伤害树心。都城过大，就会危及国家；臣下地位过于尊贵，就会使君主卑弱。淖齿掌管齐国而杀死湣王，李兑掌管赵国而囚禁主父。如今我观察这四个贵人掌权，也属于淖齿、李兑一类。而且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亡国，是因为君主专门把政权交给臣下，放纵饮酒、射猎；受托的臣下嫉妒贤能，压制下属、蒙蔽君主，以成就自己的私利，不替君主谋划，而君主又没有觉悟，所以丧失了国家。” 如今从有秩以上直到各位大官，下至君王身边的人，没有不是相国的党羽。我看见大王独自立于朝廷，私下恐怕万世以后，拥有秦国的将不是大王的子孙了。”秦王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废黜太后，将穰侯魏冉、华阳君芊戎、高陵君市、泾阳君悝驱逐到函谷关以外，任范睢为丞相，封为应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