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七

译士人在朝廷议论，百姓在市场怨恨，商人在道路上诽谤，甚至流传到四方夷狄，岂不是会使他们轻视汉朝吗？近来听说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邹、何二人为御史里行，他们都说条例有害于公，坚决推辞，于是收回了任命。任谏职的人相继获罪，也有人被贬官，有人居家去职，闭门等待治罪。臣僚议论此事的很多，陛下却更加坚持。古人说：‘臣子专制君主，叫作不忠；儿子专制父亲，叫作不孝。’又如阴阳调和，不会只滋长一类；甘露及时雨，不会偏私一物；统治万人的君主，不能偏爱一人。如今竟有这样专擅君主的臣子，朝廷内外忧愁，都盼望陛下醒悟，同正直之人谋划使天下安康的办法，不要等到饥饿啼哭才等待哺乳，也不要等到手拿热物才等待洗濯。臣仔细思考，专擅君主的人必定有救济君主的谋略，任用自己必定有利于自己的办法。前代何尝没有这种人？国家安危只在于君主任用什么人。臣请用战国时前人的事迹来说明，作为祸乱的鉴戒。申不害说：‘拥有天下却不能肆意专断，反把天下的责任视为束缚自己的枷锁，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能督责臣下，却反而让自己劳苦于天下百姓。像尧、禹那样勤俭，把自己当作枷锁束缚起来，可以说是大错。’ 韩非说：‘节俭守义、讲仁义的人立于朝廷，荒淫放纵的享乐便会停止；能在身边陈说事理的臣子得到任用，流荡放漫的风气便会收敛；烈士以死守节的行为显扬于世，淫逸安乐的忧患便会消除。所以明君能够排斥这三类人，只掌握君主之术来控制听命的臣下，并且修明法令，因此自身尊贵而权势重大。’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孝公担心天下人议论自己，商鞅说：‘百姓不能同他们共享成功，论说最高道德的人不必与世俗相合，成就大功的人不必同众人商议。圣人如果能够强国，就不必拘守旧法；如果能够使百姓获利，就不必遵循旧礼。’孝公被他迷惑，于是改变秦国法令。李斯说：‘阐明申不害、韩非的方术，修行商君的法令。法令修明、方术清楚，而天下却会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就叫督责。督责彻底，所要求的就能得到；所要求的得到，国家就富裕；国家富裕，君主就享受丰厚。因此一旦设置督责之术，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群臣百姓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敢图谋变法呢？’这四个人都崇尚权术诈谋，轻视仁义，严用刑罚，重视督责，厚重聚敛以毒害百姓，肆意施威以强国，迎合君主的过错，只看利益。当时他们也自以为有功于国家、爱戴君主、献纳忠诚，随声附和的人，不是谄媚，就是畏惧。这会使昏庸的君主受到蒙蔽，甘心受他们控制，最终造成国家的奸谋祸患。这样的人能说没有才干吗？然而他们起初都以周公、孔子的道义立身，夺取卿相辅臣的地位，等到得到君主信任，反而使用申不害、韩非严酷的法术来驾驭天下。百姓愤怒怨恨，不免遭受屠杀，家国一同灭亡，他们的愚蠢可想而知。又如汉平帝时期，王莽专擅政事，表面谦恭，招揽贤士，内心却深沉险诈，窥伺玩弄神器。他以王寻、王邑为心腹，甄丰、甄邯掌管击断平决，甄晏掌管枢机，刘歆掌管文章，孙建作为爪牙，都因才干而安置在显要位置。王莽外表严厉、言辞方正，每当想有所作为，就暗示党羽让他们先说，最终导致倾覆。他由于被偏听偏信迷惑，不明白机诈和权势的重要，朋党分裂、相互牵制，尾大不掉，形势便不得不发展到这种地步。由此可知，大奸之人乘时窃取名位权柄，最终甚至窃取国家的事例，哪里数得过来？霜一旦降下，坚冰确实是逐渐形成的。况且天下是重大的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陛下如今应当审慎考察安排措置的得失，奸邪之人盗弄威福，不可不察。像宰相这样的人，对上辅佐天子，调和阴阳，对内整饬百官，对外威服四夷，岂能一天空缺其位呢？陈升之离开元台，职位竟也没有补任，这是奸人有所觊觎。自从青苗钱开始谋取利息以来，进言的人相继获罪。主张此议的人难道不知道罪行轻而贬谪重吗？只是要坚守这套法令罢了。在道路上丢弃灰土，也要用深文周纳的苛法治罪，这正是商鞅立法的用意，如今又出现了。先前御史一到淮浙，便在一路设置狱案追查骚扰，牵连的人不下千人。又有几十名提举小使分布在外，名义上说是提举常平仓廪，实际上是监察之职。臣恐怕诉讼因此增多，必然使群臣百姓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这样善良之人会离心，忠臣会闭口，君主孤立在上，而天下就危险了。即使把山泽之利、细小如锥刀的利益都用尽办法笼括起来，一点不留，珍宝货物堆积起来，府库充实，陛下不过是经营宫室、扩建宫殿，侍奉嫔妃、享受宴游，厚赏子女，锐利甲兵，轻视戎兵，满足心意罢了，确实可以称为快乐。但若说尧、禹勤俭，把自己束缚起来，也就是应该的了。与其把财富藏在天下百姓那里，哪里有比这更广大的吗？然而天下百姓尽取利益来奉献给君主，未必会束手就死于沟壑。一旦怨恨兴起，便会在山谷中聚众呼啸，到那时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况且百姓如同水，既能载舟，也有覆舟的祸患，难道可以忽视吗？”}], 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相信险诈之人的言论，竭力阻挠忠臣进谏的意见；即使只是小过失也害怕改正，反而要一意坚持错误而不再回头，难道认为帝王的作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因此不应悔改更换吗？那么仲虺告诫成汤时，难道没有说过：“任用人只凭自己的判断，改正过错不要吝惜”吗？秦穆公悔过并发誓，孔子也称赞他的美德。《易经》说：“刚健之德不可以自居首位”，大概是说不能再有比尊贵刚强更高的地位了。臣从前忝任风宪之职，曾奉命接受顾问，陛下说到某人有才，似乎将要重用他；臣只举述他的技艺才能优长，却没有看出他有经世济民的谋略。后来朋党势力太盛，条例之权太重，以至臣获罪而被调任外地。几年来，臣只听到朝廷议论纷纭，颇与臣先前奏陈的意见相合，陛下也应当还记得。《尚书》说：“了解人是很难的，即使尧、舜大概也以此为忧吧。”翼奉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辨明人的邪正。人如果确实归向正道，即使愚笨也可以任用；如果心怀邪念，那么越聪明反而越会造成祸害。”人的性情没有不爱惜自己的；但不知道爱惜自己的人，其实是不懂得自爱。如今同陛下谋划治理国家的人，都是尚未经过考验的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为了谋求自身保全、希图防范祸患，结果把天下人的怨恨全都归到陛下一人身上，这难道叫作爱惜自己吗？臣深知忠臣不躲避诛杀，所以才敢直言进谏，难道只是厌恶活着而想求死，因而与常人不同吗？

译如果臣因此实现了死志，便足以成就自己的名声；如果能够活下来，又成全了君主采纳善言的美德，这样生死两方面都能得到好处，臣在事先就已经作了决定。因此，臣以区区之身敢于进言而不忘记君主，确实是出于真诚。还希望千虑之中或许能有一得，得到挽回天意的幸运。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详细阅览统理国政的事务，深入探究其中幽微深远的道理；效法上天成就岁时运行的功业，实行政事以巩固自身安处之道。陛下高居岩廊，广施虞舜无为而治的教化；思念皇祖推行周成王在忧患中自勉的用心。发布号令要在尚未得到民众信服之前加以戒慎，言语行动要谨防过度；赏赐不施于没有功劳的人，刑罚不加于无罪之人；谋求任用老成持重的人，摈斥浮夸诡妄的言论；罢除制置条例之司，废止诸路提举之职；明白诏告天下，使群情厌服安慰；安置器局，审慎处理安危所系之处；以忠信的实际行动团结百姓，熏陶万民，自然会达到融洽和谐。凝神守静，清明纯净，岂不是美好的吗？经书说：“富贵不离开自身，然后才能保全国家社稷”，说的就是守持谨慎到了极点。只愿陛下明察。臣这些迂阔疏远的话本来不值得采纳，但仍冒昧希望陛下广泛咨询，辨识其中是否恰当。臣即使身受斧钺之刑，也是应得的本分。冒犯天子的宫禁，臣惶恐至极，实在承受不起这样的罪过。熙宁四年，富弼任判亳州时，上奏说：“臣恭敬地为本州散发青苗钱斛一事说明：朝廷设置狱案进行推勘，州县官吏都不敢爱惜罪责。臣已经三次上章，请求只追究臣一人并加重责罚，特别赐予宽免；对于其余官吏，臣在第三次奏章中又请求：凡是在青苗事务上有各种违犯，不论轻重，臣也应当一并出面认罪。近日又听说，勘院推究的职官中，有人把简帖交给外县官员，命令他们不要散发青苗钱斛；现在相关文书正在往来。臣仔细观察朝廷竭力推行支散青苗钱斛，必定认为这对天下有利；然而据臣所听闻，四方对这件事的议论，都认为害处多而好处少，所以臣愚昧的意见是不愿支散。又因为臣忝任长吏，不愿明白地执行废格新法的行为；到了应当散发夏料之时，便指挥州司依照条例办理。臣实在担心各县立即支散，于是考察得知，管干钱斛官徐公衮、权观察支使石夷庚都曾到各县防察，遍与知县、县令相识。臣因此暗中写信给他们，命令不得支散，并且再三叮嘱说明：如果擅自大范围支俵，日后百姓逃亡迁移，带走官府的本钱钱斛，县司上下的公人必定要摊派赔偿。徐公衮、石夷庚也都曾经执覆说过，如果这样做，恐怕会造成不便。臣当即呵斥他们离开。这两人既不敢违背臣的指挥，也曾通过书信传达臣的意思，告谕各县，于是各县也不敢支俵散发。此前没有散发青苗钱斛，罪责决不在其他人，而是臣独自主持此事，情状十分明白；所以臣此前已经三次上章奏请，只追究臣一人并加重责罚，正是为了这件事。对于臣如今招认的罪犯，以及先前三次奏章中的事情和理由，臣都请求下达给推院，命令依照实情查取勘问。臣只是考虑想大体保存事情的体面：如果明白指挥州县不得支散，就是公开违背朝廷的新法；如果立即依法命令全部支散，又恐怕今后催督不能顺利进行，必然导致百姓逃亡迁移，使贫困下户受到损害，也使县司上下的公人无故赔填家产，两方面都不便利。所以臣到了期限便执行条法，是为了避免背上废格新法的名声；又暗中告谕县官不许支俵，是不想使贫民逃窜，也不致使县司公人赔填家业，这似乎是两方面都得到便利。如今朝廷既然命令彻底追究，臣也必须把实情全部申陈，这实在是不得已。臣现在姑且只说青苗这一件事：天下人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知道它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久、越来越深，只是朝廷不知道而已；这也没有什么可奈何的，更何况自从最初实行此法以来，内外大小臣僚以及被贬逐的人…… 台谏官员的论列各不相同，却都把弊病说得很详尽；又听说后来弊病日益增多。臣因为年老多病、昏聩闭塞，不能一条一条上奏，只请求圣上慈悲，检阅汇集前后臣僚论说查究青苗的文字，召集百官议定，这样便可以看出利弊。臣这样略作辨明，只是因为朝廷正在根勘此事，所以难以保持沉默；并不是强行粉饰自己，苟且求得免罪。现在本州没有散发青苗钱斛，都是臣独自决定并甘愿承担的，臣应当接受严厉谴责，即使死了也没有悔恨。至于徐公衮以下的州县官吏，他们只有不该听从臣指挥这一过错；还希望圣上慈悲察明实情，除此之外并没有深重罪责，特予宽恕。枢密使文彦博上奏说：“臣忝居三公之位，职责在于论议治道；如果听到有关事情而发现它严重损害圣政，却默不作声，就是辜负陛下眷顾倚重臣的厚意。近来朝廷内外喧传，都认为诸路散发青苗钱十分不便。臣过去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如今访察得知其中缘由，实在令人惊骇，既不近人情，又玷污圣明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认为此事难道可以不让圣上知道吗？大家都说这是朝廷所主张的，诸路所差官员又承受这种风气和压力，对州郡任意施加威福，所以没有人敢向朝廷进言。臣曾看见河北转运司张贴的、开拆提举常平官约束条目，其中说：所散青苗钱，每十户以上结成一保，必须由第三等以上有物力的户充任甲头。这就是担心将来收纳不足，强令上户代为填纳。又想把钱散给坊郭人户，但钱数不得超过其抵押家业价值的一半；还把这种钱称为青苗钱，却支给坊郭户，完全是广泛谋取利息，不顾道理。这哪里是常平法散发与收敛的旧法，哪里是朝廷救济百姓的本意？这种办法在乡村百姓中实行已久，夏秋成熟后折还斛斗、绫绢，便称为举放；如果强令他们缴纳本钱利息的现钱，便称为课钱。用新债抵偿旧债，拖延年岁，各种折还始终不能完结，足以使他们因利息而背负债务，而官司又不许受理。如今竟由官府亲自这样做，自古以来从未有过；难道应当在圣明的朝代实行这种办法吗？这实在严重违背义理。何况听说乡村百姓中有极其穷困窘迫的人，都会愿意来请求借钱，只能暂时救济困急，日后必定难以偿还。这并不是百姓一贯的正常状态；州县既然形成了拖欠，必定会按照散发时的程序催督、追呼、笞责，什么手段都会用上，后果实在难以设想。诸路州县的百姓，还积欠着许多税租、贷粮以及预支防绢钱，必定要折并催缴，那还从哪里得到救济？所散发的官钱又会形成积欠；提举官希望得到旌赏，专门追求功劳和利益，剥削下民以讨好上级，哪里还会怜恤百姓？州县承受这种风气，也不敢申诉实情。臣担心因此造成烦扰怠慢，必然会引发事端。对于所有提举官，臣请求下令本路查验他们所办事件的情状，特别依国法施行惩处，以此警戒那些不合理聚敛的臣子。

译《尚书》说：“商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朝后期。” 臣不敢拿遥远的往事来作证明，姑且说唐朝开元末年任用宇文融、杨慎矜、王鉷等二十多人，以及建中初年采用赵賛、陈京的策略，想尽各种办法搜刮聚敛，剥削下民、危害百姓，把怨恨归到君上身上。当时执政大臣和议论政事的臣子认为他们奸邪谄佞、结党营私，专门用财利来讨好皇上；但他们正受到宠信，没有人敢明白指出他们的错误，只有张说、陆贽等人苦苦进言也没能得到防止，所进言的意见虽被听取采纳，他们仍遭到疏远排斥，终于逐渐导致安禄山之乱和泾师之乱，很少有不是由此造成的。礼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确实一点也没有说错。如今朝廷清明，内外无事；以天下如此广大计算，国家收入的财赋与祥符以前相比，增加到接近两倍，也可以说已经没有遗漏的利益了。如果只是因为用度稍有不足，自然应当减少节省冗费，省罢不急迫的事务，不做无益的事情，用节俭来补救，向百姓显示不奢侈，百姓自然会富足；君主还会同谁一起不足呢？《易经》说：“用制度节制开支，不伤害财用，不损害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凡是与治世采取相同道路的，没有不兴盛的；凡是与乱世做相同事情的，没有不灭亡的。陛下看看开元末年和建中初年所任用的宇文融、杨慎矜、赵賛、陈京，以及他们所实行的方法，这究竟是治理国家的正道，还是邪道呢？是导致祸乱的事情，还是治理国家的事情？这本来不用说也可以知道，确实足以作为圣朝的鉴戒。近来朝廷内外臣僚上奏请求兴利的人很多，大多是迎合时势、希望得到宠幸而谋求进用，妄自创作的人更多，徒然造成纷乱，必定很少能成就事情。臣恭敬地希望把这些事情一概罢除。尤其是内外掌管财计的臣子，更须慎重选择；州县长吏要任用忠厚廉良的人，台阁近臣不要任用奸邪结党的人。这样，不用特别治理也会自然得到治理，太平可以期待。陛下就可以垂衣端坐、安然拱手而使教化成就了。臣愚昧而不懂避忌，出于至诚冒昧上闻，惶恐更增，实在罪责深重。文彦博又论奏市易之事说：“臣近日因到相国寺行香，看见市易司在御街东廊设置了几十间叉子，前后堆积着果实，每天派官员到那里监督出售，分取牙利。况且果品瓜果一类货物，不过是争夺极微小的利益，竭尽物力去专门谋利，所得没有多少，徒然损害大国的体面，只会聚集小民的怨恨。遗落的禾秉和滞留的禾穗，寡妇靠什么生活？何况那里紧邻都亭，是敌国使者居住的地方，难道没有窥探我国情形的人吗？这将会被四方轻视。臣恳请严厉敕令有关官司，赶快命令停止此事，使这些细小的余利平均惠及下民，让恩惠分沾于百姓，必定能够招来和气。” 文彦博又上奏说：“臣近来曾说，市易司在御街东廊设置叉子，派官员监督出售果实，分取牙利，损害大国体面，聚集小民怨恨，请求施行停止废罢。如今已经过了十多天，还没有听说执行，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查问。臣不知道圣意认为此事如何？退下来反省自己的僭越狂妄，惶恐更加深重。臣实在担心陛下认为这件事小，所以不值得忧虑；但臣愚昧地认为它造成的损害很大，绝对不可实行。臣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话说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况且京城庄严整肃，是四方取法的地方；宫阙之下，关系着国家治理的形象。如今竟由官府设置商贩交易之区，公开收取牙利。古人所说治理财用、端正名分的道理，难道像这样琐碎鄙陋吗？《周官》所说泉府收取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而不合民用的货物，是等待不时之需而买进的人，并且各自按照原来的价格办理，也不像这样专门谋取利益。凡是衣冠之家在市场上网罗利益，士大夫的清议都会认为众人不容。堂堂大国，皇帝却惶惶然追求利益，难道能不被舆论非议吗？这就是所谓龙断之事，孟轲以此为耻，臣也以此为耻。臣又不忍看见聚敛的小臣为了求得进用而妄自作为，侵夺盘剥贫弱百姓，玷污累及朝廷，所以不胜愤懑，屡次冒昧进言。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俯察并详加选择。如果认为臣的话不恰当，臣甘愿接受诛责。” 知青州郑獬上奏说：“臣仔细看到青苗法，朝廷并不是没有反复叮咛，不是想强迫百姓，而是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请求。因此臣奉行此法时，也不敢强行率领百姓去办理，只在各县张贴告示，召集愿意请求的人。可是经过数月竟没有一个人前来，这正清楚说明百姓不愿意。常州、润州、苏州、秀州一带也都如此。近来提举官进入境内，所经过的各郡才按次序支散青苗钱，甚至将要到达杭州。杭州百姓听说后，都互相告知并以此为忧。张贴告示已经数月，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请求；提举官一进入境内，郡县便互相迎合，强行把百姓交给他办理。这不是强迫百姓又是什么？这难道是朝廷立法的本意吗？两浙如今正逢荒歉，到处只能吃糟糠；温州、台州发生大疫，十人中死七八人。将来丰歉还不可知，加上增加和买绢以及设置场市收买绢，商贾受到阻隔，物价不能上涨。如果再散发青苗钱，那么从百姓身上取得的东西，岂不是太过分了吗？百姓得到几百钱，随即也就花尽了，根本不考虑日后缴纳的数额。如果缴纳不足，难道陛下会把债务一笔勾销吗？一定要全部收取；既然一定要全部收取，就不是严酷的官吏和苛刻的法令不能实行。到那时用鞭打、拘禁等办法层层督促，便会看见百姓拆卖房屋、卖掉妻子儿女；计穷力尽之后，就会抛弃乡里逃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到了这个时候，陛下怎么忍心对饥饿羸弱的百姓施加鞭打杖击来索取债务呢？如果放缓执行而不追究，那么朝廷就会无缘无故把数百万缗钱丢在粪土之间，损耗国用，这也不是小事。还没有看见青苗法有什么利益，它的危害却已经这样严重，难怪天下发出议论的人很多。臣起初没有上奏议论，是因为臣当时在杭州，必定能够替陛下守住立法的本意，不敢强迫百姓以迎合时势。如今臣已经改任知青州，正要离开这里，而提举官又已到达，准备同各县共同议定施行。臣实在不忍看见杭州百姓将因无罪而陷入刑网，所以不能自我克制。臣恳请陛下指挥两浙路：已经支散的地方，便依照条文施行；尚未支散的地方，特赐命停止废罢。这样或许可以使一路疲敝的百姓远远沾受圣上的恩泽。臣惶恐至极，只能竭尽所能等待治罪。

译熙宁二年，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上奏说：“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懂得事情先后的次序。先做那些应当优先做的事，那么后续的事情必然能够办成；先做那些应当放在后面的事，那么先后次序都会被废弃。《尚书》说：‘想登上高处，必须从低处开始；想到达远方，必须从近处起步。’世上从来没有不从低处开始却能够登高、不从近处开始却能够到远方的事。然而世上的人常常轻视低下的事情，厌弃眼前的事情，专门先去做高远难成的事情，却不知道那样根本不可能成功。《诗经》说：‘不要一下子去耕种大田，田里只会长满茂盛的杂草；不要总想着远方的人，必然劳心忧愁。’意思是说，想要耕种大田而力量不够，大田就会长满杂草而不能治理，那还不如不去耕种；想要招致远方的人而自身德行不足，就会劳心而没有收获，那还不如不去想它。想要耕种大田，就必须先从小田做起；小田有了余力，大田就可以开垦了。想要招徕远方的人，就必须先从近处的人做起；近处的人已经服从，远方的人自然会到来。如果遵循这个道路，事情的发展形势就可以自然获得成功；如果不遵循这个道路，即使勉强追求，也不会得到结果。臣愚昧而无能，曾经冒昧论说当今世道事情先后的适宜次序；仔细观察陛下施设政事的极少部分，臣认为应当优先做的事，问题在于没有去做；应当放在后面的事，问题在于做得太早。” 然而臣不敢认为一定就是这样，只是臣所见的情形有接近这种情况的地方，所以借着这种相似之处向陛下深切进言。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处理各种政务，聪明睿智，博学通达，宏辩善论，文才足以经纶治理，武略足以裁决断事，又加上勤劳，兼具恭敬节俭；凡是古代帝王历经许多世代也不能同时具备的一切，陛下一朝便全都具备了。凭借上天赋予的资质，再加上求治之心，用来施于政事，本应没有做不成的事，没有愿望不能实现。如今治理国家已经多年，但政事没有更加进步，天下的弊病比前代日益严重，天下人不知道通向治理之路在哪里，灾异横生，河川原野震裂，江河涌沸，百姓流离，灾火接连发生，过了许多月、许多时日，变化仍未停止。这就是臣日夜思考却不能明白的原因，怀疑是施政的先后次序还没有掌握。如今世上的祸患，没有比缺乏财用更急迫的了。财用是国家的命脉，是万事的根本；国家的存亡、事情的成败，常常都由它决定。从前赵充国论述边防储备之计，认为湟中粮价每斛八钱，买进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行动。诸葛亮用兵如神，却因为粮道不能接续，多次出兵而没有功效。”},{ 由此看来，假如没有财力，即使具有圣人的资质，也不能自行走出半步；假如有了财力，即使是平庸之人，也可以一日行千里。陛下近来因为西夏不肯臣服，勃然发愤，制定用兵方略，招抚横山的百姓，打算夺取它的险要，攻破它的国家才罢休。当时，夏人残暴虐待百姓，已经失去人心；横山百姓苦于夏人的统治，厌恶痛恨而思念汉地，又赶上连续饥荒，如果乘机加以兵力，这并不是策略上的错误。然而，边境没有数月的粮食，关中也没有供一年的储备，而此次兴兵所需费用极其巨大，陛下却泰然处之，毫不忧虑，以为万事一举便能取得万全之功。后来边臣失去法度，事先轻率出兵，已经攻入夏国、俘获其百姓了。然而陛下取得土地后，却不敢收纳那里的人，也不敢让他们称臣，虽有战功，却不敢继续进兵。最终竟到了罢黜谋臣、讲求和好的地步。陛下在一年以前谋划此事，却在已经出兵以后停止，难道是认为原来的决策不当而后悔了吗？实在是没有财力来支撑后续行动罢了。况且财力不足，正是治理国家首先应当处理的事务。至于安抚远方荒僻之地、使遥远的异域臣服，这是治理达到极盛以后所取得的余功，是太平盛世的装饰。可是如今却要先处理那些末节，这就是臣知道陛下安排事情的先后次序还不恰当的原因。如今陛下吸取过去的教训，拿出秘府的钱财，调拨内郡的租税，督促漕运官吏，准备边防三年的储备，臣因此猜想陛下大概已经意识到财力的重要性了。然而臣仍认为这还不够。为什么呢？秘府的钱财不能大量取用，内郡百姓也不能再加重负担，这些办法可以缓解眼前的困难，却不能作为长久的计划。这就是臣想尽自己微薄力量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知道财力是最紧迫的事情，万事都依赖它，所以总是使财力胜过所办的事情，而不是事情压倒财力。这样，财力就不会耗尽，事情也没有办不成的。财力就像车马，事情就像车上所载的货物。驾车载物，应该总使马的力量超过车的负荷，使车的承载量超过货物重量；马有余力，车有余量，然后才能经过泥泞道路而车不翻倒，登上陡峭险坂而马不跌倒。如今四方的财力无不被全部取尽，民力已经困竭，而朝廷的使用仍然不足，平时便惴惴不安，只能勉强维持，一旦发生事变，更是无法预料。譬如用破车瘦马来拉丘山那样的重载，即使侥幸平安无事，仍恐怕承受不了；如果不幸又遇到阴雨，经过高陵深谷这样的险阻，祸患必有无法预知的地方。所以臣深思熟虑，认为当今的办法没有比增加财力更好的了。但臣所说的增加财力，并不是寻求更多财物，而是去除那些损害财力的事务罢了。假如使损害财力的事务全部去除，即使不专门求取财富，财力也不可能不增加。因此臣谨为陛下说明损害财力的事务有三项：一是冗吏，二是冗兵，三是冗费。关于冗吏，臣要说：请考察古代设置官吏的本意，有这样的百姓，然后才设置这样的官；有这样的官，然后才配备这样的吏。根据百姓数量设置官，根据官的数量选求吏，他们的根本目的全都是为了百姓。因此古代是依据官职来选取人才，郡县的职位有空缺，便从百姓中选取；府寺的属官有空缺，便从郡县中选取。外出可以任守令，入朝可以任卿相，出入之间相互承接，中央与地方彼此贯通。一个人离任，另一个人补上，按这种情势，不可能有白吃俸禄的冗吏。近世以来，选取人才不再依据官职，士人来求仕的没有穷尽，而官职却有固定限额，于是兼任守、判、知等职的办法产生，官制也开始败坏。逐渐分裂散乱，不能恢复旧制，所以下层官吏多得超过需要，上下彼此阻塞。譬如在不流通的泽地决水，前面的人还未离尽，后面的人已经到来，最终淤塞充满。

译一旦陷在这种局面中便不能出来，所以平民士人千方百计求取官职，已经入仕的官吏也千方百计求得升迁。下位者羡慕上位者，后来者羡慕前人，不以欺诈虚伪为惭愧，不以争夺为可耻，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形势困窘到了极点，于是造成今天的局面。人的处境宽裕，便安乐平和；安乐平和，就有所不愿做。处境窘迫，便烦闷混乱；烦闷混乱，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如今如果让众人一起从狭窄的通道中出来，脚挨着脚，肩肘相碰，徘徊而不能前进，却又要禁止他们奔走争先，那么不如停止让后来者进入，拓宽这条狭路。如今驱赶市民而把他们约束在一起，人数实在太多，无法胜任；又在道路中设置险阻，使他们更加艰难，于是法令越多，争夺反而越厉害。希望陛下及时救治此弊，下发哀痛百姓的诏书，明确告知天下官吏过多的原因，并与天下重新制定三项办法。第一，使进士和诸科考试增加年限，之后才准许应试；名额不增加，多次应试者也不再给予推恩。理由是：今天之所以多到无法胜数，是因为取士过多。古人选择官吏非常精细，人们知道官职不能随意求取，所以不敢轻率从事。那些作为士人的人，都是修身清洁之人。如今选取人才，只要诵读文书、熟悉格式法度，便没有不能做官吏的。求取官职并不困难，而得到官职又非常快乐，所以众人纷纷趋赴其间。如今凡是农、工、商、贾之家，没有不舍弃旧业而去做士人的。士人一天比一天多，可天下却更加不能治理。世人所说的那些居家不从事生产，向上不能奉养父母，向下不能体恤妻子，漂游四方、侵扰州县、制造诽谤的人，农工商贾并不在其中。祖宗时代士人的数量，与今天相比，连十分之一、二分之一都不到；然而他们削平僭越叛乱，创设制度、建立法令，功业卓著，流传于后世。今天的士人，连祖宗功业的万分之一也不敢指望。士人数量不如当今，而功业却超过当今，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取士极少，人们便不敢轻率地做士人；所取的人，都是州郡选拔出来的。因此制定这样的法令，是要让人知道朝廷意旨所向。十年以后，没有实际才能的士人将不必罢黜，也会自行减少。况且设置科举来等待天下士人，本来就是要使有才的人能够取得官职、没有才的人不能取得。我们取用他们，而他们不能取得，仍说即使不能取得，只要多次应试便一定录取，不能有所遗漏，这就是拿官职迁就人。况且多次应试的士人，大多已不是年轻人，耳目昏聩，筋力疲惫；稍加计算便知道他们已经不能有所作为，这样的人执政又有什么可依赖的呢？如今有人蓄养牛羊而寻求牧人，既挑选强壮的，也挑选衰老的。挑选强壮的，说是我喜欢它强壮；挑选衰老的，说是我怜悯它年老。如果怜悯它年老，为什么还要让它承担牛羊的劳役呢？假如确实认为还有被遗漏的人才，那么如今所谓搜求遗逸人才的诏书，已经有办法收取他们了。第二，使官员做到任子资格时，任用他的儿子作为后嗣，使其世世代代在朝廷享受俸禄、任职，承袭簪绂，守护祭祀，这样便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制定这项法令，必须从二府开始。法令只施行于卑微者，却对尊贵者屈服，天下将不会服从；天下不服从，却还要求法令实行，是不可能的。纠正过失以救治弊病，必然要有所矫枉过正，然后才能奏效。臣并非不知道二府不能与普通百官同列。第三，使各司减少所掌管的事务，并增加官员任职的年限。理由是：百司的情况臣不能全部详尽说明，请说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三司。三司官吏，世人一向认为人数多而不能削减，为什么呢？因为国计重大，文书又多。臣认为并非如此。主管国家大计的人，必须亲自掌握简要事务，以繁杂事务委托给他人。自己掌握简要事务，心思就不会混乱；心思不乱，利益到来便一定知道，祸害到来便一定能察觉。把繁杂事务交给他人，事务便有所分工；事务有了分工，细微末节也不会遗漏，真情和虚伪也一定会显露。如今却不是这样，整个天下如此广大，哪怕一丝一毫的费用，也必须由三司核查。所以三司就成了文书堆积之处。文书既然堆积，官吏便不得不多；文书堆积而官吏增多，欺骗蒙蔽他们的人也多，即使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也不能察觉。天下的财物，从郡县逐级上交，经过转运司层层核对，已经足以保证不会遗失。然而世人常认为转运使不能单独信任，所以一定要送到三司核查才算完。假如认为转运使不能单独信任，却认为三司可以担当，那么三司便没有不把责任推给属吏的。难道三司的官吏就比转运使更可靠吗？因此臣认为，天下财物的详细账目可以分给转运司办理，三司每年只总览纲要。这样既能让转运司从容治理财源，又可以大为削减三司的吏员，杜绝扰乱法令的弊病。假如三司的吏员尚且可以削减，其他各司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这三项办法，都是世人所谓违背世情、触犯风俗、招致怨恨和诽谤的办法。如今将要施行，臣并不是敢于触犯众人的怒气而做这种危险的事，而是认为有可以施行的办法。为什么呢？从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以上，每三年任用一人；从两制以上，每年任用一人，这是祖宗传承百年而未曾改变的制度。仁宗在位时却减少了任用数额，三年考核有功而无罪的人才升迁官职；自唐以来，这项制度也从未改变。英宗在位时却又增加了任用数额。这两种做法，难道符合世俗的便利吗？然而没有人敢怨恨，因为大家认为官吏太多而想削减，是天下的公义；不愿削减，是个人的私计。以私计怨恨公义，这种怨恨是不正当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遵循道理，不顾惜怨言，知道怨言不能有所作为。况且现在这三项办法本来还没有实行，天下却也免不了怨恨。为什么呢？士人出身而做官吏，放弃了自己的生业和田地，全力奉行王事；如今却因为官吏过多，积累劳绩的人很久不能升迁，离任的人很久不能调动，朝廷又设置许多条约加以阻碍，减少荐举官员的资格，破坏考核等第，使他们穷困无聊，求取升进却不能如愿。这种怨恨，难道会比平民士人的怨恨少吗？同样都是怨恨，终究都不能避免。然而如果新进士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国力枯竭而不能支撑，十年以后，祸患必然有说不尽的地方。所以臣希望陛下亲自裁断，努力实行这些办法。假如官吏逐日增加而逐渐减少，臣还将有办法治理旧有的官吏。

译让各道职司每年年终考察所属郡守、监郡，并各自负责考察所属官员。规定：从今以后，如果有人没有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正入己达到若干数额，这两项标准都由上级权衡轻重而裁定。事后如果又因其他事情被查发，便与任用他的人同罪；即使已经离官或遇到赦免，也不减免其罪。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正入己达到若干数额，说明他的罪恶已经很明显；上级却没有察觉，那么上级的不明察也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即使与他同罪，也不过是比当今的法律更严格罢了。如今的法律是，任用一个人的人，要对他的终身负责；如果此人有罪，任用者终身一同获罪。为人的终身负责，是要负责那些尚未发生、无法预知的事情；任用者每年年终负责，是对已经发生、可以查知的事情负责。臣请将二者比较：对于尚未发生而无法预知的事，即使圣人也有所不能；对于已经发生而可以查知的事，即使普通人也能做到。如今让人承担圣人都不能做到的责任，尚且已经不敢推辞，何况承担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责任，难道反而不可以吗？况且负责按察的官吏，并不担心他们不知道，担心的是他们即使知道，也未必都加以按察。他们会说：‘这对我没有损失，只不过会因此招来怨恨罢了。’如今如果让他们也承担罪责，按这种情势将没有不追究的。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选择奉公守法的臣子来实行此法，又能振作精神加以察考，像除去心腹疾病一样除去百姓的祸患，那么那些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正入己达到若干数额的人，就不再是偶然过错，也不是恰好陷入苛细法律的人了。假如仍然把他们放归，并使他们终身不得与士大夫同列，以惩戒奸吏，那么冗吏的弊病就可以去除了。关于冗兵，臣要说：臣听说本朝创业初期，四方割据，中原地域狭小，战事很少，所以兵力也很少。后来荡平消灭诸国，开拓的土地广大了，兵力也随之增多。雍熙年间，天下兵力仅有三十万。正当此时，屯驻、戍守、征讨等各项事务同时兴起，兵力却没有困竭，从未有兵少的忧患。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入侵，李继迁叛逆，每当有紧急警报，将帅不问利弊，动辄请求增兵，于是招募日益增加，兵额遂比前代增加了一倍。后来宝元、庆历年间，元昊突然发动叛乱，又使各道把防民编为士兵，边防屯兵达到八十万。从此天下便以百万作为兵额，即使近年没有战事，关中的兵力也达到二十八万，把雍熙年间天下的兵力全部拿来，也只够今天关中一隅的使用。兵力过多到了这种程度，已经很明显了。然而臣听说，如今驻守边境的士兵分散隶属于各堡寨障塞，真正由将帅统率的战兵其实没有多少。每次一见敌人，敌兵常常多，我兵常常少，众寡不敌，每战总是失败。过去将帅失利，没有不以兵力不足为自己解脱的。祖宗时代兵力极少却常常好像有余，如今兵力极多却常常担心不足，这两种情况不能不察明。兵法说：‘发动十万军队，远征千里，百姓的费用和国家的供给，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疲于道路而耽误生产的有七十万家；如果赏赐百金仍不能了解敌情，就是不仁到了极点。’所以三军将士没有比间谍更应亲近的，赏赐也没有比给间谍更优厚的。间谍，是三军的司命。臣私下深思，祖宗用兵能够以少数兵力当作多数来使用，而当今用兵却到了把多数兵力当作少数来使用的地步。得失的根源，全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听说太祖任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五人，让他们防备契丹；任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四人，让他们防备河东；任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五人，让他们防备西羌。太祖都用关市征税所得厚待他们，用金帛赏赐使他们富足。他们留在京师的家属，由县官供给；他们在道路上进行贸易，不征收商税。因此这十四个人都富厚有余，把丢弃财物看得像丢弃粪土一样，救济别人的急难唯恐来不及。于是那些愿意拼死效力的士人，贪图他们的钱财，便愿意舍弃生命，冒着祸患深入敌国，侦察敌人的隐秘计划并报告给太祖。至于敌人的饮食起居、行动静止，没有不全部了解的。每当敌人入侵，总能预先知道。因此他们所需要防备的地方少，兵力无需分散；敌人到来时，往往都无法实现突然袭击，早已有了防备。所以在那个时候，边防兵力多的不过一万人，少的只有五六千人。凭天下这么大的范围，三十万兵力就足够使用。如今却不是这样，一文钱以上的费用全都登记在三司，谁敢擅自使用，便说是私盗。所谓公使钱，多的不过几千缗，却要满足各种需要；监司又窥察其出入，用法律约束他们。至于使用间谍，只说由官府供给茶和纸。百饼茶、几束纸，显然不足以换取一个人的性命。因此如今充当间谍的人，都不足以依靠；只能听信传闻，凭借似是而非的事情，他们行动不过越出边境，所询问的也不过是熟户。假如能够借此为口实欺骗将帅，也就停止了，并不是真能了解敌人的实情。敌人的真实情报既然无法获得，所以常常增加兵力来防备意外之患；用百万兵力却仍常常担心不足，原因就在这里。陛下为什么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弊呢？关市征税，比茶纸的费用多；而供养三十万兵，比供养百万兵节省。众人只知道眼前的损失，却不知道长年累月的祸患。平时舍不得放弃关市征税来给别人，到了要供养百万兵时，却安然处之而不觉得奇怪。过去太祖从平民起兵，经过百战平定天下；军旅之事，他思考得非常周密。因此臣希望陛下恢复祖宗已经形成的制度，选择并任用将帅，用财物厚待他们，使他们多多培养间谍作为耳目。耳目既然清楚，即使有强敌，也不敢轻易逼近。这样，即使采用雍熙年间的兵力，也足以供今天使用。陛下如果确实认为这件事困难，臣请陈述可以削减兵力的实际办法。为什么呢？当今的强兵，没有比边防的土兵更强的；当今的惰兵，没有比内郡的禁军更懒惰的。禁军名声越高，俸禄越优厚；俸禄越优厚，才能反而越薄弱。过去西部边境用兵，禁军不能胜任劳役，死者多得无法计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译羌人每次出兵，听说出动的多是禁军，往往举手相互庆贺；听说出动的多是土兵，便相互告诫，不敢轻易侵犯。拿实际情况比较，土兵一人，其才力足以抵得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粮饷足以供养土兵三人。假使有禁军一万人驻守边境，他们的作用还抵不上三千名土兵，却常常要消耗三万人所需的储备。边郡的储备物资，与内郡相比，价格不止高出数倍。这样权衡，土兵可以增加，禁军可以减少。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知道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如果确实采纳臣的谋划，臣请将驻在内郡的禁军不再派往边境，随着他们年老、死亡和逃亡而不再补充，使其足以充当内郡的防备便停止。逐渐裁去，并在十年内实行，那么冗兵的弊病就可以消除。关于冗费，臣要说：世上的冗费多得不可胜数。请先说其中大的以及臣所知道的，陛下再由此类推。臣听说，事情有必然发展到的地步，恩情也有必然穷尽的时候。等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才谋划，就会损害事情；等恩情已经穷尽才迁改，就会伤害恩情。从前太祖、太宗和睦九族，以此为天下表率。当时宗室人数还不多，所以把全族聚集在京师，长久不分居。历经五位圣主，太平已有百年，宗室的兴盛没有超过此时的。因此 宗室俸禄粮廪的费用多于百官，而子孙人数众多，宫室已经容纳不下。宗室之间不分亲疏，也不分贵贱等级。从有了生齿以来，所有人都由县官供养；长大后授予爵位，婚嫁和丧葬无不仰赖朝廷供给。人数日益增加，月份年岁不断增长，没有人知道究竟会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事情必然发展到的地步，也是恩情必然穷尽的时候。然而还没有听说有人谋划如何迁改。古代天子有七庙，即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按照人子爱其亲人的感情推而上溯，直到祖先；从祖先再往上，直到百世，理应没有不爱的；既然没有不爱的，就应当没有不立庙祭祀的。如果推究这种无穷尽的心意，那么百世以前的祖先都立庙祭祀，才算相称。圣人知道这是不可行的，所以规定七庙之外，若不是有功德的祖先，便依次毁去其庙，不参加春秋祭祀。没有谁比天子更尊贵，也没有谁比天子的祖先更尊贵，但庙数也不增加到七庙以上。为什么？因为恩情所能达到的范围是有限的。为什么唯独到了宗室就不是这样呢？臣听说，三代之间，有些公族成员因为亲属关系已经疏远，最终列于庶人之中。两汉的法制是，皇帝的儿子封为王，王的庶子还有封侯的；从侯爵以下，庶子便不再拥有爵位和封地，大概有的降为平民，有的本来就是平民后来又在朝廷做官 到了唐代也是这样。因此臣认为，现今所有宗室，都应当按照亲疏、贵贱区别等级，依次遣出，使他们能够像异姓人一样出仕；选择其中可以任用的，逐步加以试用。凡是他们的官阶俸禄数额、升迁叙用的等级、黜陟的制度、任子令，都应与异姓官员同样施行；由按察官监督他们，由属官吏员约束他们，以刑法禁令威慑他们，并按时考察，使其中没有才能的人不至于伤害百姓，有贤能的人能够有所作为；至于不能任官做吏的，就遣往近郡，由官府为他们修建房舍并供给粮禄，使他们可以占田谋生，和士人、庶民相同。如今把他们聚集起来供养，用不可估量的俸禄厚待他们，用最尊贵的爵位抬高他们，结果贤能的人老死而郁郁无所施展，不贤的人居处狭窄简陋，忧惧不安而没有快乐可言，实在不是妥善的谋划。从前唐高祖武德初年，分封堂兄弟的儿子，从能够穿衣行走以上的，全都封为郡王。唐太宗即位后，怀疑这样不便，便问大臣封德彝。封德彝说：“爵位、命令过于尊崇，就会增加百姓的劳役，把天下作为私人供奉，这不是至公的法制。”于是，属于宗室的王降为公爵。从王降为公，并不是人情所乐意的事，但仍然实行了。如今若让他们爵禄依旧，却让他们获得治理百姓的机会，即使有内外之别，也应当不会有人怨恨 然而臣观察朝廷的议论，从来不敢涉及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把宗室亲王分布到四方，会启发奸人的野心，产生意外的变故。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古代帝王喜欢猜疑而多加防范，即使父子兄弟也不得掌握一点权柄，被幽禁囚禁、处境如同平民的，没有谁比秦、魏更甚。然而秦、魏都传了几代便灭亡了；它们灭亡的原因，是刘氏和司马氏，而不是它们的宗室。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失去正道，即使胡、越之人也都可以谋取；如果确实没有可乘之隙，即使是宗室，又有谁敢觊觎呢？只要陛下坦荡地对他们不存疑虑，使他们能够依次居住在外地，实行汉、唐那样的政事，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端。臣听说，汉、唐以来，重兵分布在四方，虽然有末大难制的忧虑，但粮饷运输的劳苦还不至于太过分。祖宗受天命建立国朝，惩治大的祸患而略去细小的弊端，把重兵收拢聚集在京师；根本既然强固，天下承受命令而服从，然而转运漕运的费用于是比古代增加了一倍。如今东南的米粮，每年沿汴河逆流而上，以石计算，达到五六百万；山林的木材全都用来制造舟船，州郡的士卒疲敝于道路之上，每月粮廪、每年供给的费用不可胜数。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常常发生侵盗，又混杂其他物品，运到京师的米粮，大多已经不是完整的货物了 由此看来，今世的法令只是凭借人力把物资运来，却不计算其中的祸患，不是好的法令。臣希望另立法令，把现在每年运输的数额分成四份：其中两份仍用旧法，由官府出船、出兵负责漕运，一切都和旧法相同；其中一份招募六道的富人，让他们用自己的船和人负责运输，经过各地时免除商税；能够把一定数量的物资运到京师而没有欺骗、盗窃、毁坏和损失的，就把现在三班军大将的赏赐给他们。如今沿江百姓用自己的船替官府运输，不要求官府付给船价，大概是因为官府所得不再复核，他们可以取得盈余来润泽自己；富民中想做官的，往往请求担任军大将。由此推断，应当会有应募的人。另一份由官府自行设场，在京师购买；京师的士兵中富有而不愿领取米粮的，按米价折算，用钱偿付给他们。事物都有一定的数量规律：从南方取得，北方就会不足；舍弃东方，西方就会有余，这是数量必然如此、无法逃避的情况。如今官府想要购买，开始时价格不免上涨；价格涨得太高，东南百姓便会争相前往售卖；前往的人多了，价格又会反过来降低。造成低价必然要经过高价，造成高价又必然要经过低价，这也是必然的规律。因此臣希望把这两种办法与旧法一并设立，先试行比较利弊，考察是否可行，必定会有可以采用的，然后全部实行。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端

译臣听说，使国家富足有一定的道理：没有什么不加以体恤，是致富的开端；有可以体恤的却不体恤，是贫困的根源。顺着那些值得体恤的事项加以收取，没有什么不收取的，那么保存下来的就广泛了；顺着那些不值得体恤的事项加以抛弃，没有什么不抛弃的，那么丧失的就多了。然而世人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财富只顾节省细小的费用，这是有司的职责，不是帝王的事情。这种说法流行于天下，至今已经数百年了，所以天下的费用中，本来可以停止的，常常比旧时更多。臣不敢远引前代，只说近年的事情。自嘉祐以来，圣人相继兴起，而天下的官吏，从京秩以上的官员两次升迁其官，天下各郡守、职司两次补用他们的亲戚。自治平年间京师发生大水，以及去年河朔发生大地震，百种劳役同时兴办，国家有极其紧急的费用，而郊祀的赏赐却没有停止发给百官。自从在横山用兵以来，供亿尚未确定，京师流民的慰劳招徕也没有停止，官府和私人都贫乏困顿，每天都无暇应付，而宗室的丧葬也不等到经年便举行。臣由此看来，知道朝廷有不值得体恤的事项。臣当然知道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无法挽回；但如果从今以后顺着值得体恤的事项加以收取，那么无益的费用仍然可以逐渐减少，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端 臣内心忧思迫切，私下忧虑过度，所以提出这三条意见来进献。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思虑深远，听取和裁断政事详尽周密，对天下的事情无不明察，臣所陈述的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三冗始终不能去除，那么大体说来，十年以后天下将更加衰败耗损，难以再治理。陛下为什么不探求它们的根源，确定相应的方略，选择任用贤能俊杰，授予他们既定的法令，使他们都能长期任职，然后再责求他们取得成绩？如今天下的官员，大都抱着想离任、不能久任的心态；侍从之官任职超过一年还不能替代，便惶惶不安而不快乐。现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都长期任职，但各道的职司、三司的官吏、戍守边境的将佐，这些都是和天子共同成就政事的人。天下的事情要责成他们办理，却不让他们长期任职，就像开掘水源的人看不到水流，谋划事情的人看不到功效，这就是事情不能成功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选择人才加以任用，使他们和二府一样长期任职，人们知道不能苟且逃避责任，便会考虑长久的谋划；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经过岁月磨炼，这样三冗的弊病才可以去除。然而这样做仍有忧患，为什么呢？当今士大夫厌恶相同而喜欢不同，痛恨成功而乐于见到失败；事情如果不是出自自己，只要稍有龃龉不合，便会群起喧嚷攻击 比如现在让按察之官任用自己的属吏，年终没有过失，按这种情势，他们势必将无所不按察；获罪的人一定会比过去多，于是天下舆论便会纷纷非难。如果不幸有一件处理不当，众人就会群起指责；法令一旦有一处不当，便不能施行。不幸如果接连发生两三次，即使上面的官员也难免受到迷惑；下面众人非难，上面朝廷疑虑，攻击的人多而坚持的人不坚定，那么法令就会从此失败。世上曾有耕田却用耒耜杀人的人，有人或许因此认为耕田也可以废弃；但杀人应当诛罚与耕田不可废弃，是两回事，怎么能因为那一件事而损害这一件事呢？所以考察别人而不依据事实，治罪是可以的；但法令本身的是非，却不在于此。如果陛下确实认为可以实行，就必须先能够击破天下浮泛的议论，使良法不至于半途废止。这样以后，三冗的弊病才可以去除。三冗既然去除，天下的财富就能日益增长而不受损害，百姓富足，府库充盈，陛下所做的没有不成功的，所希望的没有不如意的；举天下众人，都可以任凭陛下使用，进攻就能取胜，防守就能稳固。即使有西北两边不臣服的国家，宽宥它们，就成为汉文帝；不宽宥它们，就成为唐太宗。宽严伸缩、进退取舍，无不掌握在我们手中 如今陛下不办理根本问题，却先处理枝节问题，这正是臣深感困惑的原因。臣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越过次序上奏论事；雷霆般的谴责，臣也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 苏辙任条例司检详文字时，上奏说：“从前汉武帝对外经营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匮乏，国力无法支撑。于是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称为均输。虽然说是不增加百姓赋税而使国用富足，但法术不正，官吏借此为奸，搜刮剥削日益加深，百姓因此受害。汉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他的主张，霍光顺从百姓的愿望而废止它，天下归心，于是得以无事。如今这种议论又重新兴起，众人议论纷纷，都说它造成的祸患一定比汉代更严重。为什么呢？如今聚敛财富的臣僚，在才智和谋略方面，还没有见到有能与桑弘羊相比的；而朝廷又破坏规矩，解除约束，使他们得以任意驰骋、自由行事，只知贪图利益，那么它的危害一定有无法尽言的地方。” 苏辙任右司谏时，请求借用常平钱购买上供物资及各州军粮的奏状说：臣听说，自古以来规划管理国家财用的方法是：谷物和丝帛是百姓生产的东西，所以收集起来储藏在官府；钱币是国家铸造发行的东西，所以发放出来流通于百姓之间。其用意总是以有余交换不足，使有无相互流通，这样国家的财用就充足了。所以在熙宁以前，民间缴纳两税都使用米、麦、布、帛，虽然有防纳各种杂钱的情况，但也都折合成谷帛缴纳，大概从未缴纳钱币。进入官府的钱，只有茶、盐、酒税和其他杂利而已。然而在那个时候，东南各郡仍然苦于缺钱，钱价高而物价低，有钱荒的忧患。自熙宁以来，民间出钱免役，又缴纳常平息钱，官库中的钱成贯地腐朽而无法查核；民间的官钱几乎被搜刮殆尽，市面上使用的多是私自铸造的小钱。有无不能流通，农夫和蚕妇辛苦劳作却没有地方出售。常平、役钱堆积如山，却不能救济饥荒。大概十多年间积累形成的这个弊病，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朝廷近来虽然已经减少常平之法，停止放行免役钱，使百姓得到休息，然而钱积聚在官府，没有疏通流出的办法，百姓手中没有现钱，各种物品更加便宜。这就好比饥饿的人虽然已经得到食物，却没有水可以饮用；长期口渴而不治疗，也能导致死亡

译臣亲眼看到，本朝建立京城，因循周代的旧址，没有凭借山河的险固，而是把军队屯驻作为险阻。自祖宗以来，漕运东南物资，广泛储蓄军粮，对内充实根本，对外威慑边疆。在它最强盛的时候，足以支撑十多年。近来每年漕运有所损耗，粜卖又没有节制，太仓连五年的储备都没有，国家的财计衰弱，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寒心。至于各路军粮，大多没有储备。熙宁年间，东南发生大旱，民间缺少粮食，官府想要赈济，却无从取得粮食，不得不向富民强行征求，收集斗石之粟来救济亿万百姓，劳苦却没有成效，只是徒然成为笑柄。如今各路转运司长久以来因为商贾不通行、农民困顿，所以酒税没有增加；收买军器杂物、封桩钱物不足额，衣粮等事务，也使经费不足。朝廷虽然想对内充实京师、对外充实各郡，但有司贫乏，形势上没有办法筹措。臣想请求朝廷下令东南各路转运司，各自借用本路常平仓的现钱，遇到丰年谷帛价格低贱时，预先购买三年的上供米，以及本路州军两年的衣粮；限定在三年内分期收购，重新严格订立禁约，不得另作支用。仍须在五年内收齐钱物，拨还常平仓司；每年年终详细列明原借钱数、所买物资数以及归还数，由提刑司核实后申报户部，以备检查，有无违法均须上报 奏请凡涉及借钱购买物资的事情，如有不依法办理的，都允许提刑司察觉后上奏。但只要使钱币流通，就足以鼓舞士、农、工、商四民，使各种货物流转；仓廪充实，就足以供养各军，防备水旱灾害，那么上下都能富足，公家和私人便都能获利。如果准许臣的请求，恭请下令户部制定法令施行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理财 宋哲宗元祐初年，苏辙论述青苗法的奏状说：“臣恭敬地认为，青苗法对百姓的危害，是朝廷所完全知道的。废罢了却没有彻底停止，废除了却又重新讨论实行，使天下人怀疑朝廷仍然念念不忘于求利，这是臣深感痛惜的地方。从前朝廷重申青苗法，规定请求者必须出于真情实愿，而且官府没有固定的发放数额，议论者认为这样很好。然而依臣看来，无知的百姓急于得到钱而忘记日后的祸患，那么即使是规定自愿的法令，也不能阻止这种情况；盘剥百姓的官吏从发放、收取中获利而厌恶无事可做，那么即使没有固定数额，也不能禁止他们。因此从今年春天起，各县发放青苗钱的情况各不相同。凡是县令明白事理、吏民畏服的，通常不再发放；那些不明白事情、受吏民控制的，发放数量仍和从前一样。大概是因为立法不完善，所以让奸猾的官吏能够依照法律作奸犯科。监司虽然知道这样不便，想要禁止却没有办法。天下已经因此感到困苦了。如今朝廷又恢复修行夏料纳钱、减半收取利息的法令，这虽然名义上叫作减息，却使天下人明白知道，今天朝廷的意图仍在于求利。即使有贤能的县令，臣也担心他们不能再像前日那样自行决定不发放了。而且自熙宁以来，官吏推行青苗法，都领取优厚俸禄、实行严厉刑法；收受一百钱的贿赂，刑法甚至达到刺配。” 然而每到发放和收纳青苗钱的时候，仍然公开进行馈赠，不能完全禁止。如今官吏的俸禄已经取消，严酷的法律也已经废止，而青苗钱的发放、收纳却没有停止。臣恐怕百姓所请求的钱物，真正能够到达他们家中的，已经没有多少了。恭请追究并撤销近来下达的青苗指挥，另行下诏防止此事；天下青苗钱从今以后不再发放，这将是臣莫大的幸运。苏辙再次上奏论述青苗法说：“臣近来上奏请求停止发放青苗钱，又听说台谏官都曾上文字论列此事，但至今一概没有得到批准颁行。我恭敬地看，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掌权，首先创立青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