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

译二是应当宽减越权干预的处罚。凡是臣子在外任职，见到有不便于百姓、对政事有害的事情，大事就报告朝廷，小事就凭本职权限办理，这才是正确的。如今一概禁止，不让彼此越权干预，那么朝廷必定有听不到的事情，百姓也必定有因官员失职而受苦的地方。三是应当宽赦诽谤的罪过。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更改天下事务，没有不受到世人毁谤的。以盘庚的明智、周公的圣德，尚且不能避免，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这是因为众人都只是按常情行事，不通达义理，喜欢因循旧习而害怕变革。变革刚开始时，还没有显现出好处，众人便一齐非难它。圣人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宽恕他们无知而宽待他们就可以了，难道值得同他们争论长短是非吗？所以汉文帝深知其中道理，只是直接免除他们的罪过来容纳他们罢了。如果设置严厉法令来防止诽谤，虽然能很快制止它，但愚昧庸常之人不知道自己言语有过错，反而会非难君上。四是应当容纳意见不同的议论。古代衮服上的装饰必定有黻，是取它两边相背却能共同成就政事的意义。两边相背，甚至把这种意义铭刻在身上，每天穿着它来作为警戒，可见人君驾驭臣下时深切的戒惧，就在于喜欢意见相同而厌恶意见不同。舜征伐三苗，禹认为可以，益认为不可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任事。九官辅佐周公共同成就成王的事业，召公对此不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同列为十位治乱之臣。《洪范》说谋划政事要征询卿士的意见，这样三公的意见也有不被采用的时候；《周官》说要征询万民的意见，这样卿士的谋划也有不被采纳的时候。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达众人的意志，辅佐成就大业。如果只取意见相同的，舍弃意见不同的，就是晏子所说的“用水来调和水，谁还能喝得下去”了。不仅如此，如果希望人人意见相同，就必定有人用虚妄欺骗来附和；如果厌恶不同意见，就必定有人诡诈顺从、当面附和，以免被视为异己。假如臣下都怀着虚妄欺骗、诡诈顺从的心来侍奉君上，这恐怕不是朝廷的利益。臣私下听说，议论政事的人一定要廷臣没有不同意见，才称作“一道德”。说这种话的人，似乎没有认真思考。所谓用同一的道德来统一风俗，是说典章常道的教化不能不同。如今政事有不同情形，有的可以做，有的不可做；有的适宜，有的不适宜；有的有损，有的有益，却一定要把它们强行统一，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那些厌恶不同意见的人，难道不是因为认为它会阻挠谋议、妨害事务才厌恶吗？如果引导臣下发言，而取舍由我掌握，那么即使有阻挠谋议、妨害事务的话，也在我所弃置的范围内，本来就不能成为祸患。这些事情都没有难以改变的局势，却有能够迅速见效的实际，关键只在于陛下去实行罢了。如同前面所陈述的，那只是陛下政事在外部表现出来的情形，臣得以推测并陈述。至于陛下圣明本性的深沉幽微、君德的崇高厚重，以及您以精微思虑成就天下事务、以深远思考通达天下志向的地方，臣愚昧浅陋，无法测知。伏愿陛下仰观上天之心，旁考古代义理，摒弃奇异偏激的议论而采用中道，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宫邸教授吕大钧上奏说：“臣恭敬地读到诏书，陛下敬畏天变，引咎自责，多次求取美善的言论，以更新盛大的德行，诚恳悲悯的心意发自内心，自然足以消除灾变、除去邪恶。何况有进谏便实行、有言论便听取，恩泽下及百姓，必将感召和气，充溢而化为祥瑞。臣愚昧，只恨没有精深的见识和奥妙的学问来启发圣听，徒然有两件浅近的见闻，或许可以稍微补益万分之一。伏愿圣明的君主留心审察，臣就万分荣幸了。”臣听说《诗经》《尚书》所称道的古代圣哲君王，虽然自身清明，贤能之士也在官位上，仍然勤勉不倦，延请礼待臣下，讲求至道的要领并推行它。至道的要领，没有比尧舜的话更切要的。他们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句话极其简约而重要，古代君王没有谁能够完全实行，所以常常被中等才质的人忽视，只有至圣之君才能勤勉实行。既然如此，人心就是人君每天都要运用、时时发出，以应对万事万务的东西。它的神情恍惚，出入没有定时，在内心发生而在外部显现，邪正交错纷杂，片刻之间变化万端，它的危险就是这样，怎么能不日夜存养安定，使它感应外物、应对变化而没有差错呢？道心，就是人心默默认识并亲身实行、用来确立根本的东西。凡是有生命的百姓，无论人数多少、地位大小，也无论彼此，都没有不把他们看作与自己同体、当作自己的心。要在其中涵养保存这种心，以生发我们的诚意；其中的道理深远昧暗，难以用言语说明，只有守持忠信、默默体察，或许可以接近它。稍微有一点不明白，它就会离散而不能合一；它的幽微就是这样，怎么能不在闲暇安静时探求推明，克制私欲而体察万物，常常使它纯一不杂，这样仁义礼智自然从内心根植，纯和之色显现在外，然后才算得道呢？所以言语行动所发出、政令所施加的事情，开始时似乎出于善意，但最终常常流变为不善。这些都是因为人心不能安定而容易变化。诚意所存、义理所履行，开始时似乎已经充实完备，最终却常常到了天下不能成为一家的局面、中国不能成为一人的局面。这些都是因为道心不明而容易丧失。由此说来，这两种心并不是两个实体，只是体和用的不同罢了。使人心专一于道心，人心自然就不危险了；使道心专一地落实在人心，道心自然就不幽微了。如今正值陛下励精图治、反躬自省之时，臣认为应当广泛延请有德有义之士，蓄积精神、垂心思考，共同讲求至道的实际，使浩然之气充满天地，那么还忧虑不能产生明智通达的人、不能使明德发扬吗？” 这就是臣所说的浅近见闻。臣又听天下众人说，陛下亲自勤劳处理各种政务，每天没有闲暇，但主管官员奉行诏令往往不能完全合乎道理。陛下有深远谋略，正在整治边外军政，可是将帅出征时多不能领会您的深意。陛下奖掖勉励人才，选拔任用并加以倚重，但有时没有用对人。陛下优容准许议论政事的臣子，从未严厉责罚他们，但近来内外官员望风畏怯，没有人敢于发言。青苗、免役，本来是为了宽缓民力，可是下等百姓的凋敝困苦一天比一天严重。常平仓储存钱粮，本来是为了充足国用，可是主管官署的经费一天比一天窘迫。训练整治保甲，本来是为了禁止暴乱，可是盗贼依旧如故。增设官署局所，本来是为了革除弊端，可是文书反而更加烦琐。从前遇到年荒、粮价昂贵时，小民常常承受加倍利息的高价，也还能勉强自给；今年丰收，官府发放低息贷款，百姓却束手受困。从前富商大贾强行夺取小民财物，小民还不至于特别困苦；如今实行市易、均输、平准，百姓的负担反而更加深重。这些都是臣近来亲眼所见的。然而推究这些现象、寻找它们的根源，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要懂得道心的实际，就能看出当前的弊病了。

译《传》说：“只有道聚集于虚静之中。” 陛下既然已经明白发布有德的言辞，虚心对待万物，那么道理难道还难以知晓吗？古人说“只看实际努力实行得怎么样”，这就在陛下动一念之间罢了，难道不应当深思吗？馆阁校勘邢恕也上奏说：“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实在是上天赐福于宋朝而降生的明圣之君，有超卓绝异的资质。自从在宫闱中培养德性以来，仁爱之心和仁德声誉，众人的口中都有记载。等到刚继承帝位，举动无不遵循礼法，承顺两宫，亲自侍奉左右、供养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出于真诚的孝心。远近内外所有臣民，没有不把您作为表率的。太皇太后去世，陛下号哭悲恸，哭得泣血，百官在位，也不觉流下眼泪。入宫临丧而出，彼此转告，知情识理的人叹息，年长者感慨。陵墓封土之后，外表虽改用变礼而从吉，陛下的悲哀却没有稍减。宫中实际上服丧三年，早晚思考治理，亲自处理政事。大小臣子，都各自尽职。十四年来，没有一天稍有懈怠。后宫宴饮游乐、声色嗜好，没有听说有所涉猎；园囿射猎、车马奔驰，也没有兴致。正要开辟乾坤，迈步追随帝王圣业。您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您的用心和施政方略，哪里还用得着询问呢？”“从那以后，威权和恩惠都由陛下亲自发出，只要有所指示，无不服从；即使尚未发出声音，也没有不响应的。声威显赫而崇高，朝廷更加尊严。四方万里之内，盗贼消灭平息，乡里安居。” 陛下如果真能凭借这些美德、这些善政、这种形势和这个时机，把它们向上用来符合天心，就可以使寒暑平和、风雨应时、日月星辰运行有度；向下顺应地理，就可以使五谷成熟、百草茂盛、山川安宁。至于景星出现、卿云显现、甘露降下、醴泉涌出，甚至可以使凤凰和麒麟都出现在郊野泽薮之间。天与人的关系，形体和气机本来可以互相贯通，变化运动也可以彼此感应。用诚意感格它，用实际行动回应它，使内心与道相合，那么天的回答就像回声应声、影子随形一样迅速，彼此契合就像符节相合一样。这样一来，还有什么灾害不能消除，什么异常不能除去呢？至于祈禳一类的小术数，哪里值得一提！”“从前宋景公只是一个诸侯，说出有关君道的话，三颗荧惑星就因此退行三舍。何况陛下仁厚圣明、智慧勇武，处在面南而王的帝位上，不走出宫殿，就能广泛统制海内；尺土没有不是您的所有，百姓没有不是您的臣民，难道还会不如宋景公吗？用诚意感动上天，不必片刻就能应验；用德行使星象退避，连脚步也不必转动就能实现。这就是臣竭尽心志和思虑、不顾自己的愚昧、不避遭人嫉恨的嫌疑，而愿意把恳切心意全部表达出来的原因。伏愿陛下留神加以审察。臣是疏远微贱的小臣，未曾有机会每天仰望圣颜、奉承聆听圣训。” 然而臣间或跟随公卿大夫之后，私下听取那些得以进见、在陛下面前发言的人所说的话，他们都认为陛下才智高出天下，智慧超越万物，既精通六经，又博识前代典籍，兼采百家学说，典章制度、律令敕式无不深熟通晓；工艺器械、计算米盐，也无不精密；神机妙算，天赋的辩才，变化无穷，臣下退下之后很少有不自感失色的。一个人内心畏惧怯懦，智慧勇气就都会废弃。即使是早晚出入宫禁、上下殿阶、亲近熟悉陛下的臣子，尚且局促不安、惭愧恐惧，只顾唯唯诺诺、听命服从都来不及，哪里还能有所启发、提出明确建议，来补益万分之一呢？何况那些孤单卑贱、鄙陋疏远的人呢？天虽然高，不可架梯登上；日月可以仰望，却没有谁能够超越它们。关于本性和天道，普通人不可能直接听闻；然而普通男女对于圣人，也有能够共同知晓的地方。如果有一件事不能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君主就无法同他们共同成就功业。凭大舜的智慧，他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无不是取用众人的长处来成就善政；凭孔子的圣德，即使审理狱讼、撰写文辞这些可以同别人共同完成的事情，也不只是他一个人擅长。那么所谓圣明智慧，何曾掩盖众人所能做到的事情，或把群体心中所知的一切都包办呢？对于众人所见到的事情，要有办法处理，使各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对于众人心中所知道的事情，要有办法选择，使事情一定遵从正确的意见。竭尽天下人的力量，用尽天下人的思虑，仍有达不到之处，然后圣人再施展自己的智慧才能，这样对待人才就周全了，得到的就广博了，自己所坚守的原则也就简约了。事情一旦形成明确的成效，长处又沿着正确方向发挥，天下人没有不因此振作起来去做的；对于他们才力不足的地方、思虑想不到的地方，圣人替他们谋划，天下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何必耗损气血、疲惫精神，把一切事务都亲自在宫殿中处理，然后才算做得好呢？臣私下仰望陛下的天德，常常觉得它太高远，有时不能向下接近臣民；朝廷办理事务，常常显得太迅速，而谋划又常常担心不够广博。即使陛下聪明睿智，做一百件事能有一百件成功，臣仍恐怕千虑之中偶有一失。何况有时细小的缺漏，没有来得及略加弥补，而汗漫的政令已经施行，决策的机括已经发动，那么谁还敢挺身而出，冒险面对不可测的威势，轻率地议论已经过去的事情呢？况且陛下登临四海最尊贵的地位，承袭五代以来极盛的治理，又有冠绝古今的声誉、超越世俗的作为，这正是盛大完备、光辉宏伟的时期，君子正应当在这时重视消长盈虚的道理。想来陛下或许因此有所自满自矜，这就是所谓太阳到了正中便西斜，月亮满了便开始亏缺，盛衰损益的转折关键，恐怕就在这里了。所以《易经》说用明夷之道来治理众人，既济之后要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这就是古代圣哲君王安定时不忘危险、存在时不忘灭亡、太平时不忘动乱，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以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的原因。从前唐太宗自负文武才略，认为自己实际上兼有将帅和宰相的才能，却不知道帝王自有帝王的体制，君主兼任将相并不足以称能，不如汉高祖那样豁达，直截了当地告诉群臣：“我比不上子房、萧何、韩信。”当时彗星也曾出现异常，太宗于是醒悟，说：“我自以为自三王以来平定乱世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我，因此自负自矜，轻视天下士人。上天显示变异，难道是在说这个吗？”把古人说成没有谁比得上自己，又轻视当时的人，那么上下的情意就不能沟通，什么祸患都可能发生。只是太宗能够知道悔改，又有魏征、王珪、刘洎、马周等人轮番劝诫、交替进谏，后来贞观之治才差不多达到三代的风气，彗星也不能造成灾害。何况陛下盛大的德行和极其真诚的心意，自从避开正殿、减少膳食、深刻自我引咎以来，正直的言论得以发出，宫女用来防止阻隔闭塞，虚心克己，都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哪里只是唐太宗所能比的呢？这样收敛视听，淡泊宁静而与神明相伴，默默同天地造化成为朋友，端坐拱手而无所营求，宽裕从容而自得，把事务交给有能力的人，委任官员并责成其完成，情伪的变化、事务的到来，都有道理可以衡量，有准则可以考察，不劳神便能成功，不动声色便能感化，兼享有尧舜的声名，长久保有乔松般的寿命；上可以奉安七庙，慰解皇太后的心意，使群臣蒙受恩惠，并赐给苍生福祉，这样还有什么变异值得忧虑呢！”

译臣还听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无论多么遥远都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而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使万物生长。董仲舒也说：“刑罚主管杀戮，德行主管生养。”那么修养德行，没有比爱惜生命更好的了。朝廷近年以来屡次兴起诏狱，深识远见之士私下揣度，认为陛下圣意是过于严厉，想使民众极度畏惧，彻底查究事实；等到在便殿亲自裁决时，也有所宽纵舍弃。郡府上奏复核大辟案件，大多从宽免死，并不是一定只想求取杀人。然而办理狱讼的官吏、掌管法律的官员，只看到不断追捕拘拿，恐怕不能没有妄自猜测，以为朝廷是在暗中经营私事，想借此博得竭力奉公的名声，同时谋求逃避宽纵放出的责任，于是必定会越来越繁琐苛刻，判断过严，判轻罪为重罪的情况少有，判重罪为轻罪的情况却会出现。等到上奏请求裁决时，刑讯锻炼已经完成，罗织文辞已经明白，囚犯即使心中有冤屈压抑也无法伸诉，朝廷即使想施加宽厚，也无从施行，这难道是国家的本意吗？御史台和大理寺等机构深严隐密，若不是案件与本职有关的人，无法知道其中详情。然而法律是为有罪之人而设，使恶人知道畏惧；无罪的人有时反而不能自保，善人也会恐惧。这正是臣感到疑虑的地方。臣知道京师安逸已久，大体上有所懈怠，过去贵近之臣习惯于恩宠，不知道畏惧法律；如今陛下励精图治，有意督察过失、整饬教训，这本来是对的。然而纠正弯曲贵在正直，纠正过了头而过于正直，就反而成了另一种弯曲。孟子说：“如今同杨朱、墨子辩论的人，就像追赶逃跑的小猪；小猪已经进了猪圈，还要再把它捉住。”如果确实使各部门从此都严肃整饬，使贵近之臣更加遵守约束，却还不停地追究，那么这也属于过分正直、继续把它捉住之类的做法。《尚书》说：“宽厚而有节制，从容而且和谐。” 《易经》在《节》卦中说：“节制得过于苦 harsh，就不能守持正道。”先王用来约束群臣，从来不是没有制度。然而一定要宽缓制度，使臣下建功有余地，从容而不急迫，所以能够和乐而不憔悴。《节》卦所讲的节制，是君子用来制定礼法尺度、评议道德行为的原则。但如果到了过分、超过中道的地步，苦涩而不甘美，就不能通行长久，也失去了它所以成为正道的意义。因此先王先从自身斟酌道理，再根据百姓的承受能力制定法律。陛下天资纵横，德行日益增进，考虑事情没有不周全的，志向也从不懈怠，凡事都用来考核臣下的才干、督责政事，又对群臣寄予厚望。这样年复一年地磨炼，臣下很少有不破漏倾覆、失去所持守的东西的，行为有时会跌出法度准绳之外，受到的责备也会超出尺度范围。《易经》说：“穷困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诗经》说：“四匹公马奔跑不息，六根缰绳像飞驰一样。”臣想陛下洞察事机，能够随时采取适宜的措施，必定有办法使事情变通；就像王良、造父驾驭马匹，缓急控制、收放自如而归于和平，这在精神和心术的深处本来已经领会了。然而臣只是根据耳目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直说，不能不担心自己考虑得过多。狱吏和法官的处置权在陛下，陛下应当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观察，并按情形加以宽宥体恤。《易经》所说的事情变化，犹如翻手一样；至于兴动甲兵这样的大事，把百姓投入刀锋箭镞之间、置于弓矢砲石之下，使他们以死相争，一旦失利而不能振作，即使有仁爱智慧之心，也不能挽救已经发生的祸患、消除过去造成的灾祸。因此帝王的军队一定要在万全准备下出动；没有必要攻取的地方，不可苟且劳师动众；没有必胜把握的战斗，不可轻易交锋。这是为了养成国威、保全人民性命。近来泸南用兵，出师并非没有名义；凭借陛下的威武，将吏鼓足勇气，军士想着奋勇作战，从计谋上比较，正像老成之人审慎估量，而幼童只逞强较量长短。若像孟贲拔起侏儒一样，檄文飞驰、锋刃相接，必然万全而取胜。但臣只是听到传闻，不知道是否属实；据说蛮夷地区山林密布，道路险阻狭窄，溪涧隔绝，官吏士卒只能像羊肠小道上的羊群、鱼贯而行，不容易前进。当地瘴气疫病很多，使人头痛发热，呕吐腹泻、

译霍乱，而中原人不习惯当地水土；蛮夷稍有机警狡黠，听说大军将到就逃走不出，抗拒阻挡而使军队无法进入。日子拖久，军队停留而不能决战，士卒暴露在外，疾病和死亡的人很多，粮饷又可能供应不足，军队疲惫、器械损坏，渐渐形成迁延不决的局面。否则，叛逆的丑类上下互相救援，形成首尾相应的势力，附近各部落彼此呼应，有唇齿相依的援助，就会聚集熊罴般的勇士。把勇士轻易投入战斗，使他们同猿猴般的蛮民在崎岖、逼窄、泥泞、昏暗茂密的地方争逐，只求侥幸取得片刻胜利。即使厮养和下等士卒在行军作战中有一处没有防备，纵然能够斩杀首领、擒系党徒，也不如多作谋算、从远处驾驭，以完整的制度来制伏其弊端。如果军队疲倦而归，蛮夷或许会联合各部，呼啸着一同出动。四川地域狭窄而人口稠密，即使遇到大丰收，粮食仍然不足。近年来钱聚积在官府，市场流通的钱少而物价更加昂贵，米粮没有增加却更加低贱，于是农民困苦了。四川所依靠来隔绝蛮夷的，是山林。如今承平日久，而虞衡之属对山林的禁令时常不讲，边界上的百姓私下相互交易往来，往往有小路被暗中打通；过去号称险狭的地方，如今大多可以通行牛马；过去可以作为屏障阻塞的林木，如今全都被斧头砍尽。如果不幸遇到饥荒，粮食不足，钱又不能大量获得，生产和流通两头都困顿，山林险阻也没有准备。恰逢有奸民给外寇带路，内外同时发难，而郡县又缺乏守备，那么唐代的南诏、前代的均顺，难道可以说只是因为他们无能吗？古人说：“军队是防备的器械，一方有急，四面都会跟随。”如今四川虽号称富饶，是朝廷的外府，但拿内外轻重比较，它就像手足的末端。五路是天下的腹心和根本。河北、陕西、河东又都控制连接着戎狄境地，按义勇、保甲的名册计算，精锐士兵不少于七八十万。这样看来，三路尤其是天下的屏障。祖宗宽待边地百姓，赋税有时还不到定额的一半，河北尤其放宽盐禁，实在是知道天下一旦有急事，三路承担的责任最重。三路不能动摇，天下的形势就常常安定，其他地方也都能坐享其利。因此，对于切守边疆、捍卫城垒、运送钱财粮饷、屡次踏入危难之地的人，应当要求他们出力而减缓其财赋；对于守护祖坟、安居乡里、不懂战斗、不知死亡忧患的人，则应当要求他们出财而减缓其出力。要权衡利害，使劳逸相均，使勇怯、强弱互相资助，使人数多少、物资有无彼此补济。大概从来没有能够同时要求一切、却只得到单方面好处的道理。祖宗当初平定天下时，承担作战任务的都是黥面之兵，本来还没有义勇、保甲，却尚且这样体恤他们，何况是今天呢？实在应当先选择三路的守令，优厚地制定劝勉奖赏的办法，稍微称职的就暂且让他继续任职，使他能够安抚百姓，让百姓安定田里；趁空闲日子训练他们学习战守，免除拖欠的赋税，宽减他们的力役，平时不要有被追逼催促、劳苦不堪的叹息，这样到了缓急关头，才可以要求他们效死。如果果真能够得到民兵的实际效用，那么西北的敌人也将畏惧国威。百姓真能效死，敌人真能畏威，那么边境就不会震动，兵刃也不必交锋，只在几席之间、樽俎之间，就可以挫败四夷。趁他们乱亡之时，踏准时机，利用空隙，用道德鼓舞他们，用仁义征服他们，用恩惠信义诱导他们，那么他们就可以用箪食壶浆迎接王师，扶老携幼归向圣德。连鞭打都不必施加，何况动用刀兵呢？正当上天灾变降临之时，陛下反省过失、抑制自损，又能够反躬自求，并且巩固团结百姓，斟酌轻重的适宜，谨慎安排施行的先后，那么夏、辽的不同党类，以及蛮貊荒远之地，都可以使他们归顺命令、向慕教化。何况宫殿之内、左右近臣、常常跟随值宿警卫的臣子呢？至于推广象类、修明施行恩泽的政事，以引导迎来善气，只在陛下选择，并非小臣能够说出一二。臣身处京城附近，首先听到诏书的旨意，冒昧地先于众人进言。若陛下宽赦怜悯而不杀我，使能进言的士人能够接连进奏，那么四海九州如此广大，内外臣民如此众多，正值九德之臣共同任事之时，怎么知道不会有人陈述世间事务，穷尽天人关系，通达古今适宜之道，足以回答圣心、抑止星变呢？”

译 这样，臣对于国家还算有所补益。

译神宗时，承议郎王安礼上奏说：“臣听说，和气招来祥瑞，乖戾之气招来灾异。下边的人事失误了，上边就显现变异的征象。能够用德行来回应它，灾异就会很快消除；如果不加警戒，祸败就会到来。上天把君主当作自己的儿子，爱护他、顾念他，可以说到了极点。政事一旦不合于正道，上天就垂示征象加以谴责告诫。它将要使君主悔过、远离错误，谨慎戒惧、反省事务，以求自身安全。从古以来谈论灾异的人，都没有超出这个道理。近来彗星出现在西方，这是灾异中很严重的。陛下恐惧敬畏，避居宫省、减少膳食，迅速下达明诏，广泛求取直言，乾道已经昭然可见。如今彗星已经消退。臣听说，没有灾害而能恐惧戒备，祸患也不会萌发；祸患到来才思考，罪责将由谁来承担？在陛下思考灾变、责备自身的日子里，臣实在不敢怀着未被信任、反而遭到诽谤的嫌疑而不言。臣共同仰望陛下即位以来，忧劳于各种政务，兴起并整治废弛的事务，总持权纲，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求治之主。陛下有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意，但恩泽没有下达到底层；有温和恭敬、喜爱询问的实际，却被阻塞在上听之外。土地广阔、百姓众多，却没有达到富足；各方百姓和贤者，没有能够汇聚而来。在位官员多有尸位素餐的讥评，家家户户都没有监狱空虚的颂歌。是非混杂掌握，贤能与不肖混同。百姓在家中劳苦，灾异便显现在上天。” 臣私下思考其中原因，却不知道实际情形。想来或许是左右近臣不公正、不正直，把忠臣说成不忠，把不贤的人说成贤能；朋党相互勾结，猜忌遮蔽，使陛下的聪明受到迷惑吗？任职并负责进言的臣子，依附权势来扰乱真情和假象，倚仗法律来顺从个人的爱憎，奖赏不能达到有功之人，惩罚又与罪过不相称，使政事失去公平吗？那些趁着权势、依附利益的臣子，不体察朝廷惠养怜悯的心意，把力量全用在压榨贫弱百姓上，从园夫等人那里搜取利益，兵民哀号，有的甚至因此发出愁叹，使人不能安居而失去本业吗？这几种情况，足以扰乱阴阳和气，招致乖戾灾气，天象的差错大概就在这里。陛下慈仁孝友，能够感格皇天，对外没有求取狗马玩好的欲望，对内没有险恶偏邪、私下请托的事情；这是陛下在上面修德、在朝廷端正政事，而群臣却在私室中败坏它。伏愿陛下察看亲近之人的行为，使他们不能借机成就私欲；堵塞群体邪曲的门径，使一切能够归于正直。省去不急迫的改作，缓解百姓不能胜任的力役，凡是可以用来防止弊害、使百姓获利的事情，一概停止，那么善言就可以退让灾异，美好的心意就可以延长国运，在今天重新出现。至于贬损自身的旧日章程、祈禳灾异的小术数，臣私下恐怕都不是陛下用来昭明侍奉上帝之意的办法。臣孤苦愚昧，身旁没有援助，独自蒙受陛下破格提拔的恩典，幸而得以充任侍从之臣，常常害怕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称职，所以才敢冒昧发言，不避斧钺诛戮的危险而率先陈奏。众臣的意见，唯愿陛下留神裁决取舍，臣不胜荣幸。冒犯天威，臣俯伏等待命令。” 张方平上奏说：“臣蒙受恩宠在朝廷任职，充数任官已有多年，没有施展才力、补益政事，常常深感惭愧。如今奉命镇守藩镇，早晚就要出国门，恰逢陛下因天象变异而降下御札，发布有德之音，命令宰司率领在朝群臣直言过失，改正政事中不合于百姓的地方。当陛下忧劳之际，老臣如果不为陛下说上一句话，那么忠义之言就再也不能传达到天听，向上辜负陛下的知遇眷顾，死后也没有别的责任可推卸，因而斗胆把所见所闻奏报。臣听说天尊地卑，君臣的名分因此确定。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然后国家体制才端正，天下才安定。所以只有君主可以施恩作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作罚，臣子不可以擅自施恩作威；臣子如果擅自施恩作威，对其家有害，对国家有凶祸。大概治国的体制就像秤和尺，势力不能使它偏向一边。形势一旦偏重，必定造成倾覆。历代的成败，哪一个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臣私下观察近年以来灾异的发生，大多是阴暗势力侵凌阳明正道所造成的。陛下天资聪明，前代言论和往事没有不洞察的，不必等臣来说明。如今圣心用来回应天戒、责备自身、改变常礼，可以说是精诚到了极点。天虽然高远，听察却极其下及，因此不出一天，星变便隐退；这种感应通达、上天明显回应的情形，足以说明皇天眷佑我大宋的心意已经深厚至极。” 陛下既然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天，就应当确实履行已经说过的话。如今政事中不合于百姓的地方，本来是有的。大体说来，新法施行已经六年，其中事情的利害，不是一两点可以全部说明的。其中役法一项对天下的危害尤其深重。多次经历更改，最终仍没有长久可行、能够确定下来的办法，议论一天比一天纷扰，公私两方面一天比一天劳苦困敝。人是天地之心，天地的变化，实际上由人心造成。所以和气不能感应，灾害接连发生。发布命令就像水从源头流出，本来取的是顺流而下的容易。经过六年而政绩没有成效，可见这件事一定有不合百姓心意的地方。既然法令不合民情，实际措施就必须改变；如果还害怕改变，人们将不能忍受。忧患一旦形成，再后悔也来不及了。陛下承继六世的基业，上有两宫，涉及家国大事，愿陛下忧虑深远，宁可忍受百姓情感上一时不能忍受的改变，也不可忍受社稷将要遭受的祸患。忧患已经形成之后，臣子各有离去或留任的选择，家国的忧患却只在圣人一身，所以圣人终日不离对事情轻重的斟酌，正是这个道理。这就是臣为陛下痛心疾首、一夜之间多次起身思虑的原因。何况如今习俗竞相奔逐，苟且衰敝成为风气，交结朋党彼此倾轧，凭势力和利益相互压迫，攻讦从朝廷中兴起，诉讼在台阁之间发生，这不是用来彰明圣化的办法。毁誉随着个人好恶而改变，赏罚偏向个人爱憎，这不是端正王道法度的办法。士大夫的风气习尚竟然如此。难道还有为国家死于节义、仗义面对危难、即使忧惧也不改变操守的人吗？从前尧舜做君主时，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任用十六位官员同皋、夔、稷、契共同治理天下，尚且还要明察四方、通达四方的听闻，然后才能协调各国。即使是大圣大贤，也没有一个人的心力能够独自成就天下的事务。陛下即位九年，内外臣民都在您的照临之下，其中一定有忠义而没有二心、被圣心记取的臣子。愿陛下召他们到身边，从容询问追究，就像敲击金石便会发声一样；每个人都有一颗心，激发他就会表达出来。吉善之人的言辞少，善人往往不善于外在言辞，看起来似乎不足，其中却有真诚；能言善辩、反应敏捷的人，外表似乎有余，其中却可能有虚伪。唯愿圣明鉴察精细。至于有人受到引导后仍不能尽情表达，就让他写在文书中陈奏，必定会有所效验。前代明君无不以此考察臣下，所以能够在阿附迎合之外扩大视听，在细微征兆之前查究得失，掌握权纲，执持权柄，考虑如何稳固自身，思考如何把国家器物安置妥当。这些事情只能由陛下独自作出神明的决断，然后才可以实行，并不是可以拿来同别人商量的。

译事情有在此前失误的，不可不悔恨；祸患有在以后发生的，不可不恐惧。就像救火救溺一样，形势不可迟缓，一迟缓就来不及救了。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借给别人。细小的裂缝可以使堤坝溃决，微弱的火星可以发展成燎原大火，祸端和祸患的阶梯不可忽视。臣的心愿，只是希望国家的善政美事、陛下的盛德大功，高高超过历代百王，光辉流传到万世以后；愿上天福祥美好的征象产生，而罪责灾变的征象不产生；愿百姓忧愁叹息、怨恨咨嗟的声音不再出现，而歌颂之声兴起，使亿万百姓乐于做事、勉力建功，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欢欣地拥戴安乐。臣退居田里，直到闭眼进入黄泉之下，仍然知道怀抱这一幸运的愿望。老臣没有才干，却为陛下忧虑，不敢不精心；为陛下进言，不敢不竭尽。也愿陛下察知这番至诚，俯身省察并采纳，实在是天下的大幸。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上奏说：“臣私下以为，《尚书》叙述祥瑞灾咎的征验时说，应时的雨表示肃敬，反常的雨表示狂乱；应时的寒表示谋虑，反常的寒表示恐惧。大概都是按同类相感的道理来说的。然而上天难以完全相信，天命也不可预知，所以先王也只是端正自己的事务罢了。今年春天亢旱，秋天苦于淫雨，阴阳两方面的灾害各自来到。后来又发生大水，淹没郡邑，杀死人畜，淹没庄稼，冲走房屋。陛下叹息忧虑，忧色显现在脸上，因此派遣使者慰劳百姓、招徕安抚并使他们聚集安定，陛下的仁爱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古人把医生比作治理国家，是想说明应当知道病体缓急。疾病发作在手脚，就只在手脚上治疗，虽然费力，疾病最终也不会减轻；如果寻找根本加以治疗，患了七年的病也可以在早晚之间治定。陛下宽厚慈爱、恭敬节俭，对宫闱亲族仁爱孝顺，嫔妃并没有得到过分的宠爱，池台园林也没有不合时宜的营造。幸而母家后族畏惧法律、遵循义理，没有像汉代外戚那样僭越奢侈。内外百官承受恩泽、听从命令，没有像唐代藩镇那样擅自施威作福。蛮夷畏惧国威，没有飞扬跋扈到无法控制的势力。然而天灾仍然严重，应该一定还有原因。臣知道自己的才智不足以了解天变，言语不足以切中百姓的病苦，愿陛下审察。” 难道是刑政有不恰当的地方吗？防止邪恶、苛刻暴虐的官吏还没有被驱逐吗？阴险邪恶的人被任用了吗？还是臣下中有不称职的人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灾害伤损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左右近臣都说：“祸福自有定数。”说这种话的人，不是苟且偷安，就是愚昧糊涂。如今君主侍奉上天，就像臣子侍奉君主：君主有所亲近，人臣就依附；君主有所厌恶，人臣就畏惧；威势和恩惠降临，全都把它们当作天命，那么人事几乎就全被废弃了。

译《尚书》说：“洪水警戒我。” 又说：“君王掌管敬爱百姓。”这就是先王恐惧戒惧、修养省察的心意，陛下应当体察。五经的学问，都是陛下自己所得，哪里还需要臣来多说呢？”明州通判梁焘因长期旱灾上书议论时政说：“陛下近来忧虑降雨，深思政事的缺失，惶恐地自我责备。丁卯日发布诏书，癸酉日就下了雨，这是上天顾念听取陛下有德的言辞并感到欣悦，说明陛下有惠及百姓的心意。当四方仰望降雨、旱情已经持续十个月之久时，百姓受到新法的刻剥，像被灼烧一样哀号，京师尤其严重，市井中的小民没有不失去生计的，聪明人和愚笨人彼此相看，每天都有大变乱的忧虑。陛下既以诏书施恩，又落实到政事中，讲求废除苛刻的条文，减免钱贯和商税，一天之间，欢呼声四处响起。距离诞节还有三天时，恩泽之雨降下，这是上天用降雨祝陛下万年长寿，感动于圣心的大觉悟，从而使陛下恢复仁政。然而法令乖戾、给百姓造成毒害的地方，所改变的还不到万分之一，人心的怨结没有解除，所以天意也还没有完全释然，雨水没有再次降下。陛下也因此引以为戒，早晚思虑这些事情吗？如今陛下所知道的只是市易一事。新法造成的危害，难道只有这一项吗？还有青苗钱、助役钱、方田、保甲、淤田。” 这些事情同时发生，天下百姓都受到它们的祸害。青苗钱还没有来得及偿还，就责令他们缴纳免役钱；免役钱还没有来得及交纳，又加派淤田之役；淤田的命令刚下，又有方田之法；方田之事还没有停止，又逼迫百姓实行保甲。这只是在徒然扰害百姓，使他们不能在圣上的恩泽下稍得休息。这些措施实际造成的祸害，即使有人说出其中一件，也一定被归罪于下属官吏；主管官吏妄称没有这回事，朝廷就听信他们，安然不再追问，反而惩罚进言的人。即使偶尔派遣使者巡行察访，他们也苟且贪图宠禄，巧言编造虚妄之辞，来促成这些事情。等到有人请求把这些法令遍行天下，上下便互相隐瞒，渐渐习以成风。臣认为，天下的祸患，不怕祸乱不能除去，所怕的是朋党蒙蔽防塞的风气形成，使皇上不能听到应当听到的事情，所以政事一天比一天败坏，祸乱最终就会发生。陛下难道不可以深思其中的原因吗？宋哲宗元祐元年，梁焘任右谏议大夫，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华州奏报，郑县境内小敷谷山崩塌，压倒了居民。臣考察《春秋传》说：‘国家以山川为主，所以山川发生变异，圣人把它看作最严厉的警戒，深感恐惧。’然而，灾变到来，有的可以从人事上考察而与之相符，有的考察君主的德行却不相类似。总而言之，都有上天的意思，只看当世君主用什么方式回应天意罢了。回应得当，就能转祸为福；回应失当，就会反由安定转为危险。《诗经》说：‘百川沸腾，山岭高高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高陵。’这是与人事相符的灾变。然而周幽王竟没有因此防备，所以诗人悲叹说：‘为什么竟然没有一点惩戒？’《尚书》说：‘洪水浩浩荡荡正在为害，水势漫无边际，包围山陵，滔滔直达天际。’这是君主德行不相类似所造成的灾变。然而帝尧自己把它当作警戒，所以命禹时说：‘洪水在警告我。’臣私下伏地思量，陛下即位以来，尊重任用年高而贤明的人，提拔崇尚才俊贤良，接纳天下的善言，常常好像唯恐来不及；革除天下的弊病，只怕做得还不够。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抚恤并挂念他们，简直如同父母对待幼儿一样。” 四海内外，万物的情状和人的心意，都和谐快乐而舒展安宁，真是太平的景象了。按理说，美好的祥瑞应当交相到来、接连出现。如今反而发生山崩这样的异变，是什么原因呢？臣看见上天的心意仁爱陛下，是想以此深切帮助圣明的治理，使它日新月异，来增盛无穷的福祉，所以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先严肃地显示警告。愿陛下仰体天心，内心自我激励说：‘我治理万民，本来就应当战战兢兢、无不畏惧，难道在言语行动之间还有忽然不恭敬的地方吗？’公正的言论和正直的道路，本来应当毫无阻隔、上下交流，难道还有邪僻的言辞和邪说，反而颠倒是非，扰乱我的明察吗？正直的君子本来应当一同进用，朝廷也已经清明，难道还有不肖之人混杂其中，扰乱我的真实判断吗？天下本来已经安定，难道还有积久的蛀虫和深重的弊病，远而难以照察，隐而不为人知，有的想改却又复存，有的已经除去却又发生，足以使人忧虑吗？四境本来已经安静，难道还有爱惜虚名、甘受实际弊害，把养成后患当作不是最重要的谋划吗？爵禄赏赐并不是不谨慎，但以姑息损害公道、僭越差错而扰乱正道的情况，能够完全断绝吗？刑罚赏赐并不是不公平，但应当治罪却放纵、应当正直处理却反而枉曲的情况，难道没有察觉的吗？政令并不是不明白，但繁琐而缺少纲要，轻率发布又轻易改变，因而使百姓听闻迷惑的地方，是否认真思考过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劳役并不是不曾节省，但使用不切合实际、分配偏颇而不均等的地方，是否已经追究到底呢？郡县的治理并不是不整饬，但任用不合适的人，阻塞王恩使其不能流布，因而使我的百姓受害的情况，是否已经全部知道呢？臣仰望陛下因上天的警戒，对这类事情更加用心。臣愚昧，却不能不恳切进言。从前梁山崩塌，晋侯召伯宗来询问，伯宗把重人所说的话告诉晋侯，晋侯听从后责备自己，《春秋》认为这是贤明的行为。晋侯不过是列国的君主，梁山也只是一个国家所仰望的山罢了；它发生变异，尚且能够立即召见贤者谋议，何况陛下拥有天下之大，华山又是五岳中尊崇的山呢？难道可以不畏惧上天的威严，思考应对这种变异的方法吗？伏望陛下鉴戒周幽王的失误，采纳尧的言论，广泛学习晋侯的善行，借助贤人的谋略，修治整饬政事，来答复上天的警戒，国家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元祐六年，梁焘任郑州知州，上奏说：‘臣听说太阳是众阳之长，是君主的象征；它以清明而广泛照耀为德，却不能容忍被遮蔽、亏损、侵扰和掩盖成为祸患。只要发生这种变异，君主的德行就受损了。如今从今春以来，阴浊的雾气遮蔽天空，看不见清明的日光，持续六十多天，才有一天能够仰见晴朗洁净的太阳；这时万物欣欣向荣，人们也十分喜悦。”

译如今又在五月初一发生日食，作为变异也已经太严重了。《诗经》说：‘那月亮发生月食，是常见的现象；这太阳发生日食，还有什么不是不吉利的呢？’《传》说：‘月食虽不是正常现象，但和日食相比，还算是常见的。日食就是不善，因为它所占示的是君主有过失，并非太平的象征。’臣私下为陛下忧虑，也把这看作向陛下道贺的理由。自古衰败混乱的国家，一定有日食、星辰变异，而日食最为严重，这是臣忧虑的原因。自古明盛昌隆的君主，遇到灾害和变异，便整饬自身，敬畏戒慎，真诚地回应上天，最终总能挽回灾咎谴责，不因灾变而损害圣德，这是臣道贺的原因。恭敬地想到，陛下承受上帝眷顾的天命，很早就拥有天下，又有明德的太皇太后临朝统制四方；陛下退处一旁，谦恭自守，不专擅决断，言语行动合乎礼法，没有听说有过失的举动。为什么上天的鉴察如此明白，仍以这种警告来示戒，仿佛在警醒那些失道败度的君主？或许陛下正处于盛年，居于崇高富贵的地位，修养心性的道理还没有更加用力，所以天心以谴责警告陛下，希望陛下整饬自身、敬畏戒慎，以真诚回应它，这样就能消除灾害而招来福气。臣愿陛下思考消除灾变的道理，向上取悦天心。消除灾变的方法，没有比修养德行更好的。” 修养德行的关键，没有比进修学问更重要的；进修学问想要迅速见效，没有比专心立志更好的。志向专注于行善，气息就会安定，性情就会恢复，聪明才智日益开启；真切积累、长久用力，就会越来越接近圣人。这样，便可以迎接天地的赐予，发扬祖宗的福泽，使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安然高拱而坐，享有吉祥昌盛的征兆了。董仲舒曾说：‘上天仁爱君主，是想止息他的混乱；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时代，上天无不想扶持君主，使国家完全安定，关键只在于努力自强罢了。努力学习问道，听闻见识就会广博，智慧也会更加明达；努力实行正道，德行日益增长，便能成就大功。这些都是可以使事情恢复正常并收到成效的办法。《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尚书》说“努力啊，努力啊”，说的都是努力自强。陛下具备尧舜一样的资质，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提高，又加上喜好学习的志向，应当成为实现太平、遵行正道的君主。上天对陛下的顾念、感应和纯厚保佑，难道只是董仲舒所说的程度吗？也只在于陛下努力不懈罢了。帝王的学问，应当知道宏大而长远的道理，不在于辨析篇章、分析字句，全面搜罗细微防范，雕饰文章，铺陈议论，像儒臣那样琐碎从事。所谓长远宏大的道理，难道没有纲要吗？臣谨慎地献上概要。” 明主能够以灵明承奉上帝的，没有比敬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敬来事奉上天。明主能够取得四海人心欢悦的，没有比孝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孝奉养双亲。使群臣喜悦快乐而竭尽忠心的，没有比信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信来驾驭群臣。使百姓家家给足、人人富足的，没有比仁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仁来养育百姓。使政事醇厚，只需发布命令便能推行的，没有比勤俭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勤俭来修治自身。使左右近臣安宁、朝廷内外归附安乐的，没有比宽宏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宽宏容纳臣下。敬天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探究至诚的实质。孝敬双亲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竭尽爱敬的力量。信任臣下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辨明邪正的实情。仁爱百姓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通晓使人民富足长寿的方法。勤俭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适合中正之道的运用。宽宏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认识敦厚宏大的根本体要。只要不断进修学问，就可以把这些都做到。伏望陛下屏弃远离声色，亲近书籍史册；在宫中清闲安逸的日子里，深入记诵；退朝以后、经筵以外，偶尔召见侍讲、侍读等近臣，询问讲解议论，不必追求一次讲得很多、很快，常使每天的精力留有余暇，以便专心投入、乐此不疲，日积月累，自然形成广博的学识。” 如果能够勤于学习，德行就会明达，君主之道就会强盛；如果不勤于学习，德行就会昏暗，君主之道就会衰弱。君主之道衰弱，即使没有灾异，也足以令人恐惧；君主之道强盛，即使有灾异，也可以消除平息。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保持畏惧上天之心，发起进修学问的志向，上天就会听见并悦然降福，阴浊之气的灾咎终究不会应验在时日月份上，轻微日食的变异也一定会有云雨相应。精诚所感，吉祥的征兆就会随之而来。上可以减轻太皇太后忧劳保佑之慈心，下可以符合朝廷内外欣然拥戴、仰望期盼的愿望，使国祚长久。与仁祖相提并论，这就是宗社的庆幸，也是臣民的幸运。臣蒙受上天赋予的质朴忠心，过去也曾尽力竭诚；如今不敢因为身在外地、关系疏远而稍减爱戴君主的诚心。言语狂直，只求陛下裁量宽赦。” 元祐二年，右司谏王觌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吉凶并不是虚妄错乱的，关键在人；上天降下灾祥，关键在德。”君主的德行，是与天地相配、与阴阳相协调的。所以灾祥到来，都随着君主的德行而来。古代君主每当看见灾异，就退下来反省自己，以修养德行；这样才可以把灾变为祥，把祸转为福。臣伏见去年以来，旱灾屡次发生，今年春天经过夏天，亢阳尤其严重。陛下焦虑劳苦、忧伤怜悯，专心祈祷，没有哪位神灵不祭祀；又倾尽仓廪积蓄赈济饥民，减少土木工程以减轻劳役，亲自登记审录囚徒，赦免过错、宽宥罪犯，按理应当可以招来雨水了，但雨还是没有降下。既然如此，那么上天的意思一定另有所在。谨按《洪范》的五事，第一项是容貌。容貌应当恭敬，恭敬就产生严肃之德。显现为美好的征兆时，就说是“严肃而及时的雨水顺利降下”。君主外表既有恭敬庄重显现在容貌上，内心也必须有严肃敬慎之意生发，然后施行于政事；一切都以严肃敬慎为主，那么百官群吏、四方万里，没有谁敢不严肃，上天也会以应时的雨水回应。这就是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恭敬地想到陛下，春夏以来，凡是可以招致雨水的事情无不讲求，但雨还没有应验，想来严肃敬慎之道或许还有没有完备的地方吧？’

译陛下的起居、言语和沉默，多在深宫之中，愚臣无从看见；但表现在政事上的情况，臣可以据此进言。京城各官中，很多人从容养望，渐渐使法纪败坏；各部门的官吏中，骄纵傲慢、轻视玩法的很多，而鞭笞惩罚很少施及。这是京师官吏不严肃。监司妄自猜想朝廷厌烦督责，便以苟且简略为迎合时宜；郡县官吏妄自猜想朝廷以宽大为主，便把放纵松弛当作得计。这是监司、郡县不严肃。国家中的凶恶之人，本应诛杀或流放以彰明国法，有的却被大臣的言论阻挠；百姓所痛恨的大害虫，本应罢黜削职以解除民怨，有的却被典吏扣留。这是刑罚不严肃。命令一经发布就应当执行，不应反复改变。如今发布号令，有的过几天就追回，有的过几个月就更改，这是号令不严肃。广西新州的战事，因为兵将邀功，导致无罪而被杀的有一千多人；远方百姓含冤无处申诉，却长久没有纠正这种罪行，这是军政不严肃。河北塘泊的险要之地，因为黄河横流、涨水后变成平地的有数百里，敌骑一来就能通行无阻，却没有人承担责任，这是边地官吏不严肃。凡是政事不严肃，大多如此；还想求得所谓应时顺利的雨水，不也很难吗？仁爱恩惠难道不能招来雨水，而严肃敬慎才可以招来雨水，为什么呢？大概是先有严肃，仁爱恩惠才可以施行。朝廷不严肃，小人就会放肆，下面便有人受到他们的祸害。政事不严肃，万事就会败坏，百姓也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这样一来，尚且忙于应付乱局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仁爱恩惠？何况能够感动天心而招来雨水吗？只有严肃敬慎，政事才能修治，仁爱恩惠才能施行，这才是招致雨水的方法。因此，言语行动不能不严肃，臣愿亲自实行；政事不能不严肃，臣愿深入谋划。这样或许就可以招来雨水了。元祐三年，御史中丞苏辙请求罢除五月初一朝会的札子说：‘臣伏见去年冬天没有下雪，今年春夏应时的雨水极少，大小麦都没有收成，秋播尚未下种，旱情广泛而严重，年成令人忧虑。伏想皇帝陛下圣心焦劳，祈祷请求极其周备，开仓发放粮食，截留上供米，以救济饥荒，只要有利于百姓，便毫不吝惜。然而天意尚未回转，旱气一天比一天严重，臣实在忧虑。臣私下想到，古代贤明的君主遇到灾害就恐惧，内在已经竭尽诚心，节省费用、劝导富户分财，以救济百姓的困厄；对外还一定避开正殿、减少膳食，广泛求取直言，以回应天意。如今两位圣上内在的努力已经做到，而外在的事情还没有修治。五月初一，将要到文德殿接受群臣朝见，臣担心深宫之中忧惧的实情，百姓无法知道，只看见陛下安然坐朝，面对众人。百姓愚昧无知，或许会认为陛下不畏惧天灾、不体察民间疾苦。人心一旦疑惑，天意就不会顺遂；这样做对救旱造成的损害太大了。臣愚昧地伏愿陛下实行祖宗旧例，明令有关部门，罢除朔日朝会，避居正殿，减少平常膳食，令百官吏民都可以上封事，指陈当时政事的缺失。这样施行，即使还没有下雨，百姓也知道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不吝惜改正过错，众人的情绪就会喜悦服从，神灵也将来帮助；这样救旱，绝不是小小的补益。’ 近来执政大臣虽然曾上奏请求解除、罢免自己的职任，以回应天变，但所请并不坚决，对事情没有益处。如今如果陛下已经亲自引咎，大臣们势必难以独自停留；即使不能立即批准，也不妨暂且依例各降一级官职，等下雨后再恢复。君臣同心协力，灾害或许就可以止息。臣充任禁林之职，心中有所见到的，不敢闭口不言；如果陛下加以采纳，请不要发出臣这篇奏章，只作为圣意下达施行，这在体制上尤其方便。’ 苏辙任户部侍郎时，因阴雪上札子说：‘臣伏见从去年冬天到现在，阴雪接连发生，疲敝的百姓受冻挨饿，困苦而死在道路上的很多。圣心忧劳，能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呢？曾经命令有关部门发放内库的钱，拿出司农寺的粮食，竭尽大府的炭来救济他们的急难。还认为这样不够，于是释放狱中的囚犯，停止劳役，凡是可以惠及百姓的事情，没有不做的。然而天意仍不顺遂，雨雪依旧如此。臣私下对此感到困惑。臣曾考察先儒关于五行的学说，认为听政不聪明，叫作“不谋”，它的过失会导致严寒成为常态。所以周朝末世，政事舒缓微弱、权力在臣下，天就以温暖回应；秦朝末世，刑罚严酷、横征暴敛，天下百姓战战兢兢，天就以严寒回应。因此周朝灭亡时没有寒冷的年景，秦朝灭亡时没有温暖的年景。如果这话确实如此，那么如今朝廷的政事难道是失之于急迫吗？臣私下想，两位圣上临朝以来，革除弊病、去除烦扰，施恩惠、减免征责，所作安排即使还没有完全妥当，但百姓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已经很多了。如果说这是急迫，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不会相信。那么阴雪的应验，过失究竟在哪里？臣听说商高宗时，野鸡在鼎上鸣叫，他的臣子祖己便告诉他说：‘只应先纠正君王，端正他的政事。’’ 所谓端正政事，并没有固定的一件事，只是根据不正确之处来加以纠正罢了。所以臣私下推考古代的事情，认为上天大雷电并伴随大风，周成王以反常的举动回应；周国发生大旱，周文公以讨伐邢国回应。亲自任用三公，并不是用来止住大风；兴兵讨伐他国，也不是用来招致雨水。他们既然这样做而毫不怀疑，上天也像回声一样立即回应，实在是因为抓住了时机，针对了相应的事情。臣私下想到，近来天地的变异，常常有半年苦于旱灾、半年苦于阴湿的情况，阴阳之气一旦过度失调，就浸淫弥漫，不能恢复正常。如今雨雪已经太大，长久不停止，那么到了春夏之际，又将再次发生旱灾。这类现象似乎有某些原因使它发生。古代治理政事，德治与刑治并用，宽缓与严猛相互补济，使天下百姓感受恩惠而畏惧威严，民气充足，天地也随之协调，所以阳气不过盛，阴气不失常。近来朝廷的政事，专把容忍取悦作为首要事务，上下互相观望，逐渐变成同一风气。监司大臣以不追究有罪者为贤明；郡县官员以宽缓租赋、放纵免除酒税为优长。至于省、台、寺、监等机构，也没有听说有人端正自身、治理事务，以求办成并使声名传闻。为什么会这样？朝廷正把是非一概容纳，以不办事为安静，以不辨明黑白为宽大，所以到了这个地步。’

译臣私下认为，朝廷的本意，开始大概只是想用宽缓的办法治理百姓，却不知道奸臣猾吏乘机侵害虐待平民，这种弊害数也数不清。名义上好像接近宽缓，实际上却是虐害。陛下如果确实想消除并平息这种变异，应当告诫大臣，使他们遵守法度、建立纲纪，赏罚信实必行，使下属官员战栗戒惧，知道有所畏惧。如果朝廷没有偏颇严重、该举而不举的政令，那么阴阳过度失调、浸淫弥漫而不能恢复的气象，应该可以止息。否则，即使搬空府库、竭尽仓廪来赈济贫穷，打破牢狱、烧掉鞭杖来放纵罪犯，臣恐怕天地的意思也不容易改变。臣任职地官，只以管理簿书、米盐为职责，却越出职分进言，罪过本来不可赦免。然而陛下近来亲自从疏远之地提拔臣而任用，二年之间使臣升到这个位置，难道只是想责成臣拘谨地以办理吏事来效力吗？因此臣冒着万死献言，只请陛下裁量取舍。元祐四年，御史中丞李常上奏说：‘臣听说汉代的传记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上找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能在当今找到验应。”臣学识荒疏、见识浅陋，智慧思虑又不明，哪里足以知晓天意，哪里足以考察古事？更何况是所谓善于谈论天道和古代的人呢？即便如此，臣诵读《诗经》《尚书》的文章，接受师友的教诲，考察过去，验证今天，用来观察天人相互关系之际，若有可以进言的地方，便冒昧陈述一二，甘受斧钺诛罚，只请陛下裁择。臣伏见今年以来，日色没有光辉，雷声不按时震响，狂风屡次发生，甘雨没有降下，上天显示变异，恐怕并非偶然。拿前代书籍来验证，实在可怕。《易经》说：‘显著明白的天象，没有比太阳更大的。’太阳是君主的象征，照临下土，光辉所照，无处不到，不能容许有所遮蔽。而如今光明不能舒展。按时迅疾震响、发扬隐伏之物的是雷，是刑罚威严的象征；却不应在万物发生的时节寂然无声，使人没有畏惧戒惧。鼓动万物、使幽隐之处都能通达的是风，是号令的象征；却不应狂怒而任意发作，浩荡无时停止。甘雨所到之处，滋润和悦，养育嘉谷，是恩惠泽润的象征。’ 它不应违越时序，使百物枯槁，好像对它们没有怜悯之意。臣自从不下雨以来，广泛进行访问，发现雨泽失时而稀少，只有王畿最为严重。虽然祈祷已经极其周备，但美好的回应还没有到来。阴云沉沉，似乎要下雨，却总是随即消散；细小的霏雨略有滋润，不久又重新放晴。上天或许正要借此警戒恐惧陛下吧？况且古代圣王，不把灾害谴责本身当作祸患，只忧虑政事刑法有所不到。只要能够恐惧戒慎、反省察看，修明政事刑法，就从来没有灾害谴责不能消除的。臣早晚伏地思考，陛下临朝以来，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没有不以先王为根本、以至德为法则的，只怕有一物失去它应有的位置。听取言论、接纳善言，顺从得如同流水，只怕施行安排不恰当，反而伤害百姓。这样本应感召和气，使风雨顺应时令，帮助百谷生长，宽解疲病困苦之民。又从缺雨至今，陛下焦劳忧悯，忧色显现在言语脸色之间，奔走献币祈祝，向天地、山川以及群小祀神灵表达诚意；亲临轩陛，宽减牢狱；命官员四处出行，察访冤屈和滞留案件。然而最终仍未得到回应，难道是政令中重大的方面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吗？先儒说：‘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音和，声音和则天地的和气也会响应。’ 臣伏见今天政令中最重大、但施行还不妥当，导致人情不和的，是役法。役法关系重大，影响遍及四海，直到穷边远徼，山中的农民和乡野老人，没有不与它的利害休戚相关的。如今自从改更以来，天天都显出不便。户部虽然巧妙地增减调整，想求得可以实行，仍然像朽木粪土那样根本不好，终究不能保证成功。面对四海百姓，形容声音都不和谐，哀号而无处申诉，陛下却还没有察觉，执政大臣也还没有防察，百官观望而钳口奉行，也没有人告诉陛下。如此说来，难道陛下的明察有所蒙蔽，不能遍照四方了吗？威刑被人轻视而有所违拂，号令错乱而施行失当，德泽不能惠及百姓，却想要应时之雨按期而来，怎么可能呢？臣请求详细说明力役给平民造成的祸患，以及差役法和雇役法在利弊轻重上的不同。耕田务农的人，假如经常在野外劳作而不见官府，偶尔进入城市，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望。自从租庸调法废除，户籍名册不明，差役日渐败坏。国朝沿用前代制度，虽有增减损益，仍免不了依据户籍，按贫富轻重等级征派差役。然而破坏家产、荒废农业，并不是一天积成的。熙宁年间，朝廷开始讲求知晓差役法的弊端；天下州镇凡是因各种差役而危害百姓的旧例，都加以裁减【如衙前、主管厨库、承符、散从、手力、充场、库子、接送之类】；那些不能裁减的，全都改为召募并收取钱财。平民按自己的力量出钱，不必为公家服役，于是可以经常在野外务农，不去见官府；进入城市，哪有比这更方便的呢？即使这样，当时奉行法令的大臣向百姓收取过多，专门追求盈余积蓄，于是有了输钱交纳不上的叹息，农民日益贫困的忧虑，却没有人听见。这是免除徭役、让百姓在家从事农业所造成的弊病。陛下即位初期，采纳群臣的意见，认为年年输钱不是农民应做的事，又认为不供给力役不合古制，于是全部停止雇役，重新实行差役法。诏令刚开始下达时，愚民还不知道被差役所害，臣当时也不能完全了解。因此四方远处的百姓，曾经呼喊着互相庆贺。实行久了，才开始觉察它的祸患比从前更严重，为什么呢？大概差役法废除十多年，户籍名册更加不明，应该承担重役的人反而常被列为轻役，应该承担轻役的人却反而负担沉重，彼此交错纠缠，诉讼纷纷；有人借机作奸，公开行贿。乡里宽大、户数较多的地方，才稍有休息的时期；乡里狭小、户数较少的地方，却连年服役。何况如今没有限制田产的制度，上等竭尽力量的人户，从前每年交钱有达到一百贯的，如今只被差充弓手；每年雇一名弓手代替本人服役，不过用钱三四十贯。中下等人户从前出钱不过三贯至二贯，而雇用承符、散从、手力之类，不少于三十贯。这样比较劳逸苦乐，实在极不均等，甚至相差一倍以上。这样看来，如今改行的法令，只能使上等人户优裕便利、安闲自在，而第三、第四等人家的困苦却日益严重。《诗经》说：‘富人真是快乐，可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正是说这种情况。从前臣任户部官员，曾经献议说：‘法令不论新旧，能使百姓便利的就是良法。

译不论哪一种，只要能够长久实行，便是确实可靠的议论。’ 后来臣主管国家法令，也曾多次以这番话冒昧上达圣听，但有关部门把它收存搁置，竟没有加以省察。依臣推测，人情难道相差很远吗？不过是认为既然已经施行，便害怕改动。却完全不知道，茫茫四方百姓仰天申诉而无由，愚昧的百姓听任命令，相互看着承受弊害，聚积成不和之气，向上惊动天意，这难道是国家的盛事吗？臣先前所奏，还想让富户交钱、贫户出力，折中两种办法而制定成法。如今广泛访察民间舆论，详细研究百姓疾苦；既然上面不再要求额外盈余，那么下等户都愿意出钱。况且四方风俗有的利害不同，有的情况不一。应当服差役却愿意雇役的也有；如果能够让四方随当地风俗制定办法，不把某一种偏颇的好恶显示给四方，官吏就不能观望上面的好恶来解释法令，最终只以宽待百姓、便利风俗为主，使上下均平一致，不再有偏重罢了。如今把偏颇的意图显示出来作为法令，使四海沸腾，平民穷困，而朝廷安然不知忧虑。卿士大夫畏惧忌讳而不敢进言，何况那些迎合上意的人，做了监司和郡守县令呢？臣掌管典章法令，陛下允许臣察看利害、陈说得失；如果臣又有所顾忌而不说，那么臣上对不起朝廷，下辜负百姓，罪过大到不容诛杀。伏望圣慈察知上天的警告已经十分明显，特地下诏选派一两名熟悉民间事务的大臣，让他们和微臣一起在差役、雇役两种办法中，选择便利百姓的加以修订，不拘泥于新法，也不执守旧说。百姓认为这样做是好的，或许灾变就能消除，和气就能感通，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刘安世因时令失常、旱热，请求撤除音乐、减少膳食、专心诚意祈祷的奏状说：‘臣伏见去年冬天以来，很久没有按时下雪；今年春天一个多月过去，骄阳亢旱更加严重。询问四方，大多遭受旱灾，大小麦已经受损，接连发生饥荒令人忧虑。然而田野之间，禾苗还没有完全枯槁，近来得到雨水，仍有可以挽救的希望。如今两位圣上像养育子女一样爱护百姓，关注民间事务，按理应当责备自身、修治政事，以招来和气，但祈祷祭祀的礼仪还有没有举行，赈济救助的项目也有尚未实行的。臣虽然非常愚昧，私下认为这是过失。从前尧遭遇九年的水灾，商汤遇到七年的旱灾，而国家没有因灾荒而死亡、流离的百姓，大概只是因为平时早有充分准备。周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侧身自省、修养德行，想要消除灾害，所以《云汉》诗说：‘不停止虔诚的祭祀，从郊外直到宫中，上下都陈设祭品埋祭，没有哪个神灵不尊奉。’这是前代圣帝明王所实行的事情，是陛下应当取法的。伏望圣慈敬畏天变，撤除音乐，减少膳食，专心诚意祈祷；明令大臣讲求政事缺失；再次命令朝廷内外审理判决滞留的案件；各路监司谨慎察看所属遭遇凶荒的州县，广泛做好赈济准备。有的官仓粮储不足，仍应命令劝导富民交纳粮食以帮助官府，选择其中最突出的人用闲散官职加以宠任；不紧急的工役全部停止。这样或许人神和悦，早日降下雨泽，事情有所预先准备，百姓不至于流离。’ 刘安世又请求举行禋祀、实行荒政以及求言、谨慎刑罚的奏状说：‘臣近来因为应时雨水失期、旱势广远，曾进献狂妄浅陋的意见，粗略陈述消除恢复的道理，又列举前代圣帝明王侧身修行、救灾备患的事情，分条上报，请求陛下采择。如今已经过了好几天，还没有看到施行。臣听田家人说，三冬下雪而仲春没有雨，尚且不能免除歉收。今年从内近的京畿各县到外远的各路，大多都遭受旱灾，大小麦已经受损，哀号的百姓将要遭受饥荒。凡是可以用来救助的事情，怎么可以迟缓呢？’臣听说圣王治理国家，一定有九年的储蓄，所以即使遇到旱灾水涝，百姓也没有饥色。如今一年歉收，百姓就已经惶恐不安。如果有关部门不能估量形势，拘泥于旧常，一定要等到春夏交替时才举行祈祷礼仪，那时百姓已经难以取得食物，才仓促谋划赈济借贷。所谓大寒之后才寻找冬衣皮裘，也已经来不及了。伏望圣慈特别垂怜忧恤，禋祀的典礼和救荒的政务，都在事情发生之前讲求，不必等待时日；责备自身、寻求直言，体恤刑狱、减少劳役，或许可以召来和气，招致雨泽。刘安世任右正言时上奏说：‘臣伏见陛下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五年，承顺上天、顺应大地，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德泽广大流布，施及四方之外，百姓欢欣鼓舞，歌颂都来不及，本来应当阴阳顺序、风雨按时，诸般福气协调应验，各种嘉祥繁盛昌明。’ 可是年年歉收，和气被压抑郁结，饥荒使人流离迁徙，灾害相当多。今年春夏以来，旱灾肆虐，京畿和西路的大小麦收成无望，农民哀号，已经有面带菜色的。虽然陛下怜悯忧念百姓，没有哪位神灵不祭祀，疏通审决被拘押的囚徒，降用宽赦的法典，但广大的恩泽始终没有充分显现。又听说陕西、河北屡次发生地震，大星白昼坠落，光芒照亮大地，十天一月之间，巨大的异变接连出现。’臣听说天人相互关系之间，精气与邪气可以彼此激荡，善恶也可以相互推移；事情在下面发生，天象便在上面变动，阴阳的规律各自回应相应的感召。阴气发生变化，静止的就会转为运动；阳气受到遮蔽，明亮的就会昏暗；水旱灾害也会按同类而来。这些都是天心仁爱，爱护君主，先显示灾异加以谴责警告，使君主警醒恐惧、戒慎修省，不至于因失道而败亡。臣私下认为，上天虽然高远，却能听见下情；明主应当厌恶虚文而崇尚实际。与其采用祈禳的小技巧，不如谋划消除灾变、恢复正常的大道理。臣愿陛下早晚敬畏戒慎，侧身修养德行，特地下明诏表示自责，又允许朝廷内外臣民尽情陈说政事的缺失，专门委托近臣考察求取其中恰当的意见，用来施行政事，这样或许不会使下情闭塞。各路遭受灾伤的州县，以及流民所到之处，都应委任守令多方赈济，不要让他们因饥寒而死。再次告诫边境将帅和捕盗官吏，始终切实加强警备，以防意外。今天以前内外营造土木的工程，只要不是紧要的，都请求停止。分别命令监司巡按察看；对于滞留的案件，公卿辅弼应当同心协力、敬慎勤勉，共同思考天变，开放正直之人进言的道路，堵塞群邪枉曲的门径。这确实是准备灾害的良法、应对变异的首要事务。从前宋景公不过是小国的诸侯，却有不忍把灾祸转移给人的诚心，说出了君主应说的话，三颗荧惑星因此退避。陛下圣明，只要出于诚心，精诚专一而感通上天，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臣身居谏官之列，每天听到陛下焦虑劳苦，便总要献上愚忠，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只希望圣慈稍加采纳，臣不胜幸甚。

译中书舍人曾肇上奏说：‘臣伏见去年各路遭受灾荒歉收，京西、陕西甚至有人相互吞食。冬天多次得到瑞雪，粟麦长得很茂盛，饥民嗷嗷等待它们来救济，但雨水没有按时到来，旱气已经很盛，麦苗枯萎发黄，势将干枯死亡。即使有收成的地方，所得本来已经不多。如果饥荒接连到来，公家和私人都将受到弊害，那后果是无法说尽的。这正是君臣侧身戒惧、忧虑抚恤百姓的时候，然而却安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这不是臣所能理解的。’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这是海内都知道的，怎么忍心看百姓流离转徙、死于沟壑？恐怕是上下有所蒙蔽，只想宽慰圣心，只说雨泽稍稍失期，还没有达到会造成祸害的程度。深宫九重，遥远而幽深，怎么能够全部知道呢？臣等充任从官，不敢随声附和、闭口沉默，冒昧献上微小的补救，希望能仰助万分之一。臣伏见已经定于本月十七日举行春宴，臣愚昧地认为，天灾正在发生，百姓的粮食还不充足，却在这个时候君臣相聚饮食宴乐，恐怕不能消除平息天灾、引导迎来和气。伏望特赐恩德之诏，罢除春宴，使百姓都知道陛下的心意；人心既然喜悦，天意也会顺遂，必定有雨泽随声而至，尚且足以救活将要枯死的禾苗，重新获得丰收的希望。’ 不过停止一天的安逸享乐，却能成就一整年的功业，这取决于圣上的心意，应当没有什么困难；只请陛下留心，不要忽略，天下幸甚。《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灾祥 宋哲宗元祐四年，御史中丞傅尧俞上奏说：‘臣伏见旱情太过严重，造成的祸害并不轻，圣心焦虑劳苦，和气还没有应验。臣听说，应对上天要靠实际行动，不在于文饰；又听说，天下各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自古圣帝明王没有不引咎自责的，因此以诚心感通上天的很多。所以凡是出现灾异，有的减少膳食、不临御正殿，思考上天的谴责，亲自设法消除平息变异，不仅百姓蒙受福泽，君主的德行也更加光明。臣愿陛下讲求查考旧例，以表达忧虑勤勉之意，选择日期亲自出行，为百姓祈请；并选拔朝中谨慎庄重、严肃恭敬的大臣，分别前往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精心加以祭祷。仍请下诏命人撰写祝文，深刻地自我责备，务求感动人神，或许一定会有明显的应验。’ 右谏议大夫范纯仁论述消除、平复阴邪灾气的奏疏说：‘臣私下看见去年冬天以来，寒冷和降雪超过常态，如今已经到了仲春，阴邪灾气还没有消解；商人束手无策，不能经营谋生，贫困百姓死亡的很多。圣心忧劳，修养德行以禳除灾变，赈济防备极为周全，祈祷也极其精诚，却仍然没有消除恢复的应验。臣私下思量，君子属阳，小人属阴；或许是朝廷中的君子太少而小人太多，因而导致阴气过盛，阳气不能胜过它。伏望深切诏令三省，选拔任用正直之人；在外任职的，让他们重新回到朝廷；在京任职的，提拔安置到重要而接近君主的职位，使他们能够集中精神，讲求政务要领，以补益圣明的治理。所谓举用正直、置弃邪曲，这样或许能使民心喜悦服从，自然会有和协之气回应诚心，灾异不再发生。’元祐七年，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上奏说：‘臣伏见去年五月初一发生日食，今年三月十五发生月食，而且月食已经达到最大程度。按《十月之交》诗说：‘日月显示凶象，不按自己的运行规律；四方国家没有政事，也不用贤良。’” 《传》说：‘国家没有政事，又不用善人，这是自己招来的日月灾异谴责。’ 所以，施政不可不谨慎。又说：“那月亮发生月食，是正常现象；这太阳发生日食，怎么能不是不吉祥呢？”考察其中论吉凶的话，便是把日月发生食作为警戒；考察“是正常现象”的话，又好像只是警戒日食，而不认为月食值得畏惧。大概诗人所处时代的时事与今天不同。如今正是两宫共同听理天下政务，实际上是日月一同照耀的格局，二者都不应发生亏蚀的变故。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凭借光明纯粹的德行，深沉静默地临朝；太皇太后陛下以仁义公正宽恕的行为施政，大概没有一件不符合上天心意的。那么，为什么月食这样的灾异还会显现呢？臣恐怕是阴邪之道日渐滋长，有什么东西妨碍遮蔽了盛明之德，而圣心没有对此产生疑虑，所以天显示变异来表示警戒。这正是上天仁爱陛下，希望保全圣德美誉的表现。灾异消除、祥瑞复来的应验，应当就在这个时候。希望陛下任用人的时候，审察邪正，使所用之人一定得到真正合适的人选；听取言论的时候，辨察是非，使事情一定归于恰当；斥退疏远阴邪之类，深切防范遮蔽圣明的祸害，以回应上天的心意。臣愚昧无能，实在感到非常庆幸。元祐八年春天，降雪很多。刑部侍郎丰稷上奏说：“如今吉祥之兆还没有降临，灾害之气交相发生，难道是回应上天的实际行动还不充分，侍奉上天的礼仪还不完备，敬畏上天的诚意还没有真正取信于天吗？宫中的臣属中，是否有像天圣年间的罗崇勋、江德明，治平年间的任守忠那样干预政事的人呢？希望陛下彰明圣德，敬畏上天的警戒，总理整顿各项事务，以消除灾变。” 右正言邹浩因京东发生大水上奏说：“如今水灾的异常接连多年发生，虽然这有盈亏消长的规律，无法逃避，但消除灾异、使祥瑞复来的方法尤其应当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