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三

译莫敖子华回答说：“从前先君灵王喜好纤细的腰身，楚国士人都节制饮食，扶着墙才能站立，扶着车轼才能起身。食物虽可口想吃，也忍住不入口；死亡虽可厌恶，却仍不躲避。我听说：‘君主喜欢发式，臣下就会拔取头发来迎合。’大王只是确实不喜欢贤才罢了；如果大王真喜欢贤才，这五位臣子都可以得到并招致而来。” 苏子对楚威王说：“仁人对于百姓，用内心爱护他们，用善言侍奉他们；孝子对于父母，用内心爱护他们，用财物奉养他们；忠臣对于君主，必定进荐贤人来辅佐君主。如今大王的大臣和父兄，喜欢伤害贤人来作为自己的资本，向群臣和百姓横征重税，使大王被百姓憎恨，这不是忠臣。大臣把大王的过失散布给百姓，又用大王的土地大量贿赂诸侯，因此排斥大王所喜爱的人，这也不是忠臣。所以国家危险，臣希望大王不要听信群臣互相诋毁；应当慎重对待大臣和父兄，任用百姓所称善的人，节制自身的嗜好欲望来同百姓相处。作为人臣，最难的是不嫉妒贤人并进荐贤人；为君主战死很容易，垂沙之战中为君主死去的人数以千计；为君主受辱也容易，从令尹以下侍奉大王的人数以千计。至于不嫉妒贤人并进荐贤人，却没有见过一个人。所以明主考察臣下，必定要知道他是否能不嫉妒贤人而进荐贤人；贤人侍奉君主，也必定要做到不嫉妒贤人而进荐贤人。进荐贤人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贤人一旦被任用，就可能使自己被废弃；贤人一旦显贵，就可能使自己变得卑贱，所以人们对此感到困难。” 燕昭王问郭隗说：“我的土地狭小，人口稀少，齐人削取了八座城，匈奴又在楼烦一带驱驰侵扰。凭我这样不肖的人，承继宗庙，恐怕会危及社稷；要保存国家，有什么办法吗？”郭隗说：“有办法，只是恐怕大王不能采用。”昭王离席起立，请求听他说。郭隗说：“帝王的臣子，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却是老师；称王者的臣子，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却是朋友；称霸者的臣子，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却是宾客；危亡国家的臣子，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却是俘虏。如今大王面向东方，以目示意、以气势役使人来求臣，那么只会有供人役使的材料到来；面向南方听理朝政，不失恭敬谦让的礼节来求臣，那么会有普通人臣的材料到来；面向西方与人平等行礼，降低姿态，以谦和神色相待，不凭借权势来求臣，那么朋友一类的人才会到来；面向北方，恭敬拘谨地拱手，迟疑退让着求臣，那么老师和辅弼之才就会到来。这样做，对上可以称王，对下可以称霸，只看大王选择哪一种罢了。”燕王说：“我愿意学习，却没有老师。”郭隗说：“大王如果真想兴盛王道，我愿意替天下士人开辟道路。”于是燕王常常让郭隗坐在上座，自己面向南坐。三年后，苏子听说此事，从周地返回燕国；邹衍听说此事，从齐国来到燕国；乐毅听说此事，从赵国来到燕国；屈景听说此事，从楚国来到燕国。四个人全都到来，燕国果然凭借他们的力量，以弱小的燕国兼并了强大的齐国。燕、齐并不是势力相当、可以交战的国家，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四位贤人的力量。《诗经》说：“人才众多，文王因此得以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汉武帝元狩三年，皇上招揽延请士大夫，常常感到人才还不够；但他性情严厉，即使平素所爱重信任的人，稍有犯法，便立即按法诛杀。汲黯进谏说：“陛下求贤十分辛劳，还没有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就已经把他们杀掉了。凭有限的贤士，任意施行没有止境的诛罚，臣担心天下的贤才将要被杀尽，陛下还同谁一起治理国家呢？”汲黯说得激切，皇上非常生气，后来又笑着告诉他说：“哪个时代没有人才，只是担心人不能识别他们罢了。况且人才就像有用的器具，有人才却不肯充分任用，和没有人才相同；不杀掉他们，还能把他们安排到哪里去呢？”汲黯说：“臣虽然不能用言辞说服陛下，心里仍认为这样不对。希望陛下从今以后改正，不要认为臣愚昧而不懂道理。”过了很久，他因触犯法律被免职。吴孙权时期，荆州士人新近归来求仕进身，有些人还没有得到适当的任用。娄侯陆逊上疏说：“从前汉高祖受命，招揽杰出奇异的人才；光武帝中兴，群贤全都来到。如果有助于兴盛道德教化，不论远近都不应遗漏。如今荆州刚刚平定，人才还没有得到通达任用。臣愚昧而诚恳地请求陛下普遍施加覆盖万物般的恩德，给予选拔提携之恩，使他们都能自行进身，然后四海之人便会伸长脖子，盼望归附于大化。”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唐太宗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希望国运长久，只是因为威势已经很高，臣下的实情不能上达，又加上君子和小人混杂其中，任用不得其人，最终便走向灭亡。”侍中魏徵回答说：“巧言谄媚的人和忠正的人，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只是他们迎合当时君主的喜好而得到进用。任用忠正之人，国家就治理；任用邪佞之人，国家就混乱，这是必然的道理。”太宗说：“做帝王的，必须慎重选择与自己相处的人。比如鹰鹞、鞍马、声色和珍异美味，我如果想要，随时就会送到。这样的事情常常败坏人的正道；邪佞和忠正，也在于当时君主所喜好。假如不能任用贤人，怎么能不灭亡呢？”魏徵回答说：“臣听说齐威王问淳于髡：‘我所喜欢的，和古代圣王相同吗？’淳于髡回答：‘古代圣王所喜欢的有四种，如今大王所喜欢的只有三种。古人喜欢美色，大王也喜欢；古人喜欢良马，大王也喜欢；古人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古人喜欢贤才，唯独大王不喜欢。’齐王说：‘如今没有可以喜爱的贤才。’淳于髡说：‘古代的美色，有西施、毛嫱；奇异的美味，有龙肝、豹胎；优良的马，有飞兔、绿耳。这些如今虽然没有，大王的厨房、后宫和外厩也都已经具备了。大王如果因为如今没有贤才，就不知道前代的贤人是否能够与大王相见吗？”太宗深深认为这话正确。唐德宗询问治理政事的要领，都官员外郎关播说：“治理政事的根本，在于得到有道德的贤人，国家才能得到治理。”皇帝说：“朕近来下诏求取贤才，又派使者考察官员的升降黜陟；即使是此前遗漏的人，只要有能力，也任用他们，这样做怎么样？”关播说：“陛下虽然求贤，又让人举荐，但这样只能得到追求名声、擅长文辞的人。有道的贤人，哪里肯拿着文书来请求参加举荐和选拔呢？”皇帝高兴地说：“你暂且退下，回来后再另行商议。”

译唐宪宗曾在浴堂北廊处理政务，从容地说：“朕闲暇时阅览前代史书，看见那些兴起教化、达到治理的君主，以及奉公竭忠的大臣，没有不为之感叹，想见他们的风采。至于我朝贞观、开元时期的教化，都详载在史书中，流传而不朽。朕不自量才德浅薄，希望差可仰承祖宗之道，追继古昔之风；将要招纳拔出尘俗的士人，招致救济时代的人才，振兴这种衰败困苦的局面，使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地。边境没有烽火警报，郡县没有忧愁怨恨的声音，礼义兴盛施行，盗贼屏息收敛；这样才不辱没谥号，不成为宗庙的羞耻。要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学士李绛回答说：“陛下兴起圣明的胸怀，发布有德的言论，追慕帝王的高尚风范，继承祖宗的伟大功业，想着招延钓筑之士，希望达到唐尧虞舜的教化；这不是臣这种凡庸浅近、愚昧的人所应当承受圣言并只回答清问的。臣听说，圣人和天地合其德，和日月合其明；思想由志向发出，所以《易经》说：‘言语一旦善美，千里之外也会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又说：‘先于天时而行动，天不违背；后于天时而行动，奉行天时。’连上天都不违背，何况人呢？从前周成王哭着开启金縢之书，上天因此转变了风向；宋景公诚心发出有德之言，妖星因此退居。天与人相互感应，古今都是同样的道理。《礼记》说：“河流湖泽气息相通，山川便会生出云气。”嗜欲将要到来时，有所开启也必定先有征兆。这就是说，圣人的精神彼此相通，有所感应便会得到回应。如今陛下凭借上天赋予的圣明资质，顺应易于教化的时运，积累励精图治的志向，求取罕见的济世贤才；您的诚心有所感动，连梦中也在劳心想望。话从口中说出，行动施加于人，神祇一定会显现灵验，才俊也自然应当接踵而来，难道只是殷宗求得傅说、周文王在渭水之滨得到吕尚吗？只要言语一定实行，志意真诚就能感通，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事。臣又听说，考察人才必须看他的实际，不看他的文饰；相信他的行为，不相信他的言语。陛下如果希望天下人符合您的诚意、服从您的教化，若不是圣上亲自实行来引导臣下，就没有办法做到。从来没有表木端正而影子不直、声音发出而回声不应答的道理。如今陛下用对待普通士人的礼节来对待拔俗的贤才，却以九品的俸禄希望得到超越当代的大器，这就像垂下蜗蚓的饵去钓吞舟的大鱼，架设弓箭的网具去捕捉遮天的大鸟，本来就不可能招致他们。过去周文王尊养老人，伯夷、太公便出来；燕昭王以礼对待士人，邹衍、乐毅便来到。所以一定要以自身作表率，以诚意招致人才，从来没有不响应的。陛下如果真能端正自身、勉励自己，尊崇道义、重视德行，亲近信任正直之士，远远抛弃邪佞之人；对竭尽忠诚、进言直谏的人加以奖赏，对迎合意旨、随声奉承的人加以斥退；同大臣说话时恭敬而信任他们，不让小人参与其事；亲近贤士，与他们交游并礼敬他们，不让不肖之人构成可乘之隙；只以义相亲，不论亲疏；只实行仁政，不论贵贱；除去对时事无益的冗官，俸禄就能给有才能的人了。放出那些很少得到皇帝临幸的宫女，世间便没有怨女旷夫了。简省繁琐频繁的礼仪，礼制便能合乎节度；去除浮靡怠慢的奏乐，音乐便能得到和谐。将帅廉洁，士卒便勇敢；官员和师长公正，治理教化便能普遍施行；法令得到执行，下民便不会违犯；教化深厚，风俗必然改变。这样，圣上的声问就会周遍通达，德声就会远播，可以使钟磬金石都受到感化，鸟兽也随之起舞，何况人呢？贤哲一定会仰慕道义，英俊才彦一定会闻声而至。伊尹一定会背着鼎来投奔，吕望一定会放下鱼竿起身，由余一定会抛弃戎地来献纳忠诚，宁戚一定会舍弃放牛而求得任用。汉高祖时有萧何、张良等二杰成就功业，光武帝时有云台四七功臣施展才能。龙吟则山中云气兴起，虎啸则山谷大风生成，这是自然而然的感应。然后陛下坐于明堂，朝见群臣和诸侯，兴起教化，制作礼乐，端正风俗，厚待人伦；远处比拟尧舜，近处兴盛崇隆而与祖宗合德，时代达到大治，后世称为中兴。那么，先前圣上所思虑的、睿心所企望达到的境界，还有什么遥远呢？只在于陛下勤勉实行罢了。若只是言语不能达到，事情就不会实现。伏望陛下思念此事，伏望陛下勤勉实行，仅此而已。皇上说：“这话说得好啊，朕应当把它写在衣带上。”于是又进献了若干条进谏，搜集自古明君贤臣、乱君邪臣的事迹，制作成屏风。宋仁宗庆历四年，右正言、同修起居郎余靖上奏说：“臣私下听说，京西转运使杜祁依据中书札子，奉朝廷诏命被抽调赴阙，朝廷想让他筹划、收捕宜州蛮贼。臣认为，朝廷蓄养贤能俊才，应当像百姓家中积聚财货一样，平时先作筹划安排，到了紧急时刻才能得到任用。自去年以来，陕西举荐知州，开始任用杜祁；三司选拔通判，又任用杜祁；京西盗贼很多，又任用杜祁；如今蛮人叛乱，又任用杜祁。每次座席还没有坐暖，就立即调动他，这使杜祁有奔走应命的劳苦，也使朝廷发出缺乏贤才的叹息。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惋惜。臣亲自见过杜祁谈论京西政务，刚刚有了头绪，还没有完全施行安排，如今突然舍弃离开，不能取得成效，这就是频繁更换官员的弊端。伏望朝廷执政者应当思考，天下有多少贤才可以共同完成天下事务，广泛询问访求，预先作出安排：某人可以完成某职，某人可以担当某路，一旦有缓急，就能像指着手掌一样任用他们。这是朝廷的谋划，应当事先确定。如今两年之内，讲求贤俊，只知道有一个杜祁，为什么见闻考察不够广泛，反而向天下显示朝廷见识狭窄呢？” 假使别的路又出现盗贼，那么将要再次调动杜祁，岂不是要被四方取笑吗？我常常看见大臣谋划政事，在平时无事之时，安闲自得，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等到一方发生警报，却仓皇调动、更换官员，好像平时从未放在心上。况且去年冬天，两府大臣共同选拔各路转运使，因此任命田瑜为广西转运使，梁载为判官，一定是认为他们才能出众。如今蛮人刚一发动，还没有看见田瑜等人如何处置、会造成什么利害，朝廷却已经怀疑他们了；这说明选择人才的方法，连朝廷自己都不相信。起初如果不知道他们是否可用，不如不要任用。比如近来派王▯前往湖南任安抚使，等到他的奏报不合事务要求，才知道这个人不能委任；知人不明，造成的危害不小。伏望陛下敕谕两府大臣，广泛思考、博采天下贤才，以应对各种事务，不要到了事情临头才仓促行事，发出缺乏人才的叹息，这就是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成就霸王功业的君主，最终不会到过去的贤人中挑选将领，也不会到后世的贤者中求取宰相。”这只是因为识别提拔不明，求取贤才不得其道，不能厚诬四海，说天下缺乏贤才。希望陛下认真谋划。”

译神宗时期，程颢论述养育贤才的上疏说：“臣私下认为，议论当代政事的人，都知道得到贤才天下就能治理，却不知道招致贤才的方法。虽然众说纷纭，却没有穷尽其中的关键；朝廷又认为实行起来困难，因而不去实行。夏、商、周三代养育贤才，必定以学校为根本，于是德化得以施行，治理之道由此产生。本朝沿袭唐代旧制，但馆阁清选只成为从事文字的职位，名义和实际并不相称。如今想招致贤人、培养人才来辅佐时政、赞助教化，究竟应当从哪里招致他们呢？臣遍观古代先哲君王之所以虚心求治，何尝不是尽取天下人才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呢？所以说：‘大舜有大德，就在于善于同别人共同拥有善行，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成就善行。’如今天下这样广大，难道是缺少贤才吗？只是朝廷没有养贤之地，使他们能够在那里从容观察、考察器量，实际衡量高下而进退任用。臣现在请求朝廷设置延英院，用来接待四方贤才。凡是经公论推荐的，以及隐居山林的贤人，都必须招致而优礼相待，按照品级给予俸禄，却不能立即授予官职，只以‘应诏’为名。凡有政事，就交给他们详细审定；凡有典礼，就交给他们讨论筹划，使他们能够上奏陈述，也能够讲求考察治乱。让他们群居相互切磋，每日充分施展才能、实行志向，使政府和近侍之臣彼此接触，陛下又不时召见对答，询问治理之道，便可以观察他们的才识和器能。考察他们多年，使人的品级和才德日益分明，然后让贤者就任相应职位，能者担任相应职务；有的委任到郡县，有的让他们作为士人和儒者的师表。对于德业尤其卓异的人，逐步进用为统帅、臣属和职司之官，任为辅弼、三公九卿，无论安排什么职务都能相称。这样，贤才就会成群并进，民间不会遗留贤人，陛下尊重贤者、礼待士人的心意，可以说没有辜负天下了。” 哲宗元祐初年，王岩叟请求依照治平年间的旧例，下诏让执政大臣举荐馆职人选。他上奏说：“臣认为，国家最急迫的事情在于人才；而人才难得，不能在仓促之间取得。必须趁着闲暇，广开聪明见闻来访求人才，那么一旦有事需要任用，便可随时取用、随时响应，不会有颠沛仓皇的忧患。求得人才之后，应当给予优厚特殊的宠荣，以发扬他们的光彩；从容经过岁月，以滋润他们的德行、美誉，培养他们的声望，使人人都能看见天下人才，然后再进用他们，那么朝廷会尊崇，名器会贵重，天下人也会信服。臣看祖宗用来盛大儒馆选拔、汇聚天下贤才并培养他们的办法，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巨公名卿没有不是从这条道路出身的。如今秘书省官员的名额限制得太窄，不能尽收天下英豪，也不足以应付国家缓急之需，臣实在痛惜。伏望圣上慈爱，依照治平年间的旧例，下诏让执政大臣各自举荐五名可以充任馆职的人，既用来收罗群材的美善，也用来观察大臣的才能。正当陛下刷新圣明政治、光大先业之时，臣认为求取人才、养育贤才，是最优先的事务。希望陛下留意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王岩叟又论述求贤应当去除六种蔽塞，上奏说：“臣观察自古以来的治世，天下人安乐无事，每日登上仁寿之境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是君主清静内心以照察事理、以至诚任用贤才的结果。事情没有不是有道理的，内心清明，道理自然显现；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才，诚意达到极点，贤才自然会来。恭敬地思量，陛下临朝执政已经一年多，是非不能迷惑您的听闻，邪正不能扰乱于您面前，不必劳费聪明而万事都能治理，是因为内心清明能够照察它们。只是得到的人才还不多，朝廷之中、授官之际，常常觉得艰难，不能与盛世的事业相称，这一点值得替陛下惋惜。陛下不要认为天下贤才已经全在这里，得到贤才的心意就已经满足；也不要认为即使有贤才也不容易招致，便使求贤之心疲倦。陛下在内心深厚地保持这种诚意来勉励自己，在外面告诫同德同心的大臣去访求人才，臣认为没有得不到贤才的道理。然而古代有六种蔽塞，不除去它们，天下贤才终究不能全部得到。臣请为陛下说明其中道理：稍有私意就是蔽塞，固守偏见就是蔽塞，局限于狭隘心胸就是蔽塞，喜欢依附自己的人就是蔽塞，怀有自以为贤的心就是蔽塞，以尊贵自居而不与众人亲近就是蔽塞。” 这就是求取贤才的困难之处，陛下不可不知道。希望陛下深切诏告执政大臣，使他们上同陛下清心至诚的美德，并警戒六种蔽塞的祸患；这样天下的贤才无论远近、无论隐显，都能被收罗得到，为朝廷所用。以贤才接续贤才，这是社稷之福、百姓之幸，将与天地同久。臣不胜愚忠。宋孝宗淳熙二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上奏说：“臣听说，富人建造住宅，通常在几十年前期就种植树木，所以从来没有临时求取却得不到的忧患。何况兴办事业、建立功业、为万世留下谋划，难道可以不在闲暇时储备人才，却想在片刻之间取得吗？前代的事情明白记载在典籍中，臣不敢泛泛而论，姑且从本朝来看。太祖、太宗搜罗豪杰，扩张四方疆域，凡是培养人才的方法，无不竭尽所能。到了真宗、仁宗时期，著名卿士和有才能的大夫接踵而出，这就是成效。仁宗正当太平盛世，又增加光大前代功业，尤其把涵养士类作为急务；从治平到元祐，人才全都得到任用。后来章惇、蔡京相继执政，专门为自身谋划，不考虑国家大计，反而打击士气、败坏风俗，鼓励谗毁诽谤来培植党羽，最终使裔夷图谋侵害中原，其由来已经很远了。太上皇中兴时，一洗此前弊病，绍兴初年将相卿士中得到适当任用的人很多。后来秦桧以害怕失去权位的心思，加上嫉妒的本性，同自己相合的人就任用，与自己不同的人就驱逐，人才衰落，遗患直到今天。假如陛下想恢复古制，将相却不能仰承并符合陛下隆重的旨意；想要养育百姓，郡守县令又不能布达施行宽厚的诏令。正因为这样，进食时叹息萧何、曹参，抚摸大腿而思念廉颇、李牧，实在是有原因的。臣愚昧，希望陛下慈爱明令二府，为国家作长远考虑，广泛求取文武英才，布列任用于朝廷内外。就近来说，可以使他们在当世建立功绩；从长远来说，又将为无穷后世带来利益。如今的首要事务，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从前西汉苏令发想派大夫出使，逐一查问情况，当时发现大夫中没有可以出使的人，便召见盩厔县令尹逢，授任谏大夫，派他出使。王嘉因此说：‘如今各位大夫中有才能的人很少，应当预先蓄养可以成就的人才，这样士人面对艰难才会赴难而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到了事情临头才仓促寻求，不是朝廷应有的安排。’王嘉的话值得采纳，希望陛下记取。”

译宋宁宗时期，卫泾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主建立功业、兴起治理、保全百姓，必定把人才当作急务。自古以来人才兴盛，没有超过成周的。臣曾经读《菁莪》诗，因而知道成周培育人才为什么这样多；读《嘉鱼》诗，因而知道成周与贤人相处为什么这样真诚；读《台莱》诗，因而知道成周得到贤才的成效。” 为《菁莪》作序的人说：“君子只要能够长久培育人才，天下人就会因此喜悦安乐。” 这是说，君子长久培育士类，就像高大的山陵长久培育细小的草木，使它们茂盛青葱；后来于是有赏赐百朋的事。由此可见人才众多，确实十分明显。为《嘉鱼》作序的人说：“太平时代的君子，至为诚心地乐于同贤人共同享有一切。” 与贤人相处出于内心的真诚，便会志向纯一深厚、精神彼此信任，不再有疑虑和间隔。所以诗中写嘉宾宴饮欢乐，以安抚安定为意，篇末又用甜美的瓠瓜和弯曲的树木作比喻，说明君臣牢固结合、不可解脱的意义。君主与贤人相处的真实情形，究竟怎样呢？为《台莱》作序的人说：“得到贤才，就能够为邦国和家室建立太平的根基。” 这是说，君子得到贤才，德业便广大坚固，就像南山有稳固的基址。任用贤才达到像山有根基的程度，层层积累、依次承接，地位和声望彼此相连，长久而不会匮乏；所以国家光荣，万寿无疆，不仅是一时德声的盛美，而且足以保佑安定后世。得到贤才的成效，显著宏大，无法掩盖。成周人才兴盛，根本和末节就是这样，所以能够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使国运绵延长久，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因此我朝自太祖、太宗亲身经历艰难，统一天下以后，无暇顾及其他事务，把人才放在首位，广泛搜罗收取，唯恐有所遗漏；爱护、引导、培养他们，唯恐来不及。到了景德、祥符、至和、嘉祐年间，人才兴盛。等到天圣、庆历年间，议论相持不下，怨恨嫉妒交相发生，几乎发展到激烈冲突。幸而仁宗皇帝包容覆盖如同上天，兼容并包、没有遗漏；元老大臣和贤能辅弼全都以至公至平之心分别处理，终于没有损伤国体。所以苏轼说过：“仁宗皇帝四十二年间，搜罗天下豪杰，数也数不清；既把他们用作股肱心腹，而那些任重道远的人，又留下来作为子孙百年的人才储备，直到今天我们还依赖他们。” 因此，国家太平持续得如此长久，没有比这个时期更盛大的，大概同成周虽处不同时代却相合无异。恭敬地思量，陛下圣明出于天赋，德音日益更新；十年以来，消除磨平党派偏见，大力建立皇极，过去意见不一致的，如今都归于一致；趋向难以相合的，如今也都重新相合。洗涤革除旧日污垢，随着器量才干收取任用，不分新旧、彼此，不偏重轻视、取舍任意，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幸运了。像臣这样一个平庸浅陋的人，没有什么才干可取，又遭忧患疾病，退居乡里，本已断绝求取荣誉的希望，却误蒙圣恩，从闲散废置之中起用臣，提升臣掌管名郡。此次因上奏政事，有幸得以瞻望圣颜，正要远离朝廷，区区愚诚，实在不能自已。臣私下认为，今日公正之路既已开启，和平的福气也日益汇聚。局面能够如此清明安定，如果不是陛下与君臣同心，保全臣下，爱惜士类，忠厚而又恳切，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臣还希望陛下和执政大臣推明这一心意，以扩大培育人才的场所；持守这一心意，以完全实现同贤人相处的实情；坚定长久地坚持这一心意，以收获得到贤才的成效。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士大夫都要精诚纯洁地承受美德，勉励奋发来建立功业，使人才兴盛，不愧于诗人所歌咏的盛况；向上与祖宗的盛世相同，那么静止时可以保持治安，行动时可以谋求兴复。只在于陛下的心意罢了，难道不是美善的事吗！宋理宗时期，礼部尚书魏了翁进献前代故事说：“庆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说：‘臣私下听说，京西转运使杜祁根据中书札子，奉朝廷诏命抽调赴阙，朝廷想让他筹划、收捕宜州蛮贼。臣认为，朝廷蓄养贤能俊才，应当像百姓家中积聚财货一样，平时先作筹划安排，到了紧急时刻才可以任用。自去年以来，陕西举荐知州，开始任用杜祁；三司选择判官，又任用杜祁；京西盗贼很多，又任用杜祁；如今蛮人叛乱，又任用杜祁。每次座席还没有坐暖就立即调动他，这使杜祁有奔走应命的劳苦，也使朝廷发出缺乏贤才的叹息。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惋惜。臣亲自见杜祁谈论京西政务，刚刚有了头绪，还没有完全施行安排，如今突然舍弃离开，不能取得成效，这就是频繁更换官员的弊病。伏望朝廷执政者常常思考，天下有多少贤才可以共同完成天下事务，广泛询问访求，预先作出安排：某人可以完成某职，某人可以担当某路，一旦有缓急，就能像指着手掌一样任用他们。这是朝廷的谋划，应当事先确定。如今两年之内，讲求贤俊，只知道有一个杜祁，为什么见闻考察不够广泛，反而向天下显示朝廷见识狭窄呢？’ 假如别的道路又出现盗贼，那么岂不是还要调杜衍去那里，这难道不会被四方取笑吗？我常见大臣谋划政事，平时无事之时，悠闲安逸，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等到一方有警报，便仓促忙乱地调动更换，好像平日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我恭请陛下敕令谕告两府大臣，广泛思考、博采天下贤才，以应对各种事务，不要到了事情发生时才仓促应付，以致有感叹人才不足的情况，这就是社稷的福祉。古人说过：‘成就霸王事业的君主，始终不会到往昔的贤人中去选将，也不会向后世的贤哲中去求相。’这只是因为识别人才的眼光不明，寻求人才又不到位，不能因此厚诬天下，说天下缺乏贤才。希望陛下认真谋划。臣私下看到余靖所上的奏疏，原来是在庆历四年四月。当时晏殊任宰相，范仲淹、杜衍、富弼等贤臣都在两府，韩琦分陕，专门负责西部事务，本朝人才在这时最为盛多。然而余靖仍因一件事情平时没有预先讲求，苦心不懈地把储备人才作为议题。臣听说，上天为这个时代降生人才，足以供一代使用；如果任用人才却仍感到不足，那是因为寻求人才还没有做到位。因此人们常常只知道感叹人才不足，却不知道实际上遗漏的人才很多。假如能够兼收并蓄，就像医生储备药材、工匠选择木料一样，粗细都按标准使用，大小各得其宜，那么左右抽取，任意取用，哪里还忧虑人才不足，哪里还担心政事办不好呢？人才的机会接连到来，是后世的事；但培养成就人才的功夫少，摧折废弃人才的做法却多。倘若突然有缓急之事，就拿着印信四处张望，不知该把事情交给谁。一个人还不会射箭驾车，却责令他去捕获禽兽，尚且办不到；如今竟把这种办法用于射箭驾车之事，难道还不更多吗？太祖皇帝尚未攻取太原时，君臣之间已经拟定由曹翰守卫那里，也可以说很早了。但臣普仍然说：‘曹翰死后，谁可以代替他？’况且太原尚未攻取就先选择守将，守将尚未任命就先考虑替代人选，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中，人们不认为太早，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不知如今三边的重镇，陛下和几位大臣是否也曾考虑到这一点？不只是三边如此，内则百司庶府，外则牧守监司，也都应当对此深思熟虑。陛下闲暇阅览时，如果认为这些意见可取，希望陛下赶快谋划。中书舍人兼经筵说书袁甫进献史故事说：‘唐太宗贞观三年，皇上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担任仆射，应当广泛寻求贤人，按照才能授予职任，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忙于审理诉讼，整天没有空闲，怎么能够帮助朕寻求贤人呢？”于是下令把尚书省的琐细事务交给左右丞，只有应当奏报的大事才交给仆射。’

译臣认为，太宗说宰相亲自处理琐细事务就不能帮助朕寻求贤人，是因为光阴迅速而人的精力有限。用有限的精力消耗在迅速流逝的时光和琐细事务上，就一定不能专心求贤，这是必然的道理。近来两位宰相同时受命，正是希望他们共同努力辅佐政务；陛下亲自洒笔写下御札，采纳右丞相的请求，使从丞相以下直到百官，各自在本部门勤勉履行职责，早晨入朝而不到中午就退朝，确实是率领、激励群臣的重要事务。然而臣个人认为，这只能革除过去百官怠惰苟且的弊病。至于担任宰相的人，如果只是在朝堂上办理琐细事务，却不能同心协力帮助陛下求贤，这正是太宗深深忧虑的事情，不能作为今日值得庆贺之事。房玄龄、杜如晦号称唐代贤相，尚且拘泥于眼前琐事，不能专心把求贤作为急务，太宗于是把小事交给尚书左右丞办理，大事才交给仆射；这个命令一下，像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宰相还有什么理由推卸责任呢？求贤这件事，实在太难做到周全了。拘泥的人不能超越常规，轻率的人不能精细选择，私心太重的人先亲近故旧而后考虑孤寒之士，嫉妒心强的人喜欢柔顺圆熟之人而嫉恨忠直之士，这就是求贤困难的原因。有时也有远离朝廷、隐居丘园、不屑于轩车冠冕的人，对这样的人也应当急切求取，苦心诚意，恭敬致礼，一定要使他为当世出仕一次。得到他以后，还必须衡量他的才能所能胜任的范围，以及与职任是否相称，使安排确实符合天下人的心意，然后才能收到求贤的实际功效；绝不是一个人举荐了就立即任用，一个人诋毁了就立即抛弃。过去周公辅政时，手持礼物前来求见的人以千百计，周公不怕辛劳，亲自礼贤下士，以身作则，所以得到的人才极多。如今大臣早晨进入政堂，出来时已迫近傍晚，他所接待的人有多少呢？搜访不广，耳目就会闭塞；招致延请稍有懈怠，讥议就会兴起。真正的贤人以自我推销为耻，而主动求取名位的人多是谄佞之徒，实在困难啊。臣希望陛下明诏几位大臣，不仅退朝以后要保持不懈求贤的心意，在政堂之中，也应当各自把所听到、所见到的人才说出来：某人贤能，某人有才，某人适合担任某职，某人适合负责某事。彼此敞开心扉、吐露真情，共同讲明、询问、辨析，把各自心中的意见充分说尽。天天如此，一天就能得到一天的人才；月月如此，一个月就能得到一个月的人才。朝廷如果还不能完全识别，就应当召集侍从之臣，共同开拓视野，深入考察。讨论辨析既已充分，再进呈告诉君主，哪里还会有衡量鉴别不审慎、是非颠倒的情况呢？如今所谓的进拟，也稍微接近这个意思；但范围狭窄而不广，意向偏私而不公正，所以任用的人虽然很多，真正得到的人才却很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舍弃这种办法不去做，却把一切推说成‘当今世上缺乏人才’。韩愈说过：‘是真的没有千里马吗？还是真的不识别千里马呢？’臣也说：‘果真是缺乏人才吗？还是缺乏识别人才的人呢？’愿陛下和几位大臣更加用心。秘书少监袁甫上奏说：‘臣听说，天地发生变化，草木就繁茂；天地闭塞，贤人就隐退。陛下刚刚实行新的政治变革，正是天地变化、人才兴盛的时节。臣私下感到奇怪，近年以来，各种物产日渐衰耗，百姓忧愁困苦，大多数人都无法生活下去。臣承蒙任职地方十多年，在江东时亲眼见到凋残困苦的景象；后来改任富沙守，所见情形又比江东更加严重。不久奉命入朝奏事，途中经过三衢，看到那里与臣七八年前代理知州时相比，气象大不相同，还可以推说是盗寇造成的。等到回程抵达四明，萧条的情状却同三衢一样，人人叹息，家家哀叹，连年老的人也说从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形，臣心中十分惊骇。天地生育万物，怎么会有终极穷尽的时候？如今物产耗损而且昂贵，气象萧条，难道没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吗？遍查史册记载，大体上，物货减少、城邑荒凉，往往不见于国家隆盛之时，却多见于衰乱末世。国家隆盛时，公道显明，众多贤人汇聚而来，分布在各个职位上，盛大而光彩；凡是宇宙之间凝聚形成的事物，无不呈现祥瑞之气，于是上天不吝惜其道，土地不吝惜其宝，物产繁多丰足，这只是天地变化所产生的后续效验罢了。’ 到了衰乱末世，奸佞虚伪之人肆意活动，贤能智慧的人郁结不得志，上下苟且玩忽，精神风貌萎靡；凡是显现于天地之间的事物，景象都局促而不舒展，物产闭塞而不流通，没有日益清明昌盛的趋势，反而呈现日渐消耗、月渐削弱的形态，这也是事理所必然的。贤才多，国家就滋润丰厚；人才少，国家的精华就会枯竭。已经发生的事实验证，清楚可见。如今难道不是贤才很多吗？自从实行变革以来，招来年高有德者，提升尊崇俊秀贤良之士，完全改变了天地闭塞、贤人隐伏的征象，本应产生天地变化、万物繁茂的效果。可是现在贤才众多，物产和民情却仍然焦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气数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或者其中有非人力所能挽回的原因吗？还是说由衰转盛，必须有扭转造化的妙用，并非当时贤者所能做到吗？否则，众多俊杰虽然聚集在朝廷，但分配职务、授予任命不能各得其所，是旁观的人多而承担责任的人少吗？又或者陛下虽然有喜爱贤才、乐于善事的念头，却不免表面恭敬而内心疏远，使那些有所抱负的人实际上不能施展吗？这些原因中一定有一两个存在。臣又私下有一层隐忧，深恐岁月悠悠过去，功绩和成效仍未显现，陛下看到在朝之士，也就是所谓醇厚儒者、素有雅望的人，几乎没有提出救弊图新、奇谋创新的奏议，最终将渐生厌弃之心，另行寻求那些敏捷锐利、有才干、善于谈论利害而又多有机谋的[缺字]人来任用。

译譬如一个人患有沉重久病，受到风寒暑湿侵袭，他得病本来就不是一天的事，逐渐积累消耗，生机只剩一线。气象萧条，是疾病的症状；人才，是医生；谋划，是药方。假如有一位良医，还没有把他的药方全部用完，就突然换了另一位医生，杂乱试药而轻率施治，那么刚刚产生的一线生机，还能剩下多少呢？今天所任用的人就是这种情形，而采用他们的谋略却还没有真正做到。陛下为什么不召集朝廷中的贤俊之士，像庆历年间开启天章阁、供应笔札那样，让他们分别陈述当今政事的利弊：怎样振兴朝廷的纲纪？怎样充实国家的财政谋划？怎样救济百姓的急难？怎样壮大边疆的形势？要察看脉象、观察症状，针对病情用药，务求确切精实，不要从事空谈。皇上选择其中最切实可行的意见，使他们各自竭尽力量、承担责任，考核功劳，计算成效。凡是排列在各个职位上的人，都不至于虚度光阴、粉饰太平；这样每件事都会振作起来，每种物产都会恢复生机。过去血气的衰弱，没有不转变为强盛的。假如只是羡慕贤人众多的名声，却没有群臣共同努力、振作辅政的实际行动，使贤者仰望屋梁暗自叹息，让奸邪苛刻的言论得以乘隙而入，那么元气先受损，血气也会随之衰败；这种消耗枯竭，绝不会只像今天这样而已。臣来自远方，不懂得避讳，把内心的话全部说出，只希望陛下坚守变革以来求贤若渴的最初心意，不要使它稍有转移。君臣上下都苦心竭意，共同研究、谋划此事，将会看到和气熏蒸而达到太和，百姓和万物苏醒，享受天地变化、万物繁盛的成果，消除闭塞隐伏的祸端，这不过在转变心意之间罢了。希望陛下坚定相信并努力实行，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洪舜俞进献汉武帝、汉顺帝的史故事说：‘皇上正想任用文武人才，求取他们唯恐来不及。起初用蒲轮车迎接枚乘，见到主父偃便感叹不已。群士都仰慕归向，奇异人才纷纷出现。卜式从牧羊人中被提拔，桑弘羊从商人子弟中被擢用；卫青从奴仆中奋起，金日磾从投降的属民中出仕。这些人也就是过去傅说筑墙、宁戚饭牛一类的人，已经很清楚了。汉朝得到人才，在这个时期最为盛大。儒雅方面有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实守行方面有石建、石庆；质朴正直方面有汲黯、卜式；推举贤人方面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令方面有赵禹、张汤；文章方面有司马迁、司马相如；诙谐方面有东方朔、枚皋；应答方面有严助、朱买臣；历法算数方面有唐都、落下闳；协调音律方面有李延年；筹划谋略方面有桑弘羊；奉命出使方面有张骞、苏武；将帅方面有卫青、霍去病；接受遗诏辅政方面有霍光、金日磾。其余多得无法全部记载。因此汉朝兴建功业、制定制度、留下文章，后世没有能够赶上的。’ 顺帝知道怎样识别才能并加以任用，所以士人能够尽情施展才华。天下人都仰慕他的风采，于是准备黑色与赤色的币帛等礼物，聘请南阳樊英。天子亲自降临寝殿，设置坛席，尚书引导樊英入见，询问政事的得失，急切推举贤才，谦虚地降低身份以礼相待。于是隐居之士和鄙野之人忘掉拘谨迂腐的姿态，拂拭头巾，整理粗布衣服，期待皇帝旌车的征召。到了后来，樊英能够承接这种风气，俊秀贤能之士都出来任事。像李固、周举有深远宏大的谋略，左雄、黄琼政务才能端正坚实，桓焉、杨厚凭儒学进用，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名，吴祐、苏章、种暠、栾巴是治理百姓的良才，庞参、虞诩有将帅的宏大谋略，王龚、张皓虚心推举士人，张纲、杜乔以正直之道纠正违法，郎顗精通阴阳之学，张衡的机巧方术尤其高妙。东汉洛阳的士人，在这个时期最为兴盛。假使朝廷采纳他们高明的谋略，边疆施展他们的才智，帷幄之中容纳他们耿直的言论，举措都遵循他们形成的法式，那么汉武帝、汉宣帝的事业轨迹，难道还会遥远吗？臣听说，寻求贤才却不任用，与不寻求没有区别；认识人才却不能善于任使，与不认识没有区别。君主有志于治理天下，谁不知道非贤才不能治理、应当急切求贤呢？那些品行和才能足以出仕、足以任用培养的人，也没有不起来响应君主求贤的。海边的大老，直到洛阳的少年，直到隐居东山的高士，直到滞留周南的人，直到站在明廷如鸿鹄、立于华阶如振翅鹭鸟的人，人才并非不盛，但他们的抱负没有全部施展，才能没有全部任用。正如医生把人参、茯苓、白术、肉桂、玉札、丹砂收藏在一个袋子里，药品虽然珍贵，如果使用它们与病情不合，即使聚集起来也没有益处。汉武帝颁下蒲轮征贤的诏令，奇异人才便纷纷出现；顺帝发出以玄纁聘贤的命令，俊秀贤能之士便都出来任事。他们前后喜爱贤才、急于用士的心意没有间断。然而汉武帝所聚集的，有儒雅笃行、质直推贤、制定法令、文章、诙谐应对、历数协律、筹谋出使、将帅辅政等各类人才，共二十七人，汉朝因此兴盛。顺帝所聚集的，有深谋政务、儒学文章、牧民将帅、推士纠违、阴阳机术等人才，共二十人，汉朝却因此衰败。大概是因为汉武帝对于人才才能的长短、大小，洞察其根底，按照各人的特点任用，都能使其各得其所。顺帝只是知道招来人才，却不采纳他们高明的谋略，不容纳他们耿直的言论，也不能让他们施展才智；贤人即使充满朝廷，也不过足以装点视听罢了。诸葛亮曾说：‘亲近贤人、远离小人，是西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士，是东汉倾覆衰败的原因。’一亲近一疏远之间，盛衰就分明了。《易经》所说的损、益，都以十朋之龟也不能违背为喻，说明众多贤人的辅佐。在损卦六五，内心虚静，自我减损，以此顺从处于下位的贤人，就得到大吉；在益卦六二，贤者想把益处献给君主，君主乐于接受他的益处，却还不能完全确定结果。只有坚守正道，坚定等待，直到君王任用贤者、以此享祀上帝，然后才吉祥。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只是聚集天下贤人而已吗？贤人聚集起来，难道也可以只为簪笏相聚的盛况而高兴，却不思考共同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吗？

译徐元杰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天下的事情，没有人才就不能成功。如今在朝廷中寻找，老成旧臣已经凋零；到民间寻找，遗逸之士又散处各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培养造就、振兴人才的想法，那么还有什么人才不能作为资助呢？臣过去听老师说：“君主爱惜人才，必须在他们地位卑微、家境寒酸时加以培植培养，储备起来，作为越级升用的对象。”所以遴选人才一定要极其精细，委任使用一定要适合其职任。师儒教导之官，不可轻率授予；掌管幕府、刑狱的官吏，更要切忌轻易任用。对外的监司、郡守，必须谨慎选择贤能者；内廷的职事官和散官，也应当轮换出任。上至卿、监、郎、曹，再上至侍从、台谏、给舍，凡内外官员以及现任、闲退之人，无不应登记姓名，编入名册。在内，则三省以下都要承担公正考察的责任；在外，则监司、郡守轮流严格执行举荐和黜退的法令。所推荐的确实贤能，就一定奖赏；所举荐的如果错误，就一定处罚。人才如果足以办成事务，即使有机诈，也可以驾驭；如果功劳足以遮掩过失，即使有罪愆，也可以宽宥并录用。从今以后，希望陛下明诏大臣，把内外大小官员分别编入簿籍，全部记载姓名，并列明功过。’ 编制名册时，应当按照职任大小排列次序，每种职任各置一本，放在铨部，留在省府，并上报禁中。这样大概可以按图查考，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如此，遇到缓急之事就可以搜寻人才，官员出入也可以轮换更替，不会再有临事缺乏人才的叹息。这只是在一次更新政务的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诗经》说：‘周王长寿，怎么会不培养人才？’这是在称颂周王数代培育人才的仁德。希望陛下怜悯采纳臣的浅陋意见，赶快谋划。秘书郎许应龙上奏说：‘臣听说天下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人才，君主应当有兼容并蓄的气量。天下的人才，就像十根手指，长短大小虽然不齐，却都各有用途。只要平心对待，不厚重这个而轻视那个，不执着于一种而废弃另一种，那么没有人能够窥测君主用人的偏向，也不会发展到彼此争胜负、相互倾轧而形成结党营私的弊病。过去皋陶论述任用官员的方法，说要广泛接纳、普遍施用，使九种德行的人都出来任事，这样就可以协调四时、成就众多功业。为什么后世君主不知道这样做呢？汉文帝喜好清静，豪杰之士难以与他契合；汉武帝任用才智之士，有道德的人才却被遗漏；汉宣帝崇尚刑名之学，儒学之士不得任用。’ 这都是由于所崇尚的方面有所偏颇，于是不能充分任用天下的人才。总之，君主应当具有像天地一样广大的胸怀，使万物各按其形态显现，洪大纤细、高低贵贱，什么样的都有，哪里会没有呢？只有天地的气量才能容纳它们。天地栽培、倾覆万物，使之生育、成长，各自顺应其禀赋的自然本性，而不把自己的意志夹杂其中。所以万物共同生长而互不伤害。君主代替上天施行教化，只要不先把个人好恶存于心中，那么人才的厚重或浮薄、大小、长短，就都归入天地运化之中。天下既没有不能任用的人才，人才也没有不被赏识的叹息，又哪里会因为结党同异、互相攻击而激起争斗呢？完全实行这一道理的，只有我朝仁祖。庆历初年，人才汇聚而进，党争的议论稍有萌芽。仁祖以如同上天的气量接纳他们，均衡调节，兼容并蓄，使他们不致有一个接一个争起的祸患，而有同心协力、和谐共事的美好局面。因此仁祖在位时独称人才众多，嘉祐年间的治世声誉古今无比，正是这个缘故。唉！人才各不相同，彼此见解各异，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只要一脚踏入军门，便把文士看得像仇敌；刚戴上儒冠，便把武官轻视得如同草芥。刚强特立的人，却把沉静稳重说成苟且容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处理事务周详审慎的人，却把刚强正直说成沽名钓誉。长于吏治才干的人，便把精通经术的人视为迂腐的儒生；专心于学问的人，便把通晓官府事务的人视为庸俗的胥吏。年轻俊秀的人，便把老成持重说成迟钝；宽厚的人，便把严明说成苛刻。他认为对、你认为错，彼此截然相反，确实互不相容。君主以公正对待天下为心，对于人才，只求他们能够办理我的政事、成就我的治理，怎么可以只采用一种而废弃另一种呢？所崇尚的如果偏颇，彼此就会互相毁谤，轮流争胜负。这不仅不足以成就事业，而且清流与浊流相争的祸患，实际上也由此开始。陛下即位以来，召用有德高年之臣，任用名门之后；既荐举贤能，又荐举将帅；既褒奖直言，又褒奖防吏；文学之士任用他们，熟悉吏事的人也任用他们，没有丝毫个人好恶，具有保合太和的用意，当然可以显示皇极之公了。虽然如此，只有天下没有被遗漏的贤才，才可以说达到了至治的极点；朝廷人才众多、吉士充满，才可以建立太平的根基。今日任用人才，固然没有好恶偏向，但所得人才的盛况，果真能赶上古代帝王之世吗？如果还没有，那么招致人才的途径尤其不能不扩大。虽然求贤的诏令屡次下达，荐举人才的文书纷纷而来，但人情容易偏私，很少有人能够据实荐举。孤单贫寒、缺少援助的人没有途径自行显达，清静退让、不与人争逐的人也难免被遗漏。臣希望陛下进一步通达四方的耳目，大力开辟众多正直之士进言的渠道，使担负荐举责任的人都以至公为念，选拔最优秀的人才，不遗漏一个，以供陛下选择任用。这样，俊杰贤能都在官位上，百官彼此以为师法，就应当可以和古代盛世相媲美了。希望陛下和大臣赶快谋划此事。度宗时，咸淳八年，秘书少监高斯得上奏说：

译臣听说，上天所生的人才，哪个时代没有呢？只在于君主是否殷切急迫地寻求他们罢了。如果能够用最真诚的心感动他们，用意气来招致他们，他们将会像云聚雾集一样前来，供我们任用，哪里会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呢？古代帝王且不说了，像汉武帝那样，求贤如同饥渴，也是世间少有的贤明君主。他起初因受到董仲舒言论的感动，命令各郡国荐举孝廉；从此以后，茂材异等之科、贤良文学之选，诏书没有一年不下达。于是群士仰慕归向，奇异杰出的人才纷纷出现，文臣武将整齐地排列在朝廷之中。公孙弘、董仲舒、儿宽擅长儒术，司马迁、司马相如擅长文章，汲黯、韩安国、郑当时善于议论，东方朔、徐乐、严助善于应对，卫青、霍去病具有将帅谋略，苏武、张骞善于奉使出行，其余人才多得数不胜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十人〕 所以汉武帝能够对内修明各项法度，对外抵御四方夷狄；制作文章，具有三代的风范；扩展疆土，达到万里之广。史官记述这件事，说他想要任用文臣武将，寻求人才唯恐来不及；汉朝得到人才，在这个时期最为盛大，确实如此。蔡邕处在汉灵帝朝，那大概已经是汉朝的末世了。当时，乐松、贾护多次招引品行不端之徒，在鸿都门下待制，灵帝都破格授予他们官位；又招取市井商贩和小人，称他们为宣陵孝子，共有几十人，全都授为郎中。后来因发生灾异，灵帝命群臣陈述政事要务，所以蔡邕以汉武帝时代名臣辈出、文武并兴作为回答，想借此劝灵帝弃置无用的小才，寻求治理国家的贤士。灵帝昏暗无能，哪里能够懂得这些呢？臣曾因此想到祖宗朝的事情：当时名臣辈出，文武并兴，难道比汉武帝时逊色吗？只有我朝仁祖，圣明的气度如天般宽广，广泛招揽俊杰贤能；德望方面有富弼、文彦博，威略方面有韩琦、范仲淹，谏诤方面有蔡防、余靖，文章方面有欧阳修、苏轼，事迹载于国史，无法一一记载。后来这种气脉传到元祐，流传的风尚影响到淳熙，名公巨卿前后相接，丰芑数世的仁德，真是盛美啊！陛下继承三位祖先的基业，日夜思念英俊人才，应当得到文武名臣，以兴办事业、建立功业，使祖宗更加光耀。然而环顾朝廷内外，仍似乎有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之处，难道是至诚喜爱并任用人才的心意还没有充分显现，兼容并蓄、广泛施行的道路还没有充分拓展吗？臣希望陛下扩大圣明的听闻，彻底打开四方进言之门，使正气汇聚，那么天下就没有遗漏的贤才，哪里还会忧虑治理功业不能成就、外患不能消除呢？蔡邕侍奉昏暗的君主，他的话不能实行，是应该的。陛下既然采纳了蔡邕的言论，所以臣才敢仿效蔡邕，列举祖宗朝的事情来禀告陛下，希望陛下斟酌采纳。臣不胜恳切之至。度宗时，端明殿学士牟濚进呈《王岩叟上哲宗论求贤当去六蔽故事》说：臣恭敬地观察，自古以来太平之世，天下人安乐无事，每天都在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域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是君主清心明理，以至诚取得任用贤才的功效。事情没有不合乎道理的；内心清明，道理自然显现。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贤才，至诚到了，贤才自然会来。臣恭敬地想到，陛下临朝处理政事已经多年，是非不能迷惑您的听闻，邪正不能扰乱您的面前，不劳费聪明而万事都合乎治理之道，这是因为内心清明而能洞察事理。陛下不要以为天下的贤才都已经在这里了，于是求贤之心便满足；也不要以为即使有贤才也不容易招致，于是求贤之心便懈怠。陛下应当内心笃守这种至诚来勉励自己，对外告诫那些同德协心的大臣共同寻求贤才。臣认为，没有得不到贤才的道理。然而古代有所谓六种蔽塞，不除去它们，天下贤才终究不能全部得到：稍有私心便是一蔽，固执偏见便是一蔽，局限于狭隘心胸便是一蔽，喜欢亲附自己的人便是一蔽，存有自以为贤能之心便是一蔽，以尊贵自居、简慢待人而不亲近众人便是一蔽。这些都是求贤的困难之处，陛下不可不知道。希望陛下深切诏告执政大臣，使他们在上面与陛下一同具有清心至诚的美德，并警戒六蔽的祸患，那么天下的贤才，无论远近、隐藏或显达，都将被得到并为朝廷所用；贤才接续贤才，将是宗庙社稷的福分、百姓生民的幸运，与天地长久相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四十一年〕 臣听说，尧舜的仁德并不是平均地爱所有人，而是首先急于亲近贤才。孔子说，广泛施予恩惠、救济众人，即使尧舜恐怕也还会感到难以做到。天下极其广大，百姓万物极其繁多，圣人怎么能够逐一救济每个人呢？只有亲近贤才才是爱护百姓的根本，这就是尧舜把它作为最急迫要务的原因。陛下即位以来，诏令反复恳切地告诫，与士大夫重新开始；征召贤士的弓旌四处发出，召集正直端方的人士，也已经分布在朝廷的官列之中了。陛下还日夜求贤，唯恐时间不够，亲自挥写诏翰，勉励晓谕近臣荐举贤士，这真是尧舜求贤用贤的用心啊。臣私下认为，哪个时代不产生人才？哪个人才不能在当世被任用？而荐举人才本来就是近臣的职责，难道还要等待陛下反复恳切地勉励晓谕吗？先皇帝在位四十一年，培育丰茂的嘉禾，为圣子神孙打下基础，恩德极其深厚；按理说应当一有求取便有响应，一经选取便得到任用，怎么会到了有人感叹人才寥落的地步呢？臣看到王岩叟向哲宗皇帝进言说：愿陛下不要以为天下的贤才都已经在这里了，于是求贤之心便满足；不要以为有贤才却不能招致，于是求贤之心便疲倦；并且最终要除去六种蔽塞，以招来天下众多贤才。王岩叟之所以勉励他的君主以至诚求贤，正是仍然担心君主有所蒙蔽。

译如今圣君与贤臣相逢，上下同心同德，明白通达，决不会受到蒙蔽，有所感召就一定得到回应，有所倡导就一定得到应和。一定会有人把别人的优点看作自己的优点，替陛下登用、推荐人才。贤才希望得到君主、推行自己的道，也正如圣明的君主希望得到贤才共同治理天下一样。只怕他们不能自行显达罢了。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人，难道有人会舍弃他们吗？这不正是陛下对近臣的期望吗？不过，寻求贤才却不任用，和不寻求没有区别；任用贤才却不信任，和不任用没有区别。唐代李绛说过：贤能的人就应当委以重任，既已任用就应当长久任用。贤才处于中立而缺少助力，举荐与自己同类的人，便会遭到不肖之人的怨恨；杜绝群小邪曲，怀有奸心的人便会嫉妒；统一制度，贵戚便会诋毁伤害；纠正过失，君主便会疏远、猜忌。正因为这样，任用贤才哪里是容易的事呢？李绛的话真是至理之言。臣希望陛下近取王岩叟的言论，远察李绛的议论；对于贤才，内心真诚地寻求他们，内心真诚地任用他们，那么天下的贤才就会到来了。希望陛下留意。元世祖至元年间，翰林集贤学士程钜夫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用尽天下的人才。所以说，树立贤才没有固定的范围，广泛招来俊杰贤能。如果把人才限制在某个地域，按某种技艺征召，即使说是在用人，实际上仍等于没有用人。国家既然已经统一了江南，南北人才理应参用，可是环顾朝廷内外，为什么人才还如此寥寥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地处疏远之地，便因此轻视他们吗？这是群臣的私心偏见，不是陛下至公的气度。臣怎么知道呢？臣过去在江南，多次听到明确的诏令，一次说是寻求优秀秀才，另一次也说是寻求优秀秀才；可是把优秀秀才带到陛下面前的，能有几个人呢？江南并不是没有士人，也不是陛下不喜欢士人，而是群臣辜负了陛下。况且陛下派遣使者到江南时，郑重告诫他们说：‘寻求优秀的人。’所谓优秀的人，大到可以在当世任用，小到可以在具体事务中验证，大概没有什么不能包括的。然而凡是出使的人，都昏昧浅陋、愚蠢见识短浅，不能理解圣上的高明见识，只把卜筮相面者、药工、伎艺之人当作优秀人物中的最突出者。这算什么呢？他们不但不能领会圣上的见识，反而使远方有见识的士人或许因此用浅陋的眼光窥视朝廷，臣私下对此感到羞耻。臣虽然愚昧浅陋，还不足以称为优秀的人，但世人所谓的优秀人才，假如没有也就罢了；如果有，臣一定能够识别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三。《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四。明代杨士奇等编撰。识别人。齐桓公晚年，管仲病重。桓公问群臣，谁可以担任相国。管仲说：“没有谁比君主更了解臣下。”桓公问：“易牙怎么样？”管仲回答说：“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君主，不合乎人的常情，不可以任用。”桓公问：“开方怎么样？”回答说：“背弃亲人来迎合君主，不合乎人的常情，难以亲近。”桓公问：“竖刁怎么样？”回答说：“自行阉割来迎合君主，不合乎人的常情，难以亲近。”管仲死后，桓公任用了这三个人。三人专擅权力。桓公死后，易牙进入宫中，与竖刁趁着宫内的宠幸关系杀死群臣，拥立公子无诡。宋国攻打齐国，齐人杀死无诡，拥立孝公。孝公死后，桓公的弟弟潘借助开方杀死孝公的儿子，拥立潘为君。鲁哀公问孔子说：‘当今这个时代，君子中谁最贤能？’孔子回答说：‘卫灵公。’鲁哀公说：‘我听说，他在内宫之中，姑母、姐姐和妹妹都没有分别。’孔子回答说：‘臣观察的是朝廷上的情况，还没有考察他的内宫。卫灵公的弟弟叫公子渠牟，他的智慧足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他的信用足以守住这个国家，而卫灵公很爱重他。又有一个士人叫王林，国内有贤人，他一定推荐并任用，没有不能通达的；如果不能使其通达，他就退下来与贤人分用自己的俸禄，而卫灵公尊重他。又有一个士人叫庆足，国家有大事，就推荐他出来治理，没有不能办成的，而卫灵公喜欢他。史防离开卫国后，卫灵公的宫室空了三个月，不弹琴瑟，不享乐，等到史防回来，然后才恢复正常。臣因此知道卫灵公是贤君。’卫侯在楚国时，北宫文子见到楚国令尹围的威仪，对卫侯说：‘令尹恐怕将不能免祸。《诗经》说：“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是百姓效法的准则。”令尹没有威仪，百姓就没有准则。百姓不以他为准则，他却处在百姓之上，就不可能长久。’卫侯说：‘说得好！什么叫威仪？’北宫文子回答说：‘有威严而使人敬畏，叫作威；有仪容而可以作为人的表率，叫作仪。’ 君主有君主的威仪，他的臣下既敬畏又爱戴他，把他作为准则并加以效法，所以能够拥有国家，获得长久流传的美名。臣下有臣下的威仪，他的下属既敬畏又爱戴他，把他作为准则并加以效法，所以能够守住自己的官职，保全宗族、使家庭安定。依此类推，以下各级都是这样；有了上下之间的相互巩固，才可以长久安定。’《卫诗》说：‘威仪端庄美好，不可挑剔。’这是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各有自己的威仪。《周诗》说：‘朋友之间互相扶持，以威仪相互教导。’这是说朋友相处的道理，必须用威仪彼此教诲。因此，君子居于职位时令人敬畏，施舍恩惠时令人爱戴，进退有法度，周旋有准则，容貌举止值得观瞻，做事可以效法，德行可以作为榜样，声音语气令人喜悦，举动有文采，言语有条理，用这些来面对下属，这就叫具有威仪。楚庄王时，有一个善于观察人的人，他所说的从没有失策，名声传到了国君那里。楚王召见他，询问其中的道理，他回答说：‘臣不是能够看相，只是能够观察一个人的交往。一个平民，他交往的都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厚谨慎并敬畏法令的人，这样的人，家庭一定日益兴旺，自身一定日益安宁，这就是所谓吉人。一个在官府中侍奉君主的人，他交往的都是诚信而喜好善行的人；这样的人，侍奉君主会日益有成，官职会日益升进，这就是所谓吉臣。君主明智，臣下贤能，身边的人多是忠臣；君主有过失，大家都敢于争辩、纠正和进谏。这样，国家会日益安定，君主会日益尊贵，天下会日益富足，这就叫吉主。臣不是能够看相，只是能够观察人的交往。’楚庄王说：‘说得好。’于是征聘四方士人，早晚不懈，最终得到孙叔敖、将军子重等人，安排他们担任卿相，于是成就了霸业。《诗经》说：‘贤士济济，文王因此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曾经教导寡人说：“家境贫困就会思念贤良的妻子，国家混乱就会思念贤能的宰相。”如今我要任用的不是魏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臣听说，地位卑下的人不谋议尊贵者的事情，关系疏远的人不谋议亲近者的事情。臣在宫阙门外，不敢承担这个询问。’魏文侯说：‘先生遇到事情不要推辞。’李克说：‘这是君主没有考察清楚的缘故。平时相处要看他亲近什么人，富贵时要看他把财富给予谁，显达时要看他举荐谁，困窘时要看他不做什么，贫穷时要看他不取什么。考察这五点，就足以判定了。’魏文侯说：‘先生回去吧，寡人的宰相已经确定了。’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正以音乐为乐。魏文侯说：‘钟声不协调吗？左边的声音高。’田子方笑了。魏文侯问：‘您笑什么？’田子方说：‘臣听说，君主明智，就以任用贤能的官员为乐；君主不明，就只以听音乐为乐。如今君主精于辨听声音，臣担心君主会因此忽略官员的任用。’魏文侯说：‘说得好，我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 汉文帝立即召见田叔，问道：“您知道天下的长者吗？”田叔回答：“臣哪里足以知道呢？”皇帝说：“您就是长者，应当知道。”田叔叩头说：“原云中郡守孟舒，是长者。”当时，孟舒因匈奴大举入塞、云中盗贼尤其猖獗而获罪被免职。皇帝说：“先帝任命孟舒做云中郡守已经十多年了，匈奴曾经入侵一次，孟舒不能坚守城池，白白使数百名士卒战死。长者难道本来就是杀人的吗？您凭什么说孟舒是长者？”田叔叩头回答：“这正是孟舒成为长者的原因。贯高等人谋反时，朝廷下达明诏说：‘赵国有敢于跟随张王的人，诛灭三族。’可是孟舒自己剃发、戴刑具，跟随张王赵敖，无非是想替他以身赴死，哪里还会想到自己要做云中郡守呢？汉朝与楚国相持时，士卒疲惫不堪；匈奴冒顿刚刚征服北方各族，又来侵扰边境。孟舒知道士卒疲惫，不忍心再发出出战的命令，士卒们却争相登城赴死抗敌，像儿子为父亲、弟弟为兄长那样。因此死了数百人。孟舒难道是故意驱使他们作战吗？这正是孟舒成为长者的原因。”于是皇帝说：“孟舒真贤能啊！”又召回孟舒，任命他为云中郡守。汉武帝征和元年，赵王刘彭祖去世。彭祖宠幸的淖姬生了一个男孩，号称淖子。当时淖姬的哥哥是汉朝宦官，皇帝召来询问淖子这个人怎么样。宦官回答：“这个人欲望很多。”皇帝说：“欲望多，不适合统治国家、治理百姓。”皇帝又问武始侯刘昌：“他怎么样？”回答说：“没有过错，也没有声誉。”皇帝说：“这样就可以了。”于是派使者立刘昌为赵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