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六

译允文又论述亲自前往唐州、邓州处置修城工程，上奏说：“臣奉到圣旨：目前荆襄别无其他事务，可以命虞允文、赵撙、王宣依旧返回襄阳府，仍然处置两军官兵轮番休息之事。臣恭敬地遵依圣训，查考荆鄂两军的人马，以及统制、将、副等官，都是分作两班轮流休息。第一班自四月二十三日以后陆续各自回到本寨，也已经参照各军惯例酌量发给犒设费用；唐州第二班修城的官兵也已经返回襄阳，照旧入教训练。臣于五月初二日，赵撙、王宣于初六日，各自返回襄阳完毕。臣自去年秋初到襄阳以来，询问访察边防利害，凡是懂得军事的士大夫都说：湖阳是个小邑，没有二三十户人家，又没有城墙，不是必须守卫的地方。近来鄂州军在东北一面开挖壕沟，也没有一寻一丈那么宽，意思只是遇到缓急时退守襄江，实在危险而令人忧虑。只有唐州的方城有大山和树林，可以作战，也可以据守，确实是古代的楚国边塞，民间也称为方关。如今郡中没有城池，各军没有可以保守家业的地方，粮食运输又全靠民力，常年都有供应不足的忧虑。诸将常常以此作为借口；臣后来从容询问他们，诸将也说形势险要之地应当在方城，只是果然以粮食困难为理由。”},{ 臣既然已经确切知道情况如此，当时敌兵逼近边境，日夜训练将士以等待交战，其用心不可再议论其后果。臣僚上奏请求修筑边州城墙，十月二十七日奉到圣旨，命制置司办理。臣因为和战尚未确定，措施尚未能够实行，但修筑唐州城的举措从未敢忘记。今年正月初三日、初九日，臣两次具奏说明大略，只等和战有了定论，才兴办工程。到三月十一日，金字牌递到御前、降到都督府的黄榜传来，臣才敢派赵撙亲自前往唐州规划、估算工程材料。到三月底议定回来，分军为两班，趁四月内暑气还不盛时开工修筑，一个月内完工。因为五月以后是大暑大雨，八月以后又迫近防秋，不能让战士再去承担其他劳役。当赵撙修筑唐州城时，虽然探报说敌兵向内地迁移而远去，但敌人可能出其不意，乘我士卒疲劳，在仓促之间逼近我军城下，这不能不深思。因此王宣带轻装部队屯驻方城，名义上是修筑方城、赭阳陂以供屯田之用，实际上是把侦察哨向远处派出，谨慎防备敌人突然奔袭冲击的祸患。其他要害之处也派遣偏将设伏，正是为了使修筑唐州城的军心暗中安定，消除意外变故。臣既然先奉到御札，命臣每件事都亲自到场，又有两位大将到边境，而臣独自住在内郡，敌人一定会认为臣胆怯，日后来犯时便会产生轻视之心。又看见陛下分别命令两位宣谕使前往淮河东西处置事务，臣哪里敢偷安？臣只是极其害怕边境最远处的危险，又忧虑盛暑中出行罢了。臣到唐州后，赵撙、王宣得到探报：敌帅听说官军大将驻防唐州，敌军内部奔走惊扰，很是怨恨富森的军械；我方使者又担心我军袭击他们，于是敌军引兵后退数舍。而萧定远竟带四千骑兵逃往汴州。众人都说敌人的势力已经衰弱到这种地步，而臣私下自笑的是，只能料到敌人会来进攻，却料不到他们会逃走。大抵没有事情时，也要时刻思考可能发生的忧患，不敢懈怠疏忽，这样才能供有事时使用。如果自以为无事，因循拖日子，那么一旦事情发生，即使耗尽昼夜之力，也有来不及办理的事情。如今唐州、邓州二城以及樊城，都已经完工；其余小型敌楼、炮座之类，交给戍守士兵陆续修筑。泌河的粮船首尾相接地逆流而上，全年都可以不役使一个民夫。到了秋季中间，无论交战还是防守，必定能取得万全的利益。如果朝廷一定要放弃这两个州，臣已经具文申报，请求另行派官办理。何况臣自身困顿蹇滞，百病交相侵袭，饮食一天比一天减少，憔悴得形销骨立，不能充分施展报国的志向，也不能在日后尽力，以等待陛下差遣的命令。庄周说：‘知道事情无可奈何，就把它安然看作命运。’臣已经多次具奏，仰求上达天听，请求陛下赐准罢免职务，让臣早日回到蜀地，以便医治服药，保全余年，也保全晚节。臣岂敢忘记陛下今日使臣得以保全性命的恩造？臣如今抱病勉力行至郢州，伏望陛下以睿智慈恩察看前次奏章，特别赐予施行。允文又论述唐州、邓州不可放弃，上奏说：“臣身处极其偏远之地，幸蒙两位圣上特别的知遇，始终受到异乎寻常的眷顾，日夜思考报答神明般的恩德，实在应当亲自去做。如今唐州、邓州二州，名义上是空城，实际上关系到上游的存亡，极为重要。臣不敢只谈它们地势上的屏障、土地的广阔、户口的繁盛以及将来进复中原的道路；单有一件利害关系极为紧要，不敢不奏报。臣去年秋天到达汉水上游时，防守部队虽然单薄，但之所以还不至于忧危，是因为当时认为敌人一定会把颍昌、襄城、郏县作为驻屯家计之地，距离襄阳很远；如果敌人引兵深入，粮道迂回遥远，必然要靠人力和车乘运输，不能长久停留。若放弃唐州、邓州，敌人把唐州、邓州作为驻屯积粮之地，距离襄阳很近，聚集军队、积存粮食，一旦出兵，半天就可以抵达城下；他们的粮道从唐州泌河顺流而下，直达汉江，就可以同官军长期相持，而汉江的险要又将由我方与敌人共同利用。汉江在春冬月份有三十二处可以踏着浅水小径渡过。臣想亲自沿汉江行走，等到五月水涨时乘船查看；襄州、郢州之间坐船仍有搁浅不能通行的地方，郢州又在江北，现有积粮十多万硕。

译敌人如果在这里分兵驻守，官军被隔在外面，真会有德顺往年那样的忧患。何况京湖粮饷运输的道路就会断绝，秦、蜀之间的马道也不通；敌兵向东可以进入随州，向西可以窥伺荆南，形势横向溃决，我方兵力将有无法支撑的危险。这些都是两路士大夫、军人和百姓共同忧虑的事，臣又亲自逐一走过那些地方，知道这件事确实不能不加以考虑。臣不是不知道陛下已经允许臣放弃这两个郡，臣的责任就会减轻；也不是不知道臣若放弃这两个郡，便可以与当权宰相意见相合，保住官位并希求升进。臣不这样做，却区区坚持进献使自己陷于危险的意见，是因为日后的忧患关系到宗庙社稷，责任重大。如今对于这件事，如果还畏惧、躲避当权宰相，闭口不言，那么臣就辜负陛下，祖宗在天之灵也一定不会保佑臣。臣前后论奏，无不曲折详尽，伏愿陛下审慎思考，缓缓施行。臣现在也派一名官属前往朝廷，详细禀报商议。再想到臣的病已经沉重难治，决不能支撑下去，臣曾在今年春天上奏说，如果朝廷放弃土地请求和议，臣立即辞去官职离开，不敢先辜负陛下。臣如今岂敢背弃这句话？臣扶病勉力亲笔书写这些话，姑且表明臣将死之时也不敢忘记君主的义理，只希望陛下哀怜并深切察看。” 允文又论述固守唐州、邓州的方略，上奏说：“臣近来接到金字牌递到御前、封发至三省枢密院的札子，奉到圣旨，命臣同赵撙、王宣商议，将来敌人侵犯唐州、邓州，应当如何共同防御，分条具奏上报。臣查考，襄阳是吴、楚上游的咽喉之地，唐州、邓州二郡实为襄阳、汉水的藩篱。臣不敢引用古事作为说辞，姑且用近事来证明。在绍兴年间议和时，割让这两个州送给敌人，襄阳的疆界只有几十里，没有一山一水、一城一池可以作为险阻。到绍兴三十一年，金人背弃盟约，刘蕚的军队从唐州、邓州出发，官军没有一处可以交战，一下子敌军便从光化顺流而下，逼近襄阳城下。当时完颜亮的意图并不在襄阳、汉水，只是分兵形成犄角相持的态势。后来完颜亮死了，刘蕚引兵离去，唐州、邓州的百姓开门迎纳官军，于是才能收复这两个郡，重新成为上游的藩篱，这是上天的安排。敌人入侵的道路虽说不止一条，例如从蔡州的确山小路出兵可到比阳，从汝州的鸦路出兵可到南阳，从嵩州的船平、商州虢州的峡口小路出兵可到内乡；然而从颍昌到襄城、郏县，如今已成为敌人的驻屯家计之地；从襄城、郏县到方城，才是敌人入侵的大道。从前唐州没有城，也没有积存粮食，赵撙不得已开挖湖阳的壕沟，一是防备敌骑冲突，二是为了取得仓底的粮食【仓底是地名】。但湖阳没有城可以据守，壕沟又浅又狭，不是能够同敌人长期相持、必须守住的地方。如今赵撙修筑唐州城，城池既坚固又高大，与邓州城内外相互遮蔽、互相援助；泌河又可以用船运输，直达唐州城下。城中既有储粮，官军有粮可吃、有城可守，驻屯的家计稳固，诸军的军心也就稳固了。敌人如果从襄县来窥伺我方唐州、邓州，不仅粮道迂回遥远，还要靠人力和车乘运输，军饷供应比我方困难。若只带少量兵力前来，必定不能进攻我城，守城官军足以击破他们；若带重兵前来，守城官军可以坚守营垒、不与交战，等待援兵到达。大概湖阳的大军向前可以援助唐州城，荆南的军队从新野、南阳出兵与之会合，那么敌人就会腹背受敌，长时间相持，敌粮耗尽、兵力衰竭，只得引兵退却，这岂不是给官军追击袭取的机会吗？有人说：‘敌兵到来时，会从其他道路交错出动，不只进攻唐州、邓州；如果他们不考虑两城坚守，我方官军合并兵势、持重不战，在胜负尚未分明时，敌人还敢从其他道路到襄阳城下，绝没有这样的道理。’ 何况其他道路险要狭窄的地方，各自分派偏师加以保卫；遇到缓急，又派遣神劲弩手协助，从而保全我军主力。凭借地利引诱敌人，敌人到来后不能同我方迅速决战。我方轻兵和忠义兵又抄掠、截断他们的粮道，敌人哪里能够久留？如果他们一定要同我争夺这两个城，即使争夺到手，我也不知道他们凭什么把这作为必守之计。驻兵六七万以上，就没有粮食供自己使用；如果只有两三万人，官军谈笑之间就可以击破他们。士大夫的忧虑，只是担心或许放弃两个郡，使敌人能够把它们作为驻屯家计之地，积聚军队、粮食，环城自守，一旦突然出动，襄阳城未必保得住。至于这两个郡的粮食，依臣看来，从今以后一定不会再成为诸将的忧虑。试比较去年春天和今年春天，已经有明显成效，可以解除众人的疑惑。臣曾经查验案卷、踏勘实地，去年春天调遣两万军队到唐州应敌，不过十天之内，就征发七郡的民夫运粮；各军纷纷行动，仍然说缺粮。今年春天用两万士兵修筑唐州城，积累二十五万工，前后超过一个月，各军吃饱之后，尚有三万多硕粮食现存。这是因为水运的安排比陆运便利得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万人、二万人〕 虽然敌人将从哪条道路来还不能预先确定，但用兵的权变也难以拘泥于一种办法。至于形势所在，有军队可以抵御敌人，有城池可以保护军队，又有粮食可以供给军队食用，这些都足以成为守卫唐州、邓州的根本。赵撙、王宣各自具陈了守御策略，与臣的意见大体相似。谨此一并进呈，希望陛下慈察并采纳臣这次的奏议，再加以详细斟酌，把方略授予诸将，使他们能够竭尽力量奉行，不致贻误事情。伏候陛下圣旨。

译允文又论述固守唐州、邓州的兵力和粮运，上奏说：“臣恭蒙圣恩，陛下赐给臣以及赵撙、王宣一封御札。圣谋宏大深远，圣训坦率明白，而圣恩又没有遗漏，曲折地显示始终如一的眷顾；臣叩拜感激，即使像犬马一样献出一死，实在也不足以报答。臣伏读圣训，看到臣所奏坚守唐州、邓州，而其他道路也有可以入侵的地方，另未见具体条画；这只是针对二郡的全胜之策尚未完备，这是臣愚昧浅陋，近处的考虑有所不及，惶恐充满内心，无地自容。先前三省枢密院的指挥，只询问将来敌人侵犯唐州、邓州时应当如何防御，所以臣的答复只详细说明了二郡，不能广泛援引其他道路一并论述，这是臣的罪过。臣自去年秋天到汉水上游，因诸将说兵力单薄，便同他们共同商议，把各处屯驻的散漫兵员全部收拢，集中到襄阳，作为驻屯家计，观察敌人入侵的道路以便应对，已经具奏说明过了。至于戍守唐州、邓州的兵力，只仍照旧安排，因为两位将领说那里是敌人到来的正路。按旧籍记载，唐州屯兵一千三百多人，方城屯兵二千多人，各由一名统制或统领主管；湖阳则从郢州拨减宋受军五千人前往就粮，只有鄂州军二千四十多人驻屯。遇到缓急时的救援，已经有成规，大体如同朝廷如今所制定的守卫唐州、邓州的上等防御策略。但去年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唐州的粮运靠人力车运送，却没有城池可以环城固守；敌骑一旦突然到来，所谓一名统制率领的三千兵马便无法自保，而湖阳和新野的援兵又恐怕来不及赶到，那么那次溃散就非常令人忧虑了。去年湖阳屯驻的赵撙部兵不过二千人，王宣在邓州的兵也不过二千人，没有一名士兵留守新野。臣先前上奏说：‘守唐州城的官军可以坚守营垒、不与敌人交战，等待援兵到达。’大概湖阳的大军向前可以援助唐州城，荆南军队从新野、南阳出兵与之会合，那么敌人就会腹背受敌。这与赵撙奏章所说的‘在湖阳、唐州一带接连屯驻布置军马，遇到缓急便奔赴争取有利时机’，同臣的奏议也没有什么不同。赵撙上奏说：‘敌人从方城入侵，那么荆州、鄂州两军本来就应当防备并合力应援；王宣分兵应对，敌军进攻的道路自然应当从新野、南阳出来，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样看来，赵撙、王宣的意思大略也是相同的。自从去年冬天我们三人守卫唐州、邓州的防备已经预先确定，前些日子三人的奏章又彼此呈现出来，本来没有大的差异，只是臣等不善于文辞，不能彼此传达意旨，以致上烦朝廷疑虑，这又是臣的罪过。至于泌河的运输，河道狭窄而船只小，装载不多，而且只从三月到七月进行。方城、唐州、湖阳先前所列的常年守戍兵，以及比阳的六百多名戍兵，也应当从唐州陆路运输粮食来供给。每年总共要用粮十一万四千六百多硕。去年以前没有城池用来积粮，又每月要积聚人力进行陆运，所以各军的粮食有时充足、有时不足，将士常常以此为忧。臣今年筹措泌河运输，也不过是按一年所需的数目办理；遇到缓急，分批遣送援军，便有粮食可以食用，至于已经食用的数目，慢慢商议补发即可，不至于仓促调发两路数万民夫。粮食已有十一万多硕，马料又共有六万六千五百多硕。泌河的水力尚且不敢保证一定能完全达到这个数目，哪里能有大量积蓄来资助敌寇呢？襄阳、汉水上游相距遥远，事情的条目又很多，纸上陈述往往顾此失彼，准备了后面的却遗漏前面的。如果不是朝廷列举防务来下问，臣也不会察觉自己的话没有充分表达意思；如今这次奏报又不能不向朝廷明白辨析。臣恭敬地奉到御批：‘唐州不要轻易放弃。’陛下深居九重宫阙之中，却能明察万里之外，啊，真是把道理说尽了！臣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等赵撙、王宣的奏报送到，再把这次应当报告的事项逐一另行具奏。伏乞陛下明察。允文又论述荆州、鄂州两军分班戍守唐州、积储粮食以免征调民夫运输，上奏说：“臣恭敬地接到金字牌递到御前、封发下来的三省枢密院札子，奉到圣旨：四月初让出戍军兵到军已久的留营，最远处的人先行发回，其余人员命令轮番休息；立即办理并上奏，同时预先修缮两军营寨房屋等事。圣恩广大，德意昭明，军士欢喜的声音不约而同地响起。臣除已经遵照施行外，查考唐州最处于边远之地，又是敌兵入侵的要冲；城墙坍塌毁坏，不仅诸军作战、守卫都无法坚定意志，而且每年的粮运也没有城防保障，以至于不得不随时征调民夫往返湖阳陆运，实在严重困扰民力，也使军粮无法接续。臣从今年三月泌河水上涨开始，就筹措船运，如今已经起运二万四千多硕。如果持续转运，到七八月间供将来防守、出征之用，既便利，又免除百姓常年的差役。近来御前降下黄榜，臣立即同赵撙商议，趁本州子城旧基稍加扩展，从本月二十九日开始修筑；把一万人分为两班，每班十天。第一班完工后，就让有家属拖累的人回鄂州休息，第二班也照此办理。如果城墙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其余如乳口、楼橹、泥饰之类，就命令负责戍守的士兵慢慢施工，希望这样可以防止各军长期服役，不至于困苦。荆南军也将把有家属拖累的人分批轮流休息；对于没有家属拖累的人，现已安排他们修筑樊城，使之成为汉江以外襄阳的屏障。必须先使家计稳固，这样在进取时才可以免除后顾之忧。只是殿前司所属的两军现在驻扎在郢州，臣已经发文召集统制官宋受、王公述，等他们到来后当面商议确定，再另行具奏报告。恭请圣上明察。

译孝宗时，允文又论述收复巩州、分兵据守险要之事，上奏说：“臣私下见巩州只是一座孤城，各军攻打，经过四个月仍未攻下；臣担心这样拖延下去，敌人会产生奇谋，便接连与吴璘商议，分拨官军共同出力，务必攻取巩州。臣已于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两次具呈奏子，把事情的曲折原委奏报给陛下。今天得到吴璘的防报，实在是由于陛下凭圣德继承帝位，威灵远播，诸将才能取得成功，这是天下无比庆幸之事。如今熙河路一带百姓可以安居从业，商旅可以通行，马政也可以恢复旧制。又抽调已得官职的军队、弓箭手和忠义人二万余人，分头戍守秦陇、德顺的险要，西面一带由吴璘亲自承担防守，可以确实守住。唯独南山、骆谷各处关隘都已损坏，各处戍守士兵不过十几个老弱之人，群臣士大夫都以此为忧。臣已经与吴璘商议，从利州东路军马中酌情留下 一千五百人，今天已命傅忠信前往办理。臣访察得知，南山以北归向朝廷的人很多，于是委任傅忠信前去招募收编，以壮大军势，消弭盗贼。又兴元是重要之地，不可以完全没有兵马，用来声援各军。” 臣现已命忠义统领官关宝召集义士，搜选强健之人，教习神臂弓，作为战守的准备。虽然据吴璘探报，敌军中每天增加新兵，吴璘一定会向朝廷请求一二万人援助；但臣深深担心襄汉、江淮的军队万一抽调不来，临时又有误解指挥之处，便会措手不及。因此暂且随着事情的发展广泛设置防备，希望最终保全蜀地边境，等候敌方出现破绽再进攻，也好减轻陛下顾念边患的忧虑。” 允文又论述襄阳一面必须预作坚守的准备，上奏说：“臣近来私下听到外廷的议论，说盱眙的探报大多报告平安，襄阳的探报大多报告紧急，大家都对此感到疑惑。臣反复推究这些话，再拿两处的报告相互验证，不能说毫无根据；但臣连日细想，这恐怕不是两位守臣一个谄媚、一个正直，而只是敌人在淮北和京西两处谋划用力有所不同罢了。根据探报，姑且只说聚集粮食一事：宿州、泗州不过二三万硕，而唐州、邓州的积粮却有数十万硕；军队和器甲的数量大体相同，那么我方上游不可不为此防备。如今王宣已经退休，员琦刚到任，襄阳一面应当议定的必守之备不止一项。陛下既已停止派遣王炎，而把此事托付给合适的人选，内外都感到庆幸。臣愚见，王炎一到荆南，便不可轻易调动。若因他赴任，命他从鄂州取道襄州、郢州，凡是边防机要之处，都亲自同将帅、守臣审议确定后奏报，那么以后形成的谋划和皇上的深思都能预先确定，可以没有北顾之忧；而王炎此行，也能使将帅稍稍看见陛下委任托付的意思。臣的狂妄浅陋之言不能自禁，请陛下圣裁。允文又请求筹措清河口的防守，以防敌军的粮船和战船，上奏说：“臣根据陈敏申报，知道他奉圣旨，命令秘密周密地筹措清河口防守战备之事。臣由此仰见陛下掌握江淮要害，圣明的谋划毫无遗漏。” 详细考察陈敏所申报的情况，他说敌人的船只动辄有几百上千艘，顺流而下，凡是稍稍停泊的地方就都是登岸的道路；我军即使想阻挡他们，也会因兵力分散、形势分裂，最终无法抵御。他所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刘锜、刘宝率十几万军队尚且不能守住清河；与其如此，不如增加五万兵力守楚州；如果城池、草料、粮食还没有办妥，又不如增加二万兵力守高邮，分兵屯驻喻口、盐城、兴化、黄浦四处——这就是只打算守高邮罢了。所谓只图容易的地方而不图困难的地方，这一点不可不辨明。敌人多年以来打造战船、训练水战，都在山东；拘收粮船、积聚草粮，也都在山东。从山东出发而供两淮使用的，只有清河口这一处。船只一出清河，不仅能顺流而下，沿途稍有停泊处都可以登岸，正如陈敏所说。即使他们逆流而上，沿着楚州、泗州、濠州到达安丰，淮西的军队也可以得到足够粮食。海陵向南侵寇时，粮食山积在盱眙、濠州，都是从清河出发【隆兴癸未、甲申年间，江东路运输米粮也从淮河上行，沿楚州、泗州、濠州】到达安丰、寿春，供给淮西官军】。如今如果不在用力较少的地方筹措防备，却打算增加五万兵力以后再守楚州，增加二万兵力以后再守高邮，这种打算也是错误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万人、二万人〕 假如朝廷有兵力可以像陈敏请求的那样增加，而敌人的粮食从清河运出，经盱眙向上供应军粮，那么天长一带的敌兵就可以长期坚持；又从盱眙向上到安丰，淮西的军队也可以作长期屯驻的打算。这样增加兵力守楚州、高邮，名义上说是防护通州、泰州、维扬，可以；但若不是为了断绝粮道，使敌人不能长久坚持，就不是上策。赵李左车是善于用兵的人，他想扼守井陉的关口，断绝汉军粮道，使敌人在野外无处抢掠，即使韩信也不敢贸然进兵。臣愚见，左车的策略如今用在清河口，敌兵即使很多，也必定不敢轻举妄动；即使行动，也不敢深入，这是可以肯定的。臣到镇江后，听戚方说，他也一定要守清河口，并画好了图样，想在河口以南依托甘罗城旧址筑一座小堡，藏置车船，等待使用。韩彦直想采用沉船撞击的办法，认为一定要在敌人背弃盟约、开始出船时争夺，这与戚方的说法也相合。他又引荐周明、韩贵来见臣，说这是两个深知清河口地利的人，他们因被责备本军应当自我效力，所以愿意拼死出力。韩彦直因总计事务应当赴朝奏报，想请陛下圣慈亲自下诏询问；如果有可采纳之处，就请迅速裁定施行，或者专门委任韩彦直与戚方共同筹办，希望两淮咽喉能够早日预先设防。此事利害极其紧要，臣冒昧进言，恭请圣上明察。”

译允文又论述德顺守城作战的利处，认为不可轻易放弃，上奏说：“臣在秦州时同吴璘商议筹办，催促王彦、杨从仪合兵，谋取凤翔；又命德顺方圆四十里以内全部清空野外物资，并调发军马，以助军势，已于九月二十日奏报完毕。近来据杨从仪申报，喀齐喀逃入渭州；又据探事使臣伏宏申报，敌军在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之间，再次派游骑在剥马岭一带抢掠，没有得到东西，到晚上便回到营寨。臣于三十日到达河池，恰好看到最近下达的指挥，命吴璘退守蜀口。这固然是根本，而退守后方又是自古以来不容易改变的至理。臣起初同吴璘约定，只命他分兵守德顺的险要，自己率重兵驻在秦亭，形成不可测的态势，正是这个意思。臣已经两次把始末奏报。可是吴璘前往德顺时，先留下二万人在蜀口，留一万人在杀金平，留一万人守大虫岭的天池。天池在大散关之前，与和尚原相对，山势尤其险峻阻塞，又有水草之利，并且处在进入蜀地的两条大道之间，可以从腹背两面抵挡敌人。吴璘说：‘和尚原只能扼守一条道路，以前的筹措还有没有做到尽善之处。’” 今年五月我亲自巡视大虫岭，才得到这个地方，几乎是上天赐予的。至于德顺的险要，从今年春天起用尽兵力才取得，形势上必须争夺，按道理应当牢固守住。如果一旦放弃，不仅会失去三路的土地，三路的兵力和粮食也都会资助敌人。弓箭手二万人是当地土著，不肯把家迁到附近州县；而官军所依靠的粮食，全都仰给于新近收复的边地。自去年九月从秦州出兵以来，未曾从河池运出一粒米越过关隘来供应军粮；各州县城寨目前所管、现存的粮食还有三十余万硕，至于就地购买的粮食还不计算在内。所以七月间我亲自前往德顺，刚选择地利设置防守，就正好遇到敌人，不得不使用兵力摧折敌军锋芒，争夺北山、东山堡的有利形势。如今濠沟深、营垒坚固，敌人死伤很多，德顺完全可以守住；只是每每遗憾兵力不足，不能大破敌军、成就大功。吴璘对臣说的就是这些。臣广泛采听众人意见，再结合自己的愚见，认为按今天的形势，实在不能轻易放弃德顺、退守蜀口。而且吴璘自八月底同敌人相持，已经将近七十天；经过三次大战，敌人不能取得我方一尺一寸的土地。自吴璘回到河池至今又过了半个月，敌人的智谋和力量仍不能有所施展，这说明吴璘的规划筹措已经足以固守，明显的成效必定能够减轻陛下西顾的忧虑。如今士大夫的议论认为，一旦放弃德顺，敌人便会重新取得三路的兵粮，而窥伺蜀口的道路也会更多。从德顺到仙人关下，全是平缓的土坡，沿途都可以看见耕种的田地，道路也都宽阔平直，敌兵可以长驱直入。甲寅年春天，敌人到达仙人关，只停留了十二天，成都百姓已经奔逃到山谷中，不能安居一天。过去的事情仍然可以作为鉴戒。多年以来，我国之所以拥有阶州、成州、西和州，是依仗南北两边的险要约束罢了。如今两国边界的界堠处在秦州皂郊的平川中，没有一条河、一座山丘可以凭借，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臣近来亲自走过这几个郡，发现士大夫的议论确实并非虚妄。如果朝廷一定要放弃新近收复的土地，臣曾经具文申奏，请另选官员交付此事；臣决不敢用卖国求苟且容身的办法。想到陛下继位以来，臣还没有机会一望圣颜，却突然蒙受陛下的圣明慈爱，察知臣的一片孤忠，不肯顺从大臣的意见，赐给臣庇护、保全性命的大恩，还把夔州方面交付给臣，感激到了极点，涕泪交零，更应当发誓以死报答。” 正当要解除职务离去时，臣不敢为了保全自身而闭口不言。恭敬地希望陛下圣明，能够记取臣在万里之外的恳切忠心，这是臣无比的幸运。允文奏论秦陇的军马、钱粮不可弃置新近收复之地，上奏说：臣私下曾考察，诸葛亮使用蜀地兵力时，每年出兵都因粮饷接济不上而不能大有作为，遗恨百代，原因就在于没有得到秦陇地区。诸葛亮的军队一出散关，渭南千里之内没有可以供给的粮食，只好督促军民混合耕种，以作长期坚持的打算。今年春天吴璘到达大虫岭，也因为粮食艰难而退兵，古今情形正相同。诸葛亮的军队一出祁山，所筑营堡在今西和州北面平川中二十余里的地方，既没有险要可以凭借，也没有粮食可以依靠，却想靠木牛流马运输，从蜀地内郡取得供给；他不能成功，并不奇怪。如今天下想谋划恢复中原，臣认为应当从秦陇一带进兵，因为这样可以同时取得兵、马、粮食，兼备古人所缺少的条件。现在吴璘议论轮换戍守，作为长久之计；他守德顺的规划，像守杀金平一样，如果在一两年间修缮、整备、搜集物资，必定可以大举进攻，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前些日子赐给吴璘的亲笔信中说：‘新近收复的土地一旦有差错，敌人的势力就会更加张大，边境事务便没有安宁之日。’ 群臣士大夫异口同声地赞叹，认为皇帝的话多么伟大，明察远及万里之外，超出众人的智虑。如今大家都希望陛下亲自谨密地守护这些地方，并亲笔札谕吴璘：德顺、蜀口的防守，任凭吴璘自己选择，并责成他取得成功；这样吴璘一定能够亲自承担陛下交付的责任，日夜谋划报效。臣福分浅薄、才能短小，刚开始远行出使时，自己知道处境危险。臣向太上皇帝辞行那天，曾奏说：‘臣这次出行，诽谤臣的书信不会止于三箱。’臣没想到今日保全性命、得到生成之恩，竟然突然出自陛下。两位圣主德行相合，自然心意相同。臣子的一点心意，怎么能够报答？因此斗胆秘密倾吐肺腑，略微表达感激上天、承荷圣恩的诚意，实在不敢同议论政事的人争辩是非。臣身在万里之外，危险不亚于累卵。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忠，那真是臣莫大的幸甚。”},{

译允文上奏《陕西事宜状》说：“臣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后，三次据利州西路都统司以及凤州一带屯戍主兵官发给有关部门的紧急重要文书，称敌人聚集在秦、陇、凤翔之间，积蓄的粮食已经很多，已经一两次进行围攻，并扬言要以重兵进犯西和州，分兵从小路入寇皂郊▯场，也有下榜禁止客商旅客通行的文书。将领和士兵大多说敌人有上述情势，过去认为这是即将举兵的征候，于是纷纷制作紧急奏章上报，惊扰圣听，因而造成张皇，远近震恐。臣虽然是书生，极其愚昧昏暗，私下料想敌兵一定不会轻易行动，只是因为去年泗上敌方使者坐索俘囚时，陛下运用神妙的谋略，敌人已经丧失了锐气。就陕西的敌人而言，已经纷扰数月，金银牌、木牌接连不断地在道路上传递；凡是增加兵力、积聚粮食、增筑堡塞，都是为了自我防备，大概是不得不这样做。他们故意制造这些声势作为先声，也只是想使我国境内彼此扰乱罢了。何况如今已经进入春季，敌人的实力尚未充足，和好的利益他们必定不肯轻易丧失，决定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又臣自从到蜀地以来，像西和、成州、凤州这样极其偏远辽阔的边地，平夷守臣中因年老、疾病或残废而不能任职的，已经采纳众议，改用良将；其次，边地统制、统领官中年老或有病的，也都予以铨量考核，选拔有谋略、勇猛的人代替他们。又因为防守拣选以后，入队的都是少壮士兵，臣拨发小贴子钱，分给都统司，用来激励入教训练的各军。臣在利州，又在小贴子中铸造一两重的金钱，分日命令各将的弓弩手争相射击，起初没有人能够射中。一个月以后，各军士卒自然精于练习；近来各将麾下都有人能射中三四箭金贴子。小人贪图利益，不必等到督责、鞭打，都有必争、敢战的意志，于是军队的士气振作起来了。又忠义归正人以数万计，多年来处在被猜疑、被弃置的境地，心中不能安定，难道能免于怨恨吗？如果全部收编安置，事情和力量还不能立即办成；但只要选择敌方有才干、武艺高强、知名的人，安排在臣左右，担任帐前提举一行事务之类的职务，士大夫认为这些人反复无常、难以保全，大多替臣担忧。他们不知道，臣向他们表示不加猜疑，反复不定的人自然就会安定下来。何况那些憔悴忧惧、处境危险的人，正战战兢兢地度日，臣一旦信任并任用他们，给予请给以供养其家，再给予厚赏以坚定其志，他们也一定肯为臣拼死效力。敌人如果不行动，实在是敌人的福分；假如上天夺去他们的魂魄，使他们胆敢成为祸乱的首倡者，那么我军就以正规军在他们面前抵挡，与之相持，再从间道分遣忠义首领潜入敌境，各自联络其党羽，使敌军溃败。” 这样，敌人的腹心内部应当会出现可以乘机取胜的机会，也可以看见利用那些反复不定之人的成效。臣如今约束诸将保持安静，等待事变；万一敌人采取疯狂的谋略，出乎意料地进犯我国境，臣当天就上路，亲临边境要冲，纠集率领三军，愿以一死稍稍报答陛下天地般无法报尽的恩德。臣已经安排马递传送侦察报告，约定成州、凤州、西和到利州，不过两天一夜就可以送达，决不会稍有耽误而失去防备时机。臣既然判断今天敌人的行动只是虚张声势，又担心各军的侦报中或许有已经传到圣听的，所以赶紧具奏此事，乞请陛下特别宽解西顾之忧。上天每日都明察一切，臣内心忠诚，实在是臣子的大幸。” 允文论述敌国政事衰败灭亡、应当更加整治自身，上奏说：“臣前些日子恭敬地承蒙圣恩，陛下特意派遣中使，把姚宪等人的奏札宣示给臣，命臣留下防守。今日发下敌国朝廷的报书，其中言辞和意旨荒谬悠谬，神人都共同愤怒。凡是身为臣子的，按道义应当怎样做呢？臣极其愚昧，只愿陛下对外表示宽容优待，对内更加整治自身罢了。不要等到敌人的机变和防务突然到来，而我方却有准备不足、无力应对的叹息；这样，事情就可以万全。臣曾经询问有见识的士人，他们说如今敌国政事已经衰败，敌国即将灭亡的证据都具备了。然而我们所谓准备不足、力量不够的地方，并不在兵力和财赋。古人论述用兵时，凡是一起归附我方的都是兵力，凡是响应我方、供我方使用的都是财力。但如果不是有大作为的君主，坚定诚心，念念不忘使隆德本固，上顺天意，下巩固人心，就没有办法具备恢复大业的根本。又如果没有确定的规划、统一的议论、严格的军纪、树立君主威严，就没有办法具备恢复大业的作用。只有根本和作用都完备，天下大一统才可以实现。老臣衰病憔悴、昏昧不明，哪里能够懂得当今的事务？姑且因循有识之士的话，效献自己拳拳的忠心罢了。只愿陛下正当开始经营、尚未顺势行动以前，每日更新而不倦怠，天下就幸甚了。” 允文又上奏说：“臣在本月初五日的奏章中说，敌军统帅留下胡昉等敌骑，多次进入我国境内，臣曾妄自断定他们一定不敢深入。如今敌寇退去，果然已经七八天了。据各处侦察报告，虽然说敌人在襄、郏之间增兵运粮，近来却逐渐增多；他们不能深入，最终恐怕没有超出臣的预料。臣自去年秋季到襄阳以后，守边的规划已经确定，只以安静镇守。各军都安稳地驻扎在自己的屯所，吃饱睡安，把熟练军务技艺当作乐事。敌兵多次侵犯边境，擂鼓呐喊，达到三四次，我军也不曾轻易因此调动。与去年春季调发军队相比，大概避免了四万多兵士奔走出入；两路减少的馈运民夫，也以三万多人计算。臣区区的意思是，既然已经掌握敌情，就应当用安静困住他们。他们行动时，我不因此增加兵力；他们离去时，我也不因此撤除戒备；对外显示出不可测度的态势，对内则能够安全保全我方兵民的力量，使他们常常有余力等待一旦之用，希望防守的军队士气振作，百姓之心不至于怨恨离散。自古以来万全的举措，就有在于此的。如今仰仗陛下以道德使天下安定强盛的威势，春季的事务已经完成，秋季防务将要戒严。但臣自己所忧虑的是，衰老疾病日益加重，聪明才智日益闭塞，辜负圣上防守边境的托付而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道路，在圣明盛治之时招来大的谴责，臣早晚都感到危险恐惧，实在有不能自已之处。恭敬地乞请陛下明察。”

译知建康府洪遵论述采石水军的奏札说：臣听说《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自己的国家。”圣人把这句话写下来，作为给天下后世的警戒，难道可以忽视吗？臣私下认为，南方以水为险，所凭借以建立国家的，就是长江。中兴以来，以两淮作为藩篱，以长江作为门户；我方必定要防守、敌人必定要窥伺的地方，有京口、采石、九江、鄂渚。在这几个地方中，只有采石最为重要紧要，为什么呢？因为水流虽然湍急猛烈，但江面实际上狭窄，所以北方人常常觊觎，并企图侥幸取胜。考察过去的事情，隋朝韩擒虎曾带五百人乘夜渡江，捆住陈军醉酒的士卒，而陈军竟没有察觉。五代时期，樊若水牵引绳索横断长江，请求建造浮桥来渡军，我太祖皇帝采用了他的防备建议，于是攻下池阳。金人入侵时，采石受到的敌军攻击最为猛烈，几乎成为无法挽救的忧患。臣任职当涂，曾多次到江边，亲眼察看并用心筹划，私下认为守卫长江的策略，完全依靠可靠的人和抵御敌人的器械罢了。上天保佑我宋，使吴、蜀合为一体，也就没有王濬楼船那样的忧患。万一北方人熟习水战，那么长江的险要就将与我方共同拥有，难道能不因此寒心吗？” 如今采石驻扎的军队，人员和器械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公然占用、私下役使水军，并把这当作理所当然。既然不能让他们专门负责本职，又怎么能要求他们熟习水战呢？船只首尾相接，像鱼鳞一样排列在江岸边，只是徒然造成好看的景象罢了。过去派遣官员巡视检阅，不过是在船只外面涂上红漆而已。更严重的是，有的船钉子断了、船板残缺，轮轴剜损破败，却把它们全部放置在容易相互撞击、急速冲行的地方，这能保证他们一定取胜吗？臣愚昧，希望陛下特别降下圣明的防备指示，挑选优秀的裨将专门负责统领这些人，按时举行水战操练，使其自成一军，不要隶属于其他部门。间或派遣受信任的臣僚考察试验，重重施行赏罚并评定优劣，使器械精良、士卒专一，让他们奋发磨炼，常常像敌寇即将到来一样，这实在是今日最先要办的事务。王之望论述两淮镇守戍防的要害，上奏说：臣恭敬地接到三省枢密院的奏札，其中备录钱端礼奏章说：“近来敌人屡次侵犯，都是从西路入寇，大概是因为濠州、寿州一带正面防守，而运粮船大多从清河进入滁州。如今西路各处部署的要害已经安排妥当，如果严格坚守，就不会导致敌人侵犯。东路滁州一带是最好的策略；假如有敌人漏过防线、奔突而来，那么郭振的全军与西路军马夹击，十分便利。”到了现在，刘宝、郭振彼此照应，临机取胜；遇到两路相连的紧急军情，就以星火般的速度关报，协力同心，不使事情发生差错。” 奉圣旨，三省枢密院把奏札发给淮西宣谕司。看钱端礼所陈述的意见，非常符合事务实际。考察两淮是长江的屏障，利害关系本来一体，尤其不能分成东西两边。朝廷既然派了两位宣谕使，于是形成界限，这是形势所造成的。比如从前宣抚、都督总管两路时，怎么能够分出东西呢？淮南的形势是淮水很不值得依靠，而长江最狭窄的地方就是采石。敌人每每从巢县、和州一带直接来到江边，这是最重要的险要。其次才是六合、扬州一带，因为江道宽阔，道路也稍微偏远。如今西路筹措修治石湖、亭、昭关等处的关隘，使敌人不能到达采石，那么两淮最重要的险要之处，西路已经独自承担了。其余如光州、黄州、桐城等处有很多通道，都必须设置防备。六合虽然隶属淮东，但地界邻近西路，所以臣希望两路相互联系筹措；一旦有缓急，自然应当两路相互策应。这件事臣同钱端礼所说相同，正是今天筹措两淮防务的上策。如果想要固守濠州、寿州等州，使敌人不能侵犯滁州一带，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臣前次奏报，庐州、寿州、光州决不可守；濠州如果敌人大举进入，也必须保住横涧山；而两路中间相互接近的地方，也应当相互联系筹措。” 因为形势有缓急，不能把东西两路分开；敌人奔冲东路六合，必须由西路夹击。如果想固守濠州、寿州，使敌人不侵犯东路滁州，西路又哪里能够独自承担这个责任？滁州是守不住的。既然滁州不可守而要守六合，那么对于寿州、濠州一带，难道可以责令西路保全守住、使敌人不得漏入吗？如今东路刘宝一军扼守水道，外有殿前司一军，人数很多，将来屯驻在扬州。郭振的军队在六合，用来防备这一带地势平阔的地方；然而东西不过一二百里之间，西路疆界却辽阔遥远，边境绵延千里，地势平坦如手掌，又没有城池的坚固防御。如果不占据险要，不懂得使用防守策略，虽有很多人马，也终究不足以抵挡敌人的骑兵。现在张守忠一军屯驻巢县，同戚俊守护石湖岭；王彦屯驻和州，守护旷口、昭关；戚方屯驻桐城，守护北峡各关隘。只有敌兵不侵犯的地方，才可以抽调兵力前往援助。假如敌人分兵，一支侵犯西路昭关，一支侵犯东路六合，那么各处也只能勉强自保罢了。这就是防御不可不严密的原因。所以臣说：西路应当凭借各山的险要来控制敌军锋芒；东路应当扼守清河口来断绝敌人的粮道。” 淮西如果不扼守各山的险要，却守濠州、寿州来屏蔽滁州，这就是刘锜、王权等人前车之覆、后车之辙。如果西路在濠州、寿州之间战败，那么将凭什么兵马同东路在六合夹击敌人呢？西路既然败了，不仅没有力量援助东路，东路、六合、扬州的军队恐怕也不能再支撑下去。如果我方占据关隘、守住险要，不仅可以保全自己所在的地方，敌人知道我方有准备，也未必就敢深入。假使他们前来送死，我方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正好落入我方计策之中，便可以取得胜利。因此臣认为，今天筹措两淮防务的上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与钱端礼所议，大体相同。只是担心淮东指示淮西固守濠州、寿州，要求敌人不得侵犯滁州，将来反而会造成彼此误解。臣愚昧，希望陛下圣慈预先告诫两路诸帅，遇到敌人侵犯两路相近的重要险要之处，双方要互相策应，不得坐看成败。临时朝廷还应更加严格地下达指挥，因为这不是两位宣谕使的力量所能独自办理的。仍请把臣这份奏札下发，按照防御指示执行，希望防止发生疑虑和错误。臣又上奏说：臣于本月初五日戌时，收到御前金字牌，三省枢密院发来有关臣僚奏札的公文。”

译臣看见敌人侵犯淮甸，他们的意图只是想重新夺得四郡罢了。由于我方各部首尾之间应接配合不得要领，于是敌人便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眼下淮甸屯驻的王师不下二十余万，不能说不多。但兵力像星星一样分散、像棋子一样布置，彼此不能联络呼应，有的相隔数百里，所以人人只觉得敌众我寡，既不敢奋勇独进，也不能攻击敌人的要害、袭击其空虚之处，日积月累，只顾为自身打算，终于不能取得尺寸之功，导致敌骑越来越无所畏惧，慢慢向南进逼而不停步，正是这个缘故。臣愚见，希望朝廷对于将帅的任用，不论关系疏远或地位低微，都采听众议，精心审察选择，予以调换。暂且留下戚方在桐城、时俊在巢县，以防敌人分兵乘虚冲击。其余各军将帅全部调集整合，前往敌人大军所在之处迎敌。再派遣善于辩说的人，运用纵横捭阖的说辞，直接到达敌军主帅那里，动摇他们的核心。倘若采取这一行动，不等交锋，敌人一定会叩头请降。辩说一旦施行，他们一定会稍有松懈；出奇兵掩袭，他们一定会奔逃溃败。纵使放纵他们或擒获他们，这也是万无一失的策略。等候诏书和防御指示。闰十一月二日，三省枢密院共同奉圣旨，认为臣僚所论确实说中了今天的利弊，可以命杨存中、王某迅速从长计议，筹措施行。” 臣考察，自敌人入侵以来，夺取城池、杀害将领，没有一件不如愿。我方只谨慎防守，却几乎没有采取措施侵扰敌人。因此敌人少则二三十人，多则几百人，公然任意出没，无所顾忌，使我方不知道应当防备什么，坐困自身，这不是长久之计。臣愚见，希望下令各位大帅，在各自部属中选择有才干武略、胆识勇气和谋略的统制、统领将官一二十员，不得因人情而滥用。每人各给钱一二万，或几千缗；凭这些人马，再各自招募一二千名、或几百名骁勇精锐的少壮兵校。选择有利时机出奇制胜，分头轮番出动，消灭敌人的游军，白天进攻、夜间劫掠，扰乱敌军营寨。可以前进就前进，不要求他们一定攻到什么地方。这样敌人的防备之处就会增多，小股部队不敢再出动，既没有抢掠的利益，也失去砍柴取草的便利，形势必然困窘，不能长久停留，就会出现可以乘用的空隙。如果遇到大股敌军，就把这些人作为军队的锋头；有功者优先赏赐、提拔。总共不过花费三五十万缗，军队的声威就会大振。鼓舞士气，使怯弱变为勇敢，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如果陛下圣慈认为可采纳，请迅速下达指挥施行；仍请拨出桩钱一百万贯，专门充作此项费用，要使各军知道这不是徒具文书形式的事，希望人人都有奋发之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人〕 赵汝愚论述边防，上奏说：“臣仰想陛下凭借英明睿智、世所罕有的资质，慨然立下恢复中原的志向，早晚谋划，留意边防，这是宗庙社稷的大幸。然而臣私下观察今天的规模，大体只是沿用渡江之初的权宜制度，实际上不是祖宗历代圣主固守边防的办法。既然守备没有预先确定，胜负就取决于临时应变，臣实在对此忧虑，所以愿献上自己的狂妄愚见。臣看到自古用兵，正如下棋，方法不过是用谋算多的一方战胜谋算少的一方。祖宗在西北边境，凡是任用什么人、守卫什么地方、养多少兵，历代圣主都反复筹划，形成的制度完备，从近处到远处，层层都有次序。最边远的要害之地设有堡寨；其次有城池守卫。堡寨有巡检、寨主；城池守卫有守将；三路各有大帅，如韩琦、范仲淹一类，都是天下最优秀的人选。他们所征辟的属官，如田况、孙沔、尹洙、张方平一类，也都是当时的名士。因此士大夫都熟悉边地事务，后来往往都能为时所用。兵力强健方面，有本城禁军、厢军，有堡寨土兵，有蕃汉部落，有义勇弓箭手，完全足以作为镇守的准备；实在不得已时，才临时调出禁军来援助，从来没有把全国军队用于一次决战。” 所以一百多年内外相安无事。其间如李元昊父子，杰出而凶狡，不能说他们没有窥伺中原的志向；即使屡战屡胜，最终也不能取得我国一尺一寸的土地，正是因为边防一向严密。如今从西到东，边防绵延数千里，各处空虚，朝廷设置的帅守、供养的士兵，只同内地郡县没有区别。姑且先以两淮来说，缓急关头所依靠的御敌办法，不过是用建康的军队守淮西、镇江的军队守淮东罢了。这正是臣前面所说的渡江权宜之计，而不是祖宗固守边防的办法。当太上皇帝渡江时，长淮一带千里荒芜，没有藩篱屏障可守；当时所依靠来抵御敌人的，只有张、韩、刘、岳几位大将，所以一时的权宜之计不能不如此。如今国家中兴已有六十年，南北形势已经分开，沿淮土地都成了最前沿的边塞；敌人还在那里开垦田地，暗中增加戍卒，以防备我方，那么朝廷怎么可以不讲明旧制，制定固守的办法呢？况且建康、镇江的军队，家属都在江南；如果不深入体察他们的情况，却驱使他们到边境并与强敌相对，前面有强敌，后面没有接应，胜负的命运就像赌博一掷；臣担心箭还没有射出，他们已经先产生保全妻子儿女的心了。” 辛巳年战事中，王权率数万人在合肥，不交战便渡过长江；甲申年战事中，刘宝也率数万人在楚州，不交战便退保。这就是前些日子已经明白显示的验证。陛下看看今日的诸位将领，谁能像王权、刘宝那样统率军队呢？如果不趁现在预先规划，实在恐怕长淮千里将不再属于国家；唇亡齿寒，那时国家将无法保全。这就是臣日夜私下忧虑过度、不能自禁的原因。恭愿陛下讲明祖宗历代圣主的制度，在边防要地崇建帅府，增加设置土兵，逐渐修葺各城，选拔守将，给他们以岁月，使他们从容宽裕地积聚粮食、训练军队，暗中作好防御准备，不要让敌人知道。一旦有事，就让守将和土兵在前面抵挡，主帅和大军在后面接续，使敌人越深入我国境地，越觉得艰难；这样陛下采取守势就能固守，采取战势就能取胜，进可以收复祖宗的疆土，退可以保全大宋的基业。”

译汝愚请求严厉告诫沿边官吏，禁止约束边民滋事，并上奏说：臣近来据金州都统司以及金州上津县申报，自正月初四日以后，有京西路郧乡县和利州路土津县沿边居民，带着老人孩子惊慌迁移，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据探报，有州界的兵马深入郧乡县境内，大约十余里，驱赶掠走税户解成、张四、庞博、张博等人的家属，实际情况还不知道。有人传说是京西路边民争论地界，有人传说是均州、房州有人进入州界抢劫，因此州界派人搜捕。臣分别依据各处申报到的情况，详细记录后已经申报枢密院。臣考察所争的地界，属于京西路，不隶属州界以外的地方。只有盗贼一事，关系利害很深，臣冒昧有些看法，应当具奏陈述。臣看到，从前州界如有追理、索取归正人等事情，州县本来只应遵循旧例，逐级回报。至于本界无赖之人擅自进入州界盗窃、作恶、滋事，就同前面所说的归正人等事情不同。如果遇到州界发来的公文，其中有赃证明确的，州县应当斟酌事情轻重，查找追究，依法处置，希望边境上的无赖之人都知道畏惧，不敢越界滋事。” 州界的人如果听说本朝曾经这样处置，也自然会心服。臣访察听说，沿边官吏大多只求遮掩隐藏，即使明知有人屡次作恶，也不敢检举查办。有的吏人收受贿赂，肆意把公事作为私囊，毫无顾忌。又有不懂事体的人，彼此争强斗胜，专门互相报复，务求凭强力取胜，结果导致州界之人有时以巡察为名，有时以搜捕为说，擅自进入本界驱掠人口，而州县官吏隐瞒不报。上级既不知道，也不过问，那些被掠之人便无从索取追究；臣私下恐怕这样会逐渐造成边境冲突，事情关系边境，不能不防。本司近来多次承接州界移文，追究盗贼之事；有时把作恶者的同伙押回本界，臣当即酌量事情轻重，秘密告谕当地官吏彻底追究，依法处置。如果有人是因采樵误入州界，或者被北界人因为仇怨驱赶掳走，本来并不是盗贼，等查明真实情节后，臣已经具备公文通知州界官司，依照防范指示办理。如果承蒙圣明看出本司前项处置没有不妥之处，恭请特地下达指挥，严厉告诫沿边官吏，禁止约束边民，不得越界滋事。如有违反约束的人，责令州县官经常察觉，依法彻底查办，予以从重处置。”}], 臣听说，猛禽将要搏击时，一定先隐藏自己的形迹；何况在边境之间，尤其应当顾全大局。臣近来根据边境报告得知，北方伪主已经死去，他的孙子继位。从这件事看，恐怕会有新的变动。臣愚昧地恭请陛下远学周文王，遵循养晦待时的办法；近效勾践，卧薪尝胆，报仇于会稽，厚礼相待，谦卑致辞，不怕委屈自己，使对方君臣安然自得、放纵其志，不再把我国视为可怕。然后慢慢观察变化，乘机起兵谋取胜利。这样就是陛下暂时屈身，而能在万世之后伸张志业。惟愿陛下留意，臣将十分庆幸。中书舍人张孝祥论说卫卒戍守荆州的札子上奏道：“臣仰念陛下忧虑上游防务，既把荆州交给刘锜，又对他倚重信任、听从其意见，可谓无微不至。臣近来看到，朝廷为刘锜发布的诏令已有二十多道，例如严令节制军备、给官属颁发缗钱、增加铠甲兵仗等。然而朝廷内外的议论仍说，刘锜最急切需要的其实是兵力不足，希望调卫卒到刘锜所部戍守。从吴地到荆州，山川阻隔、道路遥远；若调发数千人并带着家属同行，人数就会达到几万人。这不但会造成沿途骚扰，也不是向外显示安定的办法。臣愚昧地私下想献一策，认为从远处调取，不如从近处调取，所说的就是夔路。如今各路将兵往往有名无实，臣曾询问此事，只有蜀地兵力最为充盛：成都一万人，潼川六千人，夔路四千人。夔州距离荆州，道路没有险阻；如果调夔兵二千人增援荆州，再调潼川的士卒补足夔路的缺额，并把成都的兵额调出与夔路相同的数量戍守潼川，可以按年轮换，也可以确定下来不再更改。这样，内地没有迁徙的劳苦，外部也没有引起猜疑离间的机会，在几席之间就能调度周旋，而地势险要的力量便形成了。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夔州处在蜀地后方，夔州守备空虚，蜀地就会危险。’” 臣认为不是这样。从荆州进入蜀地，要取道峡中，地势极其险要，人只能像鱼贯一样前进。荆州处在平坦开阔之地，又据有吴、蜀之间的交通要冲；假如荆州果真强盛，谁敢越过荆州而窥伺蜀地？这样，夔州即使有兵，实际上也放在无用之地；把他们迁到荆州，上可以援助蜀地，下可以控制沔州、鄂州。蜀地既无忧，上游防务也牢固，一举而两得，有利而无害。伏望陛下留意，臣将非常荣幸。” 辛弃疾论述阻守长江作为险要必须凭借两淮的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自中兴以来，皇帝驻跸临安，以长江作为险要；然而长江之所以能够成为险要，必须依靠两淮。自古南北分裂的时候，从来没有不拥有两淮而能够保全长江的。那么，两淮的形势在今天难道不是极其重要吗？臣仰念陛下关注边防，谋划恢复中原的长远方略，深思周密、先于事物谋划，考虑没有遗漏。然而臣偶然有一点管见，反复思考得很熟，确实恐怕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惟愿陛下宽容听取。两淮绵延千里，形势像张开的弓。假如敌军骑兵南来，向东奔赴扬州、楚州，向西奔赴和州、庐州，如果我军不能截断其中的联系，那么敌军在东西之间来往，路径直如在弓弦上行走，毫无顾忌。如果我军把中间截断，那么淮东的兵不能救援淮西，淮西的兵也不能应援淮东。假使在形势穷困、力量衰竭的时候，敌军又从淮北而来，那就是走弓背，路线曲折遥远，隔绝千里，势力不能相互接应；一旦进入我国腹地，敌军兵力又分成两支，其失败就可以立刻等待了。古代用兵的人说，军队的形势应像常山的蛇，攻击它的头，尾部就来救应；攻击它的尾，头部就来救应；攻击它的身体，头尾就一同救应。这样以后，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译现在从两淮的地形来说，淮东是蛇头，淮西是蛇尾，淮中的地方就是蛇身。截断蛇身，头尾就不能相救，这是明白的。三国时期，吴人把瓦梁堰作为蛇身，修筑营垒守卫，魏国最终不能战胜吴国，是因为吴国保住了蛇身，而魏国只能攻击淮西一带。五代时期，南唐担心后周军队到来，曾经寻访吴人的旧迹并据守那里；工程尚未完成，后周军队就到了，但南唐仍派皇甫晖、姚凤率精兵十五万人扼守定远县，凭借清流关防守。周世宗也派祖艺皇帝的神武之兵与之交战。敌军骑兵来时，常常先派精骑从濠梁出发攻破滁州，然后淮东的军队才敢进入侵犯；敌军撤退时，只有滁州的军队最后撤走。由此看来，从古至今，南方军队守淮河、北方军队攻淮河，没有不是先派精兵截断淮河中部的。何况如今敌人的形势是，一旦侵犯我国疆境，他们所忌惮的并不是交战，而是害怕我军从他们后方出击。一旦我军出其后方，淮北百姓必然骚动，淮北城池也可以乘机夺取，正如先前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那样。如今陛下在东面修筑楚州、扬州城，在西面修筑庐州、和州城，坚固如金汤，守备所需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然而臣认为，两淮中间仍然没有积储铠甲粮食，形成足以截然分断敌军首尾的有利形势。依臣愚见，应当把淮河地区分成三部分，建立三个大镇，选择沉着勇猛、有谋略、文武兼备的人任职，给他数年时间，放宽对他的约束，让他负责防守。居中的大镇可以节制东西两镇。情况紧急时，敌军攻打淮东，中镇救援，西镇出兵到淮北，逼近陈州、蔡州骚扰敌军；敌军攻打淮西，中镇救援，东镇出兵到淮北，逼近海州、泗州骚扰敌军；敌军攻打中镇，则建康调集全部兵力救援，东西两镇都出兵到淮北骚扰敌军。东西两镇同时受到攻击时，敌军兵力分散、力量削弱，中镇便调集全部兵力进入淮北，逼近宿州、亳州骚扰敌军。这就是苏秦教导六国防守的方法，也是秦人听说以后不敢从函谷关出兵的原因。与各地纷乱、各自在本地作战相比，利害完全不同。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乞请下令两府大臣以及懂得军事的将帅详细讨论，确定建立三镇的地点和实施办法。弃疾又上奏说：臣听说，事情不预先决定，就不能应对突然变化；用兵不预先谋划，就不能取胜。臣认为两淮分为三镇以后，凭借地形和形势相互牵制，足以等待敌人。” 然而守城一定要靠军队，养军队一定要靠百姓。假如有一万人作为士兵站在城上，闭门防守，那么军需财用的供给、衣食的筹办，若不是有一万户人家，便不能供应。过去敌人南侵，两淮百姓常常望风逃跑，流离在道路上，无处安身，饥寒困苦；没有死于战争而死去的，往往有十分之四五。臣认为，两淮百姓虽然稀少，分散开来就不足，聚集起来便有余。假如每州都设城、每城都设守军，百姓分散，力量薄弱，供给必然不足。如果把百姓集中到三镇，那么人数就会多得不可胜计。臣私下估算，两淮户口不少于二十万；征集他们前来，按道理应有一半到达，仍不少于十万。用十万户百姓供养十万士兵，全力守卫三镇，敌人即使善于攻城，若不是倾扫全国而来，怎么能在一年半载之间攻破三镇呢？何况三镇彼此左右援助，横向联系、纵向出兵，边战边守，以牵制敌军后方。臣认为，即使有乌珠那样的智谋、倾全国之力，也将无可奈何，何况其余人呢？所以臣希望陛下把淮南分为三镇，预先把郡县户口分隶三镇。平时让百姓各自居住在本地，经营生计，与平日没有不同；遇到缓急之事时，命令三镇将领分别发布檄文，拘集所属州县的本地民兵和户口，赶赴本镇保卫；把老弱、妻子儿女、牛畜、资财粮食集中到城内，壮丁则发给器械铠甲，命令他们在本镇附近的险要处据守寨栅，与敌军骑兵相互出没。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不与敌人决战，务必在于挫败其斗志、消耗其锐气。大军则庄严整齐，全力等待时机；力量有余就出战，不足就防守。敌军即使强悍，也不能成为我国的祸患。并且这样可以使两淮百姓在仓促紧急之时不至于流离奔逃，只是辗转迁徙、陷入沟壑而死。”},{ 辛弃疾又论述说，荆襄上游是东南的重要地区，上奏道：臣私下观察，自古南北分争，北方军队南下，如果从两淮渡过长江，不战败就会死在那里；如果从上游顺江而下，事情必定成功。因此，荆襄上游是东南的重要地区，这是必然的形势。虽然如此，荆襄合为一体，上游的地位就重要；荆襄分为两处，上游的地位就轻微。上游地位的轻重，正是南北战争成败的关键。六朝时期，财货物资集中在扬州，兵甲军队驻在上游；从襄阳以南、江州以西，水陆道路交错，土地纵横千里，隶属于荆州的地方，都是上游地区。因此，地势没有分割，兵力完整；不必劳师动众对付邻近敌国，国家形势便安定。后来荆襄分裂，梁朝因此灭亡，这是不可不知道的。如今上游的防备也已经很牢固了，但臣却认为，在缓急危急之际，仍然泛泛而谈，没有人真正承担陛下所托付的责任。臣试着说明这一点：假如敌人率领一万骑兵从襄阳南下，冲击上游，我军仓促之间不能抵挡，陛下将要责问谁呢？如果责问襄阳军师，他会说：‘敌人率一万骑兵冲击，臣带七千步兵抵挡【襄阳戍兵中编入队伍、能够作战的人还不到这个数】；大军驻在鄂州，声援来不及，臣想奋力作战，但敌众我寡，无法抵敌，这并不是臣的罪过。’

译如果责问鄂州各军，他会说：‘臣早晨听到警报，晚上就上路，卷起铠甲急行，每天走将近百里；还没有赶到，襄阳已经支撑不住了，这并不是臣的罪过。’如果责问襄阳守臣，他会说：‘臣只是守城的臣子，只知道守城而已；军队自有统帅，作战而不能支撑，敌骑冲击，这并不是臣的罪过。’如果责问荆南守臣，他会说：‘荆南与襄阳分属两路，道路相距很远；襄阳支撑不住，敌骑冲击，这并不是臣的罪过。’这些人一个个都拿这样的说辞来回答，朝廷本来就没有理由因此治他们的罪。既然如此，上游的重要责任究竟由谁来承担呢？陛下为什么不把长江以北的襄阳诸郡划出，与荆南合为一路，设置一名大帅驻守在那里，使土地彼此相接、地势不被分割、首尾互相呼应，专门承担荆襄的责任；再把长江以南的辰州、沅州、靖州、澧州、常德与鄂州合为一路，设置一名大帅驻守在那里，使上面连接江陵，下面连接江州，楼船战舰彼此相望，东西相互贯通，可以前后策应，专门承担鄂渚的责任。责任既然专一，守备自然牢固；遇到缓急危难之时，他们也就没有借口逃避责任了。这样一来，上游的形势难道还不重要吗？对外不失两路的名义，对内又可以形成上游的重要地位，陛下还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不过，臣听说：天下的形势有分有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次分裂、一次统一，难道也是天地消长运行的规律吗？周朝分裂了，周朝不能统一，秦国替它扫除了障碍；汉朝又使天下统一。汉朝分裂了，汉朝不能统一，魏国替它扫除了障碍；晋朝因此又使天下统一。晋朝分裂了，晋朝不能统一，隋朝替它扫除了障碍；唐朝因此又使天下统一。唐朝分裂了，唐朝不能统一，五代替它扫除了障碍，我大宋又使天下统一。既然如此，已经分裂的未必一定能够重新统一，难道不是盛衰相互交替、万物变化必然如此的道理吗？如今敌国人口众多，土地广大，德行不足而力量有余。过于强盛必然衰败，一旦失去控制，必将豪杰同时兴起，天下四分五裂；然后有杰出的人物出来，鞭笞天下，号令海内，替天下扫除祸乱。在这个时候，难道不正是天下将要分裂又将要统一的关头吗？以古代情形衡量今天，盛衰相互交替、事物不断变化，圣人处在这种时候，难道不是战战兢兢、深感危惧，不敢自以为安闲的时候吗？所以臣才敢把个人忧虑和过度筹划的迫切心情陈述出来，希望陛下安居时考虑危患，任用贤能，修治车马，准备器械，使国家巍然具有像金城汤池、绵延万里的坚固防御。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王十朋代人上奏边防事务说：臣听说，居家的人一定要谨慎设置篱笆，并安置皂隶来防备盗贼；建立国家的人一定要守住山海险要，选拔岳牧之臣来抵御外敌侵犯的祸患。如今朝廷把江淮作为屏障，把守帅作为长城。江淮守臣比其他地方的守臣更加重要，应当在文武臣僚中选取那些才干、勇气和智谋方略足以担当爪牙的人，把江淮交给他们。陛下亲自加以敦促遣派，用忠义勉励他们，给他们粮饷，授予他们兵力，使他们坚守至死而不离开，那么我们就有所凭恃而不恐惧，敌人有所顾忌而不敢窥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就一定会被敌人轻视，贻误军政大事也不会少。任命授职时尤其不可不谨慎。又何况川蜀距离朝廷最远，更容易被敌人窥伺。遇到缓急之时，形势上必定不能彼此呼应。兵法中有‘进攻东南，防备西北’的说法；敌人的意图难以测知，臣深恐他们表面声称在这里行动，实际却把心思放在那里。臣认为，应当加重四川帅臣的权力，使他们能够相机处理事务；遇到临机应敌之时，不必请示以后才行动，同时选派大将驻屯重兵在外，作为紧急危难时的援军。这样，陛下就可以减轻西顾的忧虑了。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范成大上奏论述文州边境事务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四蜀沿边的蛮夷，自政和以前，虽然时常侵犯边境，但当时朝廷很少宽容姑息，随即出兵问罪；固然未必每次都有大功，但夷人终究有所畏惧，不敢无故轻易发动侵犯。近年以来，成都府路的嘉州、黎州、雅州等处屡有边境事端，当时的议论认为外部正防备强敌，姑且务求容忍；又因为正在购买战马，不愿阻断夷人的交易习惯，夷人便认为中国终究不能报复，来了就有抢掠的利益，退去也没有被追击的忧虑，甚至反而得到犒赏和财物，比没有叛乱以前所得的还多，因此安然自得，毫无顾忌。蜀地各边，大概从来没有得到过几年无事的安宁。近来利州西路文州境内，有蕃部侵犯寨堡，杀害并掠夺人畜兵士；查访得知，往年也常常如此，官府每每隐忍遮掩，最后不过以和解了事。经查核，这次作乱的蕃部，据边吏夸张地关报上来的情况，其人数也不过三四百人，起初没有防杰酋长替他们谋划，也没有坚甲利兵供他们使用；国家屯驻戍守的大军又紧邻那里，这样一个小小的蕃部竟敢如此跳踉妄动，正是因为他们习惯看见附近发生这种事情的缘故。如果不惜暂时劳师并耗费少量钱财，合力讨伐荡平他们，务求不加宽贷，那么岂只是文州的蕃戎感到恐惧，其他部落也会从此受到惩戒，知道中国不可轻易侵犯；这正是西部边疆数十年安宁的长远谋划。臣已经张榜告示文州，只告谕没有参与作乱的蕃部，并且允许他们自行前来通商，以便瓦解他们的结盟。又听说蕃寇来犯，稍微得不到利益，就依托山林险阻来自我固守；官军深入其中，容易落入奸人设置的便利条件。臣也已经下令，乘着风势焚烧山林，严整军队，清除野外可供敌人利用的物资，然后慢慢利用乡间道路捣毁他们的巢穴。只是议论此事的人有的认为，文州属于买马的地区，恐怕不能立即与蕃部断绝和约，否则可能导致阻隔；臣再三询问考察，茶马司所购买的马匹中，文州所占不过十分之一二，而且马匹品种大都低劣，不能与宕昌相比；再加上这次作乱的首领只是一个部族，即使加以攻讨，也自然不妨碍其他部族互市。即使因此使购买的马匹数量比往年稍有减少，权衡边防利害的轻重，也恐怕自有先后缓急的次序。又有人说，朝廷目前以防备北方敌人为急务，这些小患如同皮肤上的癣疥，姑且可以宽容；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强敌尚未平定，更应先除去心腹之患。诸葛亮难道有一天忘记过收复中原吗？然而他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以平定南中，大概正是出于这个道理。

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如今关外安宁肃静，蛮夷却敢于扰乱发动；假如岐州、雍州一带出现警报，这些窥伺侵扰的敌人将会有什么地方不敢前往呢？臣暂时代理此事，实在不敢把苟且求得几年安宁作为打算，也不敢妄自替西部土地筹划苟安休息的办法。如果万分之一恰好符合圣上的旨意，臣希望由圣上亲自裁断，再赐令兴州都统制吴挺广泛制定方略，出兵讨伐荡平。至于其中的安排、催促、督察等事，臣虽然才能浅陋，也不敢不承担责任。文州所得的数百匹马，即使不能达到每年的额数，也请求暂且置之度外，等到边防安定之后，不必担心马匹额数不能恢复。臣这番浅陋而直率的言论，冒犯了天威，伏地战栗惶恐。陆游上奏说：“臣听说，天下有无穷无尽的变化，但其中有必然的规律。只要默默观察、暗中考察而掌握这个规律，那么事情变化到来时，即使千姿万态，也可以安坐应对而没有忧患。天下的变化中，最幽深微妙、仓促之间难以测知的，没有比雷霆和鬼神更难观察的了。然而雷霆冬天潜伏、春天发作，鬼神白天隐藏、夜晚出现，那么其中必然的规律，即使不用聪明才智也能知道。如今朝廷内部没有有权势的世家大臣，外部没有强藩悍将，所担心的变化，只有金人，大概就在金人那里。金人诡诈反复，即使同族之人也不能完全预测，但臣私下认为，他们的行动也有可以预先知道的规律。为什么呢？宽缓与猛烈相继出现，就像寒暑昼夜必然交替一样。因此，自从金人挑起事端以来，靖康、建炎年间战争接连不断、祸患相继而来，随后便有绍兴和议。通和既久，便有辛巳年金人入寇。入寇失败以后，又有隆兴和议。如今边境安宁，战鼓不响，已经超过二十年，与绍兴年间通和的岁月大致相等。不知这次敌人究竟会遵守和约数十年、上百年而始终不变，还是也会像昼夜寒暑一样必然交替？况且金人建国，以分裂来治理就不能严肃，以恩惠来治理又不能亲附，只有用力量控制、用威势胁迫，才能勉强稍稍安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如今金人力量疲惫、形势削弱，所能发生的只有内乱。内乱如果不是骨肉相残，就是权臣专擅发号施令；再不然，就是奸雄乘机袭取政权。三者只要有一种发生，敌酋便会改变统治政策来取悦本国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陛下虽然聪明英睿，自然会有所处置；然而臣私下观察士大夫的议论，往往庆幸敌人软弱，把这种情况当作安定。不知道双方通和已经二十多年，如同一年将近秋天，却还说衣裘没有必要准备，难道不是危险吗？大体说来，边境防备在没有事情时看，件件似乎都有余力；一旦发生变化，才知道力量不足。伏望陛下与心腹大臣努力谋划大计，日夜勤劳，不敢懈怠，修治兵备，搜求人才，明确号令，严明赏罚，常常像羽书接连到来、兵锋已经交战的那一天一样准备。假如敌人果真发生变化，最好的结果是扫清燕地、代地，报复历代圣主的仇恨；次一等也要平定河洛，慰藉父老的期望，岂能再像辛巳年仓促之际那样，收拢军队保守长江，惶恐不安地反而忧虑宗庙社稷吗？臣世代享受君王俸禄，而且陛下记得并录用臣的姓名已经二十多年；想到没有办法报答天地、父母一样的深恩，所以向陛下陈述时，只怕不能说尽，而不知道自己的狂妄愚昧已经构成大罪。” 乾道年间，猺蛮作乱，官吏隐瞒不报。儒林郎李大性上言：“近年猺蛮作乱，边境官吏担心妨碍赏格，往往隐瞒不报，于是导致他们日益猖獗，使一方百姓的性命寄托在猺人手中，实在令人哀怜。近来梁牟等人侵犯沅州，劫掠墟市，杀戮平民，州县直到两个月以后才报告紧急情况；等到调集官军讨捕、俘获并招降贼人时，百姓所受的灾害已经十分惨重了。应当告诫州县，一旦遇到猺人突然作乱，立即上报；违者治罪。还应命令监司、帅臣经常加以察访，以便在事情发生以前防备抵御，使猺人也知道畏惧，不至于侵扰伤害我朝百姓。” 七年前，辰州知州章才邵上言：辰州各蛮部与羁縻的保静、南谓、永顺三州接壤。蛮族酋长每年进贡溪布，以得到回赐为利，所以颇为驯服。卢溪各蛮部因靖康年间多难，县中没有守御，犵狑乘机焚烧劫掠，后来把县治迁到沅陵县的江口。蛮族酋长田仕罗、龚志能等便占据了那里。沅陵浦口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水田很多，近来被猺蛮侵扰掠夺，百姓全都迁徙，田野也荒芜了。防守倅没有长远考虑，竟把这些田地给靖州的犵狑杨姓人，让他们耕种并征收租税，所得十分微薄。杨氏独占这片土地将近二十年。那里处在沅州、靖州水陆交通的要冲，一旦蛮族发生变故，危害就不小。臣认为应当预先做好防备。靖康以前，辰州每年从朝廷得到赐钱七万贯、细绢布共八千一百匹、绵一万七千两。当时本州厢军、禁军一千四百多人，沿边十六座砦的土兵六百多人，都可以得到足够供养。后来朝廷内外多事，如今每年的赏赐只得到一万二千缗，而本州财力又很匮乏，无法充当招募的费用。禁军只剩二百一十多人，各砦土兵只剩一百零五人，甚至有的砦官完全没有一名士兵，只徒有虚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人〕 对于边防，难道能不深思熟虑吗？如果每年增加给百姓的钱一万缗，让本州招募强壮者充任禁军或效用二百人，分别驻屯在卢溪等处，用来防备各蛮部，也许可以使边患永远消除，免去日后调遣军队的费用。奏书上报后，诏令湖北帅臣详细讨论并上报。八年，贵州知州陈义上奏说：“臣以前任靖州知州时，居住在蛮夷腹地，百姓不服劳役，田地不缴纳赋税；这个地方似乎可以放弃，然而它是重湖、二广的屏障，实际上是南方的重要地区。有时控制处置不当，有时钱粮接续不上，有时兵甲力量不足，蛮獠便乘机突然作乱，使朝廷军队疲于奔命。朝廷应当慎重选择守臣。崇宁初年，戍兵有三千人。建炎以来，每次从都统司或帅司抽调二百兵，来准备屯戍。其中凶悍的人，州郡不能制服，于是轻慢守臣，反而与猺蛮勾结来扰乱编户百姓。州郡若不禀报主帅便不敢处置，等得到答复时已经晚了。因此戍兵敢于肆意作恶，一旦有警，又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臣认为，应当允许守臣就近节制他们。”皇帝赞许了他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人〕

译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紧邻溪峒，边地百姓本来并不是奸恶之人。起初朝廷的禁法不可谓不严密，监司、州郡也不可谓不奉行，只是平时疏于防范约束，所以逐渐导致他们作乱。又兼溪谷山径不止一条，如静江、兴安的大通道，武冈军的新宁盆溪以及八十里山，永州的东安，都可以直接通到溪峒。这些地方绵延经过多个郡邑，不是一个州能够专门约束的，因此游民恶少中逃弃本业的人、商旅中逃避征税的人、盗贼中亡命的人，往往从这些道路进入，聚集成藏污纳垢之地，互相煽动，成为严重的边患。武冈的杨再兴、桂阳的陈峒相继作乱，实在就是起因于此。如今的办法，应当把闲置地区的巡检兵迁来，并分派士卒驻屯在各条溪谷山径之间，让湖南北、广西的帅臣和宪臣共同负责此事，这样或许能使事权有所归属，号令得以施行。” 李椿上奏论述边防利害的奏状说：“臣私下看到，朝廷士大夫每年在敌国使者将来而尚未到达时，都担忧会发生变故；等敌使已经回去，又认为一年平安无事，便安享逸乐。国家长远的计划不再放在心上，直到第二年秋冬交替时，才又知道忧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没有确定的议论。天下的形势越来越萎靡不振，臣对此实在痛心。比如淮甸守备的计划，臣曾经详细上奏，请求坚守四处险要之地。臣如今来到江上，询问考察利害，没有比前次奏议更好的。敌人如果背弃盟约，我军坚守四处，他们绝不敢到江上；即使到了江上，也不敢停留。因为军队行动以粮草为重，敌军骑兵虽然很多，但知道巢湖、东关等处据险，粮草一定不敢运送。兵马缺少粮食，不用交战也必然逃走无疑。李陵说过：‘步兵和骑兵的形势本来就相差悬殊。如今各军骑兵少，全靠步兵；敌人则全是骑兵，形势本来就不同。再加上双方人数不等，处于平原浅草之地，胜负难以预料。若要谋求全胜，只有防守。守备坚固以后，自然会产生勇气，见到有利机会，然后才可以谋求交战。若轻率地去求万分之一的侥幸胜利，就是抛弃自己的军队；叶义问任用刘汜，正是如此，足以作为警戒。’ 而且我国军队的长处，是以水为险，关键必在船舰。士兵乘坐船舰，有利就登岸作战，否则便凭水防守；不让敌人拥有船只，这就是万全之计。这是防守四处的大概原则。敌人所依仗的只是人数多和骑兵多。如果我们一定要靠骑兵取胜，绝没有这样的道理；应当设法制服敌军骑兵，这才可以。臣曾见到各种抵御敌骑的器具，大多使用拒马；两个人共同抬一具，手就不能再拿别的兵器，用它来抵御敌人，与战车的功用相比，实在不能相提并论。臣又见过兵官陈敏制造的几种战车样式，都不实用。韩世忠制造鰕须车来冲击郭振，只使用商旅的羊头车。许赟制造的车也大致相同，只是稍加华饰。归正人徐清等人的三种车式，过去也曾进呈。宋武帝曾使用四千辆战车，以布作车帷，在山东击败并消灭慕容超；又在车上用大槌发射短矛，以数千人于黄河北岸击破北魏数万骑兵。马隆使用偏箱车，以数千人救援西州，敌军不能靠近。由这些事说来，战车可以用来抵御骑兵，这是明白的。臣认为，应当委派通晓事务的兵将官，讨论战车的制度，试验检阅，把它作为制服骑兵的器具，那么军势一定会振作。至于战车作战的计划，还要等守备坚固以后再实行。” 谋求坚固防守的办法，必须使用我国的长处，水战是上策。水战的利害，臣谨另写札子奏陈。臣希望陛下在闲暇之时，责成宰执大臣和侍从官，早晚讲求治理国家的办法；上下同心，共同确定不变的主张，使宗庙社稷安置在磐石之上，不至于事情临头才忧虑，天下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三十六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三十七卷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御边 宋光宗在位时，彭龟年论述边防事务，上奏说：臣听说，北方敌人近来有鞑靼等国的军队，河北又接连遭遇水灾、旱灾，估量其形势，双方和好必然会更加稳固。只是听说河南的流民大多没有归宿，如果再遇上收成不好，免不了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又听说流民往往有归附敌国的言语，也知道朝廷已经下达指挥，命令沿边各州谨慎守护疆界，流民一到就约束遣返。但只怕这些人把求生作为唯一念头，既然无法得到食物，忽然冲突而来，未必能够约束遣返。倘若约束不住，又很难用军队把他们驱逐出去。敌人也会以百姓流离迁徙为耻，必定反过来以本朝诱使百姓越界为借口。假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仅会失去中原百姓的民心，还将失去敌国方面的信任。事情应当及早谋划，不能坐等事变发生。宁可预先谋划而最终不用，也不要等事情发生后才仓促筹划。希望陛下以圣慈宣谕大臣，命他们秘密会同侍从、台谏、两省官员仔细商议处理此事的办法，这样或许可以防止在缓急之际误事。宁宗庆元元年，大府寺丞臣吕祖俭上奏说：臣恭敬地想到，国家遭受靖康之祸，惨痛到了极点，实在不忍说起。凡是做臣子的，都共同负有与仇敌不共戴天的责任。高宗成就中兴大业，委屈自己与戎人讲和，最终却没有能够向天下伸张大义。孝宗想着洗雪仇耻，努力谋求恢复国土，虽然为忧劳国事而疲惫，未能稍稍实现愿望，但天地间君臣、华夷的大分由此稍微得到端正，也足以慰藉列圣在天之灵。陛下承受太上皇的托付，广泛救济艰难，随着时势能屈能伸，不消除对敌人的愤恨，只应当努力修养德行、整饬政事，积蓄锐气、休养力量，以等待时机，实在不可妄自挑起战端，促使局势发生变化。然而臣私下揣度事势，敌人的情形难以知晓；预先防备意外，才能将来不留悔恨。自从绍熙年间发生变故，敌人已经有了轻视我国的心理；他们派来的人，陈列的币帛还在馆舍中，言辞却不恭敬；我国派去的人，则受到摧辱逼胁，完全不顾通常礼节。传闻骇人听闻，谁能不悲痛愤怒？他们之所以敢于轻蔑戏弄我们，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而且边境紧急情报传来的事情不止一件：征括马匹、签发军队已经接近淮河，在海道积存粮食、整治战舰，又派大酋长前往汴京，这些事情固然难以全部说成确实如此。但人心已经感到动摇，如今出使者归来，却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全都尽量说得宽泛，以此安定众人的听闻：一会儿说没有别的忧患，只是他们自己在防备内部祸乱；一会儿又说没有别的事情，只是他们自己在兴办黄河工程。事情的形迹和事实无法掩盖，这些辞说和解释不过是过分替自己文饰罢了。假使他们的谋划只是虚张声势，未必真有实际行动，那么隋文帝平定陈朝时的策略，正是所谓估量敌人收获粮食之际，征集士卒马匹，声称要突然袭击；等敌人聚集军队，我方就解散铠甲。这样反复几次，敌人以为这是常态；后来我方再次集结军队，敌人必然不再相信，在他们犹豫的时候，我方才出兵。如果万一敌情确实属于这种情形，那么也必定会使陛下深夜早起、辛劳忧虑了。兵家常说：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要依仗我方有办法等待并应对敌人。如今交相宣称没有别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依仗敌人不会来，只是希望侥幸如同自己所料而已。倘若这种说法不断蔓延，却不谋划用来应对敌人的准备，日后边境烽火报警，敌国使者叩关，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和难以满足的请求，事情突然发生，没人知道应当如何处理，那么国威就会更加受损；如果拒绝他们，国势又难以支撑。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他们的话是错误的，国家又怎么来得及呢？臣伏望陛下痛切念及仇耻尚未报雪，深刻察知戎人的心意难以测知，在早晚之间努力建立国命、谋划周密，决不能因为‘没有别的事’就自我宽解，也尤其不能只是虚张声势而自相扰乱。请陛下明白诏令几位大臣，坚定他们的志向意愿，审慎确定规制谋略，彼此竭尽忠诚、合力办事，谋求返回实际政务，布置真正有用的人才，以此作为等待敌人的办法。对内，要整饬宿卫诸将，训练约束他们，安定士卒之心；对外，要对驻扎在边境各处的屯军申明并严格执行周密的防备，察看边境防务。还要在重要城镇任用旧臣和老将，让他们谋划巩固边防的办法。敌人如果寻衅生事、制造借口，那么在帷幄中运筹的人就用正理折服他们，用谦逊的言辞应对，把我方能够做到的事情全部做到，不要成为首先发动战争的一方。神明和上天会帮助顺应正道的一方，军队的声威自然会增强；宋朝的德行深入人心，敌人必定不会厌弃离心。嘉泰三年，原任潭州知州、湖南安抚赵彦励上言说：湖南九郡都连接着溪峒蛮夷之地，他们时而叛乱、时而归服，反复无常，深深成为边境祸患。驾驭控制他们的办法，难道没有可说的吗？臣认为，应当选择当地有智谋勇力、又为猺人所信服的人，立他为酋长，借以补授小官来镇守安抚他们。何况这些人的习俗爱好都与猺人相同，对于利害、真伪和他们的心情都没有不熟悉的，因此可以安坐而制服他们。五年以内，如果能够建立功劳，就授予正式官职。他既然使自身荣耀显达，又在乡里取得声望，难道不会爱惜自身、竭尽忠诚报效公家吗？这就是所谓牺牲虚名而收取实际利益，是安定边疆的上策。皇帝把他的意见交给有关部门议处。不久，各有关部门又上言说：过去溪峒设置首领、峒主、头角官以及防遏指挥等职，都是任用当地首长。近年来往往靠行贿取得这些职位，危害越来越严重。现在应当彻底更新蛮夷的耳目见闻，按照赵彦励的请求办理；这就是所谓以蛮夷治理蛮夷，是上策。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宁宗时，著作佐郎张宓说：边境事务有两个弊病。告诫敕令有千条之多，却仍然担心彼此悖谬；指示意图已经很明确，却仍然有人违背执行。哪有不说明行动方向，却说可以责成他取得成功的道理？况且说到作战，就应当让敌方知道；说到讲和，就应当向敌方请示；只有固守，才是自己从自身寻求办法罢了。倘若认为固守可行，就应当竭力坚持这种主张，明白告知天下：‘每日讲习研究固守的办法。’大概议论贵在统一，而如今的弊病就在于纷杂。用人不可以把人当作试验，任人也不可以自己心存疑虑。朝廷只担心单独任用一人难以胜任，便把权责彼此分割，互不扶持，使各方能够相互抗衡，没有人接受统一管辖。制置使只留下空有名义的器具，临机处置的权力反而从多个方面发出。大概政体贵在统一，而如今的弊病就在于分散。卫泾应诏论述北伐的札子说：臣身份疏远卑微而极其愚昧，只是暂时兼任官职，承蒙奉行明诏，使我能够吐露意见，参与听闻边境议论这一重大事务。臣仰望看见陛下广泛听取下情，忧虑深远，谋求帝王万全的最高计策，臣怎敢不竭尽愚诚？臣私下认为，国家重新修好盟约以来，边境报告平静，中外安宁，百姓不知道战争，享有和平的福分，到如今已经超过四十年。近来敌国国运衰败，内部又有许多事情要应付，在自我损耗之后，颇为恭顺。

译外间知道我国整饬防备十分谨慎，渐渐产生疑惧。我伏读朝廷汇集发布的侦探、报告事项，其中虚实是否确切，虽不能全部知道，但臣妄自推测，敌人的情形不过是因为并边地区受到侵扰，多作防备，必定还不敢轻易侵犯王者的谋略，自取灭亡。近来贺正使副陈景俊等返程，臣私下得知敌廷曾有文书晓谕，措辞委婉曲折，似乎有退缩怯懦之意；但观察它的意旨，只是希望边臣不要制造事端，盗贼不要作乱，边境安静罢了。如今侦报所说修治道路、检阅水师、防备集结兵夫、增置寨栅等事，往往是他们国家看到我国增加戍守，随即也修整防备施行，未必周密详尽。传闻很容易导致张皇，就像下棋一样，彼此互相应对：我方显示紧急，对方也紧急；我方显示缓和，对方也缓和。近来朝廷分置使者，相继发布谕令，侦谍往来，对方岂会不知道？恐怕他们辗转产生疑心，哪里知道我国各种修缮防守之事，将近并不只是目前所传的这些呢？这也是事势必然发展到的地步，不值得奇怪。臣反复深思，今日的计策，只应审察我国自身的虚实，把它作为准备防御、确保胜利的方略，不要随从对方的动静，制定时作时止、没有定见的谋划。自古以来两国相持，不论强弱，持重谨慎的就安全，轻率行动的就危险。应敌出兵往往取胜，首先挑起事端往往受挫。秦汉以前的事，来不及全部论述；东晋的事情尤其明显。大体类似于今天谢玄在淝水取得胜利，苻坚率全国军队南下，最后连一匹马也不能返回北方，这就是应敌出兵必胜的证明。禇裒、殷浩行动太快，在外劳师动众，未曾取得丝毫功劳，这是首先挑衅而多受挫折的鉴戒。本朝中兴以来，凡是背弃盟约、兴兵作战，往往先由敌人发动；然而敌人首先出兵每每失败，我方应敌之兵却常常获利。乌珠号称善于用兵，唯独在颍昌大败，以十万精锐骑兵不能抵挡刘锜背城一战。海陵王凶焰正盛，自以为可以大声叱喝着渡过长江，却在海道和采石一带屡屡受挫，最终在广陵被斩首。这两次战役，敌人都是首先出兵而失败。假如今天侵犯我国的谋划果真先由对方提出，这就是把机会交给我方；只要坚定不动军队以等待它，敌人正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况敌人的势力已经衰弱，远远不如乌珠和海陵王时期，臣明白它一定不能有所作为。’《易》说：‘不利于去作强盗，有利于抵御强盗。’如今应当让敌人始终承担作寇的名声，而由我方先确定抵御敌寇的计策；这是把不利留给敌人，而我方选择最有利的形势，谋求全胜，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了。兵法说：‘善于作战的人能使敌人听从自己的部署，不善于作战的人则被敌人牵着走。’臣所说持重就安全，就是能使敌人听从我方；轻率行动就危险，就是被敌人牵着走。假如北方敌人自取祸患，惊扰我国边疆，这就落入了被我方牵制的策略。以静制动，以逸待劳，难道不能取得颍昌城下退却敌人的成效吗？臣所担忧的是，彼此的疑虑和障碍既已产生，边防就不能轻易撤除；应当努力治理自身，坚定忍耐、持重自守，不要进行无益的争端来启发敌人的轻侮，不要采取容易泄露机密的行动来激发它的变乱。稍稍延缓一些岁月，使我国军政更加修明，军用物资更加核实充足，储蓄更加丰裕，士卒和战马更加奋发，那么进退伸缩无不掌握在我方手中，行动的迟速也终究可以由我方操纵而达到目的。何况中国的举措尤其贵在严密，如果早晨得到一份侦报就忙乱不安，晚上得到一份奏报便立即认为安然无事，臣恐怕这不是显示朝廷从容整肃的办法，反而会让敌国窥探出我国实力的深浅。从前鲁国有边疆事务，边疆官吏把情况报告给鲁桓公，说：‘边疆事务，只须谨慎守卫，防备意外，暂且把防备之事尽力做好；事情到了再作战，又何必来请示呢？’难道鲁国忘了边疆事务吗？这是因为内部做好防备，外部却不显示软弱；我方有自己的主张，对方就不能轻举妄动。难道天下这样广大，就可以没有自立自强的规划吗？臣有一番诚恳而愚拙的意见：事情有先后，谋划有缓急，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腹心没有疾病，然后才能攻击外来的邪气。如今防备边境的计策确实不能拖延，而荆襄、两淮各地的饥民还没有完全安定，这更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饥荒严重、缺粮的人很多，万一盗贼出现警报，敌人就能得到窥伺的便利，开始成为严重增加朝廷忧患的原因，难道可以不赶快谋划吗？臣希望陛下再次下敕令发布谕告，让有关机构暂且把安抚饥民作为首要事务，使腹心地区安定，根本充实，那么内部安定、外部敌人畏惧，防御边境的措施就可以没有缺失。臣见识短浅，冒昧陈述管窥之见，不足以从旁补益朝廷的谋略，臣铺藁席待罪而恐惧，请陛下宽赦，实在幸甚。司令许应龙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的事务没有比防备边境更紧急的。大小臣僚陈述谋略、献上议论，不是说意向应当确定，就是说规模应当建立；不是说议论贵在统一，就是说事机贵在审慎。陛下已经熟闻这些意见了。臣虽然极其愚笨，哪里敢再引用先前的说法来烦扰天听？现冒昧把强固根本的防备为陛下陈述。缓解一时的紧急，不能不采取权宜措施；防备日后的祸患，不能不制定强固根本的计策。如果只依靠权宜措施，却希望长久实行而没有后患，那么见识长远、懂得防患的议论，就会认为仍有遗漏和忧虑。况且依靠忠义之人来缓解一时的紧急，难道不是权宜措施吗？训练官军来防备日后的祸患，难道不是强固根本的计策吗？自从京口的舟师因警备不严而失利，泗水的军队因判断不审慎而受挫。后来取得淮阴的胜利、挫败残敌的锋芒，靠的是忠义之士的力量。近来烽火报告警情，敌情难以测度，游骑出没，边疆不得安宁。还没有等到奏报濠梁的捷报来伸张我国的威势，又是依靠忠义之士的力量。军书纷纷集中而交相奔驰，羽檄接连不断地迅速到来，随机应变，哪里能没有防备呢？’

译如今连绵的营垒排列着戍卒，只是采取守卫的办法；边将关闭城门，只能防备敌人冲突的骚扰。如果不调发忠义之士，设置伏兵形成犄角之势，那么凭什么退却敌人鸱张的气势，建立战胜擒获的功劳呢？所以说，要缓解一时的紧急，形势上不得不这样做。虽然如此，这只是权宜措施，而强固根本的计策也有不能拖延的地方。元气一旦稳固，外来的邪气自然消散。我国的威令如果能够伸张，英雄豪杰之类无不低头屈意服从。这样看来，官军难道不是今天应当振作的吗？官军振作，根本就强固；根本强固，忠义之人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助力，而不能成为我们的祸患。这也是汉代用南北军互相制约的遗意。如果因为官军脆弱难用，就不加以激励，而把击退敌人的功劳一概依赖忠义之士，他们将认为秦国没有人；万一仗恃力量而骄横傲慢，挟持功劳而提出要求，欲望得不到满足，他们能安静而不喧哗吗？何况我国的虚实，敌人已经十分了解，如果稍有动摇，凭什么制服他们？况且如今的官兵，并不是不多；武器铠甲并不是不锋利；军粮也并不是不能接续。凭这些来抵御敌军，有什么忧虑不能成功？如果能够挑选其中骁勇精锐的，严格执行纪律，早晚磨炼他们，常常像敌寇即将到来一样。等到与敌人交战时，功劳多的给予厚赏，不听命的给予显著的诛戮；不要徇私而随意决定轻重，不要一味姑息而替他们遮掩，这样怯弱的人就会奋发成为勇士，弱者也会转变为强者。军威振奋严厉，暗中形成猛虎在山的气势。不仅可以挫败敌人的冲击，更可以消除山东地区势力偏重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朝廷所倚仗的力量并不专在他们身上。既借助他们的力量缓解一时的紧急，又振兴我国军队来消除日后的祸患，那么国势就会巍然稳固，如同泰山四面有维系一样。可是有人却说：‘忠义之人，就像养虎罢了，饿了就要求食物，吃饱了反过来噬人。’于是深深责怪招徕他们的人考虑不周。唉！这话固然有道理，但既然已经招来了，就不能再排斥他们。他们既然已经与敌人为仇，成群归附我国，如果不能使他们安心，就是断绝他们求生的道路，激发他们拼死的愤怒。野兽走投无路就会搏斗，这是形势必然如此。何况他们正在为我国立功，我们还依赖他们作为犄角之助，所以也只有妥善区处、调节驯服他们，使他们有建立长远功业的能力，而没有脱缰失控的忧患。所谓区处他们的防范办法是什么？用恩惠怀柔他们，用信义结交他们，用爵位赏赐宠遇他们，用官兵的廪禄供给他们，使他们欢欣感戴，乐意为我所用。同时我国的军威又足以镇服他们的心，这样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唉！忠义之人如果值得忧虑，而有办法控制他们，就不值得忧虑；官军如果难以使用，而有办法激励他们，就都可以使用。然而要做到这些，必定必须有人承担责任。承担守御重任的是边将，总揽边将权力的是制阃。过去蜀国让孔明驻守汉中，吴国让陆逊守卫荆州，都把事权交给他们，不从中间加以牵制，所以能够乘机应变而取得成功。如今担任制阃的人，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选，就应把整个边疆的重任全部交给他，使进退伸缩无不如意，那么号令统一，人心协同。如果州县中掌握事权的人，有的可以凭个人意见专擅上达，虽说事务没有堵塞，然而谋议可能出现异同，施行可能互相抵牾，那么仓促应急时，各位将领就没有地方接受命令；朝廷深宏的谋略，对此一定已有处理办法。虽然如此，防备御敌的原则尤其应当确定，不能因为缓急而时作时止，不能看到胜负便惊喜。从前元祐初年，累世逃避诛戮的鬼章有一天被绑送到朝廷，似乎可以安然无事了；但议政大臣认为，安危的关键正在今天，如果处理得有方，安定边疆、让百姓休息就将从此开始。’ 否则就会把胜利变成灾祸。国家正处于全盛时期，尚且不敢忘记警戒恐惧的训诫，何况边疆事务尚未安宁的时候呢？不要依仗一次胜利，应当思考制定常胜的谋略；不要沉溺于暂时的少许安宁，更要谋划长久安定的计策。这又是帝王保全万全的大防备。臣地位卑微而言论高远，罪过在于不可赦免，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的愚拙忠心。应龙又上奏说：‘臣听说抵御戎敌的防备有三种，即作战、守卫、讲和。根据时势采取适宜办法，本来难以拘泥于一种，但这三件事从来没有不相互关联的。锐意建立功勋的人说：‘残敌如烟消灭，中原恢复成丘墟，振作军队直进，应当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不仅可以慰藉百姓复苏的希望，更可以建立收复失地的功勋。’这样看来，进攻作战的举措确实不能拖延。然而深谋远虑的人说：‘治理好内部才能抵御外敌，强固根本才能挫败敌人的冲击。兵力和财力都匮乏，事务和力量不能接续，却突然寻求战争，就会招来事端、酿成祸患，功业尚未成功而祸害已经显现，难道能不制定防守的谋划吗？’可是城垒正在营建而敌人的侵扰已经到来，粮食刚刚积聚而敌人的抢掠不断发出警报，羽檄交相奔驰，将领连左右支应都来不及，哪里还能固守我国边疆呢？所以又不能不讲和。必须先通过和亲来缓解敌人的侵扰，然后防守的计划才可以谋划；先通过防守壮大自身声势，然后征伐的谋略才可以施行。因此古人虽然讲和，却未曾不作守卫；虽然守卫，又何曾忘记作战的准备呢？请用汉代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汉朝兴起之初，平城之围尚未报复，受到侮慢文书的耻辱尚未洗雪，似乎扫平敌庭、清除巢穴不能停止；然而樊哙横扫敌境的请求却被拒绝，贾谊三表五饵的防备建议也被谢绝。和亲的约定、微小过失的放弃、使臣车马往来、用金帛进行馈赠，竟没有把这些当作劳苦和费用，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暂时小小屈服，是为了成为日后大大伸展的基础；收敛锋芒、隐藏形迹，从来都是为了将来搏击的谋划。何况当时百姓的创伤尚未痊愈，休养生息的政策还没有施行，公私储积仍然不足，边疆的警报还没有平息，所以恳切议和，是为了制定防守的计划。因此边塞下的粮食可以积聚，内府的钱财可以有余，材官骑士可以在都试中搜选检阅，六郡良家子弟可以闲暇练习骑射；这些事情哪一件不是为了进攻作战的准备？等到国势已经强盛，皇威更加振作，然后驰兵阴山以北，使漠南不再有王庭。国势极盛时，敌人来到边塞归附、仰慕义理，叩头称藩；推究这一切的由来，也有和亲计策打下基础的作用。今天议论和好，意图或许正是如此，难道是怯懦畏缩、不能振作吗？所担忧的是贪恋一时的少许安宁，而忘记防备御敌的大计。何况强敌的心意，背叛或服从从来没有确定；他们吞并各部族，往往把和好当作豢养敌人的计策。如今应当深思周密的防范来挫败他们的谋略，对外姑且表示讲和的意思，对内实际上制定强固根本的计划，磨炼兵力、坚守边境，常常如同敌寇即将到来；敌人来就应战，侵犯就防御，这样或许可以自我巩固。’

译最近，防古使者前来，有人想要断绝关系，以杜绝他们的窥伺；有人想要贬低他们，以显示我国的名分；有人怀疑他们虚伪，认为不应当以礼相待。这些本来都是为了尊重国势、挫折戎敌的心气。然而如今既然已经同他们互通友好，对方又以回报使命为由前来，并且已经抵达中都，就很难突然断绝关系。以赏赐宠遇他们，以宴饮慰劳他们，随时依事势施行适宜办法，不得不如此。这并不是起初就过度惩罚创伤对方而自行损害威望。虽然和好能否成功难以预料，但如果断绝或贬低他们，愤怒之心一旦产生，哪里能保证他们没有异议？一旦挑起事端，祸患立即可见，所损害的就不只是威望而已。采取这一举动，只是想借此表达和好的意思，停止侵扰的军队，以谋求边境安定、百姓休息罢了。即使和议已经成功，尚且应当严格防备御敌，何况议和还没有确定，难道可以不赶快思考处理办法吗？况且如今军队疲于攻守，财用耗费于调发，郡邑困于供应办理；竭尽心力去做这些事，尚且担心不能供给。万一稍有懈怠，敌人突然到来，难道不会彷徨失措吗？官军中缺额的，应当补足并精心训练；城池坍塌破损的，应当修缮并严密防守。每一件事都要替它考虑，使没有一件不做到尽善。所谓‘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我方有办法等待并对付它’，这才是抵御戎敌的上等防备。唉！内部修治自己，好比支撑将要倾倒的屋脊，稍不急迫就会倒塌；对外抵御敌人，好比下棋，应当审察敌我，轻举妄动就会失败。如果计策已经审慎，又竭尽全力支撑，安定和强盛的成效自然可以坐等取得。虽然如此，能够作战以后才能够守卫；如果只是说守卫就可以没有忧患，那么敌人长驱而来，同我国对垒，拥兵直进，难道还能关闭关隘自我保全吗？还是说刀箭交锋可以不发生吗？因此，进攻作战的装备尤其应当讲求。如今虽然还没有制定开拓疆土的谋略，但难道最终会忘记恢复拓展的计划吗？生聚民众、教训士卒，可以成就报仇雪恨的功业；内部修明政事，可以取得对外抵御的成效。根本如果强固，皇威更加振作，天道喜欢循环，难道没有可以乘取的机会吗？只是现在还不能这样做罢了。如今朝廷内部主持议论的人，已经有了定论；而在外面竭力办事的人，应当作长远谋划。羊祜在襄阳，致力于修明德信，使者经常往来，收割谷物作为粮食，便输送绢帛偿还；想要施行诡计，就拒绝而不接受。两境之间欣然交好，似乎安于苟且而没有长远谋略。谁知道恢复拓展的谋划已经包含在其中，而统一天下的功业，不久便会成功。如今承担责任的人，应当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要贪图小胜而穷追不舍，不要计较小的嫌隙而挑起事端。涵养威势、持重自守，等待时机再行动；恢复文王、武王时期的疆土，应当同周宣王相提并论。希望陛下和大臣赶快谋划此事。嘉定元年，大学博士真德秀入殿上奏札说：‘臣私下认为，权臣掌权，妄自挑起战争，南北百姓都同样受到祸害。陛下为此两年来废寝忘食、焦虑劳苦。上天启发陛下的圣明谋略，终于消灭了元凶，重新结盟、继续友好，百姓休养生息有了期限，这难道不是天下的福气吗？但臣区区愚见，私下认为治理国家，应当向人显示难以侵犯的意志，不可向人显示容易被窥测的形态。从前春秋时期，晋军进入齐国，齐国派国佐向晋国求盟，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晋国一听说齐国境内将田地的田亩方向全部改向东，虽然军队已经失败，也不肯苟且答应，以此缓解一时的祸患。这是因为敌国彼此相处，有办法挫败对方的谋略才叫和；容易使对方启发轻慢之意，才叫和难。何况对方反复无常、变化欺诈层出不穷，难道还能用中国通常的常理来对待吗？臣私下听说，最近派遣小行人出使时，敌人想增加岁币数额，我方也说可以增加；敌人想得到奸臣的首级，我方也说可以交给他们。至于往来时的称谓、犒军的金帛、追究归明人员、流徙的百姓，都谨慎承受命令，竟没有一点留难。臣私下揣度谋划国事的意图，不过是把顺应天理、保全民众作为根本，只希望和好迅速达成罢了。’ 难道没有想到敌人能够窥探我国的内情，从而更加产生轻慢我国的意图吗？虽然如此，这已经是过去的过错了。至于谋划控制将来，仍然可以谨慎对待开端。古代敌国互通和好，有的养蓄自身力量，等待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例如越国对待吴国；有的听命于敌人，谋求苟且安宁的计策，例如六国对待秦国。今天向敌人重新结盟，臣不知道暂且是想养蓄自身力量、等待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呢，还是将要听命于敌人、谋求苟且安宁的计策呢？勾践向吴国求和，是忍受耻辱来立志报仇雪恨，并不是依靠和好来巩固自己。因此三十年间，他早朝晚退，卧薪尝胆，从未有一天忘记会稽的耻辱，所以虽然一时屈辱，最终能够在后日伸张自己的志向。六国却不是这样。它们向秦国求和，是把国家交给仇敌驱使，并不是运用权宜谋求成功。所以早晨割地来贿赂秦国，晚上就抛弃谋臣的意见；晚上派遣人质进入秦国，早晨就断绝邻国的援助。撤除防线、放松戒备，希望秦国怜悯自己而不再用兵，这同把肉交给虎狼、希望它们不吃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六国的土地最终都归于秦国。难道是秦国的力量能够灭亡六国吗？实际上是六国自己灭亡了自己。今天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应当把越国的事情作为效法，把六国的事情作为戒鉴。臣又听说，善于谋划国家的人，不观察敌情的动静，而观察我国政事修治得好不好。元祐初年，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完全更改王安石留下的弊法。契丹听说后，便告诫边境官吏不要制造事端。如今号称正在更化，而敌人的桀骜却与前日没有不同，难道不是我国所作所为仍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吗？所以臣妄自评论今天的事情：一定要我国不被敌人轻视，然后和好才能成功；一定要有办法使敌人深深服从，然后和好才能稳固。臣看近来诛除权柄之臣的开始，不仅四方万里都服从陛下英明的防制，敌国也惊惧地改变了看法。如果刚健不息的诚意比最初更加笃实，振作有为的志向比过去更加增强，那么国势一天比一天强盛，敌人自然退让听命。无奈朝纲刚刚整顿，纷乱的苗头已经萌发；政事刚刚修治，松弛的形态已经显露。正直之人虽然得到进用，志向却没有得到伸展；言论渠道虽然开放，忠言却很少被采用。我国所谓的更化，仅仅如此，难道能够使敌情畏惧服从吗？何况他们对待我国正骄横，而我国对和好依赖得太重。一个使者尚未越过边境，朝廷便变了脸色互相庆贺，好像天下已经无事。

译臣恐怕盟约和好既已达成，志气就更加懈怠，贪图安逸的毒害发生，浮华淫逸、冗杂腐败的事情兴起。他们正依靠我国的岁币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乘我国没有防备来扩张自己的谋略。再过几年，他们的声势逐渐强盛，然后发难，随意寻找借口挑起必争的事端，而我国将彷徨四顾，没有办法应对。这是深谋远虑、有见识的人为之寒心的地方。臣希望陛下把通和讲好作为权宜，把修德行政作为实际要务。君臣之间早晚警戒，认识到敌情难以保全、祸患随时可能到来。搜集整顿军用物资，申明整饬边防，凛然如同敌军即将到来。这样做了，如果国势还不能强盛、外患还不能消除，从来没有这种道理。臣只是一个微不足道而卑贱的人，突然面对圣明，便竭尽微薄的思虑，只请陛下裁择。六年，真德秀任起居舍人，直前上奏札说：臣私下认为，防备边境、制服敌人，是国家的大事。如今边境方面控制着重要关隘的地方，近处是两淮、荆防，远处是蜀地的关外。但考察地形，蜀地处于上游，实在是东南的首要地区；荆防是咽喉，两淮是左臂。近年以来，经营治理淮、襄，朝廷大概已经有成熟的谋划了。臣斗胆谈谈蜀地的事情。蜀地同秦地接壤，长安百二山河的形势，一旦天下有变，就是豪杰必定争夺的地方。如今敌人被防古乘隙进攻，竭尽力量防备燕、晋，那么秦地必然空虚。万一灵夏窥伺空隙而长驱直入，盗贼乘机窃据邠、岐、汧、陇，使那里成为战场，敌我像虎一样在城墙边争斗，而主人还能安枕而卧，这是不可能的。如今汉中的重臣，与益、梓、泸、遂各镇的人员彼此相望，足以担当朝廷倚重。但蓄养人才等待任用，宁可过于充足，不要不足。臣观察宝元、庆历年间，西部战事兴起后，一时的名臣往往多在边境。陕西缺少帅臣，就立即任命韩琦；延安缺少帅臣，就立即任用仲淹。没有错失事机的忧虑，又一向有威信相互信任，这大概是预先蓄养人才的效果。如今从东南持麾节出任官职的人，选用不能说不精良。但依臣看来，平时闲暇，能够抚恤百姓疾苦、处理官府事务，政务本来有余，而威名智略足以独当一面的，我还没有见到。臣愚见认为，应当仿照先朝西部边境的旧例：凡蜀地的名藩要郡，如总饷、榷牧等官，转运、刑狱等职任，如果不是精明强干、器宇非凡、可以挫败敌人冲击、抵御外侮的人，不应列入选任。那些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应当调换。利用闲暇储备人才，在仓促之际提拔任用；防备边境、制服敌人，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臣妄言有罪，只希望陛下赦免。贴黄：臣私下看到九月丁巳日，流星在白天坠落，占卜者认为这是军队覆没、流血的征兆。分野虽然在晋地，实际应验在益州。所以臣妄自认为，蜀地的边备尤其应当谨慎，而储备人才尤其是边政中的大事。伏乞陛下圣明鉴察。臣恭敬听说淳熙年间，有太府丞勾昌泰进言：蜀中的制置使一员，承担六十州的安危。有时因疾病或调动改任，从朝廷除授任命，动辄需要数年。新任到达、旧任离去以及一来一往的时候，是关系利害最重的时机。希望从侍从大臣中常常在蜀地储备一两人，让他们担任安抚使。一旦制置使出现空缺，便可以就地任命。这实际上是预先考虑祸患、预先谋划防备。孝宗皇帝对辅臣说：‘这正是在于你们留心。今后想要任命蜀帅，必须选择能够充任制置使的人。这样或许可以防止临时来不及任命，造成空缺；这件事关系重大啊！’圣明的谋略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只希望陛下裁察。七年，真德秀出使归来，入殿上奏札说：‘臣等没有才能，承蒙陛下提拔，奉命出使修好聘问邻国，恰逢北方朝廷纷乱的时期，未能依礼完成使命并回朝复奏。然而臣等久驻淮河边地，每天听到边境报告，有的说防古的军队已经攻陷燕山，有的说西夏的军队正在窥伺秦、陇，有的说兵马横行，号称铁枪，有的说为了报父仇而兴起穿白衣服的军队。虽然这些传闻本来就有不同，但危亡的形势大体可以看见。臣等早晚思考，有些事情应当使陛下勤加忧虑，谨借蒙赐对的机会冒昧陈述愚见。臣听说中国有道，异域即使强盛，也不值得忧虑；内部治理没有修明，异域即使衰弱，也有足以畏惧的地方。过去刘豫、石敬瑭等的纷扰，同匈奴单于争立的事情相同；拓跋氏分为东西两部，也同匈奴分为南北没有不同。然而汉宣帝因呼韩邪单于入朝而使国家更加强盛，刘、石、苻、姚的变乱，晋朝始终不能建立丝毫功业。光武帝因南匈奴归附而拓地千里；侯景归附梁朝，却正好成为萧梁祸乱的征兆。遭遇大致相同，成败却不同，难道只是固有的幸运或不幸吗？这是因为宣帝、光武时期政事修明，而晋、梁时期政事败坏。如今敌人的气运已经衰弱，虽然是我国宗庙社稷的福庆，但臣等仔细观察形势，私下认为深可忧虑的有三件，急切应当办理的有两件。’ 什么叫深可忧虑的三件事？一是边境对面的流民，二是残存的旧部，三是突然兴起的疯狂盗寇。臣等近来抵达山阳，听说淮北百姓扶老携幼，结筏想要渡河的，每天有数百人。虽然边臣谨慎守卫疆界，拒绝他们并遣返，但像刺猬聚集一样向南奔来的势头还没有停止。因为年年连续饥荒，又加上战争，遗民有什么罪过？死去的有十分之七；如果不是越过边境逃亡求生，他们也不会想出这个办法。如今要容纳接收他们，本来就不容易；如果一概拒绝，他们或许会产生同归于尽的念头。假如不幸发生，随后溃散的军队、接着成群而行的盗贼又出现，将用什么来对付他们？这是第一件可忧虑的事。臣等又听说旧酋长的儿子在山东改元僭号，近来攻围海州，距离我国边境才几十舍。倘若他大致能够自立，形成瓜分割据的形势，因而加以抚慰怀柔还容易办；万一外族得志，一定想消灭完颜氏宗族，战争接连不断，我国威力又不能抵挡，纷纷奔突而逼近边疆，又将用什么抵御他们？这是第二件可忧虑的事。从前宣和年间，女真刚刚强盛，耶律氏逐渐衰弱，有见识的人预先知道它必将给中国带来祸患。因为虽然同样是外族，但安于旧有状态的容易控制，突然崛起的难以驯服，道理本来就是如此。

译如今女真土地倾覆、内部崩溃，形势必定不能支撑。万一防古竟能全部占有女真的土地疆域，其正盛的势头就不容易屈服。拒绝他们就会结怨，接纳他们就会使其骄横；再加上亡国的旧臣各自图谋自我推销，煽动指使的计策什么都做得出来。假如他们放纵无止境的要求，要我国按照对待女真的礼数来对待他们，答应就不能立国，拒绝就一定会交战。宣和年间的旧事，可以作为龟鉴。这是第三件可忧虑的事。什么叫急切应当办理的两件事？一是内部巩固边防，二是对外精心经营间谍。经书说：‘只有每件事都办好，才会有防备；有防备就没有祸患。’《左传》也说：‘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我方有办法等待并对付它。’如今边庭的侦报未必完全真实，臣等陈述的也似乎过于忧虑；但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预先说出，原本常常会被认为是虚妄，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没有办法补救，何况火薪将燃的势头每天增长而不停止呢？而掌管封疆、捍卫边境的臣僚，往往内心确实惊惧危急，外表却显示安闲从容，他们的说法是：‘我们将用这种办法镇定安抚人心。’却不知道人心有所依仗，即使不刻意镇定也会自然安定；如果本来没有这种依仗，即使无缘无故也会自行扰乱。与其回避造成张皇的小害，哪里比得上谋划仓促应变的大忧患？自古以来在东南立国，没有不把两淮、荆防作为根本的。绍兴年间，李纲建议说：六朝能够保守江左，是因为强兵和重镇全都在淮防一带。即使曹魏那样强盛，苻坚、石勒、拓跋氏那样众多的军队，最终也不能窥伺江南。后唐李氏拥有淮南，就可以把都城建在金陵；后来失去淮南，于是逐渐削弱。如今朝廷想要进行守备，就应当在两淮、荆防设置三名大帅，屯驻重兵控制那里，分别派遣偏师进守各支郡，小规模修筑城垒，如同开辟新的边疆。遇到敌军骑兵，大帅就派兵救援；稍微能够自守，商旅必定畅通，才可以招引人来归附，逐步修治，借给它们数年时间，藩篱就形成了。李纲的建议，正是今天应当采用的。臣等前些时候从扬州前往楚地，又从楚地到盱眙，沿途经过的地方有几百里，平坦田野肥沃土地一望无际，重重湖泊陂泽浩渺相连；田野百姓也都坚强剽悍、强忍耐劳，没有吴地儿童那种骄纵脆弱的习气。等到久驻边城，询问得更加详细，凡是两淮形势的优势，仿佛都在眼前，然后叹息说：这是上天赐给我国的，用来作为长江的屏障，使强兵得到粮食，成为进取的资本。然而士大夫习惯因循，把它的荒残看作漫不经心而不加珍惜；田地不开发，沟渠不修治，有险要之处不知道怎样控制扼守，有壮丁不知道怎样训练，有豪杰武勇之士不知道怎样笼络收拾；一旦发生惊急，只想到丢弃这里离开，把长江当作足以依仗的屏障。这就像咽喉被别人扼住，却想同他争夺藩篱门户的锁钥；像房屋已经被盗贼占有，却想安居堂奥之中，这是没有道理的。况且过去最边远的地方不修城垒、不增加戍守，只是因为区区求盟的缘故。如今事变全新，正是我国改变规划、建立规模的时候。臣等认为应当趁现在赶快经营治理，选取二三名有威望、有军略的儒臣，让他们督察防守各将领。那些聚敛财物、自我封闭、软弱退缩、不能有所作为的人，应当调换。沿江排列屯驻部队，不要少于十几万精锐骑兵和士卒，都应当移驻边境；并且增加招募水师，以扼守江面。凡是城池、楼橹尚未坚固，或险要处尚未修筑的，就派屯兵共同努力修缮，使沿边数千里彼此联络，有如串珠相连的形势，首尾呼应，有如率然之蛇的形态。兵力雄厚，百姓的意志自然坚定。然后大力推行开垦田地的政策，仿照汉代搜粟的旧例，专门设置一个机构来掌管；尽力以农业为根本，像周、秦利用西部土地那样。数年以后，积蓄储藏充实，边民父子争相想要自我保卫；依据什伍编制，用军法约束他们，不等到粮饷全部具备，就都可以成为精兵。金汤般的形势形成，磐石般的根基建立，那么退可以守，进可以攻，这就是第一件急切应当办理的事。间谍工作不明，是兵家最深的忌讳。如今女真和防古相互对抗，大概已经不是一天了，战斗、离合的情况不知道有多少，而我国边臣直到现在还没有掌握其中的关键。至于乌凌噶忠归附、赫舍哩执中死亡的事情，边境各郡的说法人人不同，由此推论，其他事情也大致可以看见。臣等最近到达维扬，首先听到敌人巢穴被摧毁攻陷的报告，向戎军核实，他们也说确实如此。等到后来到达修门，他们的说法又不同。敌国的存亡，这不是小事；风传却彼此不一，竟到了这种地步。倘若有缓急，届时又怎么来得及呢？从前中兴初年，韩世忠、吴玠等人拿出金钱招募间谍，使用起来像砂砾一样不吝惜，所以敌人的深谋秘计没有不预先知道的，取得胜利的办法大多由此而来。臣等认为应当申明整饬主管军务的大臣，专门承担派遣间谍的责任；事情查验属实或不实，都应明确施行奖惩，这样或许能做到实际情况必定被报告，所报告的事情必定真实。这是第二件急切应当办理的事。臣等本来没有什么奇异的防备策略，只是想到奉命出使之初，离开殿陛时承蒙陛下温和的面容和赐谕，命臣等将江淮之事在归来时奏报，所以冒昧竭尽愚忠，希望报答万分之一，只请陛下圣明裁察。德秀任江东转运副使时，上奏论述边境事务说：‘臣极其愚昧浅陋，承蒙陛下选拔提升，主持江东漕运，早晚尽心竭力的不过是州县之间的日常事务，还不足以向上报答陛下的大恩。如今有事情关系宗庙社稷的安危、国家的祸福，职分有固定的守则；对臣来说虽不应当说，但按道义却有可以说的地方。从前欧阳修以知制诰身份出任河北转运使，曾请求参与了解军务，仁宗答应了他。臣虽然远远不能同欧阳修相比，但也是由词臣出使，并且以转运粮饷为职，那么边疆的利害，臣难道敢以越职之罪为畏惧，畏缩不言吗？臣私下看到，金人自从失去国家向南迁徙以后，势力日益窘迫。近来防古和西夏联合出兵向东，越过潼关，深入许、郑。金人危急逼迫的情状，已经表现在伪诏所说的内容中。近来又传闻敌军攻围都邑，防古骑兵布满山东。虽然侦报的言辞不免有异同，但考察大势，金人在河南仅存数州之地，却抵抗西北两个正盛的国家的军队，加上群盗横行、叛乱四起，土地倾覆、百姓离散，种种迹象都已经显现。征括马匹、调发粮食，公私财力全部耗尽；数万交钞，竟只能换取一顿饭。危急到了这种地步，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

译臣谨按国史，女真背叛辽国是在政和四年甲午，灭亡辽国是在宣和七年乙巳。这年冬天就侵犯中原。臣私下认为，今天天下的形势，同政和、宣和年间没有不同。陛下用来治理国家、对外抵御边人的办法，也应当把政和、宣和年间作为鉴戒。盛大的大宋，八代皇统接连光大，到政和、宣和年间，正是太平极盛之日。假如朝廷上下懂得守成的艰难，知道没有难处也要有所畏惧，警惕戒惧，以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运为心，亲近信任仁人贤者，修明施行德政，那么国势就会稳固，有如泰山磐石；即使有一百个女真，又能有什么作为？不幸的是，沉溺于安逸享乐之后，法纪纲常荡然无存，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依靠。根本已经动摇，枝叶也随之败坏。于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残，攻陷我国都城，倾覆我国社稷，劫持迁徙我国徽宗、钦宗二圣，残害我国百姓。自开天辟地以来，敌国造成的祸患从来没有像这样惨酷。如今若要鉴戒前车覆辙，使国家神器永远安定，办法没有别的，只愿把政和、宣和年间作为鉴戒罢了。臣曾经妄自评论政和、宣和导致祸患的原因，大致有十条。君臣互相告诫，正是为了时刻接近安定；但辅佐大臣不得其人，万事就会毁坏。这一点即使在虞舜朝廷，也还作为戒诫。’ 自从蔡京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王黼打开应奉享上的门路，专门用过度奢侈来蛊惑皇上的心，用奢靡浪费来侵蚀国家财用，土木工程极尽壮丽。花石纲的贡奉，毒害遍及东南，甚至宫内曲宴，也要派出女乐供群臣娱乐；大臣入宫侍奉，宫女还涂脂抹粉以供戏笑。于是荒淫嬉游没有限度，朝政大坏，这是第一项过失。《易经》说：“统率军队要守正，用老成持重的人才吉利。”又说：“出兵必须有纪律，不能做到就凶险。”意思是统率军队必须得到老成厚重的人，使用军队必须有节制、训练和整齐的法则，反其道而行就会凶险。自从童贯、 高俅相继掌握兵权，教阅训练的事情全被废弃，上下按军功升降等级的法令也不实行；战败溃逃的人不诛罚，反而用金帛招抚；杀死敌人的人不予抚恤，反而诬称他们逃亡。于是赏罚没有章法，军政大坏，这是第二项过失。《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驰骋。”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轻忽天变而不遭祸患的。政和、宣和年间，灾异屡次出现：大星像月亮一样，缓缓向南运行；太阳昏暗无光，仿佛猛烈震动；红色气象侵犯斗宿；洪水淹到都城。当时群臣安然不知警戒，反而把怪异灾害说成嘉祥，把变异说成吉兆。这是上面不畏惧上天警告的表现，是第三项过失。大舜那样圣明，却能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成汤那样有德，听到劝谏也不违逆。自古以来没有听说掩饰错误、任由过失发展而不灭亡的。政和、宣和年间，把进言当作禁忌：张根论说征税繁重，被以散官身份安置；李纲论说大水灾变，被远谪去监征。于是士大夫不敢进言了。邓肃献诗讽谏，被排斥出太学；朱梦说以直言批评宦官，被流放斥逐到偏远州郡。于是平民也不敢进言了。箝制言论成为风气，终于逐渐酿成祸败。这是下面不顾人民言论的表现，是第四项过失。君子在朝廷内部，卦象就是泰卦；人才众多，周文王因此安宁。政和、宣和年间掌权的大臣，专门以诋毁忠臣、妒忌贤能为事。历朝有声望的老成之臣、当代博学宏才，不是因奸党之名被废黜，就是被列入邪党而斥退；不是因拘泥曲学被贬谪，就是因持不同意见被驱逐。排挤压制、摧折抑制之后，全国竟没有君子了。即使想长久安定，办得到吗？这是第五项过失。开国承家，不能任用小人；艰难之时任用贤人，蛮夷自然归服。政和、宣和年间，蔡京、王黼相继掌握宰相权柄，童贯、梁师成、朱勔等滥居枢密院，他们充斥台省，排列在馆阁殿堂的，不是歌功颂德、吟咏诗书之人，就是膏粱子弟；不是像奴仆一样侍奉宦官，就是依附权臣。相互援引、轮流推举，朝廷上下全是小人。即使想不危险，办得到吗？这是第六项过失。《礼记》说：“四方发生败乱，君主一定要预先知道，这才叫作百姓的父母。”政和、宣和年间的小人专门设置遮蔽，使皇上听不到实情，以欺骗皇上的耳目。刘法在西部边疆战败身死，童贯却把它上报为胜利；方腊攻破东南六郡，王黼隐瞒不报；郭药师反叛的迹象已经显露，边臣却在外面掩盖；女真确定日期准备入侵，大臣又在朝廷内部隐讳遮掩。上下彼此防范，终于酿成大患。等到敌兵渡过黄河，朝廷还没有察觉，这是第七项过失。

译《尚书》说：“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 政和、宣和年间，小人专门致力于聚敛财物，以动摇国家根本。朱勔以贡奉之名扰害浙右，李彦以括田之举困扰京东，蔡京更改盐钞法，家家户户都在叹息忧愁；王黼创立免夫钱，诸路骚动不安，百姓无法生活，只好散为盗贼。即使防备敌国，也必然有来自萧墙内部的忧患，这是第八项过失。《诗经》说：“天下能有贤人，四方就会受到教化。”古代凭一个士人就能平息敌国谋划，凭几句话就能折服外来侮辱。政和初年，朝廷派使者窥探辽国，童贯却实行辽国君臣相互顾盼、暗自发笑的做法，已经有了“南朝无人”的讥讽。北方战事兴起后，竟把军队统帅之任交给仆隶出身的人，使他以庸才担当元帅之职；节制不明，诸将没有可禀承、可畏惧的对象，庸碌懦弱而不知武备，敌军因此得以凌辱侵犯。不久又以蔡攸辅助他，继而换成谭稹，驽弱怯懦更加严重。于是女真知道中国没有人才，反叛的意图便产生了。这是任用不称职之人的表现，是第九项过失。过去子产凭弱小的郑国，艰难地处在强国之间；区区一个玉环，本来不应当对晋国吝惜，但子产说：“大国的人向小国发号施令，而且每次都得到所求，那么我们将拿什么来供给？一次答应、一次拒绝，罪过反而更大。大国的要求若不合礼义，怎样斥责它才会满足？” 最终没有把秦国向赵国索取土地的要求交给秦国，赵国本来想答应。虞卿说：“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秦国的要求没有止境；用有限的土地供给无止境的要求，形势必然会使赵国灭亡。”赵国采纳了他的计策，秦国便不能再加害赵国。大凡拥有国家的人，不幸与强敌为邻，应当有办法使强敌心服，而不应当顺从它的欲望。当女真与辽国交战时，虽然女真每战都能取胜，但它把我们中国的尊严看得如高山大海一般，难以测度其雄厚深沉，哪里敢立即产生别的心思？不幸奸臣腐儒贪图功劳而缺少谋略，只怕不能顺应满足女真的意愿。女真要求我们的岁币，便按契丹旧数给予，毫不推辞；要求燕地的税赋，便给它银绢百万，毫不吝惜；至于索取犒军物资，就答应给犒军物资；想借粮，就答应借粮。一件事情刚刚应付完，另一件要求已经产生；前一项请求还未满足，后一项请求又兴起。我们一概顺从承受，不敢稍有违逆，而女真南下的军队已经逐渐逼近边境。蚕食并吞本来就没有满足的时候，只知道顺从它的欲望，却没有办法使它心服，遭受这样的祸患本来就是必然的。有人只认为接纳张防、结纳余覩是挑起事端的原因，却不知道招致侮辱、使敌人轻视我们的渐变并非一端。即使防止结纳之事，又怎能保证盟约不会破裂呢？这是处置失当，是第十项过失。如今陛下圣德清明，绝不会有这些过失。然而我独自看到，只有陛下一人忧劳勤勉、恭敬节俭，不愧有仁祖的遗风；群臣却安于宴乐、怠惰傲慢，竟有宣和年间的习气。东南民力有十分之八耗费在军饷上，而士卒贫困憔悴，常有吃不饱的叹息。灾异接连发生，却看不到真正修身反省的实际行动。进言的道路阻塞，正直敢言的人不被容纳。君子并非没有参与任用，但正直的议论从未得到伸张；小人并非不想远离，但进谗献媚者仍有人得志。遮蔽实情的风气日益炽盛，聚敛财物的政令日益增多。这些过失不除，我恐怕后人看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过去一样。虽然如此，我是外任官司的臣子，对于宫廷内部的事情不敢全部说尽。这里只请求为陛下详细陈述对待敌国的办法。我看【防古】在今天的情形，与从前女真刚刚兴起时没有不同；一旦它与我们成为邻国，也一定会仿效女真已经实行过的计策。女真曾经把燕城归还给我们，如今难道不能单独不归还河南土地，来观察我们如何处置吗？接受它，就会享有虚名而招来实际祸患；不接受，它就能以陵寝为借口，假借大义来进攻我们。女真曾经与我们通好，如今难道不能降低言辞、派遣使者，来观察我们如何回答吗？如果顺从它，索取就会永无满足，哪里能填满它像溪谷一样深的欲望？如果不顺从，它就能借口挑起事端；它狡猾机巧的本性一定会从这里表现出来，我们不能不预先谋划应对办法。近三年来，谋划国家的人没有深思长远计策，只是一味苟且求安。过去敌人在幽燕，我们按时节遣使聘问，已经是不得已。现在它既然败逃南来，难道不能拖延答复，等到它收复燕山后，再像从前一样往来馈赠，反而让大宋臣子在祖宗殿廷之下向仇敌下拜？这是第一个错误。岁币不派送，这是对的；但不以归还燕地为理由，却推说漕运渠道干涸，使残敌得以发文书催逼责问。中原豪杰听到这些，难道不会嘲笑我们谋略少吗？这是第二个错误。沿边的遗民都是我们的赤子，穷困而来归附我们，应当加以安抚怀柔。边疆官吏不是合适的人才，只知道拒绝驱逐，已经断绝中原百姓的希望；更有甚者把他们视为盗贼，杀戮焚烧。上游统辖军事的官员公然张贴大榜，规定来者立即捕杀。西州总兵统帅又在黑谷山杀死程彦晖一家骨肉。秦地、陇地的人无不咬牙切齿；招来邻国的侮辱，打开边境的裂隙，结下遗民的怨恨，违逆上天的心意，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这是第三个错误。积累这三个错误，我国的威势和元气就衰败尽了。汉昭烈帝有句话说：“事情的祸患到来，难道会有终点吗？”以前的错误已经不能后悔，但后来如何应对，还可以按我们所希望的去做。朝廷只要不要再犯错误就行了。如今庸人的议论有两种：不是说敌人还没有立即灭亡，尚且可以依靠它作为屏障；就是说中原正处于扰乱之中，没有空暇窥伺我们的江淮。这些都是误国之言，不能不明察。敌人必然灭亡，愚人智者都知道，我不再重复陈述。像从前永嘉之乱时，江左大致安定，是因为群雄并起争斗，没有谁能统一，所以我们江南才得以偷取片刻安宁。等到苻坚灭亡，慕容氏很快又兴起，吞并晋朝的谋划随之产生；元魏兼并各国后，也就萌发了饮马长江的意图。如今新敌刚刚壮大，完全占有黄河以北，而杨氏、刘氏等群盗又往往归服于它。我恐怕与五国对峙的形势，绝不能作为江左苟且安定的计策。有人又认为，安定边疆只要使储备日益丰足，以此诱饵敌人，还有什么忧患不能解决。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把金帛送给敌人，虽然是后世停止战争、休养百姓的权宜之计，但用在国势强盛时，足以表示恩惠而不至于招致侮辱，景德年间的事情就是这样；

译用在国势衰弱时，恰好只会招来侮辱，却不足以显示恩惠，宣和年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倘若不考虑使国家自我强盛，只依靠贿赂馈赠来侥幸求得一天安宁，我知道这不是防备之道。过去孙氏凭小小的吴国抵挡强大的魏国，似乎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吴国君臣共同奋发自强，终于挫败了曹公像虎狼一样的敌军。晋朝东迁以后形势危急，也只是因为将相中有人才，处置适当，最终才能击破苻秦倾国而出的军队。如今国家疆域万里，贡赋汇集，披甲士卒百万，以江汉为屏障，难道比吴、晋还差吗？可是朝廷内外的官员，忠诚激愤的人少，委靡颓惰的人多。一听到敌情文书到来，就彼此对望而脸色变掉，不知所措；稍稍平定下来，又安然如故。国家平时不吝惜名器、爵禄来宠遇士大夫，一旦有急难，却没有看见有人毅然把竭力报效王室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正是我极其恐惧的地方。天下的形势如同长江大河，上游决堤溃败，下游不可能独自安宁。如今荆州、淮河以北数百里之间，战事纷扰，戎马交相侵袭，正如熊在咆哮、虎在争斗，近在藩篱之外；而有人竟说这与我们无关。他们内心其实并不这样认为，只是姑且想遮掩眼前漏洞，攫取名器爵禄便离去，至于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忧患，却要让陛下一人承担。那些群臣为自身打算，可以这样做；但陛下身为帝王后代，承担祖宗九庙的托付，怎么能把国家安危置之度外呢？陛下如果确实想提高国势、消除外患，那么政和、宣和年间的十项过失必须惩戒，近日的三个错误必须警戒，庸人的议论必须驳倒，使国家自强的计策必须确立。应当以至诚专一的心意侍奉上天，广泛谋议、兼听各方意见，详尽了解臣下的实情，以收得天人之心，汇合朝廷内外的助力。这样，天下的事情或许还大有可为。如果上下都悠悠然不以为意，养成深重祸患，时机和防备逐渐丧失，事变日益不同，我实在不知道结局会怎样。我自从接受任用、立身朝廷以来，微小的愚见只知道有君父、有社稷，所以常常竭尽忠诚、穷尽思虑，不敢只为自身谋划。如今看见时局忧患如此严重，却留恋微薄俸禄，不替朝廷进一言，岂只是辜负自己往日的心愿，也会惭愧于头顶苍天、脚踏大地。因此我斋戒内心、清洁诚意，废寝忘食写成这篇奏章，想进呈又停下，反复多次，心中不能自已，最终还是上奏让陛下听闻。或许这是上天诱发我的忠心，想借此感悟陛下。倘若万一能够得到施行，那么即使我被摈斥废弃、退居田里，也感到十分幸运。贴黄：臣私下看到，太祖、太宗历经艰难、百战而取得天下；真宗、仁宗兢兢业业守成；到了徽宗时期，天下太平，百姓万物和乐兴盛。不幸自崇宁以后，群小得志，陷害忠良，于是朝廷中没有一个君子。到政和初年，辽国衰弱，金人兴起；王黼、童贯之流贪图功劳而缺少谋略，招致敌人侮辱，逐渐导致靖康之变，都城失守，徽宗、钦宗二圣蒙尘。追想以前的过失，足以令人流泪。臣仰望陛下专心研习经典，亲自临御经筵，凡是祖宗创建、守成的制度中可供今日效法的，已经每天陈列在陛下面前了。至于崇宁、宣和年间可供今日警戒的事情，希望诏令馆阁大臣分类编纂后进呈，陛下退朝有暇时按时阅览。这样或许能够把奸邪误国的情状、敌人侵入内部的耻辱，一一完整看到它们的始末，从而鉴戒过去的错误、谋求今日的成功，这不是小小的补益。皇太子年纪正盛，学问日益进步，也应当命宫僚编纂上述往事，从容地谋议讨论，对启发他的美好德行必定很有帮助。臣官位低微而身处人下，志在纳忠，狂妄僭越地妄加进言，恭候诛杀。九年，袁燮在轮对时进呈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当今的事务中，有一件不能一天拖延，就是边防。自陛下改革政治以来，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修筑城墙，疏浚壕沟，修缮兵器铠甲，积储草料粮食，训练武艺，申明军法，没有一天不在谋划防备抵御。勤勉整治到今天，按理说应当十全十美、没有缺失，各项都可以依靠；边疆应当自然具有不可抵挡的威势，外域安服，不敢产生入侵之意。这本来是合乎道理的。近来我私下听说，将要灭亡的敌人竟敢率领残余部众侵入我国疆场，掠夺人民，焚烧边地房舍，安然地表现出轻视中国的心意。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这是因为我们所谓的边防，未必真的可以依靠。将帅是三军的主宰。过去稍有劳绩的人，大多因罪被罢免；现在所任用的，多是新进之人。谁有智慧，谁有勇气，朝廷都不知道；谁是杰出人才，谁只是中等才干，朝廷也不知道。环顾四周缺少可用之人，只好姑且任用他们，说这是试用。任用试用的将领，却要求他们承担真正有才有能者的责任，难道不是很困难吗？那么怎样才能得到良将？回答说：朝廷之上改弦更张，振作起怠惰骄纵、苟且求安的风气，良将就会出现。敌人虽然衰弱，而相互聘问仍未停止，所以还敢桀骜不驯。一旦断绝往来，出其不意地行动，难道不会使它震惊畏惧吗？如果它还敢侵犯，就用军队驱逐它，观察它的战斗情况，那么智勇杰出的人才便会因此显露出来；用他们抵御敌军、击退侮辱，不必担心无人可用。这才是边防的首要事务。讲和盟书，向天地质证，向神明祈告，并约定不遵守盟约者使其国家覆亡，可以说已经很严厉了。谁敢违背？可是残敌竟敢背弃盟约，难道不知道自己理亏吗？它只是想索取我们的岁币，所以故意制造这点骚扰罢了。我们却顺着它，这既是畏惧它的威势，也是向它显示软弱。堂堂大朝廷，竟被衰残的敌国胁迫，任凭它索取，丝毫不敢较量，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假使它还在燕山，国家仍然强盛，又没有抛弃友好关系，虽然可以给它；如今它失去巢穴，国势危弱如一缕将断之丝，又已经背弃盟约，怎么还能给它？考察众人的公论，众口一词，都说不应当给；只有谋略浅薄、见识短少的人，或许认为应当给。万一答应给它，我们的气势先衰竭了，凭什么立国？如今外国中【防古】最强，其他在北方崛起的豪杰也很多；他们看见我们如此怯弱，必将产生吞并的心思，难道不是更加值得忧虑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从前绍兴年间，北方敌国强盛，而徽宗皇帝的梓宫尚未归来，太皇太后隔在沙漠之中，所以高宗不得不与金国讲和，所给岁币只是全盛时期的一半；当时忠臣义士仍以死力争。等到金人背弃盟约，亲自率领重兵大举进入淮甸，而完颜雍已经进入北方。完颜亮不久死于非命，完颜雍完全改变了他的做法，使金国再次安定，想重新修好，因此孝宗减少岁币而答应和议。如今的残敌，与它强盛之时相比，本来远远不能相提并论；而我们给的岁币却比隆兴年间增加，和绍兴年间一样多，难道不是太不相称了吗？难道不是太卑下受辱了吗？借给敌人兵力、资助盗贼粮食，是古人深深警戒的事情。它既已背盟，就是寇盗，我们却用重金资助它。它在衰弱之余突然得到这些，用来激励它的部众，又哪里是中国的利益呢？善于建立大事的人，能够反过来利用这种形势，不拿岁币资助敌人，反而用它来制服敌人。如今我们所忧虑的，是财用还不充足。然而岁币的数额并非不厚，足以招募勇士，足以表彰战功。从今以后，应当用这些财物办好边防，国威也由此重新伸张，这正是上天用来保佑我国的机会。敌人势弱，容易兼并；昏昧，容易进攻。摧枯拉朽，不费多余力量，这是上天授予陛下复仇雪耻的机会。残敌遭受挫败而进入我国的【防古】地区，等到群雄知道中国有人才，无不恐惧屏息；这正是上天开启我国昌盛运势的机会。陛下从内心衡量，清楚看见岁币不能给予，坚定守住并坚持这一点，就可以奉行顺应天意了。我听孔子说：“做君主困难，为什么困难？能够决断重大的疑惑，确定重大的谋略，使国家安稳如泰山，天下无敌，这就是困难所在。”形势不强、威势不振，担心被人欺凌，便用重金求得免祸，这是中等才智的人也能做的事，哪里用得着圣明君主呢？希望陛下审慎思考，我不胜恳切。十年，袁燮又进呈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当今的要务，最紧要的是整备边防，应当精心讲求、周密筹划。吴国吕范有句话说：“同船渡海，只要有一样东西不牢固，大家就都会受到它的祸害。”这是至理名言。那么如今的边防，怎么能有一件事不作准备呢？臣的职责在于进献意见，不敢沉默，谨以今日公论认为尚未完备的六件事，上达圣听。臣听说古代建立大事的人，必定先确定总体规划并把握时机。譬如农事，要日夜思考，思虑开头并谋划结局，行动不超过思考，这叫作规模。开始时像处女，使敌人打开门户；后来像脱逃的兔子，使敌人来不及抵挡，这叫作时机。只有平日胸中预先确定了规划，缓急先后如同王朴平定边疆的策略，防守才不是徒然防守，作战也不是冒险作战。时机没有到，就从容等待；可以行动的时候，时机可以利用，就果断奋发，实行有作为的策略。大功就是这样成就的。如今的边防，果真能够这样吗？这是公论认为尚未完备的第一件事。臣听说古代善于判断敌情的人，必定察明敌人的虚实，知道它的强弱；避开坚实处而攻击虚弱处，避开强处而攻击弱处，就容易用力。如今间谍侦察不明，昏昧无知，不知道敌人要进攻哪里；不攻击它的虚处却攻击实处，不攻击它的弱处却攻击强处，岂只是没有益处，必然还会自取灭亡，又凭什么决胜呢？这是公论认为尚未完备的第二件事。臣听说古代百将同心，三军同力，如同心腹与手足相互配合，如同父子兄弟没有隔阂。《泰誓》说：“商纣有臣民亿万，却有亿万条心；我有臣民三千，却只有一条心。”兴亡的差别就在这里。如今人人各怀心思，异议蜂起，不以国事为念，只逞自己的私意。更严重的是，别人有才能，自己就嫉妒，制造浮言，传播到朝廷道路，使有功之人不能安心，难道这是忠于君主的人吗？这是公论认为尚未完备的第三件事。臣听说用兵不在兵多，而贵在精锐。国初军籍不过十五万人，却四方征伐，没有不如意的，只是因为精锐。自秦桧执掌国政，暗中与敌人结交，沿边不驻重兵，所以大军屯驻江上，有紧急情况才出戍；朝廷给他们的生券并不少，但军队都习于骄惰，不能承受战斗，所以议论者认为不如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屯驻地，把他们的生券发给沿边勇武之士。这样公家支出不比以前增加，守御却得到合适的人，远胜过去；士卒有安居的乐趣而没有出戍的劳苦。新兵列营相望之后，大军就可以逐渐减少，空缺的名额不再补充，用计划逐步消除。这确实是强兵节省费用、长久无穷的利益，却没有听说施行。这是公论认为尚未完备的第四件事。臣听说善于统率军队的人，必定严格军纪。刀刃就在面前，仍不敢不踩着它前进；退却的人必死，向前进的人还可能有一线生存希望。因此士兵只知道主将可怕，而不知道敌人可怕。出兵那天，坐着的人泪水沾湿衣襟，躺着的人泪流满面；死亡将要到来，所以悲伤。如今军人遇到敌人，望见风声就逃跑，是因为认为前进多半会死，而退却还有幸免的可能。军纪不严，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这是公论认为尚未完备的第五件事。臣听说善于养兵的人，必定厚给财物。国初沿边诸将长期任职，关市征税都能自行支用，用来招募勇士、表彰奖赏有功者、资助间谍，财用宽裕有余，从未匮乏。中兴时大将积蓄的财物，也多得不可计算。绍兴末年，内帑赏赐犒军的缗钱多达千万，毫不吝惜。如今军用不足，既不能厚厚犒赏战士，主将又加以克扣，军人更加贫困，平时憔悴无聊，临到危难怎么能拼死杀敌？这是公论认为尚未完备的第六件事。由这六件事推想，其他尚未完备的地方也很多。区区残敌竟敢抗拒天威，如果不能战胜它，就会成为千百年来的笑柄。伏望陛下明诏股肱大臣，大力整顿军政，像臣所陈述的六件事一样，全部改弦更张，以充实边防、增强国势，这是当前的急务。希望陛下赶快谋划。

译袁燮又进呈札子说：臣听说天下大势有安危，也有存亡。关系到安危，还可以谈论；关系到存亡，就无法隐讳了。谁不知道存亡的分界极其可怕？只是不能及早辨别它何时已经关系到安危；如果不迅速救治，逐渐蔓延而不能停止，那么存亡就系于此了，难道不可悲吗？臣私下观察当今的事务，只有边防最为紧迫，其中的利害却有不容易说清的地方。从淮甸直到巴蜀，全都是边面，形势极其广阔，无法全部防备，必须斟酌时宜，妥善处置。淮甸逼近中都，议论者都认为紧急；但在臣看来，近处固然不能缓，远处尤其不能忽视。请允许臣先说蜀中的利害。过去张浚丢失五路，力量不足以养兵，于是把五路财赋平均摊给四川，增加名目，称为折估。蜀人因此更加困苦，逐渐延续到今天，财用耗尽，人心已经岌岌可危。往年残敌侵犯边境，淮甸一带天天发生战事，唯独这一方仍照常互市，于是启发敌人的野心，使它乘隙深入，杀戮人数不可胜计。忠义之士痛惜家人被敌人毁灭，穿白衣服为亲人复仇，这在道义上本来是应当的；但我军追赶并使他们返回，敌人又跟在后面，他们无处逃生，只能等死，怎么能不同时产生怨恨和诽谤？担心难以控制，就把他们全部遣散去务农，这样怎么能不反叛？敌人窥见其中意图，便顺势诱导他们；他们幸而以忠义自称，始终不甘心替敌人效力。趁他们立场尚未稳固，急忙招集他们，也还可以做到。但事权不集中，各部门各行其是，于是纪纲混乱，奸邪盗贼一同滋生，关外四郡最终茫然变成盗贼的废墟。这正是关系安危的时刻；如果像救治燃眉之急那样处理，即使危险也可以转安；错过今天不谋划，后悔又哪里来得及？万一四郡失守，四川的人心就会动摇。四川和荆楚相互依靠才能立足，蜀人叛乱，楚地将怎么办？唇亡齿寒的忧患，近在眼前。淮甸能够独自安定吗？中都难道不会震动吗？真是令人寒心、令人痛哭。这些利害，难道只关系安危吗？有智慧的人谋划事情，能够因祸得福、转败为功。推究纷乱的原因，寻求使人民安定的办法，把赤诚之心放在别人心中推想，那么铜马军一类的人没有不感激喜悦的。假如盗贼将采用这种谋略，那么李祜一类的人都能够成功；对人不疑，别人也会以诚信相待。古人的这番议论，可以说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淮西、山东的豪杰之所以为我们竭力，确实是因为我们以诚心相待。蜀地掌管事务的人如果真能效法他们的做法，公开表示最大的信任，坚定得像金石一样，谁不乐意为我们所用？沿边的忠义之士，声势相连，如同左右手相互援助，如同兄弟共同抵御侮辱；智谋接连出现，残敌就不能支撑。这就是所谓因祸为福、转败为功。扬雄说过：“驾驭得法，天下的狡诈者都会归服；驾驭失当，天下的狡诈者都会兴起。”对待敌人，应当用恩信结交，用法度约束，不急躁而徐缓，善于调和驯服，有使远方归附的能力，而没有放纵失控的祸患。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谁来承担这件事？应当摈斥罢黜庸懦无才的人，改用声望和实际才能一向著名的人；号令焕然一新，精神面貌全都改变。元气充足以后，外来的邪气就会消退，把人民从纷扰之中带到安全的境地。岂只是蜀地安定，天下也会全部安定。事情的关键，明明就在这里。希望陛下赶快谋划。十一年，臣僚又上言：庆历年间，张方平曾认为，朝廷每次防备西北，谁不知道猺蛮正在岭外冲突，南面邻近交阯，形势上必须经营防备？唐代防备西面的吐蕃，后来安南侵犯边境，不久导致庞勋之祸。国朝每次忧虑契丹、元昊，侬智高却攻陷邕州，南方边境骚动，天子为此直到日暮还不能进食，难道是小事吗？臣等近来看到淮甸之间不断兴修城墙，轮番戍守日益增多，而广南的城池坍塌破败却不修缮，戍兵几乎逃亡殆尽。春秋两季教阅，郡中不到百人；虽有乡兵、义丁、土丁的名义，实际上都不能使用，遇到缓急怎么能集合？应当在岭南要地增加修筑城堡，登记当地民兵，按时训练，制定赏罚标准，以表示惩罚和劝勉。这样号令就会严明，守御就会完固，百姓熟悉战斗，可以消除猺蛮侵掠的祸患，使四十州百姓处于长久安定的境地。诏令采纳了这个建议。袁说友论楚州屯戍：臣私下认为，依靠城池防守来求稳固，不如依靠军心来求稳固。城池虽然坚固，但使它坚固的是人。军队没有三心二意，诚然比百二山河的险要还要牢固。所以说“众志成城”。这句话确实说明关键在众人的心，而不专在城池。臣这次奉选命护送宾客，在往来途中，道路经过楚州，仔细观察本州城墙，形势极其雄伟壮固。楚州实际上是扬州藩篱般的防卫。臣又询问淮地百姓和军士，他们都说，从淮河向南，陆路到扬州，是从盱眙经过天长而来；水路则从清河口经过楚州而来。然而楚州尤其是要害之地，因为敌人的粮道必定经过楚州；而且楚州在扬州前面，敌人从这条路来，楚州就是前面的抵挡；如果从别的道路到扬州，楚州又能扼住它的后路。所以朝廷把楚州看得很重要，增修城池、设置壕堑，不敢忽视。如今楚州人都说，前些年朝廷曾把武锋一军八千人屯驻楚州，军人的家属全都在那里，确实足以作为有缓急时死守的准备。后来扬州增创堡寨，因为一时的建议，就把武锋一军全部调去屯驻堡寨；现在只令镇江都统司每年轮换戍守楚州，不过五千人而已。既没有老小同行，又每年轮换一次，不是长久的计策。总司还要增加支给食钱近二万缗。实在担心遇到缓急之时，轮戍士卒各自挂念妻儿在别的郡，而且他们并非长期屯驻、反复训练的人，恐怕不能要求他们拼死守城。臣等希望圣慈以楚城为扬州腹背的要害，命枢密院斟酌，或者不恢复武锋一军，也请命镇江都统司拨选五千人。挑选将领和副将，让他们都带着家属在来年二月轮戍之日到楚州，秘密地分批屯驻并长期戍守，以免张皇惊动。原来武锋军的营寨房屋现在仍然存在，应当预先修缮；这样或许可以使军士和家属一同戍守，也作为长久的计划。这与没有家属同行、每年轮换戍守的情况完全不同。将来遇到缓急，必定可以依靠他们固守；同时也能节省总司每年二万多缗的费用，实在不是小事。《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八。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御边。宋理宗时，宝章阁学士曹彦约上奏说：臣听说敌国和盗贼造成的祸患，自古以来不能没有，关键在于处置得当，这样它们才不能造成危害。所谓处置得当，大略有五项：一是守道，二是固本，三是通财，四是考察众议，五是爱民。至于选择将领、训练士兵，是重要的事情，臣还认为应列在这五项之后。所谓守道，就是用兵之道必须先辨明曲直。丙子、丁丑年间，饥民冲入边境的动辄有数万人，朝廷害怕惹起边衅，压制他们而不接纳。后来边臣贪图功劳，羡慕接纳归附者而获箪食壶浆之名，延请他们入境，致使重兵驻守十年不能撤退，损害国家、残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过去的事情不再归罪。如今应当明确辨正好恶，确定进攻和防守的议论，广泛建立规模式样，作为长久计划；不冒昧前进，不畏缩后退，不因一次胜利就举手相庆，不因一次失败就彼此叹息怒视，这样才可以说掌握了用兵之道。所谓固本，就是营垒布置，首先要加强内部。古人处置自有体制，重兵都在江内，三衙尤其多有精兵。南宋中兴百年，依靠这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后来马军司迁置到江上，而建康、镇江各军都在江北，人心容易动摇，奸邪盗贼容易滋生。假如有缓急，便不能自立。如今的计策，不如使殿前司、步军司的兵力在江上最为集中，江上的兵力在真州、扬州最为集中，真州、扬州的兵力在楚州、海州最为集中。把军队集中在内地，由大将守卫，有时可以应敌，能够调发；应敌之后，再回到原来的营地。外面虽然有警报，内部实际上安然无事，这就是使根本强固。所谓通财，臣当然知道治国不能没有财物，但有用的财物不能妄自使用。如果一定把吝惜财物作为政事原则，军事就会陷于浅陋了。开禧年间出兵以前，各军都有回易贸易，甚至邸店、酒息等收入也有宽余。不肖之人固然会把它们遮掩为己有，但贤能之人还可以用来激励、赏赐自己的军队。等到出戍人数增多，调发又不按时，各军在营寨中所剩无几，营运收入日益削减，无从筹办军需；唯独对于互送礼物、购买工役的弊端，却不肯稍稍削减。严寒中出战，连牛肉和酒都没有希望得到，衣服不能遮体，每日粮食还不足；望见敌人便惊慌逃跑，实在是形势造成的。士大夫只看到乾道、淳熙年间各军富足，便以为今天的情况还没有改变旧制，却不知道开禧以后已经大不相同。如今如果改弦更张，必须选择朝廷大臣，亲自考察各军的利害，补助它们的困乏，削减繁重苛细的负担。如果军费不足，就再拿出金帛给予军队。短时间内处置这件事难免浪费；但与军队败绩、使国家受辱相比，哪一个更大，哪一个更小？这就是所谓通财。所谓考察众议，就是用兵之道在临机时虽然贵在秘密谋划，但发动事情必须兼听各方意见。汉高祖想复兴六国，郦食其、张良各自献上计策；汉武帝想诱使匈奴归附，王恢、韩安国各自陈述意见。采用张良的计策，汉朝强盛；采用王恢的计策，汉朝失败，这就是明证。近年边事没有常态，而朝廷议论过于严密，路上妄传消息，容易惑乱众人，浮言互相煽动，本来不足顾虑。实际上，如果意向不能确定，就不容易举事；咨询谋议不广泛，也难以得到恰当结论。《洪范》讲考察疑难，要谋求卿士意见；《大雅》称述古代先民，连割草打柴的人也要询问。如今如果采纳众人的议论，使他们各自发挥长处，朝廷择取而任用，不论地位高低，即使是千虑中的愚见，也可能有一得之处。将来选择边帅，也将由此得到合适人选，这就是所谓考察众议。所谓爱民，自古以来没有不爱民而能够建立国家的。如今陛下每次面对群臣，每天都把爱民作为念头；大臣围坐，每天都把爱民作为施政原则；御史、谏官上奏论事，每天都把爱民作为说法。然而在州县田野之间，实际上还没有爱民的成效。虽有仁慈之心和仁爱之名，百姓却没有受到恩泽，这是因为贪吏的祸害还没有除去。朝廷规定交承钱物的数额，本来极其公正；他们却以增加盈余为名，把钱物侵吞到私人家中。朝廷交给守臣节制军政的权力，本来是好的办法；他们却把私役百姓当作常事，用威势命令胁迫百姓。登记义兵以备缓急，本来是好计策；他们却把义兵拘留在城中，使他们失去谋生的产业。耕种营田以充实储备，本来合乎古道；他们却强迫乡民服役，夺去他们的农事。边疆百姓的怨恨充满耳边，一旦有缓急，将还能依靠什么？必须惩办其中一两个，明白张榜公布，使他们改正行为、遵循德行，或许可以让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所谓爱民。具备这五项，然后才可以治理国家；如果不是这样，臣私下实在忧虑。至于选择将领，臣不敢轻易谈论。要说如今的将领都不可任用，那么用什么人来替换他们？要说如今的将领必定都可以任用，那么臣又不敢认为是这样。假如使守道的计策实行、固本的议论确定、通财的主张明确，那么懂得事务的人必定会应时而起。参考众人的谋划，广泛推行爱民的政令，这样好事之人一定会举荐贤能、引进人才；既可以按类别求取，也可以凭意旨任用。至于训练军队，那又是将领的职责，并不是朝廷所忧虑的事。臣蒙受国家深厚恩典，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只能倾尽所学，也不过如此，唯愿陛下留意。戴栩进呈《御边劄子》说：臣请求谈谈天下最大的忧患。如今残余的敌人已经不足为虑，眼前可虑的是淮地的祸患，远处可虑的是防古。淮甸的祸患，虽然叛逆的名义还没有公开显露，但叛逆的行迹已经暴露。我方的耕牛，他们便用钱请人替他们弄来；我方的战马，他们便抬高价格来诱买；我方的木材，他们便资助用来制造船筏。朝廷正在筹措粮食供给他们，扩大买粮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愿，他们就起而杀害官吏、焚烧城郭，使尸骨暴露于荒野，积聚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只要听到他们一句好话，朝廷便置之不问。朝廷不在事变之前激成变乱，确实是顾全大体。但臣推测，这两方面本来可以同时办理，并不互相冲突。陛下和大臣务必要多说宽恩的话，以维持关系始终；再三敕令制阃之臣经常为此作准备，等他们发生变乱便诛讨他们。对方没有行动，就会有所忌惮；一旦行动而想做不善之事，天地人神都会共同愤怒，过错也不在我方了。防古扰乱我边疆，西起巴蜀，中间经过襄汉，东边连接淮泗，横贯数千里。估计其势力还不能这样漫无边际；臣猜想，或许是群盗和溃散士卒假托这个名号，暗中苟且喘息；否则，就是他们所经过的郡县，驱赶当地的壮丁、老人和弱者作为前锋。

译像这样的情形，应当精心安排间谍侦察他们，不能听任他们自行来去。然而臣认为，这两件事确实都应当忧虑；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来等待敌人，到了可以战胜敌人的时候，就一定有筹划应对的余地了。陛下所依靠来攻战的，难道不是我朝的军队吗？所依靠来保障国家的，难道不是我朝的百姓吗？如今从三衙直到屯驻将帅，盘剥克扣一天比一天厉害；借贷财物要责令偿还，差使任用要收取贿赂；出征、戍守，反而以他们死亡为利；军粮和口券动辄占用虚假的名籍。更有甚者，对于家产丰厚有余以及才力出众的人，往往千方百计贪图嫉妒、加以陷害，于是陛下的军队怨恨了。从内地郡县直到沿边州县，剥削尤其苛刻：税赋沉重，输送赃罚超过正常数倍；楮币贴入其中自行折损；茶、盐、酒曲动辄使人倾家荡产。更有甚者，和籴、筑城之类的强行摊派多种多样；朝廷即使按巨万计算拨给本钱，地方反而把它席卷藏匿，于是陛下的百姓怨恨了。军队怨恨、百姓怨恨，陛下却无法知道；陛下所依靠来作为耳目的人，只有掌管风宪的官员。其间有背弃公义、徇私舞弊，暗中玩弄威权的人；公文所到之处，辕门、铃阁之中，没有一天不存在这种事。他们为自己营求请托，比如补授、升迁裨校，辟召、荐举椽属；主将和州郡官员只要能顺从他们的意思，即使罪过堆积如山，也还要曲意为他们开脱，哪里肯替陛下告发呢？唐文宗曾说：铲除河北的贼寇容易，铲除朝中的朋党困难。这话虽然是因激愤而说，但也确实是末世普遍的祸患。臣不懂得避讳，职位卑微而言辞高亢，还有什么罪责可以逃避？唯愿陛下留意防止内部自乱，使那些可以忧虑的事情不至于成为现实的忧患，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兼节制广南李曾伯上奏《御边五事》说：臣只是一个疏懒平庸的人，错误地蒙受圣恩，承蒙任用、委派以阃寄之职，冒昧接受职事。转眼又在这里过了一个月，臣私下想到，既然职责所在，承担治理一道的托付，就应当考虑这一道的忧患；边防所关涉之处，得到一天的闲暇，就应当作一天的防备。臣所管辖的广右，远在天南，土地虽处于蛮猺之间，百姓却不知道兵革为何物。十多年以来，才开始传说敌人有假道斡腹的计划，见于朝廷内外关于防务的奏报，前后共有多少次了？这种隐患，哪里还需要等待详细说明？只是臣刚到戍所，最急切的是研究守边的适宜办法。虽然近期尚未有间谍传来消息，但臣根据以前的传闻详细考察其中缘故，再参照自己的浅见，斗胆逐条陈述。谨将事项开列如下。第一，边防最急迫的事情，以间谍侦察为先。本路与淮、蜀不同，大概因为被蛮猺隔绝，族类不一，语言不通，一个人想前往，寸步都受到阻碍。考察以前的文书，大多认为这件事很难。前些年，曾多次下令邕州、宜州各郡，选派人员进行实地侦察。邕州曾派周超前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前往自▯。宜州曾派吴世聦等人前往特磨道，那里距离大理的道路尚且遥远，何况蜀羌以西，更在遥远之处；所刺探到的消息，有时说敌人侵犯乌母国，有时说敌人攻打赤里国，往往都是从各蛮传来的。敌人的进退，实际上无法得知。其间只有淳祐五年，因为派属官谢图南出边，从招马官的报告中才知道大理告急。从自▯传来攻破三城、杀死三名节度的报告，直到谢济从大理回来，历经两年，又得到一封消息，才知道敌人与大理交战于九和，以及公子和的死亡。此外都没有听到消息。由此可见，从广右派遣间谍侦探敌情，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如今臣到任，不敢因此自行沮丧，已经与边州守臣及熟悉南方事务的人多方商议，重金招募能够认识蛮地道路、通晓蛮语的人，让他们与各蛮订立约定，深入远方侦察，以等待并查明敌情动静。但参酌众人的意见，都说：敌人如果从沈黎以西的各羌部偷偷进入南诏，蜀阃应当最先知道；敌人如果从思播一带的各蛮部偷偷进入沅、靖，荆阃应当最先知道。至于本司想从邕州、宜州侦探大理，从融州侦探思播，距离敌境实在相隔极远。希望陛下仁慈，下劄给荆、蜀两阃，凡是侦察到敌人动静，及时发关牒通知本司，以便本司能够随机应接，竭力防备。第一，敌人谋取别人的国家，大多从偏僻道路出兵。岭南与蜀地虽然相距遥远，但道路可以相通，实在是我方应当防备的事情。数年以前各处的侦报，来不及一一广泛考察；只看淳祐五年以来分次备录的报告：有的传说敌人图谋进入思播，以窥伺沅、靖；有的听说敌人取道蕃部，直趋南诏；有的说吐蕃已经得到敌人的旗号，要充当向导进入广地。这类报告多得数不清，敌人的奸谋确实不浅。到了近几年，事情的形势虽然似乎稍微宽缓，但丁未年冬天传来消息，说敌人向南闯入，连续被蕃蛮阻挡；到戊申年冬天又传来消息，说敌人正向吐蕃境内前进，接近南诏。由此看来，敌人的进退远在各蛮部之外，实在难以测度。本司连续几个月没有见到后续报告，想来是去年冬天沈黎奏报岩州获捷，敌人既已向北逃走，于是暂缓南侵，因此各羌部据险自守。假如敌军没有可乘的空隙进入，那么广中得以平安无事，岂不是很幸运？只是臣因看到蜀中去年的一份报告，说敌人如果行经吐蕃境内，起初并不经过四川地界，而且举出甲辰年直到大理九和镇的事例；丁未年又舍弃九和的熟路而改取青羌，丁未年在西莫先各蕃部那里失利后，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舍弃各蕃部的熟路，绕道从邕州、宜州突出呢？臣由此推断，戊申年既然在岩州失利，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舍弃通往岩州的熟路而改走其他道路？何况蜀帅久在西边，能够在万里之外了解戎情，他对广右有如此深切的忧虑，哪里可以轻忽？臣近来得到邕州守王雄绘制的地图，又拿谢济的行程互相参照考察，大概从广地由邕州进入大理境内，共四十程，再走二十程到达大理国；蜀地从沈黎到大理的姚府，共二十八程，再走五程到达大理国。按地理计算，从黎雅各羌部经南诏前往广地边界，大概相隔不到一百程。只要南诏的藩篱一向牢固，广右的门户就没有忧患；一旦有些疏漏，敌人就会趁虚而入。本司派遣间谍既然困难，难道能坐视不管吗？臣妄自认为，大理诸臣仰慕中国，虽然谢济已经离去，但还有特磨可以通行。今后西边如果没有警报，本司固然不敢擅自与外国交往；万一敌人再次窥伺南方，只恐大理的消息不能与之断绝。从前谢济前往大理，是前任帅臣派遣的，实际奉的是朝廷命令。如今臣若不预先申请，临事之时哪里敢擅自决定？伏望圣上慈爱，交付有司下达执行，以便有所凭据遵守。

译第一，臣私下考察本司自从听到斡腹之计以来，便讲明了防备边疆的办法。远处的事情来不及考察，姑且举出淳祐甲辰年以来五六年间朝廷所施行的措施和本司所筹划的事情：大概因为广右的兵力薄弱，邕、宜、融三郡的驻军不满一千人，经司静江所管的军队也不过二千多人。因此有请求增招新军的奏请；又因为广右粮饷匮乏，一旦边境有警，便不是漕司的筹划所能应付。因此有请求摊派和籴的奏请；又因为广右城池低矮浅薄，覆上屋顶尚且不能挡雨，哪里能够抵御敌寇？于是宜州、邕州都有修筑城池的工程。这三件事是防备边疆的要务。此外还有整顿约束溪峒、团结民丁、准备器械、训练士卒等事，前后枢府、经司逐条陈述、筹划安排，委曲详尽，大概已经多次向朝廷申明了。臣错误地承受委任来到这里，其实也不过是遵循前人已经实行的办法，竭尽自己的力量，件件防备，天天思考，以期保固疆界。然而以广右的人力物力，只能随宜筹划，哪里敢过分有所作为？臣所忧虑的其他事情暂且不说，唯独担心兵力太弱，不能自我加强；这不只是为了防备敌寇窥伺闯入，也是为了控制各蛮部。大概驾驭轻微势力，必须先有足以承受重大局面的力量；根本不强，就不能击退敌人。城池虽然修好了，没有军队就无法守卫；器械虽然齐备，没有军队就无人使用。至于溪峒民丁之类，没有军队就不足以控制他们，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如今一路二十五郡，扼制各蛮部、戒备海道、控制盗贼、防守溪峒，都依靠本司二千多人的调遣使用。平常苟且安定、没有事情时还可以应付，偶尔有小规模寇扰也可以应付；若遇到稍微猖獗的敌情，缺乏准备就太严重了。到临事之时，靠什么运用调度？难道再向朝廷请求军队吗？像近年请求调九江的军队、请求调五羊的戍卒，最终只是交付文书往来应付，必定无济于事。本司此前请求招募三千名安抚边军，但迫于钱粮，只招到八百人就停止了；现有三百人驻扎邕、宜、融，五百人驻扎静江。希望朝廷再命令增招一二千人，并将科举一项的钱米一并拨给他们作为券食，这样或许广右的声势会稍微壮大，可以消除外寇。第一，广右的藩篱在邕州，邕州的藩篱又在两江。熟悉南方形势的人一向有这种说法。大概因为右江通往大理的来路，左江与安南接壤，两江羁縻州峒的险要关隘各不相同。先朝用周密的制度划定疆界，正是依靠这些地方来加以控制。考察《邕州图经》，两江的横山、永平等处，都是庆历、景祐年间祖宗盛世时朝廷防务部署、修筑城寨的地方，可见朝廷如此重视这些地区。至于各峒的壮丁，先朝曾组织训练，建炎初年又重新抄点编成保队；两江总计二百八十一指挥，共一十九万多人，比熙丰年间旧数有所增加。其疆域的广阔、百姓的繁多，也由此可见。所设置的提举、都巡检使共四员，分别隶属两江：左江的永平、太平两寨各一员，右江的横山寨设置东西两员。平时与他们共同处理仇杀、禁止掠夺买卖；有寇敌时，就从各峒调兵，协力合战。其次，知寨以下的官属，不下十多人。其间甚至曾派文臣朝请郎担任提举，供给俸禄也依照提举市舶官的条例；其官名地位之重，也达到如此程度。臣私下认为，祖宗处在太平时期，对于区区岭表一隅之地，部署尚且如此周密，无非是为了建立藩篱，何况当时只是防备蛮人，并不是防备强敌。近年以来，上下习惯于因循旧例，事势一天比一天衰败。各寨的兵戍已经废弃旧日屯驻，四名提举也只剩下空缺。大概有人亲身犯险，却没有听说有功劳而得到知遇；既没有俸禄可以养廉，任期届满又难以得到替代，于是没有人愿意注授这类官职，只能交给摄官。贪婪小人损害大局，招致轻视和侮辱，久而久之便成了风气。因此永平被焚烧的事，往往在交人那里都能听到；横山寨印信被夺的事，也再次见于溪峒。过去还输纳税米和钱来供提举官领取俸禄，如今这些都已失陷，不再有了；过去首领还到寨廷参见，如今大都互相抗礼，严重的甚至反过来侮慢辱骂。臣想到祖宗的成规，百年来以羁縻相安，近年却废坏到这种地步，积累的轻视之势由来已久。嘉定年间，经司、漕司两司商议，漕司每年拨盐四百箩，供给两江半年俸禄，也曾有意经营整治。近年守臣谢子强、王雄逐条陈明边防事务，申报经司；湖南宪宋慈也规划团结峒丁等事，申报枢密行府；以及本司前任帅臣，都曾经筹划，希望能够采取措施恢复旧制。本来已经任命廖一飞充任左江提举了，但如今两江仍像以前一样没有正式官员，各峒不免仍然沿袭过去的状态。南边这一层藩篱，何止一二千里，几乎自行毁撤后便置之不理，实在令人痛惜。依臣愚见，如今想恢复四名提举官，暂时不容易具备这样的力量，不如先恢复两名：左江驻在永平，右江驻在横山。因为这两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是如今扼控、治理、防备斡腹的要地。大略仿照祖宗制度，稍微提高提举的权力，允许经司选取武臣，优先提高其资格，并授以添差本路兵马副都监的名义来担任此职。其余各寨都分别听从两名提举总辖，任期允许达到两年，不等候替代便离任；依例推行到任，任满给予酬赏；任满后授予本路州垒差遣，也如琼州将领任满后就地授任海外军垒的先例。并由经司、漕司共同筹措办理、分担责任，按多少分别承担各官的俸给。经司如果没有这种力量，就向朝廷请求；同时暂时不要催索各峒的苗税。除现有管辖的军队外，经司各自借给戍兵几十人，随同前往各处，使这项措施逐渐推行，慢慢整治，不能过于急骤，以免引起猜疑。这样如果能够选得合适的人任职，再坚持几年，蛮人的心意稍稍了解之后，逐步恢复旧日景象，必定能够暗中成为我国的保障，只怕推行得没有力量罢了。经司距离邕州十八程，从邕州到两江又有几程，这全在邕州守臣的职责；他的责任是扶持而不加阻挠，使上下如臂使指、彼此休戚相关。这样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否则也只是空话罢了。希望朝廷裁定斟酌；如果认为这个意见可以实行，暂且请下令给邕州守臣，详细规划事情始末，取得朝廷指挥后施行。这是南方防边的第一要务，要消除尾大不掉的忧虑、解除唇亡齿寒的担心，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了。

译说到在广右防备边疆，数年以来所讲明的办法，第一是整顿约束溪峒，第二是团结民丁。监司、帅臣、守臣的建议，枢密行府的筹划，以及防务谈论和奏议，大都把这作为首要事务。如今臣检阅以前的文书，所谓整顿约束溪峒，大多只是减少一些表示慰问的礼物，发给借补的资费，发帖登记姓名、制作帐状，声称已经安排防守险要、集合人员守卫；实际上只是与他们互相羁縻罢了，一稍微进行实际规划，就会引起猜疑。例如融州的大步岭、宜州的陇栅寨屋，曾多次修建，蛮猺立即焚毁；前帅董槐侍郎早已在申请中提到此事，也担心因此惹出事端。如今官府整顿约束他们，只要使他们不阻碍我方，晓谕他们自行保护乡里，暂且作为藩篱即可，不能指望靠此来牢固保卫我们的边境。所谓团结民丁，沿边民丁住在省地的有限，居住在溪峒的很多。先儒所说养兵数百而获得十万民兵之用，说的都是峒丁。从前边州纲纪严明，号令令人信服，于是才能对他们进行疆界治理；虽然说法如此，但实际上也不曾真正使用过他们。何况如今时势不同、事情也不同呢？前帅蔡范侍郎曾经陈述民兵的利弊，也担心边民与邻境容易产生疑惧，论述得十分详细。如今官府把他们组织起来，分散在猺峒之间，既然号召他们已经很难，要让他们自行准备器械、粮食和费用，难道容易吗？必须完全取得首领们的真心，之后才能依靠他们壮丁的力量。这姑且用来壮大声势可以，但也不能完全依靠他们为我方所用。臣没有才能，奉命来到这里，所管辖的军籍既然空虚，对于这三件事赶紧讨论安排，正是职责中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哪里敢不加以用心？近来臣粗略查阅邕、宜、融三州两三年间案牍所记载的情况：溪峒在邕州的，枢密行府曾派邕州通判黄梦应，组织右江唐兴、归乐等州十八处隘口，又新设古细首领黄贤能等十九处隘口。宜州守臣曹暕也曾与天地、兰那等州峒首领罗光具等十二处订立约定。融州则派曾有开与所部各款订约，以路万里为各款首领；有时赠给银牌、盐、锦，有时授予资帖和名目，有时与他们订立盟誓，晓谕他们无事时守卫险隘，有警时协力剿逐。这就是近年溪峒方面已经实行的情况。邕州的民丁，前面所陈述的左右江情况已经具备，来不及再考察远处；近据淳祐八年，经司曾下令组织两江各州峒的壮丁：右江由黄梦应报上名册，共一万九百六十二人；左江由廖一飞报上名册，共二万二千六百人。各州本地的民丁在外地的情况，例如宜州、融州，淳祐五年也有组织民丁的旧名册。宜州有土丁、民丁、保丁、义丁、义效、撞丁，共九千多人，其中猗撞一项可以使用。融州有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多人，其中款丁一项可以使用。淳祐八年本司也曾下令组织，但还没有见到申报上来。大体说来，出自省地的民丁，往往以家业充任，有的年老体弱，有的冗杂不精，不免只是凑数；出自溪峒的民丁，多熟悉战斗，药箭、标枪都是他们的长处。这就是近年民丁已经实行的情况。臣到这里虽然不久，但日夜考察事情始末，正想申令所属严肃执行。只是邕、宜两郡守都将更换，难以责令他们负责办理。融州守谢图南近来却向本司申报，想趁农闲训练民丁，臣已经依从他的请求，勉励他认真完成。只是臣私下考虑过多，近来蜀西稍稍缓和，关于敌人窥伺闯入的报告一来，便觉得岭右逐渐宽松，防御的忧虑有所减轻。前面所说组织溪峒、团结民丁的事情，才一有所施行，就不免立即引起疑惧。以前朝廷下令给阃臣，奉命经营办理，上下都知道遵守承办。如今臣虽然为此而来，却根本没有接到朝廷关于边防戒备的一字指挥。臣如果安于因循旧习，就失去了事先考虑、防患未然的意义；如果急于推行，又恐怕被讥讽为无事自扰。蛮猺所居的地区，动不动就产生猜疑，举措稍有轻率，便严重影响他们的观察和听闻，因此不能不如此谨慎。臣想暂且下令给三郡，各自按照已经申报经司的旧名册办理：对于溪峒，晓谕首领遵守成规，广布恩信以表示抚绥，修缮险隘以作防备；对于民丁，则根据名册经常核实，以壮丁补充老弱，趁闲暇加强训练。这样或许近年已经实行的措施不至于时间一久便成为空文。等各州逐一申报上来，如有应当合并、调整或改革的措施，再随时处置。如果州郡力量不足，经司、漕司两司就应当与他们通融，资助办理。希望朝廷下劄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执行。附黄：臣前面所陈述的规划，虽然是为了忧虑斡腹之计，但想到自古兵家有从偏僻道路出兵、图谋别国的，大都以偏师渡过，深入险阻，是重兵难以到达的地方。如今敌戎窥伺闯入的计划，确实难以遥测，应当预先防备；然而以臣经历淮地事务的情况来看，观察到敌人每年到了严寒草枯之时，盛夏虻虫出现，便不得不离去。如今敌人从西羌越过南诏，想窥伺我方马力所能到达的地方，或许有这种可能；但若说大军从远处前来，恐怕其谋划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只应严明边备，常常如同敌人已经到来。臣区区所陈，还是担心我方隐藏财物而招来盗贼；像往年南丹其他寇敌造成的惊扰、交人假道的报告，都是不得不防备的事情，不只是为了防备敌人。曾伯回任荆阃后上奏《四事劄子》说：臣卑微而平庸，本来没有其他长处，适逢圣明时代，承蒙委以繁重的使命；戍守淮地没有功绩，却承蒙曲意保全；进入岭南后不久，也未曾有丝毫补益。后来承受天子命令，改任上流地区，责任重大而恩遇隆厚，即使犬马也难以报答。恭敬地履行卑职，也已经两旬了。事情虽然很多，不容易逐一细说。臣恭敬地想到，先前季春三日，皇帝亲笔诞颁诏书，预先授予边帅的规条，其中有四项：一是推广屯田，劝导督促耕种，可以代替和籴；二是设置▯▯，实行南北互市，可以减少科降；三是修复城池，可以壮大藩屏；四是抚慰安辑流徒，可以巩固人心。圣谋真是伟大，这确实是守边的良策、当世的急务。臣不勇武，哪里足以完全符合如此隆重的委任？然而自从接受训诫，便愿意竭尽守边之力，早晚都反复思考，已经对此思虑得很成熟。如今既然来到边疆，亲自访问军民，已经清楚地看到圣主远在万里之外的明见，难道可以没有愚臣一点所得来献上吗？臣谨不顾天威，为陛下逐条陈述。臣私下看见，京湖从江北各城往昔不断遭受敌难，闲田荒土一望无际，长满荆棘；那里原本都是二十年前禾麦丰美的肥沃土地。然而并不担心没有可以开垦的土地，所担心的是没有可以耕种的人。

译在我方，固然没有借助田地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敌方，却应当防备他们凭借粮食造成的祸患。近来政制接连变化，臣因此难以筹划经营，也不容易广泛开拓。本司所管辖的江南、江北屯田，别人说孟珙曾经说过，还剩九百万亩。依臣愚见，孟珙也有夸大的说法。即使按人数授给田地，又要用什么人来招募充任？考察旧名册，范围过于漫无边际，难以核实。孟珙在世时每年耕种的数目，如今已经无法知道实际情况，只听说他晚年每年上缴朝廷的物斛不过二十多万石。贾似道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尽心经营田地，增加开垦，招募耕作者，成效与孟珙时期相比确已扩大一倍有余。然而每年缴纳的租粮仅能达到三十多万石，按各顷田地的收成计算，本来不应只有这些。但军民混杂耕种，官吏限期督促，耕牛、种子、器具，以及按时赈济借贷，工程成本难道不都要依靠这些收入吗？而且本司生劵、贴支没有定额，头目增加的月廪十分繁多，南北之间的应酬，缓急时的储备，这几项全都从中取给。譬如有固定产业的人家，要靠这些来维持一年的开支。贾似道不是不想把全部数目报上去，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臣如今奔驰进入境内，已经是六月上旬，劝导督促耕种已不是时候；正庆幸各屯将要获得一次收成，却因连日大雨形成水涝，江湖泛滥，田禾大都受巨水浸害，一年的收成已经难以全部成功。何况本司今年春天优厚抚恤佃户，又按每亩减租二分不等。今年的收成与贾似道连年的数目相比，肯定远远达不到。如果说想靠收成的数目来代替和籴，只恐其中秋收的杂粮，哪里足以充作军饷、岁科和经费？必定会误害国家储备。买粮时一旦失误，粮价就会成倍上涨，到那时徒然责怪也来不及了。从前羊祜在防阳屯田，刚到时军中没有百日粮食，到了末年才有十年的积蓄；这也必须等待若干年月，功效才会显现，实在不能要求立刻见效。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念及边疆托付并不轻，期望屯田功业能够长久坚持，确定规划，委任官员并责成其完成。请允许臣从今以后广泛招募农户佃客，开垦荒地闲田，亲自率领劝导督课，设法增加储粮。以后如果能稍微增加塞下的耕作，或许可以稍微减轻湟中的买粮压力。这就是推广屯田的主张。臣又想到，南北互市是为了调剂有无、便利商贾。往年与金国相邻时，沿边设置市场的利益，公家和私人共同享有。近年敌人与中国交战，严格禁止贸易，起初是边州守将交换马匹，后来又发展到私下交换药物钱货。臣在淮地时亲自经历过这些事，但那时交易仍有市场，来往还有限制，没有达到近日淮边这样人人都可以自行交易的地步。贸易收入本来应当归公，哪里可以由边臣私自占有？但臣私下观察，京湖的互市与淮地的互市不同：淮地距离北境只隔一条河，北方客人大多带着自己的货物越过我方土地，来求售给我们。京湖则是设置市场的地方在这里，防守的地方在彼方，只有这一处可以通行。从江陵带货前往，何止千里；用船装载，用军队护卫，逆流而上，更要耗费月日，所经过的地方与生疏之境没有区别。因此淮地互市不拘冬夏时节，荆地互市却只在夏季水涨时进行；秋水一落，船就不敢越过郢州。此前从孟珙到贾似道任内，每年夏天仅有一两次贸易；贾似道时期比孟珙时确实有所增加，但听说往年不过得到几万多贯铜钱，至于当归、甘草、杂药之类，全都成为滞销货物。计算其利润，即使有可以计数的盈余，和投入相比或许还难以周转，所得能有多少？费用却尤其巨大。本司设置市场，目的只是可以侦察敌情、取得敌马、沟通防阳一线的联系，意图并不全在获利。边臣若能为公家谋划，假如凭此积存有余，也就如同国家的外府一样。如果说眼下想把它指定为节省科降的来源，只恐药物之类尚未换得钱，军劵等所需又从哪里办理？这个市场必定会因此废弃，不敢再做了。何况北方头目大多贪利，可以用利益诱惑他们；昔日陈平、张良以金钱诱使秦、楚将领，高祖听从并采用他们的办法，从未计较费用，最终能够成就大功，难道不可以略微借助这种办法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放宽对边臣的限制，只责成他们顾全大体；开放北方货物贸易，以此迷惑、探察敌情。以后边阃的筹划能够得到补助，也就等于国家自行节省费用。臣听说目前樊城略有北方客人，正想派船装办货物前往，起初进行交易，应当表示宽容优待。如果要制定固定规章，应当等到下一年。这就是设置互市的主张。至于修复城池，臣私下认为，方城、汉水一带自古就是用兵之国；过去壁垒相望，可以遮挡风寒，如今只有南郡一城孤立屹立，江北以及更下游的汉阳也是如此。汉阳距离鄂州只有一苇之隔，敌人不容易窥伺。至于南郡城池，近年贾似道重新规划，进行铲土筑城，已经把低浅处挖深、把薄弱处加固，转变缺陷而成为坚固之城了。此外各城多是临时寄治之地，挖掘、修筑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臣恭敬读到修复城池的训令，圣明谋略宏大深远，非臣管窥所能测度，惶恐不知如何措置。臣私下推测，陛下展开舆地图，指示各郡国，不忍坐视疆土如破甑般不可收拾，而要恢复金瓯完整，圣意大概正是有所作为而发。臣自从抵达戍所，访问各位故老和将校，他们都说敌人十多年以来，在沿边没有可以逐步侵食的地方；稍远处的边区，只有人而没有城，山河与往昔击柝守望之地没有不同，往往狐狸嚎叫、荆棘丛生。有志之士难道不感慨吗？何况圣上训令如此恳切，臣子的责任本来就是这样。敌人的骨肉亲属正在争斗，中国收复的机会很难得，陛下能想到这些，真是国家社稷的福分。然而此前边帅也有志于王室，都有经营谋划的意图；或许是想养成威势、等待时机，没有看到可以行动的机会，估量力量、审察时势，正在有所等待。经过多年，或许也是在教训百姓、休养生息，而国家根本尚未建立。陛下不以臣无能，如今想把这件事交给臣，让臣献身效力，臣固然不敢推辞。但如今两路尚未恢复的城池有房、郢、随、枣、安、信、鄼、复、武当、荆门，共十郡【房州原来没有城池】，来不及一一列举。至于襄阳，它是天下的脊梁、国家的西门；古郢、荆岑与襄阳相通，关系到整个襄阳的脉络，是要大规模经营，还是暂且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臣私下担忧，我方必定要守的地方，正是敌人必定要争的地方；他们进攻锐利，退却也容易迅速。过去赵普谈到攻取幽燕时说：“要用翰来攻取，用翰来守卫，直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制定替代的规程？”

译与过去百姓哀鸣哭号的情形相比，已经大不相同。这本来是众人看了都感到高兴的事，但有见识的人思考起来，仍然认为值得忧虑。大概因为近来边民互相传说敌人的哨骑不再进入，便以为边境从此无事，安然分散居住在郊野，不再防备。臣深怕敌人像老虎窥视一样并不仁慈，像猛禽扑击一样一定会隐藏踪迹；疏忽防备、暴露财物，反而会增加盗贼的资助。臣日夜思考，正向各郡重申晓谕，让他们互相告诫，编组成保伍；无事时耕作自给，有紧急情况时就收拢进入保所。这样的做法看起来虽然迟缓，不合人们的心意，实际上却切实关系到国家根本。臣恭敬读到抚辑流徒的训令，哪里敢不更加努力地招抚安集，以符合圣明天子的德意？然而臣仰窥圣上的深思，所谓巩固人心，意思是要抚慰蕃汉各方，不只是为了安置我方流亡百姓。想到这里，臣的罪过实在无可胜数；正因为所依靠的是明主，才可以进忠言，愚臣哪里敢有所隐瞒？大概自从孟珙招纳过于广泛，没有考虑以强大力量驾驭轻微势力；贾似道结恩虽优厚，却逐渐形成外强中干的局势。如今各屯掌管军队的将领，大多是他们的党徒，有把持权柄、授予私人的忧患；南岸排列的营寨，被安抚得像骄纵的孩子一样，有薪柴堆在火旁、随时可能发生灾祸的忧虑。幸而事情尚未爆发，苟且以为无忧，任其安居、逐渐侵食，最终又将有什么用呢？如今的情形与往日百姓哀号悲鸣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这本来是众人看到后认为可喜的事，但有见识的人思考起来，仍然认为是令人忧虑的。大概是因为近来边地的人相互传说，敌人的侦察哨不再进入，于是便以为边疆从此太平无事，安然分散居住在郊野，不再防备。我深怕敌人像虎一样窥伺，并非怀有仁心；一旦发动猛烈袭击，必定会隐伏起来，使人无法防备。若对财物疏于收藏，就会招致侵侮，反而给盗贼增加资助。臣早晚思考这件事，正因此向各郡重申告谕，使他们相互告诫，编成保伍；没有事情时就耕种以供给自己，有紧急情况时就收聚起来进入保寨。这样做虽然看起来行动迟缓，不合人们的心意，实际上却是切实从国家根本出发来筹划。臣恭敬诵读抚辑百姓的训示，哪里敢不更加努力地慰劳招徕、安抚安集，以符合圣明天子的德意？然而臣仰察圣上的思虑，意在使人心稳固，是为了抚摩番汉之民，并不只是为了我朝百姓的流徙。想到这里，臣实在不胜惶恐；正因为所依恃的是圣明的君主，才可以进献忠言，愚臣哪里敢有所隐瞒？自从孟珙招纳得过于广泛，没有形成居重驭轻、控制要害的谋划；贾似道虽然以优厚恩惠结交人心，却渐渐造成外强中干的局势。如今各屯驻军的典领将帅，大多是他的党徒，令人担忧有人凭借阿谀奉承而取得权柄；南岸排列的营寨，对他们抚慰得如同骄纵的孩子，令人忧虑这会成为堆积柴薪、火患已伏的局面。幸而灾祸尚未爆发，倘若只以暂时没有忧患为安，任由敌人像蚕食桑叶那样逐渐侵占，而我们安然居处，最终又将有什么用呢？臣观察京湖的处置情况，认为它比东淮的情形相差还远。臣如今虽然恭敬奉行圣上的防务，已经把“抚辑”二字铭记在心，把南北之人看作一家，使他们不显露彼此区别的形迹。然而想到前人饲养老虎总要使它吃饱，仍然担心触怒它；所谓欺诈的猕猴充当使者，实在不容易防御。臣曾考察东汉末年，把投降的人安置在靠近边塞的地方，后来刘石一类的人多从其中出现；苻坚不听王猛的话，也遭受鲜卑的祸患，这些都可以作为鉴戒。这个祸患养成，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过去的人几乎借助他们来胁迫，后来的人只希望他们能够平息。若不趁现在商议妥善，预先谋划，就应当像在疾病尚未发生时便请医治疗，像治理洪水时不要同洪水争夺势头一样，宽缓从容，不露出机谋，思考出安置他们的地方和使用他们的办法，在暗中消解并逐渐改变这种局面。臣恐怕将来不能不使陛下为此日夜忧劳。若像光武帝推心置腹地对待人，像裴度对待蔡州人那样，都是我方贤明良臣同处一堂，恩深义厚，当然没有这种忧虑。臣这些话似乎说得过分，但也只是出于拳拳的忧国之心罢了。伏望圣上慈爱，秘密与大臣共同谋划，使事情得到完全解决。以上四件事，都是臣恭敬因循圣明训令而提出的，冒昧进献愚昧之言，冒犯天威，谨战战兢兢地等待斧钺之诛。除此之外，臣还有事情想向陛下祈请：臣近年频遭灾患，许多心思已经衰损，思虑不如从前，才力哪里还承受得起重大任务？为封疆竭尽劳瘁，臣不敢推辞；但粮饷事务，实在难以兼任。大概人的品格、才智和愚拙本来不同，事物的盈亏又彼此相因。人们只知道阃费匮乏，可以依靠互市等办法相通，臣却担心总计各项支出，长久下去将无法应付。陛下如果还认为日常用度如同往常，而每年收入却突然减少，这样还能有所建树吗？这就像中年人的气血，哪里能同壮年相比？病情明明已经不同，医生却说他的气血充盈，反而取走、削减它；即使壮年人处在这种情形，也不能照旧日那样说，何况是已经衰竭的人呢？勉强说可以借助荣气来滋养卫气，正恐怕不久之后荣气、卫气都会一同虚弱。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早日另选计臣，使臣能够专心处理军务。如果仍然命臣兼任，也必须稍微保存旧有规制，使臣能够长期专心承担一事，充分施展才能，臣发誓当以九死来报答天地的宏大恩德。至于胸中所积蓄的意见，笔墨言辞难以穷尽，也一并请求圣上明察。曾伯任淮东制置使，奉诏谈论边防事务，上奏说：“臣接到御笔指示，恭敬地看到陛下告诫三边，广泛延请群臣防御谋划，打算谋求实际政务，预先挫败敌人的谋略。臣恭敬体察圣明谋划，勉力竭尽愚见。臣恭读密札所载内容，从兵备以下，共列七项。臣所统辖的两道、十四州，所在之地都面临风寒，戎马一旦进入，便没有什么险阻可以限制。凡是堤防、备御的器具和措施，千头万绪，难以一一列举。大体说来，一座城的军队，应当使它能够自行承担守卫一城的责任；若临急时只盼望援兵，必定会误事。若有戍卒来不及应急，就应当预先分散部署。臣私下估计，各州守帅承奉皇上命令，必能竭尽智虑，已经见于他们的敷奏了。臣私下认为，沿淮城墙连年修缮疏浚，大体已经完备。只有寿州、泗州以及涟水、越地位于淮北，虽没有停止修治，但疏漏简略之处仍多。沿淮粮食，各处运输供应没有缺少，只有丰州、濠州以及远在淮西的寿州，虽然往后还可以支撑一阵，所忧虑的是难以持续。这两件事，不能不让朝廷继续过问。至于敌情，罗哈等部酋长窥伺我方，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在这里春秋两季轮番侦哨，大概是要用岁月来拖垮我们。”

译两年以前，河南宿州、亳州以及应州、永州之间，敌人还弃置不守。自去年以来，废弃的营垒重新修筑成城，荒田也重新耕种了，而且在境内积存粮食，在河中整治舟船。这说明他们的奸谋另有图谋。河北方面据招、泗、濠、梁传来的报告说，敌军今年秋季入侵，又想比去年更早。臣已经向密院说明了。敌人这样谋算我们，那么我们对待他们，难道还能忽视吗？所以舟船应当戒备，险阻应当修治。臣仔细观察已经发生的事情，长远考虑尚未发生的祸患，昼夜思索。如今边防事务，淮面、湖面最为紧急。广泛采纳众人意见，连续不断地讨论，并非不能听取；但如果不考察利害的实际情况，甲说可行、乙说不可行，只是徒费空言。臣请分明地说出来。臣私下看到，长淮各处关隘，如安丰以上有颍河口，濠梁以上有涡河口，招泗以上有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以上有大小清河口，都是敌船可以从淮河出去的通道。往年只在下游谨慎准备水师，上游没有防守关口，敌人也不熟悉水战，不敢轻易突进。近年以来，安丰防守颍河口，濠梁防守涡河口、五河口，淮安防守大小清河口，潼河等处，招信也曾派兵防守。这样的规模部署似乎很严密，并非不想拦截敌人，使其不能渡河。然而观察历年与敌交战的情况，只有壬寅年秋天，刘虎才率水师在【原文“在」伍”疑有讹误】中取得一次胜利，却不能阻止敌船驶出、敌马渡河。这一年主将中箭陷于敌手，到了去年春天，敌人围攻寿州，从颍河驶出船只；丰、寿两郡调遣谢天祐、石闰等各郡水师防守拦截关口，兵力不能说不多，但敌船一出，便浩荡而来，无法抵御。去年秋天，五河方面由赵文亮负责整顿安排，连续数月修整堡垒，竭尽心力，临战时又增加刘虎、汤孝信的水师，何止万名士兵，却与敌相持多日，仍不能阻挡。敌将张济、吕文德虽以胜利报捷，但也不过是取得一点晚来的收获罢了。到了今年春天，文德、文亮在此堡聚集重兵，南北精锐都在这里；转战了几昼夜，敌军从四面会合，堡垒终于支撑不住。若不是文德察觉时机，急忙收拢兵力进入濠中坚守，难道不会落入敌人毒手吗？根据这几次反复的战事来看，前面所说的各个关隘，如今几乎不知道怎样防备了。水师本是我们的长处，敌人却学会并利用它；他们从各关隘顺流出淮，形成从高处倒水般的有利形势，而敌人又以骑兵、步兵从南北两岸夹击，以炮弩从两翼配合，往往使我军只面对一面，却承受敌军三面的锋芒；再加上双方人数悬殊，形势实在难以抵御，并不是我军没有尽力效死。” 如今秋季防务即将开始，正想再次责成诸将整顿堡垒；但看看已经发生的事情，深怕到了紧急时刻只是白白损耗军力，对关防没有帮助。若设置关隘却不加防备，敌船上下往来便会横行而没有限制，长淮千里都将与我方共享，我方的咽喉和脉络受敌人控制，各州粮食和援兵难道不值得忧虑吗？现在只好考虑变通的防御办法，暂且放弃各关隘的防守，而在沿淮各州选择险要之处，各自设置水师大营，依城停泊，控制水流要道，像虎视眈眈地监视各关隘，往来依情势灵活防守。从五河以上，船只使用轻便快捷的；招泗以下，则使用大型船只，使敌人有所顾忌，即使他们侵犯，我军也可以临机处置，还有取胜的办法。这是淮面水师应当戒备的地方。至于淮东射阳湖，地域横跨三州，从上口直到庙湾，上下三百余里。所谓湖泊，起初并没有汹涌浩瀚的水势，秋冬之间不过像一条衣带那么宽，投鞭便可以涉水而过。过去山东红袄军都熟悉湖泊的地形，敌人对这里垂涎已久，并非一朝一夕；他们连年在湖西出没，虽然抢掠的祸患还不算深，但敌人的来路已经熟悉，犹如血已染入牙齿，侵扰大概正在逐渐加深，尚未停止。” 两淮十多年以来，人口流离分散，一半地方变成荆棘丛生之地；作为根本的地区，有这座湖，拥有良田沃壤，是稻米粮食的产地，也是百姓食粮和军队储备每年取办之处，其中货物、人口、牲畜聚集，村落繁盛。其间所谓可以依恃的水乡，不过是德胜湖、博支湖一两个水面稍宽，敌骑难以侵入。其余地方虽称作湖泊，并没有大水深浸。至于海岸，又都是平坦的原野，我军能够到达，敌人也能到达，究竟凭什么可以依恃而不害怕呢？臣过去在京湖，曾听说复州各湖并非不能凭借水势，最终也不能抵御这些盗寇入侵。后来在淮西，亲眼见到和州麻湖，那是丙寅年间居民躲避敌人的地方，也被敌人用计攻取，最终又凭借其民众转而攻打别处。这些都是过去事情留下的鉴戒。臣曾考虑到这件事，认为将来淮东的祸患，一定会从射阳湖开始。壬寅年秋天，敌人分两路侵犯：一路从平河经过湖西，一路从泰州沿海沟进入。那年湖中完全没有兵备，没有让祸患蔓延扩大，实在是侥幸。第二年，臣曾派官员到朝廷说明，请求命令项昭统领湖兵五千人，设置一名总管，驻扎兴化，专门负责湖中的防备。这个防御办法没有实行，只能空谈罢了。后来朝廷命令高邮守臣节制各湖，不过实行团结民众的政策，分别委任水寨头目，让各地互相保聚，自行防守。敌寇到来时，淮安、邮州、泰扬各地分别调少量水师加以防遏，但也只能分布控制，使敌人不敢直接渡湖，不过是担心我军袭击他们的后方。若说这样可以阻止敌人渡湖，臣不敢认为是这样。何况湖中的舟船防备，如果敌人仍从平河经过湖西这一条路来，或许还可以阻遏；万一敌人采用旧有的计策，再从海沟中部穿入，那么我方舟船反而处在敌人背后，难道能不加考虑吗？近来敌人退去以后，臣访察各郡守将以及士绅、父老，有人说团结民众恐怕会误了百姓，不如听任他们迁徙躲避；有人说守射阳湖不如守运河；有人说应当恢复宝应旧垒；有人说应当在平河、黄浦筑堡。详细玩味这些说法，彼此各不相同，仔细考虑其适宜之处，各有得失。若说全都命令迁徙躲避，那么一湖数十万百姓，哪里容纳得下？若说要守运河，那么从维扬到淮安三百余里，除了被水泊隔断的地方，能够进入湖中的不止一条路，又哪里能找到这样一支兵力来分守这条河？若说重新修复宝应，又增加一座城的守备；即使据守宝应，也不能阻止敌人通过。若说在平河、黄浦筑堡，把责任交给高沙、淮安，那么高城大池尚且害怕敌人进犯，临河的小堡凭什么抵挡？”

译臣忧心如同火灼，实在还没有找到长久的防御办法。近来看到朝廷委派官员再次前往邮州、淮安两郡，与守将谋划。臣的意思是，希望把团结民众和迁徙躲避两种办法同时实行。水乡中水深而宽阔、可以依恃，敌人不能到达的地方，就实行团结民众以躲避敌寇。其他地方则命令淮安、泰州、高邮各自按照本境情况，预先发布告示，委托并责成各地头目。到了秋季防务时，敌寇到来，便进入城中迁徙躲避；只有这种防法或许还可以实行。此外，宝应以及湖边地区，也酌量使用水师往来展示军威，以防敌人从平河进入。泰州堡城一带，也使用官民船只张扬声势，以防敌人从海沟进入。不过，这也只能作为敌人小规模侵入时的防备；倘若敌人大举而来，那么地域绵延广阔，兵力难以布置，湖面的险要阻碍应当如何修治，难道不应深深忧虑吗？这两件事都迫在眼前，臣对此忧虑已久。如今臣虽将获罪离任，怎敢不勉强支撑病体上奏。伏望陛下仁慈，迅速下令有关部门进一步商议斟酌；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早日请求裁定施行。秋风来临已经不远了，愿陛下深切忧念。江淮彼此内外相应，藩篱坚固严密，门户自然安定。惟愿陛下赶快谋划。贴黄：臣有一点管见，虽然说来似乎涉及臣自身的利害，但实际上确实关系到国家的利害。” 淮西安抚使王鉴和淮西招抚使吕文德，近来名位相当，但心意志向不同。他们守卫庐州、濠州的功绩，自然不用争辩。然而臣观察到，王鉴长期不乐意制置司的地位在自己之上，吕文德也不甘心王鉴处在自己身旁。同舟遇到风浪，怎么能自己彼此视为秦越、互不相干呢？臣得到近日左相密封告示朝廷所列举的奏请，也已经明白知道了。维扬兼管淮西，地方遥远而势力相当，号令运转不通；招抚司又自认为是多余的机构，常怀不满，这种局面不能不加以改动。这一意见已经在圣明谋划和朝廷筹算之中了。如今这话已经传出，恐怕难以置之不问。况且臣根据吕文德今日所申奏的内容得知，他既想辞去新授官职，又想免去招抚司的权力，明白说出自己认为招抚司多余、心怀不满的话。他留给臣的书信，言辞颇为激烈。如果仍旧维持这个局面，必定留下后患。将来如果发生疏失，不要说臣没有把情况全部奏明。臣虽然将要罢职离去，怎敢不把话说尽？依臣愚见，不如罢去淮西制置司，或者一并归王鉴权管；再把吕文德调过淮东【原文“▯”字疑误】，给他沿江一大郡，分出淮东安抚一司交给他，并让他兼任节制沿淮各州防守应援军马的职务。比如扬州，只让淮东制置使兼任知州。这样或许东西两道各有一名大将坐镇，各有责任，彼此不相推诿。” 如果淮面、湖面都有可以依恃的地方，就应当根据时势灵活处置，不要改变这种防御办法。伏乞陛下明察。” 李鸣复上奏说：“臣是蜀人，三次任职于剑门以外，蜀地的安危、成败，曾亲身经历、亲眼见到。如今蜀地百姓困苦于科征扰民的烦扰，蜀地军队因长期骄纵而败坏，蜀地财赋因费用繁多而枯竭，其中值得忧虑的事情很多。关外五州是遮蔽、捍卫整个蜀地的屏障，利害尤其重要。臣谨摘取其中与边防最切要的两件事进献陛下，希望陛下垂听：一是恢复家计寨的旧制，二是增加忠勇军的额数。寨中设置家计，过去是吴玠实际创立的。岷州称为砦池，凤州称为秋防，原州、阶州称为杨家崖，成州称为董家山。这四处都有可以依恃的险要，有泉水可以饮用，又为它们储备粮食供给食用，修筑房屋供人居住。无事时寄居州城，有事时便回到寨中，考虑得十分周全。自绍兴至开禧年间，敌人曾经侵犯，看到这些地方却不敢攻打，因为前面有险要；被它们阻挡，也不敢越过，害怕我军从后面袭击。古人设置险要守卫国家，大概没有超过这种办法的。吴曦变乱以后，一时的边帅想筑城防守，于是家计寨的实际作用就废弃了。过去蜀帅又想排列栅栏作为坚固防线，于是山寨的工程兴起。称为山寨，似乎与前面所说的家计寨相类似，但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 家计寨总共四处，选择地势最险要的地方修建；山寨却有七十处，并没有那样的险要。设置家计寨，是官府和百姓相互保聚，力量足以抵御敌人；山寨则是各家自行谋生，没有这样的力量。把它们绘成彩色图画，虽然看起来美观，使虚假的声势显得很大，却不能补益实际用途，这是驱使他们走向死地。山寨遭受祸患以后，又连同那些足以避祸的地方一起废弃而不修缮，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臣认为家计寨应当恢复旧制，原因就在这里。军队设置忠勇军，起初采用陕西弓箭手的办法。兴州、洋州称为义士，金州称为保胜，京西称为保捷，关陕则称为忠勇。这种军队可以进攻，可以作战，尤其适合防守。因为有坟墓、房屋维系他们的志向，有妻子儿女、骨肉亲属坚定他们的内心，按情势他们应当效死守卫而不离去。关外五州的赋税总数不过四十万，如果全部免除赋税来供养军队，一人服役，数人扛着武器跟随，登记一万人便可以得到数万人。这与古人把军队寄寓于农民之中，有什么不同呢？敌寇入境时，制置司害怕敌势难以支持，便到处颁发旗榜招募忠义之士。事情平定以后，又知道忠义之士不能遣散，于是创置军籍，实行屯田。” 称作忠义军，似乎与前面所说的忠勇军相同，实际上却不同。忠勇军自己供给衣粮、器械；忠义军则由官府供给。忠勇军有固定产业，所以有恒常的心志；忠义军却都是临时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让他们负责屯田，未必真能拿起农具耕作；核查实际人数，也未必真都与名册相符，这其中不能没有弊病。朝廷创设并增加官府的券给来养活忠义军，而对于那些不需要耗费官券的人，却反而停止执行，这也几乎是本末倒置了。所以臣认为忠勇军应当增加额数，原因就在这里。家计寨恢复，民众聚集便有要地可以依托，人心就安定；忠勇军增加，防御便有精锐兵力，人心就稳固。臣所论述的，不只是为五州考虑，也是为整个四川考虑。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请下令四川制置司斟酌实行。”

译李鸣复任侍御史时，论述当今应当讨论边防实际问题，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敌国使者到来，朝廷正在商议接待他们的办法。如今议和，就像过去议战一样。臣认为和战都不必多加讨论，所应讨论的只是边防的实际情况。臣曾看班固论述汉代一朝防御戎人的办法，到最后说：‘敌人来就惩治并抵御，敌人离去就防备并守卫；他们仰慕仁义而来进贡，就以礼相待，使羁縻关系不断。’这就是圣人控制蛮夷的常道。惩治抵御、防备守卫，是边防最紧急的事务，一天也不能缺少；然而如今上下都忽视了它。问朝廷，就说：‘已经下达诫约，也下达堤防命令了。’问边帅，就说：‘某处派了某人防遏，某处派了某人屯戍。’用事实检验，却没有看到实际成效。怎么知道没有这种实效呢？过去汴京传来捷报，说全子才陈兵护卫宫阙，赵葵晓谕众人以宣示圣意，又再次告诫诸将加强整顿六军，渡过河阴的军队夺取孟津险要；朝廷也相信了这些话，分别论功行赏。可是小战一挫，敌人一有声势便全都溃败，守御的实际效果在哪里？” 不久赵范到达浮光，带着书信向朝廷报告说：‘淮北的防守，已经派五千人屯驻息州，二千人屯驻蔡州；又派李宽、孙军胜守钧州、守许州，给足犒赏后出发，这样防守应该可以得到他们的死力。’即使敌国有韩信复生，恐怕也未必能胜过赵范。他的话说得十分壮烈，好像再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然而侦察骑兵一到，几州都陷落了，守御的实际效果又在哪里？先前没有实际防备，却只想侥幸取胜；作战时今天没有实际力量，又想侥幸取胜；议和成功也这样谋划国事，难道不是大可忧虑吗？臣认为敌国使者到来，应当根据情况处置，视其进贡的物品，隆重给予赏赐，宁可过于优厚，不要显得微薄，使一两个敌使低头离去，就足够了。若说依靠一个王檝就能巩固两国新建立的友好关系，凭一个邹伸就能恢复中原旧有疆土，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金国过去用议和误害我们，敌国又用议和误害金国，前车之鉴并不遥远，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如今的计策，应当把原来讨论敌使的心思转来讨论边防，把原来讲求虚文的功夫转来讲求实际政务。财赋一定要充足，粮食一定要丰足，器械一定要完备，人心一定要稳固，士卒战马一定要强健；还要选择良将任用，使我们的边疆像长城一样屹立，隐然具有敌国般的威势。这样，即使有不必议和的情形，议和也没有不成功的；即使有不必作战的情形，作战也没有不胜利的。这是上策，最好的办法不如先治理好自己。”朝廷应当特别用心的地方，在这里，不在别处。惟愿陛下明察。” 贴黄：臣既然说敌国使者应当根据情况妥善处置，就不必再多加议论了。臣仿佛听说朝廷士大夫中有人提出，可以借用吉服穿一天来应付此事；这正是随着时势俯仰周旋、却不懂得国家大体的说法。此事关系十分重大，不能默然不言。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四方敌国，是因为中国有礼义。国家重大的典礼，岂能因为外方一个小小使者，就轻易改变陛下正以孝道治理天下的原则，实行了三年，难道可以突然毁坏一天吗？一并恳请陛下明察。李鸣复又论说和议不足以依靠，应当把守备作为当务之急，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敌国使者到来后，已经完成引见；既然我方按照通常礼仪接待他们，他们也没有放肆提出贪得无厌的要求，于是从朝廷到民间，都说从今以后可以把干戈变为玉帛了。然而臣愚昧，不明白事势，独自对此感到忧虑。臣的忧虑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往年秋天，恰逢轮流应对皇帝的召问，当时朝廷委任防阳出使，奉命前往，尚未出国境。臣冒昧认为，敌人的真实意图有两点难以测度，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深深忧虑。如今过了一年多，敌国使者再次到来，情形仍和前一天一样，臣的忧虑也仍未消除。臣所说难以测度的事情，人人都看得见，臣不敢多作赘述；至于所说尤其值得忧虑的事情，未必人人都知道，难道可以不再申说，以希望朝廷内外有所警醒明白吗？从前宝庆丁亥年，敌国曾派两面金牌到蜀地，在牌上大书其伪造的国号，自称是上天所赐予的；又用几百多幅纸张，言辞狂妄僭越到了异常的程度，悖逆傲慢，毫无礼数，大体只想要我方投拜，否则就厮杀罢了。他们所谓的投拜，就是我方所谓的和议。我方把讲求友好称为和，他们却把投拜称为和。金国并非不与人讲求友好，但如果只讲友好而不肯投拜，最终的祸患在其他国家也无法消除；这难道能不使人深切忧虑吗？” 王檝到来时，以宣抚使的身份出使，仅仅这个名号就令人觉得奇怪。臣查阅边地奏报，敌人践踏关陇，占据河南，那里有称宣差的，有称元帅的；称宣抚的，只有在王檝这里见到。即使从前枢密院下札给防阳，也只说防国的伪宣抚，这个名号为什么会传到我国来呢？臣观察王檝的为人，表面上虽然恭敬顺从，内心其实奸诈。臣料想他进入我国境内时，必定照例说是来通好、议和；而他回报敌酋时，未必不会说我国使者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从邻境直到国都，全都听从我国宣抚使的安排，并没有拒绝我方。将来如果在国书中见到对方万一有像金牌那样僭越傲慢的言辞，我将怎样对待它呢？是要退回去，还是接受它呢？退回去，就会把祸患招到眼前；接受它，就会给万世留下羞辱。利害已经逼迫到眼前，进退吐纳都不能自主。臣恐怕绍兴年间的旧事将要再次出现：宰相免不了成为秦桧，执政大臣免不了成为孙近；在朝廷中，忠诚而愤激的士大夫将会有像胡铨这样的人出现，宁愿投身东海而死。陛下试试看邹伸等人，果真能像富弼那样，肯同敌酋争论‘献纳’二字吗？肯辞去官职而不向敌人行拜礼，并说敌人或许会背弃盟约，自己即使死了也还会获罪吗？如果一味诡诈地随顺，想尽各种办法拼凑迎合，那也不过是王伦罢了。这些都是应当预先考虑的事情。”

译应当在事情开始时就加以察知，防止祸患应当谨慎于祸患尚未形成之时；既然要在事情发生以前提出意见，也就应当在事情发生以前做好防备。那么，防备应当从哪里做起呢？自古以来，对待异域事务的办法有三种：和、战、守而已。和与战大体相反，而守则实行于二者之间，一天也不能缺少。不战就讲和，不讲和就交战，这就是所说的相反。能够守备，就可以讲和，也可以不讲和；能够守备，就可以交战，也可以不交战，这就是所说一天也不能缺少。如今的计策，应当严整我方守备，等待敌方形势自行确定，这才是正确的。天险是无法攀登的险要；地险，就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这是凭借地势防守。开凿护城池，修筑城墙，与百姓共同守卫，拼死也不离开，这是凭借人力防守。巩固国家不能只依靠山溪的险阻，威服天下不能只依靠兵器铠甲的锋利。得道的人得到多数人的帮助，失道的人得到的帮助很少，这是凭借道义防守。得到正确的道义，人就会被我方所用；得到人心，地势就会为我方所有。这些说法虽然有三种，道理却只有一个。况且所谓道是什么？就是道。它的要点是三纲五常，它的秩序是君臣上下，它的作用是礼乐刑政。修养自身所遵循的，就是这个道；推行到天下的，也就是这个道。使纲纪森严，法度严明整肃，众多贤人聚集在朝廷内部，群邪被排斥在外。《六典》治理邦国而体现于政事的各项措施没有不实行的，《八柄》驾驭群臣而施行赏罚的各项原则没有不恰当的，这就是道行于朝廷。徭役简省，刑罚清明，政事平稳，诉讼得到公正处理；循良的官员一定任用，贪婪暴虐的官员一定罢黜。施行中和之治，使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消失；颁行宽大之诏，使安静和平的福泽汇聚，这就是道行于郡国。储备粮食，置办器械。有功就奖赏，即使是小校也一定表彰他的功劳；有罪就诛罚，即使是大将也一定按法处置。使人人都有持守节义的志向，而没有怕死贪生的念头，这就是道行于边鄙。说话一定忠诚信实，行为一定笃厚恭敬。敌人用暴力对待我们，我们就用仁爱回应；敌人对我们使用武力，我们就用德行回应。通过治理自身来确定立国的根本，权衡时势来采取适宜的应变措施，这就是道行于蛮貊。如果果真能够实行这个道，人心就会爱戴，国势就会安定强盛。凭借百姓归附的情感，符合上天扶助顺道者的意旨，即使要统一天下、扫清中原，也将会有自然而然的条件，哪里一定要战战兢兢地求战、急急忙忙地求和，然后才足以巩固我国边疆呢？” 近来臣恭敬地承奉陛下颁示宰相郑清之的章疏。臣因为滥竽充数地陪侍经筵，按例得以仔细阅览。章疏末尾的奏陈，事理已经说尽，言辞又恳切，想来陛下也已经明白并深合圣心了。然而，宰相统领一切政务，并不只是发言说到这里就算完事。一定要使所说的话取得成效，然后宰相的职任才不算辜负。汉代申公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关键只看实际努力推行得怎样。’这是君主的事情，也同样是宰相的事情。只希望陛下和大臣们更加用心。” 贴黄：臣近来看到四川制置赵彦呐详细申报敌寇侵犯蜀地，直到武阶；我军调遣各处军马，合力激战，敌人于是大败。既然这样，只要地利在我方，人和也在我方，敌人并非不能战胜。鞑人一方面派使者议和，另一方面又派兵入侵，和议果真值得依靠吗？和议不足以依靠，那么守备的实际措施尤其不能一天不讲求、不施行。一并恳请陛下明察。李鸣复请求宣召两位督视使分别陈述意见，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的边患，都是边臣有意无意招致的。导致敌国使者到来的，是嵩之；导致敌骑到来的，是范葵、焴。蔡息不能共同办事，所以鞑使未必会直接来到宫阙；河洛没有出兵，所以敌骑未必会把我方视为仇敌。和与战混杂使用，处置失当，开启衅端、招来战争，实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今范守防岘，葵守维扬，焴守合肥，都是从前主张作战的人。敌人如果撬开我方藩篱，进入我方门户，三位帅臣究竟是要作战，还是要防守？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如果作战不能取胜，防守又将如何施行？假如关闭城门坚守，而长江的险要又被敌人和我方共同占有，那么又能想出什么办法？陛下同时设置督视使，大概是认为朝廷距离边境遥远，特意派遣两位重臣，授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以便在紧急情况下相互应援罢了。五位大帅不能做的事情，两位督视使应当做；朝廷来不及做的事情，两位督视使应当做。只是臣不知道，担任督视使的人，是要调遣淮防军队来扫除寇乱，还是要守卫长江一线来巩固防御根本？如果只是守卫，那么沿江的两位制帅已经足够了，为什么一定要设置督府以后才能办成呢？” 如果志在扫除敌寇，却又听任敌人自行进退，听任各位将帅自行决定作战或防守，听任各军自行决定叛变或服从，那么今天的祸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局面虽然已经改变，积累的弊病却仍旧存在，还设置督视使做什么呢？和、战、守三者究竟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兵、将、帅谁勇敢、谁怯懦，沿边土地的地利哪里险要、哪里平易，沿江渡口哪里应缓、哪里应急，大帅中如果有人不称职，应当授任谁；大将中如果有人不能胜任，应当由谁统率众军？这些都是重大事务中应当在胸中反复讲求、熟悉掌握的。先有这样的总体规划，然后才有这样的具体处置；先有这样的具体处置，然后才会有这样的成效。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安危利害的关键，顷刻之间就会决定，恐怕不是只做繁琐的文书、务求外表好看，靠虚张声势就能办成的。汉高帝一筑坛拜将，汉、楚胜负就已经由韩信几句话决定了；先主三顾草庐，魏、吴、蜀的形势就已经由诸葛亮几句话确定了。陛下为什么不宣召两位大臣，让他们各自陈述意见，听听他们究竟有什么筹划呢？恭敬地请求陛下明察。贴黄：臣私下听说赵范有樊城的战报，敌人冲击我军而我军没有动摇，敌人退走数里，这也足以振奋士气，但还不能说已经取胜。倘若朝廷因此玩忽松弛，两位督视使因此懈怠，迟迟才出动，坐失战机，一旦警报突然传来，就会仓促慌乱而没有办法应对。陛下限定五日，君主的命令难道可以违背吗？陛下的命令在督视使那里不能执行，督视使的命令难道能够在将帅那里执行吗？恐怕这样既无法侍奉君上，也无法役使下属。一并恳请陛下明察。

译李鸣复任福州知州，请求严格做好广西的防备。上奏说：臣离开国都已有七年，放浪于江湖之间，朝廷不准许臣辞官退隐，仍然让我领取廪粟。凡是关系到国家重大利害的事情，臣不能不奏报。臣近来得到四川茶马司转来牟申之十一月的书信，说今年敌兵分两路入侵：一路由利州、阆州而来，一路由巴山而来。由利州、阆州来的敌军到了硙子溪，我军出伏兵作战，颇有战果；残余敌军退转进入巴山，二路合为一路，今后将如何行动还不知道。制帅辗转撤回，已经抵达合阳，正观察敌人的去向再作谋划。最令人担忧的是交、广一带，不可不加以考虑。此前入蜀的军队本有三十万，忽然抽调二十万进入云南；据茂州申报，敌军从曲纳族逐节深入，已经到达渭节村。风节村的十八族大多已经投拜；如果敌方蛮族首领率军长驱直入，那么大理就危险了。邕州、宜州难道可以不警戒吗？臣从前在己亥年侨居毗陵时，曾听说蜀帅陈隆之详细申报朝廷，说敌人想从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从腹地迂回入侵。枢密院下札给广西经略徐清叟，命他严格进行侦察，预先做好防备。后来徐清叟到达大理，从己国等国返回后上报的文书，现在仍然可以查阅核对。”},{ 近来又从邸报中看到枢宻都承防蔡节的奏章，专门依据广西经略蔡范申报到的事宜，认为邕州、宜州一带实在值得深深忧虑；这与如今牟申所说的，以及过去陈隆所申报的，大致相同。臣私下认为，敌人过去一向与金国为仇，扫荡巢穴，从燕地迁到汴京，盘旋多年，最终还是不能渡过黄河，以实现其不夺取便不满足的野心。有人教他们说：‘黄河下游有一条道路可以转入。’于是他们攻破西夏，越过积石山，侵入蜀境，竟然要达到快意满足其欲望之后才肯罢休。如今他们已经同我国接壤，又防守、侵扰我两淮地区，接连侵食我西蜀。所幸上天使南北有别，长江水势汹涌，不容他们轻易渡过。然而数年以来，他们曾突然越过万州以下的胡滩，渗透到黎州以后的大渡河。他们那些奸诈的谋略和诡计，未必不会说：‘黄河下游有道路可以逼近金国’，那么长江下游也一定会有道路可以窥伺我国。天道喜好仁德而厌恶暴虐；行不义而逞强的人，灭亡必定很快。他们贪婪无厌，灭亡已经可以站着等候了。然而圣贤之人总是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必定在无事之时先做好有事的准备，也就是所说的：‘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自己有办法等待并应对敌人。’这样做就可以了。臣心中忧虑国事，不能自我止息，唯愿陛下与二三位大臣深入思虑并赶快谋划此事，那将是天下的大幸、国家社稷的大幸。恭请陛下明察。《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三十八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三十九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御边（防御边疆） 宋理宗在位时，李鸣复任知枢宻院事，上奏说：‘臣近来承蒙圣上的慈恩，提拔安置在枢筦之中，接着又依宰臣的请求，把兵、财、楮币分为三项，分别交给执政大臣负责。臣凭着浅陋无能，仍然获得担任兵戎事务的责任，早晚都在思念此事，深深害怕自己没有办法称职并报答圣恩。臣曾经考察研究其中的利弊，私下认为，这里面有针对一时的权宜之计，也有关系万世的长久考虑。审慎思考事势后确定应对办法，修补疏漏以使防备周全，这是针对一时的考虑。谋划布局要宏大长远，法令制度要整齐严肃，这是关系万世的考虑。自从三关失去险要，内地各郡遭到摧残以来，一时之间军队将领全都失去纲纪；敌寇到来，他们便散去成为盗贼，扰乱并伤害百姓；敌寇离去，他们又聚集成为士兵，依靠县官供给粮食。这类人数量多达十三万，而蜀地的军队已经不如从前。自从襄阳失守，荆州、郢州相继丧失，连续多年帅阃急于修筑堤防、加强防守，于是创立军籍来招募无业百姓，挪用军饷款项来供养没有定额编制的士兵。这类士兵数量多达二十余万，而荆鄂地区的军队也已经不如从前。蜀地距离朝廷万里之遥，帅阃以外的事务不能从远处控制，所以选择两位帅臣来分担这些忧患。荆鄂正是如今的要冲之地，分列戍守、分别屯驻，权力应当归于一处，所以命令督府来总揽全局。’ 没有比蜀地更遥远的地方，没有比上游更重要的地方；委任托付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处置便有道理，能够果断雄健，所以采取了这种办法。两淮是遮蔽江浙的屏障，但自浮光陷入敌手以来，常常战战兢兢，像有老虎在怀中一样忧惧。长江是限制南北的天险，但自淮地遭受兵祸以来，常常凛然害怕敌人饮马江边。所以收取强壮之人充实军籍，两淮如此，沿江也如此；不这样做，恐怕反而会助长寇势，实际上使敌人无法遏制。广泛招募降人来修治战备，两淮如此，沿江也如此；不这样做，恐怕没有办法抵御寇势，实际上是对敌人毫不吝惜。蜀、楚军队虽然已经超过编额，却不能突然削减；江淮军队虽然没有超过编额，却不能不增加。这是因为敌势仍然强盛，国威尚未振作，处理事务、应对变化、根据时势采取适宜办法，都是为了眼前的防御计划罢了。若说立国的宏大规划、抵御戎敌的上等防备全在于此，那就不对了。从前太祖接受上天光明显赫的命令，拥有帝位，战士不过十多万，却向北抵御契丹，向西捍卫河东，还凭借余威，开拓荆楚，包取湖湘，席卷五岭，吞并巴蜀，扫平江南，使吴越臣服。太宗继承其业，于是攻下晋阳，统一四海；军队本来就不在于人数众多。南渡以来，各位大将陈兵抵御敌人，人数都以数万计算。事情平定以后，内有三衙，外有沿江军队，远至四川，都已经确定防守和军队编额；超过编额的人仍旧保留，只是以后不再按照缺额招收罢了，处置得当，遵循承办十分谨慎。军队本来就应当有所限制。人人都认为如今的祸患在于兵少，不足以使国家强盛；臣却独自认为如今的祸患在于兵多，反而因此损害国家。军队并不是嫌多，而是多却不能使用，不如少而精强。既然军队不能使用，却又要求增加数量，实在是糊涂。如今天下军队的数量，与祖宗时期相比何止多出数倍？厢军、禁军分散在各郡国，殿前司、步军司拱卫京都，御前军分屯要害，这些都是官军。蜀地有忠勇军，襄汉有保胜军，两淮有义士军，都是民兵。禁军本来用来准备征战，如今却供应各种杂役；御前军专门用来充当调遣之军，如今却多被占用破坏编制。分散在各郡国的军队，动辄触犯纪律，而且常怀不轨之志；号称御前军的，屡次增加券给和俸禄，仍有贪得无厌之心。竭尽天下力量来养兵，弊病流传到这种地步，难道还足以作为国家防备吗？臣曾俯身思考：革除积累的弊病，应当逐渐进行；振兴衰败的纲纪，应当依靠理法。老弱人员交杂在一起，因而力壮者无法施展才能；精兵与粗兵混杂在一起，因而技艺高强者无法显露本领。这就是今天的弊病。我认为应当明确训练的方法，把壮健强悍者选出并加以区别，使他们自成一军。无事时就让他们衣食温饱，以培养勇气；有事时就激励他们，以振作士气。他们既然有进取的希望，就一定不会产生邪僻之心。至于所谓年老而且羸弱的人，仍按通常办法对待，缺额时不再补充。这样几年以后，将会看到天下都成为可以使用的军队，而凌辱侵犯的风气不用等待命令就会自行消除。名册上登记着军籍的人，却有一半是市民；每月领取廪给，却安居在别处。这就是今天的弊病。我认为应当严禁冒名占用军籍：在某处投充，就仍隶属于某处教阅；在某郡支取请给，就仍住在某郡；严格加以训练，并且暂缓招募刺字。这样几年以后，将会看到天下都是实际在役的军队，而侥幸取巧的习气不用下令就会自行消失。就前一方面说，这不过是一时应变的权宜办法；就后一方面说，这实在是万世常行的原则。臣希望陛下替万世考虑，不要只把一时安定当作安稳；要把军队冗滥看作可忧之事，不要把军队人数众多看作可以倚仗。勤勉不懈地思考，坚定不移地实行，整顿今天的新规，恢复先朝的旧有气象，这是百姓的幸运、宗社的福分。贴黄：臣近来看到田庆宗呈报步司所管辖的在寨军队有一万三千六百多人，其中老弱有病、借差的约五千多人，此外实际只管辖壮健军士八千二百四十二人。三千人充任采石的防守，五千人仅仅能够管理寨栅。至于随番出动救援和扑击，臣私下对此很怀疑。臣询问同僚，他们说：权要之家借调使用，吏房占用军籍，都从这里取人；名义存在而实际空虚，实在不足为怪。一个司如此，其他地方也可以类推。臣过去在防稽时，曾经考核军籍，领取帮请给养的有三千三百多人，而每天参加教阅、每天充任值应的，仅有其中一半。朝廷官员差借的军士，虽已补任外地官职，仍由甲乙相传借用；权贵占留的军士，即使换了几代人，也仍然执持不放。乡官借用的军士，数量多得可怕；浙江漕司抽调差遣的军士，比其他司独多。计算下来，有二百零八人以私人仆从的身份挂在公家军籍上；还有人只有虚名，却窃取实际廪给。一个郡如此，其他地方也可想而知。发给军士的钱粮有固定限额，即使片刻也不容拖延违误；帮勘的钱数有固定定额，即使一丝一粒也不容亏欠。上下都受到煎熬，都是为了供养军队；公文往来纷繁，也都是为供养军队而设置。平日耗费了不可计算的资财，仓促有事时却没有可用的人。难道可以听任他们自行放纵松弛，而完全不加以考察防范吗？伏望陛下明察。

译贴黄：臣私下看到，全蜀分为四路，利州一路实际上是三路的屏障。敌人连年践踏蹂躏，利州以北一带大半成了盗贼出没的地区。去年有兴洋一带的土人几十批到制司陈状，说敌人屡次张榜招安，请求赶快调兵收复。他们愿意充当内应，否则就无法活下去。这说明祖宗的德泽深入人心，人们的爱戴仍如同一日。如今应当下令本路安抚使陈隆之，秘密加以搜访，选择当地足以担任一郡事务的人，让他守护一郡，官职可以自行辟用，财赋可以自行支用。如果能够抵御外寇，建立卓越功勋，应当议定特别允许世袭，采用古代方镇的办法。由此类推到京西一路，也全部仿照实行，这实在是当今经营防备的一项办法。贴黄：臣听说军队和财赋本来相互为用，制司主管军队，总司主管财赋，是希望各自专任。蜀地的财计，近年以来困于供应军需的劳苦，机构不断迁移，盗寇劫掠，如今已经没有一处财源遗留。总司积弊很多，起因不止一个，戎司的空虚军籍造成的弊害尤其严重。如果仍旧沿袭过去的做法，使兵权和财权各自分开，财赋匮乏而主管军队的人不知道军队在增加，主管财赋的人又无法应付，那么已经存在的弊病不能革除，尚未发生的忧患也将无穷无尽。如今宣威司新设，而总饷暂由杨履正这个制副权宜掌管，应趁此时机把总司的权力全部并归宣司，用蜀地的财赋供养蜀地的军队，财赋和军队的有无虚实都能互相沟通；军队没有空籍，财赋没有横费，这样蜀地或许就可以治理了。所有应当设置的掌财官属，也应命宣司列出姓名，辟用后上奏，由朝廷审度任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贴黄：臣听说守卫国家的方法，没有比设置险要更优先的。蜀地自从敌人侵犯边境以来，过去所依仗的险要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开凿这座城来巩固我们的边防，难道不是应当认真议定的事吗？益昌过去是制司、总司设置机构的地方，左边有宝峰山作为屏障，右边有嘉陵江作为界限。近来蜀地士人聚集商议，认为应当在此郡筑城，调沔戎司一屯军队驻守，凭借坚城扼制敌骑冲突的道路。臣已经曾经写信给杨履正、陈隆之，命令他们共同协力谋划完成此事，不知目前是否已经采取了具体措施。去年秋天风势没有防备，想请陛下明察并下令，催促他们赶紧设法办理。除此之外，潼川、重庆府各自据有两江的险要，也请下令本路监司、帅守，观察地势形势；如果可以凭借它作为险要，就责成他们筑城，作为逐段屯守的计划。如果力量不足，仍由朝廷酌量给予科降。这样敌人必定有所畏惧，不会长驱直入；我们也有所凭仗，可以进行防守。中书舍人袁甫上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形势不应只谈安危，而应谈存亡。关系国家存亡最紧迫的事情，没有比敌人在秋高马肥时必定谋划大举进攻更紧迫的了。传闻敌人将从三路并进：昂台吉与逆全的妻子将从山东窥伺我淮甸，苏卜特将从木波界窥伺我西蜀，布展将从陕州窥伺我襄汉。万一果真如传闻所说，国家用什么来抵御？布展原本是主张和好的，近来淮安叛兵起事，布展却发兵响应。造成这种情况，大概也是有原因的。武仙是田八敌的深仇，襄州轻率接纳他，已经是失去防备；李伯渊又用欺诈手段夺取爱顶，因此布展的愤怒更加厉害。这样看来，和好已经很难协调了。开始时轻视战争而挑衅敌人，中途又议和而使军队停止进攻，如今既不能战，和也不能成，形势十分紧迫。还希望和好而忘记防备，悠悠然消磨日子，失败已经近在眼前，哪里只是像累卵那样的危险而已？[‘防然’一词疑误]那么今天的计策是：如果不打破拘束人才的格式，显拔隐逸、起用困滞之士，真正的人才就一定不能出来；如果不解除过分张扬的禁令，使人披肝沥胆地进言，下情就一定不能上达；如果不扫除繁杂琐碎的事务，一心忧虑边疆，精神意志就一定不能专一；” “如果不除去浮华淫靡的弊害，舍弃虚浮而趋向实际，功效就一定不能显著；如果不振举朝廷的纲纪，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气势就一定不能振奋；如果不合并江淮的力量，把不同方面合为一体，事权就一定不能统一；如果不体察士卒的情状，救济贫乏、周济急难，军心就一定不能安定。这些都是全国人都明白应当如此的事情，但居上位的人却迟疑顾虑，不能果断有所作为，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天下能够得到治理安定，是因为内外上下各自都尽到了职责。想使守边的人都称职，首先必须使担任大阃的将帅不失职；想使受任于边疆的将帅都称职，首先必须使[‘防谏给舍’疑为官职词，原文有误]不失职；想使[‘防谏给舍’疑误]都称职，首先必须使朝廷中枢不失职。如今两淮、荆襄、四蜀这些冲要之地，到处空虚，处处粗疏。身居大阃的人对此一概无暇过问，早晚所谋虑的，不过是彼此猜疑、巧设计谋倾陷对方。谋划边防十分疏漏，谋求自身十分周密；外部侦察十分拙劣，内部算计十分精巧；对敌人的仇恨很浅，对私人的仇恨很深。帅臣如果这样，边地守臣还有什么责任可说？臣所说必须先使受任于边疆的人不失职，就是这个意思。自从轻率开启战端，经营京洛，使军队蒙受耻辱、国家受损，忧愁痛苦至今还新鲜；明知错误却掩饰过失，反而又侍奉唐宿，抛弃军事实力，取笑于狡黠的敌人，[‘防以国法罪’疑误]难道可以逃脱国法的惩处吗？” 不除去浮华淫靡的弊害，不舍弃虚浮而趋向实际，那么功业和进展就一定不会显著；不振举朝廷的纲纪，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那么声势就一定不能振奋；不合并江淮的力量，把不同的方面合为一体，那么事权就一定不能统一；不体察士卒的实情，救济困乏、周济急难，那么军心就一定不能安定。这些都是全国人明白知道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居上位的人却迟疑顾虑，不能果断有所作为，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职分罢了。天下之所以能够安定，是因为内外上下各自都履行了自己的职分。要使守边的人个个称职，必须先使掌管一方军政的大阃之臣不失其职；要使受阃寄、担任边防重任的人个个称职，必须先使【“防谏给舍”一语疑有讹误】不失其职；要使【“防谏给舍”一语疑有讹误】的人个个称职，必须先使庙堂之上的大臣不失其职。如今两淮、荆襄、四蜀这些交通和军事要冲之地，到处都空虚疲弱，各方面都粗疏草率。身居大阃的人，对这些事一概无暇过问，早晚所谋划考虑的，不过是彼此猜疑，巧妙地制造陷害。谋划边防非常疏略，谋求自身非常周密；对外间谍非常拙劣，对内间谍非常精通；对仇敌的防备非常浅薄，对私人的仇怨却非常深重。将帅如果这样，边疆守臣还应当责备什么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必须先使受阃寄者不失其职。自从轻率地开启战端，经营京洛，使防守的军队蒙受耻辱、使国家受辱以来，忧愁悲痛至今还很新近；明知过错却以羞耻为名而继续作非，竟又去事奉【“唐宿”一语疑有讹误，含义不明】；丢弃军用物资，给狡黠的敌人留下笑柄，【“防以国法罪”疑有讹误】按国法治罪，怎么可以逃脱呢？

译“而[‘防谏给舍’疑误]竟把抗章进谏看得很重，国家遭受丘山一样的损失，却没有施加丝毫惩罚。[‘毛’字疑为脱误]既然已经使折冲御侮的能力衰颓，还能依靠什么？臣所说必须先使[‘防谏给舍’疑误]不失职，就是这个意思。范葵长期驻守襄淮，朝廷还没有找到他的替代者，这很像‘一则杜杞，二则杜杞’的说法；这在于朝廷平日储备人才。过去储备人才，都是预先安排好，某人死了就由某人接替。如今事势紧急，哪里还有时间谈储备人才？既然形势应当更改，临敌换将会有疑虑，这种拘泥常规、沿袭旧习的说法，不值得相信。应赶快寻找可以替代的人，制定大的部署，集思广益，推诚相托，不要牵制他的手脚。力量即使匮乏，也不能吝惜财物；军机即使难以遥测，也不能在中途加以干预。责任在边帅，主张决策却在朝廷。不要让谗言进入，议论归于一致，或许还可以有所成就。如今受任于边疆而误国的人，[‘防谏给舍’疑误]不敢进言，朝廷也不过问。假如替代他的人果真选得恰当，[‘防谏给舍’疑误]又凭借传闻来动摇他，而朝廷再次轻信，那么国事就完了。臣所说必须先使朝廷中枢不失职，就是这个意思。臣还有一件疑惑而未能明白的事：天下的事情，缓慢时就缓慢谋划，紧急时就紧急办理。” “如今正处于存亡只在呼吸之间的危急时刻，却不激励卧薪尝胆的志向，反而习惯于雍容镇静的气度，不采取救火救溺的行动；还要被常规调度牵制，被吏议拘束，被苟且求安豢养，被坐而空谈迷惑。强敌逼近面前，束手无策，只好不得已采取退守长江的下策。[‘防淮襄’疑为‘淮襄’或相关词语有误]已经不能守住淮襄，长江果真能够守住吗？如今淮襄还没有完全出事，却不肯打破拘束人才的格式，不肯解除张皇进言的禁令，不肯扫除繁杂琐务，不肯除去浮淫弊害，不肯振举朝廷纲纪，不肯合并江淮力量，不肯收拢士卒之心，只坐等北风一起，远近震动，那么财物将是谁的财物，百姓将是谁的百姓？与其孤注一掷而轻率抛弃，不如在事情发生前赶紧谋划；与其怀疑医生而坐等死亡，不如相信医生而谋求生存。自古患病的人未必会死，但忌讳谈病的人一定会死。如今朝廷已经忌讳谈论自己的病情。即使打开了不避讳的言路，却不能确实信任可用的人，束缚进言的文墨，吝惜财力，不肯拿出数万金钱施行反间计，反而多次听信‘市上老虎’的谣言。臣恐怕敌人不在外面，而在内部；战争还没有在草野发动，却已经在萧墙之内发生了。臣还有一个愚拙的忧虑，请允许我把全部诚心为陛下详细说明。” “孟轲说：‘在国内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来的忧患，国家往往会灭亡。’这句话是说，君主应当使自己处在戒慎恐惧的境地；即使有国外的敌患，也可以成为增进德行的助力。敌人逼迫我们，人人都忧惧不安，臣却认为陛下增进德行的机会正在这里。伏愿陛下杜绝女宠进谒，远离宦官，戒慎防止沉溺于酒，亲近忠臣贤士；精明之心不衰，昏昧懈怠就不会产生；畏惧戒忌常存，邪僻之事就不能干扰。应当始终凛然存有‘履霜知坚冰将至’的念头，然后才可以壮大元气，消除外患，强盛中国，抵御敌人。臣只是凭浅薄的学问充任经筵之列，正是以阐明经义、评论古今、开导圣心为职责。臣今天这篇奏疏，从朝廷中枢、[‘防谏给舍’疑误]直到边疆将帅和守臣，全都以不失职为言。臣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吗？如果陛下刚健之德日日增进，敬慎之心不懈怠，在宫闱中如同坐在朝廷，在妃嫔面前如同面对儒生，那么就不会懈怠荒废，四夷也会来朝称王，天下将会说：‘负责讲说经义的官员，像这样才算没有失职。’如果不是这样，专一之心一有间隙，怠惰荒废乘机而入，粉饰的话虽然很多，真实内容反而很少，那么清正的舆论就会把臣责备别人的话转过来责备臣了，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 臣怀着赤诚之心爱戴君主，不知避讳，把内心的话全部吐露出来，只求陛下裁断并宽恕。甫又上奏说：“臣听说，处在事势极其紧迫的时候，与平常日子不同。若有大的转圜，就可以推动事局；有大的力量，就可以镇定人心；有大的见识和谋虑，就可以消除潜伏的变故。史书所记载的事情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什么今天的事情偏偏不是这样呢？边疆的紧急消息刚刚传来，窘迫的状态已经显露。仅仅是楮币一件事，议论就纷纷而起，施行又仓促，实际效果还没有取得，怀疑和诽谤却先传播开了。臣对此十分困惑。况且克敌军的祸根已经潜伏很久了。各位将帅不和，互相猜疑；敌情难以测度，暗中窥伺空隙，于是横行决裂而无法控制。受任于边疆的将帅各执一端，朝廷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任凭他们各自作为，于是折中归结为招安这一主张。然而招安以后，忧虑又有万端。如今边报再次紧急：敌人侵犯凤州，又侵犯蔡州、息州，三路并进，这一点已经在这里得到验证。浮光、枣阳长期缺少正式守将，正是这样的时刻，为什么还拱手沉默、坐视不理？齐安制阃，精锐已经消弱；浔阳江面，守备尤其疏漏。朝廷并非不知道这些，为什么不采取救溺救火的办法，却还这样拖延、玩忽时日呢？自古以来，若以安抚怀柔为主，就不会轻易动用武力；若以抵御敌忾为主，就不会不屑于招纳。” “如今既答应与他们和好，又答应招纳他们，杂乱地交错施行，起初就没有确定的原则。有人说秦州、巩州不可放弃，却又被‘鞭长莫及’的说法迷惑；有人说秦州、巩州不可接纳，却又被‘野兽困急就会反扑’的说法动摇。委托恢珙与布展通好，但如今窥伺我国的正是布展，和好怎么可以轻易相信？任用范葵向唐宿用兵，但如今成为我国祸患的正是唐宿，军队难道可以轻率出动？两头都在防备，却不知道应当作出哪一种决定。日夜忧劳，难道会有尽头吗？按田亩输纳劵额，可以说是最下等的防备办法。过去曾经议论过这件事，当时还畏惧公众舆论，不敢冒犯这个恶名，立即改为出售祠牒的举措。不久怨谤哗然，只好赶紧停止罢办。曾几何时，如今又回到按田亩征收、出售祠牒的办法，实在不体面。过去出售祠牒还算是拿东西来换取财物，如今按田亩征收却是白白取走。出售祠牒按等第摊派，只涉及富裕大户；如今按田亩征收，虽说针对有官职之家，但七色杂流以及已经做官而去世者的家属也都不能免除，涉及范围也泛滥了。那些只有一命之阶的官员之家以及故官的子孙，连四时祭祀和冬夏供养都不能周全、生活抚育不能继续的，有多少？如今却让他们与高官显爵、温饱优厚的人家一概按同样标准办理。州县官吏不可能人人贤良，他们观望回护，躲避权贵而虐待贫贱。”

译“有财力的人顽强地不肯响应命令，官府却追呼催逼，弄得破家荡产、悲痛无聊的，大体都是中下等人家，他们最先受到祸害。过去那些谋划治国、兴利的做法，遗笑于千古。比如括取商人财产、借贷质押、征收间架税、征除陌钱，难道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自己愿意的吗？不是吧？大概也只是说不得已而为之罢了。然而上面不得已而虐待下面，下面也会不得已而背叛上面。泾原之变，也是被这种不得已激化到极点的结果。不只是前代如此，本朝熙宁、元丰年间，像青苗法、助役法、市易法、手实法，刚开始施行时，人们议论纷纷，主导国政的人只说这些不值得顾虑。然而开始是不顾人言，最后是不顾国家，受害的百姓到处都在叹息怨恨。我不顾惜他们，他们也就不顾惜我了。王安石误国的罪过，以至于激成靖康之祸，都是由‘不顾惜’这一念头造成的。那么今天谋划边疆事务，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面对敌人时虽然不能轻易更换将帅，也应赶紧选择忘我献身、以身殉国、富有谋略和见识的将帅，作为储备人选。和战虽然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也应严厉惩治独断专行、秘密行事的弊病，使满朝群臣都能献出自己的谋略。屏除眼前日常的程式和琐碎事务，使朝廷中枢专心谋划，把判断敌情、制胜敌人作为急务。” 让淮襄、四蜀的血脉彼此贯通，使它们与朝廷成为一家，不再有丝毫阻塞隔绝、壅蔽防碍的祸患，那么边疆事务或许就有希望了。至于今天楮币的办法，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施行法令要从贵近之家开始，凡将相、勋戚之家，绝不能凭借关系侥幸免除，而让贫弱百姓单独承受无穷的毒害；应当发扬朝廷宽仁体恤的意旨。凡是产业已经丧失而税负仍然存在、名义上有而实际上没有的，一概务必从宽办理，不要摆出逼迫急切的样子，以激起天下人抱着同归于尽的心。应当公开显示最大的信用，使上下彼此信任，不要让人怀疑我们只是说些凿空的空话，最终却实行刻薄残忍、扣留财物的实情。收取的越多，数量就越少；数量越少，价格就越高。这不只是有利于国家，也是有利于百姓，这样楮币或许就有希望了。只是臣性情迂拙，实在怀有体恤国家的忠心，每当看到圣上有仁爱之心和仁德声誉，如今却做起宁考未曾做过的事情；二位宰相洁身自持、奉公办事，如今却办理故相不屑办理的举措，内心实在痛惜。因此臣曾说，当今有大的祸患，下面的人轻视上面的人，幸灾乐祸，这种风气滋长起来，实在令人寒心。如果边疆事务处置得当，楮币施行有序，还可以消除轻视朝廷的念头，平息意外的变故。否则，边疆事务在外摇动军心，楮币在内摇动人心，内部阻滞、外部争乱，岂不是危险至极了吗？臣的愚见，就像上面所陈述的那样，都是从肺腑中吐露出来的，不知避讳，只求陛下裁断并垂念。甫又上奏请求下诏抚谕西蜀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敌兵侵犯蜀地，忧虑有万端。如今赵彦呐隔在仙人原，音信已经久绝；陈隆之离开兴元，现在驻在米仓山；高稼在沔州，也没有音信。朝廷既然命四川总领安癸仲抚谕军民，陛下还应亲自下手札慰劳勉励制帅和抚谕使。又应命词臣起草诏书，详细说明陛下怜悯蜀地百姓：过去曾遭敌人践踏蹂躏，痛苦还没有平复，如今又再次遭受兵祸，都是由于和战不能决定、举措不够审慎，招来衅端、接受侮辱，后悔也来不及了。老弱死于流离，士卒死于刀兵，内心惊惧惭愧，连饮食休息都不得安宁。就依照这个大意，再写得深切一些，或许可以使远方百姓明白圣上的心意，也使军士产生气势。臣的愚虑，是因为看到从前宰相掌国时忌讳进言，词臣揣摩上意，多有避忌；言语如果不悲恻，怎能打动人？自从陛下更张政治以来，坦荡地以天下为公。如今诏书应当恳切丁宁，贵在明白通达。臣没有时间远引三代诰命，只举汉武帝末年，战争不息，深刻陈述往日悔恨，吐露肺腑；以及唐德宗奉天诏书，自称这是上天的谴责，却没有觉悟到是人心怨恨，不知痛心惭愧，罪责实在在我。” “下至封敖起草的《伤边将诏》，其中有‘伤害在你们的身体，痛苦在朕自身’这样的话，这类言语很符合君王诏令的体制。愿陛下明白地告诉词臣，使他们尽情发挥，不要有所顾忌违避。诏书一旦颁布，欢呼声将如雷鸣；将士鼓起勇气，同仇敌忾，敌兵就不足为虑了。臣冒昧倾吐愚忠，只求陛下采纳选择。” 甫又上奏陈述边备四事的札子说：“臣不才而忝列朝班，得蒙在便殿接受召对，私下看到陛下忧念边疆，忧色显现在玉色之上。臣遗憾自己没有良策，稍稍帮助时局的艰难，姑且竭尽愚虑，规划四条，都是极其紧急、极其切要的事情，应当像救溺救火一样急切施行，或许能够有所成效。” 第一，巩固江陵，以加强上游的形势。臣听说去年把襄、鄂、随、郢以及岳、德安、汉阳、信阳划归沿江副司，并把机构设在鄂州；又把江陵、均、房、归峡、光化、荆门划归京湖副司，并把机构设在江陵。襄阳距离鄂州千里，声势无法相接；江陵处在襄、鄂之间，却成为一座孤城、没有援助。如今德安、枣阳、随州、郢州、襄阳都已失陷，连同信阳、汉阳也只剩下空城；均州、房州、光化、归峡、荆门有的被攻破，有的溃败，于是江陵也成了孤立之地。然而却责成沿江副司收复襄阳，责成京湖副司守卫江陵，地势彼此隔绝，事权不能专一，双方互相牵制，必定会失败。不如把京湖各郡仍旧合并归于一位帅臣统辖，总治江陵，并把湖南九郡也划归他管辖，这样形势便利顺畅，力量和事务都可以从容经营。上游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事了。第二，修筑瓦梁堰，以加强东淮的防守。臣听说敌人前些年首先侵犯襄境，连续多年于是进入西淮；到去年冬天又侵扰东淮，直抵维扬。三边的祸患一年比一年严重。如今荆襄已经失守，只能守着江陵孤城；西淮屡遭侵扰，荡然无存，已经没有可以依恃的藩篱。如果东淮的守御又不牢固，敌骑就会饮马长江，江浙也会震动。难道能任意轻视而不戒备吗？过去孙吴修筑瓦梁堰，用来抵抗强魏，江南依靠它获得安宁达六十年。南唐李氏竭力经营，堰还没有建成，淮地就已经全部失守。如今臣建议修复它。只是苦于工程浩大、力量不足，应当由朝廷赶快帮助提供费用。趁敌人退去，赶紧规划，日夜并作兴工，仍然可以有所补救。

译第三，安置流民，使他们恢复生业。臣听说淮地百姓从小到老都熟习军事，是国家的保障。去年冬天敌骑突然来到西淮，义勇之士激愤而想要战斗。负责边疆的将帅只怕主动出击会激怒敌人，只知道撒花媚悦寇敌，驱逐老弱，焚毁荡平聚落，把这称为清野。又加上敌马践踏蹂躏，敌势炽盛，百姓扶老携幼渡江，人数多得无法计算。慰劳招抚的使者中途停止，赈济借贷的命令也只是下达而已。他们留在江南，别无所得；想回到江北，又没有谋生的办法。如果不赶快筹划，不但会失去抵御敌人的好处，而且必将加重内部的忧患。臣认为应当重申告诫江淮帅臣，赶快施行赈济抚恤。朝廷也应贴补、帮助支出费用，借给他们资财粮食，使他们恢复生业；或者把他们编组起来以助声势，或者招刺入伍以填补缺额，或者选拔提擢其中有才干武力的人，优先补授军职。这几方面同时办理，实在是处置淮地百姓的紧要事务。第四，责成边疆将帅，遣返敌方使者。臣听说近来朝廷已经告诫边臣遣返敌使，中外之人正庆幸朝廷的谋划坚定，没有落入奸谋，事情稍有生机。可是只见王檝盘旋窥伺，长久没有出境，已经使人们的视听疑惑。近来传闻仍然可疑，难道是他没有奉行朝命，取道宣州、歙州而来吗？朝廷周密考虑、曲加防范，当然绝不会有这种事。不知道道路上的传言为什么会有这些说法？狡黠的敌人诡变多端，每每得到惯常的便利；既然已经有轻视我们的心，恐怕会放纵玩弄我们的计策。如今他再次前来，与前日不同，包藏的意图难以测度，必定有超出邀约索取之外的目的。况且边疆上拼死效力的臣子，无不是把敌人当作仇敌；又有讹言煽动摇惑，值得忧虑的事情不止一端。如果担心阻止他来会留下祸患，就让此事专门由边帅负责，委婉周全地处置，难道还会没有良策吗？有人说这件事应当秘密办理，不能让家家户户知道；但恐怕想要愚弄国人，而国人终究不能被愚弄。依臣浅见，王檝想来，是边臣把事情推给朝廷；而要阻止他来，朝廷应当把责任专门交给边帅。处置稍有差错，后悔也来不及了。臣所陈述的四件事，言辞虽朴拙，情意实在恳切。如果陛下认为臣言可以采纳，伏请圣裁，赶快赐予施行。许应龙进呈史事说：“庆历六年，诏书说：西北多有变故，敌人的情态难以预料，预先防备意外，按道理应当先于事情发生。又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说：‘西方之人虽然接受约束、称臣，但他们难以测度的心思、诡诈反复的行为很难相信。恐怕各路停战以后，逐渐放松边备；你们务必要训练士卒、修固城墙，常常如同敌寇将要到来一样。有不遵守诏令的，立即把姓名上报。’” 臣听说，先造成自己不可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这是用兵的最高策略。紧急时仓皇失措，缓慢时玩忽松弛以求苟安，一旦事情变化、寇敌到来，就没有人能够抵御，其祸患是说不尽的。《尚书》说‘在事情还没有显现时就谋划’，《易经》说‘君子因此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这正是今天所应谨慎的。仁宗在天下全盛之时，尚且担心敌情变化无常；西方之人接受约束之后，仍然担心他们诡诈而难以相信，何况如今敌兵出没没有定时，荆襄已经败坏到极点，西蜀的关隘还没有坚固，外郡的寇乱又间或发生；东撑西支，最近才稍稍获得喘息，根本却没有建立，防备抵御又毫无办法，难道能不焦心劳神，寻求安定边疆、巩固国土的方法吗？暂时通好，原意是谋求稍稍安定，但敌情难测，尤其应当谋划自我整治。开拓边疆、扩张境土，难道不应鉴戒覆车之辙，衡量时势、估计力量吗？难道适宜采取轻率冒进的举动？残破的邵州，尚且耗费力量经营；归附的士卒，也不容易调遣驯服。假如一味优柔拖延日月，不思考处置，到秋高马肥之时，敌人还能防备哪一天？万一红白紧急文书纷纷送到，然后才责罚琐碎地追究边吏，岂不是天寒了才寻找皮衣吗？今天的事情之所以不能成功，大概是由于议论不确定、事权不统一。议论不确定，就会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没有人知道应当听从哪一方；事权不统一，就会互相猜忌、互相倾轧，各自都想争胜，紧急时谁还会相互援助？兵力于是变得单薄衰弱，因此边疆不得安宁，皇上日夜忧虑。为今天的计策，不如先确定总体部署，使各位将领有所禀承；先端正体统，使各路边帅不要互相矛盾。这样就会有上令下从，谋略合并、智慧汇合；用来防守就坚固，用来作战就胜利，太平的功效也就可以指日而待了。应龙又进呈史事说：“太祖命令李汉超等人守卫关南，共十七年；郭进守西山，贺惟忠守易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环州，也都在十多年。管理榷场贸易所得，全部用来供给他们；又允许他们私下招募骁勇之士，作为自己的爪牙。军中的事务，又允许他们便宜行事。二十年间，西北从未发生忧患。真宗朝，钱若水上言说：‘今天的忧患，在于负责作战和负责守御的人不能同心。伏望陛下选择有谋略、素来熟悉边疆事务的武臣，任命为边郡刺史，命令他招募勇武之士作为随身部曲，由官府供给廪禄。然后严格设置亭障，明察斥堠；每当得到军情，就秘密互相报告。敌寇到来就一同出兵讨伐，敌寇被除去后就不许远距离追赶，各自专心安静守备。只要没有大的过错，就不要轻易替换调动；如果建立小功，就立即加以爵禄赏赐。这样作战和守御一定同心，戎人就不敢接近边塞了。’” 臣认为，最边远的州郡与敌境相对，烽火和警报没有一天停止。如果任用文臣，他们就不会请求交战；有时遇到侵扰，战战兢兢、忧惧危险，多半会退却逃跑。如果任用武臣，他们骁勇敢为，遇到寇敌也不害怕，只是担心没有可以使用的士兵罢了。如今如果命令他们招募勇武之士，给予廪禄赏赐，又让他们长期担任职务，把榷场贸易所得全部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激励士卒、牢固团结人心，那么谁不想奋勇作战？再严格设置斥堠，精心侦察；敌寇到来就互相救援，合力抵御；敌寇离去就各自严加守备，不以穷追为务。声势既已张大，敌人自然会震慑屈服。朝廷就根据他们的功绩加以旌赏，只要没有大的过错便不轻易替换调动，那么士卒之间彼此信任，同心协力，就像手足保护头目一样，哪里还会忧虑疆场不能安宁呢？如今的边郡多任用左选出身、缺少兵略的人，他们平素不讲究行军布阵，又没有经历过安定无事的时期，勉强只能自保；一听到警急，往往就逃奔。间或有专心研究防御、稍能令人满意的，却又委任不专一，任用不长久；财用既无积蓄，士卒又不是平日训练的，没有一样可以依靠，边疆不牢固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如果遵循太祖的办法，采用钱若水的建议，作为守边备塞的计划，那么兵威振作，外来的侮辱就会消除了。

译礼部尚书魏了翁进呈史事说：“唐代陆贽《奏议》第十六卷中有《兴元贺吐蕃尚结赞抽军回归状》。臣下谨此奉宣圣旨：刚刚得到浑瑊的奏报，近日尚结赞多次派人计议，打算亲自率领军队，与我约定日期一同收复京城。因为春天以来吐蕃军队多有疾病，最近得到探报，尚结赞等已经抽调军队退回，不知距离远近。朕原以为吐蕃士马强盛，又因为和好的情义，主动请求率兵帮助国家讨伐叛贼，日夜盼望他们成功。如今忽然抽军退回，实在大出预料。浑瑊、李晟等各军的兵马并不是非常多，如果没有吐蕃军队援助，朕深深担心会被贼军冲击。卿试着估量一下事势究竟如何。”臣天性懦弱昏昧，不熟悉军事机宜，只是根据人情推测，有时偶然有所心得。自从承奉这道圣旨，内心十分欣喜庆贺。臣私下认为，吐蕃军队退回，正是社稷久远的福分。昨天已经附在钦溆的口头奏报中说过了，只恐怕没有说尽愚见，仍使圣上忧虑，所以再恭敬陈述，希望解除疑惑。那吐蕃人天性刚强，形貌魁梧健壮，逞强仗气，难以屈服而容易骄纵；威吓不能使其服从，安抚也不能使其怀德。即使有时有盛衰变化，大体上常常成为边疆的祸患，阴险欺诈而难以防御，尤其超过其他夷族。陛下只要拿建中以来的近事作比较，就可以清楚知道戎人的心思难以测度。近来中原刚刚安定，无暇顾及外部忧患，吐蕃因请求结盟，朝廷便答应与之结好，加恩降礼，有所要求无不答应。可是他们的邀约索求越来越多，反复无常没有定准；借细小事情为由，纷纷发出烦琐的言论；前后总共经历四年，盟约最终仍没有坚决确定。碑刚立好，他们又请求改移，猜疑矫诈多种多样，从这里就可以验证。等到叛贼惊扰都城，皇帝车驾来到郊外，尚结赞统领戎兵驻在边境，便请求率兵赴难。陛下推诚相待，答应并厚重赏赂召请他们来，他们却逗留迟疑，最终不肯前进，不能对讨伐叛贼起到任何作用；反而牵制将帅之心，使李怀光很快猖狂起来，灾祸和皇帝车驾受辱，也颇由此促成。皇帝再次移驾汉中，陛下仍希望吐蕃兵来平定内部祸难，对他们依赖的情意更加深厚，屈己迁就的事情也更多，但他们的用心却难以测度。他们不知感恩，反而接受朱泚的使者，意在观察局势变化；多次与各军约定日期，到时候却都不赴约，致使各位将帅进退两难、忧惧不安。想舍弃他们独自前进，又担心他们怀恨追击；想等待他们合势行动，又苦于他们失信拖延。他们既奸诈又骄纵，哪里还能指望取得功效？不只是变化难测，而且妨碍扰乱实际十分严重。戎兵如果不退回，叛寇终究不能消灭。只希望陛下在抚慰接待方面谨慎，以振奋忠勇之士的心；勤于磨炼整饬，以恢复远近人的希望。中兴大业，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期待，不应当仍然眷恋异域之人，而失去将士的心。” 臣听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计算敌人的盛衰，而计算自己的虚实。中国和外国，本来同属一体。敌人的盛衰确实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先王因为他们反叛、归服、离去、到来，荒忽无常，所以虽然用德行怀柔他们、用礼节接待他们，却从未反过来表示猜疑。然而难道能把他们引来，依靠他们作为援助，却完全没有防备和忧虑吗？德宗每件事都猜忌，即使对内有陆贽、对外有李晟，仍然不能消除疑心，却偏偏对尚结赞采用信任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当他主动请求入援时，他的情势并不难知道。德宗担心浑瑊、李晟兵力少，庆幸尚结赞可以作为援助，所以听信他而不怀疑。到了尚结赞抽兵自行退去，人们突然失去了依靠，各自心怀畏惧，德宗又因此忧虑。把一个尚结赞到来当作喜事，把一个尚结赞离去当作忧患，堂堂中国怎么能对此战战兢兢呢？只有陆贽说：‘这是社稷长远的福分。’于是入朝拜贺。臣认为，即使依靠尚结赞，侥幸取得成功，还担心没有东西赏赐他，何况敌人贪婪狠毒，阴险诈变层出不穷，欲望没有满足，来去自如，怎么能因此轻率地产生忧喜呢？《诗经》说：‘早起晚睡，洒扫庭院，这是百姓的表率；修治你的车辆、马匹、弓箭和兵器，用来戒备戎事、抵御蛮方。’ 古人所说的对待边疆之人，也不过是尽力实行我们自我整治的办法罢了。若舍弃自身的努力，反而资助依靠别人，只能看见它的危害，没有看见它的好处。尚结赞退去以后，很快就收复了旧京，起初根本没有依赖吐蕃。陆贽的话已经得到验证，但德宗仍然眷恋异域之人，以致留下后来劫盟背约的悔恨，成为千古笑柄。到了这时，陆贽更加有了善于进言的名声，但已经来不及挽回损害威信、辱没国家的局面。近年以来，西夏人已经订约却又背约，敌使已经到来却又自行退却，这正是所谓荒忽无常。因此臣冒昧把陆贽所说的话献给今天，愿陛下与大臣竭力谋划自我整治的实际办法，常常造成不可战胜的形势，那么无论敌人反叛还是归服、离去还是到来，我们都有办法对待他们。刘克庄进呈史事说：“石虎死后，蔡谟说：‘石虎死确实是大庆之事，然而衡量德行、估计力量，不是当时贤者所能做到的。’商浩北伐，王羲之说：‘小小的江左，经营谋划竟然这样，明白的人都会寒心。’桓温谋划迁都洛阳，孙绰说：‘趋向死亡的忧患，促使人返回旧都的快乐。’赊〔出自《晋书》〕” 臣私下认为，处在重要地位而控制轻重缓急，国家就安定；内部空虚而专事对外，国家就危险。敌人的声势渐渐衰落，士气稍稍振作，荆地的军备空虚，却又大规模开拓疆土；蜀军专攻坚城，俘获很多敌军。过去我军畏敌如虎，如今竟能袒露身体、奋勇冲杀，下车步战。虽然还没有立即取得卞庄子那样的功绩，但也很有些冯妇再显勇力的气概了。这些全是陛下在朝廷中的雄才大略，以及长久驾驭、远方控制的结果。听说边防大臣忠愤激发，荆地刚刚取得一次胜利，蜀地又谋划再次出兵，明智的人都为此忧虑。臣看晋人划长江为界自守，精兵名将往往分布在沿江的重镇，例如庾翼在襄阳、陶侃在武昌、褚裒在京口、桓温在姑孰之类。因此古人有这样的比喻：长江千里，好比人的七尺身躯，防备风寒，不过只需守住几个要害部位。至于长江以北的土地，则交给祖逖、刘琨等人，让他们自行经营疆土。刘琨空握拳头守卫并州，祖逖只带一千名未经训练的士卒，拿三千匹布渡江，连铠甲兵器都不足。晋人能够量力而行，像这样权衡轻重。偏安一隅而不妨碍立国，并不是偶然的。如今边防大臣掌握兵权和利权，朝廷又抽调、拨给科降等物资来帮助他们，正好遇到眼前的安静局面，于是便有了分兵经营外表疆界的打算。

译监察御史吴昌裔与同僚共同讨论边防事宜的奏疏说：臣等曾两次上章请求留下徐清叟，又各自上疏请求授予他丛祠闲职，却一概没有得到答复和施行，因而一天比一天更加戒惧。臣等本应居家待罪，不应再有所陈奏。然而事情关系到国家危急存亡，不能默默不言。臣等常说，今日的边防事务，蜀中的祸患不在敌人，而在秦州、巩州；淮东、襄阳的祸患不在敌人，而在北军。昨天听说巩州的汪世显等人已经投降敌人，并为敌军引路，使其直逼阶州、文州，那么秦、巩的祸患已经有了证据。近来又听说，襄阳城中的北军挟持李伯渊发动叛乱，消灭南军一半，制帅赵范带着亲兵出城，仅仅保住性命逃脱。虽然传闻不能全信，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北军的祸患也已有了证据。敌人只要占据荆州、襄阳，东面连接吴地防区，西面通达巴蜀；古人认为那里是国家的西门，又称为天下的咽喉。如果让寇贼占据门户、扼住咽喉，那么吴、蜀就会中断，从上游渡过长江，便可以直接控制湖湘；如果得到船只顺流而下，便可以直捣江浙，地势便利、进军顺畅，敌人来势将无法抵御。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人心动摇，闻风奔溃，即使有勇有谋的将领，又有什么用呢？何况自去年以来，郭胜在唐州叛乱，范用吉在均州叛乱，尚全等人在击败敌人后又在德安叛乱，都是北军相继叛逃。如今李伯渊一向号称胆大勇猛，受到三军推戴，又曾往来江浙各地，对地形利弊十分熟悉。如果这些群凶一起呼应，四处叛军联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城池，占据我们的粮食，那么他们的谋划深、计策狡，将不会只满足于劫掠边疆而已。再加上敌军骑兵往来不定，这些人替敌军充当向导，那么忧患就关系到社稷，只怕会有难以忍心说出的后果。过去宣和年间，蔡京、童贯开拓边境，郭药师率常胜军来降，又招募云州、朔州的汉人组成一军，称为义胜军。后来金人南下，两个军队首先叛变投降，进而引导敌军侵扰中原。当时宦官还把这件事隐瞒起来，不上报朝廷，最终酿成靖康之祸。臣等读国史读到这里，痛心不已。今日的事情虽然还没有立即发展到那一步，但危险的征兆、祸乱的阶梯已经完全暴露了。不知陛下是否也曾忧虑到这一点？大臣们是否也曾把这件事告诉陛下？臣等身居言官之责，从传闻中得知此事，如果不赶紧替陛下说出，又凭什么为自己的不忠之罪申辩？因此斗胆不顾忌讳，冒犯奏陈。希望陛下明白谕告大臣，思考平定危难、保全国家的计策。如果赵范果真已经离开襄阳，就应立即命令收集各郡残余兵力，坚守江陵，把它作为长江上游的屏障；鄂渚与江陵相近，陛下已经曾经命令派遣主帅，但还没有…… 启程之后，就应当再次下令督促，让他迅速驰往；如果他违抗命令，请求改派有威望、有忠心和谋略的人镇守武昌，与江陵形成犄角之势；同时请求下令给淮西帅尤焴，严格做好防备。淮东地区也有很多北军，虽然听说他们分驻在新收复的州军，但恐怕一旦听到风声就相互呼应而发动叛乱，也请求下令赵葵迅速处置，不要等到后悔时已经来不及。各处安排确定以后，守卫长江的策略尤其不能拖延，请专门把这件事责成陈韡办理。战舰、军粮、防江民兵等，都应立即筹办聚集，以防意外。其他一切应当考虑祸患、预先防备的事情，也要及早由朝廷同心筹划，不能沿袭旧习、苟且求得眼前安稳，也不能因为害怕而回避张扬，胡乱加以掩盖。臣等日夜忧惧，只怕祸患降临；如果没有一天不赶紧谋求有利办法，或许还可以扶助倾覆、支撑危局，不至于彼此牵连而失败。臣等忧虑恳切至极，谨此记录上奏，恭候敕令裁决。附黄：臣等昨天同徐清叟谈到开拓边境的问题，又因首相发下条目，要求陈述边防事宜；看他所陈述的内容，很多地方疏漏简略，臣等已经同谏官一起说明不可实行之处，以此回复朝廷。我们只知道竭尽愚忠，不知道会触犯时下的忌讳。如今外有虎视眈眈的疯狂敌人，内有正在扩张的叛军，不必等到秋防，祸患已经迫近，国势危险得如同系在高处飘动的旒旗。大臣在这种时候不能忧虑边防、尽到职责、替君父谋划，却只是一味猜忌防范，白白耗费岁月，实在令人忧虑。如今徐清叟既已出任边防职务，臣等也难以安然任职；只是君臣大义重大，才冒险说到这些，又将免不了受到朝廷的怀疑。请求陛下以社稷大计为念，不要受人情牵制而拘束。如果认为臣等不能安静沉默、安处职位，请早日罢免贬黜，或者授予祠禄闲职，使大臣不必担心臣等多言，专心替陛下安排边防。臣等即使退归山林，也实在是大幸。贴黄：臣等昨天与清叟谈到开边之事，后来宰相又因将边防事务的条陈发下，臣等看见他所陈列的内容大多疏略，已经和谏官一起指出其中不可施行的地方，回复给朝廷。臣等只知道竭尽愚忠，却不知道这样会触犯当时的忌讳。如今外有虎视眈眈的狂妄敌人，内有【防张】的叛军，不等到秋季边防，祸患已经迫近，国势岌岌可危，就像系在旒上的玉串一样摇摇欲坠。大臣在这种时候不能忧虑边患、想到自己的职责，不替君父筹划，却只是一味猜疑防范，白白消磨岁月，实在令人忧虑。如今清叟既然已经出外防守，臣等自然难以安居其职；只是君臣之义重大，所以冒昧说到这些，而这样一来又恐怕免不了引起朝廷的疑忌。臣等想请陛下以社稷大计为念，不要被人情牵制而有所拘束。若认为臣等不能安静缄默、安处其位，请早日罢免黜退，或者授予祠禄之职，使大臣不必因臣等多言而忧虑，专心替陛下筹划边防。臣等即使退归山林，也实在是莫大的幸运。昌裔又论述三边防御事宜的奏状说：臣听说，射箭如果心志不专，即使技巧高超也没有用；用药如果不对症，即使药物良好也没有益处。臣不顾自己的愚昧和职分，冒昧进献盲目之言。前面所陈六条，对于陛下自身的心性、身体以及国家的事情，已经大略陈述了。如今又有极其紧急、极其切要的事情，臣怎么敢隐瞒实情、吝惜自身，而不替陛下把它说完？臣从道路传闻、间谍报告中私下得知，敌人正在聚集军队、牧养战马，决意南下。一条路线渡过河洛，窥伺江淮；一条路线经过唐州、邓州，窥伺襄阳、汉水流域；一条路线凭借秦州、巩州，窥伺四川。三路同时进犯，号称有百万之众，甚至正在修桥铺路，携带羊皮浮环，打算用来渡江。军队虽然先发出声势，虚实尚未查明，但各种渠道传来的见闻，实在有很值得忧虑之处。为什么不看看金人当初兴起时的情形呢？五月在国内传递箭令，命令乡兵准备作战；到八月，防秋军队就集结了。如今秋风已经吹起，难道不是草木成熟、军队集结的时候吗？四月把马放入水泊，任其追逐水草；到了七八月，就把马从淀泊中赶出，准备作战。如今小马已经断乳，难道不是出牧作战的时候吗？汉朝防备匈奴，大多在秋冬两季；唐朝派遣戍卒，称为防秋。中原在秋高马肥之时，常常严格做好防备。

译既然如此，怎么可以因为等待士卒传来的错误消息，就说边疆官吏是在故意张皇其事？怎么可以安抚边疆、松懈守备，只仗恃敌人不来，而不仗恃我们自己已有准备呢？绍兴庚申年，兀术分四路入侵。对外有张焘等预先说过；朝廷内部有陈渊等接连上言；下至京局的小官也曾报告。但秦桧忍辱求和，完全不做战守准备。假如没有刘锜在顺昌取得一次胜利，金人的铁浮屠必然南下放牧了。绍兴辛巳年，金人分四路入侵。前宰相张浚首先提出警告；老将杨存中极力进言；侍从官金安节等交相议论；陈康伯虽然决定战守方略，但江南江北长期安逸，如果不是敌军首领自己死亡而退兵，那么紫茸军必然渡过长江了。拿今天的实力同绍兴年间相比，我们将没有河北、山西原有的条件；军队没有背嵬军、铁山军那样的勇力；器械没有锐首、驻队那样的锋利；水军没有戈船、海鳅那样的坚固强壮。何况京洛军队溃败以后，精锐死于刀箭，粮食器械弃置在荒草中，京城府库耗费于兑换楮币，边境储备又因发行生券而空虚。四总领所征调、拨给的数额，日积月累地压下来，已经没有办法补足它们的缺乏。然而边民在各种调度之外，又像冰消火烧一样被消耗殆尽，究竟疲敝到了什么程度，已经难以计算。凭着空虚而无所依恃的边防，面对行动飘忽、不可预测的敌军，如果侦察骑兵偶然一到，直接闯入篱落，那么沿边镇戍一听到风声就会动摇，只能卷起铠甲向南逃跑，必定不能向北替陛下射出一箭。秦国军队讨伐郑国时，蹇叔说：军队要做什么，郑国一定会知道；辛劳出兵却一无所得，军中必然产生叛逆之心。劳师远袭，敌国事先已经知道，尚且还要肆意贪残，不肯空手返回，何况敌人有吞并之心而不知满足，又因我们轻视它而怀恨；如果明知敌人会来却不为此防备，那么这种叛逆之心难道不会更强烈吗？如今负责任事的人，敌人还没有露出破绽时，便拍掌虚张声势，想经营分疆拓土的功劳；等到寇乱已经出现苗头，却又束手慌张，不替全局考虑。我方将士没有预先归附、团结，却反而厚赏过分优待新近归附的军队；我方田野没有进一步开垦，却反而供给粮食牲畜，向外招募残余之众。军队实力没有楚军那样的警戒，军队行动没有晋卿那样的协调，安坐无事，彼此却互相猜忌防范。万一事情突然发生，却希望军队首尾呼应、相互救援，就困难了。边防事务紧急，不能舒缓对待；图谋抵御寇敌的方略深远，不能用浮泛浅薄的办法应付。臣愚昧，希望陛下稍加圣心思考，明诏两三位大臣，不分早晚，召见他们议事；如建炎年间诏书所规定，允许侍从、台谏聚集都堂，讲明军政；又依照绍兴年间的成例，采纳张守关于四路帅守的主张，经营淮甸，作为外部防御。采纳臣关于七处备御、控制长江的主张，作为内部空虚地区的防备；采纳允文关于设置三重防线的主张，保卫蜀地关口，作为上游的坚固屏障。兵员和粮食的数目有增减，应当设置讲议一司，考核增加和损耗的来源；有风寒之害的地方有边防事务，应当设置修攘一局，讨论进攻和防守的要领。偏将和副将的才干武力，应当有明确的考核标准；各军的武艺，应当有掌书记负责把军书和筹划措施整理上报，选择其中可行的施行；边防守臣贪婪、怯懦、不称职的，应当调换安置。每件事情都精心思考，每天都申明警戒；还要命一位重臣到江上督军，统领督促诸将，训练整齐三军，如同张浚、汪澈、叶义问任职时的先例。这样或许能使军队统属体制统一、国势振作，谋虑集中、人心奋发。军队如臂使指而行动，精神足以抵御敌人；我们边境已有准备，又何必忧虑寇兵突然到来呢？天下的事情难以平定，敌人的心意难以预料。喜欢用兵的人会陷入危险，忘记战争的人也会面临危亡。长期用兵而不停止，已经在从前犯过一次错误；玩忽寇敌、姑息求安，今天难以再次犯错。如果反复犯错、屡屡失误，国家大事就完了。《诗经》说：灾祸还没有远去，因此要极力进谏。臣对此忧心拳拳。昌裔又论述防秋事宜说：臣听说，防秋的说法由来已久。薇菜初生时出发，薇菜长硬时回来。有人说，周代的戍役，就如同今天的防秋军。瓜熟之时前往，下一批瓜熟时换代。传注说，齐国规定的戍守期限，就是今天防秋的期限。北方敌人的风俗，大概是四月把马放入水泊，让它们追逐水草，并禁止人骑马；八月把马从淀泊中赶出，用麦、豆喂养，准备作战。正值盛暑时，筋骨松弛、皮胶软缓，力量不能达到远方；到了秋高气爽时，强弓坚韧，锐利得不可抵挡。所以汉军防备敌人，大多在秋冬；唐朝军队戍守北方，称为防秋。都是根据时令整备战力，遏制敌人的侵扰。国家面对从海东崛起的敌人，确立中原自行治理的规制，每到秋天总是如同敌人将要到来。靖康年间有防秋诏书，建炎年间有防秋议论。李纲的奏疏说，夏季已经过半，离秋天不远，如果不早作谋划，敌人又会奔突而来。刘珏的奏议说，时令已经到了仲夏，秋防还没有准备，只要广泛谋划、集思广益，还可以抵御敌人。张守说，防秋期限只有一两个月，但控制扼守、防卫御敌并不只有一种办法。叶梦得请求说，秋防事情紧迫，只有两个月，而防守、作战还没有确定的谋略。君臣之间日日夜夜都戒惧凛然，只怕一件事情有所差错，这难道是故意把事情估计得过分吗？修补桑树根部、堵塞门窗的谋划，折柳为篱、修整园圃的警戒，古人因此没有一天不在国内反复申明警戒。如今计算秋风到来已经不到十天，敌人的骠悍超过衰残的金人，军队出没飘忽如风雨。只听说敌人以草色青绿作为放牧的时节，以枣子红熟作为出哨的日期；避暑而退，趁凉而来，本来就是敌人的常态。不知陛下上面忧虑边防、思考职责，臣下下面判断敌情、抵御戎寇，是否也有中兴时期那样深远的谋略？分守长江上下游，守住浅滩险隘，修造战舰，检阅水军，这是防备江上秋防。收拢淮东戍军，充实淮地屯兵，招募土豪，训练义甲，这是防备淮地秋防。招募水手，修缮海鳅船，集合坚固的民船，选择防长，这是防备海道秋防。援助忠勇军，收集流亡迁徙之民，修缮城墙，开挖疏浚海柜，这是防备京湖秋防。巩固三关的天险，封锁各道支路，补充兵籍，储备军粮，这是防备蜀地关口秋防。防备风寒的地方不下数处，秋防的事务也不止一项，应当珍惜时间、抓紧光阴，协同用力；像扑灭原野大火，像堵塞漏水的船一样，每天都去做，还恐怕来不及。

译然而如今朝廷之上，百官安然无事，议论多用于施行浮华文饰，反而妨碍实际事务；后族、王宫的冗余费用，各部门坐守公事的常规，群工闲散懈怠的差役，裁除各道无关紧要的申请，以及土木营造修缮、时节宴饮、神霄祈祷、大礼赏赐、粉饰治理器具等事情，没有一样不同于平时。至于整治军队、充足粮食的办法，修造车辆、准备器械的事情，反而都缺漏简略，没有时间精心讲求。今天一个人出任边疆、进取疆土，就说‘我将用此来加厚藩篱’；明天一个人派使者求和，就说‘我将用此来放宽一年的财政计划’。京湖被焚毁荡平的有十四郡，而区分拨定土地界线还没有明确；蜀地关口被弃置的有二十三关，而各分司、存守机构的布置还没有确定。势力相当的人坚持意见、争夺权力；掌握权势的人快意于报恩复仇；胆怯的人曲从面子人情；意气张扬的人无视纪律；彼此蚕食侵犯。这是什么时候了，却还如此空泛而没有规模？拖延时日，假如侦察骑兵突然闯入陆地，敌军浮牌渡过长江，之后才调发兵符、征调边地琐碎物资，仓促制定应急办法，也就晚了。过去靖康之难时，敌军正要退兵，上下安逸嬉游，便以为没有事情，反而开始建议册立东宫、开设讲筵、恢复《春秋》讲读、停止配享；有言责的官员每天议论京、黼一党，有当权任事的人却谋划排斥许、李这样的贤臣。枢密院想追击敌贼，三省想防止敌军出境，宣抚司想调集战士，朝廷却想阻止援军出发。二三道命令来回传递，反复索取玉辂，争议还没有决定，铁骑已经渡过黄河了。所以当时有‘不料理防秋，却只料理春秋’这样的说法。唉！这难道是两个敌国特别善于作战吗？也是因为当时谋划的人不善谋虑，才招致寇敌，使祸患加深。过去胡安国曾说：军政没有修治，就不能作战；强弱不相敌，就不能讲和。只有讲求防守的办法，作为抵御敌人的准备，才是最好的策略。臣认为今天的事情，应当暂且不讨论和战，而专门讨论秋防。三省进呈政务时，应完全屏除细小事务，除了防御敌人，不谋议其他；枢密院掌管军队的地方，应略去常规章程，除了军队和粮食，不讲其他。侍从不拘早晚，允许因边事请求入见；台谏不受每月课考限制，随时把边警上奏。百官都恭敬勤勉，每天把敌国外患放在心上；陛下又鉴戒靖康失策的原因，效法建炎兴盛的办法，减少声色享乐，节制宴饮，常戴貂帽以体察将士劳苦，压缩临幸和赏赐，减少浮费，务必用金帛代替购买军粮，亲自率领内外臣民共同渡过时艰。这样，敌人来时我们能够应战，可以伸张自己的威势；敌人退去时不要追击，可以成全我们的信义。敌人即使吞并各国、横行天下，最终也不敢侵犯中华正统所在之地。唯愿陛下日夜不懈，赶紧筹划此事，宗庙社稷幸甚。附黄：臣最近收到乡人的书信，说戎帅曹友闻得到间谍报告，草地部族想在八月入侵；那么臣所说蜀地防秋尤其不能拖延。大概自去年冬天敌人退兵以后，蜀地仍有侦察骑兵在边境出没，或潜伏在草丛中等待麦子成熟。董鹏飞在守城时战死，按时间推算当时本来可以乘机劫寨；陈瑀在巡行边境时被擒，不到三个月就失去了三位太守，都是西部边疆有才干勇力的人，因此边民更加畏惧怯弱。东面有李伯渊窥伺上津，西面有汪世显窥伺仇池，敌人种类繁多，形势令人畏惧。军队没有三万人，粮食没有十天的储备，各方面都已经困窘到底，只剩民气一线尚存；而且数年之间，百姓捐出财物帮助边防，挑担供应军饷，不知已经耗费了多少田地和家产。近来听说总领所实行对籴之法，制司又下令征发民夫，臣听后十分惊骇。这种说法如果果真实行，那么民众在困苦到了极点之后，将会像被引绳勒住一样走向绝境。希望圣慈再次命令制司、总领所禁止抑制各种征索；对于驱磨所失陷的民户、抚谕司征调拨用的民力、官盐户停办借出的物资，都请留意审核，以便应付支撑，这样或许可以使百姓稍微宽缓一些，实在不是小小的利益。三位太守死于国事，已经由公论评定：认为董鹏飞居首，汪时当次之，陈瑀再次之。请求下令给枢密院等机构，依次推恩赏赐施行，恭候敕令裁决。昌裔又上奏说：根据御史台的牒文，轮到臣在十二月一日入朝视朝并转对；有以下已经见到的事项，必须上奏朝廷。一、臣近来以一个孤陋愚昧之人待罪于分察之职，每逢时政，总是直抒胸臆、尽情进言，旁及触犯宰臣，几乎招致严重责罚，幸赖圣恩广大，曲加保全，接连任命为卿，又兼管史事。臣自知没有什么可以称职报答，恰逢轮值转对，怎敢隐瞒实情、吝惜自身，而有愧于最初的心愿。臣听说，天之所以覆盖万物，君之所以治理百姓，不过在于一个‘仁’字。天的仁，是给民众和万物创造生存条件；君的仁，是承接上天使万物生长的心意。所以喜爱生存、厌恶杀戮，是夏、商、周三代得人心的原因；大规模用兵、大兴刑狱，是汉、唐损伤国脉的原因。大体说来，本朝以仁义立国，取得天下时，没有任意杀害一个无辜之人；慎重处理刑狱时，也没有误把一个有罪之人投入刑罚。对于远方之人，以恩德怀柔，不因他们有侮慢不恭之举就加以诛杀；对于身边近臣，以礼相待，不因暧昧不明的过失就治罪。汉朝因王恢首先挑起边境事端，战争接连不断，超过三十年；而本朝谋臣一向顾全大局，有的说自澶渊击退敌人以后，十九年不曾谈论用兵；有的说陛下即位之初，二十年内不能谈用兵；有的说首先发动战争必有冥冥中的谴责；有的说用兵不是好事。这都是担心一旦开启战争，会给国家根本留下忧患。唐朝因李林甫陷害善良之人，被罗织罪名而获罪的有数百家；而本朝的议论一向务求忠厚，不因婢女伪造的书信而诬陷正直之人，不因奏邸传出的傲慢歌曲而网罗名士，不因吟咏蔡京的诗歌而最终抛弃奇才，不因谈论兴兵的话而深责旧日宰辅。这都是担心一旦兴起刑狱，就会因此打开荆棘丛生的道路。这些都是历代圣主仁厚的德行，也是大臣深远的谋虑，用来培护国家元气，祈求上天使国运无穷无尽。可惜其间小人相继当权，有人以深入敌境的主张开启战端，有人用暗中陷害的手段制造党祸；然而仁厚圣明相传，神武而不滥杀，始终没有让他们的奸谋完全得逞。因此，熙河之战，实在是王韶首先倡议的，而皇帝在朝廷上叹息，深深责怪廷臣不进言；泾原筑城，实在是李宪接着提出的，而中使上报后，皇帝便痛惜边民疲敝。鄯州、湟州的收复，朝廷起初并没有坚定决策，是童贯挑起事端，导致数十万人军队战败；燕云的夺取，圣训曾有不可使全军陷入危险的戒告，是蔡京首先谋划，导致五十万军队溃败。这些都是招致祸害者的罪过，怎么足以损伤祖宗仁厚的德性呢？华亭之狱，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提出的建议；皇帝看出其中诬陷，事情于是搁置。

译同文之狱，是蔡确的儿子蔡渭提出的建议，但事情没有证据，阴谋没有实行。元祐党籍一案，等次确定的有三百零九人，上天显示威严，因而碑没有立成。赵汾一案，牵连根株的有五十三家；上天夺去构陷者的魂魄，因此那些供词和文书没有被记录。这是执掌谗言者的过错，怎么足以连累祖宗的圣德？上天有保佑我宋朝的心意，祖宗没有违背人心的事情，所以王室虽然屡经许多灾难，国势仍安稳如泰山。大概他们留下的谋略，实在深远长久。陛下遵循祖宗法度，敬奉上天，小心抑制、戒惧敬畏，只怕伤害百姓；以盛德温和恭敬，也只怕违背众人的舆论。向儒臣咨询讲学，从来没有不充分了解下情；引导谏臣敢于进言，也从未显露拒绝人的神色。后来经历重大改革，万事都励精图治，想把混浊紊乱的政治习气彻底更新。天下欣然响应，无不寄托太平盛世的希望。唯独宰相选人不当，不能仰承圣意。起初，他轻率浮躁、缺少谋略，首先兴起京洛之战；时间久了，又猜忌深重，暗中制造诋毁士大夫的言论。好战的祸患，发展到士卒大量死亡、血肉涂地，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而陷害士大夫的陷阱，却仍然隐蔽而未被揭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九人〕 征发调遣的苦难，发展到家庭离散、哭声传遍四方，有耳朵的人都听得见；而倾陷善良之人的罗网，却屡屡发动而侥幸未被发现。如果不是陛下猛然醒悟、彻底看清其中的错误，那么大规模用兵之后，又将酿成士大夫的灾祸。有关部门如果错杀一个死罪犯，责任尚且不轻；如今却把无罪百姓驱赶到战争中，凡是不依附自己的人，就设法用危险的法律陷害。哪里知道近来雷雨异常，不是有人处心积虑制造惨祸，以至于触犯上天至和之气呢？近来陛下的恩德诏令一经发布，恳切地自责，三边没有不归心的；朝廷制度一经颁行，奋发振作，拜官和罢免都有所决定，多士因此吐气扬眉。所谓兵、狱三件事情，都是惠卿引发的，如今已经清清楚楚地暴露于天下了。然而仁德足以挽回雷霆的震怒，却不能因此改变敌人的侮辱；心地明察足以驱散长期积水形成的阴霾，却还不能解除朝廷内外的疑虑。难道可以不探求其中的原因吗？孟子说：这就是仁术，只要把自己所做的善事推广出去罢了。不杀羔羊，只是小小的善行；真宗把这种仁心推广出去，使家家富裕、人人丰足，终于形成景德年间和平的风气。不践踏蚂蚁的巢穴，只是一件小事；哲宗把这种仁心推广出去，使徭役减少、刑罚清明，因而成就元祐年间安静的福泽。如今陛下有悔过的大德，有为人洗雪冤屈的盛大仁心，为什么不把内心所存的仁德推广到各项政务和各种制度中去呢？由此实行像保护行苇那样的厚道，来深厚兄弟之间的亲情；依照《棠棣》所歌咏的宴饮礼制，来安慰死于国事者的威灵，这就是亲爱亲族的仁。由此恢复胎养之令，以培植太子的根本；建立内学教育，选拔宗室藩王中的英才，这就是爱护幼小的仁。召用众多正直之士，不要因为担心被说成爱求名声，就断绝行善的道路，这就是尊敬贤能的仁。宽容能够进言的人，不要因为担心被说成结党喧闹，就堵塞敢于进谏的门路，这就是喜爱善行的仁。对旧日奸邪、长期作恶的人，应当铲除其积弊，不让他们的势力滋长壮大，这就是憎恶邪恶的仁。让寄居的户口和流亡百姓回归故乡、安定聚居，不使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就是爱护人民的仁。只要内心有一次觉悟，天下就不会有冤屈；民心有一次恻隐悲悯，万物就都会充满生机。那么陛下的仁德，确实可以同天地一样广大。他们用暴力，我们用仁德；他们嗜好杀戮，我们喜爱生养。即使草地、穷漠中的夷人，也不能侵犯中华正朔所在之地。先儒程颐曾说：仁德如果能够不断充实推广，天地就会发生变化，草木也会繁茂；仁德如果不能推广，天地就会闭塞，贤人就会隐退。唯愿陛下善于推广这种仁德，并努力实行，臣不胜拳拳之至。一、臣听说，听取言论的原则，固然不可偏听，也不可混杂。偏听，则接受的意见狭隘，无法公正对待天下人的言论；混杂，则听到的意见混乱，无法统一天下的善言。不要失于偏听，以招来众多正直之士；不要流于混杂，以杜绝多头进言。这样以后，才能兼听而穷尽天下的美善之言。况且当前最急迫的事务，没有比朝政和边防更大的了。在朝廷中，有重大命令的发布和收纳、各种政务的兴废、百官的进退；在边疆，则有边防形势的张弛、帅权的分合、敌情的来去。这些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和天下局势的关键。因此过去议论朝政时，命令一定出自君主，政事根本一定归于中书；命令有不恰当的，必定让给事中、舍人审查复核；事情有不便利的，必定允许台谏尽情进言。这样政令就周详审慎，朝廷能够向天下推行，没有一件事情有所缺失。议论边防时，处置一定出自朝廷，谋划一定由都省参与；侍从中懂军事的，允许他们论议思考；朝廷士大夫中历任边职的，责成他们分条陈述。这样处置就合宜，军队在三边执行也不会错失任何谋略。这是古今共同的常理，也是祖宗传下的家法。大概自从君主喜欢独断专行的名声，负责耳目监察的官员便有时偏向君主所信任的人；

译宰相持有一人独运的说法，边防机密也有时徇从自己的私意。于是开始出现近臣、亲信干预公议，小臣参与朝政，使事权从多处发出，徒然成为群臣谋求升进的阶梯；又有人让私人传递机密报告，让游士参与边防机要，使意见互相背离憎恶，恰好成为外臣相互行贿的场所。纲纪因此毁坏而不能振作，气血脉络因此阻塞而不能流通。由此积累下来，臣不敢远远援引先朝旧事，姑且把乾道、淳熙年间亲身听闻和见到的事情告诉陛下。孝宗皇帝决断睿智、谋划英明，虽然广泛采纳众议，却胸怀宽广，实际上是在外朝公正听取意见。熊克因曾觌推荐而暂任直学士，宰相入朝奏报了这件事；刘甄夫因王淇推荐而被召用，政府便发牒询问；葛掞因内臣推荐而想授予要职，宰执又留在朝班中上奏。可见议论政事的地方，从未让小臣参与。遇有边事，就命令侍从、两省官员到都堂共同议论；缺少将才，就命令制置使、统领和将佐到枢密院审察；议论恢复失地，就命令朝廷中可以参与大计的人兼任机密职务，从未允许台谏之士私下请谒。孝宗二十八年的治理之所以光明、俊伟而后世难以企及，难道不是因为朝廷和边疆的事情都掌握纲要，而微贱、冗散之士不得随便参与议论吗？如今陛下感慨时局艰难，重新设置元辅，人心固然欢喜，政务根本有所归属，大臣也留意边事、广泛询问朝廷士绅，人们也知道国家的议论有了依靠；然而有人担心，近臣的言论未经考察便被听取，小臣的秘密启奏仍沿袭过去宰相面前的做法，正如民众的告发不能被听见，而游士私下请谒仍沿袭前任宰相的旧习。这样体制名分不明，事情处置失当，其弊病反而可能比以前更加严重。臣希望陛下完全以孝宗为法：政事归于三省，不要让亲信近臣参与差除任免；议论在外朝公正进行，不要让远方的浅薄之士参与边防议论。这样小臣就不能离间大臣，私意不能胜过公议，朝政清明，边境尘患平息，乾道、淳熙年间的治理便可以坐待实现。恭请陛下圣明决断、留心此事，天下幸甚。附黄：臣是蜀人，过去任台谏官时，多次谈论蜀地事务，认为赵彦呐年老而智谋穷尽，应当预先储备替代人选。又在一次秋防奏议中，论说蜀地必然危险，但朝廷和廷臣的意见竟然没有引起重视。如今听说敌骑直接攻破阆中，分成两队：一队沿江到顺庆，一队截断水流直指潼川。曹友闻在芭蕉谷转战而败，刘孝全因粮食耗尽在鸡翁隘溃败，赵彦呐带着羸弱士卒退守剑门，如今又退到江油。杨恢没有兵力抵御阆中之敌，如今已经奔向东关。辛□因按察部属而出行，项容孙因新近任命而离开潼川、遂宁、顺庆，结果这些地方都没有守臣；惊慌转移的船只被敌军邀击截断，蒙面投江而死的有数十万人。这些情况是著作郎李心传十月十七日从成都寄来的书信所报告的。唉！蜀地要亡了。有人只知道把斩杀敌将的虚假胜利报告给朝廷，却不把败亡的实际证据上报朝廷。群臣商议想任命一名宣谕使，从枢密院门下出发经理蜀事，但已经过了一个月仍未见施行。又听说有台谏官进言，想斥逐那些阻塞蒙蔽蜀地事务的小吏，公论都认为痛快，却也没有看到核查和执行。难道朝廷的议论，几乎像是要放弃蜀地吗？蜀地好比头部，荆地好比咽喉，江淮则好比大腿和手臂。如今病在头部和眼目之间，每天都逼近危亡，却还玩忽拖延、安然嬉游，不知道救治；想要谋划保全四肢，恐怕就很困难了。臣希望陛下明白谕告大臣，赶快筹划救援蜀地的办法，以满足蜀地父老乡亲的期望。以上是臣前面所奏的事项：第一，论述本朝实行仁政、慎刑息兵；第二，论述朝政和边防议论，附黄中论述蜀地危急之事。谨此记录上奏，恭候敕令裁决。昌裔又上奏论述湖北、蜀西的防备说：臣自从任职以来，便查阅广西经略司根据岑邈、谢济所申报的文书，认为敌人已经攻破大云南、小云南；云南同广西相邻，如果申报属实，广西的形势实在令人寒心。如今朝廷谋划深远，一定能够选派有威望、有气势的大臣控制扼守广西；至于招兵、积粟等事情，或许通达湖南，或许通达广东，想来都已逐步施行，谋划没有遗漏。可是臣的愚见认为，长江上游尤其应当防备。臣十年前听说敌人有从腹部进攻的谋划，想借道云南图谋我国南部边境，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迂远。如今听说泸州安抚司申报枢密院的事情中说：西蜀南方蕃部蛮王阿永报告，敌人攻打大理国，并杀死姚州高庆节度使；现在敌军驻扎在大理国内，四面的生蛮全都投拜。乌蒙国都蛮王阿吕报告，本蕃鬼婆带领军马前往后蕃；当时敌兵深入攻打卭部川一带，便攻破了小云南国；如今敌兵驻扎在大理国境内，说今年冬天还要回来，寻找道路，企图进入汉地。这些都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如果属实，那么大、小云南全都狼狈不堪，已经逼近我国后方门户，怎么可以不加以防备？请允许臣把蜀西、湖北同南蛮接壤的地方，为陛下一一陈述。南方各蛮部中大的没有超过大云南，其次是小云南，再次是乌蒙，再次是罗氏鬼主国；其他小国，有的以一千或几百家聚为一处，有的以二三百家聚为一族，彼此不相统属，都不值得一提。其余地方都是蜀地边远以外的蛮部，同黎州、大渡河相对的地方，有所谓卭部川。卭部川后面就是小云南，卭部川下面就是两林、虚恨蛮，虚恨下面就是马湖大江蛮的部族和夷都蛮。马湖大江蛮常常借两林、虚恨、卭部川的道路，把马贩运给青羌、弥羌；有时有好马到叙州互市，都是从西方得到的。马湖一江从叙州流入长江，到开边寨；向右走是大江蛮，向左走是小江蛮，小江蛮就是乌蒙部落。乌蒙的疆界比各蛮部稍大，可以作为仅次于云南的地方；沿小江上行，绕到大江、两林、虚恨的后面，与小云南相接。乌蒙下面是吕告蛮，吕告下面是阿永蛮，其他蛮部都同蜀地各郡相接。从卭部川可以通到黎州、大渡河，从虚恨可以通到峨眉县中正寨，从夷都可以通到犍为县沐川寨，从大江蛮可以通到宣化。

译从县崖门可以通到叙州的开边寨，从吕告可以通到长宁，从阿永河可以通到泸水的江门寨，这些都是可以通行往来的道路。如今小云南已经困顿，大云南已经灭亡，如果乌蒙也相继被攻破，那么就会驱使各蛮部沿着熟悉的道路行动，嘉定、泸州、叙州、长宁都可以到达。臣所忧虑的，又恐怕祸患发生在湖右，因为阿永同播州相接，泸州的仁怀、绥远寨实际上通向播州境内，又同思州、播州相连；思州、播州可以连接南平、珍州、黔州，进而通到鼎州、澧州。那里原本没有关隘，只以山谷竹箐为界限；从乌蒙到吕告约十天，从吕告到阿永也约十天，从阿永到播州约七八天，从播州到鼎州、澧州也不过十天，而罗氏鬼主国在思州、播州之后，也可以穿越到辰州、沅州。万一敌人的谋划出在这里，那么不仅蜀地边疆会腹背受敌，湖右的腹心也会先行溃败，难道不值得畏惧吗？臣认为，广西固然应当防备蜀西南部边远地带，湖北南部边疆尤其应当防备。因为广西还可以推说有炎热瘴气的毒害，不适合敌人；但在蜀西、湖北，连炎热瘴气也没有。让北方的战马在没有障碍的地方奔驰，它的锋锐怎么能够抵挡呢？臣认为，叙州两江一带的防务，应当采用桑愈的建议，增加兵力屯驻，扼守交通要冲；思州、播州的田氏、杨氏诸族，应当推诚相待，使他们真心归附，彼此形成犄角之势，作为乌防国的屏障，使其借兵从汉地出兵的谋划不能得逞，那么西蜀南部边境就会像金城一样巍然不可攻破。辰州、沅州之间，应当采用史子翚的防守办法；鼎州、澧州之间，应当采用臣僚的建议，选用宪守官员，作为罗鬼国的前方屏障，使敌军从腹地迂回出兵不能进入，那么湖北南部边境就会像堤防截水一样严整。然而，蜀地方面应当重申敕令给蜀帅，令他尽力防守，不要轻敌；湖北方面应当立即建立荆阃，令其尽心安排，不要采取漫不经心的计策。否则，长江在我国北面，就不足以成为我国的屏障；而长江以南一旦被敌人践踏，宗庙社稷将安置在什么地方、依靠什么来保全呢？臣接连上奏请求离职，陛下宣谕挽留，臣只好强作颜面再次留下。偶然听到广西的事情，岂敢自己默不作声？临近经筵时，臣虽曾略略说过大意，仍未详细说明。现在为陛下把内情全部说出，只希望陛下秘密地同二三位大臣谋划此事，臣恭候圣命。金世宗时，宗叙曾请求招募贫民戍守边境、屯田，发给他们廪粟。这样，贫民没有缺粮的忧患，富裕人家也免除轮番戍守的劳苦，能够专心从事农业。皇上认为他说得好，但没有实行。大定十七年，皇上对宰臣说：“戍守边境的士卒，每年冒着寒暑往来轮番休息，带着马牛去戍守，往往都死在那里，而且耽误农时，毁坏生业。朕对此非常怜悯。朕想使百姓安居田里，同时使边境坚固，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左丞相良弼说：“边地不能耕种，不能长期戍守，所以才轮番替代。”皇上说：“你们把这项急务看作小事吗？往年参政宗叙曾向朕说过此事，宗叙可以说是尽心于国的人了。现在把两路招讨司、乌库哩石垒部族、临潢路、泰州路等地分别设置堡寨和戍所，详细议定后上报，朕将亲自审阅。”皇上追念宗叙，听说他的子孙家用不足，便下诏赐钱三千贯。明昌五年，宗叙配享世宗庙庭。金东海侯大安初年，北方军队向南进攻，召平定州刺史赵秉文和待制赵资道讨论边防。赵秉文说：“现在我国军队集中在宣德城，小股部队在城外扎营，经过暑雨，器械已经松弛损坏，士卒也生病了。等到秋天敌军到来，形势将对我们不利。可以派临潢的一支军队，袭击敌人的空虚之处，这样山西的包围就可以解除。这正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必救’。” 金宣宗贞祐三年，朝廷想调走代州五千名戍兵，河东路兵马都总管胥鼎上奏说：“岭外的军队都已经向南迁移，代州是边境要地，正应当增加兵力加以保守；现在反而削弱它的力量，一旦敌军到来，将凭什么抵御？平阳把代州看作屏障，怎么可以撤去呢？”尚书省奏称：“应当依从他的请求。”诏令批准了这件事。胥鼎任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时上奏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河北溃散的军兵、流亡的人户，以及山西、河东的老幼，都迁徙到河南，分别寄居各处，没有自己的产业，很容易发生动摇。臣非常担心有关官吏妄自区分彼此，或者强行驱遣他们，导致他们不得安宁。如今敌军日益强盛，将要逼近京畿，倘若又诱使这些失去职业的人充当向导，或者驱赶他们去攻城，岂不是反而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请朝廷派官员抚慰他们，并命有关部门严格加以防范约束，希望能够防止事变发生。”皇上采纳了他的计策，下诏令各道按察司研究防秋事宜。按察转运使卢庸陈述有利的措施说：“从鄜延到积石，虽然有许多沟谷山坡，却没有大河高山作为屏障，只能依靠弓箭手抵御侵侮。那里的人都刚强勇猛，善于战斗，熟悉地形，夏人畏惧他们。以前把他们迁到别处屯驻，夏人立即侵犯边境，这是近年以来的深重忧患。人们乐于安居本土，且耕且战，遇到缓急将会自己奋勇作战。”他又说：“防秋之时，应当先实行清野。”又说：“掌管军队的官员，不宜临时更换，这是兵家所忌。将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频繁更代又有什么益处？”不久，有人说卢庸年老而不能胜任，于是罢免了他。兴定二年，枢密院以海州军粮不足、难以转运为由，上奏请求把军队迁到内地。诏令询问资德大夫兼三司使、尚书右丞侯挚。侯挚奏说：“海州连接山岭、阻隔大海，同沂州、莒州、邳州、密州一样，都是边疆的冲要之地。近年来，海州成为贼寇聚集之处，是宋人资助他们的结果。所以如果放弃海州而迁往别处，敌人就会直抵东平，到处都是敌境。等到敌势壮大之后，就难以谋划了。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朝廷想迁移海州，只是担心粮食供应不足。臣请求尽力筹划，劝导农民顺应时令耕种；同时命令煮盐换粮，或者在宿迁设置盐场以沟通商旅，这样不用劳烦民力也可以办成。仍然选择沭阳可以建立营屯的地方，分派军队防守巡逻。这样即使不迁移，也没有忧患。”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停止了迁移。

译元世祖时，成都战事失利，皇帝派人询问失利的原因以及今后的处置办法。昭勇大将军、防东路招讨使李呼喇济附带上奏说：“当初建立成都时，只修建了子城，军民都住在外城，此外没有别的城墙。宋军乘虚来攻，是因为没有防备而失守。军官都是年轻而没有经验的人，因此遭到失败。四川地广人稀，应当修建城寨，训练军队和战马，筹划屯田，规划转运粮饷，制造船只，修缮军械，这六件事缺一不可。还应当任用贤能、远离谗佞，赏罚分明，修治内政、整顿外防，战则取胜、攻则克取，选用良将，随机应变，这样边疆就没有忧患了。” 中统元年六月，郝经上《备御奏目》说：“臣郝经说，臣刚离开朝廷时，不知道朝廷用兵的先后次序，虽然分条上奏新政，也不敢立即多说，只提出备战预防的大概一条而已。现在听说西北抗拒命令，朝廷从辽东直到丰州、靖州以及河西的处置，其关隘防御必定没有漏洞。但不知道西域的回鹘诸国以及土波、大理从西南绕出，是否也曾作过防御准备？那里土地广远，兵力强悍，而且酋长多诡诈，臣担心他们乘虚作乱，同西北联合，使锡哩大王的军队被截断；又彼此煽动蛊惑，使其产生后顾之忧。西蜀两川刚刚聚集安定，也可能被动摇，发生意外变故。应当派一名懂军事的大官，选集回鹘诸国、土波、大理一带的军马，驻扎在水草丰美而地势险要的地方，与关西宣抚司相互呼应。这既是斩断西北的右臂，又可以壮大声势，以接应锡哩大王的军马。这样国家的势力会日益伸张，西北势力会日益受挫，各国不敢觊觎，两川也能够有所倚重。如果不作防备，或者有敌人渗透漏入，那么几千骑兵就可以突出关西、河南；没有坚固的屏障，中原必将震动。” 臣又深切看到，自从宋军在江上退兵以来，宋人很有些轻视我国的想法。只是他们的创伤还没有恢复，不敢窥伺罢了；然而国家不能不预作防备。四川、河南、京东、山东应当设置四位总帅：西川从成都到兴元，连接上均州，设置一位总帅；河南从唐州、邓州到陈州、颍州，设置一位总帅；京东从睢州、亳州到宿州、泗州，设置一位总帅；山东从邳州、徐州、沂州、海州直到东北海口，设置一位总帅。在陕西、河南之间选择适中的地方设置一名大行防总统一类的统帅，东西两面用来壮大国家的藩篱。即使宋人请求讲和，边防也应当这样部署。臣愚昧，这点见识如同微小的烛火，不敢自我掩饰；况且臣即将进入宋地，心中恋念朝廷，所以又谈到这些。伏请陛下裁决。《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四裔 周灵王三年，无终子嘉父派孟乐出使晋国，借魏庄子献上虎豹皮，请求同各个戎族讲和。晋侯说：“戎人没有亲情而且贪婪，不如攻打他们。”魏绛说：“诸侯刚刚归服，陈国刚来求和，是在观察我国。我国有德，他们就会和睦；否则就会离心离德。劳师攻打戎人，而楚国攻打陈国时，我们必定不能救援，这就是抛弃陈国。这样各华夏诸国必然反叛，得到戎人却失掉华夏，恐怕不可以吧？”晋侯说：“既然如此，莫非不如同戎人讲和吗？”魏绛回答：“同戎人讲和有五种好处：戎狄反复迁居，重视财货而轻视土地，土地可以用财货买来，这是第一；边境不再震动，百姓熟悉并安居于田野，农民可以取得收成，这是第二；戎人侍奉晋国，四邻都会受到震动，诸侯会敬畏而归附，这是第三；用德行安抚戎人，不劳烦军队，铠甲兵器也不会损耗，这是第四；从后羿的事迹中吸取教训，采用德政法度，使远方来归、近处安宁，这是第五。君侯请加以谋划。”汉高帝从平城撤军回来后，韩王信逃亡到边地。当时冒顿担任单于，兵力强盛，能控弦作战的骑兵有三十万，多次使北方边境受苦。皇上为此忧虑，询问建信侯刘敬。刘敬说：“只能用长远的谋略，使其子孙成为汉朝的臣属罢了。但恐怕陛下做不到。”皇上说：“如果确实可以做到，为什么做不到？只是该怎么办呢？” 刘敬回答：“陛下如果真能把嫡长公主嫁给冒顿，带着丰厚的礼物送给他，他知道汉朝把嫡女嫁来，并给蛮夷送上厚礼，一定会爱重她，把她立为阏氏；她生的儿子必定会成为太子，继承单于之位。为什么呢？因为冒顿贪图汉朝丰厚的财物。陛下可以把汉朝每年有余而匈奴缺少的物资，多次询问并赠送给他，同时派能言善辩的人向他说明礼节。冒顿在世时固然是汉朝的女婿，死后则外孙成为单于，难道听说过外孙敢同外祖父以抗礼相待的吗？这样不用交战，也可以逐渐使他臣服。如果陛下不能派嫡长公主，而让宗室女子或后宫女子冒充公主，冒顿也会知道她不是真正尊贵的人，这样眼前没有益处。”高帝说：“好。”准备派嫡长公主出嫁。吕后日夜哭泣说：“我只有太子和这一个女儿，怎么能抛弃她呢？”匈奴方面最终未能得到嫡长公主，汉朝便选取平民家的女儿，冒充长公主，嫁给单于，并派刘敬前去订立和亲盟约。孝惠帝时，单于曾写信侮辱吕后，言辞傲慢无礼。吕后大怒，召集将领商议此事。上将军樊哙说：“臣愿意得到十万军队，在匈奴境内纵横作战。”将领们都迎合吕后的意思说：“对。”中郎将季布说：“樊哙该杀。高帝当年率领四十多万军队，还被困在平城；如今樊哙怎么能凭十万军队就在匈奴境内纵横，这是当面欺骗皇上。而且秦朝因为边事而疲敝，陈胜等人起兵，到现在创伤还没有痊愈。樊哙又当面阿谀，想要动摇天下。”当时殿上众人都害怕了，太后退朝，从此不再讨论攻打匈奴的事情。武帝元光元年，主父偃向西进入函谷关，拜见卫将军。卫将军多次向皇上进言，皇上都没有省察；主父偃资用匮乏，滞留已久，诸侯的宾客多半厌弃他。于是主父偃在宫阙下上书，早晨上奏，晚上便被召入朝见。他所说的九件事中，八件是律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劝谏攻打匈奴。他说：“臣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尖锐的劝谏，因此能够广泛观察；忠臣不躲避重诛，因此敢于直谏。这样，事情就不会留下防患，功业也能流传万世。如今臣不敢隐瞒忠心、躲避死罪，来献上愚见，希望陛下宽赦臣并稍加察看。《司马法》说：‘国家即使强大，喜欢战争也必然灭亡；天下即使太平，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天下已经太平，天子举行大规模的春搜、秋狝；诸侯春季整顿军旅，秋季操练军队，这都是为了不忘战争。而且愤怒是违背德行的，兵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是末节。古代君主一旦发怒，必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所以圣王慎重对待用兵。致力于战胜、穷尽武力之事的人，没有不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的威势，逐步蚕食天下，吞并战国，使海内统一，功业可同三代相比。他一心求胜而不停止，又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匈奴没有城郭居处，也没有囤积物资的守备，迁徙没有常规，难以捕捉并制服。如果派轻装部队深入，粮食必然断绝；若要运粮随军而行，部队就会因负重而不能及时行动。即使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足以成为利益；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调来守卫。即使获胜也必然放弃那里，这不是把百姓当作父母来爱护。使中原疲敝，却以攻打匈奴为快，不是周全的计策。’秦始皇不听，于是派蒙恬率军防守边境，击退匈奴，使疆土向北扩展千里，以黄河为界。那些土地本来坚硬而盐碱，不生长五谷；秦朝于是征发天下成年男子守卫北河，军队暴露在野外十多年，死者多得数不清，最终也不能越过黄河向北进兵。这难道是人数不够、兵器装备不足吗？实在是因为匈奴的形势不能攻取。秦朝又让天下飞运粮草、挽运粟米，从黄腄、琅邪等濒海郡县起运，转送到北河，往往运输三十钟才能送到一石。男子努力耕作仍不足以供应粮饷，女子纺织仍不足以供应帷幕，百姓疲敝，孤儿寡妇和老弱者不能互相养活，路旁死者相望，这大概就是天下开始反叛的原因。等到高皇帝平定天下，在边境略地时听说匈奴聚集在代谷之外，便想攻打他们。御史成劝谏说：‘不可以。匈奴像乌合之众，聚集又星散；追逐他们，就像搏击影子。如今凭陛下盛大的德威去攻打匈奴，臣私下认为很危险。’高帝不听，于是到达代谷，果然遭遇平城之围。高帝后悔了，于是派刘敬前去订立和亲，此后天下才没有战事。兵法说：‘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秦朝常常聚集几十万军队，即使能够覆灭敌军、杀死敌将、俘获单于，也只会加深怨恨和仇雠，不能抵偿天下的费用。匈奴以盗掠、侵袭、驱逐为业，这是他们的天性，本来如此。自虞、夏、殷、周以来，中原君主本来就不把他们纳入治理考核，而是置于外围，不同华夏之人同等对待。如果不向上考察虞、夏、殷、周的治国传统，反而向下沿袭近世的错误，这正是臣极为恐惧、百姓所以疾苦的原因。而且战争拖久了就会发生变故，事情困苦了人的思虑就会改变；使边境百姓疲敝愁苦，将领和官吏彼此猜疑并在外面谋求私利，所以尉佗、章邯得以成就私心，秦朝的政令不能施行，权力分裂到二人手中。这就是得失的明证。因此《周书》说：‘安危在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在于任用什么人。’希望陛下仔细思量并加以察鉴。”奏书上呈后，皇上便授予主父偃郎中之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译元光五年，番阳县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人给他吃蒟酱，他询问蒟酱从哪里来，对方说：“从西北方向的牂柯江运来。”牂柯江宽数里，从番禺城下流过。唐蒙回来后，询问蜀地商人。商人说：“只有蜀地出产蒟酱，许多人带着蒟酱到夜郎去交易。”夜郎临近牂柯江，江面宽一百多步。南越用财物役使并控制夜郎，但也不能使夜郎完全臣服。于是唐蒙上书说：“南越王名义上是汉朝的外臣，实际上是一个州的主人。现在从长沙、豫章前往南越，水路多处断绝。我私下听说夜郎有精兵十多万，如果乘船沿牂柯江而下，出其不意，就可以制服南越，这是一个奇计。请开通前往夜郎的道路，并在那里设置官吏。”皇上于是授唐蒙为中郎将。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从月氏回来，详细向天子说明西域各国的风俗。大宛在汉朝正西方，大约一万里；那里的人定居，耕种田地，多有良马，并有城郭房屋。大宛东北是乌孙，东面是于阗。于阗以西的河水都向西流入西海；于阗以东的河水向东流入盐泽。盐泽的水潜行于地下，它的南面就是黄河的源头。盐泽距离长安大约五千里。匈奴右部居住在盐泽以东直到陇西一带，长城向南连接羌地，隔断汉朝通往那里道路。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国，与匈奴风俗相同。大夏在大宛西南，风俗同大宛。臣在大夏时见到邛竹杖和蜀布，问它们从哪里得到，对方说：‘从身毒买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大约数千里，那里的人定居，风俗同大夏。推算大夏距离汉朝一万二千里，位于汉朝西南。如今身毒又在大夏东南，从羌地中向北走，路险而且稍偏北就会被匈奴截获；从蜀地走有一条近路，又没有盗寇。天子已经听说各国有许多奇异物产，而兵力薄弱、看重汉朝财物。如果确实能够用义理使他们归附，那么土地将扩展万里，经过多次翻译便能招致各地特殊风俗的人，汉朝的威德将遍及四海。” 皇帝欣然认为张骞说得对，于是命令张骞借蜀郡犍为郡派遣秘密使者，分四路出发，寻找身毒国，每路行进一两千里。但北面被氐、筰阻挡，南面被巂、昆明阻挡，他们杀害并掠夺汉朝使者，始终无法通达。于是汉朝开始同滇国交通，随即又经营西南夷地区。元鼎二年，张骞又建议说：“乌孙王昆莫原本是匈奴的臣属，后来兵力逐渐强盛，不肯再入朝侍奉匈奴。匈奴攻打他不能取胜，便把他远远驱逐。现在如果用厚重的财物招徕他，使他向东迁居到原来浑邪王的土地上，这就是斩断匈奴右臂。既然同乌孙联合，那么从乌孙以西的大夏等国都可以招徕，使其成为汉朝的外臣。”皇上认为有道理，授张骞为中郎将，赍带价值数千巨万的金钱、黄金和帛。张骞到了乌孙，过了很久仍不能取得要领，于是分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以及附近各国。乌孙送张骞回国，派遣使者几十人、马几十匹，随张骞来汉答谢。这一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来他派往大夏等国的使者，也大多带着当地人一同回来。于是西域开始同汉朝互通往来。元狩年间，匈奴浑邪王率领部众来归降。汉朝征发车两万辆，官府没有钱，便向百姓赊买马匹。有些百姓把马藏起来，马匹不能备齐。皇上发怒，想杀长安县令。汲黯说：“长安县令没有罪，只要杀了臣汲黯，百姓才肯交出马来。况且匈奴背叛自己的君主而投降汉朝，汉朝慢慢按照县的次序传送安置他们，何至于让天下骚动，使中原疲敝，却为了异域之人这样做呢？”皇上默然。等浑邪王到达后，同商人交易长安城中物品而获罪、依法当死的人有五百多人。汲黯请求单独在高门拜见皇上，说：“匈奴进攻交通要道，阻塞断绝和亲，中原兴兵讨伐他们，死伤的人数不清，耗费更以巨万计算。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得到边境俘虏后，应当把他们都作为奴婢，赏赐给从军战死者的家属；所俘获的财物，也应分给他们，以慰藉天下的苦难，满足百姓的心愿。如今即使不能这样，浑邪王率领数万军队来投降，朝廷却耗空府库赏赐，征发良民供其侍奉供养，简直像侍奉骄纵的儿子。愚民哪里知道这是在长安城中买卖物品，文吏却依法拘捕他们，说他们把财物私自带出边关吗？陛下既不能得到匈奴的资财以补偿天下，又因拘泥文法杀害五百多个无知百姓，这正是所谓保护树叶却伤害树枝。” 臣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不可取。”皇上默然，没有答应，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汲黯的言论了，如今他又胡乱发表意见了。” 武帝时，匈奴请求和亲，群臣进行讨论。前博士狄山说：“和亲有利。”皇上问有什么好处，狄山说：“兵器是不祥之物，不宜多次动用。高帝想攻打匈奴，在平城遭到大困，于是订立和亲。孝惠帝、吕后时，天下安乐。到文帝想对匈奴用兵，北方边境萧条而饱受战争之苦。孝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景帝往来于东宫之间，天下人寒心了好几个月。吴楚平定后，直到景帝末年都不再谈兵事，天下富足充实。如今自从陛下兴兵攻打匈奴，中原已经空虚，边境极为困苦贫乏。由此看来，不如和亲。” 宣帝五凤元年，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继立。汉朝议论的人多说：“匈奴为害已久，可以趁它毁坏混乱时出兵消灭它。”御史大夫萧望之说：“《春秋》记载，晋国士匄率军侵入齐国，得知齐侯去世，便带兵返回。君子认为他没有趁人之丧而进攻是高尚的，因为他的恩德足以使孝子服从，道义足以感动诸侯。前任单于仰慕汉朝教化、趋向善道，请求和亲，尚未履行完盟约，就不幸被奸臣杀害。现在如果攻打匈奴，就是乘乱而幸灾乐祸，不以义理出兵，恐怕劳师动众而没有功效。应当派使者前去吊问，帮助他们扶持弱者、救济灾患。四方夷狄听说后，都会尊重中国的仁义。如果最终能够恢复被杀单于的恩义、让其复位，他一定会称臣归服；从此显示德行的盛大。”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一次来朝见，皇帝下诏让公卿商议礼仪。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国议论说：“圣王的制度，是施行德政、遵守礼仪，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远人。《诗经》说：‘遵循正道而不逾越，于是察看已经发出的命令，审视土地而使功业显著，海外各地都已整齐归服。’陛下的圣德充满天地，光辉照耀四方。匈奴单于向慕汉朝风化，奉献珍宝前来朝贺，这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

译他的礼仪应当同诸侯王一样，位次排在诸侯王之下。”萧望之认为，单于不受汉朝正朔所加，所以应当视为敌国，礼遇不应使其称臣，位次应在诸侯王之上。外族夷狄叩头称藩，而中国谦让却不强使其称臣，这正是羁縻的道义，也是谦让所带来的福分。《尚书》说：“戎狄居于荒服。”意思是他们来去荒忽，没有常规。假如匈奴后代最终流离逃窜，不能前来朝享，只要不成为叛臣，诚信和谦让就会在蛮貊之间施行，福祚流传无穷，这是万世长久的防范。天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元帝建昭三年，郅支单于反叛，尚未服罪。甘延寿、陈汤上疏说：“臣听说，天下的大义，应当统一归一。从前有唐尧、虞舜，如今有强大的汉朝。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经称为北方藩臣，只有郅支单于反叛，尚未服罪。大夏以西的国家都认为强汉不能使郅支臣服。郅支单于对百姓施行残酷暴虐，极大的罪恶上通于天。臣甘延寿、臣陈汤率领义兵，奉行上天的诛罚，依赖陛下的神威，阴阳协同响应，天气清明，陷阵破敌，斩下郅支单于的首级以及名王以下的首级。应当把首级悬挂在槀街蛮夷邸之间，向万里之外展示，明白宣示：胆敢侵犯强汉的人，即使远在万里之外也必诛。”事情交给有关官员处理，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认为：“郅支单于及名王的首级已经辗转经过各国，蛮夷没有不知道的。按照《月令》，正值春天掩埋尸骨的时候，应当不要再悬挂。”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认为：“《春秋》记载夹谷之会，优施嘲笑国君，孔子诛杀了他。现在正值盛夏，首足应当从不同的门运出，应该悬挂十天再埋葬。”皇帝下诏，令将军们议定此事。成帝元延二年，康居派儿子到汉朝侍奉，并进献贡物。然而康居自认为距离遥远，独自骄傲傲慢，不肯同各国平等相待。都护郭舜多次上言：“当年匈奴强盛，并不是因为兼有乌孙、康居；后来匈奴称臣，也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两个国家。汉朝虽然都接受它们送来的质子，但三国之间互相馈赠，往来仍像过去一样，也互相侦察，看到有利时就出兵；联合时不能彼此亲信，分离时也不能使对方臣服役使。就现在而言，同乌孙结亲，最终没有得到好处，反而给中原制造事端。但是乌孙既然先已结亲，如今又同匈奴一起称臣，按道义不能拒绝。康居却骄横狡黠，始终不肯拜见汉使。都护官吏到了康居，康居让他们坐在乌孙使者之下；康居王和贵人先饮食，吃完后才让都护官吏饮食，故意装作没有看见，以此向旁国夸耀。由此推测，康居为什么派儿子入侍？他们想通过贸易交市表示友好，所说的理由是欺诈。匈奴是百蛮中的大国，如今侍奉汉朝十分恭谨；如果听说康居不拜汉使，恐怕会使单于产生自我降低身份的想法。应当送还康居的侍子，断绝往来，不再派使者，以彰明汉朝不与无礼之国交往。敦煌、酒泉这样的偏远小郡以及南道八国，供应使者往来所需的人马、驴、橐驼和食物，都以此为苦，白白疲敝耗费在沿途的迎送上。” 对这种骄傲狡猾而又极其遥远的国家这样做，不是最好的计策。河平元年，单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人奉献贡物，入朝参加正月朝会。伊邪莫演说：“我想投降，如果汉朝不接受我，我就自杀，最终也不敢回去。”使者把这件事报告朝廷，朝廷下交公卿讨论。议论者有人说应当按照旧例，接受他的投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认为：“汉朝兴起以来，匈奴多次侵害边境，所以设置金爵的赏赐，用来接纳投降者。如今单于屈礼称臣，列为北方藩臣，派使者入朝祝贺，没有二心。汉朝接待他，应当不同于过去。现在既然接受了单于聘贡的信物，却又接受他的逃亡臣下，这是贪图得到一个人的利益，却失去一个国家的信任；收容有罪的臣下，却断绝仰慕道义的君主。假如单于刚刚即位，想把自己托付给中国，还不了解其中利害，暗中派伊邪莫演假装投降来试探吉凶，那么接受他就会损害德行、阻止善举，使单于自行防备，不亲近边吏；也许这还是设置反间计，想借此制造嫌隙。接受他，正好迎合了他的阴谋，使他能够把过错归给汉朝，却以正义的名义来责备汉朝。这实在是边境安危的根本，也是军队出动与否的关键，不可不详细考虑。不如不接受，以昭示像日月一样的诚信，压制欺诈谎骗的谋划，安抚归附亲善的心。” 谷永、杜钦的建议上奏天子，天子采纳了。于是派中郎将王舜去询问情况。伊邪莫演说：“我只是因病狂妄地说了那些话罢了。”汉使遣走了他；他回到自己的官位，待遇照旧，却不肯让他再见汉使。哀帝建平四年，单于上书，希望入朝。建平五年，哀帝患病，有人说匈奴会随着皇上巡行边防而来，令人厌恶。自黄龙至竟宁年间，单于朝见中国时，总会发生重大变故，皇上因此对此事感到为难。皇上询问公卿，他们也认为这会白白耗费府库钱财，可以暂且不答应。单于使者辞行，却还没有出发。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六经治理天下，重视在祸乱尚未发生之前；兵家取胜，重视在战争尚未开始之前。这两方面都是预先防范，但大事的根本，不能不察看。如今单于上书请求入朝，国家不答应，反而遣他离去。臣愚昧地认为，汉朝同匈奴从此就有了嫌隙。匈奴本来是北方土地的主人，是五帝都不能使其称臣、三王都不能制服的国家；不能让它产生嫌隙，这是非常明白的道理。臣不敢追溯太远，只请引用秦以来的事实来说明。凭秦始皇的强盛、蒙恬的威势，带甲之士四十多万，然而仍不敢窥伺西河，只好修筑长城来同它划界。汉朝初兴时，凭高祖的威灵，三十万军队仍被困在平城，士卒有的七天吃不上饭。当时有许多奇谋之士、善于谋划的大臣，最终能够脱身的办法，世人却没有谁能够说出来，又因事情丑恶所以没有流传。况且高皇后曾经对匈奴发怒，群臣在朝廷上议论，樊哙请求率十万军队横行匈奴境内，季布说：‘樊哙该杀，他是在胡乱迎合皇上的意旨。’

译于是大臣们用权宜之计写信送给匈奴，这样以后，匈奴同汉朝的关系才得以解开，中原的忧患才得以平息。等到孝文帝时，匈奴侵扰北部边境，侦察骑兵到达雍地、甘泉，京师大为惊恐，于是派三位将军驻屯细柳、棘门、霸上，几个月后才撤军。孝武帝即位后，设置马邑之谋，想诱骗匈奴，派韩安国率三十万军队在有利地形设伏。匈奴察觉后离去，只是白白耗费财物、劳顿军队，连一个匈奴人都没有捉到，更何况单于本人呢？后来汉朝深思社稷大计，谋划恢复万世长久的边防，于是大规模兴兵几十万，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军队，前后十多年，渡过西河，越过大漠，攻破郅支城，袭击匈奴王庭，穷尽其境地，追逐败军，封禅狼居胥山，在姑衍山举行禅礼，抵临瀚海，俘获名王、贵人达数百人。从此以后，匈奴震惊恐惧，更加请求和亲，但仍不肯称臣。况且前代难道喜欢倾尽无数费用、役使无罪百姓，只为在狼望山以北求得快意吗？他们认为，不经过一次辛劳，就不能获得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能获得长久安宁。因此忍受百万军队的劳苦，以摧毁饿虎般的匈奴锋芒；运送府库财物，填入卢山的深沟，也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又有强悍的野心，想掠夺乌孙、侵扰公主，于是汉朝派出五位将军的军队，共十五万骑兵，攻击匈奴南部；长罗侯又率乌孙五万骑兵震慑其西部，都到达约定地点后返回。当时很少有所俘获，只是奋扬威武，表明汉军如风雷一般。虽然空行而去、空手而返，仍然诛杀了两位将军，所以北方敌人并未服从，中原也不能高枕安睡。到了元康、神爵年间，教化神明，洪恩广被；而匈奴内部发生混乱，五个单于争夺继立，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带领全国归附，死心塌地俯伏称臣。但汉朝仍采用羁縻的办法，没有专门把他们制成臣妾。从此以后，想入朝的就不拒绝，不想入朝的也不强迫。为什么呢？外国人天性忿怒凶猛，形貌魁梧强健，凭借力量、依仗意气，难以用善道教化，却容易用恶势力使其隶属；他们强盛时难以使其屈服，和平时也难以获得。因此在他们未服从时，劳师远征，倾尽国家财物，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要攻破坚固城垒、拔除敌人，像那样困难。等他们服从之后，则要慰问荐举、抚恤安循，交往接待并赠送财物，威仪礼节俯仰进退，都要像这样完备。从前汉军曾屠灭大宛的城池，踏破乌桓的营垒，攻取姑缯的壁垒，踏平荡姐的场地，割除朝鲜的旌旗，拔取两越的旗帜；近处不过十日一月的战事，远处也不超过两个时节的劳顿。本来已经犁平他们的庭院，扫荡他们的闾里，设置郡县治理，像云散席卷一样，后来没有留下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 只有北方的敌人不是这样，确实是中原的强大敌人。三面边境同它相比都显得悬危了。前代对此十分重视，如今更不能轻视。现在单于归附道义，怀着诚恳之心，想离开自己的王庭，到朝廷面前陈述拜见，这是上世以来遗留下来的防御机会，也是神灵所盼望的事情。国家即使有所耗费，也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反而用厌烦的言辞拒绝他，用遥遥无期的约期搪塞他，消耗过去的恩德，开启将来的嫌隙呢？以诚意相待却制造嫌隙，使他产生怨恨，背弃前言，援引过去的言辞，把怨恨归于汉朝，因而自行断绝关系，最终不再有面向北方称臣的心。对他施加威势不行，晓谕他也不能奏效，怎么能不成为大忧患呢？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无形迹时看见它，聪慧的人能在声音尚未出现时听见它。如果真能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防范，那么蒙恬、樊哙就不必再施展，棘门、细柳也不必再防备，马邑之谋又哪里需要设置？卫青、霍去病的功业又怎能施展？五位将军的威势又何处震慑？否则一旦产生嫌隙，即使智者在内忧心劳神，辩士在外奔走游说，也仍不如事情尚未发生时。况且过去经营西域、制服车师，设置城郭都护，治理三十六国，每年耗费以大万计，难道是因为康居、乌孙能够越过白龙堆侵扰西部边境吗？这样做，正是为了制服匈奴。辛苦经营一百年，却在一天之内丧失；耗费十份却吝惜一份，臣私下为国家感到不安。只希望陛下对尚未发生混乱、尚未开战之事稍加留意，以遏制边境祸患的萌芽。”奏书上呈后，天子醒悟了，召回匈奴使者，另外写信答复单于，答应了他的请求。新莽建国四年，乌孙大昆弥、小昆弥派使者入朝进贡。王莽因为乌孙国人多亲近依附小昆弥，想取得乌孙人的心，于是派使者把小昆弥使者安排在大昆弥使者之上就座。师友祭酒满昌弹劾使者说：“外国认为中国有礼义，所以屈服归从。大昆弥是君主，如今却把臣下的使者排在君主使者之上，这不是对待外国的办法。奉使如此，是大不敬。”王莽发怒，贬低了满昌的官职。汉光武皇帝建武十一年，先零各部羌人几万人屯聚并进行劫掠，抵抗浩亹隘口。马成和马援深入进攻，大败羌人，把投降的羌人迁徙到天水、陇西、扶风。当时朝臣认为，金城郡破羌县以西道路遥远而盗寇众多，商议想要放弃那里。马援上言：“破羌县以西，城池大多完整坚固，容易依托防守；田地肥沃，灌溉水道畅通。如今羌人处在湟中，祸害就会没有止息，那里不能放弃。”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有三千多户百姓归来。马援担任长吏后，修缮城郭，修筑坞堡和候望设施，开通沟渠水利，劝导百姓耕种放牧，郡中百姓安于生业。他又招抚塞外的氐、羌，他们都来投降归附。马援上奏请求恢复他们的侯王、君长爵位，皇帝全部答应，于是撤罢了马成的军队。建武十七年，莎车王贤再次派使者奉献贡物，请求设置都护。皇帝赐给贤西域都护的印绶以及车旗、黄金、锦绣。敦煌太守裴遵上言：“不能把过大的权力借给异域，也不能因此使各国失望。”诏令收回西域都护印绶，改赐贤汉朝大将军的印绶。莎车使者不肯交换，裴遵强行夺取了都护印绶。贤从此开始怨恨汉朝，却仍假称自己是大都护，发布文书给各国，各国都服从归属。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部边境八部拥立日逐王比为南单于，在五原塞内归附，请求永远成为汉朝的藩篱，捍卫抵御北方边境。此事交给公卿讨论，众人都认为天下刚刚平定，中原空虚，不能答应。只有五官中郎将耿国认为，应当按照孝宣帝时的旧例接受他们，使他们向东抵御鲜卑，向北拒挡匈奴，率领统属各族夷狄，修复边郡。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分立南、北两个单于。

译建武二十七年，北单于派使者到武威，请求和亲。天子召集公卿在朝廷上商议，未能决定。皇太子说：“南单于刚刚归附，北部害怕受到讨伐，所以侧耳听命，争着想归附汉朝。如今汉朝不能出兵，却反而同北部交往，臣担心南单于将会产生异心，北部投降的人也将不再前来。”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便告诉武威太守不要接受北单于的使者。二十八年，北单于又派使者到朝廷进献马匹和皮裘，再次请求和亲，并请求赐予音乐，又要求带领西域各国的使者一同来进献朝见。皇帝把如何酬答此事交给三府商议。司徒掾班彪上奏说：“臣听说孝宣皇帝曾告诫边境的守令和尉官说：‘匈奴是大国，变化多端、惯于欺诈；与他们交往，能够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就能退敌制胜；应对他们的话如果落入他们的权术算计，反而会被他们轻视欺骗。’如今北匈奴看到南单于前来归附，害怕南单于谋取自己的国家，所以屡次请求和亲；又远道驱赶牛马来同汉朝进行交易，重又派遣名王，进献了许多贡物。这些全都是在外表上显示富强，用来相互欺骗诳诈。臣看到他们进献的礼物越来越丰厚，便知道他们的国家越来越空虚；归附求亲越频繁，便知道他们的畏惧越多。然而现在既然还没有获得援助南单于的条件，也不应当断绝与北单于的关系。羁縻之道，按照礼制没有不答复的；臣认为可以稍微增加赏赐，大略使之与所献贡物相当，同时明确晓谕他们前代呼韩邪、郅支的事迹。答复的话，要使双方各得其宜。现在拟定草稿，一并上奏说：‘单于没有忘记汉朝的恩德，追念先祖从前的盟约，想要修复和亲关系，以便辅助自身安定、国家安宁，这个谋划非常高明，朕对此嘉许单于。从前匈奴屡次发生乖离和动乱，呼韩邪、郅支彼此结仇；【“防”字疑误，原文如此】孝宣皇帝施恩救防，所以他们各自派遣侍子，称臣为藩，以保障边塞。’ 后来郅支暴戾自恃，断绝了皇帝的恩泽；而呼韩邪归附亲近汉朝，忠孝更加显著。等到汉朝消灭郅支后，呼韩邪便保全了国家，继承了后嗣，子孙相继不绝。如今南单于率众向南，叩关归命，自认为是呼韩邪的嫡长子，按次序应当即位，却遭到侵夺而失去职分，于是猜疑离心，屡次请求汉朝出兵，归去扫平北庭，所作的谋划纷纭复杂，无所不用。只是考虑到这些话不能只听一面，又因为北单于连年进贡，想要修好和亲，所以拒绝南单于而没有答应，正是要成全单于忠孝的义理。汉朝掌握威势和信义，总领万国，日月照耀之处，都成为臣妾；各地不同风俗的百蛮，在道义上一视同仁，没有亲疏之别；服从顺化的就褒奖，背叛违抗的就诛罚。善恶所得的结果，呼韩邪和郅支就是例子。如今单于想修好和亲，诚意已经传达，为什么还要率领西域各国一同前来进献朝见？西域各国属于匈奴还是属于汉朝，有什么不同吗？单于屡次遭遇战争动乱，国内已经空虚损耗，贡物只要用来通行礼仪就够了，何必进献马匹和皮裘？现在赐给单于杂色丝织品五百匹、弓鞬、韇丸一具、箭四发；又赐给献马的左骨都侯、右谷蠡王各杂色丝织品四百匹、斩马剑各一把。单于先前说，先帝时赐给呼韩邪的竽、瑟、箜篌都已损坏，希望再赐一些。考虑到单于的国家还没有安定，正勉励武备，以战事攻伐为要务，竽、瑟的用途不如良弓利剑，所以没有带来。朕并不吝惜这些小物品。至于单于所想要的便利之事，可以派驿使把情况报告上来。”皇帝全都采纳并听从了这些意见。明帝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梁国人朱辅喜好建立功名，意气慷慨而有远大谋略。他在益州任职数年，宣扬显示汉朝的德化，以威势震服、以恩德怀柔远方的族裔。从汶山以西，是前代从未到达、历法正朔也未曾施加的地方；白狼、槃木、唐菆等一百多个国家，共有一百三十多万户、六百多万人口，全部带着族众进贡，自称汉朝的臣仆。朱辅上疏说：“臣听说《诗经》说：‘他们往那里去，岐山有平坦的道路。’

译《传》说：‘岐山的道路虽然偏僻，但人并没有因此远离。’ 诗人吟诵这些诗，把它们视为祥瑞的应验。如今白狼王、唐菆等仰慕汉朝教化，归顺义理，作诗三章。他们的道路经过卭来大山，那里零乱高耸的山坡陡峭险峻，比岐山的道路危险百倍；他们背负着孩子，扶携着老人，就像归向慈爱的母亲。远方族裔的语言，文辞和意思难以准确理解；但他们归顺的心意确实诚恳，值得嘉奖。犍为郡掾田恭同他们相处熟悉，颇能听懂他们的语言，臣于是命令他询问当地风俗，翻译他们的言辞。现在派从事史李陵和田恭护送他们到朝廷，并献上他们的乐诗。从前圣明的帝王让四方夷裔演奏乐舞，如今所进献的乐诗，希望可以作为其中的一种。”皇帝嘉许此事，把它交给史官记录他们的歌辞。远方族裔歌颂德化的诗说：“大汉治理天下，合乎上天的意旨；官吏和译者公正端正，并不是我们自己来的。听到汉朝的声教便向往归化，所见之事奇异；赏赐我们许多布帛，给我们甘美的酒食；昌盛欢乐，肉食丰足，屈伸行动都得到周全安排。蛮夷贫穷浅陋，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和延续；愿君主长寿，子孙昌盛。”远方族裔仰慕德化的诗说：“蛮夷居住的地方，是太阳落下的区域；仰慕义理、归向教化，归附太阳升起之处的君主。圣明的德行深厚的恩惠，使人民富足厚实。冬天多霜雪，夏天多和雨；寒暑调适，部落中的人多次涉险历难，不远万里，舍弃旧俗而归向德化，心里归向慈爱的母亲。” 远方族裔感怀德化的诗说：“荒服以外，土地贫瘠，吃兽肉、穿兽皮，见不到盐和粮食。官吏和译者传布汉朝的声教，听说大汉安乐；我们携老负幼归向仁德，冒犯险阻，攀登高山险岭，沿着悬崖攀援磐石，树木稀薄之处便开辟道路，经过一百个夜宿才到达洛阳。父子都受到赏赐，怀抱着成匹的丝帛，传告给同族人，永远愿意做汉朝的臣仆。” 八年，皇帝派郑众持节出使匈奴。郑众到达北庭，匈奴想让他下拜，郑众不肯屈服。单于大怒，把他围困关押起来，不给他水和火，想要逼迫他服从。郑众拔刀发誓自杀，单于害怕，这才停止。于是又派使者随郑众返回京师。朝廷商议又想派使者回访报答，郑众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北单于之所以强行拘留汉使，是想离间南单于的部众，坚定三十六国对他的心志。又曾经宣扬汉朝和亲，向邻近敌国夸耀展示，使西域想归化的人犹豫狐疑，使怀念故土的人对归附中国产生绝望。汉使既已到达，他便傲慢自大、充满自信。如果再派使者去，敌人一定自以为计谋得逞，他的群臣中有异议的人也不敢再发言。这样一来，南庭就会动摇，乌桓也会产生离心。南单于长期居住在汉地，完全了解形势；一旦各方离析，很快就会成为边境的祸害。如今幸亏有度辽将军的军队，在北方边境扬威，即使不去回访答复，北匈奴也不敢为患。”皇帝没有听从，又派郑众出使。郑众于是上言：“臣前次出使，没有向匈奴下拜，单于恼怒怨恨，所以派兵围困臣。如今再次奉命出使，一定会受到凌辱折辱。臣实在不忍心持着大汉的符节，在敌人面前独自下拜。假如让匈奴最终能够使臣屈服，将会损害大汉的强盛。” 皇帝不听郑众的意见，郑众不得已出发，在路上接连上书坚决争辩。皇帝下诏严厉责备郑众，追赶召回，把他交给廷尉拘禁，后来遇到赦令才放回家。此后皇帝见到从匈奴来的人，便询问郑众与单于争论礼仪的情形，他们都说，匈奴中传颂郑众意气壮烈勇敢，即使苏武也不过如此。于是皇帝又召郑众任军司马。章帝建初五年，军司马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寘、拘弥的一万名士兵，进攻姑墨石城，攻破城池，斩首七百级。班超想趁此机会平定各国，于是上疏请求增兵说：“臣私下看到，先帝想要开通西域，所以向北攻打匈奴，向西出使外国。鄯善、于寘当即归向教化。如今拘弥、莎车、龟兹、月氐、乌孙、康居又愿意归附，想共同合力攻灭龟兹，使汉朝的道路平通。如果能够取得龟兹，那么西域尚未归服的国家就只剩百分之一了。臣反复思量，自己只是一个卒伍中的小吏，实在愿意跟随谷吉，在遥远的边域献出生命，希望能够不辜负张骞把自身弃置在旷野的功业。从前魏绛只是列国的大夫，尚且能够使各戎族和睦，何况臣奉行大汉的威势，难道连像铅刀割物那样微小的作用也没有吗？前代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取得三十六国，就叫作砍断匈奴的右臂。’如今西域各国，从太阳落下的地方开始，没有不仰慕教化的；无论大小都欣欣向往，进贡奉献从不间断。只有焉耆、龟兹独自没有服从。臣先前同属官三十六人奉命出使遥远的边域，备受艰难困苦；自从独自守卫疏勒，到今天已经五年，对异域的情势和事理，臣颇为熟悉。臣询问他们城郭大小，他们都说，依靠汉朝同依靠上天一样。” 按照这些情况推断，葱岭就可以打通；葱岭打通，龟兹就可以攻伐。如今应当任命龟兹侍子白霸为本国国王，派数百名步兵、骑兵护送他，与各国联合出兵，几个月到一年之间，龟兹就可以擒取。用外国攻打外国，这是谋略中最好的办法。臣看莎车、疏勒土地肥沃广大，草木丰茂，不像敦煌、鄯善那样贫瘠。出兵可以不耗费中原的物资，粮食也能自行供给。况且姑墨、温宿两国的国王，都是龟兹特意设置的，既不是本族之人，又彼此厌恶苦恨；他们被擒之后必然有投降和反叛的变化。如果两国前来投降，龟兹自然就会被攻破。希望将臣的奏章下发，参考实际行事；如果确有万分之一的差错，臣死了又有什么遗憾？臣班超微薄之身，特别依靠神灵，私下希望自己还来得及没有倒毙，亲眼看见西域平定，陛下举起万年寿觞，在祖庙进献功勋，并把大喜传布天下。”奏章上达后，皇帝认为他的功业可以成功，商议想要给他增兵。平陵人徐干一向同班超一起到过疏勒，愿意奋不顾身地辅佐班超。建初五年，便任命徐干为假司马，率领获罪服刑后减刑的士卒和义从一千人，前往班超处。此前莎车以为汉兵不会出动，于是投降了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再次反叛。徐干恰好到达，班超便同徐干进攻番辰，大败番辰，斩首一千多级，俘获了许多活口。班超攻破番辰后，想继续进攻龟兹；因为乌孙兵力强盛，适宜借助它的力量，于是上言说：“乌孙是大国，控制着十万名善射的骑兵，所以武帝把公主嫁给它；到了孝宣皇帝时，终于取得了它的力量。如今可以派使者招抚慰问它，同它合力。”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章帝时，北单于派使者进贡，请求和亲。皇帝下诏询问群臣中发表意见的人，有人认为匈奴是反复无常的国家，没有向汉朝内附的心意，只是因为畏惧汉朝的威灵，又被南部逼迫畏惧，所以希望汉朝答复使者，以安定自己的离叛势力。如今如果派使者，恐怕会失去南部亲附的欢心，反而成就北匈奴敌人的猜诈计谋，不可以这样做。玄武司马班固议论说：臣私下思考，自汉朝兴起以来，经历了漫长年代，战争纠缠边境，尤其以匈奴为主要事务。安抚驾驭的方法不止一种：有时用文德同它和好，有时用武力征伐它，有时降低身份迁就它，有时使它臣服而招致它归附。虽然屈伸没有常规，所依据的时势也各不相同，但从来没有拒绝断绝、完全不与它交往的情况。所以从建武年间起，又恢复旧有典制，多次派遣重要使者，前后相继；直到建武后期，才暂时断绝。永平八年，又商议同它恢复交往，但朝廷争论了好几天，意见反复不同，多数坚持其中的困难，很少有人说它容易。先帝圣明的德行和深远的见识，顾念前后利弊，于是又派出使者，事情同前代一样。由此推断，没有一个时代曾经长期空缺而不修好同匈奴的关系。如今乌桓到朝廷叩头，译官康居、月氐从远方来到，匈奴分裂离析，有名望的王来投降，三方归服而没有动用兵威，这确实是国家通于神明、顺应自然的征兆。” 臣愚见认为，应当依照旧例，再派使者；对上可以继承五凤、甘露年间招致远人的功业，对下也不失建武、永平年间羁縻的义理。敌人再次来使，然后汉朝派一名使者前往；这样既表明中原君主以忠信为本，也使它知道圣朝的礼义有常规，难道要同逆诈之人较量，显示猜疑而使它的善意孤立吗？断绝交往，未必知道有什么好处；恢复交往，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害处。假设以后北匈奴逐渐强盛，能够造成边境骚扰，到那时再请求交往，又怎么来得及？不如趁现在施加恩惠，作为长远之计。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说：北匈奴既然已经和亲，而南部又前往抄掠，北单于认为汉朝欺骗了他，谋划侵犯边境，应当归还南部俘获的人口，以安慰北单于。皇帝下诏让百官商议，朝堂上的公卿都说，敌人诡诈，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如今既然得到俘口，北单于一定又会妄自夸大，不可开许。太仆袁安独自说：北匈奴派使者进献而请求和亲，凡是得到边境人口的，就立即送还汉朝；这说明它畏惧汉朝的威势，并不是先违背约定。孟云作为大臣主管边务，不应当对敌人背弃信义；把人口还给它，足以显示中原的宽厚宽贷，也能使边民获得安宁，确实便利。司徒桓虞改变意见，采纳袁安的主张；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都对此愤恨。郑弘于是大声激愤地对桓虞说：‘凡是说应当归还俘口的人，全都是不忠。’ 桓虞在朝廷上呵斥郑弘，第五伦和大鸿胪韦彪都变了脸色。司隶校尉举奏袁安等人，他们都交上印绶谢罪。皇帝下诏答复说：“长时间议论而停滞不决，各人都有自己的意志。事情应当通过议论而决定，防务应当由众人共同确定；大家直言争辩、和悦陈说，正是合乎礼法的样子。闭口不言、压抑自己的心意，更不是朝廷的福分。你们有什么可责怪的，为什么深深谢罪？各自戴好冠、穿好鞋。”皇帝最终听从袁安的意见，答应归还俘口。于是又下诏说：“从前猃狁、獯粥侵扰中原，来由已经很久了。过去虽有和亲的名义，最终却没有丝毫成效。边地贫瘠的百姓屡遭战乱涂炭，父亲在前方作战，儿子又死在后方；弱女子被凌辱于亭障，孤儿在道路上哭号；老母和寡妻只能设置空祭，含泪哭泣，遥望沙漠以外归来的魂魄，难道不可悲痛吗？”

译《传》说：‘江海之所以能够汇聚并容纳众多河流，是因为它处在低下的位置。’ 稍微作些屈尊退让，又有什么值得忧患的？何况如今汉朝同匈奴君臣名分已经确定，言辞谦顺、盟约明白，进贡接连不断，难道应当背弃信义，自己承担理亏吗？应当命令度辽将军和领护匈奴中郎将厐奋，把南部所得的俘口加倍雇价，送还给北匈奴。南部斩首和俘获人口，仍按通常的法令计功受赏。” 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南单于趁机请求出兵北伐，并想借此返回旧庭。当时窦太后临朝，商议想答应他。尚书宋意上疏说：“北匈奴远离中原，幽居北极，边界隔着沙漠，轻视礼乐，没有上下尊卑，强者称雄，弱者便屈服。自汉朝兴起以来，征伐它多次，所攻克俘获的成果，曾经没有抵偿所受的损害。光武皇帝亲自经历兵革的艰难，深刻彰明天地的道理，所以趁匈奴来投降，采用羁縻和畜养的办法安置边民，使他们能够获得生息，至今已经四十多年。如今鲜卑归顺，斩获北匈奴数以万计，中原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道其中的劳苦。汉朝兴起以来的功业，在此时最为盛大；之所以如此，是敌人自相攻伐，没有损耗汉军。臣观察鲜卑进攻匈奴，正是贪图抄掠；等到把功劳归于圣朝，实在是因为贪求丰厚的赏赐。如今如果听任南部返回北庭，就不得不限制鲜卑；鲜卑对外失去抢掠的愿望，对内又没有功劳的赏赐，心怀愤怒，想要发泄，一定会成为边境祸患。如今北匈奴向西逃遁，请求和亲，应当趁它归附，把它作为外部屏障；巍巍的功业，没有什么能超过此事。如果带兵出征、耗费赋税来顺从南单于，就会坐失上策，由安转危。” 确实不可以答应。”于是南单于最终没有向北迁徙，宋意被调任司隶校尉。汉和帝永元四年，北单于已经灭亡，他的弟弟于除鞬自立为单于，派使者叩关归附。窦宪请求立他为单于，设置中郎将统领防护，依照南单于的旧例办理。事情交给公卿商议，袁安、任隗认为：光武帝招抚南部，并不是认为可以永远安置在内地，只是权宜时势的谋略，以便能够抵御北匈奴。如今应当让南单于返回北庭，统领投降的部众，没有理由再另立于除鞬，以增加国家的费用。袁安又单独上密封奏事说：“臣听说，功业有难以谋划的，不能预先看见；事情有容易判断的，清楚明白而不必怀疑。臣敬思光武皇帝当初所以立南单于，正是为了安定南部、平定北方。恩德施加得十分完备，所以匈奴终于分裂，边境没有祸患。孝明皇帝奉行继承先帝的意志，不敢使它废坠，赫然任命将领，于是征伐塞北。到了章和初年，投降的人有十多万，议论者想把他们安置在边塞附近，东到辽东。太尉宋由、光禄勋耿秉都认为这样会失去南单于的心，不可以；先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陛下奉承宏大的基业，大大开拓疆土；大将军远道出师征讨，席卷北庭。这确实是彰明祖宗、建立宏大功勋的事业。应当慎重考虑最终安排，以成就当初的事业。臣想到南单于屯，他的父亲首先倡导大计，率众归附德化；自从蒙受汉朝恩惠以来已经四十多年，三代皇帝不断积累的成果都留给了陛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陛下尤其应当遵循并继承先帝的意志，成就他们的事业。何况南单于屯首先倡导大计，使北匈奴空虚耗尽；如今中止而不继续谋划，却改立新近投降的人，以一朝的谋划违背三代的规制，对所抚养的人失信，却把没有功劳的人立起来。宋由、耿秉其实明知窦宪的议论有问题，却想背弃先帝的恩典。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赏罚，是治理国家的纲纪。《论语》说：‘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即使到了蛮貊之地也能行得通。’如今如果对南单于屯一个人失信，那么百蛮都不敢再守约发誓了。况且乌桓、鲜卑刚刚杀死北单于，凡人的情感都是害怕仇敌。如今立他的弟弟，两个国家都会心怀怨恨，军队和粮食可以废弃不用，但信义却不能舍弃。再说，按照汉朝旧例，供给南单于的费用，每年达一亿九千余万；供给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如今北庭更加遥远，费用超过一倍，这样只会耗尽天下财力，并不是建立边防的要旨。”皇帝把这项意见交下去商议，袁安又同窦宪互相辩驳。窦宪险恶急迫，倚仗权势，言辞骄横攻击，甚至诋毁袁安，称说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旧事。袁安始终不改变意见，窦宪最终还是立匈奴降人右鹿蠡王于除鞬为单于，后来于除鞬果然反叛，最终正如袁安所预料。永元六年，当时南单于同中郎将杜崇关系不和，于是上书控告杜崇。杜崇暗中指使西河太守，命令截留单于的奏章，使它没有途径送达皇帝。杜崇又同度辽将军朱徽一起上言：“南单于安国同汉朝关系疏远，他原来的部众亲近，新近投降的人想杀害左贤王师子以及左部且渠刘利等人。右部投降者又谋划共同逼迫安国起兵背叛，请命令西河、上郡、安定做好警戒防备。”皇帝把此事交给公卿商议，大家都认为蛮夷反复无常，虽然难以预料，但汉军大规模集结边境，他们一定不敢轻易动摇。如今应当派一个有方略的使者到单于庭，同杜崇、朱徽以及西河太守合力观察那里的动静。如果没有其他变故，可以让杜崇等人到安国那里，诛杀他的左右大臣，并责罚他部众中横暴、给边境造成祸害的人，共同平定罪行并诛杀他们。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让他们随机采取权宜方略；事情办完以后，酌情施行宾客赏赐，也足以威慑并显示给百蛮看。”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安帝永宁元年，北匈奴率领车师后王军就，一同杀死索班，击退前王，掠夺了北道的一些地方。曹宗请求出兵攻打匈奴，以报复此事，并趁机重新夺取西域。公卿都认为应当关闭玉门关。太后听说军司马班勇有他父亲的风范，便召来询问。班勇上议说：“从前孝武皇帝开通西域，议论者认为这是夺取单于的府藏，砍断他的右臂。光武帝中兴时，没有空暇顾及外部事务，所以匈奴驱使统率各国，河西城门白天也关闭。孝明皇帝深思宗庙的谋略，命令将领出征，后来匈奴远远逃遁，边境才获得安宁。近来羌人作乱，西域又断绝联系，北方敌人便派人责令各国补交拖欠的租税，提高租税价格，严格限定期限；鄯善、车师都心怀愤恨，想要乐意侍奉汉朝，却没有道路可通。如今曹宗只想报复雪耻匈奴，却不考察出兵的旧例，想在荒远境外求取功劳，万无一成，战争相连、祸患结集，到后悔时就来不及了。况且如今府库还不充足，军队没有后续援助，臣愚见认为不可答应。应当在敦煌重新设置三百名营兵，并设置护西域副校尉，派长吏率五百人屯驻楼兰；西面正对焉耆、龟兹的通路，南面可以威慑鄯善、于寘的核心地区，北面抵御匈奴，东面接近敦煌。这样既能成为各部的节制调度，又能禁止汉人侵扰，实在便利。”

译公卿诘难说：“从前之所以放弃西域，是因为那里没有益处而且难以供给。如今想要重新打通西域，班将军能保证北方敌人不成为边境祸害吗？”班勇回答说：“如今设置州牧来禁止盗贼，如果州牧能够保证盗贼不再发生，臣也愿意请求斩首来保证匈奴不成为边境祸害。如今打通西域，敌人的势力必然削弱，祸患就会减小；这同把它的府藏归还给它、接续它的右臂相比，哪一个更好呢？如果放弃西域而不设置防守，那么西域的希望就断绝了，只能屈服依附北匈奴；恐怕河西城门又必须白天关闭以示警戒了。如今不扩大朝廷的恩德，却拘泥于屯戍费用，难道是安定边境的长久谋略吗？”诘难者又说：“西域派使者来索取，欲望没有满足的一天；一旦受到匈奴逼迫，又来请求救援，那么役使就会很大。”班勇回答说：“如今假如让西域归属匈奴，而使它感念大汉的恩德，不来抄掠盗窃，那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把财富送给仇敌，增加强敌的势力。况且西域来归的人不过供给粮食；如今如果拒绝他们，势必归附北匈奴，敌国联合进攻并州、凉州，那么中原的费用将不止十亿。设置防守确实便利。”于是朝廷采纳班勇的意见，恢复设置营兵，在敦煌设置副校尉驻守。虽然用来羁縻西域，但仍然未能出兵屯驻。后来匈奴果然多次同车师一起入侵河西，河西受到很大的祸害。顺帝永建四年，虞诩说：“安定、北地、上郡的山川险要，拥有千里的肥沃田野，土地适宜畜牧，水流可以灌溉和运输粮食。近来遭遇羌乱，郡县经历兵灾和荒乱，已经十多年了。放弃肥沃土地的富饶，丢掉自然赋予的财富，不能说是有利。离开河山的险阻，驻守没有险要的地方，难以固守。如今三郡还没有恢复，帝王园陵孤立地处在边外，而公卿怯弱，盘算费用，却不谋求安定。应当广开圣听，考察并施行有益的建议。”皇帝听从了他。于是派谒者督促迁徙者各自返回本县，修缮城郭，设置候馆和驿站；又疏浚渠道、实行屯田，每年节省费用约一亿，于是使各郡储存的粮食能够供应数年。永和元年，武陵蛮反叛。起初，太守上书说，蛮夷已经完全服从，可以同汉人相比，应当增加他们的租赋。议论者都认为可以。只有尚书令虞诩上奏说：“自古圣王不把异族作为臣属，并不是德行不能达到、威势不能施加，而是知道他们天性贪婪，难以用礼义约束，所以采取羁縻并加以安抚。他们归附，就接受而不违拒；他们反叛，就放弃而不追讨。先帝的旧典中规定贡税多少，这个原则由来已久。如今轻率地增加贡赋，必然会引起怨恨反叛；计算所得到的收入，抵偿不了所耗费的代价，日后一定会后悔。”皇帝没有听从。同年冬天，澧中、溇中的蛮人果然争夺贡布，认为这不符合旧约，整个族群反叛。晋惠帝时，关陇地区屡次受到氐、羌骚扰。山阴令江统深思四方夷族侵扰作乱的问题，认为应当在祸患萌芽时加以杜绝，于是撰写《徙戎论》，文章说：“东西南北称为四海，九服的制度中，土地有要服、荒服等区域。《春秋》的义理是把华夏置于内，把四方夷族置于外，因为他们语言不通，礼币不同，另有法令习俗，各自形成种类；有的居住在遥远地域之外、山河阻隔之地，地势崎岖、川谷险阻，同中原土地断绝、疆域隔离，彼此不相侵扰，赋役不能达到，正朔也不能施行。所以说：‘天子有道，边防就在四夷。’大禹平定九州，西方戎族便归于治理。他们的风气刚强，习俗强悍；四方夷族之中，西北最为严重。弱小时就畏惧服从，强大时就侵扰反叛。即使在有圣贤、有大德君主的时代，也都不能仅靠教化使他们服从引导，而是用恩德使他们柔顺归附。他们强盛时，殷高宗尚且疲惫于征讨鬼方；有周文王，仍然忧患于昆夷、猃狁；汉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帝也曾在霸上驻军。他们衰弱时，周公能够接受经过多重翻译而来的贡物，中宗能够接纳单于朝见；即使有元帝、成帝时期的谋划，四方夷族仍然宾服，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效果。因此匈奴请求守护边塞时，侯应陈说这是不可行的；匈奴卑屈到未央宫下跪时，萧望之议论认为不应以臣礼相待。所以有道的君主治理四方夷族，只是按照实际情况对待他们，防备抵御自有常规：即使他们叩头执贽来朝，边城也不放松戒备；坚守以防御寇贼的强暴，不动用兵甲远征，只求境内获得安宁、边界不受侵扰罢了。” 到了周王室失去统率、诸侯专擅征伐的时候，大国吞并小国，彼此转相残杀，封疆不能稳固，各自利害不同、心怀异志，外域便乘隙进入中原；有时诸侯招诱安抚夷族，把他们收为己用。所以发生了申国、缯国导致周室倾覆的祸患，襄公向秦国求援，又仓促兴兵借助姜戎。春秋时期，义渠、大荔居住在秦、晋之间，陆浑、阴戎处在伊水、洛水之间；鄋瞒等族的祸害延及济水以东，侵入齐、宋，欺凌邢、卫，南北两方边疆交相侵扰，中原局势不断危急。齐桓公攘除夷患，保存将亡之国、接续已绝的世系，向北征伐山戎，以打通燕国道路，所以孔子称赞管仲的力量，说他有使中原免受披发左衽之害的功劳。到了春秋末年、战国正盛之时，楚国吞并蛮、氐，晋国剪除陆浑，赵国使武灵王制服胡人，开拓榆中地区；秦国雄踞咸阳，消灭义渠等族。秦始皇兼并天下时，南面兼并百越，北面驱逐匈奴，修筑五岭和长城，动用的戎卒以亿计。虽然军役繁重、盗贼横行，但一代之功使戎人奔逃退却，当时中原不再有四方夷族的威胁。汉朝兴起，定都长安；关中的郡称为三辅，是《禹贡》所说的雍州，也是周王室丰、镐旧都所在地。到了王莽失败时，赤眉趁机而起，西都荒废毁坏，百姓流亡。” 建武年间，汉朝任命马援兼领陇西太守，征讨叛乱的羌人，把剩余的羌族迁到关中，居住在冯翊、河东的空地上，同华人杂居。几年以后，他们的族类繁衍兴盛起来；既倚仗土地肥沃、人口强盛，又苦于汉人的侵扰。永初元年，骑都尉王弘出使西域，征发调遣羌、氐，把他们作为行军护卫。于是各羌惊恐奔逃，互相煽动；二州的戎族同时发动叛乱，覆没将领和太守，屠杀攻破城邑。邓骘出征时，军队丢弃铠甲兵器，载着尸体和伤兵，前后相接。各戎族于是更加猖獗，甚至向南进入蜀汉，向东掠夺赵、魏，冒犯轵关，侵扰达到河内。后来派北军中侯朱宠率五营士兵在孟津抵御羌人，十年之中，中外都疲惫不堪，任尚、马贤才勉强将其攻克。这些祸害之所以深重，连年不能平定，虽然是由于防御者没有方法、将领又没有才能，难道不也是因为敌害从心腹内部发生、从肘腋之下兴起，病势严重难治，创伤太大而迟迟不能痊愈吗？从此以后，残余势力没有完全消灭，只要边境稍有机会，便又侵扰反叛。马贤习惯于轻敌，最终遭到覆败。段颎亲临冲击，从西向东征讨，雍州的戎族始终成为国家祸患。中世的寇乱，只有这一处最为严重。汉朝末年的动乱，使关中残破毁灭。

译魏国兴起初期，同蜀汉分隔，边境上的戎族势力此消彼长。魏武皇帝命将军夏侯妙才征讨叛氐阿贵、千万等人。后来因为放弃汉中，于是把武都的氐族迁到秦川，想借此削弱寇敌、强大国家，抵御蜀汉的敌军。这大概只是权宜之计、应付一时形势的办法，并不是为万世谋利的策略。如今我们正承受它造成的弊害。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土质上上等；又有泾水、渭水流经，灌溉盐碱土地，郑国渠、白渠彼此相通，黍稷丰饶，每亩可收一钟；百姓歌咏其富实，帝王建都也总把这里作为居所，从未听说戎人适宜居住在这种土地上。不是我族的人，他们的心必然不同；猜疑不能平定，心意也不同于我们。又因为他们衰弱贫困，就把他们迁到京畿地区；士人和百姓同他们长期相处，习惯了他们，轻视欺侮他们，使他们的怨恨之气深入骨髓。等到他们繁衍壮大、人数众多，就会在安居中产生野心；凭着贪婪强悍的本性，怀着愤怒怨恨的情绪，一有机会便横暴作乱。他们居住在封域之内，没有关塞山河的隔阻，可以袭击没有防备的人，收取散落在野外的财物，所以祸害能够滋长蔓延，暴虐损害难以预料。这是必然的形势，也是已经验证过的事情。如今适宜趁兵威正盛、各项事务还没有结束，把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内的羌人迁出，安置到先零、罕开、析支的旧地；把扶风、始平、京兆的氐人迁出，送回陇右，安置到阴平、武都的疆界内。供给他们沿途的粮食，使他们足以自行到达目的地；各自归附本族，返回旧土，使属国抚夷令他们安定，把戎人与晋人集中而不混杂，各得其所。对上符合古代“即叙”的义理，对下可以成为盛世永久的制度。即使他们有反叛的心思，发生边境警报，也同中原相隔遥远，有山河阻隔；即使遭受他们作乱的祸害，影响也不会扩大。因此充国、子明能够凭数万军队控制各羌族的命运，有征讨而无战斗，完整保全军队而独自取胜。即使有深谋远虑、在宗庙中预先筹划取胜的谋略，难道不也是因为中外分处、戎夏有别、要塞容易防守，所以能够成就功业吗？诘难者说：如今关中的祸乱，暴乱的军队已经持续两年；征戍的劳苦，使十万军队长期疲惫；水旱灾害接连发生，饥荒一再持续；疫病灾害造成死亡夭折。凶逆之人已经诛杀，悔过归善的人刚刚归附，既请求归顺又心怀畏惧，全都心怀危险恐惧；百姓忧愁困苦，不同的人有相同的忧虑，只希望安宁休息能够有期，就像干旱之时盼望雨露。实在应当先使他们安定，偏偏你却想兴役征发、发动民众，兴建功业、办理事务；让疲惫困顿的人迁徙，让猜疑不安的寇敌迁移，拿没有粮食的人去迁移缺乏食物的群体，恐怕力量耗尽、势力屈服，事业不能完成；羌、戎离散，心意不能统一，前面的祸害还没有平息，后面的变乱又会横生。” 回答说：羌、戎狡猾，擅自互相任命官职，攻城野战，伤害州牧太守，连续用兵、聚集部众，已经经历了许多个寒暑。如今不同族类像瓦片一样解体，同族也像泥土一样崩溃；老幼被俘，壮丁投降逃散，流离衰败，不能再团结一致。你认为这些人还挟带着剩余的资力，是悔过改恶从善，怀念我们的德惠而来柔顺归附吗？还是势力穷尽、道路断绝，智谋和力量都困乏，害怕被我军诛灭，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回答说：是没有余力、势穷道尽的缘故。既然如此，我们就能控制他们命运的强弱进退，使他们的进退由我们决定。喜欢自己的产业，就不会轻易改变；安居自己住所，就没有迁徙的意愿。正当他们自己疑惧危险、恐惧急迫时，所以可以用兵威控制他们，使他们向左向右都不敢违抗。等到他们死亡、逃散、流离、颠沛而尚未聚集，又同关中百姓家家结成仇敌，所以可以把他们迁到遥远的地方，使他们心中不再思念故土。圣贤谋划事情，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着手，在混乱尚未出现时就治理；道理尚未显著而天下已经平定，德行尚未彰明而事业已经成功。次一等的谋略，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遇到困境必能救济，遭逢闭塞也能使道路通达。如今你遇到弊端将要结束的时候，却不谋划重新制定制度的开始；爱惜改变道路的一时劳苦，却要承受翻车的旧轨，为什么呢？况且关中百姓有一百多万口，大体计算，其中异族占了一半；无论把他们留在这里还是迁走，都必须供给口粮。如果有人贫困匮乏、连粗米碎粮都接续不上，就应当倾尽关中的粮食，来保全他们生存繁衍的计划，绝不能让他们挤死在沟壑中而转为侵掠的祸害。” 如今把他们迁走，沿途供给粮食，直到他们到达；让他们依附自己的族群，彼此自行供养，这样秦地百姓便可节省一半粮食。这就是给正在迁徙的人以廪粮，给留下的人留下仓储积粮；既能缓解关中的压力，除去盗贼的根源，消除朝夕之间的损害，又能建立长年累月的利益。如果害怕暂时兴举的小劳苦，却忘记永久安逸的大谋略；吝惜短时间的烦苦，却遗留累世的寇敌，就不是所谓能够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创立基业、垂示后代、崇立根基、拓展疆土、替子孙谋划的人。并州各部，本来就是匈奴中桀骜凶恶的寇敌。汉宣帝时，匈奴遭受冻饿和残破，国内分裂为五部，后来合并为两部；呼韩邪于是衰弱孤危，不能自行存立，依靠边塞险阻，送上人质，柔顺服从。建武年间，南单于又请求投降归附，于是让他们进入边塞，居住在漠南。几代以后，他们也常常反叛暴戾，所以何熙、梁觐屡次出动戎车征讨。中平年间，因为黄巾贼起兵，朝廷征调他们的军队，他们的部众不服从而杀死羌渠；因此于弥扶罗向汉朝请求援助，以讨伐黄巾贼。又正逢世道混乱，于是乘机发动掠夺，侵犯赵、魏，寇掠直到河南。建安年间，又让右贤王去卑诱骗并控制呼厨泉，听任他的部落分散居住在六郡。咸熙年间，因为其中一部非常强盛，又分为三率。泰始初年，又增加为四部。于是刘猛在内部反叛，联合外部寇敌。近来郝散发生变乱，起于谷远。如今五部的部众，户数达到数万，人口繁盛超过西戎。然而他们天性骁勇，弓马娴熟，强过氐、羌一倍。若发生意外、出现战争警报，并州境内就足以令人寒心。荥阳的句骊人，本来居住在辽东塞外。正始年间，幽州刺史毋丘俭征伐其中反叛的人，把其余族人迁来。刚迁来时只有一百多户；后来子孙繁衍，如今已有上千户。几代以后，必然会繁盛壮大。如今百姓失去职业，尚且有人逃亡反叛；犬马肥壮充实尚且会咬人，何况边远地区的人，怎么能不发生变乱？只不过现在他们微弱，势力还没有显露罢了。治理国家，忧患不在于贫穷，而在于不均；担忧不在于人口少，而在于不安定。天下四海如此广大，士人和百姓如此富足，难道一定要等远方之人居住在内地，才可以满足需要吗？这些人都可以明白晓谕，发遣回去，归还本来疆域，安慰他们羁旅在外、思念故土的心情；解除华夏百姓细微而长期的忧患，以恩惠施加给中原，使四方安定；从长远计划看，这是施德于后世的长久办法。”皇帝不能采用他的意见，不到十年，刘渊、石勒便造成祸乱。当时人们佩服他见识深远。宋明帝太始七年，单于猛反叛，屯驻在孔邪城。

译武帝派娄侯何桢持节征讨他。何桢一向有志向谋略，认为单于猛的部众强悍，不是少量兵力所能制服，于是暗中诱使猛的左部督李恪杀死单于猛。于是匈奴震恐服从，多年不敢再反叛。后来他们渐渐因愤怒怨恨而杀害长吏，逐渐成为边境祸患。侍御史、西河人郭钦上疏说：“戎人强悍粗暴，自古就是祸患。魏国初期人口少，西北各郡都成为戎人居住之地。如今他们虽然服从，但百年之后如果出现战争警报，敌人的骑兵从平阳、上党出发，不到三天就能到达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都将成为敌人的庭院。应当趁平定吴国的威势，施展谋臣猛将的谋略，从北地、西河、安定出兵；恢复上郡，充实冯翊在平阳以北的各县；招募、迁徙三河、三魏的现有民户四万家来充实这些地方，不让他们同戎人杂居；逐渐迁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各部；严密四方夷族出入的防禁，彰明先王荒服的制度。这是万世长久的谋略。” 齐高皇帝建元元年，王奂进号为左将军。第二年调任太常，兼领鄱阳王师，仍转任侍中、秘书监，兼领骁骑将军。又升任征虏将军、临川王镇西长史，兼领南蛮校尉、南郡内史。王奂一年内三次升迁，于是上表坚决辞让南蛮校尉一职，说：“如今天地初开，万物都焕然更新，荆蛮前来示威，巴、濮也不得安扰。只要边民能够安居乐业，有司能够修治政务，本府所属旧州就会日益富庶。我过去游历西部，较为了解那里盛衰盈亏的情况。何况近来经历战乱焚烧之后，创伤毁坏很难恢复，即使再用善政加以治理，也还没有达到使百姓复苏的程度。如今又削撤大府，设置偏校，声望虽高却不足以帮助增强实力，口头说法实际上又怎能弥补弊病？况且资财力量既已分散，职掌机构又有所增加，众人的劳务加倍，文书案件更加繁多。这不只是我看到了其中的困难，我私下认为这对国家的谋划也不合适，请允许臣辞免。” 齐武帝永明年间，敌国派使者来索取国书，朝廷商议想不给。丹阳令、中书郎王融上书陈述意见说：“臣私下听说群臣的意见对是否给敌国国书有所疑虑。依臣愚见，实在有不明白的地方。敌人包藏祸心，并非一朝一夕；凶悍猛烈，难以制伏，迁徙流动没有常态，逃亡窜匿，出没于幽暗之处，往来于豳、朔之间，延续周、汉以来仍不悔改，历经晋、宋反而更加顽梗。难道他们会爱护敬重仁义智慧、恭敬谦让和礼法修养，改变臣仆的驯服之心，而与仇敌共同反目吗？假如他们储备了草料，弓弦箭杆也足以使用，必定会以草寇的身份侵犯关塞，侵扰边疆，哪里肯诚心叩关、卑辞请降，接受衣物并请求奉正朔？陛下致力于保存实力、遵时休养，不趁机欺侮衰亡者，允许他们表示膜拜的诚意，接受他们献上的裘皮贡物。何况他们又愿意共同遵循同样的文字和车轨，倘若前来诚心奉献、表示归附，想要接受教化，陛下却先猜疑拒绝，将使旧有疆土上的遗民散失，不知应当把他们安置在哪里。衰弱敌国残存的势力，或许能够自行推倒。若一旦令蔓草滋长而难以铲除，祸患流传蔓延，难道只是皮肤上的轻微病痒，而不会成为心腹重患吗？这也正是孙武所说的：‘困窘时就多加刑罚，窘迫时就多加赏赐，先以暴力对待敌人，后来又使他们畏惧自己的众多，这说的不就是敌人吗？’从前中原的士民，虽然沦陷并畏服于不同的风俗，到了婚丧之日，仍然以巾褠作为礼服；可是禁令苛刻，动辄加以诛杀车裂。” 当时獯粥刚刚迁徙，徒众还相互聚结；内心已经怨恨，困顿恐惧之下便纷纷逃亡。自从他们的将领和士卒逃散以后，资财供给也随之消耗缺乏。北面畏惧强大的蠕蠕，西面又受南部逼迫，百姓背离，如山崩一般，形势已经断绝，防守也被截断。于是只好曲从众人的心愿，假装窃取章服，历年将尽，隐藏不出，默默无闻。那些南向而哭泣的人，日夜盼望归来；那些北望而辞别的人，则在江淮一带接连不断。凶恶的谋略年年困窘，浅陋的计虑又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在郊门叩头，询问礼仪，求取雅乐。如果用文德招来他们，赐给他们副本国书，使汉家的制度礼仪重新来到京畿，司隶校尉传持符节，重新进入关河，就不必等待八百人的军队，也不必期待十万大军。这样，他们就会提着浆水在那里等候，挥戈愿意倒戈攻打三秦，使六汉归于大同，天下重新统一。况且敌国前后派遣使者，并不专用汉人，必定让匈奴人充当陪介，以便侦察和掳掠。再看他们设置官职、区分职掌，更能看出其中的情形。他们排斥旧有的苗裔，扶植任用种族亲戚：太师、太保等职由后族冯晋国担任，总录由邽姓直勒渴侯担任，台鼎高官由丘颓、苟仁担任，掌握朝政的则是目淩、钳耳。至于东都的仪仗人物、西京的簪缨士族，崔孝伯、程虞蚪长期任职于著作，李元和、郭季祐只任职于中书；李思冲装扮成虏人而任清显官职，防明根则泛泛地占据显要职位。” 如今经典远播，诗歌和史书向北流传，冯、李一类的人必定想要遵循和崇尚它们，直勒一类的人却会因此处处阻挠。为什么呢？匈奴把毡制的骑乘工具当作帷帐和床榻，把奔驰骑射当作粮食；如果给他们戴方帽，就会使他们冒犯沙陵的风雪；如果让他们穿左衽衣服，就会使他们像风中飞鸟一样驰骋。如果改变他们原有的习惯，强迫他们不再做所习惯的事情，夺去他们所喜欢的，给他们所苦恼的，必然会像被艰难的桎梏束缚一样，害怕冰渊，行动迟缓，困顿而不能前进。到了春草萌生、水势上涨时，就会妨碍他们驱马游适；秋风吹来、树叶凋落时，又会断绝他们驱逐禽兽的乐趣。他们在桑墟停止吹唇作乐，在冀地风俗中告别醍醐乳酪；听到韶乐雅乐，就像聋人听见声音一样，来到方丈之地，就像爰居一样无所适从。冯、李一类的人固然能够遂愿了，但敌人仍然是敌人，又怎能把他们当作无病之人呢？于是乡土的思念加深，刚愎暴戾的情绪发动，拂袖离去的人接连成行，拔刀出锋的人箭镞相连。部落在下层争斗，酋长在上层危惧。我们一举出兵，必然可以兼并吞灭，形成卞庄刺虎那样的形势。况且棘地的珍宝足以荐神，晋国强盛也会更加兴盛；大钟由智谋取得，宿氏因此灭亡。皇帝的谋略远播，天下没有不服从的。銮驾光临泰山，并不是早晚朝夕可以等待的事情。臣请求收取伊、瀍地区的户籍，使这封国书重新掌握在手中，就像从内府收藏之外的箧笥中取出它一样。这样做合于道理，对实际事务又有什么损害？如果臣的狂言还有可取之处，请决定下敕施行。”世祖答道：“我的意思与你没有不同。如今你所启奏的内容，比当面相见时说得更加详尽，只是事情最终没有施行。”

译齐明皇帝建武初年，南郡太守孔稚珪因为敌国连年南侵，征发徭役不停，百姓死伤，于是上表说：“匈奴成为祸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即使三代的智谋勇力，以及两汉权变奇谋的要旨，也不过有两种办法：一是让铁骑如风奔驰，在沙漠中奋扬威势；二是派轻车使者出行，通过驿站与敌国朝廷沟通。推究这两种办法，优劣便可以看出。如今议论的人都认为大丈夫应当有气节，以居于万物之下为耻。何况是我朝天威，哪里可以先行屈服？吴、楚之地强劲勇猛，拥有披甲士卒百万，截断敌方巨鲸大鱼般的势力，向哪里进攻不能将其粉碎？请求议和、显示弱小，并非国家的长远谋划。臣认为敌人处在异域，与我国本来就不同。得到他们的疆土，不足以成为利益；得到他们的徒众，也不足以使他们成为臣民。只应当以深远权谋战胜他们，以长远计策制服他们，以宽宏气度包容他们，以远方来人之礼怀柔他们。难道值得发泄天下人的愤怒，牺牲百姓的性命，发出雷霆般的震怒，去争夺蜉蝣般短暂的生命吗？即使百战百胜，也不足以称雄；尸横千里，也无益于大国。可是战争接连不断，祸患纠结不止，谁也不能得到片刻安息；敌人居处深远、凭借险阻，很难与他们争逐。汉高祖以威势横行海外，却被困在长久的包围中；汉文帝时国家富足、刑法清明，仍然因事情屈服而遭受匈奴的欺辱；汉宣帝安抚接纳、使北方安定，朔方的战马不受惊扰；光武帝使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寒山一带便没有战乱。这就是东西两京的四位君主，英明地治理中原，输送珍宝财货来缔结和好，派遣宗室女子来通婚结盟，以长远的驾驭手段控制远方，子孙后代都依赖这种办法。难道他们不想停止战争、保全百姓的性命吗？只有汉武帝凭借五代积累的资财和天下富足，骄傲奢侈，一意对付匈奴，于是连年用兵，转战千里，长驱直入瀚海，让战马在龙城饮水。虽然斩获了匈奴名王，屠杀驱逐敌骑，但汉军丢弃的铠甲，十件有九件；所以卫青、霍去病出关，千队军士不能返回；贰师将军进入匈奴，百旅军队很快投降；李广在前锋战败，李陵在后阵覆没。其余逃亡败北的，数不胜数。最终使国家储备空虚，户口减少一半。喜好战争所取得的功劳，利益究竟在哪里？战争比不上和议，两者相差究竟有多远？自西晋朝纲失序、东晋迁都以来，群小沸乱，异族交相纵横；陵墓宗庙间布满荆棘，宫闱之中传来猛兽般的咆哮，山河反复，百姓死伤遍地。这种逼迫奔腾的局面，是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当时的得失，大略不必一一陈述。近至宋文帝元嘉年间，多年相安无事，到了末路却不自量力，又去挑动强敌，于是城池接连覆没迁徙，敌骑饮马长江。青州、徐州一带，草木都仿佛变成了人。建元初年，沙尘侵扰边塞；永明初年，又重新缔结和好。十多年间，边境的烽候暂且平息。陛下开创宏大的基业，驾驭日月而登上皇位，声威如雷震动四方，势力压倒河岳。然而远方边地残存的敌魂还没有被斩尽，微弱残余的气息仍在窥伺外部郊甸。烽火亭驿不得安静，这种情况已经五年了。从前岁月里，虫害侵蚀、瘘病和粮食损耗接连发生，如今樊、汉地区又成了虎狼出没之地。眼看侵扰浸淫不止，却要兴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即使计算百年的费用，难道能够估量吗？陛下何不吝惜派遣一匹马的驿使，送出几百金的财物，颁行几道诏书，诱导这些凶顽之徒，使河塞得到休息，关境保全性命，积蓄铠甲、休养百姓，以等待敌方疲弊而我方防备完备。这样做若能成功，就是不世出的福泽；即使不听从，也不过像战争中损失一队人马罢了。有人说派使者去而敌方不接受，就会辱没使命。可是把天下当作尺度的人，不计较细小的羞耻；把四海安危当作责任的人，哪里会顾惜小节？一座城池陷落，尚且不值得吝惜；一个使者没有回来，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况且我们是用权宜之计取得尊贵地位，只要能使我们的谋略得以施行，又何必嫌弃这点耻辱？这就是所谓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臣并不是说派使者一定能得到和好，而是说自有可以议和的道理。这就如同想要作战未必一定胜利，但确实存在取胜的机会。如今应当及早调发大军，广泛张扬兵势，在岷山、峨眉征集犀甲，在浦海调集楼船，使从青州到豫州，侦察骑兵星罗棋布；沿江进入汉水，布成绵延万里的云阵，占据险要来夺取敌方的防守优势，截断粮道来挫伤敌人的胆气。多设置疑兵，使敌军精疲力竭而谋略混乱；牢固布列坚不可摧的防线，使敌军精神困顿、思虑屈服。然后发布出自内廷的诏书，派遣轻捷驿使，准备有理有据的辞令和厚重的财物，陈述吉凶利害。北方敌人的天性，是喜爱奇货和欲望便不再刚强；他们畏惧我们的威势，又喜欢我们的财物。既畏惧威势又喜欢财物，他们一定愿意议和。陛下若采用臣的奏启，实行臣的计策，何必忧虑玉门关下没有前来叩关求和的人？敌方谈论战争既然十分殷切，臣谈论和议也并非空泛。伏愿陛下审察两条道路的利害，核计两件事情的得失多少，以圣明之心深加省察，事情就可以明白决断。臣这篇表章是错误的奏议，希望下交朝省，让群臣共同广泛议论。臣错误地承受了特殊恩宠，奉命辅佐侯岳，敢于直陈愚见，伏地奏报千里之外的情形。”皇帝没有采纳。后魏世祖在河西巡视，诏令崔浩到行在所商议军事。崔浩上表说：“从前汉武帝忧虑匈奴强盛，所以开置凉州五郡，沟通西域，劝导农耕、积蓄粮食，作为消灭敌人的资本。东西两面交替进攻，因此汉朝尚未疲惫，匈奴已经困敝。后来匈奴终于入朝，汉朝平定了凉州。臣愚昧地认为，北方敌人还没有平定，征发徭役不能停止，难道可以不迁徙他们的百姓吗？按照前代旧例，这是长远的谋划。若迁徙百姓，就会使土地空虚，即使有镇守军队，也只能用来防御边境而已。至于大规模出兵，军需物资必然不足。陛下知道这件事关系深远，最终没有采用。依臣愚见，仍如前次所议，招募并迁徙豪强大族，充实凉州土地；出兵之日，东西两面同时形成攻势，这就是此计的成功之处。” 氐、羌首领慕璝上表归顺国家，不久又讨伐并擒获赫连定，将他送到京师。世祖嘉奖他，派使者持节册拜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慕璝上表说：“臣实在庸弱无能，仍敢竭尽诚意，俘获僭逆之人，献到王府。爵位官秩虽然尊崇，但土地并没有增加；车马旗帜已经装饰完备，但财物不足以周遍赏赐。愿陛下垂察，明白臣孤单微薄的诚意。臣近来接触到一些曾在寇逆疆境居住、后来被贼人抄掠的人，他们辗转向东南流徙。如今皇朝教化统一天下，他们请求返回故乡，乞求将拂白连窟、略寒、张华三人的家属留在这里的人一并遣还。他们彼此离散，实在可怜，希望陛下一并下令派遣使者处理，使恩德遍及远方荒地，生者死者都感激戴德。”世祖诏令公卿在朝廷集议应如何答复施行。太尉长孙嵩以及议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议论说：“先前有关部门处理此事，认为秦王是荒远之外的君主，本来不属于政教所及的范围；来则接受，去则不加禁止。如今皇威远播，西秦王慕义畏威，称臣纳贡，请求接受爵命。议论者认为古代要服、荒服的君主，即使人口土地众多，爵位也不能与华夏诸侯相等。陛下加恩宠于王爵官职，已经超越通常的等级；车马旗帜等仪制，也与上国相同。至于赐给多少缯帛絮绵，旧典没有规定，都应当临时根据丰俭来制定。”

译自汉、魏以来，安抚接待荒远地区，颇有旧例。吕后曾赠给单于御车两辆、四匹马；单于回赠马一千匹。后来匈奴和亲，敌国赠送的缯帛絮绵不过几百匹。呼韩邪单于称臣，亲自入朝，才刚到方伯的礼数。如今西秦王如果因为土地没有桑树和蚕，便应当向上请求，不能说财物不足以周遍赏赐。从前周王室衰微，齐侯小白匡正天下，有赐胙的命令，却没有增加土地的赏赐；晋侯重耳在城濮击败楚军，只接受南阳的土地，作为朝见时住宿的邑。西秦王所带来的功劳，只有擒获赫连定而已。塞外之人趁时乘便，侵入秦、凉地区，并没有经营拓展疆土的功勋，却使爵位升到上国之列，统辖秦、凉、河、沙四州之地，还说土地没有扩展；这是把圣朝比作衰弱的周室，把自己比作五霸之一。如此贪得无厌的心，难道会有尽头吗？”西秦王对朝廷确实忠诚，推究他的本心，必定不会到这种地步；或许是左右近臣不够明智，因而使他遭受这样的牵累。查核西秦流民在被贼人掠夺时所失散的人口，全部都在蒲坂。如今既然已经称藩，四海安宁，天下如同一家，可以把他们从秦州送到京师，随后遣返回去。至于他所请求遣还的拂白连窟等三人，他们过去是宾国的使者，来到王庭；国家灭亡、家属迁徙后，就已经成为臣妾，可以不答应这个请求。” 高祖时期，杨椿任太仆卿，加授安东将军。起初，在显祖时期，有蠕蠕一万多户投降归附，居住在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末年，他们几乎全部叛逃，只剩一千多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人请求把他们迁置到淮北，以防止他们再次叛逃。诏令同意了此事，担心他们不听命令，于是派杨椿持节前往迁徙。杨椿认为迁徙没有益处，上书说：“臣听说古人有言：天子有道，守卫就在四夷；对荒远忽忽之地的人，只须羁縻而已。因此先朝把他们安置在荒服之间，正是想使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来归，招抚不同的风俗，也借此区别华夏与戎狄，分清内外。如今新近归附的人已经疲敝，如果连旧有的人也被迁徙，新归附者必然不安。不安就一定思念故土，思念故土就会逃亡叛乱。狐狸死时头还朝向山丘，这样做的祸害会更加严重。况且这一族人生长在边地，喜欢冬季、适应寒冷；南方土地湿热，他们迁去以后必将大多死亡。向前不能取得他们归附的诚心，向后也不能得到他们作为藩卫的益处。把他们迁入中原而产生后患，依臣愚见，是不可行的。”当时八座大臣议论没有听从，于是把他们迁到济州，沿黄河安置。冀州元愉发生变乱时，他们果然全部渡河投奔贼军，所到之处都进行抄掠，正如杨椿所预料。” 孝明帝熙平二年，蠕蠕主丑奴派使者来朝，递交的国书以敌国口吻抗礼，并不合乎礼制。臣谨慎听从朝廷议论，朝廷将按照汉朝答复匈奴的旧例派使者回报。司农少卿、燕州大中正张伦上表说：“臣听说古代圣王疆界治理土地，分辨并明确要服、甸服等区域；荒远地区的风俗，不在政教所及范围内，所以礼制中有只需一次相见的文书，记载着羁縻之事。太祖以神武资质、圣明谋略经营帝王大业，每天都没有闲暇，于是让这个小子在一方游荡，也因为中原多有忧患，对华夏事务急迫，而对外族事务稍缓。高祖光大宅居中土，基业隆盛足以传世，雷霆般的威势震动熊罴之师；当时正用兵南方，还没有空暇北伐。从前旧京烽火四起，敌国使者来到郊外，主上按剑而坐，玺书也不发出。世宗在帷幄中运筹，开拓疆境、扬起旌旗，衣冠教化所及，舟车可以通行万里。当时敌人叩关求和，皇上也遵循先帝遗志。如今大明君主临朝，恩泽遍及路旁的芦苇，国富兵强，能言语的部族都来尽职，还有什么可畏惧的，为什么反而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采取昔日萧衍以恭敬求和、但因诚意不纯而被抑制不许的做法？先帝在前面拒绝戎狄，陛下却在后面与敌国交往，岂不是上违背高祖的心意，下违背世宗的意旨？” 况且他们虽然仰慕德化，也是在来观察我国；用强盛来使他们畏惧，他们或许立即归附；向他们显示弱小，他们就可能产生觊觎之心，这正是《春秋》所说的以我国来占卜试探。又小人难以亲近，荒服之人没有亲属关系可以依靠；疏远他们，他们就怨恨；亲近他们，他们就轻侮，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因此高祖、世宗知道他们就是这样，来的时候不违逆，离去时也不追赶，不强行使其归一的道理，正在这里。等到他们献上玉帛、表示归附，行屈膝于藩方的礼节时，便可以丰厚地赏赐他们的劳绩，借此赠送珍贵物品。至于天子使者远行，带着使命进入敌国朝廷，若给予与敌国使者相匹敌的尊崇，再加上彼此对等的恩宠，恐怕只会使他们徒增轻慢，对圣朝没有益处。假如精选众人派出使者，使者称职，凭借郦生的辩才，施展终军的辞令，像郦生凭车轼说服齐国、终军请长缨系住南越那样，即使情况不同于过去，仍然是不应当这样做，更何况还要把礼遇提高到极其隆重，再用宴饮交好来加深呢？臣虽然极其愚昧，也冒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事情实在不得已，应当颁发制诏，说明彼此上下的礼仪；由宰臣致书，劝告他们归顺的道理。如果他们听受忠告，明白我国的言语，那么大国的盛威就不会失去在天下的地位，天子的声名也必将覆盖无边的地域。即使他们不听从，也不过从容地以舞干戚来招抚他们，施行文德来怀柔远方。” 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甚至肆意欺凌侵犯，那么就应当命令辛、李一类的将领，统率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军队，荡平云沙地区，扫清逃亡的残余势力，在瀚海边饮马，在燕然山上刻石记功，开设都护府，设置戊己校尉；这也将成为陛下的崇高功业和百世流传的盛事。如果考虑到应当停止战争、休养百姓，致力于发展农业、安定边疆的办法，谋划治理国家的长远政策，难道可以因为异族兼并就仓促损害典章制度吗？这样将会被当时人取笑，给后世留下羞辱。从前晋文公请求开凿隧道，襄王有话说：‘楚庄王问鼎的轻重，王孙满难道是拿古代的事情来衡量今天吗？’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采取这种做法。况且陛下正要在岷山、渎水祭祀神灵，到衡山致礼，登临稽岭，远望苍梧，却反而要同荒服之君、荒服之长结为兄弟之欢，采取与其分庭抗礼的做法，这样将凭什么仰观夏禹久远的功业，追迹虞舜崇高的德风呢？臣认为，派使者回报是大错，像他们那样做才是大得；希望陛下暂且留心听取，察纳臣的愚见。”

译正光二年，诏令派杨钧护送蠕蠕主阿那瓌返回本国。谏议大夫张普惠认为送他回国将留下后患，上书劝谏说：“臣听说乾元以利物而守正为最大原则，不合义理就不行动；皇王以广泛施恩为功业，不属于同类就不盲从。因此才能创始万物、教化天下。伏惟陛下睿智明哲、恭敬圣明，道德光耀如虞舜，使八方归心，九服清平安宁。蠕蠕在北方自相残害，垂妖又在江外煽动叛乱，这些都是异域之人，不懂王法，天将使他们悔悟自己的罪过，所以让他们奉事皇魏；先使他们遭受苦毒、经历辛劳，使他们知道最高的道义值得喜乐。现在应当安抚百姓来满足他们的志愿，约束自身来怀柔他们的内心，却反而先使自己劳扰，给下民带来艰难，在京畿郊甸内兴师，又把军队远远投向荒塞之外，去救援历代的强敌，这可以说是没有正当名义的军队。谚语说：‘只是制造祸乱的门户没有过错。’臣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这恐怕是边将窥伺、窃取一时功劳，不考虑军队是凶器，只有不得已才能使用。白登之战，汉高祖亲自被困，樊哙想率十万军队横行匈奴境内，季布认为不可，请求斩杀樊哙，千百年来都认为季布说得对；何况如今旱灾酷烈异常，圣上慈悲而减少膳食，却要凭一万五千人，派杨钧为将，想要平定蠕蠕，违逆时势而行动，难道能够成功吗？” 阿那瓌已经把性命托付给皇朝，抚慰他就可以了，哪里能让我们的百姓困顿疲惫，来资助那些天灾般的徒众？从前鲁庄公接纳子纠，导致在乾时战败；鲁僖公把邾国交给他人，留下了悬胄的耻辱。如今蠕蠕正处于动乱之中，后主刚刚继位，即使说他们已经流散灭亡，内部也正在忧虑祸患；假如他们脱身而出，产生类似井陉的忧虑，杨钧的肉难道还吃得到吗？高车、蠕蠕连年交战，饥荒接连发生，应当等待他们自行灭亡，先使其小部灭亡、大部受伤，然后一举兼并；这就是卞氏谋划捕获两虎的高明策略，不可不加以谋划。如今土山告急，紧急文书接连不断，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正好与这次出兵相互牵制。上天或许是想借此告诫人，不愿南北两边同时兴起大军；倘若狂妄狡猾之徒在中间挑拨，又使战事连累中原，怎样才能使天下安宁？如今宰辅专门想求取小的名声，不谋划安危大计，这正是臣因此寒心的地方。阿那瓌不返回，难道会辜负什么信义？这个微妙的时机，北方军队应当停止行动。臣所说的话未必合乎义理，但凡文书经过之处，臣不敢不陈述。兵器如同火，不加收敛就会自行焚烧自己；敌人被焚灭的形势，可以作为殷商覆亡的鉴戒。伏愿陛下协调和睦万国，使四境安静，天下混一的时期，坐着就可以自然到来。” 臣愚昧而多有违失，必定没有什么可采纳之处，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愿，仍愿呈献。”表章奏上后，皇帝答复说：“困穷的野兽归向人，尚且有时会引起人的怜悯，何况阿那瓌遭逢祸患，流离远来，依靠庇护乃是人情常理，国家哪里能不怜悯他？况且接纳亡命之人、兴起国家，是有国者的大义。堂堂皇魏，难道不能庇护这种德行吗？后主已陷入乱亡之中，这种判断似乎并没有错误。送他回去、迎接来归之人，料想不会拒绝战国时期应有的义理，朝廷的谋算已经决定。你深厚的诚意和苦心，朕很是嘉许并收藏在心。只是这段机要策略不能听从你。将来如果事情果然不如预料，不要害怕再来匡正进言。” 庄帝时期，蠕蠕主阿那瓌返回本国，他的部众遭遇大饥荒，便相继进入边塞，上表请求救济赈给。诏令尚书左丞拓跋孚担任北道行台，前往那里赈济抚恤。拓跋孚陈述便宜之策上表说：“荒服之人从来不以粮食为主食，应当顺应他们的习俗，利用有利条件，救济他们所缺少的东西。从前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单于叩关归附，当时运送河东的米和干粮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来供给他们，这正是前代和戎抚夷、安柔远方的长远政策。请把牛羊等牲畜赐给他们以供养口腹，并命令他们暂且畜牧繁殖，这正是他们方便的事情。牲畜毛皮和血肉的利益，可以兼顾衣食。又据尚书奏报说：‘如果他们仍然住在七州，就根据宽严情况安置他们。’臣认为人情留恋本乡，哪里肯迁入内地？如果依照臣的请求，赐给他们救济和各种牲畜，他们爱惜故土、看重乡里，一定会返回旧居。若不这样，禁止他们返回只会增加损失。即使强迫迁徙，也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呢？他们的性情没有定准，去留难以预料；一旦更换水土，疾病就会增多，忧愁困顿，死亡必然加重。况且他们的同类还有许多留在沙漠之中，倘若突然狂暴起来，反过来逃回旧巢，必定残害掠夺城邑乡里，把毒害留给百姓；等到发生变乱才去堵塞，不如在尚未萌发时就杜绝。贸易迁徙起于上古，交易流通盛行于中古，汉朝与边地互通，也设置过关市。” 如今北方人被饥荒所困，性命悬于沟壑之间，除了公家供给之外，必然还要求进行市场交易。他们如果愿意购买，就应当听任并允许。又有话说：‘谋划大事的人不计较小的名声，图谋长远的人不拘泥于眼前利益。’虽然边地的盛衰各代不同，叛服的情形大体可以考察讨论。从前在代京，那里一向需要严密防备，将帅疲劳，甲士竭力，前代对此很苦恼，却一直无法解决。如今上天降命于大魏，祸乱正在他们那里发生；朝廷施加覆盖天下的恩惠，扩大创制万物的德泽，收聚他们的流亡者，以礼相送令其返回，正应当趁此时机，善于谋划长远的防备。臣私下认为，道理虽然千变万化，却可以用一个原则来观察；将来的事情虽然难以预料，也可以用过去的经验来占验。从前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叩关归附，汉朝派董忠、韩昌统领边郡士马，护送他出朔方，并因此留下军队卫护帮助。汉光武帝时期，也曾命中郎将段彬设置安集掾史，随从单于所在之处，参与察看动静；这些都是守护吉祥的良策、安定边疆的高明计谋。如今朝廷取得的成效不比过去差，蠕蠕国势衰败也与往日相同，应当准照过去成功的谋略，大略依照旧事，借给他们闲置的土地，听任他们耕田放牧，粗略设置官属，表示相互慰抚；严格告诫边军，以显示保护防卫；用宽仁驾驭他们，用长久的防备羁縻他们，使亲近者不至于欺诈，疏远者也不能叛乱反复。” 如今北镇的各位将领过去常说：‘一个人代替国家在外巡逻，因而负责防备察看，这就是所谓天子有道，守卫在四夷。’又说：‘先发制人可以夺取敌人的斗志；对待投降者如同对待强敌，不只是为了防御外部，也是为了防备内部。’如果按照安排把他们分割迁配到各州镇，路途遥远，转运粮食物资也无法到达，悔叛之心一旦产生，变乱将难以预料。况且居民和牲畜的产业分布在原野各处，戎人的性情贪婪，见到这些就会想到盗窃；防备他们、保护本地百姓，兵力少了不能胜任。浑流之际，双方很容易互相侵犯。驱赶他们返回本土，他们未必乐意离去；迁配到州内，他们又不肯服从。既然如此，费用必然很大，朝廷没有同意。”

译隋文帝开皇元年，突厥摄图说：“我们家是周家的亲属，如今隋公自行称立而不能制止，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可贺敦呢？”于是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约集各部落，谋划共同南侵。文帝刚刚即位，因此非常恐惧，修筑长城，发兵驻守北境，命阴寿镇守幽州，虞庆则镇守并州，驻兵数万人，以作防备。奉车都尉长孙晟先前出使突厥，知道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自统领强兵，都拥有可汗的称号，分居四方；他们内部心怀猜忌，外表却表示和睦同心，难以凭武力征讨，却容易用离间之计。于是上书说：“臣听说，防止动乱到了极点，必然要使天下达到太平，所以说上天启发时机，圣人成就事业。伏惟皇帝陛下处在历代君王之后，承受千载难逢的时机；中原虽然安定，戎狄方面仍然阻塞，兴兵征讨还不是时候，放任不管又会再次侵扰，所以应当秘密运筹谋划，逐渐排除他们。计策失误，百姓就不得安宁；计策成功，则是万代的福泽。吉凶所系甚大，伏愿陛下详细思考。臣在周朝末年，曾忝任对外使者，匈奴的倚伏变化，实在都亲自知道。玷厥对于摄图来说，兵力强而地位低，外在名分相连，内部嫌隙已经显露；只要触动他们的情绪，他们一定会自行交战。” 又有处罗侯，是摄图的弟弟，奸诈多而势力弱，曲意取得众人的拥护，国人都爱戴他，因此成为摄图所忌恨的人；他内心很不安，表面上设法弥合关系，实际上充满疑惧。阿波又是首领，处在他们之间，很害怕摄图，受摄图牵制驱使，只愿依附强者，还没有坚定的心志。如今应当远交近攻，离间强者而联合弱者；派使者与玷厥交往，说服他与阿波联合。这样摄图就会回兵防备右方，又会牵引处罗侯；再派兵联系奚、霫等部族，摄图就会分兵回去防备左方。这样首尾相互猜疑，腹心彼此离阻，十多年后乘其出现隙漏时再征讨，一定可以一举空其国。”皇帝看过奏表后非常高兴，于是召见长孙晟交谈。长孙晟又当面陈述形势，亲手绘画山川，说明敌人的虚实，仿佛都在掌握之中。皇帝深为惊叹，全部采纳施行。开皇七年，突厥摄图去世，隋朝派长孙晟持节册拜他的弟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任命他的儿子雍闾为叶护可汗。处罗侯于是通过长孙晟上奏说：“阿波被上天消灭，带着五六千骑兵藏在山谷之间，伏地听候诏命，应当把他擒获献上。”于是隋文帝召集文武群臣商议。乐安公元谐说：“请到那里斩下他的首级，以惩罚他的罪恶。”武阳公李充说：“请把他活着带入朝廷，公开处死来给百姓看。”皇帝问长孙晟：“你认为怎样？”长孙晟回答：“突厥如果背信欺诈，应当用刑法整治。如今他们兄弟自相残杀，阿波的罪恶并不是背叛国家。趁他困穷把他抓来杀戮，恐怕不是招抚远方的办法，不如让他们两方都保存。”皇帝说：“好。” 开皇二十年，都蓝发生大乱，被他的部下杀死。长孙晟任骠骑将军，于是上奏请求说：“如今王师兵临边境，数次交战都有功劳，贼人内部离散，他们的首领又被杀死；乘此机会招抚诱导，他们一定会一并前来投降，请派染干部下的人分头招抚慰问。”皇帝同意了，果然全部前来归附。达头感到恐惧，又大规模聚集军队。诏令长孙晟统领降人，任秦川行军总管，接受晋王的节度，出兵讨伐达头。与达头对阵时，长孙晟进献计策说：“突厥饮用泉水，很容易在水中下毒。”于是取各种药物投入水中，使上游的达头军民和牲畜饮用，死了很多。达头因此大为惊恐，说：“上天使水变得如此恶毒，难道要亡我吗？”于是连夜逃走。长孙晟追击他们，斩首一千多级，俘获一百多人，缴获牲畜数千头。皇帝非常高兴。” 开皇年间，朝廷容纳突厥启民，让他居住在边塞以内。光禄大夫段文振担心这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上表说：“臣听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内外都有防备。周宣王轻微讨伐玁狁，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这都是长远谋划和良好计策，不可忘记。臣私下看到国家容纳启民，资助他的军队和粮食，又把地利借给他。依臣愚见，私下仍然不能安心。为什么呢？敌人的本性，是没有亲信而且贪婪；势弱时就归附投奔，势强时就反过来吞噬，这大概是他们的本心。臣学识不广，不能看得长远；况且晋朝刘曜、梁代侯景的近事教训，众人都知道。依臣估量，启民必将成为国家的祸患。依臣之计，应当乘时晓谕遣送，命令他出塞以外；然后明确设置烽火候望，沿边镇守防御，务必使防备严密。这才是万世长久的防备。” 隋文帝征讨高丽，段文振任左候卫大将军，出兵南苏道。在途中患病，便上表说：“陛下因为辽东尚未归服，亲自统率六军出征。敌人多诈，必须深加防备。即使他们口头陈说投降诚意，也不应立即接受。水势正因降雨上涨，不能被水阻滞而延误。只希望陛下严令各军，像星驰般迅速出发，水陆并进，出其不意；这样平壤孤城，形势必定可以攻拔。如果不能及时平定，倘若遇到秋季连绵阴雨，兵粮必然耗尽，强敌在前，靺鞨又从后面袭来，迟疑不决，就不是上策。”段文振去世后，皇帝非常惋惜。隋炀帝大业三年到榆林巡幸，想要出塞以外，陈列军队、炫耀武力，经过突厥境内，指向涿郡；但仍然担心染干惊恐，于是先派长孙晟前往晓谕，说明皇帝的意图。染干听从了，于是召集所属各国的奚、霫、室韦等部落数十名酋长，全部聚集起来。长孙晟看到牙帐中杂草污秽，想让染干亲自清除，以向各部落显示天威的尊严，于是指着帐前的草说：“这草根很香。”染干立即闻了闻，说：“一点也不香。”长孙晟说：“天子巡幸到哪里，诸侯都要亲自洒扫、耘除御路，以表示最恭敬的心意。如今牙帐中杂草丛生，你却说这是留下香草。”染干于是明白了，说：“奴才有罪，奴才的骨肉都是天子赐予的，能够效力，哪里敢有推辞？只是边地人不懂法令罢了，幸赖将军恩泽加以教导。将军的恩惠，就是奴才的幸运。”于是拔出所佩之刀，亲自割除杂草；他的贵人和各部落也争相仿效。随后从榆林北境开始，直到他的牙帐，又向东到达蓟地，长三千里、宽一百步，全国都出动服役，开辟御道。皇帝听说长孙晟的功劳，便更加嘉奖他。”

译西域各蕃国大多来到张掖，与中原进行交易，皇帝命尚书左丞裴矩掌管此事。裴矩知道皇帝正致力于远方的谋略，便诱导前来贸易的远方商人，让他们讲述本国的风俗、山川和险易，编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报。书序说：“臣听说大禹平定九州、疏导黄河，最远没有超过积石山；秦兼并六国，设置边防，最远只到临洮。因此可知西域各部落偏僻地处远方，是礼教不能到达的地方，也是典籍很少流传的地方。自汉朝兴起、开拓河西以来，开始有名称可考的国家三十六个。后来分立为五十五王，仍然设置校尉、都护，以保存招抚。然而他们叛服无常，屡经征战。后汉时期，这些官职多次废置。虽然从大宛以来，大略知道各国户数，但各国山川还没有名称记载。至于姓氏、风土、服饰、物产，更完全没有编纂记录，世人都未曾听闻。又因春秋交替、年代久远，加上兼并和诛讨，各国互有兴亡。有的地方是旧日国家的土地，却改用了今天的国号；有的人已经不是原来的族类，却沿袭过去的名称。再加上各部民众交错，疆界不断变动，异域语言不同，事情难以全部查验。在于阗以北、葱岭以东，考察前代史书，原有三十多个国家。后来互相杀灭，只剩下十个，其余全部沦亡，扫荡殆尽，只留下丘墟，已经无法记载辨识。” 皇上承受上天之命养育万物，不使中外隔绝，天下土地上的百姓无不仰慕教化。风行所到之处，自太阳升起以来，各地的职贡都已通达，没有遥远而不到的地方。臣既因抚纳之事得以监察了解关市，又查考书传，访问采集边地人的说法；有疑惑之处，就翻译众人的口述，依照各国本来的服饰、仪态和形貌，把国王与平民各自的容貌举止都显示出来，再用丹青描绘，编成《西域图记》，共计三卷、四十四国。又另行绘制地图，穷尽各地的要害。从西倾山以西直到北海之南，纵横延伸将近二万里。大概是由于富商大贾周游往来、跋涉经行，所以各国的事情没有不能全面了解的。又有一些幽深荒远的地方，仓促访问难以明白，不能凭空推测，因此有所缺漏。两汉相继以来，西域一直有记载流传。过去有的只有几十户人家，也称作国王，徒有名号，实际上并不相称。如今编录的各国，都有一千户以上，物产丰富，直达西海，多产珍奇异物。那些居住山中的部族，没有国名，以及较小的部落，大多也没有记载。从敦煌出发到西海，共分为三道，各有山川险要作为屏障。北道从伊吾出发，经过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过向北流的河水，到达拂菻国，通往西海。”}], 其中，北道从高昌、焉耆、龟兹、防勒出发，越过葱岭，又经过跋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到达波斯，通往西海。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槃陀出发，越过葱岭，又经过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到达北婆罗门，通往西海。三道上的各国，也都各自有道路，南北彼此交通。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也都随着所前往的路线到达各处。所以可知，伊吾、高昌、鄯善，都是西域的门户；总汇于敦煌，是西域的咽喉之地。凭借国家的威势德泽和将士的骁勇雄健，渡过蒙汜扬起旌旗，越过昆仑纵马驰骋，易如反掌，哪里会有到不了的地方？只是突厥、吐浑分别统领氐羌各国，加以阻遏，所以朝贡道路不通。如今他们都通过商人秘密送来诚意，伸颈仰望，愿意成为臣妾。陛下仁厚包容，恩泽遍及天下，应当使他们归服并加以抚慰，务求安定辑睦。因此派遣皇华使者，不必动用兵车。各蕃国既已归服，浑厥就可以消灭，统一戎狄和华夏，难道就在此时吗？如果不把这些记载下来，就无法彰显威德教化所达到的远方。皇帝大为高兴。皇帝巡行塞北，临幸启民可汗的营帐。当时高丽派来的使者，已经先同突厥建立联系。启民不敢隐瞒，带领他来见皇帝。宇文矩被授为银青光禄大夫，便上奏说：“高丽这片地方，本来是孤竹国。周代把它封给箕子，汉代分置为三郡，晋代也统辖辽东。如今它竟然不肯臣服，另成为外域，所以先帝一直对此忧愤，想要征讨它已经很久了。只是杨谅不才，出兵没有功效。到了陛下当政之时，怎么能不使它臣事？难道要让这片衣冠之地仍然成为蛮貊之乡吗？如今它的使者正在突厥朝见，亲眼看见启民举国归服教化，一定会害怕皇威远播，担心自己的后援先行灭亡；如果胁迫他入朝，应当可以实现。”皇帝问：“应当怎么办？”宇文矩说：“请当面下诏给他的使者，放他回本国，并转告他的国王，让他赶快来朝觐。否则，就应当率领突厥当天把他诛杀。”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四十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四十一卷。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四方边裔。唐高祖武德三年，对身边大臣说：“名与实必须相称。高丽虽然向隋朝称臣，却最终抗拒炀帝，这算什么臣服？我只求安定百姓，何必要接受它的称臣？”温彦博等劝谏说：“辽东本是箕子的国家，魏、晋时期仍在旧有封域之内，不能不使它臣服。中原和外域的关系，就像太阳和群星，不能反过来降居其下。”唐高祖于是作罢。武德五年，突厥侵犯并州，唐高祖命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抵御。唐高祖问群臣：“讲和与交战，哪一个有利？”郑元璹说：“交战会使祸患加深，不如讲和有利。”封德彝说：“突厥依仗兵力众多，有轻视中原的意图。如果不战而和，就向它显示了软弱，明年它还会再来。臣愚见，应当先攻击它，取胜以后再同它讲和，这样恩德和威势就都能彰显了。”唐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武德六年，并州总管刘世让被授为广州总管，赴任时，唐高祖问他防备边疆的策略。刘世让回答说：“突厥近来屡次来犯，实在是因为把马邑作为中途驻营之地。请派勇将驻守崞城，多储藏金帛，招募投降者，给予厚赏。还要多次派骑兵践踏它的庄稼，破坏它的生计，不到一年多，它没有东西可吃，一定会投降。”唐高祖认为这个计策很好，说：“除了您，还有谁能做勇将？”于是命刘世让驻守崞城，突厥对此十分忧患。武德七年，突厥入侵。有人劝高祖说：“突厥之所以屡次侵犯关中，是因为子女玉帛都在长安。如果焚烧长安而不把都城迁到那里，敌寇自然就会停止了。”高祖想听从他的意见。秦王世民劝谏说：“异域成为祸患，自古以来就有。陛下凭圣明威武兴起，所征讨之处无不取胜，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举动，给四海留下羞耻，成为万世的笑柄呢？请允许我数年的时间，我请求把颉利的首级系来，送到宫阙之下。如果不能成功，到那时再迁都也不晚。”高祖说：“好。” 武德八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使者请求通婚。高祖拿这件事询问裴矩，裴矩回答说：“如今北方敌寇正强盛，国家应当远交近攻。臣认为应当答应这门婚事，以此威慑颉利，等过几年以后，再慢慢考虑合适的办法。”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太宗即位后，梁师都部下离叛，国势逐渐衰弱，于是向突厥朝见，并劝突厥入侵。颉利、突利两位可汗于是合兵十多万，侵犯泾州。颉利进军到渭水便桥以北，派亲信执矢思力入朝拜见，以窥探唐朝的虚实。思力极力夸称两位可汗带兵百万，如今已经到了，于是请求回去复命。太宗责备他说：“我同你们的可汗当面结下和亲之约，赠送财物没有限量。如今你们的可汗背弃盟约前来侵犯，对我有什么惭愧？你作为他的臣子，按理应当劝阻，怎么能完全忘记大恩，反而自夸强盛？我现在先把你斩了！”思力害怕，请求饶命。萧瑀、封德彝请求以礼相待后遣送他，太宗说：“不行。现在放他回去，他一定会认为我们害怕了，于是把他囚禁起来。”太宗于是只带着高士廉、房玄龄以及六名骑兵，径直前往渭水。太宗同颉利隔水交谈，责备他背弃盟约。突厥人大为震惊，全都下马列队拜伏。不久各路军队相继到达，旌旗铠甲遮蔽了原野。颉利见思力没有返回，而太宗轻装出行，军容却十分盛大，脸上露出惧色。太宗挥手命各军退后布阵，只留下自己同颉利交谈。萧瑀叩马再三坚持劝谏。太宗说：“突厥之所以敢倾尽全国前来，是因为听说我国家刚刚发生内乱，又听说我刚刚即位，以为我不能抵抗他们。如果我向他们显示软弱，他们一定会放纵军队大肆掠夺，那样就无法再制服他们。所以我轻装骑马独自出来，表示似乎轻视他们；又震慑炫耀军容，使他们知道必定要交战。他们既然深入我国境内，必然产生畏惧之心。同他们交战就能取胜，同他们讲和就能巩固局势，制服突厥就在这次举动了。”这一天，颉利前来请求讲和，太宗下诏答应，在便桥上杀白马结盟。突厥于是带兵撤退。萧瑀请问：“突厥尚未讲和时，各位将领都争着请求交战，陛下不答应，而突厥自己退兵，其中的策略是什么？”太宗说：“突厥人虽然多，却没有整齐的组织；他们君臣的心思，只求财物。昨天他们的达官都来拜见我，如果我趁他们醉时把他们捆起来，再攻击他们的军队，埋伏军队在前面截击，大军从后面追击，那么覆灭他们就会易如反掌。然而我即位时间尚短，国家还没有安定；一旦同他们交战，结下的怨恨就会很深，他们既然害怕而加强防备，我就还不能实现志愿。所以我收起铠甲，藏起兵器，用金帛诱使他们；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志气必然骄纵懈怠，然后养成威势，等待时机，一举就可以消灭他们。想要取得它，必先牢牢给予它，这就是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萧瑀谢罪，表示自己赶不上太宗的谋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一万只，太宗没有接受，下诏让他归还所掠夺的中原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贞观初年，突厥的政令烦琐苛刻，国人不满，又加上兵事年年发生，连年饥荒，内外离心叛乱，进言政事的人大多请求进攻突厥。太宗询问群臣，萧瑀认为进攻有利。右仆射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犯边塞，却要背弃信用、劳累百姓，这不是王者的军队所应做的。”太宗于是停止了进攻。突厥侵犯太原，同时派使者请求和亲。太宗询问计策，群臣都请求答应，以便缓解战事。内史舍人封伦说：“不对。他们有轻视中原的心，以为我们不能作战。如果趁他们懈怠时进攻，形势必然取胜。取胜以后再讲和，威势和恩德就都能保全。现在即使不交战，以后他们也一定会再来。臣认为进攻有利。”诏令批准了他的意见。颉利政局混乱，薛延陀、回纥等部背叛他。颉利不能制止，又遇到大雪，羊马大多冻死，百姓极度饥饿。鸿胪卿郑元璹出使回来，对太宗说：“北方敌国的兴衰，完全以羊马作为征候。如今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征兆。”群臣大多劝太宗乘机进攻。太宗说：“背弃盟约是不守信用，利用灾祸是不仁，乘人危难进攻是不武。即使突厥各部全都叛离，六畜一头不剩，我最终也不进攻。一定要等它有罪，然后才讨伐它。” 武候将军张公谨作为李靖的副手，筹划攻取突厥的形势，向太宗条陈说：“颉利放纵欲望，肆意行凶，诛杀残害善良，亲近小人，这是君主昏暗于上，可取的第一点。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等，都各自拥立君长，图谋反噬，这是众叛于下，可取的第二点。突利受到猜疑，带领轻骑逃走；拓设出兵讨伐，部众全军覆没；欲谷失去军队，没有立足之地，这是军队受挫、将领失败，可取的第三点。北方霜降早，粮饷缺乏断绝，可取的第四点。颉利疏远突厥本部而亲近各部，他的性情反复无常，大军一到，内部必定发生变故，可取的第五点。身在北方的汉人很多，近来听说他们聚集起来，占据山险自守；王师出兵时，应当会有响应的人，这是可取的第六点。”太宗认为这个谋划很好。

译窦静任夏州都督时，俘获了颉利。太宗下诏把突厥部众安置在黄河以南。窦静上书说：“这些敌人世代生长于兵革之中，天性强悍，不能同黄河以内的百姓杂居。他们的衣食依赖供给，不依靠耕种桑蚕。如今损害有作为的百姓，资助无知的部众，得到他们对治理没有益处，失去他们对教化也没有损害。何况他们没有忘记祖先旧地，一旦发生变乱，就会侵犯我朝王略。不如趁他们破亡之际，假借贤王的名号给他们，娶宗室女为妻，分割他们的土地和部落，使其权力削弱、势力分散，便容易加以羁縻控制，这样他们世世代代都会成为藩臣。” 贞观八年，突厥前来投降的有十多万人，太宗下诏讨论应当怎样安置。中书令温彦博请求仿照汉建武年间的做法，安置投降的匈奴，留在五原塞内，保全其部落，使其成为屏障。秘书监魏征进言说：“突厥世世代代都是中原的仇敌，如今他们前来投降，不立即诛灭，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魏代曾把敌人分散安置在近郡，后来刘渊、石勒作乱，终于倾覆中原。陛下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引到黄河以南居住，这就是所谓养虎自遗后患。”温彦博又说：“臣听说圣人的道理无所不通。突厥残余部众把性命交给我国，收容他们居住在内地，教给他们礼法，选取他们的酋长，派他们担任宿卫，使他们畏惧威势、感怀恩德，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况且光武帝曾把南匈奴单于安置在河南的内郡，使他成为汉朝的藩屏，终其一代也没有发生叛逆。”太宗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从幽州到灵州设置顺、拓、化、长四州都督府，用来安置他们。住在长安的突厥人，近有一万户。贞观十二年，太宗临幸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中联结部众，并拥立突利的儿子贺罗鹘，夜间侵犯御营，事情败露后，全部被捕杀。太宗从此认为安置突厥不恰当，后悔把他们的部众安置在中原，于是把他们送还河北旧部，在原定襄城建立牙帐，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侯利苾可汗，主持统领他们。太宗于是对侍臣说：“中原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夷之人，只是同根本相连的枝叶。扰乱根本来使枝叶增厚，却想因此求得安定，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起初没有采纳魏征的意见，后来终于感到劳费日益严重，几乎失去了长久安定的道路。太宗同侍臣商议安置突厥的事情，中书令温彦博回答说：“隋文帝劳累兵马，耗费仓库，扶立可汗，使他们恢复原来的愿望；又任凭他们在黄河南北居住，各有酋长，彼此不相统属，力量分散、势力分裂，怎么能够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言说：“北方人心怀叵测，难以用恩德使其感怀，却容易用威势使其服从。如今命令他们的部落分散居住在黄河以南，逼近中原，长久以后必定成为祸患。至于雁门之战，虽然是突厥背恩而任意行动，但隋主无道，中原因而防备祸乱，难道能说是因为兴复亡国才造成这场灾祸吗？远方之事不能妨害近处，前代的明训是存亡继绝，也是历代圣王共同遵循的原则。臣恐怕事情不以古人为师，难以长久。”太宗赞许他的话，但当时正致力于怀柔，因而没有听从。自从颉利被打败以后，各部落首领前来投降的，都被授予将军、中郎将等官职，排列在朝廷中；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几乎占朝廷官员的一半。只有拓跋部没有到来，于是又不断派遣招抚慰问的使者。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对事情没有益处，只是白白耗费中原财力，便上疏说：“臣听说想要安抚远方，必须先安定近处。中原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夷之人，就像树木的枝叶。扰乱根本来使枝叶增厚，却想求得安定，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自古贤明的君王以诚信教化中原，以权宜之术驾驭外域，所以《春秋》说：‘远方的人和异族，不能强求他们满足；中原诸夏的亲近之人，却不能抛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根基深厚牢固，百姓安逸，军力强盛，九州富足，四夷自然归服。如今招来突厥，虽然把他们纳入国境之内，臣愚见稍稍感到劳费，却没有看出有什么益处。然而河西百姓，镇守抵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稀少，又因隋末战乱而损耗得尤其严重。突厥未被平定以前，他们尚且不能安居乐业；自从匈奴势力衰弱以来，才开始从事农耕。如果立即让他们承担劳役，恐怕会造成妨害和损失。以臣愚见，请停止招抚慰问；至于所谓荒服之地，过去的臣属只需称臣而不必纳入内地。因此周室爱护百姓、排斥夷狄，最终延续了七百年的国祚；秦王轻视战事而经营边疆，所以三十年便灭亡。汉文帝养兵静守，天下安定富足；孝武帝张扬威势、谋略远方，导致海内空虚耗损，虽然后来悔恨轮台之事，追悔也已来不及了。至于隋朝，很早就得到伊吾，又兼并统辖鄯善、羌地，但得到之后劳费日益严重，使内地空虚而招致外患，最终有损无益。远考秦、汉，近看隋朝，进退动静、安危得失，都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了。伊吾虽然已经臣服归附，但远在藩篱沙漠之外，百姓不是华夏之人，土地多沙碱。如果他们自己防守并称为藩属、附庸，就请以羁縻之法接受他们，使他们居住在塞外；他们一定会畏惧威势、感怀恩德，永远成为藩臣，这正是施行表面恩惠而收获实际福祉。近来突厥倾尽全国前来朝见，既没有把他们俘虏到江淮来改变其风俗，却把他们安置在内地，离京城不远。虽说合乎宽仁的道义，却也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每见一个人刚刚投降，就赏赐五匹物帛、一领袍服；酋长统帅全都授予高官，俸禄丰厚、职位尊贵，按道理必然造成许多糜费。用中原的国库赋税供养他们无休止的贪求，他们的人数越多，对中原越没有好处。”太宗没有采纳。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以后，太宗想把高昌国改置为州县。魏征说：“陛下刚君临天下时，高昌王麴文泰先来朝见；后来屡次有商人说他阻断、断绝贡物，又对大国的诏使不行礼，因此对他的罪责日益加重。如果罪责只限于麴文泰本人，这也就可以了。不如趁机抚慰他的百姓，立他的儿子为王；这就是所谓讨伐有罪、吊恤百姓，使威德传播到遥远的地方，是治国的善策。如今如果贪图他的土地，把它设置为州县，就必须常年派一千多人镇守，几年更换一次。每次来往交替，死亡的人有十分之三四。还要置办衣服资财，使他们离别亲戚；十年以后，陇右将会空虚。陛下最终也得不到高昌的一粒粮、一尺布来帮助中原，这就是所谓分散有用的力量去办理无用之事，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太宗没有听从，最终把那里设置为西州，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年征调一千多人防守阻遏那里。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不可，上疏说：“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临朝，明王创制制度，必定先治理华夏，然后才经营边远，广施德化，不致力于遥远荒僻之地。因此周宣王只是对夷狄进行轻微征讨，到达边境就返回；秦始皇却把边塞修筑到远方，使中原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势加于西域，收取其首领以设置州县。”

译然而，在王师最初出发的那一年，也是河西供应劳役的年份，运输粮草，十户人家有九户空虚，几个郡一片萧条，五年都无法恢复。陛下每年派遣一千多人到遥远的地方从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出发的人所需的资装必须自己筹办，卖掉豆类粮食，变卖织机上的织物；沿途又会有人死亡，死者还在境外。还兼把罪犯派去增加防守阻遏，但被派去的人中又有逃亡者，官府还要捕捉他们，给国家制造事端。高昌道路经过千里沙漠，冬天寒风凛冽，夏天的风像火焚烧，出行的人遇到这些，多有死亡。《易经》说：‘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治理时不要忘记动乱。’假如张掖尘土飞扬、酒泉烽火燃起，陛下难道能够得到高昌一人一斗粮食来应付战事吗？最终还必须征发陇右各州，像流星般奔驰、如闪电般出击。由此说来，河西才是国家的腹心，高昌只是别人的手足，怎么能耗费中原来经营无用之地？陛下在沙塞平定颉利，在西海消灭吐浑；对于突厥残余部落，仍然为他们立可汗；对吐浑遗民，也重新树立君长；重新扶立高昌，并非没有先例。这就是所谓有罪便诛讨他，归服之后便保存他。应当选择高昌可以立为君主的人，供给他首领所需，送他回本国，使他背负并承受浩大的恩德，长久成为藩篱屏障。这样中原不受扰扰，既富足又安宁，把这种局面传给子孙，留给后代。”褚遂良的奏议没有被采纳。到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侵犯西州。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紧急警报，虽然不足以造成祸害，但怎么能不忧虑呢？过去刚平定高昌时，魏征、褚遂良劝我立麴文泰的子弟，仍让他们在那里建国，我最终没有采用他们的计策，今天才自己悔恨责备自己。从前汉高祖遭遇平城之围，却奖赏娄敬；袁绍在官渡战败，却诛杀田丰。我常常把这两件事作为警戒，难道能忘记他们所说的话吗？太宗常常驾临瑶池殿，回头问侍臣：“西方蕃国同我们往来，已经有多久了？”魏征回答说：“《禹贡》说‘向西到达流沙’，又说‘西方戎族于是归于治理’，但没有说明疆域究竟到达哪里。汉武帝设置敦煌、张掖等郡，从此以后才逐渐同西域相通。”太宗又说：“我听说汉武帝时，为了打通西方蕃国，中原百姓死亡过半，这件事写在史籍中，不能一一说尽。但隋炀帝想要开通葱岭以西并设置镇守之地，最终都没有成功，死者接连倒在道路上。听说流沙以西，仍然有隋朝毁坏的车毂，边地附近白骨散乱。北面修筑长城，东面渡过辽水，征伐不停，百姓无法生活，天下背叛他，聚集起来做盗贼。炀帝却安然放纵自己的欲望，终于走到灭亡的地步，只是因为听不进对自己过错的劝告。我把这件事永远作为鉴戒，如今同诸位共同治理百姓，只要有不可实行的事情，就应当对我直说，不要当面顺从、苟且地互相取悦称誉。况且我平素没有学问，也没有听闻过治理政事的道理，每天要处理万般事务，不能把一切都亲自听见看见；对于所作的处置裁断，恐怕只凭个人见解会看得不明，因而有所失误，所以把这些事情托付给诸位。诸位要善于辅佐，使万民各得其所，这才是长久保有富贵并福及子孙的办法。如果尸位素餐、荒废职守，只顾贪图荣华利益，我一定加以贬黜羞辱，最终不会容忍宽赦。既然我已经把汉武帝、隋炀帝作为借鉴，诸位也必须常常拿这两件事来规劝劝谏我。”群臣都拜谢。魏征进言说：“陛下思考弘扬至高的教化，磨炼勉励群臣，我们怎敢不竭尽辅弼之力？只是担心我们的见识浅陋，不能起到万分之一的作用。臣听说汉武帝承接五代积累的资业，天下没有大事，府库充实，士卒战马强盛，于是想要放纵自己的欲望来经营四方夷狄。听到蜀地蒟酱，就开通卭、僰之地；贪图良马，就打通通往大宛的道路。老弱之人疲于转运，壮丁死于战争，天下骚动，户口减少了一半。后来国用不足，府库空虚，于是实行盐铁专卖，征收关市税，按船车计税，实行告缗、卖爵等办法，侵夺百姓利益，各种措施一齐兴起；内外困穷，无法供给边疆军费，只好议论用屯田来代替戍卒，希望帮助军队。直到晚年，他才开始醒悟，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封丞相为富民侯，勉强得以终其一生，却几乎酿成大乱。隋炀帝依仗强盛国力，想要追随汉武帝，屡次发动战争，使百姓无法生活；十多年间，自己丧命，国家也被杀戮覆亡。陛下威势施加海外，没有遥远之地不来归服，更应深切地把这两位君主作为殷鉴。这就是所谓一人有福庆，万民都能依赖他。我们将奉行这一原则来辅佐陛下，不敢使它失坠。”太宗说：“我即使有千虑一失，也一定希望你们有过错就指出，毫不隐瞒。” 太宗时，派使者前往西域，册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没有回来，太宗又派使者带着金帛到各国购买马匹。魏征说：“如今叶护可汗的地位还没有稳定，就前往各国买马，他们一定会认为陛下的意图在于买马，而不在于册立可汗。可汗成功立足以后，一定不会感念恩德。各蕃国听说后，会认为中原轻视道义而看重利益，那样恐怕还没有买到马，就先失去了道义。魏文帝想要购买西域的大珍珠，苏则认为：‘恩惠遍及四海，珍珠自然会送来；如果主动求取，即使得到了也不足以珍贵。’陛下难道不应当警惕苏则的话吗？”太宗于是停止了买马。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北方敌人世代作乱，如今延陀强悍不服，必须早作处置。我反复思考，只有两条策略：选拔十万精兵，进攻并俘虏他们，扫除凶恶之徒，使百年没有战事，这是第一策。或者顺从他们的请求，同他们通婚，我作为苍生的父母，只要能使百姓得利，难道会吝惜一个女儿吗？北方敌人的风俗，多半由内政决定；一旦生下孩子，我的外孙就不会侵犯中原，这是完全可以知道的。这样说来，边境足以取得三十年无事。这两条策略，哪一条应当优先？”司空房玄龄回答说：“隋朝大乱以后，户口大半还没有恢复；兵器和战争带来凶险，是圣人所慎重的，所以和亲之策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太宗说：“好。”于是答应把新兴公主嫁给夷男，召来突利失大宴群臣，陈列珍宝，演奏《庆善》《破阵》《盛乐》以及十部伎。突利失叩头祝太宗长寿万岁，太宗下诏命夷男亲自迎亲。太宗将要前往灵州，以成全婚事。夷男大喜，感叹说：“我不过是铁勒部的人罢了，皇上却把我立为可汗，又把公主嫁给我，还要乘车舆亲自到边地为我主持婚礼，谁能有我的荣耀！”于是搜括、征取部下的羊马作为资财。有人劝夷男说：“可汗同唐朝天子都是一国之主，为什么要前去朝见？如果被扣留了，后悔也来不及。”夷男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唐朝天子有德，四方都共同臣服于他；即使单独把我留在沙漠以北，也必须有一个主人。然而舍弃我而另求别人，并不是好办法。”部下于是再也不敢说话。

译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他的侄子前来交纳聘礼，献上羊马。契苾何力进言说：“不能同薛延陀通婚。”太宗说：“我已经答应了，难道可以失信吗？”契苾何力回答说：“希望暂且拖延时间。”下令让夷男亲自迎亲，他一定不敢前来，这样断绝婚约就有了名义。”太宗听从了。于是下诏将临幸灵州，召真珠可汗前来迎接礼拜。真珠想要出发，他的臣下说：“不能去，一定有去无回。”真珠说：“天子圣明，远近之人都来朝服；如今他亲自到灵州，因为爱护君主而把公主嫁给我，我能够见到天子，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薛延陀难道还怕没有君主吗？又带着许多羊马作为聘礼，经过沙漠，牲畜耗损死亡过半。太宗便责备他聘礼不完备，断绝了婚约。薛延陀请求通婚，太宗已经接受了它的聘礼，却又断绝婚约。褚遂良说：“信用是万事的根本，是百姓所归依的，所以周文王答应埋葬枯骨而不违背诺言，孔子宁可舍弃食物也要保存信用，这正是看重信用。延陀过去不过是一个俟斤罢了，因为天兵向北征讨，荡平沙塞，威势施加于各外族，恩德又结于国内；太宗认为残余敌寇不能没有首领，于是颁发玺书、赐予鼓纛，立他为可汗。这种负载怀抱的恩德同上天一样无穷。他多次派使者向朝廷请求通婚，陛下既已答应，还亲自到北门接受他的贡献。如今一旦由陛下自行反复，所珍惜的很少，所失去的却很多；使远方人失去对我们的信任，刚刚产生嫌恨，这大概不能用来训导戎兵、激励军务。况且龙沙以北，部落多如牛毛，中原出兵不能全部消灭；即使如此，北方也可能战败，芮芮兴起，突厥灭亡，延陀强盛。因此古人使外部空虚、内部充实，用恩德怀柔他们，使作恶的是夷狄而不是华夏，失信的是对方而不是我方。请陛下裁决。”太宗没有采纳。贞观十七年，派太常丞邓素出使高丽。邓素回来后，请求在怀远戍增加兵力，以逼迫高丽。太宗说：“远方之人不服，就应当修养文德使他们归来，没有听说一两百名戍卒能够威服绝域的。”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要讨伐高丽，高丽莫离支进献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劝谏说：“莫离支虐杀国君，是九夷都不能容忍的人。陛下因为这件事出兵，是要实行吊民伐罪，为辽山百姓报国君受辱之仇。古代讨伐弑君的贼人，不接受他的贿赂。从前宋国的华督送给鲁君郜鼎，齐桓公在太庙接受了它，臧哀伯劝谏说：‘作为君主，应当彰明德行、堵塞邪恶。如今反而毁弃德行、树立邪恶，把他的贿赂放在太庙，百官都会仿效，又还要诛罚谁呢？’周武王攻克商朝后，把九鼎迁到洛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要彰显违背纲常、作乱者的贿赂器物，把它放入太庙，这将如何是好？《春秋》的记载，是百代君王取法的准则。如果接受不臣之人的礼物，接纳弑君者的朝贡，却不以此为过错，还凭什么发动讨伐？臣认为莫离支所献的东西，本来就不应接受。”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对高丽使者说：“盖苏文弑君作逆，你们不能为国君复仇，反而替他游说，欺骗大国，还有比这更大的罪吗？”于是把他们全部交给大理寺审理。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和莫离支盖苏文派使者献上两名美女。太宗对使者说：“我怜悯这两个女子离开本国的父母兄弟；如果我贪爱她们的美色而伤害她们的心，我就不接受。”于是把她们一并退还本国。太宗对群臣说：“盖苏文杀害国君、侵夺国家，我取他的性命很容易，只是不愿劳累百姓。你们看怎么样？”司空房玄龄说：“陛下的将士勇猛，力量有余，只是收敛兵威而不使用，这就是所谓止戈为武。”司徒长孙无忌说：“高丽没有派一名使者来报告危难，应当赐给它书信加以安慰，隐讳它的祸患，体恤它的生存，它应当会听从命令。” 贞观年间，突厥俟利苾可汗拥有十万人，却不能安抚驾驭他们，于是他的部众全部向南渡过黄河，请求安置在胜州、夏州之间，太宗答应了。群臣都说：“陛下正要远征辽东，却把突厥安置在黄河以南，距离京师不远，怎么能不为后患考虑？希望留在洛阳镇守，派各位将领向东征讨。”太宗说：“突厥也是人，他们的情感同中原人没有不同；用恩德使他们融洽，就可以使他们如同一家。而且他们不向北投奔薛延陀，却向南归附我国，他们的心意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俟利苾失去部众后，带着轻骑入朝。太宗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康国归附后，太宗对侍臣说：“前代帝王大多致力于扩张土地，以求身后虚名，对自身没有益处，却使百姓非常困苦。假如对自身有益而对百姓有损，我都一定不做，何况只是求取虚名而损害百姓呢？康国既然来归附朝廷，遇到急难就不得不救援；军队跋涉万里，难道不会劳累百姓吗？如果劳累百姓来求取名声，不是我的愿望。所谓归附，不一定要接纳。”太宗又对侍臣说：“天道使善者得福、使淫邪者受祸，事情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相随。从前启民可汗亡国来投奔，隋文帝不吝惜粮食财帛，大规模征发士卒，营建卫所并加以安置，他才得以保存并立足。后来启民强盛富足，本来应当让他的子子孙孙永远不忘报答恩德。可是刚一有失误脱离，就起兵把炀帝围困在雁门。等到隋国发生动乱，他又依仗强盛深入进攻，于是使当初安立他国家的人，连同自身和子孙都被颉利击败而灭亡。这难道不是背恩忘义造成的吗？”群臣都说：“确实如圣上所说。” 武后时期，四夷的质子大多在京师。像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人，都是因为入朝侍奉，见到了中原的法度，回去以后全都成为边疆祸害。左补阙薛登劝谏说：“臣听说戎狄和华夏不相混杂，这是古人所戒备的。因此让他们居住在塞外，有时来朝见，事情办完就回去，这是三王的法制。比较利弊，三王的做法正确，而汉、魏的做法错误。拒绝边患是长久之计，留下质子却是短见。从前晋朝郭钦、江统认为夷人居住在中原，必然会发生变乱，晋武帝没有采纳，最终发生了永嘉之乱。我又看到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往因为入朝侍奉而受到奖赏优待，授予官职和戎秩，进入学校，改穿华夏衣服；他们学习楚地和中原的语言，窥探图籍史书中的成败，了解山川险易。国家虽然有使他们穿戴冠带的名义，但他们内心并不真正服从，祸患必然留在后面。从前申公逃奔晋国，让儿子狐庸担任吴国行人，教吴国战阵，使吴国背叛楚国。汉朝把五部匈奴迁徙到汾水、晋地一带，最终造成刘渊、石勒的祸乱。我私下推算，秦朝兼并天下以及刘邦、项羽用兵时，士人百姓凋零离散，冒顿趁中原空虚而强盛，高祖因此困厄于平城。匈奴最终没有进入中原，是因为他们生长在沙漠，认为穹庐胜过城郭，毡罽胜过华美服饰；既然安于自己所习惯的生活，就不会窥伺中原，内心也不乐于归附汉朝。

译元海五部在散亡之后，能够自行振作的很少；一旦居住在内地，熟悉汉地法制，鄙视单于的简陋，便会私自使用帝王的称号。假使他们从来没有迁入内地，不过是劫掠边民的丝帛、酒曲，返回阴山罢了。如今皇上的风教所到之处，有知觉的生物都改变面貌，正因为余效忠的时间还短，防备和约束也还没有完全做到。然而臣担心预先防备不谨慎，敌人就会借机发兵，不再只是存在于境外，这不是给后世留下良谋的办法。臣认为凡是愿意充当侍子的，都可以一概禁止；已经在我国的，不要让他们返回蕃国，这样夷人就会保卫边疆，边邑也没有争端。”武后没有采纳。当时吐蕃九姓叛乱，武后下诏命田扬名征发金山十姓讨伐他们。十姓君长率领三万骑兵作战，取得功劳，于是请求入朝。武后责备他们曾经不奉诏命，擅自攻破回纥，因此不答应。麟台正字陈子昂上奏《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其中说：“臣听说圣人处理事情，贵在未乱之前，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光大完成天下大业。臣近来看到，国家因为北方蕃国九姓亡叛，已经下诏出兵，派田扬名从金山道征发十姓各部兵马，从西部边疆进入。臣听说十姓君长接到诏命的那天，就像要报私仇一样，没有不替国家剪除凶恶之徒的；于是他们在数州之内，亲自率领三万多骑兵，行军六个月，自己供给粮食，这实在是国家威德早已伸张、蕃戎得以效忠尽赤心。如今军事已经结束，他们诚心愿意入朝，国家却因为他们没有奉行玺书，擅自攻破回纥部落，责备他们专擅行事，不许他们入朝；又在梁州遣返他们，让他们各回蕃部。臣愚见私下替国家感到危险，深恐这些人从此产生嫌隙。为什么这样说呢？国家所以控制十姓，本来是因为九姓强大，归服圣朝；十姓势力弱小，无法有所行动，所以委身归命，成为国家忠良。如今九姓叛乱灭亡，北方蕃国陷入动乱，君长没有主人，不知道归向哪里；回纥的金水部又遭到残破，沙漠以北各姓已经不再为国家所有。现在想要牵制、夹击叛亡势力，维持边疆，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金山各蕃部还能够形成力量。有司没有察知这个道理，竟然因为田扬名擅自攻破回纥的罪过，牵连十姓各部豪帅，拒绝他们并遣返回去，不许他们朝觐。臣愚见认为，这不是善于驾驭远方之人、在祸乱未发生前加以制止的长久策略。蕃戎的性情反复无常，亲近他们就顺服，怀疑他们就动乱；大概是容易行动而难以安定，自古没有谁能完全控制。如今阻止他们的善意，违逆他们的欢心，正是古人所说的放虎遗患，不能不察。况且臣昨天在甘州时，看见金山军首领中准备入朝的人从蕃地来到；他们已经建立了功劳，见到燕然军中的汉兵不多，颇有骄傲之色。我观察他们的志向和所期望的事情，显然很高；同他们谈宴时，他们的言语也多有不顺。如今又不许他们入朝拜见，反而因罪责怀疑他们，同回纥部落重新结成大仇。这样一来，内无国家亲信他们的恩德，外有回纥报仇的祸患。如果使他们心中充满顾忌，不能自安，逃亡到沙漠，那么河西各蕃部的道路恐怕就不再属于国家了。况且各蕃部彼此攻击，是中原的福分；如今回纥已经被攻破，既往之事难以追回，十姓并没有罪，不应当自行断绝关系。” 如今贸然攻破回纥，有司已经治罪扬名；从蕃部情势看，这足以使人感到欣慰。十姓首领和各国，按理应当羁縻安抚，允许他们入朝，这实在是上策。如今北方蕃部既已失势，十姓人心不安，朝廷制胜的谋略，只恐还没有这样做。事情既然紧急，伏乞及早谋划。臣又见今年五月的敕令，因时权宜设置同城安北府。此地逼近大碛南口，是控制匈奴的要冲，国家用来守边，实在是上策。臣任职安北府时，私下见到从碛北归降的突厥已有五千多人，后来来归降的还络绎不绝。甘州原先也有归降户四千多人，只因奉敕令，同样命令安置在同城。碛北正遭受战乱，又先被饥荒侵袭，百姓饱受涂炭之后，无所依靠。国家开设安北府，招纳归降者，确实是圣恩如洪流，覆盖养育异域之民。然而臣私下见到的突厥人，没有不是受伤残破、瘦弱饥饿、面无人色的；拥有羊马的，百人中也不过一二人。既然他们之所以扶老携幼、远道归降，实在是希望国家加以安抚，必定有所赈济，蒙受恩泽而得以安存，所以来归降的人每天都在增加。可是同城原来没有储备牲畜，虽有归附者，也都未能得到优厚抚恤，蕃部哀号不已，免不了饥饿，因此时常发生抢掠，彼此相互杀戮。君长既不能相互控制，因此盗贼也逐渐增多，住在甘州的归降者尤其严重地进行抄掠偷盗。如今安北府现有官府的羊和牛六千头，军粮粟麦一万多硕。安北府刚刚设置，各项事务都还在草创阶段，城池孤立、兵力很少，还不足以使人畏服和归附。国家如果不赈济抚恤这些归降者，只把他们空空地交给安北府安抚，臣恐怕归降者会越来越多，盗贼也会越来越多，蕃人的心不能归附，必然酿成祸乱。人的性情没有不把求生当作急务的；如今既不用这些粟麦，也不用这些羊牛，大量拿来作为招诱他们的饵食，却不救他们的死亡，使人没有活路，怎么能不成为群盗呢？群盗一兴，安北府城必然无法保全。府城一旦毁坏，甘州、凉州以北恐怕就不再是国家所有，日后成为边患，祸害无法估量。这就等于国家故意诱使他们作乱，使他们成为盗贼，并不是所谓安抚怀柔、谋划长远的良策。况且碛北各蕃如今正遭大乱，乱后思治，是活着的人共同的愿望。国家既已施行绥抚的恩德，又广泛设置安北府，准备治理他们的混乱，以慰问晓谕各蕃，平定乱局、使将亡者得以生存，可以说是圣上的宏远谋略。然而时机虽对，事情却还没有实行，为什么呢？国家对来归者不能怀柔，对离去者又不能控制，只是白白耗竭国用，给边境造成祸患，借乱取利的谋略，在这里反而有所失误。何况夷人历代都有雄杰之人，能够与中国抗衡，这是自古以来的忧患。倘若如今有人突然兴起，在边境称雄，招集流散之众，收拢强者、抚慰弱者，臣恐怕防乱的部众一定会纷纷响应，这也是国家的大好机会，不可轻视。如果错失机会，机密之事不能严守，就会造成祸害，这是圣人最为警戒的事情。如今北方蕃部尚未平定，归降者尚未安定，国家若不及早制定良策，恐怕坐等其发生变故。乞求能够当面奏报，具体陈述其中的利害；边境将十分幸运，十分幸运。

译武后正谋划开通蜀山，准备从雅州道路出兵讨伐生羌，趁机袭击吐蕃。陈子昂上书列举七条证据劝止此事，说：“臣听说祸乱的发生，必定由于怨恨。雅州的羌人从来没有一天做过盗贼，如今无罪而遭防备、诛戮，怨恨一定更加深重。怨恨深重，就会像蜂群受惊一样逃散，而且边境城邑接连处于战争和守备之中，不能解脱，蜀地的祸患就形成了。这是东汉防备失败、祸乱始于诸羌的第一条证据。吐蕃狡黠奸诈，抵抗上天诛讨已有二十多年。昔日薛仁贵、郭待封率十万大军在大非川战败，连一名甲士也没有回来；李敬玄、刘审礼率十八万大军困于青海，本人被擒入贼廷，关陇地区一片空虚。这如今却要任命李处一为上将，驱使疲弱的士兵袭击难以侥幸取胜的吐蕃，必将成为贼人的笑柄，这是第二条证据。事情有求利反而得到祸害的，过去蜀地与中国不相通，秦国用金牛和美女诱骗蜀侯，蜀侯派五丁力士修筑褒斜栈道，凿通山谷迎接秦国的馈赠，秦国随即发兵，土地便进入中州，这是第三条证据。吐蕃爱慕蜀地的富饶，早就想劫掠它，只是因为道路险隘断绝，困饿之时张着嘴也无法吞食。如今撤除山中羌人的屏障，开通险要山路，使贼人能够收集逃散者来进攻边境，这就是修路等待贼人，举整个蜀地送给他们，这是第四条证据。蜀地是西南的一大都会，是国家西方的宝库；那里人口富庶、粮食众多，顺江而下，可以接济中国。” 如今却谋求侥幸所得的利益，来经营西羌；得到羌地，不足以耕种，得到羌人的财物，也不足以使国家富裕。这是过度杀害无辜民众，以损伤陛下仁德的第五条证据。蜀地所依仗的是险要，蜀地所安定的是没有徭役。如今开通蜀地险要，役使蜀地百姓；险要一经开通，就便利于寇敌，百姓被役使，就会损伤财力。臣恐怕还没有见到羌人，奸盗已经出现在蜀地之中了。过去益州长史李崇真假称吐蕃进犯松州，天子于是大规模调动军队，催促转运粮饷来防备，结果不到三年巴蜀便十分困弊，一个贼人也没有见到，而李崇真的奸诈贿赂已经达到巨万之数。如今莫非又有奸臣图谋获利，再把生羌当作资财吗？这是第六条证据。蜀地士人羸弱，不懂军事；一个敌人拿着长矛，百人也不敢抵挡。倘若西戎不能立即被消灭，臣看见蜀地边疆将不能守卫，反而会受到羌夷的侵扰，这是第七条证据。国家近来废除安北防务，单于放弃龟兹、疏勒，天下人都认为国家致力于仁政而不致力于扩张，致力于养民而不致力于杀伐，正在实行太古三皇的事业。如今却听从贪夫的建议，诛杀无罪的羌人，把整个蜀地置于祸患之中，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如今崤山以东正遭饥荒，关陇地区疲敝，百姓流离逃亡，实在是陛下宁静思考、谋求和解的时机，怎么可以动用甲兵、兴起大役，来使自己制造祸乱呢？” 又加上西军失守、北方屯军不利，边地人心惊骇，如今又要大举军队，投入不可测的危险之中；只知道谋议边疆侥幸获利的办法，并不是帝王最高的德行。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谋划大的方面而不计较小利，致力于德政而不专务刑罚。处在安定时，就想到危险；遇到利益时，就想到它可能带来的祸害。愿陛下慎重谋划。陈子昂又替乔补阙写《论突厥表》，说：“臣某言：臣凭借专门防守边疆的职务，侥幸得以充任近侍，陛下不因臣不贤，特地下敕命臣代理侍御史，监督守护燕然西军。臣自从离开宫阙，经历秋夏，只是空居边疆，没有丝毫功劳。臣实在昏暗低劣，有负圣明。然而臣长久处在边疆，早晚勤苦焦灼，无不把蕃部事务放在心上。近来巡视察看已北地区，参照查验突厥离乱的事迹，详细考察曲折原委，穷究往来情况，私下里似乎得到了真实情形。他们无不自相残害，彼此吞食，流离残破、饥饿不堪，不知归宿。臣确实愚昧，不懂得事机；然而私下以往古的变故来考察今天，才知道这是上天要灭亡凶恶丑类的时候，也是陛下收获功业的日子。但臣听说，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容易遇到而难以看见的，是机会。圣人所看重的，是在祸患尚未萌发时便将它消除。如今陛下具备上圣的资质，开创太平的教化；匈奴作为中国的祸患，是上代以来的苦患。今天上天降下灾祸给它，把机会交给陛下，百代的事业，就在此时。臣请以秦汉以来的事迹加以证明。伏愿陛下稍稍留意圣听，寻究省察，天下幸甚。”臣听说秦始皇时，兼并六国，掌控天下，按剑叱咤，八方荒远之地都奔走听命。然而匈奴强横，秦的威势不能使它屈服；它在黄河以北放牧马匹，侵扰边疆。秦始皇大为震怒，派蒙恬率四十万大军北筑长城，并趁势驱逐匈奴，夺取黄河以南七百多里的土地。当时燕、齐以及海岱地区供给粮食费用，徭役困苦，百姓不堪承受，所以长城尚未完工，闾左百姓的戍役已经成为祸患。秦二世继位而亡国，祸患没有不是从经营边疆开始的。到了汉朝兴起，高帝受天命，率群臣借助有利时机，以三十万大军困于白登山，被围七日，幸而才得以脱免。从此经过吕太后直到孝文帝，单于桀骜不驯，越来越凌辱汉家。孝文帝只是用谦逊的言辞进献金帛，求得友好和亲罢了，不敢图谋进取。贾谊之所以痛哭，是痛惜文帝以天子的盛大身份，却卑下地侍奉戎夷，使天下如同倒悬。到景帝时，边境承受了匈奴的祸患。于是汉武帝登上帝位，承继六代的宏大基业，又赶上文帝、景帝玄默无为的教化，天下太平安定，太仓的粮食红腐得不能食用，内府的钱串朽坏得无法清点，财力雄厚，士卒战马精锐强盛。汉武帝因愤恨匈奴的骄慢，想要报答先帝所受的耻辱，于是派王恢、韩安国率四十万大军，以马邑诱骗单于，军队出动徒然耗费，最终没有取得丝毫功劳。于是汉武帝大规模调动六军，专门把攻打戎族作为要务，前后持续二十多年，中国骚动不安，深受其害，以至国用不足，军队兴发后供给不上，租税征收到六畜，计算征用到船车，盗贼群起，京师发生动乱，最终也不能制止。单于的命令，汉朝一时之间也只能臣服；汉朝宗室和国力衰败残破，几乎自己覆灭社稷。因此汉武帝晚年厌恶战争的弊害，便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停止轮台屯田，封丞相为富民侯，准备以此使中国复苏。到了宣帝时期，很少再出兵；适逢匈奴屡遭困穷，上天又降下灾祸，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右贤王屠耆继立，骨肉和大臣彼此不服；又立闾渠单于的儿子为呼韩耶单于，呼韩耶攻杀屠耆。各位名王贵人分别自立为单于，彼此互相攻击，以至发生大乱；被残害而死的人，数以万亿计，牲畜财产耗损十分之八九，人民因饥饿而互相焚烧杀食，以求得食物。于是没有可以寄托性命的地方，各位名王贵人以及左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率领五万人叩头投降。于是北方安宁，不再有战争，直到哀帝、平帝时期，边民都得以安定。臣私下由此观察匈奴的形势，考察上天时运的变化，其盛衰存亡和事机都可以看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这样看来，匈奴不灭，中国就不能安睡，这已经很清楚了。凭汉高祖的勇武、汉武帝的雄才，谋臣勇将众多，声势如雷电，穷兵黩武，倾尽天下力量来对付匈奴，最终却不能使一个王屈服、使一个国家臣服。宣帝承接衰败竭尽之后，抚养创伤未愈的百姓，不敢明白表示出征的意图，然而没有耗费多少军资，却使单于臣服，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盛衰各有时机，治乱自有定数。所以说：圣人修治防备以等待时机，因此匡正天下如同拾取遗失之物。陛下肃敬恭谨，德行感动天地。如今上帝降下匈奴的灾祸，把良好时机留给陛下；若不趁此时顺应天意诛讨、建立大业，使良机一旦错过而敌人重新兴起，那么将成为万代的祸患，后来即使悔恨，也来不及了。古语说：上天给予而不取，反而会受到它的灾殃。如今上天的意旨十分厚重，陛下怎么可以违背它呢？臣近来在同城，接近居延海以西，逼近汉南口；从碛北进入的突厥人，臣没有不逐一加以慰问察看的。近来归化者前后相接，扶老携幼，已经超过数万人；然而他们都创伤累累、瘦弱疲惫，面无人色，因饥饿死在道路上的，也相继不断。先前九姓之中遭遇大旱，至今已经三年，田野全成赤地，很少有生长的草，因此羊马死亡损耗十分之七八。如今来归降的人，都是稍微能够支撑到这里的，才得以渡过大碛。碛路既长，又没有水草，羊马因此更加死亡殆尽；他们无不挖掘野地来吃草根，有的甚至互相吞食以求活命。臣详细、反复询问碛北的事情，他们都异口同声。又有年长者说，自从有九姓以来，从未见过饥饿如此严重。如今同罗、仆固虽然是叛乱首领，但仆固都督早已伏诛，作乱的根源既已自行消灭，其余外部小丑只是侵扰暴虐、自取灭亡，本来没有长远图谋。多猎葛又彼此结仇，人们饱受涂炭，拥护叛逆和顺从朝廷的人各占一半，没有人知道如何安定。回纥各部落又同金州互相残杀，众生没有主人，哀号不止。臣之所以希望陛下建立长远谋略，实行远大计划，彻底平定北方敌人，是因为不必劳烦陛下在指挥之间，事业就可以成功。如此千年以后，边疆没有忧患，中国百姓能够安稳地安枕而卧，难道不在于陛下一次决断吗？况且匈奴成为中国的祸患，并不只在秦汉时期。臣私下想到先帝在位时，卫公李靖不过是中等才德的一位老臣，凭借先帝的威势，采用朝廷制胜的谋略，在颉利可汗全盛之时乘机逐利，大破敌军庭帐，于是擒获其侯王，分裂其郡县，至今将近六十年，使中国安宁，没有斥候报警之忧。这件事载入唐史，流传无穷。直到今天，天下人还称李靖为神。何况陛下承继先帝的功业，登上至尊之位；突厥狂妄悖逆，大乱边疆，而皇天把建立宏大功业的时机留给陛下，陛下又拥有先帝功德中最伟大的事业，还有什么能够超过这件事呢？如果错失这个机会，让时机白白过去，使李靖这个小子独自成就千载之名，臣愚昧地认为陛下不会采取这种做法。臣恭敬地见到上月的敕令，命令在同城权宜设置安北都护府，用来招纳逃亡叛离者，扼住匈奴的咽喉。愚臣伏地庆贺陛下能够在万里之外洞察时机，取得制服匈奴的上策。臣听说隗嚣曾说，汉光武帝能在万里之外看清事变，制服敌人、应对变化，从来没有遗漏。如今陛下超然明察，神鉴远照，实在是所谓圣明的见识，能够洞察无形之事。臣近来任职同城，周遍观察当地地势，又广泛询问熟悉山川的人，没有不把当地情形弄清楚的。东西和北面都是大碛，碛地遍布石齿，水草不生；突厥通常进入的道路，没有超过同城的。如今居延海泽与张掖河相接，中间有数百顷可以营田的土地，水草和畜牧足以供养万人。又有甘州各屯相互交错连接，如犬牙相接，现有储藏的粟麦达数十万，田地因水利灌溉，播种无不有收成，向同城转运军粮十分省力省费。此外，居延河和海中有很多鱼盐，这可以说是强兵用武的地方。陛下如果调选天下精兵，任用有名望的将领，让他担任同城都护，臣愚昧地估计，不用三万人，陛下的宏大事业不出几年就可以坐等成功。臣近来观察国家兴兵，只是遵循通常的旧规，主将没有选好，士卒没有训练，只知道驱赶市井百姓去作战；所以临阵面对敌军，未尝不先自行溃散，终于使敌人乘势得利，轻视国家威势，军队越是出动，事情越是受挫。这大概是国家自己在敌人面前错误谋划。因此，若不是小小的敌寇另有大图谋，臣私下认为陛下今日若不改变谋划，以激励天下忠勇之士，只希望凭今日的军队、今日的将领，指望日后收功，那就困难了。臣激动欢跃至极，实在难以自持。圣历三年，任命诺曷宣为超左豹韬员外大将军，并承袭原来的可汗称号。他的余部到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州投降。宰相张锡与右武卫大将军唐休璟商议，准备把这些人迁徙到秦、陇、丰、灵之间，使他们不能叛离逃走。凉州都督郭元振认为：吐谷浑靠近秦、陇，如果迁去那里，就会同监牧杂居；安置在丰州、灵州，又靠近默啜。即使把他们安置在中原诸州，也不能立即改变其本性。此前王孝杰从河源军迁来耽尔乙句贵，安置在灵州；他叛乱后，便进入牧马场掠夺群马，使州县遭受残破。这就是迁居中土没有益处的明证。过去素和贵叛离我们，对中国没有损失，只不过失去吐谷浑几十个部落罢了，难道能同句贵相比吗？如今归降者并不是被强力征服而来，而是都拔出刀刃、弃离吐蕃前来归附，应该顺着他们的情势制定办法。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的降众，应当就在他们所投奔的地方安置居住，这样他们的心情容易安定。把他们分置在数州，形势自然分散；顺应他们的心情，分散他们的势力，不扰害百姓，可以说是善于夺取戎人之心。每年派遣镇遏使者和宣超兄弟抚慰保护他们，不让彼此侵夺生业，这样根基就稳固了。即使有人叛逃，对中国也没有损害。”诏令说：“可以。”

译武后时期，吐蕃请求和亲，其大将论钦陵请求撤罢四镇军队、分割十姓的土地，于是朝廷派郭元振充任使者，借机窥探敌情。郭元振回来后上奏谋略说：“有利有时会产生祸害，祸害也有时会转为利益。国家所忧虑的，只有吐蕃和默啜。如今他们都来和好归附，这将是对中国极大的利益；但如果谋划不周密，祸害也会随之而来。论钦陵想分割十姓的土地，解除四镇军队，这是局势变化的关键，不能轻视。如果直接阻止他的意图，恐怕边患一定比从前更严重；应当用计策缓和此事，使他求和的希望不断绝，同时又使恶意不能萌发，确实应当审慎取舍。外部的祸患，是十姓、四镇；内部的祸患，是甘州、凉州、瓜州、肃州。关陇屯戍将近三十年，力量和财用已经困竭，假如甘州、凉州有一天发生警报，哪里承受得起广泛征调呢？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先衡量内部情况来抵御外部敌人，不贪图外部利益而损害内部，这样才能保全安定太平。论钦陵认为四镇靠近我国，近来已经害怕我军侵掠，这是吐蕃的关键所在。然而青海的吐谷浑紧邻兰州、鄯州，容易成为我们的祸患，也是国家的关键。如今应该答复论钦陵说：‘四镇原本是为了扼制各蕃奔走会集，分散它们的力量，使它们不能合兵向东侵扰。如今放弃四镇，蕃部的力量就会更加强大，容易发生骚动。如果你能保证以后不再有向东进犯的意图，就应当把吐谷浑各部和青海旧地归还给我们，这样俟斤部落也就归还吐蕃。这样足以堵住论钦陵的口，又不会使和议断绝。况且四镇长久归附我国，它们倚靠国家的心，怎么能同吐蕃相比？如今还不知道利害实情就把它们分裂，恐怕会伤害各国的心意，这不是控制驾驭的办法。’武后听从了他的建议。郭元振又说：“吐蕃长期疲于徭役和戍守，都希望解除和亲关系。只是因为论钦陵想分裂四镇、专擅控制他的国家，所以还没有归顺。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每年派遣和亲使者，而论钦陵总是不接受，那么吐蕃下属一定会怨恨他。即使他想大举兴兵，也确实办不到，这就是离间逐渐形成的开始。”武后认为他的计策正确。唐中宗时期，郭元振任金山大总管。当时乌质勒的部将阙啜忠节与婆葛结怨，彼此侵扰。郭元振上奏请求召阙啜入朝宿卫，诏令答应了。阙啜于是出发，经过略副使周以悌劝说他，并教他重金贿赂宰相，不要入朝。阙啜随即率兵攻打于阗。郭元振知道后上奏谋略说：“国家从前不把吐蕃、十姓、四镇交给别人，也不扰乱边境，大概是因为吐蕃的豪强泥婆罗等属国各自有防备和二心，所以赞普南征时死在敌人朝廷，国内大乱，嫡子和庶子争立，将相争夺权力，彼此剪除屠杀，士卒和牲畜疲惫多病，财力困穷，只是由于人事和天时都不相合，所以向汉朝屈服，并不是真的忘掉十姓和四镇。等到它有了力量，日后一定会争夺。如今忠节忽视国家大计，想给吐蕃作向导，替它取得四镇，恐怕危机就要从这里开始。吐蕃一旦得志，忠节也应当落入贼人掌握，怎么还会重新得到侍奉我们的机会呢？过去吐蕃对我国没有恩惠和力量，却还想争夺十姓、四镇；如今如果帮助它建立功劳、树立恩德，那么请它分取于阗、疏勒，又有什么道理？难道要压制它吗？况且吐蕃国内各蛮族和婆罗门正在互相猜忌阻隔，即使他们请求我国帮助讨伐，又凭什么拒绝呢？” 因此古代贤人不愿意无故借助外域的力量，并不是不想利用它的力量，而是担心日后对方的请求没有止境，反而增加中国的事务。臣愚昧地认为，利用吐蕃的力量，看不出有什么便利。又有人请求召阿史那献，难道不是因为可汗的子孙能够招抚十姓吗？况且斛瑟罗、怀道以及阿史那献的父亲元庆、叔父仆罗、兄长俀子，都是可汗的子孙。过去四镇因为他匐十姓作乱，请求让元庆做可汗，最终也不能招致他们归来，元庆反而死于贼手，四镇陷落。忠节也曾请求让斛瑟罗和怀道做可汗，十姓没有归附，碎叶几乎陷入危险。吐蕃也曾让俀子、仆罗和防布做可汗，同样不能得到十姓，三人还都自行败亡。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他们的子孙没有施恩于下属的才能，平日的恩义已经断绝。哪里只是不能招抚他们，反而还会成为四镇的祸患。册立可汗的子孙，其效果本来已经试验过了。阿史那献又远离他的父兄，人心怎么会立即归附？如果兵力足以取得十姓，就不必一定使用可汗的子孙。又有人请求让郭虔瓘到大汗那搜集兵员、征取马匹。过去郭虔瓘曾与忠节擅自进入大汗那国，臣当时在疏勒，没有听说得到一名甲士、一匹马；而大汗那挟恨侵扰，向南引导吐蕃将领俀子来扰乱四镇。况且郭虔瓘过去到大汗那国时，四面没有援助，仿佛踏入空城，尚且因为带着俀子而遭到败坏，何况现在呢？北面有婆葛，他知道郭虔瓘西进一定会引来援军；大汗那依仗坚城在内部抵抗，突厥又在外部伺机截击，郭虔瓘等人哪里还能像往年那样有安稳容易取胜的侥幸呢？”这份奏疏没有被采纳。玄宗开元三年，突厥默啜被九姓所杀，他的部下大多投降，不久却又陆续叛逃。原州都督王晙上言：“突厥先前因为国内混乱，所以归附塞下，与各部落没有隔阂；即使延颈迎受北方之风，又何曾忘记突厥呢？如今若把他们迁徙安置在河曲，使他们长期在内部窥伺边境的空隙，必然成为祸患。近来他们不接受约束，军队已经多次行动，擅自制造蜂群般的骚扰，关闭关隘，阻断行旅和物资。敌人如果南下放牧，归降的营帐一定会同他们联合响应；内外都有敌人，即使有彭越、韩信、孙武、吴起，也无从建立功业。请在农闲时节，命朔方军大规模陈兵，召见酋长豪帅，把祸福告知他们，用金帛诱导他们，并且说明南方有麋鹿、鱼米的丰饶之处，同时迁徙安置到淮水以西、河南的宽阔乡里供给他们。运送粮食虽然是一时的劳苦，但不到二十年，他们就会逐渐服从华夏；估计可以把他们充作士兵，便都能成为强劲的士卒。议论者如果说归降的敌人不可以安置在南方，那么高丽旧日俘虏曾安置在沙漠以西的城邑旁，编入户籍的夷人居住在青州、徐州以东，为什么唯独归降者不可以迁徙呢？臣又料想议论者一定会说：‘按照旧例安置在河曲，从前已经安定，如今没有什么不同。况且从前颉利败亡，边境安定，所以归降户能够长久安居；如今敌人尚未消灭，这些归降者都同敌人有亲属关系，当然与往年不同。’”

译臣请从三种办法来衡量：把他们全部部落安置在内地，实际得到精锐士兵，杜绝强敌的祸患，这是上策；把他们安置在亭障之下，使蕃人和华人杂居，扩大屯田戍守来防备，估计费用很大、耗费人力，这是下策；把他们安置在朔方边塞，只会滋长祸乱的苗头，这是没有任何防备的办法。否则，等到前方河水结冰，必然会发生变故。奏书还没有得到答复，敌人已经叛乱了。玄宗时期，吐蕃金城公主请求四种经籍。玄宗下诏命秘书省抄写赐给她，正字于休烈上疏说：“吐蕃是国家的寇敌，经籍是国家的典章。戎人产生异心，不能没有防备。过去东平王请求《史记》和诸子之书，汉朝没有给他，因为《史记》中有许多兵谋，诸子书中有各种诡诈的术数。东平王是汉朝的懿亲，尚且不把有关征战的书给他。如今西戎是国家的仇敌，怎么可以把经典送给它？况且吐蕃的性情勇悍果断，善于学习却不知回头。如果通晓《书》，就会懂得战争；深入研习《诗》，就会知道武夫有使用干戈的训诫；深入研习《礼》，就会知道《月令》中有关于废兴兵事的内容；深入研习《春秋》，就会知道用兵诡诈的计谋；深入研习文章，就会知道往来书信和檄文的格式。这同把兵器借给寇敌、把粮食资助盗贼有什么不同？臣听说鲁国执守周礼，齐国便不加兵；吴国得到兵车，楚国屡次奔命。” 这是防止国家危险的办法，足以作为借鉴。公主下嫁异国，本应采用夷狄礼制，却反而请求优良典籍，恐怕不是她本来的意思，大概有奸人从中劝导。如果陛下担心失去她的情意，表示这是不得已，请不要给她。《春秋》记载的时代，正值周王室德行衰微、诸侯强盛，征伐竞相兴起，真情和虚伪从此产生，变化和欺诈从此兴起；其中有臣下召来君主、借取威势而成就霸业之事，这确实是给敌国带来祸患。敌人本来贪婪，重视财货、轻视土地，正可以赐给它锦绣，厚赠金玉，不要满足它所求，以此助长它的智慧和谋略。”皇帝下诏令中书、门下省议论此事，侍中裴光庭说：“吐蕃不懂礼经，孤负背弃国家恩德，如今请求哀怜、叩头求降，既然允许它降附，就逐渐用《诗》《书》陶冶它，用声教感化它，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于休烈只看见真伪和变诈由此产生，却不知道忠信、节义也由此存在。皇帝说：“好。”于是把经籍给了吐蕃。中书令张九龄祝贺奚、契丹同时自行离心分裂，局面将要廓清的奏状说：“右边所述，适才高力士宣示给臣等：张守珪奏报，契丹和奚都自行离心分裂，加上安禄山又杀获贼军数名将领，众人因触及彼此忌讳而猜疑离散；边镇积极用兵，窥伺机会而行动，诛灭剪除指日可待，彻底平定可以期待。这都是天威远临，逃亡的凶丑自取灭亡。臣等不胜庆贺欢跃之至。”皇帝答道：“近来还没有穷尽敌人的巢穴，我又慎重对待用兵；如今果然自行猜疑离散，这是人神共同抛弃他们。通过朝廷宴饮之间折冲樽俎，远方的事情也可以谋划，知道你们所庆贺的了。” 张九龄又祝贺诛杀奚贼可突干的奏状说：“右边所述，高力士宣示张守珪所上逆贼契丹屈烈、可突干等人的首级。这些人罪恶成熟、败亡将至，是上天诱使他们内心反复。他们既已投降又再次叛逆，有义之士憎恶这种反复背恩的贼人，如今已经将其诛除，幽州边障得到廓清，境内外都安静了。估计其余残余之众，永远不会再动摇。陛下任用边将先有选择，圣上谋略独自决断，能够承受并执行成命，建立这样的戎狄战功。而且知道河朔不再有转运粮饷的劳苦，林胡地区将成为赋税之地。臣等有幸身处枢密近臣之列，预先听闻远方功绩，边地奏书到来，喜悦超过平常心情。谨奉奏状陈述祝贺，敬请圣上知悉。”谨此奏报。皇帝答道：“用兵的最高境界，是在朝廷修明政治，在千里之外使敌人退却，这就叫作这样。小股寇敌刚刚投降，又再次反复作乱，边军将其除灭，是国家一贯的刑法。我正要举行籍田礼，如今却献上首级，应当把这些剑铸成农具，知道了。” 张九龄又祝贺击破突厥的奏状说：“右边所述，张守珪上表奏报：突厥四万骑兵于上月二十五日到达能讫离山，契丹涅礼等前后斩杀、俘获突厥数十万人；突厥可汗弃甲逃亡，奚王李归国和平卢军将领等追击败逃之敌，估计不久即可消灭。又听到奏报说，臣等认为突厥刚刚建立，轻率地发动战争，它的威势和兵众，取决于一次行动。况且两蕃同突厥结怨交战不深，边疆局势仍在牵动皇上的谋算。陛下谋划其始终并指授方略，知道突厥举国前来，本来就没有防备，劳师远袭，必然可以一举擒获。于是让蕃骑担任先锋，汉军坚守营垒，坐观成败，让他们自行同蛮夷作战。如今契丹刚刚交战，突厥已经败破，估计它们败逃之后，必然走向灭亡；即使侥幸脱身保全性命，也会丢弃全部部众。北方敌人受到震慑，从此气势衰弱；东方百姓能够保守边疆，永远不再离心叛逆。减免徭役、停止夜间巡逻，从此可以期待。这都是圣德远播、皇威远震，事情没有遗漏的谋划，行动没有失误的计划。臣有幸身处枢密近臣之列，亲自承受圣上的睿智谋略，欢欣雀跃至极，超过平常百倍。谨奉奏状陈贺，敬请圣上知悉。”谨此奏报。皇帝答道：“两蕃归附于我，正好用来抵御边疆。北方敌人猖狂，想要侵袭掠夺吗？” 为什么呢？奔驰冲杀的骑兵，突厥颇为强盛；弓箭射击的功力，契丹号称强劲。突厥虽强，经过长途行军已经疲惫；契丹虽强劲，却在近处突袭而摧破它，形势上自然不能相敌。况且突厥违背天意，朝廷有良好谋算，亭障显示威势，所以合在一起才取得成功。哪里只是朕一人独断值得庆贺和知悉呢？” 张九龄又祝贺东北多次防御获胜的奏状说：“右边所述，今天刘思贤到来，奉宣圣上敕旨，向臣等说明击破贼军的原由；又看到守珪的表奏，详细知道契丹多次防御获胜。臣等认为，圣上武威所到，制胜之举没有失误；上天之威不可抗拒，违背顺理之道的人自然灭亡。突厥仗恃人多、背弃恩德，穷凶极恶地远道袭击；两蕃感念圣德，视死如归。三军奉行国家意旨，服从命令如同手指听从心意。于是使一战便取得胜利，已经听说杀伤敌人无法计算，敌人痛哭奔逃。由此可知主将必死。况且蛮夷相互攻伐，我军就不必劳苦；疆场即使有忧患，我们在道义上又有什么损失呢？由此确知漠北不会得到安宁的信使，而燕地边疆却有巨大的造化。这实在是圣上独断的神妙谋略，事情都有预先安排。万全的谋略，永远安静边疆；轻微讨伐的军队，不劳累中原。凡是百姓，谁不欣喜雀跃？臣等有幸参与枢密近臣之列，喜悦超过平常百倍，实在任受不了庆贺欢悦之至。”皇帝答道：“东归的两蕃没有辜负朝廷养育；北面制服强敌，也让他们知道威势和信义。敌人自行相互攻伐，边疆渐渐得到警戒，屡屡发生败逃。这并不是没有逆顺之理；朕早有预料，所以也常常谋划。如今却把功劳归于朕，难道不是把朕和诸事视为一体了吗？”

译张九龄又祝贺说：“依照圣上的预料，赤山以北没有贼军，以及突厥重要人物死亡的情况。”信安郡王李祎承接王忠副使关于警戒防守的牒文说：“关于赤山有贼的情况：右边先收到前面所说的牒文，九月三日奚人侦察发现贼军无数。此前一日，臣等当面奉受圣上敕旨，料想这一定是安禄山所率领的军队，奚人误以为是贼军，所以有了这份牒文。臣等当时又奏报，突厥举国大举前来，恐怕会有损失；于是离开，私下推测圣上的意思，恐怕其中另有谋略。陛下又说，必定是对方有重要人物死亡，所以立即离去。今天幽州节度判官、监察御史张晓到来说：本月十一日从幽州出发，赤山原本没有贼军，奚人所见的正是安禄山部下的兵马。又说，契丹有蕃落人逃来，说突厥兵马平章事中的第一号人物已经死亡，所以狼狈离去；在路上每天都在衙帐前哭泣。这一切都是圣心远照，仿佛亲眼看见。臣等亲自承受圣上谋算，竟与事实相符，万里之外没有一点差错，不胜惊喜，欢跃至极。仍希望宣付史馆。”皇帝答道：“朕临朝多年，经历的事情很多。上天与人事之间，先有预料而后相合，这也说明贼人的意图可以推测；并不是朕的谋划一定全都应验，只是其中有些事情可以记载。任凭交付史馆。” 张九龄又祝贺突厥小可汗一定受伤而死的奏状说：“右边所述，牛仙童奉敕送来前件契丹方面的情况，命臣等询问详细经过。臣等询问突厥退散的原因，得知其伊吐干被擒后，跟随俘虏队伍五日，趁夜逃回。每天确实看见突厥诸将都在衙帐前哭泣并整理仪容，这实在说明小可汗一定受伤而死。如果不是这样，不会如此。仔细观察伊吐干的情状，他也不敢妄言，因此消息必定不是虚假的，而是上天使突厥败亡。等到他回到本处，本来就应当还会有余祸。北方敌人的破亡，一定从此开始。陛下圣德无远弗届，妖异灾气自然消散，不劳军队，已经清肃朔漠。臣等有幸奉行朝廷谋算，不胜欢欣雀跃，喜庆至极。” 张九龄又祝贺圣上预料突厥必有灭亡征兆、如今征兆已经显现的奏状说：“右边所述，林招隐奉敕向臣等宣示张守珪的话：‘契丹妇女屈将跟随突厥逃出，知道可汗死亡确实是真的。’又说：‘黄头突厥同默啜突厥争论，声言兵马想要交战，惊动了军队和屈将；然而逃来的人经过前后查验，从突厥来的人的说法大多相同，况且这名妇人所说尤其明确可靠。’可汗之死既不是谬传，实在是上天在诛罚他。况且各蕃之中，北部最为桀骜，不用征战便自行走向灭亡，这实在是上天帮助有道之国，坐等就清除妖邪灾气。陛下过去曾作圣明预料，知道突厥一定有灭亡征兆；如今说兵马自行争斗，征兆已经显现，只等听到它败亡。但从接纳投降、停止战争、使亭障安宁和息止兵将来看，一切将从此开始。臣等不胜欣喜庆贺。” 张九龄又祝贺盖嘉运击破贼军的奏状说：“右边所述，高力士奉敕向臣等宣示：王尚客的奏状说，得知盖嘉运到达突厥施店密城，遇到贼军便交战，杀获很多。况且凶党大军如今正在边城，正准备经过春季，图谋成为边患。忽然听说盖嘉运进入其境，又遭到攻破杀伤，他们一定惊慌失措，必然会离散逃散。这都是圣上预先制定谋略，在万里之外遥相符合。王尚客所说，正与此前圣上的谋略相合。臣等不胜庆贺欢跃之至。”皇帝答道：“边地暂时受到警扰，于是谋划处理此事，没有超出意料。况且已有杀伤，即使他们又聚集在边城，也应当知道困难而退却。鼎臣和辅佐之臣共同努力，哪里只是朕一人的功劳？”据说，代宗永泰元年，吐蕃派遣使者请求和好，诏令元载等同吐蕃结盟。皇帝问郭子仪，郭子仪回答说：“吐蕃会利用我国没有防备的时机；如果在我国没有防备时前来，那么国家就无法守住了。”于是派兵戍守奉天。大历八年，元载曾任西州刺史，熟悉河西、陇右的山川形势，便对皇上说：“四镇、北庭既已治理泾州，但那里没有险要可以据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黄河。如今国家西部边境只到潘原，而吐蕃的军队驻扎在摧沙堡。原州处在中间，正当陇山的关口；它以西都是过去的监牧之地，水草肥美。平凉在原州东面，只要耕种这两个县，就能供给军粮；旧营垒还在，吐蕃已经放弃，不再居住。每年夏天，吐蕃在青海放牧，离边塞很远。如果趁这个空隙修筑城垒，二十天就能完工。调京西军队戍守原州，调郭子仪戍守泾州，以此作为根本；分兵把守石门、木峡，逐步开拓陇右，进而到达安西，占据吐蕃腹心，那么朝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元载还绘制了地形图献上。适逢防田神功入朝，皇上问他意见，他回答说：“行军布阵、估量敌情，是老将都感到困难的事，怎么能采用一个书生的话，想让全国都听从他呢？”元载不久获罪，这件事于是搁置了。德宗建中元年，皇帝命令回纥使者突董率领他的部众全部回国；他们携带的辎重非常丰厚。到达振武后，停留了几个月，索求资粮，践踏成熟的果实和庄稼，百姓深受其苦。留后张光晟想杀掉他们，上奏说：“回纥各部正在自相残杀，陛下如果不趁此机会除掉他们，反而放他们回去并给他们财物，这正是所谓借给敌人武器、送给盗贼粮食。请下令杀掉他们。”皇帝没有答应。兴元元年，翰林学士陆贽因吐蕃尚结赞抽调军队返回，撰写贺表说：臣恭承钦溆宣读的圣旨，恰好得到浑瑊的奏报。近来尚结赞屡次派人来传达消息，准备亲自率兵，约定日期一同收复京城；由于春天以来吐蕃军队多有疾病，最近得到侦察报告，说尚结赞等已经抽调军队退回，但不知道距离远近。朕认为，吐蕃士马强盛，又因为和好的道义，主动请求率兵帮助国家讨伐叛贼，朕日夜盼望他们成功；如今突然撤军退回，实在出乎预料。浑瑊、李晟等各军的兵马并不算特别多，如果没有吐蕃军队援助，深怕被叛军冲击。卿试为朕估量一下当前的形势如何。臣天性懦弱昏昧，不熟悉军事机要，只是根据人情推测，偶尔也能有所领会。臣得知这道圣旨，实在非常欣喜庆贺；私下认为吐蕃退兵，正是国家长远的福分。昨天已经托钦溆代为口奏，只恐未能尽述愚见，仍使圣上忧虑，所以谨再陈述，希望解除疑虑。吐蕃这个民族，惯于煽动同类，以侵扰为本心；贪婪而多疑，狡猾而无耻。威慑不能使它服从，安抚也不能使它归心。它虽有时强弱不同，但大体上常常成为边患，阴险诡诈，难以防御，尤其超过其他夷狄。陛下只要拿建中以来的近事作为准则，吐蕃之心难以测知这一点，就完全可以看清了。

译近来朝廷正平定中原，无暇顾及外患；吐蕃趁机请求结盟，朝廷便答应与它和好，加恩降礼，有求必应。然而它的索求越来越多，反复无常；借一些小事为由，屡屡发出烦琐的责难。前后总共经历四年，盟约最终仍未坚固确定；盟碑刚刚立好，又请求改动迁移，种种猜疑和矫诈，在这里都可以看出来。等到叛军惊扰京城，皇帝驾临郊外，尚结赞统率军队驻扎边地，便请求率兵前来救难。陛下以诚心相待，答应了请求，用厚重财物招来他们；他们却逗留观望，最终没有及时进军，既没有发挥讨伐叛贼的作用，反而动摇了将帅的军心。李怀光突然变得猖狂，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此加速了祸乱，逼迫皇帝再次迁驾，移跸汉中。陛下仍希望吐蕃军队平定内乱，对它的依赖更加深厚，屈己迁就的事情也更多；但吐蕃没有表现出归心，丝毫不知道感恩，反而接受朱泚的使者，意在观察局势变化，屡次与各军约定日期，到时却都不赴约，使各路将帅进退两难、忧虑不安。想舍弃它独自进军，又担心它怀恨在心而乘机追击；想等它共同进兵，又苦于它失信拖延。既奸诈又骄横，哪里能指望它成事？它不仅变化难测，而且造成的妨害实在很深。吐蕃如果不退兵，叛贼最终就不能消灭。臣请求再为陛下从根本上说明这个道理，那么人情和事理都清楚明白，可以全部看清了。先前谋划诱引吐蕃军队，本来是使臣失策；陛下急于平定乱局，赞赏吐蕃表示诚意，唯恐错过时机而来不及详细商议，便仓促下达优厚诏书，催促它进军。远近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感到危险惊骇的。将帅认为陛下不信任他们，而且担心吐蕃夺走他们的功劳；士卒害怕陛下不体恤他们过去的劳苦，又害怕吐蕃独占战利品；叛军一党害怕吐蕃取胜，认为自己不死也会全部被吐蕃擒获；百姓害怕吐蕃到来，有财物就必定全被掠夺。因此，愿意顺从王化的人，内心不得不懈怠；陷在叛军境内的人，形势又不得不坚守。这就会使我军懈怠，使叛军势力坚固。吐蕃的心思变化诡诈，也还无法估量。按照这种情况增援兵力，只会招致损失；想依靠这种办法安定国家，反而正好资助叛乱。前些天吐蕃还没有退兵时，臣又私下有一层过分的担忧：外间传闻尚结赞很有谋略，恐怕他暗中蓄谋奸计。假如他趁朝廷流离播迁之际，乘朱泚困窘之时，轻兵侵犯京城近郊；如果他占据空虚的城邑，炫耀兵力、牧放战马，不退也不进，表面上奉事国家，暗中却与凶逆相通；对峙双方都用诱骗胁迫的形势，双方都收受馈赠财物，旁观战争，坐等双方衰败。这样一来，王师不能讨伐叛逆，百姓也不能安居；叛军必然消耗衰亡，我军也会困顿枯竭。京城及其附近地区所有财物都将荡然无存，千里之内变成废墟，即使得到它又有什么用？这就是吐蕃拥有万全的利益，而我们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臣之所以痛心伤神，白天惊惧、晚上警惕，就是担心它的意图会发展到这一步。所幸上天夺去了它的魂魄，神明降下灾祸，使它看不清形势，遭遇灾难而自行退走。这实在是上天悔改降祸、列代圣君降福保佑的应验。扫清妖氛，胜利的庆祝必定不会遥远。为什么知道会这样呢？朱泚的叛乱起于暴虐的士兵，困于征役频繁兴起，趁着宫禁防备空虚，诱导煽动群奸，最终图谋大逆，违抗天命、僭越君位，肆意进攻逼迫。凡是有血性的人，都知道叹息悲痛，何况忠良之士，谁不痛恨愤怒？只有朱泚孤立无援，怎么能长久存在？加上圣德日益更新，改正过错毫不吝惜，颁布革除弊政的诏书，扩大抚恤隐民的仁心。天下百姓全都欣然向善，改变心志、改换观念，厌恶动乱而希望安定。和煦之风已经吹起，昏暗的灾气自然收敛。这个愚蠢狂悖的叛贼，早就应该被消灭。近来正逢李怀光昏乱迷惑，放缓军队行动而养大叛贼；吐蕃又从中干扰，制造事端迷惑人心，所以使义士无从施展，祸乱的根源仍然阻塞。如今李怀光另行保据蒲州、绛州，吐蕃远远避开边界，形势已经分开，腹背没有忧患；浑瑊、李晟等将帅的才力得以施展。并且各军士马不多，军需粮饷也将要耗尽。他们如果不投降叛贼，就必须建立功勋。这些人所受的宠信任用已经很高，所处的尊贵地位也已经达到极点。建立功勋，宠信会增加而地位稳固；投降叛贼，名声受辱而自身危险。何况叛贼凶暴愚蠢，必然灭亡；叛军孤立弱小，剪除扑灭并不困难。谁肯舍弃稳固而走向危险，违背宠信而接受耻辱，放弃即将成功的事业，去投靠臣将要消灭的敌人呢？他们既受利害关系牵制，按道理不会同叛贼同恶；又迫于孤立匮乏的急迫处境，势必难以长久停留。形势和道理共同驱使他们，怎么可能不交战？浑瑊统率戴休颜、韩游瑰，从西北进攻；李晟率领骆元光、尚可孤，从东南进攻。双方同受困患而互相帮助，自然应当合力。只希望陛下谨慎地抚慰接纳他们，以振奋忠勇之心；勤加磨炼激励，以昭示远近的希望。中兴大业，十天半月就可以期待。不应仍然眷恋依赖外兵的援助，以致失去将士的心。臣愚昧，实在承受不住这番恳切之情，冒昧按照自己的心意推测，谨慎地上奏。谨此奏闻。皇上调发吐蕃军队讨伐朱泚，答应把安西、北庭的土地给它。等朱泚被诛杀后，吐蕃来索取土地，皇上想把土地给它。李泌说：“安西、北庭的人性情骁勇强悍，控制着西域五十七国和十姓突厥，又能牵制吐蕃的势力，使它不能集中兵力向东侵犯，怎么能拱手把它们交给吐蕃？况且两镇之人势力孤单、地处遥远，却竭尽忠诚和力量为国家坚守将近二十年，实在值得怜悯。一旦把他们抛弃给戎狄，他们一定深深怨恨中原，将来跟随吐蕃入侵，就像报私仇一样。何况前些时候吐蕃观望不进，暗中两面观望，大肆掠夺后离去，它有什么功劳？”群臣的意见也认为他说得对，皇上于是没有把土地给吐蕃。贞元三年，回纥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请求和亲。皇帝过去的怨恨尚未平息，对宰相李泌说：“和亲的事留待子孙后代谋划，朕不能答应。”李泌说：“陛下难道是因为陕州的事情而怀恨吗？”皇帝说：“是。朕正逢天下多难，未能报仇，暂且不要议论和亲。”李泌说：“羞辱少华等人的正是牟羽可汗。他知道陛下即位后一定会报怨，于是谋划先来苦害边境。但军队还没有出发，就被现任可汗杀掉了。现任可汗刚刚即位，派使者来报信，说头发已经垂下，未剪发，等待天子的命令；可是张光晟杀了突董等人。虽然把使者拘留了，但最终还是完整地送他们回去，这样就算无罪了。”皇帝说：“你说的有道理，只是朕不能辜负少华等人，怎么办？”李泌说：“臣认为不是陛下辜负少华，而是少华辜负陛下。况且北部君长亲自赴难时，陛下还在藩国，年纪尚未长成，却轻率地渡过黄河进入他的营帐，这正是冒犯‘屋檐将倾，不要站在下面’的警戒。替少华等人考虑，本应先确定防备、显示礼仪，臣尚且为此担忧，陛下怎么能孤身前往呢？臣过去任先帝的行军司马，叶护防来时，先帝只让他在府中赴宴；等到商议征讨的事，却不召见他。叶护防邀请臣到营中，先帝不许，派友好的人对他说：‘主人应当慰劳客人，怎么能反过来让客人慰劳主人呢？’

译向东收复京师时，约定说：‘土地和人口归我，玉帛和女子给回纥。’战胜后，叶护防想大肆掠夺，代宗下马向他拜谢，回纥才向东进军洛阳。臣至今还悔恨元帅在马前向叶护防下拜，认为这是左右臣下的过错。但先帝说：‘王仁孝足以办成朕的事情。’并下诏慰问勉励；叶护防原来是牟羽可汗的叔父。牟羽前来时，陛下因为是太子而没有在帐下向他下拜，而可汗也不敢对陛下稍有失礼，这样陛下从未屈身。先帝向叶护防下拜，换来了整个京城；陛下却不向可汗下拜，正是向敌人伸张威势，又有什么可遗憾的？然而，衡量香积寺和陕州的事情，究竟应当以屈己为是，还是以伸张威势为是？假如少华等人因为陛下见可汗时闭城五日而拒绝开门，却仍与陛下饮宴，天下难道不会寒心吗？幸而上天助长威神，使他的心顺服；牟羽没有把貂裘捧给陛下，反而呵斥左右催促准备马匹，亲自送陛下出营，这就是少华等人辜负陛下。假如牟羽确实有罪，那么现任可汗已经杀了他；如今即位的是牟羽的堂兄，反而是有功之人，难道能忘记这件事吗？况且回纥可汗在国门刻石立誓说：‘唐朝使者到来，应当让他知道我国前后的功劳。’如今听说请求和亲，必定全族向南遥望；陛下如果不答复，他们的怨恨一定会加深。” 皇上对李晟、马燧说：“朕一向怨恨回纥，如今听了李泌的话，自己觉得理由不充分了，卿等认为如何？”二人都回答：“确实如李泌所说。”李泌说：“臣认为回纥不值得怨恨，过去的宰相才值得怨恨。回纥两次收复京城，如今的可汗又杀了牟羽，还有什么罪过？吐蕃趁国家遭灾，侵占河陇数千里土地，又进入京城，使先帝在陕州避难。这才是百代都必须报复的仇恨，值得怨恨。”皇上说：“我们彼此结怨已经很久，如今去同它讲和，难道不会再次被它拒绝，成为异域人的笑柄吗？”李泌回答：“臣请求用书信同它约定：作为臣子往来的使者不得超过二百人，进献的马不得超过一千匹，也不得携带中原人和胡商出塞。这五件事都能遵守约定，主上就应当答应和亲。这样既能以威势加于北方荒远之地，又能使吐蕃在旁边畏惧，足以畅快陛下一向的心愿。”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回纥可汗派使者入朝奉表，皇上非常高兴，对李泌说：“回纥为什么这样畏惧卿呢？”李泌回答：“这是陛下的威灵，臣有什么力量呢？”皇上又问招抚云南、大食、天竺的计策，李泌回答：“回纥和好以后，吐蕃就不敢轻易侵犯边塞了。云南苦于吐蕃的赋税和劳役，没有一天不想重新做唐朝的臣民。大食在西域最为强盛，同天竺都仰慕中国，世代与吐蕃为敌，所以臣知道它们可以招抚。”于是皇上派回纥使者回去，答应把公主嫁给回纥。贞元三年，吐蕃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向马燧求和，马燧相信了它的话，替它向朝廷请求。李晟对皇上说：“吐蕃没有信用，不如进攻它。”韩滉说：“如今两河没有忧患，如果修筑原州、鄯州、洮州、渭州的城池，让李晟和刘玄佐等人守卫，就可以收复河湟二十多个州。”皇上想听从他的建议，恰逢韩滉去世；张延赏与李晟有嫌隙，多次说和亲有利。皇上又一向怨恨回纥，想联合吐蕃攻打它，于是听从了马燧、张延赏的计策。贞元三年，浑瑊与吐蕃在平凉结盟，吐蕃劫持并破坏了盟约。当初浑瑊从长安出发时，李晟郑重告诫他，盟会地点的防备不可不严。张延赏对皇上说：“李晟不希望和好成功，所以告诫浑瑊要严密防备。我们如果显出怀疑他们的样子，他们也会怀疑我们，盟约怎么能成功？”皇上于是召见浑瑊，严厉告诫他要以诚心对待敌人，不要猜疑。浑瑊上奏说：“吐蕃决定在辛未日结盟。”张延赏召集百官，拿诏书给他们看，说：“李太尉认为和好一定不能成功，如今结盟日期已经确定了。”李晟听说后哭着说：“我生长在西部边疆，完全熟悉边境情况；之所以上奏议论，只是耻于朝廷被吐蕃欺侮罢了。”皇上起初命令骆元光、潘原、韩游瑰驻扎洛口，作为浑瑊的援军。这天皇上临朝视事，对各位宰相说：“今天与戎族和好、停止战争，这是国家的福分。”柳浑说：“吐蕃处在遥远的异域，不是靠盟誓就能决定其心。今天这件事，臣私下很担忧。”李晟说：“确实如柳浑所说。”皇上变了脸色说：“柳浑只是书生，不懂边防计策，难道大臣也说这种话吗？”众人都叩头谢罪。当晚，韩游瑰上表说：“敌人已经破坏盟约，军队逼近邻近的城镇。” 皇上大为震惊，对浑瑊说：“卿是书生，竟然能如此准确地估量敌情吗？”宪宗时期，回纥使者再次入朝，皇帝派伊难珠再次请求婚姻，尚未答复。回纥可汗率三千骑兵到达鸊鹈泉，于是振武出兵驻扎黑山，修治天德城，防备敌人。礼部尚书李绛上奏说：“回鹘强盛，北部边疆空虚，一旦发生战事，弱兵不能抵抗强敌，孤城也无法守住。假如陛下考虑到这一点，增加甲兵，整修城垒，作为中原长久的防备，这是百姓的大幸。臣观察今天的处置，还没有抓住要领。边疆忧患有五点，请让我逐一说明：北方狄人贪婪掠夺，只看重利益。近来他们进献马匹来求取价值，两年没有再来，难道是厌弃绢帛财利吗？恐怕是想等风高马肥时肆意侵犯，所以朝廷对外要抵御、对内要防备，必然烦扰朝廷，这是第一忧。兵力尚未完备，侦察尚不明晰，武器铠甲尚未齐备，城池尚未坚固；修整天德，敌人一定怀疑那里空虚；修筑西城，则沙漠道路没有依托，这是第二忧。城池据守要害，攻守险易，应当同边将谋划，如今却在黄河边塞之外规划，在朝廷之上裁定；敌人突然侵犯边塞时，应对失去便利，这是第三忧。自从修好以来，山川险要、兵力戍守的虚实，敌人全都知道。敌人掠夺各州，调发兵力要在十天半月以后；等王师到达，敌人已经带着掠物返回，而如果长期留守服役，负担又会扩大，这是第四忧。

译西北两个边疆一向互相攻伐，所以边境没有忧患。如今回鹘不再买马，如果又同吐蕃结盟、解除仇怨，那么将帅就会闭城畏战，边民只能拱手受害。这是第五项忧患。又淮西的吴少阳将死，可以乘其变故。各道征发兵力，劳役将增加到原来的十倍。臣认为应当答应回鹘和亲，使它遵守蕃国礼制，这就是三项利益：和亲后烽火不惊，可以修治城墙，扩充军队以积蓄力量，积存粮食以巩固军队，这是第一项；既然没有北顾之忧，就可以向南经营淮西，向即将灭亡的叛贼施加命令，这是第二项；北方部族倚仗我国是亲家，那么西部戎族的怨恨就会更加深重，内部也不能安宁；国家可以安然享受北部安定，抢掠长期停止，这是第三项。如今舍弃三项利益而招致五项忧患，实在不是好计。有人说：‘和亲费用太多。’臣认为并不是这样。天下赋税中，三分之一用于边事；如今东南的大县每年赋税二十万缗，拿一个县的赋税作和亲费用，难道不是损失少而获得大吗？如今如果吝惜和亲费用而不答应，假如王师北征，没有三万骑兵、五千步兵，就不能抵御并追击敌人；又假如要保全十成胜算，一年就停止其粮饷供应和各种供给，难道费用只相当于一个县的赋税吗？”皇帝没有听从。元和三年，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畏惧皇上的英明威势，替儿子季友请求娶公主。皇上把普宁公主嫁给他。李绛劝谏说：“于頔是异族，季友是庶出，不足以让帝女受辱。”皇上说：“这不是卿所能知道的。”于頔非常高兴，皇上于是派人暗示他入朝。于頔便奉诏入朝。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请求议和，约定放松军事戒备，但大酋悉怛谋却准备率维州归入剑南。于是李德裕上奏说：“韦皋经营西山，到死都遗憾未能取得维州。如今如果利用三千生羌烧毁十三座桥，攻打敌军空虚之处，就可以实现愿望。”皇帝让群臣广泛议论，请大家像李德裕建议的那样防守。僧孺坚持认为不可，说：“吐蕃土地绵延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会损害它的强盛。如今修好的使者还没有到达，却突然背弃前言；况且中原抵御戎狄，守信是第一要务，迎战只能居其次。他们如果前来责问：‘为什么失信？’在蔚茹川上放牧马匹，在平▯坂陈列一万骑兵，带着怒气直言进逼，不出三天就能到咸阳桥。这时即使在西南数千里之外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用呢？白白丢弃诚信，有害而无利，这种事连普通人都不会做，何况天子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下诏将维州城和悉怛谋等人送还吐蕃。吐蕃在边境上把他们杀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唐武宗会昌年间，当时回鹘先被黠戛斯打败，乌介可汗挟持公主驻扎在边塞之下，部族严重饥荒，只得把老弱等弱口和贵重器物拿到边地换粮。退浑、党项贪图劫掠，于是天德军使田牟上奏说，回纥叛将嗢没斯等正在侵逼边塞，希望率领部落军队攻打他们。议论者请求批准他的奏请，李德裕说：“将死的鸟落入怀中，尚且应该救活，何况回纥过去多次为国家建立大功，如今被邻国打败，困窘来归，又没有立即扰乱边境，却突然讨伐它，这不符合汉宣帝对待呼韩邪单于的道义。不如给它粮食，以等待形势变化。”陈夷行说：“资助盗贼粮食，不是良策，不如趁机攻击。”李德裕说：“沙陀、退浑不可依靠。这些人见到利益就前进，遇到敌人就逃跑，这是他们的常态，谁肯真正为国家效力呢？天德军一向 कमजोर，凭一座城对抗强敌，没有不失败的。请下诏命田牟不要听从各戎族的计策。”皇帝于是借给回鹘粮食三万斛，后来嗢没斯杀死赤心投降，赤心的军队溃散离去。于是回纥势力穷困，多次请求羊马，想借兵恢复故地，又希望借天德城安置公主，皇帝不答应。回纥便进逼振武、保大栅、杷头峰，掠夺朔川，转战云州；刺史张献节闭城固守，不出城迎战。回纥于是大肆劫掠党项、退浑，两部都据险自守，不敢抵抗。皇帝更加明白先前不准田牟使用这两部军队的效果，于是又询问应对的计策。李德裕说：“杷头峰以北全是大沙漠，适合骑兵作战，不能用步兵抵挡。如今乌介可汗所依仗的，只有公主一人；应派健将出奇制胜，把公主夺回来。王师迅速进攻，他们必定逃走。如今勇锐将领没有谁能超过石雄，请让藩浑的精兵和汉兵衔枚夜袭，势必能够成功。”皇帝立即把这一方略交给刘沔，命石雄在杀狐山邀击可汗，击败了他，迎回公主。回纥于是败亡，石雄进位司徒。黠戛斯派使者来，又说要攻取安西、北庭。皇帝想向黠戛斯索取这两地，李德裕说：“不可以。安西距离京师七千里，北庭五千里。从前由河西、陇右抵达玉门关，沿途都是我国的郡县，常常驻有军队，所以紧急时能够调发兵力。自从河陇地区陷入吐蕃之后，道路就要经过回纥。如今回纥已经灭亡，还不知道黠戛斯是否真的占有那些地方。即使安西可以取得，重新设置都护府，派一万人前去戍守，又从哪里征发兵力？通过什么道路运输粮饷？天德、振武距离京师较近，供给兵力尚且苦于不足，何况七千里之外的安西呢？” 臣认为，即使取得这些地方，也没有用处。从前汉代魏相请求撤销田车师，贾捐之请求放弃珠崖，近代狄仁杰也请求放弃四镇和安东，他们都不愿贪图外部土地而耗损内部力量。这三位大臣，在国家全盛之时尚且想割弃土地来使中原富足，何况是久已失陷、又极其遥远的地方呢？这样做是拿实际的费用去换取虚浮的事情，灭掉一个回纥，却又重新养成一个回纥。”皇帝于是停止了这一打算。李德裕又请求派使者查访太和公主的情况，上奏说：“臣等谨按：唐宪宗元和年间，回鹘多次请求和亲，宪宗没有答应。到长庆初年，穆宗认为北方强敌已经代替回鹘与唐朝结为姻亲，国家没有忧患，边境安宁，百姓因此蒙受福泽，所以割舍亲情，将公主下嫁，以表示怀柔之意。如今回鹘国已经破亡，公主又不知道在哪里；如果不派使者查访，慰问她所处的艰危境况，回鹘方面一定会认为国家把公主送到北方，并不是出于爱惜，便会产生轻视之意，永远不会有敬重之心。这不仅深深伤害公主的感情，实际上也对不起公主。臣等商议，希望命苗稹带一二十名轻骑，携带诏书先到嗢没斯那里，让嗢没斯转派人员把使者送入回鹘，直到找到公主所在之处。如果嗢没斯立即接受朝廷诏命，正好可以表明恭顺之心；如果推辞拒绝这次行动，也足以显露背叛的迹象。通过这一侦察，回鹘方面的真实情况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了。恭请圣上裁决，特赐省察。”

译李德裕又论述田牟请求准许党项报仇、恢复对回鹘嗢没斯部落的攻击一事，上奏说：“臣等虽然不熟悉兵法，也不了解边疆事务，但衡量事物的道理和实际情形，还是可以看清楚的。恭请圣上慈悲，特赐详览。近来陛下常常担心回鹘国内已经离散，但这还不是实际情况。如今根据我阿泥、伊难珠合等人的书信，说那里已经没有活路，这才是真正的耗损。又据回鹘人安孝顺说，赤心宰相询问汉地情况，想知道回鹘过得好不好，可见他们依靠大国的意愿十分恳切。如今如果准许田牟迎合党项贪图利益的心思，不自量力地侵犯这个必死之国，断绝它归附的诚意，不仅事情本身会损耗甲兵，也会大大损害恩德和信用；如果不能成功，就会永远成为边患，令四夷取笑。何况将死的鸟落入怀中，尚且应当怜悯；远方之人仰慕仁义，从来没有侵犯边境，自六月到现在，未曾捕捉烽戍人员一人，未曾夺取党项一物，而是披露诚意归附边塞，向宫阙哀鸣。昨天他们所献的表章，言辞恳切、意态恭顺，若弃置不接受，却先致力于诛灭，这是不可取的第一点。如果回鹘国内没有祸乱，部落都安定，嗢没斯以叛逆身份前来，就应当拒绝他。如今可汗已经失去国家，牙帐也没有了，带着伤残部众寄命于他处；嗢没斯等人迫于饥困，都只想求得生存。” 田牟坚持说他们背叛国家、流亡在外，把他们全都说成是去年作恶的党徒，似乎要替德彝洗雪冤屈、替党项报仇；考察他的用心，实在不是从国家大局出发，这是不可取的第二点。汉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发生大乱，议论者多说：“匈奴为害已久，可以趁它败乱之时出兵消灭它。”萧望之回答说：“应当派使者前去吊问，救助他们的灾患。”四夷听说后，都认为中原仁义。后来南单于果然自行称臣归服，边境六十年没有发生事情。如今即使不能扶助他们的危弱，难道可以因此幸灾乐祸吗？这是不可取的第三点。臣希望暂且下诏太原、振武，在边境上整编骑兵，严加戒备，防止他们侵扰突袭；等到他们侵犯国家城镇之后，再用武力驱逐。如果只是党项、退浑稍有劫掠，就任由各部落彼此仇杀，也不可以用甲兵帮助他们，始终使国家的大信用不改变，使怀柔政策得到适当施行。他们虽然是蛮夷，也一定会感恩。等张贾使者回来，就足以了解真实情况；仍希望下诏田牟不得擅自设计，妄想邀取奇功，同时下诏仲武不得接受将吏迷惑性的言辞，为国家制造事端。如果圣上允许，恭请交付翰林院，按照这个意思办理。又说：近来只等张贾使者回来，如今他已经到达数日，必须尽快派遣。” 由于回鹘已经进入边界，人数多少还无法测知，天德军兵力又少，因此必须致力于怀柔。臣谨按，自古以来抵御戎狄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厚加抚慰，二是用武力驱逐；其中的利害十分明显，前代都有明确的成效。汉宣帝厚待抚慰呼韩邪单于，代代享受其利益，边境六十年没有战事；汉武帝用武力制服匈奴，天下疲惫，百姓减少了一半。如今嗢没斯如果得不到稍微优厚的恩意，使他完全心悦诚服，就势必要用武力驱逐；臣恐怕这样必将永远成为边患。即使要把他的部众打得残破、屈服，也并不困难，但仍须先施加恩惠，不使他们产生疑心和二心。古人说：“想要取得它，必先暂且给与它”，正是说的这个道理。臣等商议，即使不给粮食，只把朝廷赐予的物品交给他们，也恐怕不能太少。如果仅限于赐给特勒、宰相的物品，实在担心还未能顺利派遣使者，必须稍微优厚一些。这样对于朝廷并没有多少费用损耗，却可以保全朝廷内外众人的心愿，希望就这样办理。恭请圣上慈悲，特赐察纳。” 黠戛斯阿热派遣使者，走了三年才到京师。武宗非常高兴，把他的位次排在渤海使者之上，认为他们身处偏远困苦之地却能修行职贡，于是命太仆卿赵蕃持节前往慰问其国。皇帝又下诏让宰相立即在鸿胪寺接见使者，让译官考察当地的山川和国情。李德裕上奏说：“贞观年间，远方各国都来朝见，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仿照《周史》史臣，将四夷朝见之事汇集为《王会篇》。如今黠戛斯大大通好于中国，应该绘制《王会图》，用来昭示后世。”皇帝下诏把鸿胪寺所得的图画绘制成图册。太和三年，李德裕说：“维州占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处在戎狄境内平川的要冲，是汉地进兵的道路。当初河陇全部陷没，只有维州独自保存。吐蕃暗中把妇人嫁给维州守门人的儿子，经过二十年，后来两个男孩长大，偷偷打开城门，引吐蕃军队在夜间进入，于是维州被吐蕃占领，号称无忧城。从此吐蕃能够集中力量经营西部边疆，侵凌京畿附近地区。韦皋想经营河湟地区，必须以这座城作为起点，急攻了数年，最终也不能攻克。臣到西蜀后，使军队空壁而归，南蛮受到震慑，山西八国都愿意归附朝廷，可以减省八处镇兵，坐收千里旧地。况且维州投降前一年，吐蕃还在围攻鲁州，哪里会顾念盟约？当时不赞同臣的人，都望风诋毁臣。后来皇帝下诏把悉怛谋等人送回吐蕃，让吐蕃自行杀戮。臣多次上表陈述，请求圣上垂怜宽免，皇帝的答诏却严厉急切，最终命令将领和官吏把他们押回；他们面对臣时无不流泪。吐蕃将帅竟把此人在边境上杀死，断绝了忠诚归附的道路，满足了凶暴残虐的心愿。臣请求追念并奖慰忠魂，各自加以褒奖和赠官。”皇帝下诏追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唐宣宗时，▯阳判官李义山替节度使王茂元上奏关于吐蕃请求在凤翔互换马匹的事宜：“臣得到有关部门的文书报告，说吐蕃请求在凤翔互换马匹。臣认为，吐蕃人多时就顽劣强悍，一心只想奔驰突击，不思考顺服，只是肆意施展奸诈欺骗。国家一向致力于怀柔，对他们极力抚慰防御，对这些不守义理的人施以厚恩，在本朝选择使者接待他们，容纳供养十分优厚，赏赐也并不微薄。从前魏国酬答倭国，不过是铜镜和青绀色文绮；汉朝赠送匈奴单于，也不过是犀毗带和有花纹的夹衣，却只凭一名使者，施加万里之外的恩惠。哪里像陛下这样从朝廷官员中选派使者，还从宗室中选择人选？他们竟敢拖延多日，留滞达一年之久，已经很久调转车驾回去了，现在又请求互换马匹；考察他们的诡诈行为，实在难以保证事情明确无误。深思其中的机宜，此事不可以答应。臣又听到吐蕃来人说，他们的首领向来年老，又兼有心病，不体恤部众，连续诛杀旧臣，征发差役没有定时，连年遭受凶灾和饥荒，因此违背盟约，又导致使者逗留。如今恐怕事情有许多端由，可能是下属欺瞒圣德，从旁损害朝廷谋略，反复变化，实在难以查明，善恶也尚未确定。臣私下估计君奕应当会有表章，恭请再命群臣商议，暂且下令在边界上停止此事。如果必须保存对远方的驾驭之道，想显示特别恩典，只须说吐蕃使者往来没有定时，边将奏报论列十分急切；这样既不妨碍国家体面，也不阻塞戎狄的心意。”

译臣自从受命统领军队以来，急忙越过星琯，修整装备器械，积蓄粮食储备，又时时巡访山川原野，查寻道路隧道；每逢要冲之处，必定设置防御，增修旧城，开挖疏浚新壕，遍布拒马鹿角，不容易被敌人攻破。木柹、鱼膏也从未白白耗用。虽然正值草木凋零的季节，却可以避免遭受侵扰；揣度吐蕃方面的情势，他们还不能煽动众人。如果他们立即侵犯亭障，自行制造战乱，臣还可以率领并激励本军，独自抵挡一面。何况邻近各条道路全是强兵驻守，臣怎敢忘记赵充国的请求，行事又岂会顾虑张宗的推辞和责难。恭请圣上鉴察臣坚如铁石的忠心，采纳臣草野浅见，使他们畏惧圣上的威灵，挫败并平定奸邪叛乱。臣不胜愤激、恳切而急迫之至。” 唐懿宗即位后，南诏国王丰祐去世，其子酋龙继位，擅自僭越称号，并派兵防守播州。咸通二年，同平章事杜悰上奏说：“南诏强盛，西川兵力和粮食都很少，不可以轻易同它断绝关系。况且应当派使者前去吊祭，告诉他们新王的名号触犯了朝廷的庙讳，所以暂时不能举行册命，等他改名并谢恩之后，再派使者前往。” 唐僖宗时，南诏酋龙去世，他的儿子法继位，请求和亲。吏部侍郎崔澹等人上奏认为不可答应。高骈弹劾崔澹阻挠议论。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奏说：“蛮人怀有悖乱之心，不懂礼义，怎么可以让低贱的属民尊尚贵主，从而丧失国家的大体呢？”崔澹等人的意见可以采用，臣请求招募义勇，征发军队，实行十户一保，每保出兵，愿意征发山东精锐士兵六千人戍守各州。这样经过五年，蛮人就可以成为奴隶。过了很久，皇帝亲手写诏书询问崔安潜关于和亲的事情。崔安潜回答说：“云南的姚州，譬如中原的一个县，中国从那里能得到什么，却要派遣重要使者并加以丰厚礼物？他们还会妄自认为朝廷畏惧怯弱、没有能力作为。假如发生其他变故，陛下将用什么来对付他们？况且天子宗室的近亲，不可以屈身于小小蛮夷。我近来移书给他们，没有说舅甥关系，这是为了贬斥他们僭越的称号。如果蛮人使者不再前来，就应当派遣间谍窥伺他们的空隙，这样可以实现我们的愿望。”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扣押契丹使者，上表说：“吐谷浑、两个突厥部落、浑契苾、沙陀各自率领部众归附，党项等部也送来契丹的公文，说受到契丹凌辱暴虐，愿意自行准备十万兵众，与晋朝共同进攻契丹。”陛下多次下诏命臣侍奉契丹，不要自行挑起事端，但天道和人心的趋势，实在难以违抗。大意是斥责晋主以父事契丹，竭尽中原的财力来讨好永不满足的敌人。他又写信送给朝廷贵族说：“我已经整顿军队，必定要同契丹决战。”晋主为此忧虑。当时邺都留守刘知远正在大梁，泰宁节度使桑维翰秘密上疏说：“陛下免除晋阳之难而拥有天下，全靠契丹的功劳，不可以辜负它。如今安重荣仗恃勇力、轻视敌人，吐浑借此机会报仇，都不是国家的利益，不能听从。臣观察契丹的士兵和战马精锐强健，战则能胜，攻则能取；他们的君主智慧勇武超过常人，臣下上下和睦，牛马繁殖兴旺，国家没有天灾，这还不是可以与之为敌的时候。况且中原刚刚战败，士气衰落沮丧，又已经断绝和亲，那么就应当派兵守卫边塞；兵力少了不能抵御敌寇，兵力多了粮饷运输又无法接续。我们出兵，他们就退回；我们退兵，他们就前来。我恐怕禁卫军士会疲于奔命，镇州、定州一带将不再有遗民。” 如今天下大体安定，百姓困苦疲敝，安静地守成尚且担心不能成功，怎么可以轻率妄动呢？契丹与国家之间的恩义并不浅薄，信约誓言也十分明确；他们没有露出破绽，我们却自行挑起争端，即使能够战胜他们，后患也会更加严重；万一不能取胜，大事就完了。议论者把每年输送缯帛说成是损耗，把有所谦卑退让说成是屈辱，却完全不知道战争连续、祸患纠缠，财力将要耗尽，还有什么损耗比这更严重呢？武将和功臣过分要求姑息退让，还有什么屈辱比这更大呢？臣希望陛下训导农民、操练战事，蓄养军队、休养百姓，等到国家没有内部忧患、百姓有余力之后，再观察敌人的破绽而行动；这样一行动就一定会有所成就。又邺都富庶强盛，是国家的藩篱屏障。如今主帅前往京城，军府没有人主持，恳请陛下稍微前往巡幸，以杜绝奸谋。”晋主对使者说：“朕近来一直烦闷，不能决断；今天看了你的奏章，好像从醉梦中醒来一样。”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四裔 宋太祖时，赵普上奏《御戎策》说：“抵御戎狄的方法，有三种策略。前代圣人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修缮城墙营垒，凭借险要地势，训练军队、聚集粮食，分兵屯驻在边塞之下；敌人来就做好防备，敌人离去就不要追赶，这是防御的上策。停止兵革，收藏弓箭，使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下降王姬的身份与他们通婚以联结友好，输送国家财货来结交他们的心意；虽然使万乘之尊暂受屈抑，却可以暂时停止三边的戍守，这是防御的中策。训练军队，选拔将领，修筑长垒并深入敌境，手持兵器肆意交战，在一时之间决出胜负，这是防御的下策。国家自从戎马在郊外兴起，边防遭受敌人侵袭以来，战争连续、祸患纠缠，至今已经多年。邯郸有遭受蹂躏践踏的忧患，上谷失去了藩篱屏障的坚固；运输柴草和粮食，千里之内骚动不安，壮丁死在转运途中，鲜血涂满原野。还依赖圣明君主早起晚睡、辛勤操劳，广泛运筹皇帝的谋略。自今年夏天以来，各方局势稍稍安定，粮食已经能够供给城邑，局面大体安稳。然而北方人的心思变化诡诈，难以测度；或许担心朔风高起，边塞的草木全部枯萎，他们乘着大漠严寒，奉拥穹庐中的那些丑类，向南进军燕、赵，再次肆意凌辱，那么成败存亡就无法估量了。何况河朔地区困苦危急正深，城邑村落成为废墟，百姓流离离散；如果将来发生战争，又重蹈覆辙，那么赵州、真定谁能守得住呢？” 人心一旦动摇，天下的事情就完了。国家一向失去了蓟北关塞的险要，也没有可以控制和防守的地方，这是上策无法实行。军队停驻在野外，同匈奴辗转交战，已经疲劳困苦到了极点，而胜负还没有分晓，这是下策也不值得依靠。仔细观察天下的形势，忧患还没有停止，只有同他们讲和，或许可以化解纷争。如今山东各诸侯近来没有交战，听说匈奴已经停兵退去，在北庭正应当利用这个时机实行和亲的方略。屈伸变化，随着大道的盛衰而调整，转危为安，是圣人的职责。将要裁成辅理天下，难道能拘泥于一方吗？从前高祖以平民身份奋起，起兵于丰沛，诛灭暴楚，消灭强秦，不过五七年，便平定天下；他的雄图大略，自轩辕、昊天以来，还没有可以相比的。以天子的尊贵地位，只有鲁元公主一个女儿，等到出兵北方荒野，在白登受困，于是听从游说之士的话，采用了和亲的策略。到了文帝、景帝承继先人的事业，开创太平的基础，道义兴盛施行，万民都喜悦，天下田赋三十税一；太仓的粮食红腐得不能食用，内府的钱串朽烂得无法计数。周亚夫、贾谊都是谋划军政的将帅之臣，三十年间，天下停止用刑，崇高伟大的功业同三代相提并论。等到烽火照耀甘泉宫、军队驻扎细柳，宗室的女儿还要出嫁给单于。以高祖的雄才、文帝和景帝的淳厚教化，难道是力量不足吗？还是恩德没有达到呢？然而同他们讲和，只是把外族看作无足轻重罢了，哪里肯耗尽中国的力量，去对付没有实际用处的敌人，损害德义，而同外族争论前代帝王对待外族的方式呢？不过是羁縻他们而已，难道还要从中求取功业吗？考察典章制度留下的文字，审慎谋划安危大计，向边方降低姿态，只有圣人能够做到。结交和好、平息忧患，正是在今天。如果上天悔改降祸，邻近的敌人依循仁德，奉行两国的友好盟约，平息边夷的烽火，这实在是祖宗的福分。盛衰的道理，关键就在其中；圣贤凭借它来成就事业。从前隋朝末年动荡，唐室勃然而兴，高祖兼并天下，开始登上天子之位，英、卫、房、杜成为辅佐开国的勋臣，但颉利可汗突然侵犯京城。太宗亲自屈驾前往，以敦厚从前的友好关系，又广泛输送财物，以满足他的贪心。岁月不断变更，颉利逐渐衰弱。李靖率领数万军队，擒获并消灭了他。这是王者暂时防备羞辱、等待时机消灭强敌的明显成效。如今契丹的宠臣专擅朝政，牝鸡司晨，单于幽暗孱弱，权力转移到母后手中，治理能力远不如强盛时期，所处地势又有嫌疑；虽然虎兕般的部众很多，但进攻夺取的形势已经显露。何况【原文“防天泯夏”疑有讹误】极其邪恶凶残。按人事推断，周年尚未结束，冒顿的谋略一定已经在戎帐中兴起了。国家暂时委屈自己，以渡过艰难困顿，等到他们发生混乱、衰败灭亡，时间还会很远吗？如果契丹倚仗部落，张扬凶暴，违逆天意、悖反常理，不接受安抚怀柔，那么圣人委屈自己、救济万物的诚意，已经昭彰于天下了。这样岂不只会回转上天的眷顾和命运，也会激发将士的战斗之心？曲直确实在我方，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利害已经显现，应当赐予审察。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左拾遗张齐贤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统一，朝廷内外没有事情，使陛下忧虑的，难道不是因为河东刚刚平定，驻军还很多，幽蓟尚未攻下，运输劳苦，并且以百姓为念吗？臣反复估量，这些都不足以忧虑。自河东刚刚投降时，臣便暂代知忻州，捕获契丹负责输送粮米的专职人员，他们都是从山后转运粮食来支援河东的。依臣推测，契丹如果能够自行准备军粮，那么对于太原不会不尽力，但最终成为我方所有，大概是因为力量不足。河东刚平定，人心还未稳固，岚州、宪州、忻州、代州还没有军寨；敌人入侵，田地的收成便立即丧失，边境受到侵扰，守备也令人担忧；所以他们反而保守疆界、苟且求生，畏惧威势而自守。等到国家守住要害，增筑壁垒，左边控制、右边扼守，边境事务十分严密，恩信已经施行，民心已经安定，他们却在雁门、阳武谷争夺小利，这就说明外族的智力可以估量了。圣人举事，行动总在万全之后；即使百战百胜，也不如不战而胜。如果慎重谨守，不轻易出兵，敌人就不足以吞并，燕蓟也不足以取得。自古边疆的困难，不全是由外族造成的，也多由边吏扰乱而导致。如果沿边各寨任用得人，安抚防御得当，只需加固城垒、深挖沟堑，积蓄力量、保养精锐，以逸待劳，使我方处于主动。”

译李牧之所以被称为赵国的良将，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所谓选择士卒不如选择将领，任用武力不如任用人才；这样做，边疆就安宁了。边疆安宁，运输就减少；运输减少，河北百姓就能得到休息。得到休息，田业就会增加，养蚕织布就会扩大；努力务农、积蓄粮食来充实边境的军需。况且敌人的心思，本来也是选择有利的、躲避有害的，哪里肯投入死地来做盗寇呢？臣又听说，统治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为心，难道只是争夺尺寸之地、同四方外族角逐势力而已吗？所以圣人先抓根本、后顾末节，安定内部来供养外部。百姓是根本，四方外族是末节；中原是内部，四方外族是外部。由此可知，五帝三王没有不先重视根本的。尧舜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把恩惠广泛推及天下百姓。所谓防备在哪里呢？就是使百姓安定并使他们获利。百姓既然安定获利，外族就会收敛衣襟前来归附。陛下爱护百姓、使天下获利的心，真正同尧舜一样。臣所听闻的意见，多是利用细小的利益和压制下属的办法，侵害困苦百姓却把它当成功绩；他们互相仿效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以至于百姓的疾苦，看见如同没看见，听见如同没听见，聚敛怨恨、招致责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望陛下慎重选择通晓经术的儒者，分路巡行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河东等地凡有伪命时期每日征敛、赋税苛重的，应当改正，并因势使百姓得利，使赋税、课利等征收流通合理，能够长久施行，为圣朝制定法令，革除旧弊。” 天下各州如果有不便于百姓的事情，应当责成长吏听取并上奏。如果竟敢因循常规而不上报，自然应当严加依照典宪惩处，使天下耳目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拥戴陛下的恩惠。这样以德怀柔远方，以恩惠使百姓获利，那么幽燕强大的邻国、沙漠中侵扰的敌寇，擒获他们还是使他们屈膝投降，都只在方法是否得当而已。七年，李继迁侵扰西部边境，保安军上奏说捕获了他的母亲。到这时，太宗想杀掉她；当时寇准担任枢密副使，太宗单独召见他商议。寇准退下后经过宰相幕府，吕端正坐在那里，猜想是在谋划大事，便邀请寇准说：“皇上告诫你不要告诉吕端吗？”寇准说：“没有。”吕端说：“边疆的寻常事务，我不必参与知道；如果是军国大计，我身为备位宰相，不能不知道。”寇准于是告诉了他缘故。吕端说：“打算怎样处置她？”寇准说：“想在保安军北门外斩首，以警戒凶恶叛逆。”吕端说：“如果一定这样做，不是好的计策。希望稍微缓一缓。”吕端准备重新上奏，入内说：“从前项羽俘获太公，想把他烹杀，高祖说：‘希望分给我一杯肉羹。’举办大事尚且不顾自己的亲人，何况继迁是悖逆之人呢？陛下今天杀了他的母亲，明天就能擒获继迁吗？如果不能，只会结下更深的仇怨，使他的叛逆之心更加坚定罢了。”太宗说：“那么应当怎么办？”吕端说：“依臣愚见，应当把她安置在延州，让人好好奉养照料她，以招引继迁前来。即使不能立即使他投降，最终也可以牵制他的心，而他母亲生死的决定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太宗拍着大腿称赞说：“差一点就因你而误了我的事情。” 太宗立即采用了他的计策。他的母亲后来在延州病死，李继迁不久也死了；李继迁的儿子最终献上降表，请求接受朝廷命令，这是吕端的功劳。左拾遗、知相州田锡论述边事，上奏说：“臣听说，行动和静守的关键，不可妄自举动；安危的道理，不可轻率议论。利害相互生成，变化没有定准；取舍不能迷惑，思虑必须精密。所谓行动和静守的关键不可妄动，是说行动指用兵，静守指慎重持守。应当行动却静守，就会养成盗寇而滋生奸乱；应当静守却行动，就会错失时机而败坏事情。行动和静守合乎节度，才是适宜的。如今北部边境连续骚扰，大概也是因为担任边防的人，把谋取羊马的小利作为策略，把捕获斩杀少数敌人作为功劳，招来怨恨、结下仇敌，趁敌之隙导致入寇，召来战争、挑起事端，原因就在这里。伏愿陛下申明告诫将帅，谨慎坚固边防，不要崇尚小功；允许互市，把捕获的蕃人查明后安抚并送还。这样不到五年，河朔百姓便能从事春耕、夏耘、秋收三种农事，亭障之地也可以积蓄十年的储备。前些年边疆突然受到侵扰，陛下亲自屈驾；如今张扬声势，又很是动摇人心。如果玁狁前来侵犯，天子的车驾便早早出动；戎羌退去，万乘车驾才返回。这些都是失去先机，落入敌人谋略之中。因此军队不能分散屯驻，农民不能收获收藏，劳顿耗损，哪里说得尽呢？军国大事，本来应当慎重开始。戎族没有发生混乱，不必强行图谋。” 敌人的势力还没有衰弱，何必劳力去攻取？等他们混乱时攻取，就能取胜；乘他们衰弱时进攻，就会投降。等他们心服、志向归附，力量就省而功效加倍。自古贪图利益、不断侵食的，不只有匈奴；邀功请赏、挑起战争的，多是边将。应当以往日的教训为鉴，扩大长远的谋划。从前汉安帝时，东夷侵犯边境，连续多年没有停止，汉朝很为此忧患。他们的首领死了，儿子继位，汉朝便派使者前往吊祭。东夷受到感动喜悦，把汉人俘虏送还，于是一方安定；至于南蛮，也曾经反叛涣散，起初是边吏增加赋税，他们乘着怨恨而抢掠。光武帝时，西戎侵犯边境，班彪请求设置防羌校尉，沟通他们货物的有无，治理他们百姓的冤屈，边塞于是安定。诚愿依循古道，致力于长远谋划，显示安抚怀柔万国之心，运用驾驭四夷的策略。事情要戒慎轻率发动，道理在于深谋远虑。臣又认为，安危的道理不可轻率议论。国家致力于大体，寻求至理，就会安定；舍弃眼前而谋求遥远，劳苦而没有功效，就会危险。君主有君主的常道，臣下有臣下的常职，这就是致力于大体。上面不拒绝劝谏，下面不隐瞒实情，这就是寻求至理。帝王之道，最忌讳欲望之心萌发。汉武帝亲自执掌武节，终于登上单于之台。”

译唐太宗亲手系结雨衣，前往征伐辽东之国。率领以义气激发的军队，追逐永不满足的要求，输送平常赋税所得的财物，承担并不急迫的徭役。这就是舍弃眼前而谋求遥远。沙漠穷荒之地，得到它没有用处；外族遗留下来的种类，杀了还会重新繁衍。此即劳苦而没有功效。臣又认为，利害相互生成、变化没有定准，兵书说：‘不能完全知道用兵的害处，就不能完全知道用兵的好处。’事情本来可以进取却退却，就会造成祸害；事情已经来到，怎么能退却却反而前进，就会使利益实现；事情已经过去，仍不能审察利害，就不能算聪明。用天下人的耳朵来听，就聪；用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就明。所以《尚书》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只有做到这种聪明，没有阻塞，把相互防范的弊病全部除去，才符合察知事机的神妙。臣又认为，取舍不可以迷惑，所以说：‘孟贲尚且狐疑不决，不知道童子一定会到来。’思虑不可以不精密，所以说：‘差之毫厘，错以千里。’自从国家谋取燕地以来，战争连续不断，财用不能不损耗，臣下不能不忧虑。恢复、吊伐的名义虽然已经建立，宏大事业能否成功以及祸福的实际后果，应当留在圣心之中。愿陛下精密思考，决定取舍，不要让时间长久空耗，也不要穷兵黩武。这是国家的大计，不得不这样做。雍熙年间，皇帝下诏询问文臣武将抵御外族的策略。殿中侍御史赵孚上奏议说：“臣愚昧地认为，不使用武力，不劳烦飞挽运输，却能成为万世之利的办法，谨敢献上，请明主选择。古代两军交战，使者仍处在其中；即使上面飞箭交错、下面驿骑奔驰，大概也是因为信义不可废弃。从前苗民违抗命令，帝尧于是大力施行文德，有苗便来归服。仲尼又说：‘如果有人一天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会归于仁。’只看并门一带，历代都难以取得，但圣明的胸襟和英明的决断，一举便能成功。当叛逆的城池危急得像堆叠的鸡蛋，百姓聚集而怀疑畏服时，陛下仍派遣通使舍人薛文宝进入城中晓谕他们。近来北部边境还没有归服，整个燕地仍然梗阻，又要兴兵，将要恢复疆土。臣私下估计，驻兵守卫边疆，本来是不得已；暴露在野外，难道是将士所愿吗？希望朝廷通达国家的信义，近处以唐高祖降低礼数为鉴，远处效法周古公让出土地。圣人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君子见到事机就行动，向他们说明祸福，向他们显示恩威，议定边疆之事，永远停止征战，养育百姓、侍奉上天、救济时世、利及万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又估计，他们虽然嗜好不同，但避开危险而趋向安定、厌恶劳苦而喜爱安逸，也是人情共同具有的。” 皇帝称赞了他的意见。端拱二年，吏部侍郎李至请求怀柔北方人，上奏说：“臣本月十一日奉到皇帝的宣谕和御札，因为北方人侵犯边境，广泛征求群臣意见；上天般慈悲恻隐，圣明训诫反复丁宁。臣仰承陛下委屈自己的仁德，俯首惭愧于尸位素餐的罪责，恭听诏命，战栗和汗惧交集。臣以庸常空虚的才能，竟忝列侍从之职；国家的事情，本来首先应当上言。但臣只会章句之学和记诵问答，徒然想沿袭先贤的陈迹，学习迂腐儒者的怯懦谋略，哪里敢在多士云集的朝廷自夸，轻慢冒犯至圣的明鉴呢？如今陛下告诫臣不要开口，又责备臣吝惜言语；既然迫于威严，便冒昧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臣私下认为，北部边境成为祸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不值得因此发怒，关键只在于抵御它是否得当。如果用德行安抚他们，所费功力少，所需经费节约，见效迅速，保全安定长久，虽然没有炫耀显赫的名声，却有安乐富寿的实际。如果用威势震慑他们，就要依靠良将强兵、奇谋诡道；士卒冒着刀锋箭镝、霜露寒苦，百姓耗尽财物粮食，死尸横陈、鲜血流淌，夺旗斩将，然后整军奏凯，以功劳告祭清庙，这确实是天下壮观。臣并不是不想这样做，只是臣不是身披坚甲、手执锐器的将士，也没有运筹帷幄、借箸筹划的才智，想这样做却不能实现。” 《春秋传》说：‘人有能够做到的事，也有不能做到的事。’臣难道要强行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以欺骗迷惑天子的听闻吗？至于怀柔的办法，臣粗略能够谈论一二，请允许臣陈述。从前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只有匈奴构成阻碍，奉春君献策，请把鲁元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希望单于履行女婿和外孙的礼数，高祖欣然接受。臣认为奉春君的计策，是愚蠢到了极点。那单于冒顿亲自杀死父亲并夺取王位，难道会顾念外祖父吗？凭高祖的聪明神武，难道不知道这个计策拙劣吗？大概是有原因的。当时百姓困苦已经很久，都盼望休息，高祖之所以委屈万乘天子的尊严，舍弃骨肉亲情，是为了替百姓向匈奴求取生存罢了。百姓看到高祖这样做，仁义便逐渐深入骨髓，感激奋发充满胸中，才肯奋不顾身地捍卫国家。上天看到高祖这样做，才肯大量降下福佑，使天下和平；于是凭借最愚拙的计策，取得了万世的福祉。这种道理出于幽深玄妙之处，不是寻常人所能看见的。至于孝文帝能够遵循先前的训示，也不把万乘尊位看得尊贵，不把拥有四海看得重要，而是卑屈地侍奉匈奴，所以天下富足长寿，粮食腐烂、钱串朽坏，几乎达到不用刑罚的境地。至于孝武帝承继历代累积的事业，凭借雄强威武的才能，发兵出征，收取河南之地，夺取浑邪王的领地，摧毁凶敌、消灭寇乱，功业超过前代。” 等到连续用兵不止，国家疲惫困敝，户口减少一半，于是停止轮台的战事，下达哀痛的诏书，之后才勉强安定；由此可知，用威势震慑和用德行安抚，利害完全不同。这就是前代明显的成效。近来李继迁凭微小的部众侵扰西部边境，成为我方像疥癣一样的忧患，陛下尚且能够怜悯西部百姓的劳苦，下达恻隐的诏令，赦免李继迁的罪过，加以保全，用恩德把狂悖转化为忠顺，把杀戮转化为生养。凡是有知觉的生灵，没有不感受到圣德；这又是眼前明显的成效。从前仲尼留下守成自满的告诫说：‘聪明睿智，要用愚拙来守持；功业覆盖天下，要用谦逊来守持；勇力震动世间，要用怯弱来守持；富有四海，要用谦敬来守持，这是天道。’这四种德行，陛下可以说兼备了。如今出现边寇之患，难道是上天将要警戒陛下，希望陛下遵循仲尼的教诲，守住不世的功业，以永久巩固八百年的基业吗？所以臣冒死上言，愿陛上恭敬体察天意，对下顺从民情，收敛雷霆般的威怒，广施雨露般的恩泽，追法禹、汤自责罪过的谋略，下达汉武帝哀痛自责的诏书，敞开心怀接待他们，用玉帛安抚他们，用文书告谕他们，以神明之道同他们约定，使他们服从义理、感怀仁德；这样我方不用耗费一支箭的财力，便能保持倾覆之盂也难以动摇的安定。

译如果他们骄横凶狠而不改悔，那么我方士民的愤怒自然会加倍，日后的战争一定不会像前日那样拖延。臣愚昧衰老，见识只有这些，冒犯了天子的鉴察，伏等刑书处置，谨奉表上奏。至道二年，朝廷调李重贵出任卫州团练使；他还未出发，朝廷便下令命将分五路讨伐李继迁，以李重贵为麟府州浊轮砦路都部署。他在便殿得到召见，于是说：“贼人居住在沙漠中，随着水草放牧牲畜，没有固定居所，便于作战；有利就进攻，不利就逃走。如今五路军队一齐进入，他们听说我军声势太大，不来接战，并且打算远逃。想追击，人员马匹就会缺乏粮食；想据守，土地上又没有坚固的堡垒。贼人既然还没有平定，我们这些臣子还有什么脸面去见陛下呢？”太宗认为他说得好，拿出御剑赐给了他。真宗即位，任命李至为工部尚书、参知政事。一天，皇帝询问灵武的事情，李至上奏说：“河湟一带，夷人和夏人杂居，所以先王把它置于中原制度之外。李继迁属于异类，骚扰边境；烧其肚脐也不足以平息他的祸患，拔尽头发也不足以数尽他的罪行。然而圣人的道理，致力于委屈自己、容忍污辱，以安定亿万百姓；大概所损失的很小，所得到的却很大。希望陛下以百姓为念，不要把巨大的元凶放在心上。臣料想那些被他胁迫跟从的人，也早已厌恶长期战争；如果朝廷舍弃他们而不追究，用厚利诱导他们，用重爵羁縻他们，他们又怎么肯迷失不返，最终沉沦到底呢？昨天郑文宝断绝青盐使者，不让他们进入汉界，又禁止粮食，使粮食不能到达羌夷，导致他们有话可说而我方没有正当理由；这种失策，即使后悔又怎能追得回来？现在如果再次禁止，不许互通粮食，恐怕不合乎制服敌人、怀柔远方、不战而使人屈服的本意。从前唐代宗虽然治罪田承嗣，却不禁止魏地的盐，陛下应当实行这件事，以安定边疆，使他们各族互通有无；卖盐给他们使其获利，通粮给他们以救济，他们虽然是远方夷人，也一定会向往教化，彼此相互告谕，一旦感怀恩德，舍弃叛逆而归顺，那么李继迁这个小子孤立而没有辅佐，又怎么能像蜂蝎一样危害我们呢？” 如今灵州不可不放弃，不只是臣愚昧地认为本来就应当如此；即使把朔方军的编制迁到环州，也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有人指着灵州说它是咽喉之地、西北要冲，怎么可以放弃？如果认为敌人拥有这样的地方便对敌人不利，那是极不明智的想法，臣不敢理解。后来灵武终于不能守住。当时边地屡遭寇扰，知虢州谢泌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圣心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希望天下早晚都太平。雍熙末年，赵普记录唐代姚崇的《太平十事》献上。不久，赵普再次担任宰相，当时人称赞这是实现太平的策略，没有超过它的。不久赵普患病，又遇辽骑侵扰边境，便因循未能实行。如今北部边境安静，李继迁请求接受朝廷命令，正可以在今天实行。臣认为先朝没有完全实行的事情，是在等待陛下。陛下亲临大宝以来，边境没有增加战争，西北肃静，百姓安定，年成丰收，那么太平的景象还会远吗？至于省去不急迫的事务，削减烦琐苛刻的政令，抑制奔走竞争，招来直言，这些都是达到太平的方法。难道还会让唐朝开元年间的治理相让吗？议论的人有的说，如今用兵不同于开元年间，而且开元时边疆戎敌极其强盛，唐明皇最终还是同他们讲和。像汉高祖也是如此，这都是委屈自己来使天下安宁，难道是因为轻视大国而争竞小小的愤怒吗？请让我用近来的事情来说：过去征讨交趾，王师一出动，南方几乎动摇。先皇认为得到它没有用处，放弃它反而便利；等到授予官职，使其成为藩屏，直到今天仍然归附服从。石晋末年以同契丹讲和为耻，终于导致天下横流，这难道能算强大吗？有人说，敌人所嗜好的是禽兽和女色，所贪求的是财利，此外没有别的智谋计策。” 先朝平定晋地以后，如果不出兵逼临，只给他们财帛，那么幽蓟不久就会献土归降。考察这一点便知道他们的实情，古代和今天没有不同。汉高祖、唐明皇所采用的计策，正可以消除他们的敌意。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诏书，所采纳的是无赖之徒陈述的事情，都是民间事务。臣听说古代的圣哲君王向樵夫询问，考察近臣的言论，大概是担心视听受到蒙蔽，所以采纳这些意见来通达民情；但也很少真的实行他们的事情。先朝有侯莫陈利用、陈廷山、郑昌嗣、赵赞这类人，夸夸其谈、能言善辩，幸赖先帝圣明的听察，不久便把他们铲除了；然而他们造成的祸患已经很深。咸平三年，知雄州何承矩上奏说：“设置榷场，大概是先朝权宜设立制度，用来惠及契丹。即使契丹背弃信约、侵犯盟誓，也不废除它，似乎是为了保全大体。如今沿边榷场因为契丹侵犯边塞，很快就停办了。去年因臣上言，在雄州设置场所出售茶叶，虽然财货可以流通，但边地百姓还没有得到救济。请求延请大臣广泛询问，议定可行与否。文臣武将中如果有人坚持不同意见，必定另有良谋，请委任他到边地任职，让他施行方略，以成功来考核他。如果只是空谈浮议，迷惑圣明的听察，那么灵州的事情就足以作为证明。何况契丹又不是夏州可以相比的。”真宗时，契丹在幽蓟聚集军队，声称将要入侵。议论的人请求修筑洛阳城，司空吕夷简说：“契丹畏惧强壮而欺侮怯弱，仓促修筑洛阳，是没有办法显示威势。”景德年间的战事，如果不是皇帝渡过黄河亲自出征，契丹不容易服从。应当建都大名，表示将要亲自征讨，以挫败他们的谋划。有人说：“这只是虚张声势，不如修筑洛阳。”吕夷简说：“这是伍子胥建议楚国筑城、却使敌人渡河的计策。假如契丹能够渡过黄河，即使城高池深，又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于是建成北京。仁宗时，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上奏谋略说：“臣听说，北方敌人凶恶的情势，屡次侵食边境，已经很久了。周道中兴时，周宣王轻兵征伐，秦氏凭借强武把他们驱逐到塞北；即使环绕长城，终究也不是好的防御。汉高祖北伐，在白登受挫，奉春君献策，于是约定和亲，供给极其丰厚，但敌人抢掠没有满足。太宗中年，敌人侵扰岐州、雍州。孝武帝穷尽兵力，军队在槀街执掌法令，精锐部队深入敌境，摧败敌军。甘露年间，呼韩邪单于叩关归附。当时戎族势力正弱，中原善于怀柔驾驭，疏密安排都很适宜。新莽篡夺汉室后，敌人的侵犯之心又变得凶悖。世祖中兴时，敌人分为南北两部，形势已经离析，边防稍稍安定。窦宪统率大军，终于攻破他们的部族。到了桓帝、灵帝时，又受到敌人抄掠的祸患，汉朝国运断绝，中原分裂如瓜，羌戎大为强盛，扰乱华夏。周、隋之际，突厥骄横自大，敌人后来从外部入侵，宗室女子被迫出嫁。唐室初兴，边境多有空虚，渭桥之战中，文皇帝订立盟约。即使有李靖擒讨、苏定方破灭敌人的功绩，边疆之间仍然不能没有祸害。大宋兴起，广泛拥有中原诸夏；桑粮的赋税，山海的财利，勇悍的士卒，兵器铠甲，不论远近，全都归入县官。”

译玁狁的寇患，同汉、唐时期相比，并不是勇力不足以抵挡，而是敌寇在过去长期形成了梗阻。从幽蓟成为敌寇的余患、后晋末年战乱留下尘埃以来，中原的器物制度、工艺技巧、衣冠服饰以及士族，大多被敌人占有。到如今六十年间，他们更加养成凶狠狡诈，常常诱使中原逃亡的人，擅长侵扰塞下；那些制造内应的人，贪婪地啸聚作乱，使边邑困苦。前年冬天，敌人侵犯我北部边境，直到澶渊；将帅之臣登城自守，百姓的膏血腥污了原野草木。若不是陛下拯救百姓，亲自乘坐兵车奔驰，匈奴的气势很难抵挡。等到天威震耀，敌人徒众胆寒，逃走无处，献上降表归命。陛下赦免他们这些大鱼般的首恶，宽缓诛灭之刑，同他们约定如日月长久的盟誓，以丹青般不变的信义作保证。如果他们能够改过易心，永远怀念至高的德行，使百姓解散武装，这将是长久的谋略；但恐怕他们剽悍的本性，不以贪婪暴戾为耻。如果断绝趁虚而入的寇掠，他们必定会提出无休止的要求。答应他们，就会使府库空虚、资助仇敌；拒绝他们，就会积累怨恨、滋长骄慢。为国家谋划的人，难道不为此忧虑吗？不如表面上明白地以信义相待，暗中为将来谋划。依臣推测，这并不是难事。匈奴的部众中，能作战的不过二十万人，粮食不过数日，辎重不过几辆车；他们长于抢掠，短于守御，适合骑兵作战，却不善步战，便于使用弓箭，却不善使用剑盾。” 按兵力计算，他们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按兵器和装备使用计算，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按技术计算，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年年遭受敌寇侵扰，而守边的大臣不能抵御，难道只是因为天时吗？还是将领没有明白用兵呢？外族侵扰，历代都有；至于他们败亡消灭，本来总有时机。陛下如果一定想恢复边塞、使边疆清静安宁，就应当先选择将帅，然后再议论此事。宝元元年，右司谏韩琦论述外忧起于内患，上奏说：“臣听说元昊谋划狂悖，僭越称命，不再奉行朝贡，轻率侵犯天威，人与神都共同愤怒。陛下虽然颁布宽大的诏令，施行厚重的恩泽，暂且致力于怀柔，但他的叛逆情状已经形成，必然成为边患。如今献策陈述边事的人，大多不过是希望朝廷选择将帅，训练士卒，修整锋利的兵器铠甲，修缮城池壕沟，广泛储备资财粮食，以等待战胜狡猾的羌人；这些确实是安定边疆、抵御敌寇的紧要事务。然而普通人的考虑都能想到这些，臣私下认为，这只不过是外忧而已。即使汉、唐全盛之时，难道能使四方外族永远自行逃伏，而保证他们不作盗寇吗？如果纲纪没有建立，忠臣奸佞不能分辨，赏罚不明，号令不可信，浮费没有节制，横加赏赐没有常规，只追求宴饮安逸的享受，放纵宫廷奢靡，接受女宠的请托，容忍亲近之人的侥幸，这就是臣所谓的内患。” 况且四方外族从内部窥伺中国，一定要观察到漏洞后才行动，所以外忧的发生，必定从内患开始。臣如今替陛下谋划，不如先治理内患，以消除外忧；内患平定，外忧自然平息。譬如树木有根，没有根部牢固而枝叶不茂盛的。臣希望陛下深入思考祖宗所说的内患，把它们全部革除，那么陛下的威势和德行就会远播，外族将会把陛下看得高于汉、唐；元昊这个小丑，谁还能成为国家的祸患呢？如果外忧已经出现征兆，内患又进一步滋长，臣恐怕国家的忧虑就不只是元昊一个凶徒而已。臣实在替陛下忧虑。臣卑微地充任谏官，不敢因循沉默；言语或许涉及狂直，只希望陛下怜悯臣接受忠言的心，宽免臣万死之罪。” 仁宗时，赵元昊将要叛乱，派人送来傲慢的文书，谋求得到朝廷斥责断绝关系，以激发他的部众。睦州通判张方平请求顺着他的意图，使他暂时没有借口发难，取得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选择将领、磨炼士卒，坚固城池、整治器械，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来等待他。即使最终必定叛乱，而朝廷出兵却没有正当名义，官吏和士卒也不认为上级正当，就难以取得决胜。当小国用兵，三年还看不到胜负，如果不屈服就会破败。我方以完整力量制约其后方，是必胜之道。当时天下全盛，人们都说他的意见出于姑息，朝廷决定用兵。张方平上奏《平戎十策》，认为敌人入寇时，延州、渭州一带作为巢穴的守备必定空虚，应当在河东屯兵，卷甲疾行攻取它；这就是攻击敌人必定救援之处，使其形势受阻、力量受制的办法。庆历元年，张方平知谏院，请求借郊祀禋祭时大赦，招抚西部敌寇。奏札说：臣以前见景祐五年在圜丘举行祭祀，西戎没有前来朝贡，开始产生事端。第二年春天便发动战争侵犯边境，杀害掠夺官民；边将防御没有办法，敌人多次入寇，往往以胜利返回，助长了他们的凶谋，气焰更加盛大。如今陕西四路、河东麟府一带，远近屯驻守军，运输供给使天下因此疲劳困敝，而解除戒严、停止兵甲，还不能按日月来预期。” 臣曾经询问从边地来的人，打听敌人内部的事情：如今羌戎所处的地方本来是汉、唐的郡县，他们不是靠追逐水草、射猎为生，而是都等待耕种收获来取得食物。敌人每次防备性地聚集资粮、器械，各人自行准备，必须以年为计才能发动一次大举；即使攻破城寨，也不能占有我方一寸土地。再加上朝廷断绝他们的俸赐，禁止他们互通关市，敌人那里一尺布值钱数百，边防守御、修缮装备更加完备坚固，敌情显露、形势屈服后，自然应当改变计划；然而他们已经骑虎难下，即使有悔意，又通过什么途径来表达诚心归顺呢？朝廷虽然想招抚他们，如果没有合适时机和名义，事情也难以实行。假如借现在举行郊礼、广施庆典的时候，特别打开宽大无边的恩典，向他们表示安抚怀柔的意愿，或者特别下达一份诏书，或者把它写入赦书，大意可以说：王者以天下为度量，凡有生命的类别无不受到养育，何况朔方、灵武、河西三郡，都是声教所及之地，没有不是王的百姓。近来从德明以来，能够保持外臣的节操，朝廷眷顾礼待，恩礼极其隆厚。去年元昊派使者来，声称自己被本蕃推戴；因为他归附顺从已经三十多年，如今忽然这样奏陈，不能不令人疑惑惊骇。朝廷尚未审明实情，便导致兴兵，使边地百姓不得安宁，军队暴露在外。如今亲自到郊外祭告上帝，盛大的礼仪已经完成，庆赏恩赐广泛施行，囚犯全部释放；想到西方，内心悲恻，痛切怜念，想到对他们抚养不周，我非常悲伤。”

译今后夏州如果有使者到来，守边的人不得阻拦断绝；如果他们有意愿同朝廷沟通，就命边臣接受并上报。并且广泛告诫边臣谨慎守护疆界，不得擅自生事，让他们把榜文张贴在各处塞上。如果边臣中有威望的人，可以派一名使者带着朝廷诏书前往，这样开诚晓谕，足以彰显陛下深厚的德义，也不损害朝廷威严尊重的体统。况且敌人妄自尊大，长期躲在巢穴之中，王者本来就应当以宽宏气度对待他们，哪里值得同他们争辩名号、礼器、等级和威仪的分别呢？敌人如果有悔改灾祸的心，愿意自称藩属、接受朝贡，陛下就优厚地赐给他们封爵和名号，以使他们服从；拿出府库中的余财，按时安抚他们，使天下知道陛下深厚的诚意和长远的谋虑，是在为百姓打算。至于天地鬼神，也应当帮助仁德、保佑顺服的人；有仁德的人在天下无敌，何况只是一个敌人呢？如果敌人凶悍自恃、顽固暴戾而不改变，也足以使他们内部骄怠，激怒我方军民。边臣一定会说：‘天子的恩意已经这样深厚，敌人却不改变心意，我们不能不奋身为国出兵讨伐。’战士一定会说：‘天子不因为敌人的不义而一定把他们穷尽诛灭，是怜悯我们长期戍守。如今敌人不改变心意，我们不能不效命作战。’ 从边地之人直到天下百姓，一定会说：‘天子赦免敌人，大概是顾念赋役的烦扰和我们百姓的困苦劳累。如今敌人不改变心意，我们不能不竭尽力量来守卫边疆。’敌人的党羽一定会说：‘天子幸而施加恩惠而不杀我们，但他们的首领如果仍不思悔改，就是把我们赶到刀锋之下，只为满足他的欲望罢了。’战争像火一样，如果不及时止息，最终会自己焚烧自己。假如使我方愤怒、使敌方怨恨，敌人已经有自取焚灭的势头，那么成败就有了分别。如今议论的人听到臣的说法，一定会责难臣说：‘敌人自从入寇以来，没有一次不取胜，哪里有什么困窘？现在即使招抚他们，也只是显示国家软弱，贼人肯改心吗？’臣请求回答：‘从前李继迁成为边患时，号称骁勇强悍、富有谋略，攻陷朔方、灵武；国家防守的土地将近千里，而他的部众也已经大为疲敝。当时李继迁即使没有被天地所诛杀，形势也已经不能支撑，所以他临死时告诫德明说：‘你应当全心归顺朝廷；如果一两封表章还没有得到接纳，就接连上封章请求朝廷听取。’因此德明归附，终身没有改变。如今的敌人不能同李继迁相比；不幸的是，从他们起初叛乱时，我方守边就没有用对人，所以敌人屡次得志，而他们的部众贪图作寇的利益。” 假使我方没有遭受大败，他们没有取得大胜，而又因为敌人残酷役使部下，他们很快就会疲惫崩溃。如今朝廷处置谋划边疆事务，阻遏防守更加坚固，将士尽力效命，财物用度也不缺乏，虽然还不能大规模削弱他们的部众，但只要让他们前来而无所掠夺收获，敌人自然会陷入穷困。现在先为他们打开归顺的道路，以便将来谋划。即使敌人不怀柔归附，对国家又有什么损害？他们一定又会责难臣说：‘敌人虽然献上归顺之意，戎人的心可以保证吗？即使他们确实归顺，边防就能因此撤除吗？’臣请求回答：‘从前景德初年，契丹大举进入河朔，先帝亲自北巡到澶渊。契丹起初派使者商议通好，不久他们的统军达兰又中伏弩而死。和议于是确定。当时边疆可以保守，戎人的戒备也可以解除；难道能说从此结好的关系一直坚固到今天吗？关键只在于朝廷怎样抚纳和控制驾驭罢了。如今办理边事的费用，每年将近一千万；自从用兵以来，被拘系和杀戮的，已有将近几十万人。所以自古以来，议论边事的人没有不认为同戎族讲和有利、征战戍守有害，大概都是深切考虑到这一点。伏愿陛下在朝廷召见二府大臣，仔细讨论这项建议。倘若陛下采纳听取，那么百姓的福祉，实在都系于此。臣不胜区区诚恳之情。” 方平议论西部边事，上奏说：本月五日，中书、枢密院在厅堂会集，奉传圣旨，宣示契丹来书和朝廷答复契丹的书稿，命令我们如有不同意见，全部陈奏。如今朝廷答书的大意，是想暂且接受元昊归附，所以书末有“理难阻绝”这句话。臣私下详细考虑，近来契丹正与元昊交战，事情的虚实还不能确定。姑且按照来书的大意来说，契丹的言辞是说，元昊因为不服从朝廷，挑起事端，于是已经兴兵；但又担心深入讨伐之后，元昊反而归附朝廷，所以请求朝廷拒绝接受元昊。现在如果答书直说“理难阻绝”，就是严厉拒绝契丹的请求，坚决接受西人的盟约；这样便得到新近归附的弱小羌人，却失去长期和好的强敌。何况契丹现在正看见兵甲屯驻，临近边境，因此违背约言，或者会形成怨恨嫌隙；他们控弦之士逼近边塞，便有了发难的借口。河朔边防一向完备，怎么能不顾事情有迟有速、局势有轻有重？朝廷应运筹帷幄、折冲御侮，使祸乱的根源自行消弭，处置必须恰当，做到两全其美。如今西部边境派来的人已经到了边界，希望朝廷下诏给元昊，大意说：“前些时候朝廷接受你的归款，确实也是因为契丹出面赞助，嘉奖它的善意，于是商议给你加封。现在听说你招诱契丹的边户，很是损害了甥舅之间的和好，契丹派使者来说明此事。朝廷以睦邻为体，按照大义考虑，心中对此很是忧虑。你应当慎重处理有关事情，早日消除嫌隙，那么誓书和封册就可以施行。” 还请求在给契丹的回书中详细说明这个意思。这样，朝廷对西人表现出深厚的恩意，对北方边境又没有结怨的端由；中原礼义包容覆盖的气度就很大了。假如将来契丹反而与元昊通好，派人再次请求朝廷开关接纳，那么现在的诏书已经写明一切，后来元昊接受这道恩德之音，应当知道感激戴德。倘若元昊凶恶的本性又发作，重新拒绝归顺，那么比较两者轻重，羌虏的祸患小，契丹的祸患大，这是完全可以判明的。臣承蒙负责防边、访察和逮捕等事务，应该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如何采纳取舍，取决于朝廷。

译方平又上奏说：“臣等近来因为中书、枢密院传达圣旨，宣示答复契丹的国书，命令各自陈述意见，已经在初六日共同上呈札子，把事情的意旨详细陈明。臣私下听说朝廷正在改定答复契丹的书信，认为如果元昊完全按照约定办理，朝廷就难以推辞拒绝。臣等心中仍有未尽之意，因此必须再次陈述。现在向西方有三件值得忧虑的事，向北方有五件值得担心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如果朝廷已经接受元昊的誓书，势必立即施行封册，而北方使者又来到，坚决要求我们拒绝元昊，这是第一件值得忧虑的事。如果朝廷已经接受元昊的誓书，却拖延不施行封册，就会使西人窥见我们有所牵制，这是第二件值得忧虑的事。如果万不得已而下达封册命令，却又中途停止，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再有信用和道义，永远断绝招抚怀柔的道理，这是第三件值得忧虑的事。如果回书送到边廷，契丹见我们拒绝的意志坚决、言辞又切直，万一彼此怒目相视而生出忿恨，因而酿成紧急变故，那么河东、河北就会突然被契丹乘虚而入，边防将会怎样，这是第一件值得担心的事。况且西人向我们构成祸难，契丹曾约束西人派使者来纳和；如今西人向契丹挑衅，我们却因此接受元昊，不与契丹共同承担祸患，契丹拿这件事责备我们，便有了充分的说辞，这是第二件值得担心的事。” 如今两个敌人相互对峙，形势已经可以看见。元昊权诈诡谲而无耻，欺诈手段很多；即使凭借屡次获胜的强势，也一定不会同时延续与两个强敌的战争。北方军队一旦逼迫他，元昊或许会迎接契丹并伏罪；那么契丹的号令，元昊未必敢于违抗，谁知道已经订立的和约不能再次使他与西人离心？这样就是我们不能消除西部的祸患，反而白白招致北方的怨恨，这是第三件值得担心的事。如今敌军聚集兵马，近在边境，选择有利时机行动，势必不会空手而归。如果元昊早晨接受封册，敌人一定怨恨并企望报复；只恐用金帛酬答还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所以不如叩问双方的底细，慢慢观察两个敌人的变化，拖延一些时日，修缮完备守备，不应趁他们正在逞强、情绪激烈时派兵出击，这是第四件值得担心的事。两个敌人之间的嫌隙，是真情还是假意尚未明白。即使确实如此，也尤其应当慎重处置；如果看清实情，就可以直接前往处理；如果一定违背契丹而接受这个新近归附、难以确保忠诚的叛人，激怒这个长期和好却很危险的强敌，既会加速兵戈相寻的祸端，反而会巩固元昊与契丹的交往，这是第五件值得担心的事。所有这些值得忧虑和担心的事情，如果朝廷能够深谋远虑、作长久防备，并有办法妥善处理后续，臣等就不敢妄自揣测。倘若没有办法预先应对，那么就像担忧弓弩已经张开、又释放出去，只能把日期约定在必然发生之时了。臣等先前的意见，是希望朝廷以大义晓示契丹，务求两全；并且在尚未接受西人的誓表之前下诏，或者派一名使者前往说明告谕，至于和约则并不是要阻绝，也把这个意思一并说明。” 这样答复契丹，再命令使者邀请契丹把事情办到底；对北方说，言辞谦逊而体制端正；对西方说，名义上是拒绝，实际仍然相通。各种事机，后来都还可以补救。臣等身居侍从之位，按道义与国家同休戚。国家的大事，又承受着防边、访察和逮捕等责任。愚臣所考虑到的，虽然反复再三，也不敢回避。伏望朝廷再次赐予采纳明察。仁宗时，知谏院蔡防论说赵元昊狂妄僭越的谋划，上奏说：“赵元昊抛弃祖父的盟约，妄自采取狂妄狡诈的做法，僭越地自称大号，不肯臣服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朝廷大幅增加边备，议论的人都说，元昊派人入朝，如果朝廷不答应他的请求，他一定会侵犯边郡来肆意发泄狂妄之心。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外族人的心思，见到利益就会行动。如果元昊想侵犯边境，应当在去年边备尚未完备时，率领众人前来，那时形势或许难以抵御。他当时尚且没有入寇，现在却先自行狂悖，等到我方边防都具备防御条件后才来侵犯，又能得到什么利益？臣私下推测，元昊本来没有侵犯边境的打算，只是虚张声势，想求得中原每年给予他货物财物罢了。” 蔡防又论说地形对胜负的影响，上奏说：“议论的人有的认为西部虏人的习俗擅长骑射、熟悉战斗，足以与北方敌人相比。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夸大了。大体说来，骑兵有利于平地，步兵有利于险要狭隘之处；能够取得地形之利的一方，通常胜势较多。赵、魏一带的土地千里平坦，没有关塞险阻，敌人又擅长骑射，所以胜势大多在他们一方。如今西部边地，从鄜延、环庆、泾原沿边三路，都是山地险要、设有要塞的地方，这正是步兵有利的地形，不是骑兵的优势所在。如果只说他们的习俗擅长骑射、喜欢战斗，那么不比北方敌人差；如果论步兵和骑兵各自的优势，地形就不同了。因此，胜势通常在我方。”蔡防又论说敌方骑兵的强弱，上奏说：“臣听说景德年间，契丹大举进攻瀛州，经过二十天仍不能攻破，敌军死伤达数万人。向南侵略赵、魏边境，攻下的只有通利、德清两军而已。凭北方敌人的强大，举全国军队而来，又因为赵、魏之地没有险要阻隔，尚且不能保证夺取中原州郡，何况赵元昊只凭几个郡的士卒进入险隘之地，停留在坚城之下，哪里能够必胜？所以元昊在我方没有防备时，也不敢窥伺空隙前来，只是派使者妄自设置尊号，来动摇朝廷的心。” 幸而朝廷畏惧他的声势而听从他的请求，这正是元昊狡诈而深知谋算利害的表现。替国家谋划的人，应当知道他并不可怕，只要在处置时深入考察、精细审慎，他的奸谋自然就会破灭。” 蔡防又推测元昊将会骚扰边境，上奏说：“有人问，元昊既然没有前来入寇的打算，如今派使者入朝而不能得到所请求的东西，元昊的谋划将从哪里出发？臣切实认为，赵元昊一定会估量边塞险固，难以进攻；如果大举出动甲兵，一旦遭到失败，困窘的形势就会日益显露，最终只能坐等被中国擒获。因此，他一定只会时常派轻骑和偏师往来边地，抄掠蕃部。如果这样不停，中国边郡的军队就一天也不能撤除。经过去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运输粮草、修完城寨，关中的形势必定疲惫困扰。这就形成敌人经常安逸而我方经常劳苦，利害关系清楚可见。臣所以认为这次元昊未必会大举出兵，而会使用偏师抄扰边境，就是这个道理。”蔡防又论说契丹派使者的用意，上奏说：“契丹出兵征讨元昊，是为了帮助中国，同时责备元昊劫掠的罪行。有人说两个敌人彼此猜疑离心，形势上不能同时称雄，必定存在嫌隙。臣认为，契丹和元昊长期亲善友好；元昊既然是中国的边患，如果再与契丹结下嫌隙，就会腹背受敌。元昊是狡黠的贼人，哪里会犯这样的防备错误？即使契丹百般凌辱他，元昊也会低头屈服而接受，眼下必定没有立即结隙的道理。”

译契丹今天的谋划，主要在于为自己邀取促成通和的功劳。有人说，契丹既然想邀功，按理应当促成和好，如今却请求朝廷不要与元昊通和，这是为什么？臣听说每当朝廷使者在契丹那里，契丹常常拿出元昊的书信给他们看。然而因为功劳并不显著，和好以后中国给予契丹的酬偿必定很轻；而且元昊也必然自恃自身力量，能够与中国通和，不把契丹看得重要。所以契丹一方面用兵威胁我们与元昊断绝，并把这件事给元昊看；另一方面又用兵力限制元昊与我们和好，并把这件事给我们看；从左右两边控制局势而独自收取功劳，足以形成威武的声势。臣认为，契丹如今虽然请求我们与元昊断绝和好，但朝廷如果听从它，不久以后它一定会派使者请求我们与元昊通和。”蔡防又请求拒绝元昊的和议，上奏说：“元昊不久必定会派使者前来，如果他再提出别的要求，可以借此拒绝他。如果他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奉行正朔、端正名分、进贡土产，接连不断地前来，朝廷凭什么拒绝他？如果因为契丹的缘故而拒绝他，过后又因为契丹的缘故招来他与他和好，元昊就会认为中国的话足以作为信用。如今既然断绝和好，元昊一定会把重兵驻扎在麟府之间，一面防备契丹，一面窥伺河东；又派轻兵出动陕西沿边州郡。朝廷不敢轻易调动陕西兵马，河东一路不增兵就无法守备，增兵则粮运难以接续；即使不交战也已经陷入困境，何况还会乘时窥伺空隙，迅速突击，难以抵挡。” 蔡防所说的并不是小事。蔡防又请求不要听从议论者的意见，允许西部贼人不行臣属之事，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元昊派使者请求和好，名分不正，索取又过多，这件事必定需要朝廷深究。事情的体制已经有了确定的议论，但臣切切担心有昏庸错误的人，请求削减名分，暂且与他和好，务求采取权宜变化来宽缓百姓的力量。这实在是苟且的议论，不是长久的策略。如今边兵长期戍守，粮饷运输频繁，谁不希望通和来获得休息？可是名分不正、索取过多，便会产生北方敌人的疑心，立即显现危亡的祸患。这并不只是固守一种说法、与羌戎争强斗气而已。伏望陛下深思熟虑，拒绝小人的言论，主持天下的大计。大凡百事处置失误，都还可以改正；如果这件事一旦失误，就再也没有挽救的道理。想要断绝后患，不如在事前就把它断绝。臣区区愚诚，实在抑制不住披沥肝胆、尽情陈说的至诚。” 蔡防又请求早日下达给元昊的册书，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元昊的使者已经到了几天，听说誓书的大体内容颇有朝廷的约束。加上余靖出使北方已经有回奏，并没有别的争执之意。臣切实认为应当赶快施行封册。如今契丹的军队向西进发，在胜负尚未分晓以前派使者把消息告诉它，估计它势必会借别的议论来拖延。如果有所等待，契丹侥幸获胜，元昊的心气就会更加骄纵，或许除了携带财物表示感谢之外还会随意提出要求，到那时如何处置？臣所以认为，不如尽快施行封册更有利。如果报聘的礼仪已经施行，契丹即使想乘机制造事端，理亏的也不在我们。况且保存与元昊的和好，契丹就不敢轻易与中国断绝而制造祸患。伏望陛下揣度事情的形势，此事不可迟缓。” 宝元二年，直集贤院富弼上奏说：“臣切实听说，去年十二月中，赵元昊反叛，自立为大夏皇帝，改换年号并自称制令，带兵侵犯边境，派使者送来书信，要求割让土地、索取财物。陛下在宴饮间召见辅相，不容进食片刻，辅相便奔驰车马于康庄大道，这很不合于坐镇天下的重任。变故仓促发生，事情没有预先准备，朝廷议论纷乱，人心惊慌。不到十天，消息传布四方，众人都说事情发生得突然。臣却知道这件事早有征兆，请允许臣陈述其早有征兆的情状。这些情状有六条。” “从前德明还在世时，元昊正年幼，常常劝他的父亲不要侍奉中原朝廷，还说：怎么能让我国永远做别人的臣妾？又说：所得到的俸禄赏赐，只能使自己的部落归附，部落繁多而贫困很重；如果失去这些部众，凭什么守住国家？不如练习武器，断绝朝贡。小则任意劫掠，大则侵夺疆土，对上下都有好处，何必顾虑？德明认为力量还不十分强盛，没有采用他的谋划，难道元昊亲自继位后会不实行他的主张吗？这就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一条。” “自从与中国通好以来，彼此完全没有猜疑，边境市场不加禁止，商贩往来如织，放任他们来往，大概是为了表示怀柔。然而踪迹熟稔便能容纳奸细，事情延续日久便会发生变化，所以我国道路出入、山川险易、国政好坏、国家财用虚实，没有一项不是他们周遍了解、仔细察看。” “近来又放出宫女，任凭她们各自前往，元昊用重金收买她们以及宫中的近侍，不仅对朝廷的事情了解得十分详细，连宫禁内部的隐秘也能够窥探。再加上他凶恶狡诈的本性和贪婪欲望的谋划，哪里肯坚守盟约，坐受约束？这就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二条。” “西部边地多依傍山岭，马匹能够在险地奔驰；距离潮海非常遥远，水泉又不滋生。朝廷军队想要征讨，军需供应不上；穷追深讨，他就逃匿，退兵保守，他就袭击追逐，以拖延骚扰作为困住人的谋略，以时间长久作为耗竭财物的计策。元昊倚仗这些险阻，得以猖狂。又如先朝曾经对我用兵，最后却放弃灵州、夏州。何况我国比过去强盛百倍，如今如果兴兵，必然能够达到目的。这就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三条。” “朝廷多次派遣使者，元昊常常表现得不恭敬：有时故意拖延而不迎接，有时假装匆忙而显得受到逼迫，有时想背靠屏风面向使者答话，有时想单独设置坐席就坐。即使初次相见时暂时穿着臣下的服装，送走使者以后，却又摆出帝王的仪式。他大概早已自称尊号，形成骄纵的姿态，忽然被编入臣下的行列，深以在本国人面前为耻，而且已经谋划异图，自己寻求满足志愿。这就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四条。”

译“前些年灵州屯戍军校郑美逃奔戎地，德明任用他，特别……兵，朝廷最终失去了灵武；元昊很早就蓄意采取奸险手段，专门收罗豪杰，所以我国有些举子科举不第、贫贱无所归依，像这样的人有好几个自行投奔了他那里。元昊有时授予他们将帅之职，有时任用他们为公卿，推心置腹而不加怀疑，把他们倚为谋主。那些人既然在我国不得志，于是逃奔异域。看他们决意背叛、含愤隐藏，难道肯教元昊归顺吗？他们一定会仿效郑美。这就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五条。西北两方互相联结，一同骚扰中原，边疆的祸患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近来元昊以契丹为援助，和契丹以亲属相称，私下交通，共同谋划侵犯和祸乱。事情缓和时，就把它说成是虚张声势；事情紧急时，就借用契丹的军队，甚至采取犄角夹击的奇谋，使首尾互相呼应。他们如果多方牵制我们，我们就会因兵力分散而困顿。元昊大概是先与强大的北方敌人结交，才敢在中原树立敌人。这就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六条。这六件事，已经持续了很长岁月，朝廷内外共同听闻，然而天子却不知道，朝廷也不加防备，终于养成深重祸患，导致极大骚乱。这是两府大臣的罪过。此外，元昊大概还知道朝廷依仗长久安定，自以为是，不明白边境的防备；把没有战争当作常态，不寻求任用将帅的人才，士卒骄纵懒惰，武器器具衰败；没有谋臣和防守之士来经营四方，也没有宏大的纲领和严明的法纪来控制万国。” “因为这样，元昊才敢凭一方的军队抗拒我国天下的军队，动辄自称皇帝，完全不忌惮被小戎轻视。像这样，只派几个使者平静地送来一封书信，大臣便不知道如何应对，处置失当，以致调发军队，塞满边境；还没有真正交战，储备和粮饷已经屡次告急，关中大为骚动，人心不得安宁，而元昊却安然宴饮自处，丝毫没有损失，只坐观我国的弊病，暗自嘲笑我们的作为；这就是被小戎侮弄玩耍的情形。又是这样，臣虽然天性极其昏昧，文辞才能也不长，但自从听到骚乱的消息，常常深切忧愤。何况臣知道元昊一定会成为今天的祸患，至今已经十年，心中忧虑不能停止，于是曾在景祐元年进献数轴文章，其中有一篇专门阅说将领，颇为叙述此事。当时朝廷正认为天下已经完全安定，四夷没有忧患，臣不敢极力陈述西戎不服的原因，只陈述选择将领、预先防备的策略而已，却没有得到省察采纳，被抛弃成为空文。如今变故已经形成，边事成为阻碍，使陛下忧劳于心，早晚勤于政务，专门委任辅臣，谋划削平寇乱；将近一年了，仍然留下上天应降的诛罚。并且自从用兵以来，办事多有失误，凡是下达一项诏书，没有一次符合朝廷的适宜。” “凡是制定一项谋略，也没有听说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宽缓和严厉都不适中，行动和静止都违背时宜。说是施德，人民却不肯归附；说是施威，人民却不肯畏惧。威势和恩德既然都松弛了，夷人和华夏之人还会有什么看法？臣如今大略列举八条，只谈军事事务，还没有论及其他。伏望陛下以至明之见，详细选择。” 第一件事，臣听说元昊派来的使者全都经过特别拟定，北方朝廷的部伍十分强盛，言辞和礼仪都很强硬。看他们勇猛强悍、难以控制，善于强词争辩而自我抬高。如果不是使者自己请求出行，就是元昊选派他们，取用他们的谋划，把他们推为心腹。元昊一定认为我们不敢加以诛杀，于是可以任意施行强暴；把能够揣测敌情看作有智慧，把不使君命受辱看作贤能。我们如果察知他们反叛的谋划，明白他们所求的用意，那么留下他们，就会使元昊遂其志愿；诛杀他们，就会使元昊丧胆。所以应当在他们刚到的那天，就把他们全部斩于都市，出其不意，破坏他们原来的谋划。立即宣布天下，使削夺元昊名号的命令得以施行，或者命令将领进讨，或者发兵加强边防；对上可以显示大国不可测度的威势，对下可以杜绝小人喜好作乱的苗头，难道不是很恰当吗？戎人必定畏惧而失去国家，战士也必定因此增加士气，使他们返回远方。如今却从边境把他们召到京城，资助他们贸易，以从容礼遇相待，用厚重财物遣送回去，再用优厚言辞加以安慰抚恤。难道是希望他们改变心意、改变思想，归服义理、向往教化吗？朝廷用诚信结交元昊，差不多已有四十年，他尚且没有怀恩感德的意思，最终发展到违背常理的祸患。难道这点姑息就能使他悔改迁善吗？况且把释放遣返称为怀柔，那么元昊悖逆的本性，怎么会因怀柔而驯服？” “说这是怜悯宽恕吗？那么元昊僭越窃取名号的罪行，怎么能够怜悯宽恕而容忍？说这是另有谋略吗？大体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是办事的人以柔弱退让自处，优游不决：杀掉他，担心他会立即进攻；囚禁他，担心他会找到借口；于是最终将他放回，还优厚地表示宽贷。先前如果不能加以杀戮，只应当在边境交还使者，使元昊无法测知朝廷力量的深浅，这还可以说是良策。召来以后又遣返，有什么长处？这分明是大国的谋略全被小戎猜透，使他实现了所谓能够揣测敌情的智慧，成就了所谓不辱君命的贤能。何况当时正调发军队，车运接连不断，道路上人群杂沓，百姓议论沸腾，使者来往之间把一切都听见看见了。这样谋划事情，正是自取侮辱的办法。臣曾经考察前代史书，看见隗嚣派将领高峻据守高平，光武帝派寇恂前往招降。高峻命皇甫文出面拜见，言辞礼仪不肯屈服，寇恂立即把他斩了。高峻当天就投降了。诸将问：‘杀了他的使者却使他的城投降，为什么？’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如今他的言辞态度不肯屈服，必定没有投降的心。保全他，就会使皇甫文实现自己的谋划；杀掉他，就会使高峻丧失胆气，所以高峻投降了。’又如唐太宗即位时，突厥入寇，一直到了泾州。突厥派其心腹执矢思力入朝窥探，故意张扬声势，说：‘百万大军现在就要到了。’于是请求返回复命。” “皇帝斥责他说：‘我先杀了你。’萧瑀、封德彝请求以礼送他回去。皇帝说：‘不行。现在如果放他回去，他会认为我们害怕，于是把执矢思力捆绑起来，囚禁在门下省，整顿军队准备作战。突厥害怕了，于是请求和好。伏望陛下看看寇恂、唐太宗的做法，再想想今天的元昊，他明显不肯悔过，那么就应当诛杀他派来的使者。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时机一旦失去，就再也得不到了。臣深深想到这一点，万分痛惜。如果事情都像这样，祸患就难以预料了。”

译第二件事，臣私下看到，自从元昊宣布叛乱以来，西部边境震动惊慌；有时元帅大臣请求增援，有时朝廷议论派遣使者；沿边要害之处驻扎的军队虽然不能与往日相比，但也不过一二十万，京师屯卫的军队稍微减少，天下禁军仍然很多，起兵作为援军从来不缺。臣亲眼看见，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四月底，半年之内接连三次拣选军队，每次都派使臣传布诏命；每到一个郡，无不大张声势，还带着数名殿侍，轮番押送人员赴京。乡村百姓惊恐不安，乡军甚至逃窜到山林，钻凿身体，不顾伤残，只求逃避刺面涅黥；过了很久才知道这不是事实，但他们终究已经受到了迷惑。三次拣选士兵的人数，臣不知道；但看这种做法，所征得的必定很少。如果这种事情频繁惊扰百姓，恐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又想到，朝廷内有省庭，外有转运司，以至州县，辛勤办理职事，严厉使用刑罚；凡急需之物，只以搜求财物为务，农田的税收被全部榨取，山林水泽的利益也被竭尽，舟车、房屋、虫鱼、草木，凡是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征收，大家都知道困穷全是由赋税搜刮造成的。自古以来天下收入的财货，十成中有八九供养军队，军队可以说很多，财物也可以说耗费极大。如今刚刚开始用兵，却马上称说缺少士兵；那么不知道从前所供养的军队在哪里，所耗费的财物又有什么用。还没有交战就已经大为惊扰，万一以后接连失败、屡有杀伤，还必须补充兵员、另行设置援军，到那时又不知道要从哪里调发、拣选几番，与现在相比必定大兴劳作。” 凡是登记在兵籍中的人数已经不够，所谓乡军难免要被强行摊派。这时百姓所害怕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事实；如果果真实行，造成的祸患并不小。第三件事，臣看到今年四月中书省下发札子，称臣僚上封事说：‘财赋的来源，各有主管的机构，是由外部补充内部、由下层奉养上层的。’又说：‘还应当取用盈余收入，准备供应京师，请求告诫各路转运司；如果用度有所不足，必须自行筹划支用供给。如果确实周转不出，允许从邻道粮食有余的地方支取，不得再像日前那样请求从京城搬运钱银。’这道命令已经遍行下达。臣听说，百姓是根本；把心思放在百姓身上，国家就安宁；财物是末节，把心思放在财物上，百姓就会反叛。因此，君王应当用天下的财物养活天下的百姓，没有听说过搜刮百姓来损害生灵、积蓄财物来满足私欲。《易经》说：‘用什么聚集人民？回答是财物。’《礼记》说：‘财物分散，人民就聚集。’这是经典中明确的文字。臣认为，国家刚建立时，疆域十分狭小，财赋极少，但征伐没有停止，用度仍然充足。等到太祖完全取得川蜀、河东、江南、两浙、荆南、湖南、广南、闽粤等地，何止万里？不计算各地积存的珍宝财货，当时都运归京师。此后各地赋税输送无不经过筹划调度，每年只留下实际约定的军费，其余每年全部上供。” 百姓所缴纳的财物，连秋毫也没有隐瞒，不分远近，不问寒暑，车运纵横，水陆汇集，官府督责，一刻也没有暂时停止。天下像这样已经七十年了，难道不正是由外部补充内部、由下层奉养上层吗？而且又没有发生战争，华夏安定，平常所需之外并没有其他费用。臣认为，京城的财货本来应当堆积如山如丘，只进不出，没有尽头。各路转运司按照各州实际约定的费用，剩余并不多；其中遇到年成凶歉，就一定减免；朝廷有重要索取，就一定供应。多次搜括以后，只能勉强设法筹集。如果再额外督责，不知道还能从哪里拿出。朝廷既然下诫谕给转运司，他们不敢冒险违抗，又没有办法供应，只有向百姓索取。百姓如果还能拿出财物，难道还能施行仁政吗？百姓又无法禁止官府征取，必定产生怨恨愤怒，损伤和气，逐渐酿成深重忧患。如今元昊骚扰边境，陕西遭受苦难，士卒和战马日益增多，草料粮食很快耗尽；修缮铠甲兵器，修筑城垒，各种劳役纷纷兴起，困难比过去增加万倍。又加上旱灾，农赋没有收成，入中所得并不丰厚，鬻爵所得也不多，几十万军队没有可以依靠供给的财物，只能坐看困弊而不加救济。然而办事的人还说：‘财赋是由外部补充内部、由下层奉养上层的；你们不足，就自己设法经营求取。’” 这究竟是多么严重地违背事理啊！上下相承，内外一体，怎么可以使上层富足而刻薄下层，使外部空虚而充实内部？下层如果困穷，上层难道能够安宁吗？外部如果动摇，内部难道能够稳定吗？何况用七十年天下的收入，来救济今天一方的紧急困难，难道有什么困难吗？如果只是一味搜刮求取足额，使人民无处逃避，变乱怎么会不发生？手脚的祸患还没有消除，心腹的疾病又发作，那么臣就深深替办事的人感到危险。臣不敢远引古事，恐怕烦劳陛下省察，只以本朝的事情作为验证。臣切实听说，太宗皇帝当初充实内库，曾对侍臣说：‘河东与敌境非常接近，我一定要取得它。到那时免不了扰乱百姓，现在内库中积蓄的财物就是用来准备调发军队的，要告诫将士不要再次严重扰民。’后来一切都按照诏书办理，最终没有扰害下层百姓。如今元昊背叛，关中用兵，最重要的是安定百姓，共同防御寇敌；反而吝惜内府中没有用处的财物，扰害四方已经困苦的百姓，吝惜钱财而使人受苦，这远远不是太宗皇帝的用心。臣又听说，君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藏在天下的，是天子的财富；藏在国内的，是诸侯的财富；藏在房屋箱笼中的，是百姓的财富。如今办事的人劝陛下做百姓所做的事，这向天下人显示的气度为什么这样不广大呢？” 而且又说：‘如果确实周转不出，就允许从邻道支取。’邻道的财货各有自己的用度，必定很难借出，只会白费请求筹划的功夫。臣又敢以近日的一件事作为证明：臣切实看到河北转运司上奏，请求割取河东五州十三县的税赋来充作河北的费用；河东本路上奏说一路的费用全靠五州的资助，如果果真割取转移，几乎难以供应。不久便把这件事详细上报，事情已经停止。所谓从邻道支取，只是空话罢了。只有朝廷根据紧急情况加以救济，才是良策。何况从前在无事之时，已经实行借贷，难道如今正当用兵之际，反而还要造成困难吗？前后的情况并不相同，利害关系可以看出。臣认为提出这个计策的人，不是奸诈就是妄言；赞同这个说法的人，不是愚蠢就是阿谀。希望陛下明鉴，以果断的判断处置，那么大事就不会失误，帝业也可以保全了。”

译第四件事，臣切实看到，去年下诏，命令内外两省官员以及各司使、副使中在边境任职的人，还有军职、刺史等将近一百人，分别结罪保举殿直、京官以上人员，保证他们确实没有贪赃私弊，能够充任边境职务。臣听说，有道德的人之后才能认识有道德者的品德，有才能的人之后才能识别有才能者的才能。没有道德的人见到有德之人一定憎恨，没有才能的人见到有才能之人一定嫉妒。既然只是憎恨和嫉妒，本来就不是存有公心。万一才能和品德虽然浅薄，但没有产生憎恨嫉妒，那么他们所见与实际相违、所作与事理相悖，让他们选择人才，又凭什么得到真正的士人？内外两省官员以及各司使、副使，虽然名义上是显贵官员，难道一定都是贤能之人吗？许多人是积累资历而升迁，也有人轻易就取得职位。军职、刺史本来多是武夫，较量武力的人多，见识言语全都很少。如今全都让他们举荐将帅人才，便把边塞的权力交给他们，却不问举荐者本身的才德如何，怎么知道他们所举荐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原本就有嫉妒憎恨的损害，乖戾之心又彼此乘隙而起，那么所举荐的人哪里能够胜任事务？臣又听说，官职大的人，德行未必大；地位高的人，才能未必高。京朝官、殿直一类人中，本来有值得选取的；借职、选人一类人，难道全都没有才能吗？假如两省官员认识一名选人，确实有奇才；又有某司使、副使认识一名借职，确实有特殊才能，借使可以荐举，把他们安置到边境；却因为诏令条文的限制，暂且弃置不用，辗转寻访，另行得到听闻，长期熟悉后再行选择，这当然远不如亲眼看见、亲耳听闻。” 而且官职品级限制得太远，想要选得人才就很困难。臣又听说，善于任用人的人，一定使他适合所任之事；善于驾驭事物的人，不强迫它做不能做的事。这是因为车轮和车辕用途不同，榫头和卯眼形制有别。如果只选取没有过错的人，而不问他有什么可以任用的才能；只看重他能够廉洁守法，而不考察他有什么谋略，那么遇到事情一定会败坏，任职一定会失败。廉洁而无过错，是品行；能够任用且有谋略，是才干。品行主要在于教化引导，才干主要在于经营筹划。处于太平安定之时，适合靠教化引导来施行；处在扰乱的日子，就应当依靠才能经营筹划。大凡担任边职的人，小则据守一个堡障，大则守卫一个州；有时驰骋于战阵之间，有时出入荒远之地，有时筹划粮草，有时熟悉山川，有时施展勇猛来壮大边威，有时实施反间来使敌人疑惑，有时陈述讨伐的方略，有时谋划守御的方法。以上这些事情，都必须借助才干，必须寻求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建立非同寻常的功效。如果只选取拘谨小心、没有过错的人，规规矩矩地守住常规，把他们用于边方，万无一用。不仅没有用，还必定误了军机，只使举荐者容易办事、自己感到便利罢了。以后如果边帅失去法度，拿我们怎么办？臣认为，这道举官诏书只是沿袭平日的做法，实在不合当前时势。臣伏望，边境任职的两省官员、各司使副，或者军职、刺史，不可一概接受诏令。应当命令两府精心选择有才干见识、公众声望卓著、为人们所称道的人，然后才让他们举官。仍应不限制品秩，从借奉、职选人以上都可以充任举主。所保举的事情，必须保证被举荐者能够担任边境重大而艰难的职务。像臣上面所陈述的那样，如果本人办理边事不成，也应当与被举荐者同罪。这样人人都会自我畏惧，哪里敢轻易举荐呢？十人中得到十人，百人中得到百人，不会虚授官职，也不会滥加赏赐，这一点完全可以预见。倘若有人曾经受到牵累，允许他自我改过，能够从沉埋中脱颖而出，必定会有成就。先选择举主，那么所举荐的人就不会错误；不限制品秩，那么低位而有才的人就不会被遗漏；不免除责任和惩罚，那么有过失的人就会受到激励而奋发。利害关系非常明显，完全可以据此施行。但必须使才能和是否胜任都已经显明，赏罚一定实行；国家就不会只有空话，人们也都会受到劝勉。” 第五件事，臣切实听说，鄜延路曾与蕃兵交战，有一名寨主被蕃兵俘获，连同被掳去的军民有很多。西头供奉官、閤门祗候马遵带兵追击交战，立即把他们夺回。延帅范雍和副部署刘平上奏请求酬劳奖赏，朝廷的命令却只让马遵升任东头供奉官。臣认为，元昊僭越尊号，西部边境遭受骚扰，正应当激励武节来安定边患；关键在于善恶一定要辨明，赏罚一定要清楚，这样人人各有报国之心，谁不愿意尽力？赏赐恰当，有功的人就更加受到勉励；惩罚恰当，有过的人就会自行悔改。赏罚不明，功劳和过失都被放纵，彼此转相教唆，谁肯奋发激励？武节不能受到鼓励，戎人的野心就会更加滋长。只有失败而没有成功，只有混乱而没有治理，渐渐浸染而不加救治，最终将互相牵连而一同陷落，大概都是因为没有及早辨明。马遵这个人，冒死出力，冲破坚固包围，带领已经败退的军队进入本来不可能保全的地方，夺回已经被擒获的将士，救出已经被围困的军队。虽然不是大功，也可以说是奇特的节义。何况范雍、刘平是国家正十分倚重的人，他们保奏马遵，按理应当破格升迁；如今只升一级，实在与舆论相违。正当开始用兵的时候，尤其要靠赏赐来激励众人，如果不能恰当处理，必定难以鼓舞军队。臣又切实听说，河北一都巡检王守琪捕杀独流寨逃散的士兵二三十人，从礼宾副使升任供备库使，仍差遣为陇州知州。” 又看到京东都巡检李知和捕获劫贼七人，从内殿崇班升任供备库副使。这两个贼徒只是草野盗窃之辈，本来不是强劲敌人；杀掉他们不足以震慑天威，放掉他们也不能造成大患。可是王守琪却突然升迁十多个等级，李知和也越级升了两资。至于马遵，出境讨贼，不顾个人生死，像救援溺水、扑灭火灾一样，使人都得以保全生命。对上可以壮大朝廷的威势，对下可以压制僭越国家的强大。与王守琪、李知和的功效相比，马遵远远超过他们；与王、李二人的升迁酬赏相比，却差了数倍。边臣看见这种情况会失去脸色，元昊听见这种情况会更加增长奸心。这样用人，正是招致寇敌的办法。

译第六件事，近来七月中旬，臣听说中书、枢密院共同进呈招募擒获元昊的科条格式，于是向天下公布。臣切实认为，拓展边界、防御异族，西域各羌自唐末动乱、五代争战以来，占据了自己的土地，夸大自己的疆域，时常肆意猖狂，很少能够怀柔使其服从，常常造成边患，使王师屡受劳苦。历代把他们当作荒远之地的部族置之度外；国家却把他们引为宗属，授予节旄，割让赏赐名城，世袭王爵，供给十分优厚，贸易迁徙从未停止。他们国家的富强，全都是依靠我们的资助。这样使偏远一隅洗除僻陋，那么我们对西夷的恩德难道还不大吗？盟誓始终不变，我们从头到尾没有辜负他们；元昊却不图报答效忠，动辄肆行顽凶，欺骗诬蔑上天，僭越窃取帝号，理应发布正式诏告，迅速置于公开诛罚之中，或许可以伸张征伐的权力，以快人神共同的愤怒。何况自西部边境发生变动以来，天下震惊，众人都睁眼观看、竖耳倾听；有人说朝廷有上策，朝堂有奇兵，怎么容许有臣子敢于发动叛乱？人们仰望等待，把一天当作一段很长的时间；将近半年了，却没有听到下令。过了很久才施行削夺名号的惩罚，又颁行招募赏赐的科条，这是多么狭隘啊！事情在开始还没有作为时，实际情况还无法测知；一旦告谕天下，大家都知道朝廷没有谋略，谁不会怀疑朝廷自己胆怯，不敢诛杀元昊，只是又担心长久没有处置办法，姑且设置赏格招募来敷衍天下人的期望呢？” 这样做只会显示我们的软弱，不足以使人厌弃敌人。向人显示强盛，尚且担心振作不起来；向人显示软弱，那种弊害怎么说得尽呢？所以《尚书》说：“安危在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在于任用什么人。”如果说元昊只是小小的戎夷，不必耗费民力，只诛杀首恶，便足以取得和平，那么臣请求从头到尾陈述此事。臣切听说，自从边事刚刚出现警报，朝廷便调发军队，集合杂类器械，堆满官府和民间，各地都为道路运输而忙乱得像沸腾一样。更换边地官吏，筹集军粮，关辅地区大为骚动，百姓已经困苦，哪里能说没有耗费民力呢？募兵令一旦施行，敌人的情报就更加秘密；知道我们在暗中征募，便更加周密防备，增置守卫的士兵，广泛招募抵御外侮的人，睡觉吃饭都必定盘算计谋，出入行动都必定随机权变，一动便有谋略，大做防备，这样哪里还能够只招募首恶呢？况且募兵之法，起于秦朝乱世，用于末世；三代以后，从未听说有这种做法。难道我太平时代、天下一统之时，偶有小丑背叛，考察典章法令，自有讨伐防御之道，而执事大臣却不制定良策，竟劝陛下实行秦朝乱世、末世的事情吗？这种做法既不是至公的谋略，也不是常行的法令；但若有不得已的情形，也有时会采用。为什么呢？因为苦于用兵，始终不能擒获敌人，便想出辅助用兵的办法，于是实行募兵；汉高祖对项羽时就是这样。军队突然失败，敌势转而强盛，内心怀着震恐，计策无从想出，于是实行募兵；王莽对刘演时就是这样。用兵不能统一调度，被敌人分散牵制，又受到敌人乘隙攻击，力量不能应付，于是实行募兵；梁太祖对刘知俊时就是这样。一个人突然逃走，不知敌人从哪里来，即使有强大的兵甲，也无法进一步讨伐，于是实行募兵；楚平王对伍员之类就是这样。即使设置募兵赏格，却一个敌人也没有擒获，这说明募兵赏格没有用处，不能完全依靠它，已经很清楚了。如今元昊刚刚叛乱，还没有进行过大战，并不是苦于用兵；军队屯聚在那里，白白消耗边地粮食，也不是军力突然失败；各方面都没有震动，只有西部边境出现警报，也不是用兵不能统一调度。元昊占据整个夏国，拥兵而不肯臣服，并不是一个人突然逃走、使人不知所从的情形。臣由此看来，现在实在不是使用募兵赏格的时候。况且我堂堂大国，坐视一个小丑；何况我们正义、他不义，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执行朝廷的大刑，符合天下公议，举动不失体统，行动都有正当理由。想征讨就征讨，足以显示威猛；想防守就防守，姑且用来显示宽容，表明以大国制服小国的权力，实行禁止暴乱、安定百姓的道理，向天下发布号令，岂不是伟大吗？为什么竟然暗中募兵、苟且求取，偷偷谋划窃取，像盗贼抢劫一样，不敢公开行动呢？如果说这是容忍，那么元昊的罪恶不可容忍；如果说这是疏忽，那么元昊的谋略不可疏忽；如果说是爱惜财用，那么财用已经耗费了；如果说是爱惜百姓，那么百姓已经劳苦了。何况已经派遣了很多援军，任用了很多将领，边境骚动不安，日久拖延，却反而只停留在使用募兵上，再没有其他谋划，把希望寄托在它上面侥幸求得安定，还说已经得到良策。用这种办法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用这种办法来安定君上的心，臣深深替执事大臣感到羞耻。军队既不出动，募兵又没有收获，为此迟疑阻挠，戍边粮饷却不能减少，国家费用将要耗尽，民间财物又被搜取，怨恨和叛乱必定发生，内外合力进攻，臣也非常替陛下忧虑。元昊既然怀有叛逆的谋划，他一定会大做防备。如今听说上下都在发布募兵赏格，他自然知道可以高枕无忧；外族之心本来就畏惧强者、欺凌弱者，于是更加放纵暴行，最终酿成深重忧患。如果是诱使他前来，自有办法策略，那不是臣所知道的。万一执事大臣的谋划不善，手段只到此为止，迁延时日而玩弄敌寇，姑息纵容而养成奸恶，等祸患已经形成、计策已经穷尽，敌势已经壮大而我方力量屈弱，那还有谁替陛下谋划呢？第七件事：臣恭闻今年秋初，夏守赟担任枢密使。枢密使的职任掌握国家大权，起于唐朝，起初任用宦官，后来世代相沿，改用武臣。国家给予的恩遇礼制越来越隆重，委任尤其重要，掌握天下兵权，代天子施行武威，权势与中书省相当，号称“两府”。如果只是转而授予这种人，还不如让这个职位空缺。夏守赟早年侍奉先朝，曾经参与东宫属官之事，后来由于攀附权贵，逐渐得到显赫荣宠；只知道侍奉贵人、骄傲自满，完全不思敬畏谨慎。他每次更换重要职任，都颇缺少清正名声，才能技艺无人知晓，也没有公正忠诚的品德。一旦被提升到众多贤能之人的上面，让他参与筹划万事的关键，朝廷命令虽可执行，人心却不认可。何况元昊制造事端，西部边疆正在用兵，对上要依靠圣明睿智的谋略，对下要采用枢密大臣的计策，希望达到安定太平，以安抚百姓。本应精心选择有才能的人，削平祸乱，却不询问他的德行，仓促任用此人，不问贤能愚劣，都被人轻视讥笑。枢密使，在内要陶铸、训练武臣，在外要镇守安抚四方异族；无事时坐镇枢府，掌管军机，修治武备；用兵时指挥谋划方略，以消灭仇敌。这四项事情，守赟都不能略知一二，却正当用武之时，让他履行论议军兵的职责；如果不误国事，又还能做什么呢？虽然枢密府的权柄不专属于一个人，但大体说来，任用贤能，难道应当像这样吗？《传》说：“得到贤能的人，才能为国家建立太平的根基。”

译《尚书》说：“不要建立政事却任用奸佞之人，只有任用贤良之士来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 这就是说，贤能的人可以建立太平，奸佞之人不能参与政事。当初陛下任用守赟，大概是认为贤能的人可以建立太平，所以才任用他。如果知道他是奸佞之人，就一定不会任用他。假如陛下任用了他却不知道，这是执政大臣缄默不言的过错。在和平之日任用他，已经可以说是滥授官职；把他委任在艰难时期，更是任非其人。英杰之士因此离心，奸雄之徒因此生出野心。只有得到贤能的人，才能平定祸乱。臣又听说，治理国家，得到人才就安定，失去人才就危险；得到人才就显得重要，失去人才就显得轻弱。唐朝郭子仪，是关系国家安危的人；他入朝，天下就安定，他出征，天下就危险。裴晋公，是关系国家轻重的人；他进用，朝廷就显得重要，他退处，朝廷就显得轻弱。如今守赟恰恰相反，他在朝廷，虽然还没有立即导致危险，也可以说是使朝廷显得轻弱了。应当立即罢免他，以提高朝廷的声望，借此表示陛下不偏私于一人，而是为万世着想。臣还担心，有人因为他曾经攀附权贵，便说他是亲信、可以任用；因为他长期担任寄任之职，便说他是耆旧、值得尊重；因为他的官职是节制，便说他懂得军事；因为他的相貌很魁梧，便说他能镇服风俗。这些都不对。只有完全出于公心的人才可以作为亲信，而不在于他是否靠攀附得到际遇；只有德行深厚、资历久远的人，才可以称为耆旧，而不在于他担任寄任之职多不多。有才干武略而又爱好学习，才能懂得军事，并不在于官职高低；有才德本领而不轻佻，才能镇服风俗，并不在于相貌。臣恭请陛下考察守赟所树立的品德，检验守赟所做的事情，看他是否可以称为完全出于公心、德行深厚的耆旧，是否可以称为有才干武略而爱好学习、有才德本领而不轻佻的人。臣对于守赟，爱憎与此事无关，声望行迹也没有交往；并非有家世方面的嫌隙，也没有俸禄官位方面的利害，却进献这番言论。只是听到公卿们的议论，认为此事有值得惋惜之处。臣微薄而诚恳的心意，实在希望详细陈述。第八件事：臣恭闻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朝廷不断调遣武臣前往那里，但他们经过宫阙之下请求觐见时，往往不许多见。臣仔细考虑，所谓未见其宜，大概有几种说法：若说天子至尊贵，不能让小臣冒犯亵渎，那就不是询问下情、广泛接纳意见的办法；若说这是遵循旧例，从未允许小臣请求觐见，那么如今用兵，关键在于打通堵塞，不是遵循旧例、阻绝臣下意见的时候；若说武臣大多鄙陋，不能让他们轻易面对天子，那么既然已经委任他们、任用他们作为有用之人，就不应轻视他们；若说朝廷授官自有命令，各人职掌自有范围，不必让他们面奏，那么用兵时事情与平时不同，本职可能有所变更，职掌范围也可能有新的规制，朝廷从哪里听到这些情况？这并不是广泛查究利弊、剪除凶恶的意思。根据这四点来考察，臣所以说，仔细看来，这种不许觐见的做法并不合宜。如今边寇正在兴起，陕西大为骚扰，朝廷多次发兵，选用武臣；他们虽然直接是为了抵御敌军，大概也兼有防备其他盗贼的任务。凡有武臣请求面奏，必定是边事有所闻。陛下听朝政事之余，何妨抽空见他们一次？把他们召到近前，从容接待，收敛威严的脸色，加以善意诱导，使他们不再恐惧，把一天所知所想全部陈述出来；然后观察他们奏对的是非，考察他们志趣的邪正。可取的就予以奖励激励后遣送，不可取的也宽厚容纳而遣退。这样，他们自然会认为官家知道我的姓名，已经把身心托付给我；不担心边地奏报得不到省察，也不忧虑权臣嫉妒贤能，于是各尽心中所怀，没有不感激喜悦的，勇猛精锐地离去，以竭尽全力为期，刻意立志消灭凶敌，立功报答君主，职分和事务哪里会有不安定的呢？圣人之所以能感动人心而使天下和平，大概就是运用这个办法。又何必忧虑叛寇？何必怜惜用兵？陛下勤劳国事的心意，难道还不至诚吗？接纳臣下的礼意，难道还不优厚吗？所听所见的事情，难道还不广博吗？如今却拒绝他们的请求，不让他们觐见，便无法辨别奏对的是非，也不能知道他们志趣的邪正。他们又会认为，朝廷虽然派我出行，官家却从未见过我的面，只根据职任差遣我，根本不察知实情；胸中的话不能伸展，只好闭口离去。到了边地，边事拟定要奏报却不敢奏报，军事机密想陈述却不敢陈述；有的担心圣明听不到，有的忧虑被权臣嫉恨。人人都害怕获罪，谁肯尽心？即使有秘密奏闻，哪里比得上当面奏报？这样，陛下勤劳国事的心意就懈怠了，接纳臣下的礼意就减薄了，所听所见的事情就狭隘了。祸患不滋长蔓延已经是大幸；若希望敌寇迅速平定、战争迅速停止，则是不可能的。议论此事的人又对臣说：这并不是君上懈怠勤劳、疏远接纳臣下，而是执政者自己知道其中缘故。他们常常担心因此获罪，不愿意允许别人破格入殿，或者论奏四方事务，或者陈述两府大臣的罪过，使圣人能够开通耳目、明白事理；这样做并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只奏报说：“某人已经有了差使，某人已经得到升迁补授，所请求的入见不宜允许。”他们只是希望求取额外的荣宠，另外希求赏赐，借此欺瞒君上；君上如果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便以为阻绝天下的是非、堵塞天子的耳目，是保全自身的计策。臣说，如果果真有这种事情，那不是臣所能知道的；只在于陛下察辨他们是忠是邪，决定任用或罢黜他们，这就是百姓的福分，也是国家无穷的庆幸。

译（原文至“以”字后残缺，无法完整翻译） 若北敌派使者以此事前来责问，那么朝廷拿什么话来答复？又担心元昊如果不向朝廷称臣，北敌一定会说：“元昊本来向南朝称臣，如今元昊既然不再向南朝称臣，逐渐成为敌国，那么元昊就与南朝相等，只有我们契丹独自尊贵了。”臣认为北敌因此会更加骄横，必定自喜于取得名分，并暗中决定将来一旦有些嫌隙，便借此有所要求；那时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来对待他们。臣日夜思考这两件事，必定有一件会发生；不可不深谋，不可不早作打算。希望朝廷暂且坚持北敌所订的约定，再加以裁量选择，不可轻易过分答应，这样才不至于另外产生后患。臣又担心延州和京师负责此事的人，只贪图成功，不替国家考虑日后的祸患。恳请陛下与两府臣僚深切谋划，务必做到将来没有后悔，然后再依计施行；这就是天下的幸运、国家的福分。臣诚恳至极，不能自已。”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四方异族 宋仁宗康定元年，同知枢密院事陈执中论述西部边境事务，进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元昊乘天下长久不用兵之机，突然在西部边疆发动叛乱；他以防御兵力来困扰精锐士卒，用甜言蜜语取悦守边大臣，突然接连侵犯亭障，延安几乎不能保全。范雍采纳他的诡诈说法，失于戒备森严；刘平任凭轻率急躁的心性行事，丧失了所属部队。上下纷乱，远近惊骇。自从金明李士彬一族被攻破，边防篱落大为毁坏；从塞门到金明二百里，应当分列修筑三座城池，每城驻屯精兵一千人，并招募当地百姓充任弓箭手。敌寇大举来袭，就进入城垒固守；敌寇人数少，就可以自行驱逐。每座城选任阁门祗候以上的寨主、都监，另以诸司使担任芦关一路都巡检，用来补上士彬留下的空缺；仍以二千名士兵作为三寨的援军，使上下相互接应，左右彼此照应，形成不可攻破的形势。对于沿边长期居住在汉地、从未逃亡迁徙的熟羌，应当交给边臣抚慰保存；对于暗中与贼谋相通、反复无常的人，应当攻破驱逐。至于新近归附的黠羌，更加难以信任。有人主张结交西域各国，作为天兵的援助；但戎人贪婪而没有亲情，彼此争强、不肯居下，恐怕只是白白耗费金帛，最终反而耽误侦察指挥。” 泾原的康奴、灭藏、大虫巉等族长期居住在内地，常有反复之心。又让瞎毡担任防边巡检；他既然对父亲不孝，怎么肯对国家尽忠？在交战之时，如果他们与贼军相互配合，从前后两面出击，那么疆场的忧患将是以前的百倍。边兵稍受挫折，只是皮肤上的伤；民力已经穷尽，却是心腹之疾。凡是军需一从百姓那里征取，便是丈夫运输、妻子供给，父亲牵挽、儿子肩挑；道路上充满愁叹，村落空虚。如今又要全面修筑城池，想采用河北的制度，并且要求到夏天完成；即使神灵运送也未必来得及，何况民力呢？在四路用兵的边郊、列城防御敌寇的地方，骑兵不能并列驱驰，车辆不能并排行进。只有泾州的镇戍军似乎稍微少而平易；如果不责成外部守备，却劳累内部营造，实在会成为狂童的笑柄，不能算上策。大型徭役已经兴起，春季播种不能进行；粮食耗尽就会灭亡，力量耗尽就会发生混乱，成百上千的恶党聚集起来，小则劫掠道路，大则攻打县镇。外有贼兵骚扰，内有群盗侵扰，臣恐怕陛下日夜忧劳的事情，不只在一个方面了。请暂且修治边境城池；其次，沿边如延州的鄜同、环庆的邠宁一带，不过五七处，酌量加以营建修葺，这样征发赋役既可减少，民力也能稍稍恢复。” 还必须逐渐减少土兵中的骑卒；土兵增加，守御便有保障，骑卒减少，转运粮饷的负担就可以免除。应当用优厚爵秩的办法来诱导兼并之人归附，放宽茶盐禁法来招引商人入中；安静守备以使敌人骄惰，积蓄锐气以挫败敌人的锋芒。还必须主持支持将领，使横加的议论不能达到他们那里；这样忠臣才能竭尽节操，勇士才能忘却生死。”}], 庆历三年，侍读学士欧阳修论述朝廷讨论元昊请求通和之事，上奏说：“臣近日曾上奏，论及今后军国大事不必保密，请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讨论。近日听说元昊再次派遣的使者将要来到京城，是否与他讲和，就取决于这次使者来访。臣私下估计，朝廷的谋划应当考虑周全，制定成算。臣认为这是当前最大的一件事，天下的安危都系于此。如今公卿大夫中爱戴君主、忧虑国事的人，人人都替陛下深思熟虑，唯恐朝廷防备失误，落入敌人的奸谋。众说纷纭，彼此各有议论。有人说：天下已经困乏了，如果不讲和，力量就无法支撑，稍微向他屈服退让，可以暂时缓解祸患。有人说：羌夷险诈，即使讲和也不敢停止用兵，这与不讲和原本没有区别，只是白白承受屈服退让的羞辱，完全没有缓解祸患的实际效果。有人说：自我屈抑意志、议和之后，不过是退下来休养，训练军队和士卒，把它作为日后的图谋。然而这也一定做不到，只要看看河朔的事情就知道了。大概敌人刚一讲和，我们便忘了发愤图强，因循懈怠，废弛军备，祸患反而越来越深。即使元昊称臣，西部边境减少费用，我们不放松武备，也不忘记日后的图谋，仍然有很大的忧患：北方敌人将把通和之事揽作自己的功劳，过分提出要求，于是发动战争，这样只是在关西暂时平息小祸患，却又在河北重新产生大祸患。” 臣忝居掌管耳目、负责监察言论的官职，见到国家有大事，广泛采听外间议论，所听到的意见就是这样各不相同。然而大体上都认为，讲和就困难，不讲和就容易；不讲和祸害少，讲和祸害多。但臣又不知道朝廷究竟打算怎样，准备如何议论此事？臣看到汉、唐的旧例，大事必须在朝廷上讨论，这是因为朝廷要显示宽广，不愿自我局限；谋臣要思考公义，大家都不敢自以为是，所以办事多能合乎众意，众人也都心悦诚服。臣恭敬地思考，国家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常常把大事保密，起初想隐藏并加以保护，不让人知道；等到处理失当，难道还能遮掩吗？臣认为不如采取最公正的意见，收集众人的良策，等到他们都没有什么长处时，再采用朝廷的谋划，本来也还不晚。关于元昊请求讲和之事，伏望在使者到来之前，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讨论。臣从早晚以来，向各处询问访察，已经听到众人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把他们一并召集到朝廷，各自陈述见解，一定会有长处，可以补助万一。” 欧阳修又论述不能让朝臣负责陪伴元昊来使，写奏状说：“臣听说朝廷打算让殿中丞任颛负责陪伴元昊派来的一行人。臣私下知道元昊这次来完全没有好意，不肯称臣，索取的物品又太多，他的志向不小，正是想凭借强力逼迫威胁我们。既然朝廷不能答应他的要求，那么对待他的来使，各方面都不可过分。至于礼数的厚薄、赏赐的多少，虽然说是小事，不值得计较，但其中关系到的事情却很重大。凡是交战国家的使者进入大国，必然要窥伺将相是勇敢还是怯懦，察看国家是强盛还是衰弱。如果看见朝廷的威怒还没有消退，形势也没有削弱，他一定会先担心被斩杀，其次又害怕被拘留；即使偶然能够活着回去，也会认为是大幸，这样我们的弱点就没有暴露，他强硬的言论也可以坚持。如今如果马上损害国威，过分加厚礼遇，先使自己显得软弱，助长他的骄横之心，使他知道我们可以欺凌，那么双方的议论就更加难以达成一致了。如果一定要办成这件事，就尤其应当以镇定庄重为先。况且这次议和必定不能成功，白白损害国体实在可惜。上一次元昊来使人数很少，朝廷只派一班行人接待他们；这次来的人逐渐增多，便派朝士接待。如果以后来的使者越来越多，就必须派近侍了。这样是他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弱。”